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时间：2023-02-23 16:24:07
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rta；贸易效应
1 区域经济合作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
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有多种，andrew wyatt-walter 认为“从原则上说，经济区域化可以涉及毗邻经济体之间的商品市场一体化，进而至商品与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再而至市场与政策一体化，以致完全的经济和政治同盟。” 具体而言，根据成员之间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同可划分为成六种形式：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其中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最为重要，影响最为广泛。
在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中区域自由贸易协定（rta）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运作的rta中，90年代成立的72个rtas，占总数的36.9%，本世纪成立的117个rtas，占60.0%。rtas的迅猛发展引起了诸多学者关于rtas与wto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非歧视性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两者关系的高度关注。随着全球rtas数量的不断增加，rtas之间的重叠程度也不断提高，bhagwati（1992）提出rtas是否威胁到了多边贸易体系问题，同时krueger（1995）也担心区域性ftas的建立将会产生寻租者，西雅图wto部长会议的失败进一步暴露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也有学者从法律角度，如foost pauwelyn研究wto保障机制针对区域贸易集团做出的对应措施，范黎虹、韩龙、周阳、张洁等也分析了区域贸易集团与wto基本规则之间的法律关系。陈泰锋和贺剑瑜对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出的许多新特点、新变化和新动向将会对全球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剖析，并阐明了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合作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
2 区域经济合作在经济领域的成效
2.1 引力模型在经济合作领域的应用
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在经济领域的成效主要表现问从静态和动态效应，其中静态效应分析主要体现在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上，最常用工具就是引力模型。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他们指出两国双边贸易流量的规模与它们各自的经济总量呈正比，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呈反比。其中，出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供给能力，进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需求能力，双方的距离（运输成本）则构成了两国之间贸易的阻力因素。原始的引力模型采取对数形式后表示如下：
2.2 引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静态贸易效应
利尼曼（lineman，1966）将人口数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规模的变量加入引力模型分析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继利尼曼后，对贸易引力模型的发展主要局限在增加解释变量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更是被广泛地加以应用，尤其是在分析区域经济集团的贸易效应上，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如matyas（1997）以混合横截面数据固定效果的方式对区域集团效应所作的分析。经济学家为了检验政策、历史、文化等因素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又逐步将优惠贸易协定、贸易限制措施、殖民关系、共同语言等指标加入到引力模型中（imf，2002）从而使引力模型得以更好的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随后许多学者应用贸易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流量和流向作了实证分析，celine carrere（2002）用引力模型对贸易流向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区域贸易协定在使区域间贸易增加的同时，通常从世界其他各地的进口和出口也都成倍的减少了，这证明区域贸易协定产生了明显的贸易转向效果；balistreri、anderson和 wincoop（2003）等，他们的回归方程大多为对数线性，虽然各自的解释变量不尽相同，但回归结果大都能有力地解释贸易量。国内学者舒波（2004）等人通过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成效的研究，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大大加快了其成员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不但扩大了地区市场容量，还加强了各成员国间优势互补和地区范围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形成了“贸易创造效应”。jeffrey frankel认为正式的区域安排还对贸易模式产生明显影响，而且远超乎近邻之间的自然通商。石岚、毛志文（2006）对区域经济合作推动跨国公司发展从而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2.3引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动态贸易效应
lisandro abrego， raymond riezman， john whalley（2005）采用定量方法，即一般均衡模型对关税同盟中的国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关税同盟增加了全球福利。从发达国家之间组建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来看，由于供给和需求曲线较为平坦，贸易创造效应较大，且非成员国的产品成本不占优势，贸易转移效应较小，因而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福利正效应较为明显。宋岩、侯铁珊（2006）对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国社会福利效应进行纳什均衡分析，得出区域贸易协定的建立不但能够进一步深化多边贸易合作，而且可以维持成员国的福利水平，并能进一步强化非成员国寻求加入该rta以使本国福利水平最大化动机的结论。
布朗、罗布森、库珀和小岛清等人进一步研究了标准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认为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经济合作静态效应不明显，发展中国家借鉴标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应强调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态效应和对外保护作用。希托夫斯和德扭（2004）的“大市场”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使区域外国家为了保持原来的市场和产品竞争优势，会选择将生产转移到区内，绕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因此，区域经济合作使外资通过区内设厂生产，绕开区域经济同盟的壁垒限制，从而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susan f.stone，bang nam jeon认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不但使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出新的贸易流。王瑛（2004）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梯度，这种梯度产生了经济技术推动力，从而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提供了“多赢”的合作动力。陈秀莲、杨丹辉（2006）等还研究了区域经济合作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不仅推动了区内贸易的增长，而且使成员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利用现有要素禀赋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并保持较高产业转移增速从而使成员国从中受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促进技术进步。
3 区域经济合作在非经济领域的成效
richard n.cooper、charles p. kindleberger、susan strange、robert gilpin、等则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采用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研究方法、现实主义的大国关系研究方法和国内政治研究方法及建构主义的社会化研究方法，分析了地区主义和新地区主义，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稳定了邻国之间关系，潜在的缓解了紧张局面，降低了邻国间移民、发生的可能性，并改善了成员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提高其国内安全系数。国内学者卢光盛、王逸舟、庞中英等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合作在非经济领域产生的成效，研究显示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非经济收益主要体现在区域政治、安全、文化融合、公共产品合作及外交等方面。李向阳（2005）分析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使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度不断加深，从而促进了区域范围内公共产品，如环境保护、能源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等方面合作的逐渐增加。张骥、闫磊（2004），朱显平、李天籽（2006）等分别对东盟、南方共同体、欧盟等主要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非经济成效进行了分析。
除上述在非经济领域产生的成效外，部分学者还对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非传统收益进行了分析。patterson（1966）分析认为区域合作可以使成员国“更好的抵御其它区域集团的歧视性影响”，从而提高自身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影响力，实现谈判国家利益的最大化。fernandez， r.j.portes认为一国加入区域合作组织有助于向外界发出清晰而可靠的信号，以吸引投资者。李向阳（2003）认为区域经济合作使小国有机会通过让步获得了大国给予的“保险”以获得进入大国市场的保障和免除发达国家歧视性的反倾销行动。刘玉贵、张雯（2006）认为区域经济合作促使各国保持其政策的连贯性、可信性，并不断建立起协调一致的机制，从而锁定改革进程，不断完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逐步提高政府信誉。
4 对国内外研究区域经济合作文献的述评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文献，首先，研究成果卓著，尤其发达国家的研究较深入，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多数研究都以欧洲经济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其次，较多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立足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框架，这是基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并不代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同样的效果。最后，我国研究的区域经济合作文献多数从政府、组织和企业的立场出发，鲜有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使得最终的结果不免带有一定的色彩。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应该着眼更长远，才能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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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2篇
关键词：欧盟 东盟自由贸易区 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10-019-02
一、欧盟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历史背景
欧盟是一个集政治和经济合作于一体的经贸合作集团，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始于1950年。欧盟的宗旨是务求降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邻国之间冲突和争端，从而提高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水平以及发挥出每一个国家自己独有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于1992年，是一个可以给成员国提供讨论地区问题的平台，因此可以促进地区间的和谐与安全。另外，东盟对于降低区域范围内成员国之间的关税贸易壁垒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欧盟与东盟当前在世界的位置
区域经济合作给成员共提供了地域上的便利，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土的合资与工业区域投资，这样能够使一国的经济规模扩大。然而，目前亚洲的经济发展现状与西欧和北美比较起来，还是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在各种不确定的因素的情况下合作，会增加贸易壁垒的风险。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相关措施与规定会给一些非成员造成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动荡。
三、区域经济合作的三大主题
（一）主题一：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关系
有效的区域经济合作涉及到贸易、外商直接投资、金融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全面发挥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可以帮助每个成员朝着经济的合作与协作迈向更大的一步。欧盟和东盟都可以被看作是迈向全球经济合作与协作的垫脚石。东盟不仅可以保证区域内的贸易与投资在一个正式的合作机制下进行，而且对于亚洲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以及安全合作，都起到了非常积极主动的作用。对于东盟此作用的关注，能够帮助成员国提高本国的披露以及公司治理的能力。欧盟提供独有的贸易自由化形式，区域经济合作以及议会间的合作形式，这一战略可以帮助提高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此外，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区域经济合作将会对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各国政府对于欧盟与东盟持有不同的态度。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是东盟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同时东盟也对中国的贸易起着重要的影响。日本政府对能够继续扩张其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兴趣，同时日本也展望未来能够依托东盟的发展来帮助日本更好的发展局域合作事宜。对于欧盟来说，德国政府认为在金融危机时期，欧盟对于德国政府以及一些欧元区成员国的政治以及经济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最后，英国政府非常认同2004年欧盟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因为这样可以帮助各成员国推进其民主化进程以及提高经济合作的程度。
（二）主题二：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潜在影响
区域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会导致潜在影响的发生。第一，因为区域间的贸易与投资会给贸易流量带来直接的影响与后果，而且还会影响到对于外商投资的吸引力。第二，财政与货币合作对于区域间的资本市场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区域间经济与财政的发展能够帮助各行各业的公司更合理的管理与调度资源，于是经济环境会变得相对更稳定，金融资本市场会发展的更加稳健。此外，不同环境集团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合作和发展。例如，澳大利亚的环境集团对于当前东盟地区的煤炭发展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太过于侧重煤炭行业的投入会增加污染环境和全球气候变暖的风险。
（三）主题三：主要经济体的特别作用
欧盟与东盟的主要经济体，例如中国、德国和法国，这些经济体在推动与提高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水平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这些国家既促进本土与全球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加深了区域间的合作协作水平，最后也影响到邻国对于全球经济的管理方式。
四、东盟与欧盟的共同点
（一）语言
东盟与欧盟有着非常多的相似点。第一，东盟和欧盟都是由使用不同官方语言的国家组成的。在欧盟内部，成员国使用德语、英语、法语、荷兰语等，因此语言在欧盟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英语被认作是使用最普遍的语言，可是法国和德国并不认同。所以，所有成员国的语言都被作为在欧盟的官方语言。与欧盟非常相似的是，东盟成员国也使用不同的语言。但是在东盟，唯一出现在会议与文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同时英语也被看作是通用语，这对于东盟内部的语言与教育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二）目标
东盟与欧盟的共同目标都是希望能够提高区域内的经济增长，加强区域合作发展，加强各领域的合作，从而保持区域间政治与经济层面的和谐发展。除此之外，这两个机构设立的初衷都是希望通过合作来减少由于不稳定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东盟的设立更多的考虑不是经济，而是追求更稳定与安全的政治局面。对于欧盟来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联合西欧国家，一起去对抗二战后的一些国家与地区对于欧洲带来的风险。
五、东盟与欧盟的不同点
（一）经济发展水平不一
东盟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通过本文上述的讨论得知，欧盟的成员国都是经济发展水平与GDP相似的发达国家。但是，即使东盟的大部分成员都属于经济发展中国家，然后很大一部分国家仍然是处于经济发展非常缓慢的阶段。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区域经济合作可能会受其影响。欧盟是经济发达联盟，于是其相对稳定而且相似的经济环境可以为该地区的进出口事业提供很好的基础。然而，东盟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均，有可能会引起成员国之间的意见与建议出现分歧。
（二）国情差异
欧盟成员国主要是以高科技为立国之本，科技实力明显高于东盟国家，研究重点比如说是大型重型机械以及负责航空模型。相比起来，东盟国家更多的是以提供传统的劳动力以及原材料为主。欧盟的现代科技可以使得欧盟里面的西欧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更加迅速，从而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然而，以依赖传统劳动力以及原材料为发展依据的东盟国家，会放缓其经济增长的步伐。
（三）管理层面不一样
欧盟的两大领头国德国和法国，主要负责保证区域内短期与长期的稳健发展，同时也要保持自己原有的竞争优势。除了主要领导国家之外，欧盟成员之间可以随时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及谈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盟组织里面并没有官方的领导国家，可是成员国之间相互紧密合作。因为没有官方的领导国家，所以当冲突或者问题出现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出来协调解决争端以及处理问题，这样对于东盟成员国来讲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而且在成员国商讨的时候，由于没有主导国家，因此共同的目标和方向就不是十分的清晰。
（四）文化差异
欧盟与东盟之间的文化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会涉及到政治、经济以及道德层面。文化多样性是亚太地区最主要的议题之一，在亚洲，文化的差异譬如经济发展层面、生活水平等，对于东盟来说要达到高水平的经济与政治协作，和欧盟比起来要困难得多。除此之外，东盟成员国内人口数量的不平均，人口素质的不平均以及国土面积的差异，也会使得东盟比较难达到和欧盟同等的发展水平。最后，东盟的结构和欧盟比较起来要明显松垮得多。因为东盟有不同的位置，这样会在成员国合作的同时产生贸易壁垒。相反，欧盟成员国无论从经济发展、地理位置来说都是比较类似的，这样就会使得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顺畅，因为合作所产生的冲突与矛盾也会相应减少。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主要讨论了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欧盟这两个贸易集团。欧盟当初建立的目标是为了减少因战争与冲突给成员国带来的不和谐。东盟的建立是为了满足亚太地区间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合作需要。本文同时提出了几大讨论的主题，区域经济的联系，全球经济的管理，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主体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不同利益相关人的观点。欧盟与东盟成员国的语言、文化、领导层面各自对区域经济都有影响。最后，目前东盟的发展仍然落后于欧盟，而且东盟也在努力的建立自由贸易区。东盟成员国应该建立自身的有竞争力的产业，改善领导层面的建设以及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沟通，而欧盟则需在保持现有水平的基础上努力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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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广东广州 510800）
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3篇
1.完善的机构设置，为跨界治理提供制度基础
当今世界组织间网络合作的成功典范莫过于欧盟的区域合作。在纵向上，欧盟区域合作的组织体系形成了超国家、国家、跨境区域、地方等多个等级层次，实现了各个层次的权利平衡和利益表达机制的畅通。就横向看，欧盟的区域协调组织名目繁多，在整个区域合作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过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日益彰显出公共部门、私营机构与第三部门的“合力”作用。在这些组织群体中，区域协会、银行、利益团体、政策联盟、政党、公共舆论等形成几股重要的力量。这一系列区域合作的制度框架，形成了一套稳固的制度基础。
欧盟是一个“特殊政体”，一种远远超过国际组织，但又不符合联合国国家思想的政治体制。这一“特殊体制”显示了欧盟在协调跨界行政主体方面的能力，其能力是由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目标和工具以及执行政策目标和运用政策工具的组织形式所构成。欧盟共有5个主要机构，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其他重要机构还有欧盟审计院、欧洲中央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区域委员会、欧洲警察局和欧洲军备局等。
2.坚实的法律基础，保证了合作组织与政策工具的合法性
政策是行为主体制定的，而且还需要由行为主体来运用，行为主体制定和运用政策工具还要有相应的合法性。因此，组织机构及法律框架构成了欧盟经验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是欧盟的法律基础，它规定了欧盟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以及政策行为主体的组织架构。根据这个法律，欧共体的行为主体形成了主要由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欧洲议会及区域委员会等组成的组织架构。欧盟的区域合作取得的重要进展，与其合作的法治文化和健全的法制规则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在起初的《欧共体共同体条约》还是在后来的《欧盟条约》中，区域合作法制化的思想一以贯之。欧盟及成员国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对法律法规的制定，且文本内容非常详细，操作性很强。据欧盟官员介绍，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形成的规划和法律法规文本，能够充分反映企业、居民和政府的意愿，并能使企业、居民和政府有章可循，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欧盟各项政策实施的每一方面和每一步都遵循严格的定义、规范和量化标准，以保证政策实施的科学性、高效性、公平性和公正性。由定义、规范和标准构成的机制指导援助决策可以避免长官意志，避免地方与决策机构间的纠纷，以及避免由此造成的决策拖延，同时也有可以铲除腐败的根源。
3.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促进农业与农村的发展
1962年1月，在统一市场、共同体优先和财政一致的前提下，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的欧洲委员会建立了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基本框架。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最大的特点是：对内实行价格支持，对外实行贸易保护。同时，欧盟部长理事会确定的实施共同农业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单一市场原则；共同体优惠原则和共同财政原则。共同农业政策的运行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市场机制、货币补偿金机制、欧洲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EAGGF)和共同市场组织来实现的。
欧洲共同农业政策从成立之初就成为日后欧盟建立包含商品、服务、人员、资本均能自由流动的单一市场的基础，并因农业在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成为协调共同体内政治、经济情况各不相同的各经济体的黏合剂。回顾共同农业政策的演变，欧盟农业政策目标在过去40多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从促进农业生产和提高农产品自给率水平转变为减少过剩、提高产品质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发展和维护农村社区等。综观共同农业政策的发展变迁可以看出，欧洲各国在各个阶段针对不同经济形势而制定的农业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共同农业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农业的发展和欧洲经济的复兴，推动了欧洲一体化事业的进程。
4.欧盟推行区域政策，缩小成员国间的差距
早在欧共体成立之初，就已经认识到地区差距会威胁到一体化的进程。1958年的《罗马条约》前言强调，“切望通过缩小存在于各地区间的差距和降低贫困地区的落后程度，加强各国经济的一致性和保证它们的协调发展”。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欧盟区域政策两个重要的举措。
问题区域的确定。“有问题地区”包括为了形成一种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经济和社会的基础结构而需要提供长期援助的不发达地区；为了通过生产性投资来调整产业结构，抑制夕阳工业的发展，促进新兴工业的建立而需要短期或中期援助的地区；受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或受共同体政策影响以及预计要受到影响的地区；边境地区。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确认的“有问题区域”能够得到区域政策的支持和直接的财政援助。
协调成员国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涵盖了欧洲区域发展基金(ERDF)、欧洲社会基金(ESF)、欧洲农业指导和保证基金(EAGGF)、结构和聚合基金(StructuralandCohesionFunds)以及其他的投资机构。这些资金来源于欧盟共同财政预算，主要是通过欧盟内经济区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3个级别之间互协商，以长期区域发展项目形式或专门计划的形式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来实现的，用于援助成员国贫困地区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5.实行共同社会政策，逐步实现欧盟社会聚合
欧洲联盟是由世界上一些社会政策体系最为完备的福利国家组成的，但欧盟没有把成员国中发展完善的社会再分配制度统筹起来，根据欧洲统一大市场的需要，通过成员国和欧盟的双重努力，逐步建立独特的社会政策体系。在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欧盟逐步建构了一个“社会政策区域”，以解决其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所面临的诸如失业、贫困等重要社会问题。这个“社会政策区域”是通过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签署而逐步形成和完善的。1994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社会政策白皮书》，1997年通过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将社会政策的发展导入了一个更新更广的领域。2000年，欧盟《社会政策议程》提出了社会欧洲的建设目标：实现欧洲社会模式的现代化。
欧盟的经验就是，把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与消除社会排斥结合起来，使欧盟的成员国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把原有的不同国家的社会政策粘合起来，并通过欧盟的作用，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在一体化的范围内进行社会整合。
6.重视科技发展战略，实施科技一体化
自1984年欧共体实施《第一个科技发展和研究框架计划(1984-1987)》以来，欧盟已经落实了六个科研总体规划，它们在促进共同体范围的科研合作，克服成员国间重复研究、浪费资金及势单力薄等弊端，发挥欧洲整体科技优势方面，做出了贡献。科技框架计划从共同体出发，指明未来4年或5年期间共同科技研究总的发展方向，通过整体规划，确定共同体的所有研究与开发行动，包括这些行动的科学技术目标、优先领域、项目安排、经费预算等。科技框架计划的具体执行方式主要包括3种，即由共同体研究中心进行的直接行动、由共同体资助并在成员国的研究中心进行的间接行动、可以超越共同体范围的所谓联合行动(如在成员国间或在成员国与有关联系国之间展开)。显而易见，由于共同体的大力介入，欧洲科技框架计划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成员国间的科研活动协调，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复以提高研究项目的效率，并最终对提升欧洲科技水平产生积极的推动力，因此它在共同科技政策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欧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教训
欧洲联盟仅仅是一个国家邦联，但它不是一个联邦国家。过去50年里，它的政治制度不断演变，建立在一系列条约基础之上。在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欧盟的决策机制问题。欧盟的决策机制是首脑会议和欧盟理事会。首脑会议实行共议制，如果在某个问题上一时无法取得共识，则推迟到下次首脑会议再议。这种决策机制虽然降低了大国操纵的机率，但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出现了无法兼顾的两难境地。此外，对欧盟委员会(欧盟的执行机构)的大小和席位分配、对欧盟议会席位多少和分配也都存在着争议。随着欧盟的扩大和一体化进程的深化，欧盟在政策协调上难度增大，甚至出现僵持局面。
二是利益分配问题。成员国内部经济差距大，扩大后机构和协调更加困难；为应对日益增长的各项开支，2004年初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今后十年的年度预算框架，预计预算额将从目前的1，000亿欧元增加到2013年的1430亿欧元，即占到欧盟生产总值的1.15%。这一建议遭到净摊款国的反对。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基础不同，受惠国和净受惠国之间就存在无法避免的利益分配问题。
此外，欧盟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存有一定困惑，这在目前的制宪问题上反映得尤为明显。欧盟是在摸索中成长的，今后究竟是走向邦联、联邦还是其它形式的超国家联合，欧盟领导人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一致的意见。
【摘要】欧盟是当今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政治、经济集团组织，从区域化合作开始到一体化进程，开启和引领了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也是当今全世界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最成功的典型，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正与日俱增。本文以欧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欧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研究欧盟的区域均衡经济政策，探讨区域开发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发落后地区，均衡区域利益分配和资源流动格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欧盟经验教训
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4篇
一、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含义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www.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据WTO的相关规则，正式启动的FTA政府谈判必须在10年内完成。因此，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对相互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在政府出面进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关各方的权威民间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样既可以使政府决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鼓励具有国际合作研究能力与经验的民间机构加强和各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并经常保持政府部门与这些机构之间的意见沟通。
（四）大力宣传与普及FTA相关知识
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5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政策；互利共赢；对外开放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9)05―0645―05
受“不结盟”政策的影响，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开始利用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平台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2001年5月，中国加入亚太贸易协定(前身为曼谷协定)，拉开了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序幕。随着中国外经贸的高速发展，经贸摩擦、环境与贸易冲突等引起的负面影响逐一显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迫在眉睫。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200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也相应进行了调整。200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战略。2009年3月，国务院总理在“两会”政府报告中肯定了中国在自由贸易区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在2009年工作部署中提出要进一步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妥善应对贸易摩擦，以营造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因此，如何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落实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成为中国进一步实施对外开放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互利共赢机制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泛指不同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跨国界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或者地区在跨国界的经济地域或者特定经济地域进行经济分工活动的总称(第2页)，包括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与技术合作、政策协调和建立超国家组织等内容。其中，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一)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互利基础
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推进，直接减少了合作方之间要素流动的障碍，减少了相互间交易的成本。按照杨小凯的观点，分工水平和市场容量同时被交易效率决定，如果交易成本出现下降，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分工带来的好处则有可能会超过交易费用，使得高水平分工和完全分工变得更有利，分工经济得以实现，具体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第65页)。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削减参与方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就是为了提高地区的交易效率、减少交易成本，为更有效地实现分工经济提供市场基础。除了分工经济之外，区域经济合作的参与方还可以增加自身在国际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能力、获得影响贸易条件的能力等。这些“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superadditiyity)构成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互利基础。
(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共赢条件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互利性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共赢。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要素在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且无成本，贸易自由化之后，各参与方按照比较优势进一步实施专业化生产。原进LI部门的生产要素向出口部门流动，所有人都将从中获益。但事实上，生产要素流动的不充分，使得贸易自由化催生的生产结构调整并不能在瞬间实现。换言之，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各方还将承受相应的调整成本。一般认为，调整成本是贸易改革过程中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移所产生的广泛的、短期的潜在不利后果，或者狭义的界定为资源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的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其他要素市场的调整成本。它是引发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贸易自由化遭致反对的原因。调整成本越集中于少部分集体，贸易自由化遭遇到的反对也将越大。特殊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给予保护，动机就是调整的成本和损失，损失越大，游说的强度就越大，贸易自由化的阻力也越大。从政府角度来看，即使调整成本是一次性的，贸易收益是长期延续的，由于调整成本必须在当期支付，贸易利益的获取有时间滞后，政策制定也将面对局部调整成本，如失业，而不是自由化的长期效应，如出口部门的就业创造，保护政策供给具有必然的倾向性(第70页)。正是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不同主体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所受影响亦有不同，导致贸易自由化政策非中性特征的存在。如要实现共赢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必须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之外开展其他合作，对受损集体给予补充，或者在开展合作之前进行相应的政策没计，最大限度地减少调整成本。
(三)互利共赢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实现机制
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各参与方为了获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不仅要克服调整成本，而且还会遭遇“囚徒困境”。以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贸易自由化为例，假设存在两个国家A和B，如果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双方均可以获得分工经济R，扣除经济调整成本C，最终均可以获得R―C的净收益。但是由于贸易自由化政策的非中性性质，合作一方出于保护幼稚工业的考虑或者遭遇利益集团的压力。采取了保护贸易措施，则其可以获得R的净收益，采取自由贸易的另一方将遭受c的净损失。在缺乏协调的情况下，A国和B国博弈的均衡为(保护贸易，保护贸易)，其结果就是双方都无法获得分工经济，经济福利在低水平实现均衡。即使在有限次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各参与方仍无法避免“囚徒困境”。走出此困境的唯一可能是，达成某种永久性自由化贸易安排，从而使协议的执行过程是一个无限次的重复博弈。因此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成立超国家的组织机构，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目标。
总的来看，通过贸易自由化和其它合作促成的分工经济，以及得到提升的讨价还价能力、影响国际贸易条件的能力，构成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互利基础。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非中性，使得部分人在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中受损，有必要通过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减少他们的损失，或者以最快速度帮助他们受益，从而增加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共赢面。此外，还需要通过相对永久性的制度安排，帮助各方走出“囚徒困境”，在较高的福利水平实现互利共赢。
二、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般而言，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论坛性的区域经济合作和机制性的区域经济合作。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涉及让渡，前者属于论坛性质，没有让渡的问题，而后者会建立制度性的合作组织，将签订涉及让渡的协议，对成员方实施合作的内容给予严格约束。机制性的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包括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同盟等。
(一)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概况
目前，中国参与的论坛性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共有两个，分别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亚欧会议(ASEM)。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能力的提高，中国还积极参与各层次的机制化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包括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截止2009年3月，中国已跟东盟、智利、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等7个经济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加入了亚太贸易协定(Asia Pacific Trade Agreement)，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冰岛、秘鲁、哥斯达尼加、挪威等经济体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与印度、韩国等经济体开展自贸区可行性研究。
(二)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特点
概括起来，中国参与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通过两种类型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互动，不断加深对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参与程度。第二，突破传统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积极开展跨洲际的区域经济合作。按照传统理论，地理位置相邻、经济发展阶段相似的国家之间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或者签订FTA会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在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早期，所选择的合作伙伴主要是位于中国周边并且与中国有着密切经贸关系的经济体，例如东盟。现在中国选择FTA伙伴的范围已经扩大至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第三，以资源、能源为主导的FTA开始出现，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性作用开始凸显。当前中国的石油消费有1／3依赖进口，而海合会六个成员拥有全球45％的原油储量，占全球原油出口的20％。如果与海合会成功组建FTA，对于解决中国面临的能源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三)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的不足
尽管中国在开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缺乏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整体规划，尤其没有根据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细化合作的具体目标、途径以及方式。尽管目前已提出FTA战略，但是具体实施规划还有待跟进。第二，由于贸易投资自由化便于量化操作，开展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更多地突出了关税、非关税壁垒等内容，设计上缺乏对受贸易自由化冲击群体的补偿，制约了中国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实施效果。第三，对已开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宣传不足，造成合作中的微观主体缺位。当前中国参与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包含了市场驱动和政府驱动两种模式的合作。但是不管哪种类型，都需要企业参与其中，以企业发展带动结构调整，从而获取经济效益。
三、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策略选择
以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为基础，中国可以遵循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互利共赢机制，探索进一步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策略。
(一)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内涵丰富，FTA仅是其最流行的组织形式。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共赢机制来看，仅从自由贸易区角度来推行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将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提升至战略高度，即将FTA战略扩展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并全方位和多层次进行参与。
所谓全方位，指的是不仅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角度开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而且还要加强成员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具体包括人力资源开发合作、能源合作、金融合作、应对突发事件合作等。例如，依托培训班、研讨会等方式实施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帮助进口竞争部门的劳动力向出口部门转移，减少贸易自由化进程带来的调整成本。
多层次意味着要同时从双边与多边参与论坛性和机制性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性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具有更强的制度保障，中国可以优先通过多边和双边的FTA，构建自己的FTA网络，并辅之论坛性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充实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体系。双边和多边FTA协议构成FTA网络，通过推行FTA协议标准例(Best Practice)以及协调原产地规则，将FTA网络的节点扁平化，减少“巴格瓦蒂面碗”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加FTA网络的运行效率。但是由于FTA受制于WTO相关条款的限制，且各个协定内容不尽相同，FTA网络中会出现一些协议未涉及的“网眼”(既包括协议和制度在层次和产业上的不全面性也包括地域上的非完整性)。可以利用论坛性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灵活方式和丰富内容对FTA网络的空白区给予补充，共同构成中国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体系。
(二)实施差异化的参与策略
与不同对象开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内容与方式不尽相同。因此中国在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也应该采取差异化的策略。
第一，实行国别差异化政策。中国在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有必要根据国家实力和制度等因素，对不同类别的国家实施差别对待，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策略。针对政治经济强国，中国可以依靠WTO等国际性组织，在WTO框架内与其进行合作。同时采用联弱增强策略，联合周边弱国组建FTA，加强自身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谈判能力，提高中国规则制定和利益分配的影响力。
第二，实行地域差异化政策。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表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从地域角度考虑，应该采取由近及远的思路，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尽管近年来跨地区、远距离的经济体之间开展合作甚至签署FTA成为一种新现象，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周边地区仍应该是合作的重点。
第三，实行贸易结构差异化政策。对于与中国贸易结构不同的国家，则以市场换市场的策略，消除贸易壁垒，获得市场准入，通过产业间分工进一步发挥彼此优势，获取区域经济合作的贸易创造利益。对于与中国贸易结构趋同的伙伴，强化彼此之间的产业内分工，通过外部竞争内部化的策略，以规模经济获得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态利益。对于那些贸易结构层次处于中国下游的国家，中国完全处于技术领先优势地位，双方竞争并不处于同一层次。中国可以利用FTA吸引这些国家，为其提供便利的市场准入资格，输入这些国家廉价的商品，提高贸易福利收益；同时发挥中国在技术、研发等领域的比较优势，鼓励中国企业对其进行直接投资。开展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在宏观层面有利于增强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在企业微观层面，也有利于中国企业国际性经营发展，优化中国企业资源配置。
四、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策略，中国对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具体参与还需要以下的政策措施来予以支持。
第一，尽快制定中国FTA战略的总体规划。虽然中国已经提出实施FTA战略，但是至今尚未建立起一整套主旨明确、安排有序、措施具体的国家FTA战略规划，不利于中国及时适应世界经济形势，最大限度地获取战略利益。为了更主动有效地参与地区经济事务，在这些事务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提升中国参与地区和国际合作的地位，必须从促进对外开放、缓解贸易摩擦、实现优势互补和追求政治利益等多个角度出发制定出一整套的战略规划。在合作内容上，针对不同的合作区域和不同的合作目的，统筹提出贸易、投资、金融等政策措施，必要时可多管齐下。在步骤安排上，应按照周边优先、经济互补优先、重要贸易伙伴优先的原则展开。在国内体制协调上，应对投资、贸易、金融、服务等各种资源进行综合统筹。
第二，设立专门机构，具体组织实施FTA战略，以及处理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相关事寅。实施FTA战略，有效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涉及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政策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还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和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可能带来的影响。因此在实施FTA战略过程中，外交部门、涉外经济部门和国内各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显得尤为必要。在正式确立FTA战略后，中国应该设立一个能够起主导和协调作用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与FTA战略实施有关的所有工作，包括主持开展FTA专项课题研究、制定谈判策略、与国内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协调等。
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6篇
关键词：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232-01
一、概念的界定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也积极参与到国际合作与国际贸易中，并和周边国家形成了多个各具特色的经济联盟或经济圈。如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北亚经济圈。这些经济联盟与经济圈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内外学者也越来越关注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研究。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属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范畴，所以，本文着重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下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并将概念界定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金融支持范畴内。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现状
1.“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和“金融创新论”。这些理论认为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是因为“金融压抑”带来的融资渠道堵塞与资金成本的扭曲，只有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进行金融创新才能缓解资金短缺问题。这就需要制定相应的有区别的区域金融政策，从金融政策、金融组织及金融工具等方面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
2.金融约束论。赫尔希曼、斯蒂格勒茨等经济学家认为，金融约束论是介于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之间的、并且比它们更有吸引力的模式。金融约束论认为，对于发展中区域而言，政府安排一种有差别的特定的金融政策制度比竞争性制度更能促进地区发展。
三、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
1.从研究的角度看，国内学者对区域经济合作侧重点不同。目前针对中国-东盟研究的角度比较广泛，有从区域经济合作对策的角度出发的，如庄芮（2009）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践效应、现存问题及中国的策略》，张莎（2013）的《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现状、问题及对策》，阮锟（2013）的《促进中国东盟贸易便利化的金融对策研究》；有从贸易效应、经济效应的角度出发的，如史智宇（200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李占卫、李皖南（2004）的《试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和投资效应》。针对东亚经济圈的研究角度比较少，主要是从发展前景和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研究的，如陈淑华（2001）的《经济安全与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吕超（2008）的《中国确立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战略选择》，谢岩（2006）的《东北亚经济圈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李光（2009）的《东北亚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展望》。
2.从研究的对象看，国内已有成果针对金融支持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和中国-东盟的研究较多，针对东北亚经济圈金融支持研究的很少。如李亮（2004）的《建立和完善西部地区金融支持体系的思路及对策》，王仁祥、李亚超（2004）的《构建实现中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金融支撑平台》，宋剑（2006）的《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李梅（2006）的《东北经济振兴中的金融支持研究》，张家寿（2003）的《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合作的几个问题》，朱仁友（2003）的《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合作探析》，余文建（2009）的《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市场合作研究》，徐中亚、董倩倩（2010）的《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现状、问题与对策》。
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东北亚 区域经济 合作 途径
引言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从2 0世纪8 0年代中期提出到现在，已有20多年的历程。尽管东北亚地区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发展基础较好，既有较强的经济科技实力，又有潜力巨大的市场，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但从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看，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如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一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明显是松散和滞后的，合作步伐跟不上区内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发展的时代要求，探索21世纪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新途径，已是摆在东北亚各国面前的现实课题。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困境
（一）缺乏发挥主导和推动作用且令其他国家信服的核心大国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区域经济集团的建立和发展都需要一个或几个主要成员发挥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区域经济合作的本质是各方平等参与对话与协商并达成一致的过程。其发展需要地区大国发挥关键性的推动或主导作用，提出加强区域合作的倡议，并与其他各成员展开磋商，推动各方相互让步和妥协，最终形成能够被各方都接受的经济一体化方案。而东北亚的中日韩俄几个大国都没有足够的优势担当此重任。
东北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是日本，本应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发挥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却没能发挥出地区大国的作用。首先，从主观上看，日本本身在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取向上缺乏整体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意愿，日本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根本目标是希望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倾向于采取双边性的而不是多边性的区域合作形式，更不是推进整个东亚或东北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其次，客观方面，由于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梦想霸占整个东亚地区的历史，令东北亚国家对其心有余悸，抱有怀疑和排斥的心理，使其在东北亚事务中发挥作用时很难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韩国在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方面具有较为浓厚的兴趣，不仅对中国提出的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倡议予以积极支持，而且也有意愿推进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然而由于国小势微，又过分依赖美国，在先天上缺乏组织和引导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化与一体化的条件。
俄罗斯作为原苏联的继承体，经济滑坡及国内安全危机，影响了其处理区域性事务的实力，虽然现在的俄国经济实力有所恢复，但其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毕竟只是欠发达的远东地区，作为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俄罗斯经济活动的重点不可能放在东北亚。
中国作为东北亚区域内的大国，一直奉行各国间平等协商、和平交流的政策，已经成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国家，但是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有的经济实力及只有部分地区处于东北亚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
（二）合作的低层次性导致东北亚无法形成制度性合作机制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并没有纳入六国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合作的主体主要还不是国家而是地方政府。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时地方的积极性比中央的积极性更高。但由于缺乏政府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框架作为指导，缺乏相应的组织机构作制度性保障，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合作的过程中，只能在其行政权限的范围内谋求合作与发展，其深度与广度受自身权力大小的制约，导致这种松散的经济合作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无法形成制度性合作机制。
（三）经济水平及体制的差异性成为东北亚经济合作发展的主要障碍
东北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水平相差较为悬殊，既有经济发达的日本，又有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及经济相对落后的朝鲜、蒙古及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些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所获经济利益是不一样的，过分悬殊的经济规模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导致各国在经济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国民经济支持外贸的能力以及相对吸收需求能力等方面有诸多的差异。例如，日韩两国针对中国的商品制定和实施了许多不合理的检疫检验制度，中国对俄出口商品则存在通关手续复杂等问题。而中、朝、蒙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则会担心如果过早与日韩等国家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会对本国的民族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甚至导致民族产业崩溃。因此，尽管近年来东北亚各国尤其是中日韩三国在建立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上有着共同的愿望，各国为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潮流，也都做出了一些参与本地区经济合作的现实选择与政策安排，并且为实现多边经贸合作采取了各自的战略举措，在贸易、投资和地方性的双边合作方面有了一定进展，但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至今还存在很多影响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障碍，尚未形成有效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
那么，如何协调好多边关系，探寻一条既符合各方利益，又有利于逐步缩小差距的有效合作途径，成为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途径探索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目前区域经济合作还仅限于自发的贸易往来，以及双边合作、小区域合作和地方间合作等。面对这种无论是形式还是水平都很松散、低层次的现实，为了能在短期内取得进展，势必要寻找发展过程中具有自身特点的突破口，遵循由近及远、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
（一）从低层次合作入手，以有计划的双边合作带动多边合作
尽管东北亚地区整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没有取得太多的进展，但各成员国之间的双边经贸往来却一直很活跃。因此东北亚地区国家在无法实现区域合作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加强双边经贸往来和联系，通过加强经贸合作，扩大相互投资，增进技术交流，推动人员往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构建多种形式的合作框架， 努力把东北亚地区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推向一个新阶段，以通过深化双边合作促进多边区域合作。这既是本地区区域合作的基础，又可以为未来的整体区域合作提供有益的经验。
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推动东北亚地区双边合作的重点领域，应该根据不同合作对象国有所不同。
中国与蒙古国的经济合作应该以资源开发、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共建、贸易与投资便利化为重点。中蒙两国都有加快区域经济合作的需求和愿望。从蒙古来讲要振兴经济、谋国家发展，需要借助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这一巨大市场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在蒙古，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希望中方参加其矿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技术开发。地域距离近的优势成为中蒙双方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不二的选择。蒙古丰富的煤炭、石油和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与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相对完善配套的冶炼加工系统及对能源的大量需求，蒙古相对丰富的畜牧资源与中国相对发达的纺织业及服装加工业和巨大市场，都形成了较强的互补性。再加上蒙古国的主体民族蒙古族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同属成吉思汗的后代，语言相通，传统和生活习惯相近，积极发展中蒙两国地区间经济合作关系以及边境贸易，对于促进相邻地区的共同繁荣和社会稳定意义重大。边境民族的一致性，使中蒙之间的合作更具有了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中不多得的优势。
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也已从最早的边境易货贸易，扩展到目前的对外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合资企业、合作建厂、来料来样加工等多种合作方式。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各种机制的活动，并以俄远东地区作为参加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前沿，努力通过改善远东地区的投资环境，吸引亚太地区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同时积极通过铁路、水陆和航空，向亚太地区出口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各种商品，使俄罗斯与该地区的关系日益紧密。当然中俄之间还有着更为广阔的合作前景。例如，应该适时启动建立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推进两国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加强两国在能源开发、资源开发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合作。
（二）以中日韩合作为核心，带动区域经济合作
东北亚地区经济政治情况复杂，在经济合作一时难以整体推进的情况下，应该突出重点，以点促面。“中、日、韩三国有着在经济合作上领先一步的条件，也有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合作的能力”（李玉潭、庞德良，2000）。根据2010年底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数字，中、日、韩的三国经济规模分别列世界第二、第三和第十五位。在东北亚六国中，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比重占到约90%。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0年中日的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增长超过30%；中韩、日韩之间的双边贸易也发展迅速。中国已于2004年取代美国成为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1年中韩双边贸易额为2206.31亿美元，是2005年的两倍，韩对华出口依存度为24.1%。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合作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中韩两国应该尽早就签订包括贸易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在内的双边经济合作协定展开磋商谈判，为商品、资本、技术、人员的跨国流动创造便利条件。中日合作应该以贸易便利化为基础，逐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因此，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发展必须围绕中日韩三国为核心进行开展。
在加强三国合作的过程中，中日韩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框架，努力尽早建立三国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机制。中日韩三国都是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东盟“10+3”的成员，这三重框架既为各国提供了现成的经济合作平台，也为三国政府高层领导提供了会晤和磋商的机制。1997年12月首届东盟――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标志着具有东亚地缘规模和特征的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10+3”机制正式启动。一年一度的东盟――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走向成熟的机制化轨道，到2007年初已开辟17个合作领域，建立了48个合作机制，其中部长级机制就达14个（，2007）。以三国为核心的新的产业、投资和贸易循环正在初步形成。
在“10+3”领导人会晤机制的有力推动下，中日韩三国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正在各个领域积极开展之中，并且很多合作项目已经取得较大的成果。特别是中国于2010年1月1日与东盟正式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后，韩国、日本也加紧了与东盟整体或部分成员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的磋商和谈判。东盟的经济一体化成功作为不同政治制度融为一体的国际性范例，将对东北亚区域合作产生深刻的影响。如今“10+3”领导人会议成为中日韩三国实现进一步合作的平台，很可能成为最终达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有效的、可行的途径，同时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是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实现的关键一步。正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所说：“如果三国之间能达成这样的协定，再加上他们己经跟东盟签订的协定，就很容易发展一个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此就能推动区域合作，并且抵制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兰晓萌，2009）。
（三）开展次区域开发合作及边境跨国经济合作，实现开发形式的重大转变
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工程，参与成员的数量较多，要想取得较好的效果不能急于求成。在目前东北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很难整体推进的情况下，从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不同模式入手，灵活开放、范围多样化的边境跨国经济合作、次区域经济合作，也许是一种更切实际的途径，它不仅能积累经验，由点到面，由内环向外环辐射，而且还有望实现开发形式的重大转变。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许多次区域开发合作构想，例如“图们江流域增长三角”、“环黄渤海经济圈”、“东亚地中海经济圈”等。但到目前为止，真正有所进展的只有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开发项目。
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开发项目是当前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次区域开发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的典范。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开发项目属于边境跨国经济合作，是自由贸易区之前的一种更低级经济合作形式。这一区域均处在中朝俄三国边远地区，人口少，市场化程度低，经济欠发达。对于这样的地区，在合作初期不可能涉及关税和自由贸易，其重点是围绕潜在优势资源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边境地区软硬件的整备和协调，通过形成顺畅的跨国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和便捷的通关环境，使被分割的资源优势整合起来，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联合国计划署的积极推动下，图们江地区开发已经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特别是在2005年图们江区域合作第八次政府间协商协调会议上，与会的中、俄、朝、韩、蒙五国达成7项新的协议。其中有两项内容值得关注。第一，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地域范围大大扩大，中国参与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的地域由延边州扩大到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俄罗斯由海参崴、纳霍德卡自由经济区、东方港口和滨海边疆区南部港口扩大到整个滨海边疆区；第二，蒙古东部省份和韩国东部沿海城市也参与到这一区域经济合作开发之中。这是韩国、蒙古首次以本国的部分地域参与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开发。“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也更名为“大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大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的范围扩大到拥有3.5亿人口及更为丰富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与更为广阔的市场。
中、俄、朝、韩、蒙五国为了更好地参与大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各国在本国政府内都设立了图们江区域开发组织，形成了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各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力推进开发的格局。近年来，这一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具备了比较完备的交通设施。相继开辟了中俄、中朝公路通道、中俄铁路通道、中韩空中通道和多条海陆联运通道，形成了图们江地区以珲春为中心的陆海空立体交叉的通道网络。开通了长春-珲春-罗津、珲春-符拉迪沃斯托克、珲春-克拉斯基诺的通讯光缆电话，开通世界各通讯卫星中转的直拨电话，具有了现代化的通讯设施。极大地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力地促进了边境经济的发展。就合作领域看，从最初的国际通道合作、口岸通关环境建设合作、旅游合作和环境合作，发展到现在随着形势变化而新增加的能源合作等方面，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截至2008年延边地区对外贸易额为18.2亿美元，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来此投资。延边地区的贸易依存度从2002年的18%提高到了2007年的34%。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开发呈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势，相关成员国地方政府均加强了务实开发力度，随着图们江地区跨国合作的成功推进，对进一步加强东北亚各国间的经贸往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以交通运输为纽带，将能源合作作为全面合作的突破口
纵观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都是以地区间某一方面合作开始的，而且多以基础产业，特别是能源为突破口，欧盟就是以煤钢联营为起点，将欧洲几国的煤钢生产联合起来，由一个超国家的机构统一领导。在煤钢联营取得成功之后，又将合作范围逐步扩展到建立关税同盟、农业、劳务、运输、货币等方面。就东北亚地区来说，能源开发合作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俄罗斯拥有丰富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储量，中日韩都是能源进口大国，能源合作在东北亚地区景广阔，有望成为东北亚地区全面合作的突破口。
近几十年来，随着东北亚地区经济持续迅速发展，中、日、朝、韩、蒙能源需求总量在世界上已占到需求总量的1/5，成为世界能源需求飞速增长的重要地区。特别是2011年以来中东地区日益增多的国家动荡更是引发了东北亚地区中日韩三大石油进口国的忧虑，作为石油输出国的俄罗斯日显重要。能源合作已成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迫切需求，也将成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突破口。2006年4月俄罗斯远东石油管道正式开工建设，全长4000多公里，设计年输油能力为8000万吨。2011 年1 月1 日，中俄原油管道正式投入运营。该输油管道从西伯利亚分别通往中国和日本海，一方面将使俄罗斯成为日本和中国的最大石油供应者之一，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振兴起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俄罗斯远东石油管道正式建成以后，将使俄罗斯与中、日、韩的能源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能源合作在增强了能源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合作的同时，还会促进主要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大国之间的合作。中、日、韩三国同属能源进口大国，在加强节能技术开发与转让、国际市场石油交易与议价能力、保障东北亚国家共同运输航线安全、建立共同的石油战略储备等方面，三方都具有较大的合作潜力。
而在能源合作中交通合作是先行保障。 目前东北亚区域跨境交通走廊主要有东西向的两条线，北线从俄罗斯的北部港群向北经过乌苏里斯克、格罗杰阔沃，中国的绥芬河、哈尔滨和满洲里，再到俄的夕贝加尔斯克，通往俄罗斯；南线自俄罗斯的南部港群向西南进入中国的珲春、图们，自朝鲜的罗津、先锋港向西到达珲春、图们，经长图、长白线进入蒙古境内。与这两条铁路线相平行的还有几条公路线。此外，中、俄、朝、日、韩联合开辟了4条海上运输航线；开通了中俄、中朝光缆电话线路；开辟了中俄、中朝旅游路线。交通的顺畅为物流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东北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的限制，东北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建设不完善，一时无法形成诸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统一的贸易关税壁垒和自由贸易区域。但随着经济一体化发展，关于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这种源于共同利益的发展模式会更有发展潜力，这一贸易区最终将形成具有其自身特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参考文献：
1.李玉潭，庞德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新构想[J].东北亚论坛，2000（4）
2..亚洲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J].外交评论，2007（1）
3.兰晓萌.东北亚一体化前途待定―政治意愿形成新共识是中日韩三国密切经济合作的前提[N].华夏时报，2009-9-12
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区域经济合作 多边外向空间扩展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通过经济合作寻求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已成为多数国家和地区一项重要的政策选择。为了获得更多的区域合作效益，当前区域经济合作在朝纵向内涵深化的同时，也朝横向空间扩展。在欧洲由最初的区域合作走向一体化并成功实现空间扩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区域经济合作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欧盟区域合作成功实现空间扩展的实践表明，科学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扩展，优化区域合作空间才能获得最大化的合作效益。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多边外向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格局中，如何确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合作对象的选择、合作空间的扩展，都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合作效益的获得，进而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一、区域经济合作空间扩展的作用
区域合作空间的扩展由以下过程推动。首先，市场驱动的作用下，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本能地驱动市场扩张，推动企业内的纵向合作和企业间的横向合作，使区域经济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展。其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领域的扩大，合作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机制来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此时在制度驱动产生的政治作用机制下，必然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最后，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内，基于市场扩张效应，原有区域空间越来越不能满足要素扩张的需要，原有合作主体需要寻求更多的国家或地区签订合作协议，扩大合作空间；同时，基于区域合作的示范效应也吸引合作组织外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这个合作组织，使得区域经济合作的纵向内涵、合作领域、合作方式和合作机制不断深化，横向规模、合作成员、合作空间不断扩展。
二、区域经济合作的作用基础
第一，区域合作效益的吸引示范效应。区域合作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取得的合作效益将显示出巨大的吸引力和良好的示范效应，已经实现一体化的功能性领域或部门所取得的合作效益会对其他领域产生吸引和示范效应，使其也想通过合作来获得更大利益，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倾向于加入这个合作组织。随着新成员的加入，区域经济合作的地理空间不断得到扩展。
第二，国家和职能的部分让度。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的每一次跨越都需要合作成员国向合作组织转让部分和国家职能。先是各成员国将某些经济方面的和职能让度给超国家性质的合作机构来行使，随着合作领域的深化，则需要各成员国将一部分政治方面的和职能让度给合作机构来行使。合作组织拥有或需要拥有高于既存政府的在某些经济、政治方面的管理权才能有效地协调合作成员之间的利益。
第三，合作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共同的历史观、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作为强大的内在动力，可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合作成员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将很难促使民族国家的效忠转移。
第四，合作成员国家利益的相互依赖性。国家利益是现代国家制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最高原则和基本出发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通过加入区域合作组织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各国（合作成员国和希望加入区域合作组织的国家）积极加入区域合作组织的原动力。
第五，政府的有效控制。这为进一步的合作提供了条件与压力。在这种条件与压力下，横向和纵向的进一步合作成为各成员国政府主要考虑并着手的事情。
三、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格局
区域合作的吸引――示范效应、合作成员的效忠转移、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合作成员国家利益的相互依赖性和政府的有效控制等，都是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空间扩展的限制因素，此外还受到国内省、区之间事实上的市场分割和区域壁垒、地缘政治关系、国外合作成员之间差距太大、民族主义、主导权的确定、外来力量的干预和压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因而，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扩展必然是一个有步骤、有选择、阶段性侧重的适度控制并逐步优化的过程。自1990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区域合作谈判，2002年11月14日，《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正式启动。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将逐步形成多元方向、多元重心、多元时空尺度的多边外向区域经济合作空间格局。
1.中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空间的优化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自身即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地方分权和市场经济不健全造成国内省、区之间事实下的市场分割和区域壁垒，在相当程度上引致中国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功能严重不足。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省际贸易障碍的等价关税在1987年、1992年和1997年分别为37%、41%和51%，1990年中国省际贸易往来的等价关税约为40%。但此时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对国内市场产生了极大压力，中国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国外，出现了先参与外向区域经济合作、追求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后实现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悖论。因此，中国急需在国内增强内生发展能力，扩展区域经济合作空间。当前，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都市圈、东北经济区等国内经济合作组织相继成立，内地也已与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定，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整合和优化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增强面向国外的区域经济合作空间扩展的基础和动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是中国的三大经济增长引擎，以三大经济增长引擎为中心建立的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合作空间优化与整合，是实现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空间优化的前提和基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于2004年6月正式启动，急需建立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空间合作、产业合作和政策工具是实现区域合作优化的重要途径。“长三角”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天然的经济联系。当前，在国内外经济竞争压力、企业跨地区发展、政府间经济合作、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等动力机制的作用下整合区域优势，同时，顺应现代城市的发展潮流建设沿江城市带，加速沿江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实现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是整个长江流域优化区域合作的重要途径之一。京津冀都市圈是中国沿海地区的核心经济区域之一，完善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机制，用合理的政策促进地区间企业合作，促进其内部的合作及其优化不仅对各组成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统筹全国区域发展和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在实现各经济圈内部合作优化与整合的同时，推进各经济圈之间的合作与优化，最终实现国内的一体化，优化国内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空间。
2.多边外向区域经济合作空间扩展逐步推进
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扩展应该是一个适度控制下的分阶段逐步推移的过程。现阶段首先应该实现国内经济的一体化和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完成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阶段空间扩展。这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增强吸引―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合作组织外国家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下一阶段的空间扩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可以尽快结束东亚乃至亚洲合作的主导权之争，确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将来的主导权。
第二阶段是把合作空间扩展到“10+2”(东盟+中韩)合作和上海合作组织，完成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二阶段空间扩展。韩国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之间的合作基础甚于限制因素；而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合作机制，已具备相当的合作基础，因而“10+2”合作和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二轮空间扩展的理想选择。同时，合作的成功可以更加强化在未来亚洲合作中的主导权。
第三阶段是把合作空间扩展到“10+3”和亚太经合组织，完成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三阶段空间扩展。由于中、日两国在历史、政治和安全等方面存在矛盾，在短期内建立中、日经济合作组织的可能性较小，但把日本纳入“10+3”合作组织内更容易操作，加之“10+3”和亚太经合组织已有一定的基础，因而第三阶段的空间扩展以“10+3”和亚太经合组织为宜。
第四阶段是把合作空间扩展到孟、中、印、缅区域合作，完成区域经济合作的第四阶段空间扩展。虽然孟、中、印、缅区域合作有着吸引―示范效应和国家利益的相互依赖性等合作基础，但中、印之间存在地缘政治关系、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效忠转移、政府的有效控制、外来力量的干预和压力、民族主义、主导权的争夺等诸多障碍，尤其是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在一段时期内难以圆满解决，中国“龙文化”和印度“象文化”之间文化主体地位的碰撞,以及亚洲主导权的争夺在短期内很难得到迅速融合。但是在完成了前3个阶段的区域经济合作空间扩展后，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和。在完成第四阶段的区域经济合作空间扩展后，中国对外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更为坚实，条件更为成熟，此时中国可进行洲际间的经济合作，把合作空间扩展到欧洲、南美及非洲，实现经济合作的全球空间扩展。
参考文献:
[1]张可云:《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思路与政府作用重点研究》.《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年第20期
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当前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开始面临困境,内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态势有增无减。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相比,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是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部开放结合起来,实现国内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与对外经济战略融合的理性选择。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综述
2003年9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概念正式提出。之后,到2006年7月底,泛珠三角区域总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65个,其中官方协议43个,非官方协议22个。截至2007年第四届泛珠洽谈会结束,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伴随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泛珠三角地区学术界和政府,尤其是广东、香港、广西、云南等地区对于该项议题的研究一度方兴未艾。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自然有针对咄咄逼人的长三角等地区合作形势的考虑,然而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则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1]。不可否认,由于国内权威主义导向的治理模式,政府是制定各级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干预变量。当前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开始面临困境,内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态势有增无减。伴随2007年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准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尤其是批准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不言而喻,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的战略地位和功能进一步下滑。基于此,目前广东的区域经济战略有所收缩,战略重心转向全面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的大珠三角战略。与此同时,务实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2]。2009年1月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中将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纳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泛珠合作中面临的战略前景问题与不确定因素有所缓解。
伴随区域经济战略调整与形势演变,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国内学者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层面一度展开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倡导初期,多数学者则对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但有的学者认为,泛珠整合与大小珠三角的发展实际上构成冲突,运作好后两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概括起来,现有成果是以经济学、管理学的实证研究为主[3]。然而现有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功利导向与战略缺位。当前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存在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政绩博弈与理性预期,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拖延[4]。有的省区政府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设实际上持观望态度,对于自己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定位存在战略缺失。作为一种相对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始终缺乏战略效应的系统研究,区域经济合作缺乏明确的整体利益指向和战略效应导向,那么泛珠整合势必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因此,本文基于宏观研究视角,侧重诠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问题。
二、区域战略效应的分析框架
在西方区域经济学中,通常关注经济增长的空间特性,市场和制度等因素作为外生条件一般不予考虑,而中国现有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因未引入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的变量,仅从政府行为角度来思考问题,因此,难以深刻揭示当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的全部复杂内涵。制度增长分析关于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的着眼点主要是整体经济结构变动中的资源有效配置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并不关心制度变迁的空间差异性[5]。当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以分税制的建立为标志,建立了以地方分权化管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国内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在充分释放了放松管制,发挥地方优势以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以后,已经开始显出诸多负面战略效应。从战略效应的特征来看:一是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占有主导地位,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影响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在市场条件、经济基础和地区优势等方面形成差异化的空间特征。二是区域经济向相对独立且具有封闭倾向的综合经济系统发展,使地区经济增长空间受到限制。在宏观经济层面,这一倾向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整体经济结构的失衡,并伴有逐渐加剧的趋势,这已经成为制约国内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三是由于地方性企业在成长中的空间扩散,率先打破了地区经济的封闭性,进而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和竞争加剧。这一空间结构能否向着合理化方向演进,关键是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能否为此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与保障。
在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背景下,市场化进程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动力。在转轨经济学理论看来,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客观上是由地域辽阔、地区差异很大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因此,市场深化发展有着自身的演化逻辑,在国内国际两个不同层面上,按照一定次序深化发展[6]。就目前经济发展演进所处的阶段来看,对外开放是一旦对外承诺开放某个领域的市场,则立即构成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本地市场规则逐步与外部市场规则接轨。由于转轨过程中改革和开放同时作用于市场化进程,而中国泛珠三角区域地域辽阔,各地区差异大,市场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国内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因地区差异而已经形成市场化在地区间的战略效应差异。差异化的地区战略效应表现为不同地区在改革和开放两方面进程的非同步性,并在市场容量、结构、范围和规模上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统一的大市场只能首先通过区域或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来推进。从理论上分析,区域对外经济战略可以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就业。前者是由于区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刺激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后者主要是由于区域贸易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带来的,是由于对区外维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区外出口商丧失某些竞争优势,而使区内原先与区外的贸易转向区内。对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促进区域合作进程,对于国内的区域整合进程来说也同样如此。因此,利益相关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国内各地区提升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三、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分析
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具有整合地区要素资源的功能,它对加快构建和完善区域市场体系,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进区域资源配置方式,建立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兼顾不同地区的平衡发展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区域经济合作扩大了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在不同国家、地区、产业以及经济微观层面产生实际效果而无法逾越的一个中间环节和层次[7]。对于泛珠三角区域的整合进程来说,区域合作的战略效应研究包含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贸易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地区与地区等多层次复杂关系的综合性战略效应研究。
1.促进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
中国经济学家在借鉴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模型,较为成型的有梯度开发战略、“T”字型战略、 “∏”字型战略以及由“∏”字型战略加京广线构成的“开”字型战略等[8]。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患。针对现实情况,中央政府在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了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按照功能区构建区域发展格局和健全区域互动机制的总体战略。然而,泛珠三角不少内部成员在区域整合概念提出以前,已经分别与其他区域经济体系保持着某种联系,而且目前仍然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在区域合作格局多元化的情势下,每一个成员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进行开放式的多元化选择。例如江西利用区位优势,制定了和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联动融入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福建则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东连台湾、西进湘赣;广西与云南则要连接东盟等。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多种形式进行。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首先会从地缘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方面实现要素优化,提升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整体国内和国际竞争力,以看得见的手来引导和疏浚因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而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的困境和难题,解决东部沿海发达省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现阶段,泛珠三角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缓慢,特别是西部发展滞后制约着广东、福建乃至港澳等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地区差距的负面效应加速累积最终会超过积极效应。由于泛珠三角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东西部开放先后次序不同和对外开放程度悬殊而造成的。因此,应该想办法尽快提高中西部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既要向外资开放,也要向东部投资者开放,以解决中西部的发展资金和动力机制问题。鉴于泛珠三角区域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区内经济体发展水平迥异,产业分工与区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空间极其广阔。如果能按照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统筹规划、共同发展的原则,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弱化行政区域,打破地域界限,统一规划区域大型基础设施,协调区域经济政策,整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构建区域产业链条,提升区域资源配置能力,解决低水平重复建设,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构建巨大的南中国经济圈,可以把中西部省区纳入大珠三角和东盟的辐射范围,使泛珠三角区域内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对加快中部崛起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贯彻落实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
2.融合区域经济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从区域经济合作程度、自然地理位置等条件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勾画出未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基本框架:一个经济核心区及两个紧密和半紧密的经济圈。香港和广州是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核心城市,广东及其周边的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福建将构成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云南、贵州、四川以至东盟国家将形成泛珠三角区域的半紧密层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协作区客观上形成各具特色、各具优势的不同发展层次。香港和广州将以中心城市的角色,引领大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大珠三角再带动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的发展,进而推进至半紧密层经济圈。
与区域经济整合战略相比较,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走的是一条梯度开放战略的渐进道路。从地区产业分工与合作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对外战略模式带有明显的渐进性战略调整的意味。与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经济不同的是,前苏联等国家采取的是完全打破旧有体制和制度规则,直接在市场环境和国际环境中进行分工调整的“休克疗法”,是先开放后学习,在开放的环境中学习市场分工。而中国的道路则是先学习后开放,先试点后推广。先在最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然后通过对试点地区、试点部门市场分工经验的获得,扩大开放领域[6]。这种渐进性的开放模式,采取的是风险可控模式,使我们能够抵御突发性的外部经济冲击。同时,这种开放战略也伴随着高昂的学习成本和调整成本。它使得我们出现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利益冲突甚至出现利益寻租集团等严重问题。当前,跨国公司内部在生产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成为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而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按照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的现象。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企业产权和产品产地,而是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9]。由于泛珠三角地区的外贸是外资驱动模式的,我们的贸易更多是中低端性质的加工贸易,贸易的附加值比较低,赢利空间也有限,而且还始终面临巨大的汇率调整压力。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绝对获益还是相对获益数额,关键取决于泛珠三角地区参与了何种层次的国际产业分工?对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控制能力有多大?在对外开放的战略取向上,我国泛珠三角落后省区的主要任务之一应是发展外向型经济,改变原来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内向型的封闭式发展模式,以自身的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循环中去,在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寻找发展机会,从而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加速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探索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对接,从贸易投资一体化和要素分工的高度,从全面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和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新体系为导向,进而规划泛珠三角区域的内部整合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四、基本结论
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位以及和平发展的崛起模式,规制中国需要谋求域内市场的整合和构筑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考量国内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之路,厘定推进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智慧和战略战术,迂回策略的应用可谓驾轻就熟。当国内区域经济改革出现趋缓乃至停滞危险时,适时引入外界干预和竞争变量,进而由外向内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破除国内各地区的市场和技术壁垒等干扰因素的影响。泛珠三角战略作为国内的区域整合战略,是用人为的方法把地缘相近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省区组合起来成为经济区域,实际上是将传统的行政区经济转变为经济区经济的发展模式,打破地区行政壁垒。泛珠三角战略是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部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东中西互动,寻求国内区域经济的均衡良性发展与经济增长。伴随国内区域经济梯度的拉大,弥补地区差异,协调国内区域平衡发展就具有国家战略的功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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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经济互补性，共同利益
中俄两国在世界上既是国土面积大国又是经济、军事、政治大国，同时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此两者的关系进展如何对世界形势发展的影响力和辐射作用不可小觑。
一、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原因分析
高晓慧学者将中俄区域经济合作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从广义上讲，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是指中俄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是以两国的疆域为外延，包括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从狭义上讲，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是指中俄两国毗邻地区的经贸合作。它仅限于中国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省区与俄罗斯毗邻的经贸关系。本文将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的结合起来研究中俄区域经济合作。
（一）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毗邻地区经济合作的趋势是中俄两个经济转轨国家经济市场化的必然选择，既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又符合经济学资源配置的理论，还可以降低跨国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中俄两国由于能源、资源开发、高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劳务和工程承包等领域有很大的互补性，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追求合作互利共赢是双方最明智的选择。
（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是促进中俄两国边疆稳定的必然要求
中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已不仅仅限于两国的边境地区，而是由点逐渐扩大到面。目前，中俄边境贸易在两国边境地区经贸合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提升边境人民生活水平、稳定边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中俄边境十分稳定，不仅没有战乱，而且经济发展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是中俄两国经济互补性的必然要求
中俄边境经贸合作由点到面的辐射扩散效应使得中国其他地区比如广东、山东、浙江、江苏等几个省区也积极加入到对俄经贸往来的行列中。中俄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就使得双方互相借鉴对方的优势来发展自己，最终获得双赢。中俄两国因自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差异而形成两国互相取长补短的关系。
二、中俄区域经济合作进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进出口商品结构单一、科技产品比重较低
中俄经贸结构的突出特点就是中方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俄方的资源密集型产品，而且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交易的比重较低，严重限制了贸易规模的扩大。近几年，两国元首和总理会晤中，俄方多次强调提高经贸合作的质量和水平。2007年9月，中俄签署的《关于组建中俄几点商会的合作协议》，而且梅杰为副总统与主席于2009年6月17日会晤后在新闻会上也做出重要讲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饿进出口结构单一的问题会制约中俄正常的区域经济合作。
（二）经济利益的不对称性加大了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难度
中俄贸易中，由于我国自俄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我方短缺而又需求量很大的资源性商品，并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求量会进一步扩大。而俄方从我国进口的主要是纺织品、轻工品等，其消费市场有限并且可替代品很多，导致中方长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
而且我们认为能源不仅是经济产品更和政治挂钩，俄罗斯是能源出口国，它可以主导国际能源价格的话语权，并可以选择其出口对象国。而中国出口的产品附加值低、替代产品多，俄方对中国出口商有更大的选择权，这就导致中俄经济利益不对称，进而加剧了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难度。
（三）区域经济合作秩序混乱，中俄对区域合作缺乏统一的制度保障。鉴于中俄两国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时间不长，各项法规政策还不是很完善，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的市场。因此，很多情理之外的、法律无法管辖的贸易纠纷就不断涌现，如灰色清关、包机包税等。中方认为双方都应为此纠纷负有责任，而俄方则认为“包税”贸易是中国出口企业与俄罗斯清关公司串通后的走私行为，不是双边范畴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层出不断，严重制约了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双方需要对经济合作制定统一的制度保障。
三、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政治互信，消除俄方的政治偏见，为合作奠定坚实的政治保障。目前俄方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对其构成威胁，适时的采取有效的措施消除“中国”不仅能提升两国政治互信的程度并且有助于促进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加强政治互信，消除俄罗斯的政治偏见需要上至国家政府下至企业与民众的共同努力。
（二）经济上增强互补性，扩大共同利益范围，为合作提供动力保障。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合作的共同规律表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源泉是对政治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合作愿望的强烈。中国和俄罗斯也不例外，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也是其共同利益。因此，中俄要不断寻求两国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促进经济的互补。中俄两国的经济结构、贸易结构、投资领域都存在着经济互补性，但是之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三）完善中俄经贸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物质依赖基础，也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关键性因素。要想加快中俄区域经济合作，首先需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中俄边境地区的交通运输以及口岸设施的落后会抑制双方对外开放的程度，因此需要加强两地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建设中要奉行“道路先行”的原则，有了畅通的交通保障，贸易、产业对接才能顺利展开。
四、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前景展望
加之进入新世纪，中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不断的加强交流，发现两国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两国的互补性很强。中俄两国又同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两者以双方合作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互信为合作前提，采取务实主义态度，循序渐进地推动两国合作的深入，同时更要认清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质量和长远发展还取决于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及对合作的认同。总之，中俄两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步伐不断加快，因此，全力发展中俄两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尽快提升合作水平，使中俄两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向制度性保障的更高层次发展，是符合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
参考文献：
[1]高晓慧.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解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6）：3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