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范文
时间：2023-02-25 22:01:14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范文第1篇
第十二条 政府部门发现其公示的信息不准确的，应当及时更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政府部门公示的信息不准确的，有权要求该政府部门予以更正。
企业发现其公示的信息不准确的，应当及时更正；但是，企业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更正应当在每年6月30日之前完成。更正前后的信息应当同时公示。
第十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企业公示的信息虚假的，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接到举报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予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告知举报人。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依照本条例规定公示的企业信息有疑问的，可以向政府部门申请查询，收到查询申请的政府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申请人。
第十四条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公平规范的要求，根据企业注册号等随机摇号，确定抽查的企业，组织对企业公示信息的情况进行检查。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抽查企业公示的信息，可以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等方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抽查企业公示的信息，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并依法利用其他政府部门作出的检查、核查结果或者专业机构作出的专业结论。
抽查结果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公示的信息依法开展抽查或者根据举报进行核查，企业应当配合，接受询问调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材料。
对不予配合情节严重的企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第十六条 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非法修改公示的企业信息，不得非法获取企业信息。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提醒其履行公示义务；情节严重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造成他人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
（二）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公示义务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满3年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公示义务的，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企业自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之日起满5年未再发生第一款规定情形的，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移出严重违法企业名单。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制，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将企业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
第十九条 政府部门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的，由监察机关、上一级政府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非法修改公示的企业信息，或者非法获取企业信息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政府部门在企业信息公示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二条 企业依照本条例规定公示信息，不免除其依照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示信息的义务。
第二十三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公示企业信息适用本条例关于政府部门公示企业信息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制定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技术规范。
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公示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企业信息公示 信用监管 债权人
【中图分类号】DF438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我国《公司法》的修订，舍弃了公司注册登记最低资本以及出资期限等出资规定。在放宽门槛、便利投资、激发市场主体创业热情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在实缴制取消之后，公司交易相对人所面临的交易风险会相应增加。因此亟需构筑与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相适应的新的信用监管体系。在此背景下，我国于2014年10月1日正式颁布《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及一系列相关配套规定，确立了企业信用约束制度。依照《暂行条例》所提出的公示要求，工商部门构建了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下简称“公示系统”或“公示平台”），将企业信用信息通过公示系统向公众进行公示，以期达到信用监管、加强预期、避免风险的目标。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标准需要差别化区分
以强化公司信息的透明度为特征的企业信息公示制度，可以被视为由实缴资本制改革为认缴资本制后的着眼于保护债权人的配套措施。然而，在我国《暂行条例》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公示标准不细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首先，虽然现行立法对公示主体的差异性有所注意，如对个体工商户、农村合作社降低了公示要求，但对其他企业规定了统一的公示标准，即强制性公示与选择性公示两种基本方式，笔者认为《暂行条例》对强制性公示的规定是必要且合理的，但公示事项的选择性规定比较狭窄。
其次，尽管现行《暂行条例》的规定已经对特定弱势商事主体与一般企业的公示标准进行了区分，但是对一般企业的公示规定仍嫌笼统。根据企业规模不同、性质的不同，包括是否具有公共性、是否涉及互联网金融、有无特许经营权、以及所有制的不同，社会公众对公示的内容和标准都会有差异性的需求。除《暂行条例》之外，我国对于信息披露的规定所涵盖的披露主体主要为特定的上市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私募投资基金等。可见，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需要相应地调整公示义务的标准，以体现市场的监管需求。有鉴于此，笔者拟从信息公示保护债权人权益为视角切入，通过比较借鉴域外信息披露制度，寻求信用约束的实践路径，以期对于事中事后监管背景下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法律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具有公共性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大型公司应承担更严苛的公示义务
正如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所彰@的“公开、公平、公正”精神，市场的信息传递机制不仅保护了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而且也维护了市场运行的高效安全。传统证券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中，信息披露义务的重点是减少投资者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向投资者灌输对于市场的信心。而现行企业信息公示制度所内蕴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信号传递与信用监管的融合，从而保障交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逐渐彰显了通过信息公示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
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以及大型企业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相较于闭锁公司、中小企业而言更为重大，不仅对其自身股东，对于企业的消费者、债权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利益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上述企业公示关乎其财务状况和运营情况的信息，进而保障和维护非股东利益是合理且必要的。因而，在多方利益综合考量的前提下，以公司公共性这一指标，对于企业信息公示标准进行相应区分十分重要，具体而言，公司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公司的规模、消费者的规模、投资者的数量、债权人的数量、股东的数量等。
笔者认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基本原则为企业规模与公示标准成正比，即企业规模越大，公共性和社会责任也随之增加。基于对社会影响力和综合性的考虑，在企业信息强制公示的规则设计上，具有公共性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大型公司应承担更严苛的公示义务，反之小微企业的公示标准可以适当降低。 公示标准宜按照企业规模划分为四档
笔者建议，企业信息公示标准宜按照企业规模分为四档区分。第一档公示标准：针对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以美国为例，《证券交易法》将承担持续披露的义务扩展到了那些并没有上市，甚至未在任何全国交易系统交易的、然而其资产具有相当规模、已经能够对证券市场和社会公共秩序产生影响力的大公司。我国现有规定已经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提出了信息披露的要求，均要求定期披露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上市公司所披露的财务报告还需经第三方会计事务所的审计。因此，结合现有信息披露规定以及《暂行条例》要求，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应将年报、半年报、季报所涉及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通过信息公示平台，向社会公众予以公示。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不必囿于《暂行条例》一年一次年度报告的规定，可随时多次登录公示平台，公示其年报、半年报、季报抑或临时报告，确保公示平台上的公示信息与其他披露平台的一致性。
第二档公示标准：针对准公众公司。参照《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划分标准，笔者认为，结合行业特点、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被划分为大型企业的公司应当被视为准公众公司，建议在第一档公示标准略有降低的基础上设置准公众企业公示标准。具体而言，准公众企业应遵循强制信息披露要求，必须严格按照一年一次进行年报的规定，将关键的会计信息通过公示平台向社会公众进行公示。准公众企业年度报告所公示内容除了《暂行条例》现有规定的信息事项之外，还需要增加披露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现金流量表。债权人通过分析资产负债表对于公司资产、负债的表述，可以对公司的资本结构有更清晰的认知。
第三档公示标准：针对的主体为中小规模的企业。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该类企业遵循第三档公示标准，较之第二档标准有所降低。主要体现在不需要披露具体的财务报表，对于年报中的关键财务信息也可以被赋予选择是否公示的权利。
第四档公示标准：针对微型企业标准以下的弱势商事主体，享有最低限度的公示标准。对于特定弱势商事主体这一类型的商事主体是否具有公示义务也值得探讨，包括经过商事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小商人”、未经过登记的自然人网络电商等。笔者认为，无论经过商事登记与否，只要从事商行为，则必须承担公示义务。其所承担的公示标准相比一般企业可以有所降低，只需每年度报告基本的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事项、生产经营、联系方式等信息。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必须同等程度地重视交易安全，并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制度设计的层面上，应当本着效率和安全并重的理念，从公司债权人保护角度出发，对现有立法规定进行制度上的重构和阐释。商事交易追求效率至上，同时，安全也是商事改革进程中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必不可少的价值追求。因此，在事中事后监管背景下构建信用监管体系，应以区分公示标准、提升信息质量以及明晰公示事项为基础，建立和完善信用约束机制。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①沈贵明：《论公司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跟进》，《法学》，2014年第4期。
②石冠彬：《注册资本认缴制改革与债权人权益保护――一个解释论视角》，《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范文第3篇
怀化市工商局对照省局和市政府20XX年度工作要求，共有两项工作，现将前段工作完成情况和下阶段打算汇报如下：
一、落实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及年度报告制度：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和市场主体年度报告工作，我局主要做了以下十二项工作：
1.市局党组召开了专题会议，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并制定了《怀化市工商局落实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工作实施方案》，明确目标，强化责任，确保企业年报公示工作圆满完成。
2.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怀化市工商系统市场主体年报工作意见》，进一步提高全市工商系统对年报公示工作的认识，安排部署下阶段工作。
3.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采取举办电视讲话、组织在线问答、手机短信、12315电话平台等形式，印制10000余份宣传资料、年报操作指南，积极与怀化移动、联通、电信等运营商加强协调，充分发挥其受众面广的优势，通过短信平台向辖区内所有市场主体群发告知短信100000余条等，多角度、全方位对年报公示进行宣传，利用新闻媒体开展深入宣传。在《怀化日报》、《边城晚报》连续刊登《条例》、公告等向社会介绍，还在市区内主要街道的LED电子显示屏中滚动宣传企业年报相关要求和方式。在怀化电视台、广播电台以及各县市区电视台连续企业信息公示公告，提高社会知晓率。利用微信、QQ平台对年报工作进行宣传推广。此外，我局开展企业信息公示提醒和指导服务，不断扩大宣传面，提高宣传覆盖率。
4.举办培训大会，集中宣传。为更好地开展企业信用信息监管工作，我局先后三次举办了全市工商系统贯彻落实《条例》培训大会。参训人员对《条例》及配套规章有了系统的了解和认识，初步掌握了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操作技能。
5.开展全市系统总动员，市局和各县市区局分别将未年报企业、个体户名单按照每人100户的任务分配到机关工作人员的头上，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对企业进行宣传和告知，取得了较好效果。
6.每周一次例会，对年报公示情况进行分析比对，查找不足和商讨对策，抓好时间节点，逐步提升年报率。
7. 要求全市工商部门积极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工作情况，向相关部门宣传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作用，并每半月一次年报率通报，抄送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8.开展对县级局督查工作，市局组织各县市区局的专项工作督查，根据具体问题研究分析解决对策，督促落后县级局加快进度提高年报率。
9.在工商系统各驻当地行政服务中心窗口设立年报公示信息绿色通道，并指定专人全程指导，设立三个年报公示全岗工作人员，专项处理联络员备案、年报及换照工作。
10.要求各县市区局将未年报企业按照辖区管理原则分配到工商所，协助机关做好企业年报工作。
11.督促各县市区局将专项工作及经费与绩效考核挂钩，提高全员工作意识。
12.为落实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后续的抽查及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全市监管系统工作人员积极参加省局组织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监督管理工作培训。
二、落实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抽查工作：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规定和总局《关于开展2017和2017年度企业年报抽查工作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7〕93号)要求，2017年7月15日，全市正式开始了对已公示2017和2017年度年报的企业的随机抽查。结合实际情况，我局认真贯彻落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确保抽查工作见实效。
1.高度重视，认真部署工作分工
局党组高度重视此次抽查工作，及时召开分工部署会议。组织相关科室干部认真学习、解读抽查方案及抽查工作的目的，并详细讲解抽查工作流程，合理组织调配监管口抽查人员，安排具体抽查工作，确保抽查工作高效有序开展。我局对省局随机抽查的478户企业，按照要求由市本级和各县局对抽查企业进行初审，企监科(股)、个监科负责审核，分管领导最后进行公示。
2.加强宣传，扩大抽查工作影响力
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汇报抽查工作，积极争取支持，加强同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将此次抽查结果及时向相关部门通报，构建部门联动响应的信用约束机制。通过电视、网络、电话等形式加强对企业即时信息抽查工作的宣传，充分发挥抽查监管的震慑意义，扩大抽查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促进企业树立诚信意识。
3.严格执行，确保抽查结果准确
按照抽查工作分工，各负其责，通过网络监测、书面检查和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对被抽查企业公示的2017年、2017年的年报信息;以及企业是否按时公示即时信息。对企业公示的公司股东及出资信息、股权变更信息、行政许可信息、行政处罚信息是否属实等进行仔细核查。
我局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主要采取的抽查方式主要为书面检查。企业抽查过程中，要求企业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审计报告(没有审计报告的提交会计报表)、行政许可文件复印件、公司章程以及场地使用证明等相关文件，做好抽查档案规整，及时记录抽查结果。
4.注重抽查结果公示，总结抽查经验
抽查工作结束后，及时将企业抽查结果录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抽查中发现的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进行公示的企业依法作出处理，对检查中发现的其他违法线索，依法移交有关部门处理。收集抽查工作相关资料进行整理成册，汇总抽查工作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和措施，总结抽查经验。
全市工商系统2017年度共年报11965户企业，20XX年度共年报14671户企业，共抽查478户企业，其中外资企业11家，13年抽查比例3.9%，14年抽查比例3.1%，其中19户为内资企业，有373户抽查结果正常，未发现有异常情况，60户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但该类企业全部都是因第一次年报，联络员将万元单位看错、财务报表数据未精确以及从业人员数据无法准确填写每月数据错误等原因填错年报数据)，7户企业未按照规定公示即时信息，18户企业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联系，15家企业不予配合情节严重，5家企业已注销，共有70户企业列入异常名录，其中7家未按规定报送和公示年报，51户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4户企业未按规定公示即时信息，8户企业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联系，共有48户企业移出异常名录，其中45户企业对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问题进行改正并移出异常名录，3户企业公示了应当公示的即时信息。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商事登记；商事登记制度；统一立法；现状及完善
一、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现状
商事登记是指商主体或商主体的筹办人，为了设立、变更或终止其主体资格，依照商事登记法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向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经登记机关审查核准并将登记事项记载于登记簿的法律行为。我国既不存在一部专门的商事登记法，也没有在其他相关法律中就商事登记制度作出相对集中而系统的规定，而是根据不同类型的商事主体予以分别立法。2014年，修订后实施的《公司法》正式删去我国公司登记中的“实收资本”条件，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由实缴制向认缴制转变。同年3月，国务院和国家工商总局随即开始了整个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修改了《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登记法规和规章，同时颁布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暂行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初步形成了以资格确认为基础，信息服务为主导，信用监管为内容安全和效率为目标的商事登记制度结构。这一系列的改革激发商主体和市场的活力的同时，也显露了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不足。不同的商主体适用不同的商事登记规则，而不同的商事登记法规之间存在混乱、模糊地带，阻碍了商主体商事登记的效率，造成市场准入的不公平。
2.我国现行商事登记制度存在的问题
（1）缺乏统一立法的体系。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到目前为止都没形成一套完整的立法体系，而是根据商主体的不同分散立法，这就导致缺乏统一的立法体系，导致法规之间的重叠和冲突。在市场经济中，表现为各商主体之间登记条件的差异性，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律，并且对不同的主体采用不同的登记规则，大大加重了工商登记机关的工作负担，使得登记管理效率低下。而不同法规之间的模糊性也不利于统一规范的形成。如对“营业场所”、“出资额”等词语的不统一规定就导致了申请人甚至登记机关的混淆和延误。此次改革并没有推出统一的商事登记立法规范，在商事主体资格范围扩大后，这个问题也将更为令人头疼。
（2）过大的实质审查权力。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各商事登记规则中并没有就明文规定审查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在实践中一般采取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审查标准。这是由于我国的商事登记即发放营业许可证，其中还需要审查商主体的经营范围等实质性问题。商事登记作为市场准入环节，往往需要时效性，因此仅对其进行形式审查时较为合理的。但登记机关的行政性质也却使其担任实质审查的角色，在一定程序上增加了商主体申请的负担和转变的难度。
（3）混淆了商主体登记和营业登记两种不同的效力。我国现行商事登记制度是商主体营业执照的颁发许可制度，这意味着商主体在取得主体资格的同时也取得营业资格。首先要区分这两者，商主体登记是商事主体取得合法性运营的基础，是其法律身份得以承认的标志，典型的有法人；而营业资格登记是以商主体经营的范围和许可程度的限制。两者混淆使得商主体在确定营业资格前不能获得商主体资格的认证，可能限制了商主体的自由活动，同时该商主体营业执照的吊销却不一定使其在商事登记中除名。因此，法人登记和商业登记有必要分开进行。
（4）重事前把关轻事后监管。新《公司法》实施后，在推行公司认缴资本制度的同时，还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同年实施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企业应当于每年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这无疑是激发了商主体的积极活动性，但同时也给那些资信能力差的公司得以喘息、作假的机会，威胁债权人的利益。在市场准入原则下，登记机关对于商事登记的后续还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使商事登记为社会公众提供商事主体的信用和经营情况的基本功能大大降低，导致对商主体的监控削弱。
二、域外商事登记制度的借鉴
1.域外商事登记的立法模式
域外的商事登记制度由于立法传统和法律制度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商事登记法律形式，主要类型有：一是单行法模式，以单行法的形式来规定商事登记制度。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即采用此种模式，统一由《香港商事登记条例》规定；二是商法典模式，即在商法典中统一规定商事登记事项，其他企业法律不再规定商业登记事项。德国即采用此形式，《德国商法典》第二章对登记的管理、登记申请、分营业所登记、登记的公告等统一作出规定。三是商法典与单行法结合的模式，即商法典规定商事登记事项的主要内容，同时，另行颁布商业登记法，详细规定商事登记事项。日本即采用此种商事登记立法模式；四是公司法与单行法结合的模式，即由公司法和商业登记法分别就不同的商事主体的登记作出不同的规定，我国台湾即采用此商事登记立法模式。由于我国没有商法典，第二、三种模式都不能采取，根据我国目前立法形势，制定统一的商事登记法是比较合理的，兼顾市场的公平性和提高商事登记效率。
2.商事登记与营业登记的区分
对商事登记与营业登记进行区分管理也是大多数域外商事登记制度所认可的。同为大陆法系的德国就有两种登记制度，且由不同登记机关承担。一种是商事主体资格登记，由初级法院承担事务；另一种是营业登记，由营业局承担具体事务，两者都会被记载在工商业登记薄上。并且，两者之中，商事登记是任意的，而营业登记则是强制性的。这种登记机关的区分虽然不一定适合我国国情，但是商事登记与营业登记的区分却是必要的，是我国未来商事登记改革的趋势。
3.商事登记审查标准
所谓商事登记审查标准，主要有实质审查、形式审查和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三种。商事登记的形式审查是登记机关在审查商主体的申请文件时仅审查程序上是否合法，而采取实质审查的登记机关则有权限审查商主体提交的文件真实性及合法性。在英美法系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较少，登记机关依托健全的社会诚信体系仅对登记内容进行形式上审查，对于其真实由申请者自身承担；在日本，商主体一旦提交所需材料即可登记，登记机关也无权进行真实合法性审查。大陆法系中一般也采取形式主义审查标准。在德国商事登记是任意的，那么其审查标准无疑是采形式审查。
三、完善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若干思考
1.制定统一的商事登记法
根据我国商事登记现状，制定统一的商事登记立法是我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目标和趋势。单一的商事登记立法一方面有利于统一我国现行的分散凌乱的法规，适用于各个商主体，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另一方面提高了登记机关的登记效率，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在统一的商事登记法中明确商主体商事登记的范围，如名称、住所、法人、商主体类型、期限等，使得登记机关在审查认定时能够遵循统一的立法标准，提高商事登记效率，为商主体创造市场的自由空间和竞争力。
2.区分商事登记与营业登记
在统一的商事登记法明确区分商事登记与营业登记。商事登记是商主体取得法律身份的认定，是营业登记的基础，适用形式审查标准；而营业登记则更需要对商主体的能力和资格进行严格限制，适用实质审查标准。我国现行的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审查标准也是出于未区分商事登记与营业登记，政府的监管职能、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在这两者上是有明显差别的，对于营业登记内容的管理更能体现在保持市场自由竞争同时政府的安全干预职能。
3.健全企业信用体系
在看不见的手―市场支配竞争资源的同时，为保护公民权益，商主体行为的监督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某一商主体在登记时合法，但可能随着市场竞争行为损害了相对权益人、甚至公民的巨大利益，因此对商主体行为监督管理的主体应当包括政府和公民。2014年正式实施的新《公司法》将商主体的年检转变为年度报告。这一方面是由于每年的年度检查不仅没有起到严格约束商主体的作用，反而产生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另一方面商主体的信息得不到有效提供。同年颁布实施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要求企业每年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机关提供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但是，应当如何确保商主体提供信息的正确性和及时性，这就应当在针对商主体的行为，建立健全商主体信用体系，发挥企业信用体系的作用，使其与商主体的经营直接相关，提高政府监管效能，扩大社会监督，维护交易安全。
参考文献：
[1]范健.《商法（第三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03）.
[2]朱慈蕴.我国商事登记立法的改革与完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12.（06）.
[3]刘训智.商事登记立法改革的背景体例与内容[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范文第5篇
(一)修正案涉及出资验资的相关内容2013年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修正案)，于2014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本次修改了《公司法》12个条文，主要修改并完善了我国公司注册资本制度。
(1)在出资方式上，将实缴出资改为认缴出资。取消了关于公司股东(发起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出资，投资公司5年内缴足出资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另有规定的除外;取消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一次足额缴纳出资的规定。
(2)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分别应达3万元、10万元、500万元的限制，对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以及货币出资比例。
(3)简化登记事项及文件要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无需提交验资报告。2014年2月7日，为贯彻落实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国务院正式《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通知》，明确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的改革，优化投资环境，实施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公示制度，并对暂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27类行业进行了列举式的规定。
(二)实施后的现状2014年3月1日起，新《公司法》正式实施，企业注册由实缴转为认缴，多种注册门槛限制的取消和注册程序的简化，极大地优化了投资环境，多地注册登记出现井喷现象。据统计，湖北省恩施市2014年3月至6月新设立“一人公司”444户，是2013年同期的9倍，集中在商贸零售业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一人公司”成为发展热点，以小型企业、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民间资本活力凸显。可见，公司资本制度的修改确实在极大程度上激发了市场活力，在当前银根紧缩的情况下，有利于释放民间资本拉动投资，对于弥补中央投资的缺口、带动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新公司资本制度实施后，“一元公司”和“亿元公司”等两极现象也受到媒体关注。由于目前注册资本仍然是许多行业行规和项目竞标中的重要指标，不少企业尤其是工程建筑行业新登记企业的注册资本在1亿元以上。据报道，新《公司法》实施半年后，南京市出现了7家“一元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在3万元以下(含3万)的公司636家。据统计，全国2014年3月至8月总计新增516家“一元公司”，占全国新增公司的0．03%，青睐一元注册公司的市民主要从事服务行业，如餐饮、淘宝等。
二、新公司资本制度解读
根据新《公司法》第26条、第80条的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实缴、出资方式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由公司注册自主约定认缴。在认缴登记制下，法律不再强调公司股东实缴注册资本的时间和比例，取消了一般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同时实缴注册资本不再作为公司在工商部门的登记事项。此举在放松政府对注册资本管制的同时，让公司资本回归股东自治属性，是公司法上的一次制度突破。
(一)取消最低资本额、采用认缴资本制新《公司法》取消了法定最低资本额的限制，将注册资本额度赋权于股东(发起人)。在新公司资本制度下，公司将股东认缴出资额或者发起人认购股份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新《公司法》实施后，“一元公司”和“亿元公司”的出现，也引发了人们对无限制、完全的认缴制会诱发滥设“皮包公司”或导致公司盲目认缴出资额、随心所欲设定注册规模的担忧。但事实上，认缴出资并未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而是将出资期限和出资额度等事项交由公司章程自主决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仍需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当股东不按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时，仍需承担相应责任。取消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使得“一元公司”成为现实，一时间也涌现出更多的“亿元公司”，但注册资本并非越低越好或越高越好。一方面，理论上注册资本并不决定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能力，公司可以一元或极低的金额注册，但注册资本仍是公司资金实力的体现，注册资本过低也不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如果股东以其自有资金进行公司的经营活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将导致经营风险向股东转移，从而阻断这一经营上的混同行为。另一方面，认缴制下并未免除股东出资义务，注册资本过高时，公司退出市场将承受过重的负担，如不能缴清，企业法人将被列入黑名单，其失信记录还将计入个人诚信档案。新《公司法》实施初期，皮包公司及短期盲目出资可能会集中出现，但随着信用体系的完善和企业对风险认识的加深，股东(出资人)将会冷静下来，根据自身情况合理投资。此外，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司章程应载明公司注册资本，并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公司进行增资、减资仍需履行法定手续，并须进行登记;公司需对缴纳出资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只是出资方式的改变，并未改变或否定资本三原则。
(二)取消登记前验资新《公司法》删除了原公司法第29条“股东缴纳出资后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的规定，极大地简化了公司设立的程序和费用，但取消验资后如何保障公司资本真实成为了社会及学界讨论的焦点。《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书面检查、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的方式，根据企业注册号随机摇号抽取辖区内不少于3%的企业开展定向、不定向抽查，并应当于每年年度报告公示结束后，对企业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进行一次不定向抽查;在监管中发现或者根据举报发现企业公示信息可能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也可以对企业进行检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在抽查中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开展审计、验资、咨询等相关工作，发现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依照《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处理。由此可见，新《公司法》虽然取消了公司事前验资的规定，但加大了对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使公司虚假行为的违法成本提高，体现了政府监控重心由形式化的事前监管转移到事中的灵活抽查和动态监控，以期实现“宽进严管”。
(三)股东出资回归自治属性在认缴出资的资本制度下，取消了最低资本额限制，股东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后，依据法定程序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设立登记，删除了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比率不得低于公司注册资本30%之规定，即公司股东(发起人)可以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章程素有公司“宪法”之称，集中体现了股东自治性，本次放松对资本制度的管制，赋权于公司章程，凸显了公司资本的自治性。
三、认缴出资的法律规制
新《公司法》实现了从实缴出资到认缴的转变，此举降低了创业门槛，对于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股东的出资兼具公司的原始资本和财产基础，对于公司和债权人而言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信用体系尚未建成、相关制度有待完善，在此背景下保障认缴到位显得尤为重要。为发挥认缴出资的优势并预防可能带来的风险，须在公司内部、追缴、法人人格否认、信息公开及信用惩罚等方面进行规制。
(一)股东认缴出资的公司内部规制公司资本是股东自治的结果，股东出资是享有权利的前提，认足公司资本或股份并按照章程缴纳出资乃其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义务。《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当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义务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对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有限责任公司对于股东在合理期间经催告仍未缴纳的，可以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
(二)追缴制度股东须以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出资义务，届期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或其他股东有权通过司法救济要求其依法全面履行;公司债权人请求其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公司、其他股东及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请求未履行忠实、勤勉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的责任。发起人的连带责任要求发起人对其他股东是否具有实际缴纳出资的能力须自行甄别，谨慎选择合作伙伴，准确评估对方能力，并有助于督促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时履行忠实、勤勉义务。在《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后，公司股东或者发起人应将其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市场主体及监管主体均能够较好地掌握公司股东或发起人认缴、实缴等情况，并通过行政、司法手段进行追缴。在认缴制度下，章程规定的期限为股东履行义务之一。但当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被提起破产申请并经人民法院受理后，即使出资期限尚未届满时，管理人也应当要求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出资人缴纳出资。
(三)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公司法》规定，当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公司同时具备滥用行为、主观恶意和严重后果条件时可以适用法人人格独立这一基本原则的例外情形，对其独立人格进行否定。在司法实务中主要认定的情形包括公司与股东的完全混同，也有法院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在公司解散事由出现后及时组织清算，从而导致公司财产是否贬值、流失、损毁或者灭失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作为法人人格否认的理由。但对该制度适用与否、如何适用主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因此在具体操作上各地存有较大差异，对于举证责任也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实务中有法院判决应当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也有依据控制力和相关证据最为接近理论，认定根据公平原则，在债权人已证明债权合法后，由股东承担去除合理怀疑的举证责任。最低资本额取消后，资本不足是否应当成为法人人格否认的理由也引起了学界的讨论。有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当公司的注册资本与实际运营状况、公司规模等严重不符时应否认公司法人人格。有人主张，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建立后，市场主体均可获悉公司的信息情况，在资本信用向资产信用转变后对资本显著不足认定较为困难，需要进一步细化，而人格否认制度作为例外情形也不能过度扩大适用范围。在取消最低资本额和认缴出资的前提下，如何既能保护债权人利益，又能防止因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过度使用而带来新的问题，要求对人格否认制度进行责任的细化并完善相关程序。
(四)完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制度信用经济的实现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在不健全的信用体系下不仅不能充分实现认缴出资的目的和承担的期待，反而会增加交易风险，最终阻碍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而我国现在面临着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尚未形成，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不健全的现状，加快市场主体信用公司制度的建立及完善信用惩罚机制，对于实现信用经济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规定，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企业年度报告内容中企业的基本情况、存续状态、投资信息、股东或者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属于应该公示的信息，企业可以自主选择公开企业从业人数、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对外提供保证担保、所有者权益合计、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等信息。在《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前，根据工商总局的调研，在自主公示信息上，湖北省内20%的企业和辽宁省近30%的企业选择部分或全部公示，相信随着逐步推广和对资产信用担保的重视度提高，将有更多企业选择公示除涉及商业秘密以外的企业信息。本次公司法资本注册的改变，实际上是对资本功能的新认识，市场主体在进行交易时应综合考察公司的信用信息、注重对公司资产动向的把握，而非迷信于资本信用的担保作用，而市场主体能否及时、准确了解投资信息，又取决于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完善与否。
(五)强化信用惩罚机制信用体系建成非一夕之功，其有效推行以信用惩罚机制为后盾，只有强化信用惩罚机制，提高失信公司成本，才能兴利除弊。2014年10月1日起《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与《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将未在规定或责令期限公示年度报告，公示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等的几类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在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向社会公示。建立并落实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限制为主要内容的失信惩戒机制;对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有其他违法记录的市场主体及其相关责任人，各有关部门要采取有针对性的信用约束措施，不同部门实现企业信息的互联共享，建立联动响应机制，才能真正将惩罚机制落到实处，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局面。增加失信成本、强化惩罚机制，才能切实保障信用体系的有序运行。《暂行条例》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实施得益于自贸区的试点。上海市工商局在上海自贸区内企业2013年度公示告一段落后，首批有1467户企业(约占12%，其中主要为中小企业)进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自贸区的试点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也彰显推广和执行才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四、结论
新的公司资本制度的实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刺激作用，然而在新的制度下，要满足公司融资、效率和充分自治的需要，又能平衡不同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冲突，需要良好的规则设计和一系列配套实施，否则将会带来新的问题。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保证交易安全，政府在进行职能改革时需进一步完善债权人保护机制，才能使认缴资本制发挥其最大功效。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范文第6篇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意见》指出，改革要坚持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意愿，坚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坚持统筹配套、提供基本保障。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与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意见》就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出3方面11条具体政策措施。一是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有效解决户口迁移中的重点问题。二是创新人口管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居住证制度，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三是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扩大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
企业年报须报送工商供公众查询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10月起施行，
企业失信将入政府“黑名单”
日前，国务院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共25条，自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
《条例》建立了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和即时公示制度。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经企业同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查询企业选择不公示的信息。
《条例》建立了信用约束机制。监管方面，设立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和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制度。《条例》在大幅度放宽市场主体准入条件的同时，要求企业真实、及时公示信息，保障社会公众特别是交易相对人准确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努力形成企业“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信用约束机制。
国务院再次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再次取消和下放45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11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将31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
本次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中，关系投资创业创新就业等经济社会发展的约30项，占2/3，如“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核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销售的矿泉水的注册登记”等。涉及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业务活动的约10项，占20%，如“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审批”等。涉及企业资质的约5项，占10%，如“设立互联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审批”“无线电设备发射特性核准检测机构认定”等。
本次取消的专业技术人员准入类职业资格，涉及国际商务、质量、税务、资产评估、土地登记、矿业权评估、品牌管理等多个专业领域。同时，国务院决定取消各地区自行设置的各类职业资格。
最高检就减刑、假释案件办理出台新规
严防以权“赎身” 花钱“减刑”
最高人民检察院8月26日召开新闻会，《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通报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的有关情况。《规定》共25条，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内容：
一是明确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案件逐案进行审查，实行统一案件管理和办案责任制。二是要求检察机关对六类减刑、假释案件一律进行调查核实。三是首次规范了检察机关派员出席减刑、假释案件法庭的职责任务。四是强调检察机关发现不当减刑、假释案件要坚决予以纠正。五是要求严惩减刑、假释中的司法腐败。
网信办出台十条规定，规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
公众账号、转载时政新闻受限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8月7日召开新闻会，《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要求，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即时通信服务提供者从事公众信息服务活动，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
《规定》提出，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非新闻单位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其他公众账号未经批准不得、转载时政类新闻。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可以或转载时政类新闻的公众账号加注标识。
根据《规定》，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要求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 同时，《规定》提出，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从事公众信息服务活动，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第九届豫商大会在新乡召开
8月28日到29日，以“凝聚乡情 共赢发展”为主题的第九届豫商大会在河南省新乡市召开，创下了历届豫商大会参会规模之最、投资总量之最。
本届豫商大会由河南省政协主办，新乡市政府、省商务厅、省工商联、省侨联、省豫商联合会共同承办。大会共有108个省、市豫商协会及海外河南商会组团参会，与会嘉宾达1700人，创历届豫商大会规模之最。在两天的会期中，举办了多场论坛以及商务考察活动。本次大会签约项目质量高、单个项目投资总额较大、投资领域比较广，共促成46个项目签约，投资总额达到了680亿元，投资总量创历届之最。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8年至今，有8300名企业家回河南洽谈投资项目，促成项目投资2081亿元。
河南省豫商联合会会长陈义初在会上提出“三个一百”的目标。未来10年，新豫商在总体发展的前提下，要打造100个著名企业成为各省的支柱企业，要有100位豫商成为当地的著名企业家，要有100个河南商会成为各地的先进商会。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范文第7篇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从2011年联手启动的“房地产行业信用评价”已推行四个年头了。在国家日益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大环境下及2014年房地产行业信用评价正在开展之际，记者采访了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信用评价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莉。
记者：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地产研究会联合组织开展的房地产行业信用评价，主要从哪些方面对房企进行考核评定？
张莉：主要从三大方面对房地产企业进行评价。
首先是“企业的客观信用能力”。包括考核企业的经营年限、注册资本、银行资信等级，还有它的开发能力、人员素质、财务信用能力、运营能力等。
其次是评价“企业的经营信用情况”。这一部分包括开发前期的土地运作、规划许可、工程招标等，如企业在拿地后是否有按合同按时足额支付土地出让金；在建设阶段中合同履约是否规范，质量信用、进度信用和安全信用程度如何，是否存在明显拖延工期或者不合理赶工等；在租售阶段则重点评价企业在租售过程中是否存在虚假广告，交付后对项目出现的质量问题是否有负责处理等多个方面。总之，评价涵盖了企业从前期开发到建设阶段，再到租售、物业管理等经营全过程。
最后是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包括企业对所有者、对消费者、对合作方、对员工、对政府、节能环保等多个方面的信用，比如企业是否按照新劳动合同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是否有按时足额为员工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对消费者的投诉解决率如何，纳税额多少，建设项目是否节能环保等。
记者：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对企业的评级评优活动，我们开展的房地产行业信用评价和其他机构对房企的评级有什么不同？
张莉：现在有很多部门，包括银行、有关社会机构、媒体等都在开展这样的评级评优工作，但其各自的着眼点和侧重点不同。银行的侧重点在于企业的偿债能力、还贷能力，着眼点在企业的综合实力。它们有自己独立的评价体系。而有些社会机构组织，特别是一些媒体早些年曾一度盛行的对企业和项目的评优发牌，客观的说不够全面严谨，缺乏公正和客观。
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主办的对房地产企业的信用评级和其他组织的最大不同是：我们不是评谁“最大最强”，而是评谁的信用最好，并且评价过程是通过社会第三方评价机构按照“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对企业三年来各方面的信用数据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评价，这样的评价更全面、更客观，保证了评价结果的真实可信。
记者：未来还将从哪几个方面去推动这项工作？
张莉：首先要提高认识。当前国家已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从下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到国务院通过实施《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政府将逐步把对行业的监管转变为对企业信用信息的监管，信用将成为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
其次，要推进更多的地方协会参与这项工作。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从结果应用去推动，解决信用等级的应用问题。2013年发改委和央行下发文件，要求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应用“企业信用评价报告”。这是个极大的利好消息。今后，我们将通过努力争取更多部门，比如银行、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对这项工作和评级结果的认可，让信用企业在融资贷款、有关政策支持等方面得到实际利益。也希望争取将《企业信用评价报告》提供给行业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让这份报告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公司法制度改革；内容；价值
中图分类号：F04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1-0174-01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是以拓展创业自由及营业自由为宗旨，并且反映了公司资本信用向资产信用转变的基本趋势，这种改革的方向无疑朝着授权资本制迈出了一大步，但此次资本制度改革中的内容与授权资本制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看待我国公司法资本制度的现状，能够更加全面的了解我国资本制度的定位，以及对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一，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1、实行认缴登记制
此次公司资本制度改革改变了出资缴纳制度，改实缴制为认缴制。新公司法在取消注册资本最低额度的同时，对股东出资缴纳制度进行了变革，允许公司通过章程的方式自主规定股东缴纳出资的期限，即公司设立时，股东不必再实际缴纳出资（当然法律规定必须实缴的情形下除外），即便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较高，但股东仍然可以在公司章程中安排一个相对较长缴纳出资的进度和时间，以此来降低股东缴纳出资的难度，降低公司设立的难度并降低市场的准入门槛。简言之，实缴制改认缴制的确切含义有两层：一是股东认缴出资后可以暂时认而不缴；二是股东应当在章程约定或其承诺的期限内缴纳出资。
2、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额
2014年《公司法》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中取消了原公司法中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这也就意味着股东认缴的资本总额即为公司的注册资本额，甚至连1元公司也可以就此设立，因此注册资本不再成为我国公司设立的门槛。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取消，以及认缴制的实施，都是从根本上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一方面，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取消让公司发起人可以自由决定公司规模的大小，根据自己的目的和规划来创设具有个性化的公司；另一方面认缴制的设立可以让公司发起人合理安排资金使用进度，根据公司业务的开展情况来充实资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3、建立企业年报和信息公示制度
自《公司法》修改了公司资本制度后，国务院亦下发了相应的政策一一《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将企业年检制度正式取消转而建立起了企业年报制度。基于新《公司法》的精神，国务院又制定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行政法规的形式确认了企业信息公示制度。在立法层面，企业年报制度和《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主要包含企业年报的基本内容、企业信息公示的内容与期限、企业信息公示适用抽查制度、以经营异常名录制度为核心的惩罚机制等。
此外，简化公司登记事项和程序，这包括两点：新的公司资本制度中废除了验资程序与公司登记的内容也有所简化。
二，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的意义
本次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具有比较重大的意义，从法律上来说，这些意义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的自由和效率等价值的彰显，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管模式与职能的转变。全面分析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意义，能够有助于我们把握此次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总体方向，认识到公司资本制度在理论上应当具备的理想状态。
1、拓展投资创业自由
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亮点在于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甚至还允许设立“1元公司”，这样的做法无异于鼓励更多的人创立公司，“能够真正体现有限责任原则，保护股东和公司的价值取向”，因此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有助于在实践中吸引更多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自主创业，同时让新设立的公司进一步拓展和吸引投资资源，通过提高市场活力来实现投资、资金资源的合理分配。充分的创业自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一方面公司得到了发展，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可以设立自己的公司，自主创业，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所以此次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意义之一就在于通过鼓励创业、降低创业门槛来实现创业自由，并通过市场活力的提高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促进经济发展。
2、强化公司营业自由
公司资本制度的认缴制也有利于公司按照实际发展情况自主决定投资战略、资金安排，让公司能够实现营业的自由。过去法定资本制对公司资本的约束比较严格，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并且必须要经过登记等事项后方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过去这些维持公司资本的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公司资本的稳定性，但公司运营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资本的稳定，而是资本的效率。因此只有强化公司的营业自由，才能刺激公司的发展。所以此次公司资本制度取消增减资法定程序，改为实行公司章程自治，有利于公司根据业务发展水平、公司规模和资金规模来制定最为合理的资金安排和设计，促使公司的资金资源得到最大效率的利用，无疑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3、资本信用向资产信用的转变
应当说，2005年《公司法》一改1993《公司法》法定资本制的做法，就已经体现出了我国公司法由“资本信用”向“资产信用”转变的趋势，而2014年公司法的重大变革再一次彰显出了公司法意图构建资产信用机制的特点。资产信用则是公司资信能力的一种动态反映，公司的资产数额体现出的是公司当前的财产数而不是设立之初的财产数额，因此资产信用更能反映公司的实际资信状况。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新的公司资本制度中所创设的公司年报制度要求公司每年定期编制本公司的资产状况等相关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公之于众，以使公司的资本情况、股东认缴和实缴情况等信息能够定期的反映出来，让债权人及公众可以比较准确的了解公司当前资信状况，从而更加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性。
此外，监管模式与行政职能的转变。在过去的法定资本制时期，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中实施的监管机制的核心在于强制验资机制，并在设立之后的公司运行阶段实施年检制度，要求公司定期到工商部门办理年检，以求通过年检制度来检验公司资产状况。然而在实践中，对公司资本的监管重点几乎偏向了事前控制，即验资程序的重要性十分明显，但年检制度却未能得到有效落实。此次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实施企业年报制度，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企业年报制度下，行政部门对公司资本的监管从事前控制变为了事后监管，公司设立之初并不需要经过验资程序，之后亦不再接受工商部门的年检，而公司资本信息全部记载于公司自行编制的年报中，并且企业年报将定期向社会公示，同时工商部门通过抽查制度来检查被抽中企业的年报真实情况。新公司资本制度下的监管模式显然体现出了当前我国行政机关职能的转变，政府权力不能过度干预市场，取消工商年检而实施企业年报，减少的是工商部门利用年检制度干预企业运营的风险，增加的则是公司运营的活力。
参考文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范文第9篇
1.第一法宝：商事主体经营异常名录
根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四种情形。一是未按规定时间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二是具有应当公示信息而未按规定时间进行公示；三是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四是企业无法联系。企业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满三年的，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并向社会公示。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三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通过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银行可查询到商事主体是否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以及载入事由。以往银行的贷前调查主要通过到客户经营场所实地调查，对客户身份、业务主体资格、财务状况、违法记录进行资料核查，客户、员工直接面谈，银行同业、政府部门等外部调查再进行综合评估，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通过上网查询“经营异常名录”,可以掌握企业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企业的经营动态，有利于银行在短时间内对广大客户进行初步甄别筛选，提高对客户准入判断的准确性以及风险评估，也不用银行工作人员奔跑于各行政部门之间搜集各类企业信息，大大地节约了银行做好贷前资料收集工作、进行信贷审查的时间和审查成本，有效提高信贷审查效率。
2.第二法宝：年度报告制度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4号），明确规定企业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向工商部门提交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向社会公示。企业对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接受社会监督。工商部门对企业的年度报告不定期开展抽查。一旦发现企业不按规定报送、或弄虚作假，载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填报内容包括：企业联系方式、备案事项、对外投资、股东或者发起人出资情况、企业网站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名称、网址、经营情况、许可文件及委托证明。社会公众可通过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官网查询企业年度报告信息。据数据显示，2013年度深圳市应提交年度报告的商事主体共有559814户，其中内资企业53122户，外资企业28589户。内资企业提交率为92.59%，外资企业提交率为96.44%。可见，银行可通过查询企业年度报告公示信息掌握深圳市九成企业的“出勤率”，以及注册资本认缴实缴的增减，经营场所、法人股东、经营范围等登记事项的变动情况，有利于银行对企业进行动态评估，从而实现贷前调查评估、贷时审查核实、贷后跟踪管理，进一步监测企业信贷风险，控制化解风险。
3.第三法宝：商事主体信用信息平台
除了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年度报告信息，商事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包括了商事主体登记及许可审批信息、备案信息、企业公示即时信息、商事主体信用信息以及行政处罚信息。工商部门将通过不定向抽查和定向抽查对企业年度报告信息和企业公示即时信息进行监督检查。抽查总量不少于3%-5%。经统计，深圳市商事主体信用信息平台现有3.8亿条企业信息，有关信息还在不断地充实完善中。银行通过商事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在掌握企业官方信息的同时，还可以查询企业的即时信息。信用信息平台的建立有利于银行掌握行业动态，制定相应的贷款计划；有利于银行更充分地进行贷前调查，对存在行政处罚信息的企业进行客观判断，杜绝违法企业蒙混过关的现象；有利于银行全面审核企业，通过对企业变更信息、动产抵押登记信息、股权出质登记信息把握企业的偿债能力及信用状况，提高审核效率；有利于深化企业信用守法意识，客观上达到褒扬诚信经营、惩戒失信行为的效果，对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社会诚信建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总结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三大法宝”商事主体经营异常名录、年度报告制度、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了企业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大法宝”对企业的诚信经营已经开始发生了作用，但还不足够强大。“三大法宝”的威慑力有赖于政府部门、银行、社会公众、企业本身对他们的运用，只有当全社会都以“三大法宝”作为企业诚信经营的衡量工具时，我国的信用体系才真正得以建立。因此，银行应积极发挥示范作用，有效运用“三大法宝”，提升自身的信贷风险管理能力。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范文第10篇
近年来，我国第三方支付业务飞速发展，在创新支付方式、服务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第三方支付企业在发展中也暴露出风险意识薄弱、客户权益保障机制缺失等问题。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不仅能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充分发挥市场的监督作用，同时还能丰富监管手段，提高监管工作效率。本文分析了当前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阐述了信息披露的必要性，构建了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机制。
关键词:
第三方支付;信息披露;制度安排
近年来，随着网络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作为互联网金融重要内容和基础的第三方支付飞速发展。第三方支付企业在创新支付方式、服务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第三方支付企业在高速发展中也暴露出风险意识薄弱、客户权益保障机制缺失等问题。如何发挥市场约束作用，加强对第三方支付企业的监督管理，已成为当前金融监管部门的重点工作。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不仅能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充分发挥市场的监督作用，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还能丰富监管手段，提高监管工作效率。
一、第三方支付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为第三方支付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支付宝、财富通等第三方支付企业的成功，刺激了大批企业纷纷涉足第三方支付。为规范第三方支付市场有序发展，2010年6月，央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将第三方支付正式纳入监管范围。从事第三方支付的企业必须取得央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支付机构。截至2015年6月底，全国共有270家非金融机构获得央行颁发的支付牌照，从事网络支付(包括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等)、预付卡发行与受理、银行卡收单等第三方支付业务。2014年，包括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预付卡支付、银行卡收单等业务在内的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规模达到42万亿元，较2013年增长90%。一方面，第三方支付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创新层出不穷，为广大社会公众提供的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的支付服务，已经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支付方式。另一方面，第三方支付企业在发展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普遍存在“重发展、轻合规”，“重市场，轻风险”等问题，容易引发生道德风险，甚至发生系统性风险。例如，浙江某家第三方支付企业由于违规挪用客户备付金，损害客户利益，于2015年7月被央行注销了《支付业务许可证》。
二、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目前，规范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较少，仅有《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和《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尚未建立完善的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制度体系和机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相关制度办法还有待建立健全。《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是针对所有企业，规定公开披露的信息量有限。《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作为目前第三方支付监管的基本依据，对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仅做出了原则性规定，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和强制性。二是披露内容较少，信息不充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公示的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地址、存续状态、股权转让等企业基本信息。《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第三方支付企业披露的内容有:支付业务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以及支付服务协议的格式条款等。没有相关制度对第三方支付企业需要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如公司盈利状况、创新业务发展、可能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内容作出披露规定。三是信息披露形式较为简单，缺乏规范性。仅要求第三方支付企业在营业场所和互联网网站主页进行披露，没有针对不同情形规定具体披露形式及其时间。
三、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的作用及必要性
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的作用及必要性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途径。支付业务的金融属性决定了第三方支付企业的服务方式、客户备付金管理等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第三方支付企业进行充分、有效的信息披露能够增加业务透明度，加强对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保护。第二，是实施金融监管的重要手段。金融监管部门要求第三方支付企业及时、充分披露信息，有助于提高监管工作的针对性，从而有效规范第三方支付企业经营活动，防范支付风险。第三，是强化市场约束的重要环节。完善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机制，有利于客户、相关社会中介机构和新闻媒体充分开展社会监督，促进第三方支付企业依法合规经营。
四、建立和完善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机制的建议
(一)信息披露的制度安排鉴于目前第三方支付企业发展及信息披露的现状，应在研究借鉴国内外银行及相关机构信息披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第三方支付企业业务及发展特点，建立健全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应以《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为基础，研究出台《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第三方支付企业披露相关信息的责任和文务，细化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形式，规范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行为，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发挥市场的约束监督作用，促进第三方支付企业健康发展。
(二)信息披露的内容第三方支付企业披露的信息主要应包括:财务会计信息、风险管理状况、业务系统运行、公司治理、年度重大事项、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内容。1.财务会计信息。财务会计信息是第三方支付企业经营和财务状况最直观的体现，也是社会公众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三方支付企业应将单位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公开披露。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第一，会计报表，该部分须反映第三方支付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现金流量、利润收益及所有者权益等财务状况。第二，会计报表附注，用以补充说明和解释会计报表本身未能充分表达的项目。第三，财务情况说明书，应在其中说明第三方支付企业经营的基本情况、利润分配情况以及其他能严重影响财务情况的事项。2.风险管理状况。作为从事支付业务的非金融机构，由于涉及资金的管理，与一般企业相比，承担的风险和责任更大且更具复杂性。第三方支付企业必须科学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确保经营安全。风险管理主要包括业务风险和系统风险。第三方支付企业应详细披露每项业务处理流程、风险环节及风险管理措施，并对系统运行中存在的风险情况及应急管理进行说明。3.客户备付金管理。客户备付金是客户为办理支付业务而预先转入第三方支付企业的货币资金。备付金的所有权属于客户，备付金的安全，涉及到广大客户的切身利益，第三方支付企业有责任和义务妥善管理备付金，客户也有必要了解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备付金管理情况。第三方支付企业应对备付金存管银行及数量、备付金管理及使用情况、风险准备金提取和备付金利息收入进行定期披露。4.公司治理。在现代企业中，治理结构和管理情况将直接影响一个公司的发展前景，社会公众有必要了解第三方支付企业的管理水平，作出合理的选择。因此，第三方支付企业还应披露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构成及工作情况，以及内部的部门及分支机构的设置情况。5.年度重大事项。重大事项是指影响第三方支付企业业务开展或涉及客户权益，牵涉面较大、有重要影响的事项。例如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合并与分立、发生重大系统安全事故等。6.消费者权益保护情况。作为向社会公众提供支付服务的企业，第三方支付企业应切实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加强客户备付金、交易信息、客户知情权、隐私权等方面的权益保护，并公开披露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所尽的职责和做出的努力。7.其他信息。除上述披露事项外，如遇重大事项或紧急情况，第三方支付企业应主动披露相关信息。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监管需要，要求第三方支付企业披露相关信息。
(三)信息披露的形式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可采取首次披露、定期披露和临时披露等形式完成。第三方支付企业应在取得央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后的一定时期内进行首次信息披露，方便监管部门和广大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定期披露是指第三方支付企业应当在每年度结束后的一定时期内，按规定的披露内容，公开披露相关信息。临时披露是第三方支付企业临时发生变更或重要事项，或根据监管部门的需求公开披露相关信息的情况。为增强信息披露透明度，方便社会公众查阅，第三方支付企业应在公司互联网主页显著位置披露信息。同时，监管部门或行业自律组织也可考虑建立统一的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网站，要求所有第三方支付企业在该网站披露信息。在统一的网站披露信息，一方面能够规范信息披露方式，提高披露的质量。另一方面，也能方便利益相关群体第三方支付企业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促进第三方支付企业更主动地接受市场约束和社会监督。
(四)信息披露的监管为确保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充分发挥信息披露的作用，要建立一个由监管部门、外部审计机构和社会公众三位一体的监督约束机制，加强对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督管理。1.监管部门。细化央行对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管职责。央作为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监管主体，要对第三方支付企业披露的财务报告、风险管理、备付金使用、重大事项公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信息，通过非现场或现场检查、调查分析等手段审查其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并对违规行为提出整改要求或依法惩处，确保披露信息的合规。2.外部审计。充分发挥外部审计机构对第三方支付企业披露信息的补充作用，强化对信息披露的监督约束。外部审计机构对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的关注角度可能与监管部门不同，但是，注册会计师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对第三方支付企业财务报表编制是否符合会计准则，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发表审计意见，其审计意见可以提高第三方支付企业财务信息的可信赖程度，有助于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判断第三方支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3.投诉机制。建立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投诉举报制度，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第三方支付企业客户备付金安全及自身业务发展涉及广大客户的切身利益，为维护自身利益，社会公众有监督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的动力。通过建立投诉机制，鼓励客户揭发、投诉第三方支付企业信息披露违规问题，促进第三方支付企业真实、合规披露信息。4.违规处理机制。为保障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执行，要建立健全违规处理和处罚机制，对未按规定执行披露要求或披露虚假信息的第三方支付企业和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处理和处罚，确保披露信息的真实、完整、合规。
参考文献:
［1］巴曙松，杨彪.第三方支付国际监管研究及借鉴［J］.财政研究，2014年第2期.
［2］欧阳卫民.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的创新与监管［J］.中国金融，2010年第15期.
［3］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中国支付清算行业运行报告(2015)［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