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1篇

本文我们以狭义的概念来理解和论述创业。创业指的是“从零开始创办一家新企业”；创业企业指的是“新创建的企业即新创企业”。由于当代的创业大多发生在高科技领域，如信息、生物基因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先进环保技术等，因此，本文中的当代创业企业，特指“新创立的当代科技创新型企业”，其创业者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

一、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

创业企业的诞生始发于创业者的创业劳动，创业劳动实际上是科技创新劳动的拓展与延续，科技创新劳动是创业劳动的“源”与“核”。探寻当代创业企业的经济性质，其出发点和关键就在于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性质的理解。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是一种有机融合科学与技术内在禀性的高智力劳动。从劳动形式上分析，这种高智力劳动是一种高度复杂劳动，不同于一般的复杂劳动和智力劳动，更完全不同于简单劳动或体力劳动，呈现出自身所特有的异质性。（注：这里的“异质性”是从具体劳动的层面上所作出的分析，而不是抽象劳动的层面。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抽象劳动是无差异的。）

1.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与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

与工业经济时代的机器发明、机械制造、工艺设计等行为中的创新劳动相比较，由于市场深化与细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专业化水平更高。在科技产品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更趋激烈、消费需求更趋个性化的当代经济生活中，科技创新活动要取得成功，必然要确定极其明确的目标，瞄准极其清晰的制高点和攻关领域，专注于特定的活动对象与活动空间。这集中体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它要求接受更为专门化的教育与训练，要求培育更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要求掌握更为精、尖、新的知识与拥有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实验能力。

与高度专业化相适应的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高度专业化的学习、研究、创造与实践，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积淀后，往往形成为一种特定的思维能力与劳动品质而表现为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这种高度专用性的劳动形态，一旦移作他用，往往成为“沉没”资产，其内在的价值就大大受损。

2.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

（1）体现为产品市场需求的先导性与创造性。飞跃式的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物化产品具有优质的消费属性（包括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一个成功的高科技产品（包括有形的商品与无形的服务）的开发与问世，往往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适应了市场需求者的消费趋势，强有力地引导着市场消费的方向，强劲地改善着人们的消费结构，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当代科技创新活动的蓬勃兴起和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赋予了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以新的内涵。

（2）体现为产品效用的高度创造性。当代高科技产品是一种高知识密集型产品，从而富有高效用。也就是说，单位产品具有更大的有用性，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某一种或几种需要。①当代科技创新是对自然物质属性和自然能力的深度开发和利用，区别于传统工业机器生产在性质上仅仅是对自然物质的一般加工和表层属性的自然能力的利用（刘诗白，2001）。因此，较之传统工业生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能够带来劳动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式的提高，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生产能力。同时，高科技生产手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所耗费的非核心技术或产品的其他物质资源的成本极低，高科技产品在批量生产下边际物质成本几乎为零。②高知识密集型产品更具“人性化”特征。高科技消费品更适合消费者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符合消费者个体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更为内在、真实的需求，能迎合消费者对单元产品的高质量多功能提供的要求。高知识含量的消费品由于更能满足现代人的文明消费和审美情趣，从而富有高效用。

（3）体现为产品价值的高度创造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比马克思笔下的工程师一类的“高级工人”的所谓一般“复杂劳动”更高层次的“高度复杂劳动”，是一般复杂劳动的倍加。这种高度复杂劳动，比起一般复杂劳动，具有以下两个更为突出的特点：①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更高。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劳动的专业化特征表现得极为明显，它需要更为扎实的科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的积累，需要更为丰富的实践与实验经验。因此，科技劳动力的形成，需要投入更高的学习教育费用；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更高的劳动强度，是一种高强度的劳动力耗费，需要有较高的劳动力的补偿费用。另外，由于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社会化（即是高度社会结合和社会协助的劳动），创新者的劳动能力实际形成费用中还必须包含间接参与科技创新的社会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费用（刘诗白，2001）。因此，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而言，其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应该高于一般复杂劳动。②劳动力使用创造的价值增值更大。高品质的科技创新产品的成功问世，在一定时期内往往占据了一定的市场垄断地位，由此获得了可观的“超额利润”。综合以上两点，我们认为，与一般劳动产品相比，在高科技产品中，其所耗费的物质资源C部分可能下降，但是劳动力价值V部分与价值增值M部分却以更大比例上升。这样，在同一单位时间内，C+V+M在整体上是大大提高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同样能够换算为“自乘的”“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较一般复杂劳动能形成更高的价值。

3.价值创造的高度风险性

一方面，某种创意、想法、灵感要转化为现实的物化产品，需要“苦思冥想”、持续探索、高度关注，需要反复试错、重复实验，最终仍有可能失败。这期间不仅要投入大量的、常人难以想像的精力，还往往需要投入一定的物质资源。失败的结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事人要承担着极大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即使研发取得了现实的物质载体，由于当代科技创新的快节奏和当代市场演变的高速度，同样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当代科技产品周期极短，产品更新速度极快，市场竞争又日趋激烈，这使得在高科技产业中，某一项技术往往只有NO.1是成功者，NO.2以下大都难以得到能够赖以生存的市场份额，从而成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硅谷中平均大约九成的风险投资是不成功的，就充分表明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风险性。

4.效应产生的高度非线性

一般性的生产性劳动或简单劳动，其效应的产生往往是直接而明显的、即期而平稳的，劳动的付出与其所产生的效应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恒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则与此不同，其效应的产生往往不是直接和即期的，更多的是具有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以及跳跃性。科技劳动者价值的创造并不完全是一时的，而是长期的；并不完全是当期就能表现出来的，有的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体现出来；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并不完全是连续的，而是阶段性的。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付出与其所产生的效应或价值创造之间不是一种恒定的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而往往呈现出一种倍增或倍减的非恒定关系即非线性关系。

5.集聚社会资源的高度粘吸性

科技创新劳动，作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关键性资源，具有强大的集聚社会资源的功能。工业经济时代的物质资本往往是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发动机和粘合剂，处于资源组合的核心地位。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已经独立地走向社会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科技创新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及其特征，强有力地吸引着其他的社会经济资源与之结合，并相互耦合、相互渗透，呈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所特有的集聚社会资源的“高粘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才出现了当代的“创业革命”即创业职能的职业化现象与趋势。

在当代创业企业中，出资者不仅与经营管理者实现了分离，而且与创业者也实现了分离。事实上，当代计算机、因特网、通信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工作者在风险资本支撑下转变为企业家的过程。像康柏电脑、美国在线、E-Bay、雅虎等这些享誉全球的明星企业，正是创业革命进程的产物与见证。原为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教授的非吉米·克拉克先生就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克拉克先后成功创立了3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知名高科技企业，却没有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中担任经营层职务。他不仅不介入企业成立后的营运管理，甚至对技术开发本身，也是只讲创意而不问实施。这样，克拉克成了一个纯粹的创业者。他的职能是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的优势，即在于对技术发展方向作出敏锐的判断及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的创意。

二、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与一般的生产性劳动最大的区别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决定了该劳动报酬形式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从构成上看，科技创新劳动报酬（Y）应该包括和体现为以下几种收入形式：①工资性收入A.这是一种再生产劳动力费用，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的初级或低级形式。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的收入更主要地是体现在其他的非工资性收入形式上。②风险收入B.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专用性以及价值创造的高风险性特征，使得科技劳动者承担着极大的市场风险、生产风险与财务风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承担者应该获得相应的风险收入。③超额收入C.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带来了巨大的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源泉是科技创新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额利润的创造者应该获得相应的超额收入。④非线性收入D.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效应的产生和价值创造的高度不确定性即非线性使得企业利润的实现也呈现出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跳跃性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实现的非线性特征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收入报酬形式即非线性收入。⑤创业收入E.当代科技创新劳动集聚社会资源的高粘吸性带来了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实现了资源配置状态和经济组织状态的创新，从而产生了创业利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业者应该获得创业收入。

当代科技创新者的劳动报酬是由以上几个部分共同组成的，即Y=A+B+C+D+E.（注：严格地讲，B、C、D、E各种形式的收入之间存在着交叉或部分重叠的可能性。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在本文中暂且不考虑这种情况，这并不影响问题的探讨与结论。）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难以全面地反映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式中的B、C、D、E等非工资性收入形式都是由科技创新劳动的自身属性带来的，是特殊的劳动报酬形式，不能把它们完全归类于非劳动属性的收入，这是一种根植于科技创新劳动基础上的市场化收入。

由多层次、多元化的收入形式构成的报酬结构特征充分体现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特殊性、复杂性与艰巨性：①由于风险是不可计量的，与其相应的风险收入就是难以直接测算的。②超额利润是个事后变量，而且是极不确定的。通过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交易，以固定合约的工资形式给付，根本无法真实体现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价值形成功能。超额收入是无法事先计量的。③创造价值的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跳跃性特点决定了一次性计量和当期计量的非科学性，人为计量或计划计量也必然是失真的。非线性收入是难以进行一次性计量或当期计量的。④创业收入是集合了多种要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组织租金”，这种“组织租金”只能以某种特殊的“剩余索取权”的形式表现出来。总而言之，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是无法直接地、一次性地、事前地给予定价的。很显然，无论是采用单一的固定合约的工资形式，还是采用传统的年薪制、奖金制或业绩提成制等一般性的剩余索取的形式，都是无法真实、全面反映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价值的。科技创新者的风险收入、超额收入、非线性收入、创业收入是高度不确定的，多层次、多元化、以不确定性收入为主的报酬结构充分体现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三、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性综合定价机制

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决定了对这种劳动报酬的计量只能采取间接的、重复的、持续的、适合于不确定性状态的定价机制。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定价机制实质上就是市场中的企业定价机制。由科技创新者自身创办企业，拥有创业企业的所有权，就是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计量的一种较好的市场性综合定价机制。

1.企业的生产机制提供了对科技创新劳动进行间接定价的基础

多元化的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结构首先表明了市场无法对它进行直接定价，只能采取间接定价的迂回方式，即先是通过市场对“劳动的实体”的交易进行直接定价后再来间接反映科技创新劳动报酬。在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交易仅仅反映科技劳动者的一般工资性收入部分，而其他形式的劳动报酬都只能通过“劳动的实体”的交易来体现和获取。这里所谓的“劳动的实体”是指劳动的物化产品（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或劳动者劳动持久性投入的组织载体。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个“劳动的实体”就是企业本身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产品源于企业的生产机制，离开了企业最基本的生产，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产品的提供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离开了企业的生产机制（提供服务性商品的企业也具有生产），企业在市场上的交易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企业内在的生产机制提供了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进行间接定价的基础。要实现对科技创新劳动的间接定价，只能采取企业组织的迂回计量方式。

2.企业的交易机制提供了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多次重复地间接计量的平台

我们知道，现代企业理论尤其是其中的企业契约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体，是某个“中心签约人”与一系列市场上的经济主体相互交易的产物（阿尔钦、德姆塞茨，1972；詹森、麦克林，1976；巴泽尔，1989）。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的交易机制的内涵。企业的交易机制提供了一个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进行多次重复地间接计量的平台。从最基本的意义上分析，企业的交易机制体现为企业主与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易。各种市场主体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对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着计量，科技创新劳动报酬就是在这样的相互交易过程中实现的。下面我们对此分别作简要分析。

（1）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①风险资本市场上风险资本家的计量。一般来说，风险投资家是按照某创业者预期会创造出最高价值的标准，从每个研发项目中选定一个进行阶段性融资以使项目得以完成。风险资本家与创业者之间存在着阶段性博弈，他们之间是进行着一场锦标赛，只有那些能产生最高的预期价值的创业者才能得到在第三阶段完成项目所必要的资本。这种“锦标赛式”的治理机制（青木昌彦，2000）最显著的功能是风险资本家在一群创业者的试错过程中能够把确实具有创业才能且能带来最高预期价值的创业者甄别出来。实际上，这种特殊的锦标赛式的治理机制也是风险资本家对科技创新劳动的定价机制。科技创新劳动所内含的的真实价值就是在这样的阶段性锦标赛式的治理过程中一步步反映出来的。这种灵活的治理机制有效地反映了科技创新劳动的高风险性与非线性。②股票市场上社会投资者的计量。人们借助于股票或由其派生的股票期权等种种金融工具，通过股票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巧妙地实现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多次重复地间接定价。在股票市场上，各种各样复杂的内生力量相互运动、博弈和共同作用而自发生成的股价信号内在地包含了科技创新劳动的种种特性。投资者是通过股票市场上的买或卖来判断和决定创业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是通过股票市场上提供的价格信号来预期某种高科技产品的内在价值，更是通过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生成机制来对不可捉摸的充满高风险性的科技创新劳动进行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理想”定价。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对科技创新劳动“出价”并最终形成了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这样，借助于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实现了科技劳动力市场上无法直接计量的定价机制的转移，实现了企业内部进行计量的艰巨性到企业外部的资本市场的转移。

（2）产品市场上消费者和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消费者日常的“货币选择”行为表面上看是对科技消费产品的购买，实际上是在进行着对凝结在科技产品身上的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化计量，这一点无需多言。我们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创业企业与众多的供应商之间的产品交易过程，也体现了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意义。供应商对购销合约的履行状况、供应商的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热情度大小，创业企业外部网络化中各相关协作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对科技创新劳动形成价值功能的判断与预期，直接或间接体现了他们对科技创新劳动效应发挥的现状或未来潜力的许可或质疑。这些都是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进行计量的表现。

（3）劳动力市场上非科技创新劳动者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科技创新者的创业收入、超额收入等非合约性收入的获得，是建立在企业内其他非科技创新劳动者之间相互协作产生的“集体力”基础上的。劳动者对各自雇佣合约的执行态度、劳动力的流动势态，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集体力”的形成。劳动力市场上供给方的“出价”行为以及从业者对他们所工作的企业的认同感，不仅体现了劳动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价，也是劳动者对创业者的价值创造功能的评价。

以上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异质性的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计量，本来应在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由供需双方来解决或应在企业内部由创业者与其他要素所有者各方来解决但又难以合理解决的问题，却在多元的市场交易中由千千万万的“局外人”解决了。在这多元的市场上，无数的经济主体以各自的方式相互作用、综合交织，共同计量着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市场经济中，具备这样的通过多元化的市场交易重复多次地间接地进行的综合定价机制，除了企业组织外别无他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是个多元市场性的综合定价机制。

3.企业的产权机制适应了以不确定性收入为主的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结构特征

所谓企业的产权机制，这里是指由各种要素产权的让渡而形成的企业所有权尤其是剩余索取权的安排机制，其核心功能在于对企业剩余的高效率配置。让最为关键性的要素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获取剩余，是一个有效率的企业产权机制的应有之意。科技创新劳动是一种高度稀缺性资源，是当代企业发展的关键性要素。科技创新者通过创办企业，必然要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因此其报酬收入主要是以索取剩余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这样的获取收入的方式，恰恰最大程度地适应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特征，符合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

［收稿日期］2002-08-22

【参考文献】

[1]刘诗白：《论科学力》，载《经济学家》2002年第3期。

[2]刘诗白：《论科技创新劳动》，载《经济学家》2001年第3期。

[3]林强、江彦福、张健：《创业理论及其架构分析》，载《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

[4]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著，孙经纬译：《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吴敬琏：《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

[6]钱颖一、肖梦：《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7]连建辉：《融资制度与企业家筛选机制》，载《改革》2002年第3期。

[8]Amit，R.，Glosten，L.，&Mueller，E.，（1993）：ChallengetoTheoryDevelopmentinEntrepreneurshipResearch，[J].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Vol：30Iss：815-834.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市场 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企业的成本意识有所加强，但成本管理松弛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强化企业成本管理，建立成本管理良性循环机制，对于增强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推进当前的国企改革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内容不仅仅是孤立地降低成本，而应该是包括 财务 成本管理、生产成本管理和组织成本管理在内的一种全面的成本管理。

1 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企业的成本管理几乎还只限于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计划、核算和分析，而没有拓展到技术领域和流通领域，缺乏对产品生产价值链的成本核算与分析。

1.1 企业成本管理重心偏移，未能真正考虑需要企业是成本管理的主体。成本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是实现成本管理的动力，但是有些企业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成本管理侧重于宏观需要，忽略成本管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作用，成本管理仅限于国家颁布的财务法规中有关成本条例的遵守和执行上。

1.2 企业成本管理缺乏市场观念[1]成本是一个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综合体现，是企业内部投入和产出的对比关系。低成本意味着以较少的资源投入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意味着高效率，但未必就是高效益。

1.3 过分依赖现有的成本 会计 系统，成本信息的严重扭曲，不能满足企业实行全面成本管理的需要在现代化的制造 环境 下，直接人工成本比例大大下降，制造费用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继续使用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会产生不合理现象。如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的直接人工成本去分配占有比重越来越大的制造费用；分配越来越多与工时不相关的作业费用；忽略不同批量产品实际耗费的差异。使用传统成本核算法将导致产品成本信息的严重扭曲，使企业错误地选择产品经营方向。

2 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主要问题的成因

2.1 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削弱了企业加强成本管理的外在压力和内在积极性在大部分企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成为竞争性企业的同时，还存在具有计划经济性质的垄断性企业(如邮电、 银行 、 电力 )。这些垄断性企业不依靠降低成本仅依靠垄断就能获得高效益。

2.2 宏观成本 管理体制 不完善，监测不力，影响了企业建立健全内部成本管理机制的主动性在变国家对企业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的过程中，宏观成本监测、控制职能明显弱化。在财务会计制度上，规定把企业成本报表作为内部报表处理，不需向外公布，使国家对企业微观成本管理行为的调控失去了信息来源。

2.3 市场观念不强，缺乏成本竞争意识，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较差企业在生产效率水平、工作质量水平、企业素质水平特别是经营决策水平等方面，明显缺乏成本竞争意识，不适应成本竞争的需要。

3 我国企业强化成本管理的主要工作

3.1 确立现代成本管理新观念

1）更新成本管理主体观念，建立企业为主体的成本管理观念。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价值规律的引导下自主经营。因此企业的成本管理转向为实现企业目标服务，成本管理主体由国家转向企业，实现成本管理企业主体化。

2）实现成本管理对象的广义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物质产品日趋商品化，成本管理的内涵已由物质产品成本扩展到了非物质产品成本。如信息成本、产权成本、开发成本、环境成本、劳务成本、服务成本等新的成本概念。

3）树立成本管理的效益观念、突出成本考核、加大成本考核力度[2]。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经济效益决定企业自身的前途命运，因此进行成本管理必须以增加企业盈利为目标。确定企业产品成本是降低还是提高，应以是否增加企业利润进行决策。如果提高成本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就不一定非要降低成本。所以企业成本管理人员必须确立成本效益观念。

3.2 采用现代企业成本管理方法，强化企业成本管理

1）强化企业各级人员的成本管理意识，提高全员的成本管理素质。将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有机结合起来，调动全体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成本管理成为一项全体员工的工作。成本管理专业人员应熟练掌握现代成本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熟悉企业生产经营组织和生产工艺特点，做到对产品成本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对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心中有数，从而使成本管理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2）建立健全各项成本管理制度，强化管理与考核。企业应建立健全各种成本费用管理制度以便为成本计算和成本考核、分析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这是强化成本管理的重要前提[2]。要加强和充分发挥企业内部财务部门、 审计 部门在成本管理中的监督管理作用。成本管理应与当前行之有效的全面预算管理、内部控制制度、招议标制度等有机结合起来，进行严格的管理和考核，从而调动起各级人员从事成本管理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3）采取更为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企业应该学习和应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成本 管理理论 与方法，尤其是要学习那些科学的定量管理方法。在成本管理中，必须加快电算化步伐提高电算化应用水平，加速培养电算化人才，从而实现成本管理手段现代化。

综上所述，加强在企业内部确立成本管理的中心地位至关重要；降低成本必须依靠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以人为本是改进我国企业成本管理的关键。只有把现代的成本控制和管理手段有效地运用于实践当中，使会计和管理科学适应环境的经济化调整，配合经济发展的步伐，有节奏地对现有的成本管理体系实施改革，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徐长江.企业成本管理探讨[j].决策探索,2008(6)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企业的成本意识有所加强，但成本管理松弛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强化企业成本管理，建立成本管理良性循环机制，对于增强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推进当前的国企改革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内容不仅仅是孤立地降低成本，而应该是包括财务成本管理、生产成本管理和组织成本管理在内的一种全面的成本管理。

1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企业的成本管理几乎还只限于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计划、核算和分析，而没有拓展到技术领域和流通领域，缺乏对产品生产价值链的成本核算与分析。

1.1企业成本管理重心偏移，未能真正考虑需要企业是成本管理的主体。成本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是实现成本管理的动力，但是有些企业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成本管理侧重于宏观需要，忽略成本管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作用，成本管理仅限于国家颁布的财务法规中有关成本条例的遵守和执行上。

1.2企业成本管理缺乏市场观念[1]成本是一个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综合体现，是企业内部投入和产出的对比关系。低成本意味着以较少的资源投入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意味着高效率，但未必就是高效益。

1.3过分依赖现有的成本会计系统，成本信息的严重扭曲，不能满足企业实行全面成本管理的需要在现代化的制造环境下，直接人工成本比例大大下降，制造费用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继续使用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会产生不合理现象。如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的直接人工成本去分配占有比重越来越大的制造费用；分配越来越多与工时不相关的作业费用；忽略不同批量产品实际耗费的差异。使用传统成本核算法将导致产品成本信息的严重扭曲，使企业错误地选择产品经营方向。

2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主要问题的成因

2.1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削弱了企业加强成本管理的外在压力和内在积极性在大部分企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成为竞争性企业的同时，还存在具有计划经济性质的垄断性企业(如邮电、银行、电力)。这些垄断性企业不依靠降低成本仅依靠垄断就能获得高效益。

2.2宏观成本管理体制不完善，监测不力，影响了企业建立健全内部成本管理机制的主动性在变国家对企业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的过程中，宏观成本监测、控制职能明显弱化。在财务会计制度上，规定把企业成本报表作为内部报表处理，不需向外公布，使国家对企业微观成本管理行为的调控失去了信息来源。

2.3市场观念不强，缺乏成本竞争意识，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较差企业在生产效率水平、工作质量水平、企业素质水平特别是经营决策水平等方面，明显缺乏成本竞争意识，不适应成本竞争的需要。

3我国企业强化成本管理的主要工作

3.1确立现代成本管理新观念

1）更新成本管理主体观念，建立企业为主体的成本管理观念。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成为市经济的主体，在价值规律的引导下自主经营。因此企业的成本管理转向为实现企业目标服务，成本管理主体由国家转向企业，实现成本管理企业主体化。

2）实现成本管理对象的广义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物质产品日趋商品化，成本管理的内涵已由物质产品成本扩展到了非物质产品成本。如信息成本、产权成本、开发成本、环境成本、劳务成本、服务成本等新的成本概念。

3）树立成本管理的效益观念、突出成本考核、加大成本考核力度[2]。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经济效益决定企业自身的前途命运，因此进行成本管理必须以增加企业盈利为目标。确定企业产品成本是降低还是提高，应以是否增加企业利润进行决策。如果提高成本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就不一定非要降低成本。所以企业成本管理人员必须确立成本效益观念。

3.2采用现代企业成本管理方法，强化企业成本管理

1）强化企业各级人员的成本管理意识，提高全员的成本管理素质。将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有机结合起来，调动全体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成本管理成为一项全体员工的工作。成本管理专业人员应熟练掌握现代成本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熟悉企业生产经营组织和生产工艺特点，做到对产品成本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对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心中有数，从而使成本管理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2）建立健全各项成本管理制度，强化管理与考核。企业应建立健全各种成本费用管理制度以便为成本计算和成本考核、分析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这是强化成本管理的重要前提[2]。要加强和充分发挥企业内部财务部门、审计部门在成本管理中的监督管理作用。成本管理应与当前行之有效的全面预算管理、内部控制制度、招议标制度等有机结合起来，进行严格的管理和考核，从而调动起各级人员从事成本管理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3）采取更为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企业应该学习和应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成本管理理论与方法，尤其是要学习那些科学的定量管理方法。在成本管理中，必须加快电算化步伐提高电算化应用水平，加速培养电算化人才，从而实现成本管理手段现代化。

综上所述，加强在企业内部确立成本管理的中心地位至关重要；降低成本必须依靠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以人为本是改进我国企业成本管理的关键。只有把现代的成本控制和管理手段有效地运用于实践当中，使会计和管理科学适应环境的经济化调整，配合经济发展的步伐，有节奏地对现有的成本管理体系实施改革，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徐长江.企业成本管理探讨[J].决策探索,2008(6)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建筑项目 施工企业 施工阶段 成本控制

按成本的经济性质，建筑工程成本可以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指建筑项目在施工过程中耗费构成的工程实体，包括人工费用、材料费用、机械使用费用、其它直接费用；间接成本指建筑企业内部为组织和管理工程施工所发生的全部支出，包括：管理人员的职工福利费、固定资产折旧费、固定资产修理费，还有水电费、保险费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当前竞争日趋激烈的建筑市场，如何强化和完善成本控制，不断提高施工企业管理水平，从而节约成本，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是所有建筑工程施工企业的共同目标。然而，目前部分施工企业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成本控制的重要性，未将成本控制工作落到实处，致使工程项目成本居高不下，企业利润低下，削弱了施工企业的竞争力，无法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为此，施工企业不断强化和完善成本控制势在必行。

1 建筑工程施工阶段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1.1对成本控制认识上存在误区

建筑工程成本控制是对建筑工程施工全过程进行控制，需要所有的施工人员参与，绝非像有的人所认为的成本控制只是财务人员的事情，和其他人员无关。

1.2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

建筑施工企业除了要明确项目经理的权力和责任外，还应该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奖罚分明，是促进施工企业成本控制的动力，也是实施低成本战略的重要武器。

1.3缺少索赔的意识

由于缺少索赔的意识，致使建筑施工企业每年在官司上赔了很多钱。由于工程项目涉及的合同项目很多，就很容易产生违约行为。施工企业如果缺乏索赔的意识，就不能有效地进行索赔和反索赔的工作。

2成本控制的重要性

工程项目成本控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建筑施工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强化成本管理，严格按照成本计划加强成本控制，降低工程造价，从而提高施工企业经济效益。然而，目前部分施工企业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成本控制的重要性，或者虽然已经意识到成本控制的必要性，但由于长期以来对成本控制认知的局限性，没有将成本控制工作落到实处，没有充分发挥成本控制带来的优势。正因为如此，导致施工过程中的管理弱化，成本控制流于形式，无可避免在施工中造成很多浪费现象，工程项目成本居高不下，降低了企业利润，削弱了施工企业的竞争力，从而阻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

要想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的总体目标，就必须正确认识成本控制的重要性，强化成本控制的理念，不能靠喊口号，或者靠降低工程质量来缩减成本，而必须科学、合理、高效地对工程成本进行控制。只有正确认识成本控制的重要性，强化成本控制理念和意识，才会积极寻求加强成本控制的方案和措施，完善成本控制体系；只有正确认识成本控制的重要性，明确成本控制的内容，才会积极付诸行动，寻找有效途径，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减低成本支出，实现成本控制的目标，最终实现施工企业利润最大化要求。

3 建筑项目施工阶段成本控制的方法

3.1强化成本控制理念，完善成本控制体系

首先，建筑施工企业应该明确项目成本控制和质量控制等责任和相应的奖励措施，奖罚分明，提高项目经理和项目组人员的积极性。其次，项目经理应该领导项目小组制定工程成本控制的具体措施，建立适合工程项目的成本核算岗位责任制，进行奖罚，制定项目组内部的奖罚措施，对工程项目进行全过程的成本控制。

3.2明确施工过程中工程成本控制的内容，有针对性地进行成本控制。

在工程项目中，我们所要进行成本控制的内容一般包括合同控制、材料控制等。

3.2.1合同控制

在建筑施工阶段成本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工程项目变更实行有效控制。工程的施工一般都是以施工图纸和相关承包合同为依据。项目经理应该根据合同要求的工程项目、质量、进度等指标，详细地编制好施工组织设计，作为制定计划成本的基础。对合同中的暂定项目和存在变更的分项工程，要进行严格审核，及时申报。

3.2.2建筑材料控制

建筑材料控制包括建筑材料用量控制和材料价格控制两方面。建筑材料用量的控制包括：坚持按定额确定的材料消费量，实行限额领料制度；改进施工技术，推广使用降低材料用量的各种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材料价格的控制包括：对材料的采购价格进行控制。企业应通过市场调研或者通过咨询机构，了解材料的市场价格，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选择较低的材料采购价格；对材料采购时的运费进行控制。要合理地组织运输，材料采购进行价格比较时要把运输费用考虑在内。论文大全。

3.3做好施工阶段的索赔工作

常见的索赔内容有：不利的自然条件与人为障碍导致费用损失加大或工期延误引起的索赔；由于业主和工程师方面的原因，引起施工临时中断和工效降低导致人工费、材料费、设备费增加而提出的索赔；业主和工程师加速指令，要求承包商投入更多资源，导致工程成本的增加；业主材料质量问题或材料供应不及时引起的索赔；由于物价上涨因素，导致工程成本大幅度上升引起的索赔。

3.4竣工验收阶段的成本控制

竣工验收阶段的成本控制工作，主要包含对工程验收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和保修费用的控制以及工程尾款的回收。要办理工程结算及追加的合同价款，做好成本的核算和分析，项目完工后，要及时进行总结和分析，并与调整的目标计划成本进行对比，找出差异并分析原因。在对项目进行全面总结评价的同时，施工企业根据工程项目成本控制过程的实际情况，注意总结成本节约的经验，吸取成本超支的教训，改进和完善决策水平，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4 结语

总之，建筑工程施工成本控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施工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将成本控制过程贯穿于投标阶段、施工准备阶段、施工过程中以及工程竣工验收阶段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强化和完善成本控制核算制度，充分调动工程项目全员的积极性。只有在加大成本控制力度的基础上，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才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陈志江，陈静.浅谈项目开发中施工阶段的成本控制[J].四川建材.2006.02.

[2]高建华.浅谈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成本管理与控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9.04.

[3]董广红，卓凡.浅谈建筑工程中施工企业成本控制[J].经营管理.2010.01.

[4]陈霞，张慧.浅谈建筑工程施工阶段的成本控制[J]建筑施工.2011.02.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5篇

引言：问题的提出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国有企业作为企业为什么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难道国有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看看一些优秀的国有企业如红塔山、长虹、海尔等你不又能说他们不是真正的企业？但研究这些企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海尔这些国有企业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了。他们虽是公有，但并不是国家原来重点投资兴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了，而国家初始意义上所谓的重点骨干企业，据统计大多已名不副实了，相反倒成了国家的包袱。现在人们能随口叫得出名字的好企业大多是自己从市场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如前面提到的企业。他们一般都是由小企业变成大企业的（有例外的只是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企业如中石化、中国电信等）。

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并不是这些少数的精英企业家领导下能较好符合“厂商理论”标准的国有企业，而是其中大部分的“非正常企业”——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国有企业的这种非正常性本文称之为国有企业悖论，即国有企业作为企业应该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而现实中国有企业的行为动机往往很复杂，偏离利润为中心的企业宗旨。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简述企业理论的发展与现状；第二部分分析国有企业悖论的形成和原因；第三部分论述企业所有权的重要性和归属；第四部分为小结。一、 企业理论简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企业发展的历史。手工作坊式的家族企业代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代表则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托拉斯等形式的垄断企业则代表着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现代跨国公司的兴起和企业形式的多样化则代表了现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理论孕育于实践，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企业的变迁同样也带来了人们对企业的研究——企业理论的发展。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企业理论的历史与企业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一样悠久。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中关于劳动分工的经典论述是企业理论的雏形，而最早对企业进行专门研究的是德国人古诺，时间是1838年（古诺当时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古诺模型的思想），因此企业理论从经济学一开始就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无论是古典的、新古典的，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企业理论从来是论述的重点，习惯上称之为厂商理论，与消费者理论相对应。本文称新古典和古典的企业理论为传统的企业理论。传统企业理论仅仅是把企业作为一个“黑箱”来讨论，对于企业的经济性质基本不提。其主要特点一是假定企业符合“理性人”假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二是在此基础上把企业作为一个生产函数来讨论；三是分析企业在市场上竞争形成的市场结构。所以有的经济学家又称之为“‘黑箱’企业理论”[1]。现代企业理论[2]的发端源于罗纳德·科斯在1937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在该文中科斯第一次用边际替代的分析工具，研究了企业产生的原因，认为企业之多以能代替市场是因为“发现”市场价格需要成本，而取代市场的企业正式节约了这种成本。在这之前，经济学家很少关心企业本身的问题，而往往是研究企业作为市场的供给者在竞争中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因此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可以说是企业理论研究的一道分水岭，从此以后经济学家们不再把企业仅仅作为一个追求理论最大化的“黑箱”来处理了，开始分析研究企业如何产生、何以产生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等企业基本问题[3]了。简单来说，现代企业理论不再理所当然的认为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的一个整体，而是探讨作为一系列合约联结的企业为什么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何以能够追求利润最大化，怎样才能使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等一系列问题。其内容或视角主要分为[4]，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间接定价”理论和资产专用性理论，不完全合约与纵向一体化；二是团队生产理论：机会主义、道德风险和成本；三是委托-理论；四是企业金融结构理论；五是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六是企业的管理者理论。当然，以上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各种理论往往相互交叉。同时，这些理论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假定企业存在于签约自由的市场环境，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企业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私有产权基础之上，并且这些理论也都重视产权[5]作用，可以说现代企业理论或多或少受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6]。因此，在中国还没有彻底完成产权改革以前，研究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往往存在理论瓶颈，于是国内很多学者就试图通过对企业机制的设计来规避这一“瓶颈”，但效果往往不佳。本文也想作这方面的尝试。二、国有企业悖论的解释在简要回顾了企业理论的历史现状后，让我们再回到我国的国有企业问题上来。不妨再问一次，国有企业到底要不要该不该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是，国有企业就应该是少数关系国计民生、产品“公共特征”明显的、私人企业不愿投资的行业企业？退一步讲，就算是承认国有企业有其极大的公共性、社会性，是些微利甚至不盈利的行业企业，问题是现在全国大部分的国有企业显然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无法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对此，国内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对策，最终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并影响了中央决策的是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论。但是尽管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或大调整这一大方向上取得了较一致的观点，但是大家对于怎样实施国有企业大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等具体问题上分歧很大。比如有的学者[7]从产权特性和产业定位的角度出发，认为共有产权对应的产业定位是非（弱）竞争性、非（弱）盈利性的行业，而私有产权者相反。但问题是很难划分何为非（弱）竞争性、非（弱）盈利性的行业，何为竞争性、盈利性的行业。正如有的学者所（张维迎，1997）指出的那样，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原来由政府直接经营或私人公司特许经营的公用事业，如电力、电信、煤气天然气、航空运输等，正由垄断行业变为竞争性行业。世界在变，我们很难为国有企业规定应该经营什么。那么关键在哪呢？我认为是出在国有企业悖论上，解决了这个悖论答案也就水落石出了。 众所周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自觉不自觉）地朝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中国以前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三大改造完成至改革开放1956-1978年），而是一种中央命令型的经济。“政府热心办企业，认真管企业，本身就象一个大企业”（陈清泰，1998）[8]。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不存在产权独立、边界合理，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于是整个中国就用一个“企业”替代了整个市场，“整个经济成了一个大工厂”[9]，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由政府部门把握，资源靠行政指令配置，一切行为在统一计划和指令下完成，人们没有任何选择权，除了婚姻自由（甚至连婚姻自由在实际上也受到了限制）。显然，这种替代决不同于科斯在论述企业产生时的那种“企业代替市场”。因为这种替代不存在边界。在1937年的论文中，科斯曾提出过两个假设：一个假设（为了某些目的做出的）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是（为了其他一些目的做出的）是，资源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10]企业之所以能代替市场，原因就在于在企业中企业家的协调或权威能够节约交易成本，企业也不可能无限的替代是市场，因为企业存在自身特点所决定的边界。企业的边界就是，在边际上由企业组织带来的交易费用等于由市场配置资源带来的交易成本相等这一点。共产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超级企业”[11]，并不是因为在边界上他能够完全代替市场，而是政治的需要，是一种理性设计的结果[12]。而“超级企业”一旦建立，原先存在的各种市场交易活动就一律内化成了企业的组织活动，“价高者得”的市场价格机制完全消失，各级等级机构（通过官员）的“看得见的手”的监督指挥成了取代混乱的唯一选择[13]。国有企业则正是这一大工厂中一个个车间或工作组，国有企业顶多只是有了企业的形而没有企业的神，即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以及形成这一机制所必需的权能结构和外部市场环境。国有企业的悖论正是源于此。如果没有改革，没有引入市场机制，那么国有企业原有的一套机制则是可选择中方案中的最优方案。问题恰恰是改革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国有企业可选择的行为方式增多了，从而原有的“超级企业”机制无法再在可以承受的交易成本范围内对企业进行约束，而这种被动的“放权”又进一步导致了国有企业行为的多样化：道德败坏和机会主义盛行。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没有对市场机制的变革作出相应调整和改革。可以说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上，改革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国有企业与原来作为“超级企业”中的一个单位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全国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做的好一些，比如广东、浙江等，而有些地方则做的差一些，比如中西部、东北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据调查广东省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经理任命权大部分仍旧掌握在各级地方政府手中，因此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在激励机制这一点上，行政组织成了对经理实行强激励的主体，而企业作为另一个组织却成了弱激励主体，[14]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这么可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呢？ 现在我们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并且“超级企业”已经成功的替代了整个中国市场，同时我们也不去讨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怎么会产生超级企业替代市场的动力机制[15]。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超级企业能够在政治家（另一种意义上的企业家）的组织协调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当然这种假定不符合现实，需要修正，交易成本一般为正。事实上“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许很高，尤其是当许多不同活动集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下时更是如此。”[16]而且这种成本并不总是成比例的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通常是无规则的跳跃上升，所以很难控制。中国由于特殊的时代形成了特殊的政治家（企业家），相对来说，那时的组织协调成本较低，一定程度上这与D·诺斯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凝聚力[17]有关，因此超级企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实现（尽管代价很大，但却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优选择）。随着意识形态的乱用，超级企业的运转也随着“政治家”的“衰弱”而陷入“瘫痪状态”，效率很低，资源浪费惊人。所以改革最初面对的就是瘫痪了的超级企业，目的是把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探究超级企业失败的原因，一是超级企业作为企业已失去了不断壮大发展的环境——主要是市场制度——即促使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制；二是超级企业中的成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必定出现理性回归。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狂热运动带来的效用可以替代经济生活带来的效用，但是时间不会太久。（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国际局势的变化、国际竞争的压力等等，但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三、企业所有权和国有企业改革整个人类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也唯有存在可以不断试错的机制人类才能永远向前发展。超级企业在中国行不通，就需要改革。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企业改革”。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命令的形式（初始阶段）一部分市场来取代超级企业的一部分，把集中在超级企业内部的众多车间和单位改变成市场主体。所以改革一开始就面临两大基本问题：一是建立一个市场，产生价格；二是建立有企业边界的企业，产生竞争。目前中国仍旧处于转轨时期，新旧交织，出现了两套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在一定意义上有了（尽管未统一、不健全，但毕竟有了），价格产生了。企业也推向了市场，但大多数没有形成合理的企业边界，没有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原因何在呢？前文已分析了超级企业是通过政治家的命令来组织协调资源要素的配置，也就是说政治家替代了企业家的的部分职能，企业家市场被官员市场替代了，而所谓的官员市场其实只是一种行政性科层制度，选择权唯一的掌握在政府组织手中。改革后，企业家市场已经初现，但就国有企业来说，行政任命仍居主导地位[18]。所以目前中国出现了企业家市场与官员市场（姑且这么认为）并存混杂的局面（显然，很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而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优势就是能比市场更有效的配置资源，否则企业就会被市场淘汰，而资源在企业的有效配置关键是把处置资源的权力转让给与该资源收入最大化最相关的个体，而且对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安排要与对企业的控制权的安排相匹配。显然，就单个国有企业来讲，企业的厂长经理对企业影响最大，他（她）拥有相当程度的企业控制权。在中国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下，必然会导致新的不均衡，从而促使（个人）一群人响应有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而进行自发性变迁——诱发性制度变迁[19]。比如，许多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转移国家财产、出现59岁现象等等。其实这并不是这些厂长经理人格有多环，正如刘伟所言：是体制害了他们[20]。这种体制就是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最相关的企业家（经理厂长们）没有相应企业所有权结构安排造成的。企业所有权不同于财产所有权，因此企业家拥有企业所有权并不影响企业的国有性质。实际上财产所有权与产权是等价概念，指的是对给定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而企业所有权指的是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21]。所谓的企业家拥有企业所有权其实就是让他们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它们所拥有的对企业的事实上的控制权相一致。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既然“人类的精力必须使其用于追求财富上，犹如他们先前用与追求战争一样，直到人类的心智能够成功地导向从事更好的事务上为止，毫无疑问，与其让人类的精力腐朽，还不如使其用于追求财富。”[22]同样既然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内生的需要每个人理性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那么我们为什么对企业家抱有偏见呢？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也是市场的灵魂，与此对应我们就应设立一种使企业家能体现他们价值的制度，不是简单的社会荣誉或为人称道，而是实实在在的拥有企业所有权，实现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的制度。这一制度对企业和经济的发展的作用非常类似于专利制度，它可以间接有效的对企业家不可触摸的知识产权（企业家才能）定价，与专利保护一样只有对企业家进行收益上的保护，企业家才能才会源源不断发挥出来，从而促进人力资本市场的分工和专业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企业家的剩余权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不但不是剥削，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社会主义国家中企业家活动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国家法律对企业私人剩余权不加保护。”[23]反过来说，只有对企业家的“剩余权”（实际上就是企业所有权即企业控制权和与之对应的企业剩余索取权）进行法律上的保护，企业家才会源源不断的涌现。要知道中华名族从来是具有优秀商业头脑的民族。

小结：真正的小结总之，本文认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途径和目的是促使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其中的关键是把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同时界定给企业家——我们的厂长经理们。

参考文献：

1. 杨小凯，《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1989年，“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及产权经济学”；

2. 钱颖一，《企业的产权分析》，序三，1998年；《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1989年，“企业理论”；

3. 科斯，《企业的性质》，1937年，选自《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4.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选自《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5. D.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第五章，1999年，商务印书馆；

6.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选自《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1991年，上海三联书店；

7. 陈清泰，“政企分开是走向市场的必要条件”，《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2月16日，第一版；

8. 张维迎，“所有制、智力结构与委托-关系”，《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 “全球微观经济机制的调整和中国的选择”，《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1、2期； “西方企业理论的演进和最新进展”，《经济研究》1994年第11期。前两篇论文选自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9. L.普特曼和R.克罗茨纳主编，《企业的经济性质》，1996年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0. 张五常，“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1987年，《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论新制度经济学”，1991年。以上选自张五常，《经济解释》，2000年，商务印书馆。

11. 杨灿明，“产权特性与产业定位——关于国有企业的另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

12. 王君，“双重博弈中激励与行为——对转轨时期国企经理激励不足的一种新解释”，《经济研究》2001年第8期。

13. 费方域，《企业的产权分析》，1998年，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4. F.哈耶克，《致命的自负》，198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释:

[1] L.普特曼和R.克罗茨纳（1996）：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经有过一场有关“黑箱”企业理论的争论，最终对企业经济性质的研究被合法化，对企业的合同和组织结构的分析在性分析工具和新概念的带动下迅速发展。

[2] 现代企业理论目前在理论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分类，比如，钱颖一（1989）把现代企业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张维迎（1994）把现代企业理论分为企业的契约理论、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的管理者理论三类；费方域（1998）则从合约性质的角度将现代企业理论视为Grossman-Hart-Moore模型为代表的企业不完全合约理论，而将新古典企业理论、用于企业产权分析的科斯定理、委托理论、产权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一概视为传统的企业理论。本文取现代企业理论作为一个与新古典企业理论即传统企业理论相对的理论体系，研究企业的合约性质，又称合约理论。

[3] 费方域（1998）认为企业的基本问题在古典企业（所有者兼经营者）中是企业的性质合企业的边界问题，而在现代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中则还应加上企业的治理结构问题。

[4] 参见张维迎（1994）。

[5] 关于产权（property rights）的定义，学界也没有统一的定义，经济学家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使用，因此产生了许多混乱。通行的看法是把产权理解为“一束权利”。至于对产权的具体解释则不是本文的讨论方为了。本人打算在时机成熟时专文论述。

[6] 参见L.普特曼和R.克罗茨纳（1996），序二第1-2页。

[7] 参见杨灿明（2001）。

[8] 参见陈清泰（1998）。

[9] 参见费方域（1998）。

[10] 参见科斯（1937）。

[11] 参见张五常（1987，1991）。

[12] 哈耶克（1988）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致命的自负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13] 参见张五常（1987）。

[14] 参见王君（2001）。

[15] 因为交易成本为零时，企业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是一致的。

[16] 参见科斯（1960年）。

[17] 参见D.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第五章，1999年，商务印书馆。

[18] 参见王君（2001）。 [19] 参见林毅夫（1991）。

[20] 刘伟（1998）在人民大学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次讲座。

[21] 参见张维迎（1996）。

[22] 参见J.S.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转引至（美）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世俗哲学家——几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6篇

“马克思企业理论”首先是企业理论在现代语境下的一个舶来用语，甚至相对于马克思学派而言，它至今也还是一个“非惯常用语”。在国内较早出现的有代表性的关于企业理论的综述文章中，如钱颖一(1989)［1］1-30，以及杨小凯(1994)［2］，均未能提及“马克思企业理论”术语，而且均不约而同地认为：真正的企业理论是为Coase的1937年的经典论文所首创。这似乎也成了“定论”。国内一些学者因而迁就地“把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作马克思的‘企业理论’”［3］167-199。而事实上也只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①，马克思企业理论这一术语才得以在国内开始普及和被延用，表明起码在企业理论方面，马克思学派还没有充分掌握自己的“话语权”②。这个经济现象和理论事实显然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③的主导直接相关。

深入剖析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国内的兴起及其占据主导地位，有着两个基本的理由。一是理论需求原因。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厂商理论”辞条撰写专栏的作者虽然宣称：“现在值得怀疑的是，经济学家是否仍然同意‘厂商理论’词目中所指明的内容……但在此刻我想还是让这一点含蓄一些为好”，但最终仍旧以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为撰写条目的开端［4］381-388。充分表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已经通过对企业性质的基本问题的提出以及解答，在多大程度上实质地调整和改造了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条件，并相应成为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理论硬核。二是实践需求原因。经济转轨以来，我国由于客观具有指导和解决企业具体实践问题的理论需要，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急需理论上的指导，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能及时提供适当的理论工具，这就为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国内的传播和运用提供了契机。

所以一时间，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备受中国学者追捧，被视为“科学理论”，并试图将其应用于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以上两点分析同时表明：实践的超前性与理论的滞后性是促使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得以在国内迅速扩散的深层次的现实理由。

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实践意义上向马克思经济理论提出挑战，它反过来说明，不是实践出了问题，而恰恰是理论本身未能及时地做出解答。这就给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现当代的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它必将会遭到诘问：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现当代能够回答什么?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如同问题本身一样无穷无尽，因为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本身也同样经历着“发展”。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国内学者从批判性角度，在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回应中，对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此，本文以下加以述评，并提出进一步的展望。

二、批判视角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综述

显然任何理论回应都是由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逐步的建构过程，并会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建构的特征，由中国学派①所发起的这场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深度回应，也不会例外。从回应的形式和特点归类，分为四种表现或四个方面：一为“批判”，二为“回溯”，三为“比较”，四为“建构”。但从“回应”的内容及其方式看，第一种表现仍然是基本方面，后三种表现只是辅助方面，是基本方面的配合或其直接的展开和延续。即所谓“批判”，不过是指正面的和直接的批判；所谓“回溯”，不过是指反面和间接的批判；所谓“比较”，则不过是指侧面意义的批判；而所谓“建构”，也不过仍旧限于批判基础上的外推或延伸。因此，以下把它概括为：总体以“批判”为中心的沿四条线索的分别展开。

第一条线索：理论批判及其深化

由中国学者或以中国为背景的中国海外学者所发动和发起的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批判，肇始于对交易费用范畴或理论的不满和批评。这一线索按其理论批判的实际进程及其深度，具体地又可以细分为三个子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局限于对交易费用理论本身的主要缺陷进行分析，立足的是交易费用理论自身的逻辑，代表性的分析有单伟建(1989)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5］61-89、黄少安(1995)的产权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6］；第二阶段(199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末)逐步上升为立足于《资本论》和方法论层面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范式，进行整体剖析与批评，其中代表性的是张银杰(1998)的基于资本主义企业理论范式的整体剖析［7］，以及林岗、张宇(2000)的基于产权分析范式的整体批评［8］；第三阶段(2000年代初至今)从方法论层面和角度，进一步着眼于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所依据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进行整体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代表性的是刘元春(2001)的分析，刘元春给出的分析结论是：(1)在动态宏观的视野下，交易费用分析框架无论从其基础理论逻辑、核心理论范畴，还是主要理论结论来看，都是不成立的，(2)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进行制度分析，不能完全把握制度的本质和经济绩效的根源，并会在错误地处理许多理论范畴和分析方法的同时，得出一些与现实相冲突的理论结论［9］3-4。

第二条线索：通过理论回溯在原典中寻找理论依据

正如程恩富(2002)教授指出：“所有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正直学者都会承认，即使不谈其他著作，也完全可以说《资本论》早已形成关于企业的起源、本质、规模和治理结构等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学说，而且十分深刻”［10］200-216，所有严肃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也都会认为：马克思本人具有关于企业理论的系统的思想构建。于是，几乎在第一条线索开辟的同时，第二条线索就平行开始了，并形成了对第一条线索的直接补充。简单地说，国内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本人关于企业理论的重要论述的回溯，由此形成了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传统范式意义上的基本认识。其内容要点包括：(1)总体工人(总体劳动)［11］，或组合劳动创造企业价值［12］；(2)马克思不仅具有完备的企业理论体系［13］，而且是最科学的企业理论［14］，即立足于《资本论》而言，第1卷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历史形态：分析企业的起源、生产本质［15］、内部雇佣契约关系［10］200-216，以及规模变迁［16］，第2卷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逻辑形态：分析企业的职能、费用［10］200-216，以及企业资本的运动，第3卷则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现实形态：分析企业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企业有机构成变动以及企业内部结构的委托关系［17］367-402；(3)企业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3］167-199，马克思企业学说是关于企业的本质理论［10］200-216，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实质是一种对资本统治劳动进行历史和经济分析的企业理论［3］167-199，是资本主义企业理论［10］200-216；(4)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或企业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既是一个技术分析范式――从生产力和技术关系看待的内部具有分工协作关系的团队生产，也是一个经济分析范式――从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看待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以不对称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组织［18］，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企业是由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劳动力出卖合约的实施所形成的［19］，这种契约(实施)的本质和意义在于资本家能够获得剩余价值［10］200-216。

第三条线索：以理论批判为指导的系统比较

第三条线索是批判视角的初步系统化，即系统比较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方法论和内容层面的各个不同点。分为三个方面，包括：(1)两种企业性质研究思路。简言之，前者正确处理了企业性质研究的两个层面(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的产权结构)内容的辩证关系，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性质特征，但偏好于长期制度分析，相对忽略于短期制度变动分析［15］。(2)两种企业起源理论解说(分工协作说和交易费用说)。比较的结果：Coase对劳动分工的批驳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理论前提进行的，而相反，马克思也并未完全忽略交易费用这一引发企业起源的实质因素［20］。(3)两种企业效率认识观。马克思所讲的企业效率是从历史角度看待的，相反，Coase所讲的企业效率是从市场角度看待的，所以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完全承袭新古典理论，以效率为标准来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及分配问题进行研究，在其看来，企业内部的权威和命令不是权力关系，而是效率的体现，即效率和分配被当作同一个问题［21］；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可以同时为两者确立共同的效率标准，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绩效准则：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是企业组织的绩效目标，价值反映私人劳动的社会性特征，企业组织因此可以被视为能够通过不断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一种具有绩效意义的经济组织形式改进［22］。(4)两种企业理论方法论。前者以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的根本方法，其理论始终贯穿着唯物史观，后者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研究的基础，其理论渗透着唯心史观，前者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研究出发点，使其理论研究在辩证联系中展开，后者以“新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使其理论陷入了形而上学思维；以及前者运用系统发展的观点，在生产与交换的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问题，后者采用静态比较的方法，仅仅局限于交换领域和市场运行层面研究企业问题［23］，但两种企业理论同时存在共性，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具有互补性［24］。

第四条线索：以理论批判为基本视阈和依托的尝试性理论建构

批判本身的累积必然引发直接的理论建构需求。从而，沿着前面三条线索，并总体以之为逻辑基点和基本的理论视阈，一些青年学者提出在马克思体系的架构内，适当发展马克思企业理论以及对其基本分析框架进行适度理论建构的设想。本文把它归纳为第四条线索。它初步显露出四个方面的理论建构取向：一是在系统整理唯物史观与企业理论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由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权力理论出发［9］，可以用现代经济学语言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权力与企业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25］；二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产生和变迁过程进行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着眼于基础理论分析，初构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正统分析性质的生产组织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26］；三是具体地着眼于企业经济学与管理理论的内在渊源关系，以创建企业理论分析的工具箱为基本导向，初次尝试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分析视角性质的企业组织运行分析［27］；四是以一般抽象出“协调劳动”范畴为基础，从协调出发系统考察企业经济组织(作为协调机制)的历史演变，揭示劳动的协调问题对于企业价值创造的重大意义［28］；五是由企业理论史的特殊视角出发，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下，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与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29］，等等。

通过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系统批判和回应，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得到的基本成果有两点：第一，马克思并非没有企业理论，企业理论也并非Coase所首创，早在Coase发表“企业性质”著名论文之前，马克思就建立了系统完备的企业理论；第二，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是分属两个不同体系的两种企业理论范式。但也应当看到，理论回应还只能是初步并且有待展开的，它的下一步发展演化方向，仍旧拭目以待。

三、评论

既有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实际上均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分析视角下以及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之内进行的。它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1.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分析本体。(1)马克思的分析以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两大阶级的产权关系为主线，在他看来，企业产权制度是一种能够使市场交易的平等权利转化为企业内部不平等权利的神奇机制，即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呈现高度不平等的特征，使得资本家可以采用雇佣制统治着整个企业劳动大军，从而解决了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这个基本难题，然后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题，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全面考察，特别是对分工、协作、机器大生产所创造的劳动生产率如何转化为资本生产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5］；(2)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一种体现资本统治劳动的企业理论，核心内容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获取，因而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能够始终处于企业等级制组织的最高层，被马克思作为现实假设当作企业分析的出发点［3］167-199；(3)如果说剩余价值可以作为企业实体(关系)，则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契约关系，并且也可以称为“企业的契约本质”的话［10］200-216，则决定这种企业本质的正是历史的生产力关系以及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3］167-199，也就是历史形成的技术和协作关系以及特定的资本家权威关系［10］200-216。

2.立足于《资本论》进行解读。(1)马克思对资本的讨论一开始就是从企业层次上切入的，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特别是《资本论》第1卷的分析几乎全部是围绕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关系展开的［15］；(2)立足于《资本论》，使得马克思企业理论能够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概念，能够有力地清除“管理工资论”的理论遮蔽，能够兼容以契约来解释企业内指挥关系的分析视角，以及能够给出“完整的资本概念”和不断随实践发展的“产业后备军学说”［3］167-199，等等；(3)马克思企业理论包括企业内分工理论、协作理论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三个部分，从分工和协作理论看，企业是要素所有者为分享“合作剩余”而达成的合约［30］，从剩余价值理论看，马克思事实上区分了两种企业：率先进行工艺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型企业，以及迫于竞争压力而进行模仿的适应型企业［31］。

3.重方法论批判，轻内容构建。(1)“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情结完全转化为方法论上的批判情结［14］，从而高扬了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作为硬核的决定作用，把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科学与正确性全面地归结为方法论层面的科学与正确性［23］；(2)唯物史观方法论对于企业理论研究的渗透具体化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中揭示企业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问题［32］，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研究企业的经济性质问题，把契约关系看作经济关系的法律体现，以及在生产和交换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内部关系及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等等［23］；(3)马克思企业理论在坚持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进行方法论批判的同时，在内容上却依旧拘泥于和仿照后者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范式，从企业的性质、起源、边界和内部关系来挖掘和重新梳理马克思企业理论［26］4，这显然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能够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怀疑［33］。

4.重经济哲学分析，轻经济学分析。(1)从狭义层面看，企业理论被直接归结为剩余价值理论，从广义层面看，唯物史观的分析被孤立于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后者无论从方法还是内容两个方面都没有实现与唯物史观的有机结合；(2)并且，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学者的注意力仍然着重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34］68，因而侧重点始终放在了狭义体系之内关于企业本质的作为传统分析范式的框架研究上，即企业分析被看作一个技术分析模式与权威分析模式的直接的耦合体；(3)就根本而言，作为经过适当的概念化、程式化，即可用以解释、刻画和指导企业特征和行为的企业理论体系――企业经济学，在我国还远未成长起来，在此意义上讲，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依然急切地“有待于创造”。

在一些学者看来［3］167-199，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企业分析的理论本体，可以充分显露出马克思企业理论迥异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之处。即前者剖析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后者剖析资本主义的交易过程和市场过程，前者是现实(或真实)的，后者是抽象(或虚拟)的，以及前者是历史(或理论)的，后者是逻辑(或方法)的，从而两者都可以距离价值理论很远。马克思企业理论也不例外，劳动价值论只是马克思用来论证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和剥削劳动的思维工具，它并不必然提供企业分析的基础。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即使是Coase所提供的企业分析也并不必然是纯粹的交换视角，交易费用分析并不等于纯粹的交易分析，反过来，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交易费用”的名词，但其在《资本论》中对交易费用的思想确有深刻的见解。即在马克思看来，“非生产”就是交易、“非交易”就是生产，“生产+交易”构成概括全部社会经济活动的最高经济范畴［32］，这说明马克思在把生产概念一般化的过程中(即提出“生产一般”范畴)，并不完全排斥交易分析。马克思企业理论对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整体吸纳完全可以基于“生产一般”进行。问题的解答因而需要从剩余价值理论上溯到劳动价值理论，为企业分析奠定真正的分析基础。

但如果说立足于《资本论》可以把马克思分析企业本质的框架简单规定为“技术+权威”，那么，“合约因素”如何与之兼容?即一方面，“企业的契约本质”仍旧界定了合约的两分：处于市场中的平等的劳动力合约以及处于企业内的不平等的雇佣劳动合约，这两种性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合约形式如何被有效地理论统一起来?毕竟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企业在内部组织关系上是同质的，企业内生产关系可以归约为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28］；另一方面，即使是完整的资本概念，也不能根本解决“资本裂变”问题［36］，因此，其背后隐藏着劳资关系的历史与逻辑的重新整合问题，也就是资本演化如何与劳动演化对接起来进行分析，并进而考虑如何真正面临人力资本产权对公司治理传统理论命题的挑战的问题［37］，等等。

马克思范式的最硬的纲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也是马克思体系之内的唯一的一个全称命题［34］。言下之意，剩余价值理论只是服从于唯物史观的实践和理论的论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包括经济哲学层面而且包括经济学层面［38］。如果不是固守于马克思的狭义体系，而把马克思关于狭义体系的成熟思想和论述嵌入广义过程来理解和掌握，以此视角审视，则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分析范式框架可以被概括为“技术+权威+合约”，相应的企业本质也可以被解析为“对劳动合约的特别的历史运用”［39］。这样，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传统分析范式，不在于缺少理论本体或内容本体，而在于缺少方法本体，乃至根本缺少“问题本体”，致使它既不能够解决理论本身的方法问题，同时也不能够有效地把实践问题本体引入理论问题本体之中。

四、结论及展望

现有的企业理论研究文献，正朝着多个彼此既独立又关联的方向进行发展，显得在形式上难以统一和融合。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国内学者的企业分析，既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断然舍弃”(囿于某种程度上的激进的劳动过程理论)，而试图总体保留劳动价值论分析，也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学者对于在效率属性分析上持有的“超然理论态度”，试图依旧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前提条件不变的基础上，将权力与效率的分析及其观点重新统一起来。但不管怎么说，国内学者的研究始终没有能够寻找到乃至建立起在劳动价值论与企业理论之间的适当的中介分析形式。

进一步地，我们认为，立足于广义体系和视角，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既有研究则是“有问题”的：其实质是把马克思的“两大伟大发现”具体统一于企业分析中，但不足之处是相对忽略了劳动价值论的应有理论地位，显然就谈不上发展从劳动价值论到企业理论的内在逻辑了。因此，客观需要一个能够兼容问题意识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分析范式”。但即使是后者也不应该是对前者的单纯的替代(形式)，它更可能是按照某种进路由前者所进一步推动的。所以真正能够保留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的连续性特点，焕发既有的研究文献可以累积的原则内涵的途径在于：坚持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努力梳理一个逻辑一致的企业理论分析框架，并重新把劳动价值论与劳动过程理论在权力与效率分析相统一的视阈内有机结合起来。

总之，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发掘，但它本身丝毫不掩盖国内学者针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主导地位所作回应取得的理论成果，只是它反过来提醒人们：马克思企业理论似乎还存在其他的发展路径，比如改革之初的企业本位论，而问题的重中之重是，我们必须尽快找寻到本应该属于马克思企业理论自己的原初结构形式，并切实加强马克思体系的自我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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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理论

作者简介：刘凤义(1970－)，男，满族，河北围场人，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3；F0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06－04　收稿日期：2007－02－04

生产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有着丰富的内容，而且他们关于生产理论的渊源、具体内容等还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很多人因此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是关于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且有着较为成熟的模型，所以，我们搞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层面的确有可借鉴之处，但在方法论上却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本文就对两种范式的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以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抛砖引玉。

一、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要素，又作为生产主体来研究

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研究生产者如何通过对生产要素的组合，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这一研究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以此为基础，他们建立了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生产者的决策模型。“生产函数是一种技术关系，被用来表明每一组具体投入品(即生产要素)所可能生产的最大的产出量。在每一种既定的技术条件下，都存在着一个生产函数。”(萨缪尔森，1992)为了分析方便，生产函数通常表示为：Q=f(L，K)。生产理论基本内容就是通过生产函数，来研究在各种不同约束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如何通过不同组合形式，实现产量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应该说，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通过建立对现实生产过程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用简洁方式描述物质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运用一般形式的生产函数可以分析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对物质生产过程做技术分析，找出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用定量方法分析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对产出的影响；掌握生产过程中的突变机理，不失时机地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以促进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等等。

然而，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建立起的生产理论存在严重悖论：即“经济人”假设把每个人作为自由选择的主体与生产理论中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之间的逻辑悖论。

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经济人”被看作是对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充满了自由、平等和博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终必然达到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按照这一信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进行，每个行为主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标进行理性选择。资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劳动者；同样，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资本所有者。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是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可是，我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看到的却是与“经济人”假设相背离的另外一番图景，在那里，能够按照“经济人”行为行事的只能是资本所有者(或称之为厂商)。他们可以依据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等函数关系，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为实现最大化目标，任意选择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排列组合。而劳动者，则仅仅被视为同资本一样的、服务于厂商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素。在这里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完全被剥夺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

正是由于把劳动者仅仅看作同资本、土地一样的生产要素，所以，很自然地得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一样，都具有生产性，在生产的过程中，它们共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每个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率，可以通过边际生产力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也就成为分配理论的依据。对此，萨缪尔森(1992)直言不讳地指出生产理论是作为对收入分配理论讨论的序曲，“在经济学的生产论中，可以找到这种要素定价的关键。”所以，“对经济学中的生产论的一个概略分析可以给理解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提供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接下来，他们自然就把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搬出来：基于价值创造的贡献，资本获得利润(或利息)、土地获得地租、劳动力获得工资。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多么公平的社会制度呀!

有人可能会说，劳动者也是“经济人”，西方经济学已经论证，作为消费者，劳动者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理性选择；作为劳动力的要素提供者，他们可以按照最大化的原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对于这种观点，马克思(1867)早就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至于从消费者的角度把劳动者当作“经济人”的说法，马克思也作过深刻分析，马克思指出，消费是由生产决定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决不是单纯由个人的理性选择决定的。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历史的、现实的人基础上的。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人”，这一点看上去似乎与西方经济学没有区别。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个人，决是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讲的“经济人”，而是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理解这种生产关系，才能理解这种关系中活动的人。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个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而是由

自然造就的观点，就是因为他们脱离开生产关系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马克思把经济学分析的人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反对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也反对西方经济学把人看作生来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经济动物，并认为个人动机决定社会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就不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现实性上，他必然受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马克思强调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同时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中，劳动者绝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构成能动的生产主体。在创造财富的生产过程中，人作为独特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的性质完全不同，因为劳动这一要素是能动的。劳动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的统一。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创造着人类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条件。劳动者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是精神能力和躯体能力的有机统一。他们总是有目的性、计划性，即主观能动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再蹩脚的建筑师也比蜜蜂建房有“计划性”。正因为人的劳动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才不仅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社会发展既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人自身不断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

同时，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其劳动也必然是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这使得劳动不再是单个人的孤立行为，而是群体或阶级行为，劳动创造的价值也会因社会生产关系不同而有不同占有形式。比如，劳动可能是在共同劳动、地位平等、产品平均分配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也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凭借经济权利强迫另一部分人劳动，产品归生产资料所有者所有这样一种阶级地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中进行。这种生产关系的性质，最终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资本家之所以获得剩余价值，是因为他们拥有占有剩余的经济权力，决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这些要素创造价值的回报。

正是因为从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生产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不仅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含人与人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效率含义，不仅仅来自于生产要素之间的技术组合，还来自于对劳动者积极性的调动、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工协作的协调、组织管理的科学等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只研究生产一般，因而使用价值(即效用)范畴是其研究的核心；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不仅研究生产一般，更注重研究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因而把价值范畴作为研究的核心

萨伊是把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引向纯粹对生产一般分析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把生产定义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萨伊这个关于“生产”的定义，表面看来无非一个关于“生产一般”的定义，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将发生重大转变：即这个定义把经济学引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回避了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萨伊的生产观对后来西方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继萨伊之后，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等，都把研究财富生产一般作为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比如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年在他的著名方法论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明确强调了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一般的观点，他把经济学定义为“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这样经济学纯粹成为一门关于“选择”的学科。经济学的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探究生产和分配变化的原因，而是探究在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下，各种经济‘量’达到均衡的条件，……我们不再把经济系统视为一架生产总产量的机器，不再探究哪些因素决定这种产量的多少以及按何种比例分配这种产量，而是把经济系统视为人与经济货物之问的一系列相互依赖而在概念上又独立的关系……”显然，在罗宾斯那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制度性因素被彻底隐藏起来了；与之相适应，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只是“人与经济货物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对生产一般研究的理论意义，然而，抽象掉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只研究生产一般的生产理论，就必然使经济学“使用价值”成为研究的核心范畴，从而导致经济研究存在诸多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突出表现在：(1)它是建立在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的，把资本等同于生产工具，把资本主义生产归结为生产一般，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形成过程的同时就是价值增值过程；(2)它混同了产品和商品、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区别，抹杀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的根源；(3)它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问题，却被用来为替资本主义分配做辩护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做佐证；(4)目前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数学抽象方法只能说明渐变的有连续性的生产过程，不能反映生产过程中的突变现象。也就是说，它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科技革命时期生产力飞跃发展的生产过程，也不能正确地描述生产力突破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桎梏时生产过程的跃变。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有参考意义的东西，建立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不同层次的生产函数(吴易风、王健，1994)。

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使用价值，不研究价值，更不理解价值本质，所以，长期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厂商理论始终回避对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在他们那里，企业始终是一个“黑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看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抽象掉人与人之间关系分析厂商行为的局限性，所以，他们试图运用“契约”的分析方法，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入厂商理论，提出了分析厂商内部人与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从而建立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的企业理论。

然而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研究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时抛开了生产领域，而是局限在交换领域；他们所说的制度，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上层建筑层面的一些具体规则。本来，科斯在他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试图通过视企业为等级制度，把企业内部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与市场交易的自愿平等关系区别开来。循着这一思路，人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企业内部契约关系不平等的深层原因问题。但在1988年的论文中，他又否定了这种认识，他甚至认为这个观点是那篇论文的主要缺陷之一，因为它误导了人们的注意力，使经济学家

忽视企业的主要活动――企业经营。科斯这一观点表明，他批评把企业看作不平等关系所结成的契约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经济性质就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的主张，从而把新制度主义者通过对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企业经济性质的道路彻底堵死了。因而，他们的企业理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刘凤义，2004)。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侧重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相适应，生产中的资源配置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是具体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属于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体现在一般的劳动过程中，它是一切社会形式的生产所共有的。它表明，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间对生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是人类社会进行生产永恒的主题。然而仅仅研究生产一般，无法真正理解具体社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研究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生产理论时强调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所以，“价值”范畴而不是“使用价值”范畴才成为其生产理论研究的核心。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特殊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确立了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为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部的生产关系提供了“钥匙”。西方经济学家对此并不理解，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非就是确定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的理论而已。对此，斯威齐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和攻击，在于他们看待价值问题的态度，使他们有偏重交换比例的倾向，而忽视那隐藏在表象后面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所以，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批评，连篇累牍，而难得有一个字谈到抽象劳动。

正是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进而指出在资本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家利用形式上平等的契约，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资本家用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从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就通过价值范畴逐渐被揭示出来了。也正是运用价值范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经济的关系科学揭示出来了。国内一些学者谈到企业理论，也是言必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学派的观点。笔者认为，从方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提出了比新制度学派更为科学的企业理论方法论。突出体现在：马克思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从资本统治下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中揭示企业的起源与演变；在对生产过程的考察中揭示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通过科学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破译“契约自由”的神话(刘风义、沈文玮，2004)。这些深刻的内容，在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中都无法揭示出来。

三、西方经济学用个人主义方法，把生产理论仅仅置于微观领域来研究，致使其理论体系在微观与宏观上形成脱节；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宏观和微观的有机联系中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把生产理论仅仅视为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他们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方法论密切相关。西方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量上的差别，社会就是个体的集合，总体等于个体的简单相加。基于这一方法论的生产理论，只需要在微观领域研究就可以了，宏观经济问题无非是微观经济问题的在量上的简单加总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总量问题时，是通过以微观领域的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加总来进行的。他们假设，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厂商都是理性“经济人”，都能够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投资，那么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新古典理论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也是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该理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给定偏好和技术，可以求出最优解。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创造了异质品模型中的总量生产函数这一与相对价格完全不同的理论。显然，如果是单一产品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的使用是没有疑义的，但把总量生产函数套用在异质品模型中却背离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的宗旨。

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中出现了像萨缪尔森这样的新古典综合派，但至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处在严重的矛盾中。尽管，以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基础上，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起来。但问题是“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实物分析，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分析和现实经济根本不能融合”(柳欣、靳卫萍，2005)。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克服了经济学研究的形而上学思维，正确处理了微观与宏观的辩证关系，而且通过在商品生产中抽象出价值范畴，建立了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桥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个体是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个体，而整体又是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作为经济学研究方法，个体分析和整体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二者简单对立起来。但二者的结合又不是简单相加，它们之间通过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有机联系起来的(胡钓、刘凤义，2003)。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没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严格界限，这是因为微观与宏观是相对概念，只有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揭示经济规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无论是从三卷内容的整体安排上看，还是从每一卷具体内容的分析上看，处处都能体现出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在第一卷研究资本直接生产过程时，马克思以单个资本主义企业作为分析的起点，接着从第2篇到第6篇，通过对单个企业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然后，在第7篇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则是从整体上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从《资本论》三卷整体来看，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也是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马克思通过提出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微观概念，逐渐上升到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等宏观概念，把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及其实现形式彻底揭示出来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把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起来，是因为其理论体系中存在联系微观与宏观的桥梁――“价值”范畴。它的价值范畴包含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使其能成为确立相对价格的基础；质的规定性，使其能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生产和再生产问题。正因为有了科学价值理论，马克思的价值范畴、生产价格范畴以及以此为基础所建立的宏观经济的分析体系，才适合于目前以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解释，这完全不同于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新古典价值分配理论。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仅具有微观的性质(即解释相对价格)，而且具有总量性质，这种特点在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那里是不具备的。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8篇

内 容 提 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我国农村工业的一般发展规律。研究证明到现在为止我国农村工业经历了由低到高的四个发展阶段，“单一的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群”、“配套的企业群”和“拥有巨大企业集团的企业群”。随着企业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关注企业本身以及企业与市场的联系。然而对于企业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特别是由复数企业的存在和活动所形成的外部环境，虽然它们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极其重要。本论文拟将讨论有限空间范围内一个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生产同类产品企业之间，配套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作用与影响,并对我国加入WTO以后如何发展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工业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Abstract

The overall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research into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town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TVE) in China. To meeting this goal, the paper provides that the TVE has been undergoing four stages from low to higher.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evolvement of the four stages, their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n the enterprises living within them.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made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for how to develop the TVE in the east, middle and west area,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China enters WTO.

关键词: 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国际化

Key words: Town and Village Enterprise; Developing Model；Globaliz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成功地实行了二十多年的今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许多原来属于国家制定的计划逐步地为企业内部的计划所取代。什么是企业？企业是经济体系中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单位，是管理和协调要素提供者活动的持续的经营组织。企业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对立和统一的，在许多条件下可以互相替代。自从Adam Smith出版了《国富论》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起企业的经济性质和它在市场体系中的作用。Adam Smith提出了，“劳动生产力的极大改善，以及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的提高，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Adam Smith／1776年）。Karl Marx在《资本论》中研究了企业内部“协作”的生产效益，他提出了“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Karl Marx／1975年）。Coase注意到了资源在企业内部配置与市场内配置之间的差异。他认为之所以需要通过企业来组织生产是因为，“市场的运行要花费成本，通过成立一个为组织、允许某一个权利（企业家）指导资源配置，可以节省某些成本。”（Coase/1937年）。Williamson把市场与企业看作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两种不同形式，“对于这两种形式的选择是受到节约交易各方间的交易成本的行为所支配的”。（Williamson/1975年）。Richardson提出，一个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需要一某种形式协调，当这类活动“应该被唯一地控制并可以融入一个严密的计划中去时，所采取的协调方式是指令”，这类活动“应该被合并；也就是说，共同由一个组织（企业）来执行。”（Richardson/1972年）。Teece提出了“多产品企业”的经济学理论。当一个专业化企业拥有过剩资源，当其产品的生命周期因素导致需求长期下降时，“追逐利润的企业将选择多产品分散化”的方案。(Teece/1982)。

许多经济学家把企业看作是“市场关系海洋中的有计划协调的岛屿” （Richardson/1972年），以往的很多这类研究都集中在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方面。然而，对于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别是由复数企业的存在和活动所形成的外部环境，虽然对于企业本身是至关重要，却很少得到应有的重视。本论文拟将讨论的是，在一地区内一个产业的形成过程中，生产同类产品的复数的企业之间，以及同配套企业之间的联系，影响与作用。本研究把我国农村工业企业作为研究的对象，理由是世界上很少有一个经济部门如同我国的农村工业，奇迹般地在短短的十数年内，在那些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地区生长出几十个产值在数亿以上，拥有几十到百个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企业集团。我国的农村工业用十数年的时间做了发达国家需要用近百年完成的工作。因此，研究我国的农村工业的意义非常重大。

二、单一的企业

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重庆等农村工业发展较好的沿海和内地省市，都可以发现有部分产业在一地区集中的现象。如温州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产业，湖州市织里镇的童装产业，江苏省丹阳市的眼镜制造产业和重庆市的摩托车产业。从上述产业的发展历史来看，任何一地区的产业的起始点必定是有一家企业首先成立。我们称这类在一地区首先出现的企业为“单一的企业”。这里“一地区”的范围可以是一个自然或者行政村，也可以是一个乡镇。这里提到的“企业”既可以是较大规模的企业，也可以是被称为“个体户”的小企业。第一家企业可以看作是“孤立的企业”。所谓“孤立”就是指在这一地区的范围内不存在其他的生产同类产品或者提供同类服务的企业。同样也意味着这一地区没有第二个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同它竞争。然而当这一地区冒出了另外一家，或者数家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的时候，“单一企业”的“伊甸乐园”生涯就结束了。

为什么单一企业会出现的呢？这同“过剩资源”有关。Penrose认为，在“任何时点上，都有着某些生产资源闲置。企业用这些资源提供的服务来寻找生产机会。”（Penrose／1959年）。生产资源包括固定资本、流通资本、劳动力。我们周围一般都存在一些可以用于生产产品的资源，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有富裕劳动力，有土地和其他的资源。对于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所要求的资源配置不同。生产一些简单的产品，如服装、另配件等，所要求的资源配置非常低。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村地区，很多人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凑合起最低的配置。

建立一个企业，哪怕是最小的两人合作形式的个体户，除了拥有或者有能力凑起最低生产资源配置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同产品生产有关的知识，包括产品生产技术以及同产品有关的市场信息。Alchian 和 Demstz认为建立一个企业的条件之一是雇主（企业家）需要“获取关于投入品生产性绩效的更好的信息”。“雇主不仅决定各个投入品生产什么，并且还分析哪些异质投入品结合到一起会更有效率。”(Alchian & Demstz/1972年)。除了企业内部的生产技术以外，企业外部同产品市场有关的信息同样也至关重要。企业家或者合伙人首先需要知道他的产品卖到什么地方去，卖出去以后是否可以获利。敢于冒风险也是单一企业能够建立起来的重要条件。因为在建立企业和决定产品以前，企业的发起人面对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特别是他是否能够收入回他以及合伙人的投入，在产品出售以前的把握是非常小的。

然而政策导向也对企业能否建立有相当大的影响和作用。除了中央的政策以外，各个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本地政策。同时，由于地方利益的存在，地方政府也有可能对中央的指令做一些有利于本地区的解释，或者对一些现象故意视而不见。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民营企业可以在一些地区较早地发展起来。（胡定寰／1999、2000和2001年调查）[1]。

三、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群

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群是指大量的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在一地区内集中。这种现象在我国农村工业部门并不少见。如织里镇集中了一千多家大大小小童装厂和个体户。（胡调查1999年）。柳市镇在1983年时生产低压电器的企业已经达到了1，000多家，生产人员5万多人，销售人员也近了10，000多人（柳市镇志／1999年）。丹阳市司徒镇的眼镜生产企业群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对个体企业的控制政策的放松，许多掌握了眼镜生产技术的工人纷纷在自己家里开厂，高峰时期全镇眼镜厂企业达350多家”（胡调查／1999）。

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群是在单一的企业在一地区的大量复制（Copy），起因于单一企业所掌握知识（包括管理、生产技术和市场知识）的传播。Teece研究过知识的可转移性问题，他提出：“组织（企业）知识的另一个特征是，在一个重要的程度上，它常常是可以转移的。”“就管理才能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对于使用设备和其他生产技能来说，也是如此。”（Teece/1982年）。企业知识传播的速度同所生产的产品的技术壁垒成反比。生产设备投资越高，生产技术的难度越大，企业知识就越是不容易被其他人所利用。事实上我国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大部分产品非常简单，技术壁垒很低，所以企业知识是很容易被周围的邻居所掌握的。农村地区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质和商业的不发达性，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意识超过对他人的防范，加上村落内长期形成的亲属、亲戚和友情的存在，一项不太复杂的生产技术很快就会在一地区内转播开。因此，当邻居们看到他们中的一家办起企业，并能够盈利的时候，开始纷纷模仿，从而，这一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群。然而，它的前提是：（1）有足够大的市场需求；（2）有足够大的生产资料供应源；（3）没有受到政府或者其他人的干扰；（4）有勤奋和敢冒风险的民风。

恩格斯在唯物辩证法中提到了“质量变化”问题，数量的变化会导致质量的变化。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群是单一企业的大量复制品，它们生产同类的产品，但是二者所处的外部环境是相异的。首先身处于企业群中的企业所感受到的竞争压力更大，更加直接。这就促使它们的所有者，企业家，为了免于被淘汰出局而做出各种努力，包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或者加大市场营销的力度。

除了所提到的激励因素以外，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在一地区的集中也创造有利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首先是信息优势。各个企业在寻求各类信息为自己服务的同时，企业之间的交流，或者对其他企业的观察，使它们付出较小的“交易成本”获得比其他地区更多的信息量。形成技术优势。同一地区企业之间的竞争促进企业采用更有效的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这些知识由于企业的集中，很快在企业之间得到传播。降低了物流成本，包括购买生产资料和销售产品的成本。企业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原材料的购买和产品销售有关的市场信息，几家企业联合起来购买生产资料和销售产品也可以节省物流成本。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力的技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群形成以后，劳动力可以在各企业之间流动，由于大家采用基本相同的生产工艺，无形中培养出一大群熟练工人。

四、配套的企业群

“配套的企业群”指的是在同一地区内集合大量的生产某一种产品的企业，以及提供配套的零配件、生产设备和各类服务企业所组成的企业群。为了对配套的企业群有更加形象的认识，下面摘要了笔者的 “关于湖州市织里镇童装产业调研报告”：

“历史上的织里镇是江南著名的蚕桑丝绸之乡，妇女精于手工。由于地少人多，农村劳动力剩余，该地区的农户有农闲时外出做小买卖的习俗。从70年初开始织里镇家家户户从事床上缝纫品的生产，妇女在家生产，男子外出销售。80年代中期织里人改为生产童装。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全镇童装的年产量已经超过1000万件套。

织里镇童装产业起始于家庭式作坊。最初有个别妇女在家中生产童装，丈夫外出销售，获益比较好以后，周围的邻居、亲戚和朋友纷纷模仿，迅速地使得童装生产在整个地区蔓延开来，几乎每家每户都投入童装生产中去。织里镇生产童装的“作坊”（我们认为作坊这词在这里比工厂更加精确）的规模都很小，平均在雇工人数在15人以下，有30台以上缝纫机的作坊算大规模了。随着织里童装的出名，大批的外地商人也开始来织里购买童装。随着市场交易数量的增加，原有的服装交易批发市场容纳不了交易摊位，逐年增加批发市场。2000年织里镇的童装批发市场已经发展到了8个。

织里镇童装配套产业开始逐步得到完善。镇上除了1000多家童装生产作坊以外，还有布料批发市场，童装辅料批发市场，绣花作坊，印花作坊，童装样品商店，专业的童装设计和电脑制版商店，包装材料作坊，缝纫机销售商店，缝纫机维修门市部们，童装的打包和托运部门等。这些配套作坊和企业也将近有1000多家。此外，织里镇还拥有两个劳动市场，不同等级的饭摊，酒楼，旅店和两座三星级的宾馆。在织里镇的童装生产作坊无论是购买材料、生产设备、招聘工人、销售产品、还是向全国任何一地区发货，由于配套产业齐全，都不需要走出总面积只有4平方公里织里镇一步。”（胡定寰／2000年调查）。

配套的企业群是在生产同一产品企业群中间发展和延伸出来的。生产同一产品企业群在创造“集体力”的同时，也产生出大量需求，这类需求包括原材料、零配件、生产设备、产品销售、以及配套的生活、娱乐设施和各类的生产与非生产性的服务。受到大量需求牵动，满足这些需求的新企业和产业逐渐地在这一地区形成和出现，形成了的配套企业群。延伸的企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类是朝着主导产业的上游部门，如零部件和原材料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方向发展；零一类是朝着主导产业下游部门，如对主导产品的进一步深加工、营销以及专业市场的方向发展。

企业内部的分工和协作可以提高生产效率。Adam Smith在研究了制针厂的劳动分工以后，提出了：“只要引入劳动分工，在任何企业中，劳动生产力都能相应提高。”（Adam Smith/1776）。Karl Marx指出，同一个资本内部 “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的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必然是集体力。”(Karl Marx/1975年)。

在一地区范围内生产主导产品企业与提供零配件、生产设备和各类服务的企业之间也会逐渐地形成一种分工和协作的关系。这同前面引证的，由Adam Smith、Karl Marx提出的分工和协作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提出的分工和协作是存在于独立企业与独立企业之间，属于企业外部分工和协作，Adam Smith和Karl Marx研究的是企业内部的分工和协作。如下面所论证的，存在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同样也能够在提高个体企业生产力的同时，在一地区创造出一种“集体力”。

同一地区内企业之间分工和协作的形成，使各企业有可能把资金、技术集中在生产少数的，擅长制造产品上，从而更加容易扩大生产规模，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专业化程度越高，技术就越精，生产速度就越快。企业外部的分工和协作通过“看不见得手”来协调的。企业在长时间交易过程中不难找到满意的合作伙伴，形成相对稳定买卖关系，逐渐地把自己的生产计划同对方供需能力协调起来。

市场交易需要交易成本。Coase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是首先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他说：“使用价格机制（市场）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 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是发现有关价格的成本。”“为市场上进行的每一笔交易谈判和达成一份独立合同的成本也必须考虑在内”。 （Coase／1937年）。然而 Coase并没考虑交易成本的数量关系。两企业之间一年只达成一次合同的交易费用显然高于每周签订一次合同的成本。相隔几千公里距离的两企业之间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无疑比间隔两公里距离的高。这也属于配套企业群在同一地区内集中的优点。Williamson提出了形成交易成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市场交易的两个企业由于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因为“一方为了获得对方同等的信息量的费用是非常高的。”（Williamson／1975年）。虽然一家企业企图获得交易对方所掌握的信息需要投入，然而，如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距离非常之近，交易又非常频繁，那么信息的获得费用显然要低一点。

此外，配套企业群在同一地区内集中的有利点同时还包括：（1）减少购买原料、零配件、生产设备和服务的流通费用；（2）减少由于购买不良零配件所引起的各类损失。需求方很容易对供给方的生产过程进行检验，在发现不良产品时，需求方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补救；（3）减少企业备用零部件，原材料等的库存。企业为了保持其生产过程的连续性，特别防止停工待料等意外而造成的停工待料损失，需要备有库房，存放部分备用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产生了仓储成本（包括库房租金、电力、动力和搬运原材料、零部件进出仓库时所需的劳动费用）。供需双方间隔的距离愈远，运输过程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就愈大，所需的仓储数量就愈多，成本也就越高。（4）有利于新产品开发。新产品的开发除了企业本身需要做工作以外，在很多情况下还需要原材料、零配件和设备供货部门的配合。在一地区形成配套企业群集中以后，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时，可以在周围大量的配套产业企业群中找到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新的配套原材料、零部件和生产设备，获得来自于企业外部的技术服务和支持。（5）更加容易获得各种具有专业特长的技术人才；（6）有利于促进整个地区服务性配套设施的建立与完善

五、拥有巨大企业集团的企业群

进入配套企业群阶段后，巨大的生产力同有限的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导致企业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变得苛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和企业分化。部分具备一定优势的企业无论在发展速度、经济效益和市场占有率都显著地超过了其他企业。从而资金、技术、管理和技术人才、以及市场份额不断地向这部分企业“集中”和“集聚”。这类企业在扩大规模的同时，通过分离、收买和兼并等手段把周围的企业逐步地归并到自己旄下，组成以该企业为核心的，大批下属企业组成的企业集团。它们逐渐变成了，Chandler 称之为“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的”“现代企业。”（Chandler／1977年）。这些企业雇佣了数十甚至数百名中高层经理来监督数以十计和百计的雇佣了几十个或成百上千个工人工作的事业部门或者子公司。这类企业每年的营业额都以数亿元来计算的。

随着若干个大企业集团的出现，这一地区内的企业按照规模、从属与被从属的关系可以区分集团公司、下属公司和相对独立企业三类。集团公司指的是由阶层的职业经理管理的，拥有和控制着一大批子公司、孙公司、控股和半控股公司的巨大企业。下属公司指的是在生产、资金、人事管理、销售和信息上受到集团公司不同程度控制的企业。相对独立企业指的是名义上的独立法人，然而，它们在产品的交易关系方面往往脱离不了对集团公司的依存。从企业规模上来区分，集团公司的规模是庞大的，下属公司的规模是中等的，而相对独立公司的规模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在一个经济体系中为什么会出现现代化巨大企业和企业集团？Chandler在研究了1790年以来近200年的的美国企业发展史之后，提出了它们出现的原因是由于需要协调大规模生产、流通以及信息处理。（Chandler／1977年）。在日本从事企业集团理论研究的学者中间，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学派，（1）交易成本论学派；（2）株式会社论学派；（3）管理机构学派和（4）现代企业集团学派。交易成本论学派提出，需要企业集团是因为“企业一方面可以节省利用市场的交易费用，同时又需要避免内部管理成本的增加”。（今井、伊丹和小池／1982年）。株式会社学派从控股和支配的角度研究企业集团形成的动机和原因（坂本和下谷／1987年）。管理机构学派提出了，企业集团化化反而使得管理权由集中变为分散，提高管理人员的主动积极性和企业经济效益。“因为子公司同事业部制一样，管理人员有相对独立的管理权益。”管理机构学派讨论的对象是从集团总公司内部分离出来的子公司。（土屋／1966年）。现代企业集团学派认为日本企业集团的出现可以归因于“现代的技术革新”，“产业构造的变化”和“企业构造的国际化”的推动作用。（坂本和下谷／1987年）。

20世纪90年代起，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工业中间形成了企业集团，温州市的低压电器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温州市志／1999年）。企业集团化是企业经济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的趋势。随着农村工业的生产能力迅速膨胀，没有相应的市场营销体系与之配套，导致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产品积压、利润下降，许多企业面临破产。这时“看的见得手”来组织分散的企业，用计划生产来取代“由市场组织的生产”的需要产生了。企业集团就是由于这种需要的促进，在配套产业企业群的基础上形成了。Alchian & Demstz 提出，“资源的所有者可以通过合作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力，这导致促进对合作的经济组织的需求。”(Alchian & Demstz/1972年)。

从组织结构上分析，我国农村工业部门的企业集团可以划分为“系列企业集团”，“产品市场为导向的企业集团”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大类型。

“系列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图如同金字塔一般。金字塔的塔尖部分是集团总公司，总公司的下一层由总公司的直属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建立长期合同供货管理的企业组成。在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下面也有它们的下属企业。这种企业层与层之间的联系可以往下延伸到若干个层次（胡定寰／2002年）。“系列企业集团”主要适应于产品相对技术含量较高，需要比较多的零部件组装起来的行业。

“产品市场为导向的企业集团”是以组织产品销售为目的形成的企业集团。同“系列企业集团”相比，成员企业之间的相互约束比较疏松，有的仅仅存在产品来料和来样订单加工的关系。集团成员企业采用同一个品牌和销售网络。为了获得这样的权限，成员企业必须向集团总公司缴纳一定的成员费用，或者以很低的价格把产品交付给集团总公司代销。“产品市场为导向的企业集团”一般在生产工艺、流程比较简单，然而，产品更新的速度很快，需要较高的产品设计技术和大力度的市场营销和促销手段的行业。

在一地区范围内出现若干个相互竞争的企业集团的作用在于，（1）在集团公司的统一指挥下加强了集团公司、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合作企业之间的协作，减少不确定因素和节约交易成本；（2）可以提高产品市场的开发力度和效率，企业集团可以拿出较多的资金来事营销活动，打造品牌和建立各类销售网络；（3）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控制，集团公司可以在集团范围内进行质量管理，除了制定零配件和成品质量标准，对每一生产阶段进行检测以外，还有力量对下属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工作；（4）有利于新产品的开发和缩短新产品的开发周期，企业集团可以组织产品和零部生产件企业共同完成新产品的开发方案，以及图纸设计、生产工艺、试产等一系列工作；（5）有利于向银行和社会融资，一般情况下大企业集团的信用度高于中小企业；（6）有利于吸引优秀技术和管理人才；（7）有利于开拓产品的国际市场和（8）有利于开拓新的生产和服务领域，朝着多角化的方向发展。

六、集团企业势力向外扩张与转移

在一地区形成若干个企业集团企业群后，企业集团的巨大生产力同这一地区的物质基础的矛盾逐渐地显示出来了。首先是产品物流管理成本上升。在大规模生产同产品主产地分离的状况下，准确地获得市场信息和市场对产品反馈信息需要大量的投入，一般的情况是主管人员不到现场，掌握不到市场的真实情况。第二点是运输成本过高，产品的长距离运输除了费用外，还有沿途征收的大量的关卡费用以及风险保证金等。第三点是新产品开发成本过高。开发一件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需要大量技术人才集合，农村地区不容易集聚大量的优秀技术人才，而向条件较好的大都市招聘优秀技术人才的成本太大。第四点是难以打造信誉度较高的品牌。在消费者意识中往往会把优质产品同产品的产地联系起来，因此，位于知名度不高的农村地区的企业集团在打造品牌的投入效应是“功倍事半”。第五点是不利于集团公司扩大对外交往，农村地区远离政治和金融中心，为上层管理人员的交往和攻关活动代来了不便。第六点是产品出口受到某种政策的限制，如有些国家限制汽车和摩托车的整车进口，或者对它们加以高额的保护性关税等等。

针对上述的这些矛盾，企业集团采取的对策有：（1）企业集团的部分机能外移；（2）企业集团指挥总部外移；（3）企业集团总部和部分下属企业外移；（4）整个企业集团外移。企业集团的部分机能外移是指企业集团内部分职能机构或者下属企业搬迁到其他的地区去。如集团公司把部分产品生产线搬迁到主要的销售市场，这样做法一方面可以节省成品的部分运输费用，特别对于精密度高和易损的产品来说可以减少长途运输和搬运过程中对产品造成的损伤。同产品生产线外移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销售部门和产品的设计部门搬迁到信息更加丰富，人才更加集中的地区。前者的作用是更好地利用市场信息，后者的作用是针对市场的需求设计新产品的同时，可以有效地利用所在地区的技术人才和科研单位与院校。企业集团指挥总部主要外移作为政治、金融中心的地区，其作用在于集团公司可以更容易获得同重大决策有关的信息。企业集团总部和部分下属企业外移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严重地受到原所在地区资源、信息和政策方面的制约。然而整个企业集团外移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此外，在集团公司产品出口受到主要出口国贸易限制时，也有可能导致在国外安置部分生产流水线的做法。

七、 结 论

事实表明我国农村工业的发展对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扩大公共投资和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等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受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视。然而，各地区农村工业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区相当之好，如浙江省的温州市，而有些地区即使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却成效甚微。甚至个别的原来效益很好，看上去很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从一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以后，很快就遇到众多的事先无法想像的困难。本研究发现了一个事实，也即是企业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影响，而这环境正是在企业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外部环境的生成是一个进化过程，当一地区从单一的企业阶段，经过生产同一种产品企业群，配套产品企业群到达有企业集团的企业群时，它们就由一个低级向更高级阶段进化。一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越高，可以提供给企业的积极因素就越多。因此，如果我们发展一地区的农村工业，就必须注意到为它们创造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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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arl Marx,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pp.358~372, 1975年。

(3)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 pp. 386~405, 1937.

(4) O. E. 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pp.9~10, 1975.

(5) G. B. Richardson, “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Economic Journal, 82, pp. 883~896,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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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8, 1977.

(10) 今井贤一，伊丹敬之，小池和男，《内部组织的经济学》，东洋经济新报社，pp.47~55, 1982年。

(11) 坂本和一，下谷政弘，《现代日本的企业集团》，东洋经济新报社，pp.19~25, 1991年。

（12）土屋守章，“管理问题中的事业部制和子会社形态”，中村常次郎编著，《事业部制??组织同营运》，pp.75~98,1966年。

（13）胡定寰，伍继涛，胡灏，“丰田汽车集团的发展及其对周围农村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8期，2002年。

（14）温州市志编纂委员会，《温州市志》，pp.1043~1047,中华书局，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