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婚姻法范文

农村婚姻法范文第1篇

1.婚姻法中对夫妻人身关系的相关规定及其在农村的实践

夫妻关系的内容，按其性质可分为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两个方面。夫妻人身关系是指夫妻双方与人身不可分离而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夫妻人格、身份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我国婚姻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夫妻人身关系进行规定。

1.1夫妻双方都有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夫妻的姓名权） 姓名权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夫妻在家庭中有无独立人格和地位的一种标志。我国婚姻法第14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现阶段，在我国农村地区对此项内容可以说执行得相当的不错，夫妻双方都使用自己的姓名，改变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父系家长制下“妻从夫姓”的通例，女子婚后即加入夫家，冠以夫姓也成为了过去。这是符合了时展的需要的。但是我们应该明确，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婚姻作为传宗接代的一种工具的观念在现阶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子随父姓这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农村这更是一种不可能改变的事实，而且这种制度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并没有可质疑的需要。婚姻法第22条规定只是一种任意性规定，是一种选择，所以我们应该正视当前农村地区一些人利用这项规定强制要求子随母姓，这是对法律条文的一种曲解。

1.2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夫妻的人身自由权） 人身自由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们正常生产、劳动、学习和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先决条件。夫妻之间当然也是具有此项权利的，夫妻人身自由权是指已婚夫妇双方都可以拥有参加社会活动，进行社会交往从事社会职业的权利。我国婚姻法第15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和干涉。”这条规定涉及到已婚者以独立身份，按照本人意愿选择社会职业的自由权利，它对于夫妻双方都是适用。

1.3实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社会主义家庭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婚姻法第16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仍然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重男轻女”思想还是很严重的，这样严重阻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进行，同时这对夫妻双方都是很不利的，增加了双方的教育、经济等负担。

1.4夫妻的忠实义务 “忠实”一词，略显抽象，具体的就是夫妻双方只能忠于对方，这往往是道德上的一种要求，但是现在将其上升到法律规制，可以看出法律的进步，但是这也往往会因为第三者的介入产生一种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当前中国农村地区，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可以说在农村夫妻双方的忠实度是相当高的，涉及到不忠实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农村夫妻大多数是互相爱护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这也将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所以说将来在解决由于忠实产生的问题将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值得去研究。

2.婚姻法中对夫妻财产关系的相关规定及其在农村的实践

夫妻财产关系从法理上来说主要涉及关于夫妻财产关系夫妻财产制、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和关于夫妻财产的继承权等内容，它们是以人身关系为依据的。夫妻的财产关系是否平等，是衡量夫妻地位是否平等的重要标志，也是处理夫妻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要内容。夫妻的财产所有权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关系的核心，因其涉及到双方婚前婚后或各自的、共同的以及第三人的权益而受到我国法律的极大重视。

2.1夫妻财产制 夫妻财产制是夫妻财产关系的一般法律表现形式。夫妻财产制又称婚姻财产制，是关于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根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我国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等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基于本文中着重对农村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农村夫妻之间的法定共同财产主要有：生产、经营的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结婚时的已有财产等，其种类相对较少较简单。而且在现阶段农村，基本上不存在法定的那些夫妻个人财产，基本上都是夫妻共有，而且形式也很单一，夫妻双方共同占有，为了家庭的生产生活需要所支配，就算是在离婚时分配共有财产也是很好协商分配的。

2.2夫妻间财产的继承权 我国婚姻法第24条规定：“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这一规定是与继承法关于夫妻法定继承权的规定相吻合的，在继承法中，是将夫妻作为独立法定顺序继承人加以规定的。针对这项权利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其实也是符合实际的，现在夫妻双方拥有相互的继承权这是毋庸质疑的，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还大于了法律规定的范围，基本上是一方拥有对另一方的全部财产的继承权，不论是共同财产还是法定个人财产，这也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尽管在一些地方也会发生一些干涉夫妻继承权的现象，特别是对女方，但是这仅仅是少数的，其产生和法律意识淡薄有很大的关系。

2.3夫妻间的扶养义务 广义的扶养，是指一定范围的亲属间相互供养和扶助的法定权利义务。它没有身份、辈份的区别，是赡养、扶养、抚养的统称。我国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夫妻间的扶养义务是基于夫妻双方婚姻的效力而产生的。在农村地区的这种抚养关系更多的是男方对女方的抚养，因为农村地区的妇女的经济能力相对较弱而且很多时候家中的财产是相互共同所有，但是为男方所控制，这样女方就成为了弱势群体。但是可喜的是夫妻互相抚养在我国这样一个礼仪之邦是得到了道德的肯定和确定的，农村地区更是延续了这种良好的习惯。不仅是夫妻，家庭成员之间都是这样的。所以婚姻法的这条规定得到了很好的落实。

3.结语

农村婚姻法范文第2篇

一、我国农村婚姻中的各项问题

（一）婚姻成本分析

对于日照市岚山区而言，家庭尤其重视孩子的婚姻大事，同样也是父母的一种重要使命。一旦孩子出生之后，父母总会有着较为复杂的心理，虽然后继有人，但是更要做好未来孩子的娶妻准备。在孩子较小的时候，父母就开始了艰难的劳作，并对孩子的婚事进行准备。对于当前的日照市岚山区而言，在农村的结婚中，女方基本上要求为楼房，并结合卧室、厨房和客厅，总价值大概为15万元，而对于家具而言，总体的费用基本上为20万元作用。同时也有的农村男女结婚，并在城里买房娶妻生子。装修家具的费用，逐渐增加，基本上控制为35万元。对于相对贫困的农村家庭而言，结婚的支付相对而言较为沉重。但是对于女方而言，一般男方没有房子，女方家长并不同意女儿出嫁。同时在结婚之后，新郎步入婚姻中，基本上处于一种负债累累的状态，并外出打工赚取生计，以至于结婚的新房更是空置，家具也是闲置状态，在生儿育女中，有着艰辛的路程。基于婚姻的成本分析中，婚姻独家成本更是结合青春进行弥补，在婚姻的代价中，相对而言也是较为沉重的。

（二）择偶范围分析

在农村的择偶范围中，不仅仅存在等级通婚圈，同时也存在地理通婚圈。对于等级通婚圈而言，主要是对和自己处于一种层级的另一方进行择偶。对于地理通婚圈，主要是在一定的通婚地域环境中进行的一种通婚过程。对于日照市岚山区的择偶而言，主要是选择一种地理通婚的形式，同时也存在农村外出小伙子把外地的姑娘带回来，并结婚。但是这种婚姻现象不常见。在农村中，同样也存在男性入赘外地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况更是不常见。在经济的发展中，当前通讯更是处于一种发达的状态，农村人们思想逐渐解放，并有着越来越大的择偶范围。

（三）男性女性择偶困难度分析

对于农村而言，男性的数量明显多于女性，人们思想处于较为封建的阶段中，有着重男轻女的一种思想。而婚姻市场中，女性往往存在较高的价值，在对自己的配偶选择中，有着较好的出嫁优势。但是在农村家庭的生育观逐渐改变中，更是注重女儿的价值，并逐渐改善男女不良比例的情况。

（四）婚姻自由情况分析

所谓的婚姻自由主要是一种自由结婚的状态，男女双方在自主自愿结婚的过程中，是一种自由恋爱的状态。对于农村的婚姻而言，多为相亲结婚，男性婚姻在预中，明显高于女性。1000份的调查问卷中，其中75%的人表示是通过相亲结婚的。由于当地年轻人主要是外出打工的状态，并在男性和女性工作岗位中，异性之间将会产生一种自由恋爱的过程，但是一旦工作岗位均为同性，将会使得自由恋爱的机会逐渐减少。同时在当地风俗情况的结合中，春节时农村人相亲的一种高峰季节，自由恋爱结婚的过程，逐渐成为一种风俗，并被当地的民众逐渐的接受。

（五）早婚和婚姻登记现象分析

农村中的早婚现象更是有着较多的比例，在农村的早婚中，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缺乏相关的重视度，而当地学生在婚姻中，更是没有到法定年龄就结婚了。在农村的早婚现象中，男性大于22岁和女性大于22岁，基本上为大龄青年。婚姻登记作为我国的一种特定结婚法定程序，在婚姻的生效中，受到我国法律的基本承认和保护。但是对于农村的婚姻登记而言，难以得到有效性的落实。当地农民结婚中，由于法定年龄不到，难以做好婚姻的登记，仅仅结合结婚的过场，对婚宴举办，并在计划生育的躲避中，更是不进行登记，以至于婚姻登记现象不容乐观。

二、我国农村婚姻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实施

（一）完善和加强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议和对策

1.改革法律援助体制，加大立法力度。2.修订和完善《法律援助条例》的条文。3.完善农村法律援助资金保障制度。4.完善管理和服务体制。充分发挥政府在法律援助事业中的作用；加强各级部门与社会团体的联动机制；充分发挥高校的作用，为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提供巨大的推动力；大力倡导社会团体和志愿者工作。

（二）加强农村中男女平等原则的基本贯彻

对于农村的婚姻而言，在法律援助中，就要保证有着相对完善性的工作，而男性婚姻的成本控制中，就要做好男女平等基本原则的融入。通过将传统封建观念思想进行纠正，并在择偶范围的不断拓宽中，做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男女平等权利的法律实施，在妇女权利利益的基础保障中，结合男女同工同酬的过程，将男女平等原则逐渐加大，而基于现实生活中，实现男女平等相关法律的基本援助。通过将女性的地位提高，并将女性的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女童的教育过程中，就要做好特殊教育的根本保护，并将一些学杂费适当的减免，将录取分数线有效降低。在农村妇女的格外照顾中，做好双女家庭养老金支付额度的不断增加，实现农村女性经济地位的全面提高，注重农村妇女干部的综合培养和提拔，将农村妇女的政治地位显著提升。始终本着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保证有着多样化的宣传手段，在宣传墙上的基本宣传中，加强宣传力度，将农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的丰富。

（三）对传统婚姻习俗尊重并规范

农村婚姻的结构中，难以做到婚姻的有效登记，同时也存在较多的早婚现象，而在传统婚姻习俗的影响下，农业的生产往往更加注重劳动力的获取，在国家军队的发展中，同样也重视男性劳动力的培养，实现国富民强的根本发展。但是在现代胡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更要注重现代化女性地位的不断提升，将女性的主体地位全面凸显。在农村早婚的法律制度完善中，真正意义上得到落实。通过对传统婚姻习俗进行尊重，并在现行的法律基础上，将法律的执行力度不断增强，在法律的基础上，保证公民有着法律行为的责任和义务，并在婚姻关系产生之后，对婚姻家庭责任进行有效性的承担。基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中，就要做好结婚的基础登记，并将婚姻登记的效力提高。

（四）做好农村妇女儿童权益的合法保障

农村离婚纠纷的产生现象，就要将女性法律观念意识不断增强，而协议离婚的过程中，女性往往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在财产的分割中，同样也难以得到根本有效性的保障，这种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发展中有着极其不利的影响，同时对于社会的利益也有着极其不利的影响。基于婚姻登记相关职责的履行中，更要对法律的严肃性进行全面的维护，注重正常社会秩序的根本维护过程，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全面的保护，对协议离婚的条件进行严格的限定。在双方当事人的离婚自愿中，就要对子女抚养和实际财产分割进行书面协议的规定，并赋予双方对子女探视的权利。探望权的顺利实施中，就要结合法律相关规定的角度，结合法律的明文规定，并在法律的制裁中，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科学的规范，在相应的责任承担中，做好子女探望权的一种司法救济过程。

（五）深化法律援助的基本思想认识

首先，要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的基本工作，始终本着以人为本以及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在现代化农村婚姻法的完善中，做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注重农村女性主体地位的不断提升，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体现。其次，在新形势下农村婚姻的法律援助中，要对农村婚姻进行根本的保证，在法律的相关效应中，对婚姻问题的诉讼活动进行及时的帮助，并保证有着公正公平的案件审理，实现婚姻双方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对农村婚姻的公平公正进行维护和保障。最后，新形势下的一种法律援助，要结合当前的金融危机，将农村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在农村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及时的解决农村婚姻问题，并帮助农村婚姻困难的群众实行就业的过程，将农村人们婚姻法的认识学习力度不断增强。法律援助工作的进行中，更要提供一定的法律服务，并对农村婚姻法的相关意识不断增强，对农村和谐的婚姻关系进行维持。总而言之，当前农村婚姻的现状不容乐观，在法律援助工作的进行中，更要做好调解机制的科学建设，并在法律援助案件的结合中，做好制度的基础强化，注重法律援助经费的根本保障，在协调的配合中，结合法律援助的业务形式，将法律援助的质量提高，注重法律援助工作效率的提高。在农村婚姻的法律援助中，同样也要将农村婚姻法的早婚和婚姻登记情况全面落实，将人们的婚姻法律意识全面增强，在现代化新形势下的婚姻格局中，保证有着规范化的婚姻局面，实现农村婚姻的和谐建设和发展，进而推动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婚姻法范文第3篇

第一，体现了婚姻自由原则。婚姻自由，是指婚姻双方主体在涉及婚姻关系的问题上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时，任何人不得强制和干涉。婚姻自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受到我国宪法、民法以及婚姻法的保护。任何当事人之外的人，包括其父母在内，都不得干涉和侵犯这种权利，否则就可能涉及违法事由。现如今，招赘婚姻目的的实现也体现了这一原则。男方入赘女方，也是自由恋爱的结合，不是男方父母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而强行使其子入赘，这就充分体现了农民婚姻观念的改变、法律意识的提高。第二，姓氏传承较为自由。子女出生后，使用夫妻双方哪方的姓氏，应该由二人平等协商确定，也可以由夫妻二人协商变更。当子女具有了一定的鉴别能力后，夫妻双方可以以征得子女同意的方式决定子女姓氏。认为孩子女姓氏理所当然应随父姓或随母姓的想法或者做法，是违背夫妻平等原则要求的。夫妻双方确定子女姓氏时依法可以在父母双方姓氏中选择其一。招赘婚姻中所生子女的姓氏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必须随母姓，而是类似传统的嫁娶婚，由夫妻双方自由协商子女的姓氏。而且，如今的上门女婿也不再改变其姓氏，即使要改姓，也是以男方自愿为前提条件;若是女方强迫男方改姓则是与法律规定相违背。第三，夫妻平等，居住自由。夫妻在家庭中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任何一方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或者只履行义务而不享有权利的现象是不合理的，有违平等要求。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夫妻人生关系和财产关系也是平等的。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姓名权、共同生活权、，以及计划生育、忠实等义务。在招赘婚姻中，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也是平等的，男女双方享有平等的地位，赘婿具有独立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其家庭地位、社会地位受法律保护。第四，赡养责任承担与财产继承权享有双重性。传统招赘婚姻中，男女双方一旦结合，男方对自己父母就不再具有赡养义务，相对应的，他对父母的财产也不再具有继承权，这是传统招赘婚姻的典型特征。而现如今赡养义务与继承权是不再具有绝对性。男方入赘到女方后，若其经济条件允许，其也需要对其父母进行赡养，其父母死后，他也可以继承其父母财产。

二、山西吕梁农村招赘婚姻产生的原因

首先一个便是农村劳动力的匮乏，上门女婿的存在可以增加家庭的劳动力。所以，招赘婚姻的出现便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缺乏的一部分问题。第二个因素是，男女双方家庭都希望追求一个更好的经济生活。上门女婿中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周边的县镇，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赘婿是住到了自己妻子的村镇，或是因为自己家缺少土地或是因为其经济条件差。另外，据调研，赘婿的生存能力要强于本地男性，因此，外来女婿很容易被当地接受。第三，结婚费用的高低。农村在结婚过程中需要财力、嫁妆和基本生活用品。而招赘婚姻相对于嫁娶婚而言结婚费用是相对较低的。对于多子家庭而又不太能负担得起结婚费用的家庭而言，招赘婚姻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不是本村的上门女婿，大约30%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家乡经济水平太低，生活条件差，娶妻费用太高，他们负担不起。第四个因素是对子女的期望。招赘婚姻的夫妻双方对未来对子女养老方面的期望值比嫁娶婚对子女养老的期望值要大得多，这就从侧面反映出招赘婚姻的养老功能是对于嫁娶婚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许多夫妻都认为孩子是双方年老时最大的保障。在他们年岁渐老时，愿意和儿子同住的比例也比夫妻自己居住的比例要大很多。山西吕梁地区XX村的子女即为父母提供了各种帮助，也从父母那里获得了帮助。

三、招赘婚姻的问题分析及其对策

(一)招赘婚姻面临的问题

“招赘婚姻”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对旧思想有极大的冲击作用。但是，从目前的社会现实来看，“招赘婚姻”确实存在诸多问题:1．“招赘婚姻”的社会舆论基础及其薄弱。目前，社会媒体在宣传男女婚姻时给予了肯定的态度，但是，媒体舆论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我们目前直接接触的是社会，尤其是家人，朋友，邻居等等这些周围社会成员给的负担，此种负担占据了舆论压力很大一部分。现如今，“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还是社会的主流思想，让男人住在自己的岳父母的家里，很多人还是接受不了这种模式，尤其是男女双方家庭条件悬殊的情况之下，此时，社会舆论的压力就显得尤其之大，我们不能别人怎么说，只能接受，特别是男方面对强大的舆论压。这种压力必然会引起招赘婚姻的矛盾，使得家庭的稳定遭到重创。2．招赘婚姻的可操作性受到影响。“招赘婚姻”中的主体不仅包括夫妻两方，还包括女方的父母亲，并且，女方父母亲在招赘婚姻稳定性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个问题还关乎社会主要存在的思想问题。当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是男方家庭为主体，而且，现代社会很大一部分子女是随父姓的，并没有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而改变。3．“招赘婚姻”的目的不纯现存的。现存的“招赘婚姻”主要是因为男女性别比例的差距以及社会思想的变化，但是，现如今很多的“招赘婚姻”的存在目的不是因为这些。在做调查报告时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只能找一些家庭条件较差、找不上老婆的上门女婿，作为一个男人，他们会头上会套上一个为钱结婚的帽子，是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

(二)农村招赘婚姻问题的对策

1．制度方面。近年来，我国农村的法制宣传方式多样化，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这种多样化的宣传方式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婚姻价值观，打破封建观念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也促使招赘婚姻双方主体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特别是招赘婚姻中经济条件稍显优越的女方更应该尊重男方的人格和家庭。制定有利于招赘婚姻的经济措施，对招赘户实行包括扶贫贷款优先、升学奖励等扶持政策，使得赘婿自身方面的条件改善，以达到生存环境改善的目的。有了制度方面的保障，男方的生存环境就会相对提高。2．文化方面。目前的法制宣传方面侧重于提高妇女地位，保障妇女权益方面的法制宣传，这类宣传体现了宪法中男女平等思想的贯彻。所以，今后在农村的法制宣传，可以着重于招赘婚姻中赘婿地位的保障，提高赘婿在招赘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切实保障赘婿的法律地位、社会地位。3．经济方面。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建立农副业全面发展的多种经营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创造适合招赘婚姻家庭和谐的就业机会。为吸引外地村镇上门女婿到本地区来生活，可以制定有利于赘婿生活和就业的环境，把农村的经济增长模式由单一型的种植业向混合型模式转变，从法律角度规范经济增长方式，保证农村经济的增长速度，尤其是招赘婚姻家庭的经济生活。

农村婚姻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农村婚姻 法律援助 实施方法

21世纪，经济多元化发展，我国农村婚姻始终受传统思想的相关影响，并使得农村婚姻状况发生较大的改变，不仅仅早婚现象层出不穷，同时婚姻登记的难以落实同样也有较大的困难。关于我国新形势下农村婚姻法律的基本援助工作实施，更要结合法律的层面，促进农村婚姻的正向积极发展。

一、我国农村婚姻中的各项问题

（一）婚姻成本分析

对于罗甸县而言，家庭尤其重视孩子的婚姻大事，同样也是父母的一种重要使命。一旦孩子出生之后，父母总会有较复杂的心理，虽然后继有人，但是更要做好未来孩子的娶妻准备。在孩子较小的时候，父母就开始艰难的劳作，并对孩子的婚事进行准备[1]。对于当前的罗甸县而言，在农村结婚时，女方基本上要求为楼房，并结合卧室、厨房和客厅，总价值大概为15万元，而对于家具而言，总体费用基本上为20万元作用。有的农村男女结婚，并在县城买房娶妻生子。装修家具的费用逐渐增加，基本上控制为35万元。对于相对贫困的农村家庭而言，结婚的支付相对而言较沉重。但是对女方而言，一般男方没有房子，女方家长并不同意女儿出嫁。

（二）择偶范围分析

在农村的择偶范围中，不仅存在等级通婚圈，而且存在地理通婚圈。对于等级通婚圈而言，主要是对和自己处于一种层级的另一方进行择偶。对于地理通婚圈，主要是在一定的通婚地域环境中进行的一种通婚过程。对于罗甸县的择偶而言，主要是选择一种地理通婚的形式，同时也存在农村外出小伙子，对外地的姑娘带回来并结婚，但是这种婚姻现象不常见。在农村中，同样也存在男性入赘外地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况更不常见。在经济发展中，当前通讯更是处于一种发达的状态，农村人们思想逐渐解放，并有越来越大的择偶范围。

（三）男性女性择偶困难度分析

对于农村而言，男性的数量明显多于女性，人们的思想处于较封建的阶段中，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婚姻市场中，女性往往存在较高的价值，在对自己的配偶选择中，有较好的出嫁优势[2]。但是在农村家庭的生育观逐渐改变中，更注重女儿的价值，并逐渐改变男女不良比例的情况。

二、我国农村婚姻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实施

（一）加强农村中男女平等原则的基本贯彻

对于农村的婚姻而言，在法律援助中，就要保证有相对完善性的工作，而男性婚姻的成本控制中，就要做好男女平等基本原则的融入。通过将传统封建观念思想进行纠正，并在择偶范围的不断拓宽中，做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男女平等权利的法律实施，在妇女权利利益的基础保障中，结合男女同工同酬的过程，将男女平等原则逐渐加大，基于现实生活中实现男女平等相关法律的基本援助。通过提高女性的地位，并显著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3]。在农村妇女的格外照顾中，做好双女家庭养老金支付额度的不断增加，实现农村女性经济地位的全面提高，注重农村妇女干部的综合培养和提拔，显著提高农村妇女的政治地位。始终本着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保证有多样化的宣传手段，在宣传墙上的基本宣传中，加大宣传力度，不断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

（二）对传统婚姻习俗尊重并规范

农村婚姻的结构中，难以做到婚姻的有效登记，同时也存在较多的早婚现象，传统婚姻习俗的影响下，农业的生产往往更注重劳动力的获取，在国家军队的发展中，同样也重视男性劳动力的培养，实现国富民强的根本发展。但是在现代胡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更要注重现代化女性地位的不断提升，将女性的主体地位全面凸显。在农村早婚的法律制度完善中，真正意义上得到落实。通过对传统婚姻习俗进行尊重，并在现行的法律基础上将法律的执行力度不断加大，在法律的基础上保证公民有法律行为的责任和义务，并在婚姻关系产生之后对婚姻家庭责任进行有效的承担。基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要做好结婚的基础登记，并提高婚姻登记的效力。

（三）做好农村妇女儿童权益的合法保障

农村离婚纠纷的产生，要增强女性法律观念意识，而在协议离婚的过程中，女性往往处于被动的状态，在财产的分割中同样难以得到根本有效的保障，这种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发展中有极其不利的影响，同时对社会的利益有极其不利的影响。基于婚姻登记相关职责的履行中，更要对法律的严肃性进行全面的维护，注重正常社会秩序的根本维护过程，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全面的保护，对协议离婚的条件进行严格的限定[4]。在双方当事人的离婚自愿中，要对子女抚养和实际财产分割进行书面协议的规定，并赋予双方对子女探视的权利。

三、结语

农村婚姻现状不容乐观，在法律援助工作的过程中，更要做好调解机制的科学建设，并在法律援助案件的结合中做好制度的基础强化，注重法律援助经费的根本保障，在协调的配合中结合法律援助的业务形式，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注重法律援助工作效率的提高。在农村婚姻的法律援助中，同样也要将农村婚姻法的早婚和婚姻登记情况全面落实，将人们的婚姻法律意识全面增强，在现代化新形势下的婚姻格局中，保证有规范化的婚姻局面，实现农村婚姻的和谐建设和发展，进而推动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韩学平，王馨.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及其对策[J].行政论坛，2012，12（6）：65-67.

农村婚姻法范文第5篇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妇女委员会与地委宣传部共同主持召开了妇女工作与《婚姻法》宣传工作座谈会，统一了思想，并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制定了《婚姻法》宣传的方案。到会的各部门会后按系统下发通知，敦促基层组织按照方案精神贯彻执行。各县在县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有层次、有步骤地开展了《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工作[4]。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运用各种有效的形式，向群众开展强有力的《婚姻法》宣传各县除了在县级代表会上进行《婚姻法》宣传外，在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各部门在民间艺人会、青年补习班、冬师训练班、教师研究会、工队会等会议上都做了新婚姻法精神的宣传报告。在淮堤上，颍上县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彭庆旨组织五百治淮干部学习《婚姻法》精神，在四万多民工中开展了《婚姻法》宣传[4]。在宣传形式上，各县区广泛地运用了广播筒、连环画、话剧、黑板报、快板、讲座、电影、幻灯等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婚姻法宣传。临泉、太和、亳县等地组织了《婚姻法》宣传棚，以图文、实物的形式向参观的群众进行生动形象的讲解，据统计，临泉、亳县两个县的《婚姻法》宣传棚接待参观群众达12891人。临泉、颍上两县为宣传《婚姻法》组织演出了《小二黑结婚》、《美满姻缘》等话剧[10]。通过广泛的宣传，《婚姻法》迅速地普及到群众中去。通过对典型婚姻案件的公审宣传新婚姻法精神，给群众指明反封建斗争的方向1951年10月至1952年1月，临泉、阜阳、太和、颍上、亳州等五县，结合处决虐杀妇女罪犯，召开了各县的农民妇女代表会议和公审大会，五个县的公审大会共有12万群众参加。公审大会向广大群众表明了政府贯彻《婚姻法》的决心，使到会人员普遍接受了一次《婚姻法》政策教育，明白了《婚姻法》既是国家大法，也是家庭法[10]。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妇女们更加坚定了与封建婚姻制度作坚决斗争的信心。临泉一个妇女反映:“过去妇女被害死多少，娘家有本事(就)争口棺材，没本事就算了，今天人民政府真是给妇女做主了。”临泉农妇代会的一个妇女代表说:“过去妇女有三个本事，一哭，二闹，三上吊，今天再这样就不能解放，我是童养媳，没娘家，可是咱政府就是娘家，妇联就是娘家!”[4]。皖西北各地普遍开展的宣传与贯彻《婚姻法》的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广大青年特别是妇女群众在反封建婚姻制度的斗争中觉悟日益提高，她们为了摆脱封建婚姻制度的枷锁，争取婚姻自由，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纷纷要求解除旧婚姻关系。据1952年阜阳地区妇联会统计，《婚姻法》颁布两年间，因对封建包办婚姻不满意而离婚的有13429起，寡妇改嫁9132人，解除封建婚约6934人，经过自由恋爱到政府登记结婚的24584对，通过婚姻法的宣传教育，出现95300个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家庭[11]。1952年，阜阳县新式结婚的有1894人，刘营乡有14对夫妻同一天举行新式结婚典礼，成为当地较为轰动的一件大事[12]。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贯彻《婚姻法》，在皖西北广大农村地区，以男女婚姻自由、男女权利平等、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婚姻制度逐步建立，包办婚姻、强迫婚姻、买卖婚姻等封建婚姻制度逐步被取缔，新型婚姻关系在乡村社会逐渐形成。

贯彻《婚姻法》过程中对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

随着《婚姻法》的颁行，封建思想残余得到逐步清除，婚姻自由的权利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妇女结婚、离婚和再嫁都有了自由，广大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依附地位得到改变。社会主义中国直接通过政治运动和行政手段的方式使中国妇女在婚姻家庭领域实现了“翻身”，男女平等在国家的干预下得以实现。在贯彻《婚姻法》的过程中，广大农村妇女被广泛地动员起来，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据统计，1953年，“全国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约占农村妇女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有的地区达到百分之八九十。”[13]到1956年，全国约有1．2亿多农村妇女同男农民一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事农业、牧业、副业生产[14]395。20世纪50年代初，广大农村妇女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被有效地动员起来，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婚姻法》使广大劳动妇女摆脱了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获得了婚姻自由和与男子平等的地位，饮水思源，“翻身做了主”的妇女由衷地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跟着共产党走，听的话”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村妇女的集体政治意识。翻身解放的农村妇女们把对新生政权的高度政治认同感和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之情转化为“为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的工作热情，她们纷纷走出家门，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第二，建国初期，出于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对妇女的发动和教育。在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过程中，各宣传部门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农村妇女反复传达一种把参加社会劳动与妇女翻身、男女平等融合在一起的观念，“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15]108、“参加生产是促进男女平等、彻底解放妇女的关键”[16]等思想已被广大农村妇女普遍接受，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式家庭和男女平等、勤劳生产的模范夫妻成为农民效仿的榜样。一时间，参加社会活动在农村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中成为进步的标志。《婚姻法》颁行后，获得了婚姻自由权利的皖西北妇女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身到生产救灾和治淮工作中。1951年，皖西北的水灾、虫灾十分严重，阜阳专区57万男劳力被调上堤治淮，在灾情严重，劳动力和畜力都极度缺乏的艰难情况下，全区近80万妇女投入到生产救灾运动中，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占妇女总数的25%，占有劳动能力妇女总数的40%，妇女生产积极性高的村庄真正做到了“人人忙生产，户户无闲人”[17]。1952年，在“男人治淮，女人春耕，爱国增产，人人有份”的号召下，皖西北农村妇女在春耕下种、抗旱保苗、消灭害虫、秋收秋种中成为中坚力量。在生产救灾运动中，农村妇女努力学习生产技术，不断掌握农业生产新本领。据1952年不完全统计，在阜阳专区的农村妇女中，学会犁地的58521人，学会耙地的21812人，学会摇耧播种的38001人[18]。1955年，临泉县一个区学会种马铃薯的妇女就有88250人，界首县学会使用新农具的妇女有74人[19]。看着农田里辛勤耕作的能干妻子，有丈夫说:“以后真不能小瞧妇女了，真得吃穿一样、男女平等了!”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在男农民中也树立了威信，从前轻视妇女的说法“男人手腰伸一伸，抵上妇女做一春”也渐为“妇女努力加油干，也能抵上男子汉”所代替了[18]。在治淮战线上，皖西北农村妇女同样巾帼不让须眉。1950年，向全国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皖西北广大妇女积极响应，同男子一起参加治淮工程。淮堤上的女民工们，由开始时不懂工程，到学会工程，由拾土到挑土，由每次挑1方土到每次挑5．5方土，妇女们每天都在以自己坚毅勇敢的精神创造着光辉的成绩[17]。阜阳治淮总队朱许大队的分队长苗素英带领她的分队组成技术研究小组，不断钻研，改进推土工具，进行科学的劳力组合和分工，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因其业绩突出，被评为阜阳专区特等治淮模范[20]。阜阳县女青年蔡敏，在治淮中创造了滑轮拉耳法，改进运土工具，提高工效2．8倍。治淮劳动模范李秀兰曾应邀赴北京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全国委员会会议，这一荣誉成为阜阳治淮妇女们永远的骄傲[9]363。

贯彻《婚姻法》后农村妇女生存状况的再分析

1954年，阜阳县21个区婚姻状况的统计材料显示，旧的婚姻现象在皖西北广大乡村还相当普遍。以上统计数据反映了《婚姻法》颁行后皖西北农村妇女的真实婚姻状况。在《婚姻法》颁布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封建婚姻观念和诸多社会条件的制约，很多地区依然存在一些消极落后的婚姻现象，不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际上，上述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当的普遍性[22]39－41。皖西北农村依然广泛存在落后婚姻现象的事实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虽然已被，但在婚姻问题和妇女问题上的封建思想残余仍然存在，广大群众(包括部分基层干部)还保留着“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乡村社会还保存着“封建家长”和“夫权”统治的恶习。由此可见，建设婚姻新秩序的道路是艰难的，农村妇女真正获得解放依然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第二，在动员农村妇女积极参加农业劳动的同时，对妇女特殊利益的保护措施相当缺乏在社会舆论普遍将“劳动”等同于“妇女解放”的特定背景下，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参加公共劳动便成为衡量妇女觉悟高低和判定妇女解放程度的主要标准。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主流话语下，在《翻身妇女修堤赛过男子》[23]之类宣传报道的激励下，农村劳动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极易发生只顾劳动忽视身体健康和在组织竞赛中只强调劳动强度而产生拼命主义”的倾向。有的治淮女民工们在淮堤上小产了，有的累死了。在后方参加挖沟挖井时，多数是妇女带头下水，有些妇女因而得了月经病[17]。1955年，阜阳专区妇联会在总结年度工作时提到，阜阳各县区妇女得经期、产期疾病的较普遍，特别是由于妇女产期得不到适当照顾，子宫脱落病患者仍在不断增加[19]。另外，为农村妇女参加社会生产而提供的保障措施也极不充分为支持妇女参加生产，全国很多地区都成立了互助带孩子组。1952年，安徽共有互助带孩子组30686个[24]。据阜阳县17个区的不完全统计，1954年，阜阳县共有920个互助带孩子组。带孩子组的出现，解放了妇女劳动力，使广大农村妇女能够免除后顾之忧，安心投入生产，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农村妇女的潜在力量。但是，在皖西北农村，托儿互助工作远远跟不上互助合作的步伐，带孩子组的数量远不能满足农村妇女的实际需求。1954年，由于妇女被动员去参加生产，阜阳县17个区中有20051个儿童无人照料。其结果是:儿童因无人照看而淹死72人，其他原因死亡182人[25]。另据太和县统计，1955年，儿童不正常死亡190人[19]。如此惨痛的损失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村妇女的生产积极性，更给这些不幸的母亲和家庭带来了永远的伤痛。其实，在“应积极动员中国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主流舆论之外，也不乏“要关注并保护妇女特殊利益”的呼声，如邓颖超在中国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指出:要“从妇女生活的实际情况出发，照顾妇女的特殊困难，如抚养儿女和家务负担的困难以及因妇女生理上的特殊而来的困难，并根据当时当地的需要与可能，积极地适当地帮助她们克服这些困难。”[26]可惜，这种从性别角度出发，关注对妇女特殊权益的保护的理性思考，没有得到社会(尤其是基层组织者)的充分重视。建国初期对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当时有其政治合理性，但是，这种社会动员不顾女性的生理特点，一味让女性承担与男子一样高强度的劳动，缺乏对女性本身的真正关注，这种对性别差异的抹杀实质上是整个社会“性别意识”缺乏的典型表现。它说明，建国初期通过对妇女进行社会动员而实现的“妇女解放”与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农村婚姻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皖北地区，《婚姻法》，死亡现象，农村妇女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0-0050-06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各项民主改革的开展，皖北地区的封建主义政治羁绊被彻底摧毁，但是，买卖婚姻、包办强迫的婚姻陋习依然存在，男尊女卑的婚姻制度在皖北农村仍占据主导地位。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的颁布和实施，尤其是1953年3月的贯彻《婚姻法》运动，使皖北地区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逐步瓦解，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现代婚姻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在贯彻《婚姻法》的过程中，皖北农村却发生了大量妇女因婚被杀和被逼自杀的现象。《婚姻法》旨在解放广大深受封建婚姻制度摧残的妇女，却为何导致了大量被压迫妇女的死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其背后的深层因素又有哪些？本文拟通过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和梳理，以期为人们认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变革提供新的学术参照。

自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全国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妇女因婚被杀和被逼自杀的现象。据统计，《婚姻法》颁行后的一年间，中南区即有一万多名妇女因婚姻问题自杀或被杀。①1950年5月至1952年底，华东区因婚死亡12500余人。②《婚姻法》颁行期间，全国每年大约因婚死亡七八万人左右。③

《婚姻法》颁行后的几年间，皖北地区农村妇女因婚姻和家庭问题死亡的具体人数不得而知，但是，通过对已掌握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后发现，其数字也是相当惊人的。在《婚姻法》颁布后的两个月内，六安专区就有6名妇女因受公婆和丈夫虐待而自杀或被杀。④1950年5月至9月，阜阳专区阜阳、临泉两县，因婚姻问题自杀或被杀的妇女共64人。⑤这是《婚姻法》颁布后最初几个月的死亡情况。1951年，死亡人数并未下降，有些地区还有上升的趋势。阜阳专区在1951年5月中旬至6月底，因婚死亡的妇女高达57人，其中被害的2人，因受公婆和丈夫虐待自杀的20人，因婚姻不自由吵架生气而自杀的14人，干部直接或间接逼死的8人。⑥

因婚姻问题而出现的大量妇女被杀和被逼自杀现象，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1年9月26日《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指示》指出，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支持被压迫妇女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正义斗争，坚决保证妇女的生命安全，消除妇女被杀和自杀的现象。此后，中央和各大专区都组织了检查组，深入基层检查各地《婚姻法》的执行情况。遵照上级部门指示，皖北各地通过广播筒、连环画、黑板报、话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婚姻法》，皖北各级人民法院依法惩处了一批干涉婚姻自由、虐杀妇女的罪犯（包括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这使因婚死亡的案件数量一度急剧下降。1952年春，皖北县级以上机关转入“三反”“五反”，很多地区放松了《婚姻法》的宣传和贯彻工作，因婚死亡现象再次大量出现。据安徽省31个县不完全统计，1952年1至7月，因婚姻问题自杀281人，被杀47人，其中阜阳专区5月中旬至7月就有126人因婚死亡（详见表1）。①

1953年初，伴随着的基本完成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结束，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治安状况全面好转。为了从根本上摧毁封建主义婚姻制度，遏制因婚死亡的现象，建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1953年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决定1953年3月为贯彻《婚姻法》运动月，这一个月的中心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地区和尚未完成的地区除外），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群众运动。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贯彻《婚姻法》运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安徽省各级人民政府先后成立运动委员会，对干部进行培训和宣讲，并抽出专职干部8000多人，编成工作队，深入广大农村和城市街道，协助当地干部宣传《婚姻法》。贯彻《婚姻法》运动前后，安徽省因婚死亡人数有所减少，但因婚死亡现象仍没有被遏制。据不完全统计，自1953年1月至3月底，安徽省因婚姻问题自杀被杀90余人。②另据滁县、阜阳等14县及合肥、淮南两市的报告，贯彻《婚姻法》运动后，上述县市共发生因婚自杀被杀案件57起（已死52人）。③可见运动后死亡情况仍很严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皖北农村地区出现大量妇女因婚死亡的案例，造成妇女死亡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根据阜阳地区妇联会的统计，在1951年5月中旬至6月底发生在该地的57例妇女自杀被杀案中，除13例未注明原因外，原因主要有④：

一、因受公婆、丈夫虐待而自杀或被杀。其中包括因女方参加社会活动招致公婆、丈夫不满和施虐而自杀或被杀、女方是童养媳长期受虐而自杀或被杀等情况。其中，自杀者20人，被杀者2人。

二、因夫妻双方感情不和、婚姻不自由、吵架生气而自杀或被杀。其中包括女方因提出离婚要求招致丈夫、公婆的不满和责打谩骂而自杀者9人，因夫妻双方感情不和，吵架生气而被杀者5人，共计14人。

三、因干部干涉婚姻自由直接间接逼死。共计8人。主要是女方解除已有婚姻关系的要求遭到基层干部的粗涉甚至辱骂、捆绑、吊打而导致的，可以理解为因要求离婚而导致死亡。

因此，在这57例死亡案件中，因受家庭虐待死亡的共计22例，因要求离婚死亡的共计17例。由此可见，导致妇女死亡的直接原因中，首先是受家庭虐待，其次是离婚。

通过对阜阳县31例死亡案件的分析，也可得出类似结论。1952年，阜阳县共发生妇女被杀自杀案31起，死亡妇女中，10名与受家庭虐待有关，9名与对现实婚姻不满或要求离婚有关（见表2）。因受家庭虐待和要求离婚而导致的死亡案件共计19起，占死亡案件总数的61.3%，成为妇女因婚死亡的两个主因。①

对六安专区因婚死亡的数据分析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六安专区舒城县1951年8-9月份发生的12名妇女自杀案件中，因受丈夫公婆虐待自杀者8人，因遭受乡干部处理婚姻纠纷时捆绑、吊打而自杀者3人，其他1人。六安县马头区1951年1-8月份发生的10名妇女自杀案件中，因村干部无理干涉婚姻自由自杀者3人，遭受家庭虐待自杀者7人。②村干部因素主要与妇女要求离婚和寡妇再嫁有关，因此可以归类到离婚受阻。导致六安专区以上22起妇女死亡案件中，因家庭虐待而死15例，因离婚受阻而死6例，因受家庭虐待和离婚受阻而导致的自杀案件共计21起，占死亡案件总数的95%。

以上分析同样适用于贯彻《婚姻法》运动以后。《婚姻法》宣传月之后，皖北地区仍发生了大量妇女因婚死亡案件。1953年4至6月份，发生在六安、阜阳两个专区的44个妇女因婚死亡案件中，死亡的具体原因依次为：离婚受阻（25人），受虐待（12人），通奸（4人），离婚带产受阻（1人）（见表3）。因离婚受阻和受虐待导致的死亡案件共计37起，占死亡案件总数的84%。③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造成新中国成立初期皖北农村妇女因婚死亡的原因，大都与妇女受家庭虐待及婚姻自由受到干涉有关。在因受虐而自杀被杀的案件中，有一部分妇女因为是童养媳身份而长期受虐，还有一部分妇女因为经常参加社会活动被公婆和丈夫不容而受到虐待，由此可见，在封建思想和封建婚姻习俗依然普遍存在的皖北农村，妇女是很难摆脱受压迫的命运的。另一方面，《婚姻法》颁布后，广大妇女迫切要求摆脱不幸的婚姻，而对于广大贫穷农民而言，离婚则等于家财两空，因为在皖北大部分地区，童养媳和买卖婚姻相当盛行，老婆多数都是男人及其家庭花了大量钱财或粮食买来的，因此，不惜一切手段制止女方的离婚要求就成了许多丈夫和公婆的必然选择，而依然残存着封建宗族观念的乡村基层干部也多把本乡（村）妇女看作家族附属物，对其离婚和再嫁要求进行粗涉，甚至凭借手中权力进行蛮横打压。④来自于各方面的阻挠和迫害使绝望中的妇女走上了不归路。

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分析，关于皖北农村地区出现大量妇女因婚死亡现象的社会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皖北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旧婚姻观念和旧婚姻习俗对《婚姻法》的抵制

《婚姻法》颁布之初，虽然封建制度已基本被摧毁，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封建婚姻恶习还在相当一部分地区流行。在皖北地区，尤其是在广大乡村地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早婚、童养媳、等郎媳等婚姻习俗大量存在。以宿县为例，《婚姻法》颁布以后，宿县的包办婚姻占78%，童养媳占已婚妇女的22%，早婚占50%以上，拐骗买卖婚姻占11.17%。①另据阜阳专区亳县双沟小学的统计，该校3至6年级的176名学生（年龄在9～18岁之间）中，已婚61名，占总人数的34.6%，其中婚龄在2年以上者47人，占已婚人数的77%。②在封建婚姻观念和封建婚姻习俗居于主导地位的皖北乡村地区，一般群众，甚至包括部分乡村干部，对倡导男女婚姻自由、男女权利平等的《婚姻法》充满了抵触情绪。在这种情形下，当深受封建婚姻制度摧残的妇女以《婚姻法》为武器，向封建婚姻观念和封建习俗发起挑战的时候，封建保守势力便会以更加残酷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不守“妇道”的叛逆者。③

（二）地方政府对贯彻《婚姻法》工作重视不够，缺乏深入、持久的系统工作

具有现代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行，是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一场进一步肃清封建残余和建设社会新生活的社会改革工作，对于这一工作的艰巨性，中央人民政府有充分的预见。在《婚姻法》颁布之初，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应当把“保证婚姻法正确执行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当做目前的和经常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在宣传和贯彻《婚姻法》的工作中，要避免“犯急性病，从而发生强迫命令的现象”。④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华东军政委员会指示华东区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有步骤地切实地改革封建习俗，并有计划地提倡和建立新的婚姻制度”。⑤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皖北很多地区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指示精神，以致在贯彻《婚姻法》工作中出现偏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皖北各级政府在贯彻《婚姻法》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主要表现在：

第一，未能广泛、深入、持久地宣传《婚姻法》。部分干部对《婚姻法》精神领会不深，对宣传贯彻《婚姻法》工作有思想顾虑，一些人认为：“宣传婚姻法，天下就要大乱。”⑥更有一些干部声称：“正经事还管不了，哪有闲工夫来管这一套！”⑦宿县和阜阳个别乡村干部甚至向群众封锁贯彻《婚姻法》的消息。⑧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在初期进行得轰轰烈烈，后因虫灾灾情严重停止了5974个乡，而当政府工作转入“以春耕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后，许多地区基本上停止了贯彻《婚姻法》工作，⑨从而形成了先紧后松的情况，未能做到有计划地将贯彻《婚姻法》工作转入经常化。

第二，《婚姻法》宣传不全面。在宣传工作中，有些部门只向群众强调离婚自由、保护妇女权益，忽视了对建立男女平等、和睦民主新家庭的积极意义的充分宣传，以至于很多群众错误地认为《婚姻法》是“离婚法”，是“贫雇农败家法”，是“不分上下法”，⑩引起了男性和老人对贯彻《婚姻法》工作的抵触情绪。

第三，采用斗争和运动的方式宣传《婚姻法》。由于对贯彻《婚姻法》工作的性质、方针和政策认识不清，对封建思想的影响估计不足，一些地方政府在工作中存在过火、急躁的情绪，企图在短期内或者通过一次运动来解决一切问题。不少干部认为，贯彻《婚姻法》“一要大张旗鼓，二要雷厉风行，三要头破血流”，“不杀、不关、不斗不过劲（过瘾）”。一些干部错误地搬用“”“三反”“五反”的办法，组织诉苦会、坦白会、斗争会等粗暴、急躁的做法，来代替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以至于一些村民因为害怕被批斗而离乡背井去避风头。{11}

（三）部分乡村干部的公开抗拒和作风，增加了农村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阻力

在《婚姻法》颁布后，一些乡村干部对《婚姻法》公开抗拒，还有一些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存在作风，并对违法干部袒护和宽纵，这些都成为农村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阻力。

首先，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封建残余思想浓厚，在工作中公然违反《婚姻法》。一些基层干部对《婚姻法》不学习、不执行，他们采用种种手段限制村民的自由恋爱，对有离婚诉求的妇女处处为难。①一些干部抱着“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的观点，纵容不法群众虐待和迫害妇女的野蛮行为，甚至带头对妇女施行批判、捆绑、吊打、非法拘押和酷刑。

其次，县以上领导干部的作风，以及在处理违法干部时的宗派思想，直接支持和纵容了违法者的犯罪行为。乡村干部和群众压制、迫害妇女的非法行为之所以未能得到有效地制止，是和一些区县干部对贯彻《婚姻法》工作的轻视态度分不开的。有些领导干部没有认清贯彻《婚姻法》对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生产的积极作用，把贯彻《婚姻法》和抓中心工作对立起来，对乡干部缺乏必要的工作指导，更疏于督促和检查，致使某些乡村干部的封建思想依然浓厚，干涉男女婚姻自由的非法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制止。蒙城县冷涧区一个妇女因婚姻问题自杀，无人过问，有干部说：“死了妇女不算政策问题。”②金寨县流波区一个妇女自杀，区妇联干部要求派医生前去协助调查，相关领导不但不同意派医生去，还命令该妇联干部去捕害虫，声称：“死人没有生产要紧。”③

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认为，基层干部在处理婚姻问题时犯点法不算大事，只要中心任务能完成就行了。基于这种认识，很多地区在处理违法人员时存在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干部从轻、党员从轻、团员从轻。对待违法干部，一些领导往往以“功过相抵，下不得手”或“情有可原”来搪塞。寿县迎河区乡长杨永珍纵容村民吊死一个要改嫁的寡妇，县里竟以“乡长是才提拔的青年”为由不予追究。④太和县赵庙区民政区员张瑞治逼死其妻，在研究处理意见时，除县妇联主任要求给予处分外，其他成员都不同意给予刑事处分。⑤由此可见，区、乡干部封建思想的肃清与否，是《婚姻法》能否贯彻到群众中去的关键所在，而区、乡干部能否执行《婚姻法》和执行得好坏，关键决定于县以上领导是否重视。

（四）司法机关人员普遍存在旧法观点和作风

在《婚姻法》颁布后，不少基层法院工作人员仍然抱着旧法观点来处理案件。一些办案人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按六法全书为中心的旧法观点，将女方归还婚前聘礼和赔偿男方“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损失”当作判处离婚的前提条件。很多妇女因为无力负担所谓的“赔偿”而被法院判定不允准离婚。另外，法院无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对离婚妇女财产权的保护重视不够。有时女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声明不要财产，法院也无原则地赞成和支持，甚至有时为了达到和解离异，法院力劝女方主动放弃离婚带产的权利。⑥皖北地区很多离婚妇女都是“净身出户”。这些妇女离婚后一无所有，无法生活，因此自杀或被卖为人妻的不在少数。⑦另外，一些司法人员以“不告不理”“无诉状不理”“证据不足不理”等理由，对妇女的离婚诉讼推脱敷衍，对争取婚姻自由的妇女不关心、不支持，也造成了一些本可以避免的婚姻命案。⑧

（五）部分县区妇联组织在贯彻《婚姻法》工作中不够尽责

新中国成立初期，皖北各区县都建立了民主妇女联合会，基层妇代会组织也已普遍建立。《婚姻法》颁布后，皖北各级民主妇联和妇代会都能认真履行职责，带头宣传《婚姻法》，帮助群众调节婚姻纠纷，参加有关婚姻案件的陪审，对支持妇女群众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宣传贯彻《婚姻法》工作中，皖北各级妇联组织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妇联将绝大部分力量投入到中心工作，对遭遇旧势力打击的妇女群众关心和支持力度不够。虽然皖北各级妇联在动员广大农村妇女参加生产救灾和治淮工作等方面的工作是相当成功的。①但是，作为以维护妇女权益为主要职责的妇联组织，在如何通过中心工作教育、鼓励和支持广大妇女群众的合理诉求方面，却做得非常不到位，妇联组织应有的维护妇女权益的作用发挥得不够有力。②事实上，很多女代表和妇联干部本身就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女代表和妇联干部因受家庭虐待而自杀被杀的案件也有很多。③其次，许多妇女基层组织还很不健全或流于形式。一些妇联组织没形成会议制度，缺乏日常的业务学习和研讨，对妇女代表和妇女群众的思想情况不甚了解，在工作中难以发挥整个组织的力量。④第三，许多妇联组织疏于对妇联干部和妇代会代表的专业培训。一些妇女干部业务素质较差，对《婚姻法》的精神实质领会不深，少数妇女干部封建残余思想严重，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模范和带头作用。阜阳县茨河区妇联会主任公开表示不赞成《婚姻法》，拒绝向群众宣传《婚姻法》。⑤肥西某乡妇联主任和乡长、农会主任联合吊打要求离婚的妇女。⑥

妇联组织在工作中表现出的上述不足，使妇联难以成为宣传和贯彻《婚姻法》的主力军，更难以成为愤起与旧势力进行抗争的妇女群众的强有力后盾，从而使很多以《婚姻法》为武器向封建婚姻制度挑战的皖北农村妇女，终因孤立无援而失败，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作者简介】王申红，女，1966年生，阜阳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女史。

【责任编辑：柳文全 实习编辑：杜敬红】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of the Marriage Law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ny Northern Anhui rural women were killed or forced to commit suicide. The direct reason of the phenomenon was divorce and maltreatment. The old marriage idea and custom， lack pubulicity of local government the bureaucratic style of work was also one of reasons.

农村婚姻法范文第7篇

刘少奇布置起草婚姻法案,邓颖超受命主持起草小组

1948年9月20日至10月6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就在会议期间,刘少奇召集妇委的同志们在他的两间土墙泥顶屋里开会。当时中央妇委书记蔡畅在东北解放区工作,由副书记邓颖超担任中央妇委书记,秘书长是帅孟奇,中央妇委委员有罗琼、张琴秋、杨之华、张秀岩等。当时刘少奇和王光美刚刚结婚,刘少奇热情地招呼大家吃花生和红枣。之后说道:“再有一年左右时间,我们就能从根本上打倒反动统治,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新中国一成立,你们妇女工作者的任务更重了。有些工作现在就要开始着手准备和研究。今天,找你们来,想先交给你们一项任务,先吹吹风。”刘少奇说:“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没有一部婚姻法。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中央妇委,你们马上着手,先做些准备工作。”说罢,刘少奇转身从小书箱里取出一本已经发黄的小册子说:“这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1931年同志亲自签发的。这是从封建婚姻制度中解放妇女群众,实行真正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条例,体现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你们还要深入调查研究解放区的婚姻状况,总结解放区这些年来执行婚姻条例的经验教训;反复讨论,再动手起草。”邓颖超兴奋地说:“太好了!这些日子,大家通过在农村蹲点搞,更加深切了解贫苦农民,特别是妇女们深受封建婚姻统治的痛苦,她们迫切要求婚姻自由。”

10月5日,会议闭幕前一天,刘少奇到会作重要报告。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专门讲到婚姻法问题。他说:“婚姻问题是妇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我查阅了一些解放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例,均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一些封建婚姻的旧传统。新中国即将成立,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有一部统一的婚姻法,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你们现在就要组织力量起草新婚姻法,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先准备一个草案,新中国成立后,由党中央送交中央人民政府,广泛征求意见,修改审定后公布施行。”

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立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由邓颖超主持,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王汝琪。

起草组调查研究展开讨论,邓颖超坚持离婚自由原则

起草小组成员中,真正学过法律的只有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的王汝琪,所以由她执笔。其他同志虽然没有法律专业的知识,但由于长期从事革命斗争和妇女工作,熟知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对新婚姻制度的渴望和要求。

起草小组派出工作组对婚姻问题进行专题调查。据调查材料表明,当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等省已解放的农村中,婚姻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很大,少的占33.3%,最多的达99%。在北平、天津、西安、哈尔滨等已解放的城郊中,婚姻案件少则占民事案件的11.9%,多的占48.9%。在婚姻案件中离婚及解除婚约的,在上述农村中平均占54%,城市或城郊,少则占51%,多则占84%。离婚原因主要是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重婚、通奸以及遗弃等,女方为原告提出离婚的占58%至92%。

大家把调查到的情况带回来坐在一起讨论。

邓颖超说,时,有些农村拿“破鞋”这顶帽子加在一些妇女的头上,或者拿“破鞋”作借口剥夺她们应得的土地权,甚至把这作为打击妇女的借口。比如有一个不大的村子,就有80多个妇女被划为“破鞋”,由此剥夺了她们应得的权利,甚至连她们的婚姻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都被剥夺。我们的一些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加以区别。究竟什么样的叫“破鞋”呢?只有专门以为生活来源的少数妇女,才能称为“破鞋”。至于在农村中,贫雇农娶不起老婆,靠上一个女人;有的妇女守寡多年,靠上一个男人……这些都应加以具体的区分。产生“破鞋”的根源,一方面是因农民没有翻身、受经济压迫;另一方面是婚姻不自由的制度所造成的。而我们有些干部没有认清问题产生的根源,对农村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不加本质的区分,一律盖上“破鞋”帽子,这是错误的。

有些同志谈到,一些地方在中,以各种方式干涉妇女婚姻自由,甚至命令所有寡妇一定要嫁贫雇农光棍,把地富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还有关于抗属的离婚问题,有些地方抗属提出离婚,没有征得前方军人的同意,便批准离婚,影响了军心。

起草小组每次讨论都是大家先发表意见,王汝琪作记录;然后她再拿出整理过的稿子,供大家讨论。因为大家对一些条文有不同的看法,每次讨论都要发生争论。争论最大的是有关离婚自由问题。

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九条规定: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这一条,新的婚姻法要不要写进去?

反对的人认为,在农村,离婚自由了,必定要触动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必然将成为反对派。另外一种顾虑是,当时形势发展很快,马上就要进城了,怕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另有新爱,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所以绝大多数同志都主张离婚应有条件。

邓颖超则态度鲜明,主张写上“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这一条。

邓颖超说:“我为什么主张不加条件,一方要离就可离呢?理由是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所受的痛苦最深。早婚、老少婚、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是普通现象,妇女不允许离婚,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主要根据广大妇女的利益提出。如加上很多条件,恰恰给有封建思想的干部一个控制和限制离婚自由的借口。过去没有这一条,发生很多悲剧。”

“离婚自由是否妨碍生产呢?我认为离婚不自由才会妨碍生产。家庭不和,哪有心思搞好生产?……总之,我坚持不附加条件,一方坚持要离即离。至于必须经过一些必要的步骤,可以在说明书上加以解释。”

她还强调指出:“中央妇委同志考虑婚姻条例的每条内容,必须从最大多数妇女的利益出发,不能从一部分妇女的利益出发,更不能为了限制少数男干部喜新厌旧而放弃原则。”

邓颖超坚持认为:干部队伍只有几百万,在几亿人口中只占很小比例。几百万干部中,有意抛弃妻子的男干部只占少数,在几亿人口中所占比例就更小了。在婚姻条例中不写上一方坚持要离就可以离的条款,这就堵塞了广大农村和城市的妇女群众真正实现婚姻自由的道路。

对于恋爱与婚姻观,邓颖超一贯认为:男女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如果爱情熄灭,那种婚姻保持着也没有意义。她更主张女同志要自尊自强,以革命事业为第一生命。如果婚姻发生挫折,女同志应振作起来,以工作为生活的主要依托。她绝不同意“老公要离婚,天就塌下来”那种依赖丈夫的思想,也不同意靠法律强制性地限制干部的婚姻自由。

1950年1月21日,邓颖超专门写了一封信,把她主持中央妇委起草的婚姻法的最后草稿送中央书记处审阅。

中央书记处同意这一稿,对于“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准予离婚”的条款表示支持。

共27条的《婚姻法》初稿在邓颖超报送中央书记处审定之前,起草小组广泛征求了各派、各人民团体、司法机关及其他有关方面的意见,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对婚姻法的内容和文字作了多处修改。党中央审定的婚姻法草案又经过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三方面的两次联席座谈会作了最后的修改。1950年3月3日政务院第二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会议认为:《婚姻法》“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保障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这是扫除我国封建旧传统,实现妇女解放的一件大事”。4月13日由主席明令公布《婚姻法》,自1950年5月1日起施行。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分《原则》《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附则》共27条。

婚姻法颁布之初阻力重重,大张旗鼓宣传后效果显著

1951年9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中指出:根据各方面的报告,许多地方带有封建思想的人仍有继续干涉男女婚姻自由、虐待妇女和虐待子女等非法行为,而一部分干部竟对此种非法行为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或者有意予以宽容、袒护,甚至他们本身也有直接干涉男女婚姻自由的非法行为,致使涉者、被虐待者得不到法律上和事实上应有的保护。因此,包办、强迫与买卖婚姻,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农村中,仍然大量存在。干涉婚姻自由与侵害妇女人权的罪行时有发生,甚至严重到迫害妇女的生命。据不完全的统计,各地妇女因婚姻不能自主受家庭虐待而自杀或被杀的,中南区一年有一万多人,山东省一年有1245人,苏北淮阴专区九个县在1951年5月到8月间有119人。

《婚姻法》刚刚颁布实施就遭到这样强大的阻力,此种现象引起中央及有关部门的高度警觉与重视。

进入1953年,伴随着基本完成,朝鲜战争即将停战,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治安情况全面好转,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腾出精力大抓《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工作。

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决定:“全国各地,除少数民族地区及尚未完成的地区外,无论城市或乡村,均应以1953年3月作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在这个月内,必须充分发动男女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展开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务使婚姻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发生移风易俗的伟大作用。”

据统计,全国70%以上的地区开展了《婚姻法》宣传贯彻运动,受到教育的成年人口1.4亿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43.2%。城市、厂矿中,《婚姻法》宣传比较深入,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天津达到百分之50%,重庆达到百分之52%,太原达到56%。农村中基础好的一类乡,90%的成年人受到教育,最差的三类乡也达到40%。某报社记者到河南商丘专区孟楼乡采访,问了17个十来岁的孩子,其中有6个知道婚姻要自由,可见当时宣传的深入程度。

1953年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后,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离婚高潮,1953年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高达117万件。

一位婚姻法专家指出:“20世纪50年代初形成的第一次离婚高潮,标志着我国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崩溃,是我国妇女解放的重要步骤之一,符合当时历史要解放生产力的要求,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农村婚姻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世纪；建国初期；《婚姻法》

一、史料与专著方面

一些重要文献汇编涉及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的内容。主要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等。对建国初期婚姻法实施情况报刊资料的整理主要有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1950年编印的《西南政报》、中共中央西南局1951年编印的《西南工作》、以及《人民日报》、《新华日报》、《重庆日报》等报刊杂志。截止目前为止，涉及到该方面的论著有张培田主编的《新中国婚姻改革和司法改革史料：西南地区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培田和张华主编的China Southwest Archives： The Marriage Reform Information（International Culture Press Pty.Ltd，2007）、李胜渝的《建国初期西南地区婚姻家庭制度变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二、学术文章方面

从全国层面来看，史学方面研究主要侧重于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历史过程、妇女解放及妇女离婚引起的自杀、被杀问题、婚姻制度改革等方面。其中，有的学者论述了在新旧婚姻制度的冲突中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并逐渐完成婚姻制度的变革与新式家庭关系的确立。有的学者论述了建国初期婚姻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以第一部《婚姻法》的贯彻实施为建国初期婚姻制度改革的主题内容，对运动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有的学者认为在民族地区，受和民族文化传统影响，对固化的婚姻观念和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不可能完全依靠行政手段解决，它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文化的全方位社会变革。

法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学史、法学理论以及司法实践等方面，学界普遍认为1950年《婚姻法》是建国初期法制建设的重要成果，但有学者指出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层面所取得的成绩，而忽视了该法律实施的地域性差异。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多关注于社会动员、运动过程中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等方面。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为贯彻落实婚姻法展开的全方位的动员实践本质上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该运动通过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运用典型动员，推动了民众新婚姻观念的转变。这次社会动员的成功，紧抓民心是关键，加强组织调控是保证，结合群众切身利益是基础。另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家庭的变迁是一种国家权力支持下的自上而下的变迁，虽然围绕婚姻自由、家庭财产保障等产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新型的婚姻家庭制度已经基本确立。

政治学方面的研究多着眼于政治动员、政治认同、国家观念的形成以及国家政党对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干预。有学者认为《婚姻法》的宣传经历了中共从意图彻底破坏父权制到限制、改造父权制的不同策略，显示了建国后民族国家对待性别关系的多元化策略。也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成果较少，主要体现在群体心理的改变上。如庄秋菊的《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于北京工人婚姻观念的变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2期）、李巧宁和陈海儒的《中国西部农村婚姻家庭观念与实践变迁――以1950―1953年陕西农村女性离婚潮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从重庆地区来看，《婚姻法》各个角度的研究均很薄弱，主要是从法学角度进行研究，如李胜渝的《新中国建国初期西南地区惩处违反婚姻法犯罪的史实刍析》（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6期）及《建国初期西南地区贯彻婚姻法运动考》（兰州学刊，2011年第7期）。另有岳艳斐的《建国初期重庆地区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及刘全的《郑小平与西南婚姻制度变革》（世纪桥，2013年4月）。不少学者依据官方存档的宣传材料，认为婚姻法颁布后得到了切实贯彻，彻底摧毁了封建婚姻制度。也有学者从“自下而上”贴近社会下层的视角对建国初期贯彻婚姻法运动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露了作为行动主体的底层民众在贯彻运动中有其选择性的主体表达，从而使研究更接近历史原貌。

三、结语

农村婚姻法范文第9篇

对相关法律的解读

除了前面提到的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中关于父母买房归子女个人所有的规定外，解释（三）中的第十条对婚前购买的房产分割情况作了详细的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众所周知，现代法律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有着严格的规定，对于合法的财产权的剥夺或者分割都是有着严格的程序。从理论上来讲，婚姻不能成为他人或者个人婚前财产权变更的理由，因为婚姻本身在法律上来说是取得一种身份，而正是基于这种身份，才会影响婚后的财产归属。所以，不论是父母为子女买房还是婚姻当事人一方婚前自己买房，属于出资方的个人财产应该是符合民法中财产的相关基础理论的。

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的碰撞

根据社会法学的相关理论，法律与社会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具体到当今中国婚姻中的不动产归属问题来说，如果单从法律层面上看，前面已经分析过，婚姻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是有依据并且是必然的。然而，如果把这条规定放在当下中国的大背景之下，无疑会造成很多问题。

很多人认为，婚姻法解释（三）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对处在弱势地位的女性的保护不够。众所周知，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是传统，结婚之后，很多女性把精力投入到家庭当中，如果离婚，女性会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地。而房产，对当今中国的大多数家庭来说，无疑是最主要的财产，婚姻法解释（三）这样的规定，没有体现对于弱势群体的基本保护。

其实，对于女性弱势地位的保护，在法律上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我们不能苛责仅仅通过一个婚姻法或者婚姻法解释来解决。如果当今女性在就业、生育等方面遇到的相关问题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相比于苛责一个司法解释，我觉得似乎更有价值。更何况，法律的目的不是劫富济贫，而是使得所有的权利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

农村中的无奈：女性离婚后可能无房可住

在我国广大的农村，一般情况是结婚时在宅基地上自建房，一旦夫妻出现离婚，如果房子是男方婚前所建，在离婚时就判归男方；如果房子是夫妻双方婚后共同所建，在离婚时就依法按共同共有的财产进行分割。但是在现实当中，农村中夫妻共同建房的情形很少，农村中结婚自古以来都是男方盖房子、女方陪嫁妆。而女方的嫁妆属于消费品，会很快折旧完，如果两人没有共有财产，那女方离婚时就会“净身出”，并且很难再找到谋生的手段。这对长期在家操持家务并且没有固定收入的农村妇女而言，显然有失公平。

其实，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城乡差别”太大。而婚姻法中对于农村这种特殊背景当中的婚姻的保护，是不够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农村婚姻法范文第10篇

邓颖超在婚姻问题方面掌握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废除封建主义家庭婚姻制度,制定一部合乎国情、切合时宜、切实维护广大妇女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法,是邓颖超多年的夙愿。她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一直非常重视加强对妇女进行婚姻自由、婚姻自主的宣传,多次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对恋爱和婚姻的独到见解。她善于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注意搞好调查研究,在婚姻问题方面掌握了大量翔实的一手材料,对中国封建婚姻制度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1947年7月17日到9月13日,邓颖超在河北省午山县西柏坡村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同年11月17日,她带领工作组,奔赴阜平县二区细沟村参加的复查工作。她改名肖超(小超谐音),工作组同志称她“肖大姐”,老乡们亲热地喊她“老肖”。邓颖超十分关心青年男女的切身利益。她住在区公所隔壁,一连几天都看到一对男女青年在区公所门前徘徊,眼里满含泪水。邓颖超走过去询问他们,才知道这是大沙地村的一位男青年和水泉村的一位女青年自由恋爱想要结婚,可家长不同意,村里人看不惯,阻挠他们结婚。区公所同志听了村里一面之词,也不给他们登记结婚。邓颖超说,男女青年自己搞对象,反对家长包办婚姻,这是进步行动,政府应当支持。她陪这对青年走进区公所,说明情况,区公所马上给他们办了结婚手续。邓颖超随后把这一对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事作为生动的教材,在细沟村群众中进行了婚姻自主、婚姻自由的教育。

当时,也有人曲解婚姻自由的含义,反而造成了婚姻不自由的情况。边界口村一对青年夫妇因为一点小事打架,一时生气,便要离婚,跑到区公所来要求办离婚手续。区公所干部刚刚听了邓颖超关于婚姻自由的讲话,没有慎重分析具体情况,马上给这对夫妇办了离婚手续。小两口刚走出不远又后悔了,回到区公所要求复婚。区公所干部把他们训了一顿,说不能复婚,小两口无奈,走到细沟村边一棵大树下,抱头痛哭起来。邓颖超正好散步来到村边,见状便上前询问他们,小两口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邓颖超听后笑着说:“你们这个情况,可以复婚嘛。你们去吧,去对区公所同志说,就讲是老肖说的,请他们重新考虑,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可以复婚。只是你们小两口以后再也不要打架了,更不要有一点矛盾,就随便提出离婚。”小两口向她保证:再也不会打架了,再也不闹离婚了。最后,他们高高兴兴地复婚了。

1948年3月,邓颖超在阜平县二区召开婚姻问题座谈会。在会上,她指出,婚姻问题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涉及最大多数人的问题。中国的婚姻状况普遍存在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从一而终等不合理的现象,我们要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大力提倡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解决婚姻问题除靠制度、政策外,还要进行长期的教育,改造旧的思想意识,建立新的思想作风。同时也要看到,婚姻自由是个新事物,对社会是个大的冲击,一时会有出轨现象,不要大惊小怪,要善于把它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总之,对群众的婚姻问题一定要慎重处理,决不能草率从事。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托邓颖超等中央妇委领导制定新中国《婚姻法》

1948年5月,中央妇委向中央建议召开一次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得到批准。同年9月20日至10月6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华北、山东、晋绥、陕甘宁、华中等各解放区妇联领导干部、各解放区中央局妇委会委员、区党委民运部部长等参加了会议。中央妇委书记邓颖超(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正在东北解放区工作)主持会议,中共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上,邓颖超代表中央妇委做工作报告。关于婚姻问题,她强调两点:其一,婚姻制度是和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密切联系的。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早就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反对童养媳、纳妾等丑恶行为,实行婚姻自由和婚姻自主政策。但过去孤立实行,引起一些不良后果。应该跟生产结合,坚决执行婚姻自由政策。其二,干部婚姻问题是社会婚姻问题的一部分,同样应实行婚姻自由政策。只要合乎法律手续,不要随便干涉人家的婚姻。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应该认识婚姻问题是总的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主要的是为共产主义、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对于两性生活不要看成了不起的事,也不要随便草率。不要觉得失了丈夫或失了妻子就不得了,这不是顾虑担心能保障的。要保障必须努力干好革命工作,在革命事业中共同进步,建立政治结合的基础,然后再有私生活的融洽。在婚姻问题上要采取慎重态度。倘若遇到挫折,应该在挫折关头挺得住,特别是女同志要坚强。女人活着为了什么?并不是为了丈夫活着,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事业,必须奋斗下去!

会议期间,刘少奇专门召见了邓颖超等中央妇委成员,把起草新中国《婚姻法》草案的任务交给了中央妇委,还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交给邓颖超作为参考。这本小册子是1931年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签发实施的,体现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刘少奇说:“你们还要深入调查研究解放区的婚姻状况,总结解放区这些年来执行婚姻条例的经验教训,反复讨论,再动手起草。”邓颖超兴奋地说:“这些日子,大家通过在农村蹲点搞,更加深切地了解贫苦农民,特别是妇女们深受封建婚姻统治的痛苦,他们迫切要求婚姻自由。”

10月5日,在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刘少奇到会作重要报告。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专门讲到婚姻法问题,他说:“婚姻问题是妇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我查阅了一些解放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例,均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封建婚姻的旧传统。新中国即将成立,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有一部统一的《婚姻法》,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你们现在就要组织力量起草新《婚姻法》,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先准备一个草案,新中国成立后,由党中央送交中央人民政府,广泛征求意见,修改审定后公布施行。”

坚决主张离婚自由,邓颖超成为少数派

1948年10月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立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由邓颖超主持,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王汝琪等人。《婚姻法》起草小组办公地点设在河北平山县东柏坡。东柏坡是个群山环抱、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央妇委借用了老乡前后两个小院。在起草《婚姻法》前,邓颖超和中央妇委成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据各地妇联提供的调查材料,当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等省已解放的农村中,婚姻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低的占33.3%,最高的达99%。在北平、天津、西安、哈尔滨等已解放的城郊,婚姻案件少则占民事案件的11.9%,多的占48.9%。在婚姻案件中,离婚及解除婚约的,在上述农村中平均占54%,城市或城郊,少则占51%,多则占84%。离婚原因主要是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重婚、通奸以及遗弃等,女方是原告,提出离婚的占58%-92%。

在《婚姻法》起草过程中,中央妇委成员发扬了民主作风。据时任中央妇委委员、参与起草《婚姻法》的罗琼回忆:“那时候的风气非常好,讨论问题时,大家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因为这是为新中国和五万万同胞起草的婚姻法,大家都意识到它的分量。光是框架就推倒过好几次,每章每条都是字斟句酌。每次讨论都是大家先发表意见,由王汝琪做记录;然后由她拿出整理后的稿子,再供大家讨论。虽然西柏坡的冬天十分的冷,窗外寒风呼啸,屋里却讨论得热火朝天……”

在起草过程中,邓颖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婚姻法》初稿的拟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两个方面,如何体现离婚自由是争论的焦点。

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九条规定: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这一条,新的婚姻法要不要写进去呢?反对者认为,在农村,离婚自由了,必定要触动到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必然将成为反对派。另外一种顾虑是,当时形势发展很快,马上就要进城了,怕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

1950年1月初,邓颖超在中央妇委进一步讨论《婚姻法》草稿的条文时说:“大家对婚姻自由的原则无争论,对离婚自由原则基本上无争论。但对‘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这一条有不同意见。在政法、青年、妇女联合座谈会上,只有我和组织部一位同志同意一方坚持离婚可离,其余同志都主张离婚应有条件。”邓颖超说:“我为什么主张不加条件,一方要离就可离呢?理由是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所受的痛苦最深。早婚、老少婚、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是普遍现象,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主要根据广大妇女的利益提出。如加上很多条件,恰恰给有封建思想的干部一个控制和限制离婚自由的借口。过去没有这一条,发生了很多悲剧。”

邓颖超的话,真实反映了我国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在漫长的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使广大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极其卑微低下,没有婚姻的自,也没有家庭事务的参与决策权。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在全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仍然普遍存在,种种封建的婚姻陋俗严重地影响着广大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改善和提高。

在各种封建婚姻陋俗中,买卖、包办等干涉妇女婚姻自由的现象最为严重,这使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由于男方认为女方是花了钱买来的,所以就把她当成牛马一样,就有了“娶妻如买马,骑时用鞭打”,“鬼神不是神,女人不是人”等说法。据山西省50多个县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1至10月,由于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迫害,发生命案464起。其中妇女被直接迫害致死的占25%,因要求离婚不成而自杀的占40%,因在家庭中受虐待而自杀的占20%,因其他家庭纠纷而自杀的占12%。仅河津、万泉两县在半年中,就有29名妇女被逼上吊、跳井。

由此,邓颖超认为,现在各地各级政府法院积压的婚姻案件及发生自杀惨剧的,多因一方坚持离婚又不能离婚造成的。这证明有些解放区现行的婚姻条例,没有规定一方坚持要求离婚者可以离婚这一条,已不能适应妇女群众的需要。邓颖超说:“总之,我坚持不附加条件,一方坚持要离即离。至于必须经过一些必要的步骤,可在说明书上加以解释。”邓颖超强调指出,中央妇委考虑婚姻条例的每条内容,必须从最大多数妇女的利益出发,不能从一部分妇女的利益出发,更不能为了限制少数男干部喜新厌旧,而放弃原则,对多数妇女不利。

邓颖超讲的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随着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夺取大中城市后,很多城市女学生参加了革命工作,她们一般文化较高,年纪又轻。一些男干部看不起战争时期结婚的比较土气的妻子和家在农村的妻子,因此提出离婚。他们的妻子不同意,纷纷向妇联申诉。因此,很多人对《婚姻法》上有一方坚持离婚就可以离这一条持反对意见,认为如果《婚姻法》中包括了一方坚持要离就可以离的条款,便将给那些“当代陈世美”随意抛弃妻子、另结新欢大开方便之门。

邓颖超认为,干部队伍只有几百万,在几亿人口中只占很小比例。几百万干部中,有意抛弃妻子的男干部只占极少数,在几亿人口中所占比例就更小了。她看到的是几亿农村和城市妇女群众,她们大多数饱受封建婚姻的束缚。如果在婚姻条例中不写上一方坚持要离就可以离的条款,这就堵塞了广大农村和城市的妇女群众真正实现婚姻自由的道路。

邓颖超一贯认为,男女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如果爱情熄灭,那种婚姻保持了也没有意义。她更主张女性要自尊自强,以革命事业为第一生命。如果婚姻发生挫折,女性应振作起来,以工作作为生活的主要依托。她绝不同意“老公要离婚,天就像塌下来”那种依赖丈夫的思想,也不同意靠法律强制性地限制干部的婚姻自由。

1950年1月21日,邓颖超将中央妇委起草的《婚姻法》的最后草稿送交中央书记处审阅,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几经争论,几度修改,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争论的主要问题,即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附任何条件一则,至今仍意见分歧,尚未能取得一致。对于此点反对者是较多数人,赞成者包括我及少数人。现为了应各地的急需,且有关广大群众切身迫切的利益,不能再拖延不决。故大家商定,一致同意先以现在的草案(虽然我仍不完全同意),经妇委多数同意了最后稿,并将我们不同的意见一并附上,请中央参阅作最后决定。另送了一份婚姻条例草案给法委,请法委将意见提交中央。我们争论之是非,要求中央给予提示。妇委同志希望中央审阅后能和妇委同志一谈,或中央讨论时,允许妇委同志参加,究竟如何?由中央决定。”

党中央同意了邓颖超的建议,最后采用了“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的条款。初稿拟定后,又广泛征求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做了多处修改,于1950年4月13日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经主席明令公布,于1950年5月1日起实行。

宣传贯彻《婚姻法》

《婚姻法》共8章27条,其基本精神就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并明确规定“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对于重婚、纳妾、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封建婚姻恶习,在《婚姻法》各章的具体内容中都明令予以禁止。

《婚姻法》的颁布与实施,对于改革旧的婚姻家庭制度、促进妇女解放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正如邓颖超所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过的一个婚姻大法。”“它是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妇女在婚姻问题方面的要求的集中体现。”

《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对封建婚姻观念造成了冲击。但面对几千年形成的封建思想,新的婚姻观念远没有取得胜利。在《婚姻法》颁布后的一段时间里,包办和买卖婚姻、对妇女的虐待或打骂、对男女婚姻自由的干涉等违法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广大妇女因为婚姻和家庭问题而被虐杀和逼迫自杀的现象仍十分严重。由于许多地方对《婚姻法》的宣传不到位,致使许多群众对《婚姻法》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甚至一些区村干部也都对《婚姻法》抱有一些偏见和误解,认为《婚姻法》就是“妇女法”,是 “离婚法”,会引起“天下大乱”,一些干部粗涉妇女婚姻自由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婚姻法》在群众中的贯彻执行。

随着抗美援朝战局的稳定、的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两次发出了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号召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地区和尚未完成的地区除外),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群众运动,并把1953年3月定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这次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自3月开始,直到5月才陆续结束,实际上进行了3个多月。这期间,颁发了贯彻《婚姻法》宣传提纲,印发了2000多万份宣传《婚姻法》的各种宣传品,利用报纸、刊物、画报、连环画、报告、座谈、广播、说唱、戏剧、电影等方式,陆续在全国范围70%左右的地区内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宣传。1953年四五月份,全国各地贯彻《婚姻法》运动先后结束。

通过学习宣传贯彻《婚姻法》,结婚登记逐渐为群众所接受。据内务部统计,1954年第一季度,全国15个省562个县市(不包括省级市),群众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的共40.2万余对;1955年27个省市统计,在申请结婚登记的265万人中,符合法定条件准予登记的已达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