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和科技史范文

考古学和科技史篇1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 of 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淫，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人兽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任何一门学科的学科理论发展，都是从零散的、不系统的理论体系而随着研究实践的逐步丰富与提高而发展出系统的、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在国内较早从事专题史研究的冶金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历史的积淀，理应对其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主要是对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学科的术语、概念；学科理论的提升等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门体系完善、结构严谨的科学技术史的二级学科。

考古学和科技史篇2

【关键词】艺术考古学 艺术史 艺术教育

大约有10年左右的光景，在中国的艺术院校以及一些普通高校的艺术专业、考古专业陆续开设了艺术考古课程，有的称作美术考古。这说明，作为艺术考古学的学科教育已经浮出水面，不仅仅是少数研究者书斋案头上的事情了。可是，开设课程只是形式上的事情，是否真正的艺术考古教育，以及艺术考古教育是否真正成为艺术院校的必要学科则仍然值得考虑。

西安美术学院在全国的艺术院校中首先成立了中国艺术考古研究所，说明了学院对于艺术考古学科的重视。西安美术学院在硕士和博士教育层面已将艺术考古比较系统地纳入教育与研究，但在本科教育阶段，还只是以普及考古学内容和讲授美术史的形式贯穿某些艺术考古学科的内容。下面笔者分几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相关概念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

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

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

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

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

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 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

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

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

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

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

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

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

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

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

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

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

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

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

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

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

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

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

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

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

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

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

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

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

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

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

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

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

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

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

进行有关艺术考古学的专门研究和专题研究，展拓视野，寻找热点，并且与现当代的艺术实践相结合，提供高质量的“艺术考古学”博士论文。

从学科的持续发展出发，重点培养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培养各个层次的艺术考古学教员。组织去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艺术考古的交流、调查、访学，引进新鲜理论、技术与器械。

（四）其他

关注艺术考古学推向一般院校的历史、考古、哲学等的人文教育，推向综合性院校（包括理工科）的素质教育。加强和文物考古科研单位的联系，掌握最新的考古出土情报信息，使艺术考古学紧盯田野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和收获。加强国际交流，及时掌握国际的有关学科动向。

加强艺术考古学本身的理论研究。加强与哲学、美学、人类学、民族民俗学、社会学等的互相渗透和促进发展，在学科上确立艺术考古学和诸如美术考古学、设计考古学、音乐舞蹈考古学等学科层级关系，在促进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同时，也大力推进相关子学科的向前发展。

根据地域特点、教学科研特点以及具体任务，建立和健全艺术考古力量。目前，我国高校和有关省市考古文博科研单位已经建有几所艺术考古研究所（或称美术考古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应当更充分地服务于高校科研，服务于艺术教学，并且在教学科研实践中充实提高自身。各个有关研究所要互通情报，共同进步提高，为确立和发展艺术考古学科做出更多的努力。

（注：本文章由李梦晨根据录音整理）

考古学和科技史篇3

“农为国之本”，不仅因为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更是因为农业文明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自然条件决定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又以互动的形式共同孕育着并滋养着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从我们的吃、穿、住、行，到我们的民俗习惯、政治体制、思想智慧、科技教育、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无一不与农业息息相关。对于有数千年农业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而言，农业文明史就是中华文明史，研究中国农业文明史，就是研究中国的发展史。从专门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农业文明史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内涵，揭示历史进程中经济基础自身的发展规律，揭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发展的规律，揭示一个民族发展壮大的主体轨迹。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最大的贡献就在于首次对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展进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发展脉络，阐明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全书紧紧抓住了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又与生活方式互动这个规律，以丰富的文献记载和大量的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材料，采用宏观的历史视角与微观的引证分析相结合的办法，重点阐述了农业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及其演变进化的历程，其内涵丰富多彩，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图卷：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祭祀、农事节气、饮食节日、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它十分生动地告诉我们，从古至今，我们自身的很多东西，包括我们自己，都与农业文明密切相关。我们喜欢吃什么，怎么个吃法，我们喜欢住什么，怎么个住法，我们思想，如何思想，我们今天该干什么，如何去干，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与农业或者是农业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会发现那些零碎的农业考古文物在这里连成了民族文明的项链；你会发现曾经读过的田园诗、农事诗在这里可以有另一种更具价值的读法；你会发现我们平时并不在意的常见之人、常见之事、常见之物，当进入到农业文明的视野之后，却可以帮助我们弄明白许多深远的道理；你还会发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过去的这些历史可以成为一种借鉴，帮助我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站在这样一幅由许许多多生产、生活细节的分析构成的历史宏图面前，真可谓智者可以得其高远，学者可以得其深邃，识者可以得其丰厚，问者可以得其明晰。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是一部见功底花功夫的力作。文华先生是考古出身，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角度研究农史，重点则是农业科技史的研究。多年来，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简明图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论农业考古》、《中国稻作的起源》等著作，多年来一直主编大型学术刊物《农业考古》，对农业发展的历史具有丰厚的学术积累。当我们认真阅读这部大作时，书中开阔的视野、流畅的行文、敏锐的思辨和科学的引证，都足以说明文华先生多年来积累的深厚学术功底为该书的写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书中还有大量的图画照片，既十分珍贵又引人入胜，这都是文华先生多年潜心研究所得，多年留心搜集所获。《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全书60余万字，文华先生说是从60岁写到70岁，“十年磨一剑”。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文化与文明的角度来审视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意蕴与文明价值，所涵盖的内容实在太深太广，它既包括诸子百家、文人雅士、宫廷贵族等精英文化，又涵盖大众文化的民间风俗、信仰、价值观念、性格特征等，真是包罗万象，千头万绪，要爬梳出一个头绪来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时，中国的古籍汗牛充栋，考古材料也多如繁星，如何搜集、整理并加以消化，也须下一番功夫。”60万字的学术成果来自于600万字、6000万字甚至更多、更艰难的学问历程，这就应了从事基础学术研究者必须遵循的那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不仅是陈文华先生执著的高水平学术追求结出的硕果，也是江西科技出版社的同志们执著的高水平出版追求给社会的一份厚礼。作为专门史研究的后来者，我表示衷心的祝贺与感谢。其实，《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也会给我们每一位读者丰富而又有益的启示，只要翻开她，她就会让你拥有自己的满满收获。

考古学和科技史篇4

一、国内的中国饮食史研究状况

中国饮食史作为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它的兴衰演变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状况及政府的政策而变化，时兴时衰。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11年至1949年）

中国饮食史研究始于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将饮食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叙述，并对饮食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相继发表有：董文田《中国食物进化史》（《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年11月版）、《汉唐宋三代酒价》（《东省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1926年9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全汉?N《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杨文松《唐代的茶》（《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2期，1936年4月24日），胡山源《古今酒事》（世界书局1939年版）、《古今茶事》（世界书局1941年版），黄现?《食器与食礼之研究》（《国立中山师范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4月），韩儒林《元秘史之酒局》（《东方杂志》第39卷第9期，1943年7月），许同华《节食古义》（《东方杂志》第42卷第3期），李海云《用骷髅来制饮器的习俗》（《文物周刊》第11期，1946年12月版），刘铭恕《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版），友梅《饼的起源》（《文物周刊》第71期，1948年1月28日版），李?氯恕堵?沃泄?酥?率匙⌒小罚ā斗缤猎又尽返?卷第3-6期，1948年9月—1949年7月），等等。

（二）缓慢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大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中国饮食史的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发表的论著屈指可数。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的中国饮食史论著有：王拾遗《酒楼——从水浒看宋之风俗》（《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杨桦《楚文物（三）两千多年前的食器》（《新湖南报》1956年10月24日）、冉昭德《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林乃?觥吨泄?糯?呐氲骱鸵?场??优氲骱鸵?晨粗泄?糯?纳??⑽幕??胶徒准渡?睢罚ā侗本笱аПā?957年第2期），等等。

此外，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辟有一节内容论述这一时期的饮食。

20世纪60年代的论著主要有：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曹元宇《关于唐代有没有蒸馏酒的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版）、方杨（《我国酿酒当始于龙山文化》）（《考古》1964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大陆在“”结束后，又有学者对中国饮食史进行研究，其中见诸报刊有：白化文《漫谈鼎》（《文物》1976年第5期）、唐耕耦等《唐代的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这个时期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主要成果有：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世界书局1962年版）、袁国藩《13世纪蒙人饮酒之习俗仪礼及其有关问题》（《大陆杂志》第34卷5期，1967年3月）、陈祚龙《北宋京畿之吃喝文明》（《中原文献》第4卷第8期，1972年8月）、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分册，1976年9月）、张起钧《烹调原理》等。在这些成果中，张起钧先生的《烹调原理》一书，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对我国的烹调艺术作融会贯通的阐释，使传统的烹调理论变得更有系统性。另外，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等书都辟有一定的篇幅，对宋代的饮食作了比较系统、简略的阐述。

（三）繁荣阶段（1980年至今）

1.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据统计，《中国烹饪》杂志创刊后，至今已相继发表了数百篇中国饮食史方面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有关中国饮食史的文献典籍进行注释、重印。如中国商业出版社自1984年以来推出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相继重印出版了《先秦烹饪史料选注》、《吕氏春秋·本味篇》、《齐民要术》（饮食部分）、《千金食治》、《能改斋漫录》、《山家清供》、《中馈录》、《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易牙遗意》、《醒园录》、《随园食单》、《素食说略》、《养小录》、《清异录》（饮食部分）、《闲情偶寄》（饮食部分）、《食宪鸿秘》、《随息居饮食谱》、《饮馔阴食笺》、《饮食须知》、《吴氏中馈录》、《本心斋疏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调鼎集》、《菽园杂记》、《升庵外集》、《饮食绅言》、《粥谱》、《造洋饭书》等书籍。

二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中国饮食史著作。如：林乃?觥吨泄??澄幕?罚ㄉ虾H嗣癯霭嫔?989年版），林永匡、王熹《食道·官道·医道——中国古代饮食文化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文化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治《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烹饪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王仁兴《中国饮食谈古》（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年节食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文骐《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饮食民俗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熊四智《中国烹饪学概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施继章、邵万宽《中国烹饪纵横》（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陶振纲、张廉明《中国烹饪文献提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张廉明《中国烹饪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曾纵野《中国饮馔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林正秋、徐海荣、隋海清《中国宋代果点概述》（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吴觉农《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王尚殿《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马忠民《唐代饮茶风习》（《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第4期，1980年版），刘桂林《千叟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代的茶叶》（《文史》第11辑，1981年版），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4期，1982年），贾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蔡莲珍、仇士华《碳十四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赵峰元《从〈浮生六记〉看清中叶的饮食生活》（《商业研究》1985年第12期），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曹隆恭《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叶静渊《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业》1983年第2期），樊维纲《沙糖、甜盐、吴盐》（《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史树青《谈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彭世奖《关于中国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赵匡华《我国古代蔗糖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史科》第6卷第5期），刘文杰《汉代的种芋画像实物与古代种芋略考》（《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孟乃昌《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童恩正《酗酒与亡国》（《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王慎行《试论周代的饮食观》（《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贾文瑞《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变迁》（《商业流通论坛》1987年第2期）。赵荣光《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结构》（《商业研究》1987年第5期），史谭《中国饮食史阶段性问题刍议》（《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郭松义《蕃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1986年第7期），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庄虚之《我国古代新鲜果蔬贮藏方法的分析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方心芳《关于中国蒸酒器起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赵桦、陈永祥《试述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饮食》（《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存山《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讨论）》（《文中哲》1987年第2期），林正秋《宋代菜肴特点探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7年第1期），林永匡、王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初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赵锡元、杨建华《论先秦的饮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李霖、叶依能《我国古代酿酒技术的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岩《中国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守国《中国的酒文化》（《学术百家》1989年第5期），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刘兴林《我国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与加工》（《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姚伟钧《先秦谷物品种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龚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饮食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远远超过80年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中国饮食史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其中，代表性的有：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1-10集），林永匡、王熹《清代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饮德·食艺·宴道——中国古代饮食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辉《隋唐五代烹饪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泰《华夏饮食文华》（中华书局1993年版），万建中《饮食与中国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仁湘：《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姚伟钧《宫廷饮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谭天星《御厨天香——宫廷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赵荣光《满族食文化变迁与满汉全席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苑洪琪《中国的宫廷饮食》（同上），王仁兴《中国饮食结构史概论》（北京市食品研究所1990年印行），鲁克才《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李东印《民族食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傅允生、徐吉军、卢敦基《中国酒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荣、张仁庆等《金瓶梅饭食谱》（经济时报出版社1995年版），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二是在研究力度和研究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姚伟钧《论中国饮食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争鸣》1992年第1期）、《饮食生活的演变与社会转型》（《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等文。

在食物种类的栽培和加工制作方面，有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文物天地》1991年第5、6期），杨希义《大麻、芝麻和亚麻栽培历史》（《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刘士鉴《蔗糖在中国起始年代的辨析》（《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中国农业》1992年第1期），谢成侠《种的起源和进化史》（《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梁中效《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加工业的形成》（《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顾和平《中国古代大豆加工和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贾俊侠《古代关中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唐都学刊》1990年第3期），张涛《试论石磨的历史发展及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食品贮存加工的技术类型与特色》（《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胡志祥《先秦主食加工方法探折》（《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袁华忠《“枸酱”是一种果汁饮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冼剑民、谭棣华《明清广东的制糖业》（《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姚伟钧《中国古代农圊业起源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酒史方面，有萧家成《论中华酒文化及其民族性》（《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张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李元《酒与殷商文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张平《唐代的露酒》（《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吴涛《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陈伟明《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等文。

在茶史方面有：陈珲《饮茶文化始创于中国古越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伟钧《茶与中国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曾庆钧《中国茶道简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懿之《云南普洱茶及其在世界茶史上的地位》（《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程喜霖《唐陆羽〈茶经〉与茶道（兼论其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香白《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等文。

在少数民族饮食史研究方面有：陈伟明《唐宋华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辛智《从民俗学看回回民族的饮食习俗》（《民族团结》1992年第7期），黄任远《赫哲族食鱼习俗及其烹调工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1期）、贾忠文《水族“忌肉食鱼”风俗浅析》（《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姚伟钧《满汉融合的清代宫廷饮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在食疗方面，有任飞《医食同源与我国饮食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文。

在饮食礼俗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8期）、《乡饮酒礼探微》（《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林?V《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万建中《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内涵的流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学军《先秦两汉食俗四题》（《首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宇恕《从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在饮食思想观念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观念探微》（《争鸣》1990年第5期）、王晓毅《游宴与魏晋清谈》（《文史哲》1993年第6期）。

在文献研究和饮食器具以及饮食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不少论文。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胡志祥《先秦主食文化要论》（《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姚伟钧《先秦饮馔技艺考论》（《文献》1996年第1期）、万建中《先秦饮食礼仪文化初探》（《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杨钊《中国先秦时期的生活饮食》（《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宋镇豪《夏商食政与食礼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杨爱国《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考古》1991年第11期）、余世明《魏晋时期粮食生产结构之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剑平《“兰肴异蟹肴”（南北朝食蟹风俗）》（《北朝研究》1991年总第5期）、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饮食生活（主食）》（载《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暨南学报》1990年第3期）、何泉达《五代以来扬州值蔗献疑》（《史林》1992年第2期）、徐吉军《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和《论南宋临安市民的饮食生活》（《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程民生《宋代果品简论》（《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姚伟钧《汉唐饮食制度考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中国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亚长《半坡文化先民主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张萍《唐代长安的饮食生活》（《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海外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当首推日本。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对中国饮食史的研究时间较早，也最为重视，成就最为突出。

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就掀起了中国饮食史研究的热潮。其时，相继发表有：青木正儿《用匙吃饭考》（《学海》，1994年）、《中国的面食历史》（《东亚的衣和食》，京都，1946年）、《用匙吃饭的中国古风俗》（《学海》第1集，1949年）、?田统《白干酒——关于高梁的传入》（《学芸》第39集，1948年）、《向中国传入的小麦》（《东光》第9集，1950年）、《明代的饮食生活》（收于薮内清编《天工开物之研究》，1955年）、《?年表（中国部）》（《生活文化研究》第6集，1957年）、《古代中国的烹饪》（《东方学报》第30集，1995年）、同人《华国风味》（东京，1949年）、《五谷的起源》（《自然与文化》第2集，1951年）、《欧亚大陆东西栽植物之交流》（《东方学报》第29卷，1959年），天野元之助《中国臼的历史》（《自然与文化》第3集，1953年）、冈崎敬《关于中国古代的炉灶》（《东洋史研究》第14卷，1955年）、北村四郎《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东方学报》第19卷，1950年）、由崎百治《东亚发酵化学论考》（1945年）；等等。

60年代，日本中国饮食史研究的文章有：?田统《中世食经考》（收于薮内清《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研究》，1963年）、《宋元造酒史》（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豆腐考》（《风俗》第8卷，1968年），同人《关于〈饮膳正要〉》（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天野元之助《明代救荒作物著述考》（《东洋学报》第47卷，1964年）、桑山龙平《金瓶梅饮食考》（《中文研究》，1961年）。

到70年代，日本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更掀起了新的高潮。1972年，日本书籍文物流通会就出版了?田统、田中静一编纂的《中国食经丛书》。此丛书是从中国自古迄清约150余部与饮食史有关书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分成上下两卷，共40种。它是研究中国饮食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其他著作还有：1973年，天理大学鸟居久靖教授的系列专论《〈金瓶梅〉饮食考》公开出版；1974年，柴田书店推出了?田统所著的《中国食物史》和大谷彰所著的《中国的酒》两书；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布目潮fēng＠⑧、中村乔编译的《中国的茶书》；1978年，八坂书房出版了?田统《中国食物史之研究》；1983年，角川书店出版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食文化事典》；1985年，平凡社出版石毛直道编的《东亚饮食文化论集》。1986年，河原书店出版松下智著的《中国的茶》；1987年，柴田书店出版田中静一著的《一衣带水——中国食物传入日本》；1988年，同朋舍出版田中静一主编的《中国料理百科事典》；1991年，柴田书店出版田静一主编的《中国食物事典》。

近年来，日本已相继出版了林已奈夫教授的《汉代饮食》等书。在日本研究中国饮食史的学者中，最著名的当推田中静一、?田统、石毛直道、中山时子等先生。

田中静一先生是最早开展中日食物学史专项研究的著名学者。1970年，田中静一在书籍文物流通会正式出版了《中国食品事典》。这是中国食物史上一部很有影响的大书。1972年，田中静一又与?田统合作出版了《中国食经丛书》上下册。1976年至1977年期间，田中先生监修了《世界的食物》（中国篇·朝鲜篇）一集15卷，由日本著名的朝日新闻社出版，向全世界发行。该书内容广泛，图文并茂，印刷极其精美，对读者很具吸引力。1987年，田中先生的大作《一衣带水——中国食物传入日本史》由柴田书店出版。该书史料翔实可靠，论述极其严谨，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此后，田中先生又于1991年编著出版了《中国食物事典》一书。该书内容极其丰富，对食品的名称、产地、发展过程等作了比较详细、认真的考证与叙述，在海内外影响颇大，现已译成中文，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在大陆发行。

考古学和科技史篇5

【关键词】高中历史 问题 探究 智慧 思维

高中历史教学首先要考虑的是教学对象，然后才是教学内容。作为十七八岁的高中学生，思维已经高度进入理性阶段，对人生、历史进行深度思索并进而带有历史的意味与哲学的雏形，是这一阶段学生思维的固有特点。认识到这一特点，可以发现高中学生的历史学习需要问题的有效驱动，才能让学生在对历史的探究中汲取到智慧。这样，学生学习的驱动力与学习方式就能够有效地结合在一起，高中历史教学也由此能够达到骨肉皆丰满的境界。

一、问题来源于对历史知识的梳理

今年中国科技界最大的事件之一，可能当属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这是中国本土成长出来的科学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获得的科学大奖，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钱学森之问”的一个回答。尽管客观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但这一事项足以证实中国人的科学智慧并不逊于任何国度。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便可以发现其在高中历史教学中也可以敲开一扇大门。

在“古代中国的发明和发现”（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3第8课）一课的教学中，学生可以发现原来中国古代的科技是如此的辉煌，原来曾经那么长时间领先于世界。而具有历史眼光的学生一定会认识到这样的辉煌历史的出现，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存在着某种必然性。那么，寻找这种必然性就可以成为本课教学的主题。由此，探究式教学就可以打开一个通道。

探究是从问题开始的，问题从哪里来？最好当然是学生自己提出来，让学生提出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序调换的事情，而是希望学生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发生新旧知识的碰撞，而在碰撞过程中如果产生认知失衡，那问题就可以自主产生。因此，学生自主提出问题，实际上就是有效教学的重要成果。

在本课的教学中，重要的知识梳理应当包括这样的两个层面：一是引导学生去研究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认识中国古明与发现的价值（作为探究的开始，可以暂时不谈其对推动世界文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二是比较古代科技成果产生的背景，认识古代科学家的智慧。教学实践表明，当学生在四大发明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九章算术》《石氏星表》《授时历》《伤寒杂病论》等著作时，才会发现原来中国古代科技可以说是全方位发展的，而从时间上来看，跨度也是超过同时段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科技成果呢？诞生这些科技成果又需要什么样的土壤呢？今天的中国科技发展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这些问题的出现此时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尤其学生当历史与现实进行对比时，往往这些问题产生得更为强烈。

二、探究需要学生的切身体验思考

探究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学习方式，探究教学所追求的不只是结论，因为历史结论常常是可以告知的，探究必须追求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必须追求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的切身体验与思考。“古代中国的发明和发现”的探究教学中，需要的不只是让学生知道这些发明与发现，更是发明与发现背后存在着的机制。

这里所说的“切身”自然不是指让学生重回历史，但借助于“穿越”的概念，让学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去发现，去发明，则是一种比较好的教学策略。比如说在探究《九章算术》中提及的“十进制”时，可以让学生返回到东汉时代，让学生探究可能的计数方法，学生在探究中会发现，计数的制式往往与实际需要相关，也与计数的简便程度相关，而这恰恰是很多发明发现的两个重要推动力，正是在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之下，人们才会去发明一些新的东西，十进制计数方式如此，天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采集、狩猎、农牧、航行的需要;历法发展也是如此 ――农业生产的需要;医学发展则更是如此――延年益寿的需要。

探究过程中，体验与思考是两个必要因素。只有让学生身临其境，学生才会认识到实际需要所产生的驱动力有多大。笔者曾经作过尝试：让学生在没有测量计算工具的情形之下，根据一些自然现象如太阳的位置等去判断时间，去判断季节等，学生通过思考就会发现，这个时候只能借助于测量才能持久地判断时间，只有借助工具才能更精确地判断时间。而这恰恰成了发明浑仪的最大推动力！而要让这些计时仪器能够更简便地使用，对其进行简化又是必然之举。因此，这个时候就是引导学生进行思考的重要时机，也是历史探究式教学的核心环节。学生在此过程中可以进一步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始的推动力。

教学实践表明，学生在此探究过程中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科技的发展往往在实际需要的驱动下进行。如果进一步思考，则可以如此引导学生：科技发展是不是完全与现实同步呢？历史教学的一个观点就是鉴古知今，对比今天的现实并引导学生，就可以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不完全拘泥于实际需要，其往往又可能走在现实需要的前面，从而引导现实社会的发展。而这也恰恰是今天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思路。

三、认知历史是学生历史智慧体现

有一个概念叫历史智慧，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让学生拥有智慧，是每一个高中历史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在一个历史事件的观察与思考中产生认识，并对事情的发展作出一种预见，就是历史智慧的体现。

如本课教学中，发现与发明是两个关键词，历史学生中显然不应当让学生沉迷于已有的发现与发明，事实上今天的高中学生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的认识常常是偏颇的，有的学生认为其只是古明，至今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有的学生认为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科技成就，是中国人永远的骄傲。笔者以为，学生的这些观点都不是学生真正的观点，某种程度上讲不过是他人观点的重复而已，因此谈不上真正的智慧。而笔者在问题驱动之下，在探究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认识到：每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与这个国家的文化相关，人文环境往往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坚实土壤，忽视了这种土壤的作用，那科学技术可能只是无源之水。认识到这一点，学生往往会对当今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新的认识。

综上所述，高中历史教学需要借助历史事件去培养学生的智慧眼光，在此过程中，问题的提出、探究的开展，往往是高效的途径，历史教师不可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1] 庞晓晴. 以问题为中心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探究，《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8（2）.

[2] 范从华. 高中历史“问题――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式初探，《中学历史教学研究》，2010（1）.

考古学和科技史篇6

摘要：城市化是我国建设的趋势，对古建筑保护成了当前城市建设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章就保护古建筑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谈谈个人意见，并提出几点保护措施。以期望城市化的发展与古建筑保护能够实现双赢的目的。

关键词：现代化建设古建筑

前言

记录历史，展示文化，载托灵魂，提供认同，增强自信，这就是古建筑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建筑作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成为人类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建筑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载体，建筑的形式与结构与当时当地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有着极大的关联。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可以获得对于当时社会科学技术的全面了解。

对于历史长河冲刷中留下的古建筑，是文化和历史的缩影，有着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城市人口的快速膨胀，使得新城区的建设或旧城区的改造也在随之加快。城市化在给人们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城市建设或改造与古建筑的保护和发展的矛盾。

1.保护古建筑的意义

1.1古建筑是历史的标志

古建筑文物是历史的标志，承载着一个城市的历史信息，是城市的文脉和灵魂，沉淀着城市的历史记忆，起着标识城市历史，诠释城市发展进程的作用。许多工程宏大、艺术精湛的古建筑，都是过去的劳动人民多少年来的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沉淀了人类文明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其内在的文化内涵与千年的历史痕迹是无法被替代的。古建筑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将古建筑的历史因素进行完整的传承与表达。

1.2古建筑为研究提供例证

我国现存的古建筑本身就是一部实物建筑史，对于研究我国历代建筑的艺术造型、布局、民族风格和建筑结构、材料、施工以及有关的科学技术等等都是珍惜宝贵的资料；古建筑对于研究建筑史来说，更是直接的实物例证。每个古建筑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反映的就是那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式及社会生产生活方式。

1.3古建筑对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中国古建筑的装饰艺术，如木雕、琉璃、壁画、石刻、砖雕、彩画、镶嵌、塑饰、堆叠等等，皆独具一格，成就很高。其中许多技巧，技艺和经验，长期以来不断地为人们所继承和借鉴；无论是对于研究艺术发展史或者创造社会主义新艺术，都有非常很好的指导意义和重要价值。

古建筑的消失也使城市特色的逐渐消失，并对城市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古建筑的保护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对于古建筑的保护，需要我们把握好方法，不能够盲目，那样不仅不能够真正的保护有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对于具有有着重要文物价值，或者历史研究意义的古建筑，应当尽可能的保留现状加以保护。对于极具历史意义建筑的保护，应该进行细致的研究和严格的论证，可以利用现代的建筑手法和材料，但应尽可能的保持古建筑原有的风貌，以避免对于建筑的冲击。

古建筑的价值在于它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西，一经破坏就无法挽回，不可能再生产，再建造。由于人为的或者自然的破坏，使得我国许多古代建筑遭受到损害破坏甚至有些严重的已经毁灭了。虽说，相关部门花了也很重视，花了大力度对古建筑进行翻新重建，但是少部分翻新工程却很失败，保护的效果并不好，甚至产生了破坏。所以保护它们已成为了刻不容缓的大事。

2.保护古建筑的措施

2.1加强民众保护意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古建筑的保护不是一朝一夕和某些人的事，我们应该它提升到全名参与的高度。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建立一个以政府作为主导、完善的文物保护法制体系，同时还要增强全民对于古建筑的保护意识，让全民自觉的，积极的参与到古建筑的保护之中。古建筑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只有我们大家自觉地加入到保护的行列中，古建筑才能永久长存。

2.2建设前做好城市规划

由于古建筑既是历史的遗存又是在发展中的城市，它既要保护又要发展。在发展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建筑文化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如果改变了，就不能说明当时的历史，进而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一般情况下古建筑位于老城区，因此，在城市规划设计或者是旧城改造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到古建筑的保护，必须要保护好古建筑。要保护好古建筑，首先要搞好城市规划，城市规划一旦失误，必定会将造成古建筑不可估量的损失。现如今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建设步骤加快，很多大型古代建筑都受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然而许多地方古建筑保护现状实在不堪，许多本应该得到好好保护和挽救的古建筑，却在城市现代化的建设中遭到了破坏，使得古建筑成为现代化建设中的牺牲品。怎样才能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同时更好得对古建筑进行好的保护，已经成为当下迫在眉睫的问题。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关乎社会各界，不是一个人的事，不过首要的责任应该在政府。因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政府应把保护古建筑作为第一要任，充分把这种理念融入规划之中，在规划的时候就做出慎重的考虑，不可贸然的行动。

2.3提高古建筑保护的科技含量

运用各学科的科学知识对古建筑进行研究，有助于对古代建筑保护。不同类型的古建筑应区别开来，采用不同的保护方式。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在修复古建筑中要充分认识到其特殊性，在修复和保护过程中不要改变古建筑的历史特征，包括形与无形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古建筑保护的每一项干预修复活动均需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同时要开展相关的多学科合作。此外，在修复过程中，当传统的技术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应该借助于现代科技，相对于传统技术，现代科技可更全面和深入地认知古建筑，采取的保护措施就可以更有针对性，更科学。现代科技手段纵然有以上的优势，但始终不能用其代替传统技术，我们应该将两者紧密结合，各有侧重，各展所长。

结语

古建筑保护的目的要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分析，而不仅仅限于它们由于稀有而具备的市场价值。古建筑是城市历史的见证者，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沉淀了人类文明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一旦损毁，文物本体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都将不复存在总之只有把古建筑保护好维修好，让它们以其原有的面貌长久地保存下去，才能发挥，实物的史书，历史的年鉴，文化的载体等的作用保护古建筑，让古建筑一直传承下去，为子孙后代服务，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和神圣天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必须注意对古建筑的建设性的保护，使城市化的建设与古建筑的保护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以保证城市化与古建筑保护和发展的协调、和谐进行，最后达到双赢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华.青岛老建筑的再生运动.青岛日报.2007.10.30.

考古学和科技史篇7

新旧初中课标（分别是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的文化史“内容标准”是课程内容选择的结果，其呈现的差异不仅隐含着文化史的价值取向的变化，还隐含着课程价值取向与历史教育价值取向的变化。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通常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即是精神文化史，主要包括科学技术史、学术思想史、文学艺术史、宗教史、社会史、教育史等等。此文中初中历史课标中的文化史主要是指以上狭义的精神文化史所包括的“内容标准”或“课程内容”，也兼及考古发现的史前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社会生活与习俗等。

价值取向，就是人们在—定场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动的行为倾向，它来自行为主体的价值体系、价值意识[1]。文化史“内容标准”呈现的内容是课标编制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多种历史观选择的结果，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文化史观、社会史观等，体现了现代化、国际化、社会化、政治化等文化价值取向。比较古今中外各类文化史，其中存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科学与人文、社会与政治等文化价值取向差异。

一、分布情况与统计分析类目、单位的确定

（一）分布情况

旧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要点以主题的形式集中呈现，其中中国与世界的古代、近代、现代六个板块都有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学习主题；新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要点则是按照历史朝代的时序性分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课程内容”之后，分散呈现。

（二）统计分析类目

根据初中历史课标的内容呈现，可以将文化史分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化史、世界古代文化史、世界近代文化史、世界现代文化史六个板块，每个板块又分为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社会生活六类。

（三）统计分析单位

以课标中的具体“内容标准”（或“课程内容”）为单位，如旧课标中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知道孔子，了解‘百家争鸣’的主要史实”就是一个单位，包括“孔子”、“百家争鸣”两个知识点，统计分析以上各类文化史的内容标准条数和知识点个数及其所占比例。

二、统计数据结果

新旧课标中呈现的文化史内容标准的条数以及知识点个数统计结果如表1：

根据表1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的内容标准条数及其所占的比例都在减小，其中中国古代文化史减少幅度较小，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减少幅度较大，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初中历史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世界古代文化史个数有所增加，世界近代文化史下降的幅度最大，表明目前对世界近代文化史的关注减弱、重视世界古典文化是学界的共识；中国文化史减少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在中国史中的百分比仍然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国际化的文化意识比较明显。

从表2、表3我们可以发现，新旧初中历史课标中国文化史知识点个数从古至今的变化呈平行下降的状态，世界文化史知识点个数从古至今则是古代不变、近代增加、现代下降，近现代的下降也处于平行的状态。新旧课标比较，中国文化史下降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外现代文化史的知识点个数都是最少，比例也最小，由此可见，现代文化史的内容比较薄弱，有待增加。

根据表2、表3，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的比例最大，占主要地位，由此可见，隐含着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思想，有偏重科学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其次是文学艺术，排第二位，其用较大比例突出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成就，因为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延续，反映出了注重文化的传承。

中国近代文化史中近代科学技术从有到无的变化，表明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远不及思想政治、社会等领域重要。加之，近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具有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时代情怀，其中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思想”“革命文学”等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政治性的文化价值取向很明显。社会生活的百分比虽减少，但仍体现了关注社会生活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社会生活的百分比大幅度下降，思想文化大幅度上升，科学技术略有上升，可见科学技术仍然受到重视，同时与人们生活相关的社会生活史也受到了关注。然而，文学艺术与教育知识点的缺失，显示了在现代精神生活价值取向的模糊性和对教育追求的迷茫性。

世界古代文化史中三大宗教的地位不可动摇，世界古典文化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文学艺术下降的比例最大，但关注到了教育（中世纪的早期大学）。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知识点缺少，使得学生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世界地方古代的社会生活。

世界近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占的比例最大，突出了科学技术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科学化的文化价值意识在世界近代文化史中占有主导地位，而教育、社会生活等知识点的缺失，反映了价值取向的偏颇会导致对历史文化认知的偏颇，在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的作用最为关键，但是同时期教育作用的发挥、社会生活的变化、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是不能忽视的。

在世界现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更是关注的重点，社会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明显。

三、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1.传统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可动摇

对新旧课标古今中外的文化史内容标准条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史在中国古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大于中国近代文化史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和中国现代文化史在中国现代史中所占的比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非常的明显。世界古代文化史在世界古代史中的比例大于世界近代文化史在世界近代史中的比例和世界现代文化史在世界现代史中的比例，重视世界古典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十分突出。中外古代文化史是人类早期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在古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来以致今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的价值要求。因此，重视传统文化史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改变，也不可动摇。与此相比，中外近现代文化史在近现代史中的百分比则较小，受到重视的程度不如古代文化史，现代化的文化价值取向较弱。

2.国际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突出

中外文化史内容标准条数及知识点个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史比例下降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在中国史中的比例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比例，世界文化史受到的重视程度大于中国文化史，重视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弱于重视世界文化的的意识。在学习世界史的过程中多学习世界文化史，体现了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意识，也体现了当今时代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的要求。

3.科学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时代的主旋律

科学技术在近代文化史中所占比例最大，占据主要地位，在现代文化史中关注的重点虽有所转移，但是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文化史中科学技术的比例最大，而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历史课程中，这凸显了崇尚科学这一时代主旋律的文化价值取向。

4.社会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关注的生长点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关注的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还包括一些与人们生活接近的社会问题。相关的知识点在中国史中古今都有，世界史中则是古代、近代没有，现代有；中外比较中国史中较多，世界史中较少。社会问题等相关知识点的出现，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社会、现实社会及文化史的社会性。从社会的角度去认识和关注历史，反映了社会对学习者的新要求。

5.政治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灵魂

政治是文化产生的重要背景，也是文化史选择的重要背景，新课标明确提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以“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2]，可见政治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指引着文化史内容的选择，渗透着整个历史课程。

6.人文精神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归宿

选择历史文化的精华让学生学习，是为了学生不仅能够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还能够全面发展。文化史中有很多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无穷智慧的历史人物及其思想著作等，是提高学生人格魅力、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的好素材。文化史本是有智慧之人的创造杰作，也是培养有智慧人的源泉，从人类的智慧中吸取精华，使学生得以更加全面地发展。这些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根本精神，也就是文化史价值取向的归宿。

（二）思考

新课标中文化史的价值取向多元，主要包括上述几种价值取向，然而受课程观、学生观、教学观、历史观、编写体例等因素的影响，各种文化价值取向会有所偏重，难以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或者应然的状态，这就需要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1.文化史的价值取向要符合当代课程价值取向

过去历史教学大纲中的知识点偏向专业化，过分追求完整的学科体系，是一种以“历史学科知识为中心”的课程价值取向。随着“学科中心”课程的实施，其教学内容（即知识点）普遍存在着“难、繁、偏、旧”的问题，课程教学的侧重点也偏向了传授知识。然而，当代教育要求知识要与学生的社会生活接近要求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当代课程改革特别强调关注学生的发展。文化史的内容与社会生活、学生生活接近吗？关注了学生的发展吗？这不仅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还需要在课程教学中践行。精神层面的文化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何将其融入学生的生活并能够体验，这就需要将文化史知识与课程的价值取向相结合，用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文化史教学。

弄清当代课程价值取向又是重要的一环，事实上，在当今多元价值取向的时代，传统的“学科知识中心”、“学生中心”、“社会中心”课程价值取向，没有哪一种能够起绝对的主导作用，而是多种课程价值取向的共生共存共发展。正如教授所说的：“知识本位、社会本位、人本位等三种价值取向是人们对课程形成的基本价值取向，在网络化生存、全球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下，在课程价值取向上体现出多元价值的和平共存和多元共生，通过对知识观与社会服务观的重新认识与改造，形成了以人文精神为最终追求的当代课程价值取向。”[2]

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的选择受当代课程价值取向影响，选择的结果中也蕴含着当代的课程价值取向，本土化、国际化、科学化、传统化、现代化等诸多文化史价值取向要继承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的合理内核，符合以人文精神为最终追求的当代课程价值取向。

2.多元的文化价值取向应该趋于平衡

虽然文化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多元中免不了有所偏重。比如古今文化史，中外古代文化史在中外古代史中的百分比远远大于中外近现代文化史在中外近现代史中的百分比；古今中外各类文化史中的比例，有时候科学技术最大，有时候文学艺术最大、有时候思想文化最大，有时候社会生活最大，古今中外各类文化史的比例差距较大，明显可以看出文化价值取向的偏重。偏重略微或轻微的偏重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不能偏得太重，以致失去了平衡。因此在遵循历史学科规律的前提条件下，在有些知识点上做一下调整，从而减小一些文化价值取向的偏重程度，实现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的平衡。

参考文献：

[1]唐日新等.价值取向与价值导向[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3.

[2].课程价值取向的时代走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10）：46.

考古学和科技史篇8

关键词：古陶瓷；方法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5-0168-01

古陶瓷研究方法论与时代的文化、科技水平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古代，古器物研究水平决定对古陶瓷研究的高低。近代以来，随着科技文化的不断进步，古陶瓷研究的方法也在不断更新。总体而言，对古陶瓷研究的方法是在不断丰富，研究的范围也不断的拓展，从零散到系统，从单一到丰富，研究也向系统化、理论化发展。

以古陶瓷本身为研究对象，以古陶瓷鉴赏为研究目的：北宋时期，金石学、古器物学开始兴盛，重视对古代器物的考证与收藏，以古器物学的研究方法对古代文物进行考证，这一研究文物的理论方法一直持续到清代晚期。这个时期，古陶瓷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器物本身的观赏与把玩，热衷对瓷器的器型、釉色、纹饰、款识等方面的考证，而对其内涵并不做深入系统的考究。成书于明代洪武年间的《格古要论》，是古代关于陶瓷研究十分重要的书籍，在谈及宋代五大名窑时，只是谈五大名窑各个窑口特征的不同，及瓷器的一些固有特点，而对其美学特征及其艺术特点谈及较少。以收藏鉴赏为目的研究方法，对古陶瓷的综合研究免不了会产生一些偏颇。对各个时期瓷器认识不深入，从而不可能认识到古陶瓷的发展演变规律，也不可认识古陶瓷真正的内在价值。北宋一直到清末，遗留的古陶瓷研究著作多停留在对古代器物的描述当中，对古陶瓷进行系统整理的书籍，此时尚未出现。

西方考古学运用于古陶瓷研究，以考证古陶瓷发展史为主要目标：随着近代西方考古学的传入，以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地层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应用于古陶瓷的研究领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考古学家陈万里先生为代表的陶瓷考古先驱，第一次实地发掘了浙江省的龙泉窑，结合古代文献对龙泉瓷器的记载，对不同时期的瓷片及窑具进行分类。依据地层学的原理，将器物按照地层叠压的关系进行年代的区分，再用类型学方法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历代龙泉窑生产演变的发展规律，以及产品的风格特征，作为龙泉窑瓷器年代判定的主要依据。将陶瓷考古的发掘成果作为古陶瓷研究的主要依据，在中国古陶瓷研究史上是开天辟地的事情，使第一线的考古资料与传世实物进行对比研究，为古陶瓷研究找到了可靠的参考资料，解决了历史上的许多遗留问题。考古学与古陶瓷研究相结合，形成了两个学科交叉形成的新学科，陶瓷考古学。考古学在古陶瓷研究方面的普遍应用，为系统的研究古代陶瓷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的研究著作，是以吴仁静、辛安潮先生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为代表。该书虽然内容较为简略，却系统的介绍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历史的脉络。以史论的形式编写古陶瓷的著作，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方法。此时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日本学者三山次男对中国外销瓷器领域的研究及对中国的制瓷技术对世界制瓷业的影响的考证，都是过去没有涉及的研究领域。

近代科学技术在研究中应用，以分析古陶瓷微观结构为研究方法：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物理化学方法运用于古代陶瓷的研究当中，产生了许多应用于陶瓷断代的科学仪器，像分析陶瓷年代的热释光技术，能够准确将器物断代，用化学方法检测陶瓷的物质成分构成，判断出古代陶瓷的物质元素，与采集的陶瓷标本进行分析，准确判定陶瓷的大体窑口，为古陶瓷的断代研究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由于我国的窑口众多，很难区分器物的准确窑口，造成了对其研究的不便。借助科学仪器的帮助，较准确的认清器物的归属，明确其价值，有利于对古陶瓷的把握与研究。利用科技研究古代陶瓷在民国时期就开始应用，李家治等先生编写的《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一书，是以科技分析应用于陶瓷研究的代表著作，该书详细分析了古代陶瓷的微观结构，化学物质的构成比例，开启了近代陶瓷科技研究的先河。

当代以多学科理论为研究背景，多方位研究为目标：随着古陶瓷研究的深入，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也应用于古陶瓷研究领域。因为单单对古陶瓷本身进行研究，很难再找出新的研究方向。再有，古陶瓷是古代社会生活的物质实用器皿，但与古代的社会经济、物质生产技术、及古代审美思想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要想全面的研究古陶瓷，还需其他学科的知识作为背景。当代许多研究大家在最初并不是研究古代陶瓷的，而是在后来用自己所掌握学科领域知识来进行古陶瓷的研究，反而会出现一些新的研究思路。研究陶瓷美学的熊廖先生，他过去在中国美院主要是对美术史和传统美学的研究，将中国美学领域的知识、方法引用到古陶瓷领域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陶瓷美学。当代古陶瓷研究的方向是多元化的，深入去研究古陶瓷的本质与内涵，就必须以其他相关的学科做为学术背景，形成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