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理论范文

时间:2023-10-19 15:34:33

考古学理论

考古学理论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20下半叶以来,考古学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了很大的飞跃,尤其是通过对中外考古学理论的对比研究之后,深切地感受到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考古学理论在以后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道路上一定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某种角度来说,对考古学理论的研究是迫在眉睫,我们一定要对考古学理论的认识上升到一个高度,因为对考古学理论的研究是我们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它决定着我们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影响,而且也决定着考古学以后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古今中外,人们对古代的事物似乎都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怀。其中有人们对古代事物的好奇,有对古代事物的崇拜,有对古代事物的喜欢,等等。这也许是科学考古学形成的原因之一。科学考古学在形成之后就在技术和理论的影响之下慢慢前行,其理论的发展过程更是曲折,可以说考古学的理论是在不断的否定基础上前进的。下面就谈一谈关于考古学理论方面的认识。首先有这两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引起注意。第一,考古学的研究需要理论吗?第二,考古学理论是什么?

考古学的研究需要理论吗?这个问题在现在看来犹如废话,可是在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它确实是缺失的。如果考古学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论的指导,那么无论我们在这上面花费多大的时间和精力,那都只会是徒劳。结合我国考古学的形成和早期的发展来看,考古学的理论在我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地位。张光直教授曾在特里格《时间与传统》的中文译本的序中提到,最近两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固然是对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活动很可靠的反映,而在这里面根本没有“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可见,“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①考古学理论在我国早期的考古学的研究中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是有其原因的。首先,现代考古学在我国的形成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当时受国内的“五四”运动和古史辨运动的影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上古史提出了质疑,而且还对史籍中对早期国家的记载提出了质疑,于是这就遭到传统史学派的反对,但是他们又没有具体的实物证据。所以,双方就都把目光投向了考古实物。其次,我国早期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也陆续回国,他们大部分在国外学的是地质古生物学。李济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了人类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他决定开始在山西省沿汾河流域进行初步调查,并与1926年10月到12月开始了对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关于李济先生发掘夏县西阴村的动机我们可以在《李济文集卷二》里找到,受当时安特生在对我国进行的一些考古发掘基础上形成的对我国史前文化的认识和史前文化与历史文化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李济先生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调查与考古发掘找到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进行的考古发掘为我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掀开了帷幕,也正是他的这一动机或发掘目的使我国的考古学在一开始就走向了历史学的范畴,其在发掘过程中对地层和出土物的观察和分类的方法还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梁思永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并受了现代考古学的专门训练。1930年夏季毕业回国之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发掘,其主要贡献之一是依据考古地层学的证据,确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小屯殷墟文化之间的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大问题。由于这些早期的学者将中国考古学坚定的放在了历史学的范畴之内,将考古学引上了一条有别于西方考古学的发展道路。最后,再加之史学研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至尊的地位,于是我国的考古学在一开始就走上了同金石学有着共同目标的证经补史的道路,也就是说考古学的发展是为历史学提供服务的。它的目的只是通过考古发掘来填补历史上的空缺。所以早期我国考古学所运用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都是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考古学理论在我国早期考古研究中的缺失并不代表考古学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论的指导。对于考古学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分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考古材料的积累,这其中又包含两个部分。一是获取考古材料的途径,二是对获得的考古材料作基础性的研究,为后面的进一步的研究打好前提和基础。第二是对考古材料的解释或从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关于第一个方面,主要包括田野考古的调查与发掘以及对发掘现场遗迹和遗物的基本信息的获取,在发掘过程中对考古地层学的应用以及对出土遗物所进行的类型学的分析,而且从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大部分重大考古事件的发生都是很偶然的事情,例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掘和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都是在无意中发现的。所以在第一个方面即考古材料的积累方面对考古学理论的涉及很少。但是在第二方面也即对考古材料的解释或从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方面对考古学的理论要求非常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考古学具体理论的指导,那么对考古学的解释可能就会停滞不前。而且衡量考古学的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它对考古材料的解释能力,而并不是看考古材料的积累的多少。这就如同在一些自然学科里一样,如果我们只是积累现象而不去总结规律的话,那么就不会有那些对后来影响巨大的定理。考古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是一门学科,其目的也同其它学科一样在于探索在某一领域的规律,而考古学要探索的规律不只是简单的还原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力求了解人类在过去是如何生活的,力图探索考古现象产生的原因,并解释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换句话说,如果古代人们的生活是现象,那么我们就要探索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现象的发生。而我们现在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古代人们生活的全部遗留。由于各种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再加上由于某些物质材料不易保存的原因都导致了我们现在所发现的不可能是古代人们的全部遗留物。所以我们要通过仅存的不完整的遗存去探索古代人们生活的规律,其难度无疑使非常大的,如果再加上没有理论的指导,那么其结果就微乎其微。我们可以把考古发掘的遗留物划分为物质生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相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遗留物,对精神方面的遗留物的研究更加需要理论的指导,因为它不直接作用于物质生产对象,它反映的都是人们的日常精神生活。考古学探索的问题被西方考古学家用6个“W”来表达,它们是Who(谁)、What(什么)、When(何时)、Where(何处或从何而来)、How(怎么回事)和Why(为什么)。②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考古学家把他们研究的重点越来越放在了后两个方面,也就是对产生事物内在原因的探索,既然是探索事物产生的内在原因而不是对事物外在方面的观察和总结,所以考古学的理论是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而且越来越被重视的一部分。

考古学理论范文第2篇

我国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马桥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命名的,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苏秉琦先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对于我国考古学向纵深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区、系、类型”理论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据“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先生将我国群星璀璨的考古学文化归纳为六大区,“区、系、类型”中的“区”不仅空间大于考古学文化区,而且“区、系、类型”中“区”的层次也高于考古学文化区。苏秉琦先生从全新的高度将“考古学文化区”的概念上升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不仅为考古学建立了更加广阔的时空框架,也为宏观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动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苏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为国家形成的三种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论,因此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实际上已成为通过考古学方法研究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基础③。考古学理论来源于考古学实践,考古学理论应对学科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苏秉琦先生基于现有资料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探索虽具有前瞻性,然这一理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实践中也日渐显现出理论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而出现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确。“区、系、类型”理论中出现了考古学文化的“区”、考古学文化的“系”和考古学文化的“类型”,苏秉琦先生对“区、系、类型”的定义如下:“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原有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类型”等考古学专业名词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义不同。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定义,“区、系、类型”中的“区是块块”,属于空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区也同样属于空间范畴。在苏秉琦先生划分的六大区系中,“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即海岱地区;尽管苏秉琦先生认为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属另一个文化系统,实际上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归属海岱地区的一个亚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则包含了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划分,“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却包含着“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的分布区。因此“区、系、类型”的“区”似乎既可等同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又可包含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此外,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或以省命名,如“陕甘晋”“、山东”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长江下游”“、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等。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学的基本标准④,而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中“区”的命名,既无统一的标准,又无规律可寻。“区、系、类型”中的“系是条条”,显然属于时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发展演进也同样属于时间范畴。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发展演进为龙山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发展演进为良渚文化的论述,“区、系、类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发展演进而不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分期属于量变,而文化的发展演进则属于质变,质变是由量变的积累而发生的突变。因此,“区、系、类型”中的“系”与文化分期、文化演进的相互关系的区分,“系”的时间概念与文化分期和文化演进的时间概念的区分,显然存在着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在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围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异,往往又分为若干类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等,而龙山文化则有“城子崖类型”和“两城镇类型”等。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中,“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区、系、类型”中的“类型”与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有着不同的概念。

“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与分支也同样存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区、系、类型”的“区”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区的“区”“,区、系、类型”的“类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类型”。考古学理论既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又须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一个学科中用同样文字的专业名词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着不同的定义,似乎有悖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考古学理论应具有普遍性,应适用于不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如仅适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区系的划分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区。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中划分的六大区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学文化空白区的情况下划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因此六大区系的划分出现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东部和江淮中部地区在当时还是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还没有龙虬庄、侯家寨、凌家滩、双墩等遗址的发掘,还没有龙虬庄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划分了华夏、东夷和苗蛮民族集团的空间分布范围。其中将渤海湾以西到钱塘江以北划为东夷民族的分布空间⑤(图一)。而苏秉琦先生将我国东部沿海划分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显然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区,显然强调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属性而忽略了区系划分的民族学属性。“‘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有着共同的传统,所以在它的遗迹和遗物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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