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范文
时间：2023-11-16 15:14:29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1篇
民族学对考古学阐释的贡献
东灰山遗址炭化小麦再议
难忘在邹衡先生身边学习的日子
先生睿智之光指引我的学术路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聚落与社会
郧县人遗址石制品的拼合研究
百色手斧与手镐比较研究
中国手斧的区域特征及中西比较
匼河6054地点1963、1978年的发掘
江苏金坛和尚墩旧石器遗址研究
环日本海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东南亚古文化研究的几个课题
中国东南史前文化及其交流
试论关中仰韶文化早期的折腹罐
邹衡先生与“郑亳说”创建历程
邹衡先生先周文化研究的贡献与影响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区系研究
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新石器时代华北袋足器的演变及其背景
东北地区近几年旧石器考古的新发现与研究
柳湾各期墓葬的埋葬过程及相关问题
农民与采集者的相互关系:来自西亚的认识
中国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展望
豫西晋西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研究
试论商洛东龙山遗址所发现的龙山时代遗存
重温邹衡先生《中国文明的诞生》之感
跟随邹衡先生在新疆考察的往事与回忆
岁月留痕——严文明先生学习、工作照片
粤东闽南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谱系
河姆渡与中国东南史前的低水平食物生产经济
还是要向邹衡学习——纪念邹衡逝世五周年
凿空的智慧难忘的友谊——忆与邹衡先生往事七则
求实创新探索前进——学习邹衡先生的治学精神
点点滴滴润心田——纪念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
嵩山东南麓MIS3阶段古人类的栖居形态及相关问题
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论古代系绳石刀的功能——兼谈民族考古学方法
河南巩义市北侯村现存的陶器磨光工艺技术调查
试论史前中国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的历史进程
李家沟、大岗与柿子滩9地点的地层及相关问题
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区域特征与发展阶段
中国南方早期陶器的年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标志的问题
粤西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编年及相关问题的考察
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格局
“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怀念邹衡先生
移民、贸易、仿制与创新——宗日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分析
孜孜矻矻是本色求真唯实夏商周——怀念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
海南岛本地黎民族考古调查报告——方通村的生态环境与本地黎文化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命名、类型、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王仁湘先生是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知名学者，对其著作进行研读，对我们的学习、研究具有极强的指示作用。王仁湘先生在史前考古研究领域有极高的造诣，对仰韶文化的研究更是有其独到之处。故选择论文集中的《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精读。三篇文章分别从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及考古学文化命名三个问题展开。这三个问题，无论是在考古学理论研究还是在田野考古实践中都是时常碰到的核心问题。本文分别从文章的主要内容、观点等方面做介绍。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曾发表于《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系统的介绍了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文章第一部分，详细介绍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做出指导意见的具体论述及相关背景。文章第二部分，列举了各家看法，并提出独到见解，如：指出应在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中应强调陶器群的量化问题。文章第三部分，介绍各家对考古学文化“三要素” 的观点，同时指出考古学文化“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特征”。文章第四部分，是本文创新之处，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部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
二、区系类型问题的研究―《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
《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文物》2003年第4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文章主要围绕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确立及关系问题展开论述，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1959年，类型划分问题的提出，及半坡早于庙底沟、后者早于前者、两者同时并存这三种说法的提出。文章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庙底沟早于半坡这一最初的简单论证，安志敏、马承源学者的观点。文章第三部分，又介绍了一个完全相反观点的提出即半坡是老者，196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一个简要的地层关系报告，它对两类型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章第四部分，又是一个新论证，即同时并存（犬牙交错的两个类型）。
三、对考古学文化渊源的解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
《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考古》2003年第6期，从文章题目可知该文重点探讨仰韶文化“渊源”，即仰韶文化的“源头”问题。该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叙述。第一部分，80年代确定仰韶文化源头的历程。安特生将河南、甘肃发现的彩陶，同中亚土库曼的安诺文化彩陶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梁思永先生发现了安阳后岗“三叠层”，尹达先后多次撰文否定了“西来说”、“六期说”。但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第二部分，从多源观到一源观。“分源”问题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突破。严文明、张忠培先生发表了相似的“分源”观点，严文明先生建议将仰韶文化“一分为二”，将后岗―大司空和半坡―庙底沟作为两个不同系统区分开来。第三部分，关于仰韶文化与仰韶体系。王仁湘先生指出，研究仰韶文化的来源，追本最为切要。目前学界构建的大仰韶文化体系内涵并不是单一的，内涵不同、源流不同。王仁湘先生将陇东―关中―陕南―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即典型仰韶文化。北首岭下层划为前仰韶文化。周边分布区分别命名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等。第四部分，前半坡来源问题。王仁湘先生在文中指出白家村文化（大地湾、老官台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来源。同时“北首岭类型”似乎是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一个中间类型，是已知仰韶文化最近的渊源，但北首岭类型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缺环。第五部分，前仰韶：20世纪没有完全破解的迷。
四、几点思考
1、王仁湘先生在《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的第四部分（“命名确认”程序）中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部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的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这是他的创新之处。
2、通过这三篇文章的阅读，发现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出发点分别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渊源的探索问题。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自始至终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在考古实践中常常遇到的问题。那么，我们将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呢？
3、欲对一个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应当首先把握住它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幅度。这项研究中通常要用到类型学的方法。其次就是考古地层学的运用。
4、同样的地层，为什么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王先生在《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中指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证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为何出现这样的局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怎样解决，现在似乎还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在前人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来。在考古学研究中，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基本理论，关于这两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基本内容上文已做详细阐述，但是如何正确熟练的运用这些理论却是一个较难的问题。
5、通过阅读王仁湘先生的三篇文章，我对考古学文化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会发现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是这也是我们不断改进研究方法的动力，前人在探索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他们长时期的坚持等等，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2]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8期。
[3]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
[5]马承源：《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问题》，《考古》1961年7期。
[6]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1期。
[7]苏秉琦：《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文物》1982年4期。
[8]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9]俞伟超：《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文化部文物局第一期田野考古工作领队培训班讲稿，1986年。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3篇
从比较中认识研究对象
与美术考古学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学科是考古学和美术史学,这里有必要通过比较,明晰三者研究对象的知识边界(参见下面比较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6],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其中的一部分,即“实物资料”中的“美术品”部分;另外,传世品也是美术考古学重要研究对象[7](P17),而它只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平行参考资料。根据美术品的特征,下列两类实物排除在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之外:一是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但“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动物化石、植物孢粉等;二是仅具有实用功能,难以引起人审美感受的人工创造物,如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书法、篆刻等美术种类[1](P526)。它与美术考古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基本相同,只是侧重点和研究方法各异。二者的差别在于美术史是在纵向的时间序列中研究审美关系的发展演变,它的时间范围可以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当代;而美术考古则要在特定的“考古学文化”这样横向的共生关系中,探讨“奠定这种审美意识的经济生产、社会制度、民族文化和受这些制约的一系列的特定环境下的审美创作活动”[8](P139),它只限于古代。该学科旨在通过美术遗迹和遗物的视角,深入研究隐藏在那些“物”背后的“人类观念”。例如,在绘画方面,美术史主要研究卷轴画,着重于表现手法、风格流派、画家生平等等,以把握时代的审美风尚和规律;而美术考古主要研究岩画、建筑壁画和墓室壁画。它要尽可能参考同一时期所有的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以求在全面复原历史的情况下来微观某一美术作品,不但是时代的审美意识(确切地说,这方面要借鉴美术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是支撑这一审美意识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后力求达到对该时期人类文化观念的认知和体察。再如,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多是雕塑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这些作品因中国“重道不重器”的思想根源,很少有明确的创作者姓名留下,因此它们代表的是一种群体作品,具有社会性特征;而美术史则着重个案研究,如对艺术家或者艺术流派的关注,因此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9](P232)。归根结蒂,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服务于该学科的研究目的的。考古学旨在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美术史在于研究美术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美术考古则是通过古代遗留下来的美术品了解人类的文化史和观念史。
从特征中把握研究对象
中国的厚葬之风体现了古人“视死如生”的观念,墓室是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缩影,他(她)既要继续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又渴望在仙境中获得再生;隆重严肃的墓葬仪式和祖先祭祀活动,正体现了活人与死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生人往往借着死人的余荫,就是借着祖宗的功德或显赫的威名来在社会上立足。而死人又借着生人的功业而声名得以显耀,已死者和仍活着的人虽然死生之路断,幽明之路隔,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10](P180)正因为此,墓葬的形制规模、布局装饰和明器的使用,无不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精细心思。它们凝结了高度的艺术性,但当初人们在建造和制作时,却抱有明显的功利目的,这里艺术之美是服务于功利之用的。这样以来,中国的墓葬中包含了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汉代墓葬出土的画像石砖就被喻为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美术考古学正要透过艺术来解码社会。
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还有相当大部分来自于宗教美术遗迹。宗教对艺术的依赖,使它几乎要把所有的艺术都统以信仰的名义,这一点尤其是在古代美术品中表现比较突出,因而宗教美术就成为美术考古学中分量较重的一个研究门类。石窟寺艺术就是一个代表。它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的一支奇葩。它非凡的艺术性背后,却是古代人们渴望摆脱现实的苦恼,为自己求得福地的功利性目的。古代工艺美术也有一大类是用来作礼器的,它们与政治、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礼记•郊特牲》载:“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11](P145),由此可见,陶器在郊祭仪式中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含义[12](P3);再如,《左传•宣公三年》载,鼎“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13](P437),青铜礼器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是政权、神权合二为一的至尊象征;《周礼•春官宗伯》也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14](P193)的记载。其他如绘画中的帛画、壁画,建筑中的坛庙、陵墓、寺观,雕塑中的陪葬俑、象生、造像等等,它们都烙下了宗教的印记。
宗教和艺术是如何统而为一呢?简•布洛克在《原始艺术哲学》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说明:“非洲雕刻极少脱离他们举行宗教仪式时巫术—宗教的、仪式性的功用,它们很少展示给人们看,或仅仅为了视觉愉悦而制作,它们最主要的作用是作为仪式庆典的组成部分。它们远不是只用来从一个独立的、拉开距离的观察角度去观看,更典型的情形是观察者努力置身于一个具有现实、宗教和社会意义的丰富多彩的统一境界中,在这种统一的境界里,很难说面具的视觉没能够被区分出来作为独立的审美价值判断。实际上,……原始审美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它能够促使观察者积极体验那种完全情感化、审美化、宗教化、社会化和魔幻化的经验。”[15](P10)从这段对原始艺术的阐述中,我们同样可以领悟到,古代美术品正是通过艺术感染力使观者置身于一个魔幻般的宗教境地。在研究宗教美术时,我们既要有科学的立场,不能沉迷于宗教,也要有客观的态度,不能完全为艺术所折服。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4篇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与宫庙殿堂建筑不能杂处。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是“卫君”之地,也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地方。这种“消费”性“城”需要有为其服务的民众,但“民众”应安排在“城”附近的“郭”中,即所谓“郭以居民”。这种“郭”可以理解为象偃师商城之“大城”,也可以理解为“城”旁之“居民区”。我们注意到,龙山时代晚期也发现了一些内外双重城垣的城址。它们是否为“卫君”之"城”和“居民”之“郭”,还要通过进一步考古工作去研究。总之,我们在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时,还要注意与之相关的“郭”或其附近的“居民区”遗址。它们二者是“分居”的。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是国家的象征。“传说历史”与考古发现都证实,这种国家象征的“城”,当时可能同时存在多座,分布在多处,形成“万国”、“万邦”林立局面。这个时期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是前后衔接的。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王国”历史之前,有着丰富的“传说历史”,这些“传说”被后代所记载。上述代代口传的历史,也应该属于历史。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夏之前为“龙山时代”,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发达的“龙山时代”的考古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5篇
【摘 要】李济在中国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古史研究和中华文明起源等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贡献。他主持或参与了新中国建立前的历次殷墟发掘，并终生致力于殷墟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国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就是在他领导或参与的一系列考古发掘与研究下形成、发展和完善的。他积极倡导并参与了上古史的重建，他的实践为古史研究构建了一条新的可行之路。李济还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学术眼光的学者，能够从世界范围内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传播和交流。他的这种宽阔的学术视野使他走在了同时代学者的最前列。
李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在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古史重建和中华文明起源等研究领域做出的开拓性贡献，已成为一笔重要的学术财富。追昔抚今，中国考古学跳动着的鲜活的灵魂里，依然有李济所遗传下来的基因。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重述他的思想，反思他的方法。关于其学术思想与方法，已有学者作过探究[1]。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拟从考古学基本操作到古史研究的一般方法再到中华文明起源，逐一再探先哲之治学方法。
一、地层学与类型学
1926年，李济在清华大学作题为《考古学》的演讲，最早提出了“地层学”的问题，指出：“考古学家也可以藉着这种方法来定古物的年代。”[2]同年，他主持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将当时西方流行的地层学应用到中国考古学实践中。李济采用了一种“拨葱式”方法 [3]，即“注意土色的变迁”[4]，按土色变化层层揭露遗址。他还详细记录各个地层的状况，并绘制平、剖面图。对于重要出土物，他采用“三点记载法”，即记录“出土物的位置与参考点之间的三维距离”[5]。“三点”即器物出土位置与参考点间的纵、横距离及其距地表的深度这三个参数。今天，我们依据这些记录仍可清楚地再现西阴遗址的地层关系和每件重要出土物的位置。
这一方法适合记录重要出土物的坐标，但不适合用以记录所有出土物。一般性出土物的数量巨大，无法做到件件都记录它的三维坐标。于是李济又发明了一个“层叠法”，用以记载一切屡见的遗物。“层叠法”是指按某一固定长度单位划分地层，即“由起点下行第一公尺叫作A层；第二公尺B层；依次递降，用英文字母大写作记”[6]。利用“层叠法”记录出土物位置，具体做法是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人为划定的大地层，用小写英文字母表示按土色划分的分层，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探方的编号，三者按大地层、探方编号、分层的顺序连在一起，就完成对一堆遗物的记载。例如一堆器物的编号是B4c，表示这堆器物出土于第四探方第二层中的第三分层。1930年，李济主持城子崖遗址的首次发掘，同样采用了“三点记载法”记录重要遗物的出土位置，采用“层叠法”记录一般遗物的出土位置，即按人为划分的等距的水平层进行发掘和记录。实际上，相关资料没有明确记载城子崖遗址是按水平层进行发掘的。陈星灿依据该遗址平、剖面图和发掘者对器物的记录方式，准确地推测出了这一事实[7]。“层叠法”的好处在于最大限度地记录地层中出土的一切遗物。但是文化层堆积不是水平的，堆积的厚度也不一致，为了准确地识别出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及其叠压打破关系，需要依据土质、土色及包含物划分地层。“层叠法”以人为方式划分等距的水平层，背离了上述原则，实质上仍然是地质地层学的沿袭[8]。这种方法容易造成出土物层位关系的混淆，所以，按水平层进行考古发掘的做法很快被抛弃，而早期采用这种方法的考古发掘也常常为后人所诟病。事实上，李济的“层叠法”没有完全背离按土质、土色及包含物划分地层的原则。这一方法按固定的长度划分水平层，但每一层内又划分出分层，“分层的厚薄，由土色及每次所动的土的容积定。分层按上下次序用英文字母小写字作记”[9]。城子崖遗址发掘时，“凡一坑之土质、土色、层次及文化遗物，均需详记于册”[10]。水平层内再按土质、土色以及包含物划分分层的做法，就是李济所说的“拨葱式”的发掘方法，符合科学的考古地层学原理。故陈星灿说：“即使完全使用水平层位的发掘方法，也还是能够在剖面上看到自然的叠压状态的，也是能够在平面上发现文化层的区别的。”[11]可以说，李济主持的西阴遗址发掘与城子崖遗址首次发掘实现了对当时欧美先进考古发掘方法的借用。当时的地层学尚处在摸索时期，与今天成熟、完善的地层学不可同日而语。李济开创的地层学尽管存在着很多缺陷，却无法抹杀它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
李济在随后主持和领导的殷墟发掘中，进一步完善了地层学。尤其是1931年梁思永把地层学和类型学相结合，成功辨识出后岗遗址中的仰韶、龙山与殷墟文化三叠层，标志着中国考古地层学运用的成熟。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6篇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
关键词：艺术考古学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一、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
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
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
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
参考文献：
[1]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C].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7篇
【摘要题】比较研究
【关键词】李济/苏秉琦/邹衡/考古类型学
在近八十年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考古类型学研究，这些各具特色的类型学研究不仅记录了重要的考古资料，而且反映了学科方法论的发展历程。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这些类型学研究在认识和实践方面存在的差别，一方面和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环境以及考古学科发展状况有关，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是研究者本人的学习经历和知识体系结构。本文拟选择三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产生影响但学习经历不同的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试图从个体社会化差异方面探讨造成学术研究方面差别的原因。
这三位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是：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注：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集选》，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及《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及《天马——曲村（1980—1989）》[5]。
一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是对小屯10座墓葬中出土的76件青铜容器所作的类型学研究。他研究青铜容器形态时，像处理人头骨数据一样，把每个容器视为由若干部分即形态元素组成的复合体，为了便于研究他对容器的各部位进行了划分，并列表给出各部位的名称。
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容器型式的划分，起到了明显的规范作用。至于青铜容器的形式划分，作者仍沿用《殷墟陶器图录》提出的容器的分类标准，有以下四条：
（1）以最下部作为第一数的标准：圜底000—099、平底器100—199、圈足器200—299、三足器300—399、四足器400—499，……
（2）每目内再按照上部的形态，定0—99的秩序，大致依口径与体高相比的大小容器的浅深为准；口大的，身浅的在前；口小的，身深的在后；中间又以周壁与底部的角度，唇缘的结构等作更详细的划分准则：向外撇的居前，向内拱的居后。
（3）他种形式上的变化，如周壁的曲线，最大截面所在；耳、把、鼻、柄、嘴、流等，附着品的有无，往往构成该件器物的个性；这些变化并无秩序可循，只能随着具有这些附着品的器物一般的形制排列；序数后加罗马字，分辨型别，表示它们的个性。
（4）在形制上可以独立的器物，即构成一“式”，照所列秩序，予一数字，以为标本，名为“序数”；每一式内再分若干“型”，用罗马字标明，以类别形制相近而有小异的标本。
李先生的分类，首先将容器整体分解成上部“容量部分”和下部“底或足”，也就是非容量部分；器物下部为分类的第一标准，根据形态特征分为五类，即五“目”，器物上部的几何轮廓由倒梯形—宽扁长方形—正方形—高扁长方形—正梯形的顺序用01至99加以区分。首先，每种器物外轮廓的基本形态以三位代码的形式标记识别，编码打破了整体器形的限制，如在三足目中305、313、325、368都是鼎形器，中间的310却是爵形器，这种编码的实质是对器物形态分类的一种管理手段，而不是对器形整体演进的排序。其次，同一序数标记的器物，以更细致的外形要素的特征，特别是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出的数据作为区分型别的指标。如248式觚形器，用腹径比体高的百分数得到高宽指数，数据区间为10.4至30.48，每进五点即设一个新型，由此得到P、Q、R、S、T由粗矮至细长五个型别。这种用数据的区间范围划分型别进行分类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分类方法颇为类似，比如按光波的波长由长到短分为红外线、可见光和紫外线三类。李济称：“这样分目排列的办法只具有一个极简单的目的：便于检查。至于这个排列的秩序是否可以看出形态上的关系出来，却是另外的问题”。举个例子，如M388出土的觚形器标记为248Q，其中第一位数字（2）和第二、三区位的数字（48）均为序数，第四位罗马字（Q）为型别。
苏先生首先从全器的结构和腹足的形式即基本形制特征研究如何分类，继而提出从产生原型去探讨不同形制陶鬲谱系的问题。后来他在《瓦鬲的研究》一文中又对这四个类型鬲的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前后两篇文章使用的类型符号及其指代的陶鬲的命名对照见下表。
《瓦鬲的研究》用单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型，与之对应的小写字母表示亚型，两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中间型，大写字母加阿拉伯数字表示组别。作者有着鲜明的追求历史过程的研究取向，以进化论的思想按发生学的原则论述了瓦鬲由产生而经历从A演进至B，从B演进至C，进而演进至D并最终衰亡的过程。《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里提出的陶鬲发生、发展及其谱系关系，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陶鬲的分类系统的认识。本文根据《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的文字和附图制成表5，结合这个表阅读有关瓦鬲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作者先拟定出一条陶鬲进化的链条，每一类型下的组排列成具有演进关系的小链条，各个类型之间在通过中间型连接成更长的、较完整的链条。因此在陶鬲类型学研究中，作者排序的逻辑思维十分突出而分类的逻辑思维却不很清晰，《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提出的分组标准，既含有排序又含有分类，推测作者原本打算先把标本区分开，待找到确切的证据后再将其排序，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的类型学研究对象，是殷墟各地点的发掘报告中对于作者而言有分期意义的陶器和铜器。该文首创的表述器物型式的语言范式，已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使用，即用汉字标示“类”，大写英文字母标示“型”，小写英文字母标示“亚型”，大写罗马数字标示“式”。例如陶器的型式有三种情况，最多见的是划分型、亚型、式三个层次，其次是划分型、式两个层次，最少见的是只用式别来区分。按照作者对17种陶器研究的先后顺序，归纳出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的体系结构，这一体系结构如左图一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类型学研究体系包括分型和分式两部分核心内容，即分类和排序，换言之，分型就是分类，分式就是排序（注：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体系中的型式符号突出体现了标本之间的形态逻辑关系，但却不能由型式符号得出标本的具体形态，也就是说，这种型式符号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关系。
如果要说《天马—曲村》一书和《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在类型学研究方面的区别的话，前者是田野考古报告，首要的问题是准确真实地发表好资料，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报告编写者着重考虑的是器物类型规范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器物标本编码体系和器物标本形态特征之间关系的探索，并以青铜容器和戈、圭、璋三种非容器作了实验。
报告将青铜容器分为“底或裆”、“足”、“领、口或沿”、“肩”、“腹”五部分，分别将各部分的形态特征分类列表，并给予每类特征一个指定代码，参见表6。所有青铜容器都按照以上五部分的顺序用符号表示，形成该器物的型别编码，这样，一件青铜容器标本的整体基本形制特征的“标准化”通过其各个组成部分特征的“标准化”得以实现。例如如果将《天马—曲村》与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均以便于发表资料和研究为目的，按器物形态组成要素的特征进行分类，用大写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为代码标示。邹衡将器物的组成部位大致按照非容器部分和容器部分分开，先列出底、裆、足的特征代码，之后再由从上至下的顺序列出领、口、肩、腹的特征代码，似乎也是受了李济的影响，但又有别于李济的划分方式，如《天马—曲村》中铜甗M6069:2，型别为HFC01′，这件甗为弧裆、柱足，显然“裆”是一种特殊的“底”，和“足”不能混淆，不同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将甗归入“三足目”的做法。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天马—曲村》的分类系统采用面分类的方法，《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则基本采用了线分类的方法，即分类模式的差别（注：关于面分类方法和线分类方法，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
二
考古类型学研究是研究者的思维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和方法的体现。而抽象思维能力是个人接受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与提高是和学校的教育与培养分不开的。从三位考古学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学术成长过程的学科背景中可以领悟出他们各自的研究风格背后传递的学术思想。
李济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先后在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来”（注：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来他对器物形态的研究深受量人脑袋的启发，特别注重器物形态元素的组合方式，而其研究目的则深受美国人类学学科人本主义精神的感染，试图通过器物分析探究社会文化而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即意在研究人。例如，他认为小屯出土的原始土质爵形器的器形脱胎于龙山文化，这一点符合文化传承，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口部结构的演变则是工匠长期实践不断改进提高器物的实用功能的结果。李济按器物形态元素特征分类的类型学体系，为早期的中国考古学的器物研究打下一个新基础，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苏秉琦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由于学习中国史学的经历和史学传统的学术背景，致使他认为“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出版。）。他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大都采取史学的研究方法，十分注重事件的因果关系及过程；而发轫于生物界的进化论理论，又恰好满足了他以物的发展过程序列为研究目的的研究方式，于是进化过程和历史因果关系，构成了他的研究特色。这种特色在《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1983年《补序》（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里表现得最为充分。“系统的类型学理论，是瑞典人蒙德留斯（OscarMontelius）在1903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诸时期》第一卷《方法论》中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我国，至三十年代，蒙氏的书有了两种中文译本；四十年代以后，苏秉琦先生则在大量实际分析、综合考古新材料的工作中，从中国考古的具体研究出发，为正确运用和发展这种方法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注：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超级秘书网
邹衡最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两年后转入史学系，之后又学习考古学并取得硕士学位。他的类型学研究强调层位依据，即客观证据，型式的逻辑严谨、结构清晰，很明显同他最先学习法律有关系。从他的《我和夏商周考古学》（注：邹衡：《我和夏商周考古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了解到，他学习考古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史学问题，因此依然带有强调因果过程研究的史学特征。他最先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铜器，进而延伸到商文化的分期。他的类型学研究体系清晰地表现了分类和排序两种思维模式，在以类型学研究为基础的年代学研究中，他把考古学文化理解为由各种遗迹、遗物为元素组成的结构，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元素以及元素不同的结合方式，元素及其结合方式发生了变化，文化也随之变化，这种以器物组合变化为依据进行文化分期的方法和李济的类型学研究法反映了不同研究层次的同种思维模式。
二十世纪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李济大都回避甚至批判。但是现实中许多考古工作者的类型学研究，又往往不自觉地袭用李济式的类型学模式，称为“某式某型”，将李济的“序号”和“类型”混同苏秉琦的“顺序”和“类型”，这样一来，在一个适用于器物形态元素的分类系统里，导入器形演进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必然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类型学思想和概念的混乱。虽然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发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才将分类思想和排序思想协调起来，并逐渐规范了类型学的研究模式和语言范式，但是至今还没能彻底摆脱类型学研究中强调历时过程和因果关系的史学影响，而李济那种人本主义精神的考古学研究依然很难看到。
注释：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8篇
在性别考古学产生之前也有女性从事考古工作，而且其中有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多萝西•加罗德（DorothyGarrod）1939年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考古女教授，玛丽•利基（MaryLeakey）1978~1981年在坦桑尼亚东部的雷托里找到了三百六十万年前的早期人类的足迹。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欧参加考古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这是由于女权主义运动促使政府通过了禁止性别歧视的法案，但是此时女考古学家得到的研究基金依旧很少。直到1980年，性别考古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女性考古学家对“狩猎男人”主宰史前史的观点提出挑战，认为许多出土物都与女性的活动有关。还有一些女性考古学家对寻找女性神像和考察妇女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虽然一些学者以往的考古研究涉及到女性，但是性别考古学诞生后则是开始系统地、有意识地研究考古材料中所体现的女性及其作用。但是总体观之，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女权主义对考古的影响具有相当的滞后性。若从此算起，性别考古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关于美国性别考古学发展史，林嘉琳和孙岩在其主编的《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的前言中已有简单的回顾。美国性别考古学的发展正如女性主义的发展一样，也经历了早期由简单地质疑历史上及当今考古学界中男性的本位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要求纠正偏见，从而以寻找女性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活动和地位为主要目标，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对古代社会男女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关系的探索，讨论的议题变得更加深入和广泛。
而通过随葬品寻找性别信息，进而提炼出“性别代码”亦成为当今学者努力探索的重要议题。具体来说，西方性别考古学的发展目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李宁利在其《史前考古遗存的性别代码———欧美性别考古学研究进展》中已做了具体的详述。而陈淳的《美国性别考古的研究及启示》对美国的性别考古学进行了回顾及内容介绍，这两篇文章是我们比较直接、方便了解欧美性别考古学的材料。
二、性别研究在中国
据地下出土材料对古代社会进行研究，进而涉及性别研究的先驱要数郭沫若先生，其于1930年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中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的第二章《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通过甲骨刻辞中关于对娥皇、女英、多母、多父的记载，来印证商代的婚姻制度为彭那鲁亚家族的亚血族群婚制；同时又根据卜辞中所反映的殷之先妣皆特祭、帝王称“毓”（“后”）、王位继承的兄终弟及制等三方面，认为殷代依旧保存颇多的母权中心的痕迹③。虽然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且非并正确，但毕竟开创了从地下出土材料来探讨古代男女两性婚姻关系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新途径。其后，多有学者从此途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进而涉及两性关系研究，尤其是婚姻制度。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胡厚宣先生于1944年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第一篇从卜辞内容讨论商代封建制度，其中一节专论妇女的分封；而第二篇从卜辞专论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认为商代并非亚血族群婚制④或对偶婚制⑤，而是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由多妻生多子，进而需要确立宗法制度、嫡庶制度，并认为宗法和嫡庶制度不是周人的首创，在商代就已经产生了。胡厚宣先生的论证虽然仍没跳出通过卜辞探讨古代的婚姻制度，进而上升到社会性质的讨论的模式，但是其研究结论相对于郭沫若、曾謇、董书方等人更为正确。建国以后至80年代，中国考古学受苏联考古学影响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将研究社会性质看作是考古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而研究社会性质又主要是运用考古材料去证明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母权制—父权制—奴隶制—封建制……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⑥”。此时涉及女性研究的考古遗存几乎全是墓葬，通过人骨鉴定性别，根据墓葬中男、女两性的组合、比例、葬式、随葬品的多寡和精美程度，之后再根据墓葬布局、墓地位置和民族志研究来推导当时的婚姻制度和家庭状况，以此来论证是女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还是男性占主导地位，以此来比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史前婚姻制度的论述，并推断此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的哪一个环节。由于这一时期考古工作者热衷于讨论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因此诸多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运用考古材料对诸如妇女在史前社会中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变化、性别观念及其在宗教活动中的体现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充分的重视⑦。
以墓葬中男女性别为基础，综合其他因素来推论婚姻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一推论模式主要运用于史前和青铜时代的考古学研究中。史前和青铜时代考古也正是关注社会发展形态问题，而墓葬所反映的两性关系是所有缺乏文字记载或文献不足证时，用来推导这一问题的最佳材料，所以这一时期的史前和青铜时代的有关墓葬的考古报告中一般都会刊布人骨性别鉴定的结果。而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报告中却较少地刊布墓葬中的性别鉴定结果⑧，如著名的《洛阳烧沟汉墓》和《洛阳中州路（西工段）》⑨，因此更谈不上据此来做进一步的研究。然而与纯考古学研究不同，沈从文先生从考古出土文物开辟了一条窥探中国古代日常真实生活的新途径，从而涉及男女两性关系研究，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即是此方面的佳作。但总体来说，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涉及女性和两性关系的研究较少。对此现象，我们认为还是与不同时段考古学所要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及特点相关。史前和青铜时代，尤其是史前考古这一时期比较关注社会形态，而此之后社会形态比较明确，因此关心的主要是依据考古遗存获得文化分期。另一方面，亦是由于当时考古工作者还没意识到性别会对各类考古遗存的布局、形态及其包含物产生影响，因而自觉地认为如墓葬所反映的器物组合差异是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而非性别。此外，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男性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因而考古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无形中对作为主人、掌权者男性关注过多，而忽略了对人类的另一半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思想观念、审美意识及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独立探讨”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各地考古学文化谱系基本建立，加之与西方学界的接触和交流增多，西方流行的各种考古学方法与理论西学东渐，中国考古学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充满反思精神和理论多元化的新时期，在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与世隔绝之后，中国考古学开始真正有条件探索一些具有发生学特征和重大理论意义的学术课题，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发展等；考古发掘成为多学科合作的交叉点和新的突破点；资料分析与整合中的聚落考古学逐渐成熟，考古课题更加注重古代人类的行为模式、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传统等深层次的文化表现，更加注重考古遗存的功能分析。因而，进入90年代之后，有关两性的研究不如上一阶段如火如荼，但开辟出了新的天地。这一时期涉及的两性研究，史前和青铜时代考古主要集中在史前和原始时期的人口性别构成輰訛輥，从甲骨文和金文探讨女性称谓、古代姓氏及制度、女性角色与地位、婚姻制度和女权问题等；在秦汉时代之后的考古学研究中，由于大量简牍和新考古材料的发现，利用简牍和墓葬中出土的有关服饰的考古遗存，来探讨古代的性别关系和女性服饰面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多不是考古学家，而是历史学者与文学研究者。如王子今先生的《古史性别研究丛稿》，此书专辟“简牍性别史料研究”内容，通过考古发现的秦汉及三国时期的简牍进行女子姓名、多妻称谓及现象、婚娶事宜等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在讨论性别视角的古代神秘主义文化还利用了画像石、空心砖、铜镜等考古材料。扬之水女士的“名物新证”系列书籍，从一个女性及文学研究者两个视角，从传世及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来“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试图重现古代更多的日常生活细节。因此，她的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关于女性服饰与装饰的研究。以上这些方面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已有所涉及，属于传统的两性或女性研究。
此外，进入21世纪后，中国考古学有关性别或两性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除了以上所述的两方面研究，出现了从西渐而来的性别考古理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两性关系及女性在历史中真实的角色和作用，为中国古代性别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性别考古学”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王苏琦翻译的英国杜伦大学考古学教授马修•约翰逊（MatthewJohnson）的《考古学理论：导言》一书的第八章“考古学与性别”，2004年发表于《江汉考古》第1期，这是第一篇介绍西方性别考古学理论的文章。同年复旦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陈淳与孔德贞在《中国文物报》发表《玉璜与性别考古学》一文，这是首篇由供职于中国大陆的中国学者从性别考古学视角所做的考古学研究。自此之后，有关从性别考古学角度来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文章渐多。2006年《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被译为中文并出版，此书一经问世就被众多学者奉为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开山之作。本书12篇文章，除第一篇是从学术史和理论层面评论新中国学术界性别研究的文章外，其余11篇文章的材料皆来自墓葬，研究内容“涵盖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两性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男女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劳动分工、财富来源、权力关系等，涉及到从黄河中游中原地区，至西北甘青地区、长城地带以及西南的云南等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这是第一次有规模的从后现代主义出发，把性别学运用至考古材料的后现代视角研究，明显地区别于依附于其他社会理论和分析手段的旧有的两性问题研究模式，真正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开始关注考古遗存中的性别问题或曰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我们以往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分析和解释，从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生关注性别考古学（表一），要求以这种后现代的性别视角审视考古遗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此外，2007年7月16日至22日，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召开了“2007年吉林大学考古（国际）学术论坛———女考古学家的思考与实践”学术会议。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大陆的近四十位女考古学家汇集一堂，就考古学中区域文化研究、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文物保护、古DNA研究等方面的议题展开精彩的演讲。根据参会代表的性别特点，讨论会议题之一“性别考古学”引起了代表的极大兴趣。这是国内举办的首次专门面向女考古学家的国际学术会议。2010年8月13日至15日南京大学历史系、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举办了首届“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专门以性别考古作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之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内容主要包括女性考古、女神信仰、杰出女性、女性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部分，虽然其中大部分论文没有突破已有此类文章的研究深度，但是却大大拓展了性别研究的内容，突破了仅从考古资料中取材，把女考古学家本身和女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纳入其中。这是此次会议较有贡献的一个方面。
纵观中国考古学中性别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国考古学诞生至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主要是运用地下出土文字材料讨论商代的婚姻制度和母权问题。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至八十年代，进入全面利用考古材料检视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婚姻制度、家庭结构、劳动分工、服饰穿着，并涉及到人口性别比构成等，但是这些分析多是附会于社会形态和性质分析。第三阶段为九十年代至今，传统性别研究方式衰落，但是依旧存在，且从文字材料角度探讨女性社会地位、婚姻制度的研究成果相对增多；另一个方面，是以后现代主义视角的性别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界诞生，虽然有一部分学者和学生认识到了其对于考古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目前仍未引起整个学界的重视，许多人对性别考古学的理解还非常片面。
三、中国后现代性别考古学研究的局限与反思
由于后现代性别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界产生的时间较晚、发展不充分，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局限。
首先，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史前和青铜时代，此后时期的性别考古学研究相对较少。除了《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和《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两本论文集中有少量青铜时代之后的性别考古学文章，单独发表或未发表的论文除了几篇是评介和理论介绍的外，都是史前和青铜时代的性别考古学研究。虽然非考古学者的研究利用到了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材料，然而他们的研究依然是历史学或掺有文学色彩的叙述方式，但是他们关注的视角和探讨思路则可以给我们以性别考古学研究的启示。其次，在大陆任何一所高校还没有开设关于性别考古学的教学课程，而台湾大学则在1997年就开设了这一课程。其三，研究基本停留在西方性别考古研究的第二阶段，如性别差异、社会分工、女性形象和角色地位分析，极少涉猎“性别代码”和史前性别模糊化等问题。其四，研究材料较为单一，主要集中于墓葬，连吉迪也惊呼“中国的性别考古学几乎是丧葬分析的同义词”，没有对诸如居址、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岩画等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性别信息给予足够的重视。此外，研究方法单一，大多数文章数量统计分析占了主导地位，很少从前文所提到的其他方法进行分析和解释。
中国性别考古学研究材料主要是墓葬资料，但是在墓葬的性别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注意的方面。现在墓葬性别研究的一个局限是，将墓葬习俗中所反映的男、女两性的态度和观念直接等同于其生前的态度和观念。众所周知，墓葬毕竟不是死者生前生活的“实录”，“墓葬习俗实际上是由生者来操纵的，它最终反映的是生者的态度和观念，而不一定是死者生前社会角色和地位的真实反映”。我们如要通过男女的埋葬方式去重建他们生前的社会关系和角色，需要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两个不同的步骤进行。林嘉琳及王迎在对安阳殷墟女性墓葬进行研究时，直接将墓葬形制及随葬品所体现的女性社会地位等同于死者生前实际的社会地位，而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两步走。因此，其所得武丁二后妇妌的社会地位高于妇好的社会地位的结论也就未必正确。其实，这不只是这两位学者所疏忽，大多数学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一方面，墓葬虽然是我们对古代社会男女两性及同性之间社会地位进行分析的最佳材料，但是墓葬并不能直接且完全反应死者生前实际社会地位和角色，我们在进行分析时必须还要参考其他可资借鉴的资料，原史时期和历史时期的墓葬性别考古应该做到如此，而史前的性别考古由于没有文献和文字资料可资借鉴，但是在用墓葬材料对死者生前社会地位和角色进行分析和判断时也应持谨慎态度，切不可直接简单对应。另一方面，社会地位和角色是一个变量，大至一个时期小至个人一生，社会地位和角色都在逐渐发生或小或大的变化，而墓葬材料所反映的死者社会地位和角色也只是一个固定时间之内的、是静态的。因此，根据墓葬材料进行性别研究时应注意这一问题。而我们根据墓葬材料及结合文献、文字资料和已有商代周祭制度研究成果，认为妇好的社会地位应是高于妇妌的。
另外，性别是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甚至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的人对性别的认识及自我意识可能就会不同。尤其是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有关性别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观和性观念，如酷儿理论。它批评静态的身份观念，提出一种流动和变化的观念，不存在绝对的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或女人，只存在着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人在与性倾向上均具有多元的可能。现在的性别理论和认识能够多大程度上反映或者重合古代的性别意识和认识，确实是一个需要探讨和质疑的问题，但是它至少提醒我们在对古代的性别进行研究时，不能操之简单，需要认真、具体地分析，为我们进行解释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视角。最后，后现代的性别考古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考古学本身，我们要借鉴和利用社会学、人类学、性别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与成果，或与这些学科能有机融合。而这些学科有关性别已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研究，就以历史学为例来说，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开始出版“妇女研究丛书”（1987~1992年，15种，河南人民出版社），至今已经出版多套性别研究丛书。“20年过去，从荒原中的第一声呼喊到今天的苗木成林，从不登大雅之堂到今天的‘显学’态势，从单一性别方向上的‘妇女研究’开始，逐步走向各学科领域中的‘性别研究’”，而且男性主流学者参与其中，可以说历史学中的性别研究已经解蔽脱壳、渐趋成熟。而考古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密不可分，尤其是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因此，我们应借鉴多学科有关性别研究理论，多源汲取研究经验和成果，多元化研究的手段与方法，扩大研究视角和材料，丰富自身的研究思路，加强长时段、大范围的性别考古对比研究。
四、结语
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朝着理论多元的方向发展，而性别考古学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我们需要重视这一研究，并切实做出更多的实践。其实，不止是在研究中需要带着性别意识，在考古发掘中也需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美国的性别考古学已经成功地修正了一部分男性中心主义，提高了女考古学家的待遇和地位，最好的例子无疑是美国考古学界已用“humankind”取代“mankind”来指代“人类”，与美国的性别考古学相比较，我们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在此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辈学者已经尽职尽责发掘和记录了大量的考古材料，正有待我们用现代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行清理、重新整合，在“性别”的透视下，应该会有更多新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希冀性别考古学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和学生的关注，消除误解，真正认识到性别考古学的意义所在，希望性别考古学从荒原中的稀松零散走向将来的苗木成林。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9篇
在性别考古学产生之前也有女性从事考古工作,而且其中有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多萝西?加罗德(DorothyGarrod)1939年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考古女教授,玛丽?利基(MaryLeakey)1978~1981年在坦桑尼亚东部的雷托里找到了三百六十万年前的早期人类的足迹。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欧参加考古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这是由于女权主义运动促使政府通过了禁止性别歧视的法案,但是此时女考古学家得到的研究基金依旧很少。直到1980年,性别考古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女性考古学家对“狩猎男人”主宰史前史的观点提出挑战,认为许多出土物都与女性的活动有关。还有一些女性考古学家对寻找女性神像和考察妇女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虽然一些学者以往的考古研究涉及到女性,但是性别考古学诞生后则是开始系统地、有意识地研究考古材料中所体现的女性及其作用。但是总体观之,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女权主义对考古的影响具有相当的滞后性。若从此算起,性别考古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关于美国性别考古学发展史,林嘉琳和孙岩在其主编的《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的前言中已有简单的回顾。美国性别考古学的发展正如女性主义的发展一样,也经历了早期由简单地质疑历史上及当今考古学界中男性的本位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要求纠正偏见,从而以寻找女性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活动和地位为主要目标,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对古代社会男女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关系的探索,讨论的议题变得更加深入和广泛。
而通过随葬品寻找性别信息,进而提炼出“性别代码”亦成为当今学者努力探索的重要议题。具体来说,西方性别考古学的发展目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李宁利在其《史前考古遗存的性别代码———欧美性别考古学研究进展》中已做了具体的详述。而陈淳的《美国性别考古的研究及启示》对美国的性别考古学进行了回顾及内容介绍,这两篇文章是我们比较直接、方便了解欧美性别考古学的材料。
二、性别研究在中国
据地下出土材料对古代社会进行研究,进而涉及性别研究的先驱要数郭沫若先生,其于1930年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中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的第二章《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通过甲骨刻辞中关于对娥皇、女英、多母、多父的记载,来印证商代的婚姻制度为彭那鲁亚家族的亚血族群婚制;同时又根据卜辞中所反映的殷之先妣皆特祭、帝王称“毓”(“后”)、王位继承的兄终弟及制等三方面,认为殷代依旧保存颇多的母权中心的痕迹③。虽然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且非并正确,但毕竟开创了从地下出土材料来探讨古代男女两性婚姻关系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新途径。其后,多有学者从此途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进而涉及两性关系研究,尤其是婚姻制度。比较重要的着作有胡厚宣先生于1944年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第一篇从卜辞内容讨论商代封建制度,其中一节专论妇女的分封;而第二篇从卜辞专论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认为商代并非亚血族群婚制④或对偶婚制⑤,而是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由多妻生多子,进而需要确立宗法制度、嫡庶制度,并认为宗法和嫡庶制度不是周人的首创,在商代就已经产生了。胡厚宣先生的论证虽然仍没跳出通过卜辞探讨古代的婚姻制度,进而上升到社会性质的讨论的模式,但是其研究结论相对于郭沫若、曾謇、董书方等人更为正确。建国以后至80年代,中国考古学受苏联考古学影响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将研究社会性质看作是考古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而研究社会性质又主要是运用考古材料去证明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母权制—父权制—奴隶制—封建制……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⑥”。此时涉及女性研究的考古遗存几乎全是墓葬,通过人骨鉴定性别,根据墓葬中男、女两性的组合、比例、葬式、随葬品的多寡和精美程度,之后再根据墓葬布局、墓地位置和民族志研究来推导当时的婚姻制度和家庭状况,以此来论证是女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还是男性占主导地位,以此来比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史前婚姻制度的论述,并推断此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的哪一个环节。由于这一时期考古工作者热衷于讨论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因此诸多的学术论文和着作运用考古材料对诸如妇女在史前社会中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变化、性别观念及其在宗教活动中的体现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充分的重视⑦。
以墓葬中男女性别为基础,综合其他因素来推论婚姻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一推论模式主要运用于史前和青铜时代的考古学研究中。史前和青铜时代考古也正是关注社会发展形态问题,而墓葬所反映的两性关系是所有缺乏文字记载或文献不足证时,用来推导这一问题的最佳材料,所以这一时期的史前和青铜时代的有关墓葬的考古报告中一般都会刊布人骨性别鉴定的结果。而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报告中却较少地刊布墓葬中的性别鉴定结果⑧,如着名的《洛阳烧沟汉墓》和《洛阳中州路(西工段)》⑨,因此更谈不上据此来做进一步的研究。然而与纯考古学研究不同,沈从文先生从考古出土文物开辟了一条窥探中国古代日常真实生活的新途径,从而涉及男女两性关系研究,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即是此方面的佳作。但总体来说,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涉及女性和两性关系的研究较少。对此现象,我们认为还是与不同时段考古学所要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及特点相关。史前和青铜时代,尤其是史前考古这一时期比较关注社会形态,而此之后社会形态比较明确,因此关心的主要是依据考古遗存获得文化分期。另一方面,亦是由于当时考古工作者还没意识到性别会对各类考古遗存的布局、形态及其包含物产生影响,因而自觉地认为如墓葬所反映的器物组合差异是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而非性别。此外,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男性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因而考古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无形中对作为主人、掌权者男性关注过多,而忽略了对人类的另一半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思想观念、审美意识及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独立探讨”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各地考古学文化谱系基本建立,加之与西方学界的接触和交流增多,西方流行的各种考古学方法与理论西学东渐,中国考古学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充满反思精神和理论多元化的新时期,在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与世隔绝之后,中国考古学开始真正有条件探索一些具有发生学特征和重大理论意义的学术课题,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发展等;考古发掘成为多学科合作的交叉点和新的突破点;资料分析与整合中的聚落考古学逐渐成熟,考古课题更加注重古代人
类的行为模式、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传统等深层次的文化表现,更加注重考古遗存的功能分析。因而,进入90年代之后,有关两性的研究不如上一阶段如火如荼,但开辟出了新的天地。这一时期涉及的两性研究,史前和青铜时代考古主要集中在史前和原始时期的人口性别构成輰讹辊,从甲骨文和金文探讨女性称谓、古代姓氏及制度、女性角色与地位、婚姻制度和女权问题等;在秦汉时代之后的考古学研究中,由于大量简牍和新考古材料的发现,利用简牍和墓葬中出土的有关服饰的考古遗存,来探讨古代的性别关系和女性服饰面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多不是考古学家,而是历史学者与文学研究者。如王子今先生的《古史性别研究丛稿》,此书专辟“简牍性别史料研究”内容,通过考古发现的秦汉及三国时期的简牍进行女子姓名、多妻称谓及现象、婚娶事宜等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在讨论性别视角的古代神秘主义文化还利用了画像石、空心砖、铜镜等考古材料。扬之水女士的“名物新证”系列书籍,从一个女性及文学研究者两个视角,从传世及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来“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试图重现古代更多的日常生活细节。因此,她的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关于女性服饰与装饰的研究。以上这些方面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已有所涉及,属于传统的两性或女性研究。 此外,进入21世纪后,中国考古学有关性别或两性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除了以上所述的两方面研究,出现了从西渐而来的性别考古理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两性关系及女性在历史中真实的角色和作用,为中国古代性别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性别考古学”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王苏琦翻译的英国杜伦大学考古学教授马修?约翰逊(MatthewJohnson)的《考古学理论:导言》一书的第八章“考古学与性别”,2004年发表于《江汉考古》第1期,这是第一篇介绍西方性别考古学理论的文章。同年复旦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陈淳与孔德贞在《中国文物报》发表《玉璜与性别考古学》一文,这是首篇由供职于中国大陆的中国学者从性别考古学视角所做的考古学研究。自此之后,有关从性别考古学角度来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文章渐多。2006年《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被译为中文并出版,此书一经问世就被众多学者奉为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开山之作。本书12篇文章,除第一篇是从学术史和理论层面评论新中国学术界性别研究的文章外,其余11篇文章的材料皆来自墓葬,研究内容“涵盖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两性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男女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劳动分工、财富来源、权力关系等,涉及到从黄河中游中原地区,至西北甘青地区、长城地带以及西南的云南等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这是第一次有规模的从后现代主义出发,把性别学运用至考古材料的后现代视角研究,明显地区别于依附于其他社会理论和分析手段的旧有的两性问题研究模式,真正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开始关注考古遗存中的性别问题或曰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我们以往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分析和解释,从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生关注性别考古学(表一),要求以这种后现代的性别视角审视考古遗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此外,2007年7月16日至22日,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召开了“2007年吉林大学考古(国际)学术论坛———女考古学家的思考与实践”学术会议。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大陆的近四十位女考古学家汇集一堂,就考古学中区域文化研究、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文物保护、古DNA研究等方面的议题展开精彩的演讲。根据参会代表的性别特点,讨论会议题之一“性别考古学”引起了代表的极大兴趣。这是国内举办的首次专门面向女考古学家的国际学术会议。2010年8月13日至15日南京大学历史系、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举办了首届“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专门以性别考古作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之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内容主要包括女性考古、女神信仰、杰出女性、女性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部分,虽然其中大部分论文没有突破已有此类文章的研究深度,但是却大大拓展了性别研究的内容,突破了仅从考古资料中取材,把女考古学家本身和女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纳入其中。这是此次会议较有贡献的一个方面。
纵观中国考古学中性别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国考古学诞生至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主要是运用地下出土文字材料讨论商代的婚姻制度和母权问题。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至八十年代,进入全面利用考古材料检视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婚姻制度、家庭结构、劳动分工、服饰穿着,并涉及到人口性别比构成等,但是这些分析多是附会于社会形态和性质分析。第三阶段为九十年代至今,传统性别研究方式衰落,但是依旧存在,且从文字材料角度探讨女性社会地位、婚姻制度的研究成果相对增多;另一个方面,是以后现代主义视角的性别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界诞生,虽然有一部分学者和学生认识到了其对于考古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目前仍未引起整个学界的重视,许多人对性别考古学的理解还非常片面。
三、中国后现代性别考古学研究的局限与反思
由于后现代性别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界产生的时间较晚、发展不充分,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局限。
首先,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史前和青铜时代,此后时期的性别考古学研究相对较少。除了《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和《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两本论文集中有少量青铜时代之后的性别考古学文章,单独发表或未发表的论文除了几篇是评介和理论介绍的外,都是史前和青铜时代的性别考古学研究。虽然非考古学者的研究利用到了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材料,然而他们的研究依然是历史学或掺有文学色彩的叙述方式,但是他们关注的视角和探讨思路则可以给我们以性别考古学研究的启示。其次,在大陆任何一所高校还没有开设关于性别考古学的教学课程,而台湾大学则在1997年就开设了这一课程。其三,研究基本停留在西方性别考古研究的第二阶段,如性别差异、社会分工、女性形象和角色地位分析,极少涉猎“性别代码”和史前性别模糊化等问题。其四,研究材料较为单一,主要集中于墓葬,连吉迪也惊呼“中国的性别考古学几乎是丧葬分析的同义词”,没有对诸如居址、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岩画等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性别信息给予足够的重视。此外,研究方法单一,大多数文章数量统计分析占了主导地位,很少从前文所提到的其他方法进行分析和解释。
中国性别考古学研究材料主要是墓葬资料,但是在墓葬的性别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注意的方面。现在墓葬性别研究的一个局限是,将墓葬习俗中所反映的男、女两性的态度和观念直接等同于其生前的态度和观念。众所周知,墓葬毕竟不是死者生前生活的“实录”,“墓葬习俗实际上是由生者来操纵的,它最终反映的是生者的态度和观念,而不一定是死者生前社会角色和地位的真实反映”。我们如要通过男女的埋葬方式去重建他们生前的社会关系和角色,需要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两个不同的步骤进行。林嘉琳及王迎在对安阳殷墟女性墓葬进行研究时,直接将墓葬形制及随葬品所体现的女性社会地位等同于死者生前实际的社会地位,而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两步走。因此,其所得武丁二后妇妌的社会地位高于妇好的社会地位的结论也就未必正确。其实,这不只是这两位学者所疏忽,大多数学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一方面,墓葬虽然是我们对古代社会男女两性及同性之间社会地位进行分析的最佳材料,但是墓葬并
不能直接且完全反应死者生前实际社会地位和角色,我们在进行分析时必须还要参考其他可资借鉴的资料,原史时期和历史时期的墓葬性别考古应该做到如此,而史前的性别考古由于没有文献和文字资料可资借鉴,但是在用墓葬材料对死者生前社会地位和角色进行分析和判断时也应持谨慎态度,切不可直接简单对应。另一方面,社会地位和角色是一个变量,大至一个时期小至个人一生,社会地位和角色都在逐渐发生或小或大的变化,而墓葬材料所反映的死者社会地位和角色也只是一个固定时间之内的、是静态的。因此,根据墓葬材料进行性别研究时应注意这一问题。而我们根据墓葬材料及结合文献、文字资料和已有商代周祭制度研究成果,认为妇好的社会地位应是高于妇妌的。 另外,性别是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甚至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的人对性别的认识及自我意识可能就会不同。尤其是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有关性别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观和性观念,如酷儿理论。它批评静态的身份观念,提出一种流动和变化的观念,不存在绝对的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或女人,只存在着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人在与性倾向上均具有多元的可能。现在的性别理论和认识能够多大程度上反映或者重合古代的性别意识和认识,确实是一个需要探讨和质疑的问题,但是它至少提醒我们在对古代的性别进行研究时,不能操之简单,需要认真、具体地分析,为我们进行解释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视角。最后,后现代的性别考古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考古学本身,我们要借鉴和利用社会学、人类学、性别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与成果,或与这些学科能有机融合。而这些学科有关性别已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研究,就以历史学为例来说,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开始出版“妇女研究丛书”(1987~1992年,15种,河南人民出版社),至今已经出版多套性别研究丛书。“20年过去,从荒原中的第一声呼喊到今天的苗木成林,从不登大雅之堂到今天的‘显学’态势,从单一性别方向上的‘妇女研究’开始,逐步走向各学科领域中的‘性别研究’”,而且男性主流学者参与其中,可以说历史学中的性别研究已经解蔽脱壳、渐趋成熟。而考古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密不可分,尤其是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因此,我们应借鉴多学科有关性别研究理论,多源汲取研究经验和成果,多元化研究的手段与方法,扩大研究视角和材料,丰富自身的研究思路,加强长时段、大范围的性别考古对比研究。
四、结语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研究方法；解读
中图分类号：K87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56-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我从中选择了《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阅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通过五个部分介绍了仰韶文化被发现之后，学者们对其文化源头的探索及论证过程；在长达数十载的争辩中，仰韶文化的源头从模糊到比较清晰，其中的研究和论证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阐释了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的时间问题，并总结了之所以出现“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论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的原因。《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介绍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争辩、原则的确立及命名程序。选择这三篇文章，不仅是因为课程的要求，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例，系统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及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考古工作实践中常常遇到、看似简单而实为复杂的问题。对于此类问题的探讨，不仅仅是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中，在我国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也非常重要。
一、 对考古学文化本身的深入解读
但凡人们在发现、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本身内涵的时候，都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这种文化从何而来？也许是人们喜好追根溯源的心理、亦或是人们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理，都催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索文化之源头，就像人们喜欢攀爬最高的山峰、追寻最长的河流一样。但是，这样的溯源，对于考古学文化研究来说，要以所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本身为中心，只有对其本身进行详实解读后，才有依据去追根溯源。
所以，在《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这篇文章中，我们也能看到作者所总结的各位学者关于仰韶文化源头研究的“分源”观点，即仰韶文化虽然分布面积广、其中类型多种多样，但是其早期的各类型却各有其来源。从此观点出发，以追求仰韶文化之“本”的源头，便使线索清晰，有理可循。这就是在找准了仰韶文化之“本”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二、严谨的考古学方法
地层学和类型学为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但是，如何将这两种方法准确、灵活运用，我认为却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虽然，就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的关系问题而言，王先生在《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中开篇即提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论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至于这样局面的症结所在，现在似乎还并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我认为我们依旧可以从前人的探索中学习、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
在考古学中，还有另一基本理论——地层学，我认为我们利用类型学进行器物研究，至少是应该以地层学为基础和前提的。王仁湘先生在《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中还提到，随着下孟村等遗址的发现，地层证据成为了显示半坡文化早于庙底沟文化的一个依据，许多学者，包括曾经认为庙底沟早于半坡文化的学者，也通过对地层的解读，认为半坡应该早于庙底沟文化。
在考古工作中，我们如何去思考、对待考古学文化的嬗变，怎样确立考古学文化嬗变的维度，也许会比文化人类学难得多，因为考古学的文化研究对象已成为历史，并湮没于黄土之下，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在现世中还能找到，并且可以对目标进行跟踪调查访问；但是我相信，透过地层、遗物、墓葬、房址、经济生活模式、地理位置、规模……我们依旧能够从文化的整体空间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只是现在于我来说，由于积累有限，解决这些问题还非常困难。
三、结语
要挑出别人的问题和错误是相对较为容易的，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确实非常困难的。虽然，现在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早年的研究，会发现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方法中，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陷才促使我们不断地改进研究方法。今人一个看似简单的结论，却耗费了前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中，也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和教训。读完王仁湘先生的这三篇文章之后，我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要解决考古学文化研究中的问题，我自认为是能力不够的。不过，这也将会是我进一步学习的一个起点，让我从这些问题着手，更仔细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3][美]拉斐尔·比尔斯等.文化人类学[M].骆继光,秦文山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