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范文

时间:2023-11-16 15:14:29

考古学研究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1篇

民族学对考古学阐释的贡献

东灰山遗址炭化小麦再议

难忘在邹衡先生身边学习的日子

先生睿智之光指引我的学术路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聚落与社会

郧县人遗址石制品的拼合研究

百色手斧与手镐比较研究

中国手斧的区域特征及中西比较

匼河6054地点1963、1978年的发掘

江苏金坛和尚墩旧石器遗址研究

环日本海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东南亚古文化研究的几个课题

中国东南史前文化及其交流

试论关中仰韶文化早期的折腹罐

邹衡先生与“郑亳说”创建历程

邹衡先生先周文化研究的贡献与影响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区系研究

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新石器时代华北袋足器的演变及其背景

东北地区近几年旧石器考古的新发现与研究

柳湾各期墓葬的埋葬过程及相关问题

农民与采集者的相互关系:来自西亚的认识

中国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展望

豫西晋西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研究

试论商洛东龙山遗址所发现的龙山时代遗存

重温邹衡先生《中国文明的诞生》之感

跟随邹衡先生在新疆考察的往事与回忆

岁月留痕——严文明先生学习、工作照片

粤东闽南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谱系

河姆渡与中国东南史前的低水平食物生产经济

还是要向邹衡学习——纪念邹衡逝世五周年

凿空的智慧难忘的友谊——忆与邹衡先生往事七则

求实创新探索前进——学习邹衡先生的治学精神

点点滴滴润心田——纪念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

嵩山东南麓MIS3阶段古人类的栖居形态及相关问题

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论古代系绳石刀的功能——兼谈民族考古学方法

河南巩义市北侯村现存的陶器磨光工艺技术调查

试论史前中国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的历史进程

李家沟、大岗与柿子滩9地点的地层及相关问题

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区域特征与发展阶段

中国南方早期陶器的年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标志的问题

粤西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编年及相关问题的考察

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格局

“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怀念邹衡先生

移民、贸易、仿制与创新——宗日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分析

孜孜矻矻是本色求真唯实夏商周——怀念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

海南岛本地黎民族考古调查报告——方通村的生态环境与本地黎文化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2篇

《考古学研究》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年刊,内容涉及以旧石器时代考古为主的考古学、古人类学及动物考古学等诸多研究领域,资料新颖,讨论深入。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命名、类型、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王仁湘先生是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知名学者,对其著作进行研读,对我们的学习、研究具有极强的指示作用。王仁湘先生在史前考古研究领域有极高的造诣,对仰韶文化的研究更是有其独到之处。故选择论文集中的《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精读。三篇文章分别从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及考古学文化命名三个问题展开。这三个问题,无论是在考古学理论研究还是在田野考古实践中都是时常碰到的核心问题。本文分别从文章的主要内容、观点等方面做介绍。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曾发表于《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系统的介绍了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文章第一部分,详细介绍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做出指导意见的具体论述及相关背景。文章第二部分,列举了各家看法,并提出独到见解,如:指出应在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中应强调陶器群的量化问题。文章第三部分,介绍各家对考古学文化“三要素” 的观点,同时指出考古学文化“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特征”。文章第四部分,是本文创新之处,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

二、区系类型问题的研究―《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

《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文物》2003年第4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文章主要围绕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确立及关系问题展开论述,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1959年,类型划分问题的提出,及半坡早于庙底沟、后者早于前者、两者同时并存这三种说法的提出。文章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庙底沟早于半坡这一最初的简单论证,安志敏、马承源学者的观点。文章第三部分,又介绍了一个完全相反观点的提出即半坡是老者,196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一个简要的地层关系报告,它对两类型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章第四部分,又是一个新论证,即同时并存(犬牙交错的两个类型)。

三、对考古学文化渊源的解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

《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考古》2003年第6期,从文章题目可知该文重点探讨仰韶文化“渊源”,即仰韶文化的“源头”问题。该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叙述。第一部分,80年代确定仰韶文化源头的历程。安特生将河南、甘肃发现的彩陶,同中亚土库曼的安诺文化彩陶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梁思永先生发现了安阳后岗“三叠层”,尹达先后多次撰文否定了“西来说”、“六期说”。但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第二部分,从多源观到一源观。“分源”问题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突破。严文明、张忠培先生发表了相似的“分源”观点,严文明先生建议将仰韶文化“一分为二”,将后岗―大司空和半坡―庙底沟作为两个不同系统区分开来。第三部分,关于仰韶文化与仰韶体系。王仁湘先生指出,研究仰韶文化的来源,追本最为切要。目前学界构建的大仰韶文化体系内涵并不是单一的,内涵不同、源流不同。王仁湘先生将陇东―关中―陕南―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即典型仰韶文化。北首岭下层划为前仰韶文化。周边分布区分别命名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等。第四部分,前半坡来源问题。王仁湘先生在文中指出白家村文化(大地湾、老官台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来源。同时“北首岭类型”似乎是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一个中间类型,是已知仰韶文化最近的渊源,但北首岭类型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缺环。第五部分,前仰韶:20世纪没有完全破解的迷。

四、几点思考

1、王仁湘先生在《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的第四部分(“命名确认”程序)中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的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这是他的创新之处。

2、通过这三篇文章的阅读,发现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出发点分别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渊源的探索问题。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自始至终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在考古实践中常常遇到的问题。那么,我们将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呢?

3、欲对一个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应当首先把握住它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幅度。这项研究中通常要用到类型学的方法。其次就是考古地层学的运用。

4、同样的地层,为什么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王先生在《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中指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证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为何出现这样的局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怎样解决,现在似乎还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在前人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来。在考古学研究中,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基本理论,关于这两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基本内容上文已做详细阐述,但是如何正确熟练的运用这些理论却是一个较难的问题。

5、通过阅读王仁湘先生的三篇文章,我对考古学文化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会发现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是这也是我们不断改进研究方法的动力,前人在探索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他们长时期的坚持等等,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2]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8期。

[3]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

[5]马承源:《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问题》,《考古》1961年7期。

[6]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1期。

[7]苏秉琦:《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文物》1982年4期。

[8]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9]俞伟超:《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文化部文物局第一期田野考古工作领队培训班讲稿,1986年。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4篇

一、 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

作者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分别介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大型动物和小型动物。大型生物是指哺乳纲、鸟纲、爬行纲、两栖纲、软骨鱼纲和硬骨鱼纲等脊椎动物以及软体动物和甲壳纲等无脊椎动物。微型动物是指以上各类动物中个体较小的种类,如蜗牛、昆虫等。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是探讨人与环境,特别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人类利用动物是主要内容,如以动物为食;用动物的骨骼做工具,用尸体做肥料和燃料;利用畜力进行劳作和运输,用狗协助打猎、看守房屋和畜群;把动物融入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如祭祀、图腾等观念。动物考古学的特点是多学科的交叉性,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运用生物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和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

二、 动物考古学的历史和理论

作者在第二章简略回顾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历史。19世纪,美国考古学者注重对器物分类和描述,动物遗存的大部分研究由对生物学感兴趣的学者完成;之后,研究环境的生物学家开始注意动物遗存,他们研究动物的分布、灭绝的种类、骨骼形态特征和病理学,也有学者推测人类行为并收集、鉴定并测量骨骼。20世纪40年代之后,手工制品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被加工的骨器终于进入他们的视野。但是,没有人工痕迹的骨骼仍然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泰勒(Taylor)提出全方位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观点,动物考古学才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随后,最小个体数等研究方法逐步完善,动物考古学成为一门可认知的学科,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动物考古学不断从生物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中借鉴理论和方法。目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如怎样获得准确的数据?二是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如人类的营养需求、生存策略、社会关系和家畜起源等问题;三是生物学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如古代动物的生长、自然环境的面貌等。

三、 动物考古学的背景知识

动物考古学研究首先应具备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作者在第三章对生物学知识进行介绍。在分类学方面,动物考古学借用生物学中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法,力图将出土骨骼鉴定到种或属。在解剖学方面,提到动物的骨骼具有不同的功能,分为摄食、运动和保护三种,功能的不同导致骨骼形态的不同。分布地域、季节和人类行为等外因和个体发育、年龄和性别等内因导致个体在骨骼上的差异,动物考古学家利用这些差异区别不同种属和年龄阶段的动物。生物不断与外界物质发生交换,体内碳、氮等稳定同位素含量有变化,生物自身蕴含遗传信息,因而碳氮稳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这类科技方法也被应用于动物考古学研究。

作者在第四章介绍了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生态学知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每种动物都有特定的生态位和生活史对策。生态位是指生物与其所在的环境发生的所有关系;生活史对策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变化,它包括动物的繁殖、生长和发育、性成熟、照顾幼崽和衰老等方面。这对古代人类的狩猎活动很有帮助,可以被动物考古学家用来推测人类当时的行为。在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相联系的生态系统中,生物因素、食物网、生产率、丰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是群落生态学要研究的问题。关于均匀度,我国有学者对其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有过介绍(1),还有学者用分异度和均衡度分析遗址周围的野生动物资源,进而探讨人类的生业模式②。

作者在第五章主要讲述动物骨骼在人类使用遗址时、遗址被废弃后、考古学家发掘及整理时发生的埋藏学变化。骨骼发生的埋藏学改变分为初期变化和后续变化两种。初期变化发生于动物被捕获、人类利用动物、骨骼被掩埋的过程中;后续变化是发掘和整理资料时造成的变化。古代人类的某些行为是一级改变的原因,如捕捉动物、宰杀动物、剥皮、肢解、烹饪、烧烤、制作工具等。我国学者曾通过实验观察人类吸髓与动物啃咬形成的碎骨具有不同的特征③。古代动物的一些行为,如食肉动物和啮齿类动物啃咬、大中型动物踩踏等,以及气候、温度、土壤ph值等非生物因素也是诱因。除需要注意初期变化,后续变化对动物考古学家进行解释也有影响。以发掘方法为例,是否采用筛选法或浮选法,对发掘者能否收集到微小骨骼有很大影响,进而影响鉴定结果和结论。

四、 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谈到怎样从众多碎骨中提取到有研究价值的信息、应该提取哪些信息。作者将这些信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鉴定骨骼直接获得的信息,称为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可以被后来的研究者重复观察;另一种是衍生资料需要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计算得到。原始资料包括骨骼的部位、种属、数量、表面痕迹、病理现象、年龄和性别的解剖学特征、测量数据和重量等。这些内容最后都要输入电脑,以便进行各种计算。在鉴定和分析之前,需要查看以往的研究资料,准备当地的动物标本。鉴定过程中要持谨慎的态度,使用解剖学语言描述骨骼的具体部位、特征和保存状况。反映年龄的特征主要有头骨缝和骨骺的愈合程度、牙齿萌出和磨损的程度,反映性别的特征主要是骨骼的形态。可鉴定到种属的骨骼数量和不可鉴定的骨骼数量都要统计。观察骨骼表面痕迹要记录骨骼断裂的位置、断裂面方向、断裂口的形状。病理方面要注意形态不正常的牙齿或骨骼以及牙齿是否发生釉质发育不全的现象。比较完整的骨骼需要测量。由于原始资料是衍生资料的基础,所以需要熟练的人员从事鉴定的工作。

如何获取衍生资料是第七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估算个体大小、建立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计算各种动物的相对比例和骨骼的出现频率、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分析骨骼表面痕迹和病理现象等。

了解动物的个体大小可以反映古代人类喜欢捕猎哪种体型的动物、被捕捉的动物群是否存在狩猎压,也可以评估肉类在食物中的比重。复原个体大小最简单的方法是将骨骼与实验室的现生骨骼标本比较,大小基本一样的标本可初步提供出土骨骼代表的动物大小。测量值也可为区分动物个体大小提供标尺,还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

在原始资料中记录的年龄特征可以反映个体大概的死亡年龄,多个个体的死亡年龄可以建立这一种动物的年龄结构曲线。生存曲线可以解释人类的某些行为:死亡年龄集中于幼年、青年的家羊的生存曲线提示人类饲养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吃肉。骨骼形态特征和测量数据可以反映动物的性别,成年的雄性个体往往大于雌性个体。同年龄结构一样,性别比例也提示人类行为的信息,如雌性比例高是人工选择的一种结果。

通过最小个体数和可鉴定标本数能够计算遗址内一种动物占所有动物的数量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人类经常利用哪些动物。如果某种动物占的比例极大,那么这种动物就很有可能是家养动物。计算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变化,怀特(White)认为可以利用左右两边对称的骨骼来估算最小个体数,即同一部位的骨骼哪边的数量多,其值就是最小个体数。随后有学者将年龄、性别、骨骼大小这些因素补充到计算最小个体数的考虑要素中。例如,发现2块猪左侧的下颌(1块1岁,1块2岁),1块右侧的下颌(3岁),可见右侧的那块下颌与左侧的2块都非一个个体,因此最小个体数应该是3。此外,可鉴定标本数也是统计数量的方法,它是由计算分别属于各个种属的全部动物骨骼数量得来的。与最小个体数不同,可鉴定标本数有时容易受到一块完整骨骼破碎成多个碎块的影响,应而在研究遗址出土的各个种属的动物数量时,应综合两者进行分析。

计算骨骼的出现频率要先将骨骼归纳到不同的骨骼部位中。骨骼部位既包括完整的骨骼,如肱骨、锁骨;也包括多块骨骼连在一起形成的解剖学部位,如前肢、脚;还包括人类屠宰动物经常肢解的单元。最小个体数可以得出骨骼部位的数量,最大值就是这个遗址预期收集到的值,每个部位发现的数量除以最大值就得到了发现值与预期值的比例。我国已有学者对遗址内不同部位的骨骼出现的频率做过研究④。此外,效用指数也是研究骨骼出现频率的一种方法。

有两类方法从骨骼的角度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第一类方法是估算一个完整个体的肉量。怀特(White)通过文献并结合具体实例考证鸟类身上的肉量占总重量的70%,哺乳动物的占50%。用每种动物的体重乘以百分比,就可以得到这种动物的肉量。一个个体的肉量乘以最小个体数,可以求得这种动物对古代人类肉食贡献的总量。第二类方法由里德(Reed)发明,根据出土骨骼的重量复原肉量。我国有学者针对这两种计算方法做过比较研究,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⑤。

骨骼表面痕迹的位置和类型以及病理现象可以提供人类行为的信息。出现在关节连接处的砍痕可能是肢解动物时留下的,家畜骨骼上的病理现象可能是劳役造成的,骨骼表面风化程度可以为埋藏学研究提供信息。

以上就是动物考古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不难看出每种方法可以解决相对应的研究问题,因此研究方法应与研究目的相匹配。而且,推理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每种方法的局限性,做出谨慎的、客观的推断。

五、 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在第八至十章中分别谈了动物考古学中比较重要的三个研究问题,第八章探讨如何解释古代人类狩猎形成的动物遗骸和人类的生存策略。人类在捕猎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约基姆(Jochim)模型提到他们需要理性地思考利用哪种动物资源、用多少、什么时候找、到哪找、由谁找等问题。这一模型的本质是古代人类在获取动物资源时花费的支出和最终的收益之间寻找平衡。古代人类选择居住点、进行捕猎等生存活动需要考虑是否受限于时间、空间等环境条件。我国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显示,由于人类活动受到地域的限制,在小范围内持续捕捞对贝类的生长造成捕捞压⑥。当人类狩猎成功后,他们选择价值高的部分带回居住区,开始制作食物。这个过程会在骨骼上留下切、砍等痕迹,也会在一些工具和容器上留下脂肪、蛋白质等微小物质。人类还会利用一些骨骼制作工具、装饰品、建筑材料和玩具。隐藏在可以观察到的动物遗存的背后,还有当时与人类狩猎活动有关或是因狩猎活动形成的交换系统和社会地位、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关系,动物考古学家试图用物质遗存来探寻这些背后的联系。

古代人类驯养家畜的活动也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问题。第九章主要讲人类驯养家畜、利用家畜的行为以及怎样初步鉴定家养动物。狗是一种独特的家养动物,它被驯化的时间很早。12000年以前,家狗的骨骼形态可以与野生祖先相区别,而DNA研究显示家狗起源的时间可以早到13000至15000年以前。狗的作用有很多,可以提供肉食、守卫居住地、帮助狩猎、陪伴人类,还能帮助人类看守家畜。其它的家养动物可以为人类提供肉、奶和皮毛,大型动物的骨骼是制作骨器和装饰品的原料,动物的粪便可以做燃料或肥料,有些家畜还可以用作交通工具、动物牺牲等。多数家养动物的体型逐渐变小;身体各部分的比例也发生变化,如猪的鼻子变小。骨骼测量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一种方法。另外,还可以在测量的基础上计算骨骼的长宽之比。数量比例、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病理现象也能够提供人类驯化的信息。羊毛纺织品、家畜和栅栏模型等人工制品是人类成功驯化并利用家养动物的佐证。我国学者依据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实践,提出了考古遗址出土家养动物的系列鉴定标准⑦。

用动物遗存重建古代环境是动物考古学中研究历史相对较长的一个问题,早在动物考古学发展之初,古环境和古生物研究者就开展了这方面研究。用动物遗存复原环境的理论基础是均变论,即“将今论古”。在了解现代动物的生活习性和分布地域的基础上,推知古代的动物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就可以利用遗址出土的物种复原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例如,竹鼠现在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竹鼠的骨骼,这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⑧。这一过程要区分遗址当地的物种和外来的物种,复原遗址周边环境时应排除外来物种。小型动物对环境变化敏感,提供的生态学信息较多。寄生虫还可以提供人类生活条件、健康水平的信息。同一物种种群内部若干个体的体形大小和年龄可以判断当时的环境是否有利于动物生长。古代人类不断向自然环境索取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环境,最显著的行为就是动植物的驯化影响到原来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也是复原环境的一项研究内容。

六、 结 论

第十一章是全书的结论,作者列出埋藏学、营养和饮食、动物资源的利用、技术、交换系统、社会等级、驯化和古环境八项研究中需要用到的原始资料、衍生资料和与之相联系的理论、观点,简明地表示了从骨骼获取信息与进行考古学解释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研究者应持谨慎的态度和方法,使用与研究目标匹配的研究方法,通过观察、实验和重复的方法,将多学科的研究综合起来。作者指出,目前动物考古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动物的用途和社会含义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位素分析和基因考古学的应用将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整合这些研究才能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人类的历史。

这本教材从动物考古学研究需要具备的相关知识入手,分别讲述了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帮助读者对动物考古学有一个初步了解。然而,《动物考古学(第二版)》以美国及其附近地区的研究为主,没有收录我国动物考古研究的资料,不利于初学者掌握我国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动物祭祀和随葬是我国动物考古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使用猪进行随葬和祭祀的现象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墓葬随葬猪骨的现象可能与社会分化有关⑩,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高规格遗址祭祀用牲的种类是不同的(11),该书对这些研究涉及有限。但是,作为一本入门指导的教科书,《动物考古学(第二版)》值得初学者精细地研读,从而掌握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做好我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奠定基础。

我在学习动物考古博士课程的第一年,导师袁靖先生要求我阅读英文版的《动物考古学(第二版)》,还要求每读完一段话,要用中文记录下这段话的大意。经过一个学期,我终于完成了先生的要求。在阅读和记录的过程中,我对动物考古的研究背景、方法和思路有了一定认识,在随后的鉴定和整理工作中,我的这些认识又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我十分感谢袁靖先生带我走进了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殿堂;也十分感谢《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著者编出如此之好的教材。此稿完成于3年之前,但是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正好赶上《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中译本即将出版,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从阅读《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原著或中译本的过程中受益!

注释:

① 胡松梅:《分异度、均衡度在动物考古中的应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② 黄蕴平:《动物骨骼数量分析和家畜驯化发展初探》,《动物考古(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 吕遵谔、黄蕴平:《大型肉食哺乳动物啃咬骨骼和敲骨取髓破碎骨片的特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马萧林:《灵宝西坡遗址的肉食消费模式――骨骼部位发现率、表面痕迹及破碎度》,《华夏考古》2008年第4期。

⑤ a.杨杰:《古代居民肉食结构的复原》,《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b.何锟宇、蒋成、陈剑:《浅论动物考古学中两种肉量估算方法――以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例》,《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c.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第50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⑦ 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12年第2期。

⑧ 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

⑨ 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用猪祭祀及随葬的研究》,袁靖:《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⑩ 罗运兵:《汉水中游地区史前猪骨随葬现象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08年第1期。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5篇

从比较中认识研究对象

与美术考古学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学科是考古学和美术史学,这里有必要通过比较,明晰三者研究对象的知识边界(参见下面比较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6],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其中的一部分,即“实物资料”中的“美术品”部分;另外,传世品也是美术考古学重要研究对象[7](P17),而它只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平行参考资料。根据美术品的特征,下列两类实物排除在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之外:一是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但“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动物化石、植物孢粉等;二是仅具有实用功能,难以引起人审美感受的人工创造物,如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书法、篆刻等美术种类[1](P526)。它与美术考古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基本相同,只是侧重点和研究方法各异。二者的差别在于美术史是在纵向的时间序列中研究审美关系的发展演变,它的时间范围可以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当代;而美术考古则要在特定的“考古学文化”这样横向的共生关系中,探讨“奠定这种审美意识的经济生产、社会制度、民族文化和受这些制约的一系列的特定环境下的审美创作活动”[8](P139),它只限于古代。该学科旨在通过美术遗迹和遗物的视角,深入研究隐藏在那些“物”背后的“人类观念”。例如,在绘画方面,美术史主要研究卷轴画,着重于表现手法、风格流派、画家生平等等,以把握时代的审美风尚和规律;而美术考古主要研究岩画、建筑壁画和墓室壁画。它要尽可能参考同一时期所有的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以求在全面复原历史的情况下来微观某一美术作品,不但是时代的审美意识(确切地说,这方面要借鉴美术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是支撑这一审美意识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后力求达到对该时期人类文化观念的认知和体察。再如,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多是雕塑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这些作品因中国“重道不重器”的思想根源,很少有明确的创作者姓名留下,因此它们代表的是一种群体作品,具有社会性特征;而美术史则着重个案研究,如对艺术家或者艺术流派的关注,因此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9](P232)。归根结蒂,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服务于该学科的研究目的的。考古学旨在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美术史在于研究美术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美术考古则是通过古代遗留下来的美术品了解人类的文化史和观念史。

从特征中把握研究对象

中国的厚葬之风体现了古人“视死如生”的观念,墓室是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缩影,他(她)既要继续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又渴望在仙境中获得再生;隆重严肃的墓葬仪式和祖先祭祀活动,正体现了活人与死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生人往往借着死人的余荫,就是借着祖宗的功德或显赫的威名来在社会上立足。而死人又借着生人的功业而声名得以显耀,已死者和仍活着的人虽然死生之路断,幽明之路隔,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10](P180)正因为此,墓葬的形制规模、布局装饰和明器的使用,无不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精细心思。它们凝结了高度的艺术性,但当初人们在建造和制作时,却抱有明显的功利目的,这里艺术之美是服务于功利之用的。这样以来,中国的墓葬中包含了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汉代墓葬出土的画像石砖就被喻为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美术考古学正要透过艺术来解码社会。

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还有相当大部分来自于宗教美术遗迹。宗教对艺术的依赖,使它几乎要把所有的艺术都统以信仰的名义,这一点尤其是在古代美术品中表现比较突出,因而宗教美术就成为美术考古学中分量较重的一个研究门类。石窟寺艺术就是一个代表。它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的一支奇葩。它非凡的艺术性背后,却是古代人们渴望摆脱现实的苦恼,为自己求得福地的功利性目的。古代工艺美术也有一大类是用来作礼器的,它们与政治、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礼记•郊特牲》载:“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11](P145),由此可见,陶器在郊祭仪式中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含义[12](P3);再如,《左传•宣公三年》载,鼎“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13](P437),青铜礼器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是政权、神权合二为一的至尊象征;《周礼•春官宗伯》也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14](P193)的记载。其他如绘画中的帛画、壁画,建筑中的坛庙、陵墓、寺观,雕塑中的陪葬俑、象生、造像等等,它们都烙下了宗教的印记。

宗教和艺术是如何统而为一呢?简•布洛克在《原始艺术哲学》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说明:“非洲雕刻极少脱离他们举行宗教仪式时巫术—宗教的、仪式性的功用,它们很少展示给人们看,或仅仅为了视觉愉悦而制作,它们最主要的作用是作为仪式庆典的组成部分。它们远不是只用来从一个独立的、拉开距离的观察角度去观看,更典型的情形是观察者努力置身于一个具有现实、宗教和社会意义的丰富多彩的统一境界中,在这种统一的境界里,很难说面具的视觉没能够被区分出来作为独立的审美价值判断。实际上,……原始审美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它能够促使观察者积极体验那种完全情感化、审美化、宗教化、社会化和魔幻化的经验。”[15](P10)从这段对原始艺术的阐述中,我们同样可以领悟到,古代美术品正是通过艺术感染力使观者置身于一个魔幻般的宗教境地。在研究宗教美术时,我们既要有科学的立场,不能沉迷于宗教,也要有客观的态度,不能完全为艺术所折服。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6篇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与宫庙殿堂建筑不能杂处。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是“卫君”之地,也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地方。这种“消费”性“城”需要有为其服务的民众,但“民众”应安排在“城”附近的“郭”中,即所谓“郭以居民”。这种“郭”可以理解为象偃师商城之“大城”,也可以理解为“城”旁之“居民区”。我们注意到,龙山时代晚期也发现了一些内外双重城垣的城址。它们是否为“卫君”之"城”和“居民”之“郭”,还要通过进一步考古工作去研究。总之,我们在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时,还要注意与之相关的“郭”或其附近的“居民区”遗址。它们二者是“分居”的。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是国家的象征。“传说历史”与考古发现都证实,这种国家象征的“城”,当时可能同时存在多座,分布在多处,形成“万国”、“万邦”林立局面。这个时期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是前后衔接的。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王国”历史之前,有着丰富的“传说历史”,这些“传说”被后代所记载。上述代代口传的历史,也应该属于历史。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夏之前为“龙山时代”,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发达的“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这种考古学文化的时代和分布范围恰恰与“传说历史”中的“五帝”的时代和历史活动范围是一致的。《史记·五帝本纪》是史学名著《史记》的开篇,正如《史记·夏本纪》和《史记·殷本纪》构成我们研究夏商王朝历史的基本时空框架一样,《史记·五帝本纪》很可能成为我们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社会时空框架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近年来晋南、豫西、鲁西南和豫东北等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时代的许多重大考古发现,为我们的上述推断提供了有力佐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给“传说历史”以足够重视。超级秘书网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7篇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与宫庙殿堂建筑不能杂处。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是“卫君”之地,也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地方。这种“消费”性“城”需要有为其服务的民众,但“民众”应安排在“城”附近的“郭”中,即所谓“郭以居民”。这种“郭”可以理解为象偃师商城之“大城”,也可以理解为“城”旁之“居民区”。我们注意到,龙山时代晚期也发现了一些内外双重城垣的城址。它们是否为“卫君”之"城”和“居民”之“郭”,还要通过进一步考古工作去研究。总之,我们在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时,还要注意与之相关的“郭”或其附近的“居民区”遗址。它们二者是“分居”的。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是国家的象征。“传说历史”与考古发现都证实,这种国家象征的“城”,当时可能同时存在多座,分布在多处,形成“万国”、“万邦”林立局面。这个时期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是前后衔接的。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王国”历史之前,有着丰富的“传说历史”,这些“传说”被后代所记载。上述代代口传的历史,也应该属于历史。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夏之前为“龙山时代”,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发达的“龙山时代”的考古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8篇

无论在历史时期还是在史前时期,人类常常要与昆虫打交道,利用昆虫有多种目的。古代人类在缺少食物的情况下,经常把昆虫当成食物充饥;还用它入药、进行与宗教有关的活动,也利用昆虫的某些成分制作胶、蜡、染色剂和墨水等。Dufour通过对Tukanoan印第安人每日饮食的观察,估算出一年中他们摄入的蛋白质有5%到7%是由昆虫提供的;她还发现男性每天都消费昆虫以外的动物来获取蛋白质,而女性有时只能通过昆虫获得蛋白质(4)。Sutton认为这类以昆虫为食的民族学例子虽然仅在亚马逊和南美地区发现,但是具有广泛的地域性,而且古代人类也极有可能把昆虫当成食物。在考古发掘中,昆虫作为食物的例子也有发现。George和Huseas在Wyoming的Leigh Cave发现距今约4200年的一处烧烤遗迹,遗迹内有几百只被烧过的摩门蟋蟀。这一考古背景揭示了洞穴居住者把昆虫放在火上烧烤,然后吃掉的行为(5)。

考古遗址中的一些遗迹现象可能与人类利用昆虫有很大的联系。民族学资料显示,人类捕杀昆虫时会在地上挖条浅沟,把大批昆虫吸引过来,然后放火烧烤。Weaver和Basgall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处遗址发现一条宽约53厘米的浅沟,他们认为这与捕获毛虫有关(6)。此外,古代人类还利用一些石质工具制作昆虫食物。Flood用紫外线照射石器发现上面的蛋白质是制作毛虫留下的。使用气相或液相色谱分析能够发现残留在容器内壁的与昆虫相关的遗物,如蜂蜜和蜡(7)。Meighan C.W. 在加利福尼亚中部的一处遗址里发现了一条链子,是用甲虫腿做成的一百多颗小珠子穿成的,这可能是一种与宗教有关的装饰物(8)。

如同遗址出土的那些用来推测自然环境的动物骨骼一样,昆虫也可以为自然环境的变化提供证据。有些昆虫体型很小,对环境很敏感,是重建自然环境的重要材料。特别是甲虫,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它倾向于寻找新环境而不是适应旧环境;它分布广泛,相对容易保存,是学者常研究的昆虫。Osborne根据英国南部威尔特郡Wilsford青铜时期竖井出土昆虫的种类,复原了当时的气侯和生态环境(9)。从昆虫的种类来看,Osborne认为英国南部当时的气候和现在的气候基本一样,或是稍偏暖一些;出土的甲虫数量很多,这暗示当地存在大量食草动物,应该有辽阔的草地;一些昆虫喜光,所以当地的阳光充足,树木不多,草地相对干燥。

Osborne还对竖井出土的昆虫遗存做出考古方面的解释。甲虫的数量很多,在发现的昆虫中占的比例很大,表明有很多食草动物被限制在或因其它原因出现在竖井周围。较为干燥的草地也许暗示存在绵羊,但是如果这个竖井是取水用的,那么也可能存在牛。考虑到出土的昆虫较为集中,而且数量很多,这里养牛的可能性更大。庭院叶丽(Phyllopertha horticola) 是外来的物种,这类昆虫生活在长茎的草地中,可能是人类收割长茎的草作饲料时将它们带入到竖井的周围。家具窃蠹(Anobium punctatum)寄生在死树上,所以竖井周围还存在木头。Osborne通过研究昆虫推测了当时的情形:竖井上有木质水槽或是其它结构用来打水,周围有栅栏圈住家畜。

Eva Panagiotakopulu在利物浦博物馆收藏的古代埃及人的食物和树胶上发现了昆虫,有鞘翅目的谷蠹、药材甲、锥胸豆象和一种属于双翅目的蛹壳。研究者对这些昆虫进行分析,探讨它们的地理分布、危害哪些农作物。这些昆虫的出现说明古代遗物遭到了害虫的感染。而且,博物馆收藏的其它埃及和近东地区的食物标本里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害虫感染的现象。研究者认为这些昆虫的出现为生物地理学和古代人类储藏的产品遭受害虫感染的历史提供信息,同时还呼吁更多的考古学家关注这一问题(10)。

昆虫遗存可以提示遗迹现象的时间信息,Gilbert和Bass根据墓葬人骨上附着的苍蝇蛹推测这些尸体被埋葬的时间(11)。在距今100多年的美国阿里卡拉人墓葬中,发掘者在死者身上发现很多苍蝇蛹,多在头部和腹部出现。动物死亡不久苍蝇就会在尸体上产卵。当地在每年3月到10月中旬有苍蝇,Gilbert和Bass由此推断这些附着苍蝇蛹的尸体是在这几个月内下葬的。

一些昆虫,例如虱子,栖息在人的生活环境里危害人类的健康,因此昆虫遗存还可以反映古代人类的卫生条件。人虱(pediculus humanus)寄生在人体头上和身体上,可以在梳子和衣物上大量存留,而阴虱(Pthirus pubis L.)不如人虱容易保存下来。Kenward对中世纪英国一处遗址发现的阴虱做了研究(12)。以往研究者猜测英国的虱子是从英国以东的地区传入的,但是在英格兰坎布里亚郡Carlisle遗址发现虱子显示它们在中世纪时期已经在英国开始了寄生的生活。

Sutton在《Archaeological Aspects of Insects Use》中还提到昆虫对遗址形成过程的影响,引用几个埋藏学研究的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研究考古遗址出土的昆虫可以复原气候和生态环境,为遗迹形成的时间或季节、古代人类的健康水平、古代生物的地理分布和分析遗址的埋藏过程提供信息,还可以为家畜的存在提供佐证。

以上研究离不开田野发掘过程中收集昆虫样本的重要环节。国外学者通常采取田野采集土样、在室内提取的方法收集昆虫遗存。发掘中提取每层刚刚暴露的土壤,放入塑封袋中,写好出土单位。带回实验室后,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采用不同的方法提取昆虫遗骸。最常用的方法是筛选,但是这里用到的网筛要比以往筛选动物骨骼的网筛小得多。Buckland和Coope认为筛孔为0.3毫米的网筛可以收集到大部分昆虫,一些特别细小的部位需要使用筛孔为0.1毫米的网筛(13)。筛选后的土壤要经过水洗或是化学物质的溶解,看是否还能发现昆虫遗骸。下面是一个因为采用不同大小筛孔的筛选网而改变研究者结论的事例:Madsen和Kirkman发掘Lakeside洞穴遗址时,使用筛孔为1/4英寸(1英寸=25.4毫米)的网筛筛选后得到很少的蝗虫个体,他们认为当地古代人类没有利用昆虫。回到实验室后,他们把取样的土壤用筛孔为1/4英寸的网筛选,得到28只蝗虫个体;经过筛孔为1/8英寸的网筛选,得到1750只蝗虫;当他们选择用筛孔为1/16英寸的网筛选,得到8772只蝗虫。这一发现使他们改变了原有看法,从而认为蝗虫是古代人类的食物的一部分(14)。

整理昆虫遗骸的方法和整理动物骨骼的方法基本一致。首先要把后期侵入的昆虫排除在外。其次,昆虫遗骸一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鉴定出种属、年龄,有可能的话性别也要鉴定。鉴定时要比对图谱和昆虫标本。较为常见的是昆虫的头部(head)、前背板(pronotum)和翅鞘(elytra),有时也会碰到腿、腹部和生殖器(15)。然后统计最小个体数和可鉴定标本数,估算这些个体可以提供的食物总量。最后,在解释昆虫遗存时,要把它们放入考古背景中去分析。

目前,我国的考古发掘工作很少收集昆虫遗骸,原因之一是昆虫个体往往很小,混在土里肉眼很难发现。提取植物遗存的浮选法也许可以用来提取昆虫遗骸。青海大通长宁遗址采集的土样经过浮选后,研究者发现了炭化的昆虫(图一)。

除了采集方法,动物考古中的昆虫研究还需要与植物考古学中的某些研究联系起来。例如,在Eva Panagiotakopulu的研究中,人类储藏的农作物会出现被昆虫感染的现象;在Osborne研究竖井的案例中,昆虫提示人类使用草料喂养牲畜;专门生活在一些蔬菜、树木上的昆虫可以反映植物的种类。所以,这项研究需要结合植物考古学的方法和知识,采用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思路来复原人类的历史。

虽然我们目前掌握的人类利用昆虫的资料都来自于欧美地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在中国还没有展开针对昆虫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但是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去推动这方面的工作,相信昆虫作为动物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后也能够逐步发展起来。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员和李志鹏博士为本文提出宝贵意见!

注释:

(1) Josephine Flood. (1980). The moth hunters: Aboriginal Pre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Alps,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Studies New Series No.14, Canberra.

(2) Mark Q. Sutton. (1995). Archaeological Aspects of Insect Us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2, No.3, pp. 253~298.

(3)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

(4) Darna L. Dufour. (1987). Insects as food: A case study from the Northwest Amaz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89, No.2, pp.383~397.

(5) Frison C. George, Marion Huseas. (1968). Leigh Cave, Wyoming, Site 48WA304. Wyoming Archaeologist 11, pp.20~33.

(6) Richard A. Weaver, A., Mark E. Basgall. (1986). Aboriginal exploitation of pandora moth larvae in east-central California, Journal of California and Great Basin Anthropology, 8, pp.161~179.

(7) S. Needham, J. Evans. (1987). Honey and dripping: Neolithic food residues from Runnymede Bridge. Oxford Journal of Archeaology 6, pp.21~28. van Balgooy, Josephus N. A. (1983). Chemical analysis of residue from a stone bowl. In Rector, C. H., Swenson, J. D., and Wilke, P. J. (eds.) Archaeological Studies at Oro Grande, Mojave Desert, California, San Bernardino County Museum Association, Redlands, pp.178.

(8) Meighan, C. W. (1955). Excavation of Isabella Meadows Cave, Monterey Count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rchaeological Survey Reports 29, pp.1~30.

(9) P.J.Osborne. (1969). An Insect Fauna of Late Bronze Age Data from Wilsford, Wiltshire. Journal of Animal Ecology, Vol. 38, pp. 555~566.

(10) Eva Panagiotakopulu.(1998). An Insect Study from Egyptian Stored Products in the Liverpool Museum.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84, pp.231~234.

(11) B. Miles Gilbert, William M. Bass. (1967). Seasonal dating of burials from the presence of fly pupae. American Antiquity, Vol.32, No.4, pp.534~535.

(12) Harry Kenward. (1999). Pulic lice (Pthirus pubis L.) were present in Roman and Medieval Britain. Antiquity 73, pp.911~915.

(13) P. C. Buckland, G. R. Coope. (1991). A Bibliography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Quaternary Entomology,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 Prehistory,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J. R. Collis: pp.4~5.

(14) David B. Madsen, James E. Kirkman. (1988). Hunting hoppers. American Antiquity, Vol.53, No.3, pp.593~604.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9篇

对古钱币的研究自南朝刘氏《钱志》和顾垣《钱谱》就已经开始,但是社会文化背景会制约一个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古钱币学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之前,对古钱币的研究停留在最基本的描述摹绘和考据两大方面,所以直至清末对古钱币的研究还停留在传统金石学的范畴。这段时期的成果,是产生了很多古钱币的谱录和对古钱币字、形、色、质、声及出土地点的研究。

自近代考古学的方法和技术传入之后,中国钱币学界不再满足于“忽略制作,偏重文字,斤斤于色泽肉好,戚于珍常多寡,范围狭隘”的简单的经验型研究。1936年,由叶恭绰、吴稚晖、丁福保等组织成立中国古泉学会,其创办的会刊《古泉学》第一期中提到了其宗旨,“以阐明古泉学识,研究古泉制作,鉴定真赝,辨别年代,启人好善之心为宗旨”,这反映了当时古泉学研究的对象有所扩展,已经开始注意钱币的制作了。1940年,丁福保组织成立中国泉币学社,提出研究钱币须“按诸货币原理,以究其制作沿革,变迁源流,利病得失之所在,治乱兴替之所系”。(张N伯《本刊发刊词》,见《泉币》第一期)尽管民国以来考古学已经传入,对古钱币的研究的认识有所突破,但是古钱币研究仍然比较沉寂,此时期出版的书籍,如《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等,仍然具有图谱的性质。直到1954年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问世和1989年后中国钱币学理论体系的提出,对古钱币的研究才更加科学,中国钱币学逐渐成熟、繁荣。

从1954年至1989年之间,有一本著作不仅在考古界影响重大,被誉为有“中原汉墓编年可资借鉴的标尺”,同时在钱币学界的影响也非常重大,是考古学与古钱学结合起来的经典,那就是由蒋若是先生主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的《洛阳烧沟汉墓》。

在《洛阳烧沟汉墓》一书,以科学的考古学方法,解开了号称历史货币研究的“谜团”――五铢钱分期断代,此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对五铢钱的断代基本都沿袭此书的方法,并且被多次证明结论的正确。那么《洛阳烧沟汉墓》何以能够解决这一个千百年来的谜团呢?这就需要仔细阅读一下此书了。

《洛阳烧沟汉墓》一书是1953年洛阳烧沟区发掘的255座汉墓的报告,报告分为序言、第壹编、第贰编、第叁编、第肆编、结论和编后记,着重研究了汉代墓葬的墓室结构和陶器、铜器、铁器、铅器、玉石器等等器物类型的发展演变及分期依据,建立起中原地区汉代墓葬的年代标型序列,给汉代物质文化史研究也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就包括对255座汉墓出土的11267枚钱币的分析、研究。

《洛阳烧沟汉墓》在第叁编第十章专门对出土的钱币进行了研究,从钱币的形制、年代、与墓型的关系三个方面展开。在这些钱币当中,从时代上看有秦、西汉、新莽及东汉的钱币,种类有半两、五铢、新莽钱及杂钱,除了一枚铁质、一枚铅质外,其余都为铜质。

书中对半两的分型比较简略,分为三型(图1),根据墓葬年代、文献记载及大小轻重关系,认为第一型为秦半两,第二型为吕后半两,第三型为文帝半两,但是在第四、五型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半两第三型出土,即是说第三型半两是东汉晚期的。但是在书中227页的表五五中,没有分型说半两的年代,而且表中表示的半两流行时代只有武帝、昭帝、宣帝及桓帝、灵帝时期,在武帝、昭帝、宣帝时期是非正式通行期,在昭帝、宣帝时期虽非正式通行期但是流通仍很多。这样的结论是客观的,只是没有对半两的类型与时代对应起来有一点遗憾。

但是对于五铢的分型分期却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五铢钱,最早的起武帝中、晚期,下限到东汉末,数量众多、差别微小的钱币,非下一番苦功夫不能够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书中以墓葬及遗存的年代(包括墓葬结构、共存遗物及出土情况)为主要的判断依据,结合文献、类型学、图像学方法进行分析(包括对钱币的文字、形制及钱范的考证),综合考察并确定随葬五铢钱的历史年代。先对五铢钱类型的相对年代考察,再分别对五型的绝对年代进行判定,客观严谨。

将五铢分为五型(图2):第一型为武帝到昭帝时期,“五”字中间相交两笔为直笔的是武帝时期的,昭帝时期的稍弯曲,“铢”字“金”头为镞形,多不清晰,“朱”字头方折;第二型为宣帝至西汉末,“五”字两笔弯曲(越晚的越弯曲),“铢”字同前无大的变化,但字划清晰;第三型为东汉前期,字体较宽大,金字头较前为大,如三角形,“朱”字头圆折;第四型属于东汉中晚期(桓帝及以后),各种特点基本同于东汉前期的三型,只是较薄,文字轮郭更浅平,并带有阴文或阳文符号;第五型为灵帝时期,背有四道内外郭相连的四出文是其主要特征。

“前人定五铢钱年代,说多无据,惟“四出”为有据,有由据者推之,知无据者尽臆说矣。”清代戴熙若是看到蒋若是先生提出的五铢分期断代,定不再有此感叹。此外还有一些地域或时代特征的五铢钱币。(图3-1、2)

这一成果概括了各个时期五铢钱的基本特征,让行用时间长达700多年的五铢钱分期断代有了科学可靠的根据,历经半个世纪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说,这是一本将考古学方法应用于研究古钱币、将古钱币研究纳入考古学范畴的重要著作,在古钱学和考古学中都意义重大。

当然在五铢钱的分期断代研究上,《洛阳烧沟汉墓》也有不足。但是这是由于非钱币学专著,没有深入探讨,由于烧沟汉墓墓葬时代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洛阳烧沟汉墓》提出的分期标准不能面面俱到,它对早期五铢钱的类型认定有些不足,例如郡国五铢、赤仄五铢、上林三官五铢。

《洛阳烧沟汉墓》得出的结论并非不准确,其结论仍然是可用的,只是有一些片面,没有能够涉及到西汉前期五铢的特征。满城汉墓的发掘,则填补了五铢钱分期断代研究的这个空白。1968年发现的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墓主刘胜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其妻窦绾卒年可能稍晚,在这座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中,出土了保存完好的五铢钱4200余枚。从墓主入葬时间断定,满城汉墓五铢钱基本或多数为上林三官铸钱之前的郡国五铢钱,其特点表现在钱文、记号、质地的多样性上,在满城汉墓中发现的就有十余个品种之多。在《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中,作者对四千余枚五铢钱逐一进行了测量重量,将五铢分为三型,对“五”、“铢”两字及记号等特征又作了分析,取得了准确的资料,充实和订正了《洛阳烧沟汉墓》的成果。蒋若是先生还写了《郡国、赤仄与三官五铢之考古学验证》,以其慧眼对郡国、赤仄、三官五铢进行了系统的区分,功不可没。

此外,对于半两的时代考证,也在科学的考古学方法上有突破。陕西凤翔高庄秦代一号墓、咸阳黄家沟战国墓、四川青川战国墓、巴县冬笋坝船棺葬、昭化船棺葬、郫县战国墓、湖北云梦睡虎地等出土的半两钱币,说明半两钱早在秦武王时期,或者是更早的秦惠文王时期就已问世了。(图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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