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时间:2023-10-19 15:58:16

考古学的基本方法

考古学的基本方法篇1

1982年初,笔者在初用“音乐考古”一词时,曾尝试着解释为:“音乐考古,是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音乐文物和文献对古代音乐所进行的研究,是古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环节,也是音乐史界、考古界共同开辟的一个科学新领域。”这只是对一个新兴事物的初步描述和憧憬。其中的“共同”一词强调了考古之于音乐考古的重要关系。

更多学者先后从学科的高度定义“音乐考古学”,大多数也凸现了这种关系。

秦序:“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出土和传世的古代音乐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它既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换言之,它是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相互交叉渗透、相互融合发展起来的专门学科。”

蒋定穗:“‘音乐考古学’是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音乐文物大量出土和音乐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形成的一门‘潜科学’”。“音乐考古发展到今天,已不再能被一般的考古学所包容,使用一般的音乐史学方法研究出土乐器,也已显得不够用。它迫切需要建立起由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相互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音乐方面实物,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代音乐历史的学科。”

谭若冰、黄翔鹏:“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围与考古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与美术考古、丝绸考古、陶瓷考古、青铜器考古等学科并立的,国际上称为音乐考古学。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

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

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

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

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

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

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

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

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

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

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

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

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

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

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

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

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人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

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一、音乐考古学科建设要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拓宽了“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新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考古学定位为一级学科。音乐考古学科时逢成长的大好机遇。事业是学科的依托和动力,事业的发展需要队伍保障和政策支持,也会对相应学科提出刚性需求,并推动其发展。音乐考古学者应该在遵循学科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紧密与文化遗产事业相结合,力求进步,积极贡献。

二、加强学科理论建设和基础性工作。通过开题立项和学术交流,梳理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建立学科规划和目标,建立专业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

三、通过国家重大项目整合队伍、培养人才、积累成果。音乐考古学队伍力量薄弱、松散,与文物考古部门的结合并不密切。通过全国性重大项目整合力量、凝聚队伍,出人才、出成果,已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工程的成功经验,应该继续类似的项目,形成本学科的成长模式。

四、搭建平台、建立渠道,更主动、更深入地参与文化遗产相关工作。湖北省博物馆等十家博物馆发起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为音乐工作者与文物工作者搭建起交流平台,也是音乐考古工作者与文物考古工作者合作的桥梁。要充分借助类似学会组织和学术团体的力量。

这些浅显的意见,是一个音乐考古工作者企盼音乐考古学科发展的由衷期望。

考古学的基本方法篇2

一、手工绘图依旧是取得考古现场第一手资料的基本方法

我国20至21世纪的考古工作与考古学研究的结果表明,迄今为止,我国考古绘图主要依赖手工完成。不仅贯穿于考古发掘的全过程,也是当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依据。

从我国考古学建立之初,传统手工绘图就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不仅在摄影技术不发达的时期,全部考古图录主要靠专业工作者手绘完成:“要亲自动手,文物一旦露头,……必须完成当天的考古记录”,即使在考古学高度发展的今天,考古绘图工作已经加入了新的技术因素,大量在现场依照实况和器物实体手工绘出的图纸,作为现场采集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是临摹、修改、复制、打印等后续而成的二手资料所不能比拟的。

在摄像与电子技术高度应用于考古学领域的今天,人工对遗址现场的全景、地层、地形、遗迹及其分布的实测与绘图,仍是保留现场信息的必要步骤,方格网等方法依旧被作为最基本的测量和绘图方式在实际工作中使用,以保留考古遗址和器物的原貌。现场示意图、剖面图是考古遗址不可忽略的重要步骤。以河南焦作府城遗址发掘为例,所做的大量对遗迹的结构、分布、地层堆积、坑底细部情况绘制的平剖面图不仅是对现场的第一手记录,也是后续分析研究工作的基础,特别是对结构复杂的各墓葬、窑址等清晰的绘图,是动态发掘过程中不可遗漏的重要证据。对其深浅层位进行精确的测绘,明确遗物的出土位置、叠压关系,对后期墓葬主人身份的辨析考证,具有极重要的证明意义。

即使在一些特殊的考古场合,现场绘图也是必不可少的,手工绘图不断运用于考古新领域。2010年“南澳I号”的沉船船体和文物发掘中,绘图工作是在水下数十米深处与现场发掘同步进行,现场对考察“南澳I号”复杂的遗址堆积状况的记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学界揭示南澳岛水下的遗址群的概貌、探讨南澳岛作为海上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重要意义的关键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传统考古绘图方式被忽略、被扭曲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少数匆忙开发的遗址,由于缺乏专业绘图理念,未能遵循正确的绘图原则,往往造成第一手绘图资料的缺失。如某些遗址的发掘,由于忽略了现场绘图记录,不仅缺乏宝贵的现场记录资料,也为后续的叠压关系研究、器物鉴定、排序与研究造成困难。

绘图软件的大量应用,一方面带来绘图工作的便捷和细致,另一方面也使人产生误解,认为即便没有绘画能力,各种软件也可以取代人工,完成绘图工作。这导致传统绘图方法被忽略,手工绘图的重要性降低,甚至很多本应由专门人员完成的原始资料图由技术工人,将绘图视为现场的简单记录。

问题的出现是考古工作中对绘图工作的理解出现误差。事实上,考古绘图并不是单纯图录备用,而是将现场复杂信息整理、筛选和保存的过程。特别是对地下遗物多、叠压打破关系复杂的遗址,准确保留第一现场的必要信息,将叠压的复杂关系正确传递给后续研究,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是无法完成的。

我国长期考古工作的经验表明,传统手工绘图无法取代。它不仅贯穿于20世纪近百年的中国考古,并且会在21世纪的考古发掘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二、考古绘图是考古工作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

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使考古绘图有着广阔的发展领域。在承担野外调查、现场发掘任务之外,考古绘图贯穿于器物整理、考古报告、现场复原全过程,并且正在不断深入影响考古学研究。

在后期的器物整理、遗址报告中,作为三大要素之一,绘图也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是梳理和陈述考察成果的基本手段。几乎所有的考古学报告,都要配以大量的图录,阐述考古过程,明示器物特征,展示发掘特征,提出新的观点。武汉考古所等为盘龙城宋窑与商墓遗迹所做的大量清晰绘图,清晰地表明了黄陂盘龙复杂的多层文化,为学界的后期研究提供了最明了的答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石市博物馆在《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2009年发掘报告》的附图包括遗址示意图、探方图、地层堆积剖面图、各个时期的器物图、纹饰图等数百幅。而记录600座楚墓,反映东周文化的考古报告《江陵九店东周墓》,正是其图绘工作的疏忽草率,而受到学界的批评。

器物的修复整理,往往需要对原物预先绘图,特别是对彩绘器物的修复,必须首先采集和保留原物信息。其中包括“详细记录描述器物各个部位的彩绘颜色、范围和保存状况”,“采用多种颜色进行绘制,详细记录描述每层彩绘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在对秦俑一号坑新发现的断裂数块的彩绘陶俑进行抢救性处理前进行的保存原样的绘图,就是修复器物的规范做法。

图文并茂是考古学者深入研究的基本方法。苏秉琦以北首岭出土双唇口、壶罐形口与姜寨壶罐形口的比较图提出关于仰韶文化分期的重要论点,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述论》,以数十幅历代城池遗址图、地形图论述中国都城考古的发展成就,都显示了我国考古学家图文并长的研究功力。

为适应21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需要,关于绘图技术和各类图谱的规范研究正在展开,成为考古学方法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马鸿藻老师在长期实践授课基础上,在他的《考古绘图》中开考古绘图的理论探讨之先河。至今,更深入的有关考古绘图方法论的研究,进入了考古学理论研究领域,一批有关考古绘图的论文正在问世,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考古绘图在新时期的发展,以及与考古工作的关系,“科学指导我国当前的考古学实践”。

考古学的基本方法篇3

[关键词]公共考古学;考古学大众化;考古与传媒

[中图分类号]K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4-0030-04

公共考古学,又称为公众考古学,美国考古学家、遗址保护专家查尔斯·麦克基姆先生在《Public Archaeology》一书首次提出这一概念。2002年,杭州召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其主题是“考古学与公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明确提出建立公众考古学的问题。近几年来,“考古学要走向大众”的呼声越来越高,遗址公园的建设、考古工地的开放、博物馆展示方法的改变、考古科普书籍的出现、媒体上各类考古类节目的出现,公众考古学在国内可谓盛行一时。本文拟对我国近10年来公共考古学的相关研究进行一个粗略的梳理。

一、公共考古学概念的讨论

公共考古学,源于查尔斯·麦克基姆的《Public Archaeology》,国内对于这一概念的没有统一的称谓,或称之为公众考古学,或称之为大众考古学。范佳翎通过对比英美国家考古学家对这一概念的不同解释,认为理解的偏重点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Public Archaeology》出现背景和所面对具体问题方面的差异。①大多数学者根据《Public Archaeology》认为,公共考古学是一个西方的名词和理念,但是高蒙河则认为考古学大众化的理念中国从来就有,并通过分析苏秉琦先生不同时期的公众考古思想的演进而认为苏先生是中国公共考古学的领军人。②公众考古学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概念。郭立新、魏敏认为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以及考古学家社会责任的再思考,这种思考,上升到理论高度,即是所谓的“公众考古学”。③姚伟钧、张国超认为公共考古学的定义是考古学的大众化。④钱耀鹏认为公共考古就是考古学的社会化。⑤陈淳认为公众考古学是指由政府管理的从公众共同利益出发的考古学,即如何由一个形形而且互有竞争的大众群体以他们自己的方法阐释过去。⑥当然对于公众考古这一概念提出是否合理学术界仍有争议,施劲松、王齐认为公众考古学的提法不仅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而且在实际操作时还潜存着一些难以避免的危险。⑦对于公共考古学的学科建设,钱耀鹏认为公众考古学是考古学研究的新领域,严格意义上来讲,公众考古学似乎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分支。⑧梁太鹤认为由于公众考古学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有论述称它将是国内考古学中“呼之欲出”的一个分支。就所需研究的范围和问题说,把它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方向,分支说自有成立的理由。但是否即建立为新的分支学科,却值得细加估量。⑨孙波也认为公众考古学因为缺乏理论而不能称之为一门学科。⑩

二、关于公众考古学的理论研究

公共考古作为一个新的提法,或者一种新的理念,一经提出,便立即在中国考古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其中不少的学者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但其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与学者们的观望态度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公众考古学主要以《中国文物报》和《南方文物》为两大宣传阵营,《中国文物报》主要刊登公共考古学大众性、普及型文章,实时性、思考性较强,《南方文物》则主要刊登学科理论类文章,其中介绍西方公共考古学的文章占有一定比例。郭妍丽通过对考古学科学性和大众性的分析,认为考古科学化与大众化的结合点在文物保护,并且通过四种方法可以实现考古学大众化与科学化的结合。11郑媛则从中国目前经济建设对文物的威胁、公众对考古知识的盲区以及考古工作者的行业尴尬等现状出发,认为公众考古学的建立是公众需要、文化遗产保护需要、考古行业需要。12魏峭巍通过对国外公众考古学的研究,认为国外公众考古学经历了政府参与、公众参与、公众导向等三个不同的阶段,我国应加强公众考古学理论建设,找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公众考古学道路。13李琴、陈淳通过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起源与发展、内涵与概念、理念和方法的简要介绍,认为中国的公共考古学应该在多方的合作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大众为中心”。14郭立新、魏敏对西方公共考古学发展情况进行了简要梳理,提出考古工作中的矛盾与冲突,认为研究要结合中国现状谨慎处理各种关系,考古学家应在公共考古发展的形式下做好考古知识普及工作,搭建好公共考古的现实平台。15

在中国公共考古学发展模式上,姚伟钧、张国超认为我国现阶段公共考古的途径大致有四种:考古现场的参观、摸拟考古、科普考古图书和直播考古。其中参观考古现场是目前我国公众考古最要形式之一。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选用了现场参观、科普书籍、动态讲座、考古专题影视等四种方式进行公众考古学的引导和推广。17上述的几种方法基本涵盖了我国现阶段公共考古学的运行模式。在公众考古学基本理论方面,魏峭巍从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三个不同的视角观察,认为三者之间的分歧必须在共有元素考古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博弈,从而实现纳什均衡,完成遗产保护。18崔玉范从美国公共考古学教育的视角,对美国公共考古的机构和运行模式进行了详实的归纳,认为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由考古学家发起,教育学家们积极参与并合并了社会各个团体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考古学知识和文化资源保护的公众化。19曹兵武认为考古资料具有公共属性,考古资料不仅仅是考古学家的资料,也应该受到其他领域甚至大众的关注。考古学家长期以来只关注考古资料的一个方面,而考古资料和考古知识的分享传播并非文本所能代替,要在新技术和新媒体的支持下不断探索其考古资料的载体和传播的途径,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化遗产发展的需要。20麻赛萍、高蒙河根据考古教育与考古资源的密切程度,将考古教育按照三个不同的场所,考古现场、博物馆和课堂加以划分,剖析在三个场所开展的考古教育内容、手段和效果,为以后的公共考古活动提供参考。21

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源于西方,因此,有大量关于西方公共考古学介绍性文章和译著。《公共考古学》的序言《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协调性》详细论述了公共考古学的定义,并提出了“民智不足”和“多角度”两种模式,在此基础上如何与公众进行沟通与交流。22而《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一文在分析博物馆强大的媒体功能和为考古服务性质的基础上,认为其单一的陈设脱离了公众的需求。自1960年以来,博物馆的功能转向公众,树立公共服务的意识,实现数码通道、幕后参观、外界文物盒等多种方式来提升公众考古资源的保护、鉴赏意识,从而提升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力。23希尔松·兰贝利通过对巴西水下文化遗产的种种复杂问题的讨论,打破水下遗产由于观点差异造成的僵局,而水下考古及民族志研究中心则在水下遗产的管理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4这些译著和文章为我们了解国外的公众考古学研究状况、思考我国公众考古学开展的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借鉴。

三、公众与考古学大众化

公共考古学中的“公共”包含了两种含义:一是公众,即一种国家行为,这种政府行为以公共利益为前提;二是公共,由个人所组成的群体,是一个多样化的集合体。所谓的“公共”就是要处理国家、公众、考古学三者之间的关系。25国内这几年来探讨较多的是大众与考古学的关系。1996年,陈星灿撰文《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从考古学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方面论述考古学与公众存在一定的距离。26陈洪波认为目前国内由于多种限制因素的存在,加之考古学的专业性质,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大众还是很远。27因此,考古学界和社会各阶层的学者也大声疾呼,要求考古学走出象牙塔,建立公众考古学体系。曹兵武认为考古的大众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这不仅是人民文化的需求,也是考古学家有益的学科尝试,并进一步指出考古学家已经意识到应该再添加一个“转换普及”的新程序,在与社会和公众交流的过程中获得反馈,认识和确立自身的定位和社会形象。28公众考古学兴起十年来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但是考古工作者一直都在不懈的努力,从各个角度实现考古的大众化,大部分考古工地的开放和具有科普意义书籍大量的出现。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以通俗话语总结了其毕生研究所得,其自称“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吴汝康的《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被收入“名家讲演录”科普系列书系,向公众介绍人类起源与进化方面的知识。李伯谦、徐天进主编的《考古探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由一批著名考古学家执笔,其中不乏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的真知灼见。高蒙河的《考古好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深入浅出的笔法讲述了真正的考古生活。许宏的《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图文并茂,从多个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早期中国的形成。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的《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采用了“发掘者说”理论,用报告惯例之外的通俗语言和视角,随文配上相关照片图像,对相关内容进行概略讲述,以浅显的语言,辅之以考古学常识。它是考古学报告编写的一次新尝试,这种尝试与编者力图推进公共考古学发展的理念是分不开的,表明考古学者正在以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对考古学的大众化进行有益的尝试。李春华认为博物馆在促进考古学的大众化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博物馆的大众考古要克服陈设简单,与大众缺乏沟通的现状,实现公众考古学的建立和博物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29施劲松、王齐认为公众诉求与考古学的科学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这一差异的源于考古学知识的不确定性,考古工作者可以给公众只是尽可能多的过去历史的“碎片”。这些碎片由公众在考古学者的正确引导下完成“历史拼图”。30范佳翎以最成功的“公众化”实验考古项目——英国Buster古代农场(Buster Ancient Farm)为例,认为“实验考古学”具有很大的考古科普优势,应该在公众参与实验考古的过程中逐渐理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31而且考古影像信息更能客观地记录现场,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容易被公众所接受,保证收集影像的真实性、全面性、科学性对于公共考古学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32在公共考古学实施与推广中,程艳妮从阳陵公众考古的实践出发,认为公众考古活动中的年龄限制、经费缺少、模拟考古教练的缺失等几个方面的因素正在日益束缚着考古大众化的发展。33麻赛萍根据上海市政府“三区联动”的城市战略,积极寻找考古普及化在这一战略下社区化,认为考古社区可以降低消费成本、扩大范围、并且以多种形式,多种途径落实考古学的普及。34上述研究成果具有科普性,也具备常识性,同时也体现实践性,说明学者们正从不同的角度在尝试普及考古知识和推进公共考古学的发展。

四、公共考古与大众传媒

公众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参与,加强与传媒机构的合作,借助新闻媒体、网络媒体等信息平台逐渐成为考古发掘成果的另一个展示渠道。随着媒体越来越多的参与,考古学家越来越重视与公众的交流,公众活动日益深刻地影响考古活动。但是媒体是把双刃剑,可以扩大考古学在公众中的影响,也会由于媒体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而出现非客观的考古报道。关于公共考古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也不乏学人关注。曹兵武认为媒体希望从考古发掘中寻求新闻点、兴趣点甚至经济增长点,但不可否认,客观的结果是普及了大众的考古学知识。如果适当地加以引导与规范,甚至可以对考古学的进步、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35孙波认为随着信息和网络等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考古行业可以通过媒体传播考古知识,但是由于考古学或者文博行业状况,以前的一些做法正在被质疑,文物部门正在从危机事件中的被同情者转化为被问责者。正是这样,在危机关头更需要建立公众考古进行应对。36张士坤、王志华从考古学共享现状及问题出发,剖析了考古学与媒体接触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存在呈现不均衡,呈现模式和语言有悖考古学的严谨,进而提出考古学工作者在与传媒的接触中应该主动些、积极些。这样有利实现考古知识的共享。37郭云菁以考古传播人才培养为切入口,认为公众考古传播应将各类媒体作为主要研究和合作对象,探讨考古与媒体的最佳合作模式。要完善和增进考古学界和媒体界的交流机制,加强两个领域之间信息和人员互动,特别是专业公众考古传媒人才的培养,一是立足于培养一批与媒体交流的公众考古人员;二是着重培养具备基本的考古学知识的媒体从业人员。38

当然,仍有一部分学者对于媒体持保守态度,他们认为媒体的炒作严重违反了考古学的规律,违背了考古学的科学精神……媒体的任意推导、大胆结论甚至是无中生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干扰了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些不是考古学传播,无疑对考古学这门严肃的学问是一种伤害。39陈洪波在谈及公众考古学与传媒的关系时认为,传媒与大众的关注立场是一致的,传媒关注的是考古学以外的东西,而不是考古学本身,传媒和大众的功利心理显然与考古学家的思想观念是难以合拍。40

五、公共考古学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

通过简单回顾近十年来国内公共考古学的研究现状,我们发现公共考古学整体性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目前还尚未有一部关于公共考古学整体性研究的专著。国内大多学者关于公共考古学的认识还依然不够清晰,尽管公共考古学从发展阶段上看已经跨越了宣传与呐喊的阶段,但是对此并不是很热衷,甚至冷眼旁观。至于在公共考古学的理论和模式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在公共考古领域,依然存在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和错误的认识等充斥在公共考古学领域,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势必会影响公共考古学的发展。

一方面,公共考古学概念呈现缩小化趋势。目前,一提起公共考古,人们就会认为是考古知识的普及,而且这种认识还普遍存在文物工作者和管理者的意识里。公共考古学的概念发源于西方,尽管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明了的概念,但是“公众考古学是服务于公众兴趣的职业考古学研究方向,协助立法保护古代遗址与发现、管理博物馆收藏、并向公众展示古代历史、与开发商协商尽可能的减少建设项目对古代遗迹的影响。大部分考古工作还是旨在创建与出版专业的学术知识,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发展出一系列超出其学术规范的专业领域,公众考古就是用来界定这一发展与多样性。博物馆不再是一个文化机构,而是藏品与档案的收藏、解释与展示的专业实践场所。公众考古学还包括了公众对古代遗存的普遍兴趣。公众考古学远远超越了学术的范围。跨域了许多学科。”41这段话不是给公众考古学下定义,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公共考古学涉及的领域远远已经超出了考古学本身。诚然,正如曹兵武所言:“公众考古学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考古学家在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方面的作为。”但是公共考古学并不是考古科普化,考古科普化只是公共考古学大众化过程中一个方面,属于考古知识的宣传,而不能涵盖公共考古学。

另一方面,公共考古学展现方式日益模式化。近些年来,以国家、地区考古学机构为主体的生力军正在以自己特有考古学普及和展示手法推广公共考古学理念的实施。但是事实上现在各个地区使用公共考古学的方法和手段已经近乎模式化,科普读物、工地参观、模拟考古、博物馆教育等中国式的公共考古学运行模式,实际上更多是注意考古知识普及,换言之就是公共考古学内涵缩小化之后的行为反应。

随着公共考古学概念的提出,考古学知识在国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使大众广泛参与到考古学知识的了解和认知当中去。这一举措对于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国民文化意识、增强国家文化的保护力度均有非常明显作用。但是公共考古学是一大值得探索的研究课题,中国公共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探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考古学发展模式。

[注 释]

①范佳翎:《如何理解“Public Archaeology”》,《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16日第7版。

②高蒙河、麻塞萍:《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1期。

③1525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④16姚伟钧、张国超:《中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略论》,《浙江学刊》2011年第1期。

⑤⑧钱耀鹏:《价值实现与公共考古学》,《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⑥陈淳:《考古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⑦30施劲松、王齐:《“历史图景”、“公众考古学”及其他——参观〈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展〉有感》,《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

⑨梁太鹤:《2008年公众考古案例盘点及思考》,《中国文物报》,2009年6月26日第7版。

⑩36孙波:《新传媒时代的“公众考古学”与危机公关》,《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31日第5版。

11郭妍丽:《考古学的科学化与大众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2郑媛:《试论在中国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必要性》,《文物世界》,2010年第4期。

13魏峭巍:《国外公共考古学研究现状综述》,《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14李琴、陈淳:《公众考古学初探》,《江汉考古》,2010年第1期。

17刘国祥:《公共考古的开展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2010年6月25日。

18魏峭巍:《分歧与整合:公共考古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19崔玉范:《美国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目的的一个途径》,《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20曹兵武:《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21麻赛萍、高蒙河:《考古现场·博物馆·课堂:考古教育的三个阶段》,《博物馆研究》,2011年第3期。

22美·尼克·麦瑞曼著,周晖译,方辉校:《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协调性》,《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23美·尼克·梅里曼著,黄洋、高洋译,陈淳校:《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24希尔松·兰贝利:《保卫巴西水下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与公众考古学》,《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2008年第8期。

26陈星灿:《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读书》,1996年第12期。

2740陈洪波:《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关于公众考古学的思考》,《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2日第7版。

2835曹兵武:《考古学与大众》,《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3日。

29李春华:《博物馆与公众考古学》,《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2日第7版。

31范佳翎:《“公众化”实验考古》,《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17日第7版。

32范佳翎:《公众考古中的影像信息采集》,《中国文物报》,2009年4月10日。

33程艳妮:《从文化圣殿到民众乐园——汉阳陵公众考古活动的思考》,《文博》,2012年第12期。

34麻赛萍:《文物知识普及与社区化》,《上海文博》,2009年第1期。

37张士坤、王志华:《略论大众传媒与考古共享的互动关系》,《东南传播》,2009年第5期。

38郭云菁:《公众考古传播的人才培养机制》,《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日第7版。

39熊焰:《解析考古新闻“秀”》,《新闻前哨》,2002年第4期。

考古学的基本方法篇4

关键词:墓葬;巫鸿;美术考古;研究方法

在讨论《黄泉下的美术》一书中巫鸿所使用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之前,我首先对“美术考古”和“美术考古研究方法”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关于“美术考古”学界大致有四种意见: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是美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独立于上述两个学科的另一个学科、是由美术史学和考古学交叉重叠的学科专业。阮荣春认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除地层学、类型学以外,还有“风格学”、“图像学”、“物态学”,即从研究对象的“自然态”、“人文态”、“物理态”、“形式态”出发而提出的一种方法论。[1]总而言之,美术考古学应该有而且必须要有一套自己的、并不断发展的方法论体系。

巫鸿在他的一系列的著作、论文[2]以及本文所要论述的《黄泉下的美术》一书都推动了20世纪以来美术考古在研究方法上的反叛与重构,我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对这种方法论上的变迁与突破进行论述。

1 从“部分”到“整体”

通读全书,我们几乎见不到任何有关中国古代墓葬的点、线、面、构图和色彩等的“部分”分析。巫鸿认为,墓葬是作为整体来设计、建造以及装饰的,单一的实物要放在“原境”中考察,而不能将个体与整体割裂开来。再者,对“整体”的研究,是作者在有意回避堪称最为经典的艺术史方法。其意图,或许是在避免李格尔和沃尔夫林式风格分析所导致的“过渡解释”。最后,墓葬艺术因为其封闭性特征,在建筑造型与装饰程序上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是难以相互影响的。这也因而决定了其形制是难以作地区间比较,而是要从古代“整体”的宇宙思想丧葬观念上入手,结合中国的墓葬文化与葬俗礼仪把它们当作一种与周围环境相关联的“整体”视觉形象来看待。[3]

因此,《黄泉下的美术》一书采用了“整体”的研究方法――这是墓葬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转变。作者以墓葬艺术的空间性、物质性、时间性为线索,通过对墓葬系统整体空间设计的思考,将各种随葬器物与图像意义等放在“整体”中进行阐释,注意这些资料与墓葬中其他物品所共同形成的视觉、礼仪、宗教等文化情境,从而真正打破了图像、实物和原境之间的界限。[4]

2 从“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

以前的学者大都是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墓葬中画像、器物材料的外观、形式、色彩、材质与思想意义。而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谈到:这种研究实际上并未考虑到墓葬所营造的、供死者的灵魂观看的“内部空间”问题。因此,作者强调应该重视墓葬的“内部空间”,这正是巫鸿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

巫鸿这种从“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的研究方法是由“物”到“人”的典型。即通过研究墓葬艺术进而研究人的精神活动、思念观念,从墓葬实物遗存的分析中探讨“非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达到“透物见人”。因此,我认为在《黄泉下的美术》中,“是什么”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而重要的是“怎么样”。这是巫鸿较之前传统美术考古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之处。

3 从“单元”到“多元”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巫鸿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推动了20世纪以来,美术考古在研究方法上形成的一些基本共识:

一是必须有美术学的分析:书中作者仅用了少量笔墨对“图像学分析”和“形式分析”进行提及,但作为美术史的基本研究方法,它们还是有其重要的意义所在。

(1)图像学分析:与照搬图像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5]不同的是,巫鸿将艺术品视为一种社会图像,更加重视文化依据。其研究方法没有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试图揭示当时的文化、社会等方面,有意识的考察图像艺术所蕴含的观念。(2)形式分析:书中巫鸿将这种方法与文化阐释的方法结合起来,将图像学与文化发展连接起来,使得图像学的阐释更加令人信服。然而晚近以来,由于形式分析的模糊性和过度主观性,在对该方法的使用上也应保持“适度原则”。

二是必须有考古学的分析:以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为基础,复原研究对象的“原状”和“原境”,最后将对墓葬的研究扩展到整个文化史范围,努力达到复原古代社会文化的目的。例如巫鸿认为,应当考虑到器物和所出墓葬之间的关系(什么人使用)、器物和礼仪活动之间的关系(用来做什么)、器物和人的意识思想之间的关系(为何要用这样的器物而不是其他)。

除此之外,他在该书中所使用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还有上文论述的“整体研究”、重视“内部空间”研究、以及“中间层次”理论、[6]“二重、多重”证据法[7]等等,这些都表明了其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该书中所使用到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都为丰富历史观察的角度和解释的可能性,提出了新的概念和理论架构,推动了学术研究思辨性的发展。[8]

4 结 语

从《黄泉下的美术》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巫鸿重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的努力,他期望在美术考古中建立一种特殊的、独立的方法论体系,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总的来说,巫鸿的研究方法是奠定在“整体解读”的基础上,重视墓葬的“内部空间”,并且注重考古发掘材料与艺术分析相结合,运用多重视角和多元化的方法论,从而试图“重构”中国古代墓葬艺术的“原境”。其研究方法不仅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为我们反思过去的研究呈现很好的范例,――这是我解读巫鸿《黄泉下的美术》一书后从中受到的启发和教益。

参考文献:

[1] 巫鸿(美).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2] 阮荣春.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3] 刘天琪.美术考古学的“热”与“冷”[J].美术观察,2011.

[4] 穆宝凤.美术考古学方法与美术史研究[J].新视觉艺术,2009.

[5] 刘晓达.概念、视角、叙述与古代中国墓葬美术史书写――巫鸿The Art of the Yellow Srings:Understanding Chinese Tombs评述[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

[6] 郑岩.古代墓葬与中国美术史写作[J].文化研究,2011.

[7] 王玉冬.关于幻化艺术:艺术史研究方法的一个实验[J].美术学报,2011.

考古学的基本方法篇5

石声汉先生是位硕学多能型学者,治学精明睿智,又坚韧不拔。早年立业生物科学,为著名植物生理学家。中晚年转重古代农书校注整理,益擅博学交叉研究之长,深得《齐民要术》堂奥及古代农家者流的著作要领,遂以“贾学创始者”称著世界科技史学坛[3]。本文正是在创通贾学的制高点上,见识石声汉先生的学术境界,彰明贾学之幸所在。

一、学科思想——古农学的科学标帜

石声汉先生受任古农学研究时近“五十而知天命”之年,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促其从炙热的现代生物科学转入“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4]的故纸堆中。当时新中国在规划宏伟的社会主义蓝图,继承中华古国数千年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遗产,是共和国奠基自立的基础。同志早在40年代初就未雨绸缪,告诫本党:“清里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申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尊重自已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5]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建国后传统医学和农学领域首先根据中央指示开展历史遗产整理,农学方面“清家底”工作在农业部督导下,制定规划,建立机构,延揽专才,起势有声有色.石声汉先生恰是在此鼎革时期的学术背景下,改道易辙,厕身古农书领域。石声汉先生对祖国农业遗产素怀珍重之情,大约青年时代就有兴于古农书的探索,唯因昔日社会条件所限而只能“临渊羡鱼”,但却从未自泯夙愿,多年来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学术动态。细读石声汉先生有关著作,许多古代农书农事似乎早有深思熟虑,某些重大的国内外农史资料早年已有涉猎或备录。石声汉先生与饱经忧患的同代知识分子一样富有民族自尊心,曾负笈欧洲获伦敦大学植物生理哲学博士,英国学者称其学术上有“剑桥气质”[6]。但他却并不自以为是,从骨子里痛恶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自信在古农书领域内本民族独具优势,颇不安于本国古农书研究水平落于人后,深为时人不自重祖国农业遗产而焦虑。从其现存信稿和有关口碑资料看,他多年一直为此耿耿于怀,“心里始终是个疙瘩”[7],在“”时期许多公众场合曾坦诚申明,维护本民族应得的国际学术地位,也是他倾心于古农学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业遗产宝藏自本世纪初始走上现代开发轨道,最初涉足者即为精于现代农学的专家,但在旧中国毫无统筹擘画的状况下,先觉者只能自发地进行零碎的个案研究,较新中国继承农业遗产的宏图大略和大规模的整理工作相去甚远。所以当石声汉先生筚路蓝缕进入这一领域时,仍面临着披荆斩棘的草创艰辛。特别是要遵循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清理数千年农业遗产,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里既要对历史悠久、内涵复杂的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作出符合实际的认识,更要运用全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加以研究,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主导性学术思想。前辈学者初涉这个特殊的科研领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自己的学识和专长,逐步实践、探索,直至确立或选择这种学科思想,以统领整个研究工作。尽管他们对这一过程并无郑重声明或详确论证,但从其整体思路和具体工作之中仍可看出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途径、方法、风格等,即后人评论常谓的“治学路子”。石声汉先生整理研究农业遗产的“路子”集中体现在他所倡导的“古农学”之中,他以此概括自立的学科思想,又用以命名主持的研究机构,作为鲜明的学术标帜。

石声汉先生标帜的“古农学”概念本身已很明确,顾名思义,古农学即古代农业科学;申言之,就是我国传统农业在数千年发展中形成的经验性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主要以古农书的载体形式在古代农业中传播演进。古农学的提出绝非即兴而名的标新立异,说到底还是石声汉先生在古农书整理研究中实践认识的产物。当农业遗产整理工作发起之始,中央农业部就邀集各方专家,确定以农书校注为遗产整理的重点,并直接领导组织了大型骨干农书的校释和出版。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总揽数千年祖国农业遗产中的珍藏,在博大深厚、纷繁驳杂的农业遗产宝库中首先划出易于科学开发的领域.石声汉先生则全力投入古农书中潜心探研,深入认识这一领域基本矛盾及其特殊性,准确地把握其学科范畴,给古农书赋于科学的意义,在历代农家的故纸中首次树立起“农学”的旗帜,作为一门当代科学研究不断从实践和理论上开拓。

石声汉先生古农学思想渗透在他的古农书校注研究之中,特别是在分析解释古代农事问题的观点、思路、方法等方面,更容易感受到这种学科思想的内涵。科学亦属历史范畴,农业科学也包含着不同的历史形态,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传统古农学与近百余年的现代农学水平虽不可同日语,甚至在某些理论家眼里还有本质的不同,但毕竟是中国农业科学前后相承的发展阶段,古农学同样占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理所当然应归属于中国农业科学范畴。就实质而论,科学是有系统的知识体系,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书记载中自成体统,有关生产系列、技术环节、农事概念等等,古今农学大体相通,唯建立学科的理论、观点、方法有所差异。前者立学于古代哲学观念,凭借经验性感知建立知识体系,后者立学现代生物科学理论,依靠实验性的研究建立知识体系。大约考虑到这种同中之异,石声汉先生命名时特冠以“古”字,以体现与现代“农学”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关系。他在给好友杨东莼先生的致函中所说的“攘窃前人所积,近年来思路渐成体系”[8],从总体看即指古农学学科体系臻于成熟而盲。古农学的学科价值,除资以科学地“识古”,客观地揭示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基本面貌和内部规律外,同时更有“察今”的作用,“古为今用”始终是我国农业遗产整理的方针,对此石声汉先生也曾有深刻的思考:首重古农学的直接使用价值,石声汉先生指出农书中尚有增产效益的技术经验,改进提高再用于农业生产;尤其重视至今仍行于农业中的传统农业工具、作物和技术知识,主张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加以总结和改造,发展其生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农业。次重古农学对认识我国农业传统和未来道路的历史价值。用石声汉先生的话说,“研究古农学,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农业所根据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还在于‘溯往知来’,为提高农业生产寻找广阔的道路”[2]。这种价值取向、也是我们今日探讨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所遵循的基本思路。

任何新建学科都不可能一立而就,古农学建设必然经历长期的曲折过程,石声汉先生为此做了大量坚实的基础建设,自谦为“服务性的工作”。他通校了历代骨干农书,并加以理论的总结研究,《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和《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可视为古农学概论之作。同行学者在五六十年代也出刊许多重要校注农书和研究论著,其中《中国农学书录》、《中国农学史》亦屑古农学支柱性著作,从所有这些校注农书和研究论著即可反映出农业遗产整理高潮时期,古农学学科建设的规模和水平。在农业遗产研究领域,早期与古农学同时发生、相辅相兴的,还有农业历史学科,前者着重于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横向系统研究,后者则侧重整个古代农业的纵向历史考察;古农学为农业历史做了基本资料的深入研究,至80年代农史研究终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发展规模远超乎兴盛一时的古农学。然而,显隐兴替本是学科发展的正常现象,古农学近年虽步履迟缓,但学科自在的地位和固有的学术价值规律,决定其势必再度中兴,并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小学兼农学的考证法

石声汉先生研治古农学既有鲜明学科思想,又具富有创造意识的科学方法,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赞他“巧思过人”,即就其古农学思想和研究方法而推崇。关于石声汉先生研治古农学的基本方法用自已的话概括起来说就是“传统的小学修养和近代科学的最新成就”[9],他运用这种方法校注整理农书,也用于考证研究重大古代农事农史。“小学和农学”[10]相结合的考证方法,是在严守校勘成法、绝不轻改原书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传统语言文字学(小学)手段考证农书古籍文字的形体、读音和意义,并结合文献学的手段解决版本方面的各种问题,昭明古代农事名物的原本情状。在此基础上极尽现代科学理论、方法之优长,剖析其中的农业技术原理,揭示生产经验和农业知识的科学成分,并指出局限、错误及违背现代科学之处。通过深入考证研究再将结论和凭据,按通常校注方式加以记载。这种传统学术与现代科研相结合的研究过程似乎顺理成章,其实很不简单。翻阅石声汉先生的校注,便知这种大跨度的学科交叉结合,实为一创造性的研究过程,能以一人才力而兼之,实屑大不易。兹仍就“农学”和“小学”两方面,分析石声汉先生创用的这种研究方法,以及何以独能运用此法的个人原因。

就农学方面看,采用现代化农业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主导农书、农事考证,这是石声汉先生倡立的古农学与旧考据学的本质区别,而现代农学的具体应用又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首先是将现代农学理论和知识体系作为农事考证的参照,石声汉先生的注文和著作并未完全遵循古农书经验性的理论和知识系统,而是站在现代农学理论的高度考注农书,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的体系分科别类地研究古代农业。同时,注意学随时变,把现代农学概念大量移植于古农学,古今概念间则通过严谨的训诂统一名实关系,既不违古代农业实际,又保持所用概念的科学性而易为现代人接受。因此在农书校注中很重视农事名物古今概念的“对释”,重大农书则以今语通释,创行了古农书“今释”体例.其次是现代农学研究方法普遍应用,使古代农事的考证过程和结果科学化。在以田间实验为中心的多种途径的农业科学研究方法之中,综合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已成精良研究方法体系,古农学虽很少径用其具体的实验方法,但从石声汉先生实际工作和论著中仍可看出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思想主导着整个感知、思维及研究的全过程。例如在搜集整理资料时,除善用历史文献外,也很重视实际观察和调查;选题研究过程中更能巧妙使用具体与抽象、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等辩证思维方法形成科学认识,进而以统计、类比和系统方法等建立理论体系。他重实践。躬亲资料到著述的整个研究工作环节,有实证学者的风格,同时重视理论探索,有思辩学者的风采,大约是攻获植物生理哲学博士的功力,对于农业科学技术善作哲学思考,故研究结论显得精辟而富有哲理。总之,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检阅石声汉先生的古农学研究,在名物的考证、农事的解读、农史的研究、农书的整理、论作的撰著等方面,几乎都可看出科学方法在这一古老领域的创造性运用,日本学者据其书而识其人,也惊异地发现他“作为自然科学者所磨炼的分析能力,不随从别人而展示独自的境地”[11]的创新意识。石声汉先生现代农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素养显然源于长期从事的生物学专业基础,17岁入武昌高等师范生物系就读,21岁助教于中山大学即授动、植物学并进行脊椎动物分类研究,26岁考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植物生理学,29岁回国先后任杭州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农专生物学教授,并以植物生理学家名世。解放后20多年久居西北农学院,执教植物生理生化,主攻作物水分生理研究。生理生化为生物学基础,而生物学又是现代农业科学基础科学的中坚学科,正是以精深的植物生理学和广博的生物学基础,再加对西北农业和本校农学各专业的全面涉猎,石声汉先生蓄蕴了精博的现代农业科学修养,故在古农学研究中能驾熟就轻,触处即通。

石声汉先生研究方法另一面是小学为中坚的传统考据学,主用于古农书整理,也行之于有关农事农史的研究。由于古农书毕竟属于古籍文献,古农学概以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为对象,完全凭借现代科学尚难解决本学科基本矛盾,唯有结合运用传统考据学首先扫清古代语言文字、农事名物、文献形式等方面的障碍,才能客观地认识学科对象的历史面貌及其本质。考据学本是我国古代学术研究中相沿既久的一种常规方法,至前清臻于科学完善,鼎盛时期百余年几乎统治了整个清代学术界,近现代之交尚存遗风余韵。清代考据学的精萃在于“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强调通过严谨的文献资料考核研究古代事物。从方法论角度看,其科学性在于严格地运用归纳法,依靠大量例证加以结论,致有“例不十,论不立”之说.至晚清西学东渐,在现代科学方法全面兴起的历史条件下,考据学相形见绌,逐渐显露种种弊端,但考据学“求实”精神和“归纳”研究方法,终不失为我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仍有可信用的科学成分,有待在某些领域继续使用、改造和光大发扬。石声汉先生正是在这种立场上将传统考据的科学精华移植于古农学领域。考据学的中心学问是传统的语盲文字学,即由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组成的所谓“小学”,着重从形、音、义方面训释古籍字、词、语义。小学三科中以音韵为中坚,通过语音历史演变规律推求古音,进而因声求义以获正解,故音韵在考据中最关键也最艰深,令人惊异的是石声汉先生音韵学造诣极高,即使专攻音韵学的传统语言学家也常叹服其精。据西北农大图书馆一位前辈回忆,石声汉先生在一次诚挚交谈中曾言,他所以敢受农书整理之命,实与“自巳懂古音,在音韵学上下过功夫”有很大关系。因为音韵学是古代文献语言的核心,通音韵则小学通,小学通则古书通,古书通则考据遂通。当然,多种学科构成的传统考据也并非音学一把锐器可以包揽,还需要文字、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整个历史文化的知识,方可考明古代文献中的复杂事物。这种综合才能或称为“考据功力”,清代学者即以此相矜尚,然石声汉先生竞能在这多方面头头是道,俱见功力。从石声汉先生农书注释和古农学论著中,常见以声音为主的古文字形、音、义彼此互求,或以古汉语构词和语法规律求农作物名类,或用方言俗语及某些外来古语辨农史是非,小学方法运用十分娴熟。有关文献学知识也颇为渊博,古籍学家所论的目录、版本、校勘三长,似乎无一不精,故善从各类文献中钩沉辑佚为人鲜知的农书和资料,有时胆色俱励地直斥某书之伪,并详确地辨明伪书、伪文、伪者和作伪时代。在古代历史和中外文化知识方面,更见博闻强记之长,披揽积蓄极为丰富,故能随时将古代农书农事置于具体历史背景下加以综合研究。

人或不解长期从事现代科学研究的专家,何以对传统学问有如此广博精深的修养?据知其人者论,实不唯其才华横溢,先天秉赋过人,主要还是生平于文史知识为主的“国学”孜孜不息的涵养之功。石声汉先生出身一贫穷的寒士之家,他的父亲曾为人佣笔,精诗文、书法、国画、金石、篆刻等,所以他在清苦中尝得较早的家学启蒙。5岁习《四书》,7岁读《诗经》、《左传》,8岁看《聊斋志异》。幼年阅《红楼梦》即达十多遍。小学已诵读大量诗词古文,自幼铺奠了古典文学艺术的根基。后来从业现代自然科学,终不减嗜古好文兴趣,过盛的文才处处溢露,日常以诗词记事盲志,有时还用文盲文备课作文,为刊物撰写杂文、小说,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书法、篆刻为工余养心消遣,潦倒岁月也书刻鬻字聊补薪俸不足。在语言方面无论从实践到理论都保持长期的研习之功,精通多种外语,可以英文和德文著作,又学习各地方言,能说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方语;至于历史语音似乎用力更勤,在20多岁时就开始研究《广韵》,能熟练检用历代韵书,50年代还同山东大学80多岁的栾调甫先生书信商研音韵学,讨教整理古籍的“家法”,往来函件数万言之多[12]。明了石声汉先生久养而成的这种独特的学识结构,便知其转入古典学术领域并无行山阻隔,古农书整理唯有象他这样博通古今、文理兼养之士,才能出色当行地创用“小学兼农学”的研究方法。

三、学术成就——凿空《齐民要术》之功绩

石声汉先生的学术成就,在植物生理学和古农学领域皆负盛名,而以农书校注研究影响最为广泛深远。总计精校出版的骨干农书有《?锸ぶ?榻袷汀贰ⅰ镀朊褚?踅袷汀贰ⅰ端拿裨铝钚Wⅰ贰ⅰ侗忝裢甲胄Wⅰ贰ⅰ杜┥<??Wⅰ贰ⅰ杜??樾Wⅰ?种,有关古代农书、农史研究著作8种,论文多篇。在总计数百万字的著作中有专书专题研究,同时有对农书和古代农业遗产的总体研究,其中《农书系统图》、《中国古代农书内容演进表》、《中国农书评介》、《中国农学遗产要略》等,所谓的“一图一表一评一略”,即屑多年农书、农史研究的总结。这些丰硕成果也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嘉勉,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和部省级多种奖励。然而仅从这些方面尚不足以深论石声汉先生,唯有从凝聚其才智和创造力的《齐民要术》校释和研究中,方能观见他在古农学领域攀登的学术高度。

《齐民要术》是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撰写的综合性大型农书,也是世界古代农书中无与伦比的著作。全书记载了公元6世纪以前我国传统农业的生产经验和各种科技知识,内容包括大农业各部门、各专业的技术,颇具农业百科书体的特点,开农家大全式农书体例之先河。《齐民要术》的价值在于全面展现了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渐臻完善时期的发展情况,对日益成熟的精耕细作技术措施作出深入的总结记录,显示出中国农业悠久的优良传统和早熟的高超农艺水平,观其书即可知中国农学的非凡历史成就,亦可知其在世界古代农学史上的绝对领先地位。全书引先秦至魏晋的上古文献多达160多种,其中有些后世日渐散失而成逸书,本书存载的文字可供考据古书,古史之用,因而兼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这部农学巨著隋唐以后一直在民间抄刻相传,并为后来的农书大量地引用。除历代农家视为宝典倍加珍重外。经学传注家还用以校勘经典和古书文字。至本世纪《齐民要术》始为现代科学家注意,特别是农业科学家颇为倾心其古农学价值的探索。日本学者由于农史源流关系对《齐民要术》似乎更富热情,利用本国独藏的较早版本和侵华战争形成的特殊历史环境,颇有组织地长期开展《齐民要术》研究。1940年日本占领北京后,便在北平高校设立专门机构开始译解原书;后来在日本京都大学又组织《齐民要术》轮读会,集中了多种专业的优秀学者全面研究这部世界农学名著.日本学者钻研既广泛而且专深,心得感知的境界也大不相同,特将《齐民要术》研究视为专门学术领域,效法学界将许慎《说文解字》称“许学”、郦道元《水经注》称“郦学”之类的风气,尊贾思勰《齐民要术》的综合研究为“贾学”,并对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落后局面不无微辞。虽然当年我国学者初闻“贾学”之称多以为“未见其可”,然从《齐民要术》于国内外古典科学中的地位及在今日自由活泼学术风气之下,复言“贾学”,亦未见其不可。尽管日本学者较早步入贾学领域,但是国外学者要完全贯通根植于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齐民要术》终不免障碍重重,正如日本另一位著名的贾学旗手熊代幸雄所称,本书中确实有许多“日本方面不可能到达的深奥理解”,故以释译《齐民要术》为主攻目标的日本贾学研究,也不免“牛步漫漫”[13]。因为本书经一千五百多年的传抄刻印演生出许多讹、倒、衍、脱,几无一个版本无错字破句,有的地方根本无法通读.早在宋代人已觉其“奇字错见,往往难读”[14];辗转至明代,人们对所引的某些古字,“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义,文士犹嗫之,况民间其可用乎?”[15]所以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便以“文词古奥”作出总评结论,故近世以来,读者不免叹为“奇书”,“未敢通读”。中外古今学者所以感到《齐民要术》难读难懂,实因通解这部古典农学名著所需知识学科跨度太大,而学界又往往缺乏“对于小学和农学都有素养的有志之士”[10]。

上文第二部分预先分析了石声汉先生于传统小学和现代农学的精深修养,评介了他据此创行的考证研究方法,正是凭借这种独特的学识和考据法通解了《齐民要术》,终于拨开了长期弥漫贾学的迷雾,作成《齐民要术今释》。今从攻坚的角度看,石声汉先生今释本突破了前人备受困惑四大难题:一是奇字、难词、疑句的解读。此类问题原书颇多又最令读者望而生畏,今释极尽小学之长,形、音、义考据多端,除个别字句以外,疑难文字词句基本解决。二是版本演生伪异字句的勘订。因本书流传版本种类较多,系统也比较复杂,再加类书摘引中的异同,利用起来使人难以适从。今释本出入经史子集,采用版本、目录、校勘等文献研究手段,比较折衷,去伪存真,以求原书本来面貌。三是原书正文与注文、大字与小字掺杂的厘定。原书除正文之外,还有作者的注文,各本虽多用大小字体加以区别,但因古籍错简和抄刻错误,不少注文以大字掺入正文,注文中也时有后人批语札记相杂,真伪莫辨。今释本采用综合考证方法,匡谬纠误详加分析,终使正文、注文各归其位。四是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恰当地注释原书农事名物,阐明农学原理,亦是今释本最大特色。清朝乾嘉时代的考据大师于《齐民要术》也曾竭力用功,然而有所发明之处甚少,皆因无农业科学专长之故。今释本充分显示出注释者精深的现代农学造诣,以及善于“古今结合”进行综合考证研究的优长,不仅使本书农艺、农史条条件件得以发明,而且还对全书的农业科学技术系统地分析,形成纵(时代)横(类别)分明的知识体系。并撰写《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一书,以通俗的方式直接宣传原书的农学成就。总之,石声汉先生今释本及其研究著作既富古典学问深厚功力,同时也充满现代科学的气息,使这部古代农学名著与当今人的认识方式终于沟通,在历代《齐民要术》注释和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石声汉先生通解通释《齐民要术》的历史功绩,在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同时带来深刻影响。这种“凿空”之功不唯使一书贯通,而且以根本上扫除了古农书和农业遗产整理的最大障碍。为我国古代农学和农业历史研究开辟了全面发展的道路,近40年来本专业日益兴旺的历程即昭明了石声汉先生的不朽功绩。同时今释本在国外贾学领域也颇负盛誉,当第一、二分册传至日本后,以谦恭严谨称著的东邻同行即致函石声汉先生,申明将暂停持续了十多年的《齐民要术》日文翻译工作,待今释本第三、四分册出齐后再全面参阅翻译;日本《校订译注齐民要术》工程终于1959年告竣,日本学术界亦誉为“堪称划时代的业绩”[16]。石声汉先生为进一步传流《齐民要术》,在世界范围内弘扬历史悠久、成就卓著的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将《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译为英文向国外发行,英文版连刊四次皆磬售一空。当世界人民粗知中国这部伟大的古农书及其价值后,更欲亲自阅读或研究,于是英国和德国学者也分别以两种文本翻译出版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古典农学名著,而英德文本的《齐民要术》也主要是依据石声汉先生今释本翻译。

石声汉先生于1971年病逝,但是他通解《齐民要术》并广传于世界的功德是永世不没的,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悼念文中所说,石声汉先生以今释的不朽名著《齐民要术》而“在西方世界已很出名,因此石声汉是不会被忘记的”。看来日本西山武一与英国李约瑟西位东西方汉学大师见解正相互补;西山以石声汉其人为贾学之幸,而李约瑟又以贾学亦石声汉其人之幸。

参 考 文 献

[1] 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

[2] 孙 健.《石声汉教授和古农书研究》,见《光明日报》,1962-05-13。

[3] 日渡部武.《贾学的创始者们》,见:《石声汉教授纪念集》,内部资料。

[4] 宋应星.《天工开物·序》,石声汉先生常以此明志。

[5] .《新民主主义论》,见:《选集》,1967横捧袖珍本。

[6] 英 李约瑟.《给石定栩的倌和纪念文》,1985-03。

[7] 石声汉致刘仙洲的信.见:姜义安,《深切怀念石先生》,油印稿。

[8] 石声汉给杨东莼的信.见:姜义安,《深切怀念石声汉先生》,油印稿。

[9] 西北农学院1956年呈报的“全国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登记卡片”,石声汉先生亲笔撰写栏目。

[10]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小引,科学出版社,1957-12。

[11] 日 渡部武.《石声汉教授对中国古农书研究的成就及其对日本汉农学界的深刻影响》,见:《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12] 此一大段有关事实见姜义安《古农学专家石声汉先生事略》,《西北农学院学报》,1982(2)。

[13] 日 熊代幸雄给石声汉的信,收北农大古农学研究室。

[14] 宋 李煮.《孙氏[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

[15] 明 杨慎.《丹铅总录》。

考古学的基本方法篇6

关键词:成教;古代文学;教材;内容;考试;改革

中图分类号:G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003-02

成教专升本“古代文学课程”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和主干课程。学好这门课程对弘扬传统文化,培育学生的人文精神,提高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独立阅读分析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学术科研素养等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现行的成教古代文学教学却陷入了一种学生不愿学、教师不愿教的尴尬境地。其中固然有社会市场经济的影响,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成教古代文学课程本身存在的问题所致。本人从事成教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二十多年,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针对这一现象,笔者认为,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在现行教材的选用、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手段的变革,考试形式的转换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惟其如此,才能提高成人教育的教学质量,实现成人教育的教育目标。

一、因时制宜,选用合适教材

加强成人专升本高等教育,须从课程的设置入手。首先在教材选用上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现成教特色

目前,成人高等教育尚缺乏统一的“专升本”中文本科教学大纲,没有适合自己特色的教材。据了解,很多学校借用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普通本专科教材用于成人教材。其教学内容与专科阶段多有重复,难以激发专升本学员的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培养有特色的成教人才。成人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在教学性质和教学目标上有明显的不同,在选取教材时,应突出成教特色。

(二)避免教材老化

“游史朱选”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权威版本,学术底蕴扎实,在体例、选篇以及对作品的评价上大体是公允的。但因时代因素,其思想体系和一些学术观点已显陈旧,选篇上也有重政治教化而轻艺术价值的倾向。以此来规范以自学为主的“专升本”课程的教学,有悖于教师继续教育、更新知识、培养能力这一根本宗旨。此后学界也出版了一些角度新颖、立论高远的古代文学教材,但有些提法尚不够严谨。在目前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本种类繁多、选材不一的状况下,教师在选用教材时,既要考虑学员的学习目的和实际需求,及时关注学术动态,捕捉最新学科信息,丰富教材的内容,还应增加一些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优秀古代文学作品,以弥补上述教材的不足。

(三)加强教材建设

要大力加强成人高等教育的教材建设,建立一套较为系统化、成人化的教材体系。有条件的可以编选具有成人教育特色,适合成人教育特点的合适教材。针对目前教育改革的形势及专升本学员实际需求,我们在编写指导思想和编写体例上有比较大的突破,先后编写了“古代诗歌专题”、“古代散文专题”、“古代小说戏曲专题”等讲义和配套的文学作品选,形成了一套适合专升本学员使用的初级教材,并在使用过程中逐步得到完善,明年可以正式出版。这套教材在充分吸收学科前沿信息的基础上,从文学体裁的演变发展以及各种文体的传承关系出发,阐述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助于培养专升本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能力。对文学作品选,在不忽略道德价值思想价值的前提下,加大了对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的选读。同时,有选择地向学员推荐其它读本,并鼓励学员课下根据个人兴趣,阅读有关作家的专集、选集乃至全集,拓宽其阅读视野,这样既保证学员考试中有章可循,又不囿成见,提高学术科研水平。事实证明,我们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学效果是令人满意的。所有学科教师年年被评为最受学员欢迎的教师和教学质量优秀的教师,本学科最早被评为学院重点学科和重点教学团队。

二、因人制宜,调整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完成教学目标的手段。我们不必纠结教学内容到底是以文学史为主还是以作品选为主,应根椐培养目标的要求,科学设置教学内容。在确立成人教育的教学内容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出方法传授

专升本学员已具备基本的古代文学知识基础,教学重点不宜仅停留在知识的传授上,而必须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把传授研究方法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既要拓展学员的文学史知识视野,培养基本理论的综合应用能力,更重要的是从现实需要出发,为基础教育培养优秀的师资人才。因此要着重引导学员学会如何学习、学好这门课程,怎样阅读分析古代诗文作品和评论人物形象,如何思考探究有关学术问题等。

(二)突出师范性教育

成教专升本中文学员多集中在师范类院校,师范院校的办学宗旨是将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传达给学生,培养合格的师资力量。因此教学工作中,要注重对学生进行从教素质和从教能力的培养。一是重点拓宽学员的知识领域,进一步提高学员独立阅读分析和评价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为从事教学教育工作奠定更加扎实的基础。二是面向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密切关注中学语文教改实际,及时调整教读篇目,以适应新形势下中学语文教育的要求。

(三)突出时代性教育

这既是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专升本学员现代意识的必然要求。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知识的老化和僵化。若让这门古老的学科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教学中就应密切联系成人学习特点,从专升本学员的实际出发,关注学术发展动态,不断吸收学术界相关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把握学科理论和实践的前沿性问题,让学员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接受更多、更新、更实用的知识,突出教学内容的时代性。我们在教学中除了积极吸纳新的理论、方法,及时更新完善中国文学史知识和观念外,还有意识地去挖掘学科的人文性、审美性、研究性、创新性等现代意义,使培养学员的综合素养落到实处。

三、因材施教,彰显成教特色

许多论者指出,古代文学课程的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方式的单一与陈旧,明显不利于成教学生发挥主动性,提高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成教专升本学员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如果教学手段仍停留在只见“工具不见人”的层次上,或者满堂灌、一言堂,势必影响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整个教与学就会流于形式。因此教学方法上必须因材施教,扬长避短,有的放矢,突出成教特色。

(一)强化学员的主体意识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由于教师往往主宰了课堂的话语权,使得知识传授几乎完全变成了单向的信息发送,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这也是导致部分学员不愿意学习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要了解、把握专升本学员的学习特点,做好角色的转变,从传声筒的位置转化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学的重点由教师把知识“讲”明白转向引导学员自己去“探”明白,使学员通过探究式的学习去获得知识,完成自我的提升。这是成人教育课堂所要努力的方向。具体而言,课堂上教师可适度地综合运用答疑式、点评式、讨论式、辩论式等多种方法有效组织教学,营造民主、开放的课堂氛围,让师生真正互动起来,这样使学员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教学,更充分地自主研讨。这种学习方法既可以强化和突出学员的主体意识,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理论思辨和实际写作的能力。

(二)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

树立全新的教育理念,加强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改革传统的单一的教学手段,是面向新世纪教育的必然要求。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必将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知识信息量大,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借助投影、教学课件等,就会相应减少板书内容和不必要的阐释,既可以有效地节约教学时间,缓解教学内容多与课时减少之间的矛盾,同时,较之传统的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也得以充分地体现。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诗词作品,意蕴丰富,韵味无穷。多媒体教学技术可以充分发挥古典诗词与音乐、绘画等其他传统艺术相融互动的优势,借助声频、视频等形象的直观画面,图文并茂,声情并茂,弥补其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更好地促进学员对诗词意境的感悟,激发了学员的学习兴趣,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

(三)开设多样化的专业选修课

选修课有助于拓展学员的专业知识领域,提高知识研讨层次。特别是古代文学课程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单靠有限的必修课课时的学习远远不够。因此对于专升本学员开设选修课是非常必要的。在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安排上,既要考虑到专业的学术性,又要兼顾学员的实际需求,即从教能力的培养。如诗经研究、楚辞研究、建安作家研究、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专题作家研究,既可以开阔学员的学习思路和知识视野,也提高了学术研究能力。选修课的开设还要充分考虑到基础教育的需求,这类课程应占有有一定比例,如“中学古诗词欣赏”、“中学文言阅读”、“中学古代小说分析”、“古典诗词与学生人格培养”、“古代文人的人格魅力”等。这些专题讲座的开设是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也更能激发学员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兴趣。

四、因势利导,创新教学考评体系

改变教学考评体系也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考试作为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最终检测是必要的。据了解,古代文学课程常见的考核方式就是平时做一两次作业、期末一张试卷。致使一部分学员平时不进教室,考前突击复习,考后收获了了。这种单一的考试方式已经失去了检验教师教学和学员学习效果的真正意义。因此,改革考试方式和评分方法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对成人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应从专升本学员的学习实际出发,尽量压缩客观性、知识性试题的数量,突出主观性试题的分量,并主要依据学员表现出来的分析、创新和写作能力给予评分。变以往的单一、封闭式考核方式而为开放、动态的考核方式。实践中我们废除了一张试卷评定成绩的单一考核方式,形成了能够体现人文学科特点的彰显学员个性的课堂内外结合的综合考核模式。即把学生课堂学习、课外自主学习,包括诗词演讲、诗词创作、征文比赛等内容都纳入考核范畴,以此激励机制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索与思考的热情。具体而言:(一)把考查与考试结合起来,并加大平时考查的力度。平时的考查分为课堂学习状态考查(发言、讨论等)、独立思考能力考查(作业、论文等)、课外阅读考查(篇目数量、读书笔记等)、作品背诵考查、综合能力考查等几个方面;(二)不仅要考理论知识,还要考实践能力(诗词习作、作品发表等),不仅要考记忆能力,也要考综合素质;(三)形式要灵活多样,有开卷考试的形式、口试的形式、写阅读书笔记的形式等。这样全方位的考评体系,避免了学生突击复习应付考试的现象,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空前高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刘群.论人文素质培养在函授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实践[J].鸡西大学学报,2011,(8).

考古学的基本方法篇7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20下半叶以来,考古学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了很大的飞跃,尤其是通过对中外考古学理论的对比研究之后,深切地感受到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考古学理论在以后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道路上一定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某种角度来说,对考古学理论的研究是迫在眉睫,我们一定要对考古学理论的认识上升到一个高度,因为对考古学理论的研究是我们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它决定着我们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影响,而且也决定着考古学以后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古今中外,人们对古代的事物似乎都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怀。其中有人们对古代事物的好奇,有对古代事物的崇拜,有对古代事物的喜欢,等等。这也许是科学考古学形成的原因之一。科学考古学在形成之后就在技术和理论的影响之下慢慢前行,其理论的发展过程更是曲折,可以说考古学的理论是在不断的否定基础上前进的。下面就谈一谈关于考古学理论方面的认识。首先有这两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引起注意。第一,考古学的研究需要理论吗?第二,考古学理论是什么?

考古学的研究需要理论吗?这个问题在现在看来犹如废话,可是在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它确实是缺失的。如果考古学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论的指导,那么无论我们在这上面花费多大的时间和精力,那都只会是徒劳。结合我国考古学的形成和早期的发展来看,考古学的理论在我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地位。张光直教授曾在特里格《时间与传统》的中文译本的序中提到,最近两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固然是对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活动很可靠的反映,而在这里面根本没有“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可见,“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①考古学理论在我国早期的考古学的研究中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是有其原因的。首先,现代考古学在我国的形成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当时受国内的“五四”运动和古史辨运动的影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上古史提出了质疑,而且还对史籍中对早期国家的记载提出了质疑,于是这就遭到传统史学派的反对,但是他们又没有具体的实物证据。所以,双方就都把目光投向了考古实物。其次,我国早期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也陆续回国,他们大部分在国外学的是地质古生物学。李济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了人类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他决定开始在山西省沿汾河流域进行初步调查,并与1926年10月到12月开始了对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关于李济先生发掘夏县西阴村的动机我们可以在《李济文集卷二》里找到,受当时安特生在对我国进行的一些考古发掘基础上形成的对我国史前文化的认识和史前文化与历史文化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李济先生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调查与考古发掘找到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进行的考古发掘为我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掀开了帷幕,也正是他的这一动机或发掘目的使我国的考古学在一开始就走向了历史学的范畴,其在发掘过程中对地层和出土物的观察和分类的方法还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梁思永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并受了现代考古学的专门训练。1930年夏季毕业回国之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发掘,其主要贡献之一是依据考古地层学的证据,确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小屯殷墟文化之间的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大问题。由于这些早期的学者将中国考古学坚定的放在了历史学的范畴之内,将考古学引上了一条有别于西方考古学的发展道路。最后,再加之史学研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至尊的地位,于是我国的考古学在一开始就走上了同金石学有着共同目标的证经补史的道路,也就是说考古学的发展是为历史学提供服务的。它的目的只是通过考古发掘来填补历史上的空缺。所以早期我国考古学所运用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都是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考古学理论在我国早期考古研究中的缺失并不代表考古学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论的指导。对于考古学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分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考古材料的积累,这其中又包含两个部分。一是获取考古材料的途径,二是对获得的考古材料作基础性的研究,为后面的进一步的研究打好前提和基础。第二是对考古材料的解释或从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关于第一个方面,主要包括田野考古的调查与发掘以及对发掘现场遗迹和遗物的基本信息的获取,在发掘过程中对考古地层学的应用以及对出土遗物所进行的类型学的分析,而且从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大部分重大考古事件的发生都是很偶然的事情,例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掘和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都是在无意中发现的。所以在第一个方面即考古材料的积累方面对考古学理论的涉及很少。但是在第二方面也即对考古材料的解释或从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方面对考古学的理论要求非常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考古学具体理论的指导,那么对考古学的解释可能就会停滞不前。而且衡量考古学的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它对考古材料的解释能力,而并不是看考古材料的积累的多少。这就如同在一些自然学科里一样,如果我们只是积累现象而不去总结规律的话,那么就不会有那些对后来影响巨大的定理。考古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是一门学科,其目的也同其它学科一样在于探索在某一领域的规律,而考古学要探索的规律不只是简单的还原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力求了解人类在过去是如何生活的,力图探索考古现象产生的原因,并解释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换句话说,如果古代人们的生活是现象,那么我们就要探索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现象的发生。而我们现在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古代人们生活的全部遗留。由于各种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再加上由于某些物质材料不易保存的原因都导致了我们现在所发现的不可能是古代人们的全部遗留物。所以我们要通过仅存的不完整的遗存去探索古代人们生活的规律,其难度无疑使非常大的,如果再加上没有理论的指导,那么其结果就微乎其微。我们可以把考古发掘的遗留物划分为物质生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相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遗留物,对精神方面的遗留物的研究更加需要理论的指导,因为它不直接作用于物质生产对象,它反映的都是人们的日常精神生活。考古学探索的问题被西方考古学家用6个“W”来表达,它们是Who(谁)、What(什么)、When(何时)、Where(何处或从何而来)、How(怎么回事)和Why(为什么)。②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考古学家把他们研究的重点越来越放在了后两个方面,也就是对产生事物内在原因的探索,既然是探索事物产生的内在原因而不是对事物外在方面的观察和总结,所以考古学的理论是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而且越来越被重视的一部分。

考古学的基本方法篇8

本世纪20年代初,伴随着“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潮流而在中国史坛上兴起了以疑古辨伪为职志、以怀疑传说神话古史的疑古派史学。以顾颉刚先生等人为首的古史辨派,揭橥致疑、求真的旗帜,运用乾嘉考据方法和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理和检讨。他们提出了层累造成的古史观,打破了人们对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迷信,廓清了上古史的许多迷雾,为中国史学向科学化方向迈进作出了相当的贡献。诚然,自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钱穆居港台以来,他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滥觞和发展起来的疑古史学基本上采取了否定性的评价;把当时疑古派的史学观视之为“极端之怀疑论”,称他们“标新立异”、“妄肆疑辨”、“厚诬古人,武断已甚。”(注:钱穆对疑古派古史观否定性的评价可参考他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2 页)等有关论述。)但是这些否定性的言论,并不意味着钱穆自始自终就对“五四”以来的疑古史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评价。事实上,钱穆早年非但没有否定当时的疑古史学,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考辨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也作了相当积极的肯定和评价。他在1928年写成的《国学概论》中曾明确指出:“清儒以尊经崇圣,而发疑古辨伪之思,……今则……去其崇圣尊经之见,而专为古史之探讨。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注:参见钱穆:《国学概论》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47—149页。)在1931年撰写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他对胡适、顾颉刚提出的“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传说的方法”(即胡适所称的“剥皮的方法”)也并不反对,相反地说他“对这个见解和方法,也抱着相当的赞同。”不仅如此,钱穆早年研究《易经》的方法,正是采用的这种层层剥笋式的方法进行的。1928年夏,在苏州中学任国文首席的钱穆应苏州青年会学术讲演会的邀请,作《易经研究》一题的演讲。他在演讲辞中明确指出:

《易经》决不是一时代一个人的作品,而是经过各时代许多人的集合品。我们并可以说《易经》中的《十翼》,是最后加入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其是《易经》完成的第三期。次之卦辞爻辞,是《易》的第二期。其余只剩八八六十四卦,便是《易》最先有的东西,是《易》的第一期。我们现在借用近人胡适之所称剥皮的方法,先把《易经》里第三期东西剥去,再把他第二期东西剥去,单只研究《易经》第一期里面的东西。把第一期的《易经》研究清楚了,再研究第二期。把第二期的东西弄清楚了,再来研究第三期。把《易经》成立次第依着历史的分析的方法去研究,这是我今天要提出的一个比较可靠而可少错误的新方法。(注: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172页。)

显然,钱穆早年治古史的一些见解与“五四”以后的疑古派的古史观有某些相同之处,他考订古史的方法也曾受到过疑古派“剥皮”方法的影响。同时,钱氏本人也是一位以记诵潇博、考订精审而名播学界的学者,他早年的著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都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考据名作,他与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同仁同样具有大胆的疑辨思想与批判精神。钱穆本人也称自己“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两者分辨,仅在分数上”。(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7页。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研治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和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派确有一些相同的见解。

钱穆先生与古史辨派在治古史的某些方面虽然有共同之处,但就其总体思想而论,他们的治史主张却又是同不胜异的。我们认为,在20—30年代,钱穆对“五四”以来的疑古派史学的评价大体经历了一个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在20年代特别是20年代后期写成的《国学概论》中,钱穆对疑古派正面肯定的居多,对其古史理论与方法抱有相当的赞同。30年代中期以后批评的言论转多,1935年发表的《崔东壁遗书序》可为其代表。而对疑古派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全面而公开批评的,则以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为标志。在书中,钱穆把疑古派的治史主张称之为“极端之怀疑论”,声称“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页。 )综观钱穆对疑古派治史主张的批评,我们认为他们在治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分歧:

第一,对“疑”与“信”、“破”与“立”的不同理解。

和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一样,钱穆同样也主张疑辨,认为“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但是,在对待疑与信、破与立的关系上,他们的看法又不尽相同。尽管古史辨派也主张“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为求建设。”(注:《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然而在具体的古史研究实践中,他们基本上奉行的是以疑破信的原则,主张通过怀疑来达到推翻传统上古史的目的,所以他们常常把疑作为治古史的最高目的,其着眼点在疑不在信,在破不在立。钱穆并不一般地反对疑古,但与古史辨派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怀疑本身并不是目的,疑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之不能决。他在1933年给《古史辨》第四册所作之序中就明确提出了“怀疑非破信,乃立信”的观点。

信亦有广有狭。疑者非破信,乃所信之广。信乎此,并信乎彼,而彼此有不能并信,于是乎生疑。若世之守信者,信其一,拒其余,是非无疑,乃信之狭。若必尊信,莫如大其信。大其信而疑生,决其疑而信定。则怀疑非破信,乃立信。

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钱穆再一次重申了这一主张,“夫为辨有破有立,破人有余,立已不足,此非能破之胜也。”后来他把这一主张更精简地表述为“疑之所起,起于两信而不能决。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注: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钥》1958年香港自印本,第140页。)显然,在钱穆看来, 怀疑本身并不是治史的最高鹄的,一味怀疑必然流于破而不能立。他的目的是以信疑伪,疑以坚信,重建上古信史,而不是以疑破信,推翻古史。基于这一认识,钱穆对被疑古派誉为“科学的古史家”崔述的古史观提出了批评。他说崔述“主于尊经而为之考信”,因其不敢破经,故“信之太深”;又因其过分疑古,故“疑之太勇”,指出崔氏之病在于所信之过狭,其弊陷于所疑之过多,故崔氏“所疑未必是,即古说之相传未必非。”(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289页。 )钱穆认为崔东壁这种疑古太甚、辨驳太刻的疑辨思想生前虽不为清儒所重,但到了“五四”时期却为胡适、顾颉刚等人所承继和发展,演变成对一切古典文献的怀疑。他说胡适“于古今人多评骘,少所许,多所否,顾于东壁加推敬,……最为疑古著者曰顾君颉刚……深契东壁之治史而益有进”,(注:《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4页。 )“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注:《八十亿双亲·师友杂忆》,第167—168页。)在钱穆看来,这种对古代典籍普遍怀疑的主张对研究古史特别有害,它势必会导致对上古历史文化的全面否定,所以他对当时只破不立的疑古学风大加批评道:“数年以来,有闻于辨伪疑古之风而起者,或几于枝之猎而忘其本,细之搜而遗其巨,离本益远,歧出益迷”(注:《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4页。 ),称“近人尽从疑古辨伪上来治史,所以终难摸到历史大动脉之真痛庠。”(注:钱穆:《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年版,第30页。)

第二,对清末今文经学的不同看法。

诚然,顾颉刚古史观的形成,经历了对今古文经学继承和批判的双向认识过程。他对钱玄同提出的“用古文批判今文,以今文批判古文,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的主张非常赞同,也曾站在古文经学求真的立场上批评康有为“拿辨伪作手段,把改制当目的”,“非学问研究”态度,也曾多次声称“决不想做今文家,不但不想做,而且凡是今文家所建立的学说我一样地要把它打破。”(注:顾颉刚:《钱穆〈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32页。 )但据此便得出顾颉刚已自觉地、有意识地超越了汉宋藩篱、今古门户的结论,似乎还有些勉强。众所周知,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晚清以来的今文经学关系甚巨。两汉以后渐为湮没的今文经学,到清代由庄存与开其端、刘逢禄奠其基,至龚(自珍)、魏(源)而蔚为大观,到廖平、康有为时集其大成。特别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直接开启了近代的疑古之风和顾颉刚的古史辨伪。然而,康氏之书写于戊戌维新时期,其书主要是借经学谈政治,为变法维新鸣锣开道。两书在政治上打击泥古守旧思想,意义甚大。但是从学术的角度去衡估它,其结论不免牵强、武断、难以令人信服。即便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对之也有“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的批评(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由于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颇受康有为今文学派观点的影响,因此他对晚清今文学家的疑辨思想和历史解释比较推崇,其著述不免用康有为等人的今文家说来为其古史观张目。他说读了《新学伪经考》,“知道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注:《古史辨》(一)“自序”,第26页。),读《孔子改制考》上古事茫昧无稽、夏殷以前文献不足征,认为“此说极惬心餍理”,“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注:《古史辨》(一)“自序”,第26页。)。1930年顾颉刚发表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这是他阐述其古史理论的又一力作。该文在方法论上显然受到了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影响,认为刘歆所作的《世经》,是媚莽助篡的东西,《世经》里排列的古帝王的五德系统,是出自刘歆的伪造。他说:

康先生告诉我们,在今文家的历史里,五帝只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没有少昊。在古文家的历史里,颛顼之上添出了一个少昊,又把伏羲、神农一起收入,使得这个系统里有八个人,可以分作三皇五帝,来证实古文家的伪经《周礼》里的三皇五帝。这个假设,虽由我们看来还有不尽然的地方,但已足以制《世经》和《月令》的死命了(注:《古史辨》(五),第254—255页。)。

后来在《钱穆〈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他仍坚持古文经为刘歆有意伪造这一观点(注:《古史辨》(五),第 631页。)。对于顾颉刚所坚持的刘歆造伪说,当代学者多有批评之语。曾亲自参加过当年古史辨运动的杨向奎认为,无论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顾颉刚),还是“古史的分化演进说”(童书业),“在方法论上都受有清代经今文学派的影响,他们都是反对古文经的健者。”(注:参见杨向奎:《论“古史辨派”》, 《中华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22页。)汤志钧也指出,顾颉刚攻击刘歆造伪,“仍然是今文学派的方法,多少重复过去的老路”,“有时还没有完全脱离经学家的圈子。 ”(注: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 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4、358页。)

在对待《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为刘歆伪窜和假造这一问题上,钱穆与晚清以来的今文学家和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的看法截然异趋。在钱穆看来,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从汉武帝到王莽,从董仲舒到刘歆,只是一线的演进和生长,绝非像晚清今文学家和疑古派所说的其间必有一番盛大的伪造和突异的解释。所以钱氏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主要便是针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而作的。钱著以年谱的著作形式具体排列了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用具体事实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28处,凡康氏曲解史文之处,均一一“著其实事”加以说明,廓清了风靡清末民初学术界的刘歆伪造群经说。钱氏虽然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否定了刘歆造伪说,但是他并没有站到古文经学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因为他认为今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的真相并不相符。他声称是“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注: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出版。)1931年钱穆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分析了顾颉刚的古史辨与晚清今文经学的不同之处外,还主要针对顾氏《世经》出于编造,少昊是刘歆插入古史系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本有少昊,并非刘歆在后横添。”“以汉为尧后,为火德,及主五行相生三说互推,知少昊加入古史系统决不俟刘歆始,刘歆只把当时已有的传说和意见加以写定(或可说加以利用)。”(注:《古史辨》(五),第629—630页。)由于钱穆主张五德体系并非刘歆无端伪造,所以他致力于探寻从汉武帝到新莽王朝之间的学术渐进演变之迹,力主用自然的演变说取代刘歆造伪说,并劝告古史辨派“应用历史演进的原则和传说的流变来解释,而不必用今文学说把大规模的作伪及急剧的改换来归罪刘歆一人。”(注:《古史辨》(五),第630页。 在钱穆看来,“五四”以后的疑古派虽有反对经学门户偏见的论述,但是在他们的具体研究实践中,却没有真正摆脱传统经学门户偏见的影响。参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的有关论述。)显然,钱穆试图在纠正当时学术界一味疑古之弊,比较自觉地在做超越今古门户的工作。我们认为,20—30年代钱穆对晚清今古文之争以及古史辨运动与清季今文经学关系的论述所持的态度是正确的,其批评的言论不失为持平之论。

第三,如何看待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如何理解传说与伪造的关系。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认为传统中的上古史即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基本上是后人层累造伪构建起来的。具体言之,则是经战国秦汉时人造伪而逐步形成的。(注:参见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七)。)所以他们大多不相信先秦诸子和汉儒对古史的解释,认为他们所称述的古史无非是某些理想的注脚,某些学说的附加品或为某些政治目的的佐证。钱穆也同意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并非古史的真貌,它在演进过程中确有后人作伪的地方,特别是有战国诸子和秦汉时人托古改制的理想渗入其中。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战国诸子所称述的古史和汉儒对先秦古籍的整理和解释,固然有不少歧异和矛盾之处,但相同的地方也不少,它们大多是可信的,是分析和研究上古史的有用材料。比如先秦诸子之书,记载了许多春秋战国时代的史事和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疑古派因诸子喜欢托古或“取于寓言”,故多不信诸子之言。钱穆认为诸子之书的托古和寓言固不足信,但“其述当世之事,记近古之变,目所睹,身所历,无意于托古,无取于寓言。率口而去,随心而道,片言双语,转多可珍。”(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又如晚清今文学家和古史辨派大多怀疑儒家之与六经,全盘否定依据六经所建构的古史体系,钱穆则坚持“六经皆史”说,认为“治东周不能无取于《春秋》与《左氏》,治西周不能无取于《诗》、《书》,此皆儒家所传,六籍所统,可信多于可疑。”(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6页。)再如对唐虞禅让说的理解, 顾颉刚认为禅让说是战国形势下形成的新古史观,它首起于墨家的尚贤、尚同学说,经过广泛流传后,被儒家所接受并加以改造和融铸吸纳到儒学中去了。从墨家首倡禅让说到禅让古史最后被写进儒家经典《尚书·尧典》,其形成过程经历了数百年之久。(注:参见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七)下册。)钱穆认为舜尧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主推选制,经后人追忆、传述而理想化。后人追忆、传述未必全属当时实况,但也绝非子虚乌有,向壁虚构。所以他说:“余读《尧典》,其文虽成于后人,其传说之骨子,则似不得全出后人捏造。”(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显然,在钱穆眼中,依据儒家六经建立起来的古史系统,虽有后人造伪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真实事实为其依据,因此疑经疑古尽可,但却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古史。为此他强调说:“谓六经不尽出孔孟可也,谓尧舜禹文武周公之圣统无当于古史之真相亦可也,然苟将从事于古史,儒家要为古学一大宗,六经要为古籍一大类,儒家之与六经要为占古文中一大部。拘拘乎是二者,而以定古史之真相,其观点为已狭;若将排摈乎是而求以窥古史之全体,其必无当,则断可识也。”(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90页。)

基于古史系统为后人层累造伪的理解,“五四”以后的疑古派大多否定甚至抹杀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认为上古流传之文字,多不可信,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皆后人之假托。比如胡适以《诗经》为中国最古之史料,宣称“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注: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一),第22页。)所以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东周以上的历史即“存而不论”。顾颉刚也说:“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注: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一),第35页。)与此观点相反,钱穆认为上古流传的神话传说包含有许多可信的成分,是研究上古史的重要材料。既不能因传说有不可靠的成分便将之弃置不用,更不能因传说里搀杂有神话而否定传说。因为“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忆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4—5页。)当然,传说也有许多不可靠的成分,对之不能盲目轻信,但是它与伪造、说谎却有本质的不同。为此,钱穆作了具体的分析:

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可以一气呵成,一手创立。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伪造却专是一人或一派的特意制造。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改换的。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注: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20页。)

由于钱穆主张古史体系为自然的演进而非人为的造伪,所以他对当时的疑古派采用今文家说把大规模的作伪统统诿之古人的作法进行了批评,“传说来源非全无因”,“后人不得其说,而缘饰之以理想之高义。更后之人益不得其说,则谓全属古人之妄造。古今人不相远,岂应古之学人专好造谣乎?”(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近人全认传说为伪造与说谎, 此所以治古史多所窒碍也。”(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

第四,关于上古史的研究方法。

30年代,钱穆执教北京大学,主讲上古史。面对弥漫学术界的疑古思潮,他在讲台上却宣称,讲上古史“若亦疑古,将无可言。”钱穆认为研究上古史应“通观大体”,不可对古史作“过细推求”。因为自西周逆溯而上,历商夏唐虞,乃至远古,人物无可详说,年代亦渺茫难稽,故不能仅凭年代、人物、制度学术去细推古史。为此他作了如下分析:

(一)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不够按年逐月推求。

(二)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人物个性活动之事业尚少,若专从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则仍是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公一套旧观念,不免多带有神话教训之意味,亦不得古史真相。

(三)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并不如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与之并起,若从此方面来研寻古史,仍不脱汉代经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之范围,所谓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注:参见《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

那么如何来研究上古史呢?钱穆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作了探讨。

其一,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经过史家主体的重新审订和解释可以用来研究上古史。钱穆认为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过于迷信固然不妥,但也不应轻易否定。因为“传说之来,自有最先之事实为之基础,与凭空说谎不同”(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4页。),故研究上古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 仍可以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情形之大概。”(注:参见《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钱穆虽然主张用神话传说来研究上古史, 但他又反对对神话传说不加分析地全盘采用。因为上古的神话传说虽然包含有可信的成分,但是由于经过多次演变,许多已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加之又经过后人各以己意粉饰说之,遂致多歧。因此,史家应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加以重新的审订和解释。诚如所言:“上古神话为一事,历史真相又为一事。决不能以上古传说多神话,遂并其真相不问。若上古史之真相不显白,则以下有无从说起之苦。”(注: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1931年3月11日,署名“公沙”。)

其二,通过考察古人活动的地理区域来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钱穆指出:“治古史,考详地理是一绝大要端。春秋以下,尚可系年论事。春秋以前,年代既渺茫,人事亦精疏,惟有考其地理,差得推迹各民族活动盛衰之大概。”(注: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第1卷第8期(1934年)。)所以他又十分重视古史地理的研究,力主把先秦古籍所载的古史地名具体落实到地面上,从古代历史上异地同名来探究古代各部族迁徙往来之迹,从山川形势来解说和分析当时各氏族的活动区域以及各族间离合消长之情势,进而论证各地区政治、经济、人文演进的古今变迁,为研究上古史提供一些“至关重要应加注意”之证据。

钱穆虽然十分重视古史地理特别是古籍所载的地名、方位对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他又认为对之绝不可盲目全信,也应作“审细考订”,以便重新作出合理的解释。早在1934年钱穆在《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一文中,不仅从地名来历、地名迁徙、地名演变等方面论证了探检古史地名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而且还强调指出:“治古史的应看重考地的工作,而考论古史地名尤关重要的一点,即万勿轻易把秦以后的地望来推说秦以前的地名,而应该就秦以前的旧籍,从其内证上,来建立更自然的解释,来重新审定更合当时实际的地理形势。”(注: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第1卷第8期(1934年)。)钱穆以《史记》所载黄帝活动的地理区域为例对之作了具体的考察。据《史记》记载,黄帝部落的活动范围“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疑其行踪之超,近于神话”。钱穆对此具体解释道:“崆峒本在河南境,熊湘与崆峒同在一省。釜山即覆釜山,一名荆山,与华潼为近,所谓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是也。黄帝又与神龙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则即涿鹿矣。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差不远。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将来若能与各地域发掘之古器物相互间得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较有把握之方向也。”(注:《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 又见钱穆:《黄帝故事地望考》,《禹贡》第3卷第1期(1935年)。)

其三,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来研究古史。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来研究古史风靡学界。钱穆对此方法也颇为推崇,认为“最近数十年来地下发掘的古器物与古文字,大体上是用来证明……古史记载的。”(注: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20页。)

上述可知,在20—30年代,钱穆提出的许多研究上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派而言的,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回应。他反对学术界疑古过头的学风,其治史主张实际上是力图纠正当时学术界一味疑古之弊。诚如他在自述早年治史目的所说的那样,“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不然。……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361—362页。)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钱穆提出的研治上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固然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回应,然而在回应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某种信古的倾向。但是,如果就此把20—30年代的钱穆划归为信古派,又不免失之于简单。这不仅因为钱氏本人曾公开明确地表示过反对复古,更重要的是他主张考古,考而后信,重建上古信史。所以他一方面对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理论和考古成就极为钦佩,另一方面他又利用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的结论来论证上古历史之可信。他说:“虞夏出颛顼,殷商出帝喾,本属东西两系统,此后中国渐趋统一,乃谓双方皆出黄帝。……今殷商出帝喾之说,既有甲骨卜辞为之证明,则《夏本纪》谓夏人出自颛顼,司马迁亦应有其根据,不得因吾侪未发现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注:《国史大纲》上册,第6页。)而且,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也正是在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基础上,沿着王氏的考证之路以《纪年》订《史记》之误据之以考订诸子生卒年月和春秋战国史实的。据此我们认为,钱穆早年治史既不同于疑古过头、否定古史的疑古派,也有别于迷恋往古、以古为尚的信古派,他与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等人的治史观更有接近处。诚然,钱穆与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同样具有疑辨精神,主张疑与信皆需考,但他却公开声明“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7 页。)可见,把20—30年代以考据名家的钱穆归为王国维一类的考古派史家,恐怕更为恰当。所不同的是,王国维取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相证来研究古史,故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转时代之风气,其成就也就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钱穆虽然也赞同以地下新材料与古文献相证来研究古史,但是他却过分重视了文献记载乃至古史传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忽视了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对于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古史传说,虽也不免有些神话成分之搀杂,但到底是极少的。我们现在叙述中国古代,也不必拘拘以地下发掘的实物来作根据。”(注:《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0页。)所以就钱穆研究上古史的方法言,主要仍是走的从文献考证文献的传统路子,这势必会限制他考证古史的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他治古史的一大局限。

总之,钱穆先生对古史辨派的评价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对古史辨派正面肯定的居多,30年代中后期,在《国史大纲》中,钱穆针对顾颉刚的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了古史层累遗失说。在他看来,古史固然有层累造成的一面,同时也有层累遗失的一面,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尤需研究,不能只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显然,钱氏的这一看法也是建立在疑以坚信、疑以立信这一疑辨原则基础之上的。自40年代特别是钱穆居港台以来,他对古史辨派批评的言论转多,几近全面否定。不过他这时否定性的批评主要是出自文化意义上,即对古史辨派否定性的评价主要是从民族文化立场着眼立论的。

钱穆在《纪念张晓峰吾友》一文中曾说:“自《国史大纲》以胶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申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华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这即是说,钱穆的学术研究,就其研究的重点言,可以1940年《国史大纲》的出版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此前以历史研究为主,此后即转入文化研究。钱穆之所以自40年代初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方面固然是出自他对五千年来中国文化价值的肯认,更重要的则是出自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界全盘反传统思想的回应。在他看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古史辨派一味疑古辨伪,势必会导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全面否定。因此,他主张治史不应当专以疑古为务,认为“倘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注:钱穆:《晚学盲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485页。)据此, 钱穆把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掀起来的疑古思潮与“五四”以来全盘反传统思想联系了起来,对之加以了否定(注:钱穆把古史辨运动视为“新文化运动一支流”而加以批评、否定的观点可参阅罗义俊的《钱穆对新文化运动的省察疏要》,载《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钱穆对古史辨派的评价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再到全面否定,看起来似乎不可理解,但是联系到他一生全部的学术思想及其演变的轨迹来分析,这种变化又是有内在的逻辑可寻的。由于篇幅所限,关于这方面的分析,本文只好从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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