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理论研究范文

考古学理论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艺术考古学；美术考古学；艺术学科；考古学科

中国艺术考古学名称的提出，最早见于民国时期的岑家梧先生。他在1941年写成的《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一文，主要论述了西方艺术考古的传入和中国学者在其影响下所主要从事的艺术考古工作以及今后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趋向。这是一篇继往开来的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论文，可惜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没有得到重视。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过于强调人类社会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考古学家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对出土遗物的年代划分和生产工具、技术的进步状况方面，对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却长期冷落、忽略。直到进入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西方较为成熟的新考古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艺术考古的实践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改变了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论研究者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也开始出现。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为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写的序言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特殊考古学公之于众。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出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研究员撰写的“美术考古学”条目，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1995年由刘凤君先生撰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分成上下两卷，上卷为理论和方法，“概括地讲述了西方与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以期从历史发展中明确美术考古的对象、目的与任务，明确其性质乃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同美术史有密切的关系”；下卷是分类研究，“对美术考古研究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2004年12月，由笔者撰写、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则旨在总结前人的艺术(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成果，最终完成对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尽管中国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已具雏形，并日趋受到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对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仍属起步阶段，特别是对艺术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两个基本学科概念的理解，以及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对艺术考古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在艺术考古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美术考古学最早是被考古学家从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成特殊考古学的。同时，“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这一认识是基于对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古代美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产物，长期被考古学家所忽视，正如牟永抗先生在《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中所描述的：“在以往中国考古学的报告和简报里，常常在介绍居住遗迹、墓葬之后，将遗物按照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几乎固定化了的次序进行分类。这一分类的认识论基础，是对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构成生产力诸要素等概念的片面理解。按照生产工具决定论的观念，生产工具的研究价值，自然要在装饰品之上”。因此，美术考古学只是被视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最终目的依然一如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稍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美术考古学条目的解释中，尽管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异义，是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目的已经拓展到“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这说明美术考古学已经突破了考古学理论的束缚，跨向了美术理论研究领域，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美术学两大学科的交叉性学科开始初见端倪。

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相关，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是简单的相加。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换句话说，考古学田野调查和发掘得到的各种实物，是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它为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丰富多样的，既可以是与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也可以是与人类活动有关而能够反映人类活动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遗存等。这些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对象，同时也能够成为研究其它学科发展历史的珍贵资料。因此，考古学的最大贡献主要不是体现在理论指导方面，而更见长于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取科学的研究资料的重要性。任何学科，只要涉及到史的研究，必然需要考古学提供资料作支持。同样，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间接地丰富了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因此，在考古学取得较大成就的基础上，衍生出与各门类学科的交叉关系，并不是削弱了考古学和其它学科的发展，相反地更是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和视野，从而促进学科建设的繁荣。

既然艺术考古学不是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的简单相加，那么其学科定位究竟以哪一个为根基呢?任何学说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就是因为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等。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说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公私收藏艺术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却存在着需要断代和辨伪的缺陷，使研究资料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尽管有不少古代传世艺术品中的绝大多数也属于出土遗物，但一旦离开了地层关系，必然带来了断代的困难和辨伪的必要，因此，传世古代艺术品既然不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也就被排除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外。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由考古学所提供的、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成就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作为沟通人类心灵、饱含审美和情感思想的独创性的艺术产品，具有更加深厚的古代文化内涵。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其成果必然为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的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研究对象纷繁复杂的特征基础上的。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在数量、艺术种类、制作材料、工艺技术、装饰手法、表现题材上丰富多样，而且历史悠久。对它们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必定是多角度、多学科的理论综合，例如对史前原始艺术品的研究，除了采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其它科学测试方法确定其所属的时代外，还需要借鉴儿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原始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推论原始艺术品的创造者的审美心理和创造动因。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看，艺术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应该是两大学科交叉后形成的一门新的学科。其根本点应该落在考古学。考古学提供研究对象和对研究对象进行断代和分类；艺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则在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和阐述中起较大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其最终目标主要是探索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动力，同时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增添新的活力。

二、对“美术考古学”和“艺术考古学”学科概念的再思考

“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目前在考古学与艺术学研究领域通用的、至今尚未明确区别开来的两个学科概念。作为一门在艺术学与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交叉或边缘学科，产生不同的命名，主要是由对艺术与美术这两个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解的差异所造成的，因此，要想对“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目前并存且互相争论其存在合理性的状况做一个辨析，必然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找出“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美术”与“艺术”这两个概念，同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字“art”。“art”本义是指“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还包括拳术、魔术、医术等。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美术”的概念被首次引入，蔡元培先生早期使用“美术”这个术语时，包括诗歌和音乐；鲁迅先生甚至把文学和戏剧也归入了美术。其后，中国文化艺术界才逐渐把“美术”与“艺术”的概念区分开来。“艺术”是一切艺术门类的总称，而“美术”只不过是艺术大家庭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成员。“美术是以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在实在的三维空间或平面上塑造可视的静态艺术形象，以此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艺术家思想感情的一门艺术。由此，它又被称为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空间艺术和静态艺术。从广义上讲，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设计、书法等种类”。美术所具有的物质性、造型性、视觉性、静态性和空间性等特征，使得古代艺术品历经成千上万年的风风雨雨而遗留下来。相比之下，艺术的其它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等，由于过于依赖人的参与，并受到时空的约束，往往随着表演者的去世和岁月的流逝而失传，因此，能够经历人为的或自然的因素洗礼之后遗留下来的必然是古代美术品，尽管还有一小部分演奏古代音乐的乐器实物，但古代造型艺术品却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样，美术考古与美术考古学概念的应运而生便不难理解了。

中国的美术考古可谓姗姗来迟，尽管北宋的金石学家已经开始致力于汉画像石、青铜器、玉器、碑刻等记载，但更醉心于对浇铸或铭刻在青铜器或石刻上的文字的著述和研究，“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以增补和修改古代文献史实的缺漏，没有艺术风格的概念、没有艺术发展和影响规律的研究，只是看作祥瑞之物的象征或儒教礼仪的标志。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美术考古实践活动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尽管有许多美术史论家、美学家、考古学家关注中国古代艺术品。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强调把哲学、文学著作和工艺、美术品联系起来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这种结合研究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至1980年代，建立以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新的变异与交叉的学科，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中国美术考古学也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破土而出。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一体化及对开拓型、创造型的综合人才的培养需求，艺术在素质教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被一些有识之士所认识。知识经济时代对艺术的呼唤为艺术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赢得应有的学科地位创造了条件。目前，艺术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对艺术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工作也突破了单一由专业艺术院校的艺术史论家承担的模式，综合性大学建立起了艺术学院，从事艺术设计与艺术理论研究工作正成为一种潮流。艺术学研究中交叉学科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艺术心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人类学等学科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就，艺术考古学也正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上。

同样，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的范围方面。自1980年代开始，在对音乐、美术、戏剧、曲艺、电影、舞蹈等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艺术学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和艺术科研院所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在综合性的大学中创办以人文学科为依托、进行综合性艺术理论研究的艺术学系(院)，美术已经无法涵盖整个艺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之领域，美术不但在现代工业设计高速发展的情势下变得势单力薄，而且就是在田野考古出土艺术品种的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也显得相形见绌。特别是经过艺术学理论研究十多年的发展，艺术学科已经取代传统的美术学被确认为国家一级学科，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的规定：艺术学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心理学、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广播电视文艺、美术、工艺美术、书法、摄影和艺术学其他学科等12个二级学科。其中“美术”下设美术史、美术理论、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和美术其他学科等5个三级学科；“工艺美术”下设工艺美术史、工艺美术理论、环境艺术和工艺美术其他学科等4个三级学科。很显然，在新的学科目录中，美术的学科范围仅限于以绘画、雕塑为主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把以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为特征的工艺美术(设计艺术)从美术中分离出来，这样就使得美术考古或美术考古学的理论局限于中国古代的绘画和雕塑，而田野考古所提供的研究对象数量最多的却是诸如陶器、玉器、青铜器、漆器、瓷器、金银器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古代工艺美术品，这是美术学科所不能包容的。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美术学的局限性已经很明显了。只有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才能涵盖古代的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美术和工艺美术等学科内容，可以说，艺术考古学的建立顺应了艺术学科发展的要求。

顾名思义，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的古代美术品，即使是按照新的学科分类与代码颁布前艺术的分类标准，把美术与工艺美术合在一起的造型艺术也存在着局限性。在田野考古发掘得到的遗物中，有不少古代的乐器，诸如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笛、骨哨、石磬、木鼓，商周文明社会流行的青铜钟、铃、铙，封建社会时期的琴、瑟、竽、笙、琵琶、箜篌、觱篥、拍板等，都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但按照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划分，有一部分没有进行艺术加工的乐器将被排除在外。作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乐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骨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16支骨笛采用猛禽的腿骨管，截去两端的关节再钻圆孔而成，形状固定，多为七孔，有的先刻好等分符号，然后钻孔；据对其中一支骨笛的测音研究，发现它的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也有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征调音阶。然而，这16支骨笛却未见任何的艺术装饰，造型也不美观，很难把它们与美术品联系起来。同样，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哨也是如此。这就是美术考古学所面对的尴尬。而艺术考古学则把这些乐器归入到音乐艺术考古的范围，解决了这一无法回避的难题。

综上所述，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两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在不同时间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艺术学尚未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美术学占学科发展的主导地位，美术学与考古学的学科交叉，自然衍生出美术考古学。但当艺术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上中国学科建设的舞台之后，在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绝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尽管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当数古代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品，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就当前艺术学科发展日趋成熟的情势下，把艺术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称为艺术考古学更切合学科发展的实际，更加名副其实。

三、对艺术考古学发展前景的再思考

尽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尚欠完备，但当今艺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已今非昔比。在对中国艺术考古学建立与发展的回顾中能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最早是由考古学背景的学者提出和阐述的：最早提出“美术考古学”理论概念的夏鼐先生是新中国建立后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撰写“美术考古学”条目的杨泓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最早对“美术考古学”进行理论阐述的刘凤君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作为第一个系统构建“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框架的笔者也有文物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学习经历。目前，专业艺术院校在对美术史论专业学生的培养中，需要开设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课程，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到了艺术院校工作后，受到艺术氛围的熏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所学的本专业与艺术研究联系起来，将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作为专题进行讲述与研究，自然而然地跨入了艺术考古的行列。曾经接受了艺术创作实践与理论学习的艺术院校毕业生，绝大多数主要从事对传世书法、绘画艺术品或古代著名书画家的研究，小部分进入了文物博物馆与考古部门工作，有机会从艺术的视角对考古发掘出土的艺术品展开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巫泓先生、张朋川先生等。但是，上述现状对艺术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好在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改观。考古工作者与艺术史研究者开始共同探讨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发展问题，2006年5月19日，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在校内的近春园西楼召开了由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的“艺术与考古座谈会”。这是继1996年5月31日，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研讨会”以后，文物考古和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的再一次盛会。

展望未来，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前景非常灿烂。

首先，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最先由具备考古学背景的学者奠定，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考古成果资料的占有和熟悉程度，以及对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论的了解。但是，要想对艺术考古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则需要对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掌握和运用。仅有考古学背景的人大都停留在对考古出土艺术品的分类、资料的整理研究上，即使上升到理论，也由于其本身对艺术理论方面知识的欠缺而不能深入。因此，在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过程中，具有良好美学与艺术理论素养的艺术史研究者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长期在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研究领域已经很难有发挥空间的现实面前，开始转而从考古出土艺术品中寻找突破口。毕竟中国传世的书画艺术品及其作者在数量上是非常有限的，而考古出土的艺术品却层出不穷，这就是中国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人才更趋专业化。国内的高等院校已经开始培养艺术考古方面的学生，并且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培养的模式，综合性大学也在积极培养从事艺术理论研究的人才，这主要得益于艺术学科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建立和发展。在专业艺术院校中，不但有美术考古学研究所，开设美术考古学课程，而且专门招收美术考古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例如中央美术学院有美术考古学的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院校均招收美术考古学或艺术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西安美术学院更是在2006年10月成立了全国首个“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并创办了《艺术考古》杂志。高等院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中国艺术考古学明天的辉煌，正是要寄托在目前正在接受系统艺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熏陶的学生身上。

最后，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的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古代工艺美术品，即古代劳动者的设计艺术作品。在强调科技创新和产品设计本土化、民族化的今天，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鉴赏将在现代设计艺术人才培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那些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和设计艺术技巧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已成为高等学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审美欣赏的对象，并必将对设计艺术的创作实践活动起到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考古学理论研究范文第2篇

中国艺术考古学名称的提出,最早见于民国时期的岑家梧先生。他在1941年写成的《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一文,主要论述了西方艺术考古的传入和中国学者在其影响下所主要从事的艺术考古工作以及今后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趋向。这是一篇继往开来的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论文,可惜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没有得到重视。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过于强调人类社会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考古学家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对出土遗物的年代划分和生产工具、技术的进步状况方面,对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却长期冷落、忽略。直到进入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西方较为成熟的新考古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艺术考古的实践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改变了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论研究者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也开始出现。着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为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写的序言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特殊考古学公之于众。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出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研究员撰写的“美术考古学”条目,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1995年由刘凤君先生撰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分成上下两卷,上卷为理论和方法,“概括地讲述了西方与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以期从历史发展中明确美术考古的对象、目的与任务,明确其性质乃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同美术史有密切的关系”;下卷是分类研究,“对美术考古研究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2004年12月,由笔者撰写、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则旨在总结前人的艺术(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成果,最终完成对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尽管中国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已具雏形,并日趋受到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对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仍属起步阶段,特别是对艺术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两个基本学科概念的理解,以及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对艺术考古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在艺术考古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美术考古学最早是被考古学家从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成特殊考古学的。同时,“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这一认识是基于对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古代美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产物,长期被考古学家所忽视,正如牟永抗先生在《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中所描述的:“在以往中国考古学的报告和简报里,常常在介绍居住遗迹、墓葬之后,将遗物按照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几乎固定化了的次序进行分类。这一分类的认识论基础,是对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构成生产力诸要素等概念的片面理解。按照生产工具决定论的观念,生产工具的研究价值,自然要在装饰品之上”。因此,美术考古学只是被视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最终目的依然一如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稍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美术考古学条目的解释中,尽管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异义,是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目的已经拓展到“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这说明美术考古学已经突破了考古学理论的束缚,跨向了美术理论研究领域,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美术学两大学科的交叉性学科开始初见端倪。

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相关,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是简单的相加。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换句话说,考古学田野调查和发掘得到的各种实物,是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它为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丰富多样的,既可以是与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也可以是与人类活动有关而能够反映人类活动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遗存等。这些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对象,同时也能够成为研究其它学科发展历史的珍贵资料。因此,考古学的最大贡献主要不是体现在理论指导方面,而更见长于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取科学的研究资料的重要性。任何学科,只要涉及到史的研究,必然需要考古学提供资料作支持。同样,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间接地丰富了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因此,在考古学取得较大成就的基础上,衍生出与各门类学科的交叉关系,并不是削弱了考古学和其它学科的发展,相反地更是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和视野,从而促进学科建设的繁荣。

既然艺术考古学不是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的简单相加,那么其学科定位究竟以哪一个为根基呢?任何学说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就是因为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等。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说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公私收藏艺术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却存在着需要断代和辨伪的缺陷,使研究资料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尽管有不少古代传世艺术品中的绝大多数也属于出土遗物,但一旦离开了地层关系,必然带来了断代的困难和辨伪的必要,因此,传世古代艺术品既然不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也就被排除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外。艺术考古学的

研究对象是由考古学所提供的、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成就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作为沟通人类心灵、饱含审美和情感思想的独创性的艺术产品,具有更加深厚的古代文化内涵。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其成果必然为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的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研究对象纷繁复杂的特征基础上的。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在数量、艺术种类、制作材料、工艺技术、装饰手法、表现题材上丰富多样,而且历史悠久。对它们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必定是多角度、多学科的理论综合,例如对史前原始艺术品的研究,除了采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其它科学测试方法确定其所属的时代外,还需要借鉴儿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原始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推论原始艺术品的创造者的审美心理和创造动因。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看,艺术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应该是两大学科交叉后形成的一门新的学科。其根本点应该落在考古学。考古学提供研究对象和对研究对象进行断代和分类;艺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则在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和阐述中起较大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其最终目标主要是探索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动力,同时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增添新的活力。

二、对“美术考古学”和“艺术考古学”学科概念的再思考

“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目前在考古学与艺术学研究领域通用的、至今尚未明确区别开来的两个学科概念。作为一门在艺术学与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交叉或边缘学科,产生不同的命名,主要是由对艺术与美术这两个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解的差异所造成的,因此,要想对“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目前并存且互相争论其存在合理性的状况做一个辨析,必然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找出“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美术”与“艺术”这两个概念,同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字“art”。“art”本义是指“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还包括拳术、魔术、医术等。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美术”的概念被首次引入,蔡元培先生早期使用“美术”这个术语时,包括诗歌和音乐;鲁迅先生甚至把文学和戏剧也归入了美术。其后,中国文化艺术界才逐渐把“美术”与“艺术”的概念区分开来。“艺术”是一切艺术门类的总称,而“美术”只不过是艺术大家庭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成员。“美术是以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在实在的三维空间或平面上塑造可视的静态艺术形象,以此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艺术家思想感情的一门艺术。由此,它又被称为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空间艺术和静态艺术。从广义上讲,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设计、书法等种类”。美术所具有的物质性、造型性、视觉性、静态性和空间性等特征,使得古代艺术品历经成千上万年的风风雨雨而遗留下来。相比之下,艺术的其它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等,由于过于依赖人的参与,并受到时空的约束,往往随着表演者的去世和岁月的流逝而失传,因此,能够经历人为的或自然的因素洗礼之后遗留下来的必然是古代美术品,尽管还有一小部分演奏古代音乐的乐器实物,但古代造型艺术品却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样,美术考古与美术考古学概念的应运而生便不难理解了。

中国的美术考古可谓姗姗来迟,尽管北宋的金石学家已经开始致力于汉画像石、青铜器、玉器、碑刻等记载,但更醉心于对浇铸或铭刻在青铜器或石刻上的文字的着述和研究,“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以增补和修改古代文献史实的缺漏,没有艺术风格的概念、没有艺术发展和影响规律的研究,只是看作祥瑞之物的象征或儒教礼仪的标志。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美术考古实践活动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尽管有许多美术史论家、美学家、考古学家关注中国古代艺术品。着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强调把哲学、文学着作和工艺、美术品联系起来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这种结合研究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至1980年代,建立以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新的变异与交叉的学科,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中国美术考古学也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破土而出。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一体化及对开拓型、创造型的综合人才的培养需求,艺术在素质教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被一些有识之士所认识。知识经济时代对艺术的呼唤为艺术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赢得应有的学科地位创造了条件。目前,艺术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对艺术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工作也突破了单一由专业艺术院校的艺术史论家承担的模式,综合性大学建立起了艺术学院,从事艺术设计与艺术理论研究工作正成为一种潮流。艺术学研究中交叉学科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艺术心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人类学等学科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就,艺术考古学也正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上。

同样,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的范围方面。自1980年代开始,在对音乐、美术、戏剧、曲艺、电影、舞蹈等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艺术学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和艺术科研院所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在综合性的大学中创办以人文学科为依托、进行综合性艺术理论研究的艺术学系(院),美术已经无法涵盖整个艺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之领域,美术不但在现代工业设计高速发展的情势下变得势单力薄,而且就是在田野考古出土艺术品种的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也显得相形见绌。特别是经过艺术学理论研究十多

年的发展,艺术学科已经取代传统的美术学被确认为国家一级学科,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的规定:艺术学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心理学、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广播电视文艺、美术、工艺美术、书法、摄影和艺术学其他学科等12个二级学科。其中“美术”下设美术史、美术理论、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和美术其他学科等5个三级学科;“工艺美术”下设工艺美术史、工艺美术理论、环境艺术和工艺美术其他学科等4个三级学科。很显然,在新的学科目录中,美术的学科范围仅限于以绘画、雕塑为主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把以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为特征的工艺美术(设计艺术)从美术中分离出来,这样就使得美术考古或美术考古学的理论局限于中国古代的绘画和雕塑,而田野考古所提供的研究对象数量最多的却是诸如陶器、玉器、青铜器、漆器、瓷器、金银器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古代工艺美术品,这是美术学科所不能包容的。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美术学的局限性已经很明显了。只有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才能涵盖古代的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美术和工艺美术等学科内容,可以说,艺术考古学的建立顺应了艺术学科发展的要求。 顾名思义,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的古代美术品,即使是按照新的学科分类与代码颁布前艺术的分类标准,把美术与工艺美术合在一起的造型艺术也存在着局限性。在田野考古发掘得到的遗物中,有不少古代的乐器,诸如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笛、骨哨、石磬、木鼓,商周文明社会流行的青铜钟、铃、铙,封建社会时期的琴、瑟、竽、笙、琵琶、箜篌、觱篥、拍板等,都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但按照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划分,有一部分没有进行艺术加工的乐器将被排除在外。作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乐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骨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16支骨笛采用猛禽的腿骨管,截去两端的关节再钻圆孔而成,形状固定,多为七孔,有的先刻好等分符号,然后钻孔;据对其中一支骨笛的测音研究,发现它的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也有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征调音阶。然而,这16支骨笛却未见任何的艺术装饰,造型也不美观,很难把它们与美术品联系起来。同样,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哨也是如此。这就是美术考古学所面对的尴尬。而艺术考古学则把这些乐器归入到音乐艺术考古的范围,解决了这一无法回避的难题。

综上所述,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两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在不同时间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艺术学尚未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美术学占学科发展的主导地位,美术学与考古学的学科交叉,自然衍生出美术考古学。但当艺术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上中国学科建设的舞台之后,在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绝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尽管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当数古代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品,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就当前艺术学科发展日趋成熟的情势下,把艺术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称为艺术考古学更切合学科发展的实际,更加名副其实。

三、对艺术考古学发展前景的再思考

尽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尚欠完备,但当今艺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已今非昔比。在对中国艺术考古学建立与发展的回顾中能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最早是由考古学背景的学者提出和阐述的:最早提出“美术考古学”理论概念的夏鼐先生是新中国建立后最着名的考古学家之一;撰写“美术考古学”条目的杨泓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最早对“美术考古学”进行理论阐述的刘凤君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作为第一个系统构建“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框架的笔者也有文物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学习经历。目前,专业艺术院校在对美术史论专业学生的培养中,需要开设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课程,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到了艺术院校工作后,受到艺术氛围的熏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所学的本专业与艺术研究联系起来,将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作为专题进行讲述与研究,自然而然地跨入了艺术考古的行列。曾经接受了艺术创作实践与理论学习的艺术院校毕业生,绝大多数主要从事对传世书法、绘画艺术品或古代着名书画家的研究,小部分进入了文物博物馆与考古部门工作,有机会从艺术的视角对考古发掘出土的艺术品展开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巫泓先生、张朋川先生等。但是,上述现状对艺术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好在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改观。考古工作者与艺术史研究者开始共同探讨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发展问题,2006年5月19日,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在校内的近春园西楼召开了由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的“艺术与考古座谈会”。这是继1996年5月31日,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研讨会”以后,文物考古和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的再一次盛会。

展望未来,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前景非常灿烂。

首先,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最先由具备考古学背景的学者奠定,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考古成果资料的占有和熟悉程度,以及对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论的了解。但是,要想对艺术考古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则需要对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掌握和运用。仅有考古学背景的人大都停留在对考古出土艺术品的分类、资料的整理研究上,即使上升到理论,也由于其本身对艺术理论方面知识的欠缺而不能深入。因此,在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过程中,具有良好美学与艺术理论素养的艺术史研究者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长期在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研究领域已经很难有发挥空间的现实面前,开始转而从考古出土艺术品中寻找突破口。毕竟中国传世的书画艺术品及其作者在数量上是非常有限的,而考古出土的艺术品却层出不穷,这就是中国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超级秘书网

其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人才更趋专业化。国内的高等院校已经开始培养艺术考古方面的学生,并且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培养的模式,综合性大学也在积极培养从事艺术理论研究的人才,这主要得益于艺术学科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建立和发展。在专业艺术院校中,不但有美术考古学研究所,开设美术考古学课程,而且专门招收美术考古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例如中央美术学院有美术考古学的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院校均招收美术考古学或艺术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西安美术学院更是在20

06年10月成立了全国首个“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并创办了《艺术考古》杂志。高等院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中国艺术考古学明天的辉煌,正是要寄托在目前正在接受系统艺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熏陶的学生身上。 最后,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的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古代工艺美术品,即古代劳动者的设计艺术作品。在强调科技创新和产品设计本土化、民族化的今天,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鉴赏将在现代设计艺术人才培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那些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和设计艺术技巧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已成为高等学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审美欣赏的对象,并必将对设计艺术的创作实践活动起到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考古学理论研究范文第3篇

中国艺术考古学名称的提出，最早见于民国时期的岑家梧先生。他在1941年写成的《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一文，主要论述了西方艺术考古的传入和中国学者在其影响下所主要从事的艺术考古工作以及今后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趋向。这是一篇继往开来的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论文，可惜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没有得到重视。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过于强调人类社会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考古学家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对出土遗物的年代划分和生产工具、技术的进步状况方面，对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却长期冷落、忽略。直到进入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西方较为成熟的新考古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艺术考古的实践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改变了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论研究者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也开始出现。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为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写的序言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特殊考古学公之于众。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出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研究员撰写的“美术考古学”条目，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1995年由刘凤君先生撰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分成上下两卷，上卷为理论和方法，“概括地讲述了西方与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以期从历史发展中明确美术考古的对象、目的与任务，明确其性质乃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同美术史有密切的关系”；下卷是分类研究，“对美术考古研究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2004年12月，由笔者撰写、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则旨在总结前人的艺术(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成果，最终完成对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尽管中国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已具雏形，并日趋受到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对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仍属起步阶段，特别是对艺术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两个基本学科概念的理解，以及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对艺术考古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在艺术考古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美术考古学最早是被考古学家从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成特殊考古学的。同时，“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这一认识是基于对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古代美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产物，长期被考古学家所忽视，正如牟永抗先生在《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中所描述的：“在以往中国考古学的报告和简报里，常常在介绍居住遗迹、墓葬之后，将遗物按照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几乎固定化了的次序进行分类。这一分类的认识论基础，是对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构成生产力诸要素等概念的片面理解。按照生产工具决定论的观念，生产工具的研究价值，自然要在装饰品之上”。因此，美术考古学只是被视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最终目的依然一如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稍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美术考古学条目的解释中，尽管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异义，是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目的已经拓展到“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这说明美术考古学已经突破了考古学理论的束缚，跨向了美术理论研究领域，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美术学两大学科的交叉性学科开始初见端倪。

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相关，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是简单的相加。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换句话说，考古学田野调查和发掘得到的各种实物，是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它为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丰富多样的，既可以是与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也可以是与人类活动有关而能够反映人类活动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遗存等。这些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对象，同时也能够成为研究其它学科发展历史的珍贵资料。因此，考古学的最大贡献主要不是体现在理论指导方面，而更见长于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取科学的研究资料的重要性。任何学科，只要涉及到史的研究，必然需要考古学提供资料作支持。同样，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间接地丰富了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因此，在考古学取得较大成就的基础上，衍生出与各门类学科的交叉关系，并不是削弱了考古学和其它学科的发展，相反地更是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和视野，从而促进学科建设的繁荣。

既然艺术考古学不是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的简单相加，那么其学科定位究竟以哪一个为根基呢?任何学说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就是因为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等。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说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公私收藏艺术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却存在着需要断代和辨伪的缺陷，使研究资料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尽管有不少古代传世艺术品中的绝大多数也属于出土遗物，但一旦离开了地层关系，必然带来了断代的困难和辨伪的必要，因此，传世古代艺术品既然不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也就被排除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外。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由考古学所提供的、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成就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作为沟通人类心灵、饱含审美和情感思想的独创性的艺术产品，具有更加深厚的古代文化内涵。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其成果必然为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的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研究对象纷繁复杂的特征基础上的。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在数量、艺术种类、制作材料、工艺技术、装饰手法、表现题材上丰富多样，而且历史悠久。对它们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必定是多角度、多学科的理论综合，例如对史前原始艺术品的研究，除了采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其它科学测试方法确定其所属的时代外，还需要借鉴儿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原始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推论原始艺术品的创造者的审美心理和创造动因。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看，艺术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应该是两大学科交叉后形成的一门新的学科。其根本点应该落在考古学。考古学提供研究对象和对研究对象进行断代和分类；艺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则在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和阐述中起较大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其最终目标主要是探索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动力，同时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增添新的活力。

二、对“美术考古学”和“艺术考古学”学科概念的再思考

“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目前在考古学与艺术学研究领域通用的、至今尚未明确区别开来的两个学科概念。作为一门在艺术学与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交叉或边缘学科，产生不同的命名，主要是由对艺术与美术这两个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解的差异所造成的，因此，要想对“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目前并存且互相争论其存在合理性的状况做一个辨析，必然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找出“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美术”与“艺术”这两个概念，同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字“art”。“art”本义是指“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还包括拳术、魔术、医术等。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美术”的概念被首次引入，蔡元培先生早期使用“美术”这个术语时，包括诗歌和音乐；鲁迅先生甚至把文学和戏剧也归入了美术。其后，中国文化艺术界才逐渐把“美术”与“艺术”的概念区分开来。“艺术”是一切艺术门类的总称，而“美术”只不过是艺术大家庭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成员。“美术是以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在实在的三维空间或平面上塑造可视的静态艺术形象，以此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艺术家思想感情的一门艺术。由此，它又被称为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空间艺术和静态艺术。从广义上讲，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设计、书法等种类”。美术所具有的物质性、造型性、视觉性、静态性和空间性等特征，使得古代艺术品历经成千上万年的风风雨雨而遗留下来。相比之下，艺术的其它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等，由于过于依赖人的参与，并受到时空的约束，往往随着表演者的去世和岁月的流逝而失传，因此，能够经历人为的或自然的因素洗礼之后遗留下来的必然是古代美术品，尽管还有一小部分演奏古代音乐的乐器实物，但古代造型艺术品却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样，美术考古与美术考古学概念的应运而生便不难理解了。

中国的美术考古可谓姗姗来迟，尽管北宋的金石学家已经开始致力于汉画像石、青铜器、玉器、碑刻等记载，但更醉心于对浇铸或铭刻在青铜器或石刻上的文字的著述和研究，“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以增补和修改古代文献史实的缺漏，没有艺术风格的概念、没有艺术发展和影响规律的研究，只是看作祥瑞之物的象征或儒教礼仪的标志。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美术考古实践活动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尽管有许多美术史论家、美学家、考古学家关注中国古代艺术品。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强调把哲学、文学著作和工艺、美术品联系起来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这种结合研究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至1980年代，建立以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新的变异与交叉的学科，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中国美术考古学也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破土而出。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一体化及对开拓型、创造型的综合人才的培养需求，艺术在素质教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被一些有识之士所认识。知识经济时代对艺术的呼唤为艺术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赢得应有的学科地位创造了条件。目前，艺术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对艺术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工作也突破了单一由专业艺术院校的艺术史论家承担的模式，综合性大学建立起了艺术学院，从事艺术设计与艺术理论研究工作正成为一种潮流。艺术学研究中交叉学科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艺术心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人类学等学科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就，艺术考古学也正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上。

同样，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的范围方面。自1980年代开始，在对音乐、美术、戏剧、曲艺、电影、舞蹈等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艺术学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和艺术科研院所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在综合性的大学中创办以人文学科为依托、进行综合性艺术理论研究的艺术学系(院)，美术已经无法涵盖整个艺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之领域，美术不但在现代工业设计高速发展的情势下变得势单力薄，而且就是在田野考古出土艺术品种的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也显得相形见绌。特别是经过艺术学理论研究十多年的发展，艺术学科已经取代传统的美术学被确认为国家一级学科，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的规定：艺术学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心理学、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广播电视文艺、美术、工艺美术、书法、摄影和艺术学其他学科等12个二级学科。其中“美术”下设美术史、美术理论、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和美术其他学科等5个三级学科；“工艺美术”下设工艺美术史、工艺美术理论、环境艺术和工艺美术其他学科等4个三级学科。很显然，在新的学科目录中，美术的学科范围仅限于以绘画、雕塑为主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把以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为特征的工艺美术(设计艺术)从美术中分离出来，这样就使得美术考古或美术考古学的理论局限于中国古代的绘画和雕塑，而田野考古所提供的研究对象数量最多的却是诸如陶器、玉器、青铜器、漆器、瓷器、金银器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古代工艺美术品，这是美术学科所不能包容的。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美术学的局限性已经很明显了。只有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才能涵盖古代的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美术和工艺美术等学科内容，可以说，艺术考古学的建立顺应了艺术学科发展的要求。

顾名思义，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的古代美术品，即使是按照新的学科分类与代码颁布前艺术的分类标准，把美术与工艺美术合在一起的造型艺术也存在着局限性。在田野考古发掘得到的遗物中，有不少古代的乐器，诸如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笛、骨哨、石磬、木鼓，商周文明社会流行的青铜钟、铃、铙，封建社会时期的琴、瑟、竽、笙、琵琶、箜篌、觱篥、拍板等，都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但按照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划分，有一部分没有进行艺术加工的乐器将被排除在外。作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乐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骨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16支骨笛采用猛禽的腿骨管，截去两端的关节再钻圆孔而成，形状固定，多为七孔，有的先刻好等分符号，然后钻孔；据对其中一支骨笛的测音研究，发现它的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也有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征调音阶。然而，这16支骨笛却未见任何的艺术装饰，造型也不美观，很难把它们与美术品联系起来。同样，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哨也是如此。这就是美术考古学所面对的尴尬。而艺术考古学则把这些乐器归入到音乐艺术考古的范围，解决了这一无法回避的难题。

综上所述，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两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在不同时间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艺术学尚未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美术学占学科发展的主导地位，美术学与考古学的学科交叉，自然衍生出美术考古学。但当艺术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上中国学科建设的舞台之后，在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绝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尽管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当数古代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品，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就当前艺术学科发展日趋成熟的情势下，把艺术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称为艺术考古学更切合学科发展的实际，更加名副其实。

三、对艺术考古学发展前景的再思考

尽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尚欠完备，但当今艺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已今非昔比。在对中国艺术考古学建立与发展的回顾中能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最早是由考古学背景的学者提出和阐述的：最早提出“美术考古学”理论概念的夏鼐先生是新中国建立后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撰写“美术考古学”条目的杨泓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最早对“美术考古学”进行理论阐述的刘凤君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作为第一个系统构建“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框架的笔者也有文物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学习经历。目前，专业艺术院校在对美术史论专业学生的培养中，需要开设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课程，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到了艺术院校工作后，受到艺术氛围的熏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所学的本专业与艺术研究联系起来，将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作为专题进行讲述与研究，自然而然地跨入了艺术考古的行列。曾经接受了艺术创作实践与理论学习的艺术院校毕业生，绝大多数主要从事对传世书法、绘画艺术品或古代著名书画家的研究，小部分进入了文物博物馆与考古部门工作，有机会从艺术的视角对考古发掘出土的艺术品展开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巫泓先生、张朋川先生等。但是，上述现状对艺术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好在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改观。考古工作者与艺术史研究者开始共同探讨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发展问题，2006年5月19日，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在校内的近春园西楼召开了由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的“艺术与考古座谈会”。这是继1996年5月31日，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研讨会”以后，文物考古和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的再一次盛会。

展望未来，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前景非常灿烂。

首先，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最先由具备考古学背景的学者奠定，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考古成果资料的占有和熟悉程度，以及对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论的了解。但是，要想对艺术考古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则需要对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掌握和运用。仅有考古学背景的人大都停留在对考古出土艺术品的分类、资料的整理研究上，即使上升到理论，也由于其本身对艺术理论方面知识的欠缺而不能深入。因此，在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过程中，具有良好美学与艺术理论素养的艺术史研究者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长期在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研究领域已经很难有发挥空间的现实面前，开始转而从考古出土艺术品中寻找突破口。毕竟中国传世的书画艺术品及其作者在数量上是非常有限的，而考古出土的艺术品却层出不穷，这就是中国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超级秘书网

其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人才更趋专业化。国内的高等院校已经开始培养艺术考古方面的学生，并且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培养的模式，综合性大学也在积极培养从事艺术理论研究的人才，这主要得益于艺术学科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建立和发展。在专业艺术院校中，不但有美术考古学研究所，开设美术考古学课程，而且专门招收美术考古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例如中央美术学院有美术考古学的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院校均招收美术考古学或艺术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西安美术学院更是在2006年10月成立了全国首个“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并创办了《艺术考古》杂志。高等院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中国艺术考古学明天的辉煌，正是要寄托在目前正在接受系统艺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熏陶的学生身上。

最后，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的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古代工艺美术品，即古代劳动者的设计艺术作品。在强调科技创新和产品设计本土化、民族化的今天，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鉴赏将在现代设计艺术人才培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那些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和设计艺术技巧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已成为高等学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审美欣赏的对象，并必将对设计艺术的创作实践活动起到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考古学理论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艺术考古学；美术考古学；艺术学科；考古学科

中国艺术考古学名称的提出，最早见于民国时期的岑家梧先生。他在1941年写成的《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一文，主要论述了西方艺术考古的传入和中国学者在其影响下所主要从事的艺术考古工作以及今后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趋向。这是一篇继往开来的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论文，可惜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没有得到重视。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过于强调人类社会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考古学家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对出土遗物的年代划分和生产工具、技术的进步状况方面，对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却长期冷落、忽略。直到进入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西方较为成熟的新考古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艺术考古的实践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改变了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论研究者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也开始出现。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为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写的序言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特殊考古学公之于众。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出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研究员撰写的“美术考古学”条目，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1995年由刘凤君先生撰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分成上下两卷，上卷为理论和方法，“概括地讲述了西方与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以期从历史发展中明确美术考古的对象、目的与任务，明确其性质乃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同美术史有密切的关系”；下卷是分类研究，“对美术考古研究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2004年12月，由笔者撰写、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则旨在总结前人的艺术(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成果，最终完成对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尽管中国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已具雏形，并日趋受到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对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仍属起步阶段，特别是对艺术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两个基本学科概念的理解，以及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对艺术考古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在艺术考古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美术考古学最早是被考古学家从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成特殊考古学的。同时，“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这一认识是基于对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古代美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产物，长期被考古学家所忽视，正如牟永抗先生在《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中所描述的：“在以往中国考古学的报告和简报里，常常在介绍居住遗迹、墓葬之后，将遗物按照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几乎固定化了的次序进行分类。这一分类的认识论基础，是对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构成生产力诸要素等概念的片面理解。按照生产工具决定论的观念，生产工具的研究价值，自然要在装饰品之上”。因此，美术考古学只是被视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最终目的依然一如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稍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美术考古学条目的解释中，尽管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异义，是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目的已经拓展到“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这说明美术考古学已经突破了考古学理论的束缚，跨向了美术理论研究领域，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美术学两大学科的交叉性学科开始初见端倪。

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相关，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是简单的相加。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换句话说，考古学田野调查和发掘得到的各种实物，是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它为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丰富多样的，既可以是与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也可以是与人类活动有关而能够反映人类活动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遗存等。这些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对象，同时也能够成为研究其它学科发展历史的珍贵资料。因此，考古学的最大贡献主要不是体现在理论指导方面，而更见长于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取科学的研究资料的重要性。任何学科，只要涉及到史的研究，必然需要考古学提供资料作支持。同样，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间接地丰富了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因此，在考古学取得较大成就的基础上，衍生出与各门类学科的交叉关系，并不是削弱了考古学和其它学科的发展，相反地更是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和视野，从而促进学科建设的繁荣。

既然艺术考古学不是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的简单相加，那么其学科定位究竟以哪一个为根基呢?任何学说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就是因为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等。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说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公私收藏艺术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却存在着需要断代和辨伪的缺陷，使研究资料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尽管有不少古代传世艺术品中的绝大多数也属于出土遗物，但一旦离开了地层关系，必然带来了断代的困难和辨伪的必要，因此，传世古代艺术品既然不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也就被排除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外。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由考古学所提供的、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成就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作为沟通人类心灵、饱含审美和情感思想的独创性的艺术产品，具有更加深厚的古代文化内涵。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其成果必然为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的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研究对象纷繁复杂的特征基础上的。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在数量、艺术种类、制作材料、工艺技术、装饰手法、表现题材上丰富多样，而且历史悠久。对它们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必定是多角度、多学科的理论综合，例如对史前原始艺术品的研究，除了采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其它科学测试方法确定其所属的时代外，还需要借鉴儿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原始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推论原始艺术品的创造者的审美心理和创造动因。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看，艺术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应该是两大学科交叉后形成的一门新的学科。其根本点应该落在考古学。考古学提供研究对象和对研究对象进行断代和分类；艺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则在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和阐述中起较大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其最终目标主要是探索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动力，同时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增添新的活力。

二、对“美术考古学”和“艺术考古学”学科概念的再思考

“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目前在考古学与艺术学研究领域通用的、至今尚未明确区别开来的两个学科概念。作为一门在艺术学与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交叉或边缘学科，产生不同的命名，主要是由对艺术与美术这两个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解的差异所造成的，因此，要想对“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目前并存且互相争论其存在合理性的状况做一个辨析，必然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找出“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美术”与“艺术”这两个概念，同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字“art”。“art”本义是指“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还包括拳术、魔术、医术等。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美术”的概念被首次引入，蔡元培先生早期使用“美术”这个术语时，包括诗歌和音乐；鲁迅先生甚至把文学和戏剧也归入了美术。其后，中国文化艺术界才逐渐把“美术”与“艺术”的概念区分开来。“艺术”是一切艺术门类的总称，而“美术”只不过是艺术大家庭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成员。“美术是以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在实在的三维空间或平面上塑造可视的静态艺术形象，以此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艺术家思想感情的一门艺术。由此，它又被称为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空间艺术和静态艺术。从广义上讲，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设计、书法等种类”。美术所具有的物质性、造型性、视觉性、静态性和空间性等特征，使得古代艺术品历经成千上万年的风风雨雨而遗留下来。相比之下，艺术的其它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等，由于过于依赖人的参与，并受到时空的约束，往往随着表演者的去世和岁月的流逝而失传，因此，能够经历人为的或自然的因素洗礼之后遗留下来的必然是古代美术品，尽管还有一小部分演奏古代音乐的乐器实物，但古代造型艺术品却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样，美术考古与美术考古学概念的应运而生便不难理解了。

中国的美术考古可谓姗姗来迟，尽管北宋的金石学家已经开始致力于汉画像石、青铜器、玉器、碑刻等记载，但更醉心于对浇铸或铭刻在青铜器或石刻上的文字的著述和研究，“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以增补和修改古代文献史实的缺漏，没有艺术风格的概念、没有艺术发展和影响规律的研究，只是看作祥瑞之物的象征或儒教礼仪的标志。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美术考古实践活动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尽管有许多美术史论家、美学家、考古学家关注中国古代艺术品。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强调把哲学、文学著作和工艺、美术品联系起来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这种结合研究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至1980年代，建立以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新的变异与交叉的学科，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中国美术考古学也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破土而出。

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一体化及对开拓型、创造型的综合人才的培养需求，艺术在素质教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被一些有识之士所认识。知识经济时代对艺术的呼唤为艺术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赢得应有的学科地位创造了条件。目前，艺术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对艺术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工作也突破了单一由专业艺术院校的艺术史论家承担的模式，综合性大学建立起了艺术学院，从事艺术设计与艺术理论研究工作正成为一种潮流。艺术学研究中交叉学科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艺术心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人类学等学科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就，艺术考古学也正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上。

同样，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的范围方面。自1980年代开始，在对音乐、美术、戏剧、曲艺、电影、舞蹈等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艺术学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和艺术科研院所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在综合性的大学中创办以人文学科为依托、进行综合性艺术理论研究的艺术学系(院)，美术已经无法涵盖整个艺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之领域，美术不但在现代工业设计高速发展的情势下变得势单力薄，而且就是在田野考古出土艺术品种的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也显得相形见绌。特别是经过艺术学理论研究十多年的发展，艺术学科已经取代传统的美术学被确认为国家一级学科，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的规定：艺术学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心理学、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广播电视文艺、美术、工艺美术、书法、摄影和艺术学其他学科等12个二级学科。其中“美术”下设美术史、美术理论、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和美术其他学科等5个三级学科；“工艺美术”下设工艺美术史、工艺美术理论、环境艺术和工艺美术其他学科等4个三级学科。很显然，在新的学科目录中，美术的学科范围仅限于以绘画、雕塑为主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把以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为特征的工艺美术(设计艺术)从美术中分离出来，这样就使得美术考古或美术考古学的理论局限于中国古代的绘画和雕塑，而田野考古所提供的研究对象数量最多的却是诸如陶器、玉器、青铜器、漆器、瓷器、金银器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古代工艺美术品，这是美术学科所不能包容的。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美术学的局限性已经很明显了。只有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才能涵盖古代的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美术和工艺美术等学科内容，可以说，艺术考古学的建立顺应了艺术学科发展的要求。

顾名思义，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的古代美术品，即使是按照新的学科分类与代码颁布前艺术的分类标准，把美术与工艺美术合在一起的造型艺术也存在着局限性。在田野考古发掘得到的遗物中，有不少古代的乐器，诸如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笛、骨哨、石磬、木鼓，商周文明社会流行的青铜钟、铃、铙，封建社会时期的琴、瑟、竽、笙、琵琶、箜篌、?篥、拍板等，都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但按照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划分，有一部分没有进行艺术加工的乐器将被排除在外。作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乐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骨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16支骨笛采用猛禽的腿骨管，截去两端的关节再钻圆孔而成，形状固定，多为七孔，有的先刻好等分符号，然后钻孔；据对其中一支骨笛的测音研究，发现它的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也有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征调音阶。然而，这16支骨笛却未见任何的艺术装饰，造型也不美观，很难把它们与美术品联系起来。同样，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哨也是如此。这就是美术考古学所面对的尴尬。而艺术考古学则把这些乐器归入到音乐艺术考古的范围，解决了这一无法回避的难题。

综上所述，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两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在不同时间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艺术学尚未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美术学占学科发展的主导地位，美术学与考古学的学科交叉，自然衍生出美术考古学。但当艺术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上中国学科建设的舞台之后，在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绝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尽管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当数古代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品，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就当前艺术学科发展日趋成熟的情势下，把艺术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称为艺术考古学更切合学科发展的实际，更加名副其实。

三、对艺术考古学发展前景的再思考

尽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尚欠完备，但当今艺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已今非昔比。在对中国艺术考古学建立与发展的回顾中能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最早是由考古学背景的学者提出和阐述的：最早提出“美术考古学”理论概念的夏鼐先生是新中国建立后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撰写“美术考古学”条目的杨泓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最早对“美术考古学”进行理论阐述的刘凤君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作为第一个系统构建“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框架的笔者也有文物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学习经历。目前，专业艺术院校在对美术史论专业学生的培养中，需要开设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课程，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到了艺术院校工作后，受到艺术氛围的熏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所学的本专业与艺术研究联系起来，将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作为专题进行讲述与研究，自然而然地跨入了艺术考古的行列。曾经接受了艺术创作实践与理论学习的艺术院校毕业生，绝大多数主要从事对传世书法、绘画艺术品或古代著名书画家的研究，小部分进入了文物博物馆与考古部门工作，有机会从艺术的视角对考古发掘出土的艺术品展开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巫泓先生、张朋川先生等。但是，上述现状对艺术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好在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改观。考古工作者与艺术史研究者开始共同探讨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发展问题，2006年5月19日，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在校内的近春园西楼召开了由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的“艺术与考古座谈会”。这是继1996年5月31日，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研讨会”以后，文物考古和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的再一次盛会。

展望未来，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前景非常灿烂。

首先，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最先由具备考古学背景的学者奠定，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考古成果资料的占有和熟悉程度，以及对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论的了解。但是，要想对艺术考古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则需要对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掌握和运用。仅有考古学背景的人大都停留在对考古出土艺术品的分类、资料的整理研究上，即使上升到理论，也由于其本身对艺术理论方面知识的欠缺而不能深入。因此，在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过程中，具有良好美学与艺术理论素养的艺术史研究者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长期在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研究领域已经很难有发挥空间的现实面前，开始转而从考古出土艺术品中寻找突破口。毕竟中国传世的书画艺术品及其作者在数量上是非常有限的，而考古出土的艺术品却层出不穷，这就是中国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人才更趋专业化。国内的高等院校已经开始培养艺术考古方面的学生，并且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培养的模式，综合性大学也在积极培养从事艺术理论研究的人才，这主要得益于艺术学科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建立和发展。在专业艺术院校中，不但有美术考古学研究所，开设美术考古学课程，而且专门招收美术考古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例如中央美术学院有美术考古学的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院校均招收美术考古学或艺术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西安美术学院更是在2006年10月成立了全国首个“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并创办了《艺术考古》杂志。高等院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中国艺术考古学明天的辉煌，正是要寄托在目前正在接受系统艺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熏陶的学生身上。

最后，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的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古代工艺美术品，即古代劳动者的设计艺术作品。在强调科技创新和产品设计本土化、民族化的今天，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鉴赏将在现代设计艺术人才培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那些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和设计艺术技巧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已成为高等学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审美欣赏的对象，并必将对设计艺术的创作实践活动起到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考古学理论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民族考古法；学科独立性；逻辑体系；专业语汇；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K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02-1

民族考古学是20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利用现代民族志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再现古代人类社会文化面貌，从而进行考古学或民族学研究的方法。它“被视为新考古学的战斗呐喊”，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成为新的一门学科”。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是从“新考古学”发展来的一门分支学科。但笔者认为，把它定义为一门学科还是为时尚早，因其学科独立性尚缺，使其难以突破依附性，而带有明显的学科研究方法性。

一、民族考古学的学科独立性

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前主席马丁・施尔在对于博物馆学的学科性时言“博物馆学要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有专业的语汇体系，有自己的逻辑系统，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对于任何科学的学科性考察明显也是有借鉴意义，对于民族考古学的学科性考察也可以此标准衡量。

从研究对象来看，有学者阐释“民族考古学的学术领域是中国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它的研究资料，可分为氏族遗址、民族古遗物及与民族遗址、民族古遗物相关的古气候、古生物、古代自然地理环境等的遗迹或遗留”。但稍稍对比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即“遗迹和遗物”，可发现两者是有重叠的，民族考古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独立性很明显的依附于考古学之上，也可以说只是考古学的小范围研究对象，而不存在独立研究对象。

二、逻辑体系

至于逻辑体系，侧重是指用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属于自身领域的问题，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还是处于混沌状态的。《民族考古学概论》提出的几点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地层学、器物形制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民族志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其中，前三者完全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层位学”、“类型学”及“文化区系”的套用；而民族志方法则主要是用民族志类比法，而这恰是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至于后者，《民族考古学概论》则认为主要应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这些包括有：进化论、文化的传播、文化圈理论、文化辐合论等。

可见，民族考古学并未具有独立的逻辑体系，而只是借鉴考古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民族学的类比法，加以利用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理论。陈淳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的分析一般有两种模式，其一是直接历史法，其二是一般比较法。前者指的是民族学研究对象与考古学遗存有历史渊源关系的分析；而后者则是用民族学研究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来分析并无渊源关系的考古发现”。

显然，“民族考古学”缺乏自身的逻辑体系，却带有很强的研究方法性意味，若将其定义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层位学”和“类型学”也同样可以成为一门学科，这很明显混淆了学科研究方法与独立学科的范围，二者是存在清晰界限。

三、专业语汇体系

专业语汇体系的构建，前提是需要有专业研究队伍的存在。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研究队伍是存在，因为对民族文物或是遗存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大有人在的，但往往也只是把“民族考古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如“南汪北宋”两位先生的研究，但专业语汇体系却还未形成，而只是借鉴了考古学的语汇体系对考古学文化进行阐述，如“城址”、“居址”、“窑藏”、“墓葬”之类术语。

专业语汇体系的建立，还需在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而实际却是标榜为独立学科的“民族考古学”，往往是依附于考古学或民族学门类之下，而只作为一个研究方向而存在于高校专业之中，这同“沙漠考古学”、“水文考古学”类似，如中山大学也只是将其列为考古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其民族考古学的博士生导师许永杰先生也提出：“民族考古学并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考古学的一种阐释方法论。这种方法对于阐释考古遗存，尤其是史前考古遗存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不可偏废，实有完善、充实和光大的必要”。

至于一些将其作为独立学科为立场而进行著作的撰写，如《民族考古学概论》之类的出版，笔者认为，是带有明显的投机性，因其根本观点即对民族考古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阐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悬浮性，未能提出属于学科的语汇体系，而完全依赖于考古学与民族学两学科的支架之上。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学科的建立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有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显然，民族考古学还是缺乏学科所需要的独立性和排它性，而恰恰相反，其与“类型学”、“层位学”的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类似性，因此，将其称为“民族考古学”法而从属于考古学研究方法之列显得较为合适，而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带有牵强性。同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在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紧密性程度上夸大了学科互渗的结果，但我们不能阻止两者互渗，我们要做的在认同考古学须和民族学结合下，让两者可以得到有进一步的发展，才会有更宽的拓展空间存在。

参考文献：

[1]汪宁生.再谈民族考古学[A].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1998，4.

[2]海.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再出发[J].中国博物馆，2001，（01）.

[3]陈淳.谈谈民族考古学[N].中国文物报，1990-5-10.

[4]许永杰.民族考古学是什么[J].四川文物，2005，（2）.

考古学理论研究范文第6篇

中国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的。20世纪50年代至今,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考古学家不仅重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工制品作准确的地层比较、断代和器物类型的划分等研究,而且开始强调研究制造这些人工制品的人类的意识形态方面。正如俞伟超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研究工作所走过的历程的分析:“在考古学研究的总体中,第一步自然应先作好年代学的研究。谁都知道,在我们面前的一大堆不会说话的实物资料,如果连早晚都分不清楚,任何史的研究都将无从下手。第二步似乎应该理清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要整理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谱系。但所有这一些,基本上还是直观性质的研究,主要还是说明人类的具体行动的。我想,第三步就应该透过那些最最具体的考古材料,进而探索人们的社会关系,乃至意识形态”[1](P.120)。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得了第一步和第二步重大成就的今天,第三步的探索工作,逐渐被考古学家提上了议事日程,古代艺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自然倍受关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主要特征的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为艺术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艺术考古学又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基础上的。艺术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的建立,在中国是相当晚近的事。20世纪初期,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宗白华先生在东南大学(后称中央大学)开设关于艺术学的课程,首次把西方艺术学引入中国。但当时的艺术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从事艺术实践的人才。对艺术学的真正重视则要到80年代末,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应该建立“艺术学”的口号和在东南大学创建艺术学系的实践,已经为艺术学在中国的学科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受到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响应,建立艺术学系已成为综合性大学学科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艺术字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艺术学框架的构建开始受到普遍关注,有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论着、论文陆续出版发表,艺术学研究在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开端。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史和古代艺术特征的交叉学科,在考古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之间达到共识,考古学家从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艺术遗物和艺术遗迹出发,阐明了建立美术考古学的可能性;艺术理论家则从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历史和规律的需要出发,阐述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的必要性。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沦又是在艺术考古实践的不断丰富,取得越来越大成就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实践活动姗姗来迟。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形成,迄今不过七八十年,由于战乱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考古学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考古学的发展比较缓慢。1949年以后,中国的考古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连外国人也不禁大发感叹:“在未来的几个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2](P.3)。这一时期,考古学的研究重点依然是重建古代的物质文化史,即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特别强调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剩余财富的增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反作用。因此,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的研究,一直被冷落、被忽略。

从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家的目光开始在重建物质文化史建构方面,转向与古代人类关系更为密切的精神文化创造,时代向考古学家发出了“在田野工作中要贯穿研究精神”、“应具备更广泛的知识修养”的召唤[3],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既能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又能进行古代艺术品研究的考古工作者。艺术考古实践活动开始蓬勃兴起。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改变了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开始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汉唐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正是有了日渐深厚的艺术考古实践基础,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才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卷、美术卷使美术考古学先后占了一席之地。稍后出版的美术卷,对美术考古学有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包括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山东大学的刘风君先生所着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与雕塑艺术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泓先生编写的《美术考古半世纪》,是对美术考古学理论的初步探讨。

从目前中国艺术考古实践活动的现状和有关艺术考古学理论的不同观点来看,完整的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确立还有待于将来艺术理论的成熟和艺术考古实践取得的更大成就。然而,不可否认,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尤其是中国的艺术考古学,它既有各种不同质地、不同艺术形式、数量众多的考古艺术品可以研究,又拥有世所难匹的浩瀚的历史文献和传世的艺术品可供参考,两者交相辉映,使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

简单地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 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以古代钱币为例,作为流通使用的方孔圆形的五铢钱和通宝钱,主要是用作在社会流通领域进行等价交换的媒介物,而专为辟邪、祝寿铸造的压胜钱或称“花钱”,却缺失了使用价值,突出了审美艺术价值。因此,从纷繁复杂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中划分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远远不能如此简单地量化。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

考古学理论研究范文第7篇

关键词：契丹学；学科结构；理论；方法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001-03

契丹族是公元4世纪出现在松漠草原上的一支游牧民族，在其长达5个多世纪的顽强发展中，于10世纪初建立了以本民族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强大帝国。直到13世纪初西辽政权的灭亡，契丹族逐渐淡出史籍记载。作为一个民族的主体在中国活动的时间长达8、9个世纪，其活动的空间范围横跨中国北方乃至中北亚的广大地区。契丹民族最终融入中华各族之中而淹没了本族之名。但契丹族及其以其为主体创造的民族地域文化构成了中世纪中国独特的波及深远的历史文化现象。由于契丹的声名远扬，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西欧文献“契丹”就写成Khitay。转写成俄语字母就是Китай（kitai）。所以俄文称中国为Китай（kitai）就是来自契丹。可以说契丹民族共同体在古代中国历史上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推进、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过极大的影响。而对于契丹这个具有世界性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是近代以来学术所关注的一大领域，事实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契丹学。2012年8月在赤峰召开的“内蒙古契丹辽文化研究会暨契丹学研讨会”正式使用了“契丹学”这一学科概念，并对契丹学的学科体系结构等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就契丹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做进一步的探讨，以就教方家，旨在促进契丹学学科的更好发展。

一、契丹学学科概念的理论探讨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北部边疆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中国学者带着一种历史责任感开始了契丹辽文化的研究。20世纪以来，从事契丹辽文化的研究与日俱增。部分日本、俄国、韩国等国际学者也开始了对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热忱。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契丹考古的不断发展和契丹文字的陆续发现，契丹辽文化研究更加活跃，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组建了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创办了一些契丹辽史研究的专门刊物，契丹现象已经成为国际研究的大学问。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目的、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以及独特的理论，完整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是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文字学、地理学等众多学科介入的一个较完整的学科群――契丹学。但是，如果细细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研究之路，大致浏览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我们的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对契丹辽文化理论研究的轻视，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近年来研究契丹辽文化的论著很多，并召开了多次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但对何谓契丹学、契丹学的概念、对象、范围、特点等有关理论方面的研究几乎无人涉足，对契丹辽文化的理论和方法等的讨论少之又少。人们基本上遵从传统的学术理念，用历史学的一种视角去理解结构复杂的契丹学，用历史的方法去研究契丹辽文化。考证性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热衷的治学方式。因此开展契丹学的理论探讨，对于促进契丹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文提出的“契丹学”不是作为一个名词或历史概念的“契丹学”，而是一门学科概念的“契丹学”。作为一门学科概念的“契丹学”，与作为一个历史名词的契丹学有很大区别，其内涵应该有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应该需要满足以下3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无独立的研究对象；二是是否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三是有无独特的理论和方法。

首先，关于契丹学的对象、范围。契丹学是以契丹族客观的历史文化现象、历史过程的以及一切与契丹现象有密切联系的文化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契丹学的研究范围决定于契丹学的研究对象有其独特的时空范围，因此，契丹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就纵向范围来说，从契丹族起源开始，即公元3世纪的鲜卑族、匈奴族分化聚合时开始，到当代，应当有1700年的历史。就横向范围来说，不仅契丹全部的历史文化现象是契丹学的研究范围，而且凡是与契丹族历史文化现象发生联系的广大空间范围都是契丹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这一表述说明契丹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4个方面：其一，契丹客观历史。契丹客观历史是契丹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是使契丹学成为一门学科的主要因素。其主体部分是公元4世纪到契丹族淡出史籍之间的中外各种历史记载；其二，契丹史迹。包括契丹民族共同体历史活动遗留下来的大量的遗迹，其内容包括契丹的畜牧、道路遗迹，州城、墓葬、塔庙、居住等建筑遗存，还包括大量的可移动的各类文物；其三，契丹语言文字。包括契丹大字、小字结构特点、契丹文字的渊源、契丹文字的发音、读法等等；其四，契丹学理论。包括契丹学发展的历史、现状、研究方法以及对这门学科的性质、概念、范围等问题的探索。

其次，关于契丹学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契丹学是否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至今还没有学者在这一理论问题上有过争论，当然就谈不上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述。这恐怕应该说契丹历史文化研究的理论缺欠。那么，近一个半世纪契丹历史文化研究，是否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呢？首先，契丹族及其由其为主形成的契丹民族共同体所创造的历史文化既是中华古代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契丹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即断代性、民族性、地域性。因此后代学者在研究契丹历史文化时必然要重视契丹历史文化这一鲜明的特征，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必然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其次，契丹的文物文献资料，具有共同的时空范围，使它们之间必然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后代记载的正史与前代遗存的史籍之间、契丹史籍与契丹文字之间、契丹史迹与契丹文献之间、契丹史迹与文物（可移动的）之间等紧密交错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比较全面而真实地反映着古代契丹民族共同体特有的历史风貌，同时也可窥见中国古代史、中西陆上交流史、中北亚史的一些侧影；第三，从学科命名的角度来看，契丹学与历史学、宗教学等依据内容分类的学科不同，它的主体词“契丹”二字不是学科名，而是民族名。首先应该说明，契丹学不是其所涉及那十几个子学科的简单综合，更不是把它所涉及的那十几个学科的全部内容统统包揽收容，变成一个多学科联合体，而是内部以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结构而成的整体，这样的一个整体当然有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第三，关于契丹学的理论和方法。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契丹学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因为契丹历史文化具有断代性（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3个特点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当然在研究上除了运用一般的方法外，必然要有独特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二、契丹学的理论和方法论

契丹学理论一个重要问题是契丹学的定义概念，何谓契丹学？契丹学的内涵与外延怎样？这是契丹学概念提出者无法回避的课题。

所谓契丹学是研究以契丹族传统文化为母体与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文化（含外来文化及周边胡文化），在中国北方地区碰撞、融汇、升华、积淀而形成的契丹文化及其与域外文化关系的学科。因研究对象多元、内容广泛，它又是由契丹历史学、契丹考古学、契丹文献学、契丹文学、契丹地理学、契丹语言、文字学、契丹艺术学、契丹民族学、契丹宗教学、契丹民俗学、契丹科技等分支学科组合成的综合性学科。除了上述概括的契丹历史文化的3个特征以外，从学科的角度又可概括两端：

其一，交汇兼容性。契丹数百年创造的历史文化，既有本民族传统文化之根，又融会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其他众多民族文化而形成的新契丹文化，既有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也融入了域外文化的因素。在契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都充分的体现了多种文化融合再造的痕迹。

其二，综合交叉性。契丹学因研究对象多元而决定其综合、交叉性的特点。契丹学研究对象多元就派生出诸种分支学科，造就它综合性特色。又如契丹史学运用契丹文献研究本地区历史、北方草原区域史、宋史、西夏史、高丽史等在整体上统属中国史学。那么，它又与契丹文献学、金石学等学科交叉。又契丹学的创建将与蒙古学、敦煌学、西夏学互相交叉更是不争的事实。凡此反映了学科的交叉性，也可以说这是综合性学科派生出来的。总之契丹学的综合交叉性与单体学科是有区别的。

如上所论，契丹学的定义概念是抽象的，而其诸种分支学科则是将契丹学具体化。从理论上讲，多元最终归于和谐，表现出同一性。这种一与多，从抽象到具体，正好反映了契丹学综合性的特质。

大凡一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如影随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是学科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由于契丹学研究对象多元，形成诸多研究领域，造就多种分支学科合成为综合性学科，这样就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即各分支学科当有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譬如契丹史学是契丹学的重要内容，它又是中国历史学中的一部分。那么，史学理论方法论亦可用于契丹史学研究。史学理论可用一句话说明“唯物史观”，治史者又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其宏观理论指导下派生出治史方法，可概括为思辨法（辩证）、考据法、实证法、推论法、计量法、比较研究法、二重证据法等等。毋庸置疑，契丹史学必须用唯物史观来统帅，在研究中交叉运用上列研究方法。在契丹史迹的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史学研究法，更要注重考古学、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种方法。

鉴于当前契丹辽文化研究现状，笔者认为应当创建契丹学学科，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契丹学理论。

第一，应该深入研究契丹学术史。应对一个多世纪一代又一代学者为之努力研究的成果进行综合性梳理、归纳、评述并升华到理论层面。从理论上划分研究阶段，归纳阶段性特征。对每一研究领域要有系统的理论性分析。契丹学者必须认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之间的关系，探讨契丹学形成发展的逻辑演进，研究其逻辑推进的轨迹，从理论上揭示契丹学的发展规律，这是契丹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二，研究理清契丹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联以及与其周边地域特色的学科，契丹学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大体来说它是由以契丹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契丹历史学、以契丹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契丹文献学、以契丹史迹（文物）为研究对象的契丹考古学、以契丹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契丹语文学、以契丹地理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契丹地理学以及以契丹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契丹学理论等分支学科以不同的方式和层次结构而成的学科整体。各分支学科之间绝不是平行的，而是纵横交叉的。同时要注意契丹学与相近学科的密切联系，如蒙古学、西夏学、敦煌学等学科，充分吸收成熟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第三，契丹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契丹学的学术规范、学术评论、学风与文风。在学术界，文学评论、文艺评议异常活跃，史学评论则相形见绌，具体到契丹辽史研究的评论少之又少。“学术工作者花上一段时间写成和出版了论著，理应得到同行的回应和反响。出版并不是学问成果的终结而是开始，而评论除了在赏识作者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外，更应该加以学术性的衡量，或与同类著作相比，以便读者明白书中内容的重要和价值。放眼世界，任何取得成就的学术领域中，必有其评论传统，具发扬和监察学术的作用。”[1]当前契丹辽史学界每年论著数以百计，其质量良莠不齐，因此公正的学术评论，运用舆论规范和监察契丹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已提上日程。当然学风与文风，治学严谨，特别是“严谨”二字是学者的学术生命，也是契丹学者应当注意的。

第四，契丹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即方法论研究是契丹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从史学这个角度说，中国史学界一贯是重史实而轻理论，这是西方学术界早就看到的一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就是没有多大的改进，就契丹辽史研究领域来说，回首一个多世纪契丹辽史的研究，理论性的论著几乎是空白。这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契丹辽史研究的发展。因此，创建契丹学就是要适应学术界对理论研究的要求，加大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和探讨。重视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众所周知，契丹辽文化研究中已包含有历史、考古、宗教、艺术、科技等众多学科的资料。研究者要开阔眼界，把不同学科中相互关联的资料做综合分析，虽然难度很大，却是我们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

第五，契丹帝国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自古即是“华戎交汇之地”，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东部枢纽，所含内容中，中外文化交流是其重要内容。其语言文字在古代阿尔泰语系中亦颇具典型。其政治文化的风流所及波及东北亚、中西亚甚至欧洲的广大地区。正因为此，引起了国外学者对契丹历史文化的关注。上个世纪以来，很多外国学者在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上有很多可借鉴的东西，要推动新时期契丹学的深入研究，开展广泛的国际学术合作是十分必要的。

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经过一个多世纪，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各种层次的研究机构不断出现，出现了一大批体现学科体系的论著，已经形成了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学科意义的契丹学已经形成。

参考文献：

考古学理论研究范文第8篇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亚洲动物考古的研究进展

(一)西亚的领先地位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西亚的动物考古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本土的专家，都非常重视现代动物考古学理论的应用，这一地区的动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赶上了国际同行的步伐。从表2的统计不难看出，大多数动物考古学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论的探讨(82%)。其中生存对策研究文章占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较低，如驯化(14．5%)、宗教(12．2%)，埋藏学(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发表(6．0%)。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较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层次的成果占60．2%，基础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题具有多样性特点。因此，与国际同行相比，西亚动物考古研究的主体处于中高等层次。

(二)南亚及东南亚的积极努力从对南亚和东南亚与动物考古相关文章的一般统计来看，高层次研究成果占20%，较高层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层次的成果占50%，基础性成果占27．1%。中等层次研究中生存对策相关研究占较大比例，达到34．3%，研究主题涉及面较广，表现出较强的学术进步势头。总体上看，本区高等及较高层次研究略逊于西亚，研究水平要高于东北亚和北亚，处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层次。

(三)北亚的保守性基础工作基于表2的综合数据可见，北亚动物考古工作的主体多涉及方法论和理论领域，调查与报告约占文章总数的1/3。在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将近35%的文章属于生存对策主题，其中近1/4与驯化有关。也就是说，将近72．6%的工作已经达到中等水准，但是基础研究所占比重较高(达27．4%)，而且缺少高层次研究。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题与其所覆盖的空间地域和所经历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题比较有限，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总体上处于中等研究层次。

(四)东北亚的提升空间从表2中的数据不难看出，东北亚动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处于基础性研究水准，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基本生物学信息(33．6%)以及基本鉴定过程(11．2%)的积累。在东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1/3略强的工作与中等层次的研究密切相关。包括宗教宴飨、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在内的高层次研究成果仅占6．1%，较高层次的综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学、动物驯化、生存对策、环境学和适应行为时空分布在内的中等层次研究成果却占33．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础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综上所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层次还很低，但是研究主题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却是本区动物考古活力和未来快速发展的预兆。总体上看，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亚外的亚洲其他地区，更不必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了，因此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五)亚洲动物考古的整体观察基于数百篇国内外动物考古文献资料进行的有关亚洲动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简单统计分析似乎毫无意义，但事实上通过这种量化分析会使我们易于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处于何等研究层次，进而意识到为了与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笔者无法将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选极少数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参考文献名录，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统计表中所列数据，是建立在权威性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大样本量统计和分析基础上得到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亚洲动物考古工作主要开始于20世纪晚期，但是大多数高水平的研究结果出自21世纪头十年。一般来讲，目前西亚动物考古已经进入全球动物考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南亚和东南亚主体动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经处于第二阶段，也有部分成果属于第三阶段的较高层次;北亚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整体上却还停留在第二阶段，其动物考古理论与实践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参见表1、表2的数据)。学者们对于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北亚有关生存对策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东北亚就这一主题的研究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这是达到更高研究层次的坚实基础。另外，东北亚在生物学和古代环境信息方面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积累，这为深入的动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础性平台。与亚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展的工作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就诸如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等高层次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在亚洲(尤其是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开展的古DNA考古，在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如来自加拿大的杨冬亚等)和亚洲本土学者(如日本的奥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进展，为深入开展更高层次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自然科学基础。

亚洲动物考古的未来之路

根据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开的第11届国际动物考古会议的议题，结合上述有关动物考古研究层次的分析，可以将目前的主要研究议题归纳为下述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也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参考。

(一)较高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与宗教活动相关的葬礼用牲动物研究，国家形成过程中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状况研究，就动物考古对人类社会探究所做贡献的综述性研究，鹿科动物、猪、马、牛、羊(绵羊和山羊)等对经济形态转型(如跨时代畜牧业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动物考古的专业性研究，动物遗存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所涉及的较高层次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外来贸易与生物入侵研究，副产品开发研究(如副产品革命新标志、乳制品制法的发展等)，方法论研究(如形态测量与相似属种比较相关的动物资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学的动物迁徙性研究、与现代人类起源研究相关的各个氧同位素阶段的人类狩猎行为多样性探究等)，古代人地关系研究(通过动物遗存开展的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度研究等)，与遗址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埋藏学新探索，与人类迁徙问题相关的岛屿动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旧大陆古人类的生存对策研究，动物和人类食性与人类行为和食物加工技术相关性的综合分析，动物资源获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观、环境及其变化研究，生存对策研究等等。这些是今后应当加强研究的中等层次动物考古学问题。

(三)基础性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按地域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动物考古，环极地动物考古，新热带区动物考古新进展，旧大陆各时段动物群时空分布总结与研究，中东欧动物考古研究)，按动物类别进行的专题研究(如旧大陆的骆驼、古寄生虫、软体动物考古，猛犸绝灭的环境与人为因素研究，鹿科动物与社会)，数字化动物考古，实验动物考古等成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的基础性研究。其他常规的基础性研究包括畜牧业基础信息、信仰系统食物加工以及食谱和营养性疾病状况、文化交流等。上述相关的基础性研究的加强，将有利于亚洲动物考古水平的稳步提高。四、结语总体上看，亚洲动物考古的发展在时空两个方面都还表现出相当的不平衡;来自不同国家的同行之间通过共享数据库进行的交流还远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动物考古的需要;动物遗存基本鉴定的训练以及国际通用语言的运用也显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动物考古知识的教育与技能的训练还无法满足该领域未来发展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求。这些不利因素都制约着亚洲动物考古的健康发展。鉴于拥有农业起源和动物驯化发祥地的重要地位，亚洲就经济形态转型为主题的动物考古研究应当以综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层次，我们应当结合对来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遗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学和古环境重建信息的积累(其中富有遗址形成过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学研究方面，文化层和自然地层应当同时加以考察，并尽量配合成系列的测年数据，以便于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从生存组合到发掘所获材料经历的变化过程。中亚和北亚是需要我们投入更多努力的区域。在这样广大的地区，亟待就更广泛的议题开展国际合作性动物考古研究。尤其是从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类生存对策转型以及马的驯化这些重大考古学问题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结合与周边地区的大量比较所开展的多学科、多遗址、跨区域、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动物考古研究。鹿科动物遗存广泛出现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很长时间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古生态环境重建，还是狩猎经济的主要狩猎对象，都离不开对这类动物的深入研究。中国的鹿科动物遗存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形态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高层次考古学问题的研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近年来东北亚动物考古多样化议题表现出该领域未来快速发展的动向，但是相比亚洲其他地区，就显得高层次研究比重的明显偏低。因此要想实现亚洲动物考古水平的整体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就应该将已有的传统方法获得的研究成果，作为高层次研究动物遗存时空分布非常雄厚的信息基础。中国东北地区晚更新世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向全新世动物群转型所表现出的环境、人类适应行为等方面的密切关系，涉及古代人类扩散迁移、文化传播、动物群大宗绝灭、广谱适应等考古学难题，因此亟待深入研究。北方长城地带农牧交错带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转型对于社会复杂化及文明进程的研究意义重大，也需要得到高度重视。对于家养动物起源的多种途径综合研究虽然有一定积累，但是远没有达到用于跨区域对比研究所需的质和量双方面的要求。人才培养、国际合作与交流、理论研究的加强以及新方法新技术的不断引进和利用是消除亚洲各地区动物考古发展不平衡现象的有效途径。中国，尤其是中国北方地区，由于存在埋藏条件的优越性，出土的大量动物遗存多能得到较好的保存，这也是今后加强多遗址、跨地区、跨时段研究的有利条件。所以，在亚洲乃至国际同行的共同努力下，会使以中国为主导的东北亚动物考古得到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为世界动物考古的全面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考古学理论研究范文第9篇

一、手工绘图依旧是取得考古现场第一手资料的基本方法

我国20至21世纪的考古工作与考古学研究的结果表明，迄今为止，我国考古绘图主要依赖手工完成。不仅贯穿于考古发掘的全过程，也是当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依据。

从我国考古学建立之初，传统手工绘图就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不仅在摄影技术不发达的时期，全部考古图录主要靠专业工作者手绘完成：“要亲自动手，文物一旦露头，……必须完成当天的考古记录”，即使在考古学高度发展的今天，考古绘图工作已经加入了新的技术因素，大量在现场依照实况和器物实体手工绘出的图纸，作为现场采集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是临摹、修改、复制、打印等后续而成的二手资料所不能比拟的。

在摄像与电子技术高度应用于考古学领域的今天，人工对遗址现场的全景、地层、地形、遗迹及其分布的实测与绘图，仍是保留现场信息的必要步骤，方格网等方法依旧被作为最基本的测量和绘图方式在实际工作中使用，以保留考古遗址和器物的原貌。现场示意图、剖面图是考古遗址不可忽略的重要步骤。以河南焦作府城遗址发掘为例，所做的大量对遗迹的结构、分布、地层堆积、坑底细部情况绘制的平剖面图不仅是对现场的第一手记录，也是后续分析研究工作的基础，特别是对结构复杂的各墓葬、窑址等清晰的绘图，是动态发掘过程中不可遗漏的重要证据。对其深浅层位进行精确的测绘，明确遗物的出土位置、叠压关系，对后期墓葬主人身份的辨析考证，具有极重要的证明意义。

即使在一些特殊的考古场合，现场绘图也是必不可少的，手工绘图不断运用于考古新领域。2010年“南澳I号”的沉船船体和文物发掘中，绘图工作是在水下数十米深处与现场发掘同步进行，现场对考察“南澳I号”复杂的遗址堆积状况的记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学界揭示南澳岛水下的遗址群的概貌、探讨南澳岛作为海上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重要意义的关键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传统考古绘图方式被忽略、被扭曲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少数匆忙开发的遗址，由于缺乏专业绘图理念，未能遵循正确的绘图原则，往往造成第一手绘图资料的缺失。如某些遗址的发掘，由于忽略了现场绘图记录，不仅缺乏宝贵的现场记录资料，也为后续的叠压关系研究、器物鉴定、排序与研究造成困难。

绘图软件的大量应用，一方面带来绘图工作的便捷和细致，另一方面也使人产生误解，认为即便没有绘画能力，各种软件也可以取代人工，完成绘图工作。这导致传统绘图方法被忽略，手工绘图的重要性降低，甚至很多本应由专门人员完成的原始资料图由技术工人，将绘图视为现场的简单记录。

问题的出现是考古工作中对绘图工作的理解出现误差。事实上，考古绘图并不是单纯图录备用，而是将现场复杂信息整理、筛选和保存的过程。特别是对地下遗物多、叠压打破关系复杂的遗址，准确保留第一现场的必要信息，将叠压的复杂关系正确传递给后续研究，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是无法完成的。

我国长期考古工作的经验表明，传统手工绘图无法取代。它不仅贯穿于20世纪近百年的中国考古，并且会在21世纪的考古发掘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二、考古绘图是考古工作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

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使考古绘图有着广阔的发展领域。在承担野外调查、现场发掘任务之外，考古绘图贯穿于器物整理、考古报告、现场复原全过程，并且正在不断深入影响考古学研究。

在后期的器物整理、遗址报告中，作为三大要素之一，绘图也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是梳理和陈述考察成果的基本手段。几乎所有的考古学报告，都要配以大量的图录，阐述考古过程，明示器物特征，展示发掘特征，提出新的观点。武汉考古所等为盘龙城宋窑与商墓遗迹所做的大量清晰绘图，清晰地表明了黄陂盘龙复杂的多层文化，为学界的后期研究提供了最明了的答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石市博物馆在《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2009年发掘报告》的附图包括遗址示意图、探方图、地层堆积剖面图、各个时期的器物图、纹饰图等数百幅。而记录600座楚墓，反映东周文化的考古报告《江陵九店东周墓》，正是其图绘工作的疏忽草率，而受到学界的批评。

器物的修复整理，往往需要对原物预先绘图，特别是对彩绘器物的修复，必须首先采集和保留原物信息。其中包括“详细记录描述器物各个部位的彩绘颜色、范围和保存状况”，“采用多种颜色进行绘制，详细记录描述每层彩绘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在对秦俑一号坑新发现的断裂数块的彩绘陶俑进行抢救性处理前进行的保存原样的绘图，就是修复器物的规范做法。

图文并茂是考古学者深入研究的基本方法。苏秉琦以北首岭出土双唇口、壶罐形口与姜寨壶罐形口的比较图提出关于仰韶文化分期的重要论点，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述论》，以数十幅历代城池遗址图、地形图论述中国都城考古的发展成就，都显示了我国考古学家图文并长的研究功力。

为适应21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需要，关于绘图技术和各类图谱的规范研究正在展开，成为考古学方法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马鸿藻老师在长期实践授课基础上，在他的《考古绘图》中开考古绘图的理论探讨之先河。至今，更深入的有关考古绘图方法论的研究，进入了考古学理论研究领域，一批有关考古绘图的论文正在问世，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考古绘图在新时期的发展，以及与考古工作的关系，“科学指导我国当前的考古学实践”。

考古学理论研究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历史；回顾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4.017

执笔者简介：李幼平（1962～），男，文学博士，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系教授、中国音乐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3-09-20

20世纪80年代，武汉音乐学院提出“艺术与科技联姻 传统与当代结合”的学科建设明确方针。在该方针的指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与筹备，音乐考古、音响导演、通俗声乐演唱等三个新型专业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率先应运而生。笔者有幸耳闻目睹或亲身参与了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活动，尤其是隶属音乐学（理论）专业的音乐考古学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活动。在庆祝武汉音乐学院建校六十周年之际，应学报《黄钟》副主编田可文教授之约，特成此文以简要回顾相关历史，纪念、感谢在该领域做出贡献的逝者与生者。

音乐考古学是以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多领域、全方位开展理论研究、创作表演、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系列工作的综合性学科。武汉音乐学院作为我国中部地区唯一一所独立设置的音乐与舞蹈学专业院校，地处荆楚南国文化传统氛围，坐拥曾侯乙编钟等人类绝世瑰宝遗存！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要，独特的学术优势与办学条件，使学院在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并产生了相应的历史影响。

一

在“艺术与科技联姻、传统与当代结合”方针的指导下，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从一开始即体现出浓郁的开放性学科特点。她既有一般意义下的考古学特点，即立足田野考古、多学科交叉进行出土与传世音乐文物研究，以探讨人类音乐历史；同时具有音乐文化非物质形态的艺术学特征，努力将音乐考古资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与文献史料记载应征，探索并呈现历史性音响面貌、服务当今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因此，对于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的溯源，需要从纵、横两个方面暨音乐文物本体研究与荆楚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综合研究，以及当时学院、中国乃至国际学科建设的大背景中予以探讨。

武汉音乐学院所处的中国中部地区具有丰厚的音乐文物资源。仅1953年学院前身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建立之后，在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南长沙马王堆以及湖北江陵楚墓就有多次重大音乐考古发现。尤其是1978年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编钟等百余件乐器、系统性音乐理论文字文献等音乐考古学史料的出土，为考古学、音乐学、历史学以及冶金铸造、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音乐舞蹈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要求。在其后十余年多学科协作开展的音乐考古研究、音乐文物复制和音乐舞蹈创编与音乐理论探讨过程中，构建音乐考古学学科体系、设置音乐考古学专业、培养音乐考古专门化人才，成为了当时文博考古单位、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文艺团体的共同认识。

1988年11月，“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国际交流？曾侯乙编钟专题”活动在武汉举行①，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不同国家和中国国内各相关领域学者，包括武汉音乐学院童忠良、杨匡民、蒋郞蟾、郑荣达、高鸿翔、许定慧、崔宪等教授②，交流科研成果、开展多领域学术观念碰撞，分析、探讨音乐考古学专门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与学术条件，为次年在武汉音乐学院设置音乐考古学专业并招收本科学生、由各相关单位协作开展专门人才培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图1 曾侯乙编钟国际会议

就横向而言，武汉音乐学院数十年立足地方传统音乐开展创作、研究，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专业人才的办学方针，也为音乐考古学专业的设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科建设氛围。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校以来，学院长期重视地方传统民间音乐的采集、整理与研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十分注重民间民俗音乐“活化石”与考古资料、文献史料之间的“三重证据”关系。自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后，学院充分发挥在音乐学研究与艺术实践方面的优势，着力开展了立足传统音乐与音乐考古研究成果上的古乐器复制、创编及表演活动，并以晋京开展的“国庆”35周年、接待帕瓦罗蒂访华等重大演出活动受到了肯定与好评，形成了“建立编钟古乐器科研、生产、艺术实践三结合体制”的工作思路③。198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十周年之际，“编钟古乐器新作品比赛”在武汉音乐学院举行④，史新民、周振锡、周雪石、胡志平等教授的作品获奖。编钟研究及音乐创作、表演活动，成为了当时武汉音乐学院多个教学单位师生共同参与的重要领域，客观上也为次年音乐考古学专业的设置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综合性人才培养条件。

此外，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的设置，与当时国内外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蓬勃兴起、高校专业设置不断细化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联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武汉音乐学院形成了“艺术与科技联姻、传统与当代结合”的学科建设思路，于1989年设置音乐考古四年制本科专业的同时，还设置了音响导演、通俗声乐演唱等专业方向。

二

如果以1989年音乐考古学专业首届四年制本科生招生为创立标志的话，那么，迄今为止武汉音乐学院的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大致可以划分为史前、创立、发展、嬗变等四个阶段。其中1989年之前为史前阶段，1989年至1996年以成立音乐考古教研室为标志的创立阶段，1997年至2005年以成立音乐考古研究中心及“湖北省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活动成果为代表的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以音乐考古学课程全院本科生选修和湖北音乐博物馆筹建为标志的嬗变阶段。

史前阶段的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经历了从科研到教学、从理论研究到创作表演实践的发展过程，它又可以细分为1978年以前的荆楚传统民间音乐“活化石”采集、整理、研究时期，1978年至1984年古乐器复制、古乐曲创编与演奏时期，1985年至1988年理论研究成果集中涌现，运用乐律学、音乐声学、古乐器学、民族音乐学等理论与方法，开展群体性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时期⑤。

图2 曾侯乙编钟国际会议

在童忠良、谭维四、杨匡民、蒋郞蟾、郑荣达、卢国元、汪申申、田可文等专家教授的倡导与筹备下，在学院领导的支持下，经湖北省教育委员会批准，武汉音乐学院于1989年正式设立音乐考古专业，招收首届四年制本科生，并在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大学、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正式拉开了音乐考古学专门人才培养的帷幕。

进入创立阶段的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在专业图书资料、音乐文物考察与复（仿）制、理论研究领域、艺术实践范围以及教学体系构建与师资培养等方面，开展了有目标的系统建设。

——整理馆藏古籍资料，购置考古学书刊文献，学院图书馆辟建专题学术资料室；

——成功参与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出土编钟的复制，完成资以作为本阶段音乐考古研究成果之标志的“楚曾百钟”研制；

——研究范围由曾侯乙墓出土音乐文物，向新石器时代的舞阳骨笛、巴蜀吴越及中原地区的乐器、图像等更为广泛的时间与空间领域拓展。《编钟音乐的传统与未来》、《舞阳贾湖骨笛的音孔设计与宫调特点》、《荆楚歌乐舞》等以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开展专题研究或综合探讨的理论成果不断涌现⑥；同时相关成果在童忠良教授访学奥地利、李幼平出席以色列国际音乐考古学术交流活动，以及接待台湾学者许常惠等交流活动中，受到了海外学界的关注与瞩目。

——《设置音乐考古专业的体会》、《办出成绩 办出特色——音乐考古专业首届本科毕业生论文宣讲暨音乐考古专业学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综述》、《加强学科建设 培养基础人才——音乐考古专业学科建设暨首届本科生专业教学情况之回顾与思考》等关于音乐考古学专业学科建设与专业教学的理论成果应运发表⑦；

——学院派出青年教师到武汉大学系统学习考古学课程、参与田野考古实践，同时聘请湖北省博物馆谭维四、冯光生先生为客座教授，从武汉大学、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聘请杨宝成、肖亢达、向绪成、王红星、陈冰白、王然、李天虹等学者或担任相关课程教师、或承担学生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由院内外一流学者构建起跨学科的师资队伍；

——从第二届暨1990级本科生开始，音乐考古专业本科生调整为五年学制，并独立形成专门化人才培养方案。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学科发展形势、教学方式方法特点和师资力量等实际情况，采取理论与实践结合、院内外教师课堂教学与走出学校开展田野技能训练结合等有效途径，既满足了边缘学科专业学生的交叉型知识结构要求，又形成了馆校合作、院校联合办学的机制。

与上述音乐学音乐考古专业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相呼应，该阶段武汉音乐学院的编钟古乐艺术实践活动，也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暨编钟音乐厅落成典礼音乐会”、“编钟乐团成立十周年”等大型专业演出活动，和参与策划、指导的荆州博物馆“楚乐宫——楚音乐文物展演”、宜昌三游洞“巴楚乐宫”等普及型古乐器展演活动，展现出该专业服务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追求。

1993年6月，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专业首届毕业生论文宣讲暨音乐考古专业学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圆满举行。来自湖北省教委、文化厅、社会科学院、博物馆、考古研究所、荆州博物馆、武汉大学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甘肃博物馆、河南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在高度评价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人才培养成绩的同时，对音乐考古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学科发展方向等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光明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新闻媒体，以“武汉音乐学院着力建设考古学特色专业”为题予以专题报道。

二十世纪著名音乐史家、《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主编黄翔鹏先生在《大系·前言》中称：“鉴于古代音乐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八十年代末，武汉音乐学院设置了音乐考古学专业，并在文物、考古学者的协助下，开设了一系列课程。这是发生在曾侯乙音乐文物出土之地的重大事件。它的实质意义在于：音乐考古工作实践的需要，推动了理论工作的进展。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一次飞跃。”⑧

三

1996年6月，武汉音乐学院设置音乐考古教研室；2002年9月，武汉音乐学院设置音乐考古研究中心；次年，以音乐考古教研室教师为主体的“长江流域音乐文物研究与开发”项目团队，成为湖北省教育厅立项建设的“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⑨，并于2006年通过检查。组织机构的完善，教学与研究团队的形成，群体性科研成果的产出，标志着武汉音乐学院的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以成立音乐考古教研室为契机，组织召开“音乐考古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来自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湖北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研究所、湖北计量科学研究所以及701研究所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分析形势、进一步明确目标与任务，有效整合院内外教学与科研力量，形成包括历史学、考古学、乐律学、文献学、文字学、图像学、声学物理学等领域专家的综合叉型学术团队。

——开展音乐考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与人才培养工作，形成与本科教学相衔接的课程教学内容与人才培养体系，使研究领域向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等方向有效拓展。

——深入推进音乐考古学专题研究，音乐考古教研室教师在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博士课程学习，完成《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两唐书乐志研究》等学位论文⑩，使武汉音乐学院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群体，成为学历较高、知识构成较为合理、学缘结构较为科学的学术群体。

——2002年9月，学院在整合教学科研力量，尤其是相关学科教师逐步达成共识，相对集中地从不同学科聚焦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协作开展音乐考古学专项研究和专业建设的基础上，顺应时代需要和发展潮流，成立“中国音乐考古中心”，同时召开全国性“音乐考古学科建设研讨会”，推出《音乐考古学概论》、《对音乐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对促进音乐考古学科发展的在思考》等学科理论研究成果，使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在坚实的实践与近十余年专业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基础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理论。

——2003年6月，音乐考古教研室暨“中国音乐考古中心”教师聚焦“长江流域音乐文物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从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乐律学、乐器学、图像学以及音乐创作、表演等角度，申报“湖北省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立项之后，以学习型团队建设为抓手，通过定期开展读书交流活动，通过河南舞阳骨笛发掘及研究者张居中、道教文化研究专家熊铁基等相关领域专家及国际音乐图像学会、亚太地区音乐学会负责人的讲学交流与学术互动，有效地拓展学术视野、促进了人才的培养与研究能力提高。

——2001年春节，应山东济南考古研究所和中央电视台邀请，学院教师组队参加济南章丘络庄出土音乐文物现场检测、鉴定及演奏直播工作。在连续多日进行的电视直播过程中，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学专业通过中央媒体再一次向社会进行了广泛宣传。

——2002年12月，在学院“中国音乐考古中心成立暨学科建设研讨会”刚刚结束之时，湖北省文物局、湖北考古研究所领导及研究人员就发来邀请，希望联合组队开展湖北枣阳九连墩战国楚墓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在院系领导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由李幼平、王洪军、孙晓辉、邵晓洁等四名教师组成的音乐考古工作小组随即赶赴现场，顶寒风、冒大雪，配合田野考古工作者开展了全部音乐文物的发掘、清取与登记工作。其后，又全面参加了音乐文物的室内整理、测音及初步研究活动。

九连墩楚墓田野考古发掘，是武汉音乐学院暨中国音乐工作者由“走近”出土音乐文物，到“走进”古墓、在第一现场亲手清取音乐文物、全面记录器物共存关系、开展具有田野考古学意义研究工作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考古界转变观念，主动邀请音乐学家深入考古第一现场、亲自参加田野考古工作的标志！至此，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广东省考古研究所、河南考古研究所等考古部门的专家学者，在相关田野考古活动中邀请音乐学家参加现场发掘、研究工作，成为了基本的理念与做法。

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从1996年进入发展阶段之后，武汉音乐学院围绕编钟古乐开展的音乐创作与表演及社会服务活动，更是成绩显著、影响广泛。比如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时，在1998年法国巴黎中国文化周上，在美国肯尼迪国家大剧院中，都曾留下武汉音乐学院教师演奏编钟古乐器的身影！童忠良、蒋郞蟾教授参与研制工作的“中华和钟”，永久性珍藏于北京太庙之中。由童忠良、蒋郞蟾教授等人主持，在河南博物院开展的《华夏古乐》建设项目，成为该省发展至今的文化品牌。而《编钟古乐演奏》入选湖北省高等学校精品课程，更是为音乐考古专业理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和综合性学术条件。

四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与之相应，武汉音乐学院在2004年接受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前后，也积极应对社会发展给传统精英化音乐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带来的挑战，开始探索保持精英教育功能、培养大众化音乐人才的具体途径与教学模式。音乐考古学专业人才培养，也逐步从本科生阶段的专门化教学模式，以《音乐考古学概论》、《编钟历史与文化》、《荆楚歌乐舞》、《音乐文献学》等系统性选修课的方式，参透到全院所有各专业本科生主动学习、自主选择过程之中。

这是一种与时俱进、与时展形势相一致的历史嬗变。虽然此前两个阶段按照专门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的音乐考古专业本科生中，不乏供职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等文博考古单位或高校、科研院所优秀人才；虽然前两个阶段培养的音乐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多有继续深造、在音乐考古专业领域攻读博士学位而成为本领域佼佼者的拔尖人物。但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现实对高校人才培养，已经提出了大众化教育的要求，探索与之适应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与教学模式，既会是阵痛、也必须重生。而历经二十余年发展的音乐考古专业，在社会需求发生改变，具体的培养目标、教学目的、授课对象出现变化之时，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必然会相应受到挑战。

2005年11月，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古教研室嘎然消失，但中国音乐考古研究中心仍在运行，而且筹备多年的湖北音乐博物馆于2011年正式立项、进入到建设阶段；随着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音乐考古专门化人才培养方案寿终正寝，但原方案中的各相关课程并未终止，反而以选修课的方式成为了更多学生可以修习的课程，并且其中不乏深受学生欢迎者；在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中，音乐考古学研究方向早已剔除数年，但是，以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屡见不鲜，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正是这样，2008年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三十周年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仍能如期举行、论文集仍能如期出版；⑿在国际音乐考古学会世界性年会先后于天津、苏州举行、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宣告成立、学术年会按期召开之时，武汉音乐学院师生的身影及音乐考古学研究成果，仍然是学术舞台上重要力量。

2011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授予博士学位的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经过论证与遴选，学院决定在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数十年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联合湖北省文化厅、随州市人民政府、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等单位，按照“政、产、研、学、用”协同创新的方针，共同构建“编钟楚乐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平台，申报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鉴于“申报单位与特殊需求部门有较稳定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合作基础”，“编钟楚乐高层次人才需求的特殊性、人才培养项目的不可替代性和可行性”，以及所申报项目“拥有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和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文化部组织的行业申报项目评审工作中，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可，并以名列前茅的位次得到了国家行业管理部门的推荐。

“艺术与科技联姻，传统与当代结合。”这种联姻及结合，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学科、理论、知识、技术与手段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观念、理念，尤其是与时俱进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上。

音乐考古学专业建设从史前到创立、发展，再进入嬗变阶段，客观反映了武汉音乐学院注重学科交缘、紧跟学科发展走向、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适应性、创新性、实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针。

客观而言，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在一定时期甚至较长时期仍然会不断发现；关于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一定会长期开展，并且一定会是以“艺术与科技联姻、传统与当代结合”的方式长期开展。那么，音乐考古学专业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发展呢？！

2013年9月22日

完稿于武汉音乐学院60周年校庆前夕

注释：

① 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请参见湖北省博物馆、美国圣迭戈加州大学和湖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编辑、由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的《曾侯乙编钟研究》。

②武汉音乐学院教师的研究成果集中发表在《黄钟》1988年第4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国际编钟会议论文专号。

③在完成北京的演出之后，湖北艺术学院在1984年11月向湖北省教育厅并转省人民政府专项报告：《关于建立编钟古乐器科研、生产、艺术实践三结合体制及有关问题的报告》。

④相关信息请参见赵德义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的《湖北音协六十年（1950～2010）》，第73页。

⑤李幼平在《加强学科建设 培养基础人才——音乐考古专业学科建设暨首届本科生专业教学情况之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曾有专门论述，文章发表在《黄钟》1993年第3期，第4～11页。

⑥《编钟音乐的传统与未来》、《舞阳贾湖骨笛的音孔设计与宫调特点》均为童忠良教授的研究成果，前者系英文稿、发表在《黄钟》英文版第一期上，后者发表在《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3期；《荆楚歌乐舞》由杨匡民、李幼平合著，1995年交稿，1997年5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在此不一一列举。

⑦具体文章请参见汪申申与田可文（执笔）署名，发表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993年第2期的《设置音乐考古专业的体会》；发表在《黄钟》1993年第3期，署名本刊记者的《办出成绩 办出特色——音乐考古专业首届本科生毕业论文宣讲暨音乐考古专业学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综述》；以及发表在同期《黄钟》上，由李幼平撰写的文章《加强学科建设 培养基础人才——音乐考古专业学科建设暨首届本科生专业教学情况之回顾与思考》。

⑧黄翔鹏先生的序言刊发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编辑、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第一辑各分卷的卷首。

⑨相关文件参见武汉音乐学院人事处文件，武音人字[1996]10号；中共武汉音乐学院委员会文件，武音党字[2002]23号；2003年填写、上报的《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计划任务书》。

⑩《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李幼平著，2004年7月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两唐书乐志研究》，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孙晓辉著，2005年8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请参见李幼平撰写的《音乐考古学概论》，该文收录于王耀华、乔建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音乐学概论》；王洪军撰写的《对音乐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对促进音乐考古学科发展的在思考》，前文发表在《中国音乐》2001年第4期，后文发表在《人民音乐》2003年第6期。

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纪念活动，由随州市人民政府、湖北省文化厅和武汉音乐学院联合主办，《钟鸣寰宇——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文集》于2008年12月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相关文件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开展“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学位[2011]13号）、《关于开展授予博士学位的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工作的通知》（学位〔2011〕55号）等。

武汉音乐学院《关于报请文化部推荐开展授予博士学位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工作的请示》。

湖北省文化厅《关于推荐武汉音乐学院参加文化部开展授予博士学位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试点工作的请示》（鄂文化文[2011]28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武汉音乐学院“授予博士学位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推荐申报意见》。

Art Combined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Traditional Combined with

Contemporary-Major in Music Archaeology in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LI You-ping

Abstract： The major in music archaeology in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servatory’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olicy in 1980s. The major in music archaeology set up in 1989 and since then enrollment student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such as prehistoric （～1988）， founded （1989～1996）， developing （1996～2005）， and evolution （2006～）， formed a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of a museum-conservatory cooperation， and a development trend of construction with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ervatory. After undergraduate， graduate specializ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process， today’s music archaeology cours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he courses both of cultural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g， as well as research areas for the Conservatory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maj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