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知识范文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1篇

很难对知识考古学下一个严格的定义，而福柯也明显没打算这么做。在解释知识考古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陈述”(state―ment)的时候，福柯没有正面给出定义，而是通过解释“陈述”“不是什么”来界定：它不是话语的基本构成单位，不等于一个命题，不等于一个句子，也不等于一个言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福柯对知识考古学的界定也是通过讲述知识考古学“不是什么”来给定的。考古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如果哲学是对本源的记忆或者回归的话，那么我所做的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哲学；如果思想史是给予面目业已模糊的人物以生命，那么我所做的也不是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知识考古学可以被视为一种介于哲学与历史之间的新思想形态。知识考古学尤其不是一种目的论指导下的思想史，它并不预设知识的历史积累方向。福柯论述道：“准确说来，知识考古学是对思想史的弃绝，是对思想史的假定和常规的系统性拒绝。”。但也许我们可以依照学者D．沙姆维的看法，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看作是一种没有思想和没有历史的思想史(the history of ideas without ideas and without history)。这就是说，福柯试图不借助作为统一性保证者的超验观念来描述以往的知识形式，他把历史从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其考古学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全新的史学，而他本人则是一种非传统的“话语”或者“档案”历史学家，虽然福柯本人不一定会同意这一指称。对福柯而言，知识考古学也不是一种科学：“我从来不把知识考古学视为一种科学，甚至也不把它当作一种未来科学的开端。”。它甚至也不是一种理论――知识考古学仅仅是一种范围(domain)，一种研究的领域。在考古学的层面上探求知识，就是在使事件或者情景变得可能的层面上探求知识。知识考古学从不预示和指向未来，它仅仅标示出线路、层次和边界：“考古学一词没有丝毫的超前价值；它只是指在分析词语性能中某一条着手研究的线路，即详述某种层次，如陈述和档案的层次；确定和阐释某个范围，如陈述的规律性、实证性；运用诸如形成规律、考古学派生、历史先验知识等概念。”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旨在揭示话语的实证性(posifivi―ty)，在于调查产生陈述体系的实际条件；在于阐明一种陈述如何服务于涵义(mean―ing)和意义(significance)的呈现；考古学家“研究特殊学科中的陈述或者特定的人的陈述，如何获取到它们现在所具有的价值”。

与传统思想史关注深层涵义、连续性、能动性的主体和起源不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论采用了带有解构主义色彩的四大原则。首先，考古学不是试图界定思想、表现、意象、主题、超验性先设等隐藏在话语背后的东西，而是区划话语本身，这些话语作为实践，遵循一定之规。考古学不是一门阐释的学科，而是一门描述的学科。其次，考古学并不寻求发现历史连续性和细微的过渡，这种过渡将当下的实践与以往和将来的实践相连接。考古学是从话语本身的特殊性界定它们，承认它们各自的差异与分化。它不是一种分类学，而是一种对话语形式的差异化分析。再次，考古学不关注创造性的主体，即作者。所谓作者对福柯而言不过是个空集，作者死了。考古学既不是一种关于创造的心理学，也不是一种创造的社会学，广言之，也不是一种创造的人类学。主体的权威性不在考古学家的思考之列。考古学关心的只是话语和话语实践。最后，考古学并不试图恢复表述者在话语表达时刻所赋予话语的思想、希望、目的、经验和欲望。考古学不是对起源的最深层秘密的回归，只是对话语一客体的系统描述。福柯的这种考古学研究方法，是以往的西方思想家所不熟悉的。福柯秉承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信条，以考古学方法研究西方文明史，在癫狂、非理性、临床医学等边缘研究领域，在文明的裂隙处洞见人所不见，颠覆从而彻底更新了传统的史学研究。福柯的考古学即是一种“重新书写”(rewriting)人类知识活动的努力。

如前所言，福柯考古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他对“非连续性”的强调。在福柯看来，传统历史尤其是思想史深深扎根于对连续性和因果律的信仰。旨在与传统史学决裂，在其方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的开篇，福柯首先否定了连续性的思想：“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福柯认为，在史学研究中，应该把注意力从原来描绘“时代”或者“世纪”的广阔单位转向断裂现象、转向非连续性、转向对“中断的偶然性”的探测。非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非连续性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成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非连续的位移无疑是新历史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同传统史学相比，福柯更愿意谈论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

乃至突然的再分配。“不连续性的概念是一个悖论的概念：因为它既是研究的工具，又是研究的对象，它确定自己成为其结果的领域。”新的历史学家必须以考古学方法探测历史的不连续性，对其进行中立性的描述，从而创造出一种与以往说法全然不同的历史。话语不一定再现时间连续性和进化的秩序，福柯的考古学试图在一种不连续的非时间性(atemporality)中，而不是在一种辩证的、连续性的、统一的愿景中安置话语。福柯如此强调非连续性，是否我们就可以说他的哲学彻底抛弃了连续性的维度呢?众所周知，深深影响福柯的德勒兹哲学被视为一种“差异的哲学”，那么福柯的哲学能否被贴上一个“非连续性的哲学”的标签?恐怕也很难下此结论。细加考察，福柯从未彻底拒绝连续性，福柯的非连续性整体思考中往往也包含着局部的连续性。在福柯著名的“知识型”(episteme)论断中，虽然前一个知识型与后一个知识型的转化体现了历史的断裂，但同一知识型在时间上还是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的。福柯发明的几种知识型，即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和现当代知识型，每个知识型在空间上具有扩展性，在时间上则每个知识型可能绵延数百年之久。实际上，世界上也从来没有存在过诞生于空无之中的非连续性。非连续性一定是承接连续性而言的。只是福柯在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之间，为着策略性的教育目的，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非连续性，也更为强调在连续性之中存在的罅隙、断裂和非连续性。正如有论者所言，福柯并未打算赋予非连续性以从前连续性所扮演的角色，他只是反对超验的“不变的原因”或者“自然的自由”(natural liber―ties)，而主张对于“变化”(change)的研究应当清除所有外在的模式，应当取消变化作为普遍规律的至上地位和它作为一般结果的地位，代之以对于各种转换(transforma―tions)的分析。所以当法国某本词典将福柯称作“一位把历史理论奠基于间断性(非连续性)的哲学家”时，福柯觉得目瞪口呆，因为他并不打算高呼非连续性万岁。

福柯认为整个的生活世界都充满了非连续性，也即充满了各种的矛盾。哪里有非连续性，哪里就有矛盾，两者彼此关联。话语也产生于矛盾，“话语正是为表现和克服矛盾才开始讲话的；话语正是当矛盾不断地通过它再生出来，为了逃避矛盾才继续下去并无限地重新开始；这是因为矛盾永远处于话语之内，因为话语由此而永远不能绕开矛盾，因为话语在变化，在变形，在自动地逃避它的连续性”。但是福柯的非连续性思想的目的并不是试图发现一些基本的、主导性的矛盾和找到它们的解决办法，如同传统的思想史学者所做的那样。“对于考古学分析来说，矛盾既不是要克服的表面现象，也不是应该抽出的秘密原则。它们是需要描述的对象，我们无需寻找它们可能在哪个方面消失，或者在什么样层次上被强化和从效果变成原因。”由此，福柯坚决反对黑格尔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这种理论注重处理“矛盾的巨大游戏”：矛盾以种种方式呈现，然后被消除，最后又在更大的冲突中重现，并在冲突中达到顶点。考古学则相反，它仅分析矛盾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以及各种矛盾的不同功能。。简言之，考古学描述纷争冲突的不同空间。考古学严肃对待矛盾不是为了克服它们，也不是为了增加或者减少差异。一个话语形构不是一个理想的、连续的、平滑的文本，也不是一个由无处不在的主导矛盾所决定的平面。话语形构有很多冲突的空间、不同的对立关系，这些对立的层次和作用应当被描述。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福柯的老师阿尔都塞的矛盾观――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lnation)的影子：矛盾与结构相关，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结构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在同一项运动中，矛盾既规定、制约了整体结构中的其他矛盾，又被这个结构的各方面和各领域所规定。对福柯而言，矛盾是多元的，有着不同的类型、层次和功能。话语实践实际上是在矛盾的层面，也即非连续和断裂处展开的。话语总在创生，也总在自我解构的状态之中。这就使同时肯定和否定同一事物得以可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由此被打破。福柯关于矛盾的绝对性和不平衡性的思想，他对矛盾的不同类型、层次和功能的研讨，他对矛盾的共时性和空间化的理解，无疑接受了阿尔都塞，甚至阿尔都塞背后的的深刻影响。实际上，在他的著作和访谈中，福柯经常使用“over-determination”这一概念。但是福柯知识考古学时期的矛盾观和阿尔都塞的矛盾观也有很大的不同。其最重要的不同，是阿尔都塞认为人类社会的任何矛盾都与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紧密相连，考虑社会实践尤其是经济实践在矛盾中的作用，认为经济实践是决定矛盾走向的“最后的因素”。而福柯考古学中的话语虽然产生于矛盾，但却是自治的，不太考虑非话语实践如经济活动和阶级斗争对矛盾走向的影响，福柯也不愿意探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概念。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对“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强调。福柯指责传统的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历史观是一种“全面历史”(total history)：“全面历史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整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人们常比喻作某一时代的‘面貌’。”。总的来说，“全面历史”相当于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福柯赞成一种“总体历史”(general history)，也就是知识考古学所开掘的历史。总体历史展开的空间是弥散的空间。福柯论述道，知识考古学作为关于话语的话语，力图“展开一种永远不能被归结到差别的唯一系统中去的扩散，一种与参照系的绝对轴心无关的分散；要进行一种不给任何中心留下特权的离心术”。“总体历史”谈论“系列、分割、界限、差异、差距、年代的特殊性、记忆暂留的特殊形式、关系的可能的类型”。简言之，传统的“全面历史”是一种中心化的历史观，而考古学凝视下的“总体历史”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历史观。福柯的去中心化的努力也表现在其《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的反人类学中心主义。福柯坚持认为从康德到现时代，人类学作为一种基础性的东西，统治和控制了哲学思考的路径，它形塑了历史。长期以来，思想和哲学沉睡于人类学的沉睡之中。为了把思想从这种人类学的沉睡中唤醒，为了把思想召唤到其最早的黎明之可能性，除了摧毁人类学“四边形”(an―thropological quadrilateral)的基础，从而跨越人类学之野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连根拔除人类学，在“人”消失后留下的空档之中，我们才有可能重新思考，一种新的思

想形式才会即将来临。对福柯来说，没有什么基础性的人的本质等待解放。所谓的人的主体也仅仅是“一种空无的功能”，一种实际上可以由不同的人来填充的空的位置。尼采仅仅宣布了上帝的死亡，而福柯宣布了人的死亡：“如同在海边沙滩上画的脸，人将会被抹去。”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的“去中心化”倾向，根源于他对西方近现代的“逻辑主体性原则”和“历史主体性原则”不信任。叶秀山先生指出，福柯对此的批判，“使他的考古学意义下的人及其思想产品最终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而成为一种关系的总和，从而使知识考古学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打击了西方哲学中人类中心论传统。人的思想、知识、科学失去自身独立发展的连续性，而存在于各个时期的关系和制度之中”。与福柯去中心化的思想相关联，福柯考古学的一个长处是它并不声称自己是一种固定的和普遍的研究方法。福柯从未宣布知识考古学是高高在上和人人应该遵循的、唯一正确和有效的知识研究方法。福柯也不认为知识型的方向是唯一能够通向考古学的方向，他“情愿设想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的考古学”。实际上，福柯采取了一种多元主义的立场，其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知识领域中话语的复杂性。

但是福柯的考古学也有很多问题，它招致了不少批评者和赞同者，甚至后期福柯本人的不满。萨特在1966年评论福柯新出版的《词与物》时，严厉批评了他的知识考古学的反历史主义，萨特说福柯以静止的连续取代运动，从福柯的书中只能看到一张一张静止的西洋镜图景，采取福柯的思想姿态，必然得出“历史思考的不可能性”的结论；萨特认为福柯是“对历史的否定”(the de― nial of history)。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点出利奥塔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标靶是共产主义一样，萨特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才是福柯考古学的靶子，“它意味着建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所能建造的对付马克思的最后堡垒”。佩里・安德森视福柯为新无政府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左翼的代表，批评福柯所谓现代知识型的“逻辑”自然导向其自身的被取代，是一种简单的进化论，是一种拙劣的解释。理查德・罗蒂则认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本质上是消极的，因而未能充分建立起任何新的知识理论。罗伯特・勒施则认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采取了反对阿尔都塞辩证法的立场，但他的考古学方法却大体上是阿尔都塞“差异历史”(differen―tial history)的消极意象而已；与福柯本人任性固执的个性对应，其考古学话语相当肤浅，其表述也充满了矛盾之处。“那些敢于质疑福柯前后不一致、逻辑矛盾或者其考古学更大的理论蕴涵的人被福柯轻蔑地看作理论的暴君：‘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保持一致；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的官僚及警察，监督我们的文章是否合乎规矩。’”中国学者汪民安认为，考古学强调历史的断裂，但是在福柯笔下，“这种断裂的原因并不明朗，因为话语是自治的，它不受外来环境的干预，这种断裂是突然的，莫名其妙的，因而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福柯对偶然和断裂性的过分强调，使他的考古学可能对知识史作出堂皇却缺乏说服力的解释。例如，上穷碧落下黄泉，找遍福柯的论述，除了找到一些类似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的欺人之谈外，我们仍然无法明了福柯所谓知识型演进的机制和途径。正如萨特所批评的那样，福柯没有告诉我们最吸引人的东西：“既没有说出每种思维是怎样被建构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的，也没有说人是怎样从一种思维过渡到另一种思维的。”

我们认为，福柯的考古学方法试图采取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来进行自洽的知识分析，反对确立意义，这基本上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例如，福柯经常选择边缘化的人群如疯人、病人、囚犯、同性恋等作为他的分析对象，这决不能算作一种无深意的选择。选择这些人群作为话语分析对象本身就已经是在赋予和确立意义了。在进行考古学分析之时，福柯往往武断地把一长段历史时期中相当复杂的知识网络归纳为一种简单的历史先天性(historical a priori)和知识型，为此不惜歪曲相关的科学和历史事实。实际上，在同一个时代，有可能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知识型。因为福柯主要是从自己的法国文化来推导出数种知识型(文艺复兴、古典和现当代知识型)的，这些知识型还未见得能代表西方文化整体。正因为“西方”并非是铁板一块，福柯的知识型的适用范围也是难以决断的。再有，福柯对知识型的过分强调是以话语的自治为前提的；在其考古学的框架下，话语较少为历史实践和社会条件所制约。这样一来，福柯的考古学难免有变成纯粹形式主义分析的嫌疑。正如不少后结构主义者被指控为仅仅进行能指的游戏，福柯的考古学也潜在包含着以话语实践取代非话语实践，从而堕入书写游戏的危险。显而易见，考古学不能有效处理从外部环境和历史实践中产生出来的问题，例如权力、身体和对社会能动改造的问题。在《知识考古学》里，福柯本人也并不讳言他的话语理论的无根性：“就目前以及可见的未来而言，我的话语远不能决定其说话的出发点，反而要避开它可能得到支持的所在。”其话语的出发点，或者支撑话语的土壤，无疑是历史实践和非话语实践。这就是后期福柯部分地搁置知识考古学，转而发展谱系学的最大原因所在，虽然福柯坚持认为谱系学并不是要取代考古学。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时间转捩点发生在1970年前后。1970年底，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做了题为《话语秩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里，福柯放弃话语自治的想法，转而开始新的方法论试验。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话语观：“我以为在每个社会里，话语的生产同时由某些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角色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性，处理偶然事件，规避其沉重而可畏的物质性。”在福柯的新话语观中，话语的外部控制程序、话语的物质性和话语主体的能动性得到了强调。这样，话语不再被视为一种彻底自足的和自我生成的机器，而是为社会程序所限制。自此，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紧紧地连接了起来。由于把社会实践和权力的维度引人话语分析法，福柯的方法论渐次由知识考古学进入到了谱系学。

基于对考古学的不满，谱系学成为了后期福柯的主要研究方法。《话语秩序》可被看作福柯对考古学方法论的首次重大修正(第二次重大修正是福柯纪念让・伊波利特的文章《尼采、谱系学和历史》)。在《知识考古学》问世六年之后，福柯出版了《规训与惩罚》。如同福柯以前的著作，该书旨在分析人文科学话语，但很大篇幅被用来研究社会和权力机制等非话语实践领域。福柯试图发现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的连接机理的努力，在他的多卷本《性史》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该书充分揭示了中世纪以来的性史中所体现的知识、权力和真理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福柯的考古学与谱系学有着诸多的相同点，例如反对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重视断裂、偶然以及零散时间的痕迹，反对普适真理与神话学，反对人类学中心主义等等。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考古学主要是一种自足的话语分析，试图避免非话语实践和机制、社会实践分析，而谱系学强调具体的权力关系分析，并且将身体引入到历史研究之中；谱系学长在它能够通过分析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比较充分地解释话语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考古学则主要关心非连续性的演进和历史时间的空间化分层；考古学重在静态描述，而谱系学则要求解释。后期福柯著作中考古学与谱系学方法论的结合使他能够同时描述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从而揭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根本联系。基于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后期的福柯能够给话语形构和知识序列提供一种历史性的解释，从而较好地达成了描述与解释的结合。从“描述世界”到“解释世界”，福柯走完了一生的理论旅程；至于“改造世界”，则不是福柯所重点关注的，虽然其理论仍然蕴涵着改造世界的精神潜力。

注释

①叶秀山：《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②福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360页。

③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rttheon， 1972，p.206．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知识考古学

图书馆史观

图书馆发展

图书馆职能

1关于知识考古学

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最早由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提出，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思想。法文的“知识考古学”(archeologie du savoir)中，archeologie-词源于希腊文arkhaiologia。arkhaiologia由arkhaio(古)和logia(理论)构成，即关于古的理论。“古”指古物，特别是古代艺术品、古迹。福柯运用archeologie研究人类的思想纪念物(精神现象)。虽然福柯在诸多著作中并没有对知识考古加以明确的学理上的概念阐释，但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其对于精神病史、疯癫史的研究中显现出鲜明的特征。福柯认为传统的思想方法和理性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原则过多地强调了真理性、合理性、逻辑性与正当性。福柯用其“考古学”的方法对历史进行了新的分析。他的工作“是从文献逆溯遗迹，解构传统历史的总体、连续性叙事，代之以对本非由有机因果纽带联系起来的话语的非连续表层的后现代描述‘档案’，回到断裂、离散的‘零度’历史空间”。福柯的研究对象正是历史学家们极力掩饰的那些偶然、差异和零落的历史时间。福柯用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语言对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宏观叙事、历史的连续性提出了质疑和颠覆。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更多地被认可为一种后现代的批判精神，福柯自己在谈到“现代性”时也将其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态度而不是某一特定的历史时代。他没有不假思索地接受既定的“真理”，没有盲目地踏入某一个新兴的领域，而是以一种严谨和怀疑的态度对历史加以真实描述。验证历史似乎是我们现代人最缺少的一种品质，作为社会记忆装置的图书馆(其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在引入各种先进的技术、理念，在赋予自身诸多的道德责任、使命，在呼吁改革和突破的同时，有没有在这样的“激情”中反思，我们有没有盲从?我们有没有片面?我们有没有考其真伪?无论是已有的规定，还是在开始前赋予的目的，都不能对反思有任何的妨碍。我们应对习以为常的“真理”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将图书馆的发展置于它应有的复杂的环境之中予以思量，才能避免不切实际的主观臆断。

2传统的图书馆史观及其弊端

在传统的思想史中，对于中国图书馆史分期大致存在5种观点：(1)根据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期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特点划分为：封建社会时期(上古至鸦片战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新中国时期(1949至今)，(2)根据文化学术发展史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3)根据图书馆自身的发展特征分为：图书馆萌芽期、藏书楼时期、公共图书馆时期、现代图书馆时期，(4)根据图书的特征和其对图书馆的影响分为：简策时期、写本书时期、印本书时期、机械印刷时期。(5)根据中国历史时代的划分方法分为：古代图书馆史、近代图书馆史、现代图书馆史。

可见在普遍接受的图书馆史叙事方法中，所有的方法都是将图书馆的发展按照时间先后的线性顺序排列，并与思想启蒙、时代进步、科技创新等重大事件有着必然的因果性和决定性联系，图书馆按照人类预想的现代性序列丝毫没有偏差地发展至今。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图书馆学者在研究图书馆发展史时，都是按照思想史的方法，在层出不穷的演变与迂回之中发现甚至创造一条发展的连续线。这样的连续性是将图书馆置身于现代性计划的语境中给予陈述的，它暗示了三种前提：首先，时间的连续等同于图书馆发展的自身连续；第二，图书馆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无到有、从私人到公共、从精英到贫民的历史必然性，第三，图书馆发展是置身于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制约和影响之下的，图书馆应紧紧与这些社会主流的发展因素相辅相成、更迭同步。这样的历史观人为地同一了差异、隐藏了断裂、简单了因果，即使一些学者发现了这些认识上的不足，但都只做了简单的修正，又因图书馆史的研究已经显得没有新兴技术和时髦理念那么“重要”了，我们也在追赶时间的同时丢弃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追问与反思。

连续性不是自然而就的，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将客观时间作人为的划分并将一切迂回、曲折和零散的事件隐匿于时间之中，显然带有目的论的思想倾向。将图书馆发展从属于科技、经济等因素的发展也会给自身价值带来围困。如在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刚刚兴盛之初，我们的一些图书馆人不能充分把握图书馆的自身特征，盲目跟随企业的经济模式，提出“图书馆产业论”，为了“资本增值”而将图书馆“转为以计算机处理和数据库开发经营为主的信息服务和咨询产业”；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又提出要成为“知本家”、“信息中心”，全球化时代又盲目地引入和简单地模仿西方图书馆的治理模式等都暴露出图书馆人单纯、片面的历史观在时代推进和社会因素变革时期所体现出的浮躁与盲从。

因受到传统线性图书馆史观的影响，加上很少有学者能够将学理的应然与实践的实然进行反思与辩证，导致了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顺从传统历史观的时间进程、因果关系论而将图书馆发展导入错误的方向。如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外国一些图书馆学家提出：图书馆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人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无纸社会。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出版物的迅猛增加，因特网的不断普及以及图书馆网络化建设的实施，一些中国的图书馆学者疾呼“数字化图书馆时代已经到来”，图书馆的历史滚滚向前，驶入了下一个时代，这样兴极一时的论说使得一些图书馆“争先恐后”地引入技术和设备，造成了人力物力上的巨大浪费。

从事图书馆史学研究应该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将真实的历史告诉当代人和后代人，而现在较少有人对历史怀有真正的兴趣，也缺少基本的历史知识和正确的历史观，很多人不重视对原始文献的研究和考证，毫不负责地以讹传讹。这就迫切要求图书馆在理论研究中注重对历史进行全新的分析和把握，充分认识理性的有限性，注重那些被忽略或者被掩盖的断裂的、散落的历史进程，还历史以真实性和复杂性。在实践工作中，要用一种考古的历史观精神对新的科技、新的学说、新的理念以及新的模式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切勿争功、攀比。

3图书馆史观中的知识考古旨趣

以知识考古学为视角探讨图书馆发展史是一种后现代史观。与传统的图书馆史观不同，知识考古学下的图书馆史观并不去追寻神秘莫测的本源，也不探讨图书馆发展的永恒规律，而是探讨图书馆产生的条件、发生的可能性层面、发挥的功效以及一些差异和悖论，它不是一种思想史的回顾以给近日的成就以依据，更不是为图书馆的发展规划路线以预示，图书馆知识考古学所要确定的不是历程、规律或者萦绕在图书馆周围的或明或暗的东西，而是关注图书馆本身，那些本该是其一部分却被其他描述所替代的事物。图书馆的考古学也秉承了福柯一贯的学术特点和质疑精神，不去发现图书馆发展的连续性或者不知不觉的过渡，不试图将图书馆以往、现存以及后来的发展以线性连接，更不会去抓取事物由其不是而达到“所是”的历史性时机。图书馆的知识考古在于发现历史发展中偏离或者被现代性陈述所隐藏的，却又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按照图书馆发展的边缘(而不是拼凑的主线)进行研究。时间并不是事物发展的分割工具，历史本没有折点，图书馆的知识考古并不是对神秘而神圣的起源以追寻，恰恰相反，它以没有终点的方式流动。

3，1对差异性与复杂性的重视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不平衡，虽然处于相同的年代，但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整体却不尽相同，正是这种不平衡性造成了世界的多元化，也造就了各国图书馆事业乃至各个图书馆发展阶段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从纵向来说表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下图书馆自身积累发展的模式和价值的差异性，在横向上表现为同一时间下不同地域、文化、习俗的图书馆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与多元性，因此传统的图书馆历史观对于普遍规律的追寻(通常是发达地区图书馆的历史发展规律)忽视了纷繁复杂的历史环境，这使得现代很多新兴理论在推出和引进的同时没有结合中国地域差异大的客观事实而导致图书馆发展“贫富差距”不断增大，这也是很多地区图书馆从业人员认为理论不能指导实际工作的心理来源。

将西方先进的图书馆精神引入中国显然具有很好的借鉴性，但是毕竟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以及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多元性与复杂性，需要我们对引入的理念作全面的知识考古，考证这些理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可能实现的社会环境以及在这些先进理念下隐藏的缺陷和不足，切不可盲目照搬照做，而让图书馆的工作趋于象征性、符号性而缺少可行性与长久性。

3，2对断裂性与偶然性的陈述

传统的历史观将历史形态的划分立足于“历史不断进步”的线性时间观念。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在历史发展结果的前提下由现在回溯过去，表现出当代人与“过去”历史的差别认识，进而表现出超越历史的优越感。其结果是，人们对于历史发展的认识，其实是带有某种主观构想成分的，现实逻辑发展的合理性往往被视为历史的唯一结局。

程焕文教授在第一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上就提出，长期以来，关于图书史、图书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清以前历史的研究，出于对政治的禁忌和恐惧，民国和现代史鲜有研究。以知识考古学的视角来看，这段历史显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是具有偶然性的历史，无论是图书馆实体发展的历史还是图书馆学研究史，这一段都是断裂和薄弱的。中国图书馆史不止是逐步发展、渐进兴盛的过程，而这个“不止”恰恰是学者们更应该注意和研究的事物。图书馆史中那些断裂的时期，那些看似偶然的事件所包含的教训、经验，对于图书馆的发展更具有警示和借鉴作用。

3，3对习惯性与权威性的质疑

传统图书馆史观是关于图书馆的起源、本质、社会活动的一般性质、存在方式和发展规律等一般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体系，是关于图书馆发展一般规律的哲学学说。图书馆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传统图书馆史讨论最多的问题，但是大部分史料都只是重复罗列和叙述，将历史放入了概念转换的游戏之中。由于对图书馆史缺少基本的质疑态度和考古精神，很多约定俗成的事物仍值得商榷，如传统图书馆史约定俗成地将我国最早的高等学校图书馆认定为1894年由外国人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但是据王文达的《澳门掌故》、黄启臣的《澳门居民信仰宗教的历史回顾与前瞻》和梁德海的《中西文化碰撞的弹丸之地――寻找澳门文献与书目的足迹》等文献记载，澳门图书馆事业，可追溯至16世纪中叶到末叶。那时，我国还处于封建社会的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只有宫廷、书院和私人藏书，并没有“图书馆”这个专用名词和实体(澳门是在1887年被葡萄牙占领)。梁德海先生的文章也提及：“历史上，澳门第一间西方式图书馆，学术界认为是在澳门大三巴教堂，即1594年成立的被称为‘远东第一所西方大学的圣保禄学院’。”对于图书馆史的研究不应该只是复制，更不是简单地“拿来”，我们承认的历史其实是在一种非选择性情景下被制造而成的，没有可选择和辩证的历史依据的挖掘，自然就不会对现有的结论进行反思，又如传统的图书馆史认为“我国初期公共图书馆多由藏书楼演变而来”(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就持这样的看法)，吴的《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也认为“中国的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人中国的产物，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是从接受西方图书馆思想及管理方法之后才开始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藏书楼不能向公众开放从而不具备传统意义下的图书馆基本性质。其实我国早在南宋绍熙、庆元年间，已有私人藏书楼对外开放的记录。如直敷文阁赵不迂建私人藏书楼于江西铅山县，以供众览，“储书数万卷，使一人司钥掌之，来者导之登楼，楼中设有几席，俾阅者得以从容纵览”。另有郑文英建巢经楼于福州，凡欲阅书者，取书就读斋中，不得借出。可见“向公众开放”这样的图书馆精神并不是西方文明的“发明创造”，笔者相信很多真实的历史还有待我们去发现，但是由于图书馆史学研究对于古代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数量也十分有限，使得历史研究没有呈现出本该有的“百家争鸣”现象，只是少数学者的“一家之言”。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讨论孰对孰错，而是探讨由于史料挖掘、整理的滞后性从而使得“出现的言论即成权威”成为绝对要不得的学术毒瘤。很多图书馆工作开展毫无声色、盲目效仿甚至“误入歧途”也是由于我们没有长期积淀的历史储备，没有真实全面的历史观，没有正确历史观指导下的质疑精神。有质疑才去考证，有考证才会思辨，有思辨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才是一个图书馆人在图书馆事业理论、模式多样化、复杂化环境下应有的历史观。

4知识考古对图书馆史研究的启示

限于篇幅笔者只通过几个微观事例对知识考古学下的图书馆史观予以说明和诠释，意在解构传统的图书馆史观简单、线性的结构模式，在过于沉静的图书馆史研究中激起一丝涟漪，意在激发并推动认真的思考，而不是提供答案。任何一种现存制度，不管它是因为年代久远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受到人们的

尊崇，都不能要求免于考察、再审、批判与重估。知识考古学的图书馆史观对于图书馆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都具有很深刻的意义，它不仅打破了传统认识论下合理性已经受到质疑的图书馆史观，并且提供给图书馆史研究一种全新的视角与理念；揭示了以往图书馆史观给图书馆从业人员的误导，并在图书馆工作中提倡一种批判精神；强调了考证历史条件对于图书馆发展选择的重要性，并在断裂、零散和忽视的事件中给图书馆发展以反思。

4，1在学术研究方面

在学术研究中图书馆史一直是众多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相对薄弱的环节。现有图书馆史观之所以具有很多认识上甚至是历史事实上的错误，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些图书馆研究者和从业人员在飞快发展与变革的图书馆事业中没有兴趣也不愿意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在古籍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因某些特殊利益盲目地跟随图书馆事业的潮流趋向；其次，现存的图书馆史的研究成果都仅仅是罗列、重复前人的思想，只做了换汤不换药的浅显工作，既没有考证现有历史观的真伪性，也没有把握住人类对于历史认识的不断发展性，缺少基本的质疑精神和批判勇气，使得一些话语重复多了便成了“真理”；第三，不能摆脱现代性发展规律的思想束缚，过分强调历史过程和社会文化背景，而缺乏对于图书馆本体的重视，忽视图书馆自身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传统历史观呈现出了单向、线性的思维模式。

笔者将后现代的知识考古学引入图书馆史的探讨中，就是强调不论在何种历史环境中，不论在多快的社会发展中，对于历史真实正确的把握，塑造客观完整的历史观对于图书馆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且随着时代的推进，人们的认识也呈现出多样性，不能抱着老一辈图书馆人的研究成果不放，也不能不假思索地尊崇所谓的权威。图书馆发展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充斥着很多理论、观点、价值、模式，很多时候都需要我们图书馆人在琳琅满目的学理研究中考证、选择最适合图书馆发展的方式方法。因此，无论是图书馆研究还是图书馆工作都应该重视图书馆史，并且抱着发展的眼光、考证的精神看待图书馆史的研究工作。

4，2在史料的积累与整理方面

当代图书馆史料是对未来图书馆发展研究的奠基。在过去，很多图书馆非常重视的图书馆年度馆务报告工作，到现在逐渐被忽视，甚至很多图书馆已经停止或没有开展这项工作。一个图书馆对于历史观的缺失或片面认识不仅会导致在现今弘扬的图书馆精神(如自由精神和社会包容理念)和价值(公共物品性和德优价值)中将工作浮于表面，没有夯实的历史观积累，也会让整个图书馆工作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中飘摇不定，因缺少对本馆的基本历史认识和对长时间积累的自身特征的把握，而做出错误或有悖于图书馆发展条件的决策。

图书馆在对自身历史的知识考古中，不仅能发现自身发展的特点和优势，也能挖掘中国图书馆的民族性，消除晚清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将自身的历史优势与先进模式进行选择性的融合，注重馆与馆之间因历史条件制约和影响所产生的差异性，在馆际合作、服务模式、绩效评价等方面灵活处理、差别对待。

知识考古注重的断裂的、零散的事件在图书馆史研究中总是处于避而不谈的角落。其实对于图书馆史断裂的原因、条件的考察可以看到图书馆在文化继承性上所显现出来的薄弱。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而其完全被西方的分类法所替代从而消失在中国文献的分类法中，是什么促使一种图书分类方法彻底断裂?我们在文化沿袭与保护上到底能抵抗多大冲击与变革?图书馆精神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中会受到重大的威胁?这些威胁是什么?这些不确定因素对价值多元化下的图书馆发展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问题都会在图书馆加强自身建设，秉承图书馆精神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演讲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29

2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59－296

3同1：455

4鲍曼，寻找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4

5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26

6王蕾，第一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图书馆建设，2007(1)：116

7宋书星，关于图书馆史“断代”及现代化建设的思考，图书馆杂志，2003(9)：11

8傅荣贤，中国古代图书馆史研究的叙述模式，山东图书馆，2008(2)：49

9同6：28－30；116

10唐克文，图书馆历史观初探，河北科技图苑，2005(18)：44

11骆伟，吴丹清，我国图书馆史有待深入研究－兼谈广东图书馆史的渊源和背景，图书论坛，2002：(1)

12同4：7l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共考古学；考古学大众化；考古与传媒

[中图分类号]K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4-0030-04

公共考古学，又称为公众考古学，美国考古学家、遗址保护专家查尔斯·麦克基姆先生在《Public Archaeology》一书首次提出这一概念。2002年，杭州召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其主题是“考古学与公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明确提出建立公众考古学的问题。近几年来，“考古学要走向大众”的呼声越来越高，遗址公园的建设、考古工地的开放、博物馆展示方法的改变、考古科普书籍的出现、媒体上各类考古类节目的出现，公众考古学在国内可谓盛行一时。本文拟对我国近10年来公共考古学的相关研究进行一个粗略的梳理。

一、公共考古学概念的讨论

公共考古学，源于查尔斯·麦克基姆的《Public Archaeology》，国内对于这一概念的没有统一的称谓，或称之为公众考古学，或称之为大众考古学。范佳翎通过对比英美国家考古学家对这一概念的不同解释，认为理解的偏重点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Public Archaeology》出现背景和所面对具体问题方面的差异。①大多数学者根据《Public Archaeology》认为，公共考古学是一个西方的名词和理念，但是高蒙河则认为考古学大众化的理念中国从来就有，并通过分析苏秉琦先生不同时期的公众考古思想的演进而认为苏先生是中国公共考古学的领军人。②公众考古学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概念。郭立新、魏敏认为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以及考古学家社会责任的再思考，这种思考，上升到理论高度，即是所谓的“公众考古学”。③姚伟钧、张国超认为公共考古学的定义是考古学的大众化。④钱耀鹏认为公共考古就是考古学的社会化。⑤陈淳认为公众考古学是指由政府管理的从公众共同利益出发的考古学，即如何由一个形形而且互有竞争的大众群体以他们自己的方法阐释过去。⑥当然对于公众考古这一概念提出是否合理学术界仍有争议，施劲松、王齐认为公众考古学的提法不仅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而且在实际操作时还潜存着一些难以避免的危险。⑦对于公共考古学的学科建设，钱耀鹏认为公众考古学是考古学研究的新领域，严格意义上来讲，公众考古学似乎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分支。⑧梁太鹤认为由于公众考古学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有论述称它将是国内考古学中“呼之欲出”的一个分支。就所需研究的范围和问题说，把它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方向，分支说自有成立的理由。但是否即建立为新的分支学科，却值得细加估量。⑨孙波也认为公众考古学因为缺乏理论而不能称之为一门学科。⑩

二、关于公众考古学的理论研究

公共考古作为一个新的提法，或者一种新的理念，一经提出，便立即在中国考古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其中不少的学者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但其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与学者们的观望态度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公众考古学主要以《中国文物报》和《南方文物》为两大宣传阵营，《中国文物报》主要刊登公共考古学大众性、普及型文章，实时性、思考性较强，《南方文物》则主要刊登学科理论类文章，其中介绍西方公共考古学的文章占有一定比例。郭妍丽通过对考古学科学性和大众性的分析，认为考古科学化与大众化的结合点在文物保护，并且通过四种方法可以实现考古学大众化与科学化的结合。11郑媛则从中国目前经济建设对文物的威胁、公众对考古知识的盲区以及考古工作者的行业尴尬等现状出发，认为公众考古学的建立是公众需要、文化遗产保护需要、考古行业需要。12魏峭巍通过对国外公众考古学的研究，认为国外公众考古学经历了政府参与、公众参与、公众导向等三个不同的阶段，我国应加强公众考古学理论建设，找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公众考古学道路。13李琴、陈淳通过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起源与发展、内涵与概念、理念和方法的简要介绍，认为中国的公共考古学应该在多方的合作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大众为中心”。14郭立新、魏敏对西方公共考古学发展情况进行了简要梳理，提出考古工作中的矛盾与冲突，认为研究要结合中国现状谨慎处理各种关系，考古学家应在公共考古发展的形式下做好考古知识普及工作，搭建好公共考古的现实平台。15

在中国公共考古学发展模式上，姚伟钧、张国超认为我国现阶段公共考古的途径大致有四种：考古现场的参观、摸拟考古、科普考古图书和直播考古。其中参观考古现场是目前我国公众考古最要形式之一。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选用了现场参观、科普书籍、动态讲座、考古专题影视等四种方式进行公众考古学的引导和推广。17上述的几种方法基本涵盖了我国现阶段公共考古学的运行模式。在公众考古学基本理论方面，魏峭巍从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三个不同的视角观察，认为三者之间的分歧必须在共有元素考古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博弈，从而实现纳什均衡，完成遗产保护。18崔玉范从美国公共考古学教育的视角，对美国公共考古的机构和运行模式进行了详实的归纳，认为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由考古学家发起，教育学家们积极参与并合并了社会各个团体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考古学知识和文化资源保护的公众化。19曹兵武认为考古资料具有公共属性，考古资料不仅仅是考古学家的资料，也应该受到其他领域甚至大众的关注。考古学家长期以来只关注考古资料的一个方面，而考古资料和考古知识的分享传播并非文本所能代替，要在新技术和新媒体的支持下不断探索其考古资料的载体和传播的途径，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化遗产发展的需要。20麻赛萍、高蒙河根据考古教育与考古资源的密切程度，将考古教育按照三个不同的场所，考古现场、博物馆和课堂加以划分，剖析在三个场所开展的考古教育内容、手段和效果，为以后的公共考古活动提供参考。21

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源于西方，因此，有大量关于西方公共考古学介绍性文章和译著。《公共考古学》的序言《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协调性》详细论述了公共考古学的定义，并提出了“民智不足”和“多角度”两种模式，在此基础上如何与公众进行沟通与交流。22而《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一文在分析博物馆强大的媒体功能和为考古服务性质的基础上，认为其单一的陈设脱离了公众的需求。自1960年以来，博物馆的功能转向公众，树立公共服务的意识，实现数码通道、幕后参观、外界文物盒等多种方式来提升公众考古资源的保护、鉴赏意识，从而提升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力。23希尔松·兰贝利通过对巴西水下文化遗产的种种复杂问题的讨论，打破水下遗产由于观点差异造成的僵局，而水下考古及民族志研究中心则在水下遗产的管理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4这些译著和文章为我们了解国外的公众考古学研究状况、思考我国公众考古学开展的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借鉴。

三、公众与考古学大众化

公共考古学中的“公共”包含了两种含义：一是公众，即一种国家行为，这种政府行为以公共利益为前提；二是公共，由个人所组成的群体，是一个多样化的集合体。所谓的“公共”就是要处理国家、公众、考古学三者之间的关系。25国内这几年来探讨较多的是大众与考古学的关系。1996年，陈星灿撰文《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从考古学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方面论述考古学与公众存在一定的距离。26陈洪波认为目前国内由于多种限制因素的存在，加之考古学的专业性质，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大众还是很远。27因此，考古学界和社会各阶层的学者也大声疾呼，要求考古学走出象牙塔，建立公众考古学体系。曹兵武认为考古的大众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这不仅是人民文化的需求，也是考古学家有益的学科尝试，并进一步指出考古学家已经意识到应该再添加一个“转换普及”的新程序，在与社会和公众交流的过程中获得反馈，认识和确立自身的定位和社会形象。28公众考古学兴起十年来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但是考古工作者一直都在不懈的努力，从各个角度实现考古的大众化，大部分考古工地的开放和具有科普意义书籍大量的出现。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以通俗话语总结了其毕生研究所得，其自称“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吴汝康的《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被收入“名家讲演录”科普系列书系，向公众介绍人类起源与进化方面的知识。李伯谦、徐天进主编的《考古探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由一批著名考古学家执笔，其中不乏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的真知灼见。高蒙河的《考古好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深入浅出的笔法讲述了真正的考古生活。许宏的《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图文并茂，从多个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早期中国的形成。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的《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采用了“发掘者说”理论，用报告惯例之外的通俗语言和视角，随文配上相关照片图像，对相关内容进行概略讲述，以浅显的语言，辅之以考古学常识。它是考古学报告编写的一次新尝试，这种尝试与编者力图推进公共考古学发展的理念是分不开的，表明考古学者正在以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对考古学的大众化进行有益的尝试。李春华认为博物馆在促进考古学的大众化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博物馆的大众考古要克服陈设简单，与大众缺乏沟通的现状，实现公众考古学的建立和博物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29施劲松、王齐认为公众诉求与考古学的科学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这一差异的源于考古学知识的不确定性，考古工作者可以给公众只是尽可能多的过去历史的“碎片”。这些碎片由公众在考古学者的正确引导下完成“历史拼图”。30范佳翎以最成功的“公众化”实验考古项目——英国Buster古代农场（Buster Ancient Farm）为例，认为“实验考古学”具有很大的考古科普优势，应该在公众参与实验考古的过程中逐渐理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31而且考古影像信息更能客观地记录现场，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容易被公众所接受，保证收集影像的真实性、全面性、科学性对于公共考古学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32在公共考古学实施与推广中，程艳妮从阳陵公众考古的实践出发，认为公众考古活动中的年龄限制、经费缺少、模拟考古教练的缺失等几个方面的因素正在日益束缚着考古大众化的发展。33麻赛萍根据上海市政府“三区联动”的城市战略，积极寻找考古普及化在这一战略下社区化，认为考古社区可以降低消费成本、扩大范围、并且以多种形式，多种途径落实考古学的普及。34上述研究成果具有科普性，也具备常识性，同时也体现实践性，说明学者们正从不同的角度在尝试普及考古知识和推进公共考古学的发展。

四、公共考古与大众传媒

公众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参与，加强与传媒机构的合作，借助新闻媒体、网络媒体等信息平台逐渐成为考古发掘成果的另一个展示渠道。随着媒体越来越多的参与，考古学家越来越重视与公众的交流，公众活动日益深刻地影响考古活动。但是媒体是把双刃剑，可以扩大考古学在公众中的影响，也会由于媒体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而出现非客观的考古报道。关于公共考古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也不乏学人关注。曹兵武认为媒体希望从考古发掘中寻求新闻点、兴趣点甚至经济增长点，但不可否认，客观的结果是普及了大众的考古学知识。如果适当地加以引导与规范，甚至可以对考古学的进步、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35孙波认为随着信息和网络等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考古行业可以通过媒体传播考古知识，但是由于考古学或者文博行业状况，以前的一些做法正在被质疑，文物部门正在从危机事件中的被同情者转化为被问责者。正是这样，在危机关头更需要建立公众考古进行应对。36张士坤、王志华从考古学共享现状及问题出发，剖析了考古学与媒体接触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存在呈现不均衡，呈现模式和语言有悖考古学的严谨，进而提出考古学工作者在与传媒的接触中应该主动些、积极些。这样有利实现考古知识的共享。37郭云菁以考古传播人才培养为切入口，认为公众考古传播应将各类媒体作为主要研究和合作对象，探讨考古与媒体的最佳合作模式。要完善和增进考古学界和媒体界的交流机制，加强两个领域之间信息和人员互动，特别是专业公众考古传媒人才的培养，一是立足于培养一批与媒体交流的公众考古人员；二是着重培养具备基本的考古学知识的媒体从业人员。38

当然，仍有一部分学者对于媒体持保守态度，他们认为媒体的炒作严重违反了考古学的规律，违背了考古学的科学精神……媒体的任意推导、大胆结论甚至是无中生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干扰了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些不是考古学传播，无疑对考古学这门严肃的学问是一种伤害。39陈洪波在谈及公众考古学与传媒的关系时认为，传媒与大众的关注立场是一致的，传媒关注的是考古学以外的东西，而不是考古学本身，传媒和大众的功利心理显然与考古学家的思想观念是难以合拍。40

五、公共考古学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

通过简单回顾近十年来国内公共考古学的研究现状，我们发现公共考古学整体性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目前还尚未有一部关于公共考古学整体性研究的专著。国内大多学者关于公共考古学的认识还依然不够清晰，尽管公共考古学从发展阶段上看已经跨越了宣传与呐喊的阶段，但是对此并不是很热衷，甚至冷眼旁观。至于在公共考古学的理论和模式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在公共考古领域，依然存在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和错误的认识等充斥在公共考古学领域，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势必会影响公共考古学的发展。

一方面，公共考古学概念呈现缩小化趋势。目前，一提起公共考古，人们就会认为是考古知识的普及，而且这种认识还普遍存在文物工作者和管理者的意识里。公共考古学的概念发源于西方，尽管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明了的概念，但是“公众考古学是服务于公众兴趣的职业考古学研究方向，协助立法保护古代遗址与发现、管理博物馆收藏、并向公众展示古代历史、与开发商协商尽可能的减少建设项目对古代遗迹的影响。大部分考古工作还是旨在创建与出版专业的学术知识，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发展出一系列超出其学术规范的专业领域，公众考古就是用来界定这一发展与多样性。博物馆不再是一个文化机构，而是藏品与档案的收藏、解释与展示的专业实践场所。公众考古学还包括了公众对古代遗存的普遍兴趣。公众考古学远远超越了学术的范围。跨域了许多学科。”41这段话不是给公众考古学下定义，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公共考古学涉及的领域远远已经超出了考古学本身。诚然，正如曹兵武所言：“公众考古学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考古学家在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方面的作为。”但是公共考古学并不是考古科普化，考古科普化只是公共考古学大众化过程中一个方面，属于考古知识的宣传，而不能涵盖公共考古学。

另一方面，公共考古学展现方式日益模式化。近些年来，以国家、地区考古学机构为主体的生力军正在以自己特有考古学普及和展示手法推广公共考古学理念的实施。但是事实上现在各个地区使用公共考古学的方法和手段已经近乎模式化，科普读物、工地参观、模拟考古、博物馆教育等中国式的公共考古学运行模式，实际上更多是注意考古知识普及，换言之就是公共考古学内涵缩小化之后的行为反应。

随着公共考古学概念的提出，考古学知识在国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使大众广泛参与到考古学知识的了解和认知当中去。这一举措对于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国民文化意识、增强国家文化的保护力度均有非常明显作用。但是公共考古学是一大值得探索的研究课题，中国公共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探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考古学发展模式。

[注 释]

①范佳翎：《如何理解“Public Archaeology”》，《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16日第7版。

②高蒙河、麻塞萍：《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1期。

③1525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④16姚伟钧、张国超：《中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略论》，《浙江学刊》2011年第1期。

⑤⑧钱耀鹏：《价值实现与公共考古学》，《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⑥陈淳：《考古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⑦30施劲松、王齐：《“历史图景”、“公众考古学”及其他——参观〈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展〉有感》，《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

⑨梁太鹤：《2008年公众考古案例盘点及思考》，《中国文物报》，2009年6月26日第7版。

⑩36孙波：《新传媒时代的“公众考古学”与危机公关》，《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31日第5版。

11郭妍丽：《考古学的科学化与大众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2郑媛：《试论在中国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必要性》，《文物世界》，2010年第4期。

13魏峭巍：《国外公共考古学研究现状综述》，《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14李琴、陈淳：《公众考古学初探》，《江汉考古》，2010年第1期。

17刘国祥：《公共考古的开展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2010年6月25日。

18魏峭巍：《分歧与整合：公共考古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19崔玉范：《美国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目的的一个途径》，《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20曹兵武：《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21麻赛萍、高蒙河：《考古现场·博物馆·课堂：考古教育的三个阶段》，《博物馆研究》，2011年第3期。

22美·尼克·麦瑞曼著，周晖译，方辉校：《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协调性》，《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23美·尼克·梅里曼著，黄洋、高洋译，陈淳校：《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24希尔松·兰贝利：《保卫巴西水下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与公众考古学》，《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2008年第8期。

26陈星灿：《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读书》，1996年第12期。

2740陈洪波：《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关于公众考古学的思考》，《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2日第7版。

2835曹兵武：《考古学与大众》，《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3日。

29李春华：《博物馆与公众考古学》，《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2日第7版。

31范佳翎：《“公众化”实验考古》，《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17日第7版。

32范佳翎：《公众考古中的影像信息采集》，《中国文物报》，2009年4月10日。

33程艳妮：《从文化圣殿到民众乐园——汉阳陵公众考古活动的思考》，《文博》，2012年第12期。

34麻赛萍：《文物知识普及与社区化》，《上海文博》，2009年第1期。

37张士坤、王志华：《略论大众传媒与考古共享的互动关系》，《东南传播》，2009年第5期。

38郭云菁：《公众考古传播的人才培养机制》，《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日第7版。

39熊焰：《解析考古新闻“秀”》，《新闻前哨》，2002年第4期。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考古 大众传播 媒介选择

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对仰韶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仰韶文化到现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近一百年的历史取得了长足进步。对于大众来说，考古学仍然是比较冷门的学科。

对于考古学，社会上的认识情况呈橄榄型分布：少部分人对考古知之甚少甚至于完全不了解；一部分人对于考古的认识多是通过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得来的，这些充满艺术色彩的作品又为考古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部分人对于考古活动充满了好奇却也缺乏了科学客观看待问题的态度，这部分人所占的比重较大；还有一小部分人，他们是专门从事考古活动或是从事与考古相关的活动，这部分人能够科学的认识考古学，并且对于一些考古发现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因此这部分人的文章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这类文章专业性较强，语言也相对比较晦涩，难以进行广泛传播。因此，若要使考古学知识得到普及，使大众可以科学的认识和了解考古学，就需要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

什么是大众传媒呢？大众传媒就是传播大众信息的媒体，它特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在当下这样一个注重对外传播的大环境中，任何一种事物的普及都需要借助媒介的力量，因此，要使考古学得到普及，使大众可以科学的认识和了解考古学，就需要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介将考古活动和考古成果传播给公众，实现社会共享。

一.报纸和杂志对于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报纸和杂志作为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因其廉价易得的性质，一直拥有着大量的读者群。其优特点有三：第一，记录性好，便于使读者反复阅读，深入研究，并作为资料长期保存；第二，便于读者随时随地阅读；第三，报纸作为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直到现在仍是最具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大众传播媒介，但是报纸对于受众有着文化水平的要求，不能做到面向所有受众进行传播，这是它的局限性。在考古领域内有一些专业性的期刊，如：《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等，这些刊物的内容学术性、科学性和专业性较强，但是这类刊物一般不为大众所知，而且这类刊物中的文章内容也较为深奥，不易被普通人所理解，这也造成了它们的传播面较窄。由此，我们会发现在考古学的领域内缺乏向大众进行推广的期刊这也是对考古工作者提出的新的挑战：如何将复杂抽象的问题变得简单化、具体化，如何使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变得更具有可读性、趣味性，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求考古工作者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更是在强调传媒工作者知识面的要更加宽泛化，专业化。

而且，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传媒行业似乎已经达到饱和了。但是，仔细分析就不难得出，尽管学习传媒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多为“通才”，少有“专才”，因为新闻专业作为是一门偏重于技术的专业，学生在学习时更注重新闻的写作，评论等较为实用的部分，缺乏了对于其他专业的学习，从而出现了新闻专业的学生有着较高的写作水平，缺乏对于某一种学术性或者研究性学科的深入理解。导致新闻专业的学生在传媒行业中的竞争力并不大，在传媒行业中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同样要做经济板块，报社会更愿意录取经济专业的学生而不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因为学习经济的学生更具有专业素养，可以更好的解决上述问题。考古也是如此，作为一门涉及面极广的科学，考古学不仅需要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也需要具备考古素养的传媒工作者帮助他们将考古活动中存在的复杂抽象的问题变得简单化、具体化，将晦涩难懂的考古理论知识变得更具有可读性、趣味性，扩大受众群，实现考古学的普及。

二.广播和电视媒介对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1.广播节目对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与电视报道相比，广播无法带给人直观的视觉感受，需要播音员在广播过程中对文物进行大量的外貌形容，但是“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每个人播音员所描述的文物在脑中又会有各种不同的形象，这样一来就会造成理解上的失真，所以，通过广播对考古活动或文物进行深度细致的报道并不是最合适的方式。但是，广播又有着自己的优势：第一，广播所覆盖的范围更广，对于受众的文化水平几乎没有任何要求，更加便与普及；第二，广播可以最大限度的解放人们的双手和双眼，它可以作为人们工作或开车时的背景音出现，但也因为这个特点，广播不能做到深刻化，所以广播更适合传播一些时效性强并具有突发性性质的考古发现活动。

2.电视节目对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电视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基于这个特点，怎样设置的节目才可以更好地对考古学进行普及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考古节目以专题片、现场直播、综艺节目、新闻报道、古物介绍等为五种基本的节目类型。其中，综艺性质的考古节目多以竞猜古董的价格或真假的鉴宝节目为主，这真实的考古学相距甚远也背离了考古研究的目的。因此，我们不将鉴宝类节目列入其中。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5篇

1982年初，笔者在初用“音乐考古”一词时，曾尝试着解释为：“音乐考古，是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音乐文物和文献对古代音乐所进行的研究，是古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环节，也是音乐史界、考古界共同开辟的一个科学新领域。”这只是对一个新兴事物的初步描述和憧憬。其中的“共同”一词强调了考古之于音乐考古的重要关系。

更多学者先后从学科的高度定义“音乐考古学”，大多数也凸现了这种关系。

秦序：“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出土和传世的古代音乐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它既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换言之，它是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相互交叉渗透、相互融合发展起来的专门学科。”

蒋定穗：“‘音乐考古学’是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音乐文物大量出土和音乐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形成的一门‘潜科学’”。“音乐考古发展到今天，已不再能被一般的考古学所包容，使用一般的音乐史学方法研究出土乐器，也已显得不够用。它迫切需要建立起由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相互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音乐方面实物，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代音乐历史的学科。”

谭若冰、黄翔鹏：“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围与考古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与美术考古、丝绸考古、陶瓷考古、青铜器考古等学科并立的，国际上称为音乐考古学。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

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

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

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

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

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

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

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

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

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

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

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

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

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

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

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

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人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

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一、音乐考古学科建设要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拓宽了“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新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考古学定位为一级学科。音乐考古学科时逢成长的大好机遇。事业是学科的依托和动力，事业的发展需要队伍保障和政策支持，也会对相应学科提出刚性需求，并推动其发展。音乐考古学者应该在遵循学科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紧密与文化遗产事业相结合，力求进步，积极贡献。

二、加强学科理论建设和基础性工作。通过开题立项和学术交流，梳理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建立学科规划和目标，建立专业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

三、通过国家重大项目整合队伍、培养人才、积累成果。音乐考古学队伍力量薄弱、松散，与文物考古部门的结合并不密切。通过全国性重大项目整合力量、凝聚队伍，出人才、出成果，已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工程的成功经验，应该继续类似的项目，形成本学科的成长模式。

四、搭建平台、建立渠道，更主动、更深入地参与文化遗产相关工作。湖北省博物馆等十家博物馆发起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为音乐工作者与文物工作者搭建起交流平台，也是音乐考古工作者与文物考古工作者合作的桥梁。要充分借助类似学会组织和学术团体的力量。

这些浅显的意见，是一个音乐考古工作者企盼音乐考古学科发展的由衷期望。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6篇

1、考古与媒体

1)考古和媒体的合作历程。

考古和媒体合作的历史很久,莫蒂墨?惠勒爵士作为将考古和媒体联系到一起的创始人,揭开了考古和媒体的新历程,并为此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秉琦作为中国着名的考古学家也首次主张应建立考古学的公众传媒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和媒体对考古的关注度日益加深,公众考古和媒体和合作逐渐键入确立阶段。

2)公众考古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在考古传播中,公众对考古学科知识的了解日益加深,但与实际的考古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考古学具有严谨、理性的学科特点,而传播学具有感性、通俗的学科特点,两者存在冲突;?考古学和媒体界存在不一样的职业特性,考古学更注重条理、学术,而媒体更注重趣味和时效;?考古界和媒体界在价值需求方面存在差异,考古界注重对过去的研究,而代表大众的媒体在考古上的铸就更强调对知识的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感知。

3)公众获取考古信息的主要途径。

通过调查研究,目前大众对于考古知识的了解是比较客观的,但仍然与考古有一定的距离感。公众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来获取考古信息,并且在考古学者和传媒的冲击下,对遗产和文物有了更深刻的意识。因此作为考古工作者更要有传播考古学的责任感,并通过与媒体的互动与合作,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满足公众需求。

2、考古学大众传播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传播介质,将考古学大众传播分为四种类型:平面印刷媒体,例如杂志、图书、报纸等;广播媒体,例如电台、电视等;数字媒体,手机、互联网等;娱乐媒体,包括以上各种以及电子游戏、唱片等。在我国,考古学主要依靠平面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等进行传播,数字媒体和娱乐媒体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它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刚兴起的新媒介,在大众中有极高的关注度而且传播速度迅速,因此要在前两种传播方式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后两种传播方式。

二、考古学大众传播下的媒介伦理

1、考古学的学科特征与职业规范

考古学的学科特征比较复杂,它是介于文科和理科之间的学科,主要是对古代遗物和文化以及人类的生活状态进行研究。现在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研究也应用了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现在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研究也应用了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考古学带有自然科学的特征,所以我们在研究公众考古学传播目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认识考古学的学科特征,然后具体分析传播目的和手段。考古公众传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出现了多媒介、多角度研究公众考古工作的行为,但是我国还没有专门从事公众考古传播研究的人员,所以需要组织和培养一批专职公众考古人员。为了保障公众考古从业人员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制定相应的职业规范,比如《文物保护法》、《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等;另外一方面,还需要一些区别于一般性的考古规范,要满足:第一,专业性,就是要求公众考古从业者是受到考古文博类专业教育的人员;第二,传播性,公众考古人员应该认识到自身工作的大众传播性;第三,实践性,能够积极实践多种传播模式。

2、媒介伦理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分析,媒体工作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所以需要制定相关法律来约束媒体行为,并从道德角度分析媒介的伦理问题,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责任感。道德是针对个人自主和自愿行为的,也为实践者提供了道德借鉴,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道德范本和理论依据,作为公众考古传播的媒体合作者,更应该强调绝对伦理,采纳义务论伦理,在行动中遵循一定规则。媒体应该具备将考古信息提升为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的高度,遵循媒体职业道德,突出媒体的公益性和公共性,为公众提供真实的考古信息,也提升媒体自身的社会公信力。

3、考古与媒体的信息交流

对于媒体从业者如何深入了解考古学,本文认为媒体从业者应该首先重视考古学学科的特质,尊重考古学的实证性、考古工作的学术性、漫长性,将自己对考古信息的价值诉求集中于考古研究中,这样就能够获得考古工作者的信赖,实现双方的有效沟通。另外,媒体从业者应该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明确考古信息的客观价值,并给予真实报道,虽然一些虚假报道会吸引更多关注,但是会误导公众,甚至影响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后果不堪设想。

三、考古——传媒人才培养

1、考古——传媒人才培养的目的及意义

根据传播考古学的理念,媒体应该是其中的研究重点,所以完善考古界和媒体界之间的交流机制,加强双方的合作互动,特别是培养专业公众考古传播人才,成为其中的必备工作。本文认为公众考古传播人才培养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媒体交流的公众考古人员,第二部分是具备一定考古知识的媒体从业人员。二者都是选拔培养考古——传媒复合型人才。传媒人才是在大众传媒中以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和人类传播事业做贡献的一群人,所以公众考古传播人才的培养就可以认为是创造性探索公众考古传播模式的途径,从而为完善公众考古传播机制提供基础,所以需要考古和传媒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2、考古——传媒人才培养的可行性途径分析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7篇

201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这部书力图站在今天的立场，回顾和衡量上世纪考古学家的工作及成就。传文中，夏先生善于从世界范围和多学科角度考虑问题、追求国际水平和发挥固有学术传统的治学特点被进一步突显，而对夏先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的总体评价，则与30年前的悼文如出一辙②。

3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30年蕴含着发展和前进的机遇。这种发展，成为我们今天回顾和反思夏先生学术成就的契机。

一

对于专业领域意识日渐增强的当今考古学者来说，夏先生学识的渊博和研究领域的广泛几乎成为一个传奇。受因果思维习惯的影响，面对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我们愿意回顾其成长的心路历程，尽管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一个自由者成长历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个人的成长在根本上离不开时代的影响。夏先生是在“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专业人士。夏先生求学的年代，中国正走在从封建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艰难道路之上，以现代西方科学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已初步建成，鲁迅当年“走末路”学洋务的日子已成为历史。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夏先生自订了一份“家世与少年时代”，他从其漫长的青少年时代撷取了三个事实：1922年，高小一年级时任儿童自治会图书馆主任，阅读文学研究会的新小说及《小说月报》，开始对新文学发生兴趣③（卷一，第6页）；1924年，在温州十中读书，周予同先生教国文，选陈独秀《新青年・发刊词》（卷一，第7页）；1925年，请父亲在游沪时购买鲁迅的《呐喊》（卷一，第8页）。看来夏先生明确意识到，他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新文化运动”是夏先生自我认同的成长背景，他的成长确也得益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自由学术风气。

那个时代文化和学术界大家云集。夏先生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学习时，就旁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和张东荪的“西洋哲学”；在燕京大学听钱穆的“国文”，后在清华听钱穆的“战国秦汉史”、陈寅恪的“晋南北朝隋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单是日记中抄录的公费留美考试成绩单上考官的名字，就足以令人倾倒：“国文”朱自清、“英文”吴宓、“中国上古史”顾颉刚、“人类学”李济、“地质学”丁文江（卷一，第265页）。改革开放以来，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学术地貌学在摒弃了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非黑即白的标签式评价之后，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风采。一时间，学界大有厚“古”薄“今”之势，当然也有如学者葛剑雄所指出的，那个时代的学术成就被夸大了，争议似乎不小④。其实，对一个时代的学术成就的科学评估不可一概而论，那恐怕应该是各学科发展史的课题。当我们夸赞三四十年代的学术时，我们或许并不是真的看中了那时的学术水准，而是思慕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题写的那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夏先生1931年在燕京和清华求学时，曾阅读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包括《哲学之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原著，以及考茨基、河上肇、拉斯基等人的著作。如果说在“思想改造”和“”期间，这份书单能够支撑夏先生对进步思想的追求，那么在今天，它们的存在证明的是其时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

作为留美预备校，清华园的美国校园文化和通识教育理想对夏先生的成长不无正面影响。夏先生在博览群书之余，经常与同学打网球、桥牌和郊游，虽然他常对自己流连于运动和牌戏深表自责，但那不过表明他是一个自律性极强的人。那时的北大可能允许学生偏科，但清华则要求新入学学生通过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课，以拓宽知识面⑤。在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与秩序井然的学习生活的二重奏之间，夏先生的“智识”得到了拓展，这一点正是他日后在考古专业领域中得以自由驰骋的坚实基础。

“智识”这个词出现在夏先生的早年日记中，在不同语境下涵义不完全相同。简要归纳，有三种用法。比较容易理解的是“铸铜之智识”（卷一，第382页）、“地理学的智识”（卷二，第46页）、“制陶术的智识”（卷二，第195页），这时的“智识”就是现在所说的“知识-knowledge”。但在如“智识状态”（卷一，第397页）、“受智识及品行之训练”（卷二，第143页）等处，“智识”当兼有“智性-intellect”和“知识-knowledge”之义，其内涵应大于“知识”，因为“智性”是在“认知”基础上进行逻辑思考的能力和理解力，它和“知识”水平并不必然地对等。广为诟病的中国教育，就是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智性”能力的培养。第三种用法为“智识分子”，其间的变化颇耐人寻味。“智识分子”首次出现在1931年夏先生阅读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时所做的笔记中。在那本书中，“智识分子”或者是作为封建势力代表的士大夫阶级的依赖者，或者是作为“资本主义奴隶”；“智识分子”服务于统治阶级，不代表社会的先进力量（卷一，第32页）。在1936年的一则日记中，记有夏先生对阅读Robinson所著 “Mind in Making”一书的评论，说此书“叙述吾人智识之浅陋，遗习之深染，而力主思想自由之必要。书乃欧战初毕时所写，表示当时智识分子之见解，颇可一读”（卷二，第19页）。这里的“智识分子”显然不再带有贬义，它应该就是英文intellectuals的对应词，即后来的“知识分子”。从intellectuals的本意看，“知识分子”的用法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它只强调了对“知识”的占有，而忽略了对“知识”的自由追求。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源起于“好奇-惊赞”，其实人文科学又何尝不是如此。Intellectuals就是这样的群体：他们追求“知识”，但这种追求当是摆脱、超越于实用、功利的目的，是“为知识而知识”；只有“为知识而知识”的人，才是自由者，才能真正从运思过程中获得。在这个意义上，用“知识分子”替代“智识分子”实则是对这一群体的贬低。在人文领域，仅有“知识”而缺乏“人文化成”历程的人，可以满腹经纶，但不过匠人而已。所幸二者的差异已为文化学术界所重视，“智识分子”的用法已经出现在正式出版的书刊之间⑥。

在培养“智识”的目标和相对自由的学术空气下，良性的学术批评体系正在建立。夏先生曾在《光华大学附中周刊》上就发表《吕思勉〈饮食进化之序〉的商榷》，对食物的进化和“茹毛饮血”的理解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清华期间，夏先生先是应吴晗之邀担任《清华周刊》的文史栏主任，后与吴晗等共同发起成立了“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1934年5月，夏先生在蒋廷黻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深受导师赞许，但他依然发表文章，就蒋廷黻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的体例进行商榷，就书中的西历年月日、西文原字和标点等加以补正⑦。此类商榷和评论文章，在三四十年代夏先生还发表过多篇。

二

那个群星灿烂的年代，出现了很多文采和学问兼而有之的人，冯至、闻一多、沈从文、钱锺书、陈梦家、卞之琳，他们后来大多花落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他们相比，夏先生并无出众的文采，虽然他的文字功底非常扎实。夏先生是摆脱了传统文人气的现代专业人士，是走出金石学传统的考古学家，这个转变来之不易。

初闻考取留美考古门的一段时间内，夏先生对考古学并无兴趣，一时间怅然若失（卷一，第264页、265页）。及至安阳小屯实习，夏先生更是感叹，自己更喜欢也更擅长读书，不擅长从事需要组织和管理才能的田野工作（卷一，第302页、第311～312页、第320页、第326页）。但在中国考古学初创时期，人才稀缺，所以夏先生之步入考古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国家行为”。当时清华确定由傅斯年和李济担任夏先生的导师，在安阳实习时，李济和梁思永多次与夏先生商谈未来的学业规划――那也是在规划中国考古学的远景蓝图。当时夏先生承载的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一方面是学界前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另一方面是在内心祈盼“在职业以外去找一个可以安心立命的思想或信仰”（卷一，第265页）的渴望。但夏先生最终克服了内心的彷徨，从1934年开始阅读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一书开始，历经1935年春在殷墟西北冈的首次考古发掘，至1941年学成归国后的西北考察团的调查和发掘，夏先生迅速成长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1950年夏先生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逐步开始全面领导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他主持河南辉县商周遗址、长沙战国两汉墓和明定陵等重要考古发掘，负责考古学期刊和考古专刊的编辑出版，组织《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若干重要论著的编撰等。考古学又因存在实际的工作对象和具体的田野活动而不同于其他学科，对遗址的发掘、规划、保护，以及相应的人才培养等，都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夏先生在这些方面也一直担负着领导职责。因此，对于“夏先生为新中国考古学指导者、组织者和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认识和评价不会因时代变化而改变。

但是学科初创者或许会遭遇到悖论式的命运：一方面，奠基性工作虽艰难但易显成效，犹如平地拔起的高楼引人瞩目；另一方面，随着学科向纵深方向发展，对学术问题的研究要不断向前推进，前人的观点可能会被后人超越，奠基者的工作有可能被颠覆、替代或降低到历史意义，如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某些成就。夏先生不仅没有遭遇这种命运，而且他的研究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在学术史上居领先地位。

夏先生的研究工作具有全局意识。过去，学界更多强调夏先生研究领域的广阔⑧，其实，他的全局意识与责任意识更加突出。从上世纪50年代以降直到80年代，夏先生每隔5年、10年或30年，都要对那个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展望。即使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夏先生也在《考古》复刊的首期总结了60年代后期的考古收获⑨。80年代，夏先生更多地从宏观上思考和认识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如果我们充分意识到中国考古学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开创期与曲折发展的话，当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论述在当时的引领性意义。

在心怀中国考古学全局的前提下，夏先生没有忽视对具体材料的精细研究。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案例是他对新疆、青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广东等地历年出土的衣文钱币、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拜占庭金币、阿拉伯金币、威尼斯银币所做的系列研究⑩。对这些细小的钱币，夏先生详尽地统计历次发现的时间、地点、数量、埋藏背景，追溯国内外学者既往的研究，考察每一枚钱币的形制、花纹、文字、标记、大小，再结合国外的相关钱币考证中国出土钱币的国别、铸造年代和埋藏年代、历史背景和用途，最后再由此讨论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研究中，每一枚钱币的细节和每一批钱币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均无一遗漏。另一个突出例子是对新疆等地及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的研究11，具体到了每一件织品标本的分类、织法、经纬线的疏密度、经纬线的交织，等等，并配有详尽的结构图与组织图。这些论文讨论的问题极为专门、也极其细微，今天阅读起来都需要足够的耐性，很难想象夏先生当年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写作的。夏先生对黄道十二宫的梳理、对汉简中具体文字的释义等也莫不如此。这些研究不仅解决了相关的具体问题，更为此类研究提供了范例。

在立足大量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夏先生尤其强调要提高考古学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研究水平12。夏先生对考古学的认识、对考古学文化的讨论等有着深远影响。至少从上世纪50年代学科初创期开始，夏先生就在各种论著中不断论及考古学的对象、性质、研究目的与方法。至80年代，他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什么是考古学13。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对西方考古学了解的深入，中国学者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不断发展且趋于多元化，但夏先生对考古学的阐述在中国仍保持着百科全书式的主导地位。针对50年代全国各地的考古新发现骤然涌现的局面，夏先生又及时讨论了考古学文化是什么、如何确立和命名、以及考古学文化对于考古学研究的意义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4。时至今日，围绕考古学文化进行的深化研究仍然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夏先生对某些区域文化也有重要认识。1959年，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的文物考古工作队队长会议上，夏先生就谈及了长江流域考古。当时在长江流域的考古发现相比于今天还非常有限，但夏先生已论及古代长江流域对于中国物质文化的贡献，并从长江流域的角度提出了汉民族的形成过程和古代社会性质等重大问题15。在此后的50多年里，长江流域以丰富的考古发现极大地充实了夏先生立论的基础。今天，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一体、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不同区域间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等都被作为前沿问题。如果是资料的丰富、理论的发展、视角的变换促成了今天认识的进步，那么，夏先生半个世纪前提出的问题更突显了他认识的前瞻性和思想的先进性。在一些专门领域，夏先生也有高屋建瓴的论述，如夏文化、商代和汉代玉器、我国古代的丝织品与丝绸之路等。夏先生曾撰文系统讲述田野考古方法，相信这些方法早已融入中国的田野考古实践之中，其影响难以估量。

更难能可贵的是，夏先生始终致力于促进利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展考古学研究。在夏先生出国学习考古学之前，即已发表近代史方面的论文。转入考古门后，他的研究涉及古文字学、数学、天文学，以及古代科技等。不通晓这些专门的知识是无力从事这些精深研究的。对洛阳西汉壁画墓中星像图、宣化辽墓星图、敦煌星图，以及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等的研究16，显见夏先生通晓中国古代的星图与现今西洋天文学上的星座，也熟知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希腊等古代天文学成就。前述夏先生对丝织品的研究，则让人叹服夏先生对中国及西亚古代纺织技术的了解――包括各类织品的纺织细节和各种织机的结构与使用。

夏先生认为，一门学科有它自身发展的具体特点，但又和其他学科相联系17；“当代世界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一方面专业化而另一方面整体化”，“后者是每一学科与别的学科在理论上互相渗透，在方法上也互相渗透”18。夏先生尤其注重科技史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认为考古学有很多地方需要依靠科技史专家的帮助，有些问题是考古工作者经常没有能力来自己解决的19。外国学者曾评论，正是由于夏先生在科技史方面的兴趣，才使得中国考古学家重视技术史研究20。碳十四测年方法在中国的推介、碳十四实验室的建立、碳十四测年工作的开展和数据的公布等，均与夏先生的认识与部署相关。1977年，夏先生利用已经发表的四批碳十四数据，结合考古材料，就中国各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21。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并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三

在“”60周年之际，夏先生在《考古》上发表了题为《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明确将作为科学的考古学在中国的落户与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的“”联系在一起。夏先生指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但“只有在的影响下，中国的近代考古学才得兴起和长成”。在一个讲到“科学”二字时仍需在前面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限定语的年代，一个不便提李济的名字、而只说用英文出版过《安阳》的时代，夏先生对“”倡导的“科学”精神的解读依然深刻。他指出：“提倡科学，不仅是介绍和发展各门科学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鼓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结合实践的科学方法”22。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一直是夏先生在考古学研究领域中坚守的原则。

夏先生从步入考古门的那一刻起，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安阳实习的时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来参观。梁思永担心殉葬坑被外国人看见，宣扬出去有损国誉，故提前令人用松土盖住人架。那时夏先生就有“这又是何必”的感叹（卷一，第325页）。1959年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和残片，经化学分析为铝。但铝是到19世纪才被提炼出来的，遂有多个科研机构分别就残片重新进行了数次分析，结果发现成分有银也有铝。1964年夏先生再请中科院物理所鉴定，证实16件完整带饰都是银而非铝。夏先生撰文详述历次鉴定的始因与结果，又论证银带饰为公元3世纪之物，而墓中的铝片可能是后期混入的23。1972年河北蒿城台西出土的铜柄铁钺，夏先生虽亲见认定为铁制，但仍提出要对陨铁还是人工炼铁进行鉴定。随后，冶金部的冶金研究所鉴定初步认定是炼铁，因为杂质中含有炼铁中作助熔剂的石灰，相关简报由《考古》1973年第5期发表。夏先生在审读校样时为慎重起见，在“编者附记”中指出这一发现很重要，但仍有可能是陨铁，因为含镍量高，而石灰可能是沾污上去的。为此夏先生还被批为“打击新生力量”。最后夏先生请柯俊教授重新鉴定，最终证明是陨铁，这一结果遂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24。

夏先生还把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他多次提出，“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尊重客观事实，决不以所谓‘理论’来歪曲解释事实”25，“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26。1985年3月夏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开幕式的讲话中――这大约也是夏先生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再次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27。在那个时期，中国考古学界总体上做到了这一点。日本学者贝X茂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评论中国考古学虽然有民族主义和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等，“然而，在野外考古学调查、发掘现场，却是尊重事实。那种以理论歪曲解释事实的倾向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确实是罕见的”28。张光直也有类似评说：“翻检过去30年的考古学书刊，就会发现政治化的倾向始终存在。不过，概因忠实于传统的史学的独立性，在我看来，中国考古学还没有受到政治化极端的影响。资料、对资料的分析和政治术语共存于大多数考古报告和论文中，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经纬分明，相互间的影响不大也不深”29。之所以如此，应离不开夏先生个人的坚持与倡导。

有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夏先生一开始就把中国文化置于整个世界文化的背景之下，以世界主义的眼光审视中国考古学。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而言，世界主义已是一种理论上的自觉。那个年代的学人差不多都是“‘乡土中国’的世界主义者”。美国汉学家易社强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东南沿海接受西式教育的学人对纽约和伦敦的思想潮流的了解，远超过他们对本国农村生活的肤浅了解。“他们在社会上是精英，在思想意识上是世界主义者，在政治上是民族主义者”30。这一点是否造成了“知识分子”在未来的不幸姑且不论，只就考古学领域内的世界主义意识而言，这无疑是科学的、先进的。中国文明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古代文化的交互影响不仅不会损害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反而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多样性。更重要的是，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反观中国文明，能够对中国文明有更深的认识。

1935年安阳实习前后，夏先生在日记中郑重记载了李济的两则教诲：

“旋往谒李济之先生，……继言及中国考古学之重要，在于以全人类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卷一，第285页）；“中国文化与西洋有关系，此为已证实之事实，惟关系深浅如何，则尚待证明耳。现今中央研究院集中精力于中原文化，欲先明了中国上古文化之主体，将来必扩充至南部及沿海”（卷一，第292页）。

今天看来，李济的话不仅是对夏先生的职业启蒙，也是为未来中国考古学指明方向。夏先生在伦敦大学求学时，舍弃了简便的以中国考古学研究换学位的道路，选择了艰难的埃及学，并以《古代埃及的珠子》为博士论文题目，这是他直接从事的世界考古学的研究。回国后夏先生依然保持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涉及埃及考古的玻璃珠、蚀花肉红石髓珠、贝克汉姆岩以及瑞典的中国外销瓷等。对于很多中国境内出土的材料，比如古代纺织品、钱币、银器、瓷器和石碑等，夏先生都是把它们放在世界古代文明的背景下来认识的31。即使是中国考古学的论题，通常也都涉及到与西方文明的比较。

夏先生对西北地区的考古材料的重视和研究，或许可以归因为他一直力图从世界的范围内来看待和考量中国古代文明。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悼念夏先生的文章中写到，“1941年在抗日战争中归国的他的心，深深地向着国内。但是，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时，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地域仍然是以与西亚相近的甘肃为中心的地方，这是很有意思的”；夏先生逝世前约一个月正在研究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萨珊时期的镀金银瓶，表示今后要专心研究它，为此三上次男感叹道：“最后的研究对象和初期的研究对象结合在一起，不能不使人感到其间有某种因缘”32。

身为新中国考古学的领导者，夏先生对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中的定位能够形成客观的认识。1983年3月，夏先生在应日本广播协会的邀请所做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出，“在商文化中，冶铜技术和艺术，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字，用马驾车，夯土建筑等，都出现了，都市也已兴起。但是这些文化元素的渊源问题，仍未完全解决”33。在日本的另一场演讲中，夏先生又提出，殷墟文化的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方面，都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因素、外来的影响。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各地区，还可能有来自国外的”34。如今我们已愈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境内各地区文化对中国文明的最终形成所作出的贡献。同时，新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的一些家养动植物都不是本土起源的，它们来自于西亚与中亚；冶金术等似乎也可以从西方寻找源头。由此也可见，在30多年前甚至更早，夏先生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已有自己的判断。

在科学精神的引领下，夏先生的思想意识里有一种深刻的文化自信，这使他能够如实地看待和衡量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古代文明成就。藁城台西的铁刃铜钺在柯俊的鉴定文章发表之前，英国的Antiquity和日本的考古学杂志刊发的文章，都说殷代中期已能炼铁，不过又都指出因有人（即指夏先生）持异议还不能定论。在晋墓中的铝片被认为是后世的混入物后，夏先生即明示，今后“不要再引用它作为晋代已知冶炼金属铝的证据”。还有一则事例是对玉v玑的研究。这种牙璧形玉器，西汉以来的学者多认为是天文仪器，国外的汉学家也加以接受。但夏先生根据出土玉器重新审核，认为这种玉器有其自身渊源，可证明与天文仪器完全无关35。以上这三项认识都曾将中国古代的发明提前、或将科技水平与文明成就放大，且都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夏先生都坚持予以更正。

没有人能离开时代的影响。但是，如何在时代潮流的涌动中坚守自己所信奉的原则，在学术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从而努力使个人超越于时代之上，使学术的精神传诸久远，这是夏先生以其实践向后人展现出来的“智识分子”的任务和使命。

注释：

① a.《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同志逝世 首都隆重举行向夏鼐同志遗体告别仪式》。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沉痛悼念夏鼐同志》。c.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年第8期。

② 王世民：《夏鼐》，《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15年。

③ 夏鼐：《夏鼐日记》（十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下文引自日记的内容仅标注卷数和页码。

④ 葛剑雄：《被高估的民国学术》，《文汇报》2014年10月17日第15版。

⑤ 参见易社强（John Isreal）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102～103页，九州出版社，2012年。书中对清华生活的描述与夏先生清华日记中的诸多细节可相佐证。

⑥ a.徐复观：《论智识分子》，九州出版社，2014年。b.史蒂夫・富勒著、焦小婷译：《智识生活社会学》（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 life），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⑦ 夏鼐：《评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图书评论》第1卷第6期，1933年。又见《夏鼐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即将夏先生的主要成果分为考古学通论与考古学史、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考古研究、外国考古研究、历史学研究等。

⑨ 夏鼐：《无产阶级中的考古发现》，《考古》1972年第1期。

⑩ 相关系列研究论文参见《夏鼐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1 a.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绵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b.《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c.《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

12、33 夏鼐：《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3 a.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第10期。b.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4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此文发表后，夏先生又于1961年撰写《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当时曾打印若干但未正式发表，2000年收入《夏鼐文集》（上）。

15 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考古》1960年第2期。

16 a.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像图》，《考古》1965年第2期。b.《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c.《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7、22 夏鼐：《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

18 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

19、20、24 夏鼐：《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考古》1984年第5期。

21 夏鼐：《碳十四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23 夏鼐：《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考古》1972年第4期。1979年收入《考古学与科技史》一书时，夏先生补记了新测得的铝片成分，以及国外考古发掘中混入现代物的事例。经最后增补的文章见《夏鼐文集》（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5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前言，文物出版社，1984年。

26 夏鼐：《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7 夏鼐：《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考古》1985年第6期。

28 贝X茂树：《中国文明的再发现》，1979年日文版。夏先生曾分别在《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考古》1985年第6期）中转引此评论。

29 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

30 易社强（John Isreal）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73页，九州出版社，2012年。

31 在夏先生研究古代纺织品、钱币和古代交通等方面的文章中，相关的欧亚地图均未绘出国界。这一细节也许表明夏先生认为古代的文化是需要跨越国界来审视的。

32 三上次男：《悼念夏鼐先生》，《考古》1986年第7期。

34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见《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8篇

关键词：考古学；学生；素质培养；高师院校

中图分类号：G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0-0299-02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代考古学家夏鼐就明确指出：“虽然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1] 随着考古学的日益发展，不断有人对考古学的归属提出异议，但均不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基于考古学对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不少没有条件开设考古学专业的高等院校为了弥补单纯历史学发展中的不足，也都竞相开设了《考古学通论》课程，希望能够借助考古学的学术视野，为历史学科的研究提供更好的平台。 本文就笔者多年从事《通论》的教学实际出发，以此学科特点为基础，试述《通论》在加强历史学专业素质的培养方面的作用及途径。

一、《通论》可以提升学生专业素养

1.课堂知识传授形式多样。考古学是一门直观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单纯的理论讲解无法使学生掌握古代社会的发展情况。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提高教学质量，本课程的教学在以传统的课堂讲授法为主导的基础上，适合采用知识讲授和方法传授相结合，一般讲授和实践指导相结合，课内讲授与课后辅导相结合，传统方法与电子化教学相结合等多种方法。特别重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进行课堂教学，使知识讲授和图片资料相印证，增强学生的直观印象。如果时间允许，可以让学生模拟古代石器或陶器等器物的制作流程进行实践。这样更能增强学生对古代生活的历史感知能力。对于建有文物陈列室的学校，可将课堂搬至文物馆，并和当地的考古研究所和博物馆进行密切沟通，在授课期间组织学生外出参观考古发掘工地和博物馆，增强学生对考古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对历史文物的直观认识、感受。对于没有文物陈列室的学校，可以借助当地的民间收藏家和博物馆的藏品进行直观教学。

2.课外辅导注重学生探究性能力的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实施专业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从目前的高校培养方案来讲，仅靠一篇毕业论文来完成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参加科研活动的积极性、大力培养学生科研实践能力，考古学在课堂传授知识、激发学生科研兴趣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考古学的直观性和实践性，学生很容易对某些器物以及演变形式产生兴趣，老师可抓住这些兴趣点，进行合理有效的引导。

在学生选题阶段，教师不加多的干涉，教师只给予适当的指导。写作阶段，教师可在参考书籍及大体结构方面给予指导。这样，既保护了学生从事科研的兴趣，又使其在教师的指导下培养其查找与筛选、分析与综合考古知识和资料的逻辑思维能力，实现接受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相结合，为以后从事学术课题研究奠定了良好学术规范和经验基础。

3.加强与文博单位沟通，学生所学服务社会。学生所学的考古、文物理论知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不少学校由于没有文物馆不具备进行社会实践的条件。而社会文博单位也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将文物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传播到大众中间，却因为本单位没有足够多的人员编制而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将学校将文博单位联系成为学生实习基地，既可以使学生的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得到提升，又可以解决文博单位因专业人员不足而造成的尴尬。可以选择专业知识扎实、普通话标准、乐于奉献的优秀学生进行包括讲解礼仪、技巧、姿态、手势的培训，培养学生讲解员，组成义务讲解队，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到博物馆进行讲解。

4.知识竞赛和展板制作增强专业技能。学生有较强的参与意识，有极强的表现欲，如果我们能提供一定的场景给学生，由他们展示自己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理解水平，必能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检索能力、语言组织表达能力，进而提升专业技能，为探究社会历史规律奠定良好基础。知识竞赛和展板制作是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展示专业技能的好途径。竞赛的题目不能只是客观题，主观题目也要占一定的比例，主要考察学生对考古学文化的理解。展板制作的内容要丰富多彩，每期可以有不同的主题，稿件由学生撰写，展板照片可上传至网络，增强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荣誉感。

5.观看考古题材的纪录片提升专业热情。实践证明，适量的视频资料能够激发人学习的热情。历史专业的学生参与考古实践的机会毕竟有限，教师可借助计算机指导学生每周观看一部考古题材的纪录片或视频，帮助学生加深对考古学的认识、理解和掌握，进而更深刻的理解历史。如为了让学生了解秦朝的陵墓制度，单纯的秦始皇兵马俑图片以及秦始皇陵平面布局示意图恐怕很难向学生解释清楚，教师也不必再费时间和精力去制作更多的课件，CCTV10拍摄的《秦始皇陵》纪录片对秦始皇陵的建造过程、有争议的问题等进行了很全面的解说，由于纪录片时间较长，完全可以安排学生课下观看，教师只需要向学生提问几个有启发性的问题以便在观看视频时思考即可。

二、《通论》可以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1.考古学发展可以激励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社会共同培育起一种强大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的培育需要从点滴做起。随着网络科技的进步，大学生了解世界的脚步也在突飞猛进的跟进。部分大学生在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序失范现象，表现为盲目崇拜西方，缺乏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通过考古学的学习，可以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由于目前中国在某些科技方面落后于西方，部分学生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认为我们科技一直远远落后于西方，进而对正在学习的科学文化知识创新产生轻视的心理，认为只要从国外引进现成的技术就行，再努力学习也赶不上西方。考古学在讲授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科技实物资料进行系统归纳，如杠杆、滑轮、翻车等，通过丰富的考古发现，让学生直观地认识到在科技创新方面，中国在古代一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2.考古学知识可以提升个人内涵。一个人的内涵是要从很多方面去体现的，言谈举止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而要想使自身的言谈举止显得有品位，必须得扩充知识面，头脑充实了，知识渊博了，从内到外都显得有涵养。古人讲“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这个道理。作为历史的文明古国，文物对大多数人来讲并不陌生，但调查研究表明，不少学生虽然学习过历史，其历史综合、分析能力也不错，对文物也有比较浓厚的兴趣，但由于缺乏美术学、宗教学、音乐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的文科知识背景，而不懂欣赏，不能发现、发掘文物的固有价值，很难从中得到心理和精神上的满足。文物欣赏是能够从考古、历史、美术、音乐等方面进行较快提升个人修养的切入点。例如在进行器物类型专题讲解的过程中，侧重于器物的纹饰、造型风格和社会价值等方面的讲授，引导学生增加多学科专业知识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更多的哲学知识，处理好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掌握更多的宗教知识，使学生的胸怀扩大，超越功利，掌握更多的美学知识，使学生与世俗人生保持适度距离，生活得有情致、有韵味，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提升。

3.考古学的多学科交叉性锻炼学生开放的思维能力和合作精神。在学科属性上，考古学虽然归属人文学科，但起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物学也与考古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测量学、绘图、摄影、修复工艺、翻模、拓印等应用学科也是成为考古工作必备的技能，考古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得到这些学科的支持与协助，才能完成各项研究任务。通过对考古学的学习，学生认识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必须得到周围事物的支持，方能变得强壮。有助于学生在遇到问题时，从多方面、多角度思考问题，不钻牛角尖，和同学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交流，培养其合作意识，锻炼其融入社会能力。

总之，充分发挥考古学学科特色和优势，把学生培养成“厚基础、强实力、宽口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这不仅是历史学发展所需，更是考古学建设的目标。

参考文献：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9篇

关键词：辩证唯物主义；高校；考古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264-02

高校考古教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热门学科。但目前考古学专业教学存在很多弊端，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如何改革高校考古教学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任。本文认为高校考古教学改革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形成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学理论和方法三位一体的改革体系。

一、用“求是”的理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考古专业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制度。21世纪中国高等院校培养考古人才的标准是懂得文物考古法规、多学科基础知识扎实、学术思想进步、具有娴熟的田野技术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综合人才。然而，当代考古学人才的培养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方面高校内部考古学科的资源仍相对匮乏。“考古学本身是一门基础的人文学科，但其研究理念和方法技术却具有文理交叉的性质，在对古代遗存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多种仪器设备，也需要具有多种知识背景的人员”[1]。如果高校过于看重招生数量和规模，依据招生盗颗渲醚Э谱试础⑷范ㄊψ时嘀疲或者简单地将考古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进行资源配置，就会严重地限制考古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另外，考古专业的课程设置也不甚合理，专业分割过细，知识结构单一，多学科融合层面相对薄弱。此外，在硕士研究生培养层面上，面临着本科非考古专业的人数较多、生源基础差的问题。很多考古专业本科生放弃了本专业的学习深造机会，改行从事其他专业的工作；大量的非本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却带着对考古学的误解步入考古专业攻读硕士学位。这些学生的考古学专业基础相对较差，在硕士阶段首先面临的就是考古学专业基础和专业实践的补课问题，更高层次研究能力的培养无疑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博士研究生由于种种因素限制，与研究课题相结合的田野工作难以开展，因而导致依托田野发掘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的博士学位学术成果数量不多。要改变这一现状，关键是要实事求是，立足于人才培养现状深化改革。总的说来有两个原则：一是高校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成为向社会培养输出优秀人才，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二是必须尊重自身的发展规律。考古人才培养改革必须在保持专业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和课程体系改革的全面发展。总之，在考古学的人才培养方面要实事求是，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该怎样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设置学科内容都要从实际出发，不可人云亦云，照搬照抄。

二、根据运动理论促进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要依托于人才培养目标，而人才培养目标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培养什么样的考古学人才不同的历史时期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学科建设也要不断改革和完善，用运动的原理改革学科建设才是正确的方向。

首先，用运动的观点构建史前史。史前史占据人类历史的很大一部分，不能忽视，特别是人类、农业和文明三大起源问题。将这些考古学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时补充到学科中，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启发他们从世界历史体系角度来审视中国古史，弥补了文献古史的不足和局限。

其次，用运动的原理建设考古学学科体系。“考古学的研究打破了中原中心论的错误与偏执，将中原之外的灿烂文化揭示出来。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学科体系构建时需要重点关注，比如商时期的四川盆地出现了不低于中原文明的三星堆文明，北方草原也有极富游牧文化特色的青铜文明。通过与文献的对比，有助于学生摒除中原文化优于其他地区文化的错误史观，对于学生树立以考古学学科新知识体系为基础的正确历史观有重要作用”[2]。

再次，用运动的原理丰富历史学学科资料。教学中要适当增加史料比例，将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讲授，引导学生对史料进行辨析、解读，将历史文化的背景与考古资料对照分析，增强学生的证据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比如，礼制在中国古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政治、思想和民俗上都有诸多表现，文献记载相当普遍，而其物化表现形式也在考古资料中大量存在，在教学内容设计中应将这些内容突出。

第四，地方史的研究往往是地方院校历史专业的重要内容。我院考古专业根据考古新发现及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红山文化等特色考古学文化内容，使学科建设随着考古发现不断推进。这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识，并有助于学生地方文化情结和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形成。

总之，考古教学很多领域都有扩展的空间，考古学的学科建设要与时俱进，教学改革也应永远处于运动中。

三、根据实践理论更新教学理念

考古实践既是培养考古专业研究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因此，考古教学改革一定要遵循实践的原则。

首先，考古学是文理交叉学科，实践环节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考古学专业应该加大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实践的力度，进一步完善教学体系。目前，学界以及教育界己经认识考古实践在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比如，开创了田野学校这一培养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新途径，期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课堂讲授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

其次，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国家各项事业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研究生阶段的田野实践应被纳入考古学科研究生专业的培养计划中，以便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达到高校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之培养目标。

再次，考古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其发展既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受到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田野调查虽然也受以上因素制约，但仍然不可或缺。同时，田野实践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根据当前对考古学人才的要求：即着重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过硬的基本技能和创新能力，我们认为田野实践的开展和推行对我国高等院校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校研究生教育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落实科研、理论、实验交叉融合的保障。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在注重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基础训练的同时，应着重培养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学术创新能力”[3]。在教学改革中，除了要强调进行考古学的基础训练，即要求研究生熟练掌握国内外考古领域的基本理念、调查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同时更要注重培养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进行学术创新的能力。

四、用发展的观点促进教学方法改革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遗迹和遗物，考古专业的学生需要熟悉各时期遗迹、遗物的特征和演变规律，因此教学中直观的内容占有较大比例。而传统的考古教学一般是课堂灌输，缺少考古调查、发掘和遗物等直观、动态化演示，因此，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审视课堂传统教学模式改革。在课堂教学中要采用大量r活的图片和视频资料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和研讨兴趣，因为考古学本身就是直观的、动态的，学生学习方法也在不断在调整变化中，所以考古教学方法也要不断变化。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多媒体技术在考古学教学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在教学当中，多媒体教学法的高效、规范、声像结合，大大优化了考古学教学，并被学生所接受。在考古教学中采用这种教学手段，可将抽象内容具体化，将复杂事物简单化，将微观事物宏观化，并能多角度地向学生传递教学信息，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另外，通过多媒体教学，又可以节省时间，来进行其他的课堂教学，如组织和本节课相关的课堂讨论、学生主题发言、读书报告会等辅教学活动”[4]。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教学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及课堂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对于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开拓学生学术视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丰富、轻松的学习环境。多媒体技术，使教学内容形声化、表现手法多样化，对学生的感官进行多路刺激，使学生处于一种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学生听课造成的疲劳和紧张，充分调动学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除了采用多媒体技术外，还要综合分析各个门类考古的学科特点，用“发展”的理论调整教学方法。因为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学科，它和历史学、古文字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植物学、动物学、体质人类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提供各个门类相关的考古学信息，培养专业性强、学识精深的各门类考古学人才。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教学方法的改革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而调整。

总之，高校考古教学改革要立足于时代需要，实事求是，要不断完善学科建设，遵循考古学的实践性原则，不断改革创新，更新教学方法。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指导高校考古教学改革，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必将取得很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韩国河.关于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6）：137―138.

〔2〕彭长林.历史专业考古学教学改革探讨[J].凯里学院学报，2015，（01）：164.

〔3〕王春雪，陈全家.浅析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途径及方法――以考古田野学校为例[J].高校研究与实践，2012，（04）：66.

考古学知识范文第10篇

自从我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之后，已经被无数好奇宝宝的奇葩问题围攻――“考古就是盗墓吧？”“你又要去哪挖墓啊？”“你挖出来的宝贝是不是可以卖很多钱呢？”……一般遇到这些问题，我先是在心里翻过无数个白眼，然后恨不得马上以自己亲身的体验来告诉大家考古学这个专业到底是个啥。当然，让我官方地介绍这个专业的学术渊源、学科背景，可能会有点无聊，不如让我来谈谈我们的考古学术生活吧，相信这样可以让你更加真切地了解这个专业。

这个专业都学些啥？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成立考古学教学科研机构的高等学府，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设立的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下设考古学专业，1983年将其单独划分出来，成为考古学系，在2002年更名为考古文博学院。可以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虽然考古学专业招文科生，但是该专业实际上是一个文理交叉，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专业。在本科阶段，考古学专业的培养方式主要是通识教育，学校不会让学生只进行一个历史阶段或者一个专门领域的考古学习，而是让学生对考古学（主要是中国考古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且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入门式的学习。总之，本科阶段的考古学专业最终培养出来的是能够进行考古学初步研究的专门人才。

让人“脑洞大开”的期末考试

记得我当年《动物考古学》的期末考试题目是辨别动物骨骼，即随便给你一块残缺的动物骨骼（因为考古发掘到的动物骨骼多为残损），你要辨别出这是什么动物（主要包括牛、羊、马、猪、鹿、狗、鱼等）的什么部位。在刚接触这门课程时，我们连续几个星期待在标本室里，天天对着一桌子的骨骼，分辨羊和鹿的胫骨，分辨牛、羊、马、狗的牙齿，几乎要崩溃。不过，真正掌握这门课程以后，在考古发掘的实际运用中，我们基本是可以一看到一块残缺的动物骨骼，就能立即判别出它是什么动物的骨骼了。《人体骨骼学》也是一样的，期末考试的题目有可能是给你一个带有几颗牙齿的人的下颌骨，让你对照牙齿磨耗表，判断这个人的年龄。这听起来貌似很难、很变态，但是当你能真正掌握到相关知识的时候，会有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当然，如果你因为学习了某个领域的课程而喜欢上了此领域的考古研究，那就更好了！我就是这样，在大三的时候学习了我导师教授的《丝绸之路考古》之后，便决定在研究生阶段继续学习此领域的知识。

专业实习：无田野，不考古

考古学专业的实践性非常强，如果只是纸上谈兵，就永远不会理解考古学的本质，可谓是“无田野，不考古”。当你有了足够多的田野考古训练，你才有可能熟悉考古发掘、整理、、研究的全过程，你才能看懂考古报告（这是考古发掘结束后，将发现的文物以及发掘过程公之于众的一种形式，也是学者进行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材料）。所以，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学校都为考古学专业的学生安排了较长时间的考古实习，让学生了解到最为真实的考古现场。我读本科的时候，曾经在山东龙山东平陵古城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考古实习。我和同班的小伙伴们在那个小农村一起考古，同吃同住，从最初的清理玉米地杂草到打探铲、布方、发掘、整理、绘图、写报告，体会了田野考古的整个过程。

一些高校也会派考古学专业的学生参加国外的田野考古发掘，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就与英国牛津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波兰华沙大学等学校保持合作关系。

曾有人编了一个段子调侃考古人的状态：“文能提笔写报告，武能拿锹收稀泥。单手可以打探铲，双眼能够断水平……进可墓里清尸骨，退能室内修复齐。风餐露宿家常饭，野外方便不稀奇。”

毕业去向

考古学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专业，大部分学生最后会走上学术的道路。本科生毕业就直接参加工作的人很少，即便参加工作，其工作内容也基本上与考古学专业无关。

考古学可以算得上是冷门专业，虽然近几年鉴宝类节目，还有《盗墓笔记》小说的风行激起了人们对古代文物的关注，但这基本上与实际的考古学专业没什么联系。如果你追求的是一种刺激感，我建议你还是不要选择考古学专业了。当然并不是说学习考古学就一定要做研究，做到你满头华发。你也可以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媒体、市场、教育等多个领域，进行跨学科的尝试，从考古学专业出发寻找相关的工作，比如去拍卖行、艺术画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