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基本知识范文

考古基本知识篇1

今年又是一个高三年，为了进行有效的复习，取得较好成果，下面我浅谈对高三历史复习三阶段教学中的体会与认识

根据高中历史课程所倡导的突显学生认知的主体性、规律性、层次性的要求，以及高三教学阶段的特征和实践经验，高考复习以三轮复习的效果最佳，即第一轮要重视基础知识，第二轮专题复习是明确重点、难点，第三轮冲刺阶段复习和综合复习。

三轮复习法中把高三的复习时间大致分为三段，每段时间里的复习目的各有侧重，时间长短也各不相同。在大约10个月的时间里，科学安排好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6个月，进行基础复习，以教材内容为主，包括教材标题、具体内容，做到事无大小、轻重，均一一过目，理清各标题之间的关系。目录是知识的框架，只有把握了历史框架，才能将零碎、无序的具体知识点归属弄清楚。这样理清重点、难点，夯实基础，掌握基本的答题方法。第二阶段3个月左右，以理清历史线索并进行知识拓展为重点。第三阶段近1个月，进行综合复习，查漏补缺，强化训练，注意跨学科综合、热点问题等。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是历史教学的最终目标，也是检验复习效果是否理想的主要手段。

1.第一轮的复习

第一轮的复习目标是要重视基础知识，突出主干知识。

基础知识是最重要、最常用、最有学科特点的知识，它是学生高考致胜的关健，是二轮升华的前提。因此，学生必须"系统全面、扎实、准确"的掌握基础知识、主干知识。

基础知识主要包括历史现象、历史概念的本质内涵，以及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和所产生的影响等。对基础知识的把握，我们坚持"全、准、深、新、细"的原则。"全"即复习要全面，不能漏掉《课标》中规定的任何知识点，在此基础上强化重点；"准"即对知识的识记、理解、阐释要准确；"深"即对历史现象、历史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的认识要深刻；"新"即对历史知识要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来认识；"细"即注重细节，近几年文科综合试题启发我们必须抓好细节，很多问题并不难，但考查很细致，细微处显精神，细节决定成败。

2.第二轮复习

第二轮复习要明确重点、难点。深刻理解每一个知识结构及其知识点中的重点，突破难点，把握知识结构内部之间的联系。同时进行解题训练，提高应战能力。在掌握住基础知识的前提下，为了提高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必要进行关于知识的整合、迁移和运用的训练。

关于知识的整合和迁移的方式，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2.1总结重要的历史专题。

例如：（ l ）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史：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国古代赋税制度，重要兵制，重大战事。（ 2 ）中国古代经济史：古代生产技术的进步，江南经济的开发，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货币的发展。（ 3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历代各少数民族的演变，中央对周边地区的管辖，民族融合的发展，少数民族的重要制度。（ 4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中国古代与古代各个朝代与周边国家的位置关系，交通路线，友好交往的史实，相互间科技文化的影响。（ 5 ）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古代思想史（儒家思想发展史），科举制度发展史，文学艺术发展史，政治经济背景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将教材上的知识依据一些专题重新组织起来，最好不要做成流水账的样子，高考不会出那样低水平的问题，应该根据历史发展的内在特点，找到发展的重大阶段和规律性的东西。

也可以把中国近现代史分为屈辱史、抗争史、探索史，世界近现代史部分分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国际关系、国际共产主义史等专题。

2.2把握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来，这些阶段性呈现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历史横断面，这些横断面既是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依据，相应的也就会成为考查我们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现象认识的重要切人点。与考查历史发展的线索相比，考查一个历史横断面在命题上自由度更大，也就是说命题者在这种命题思路下有更多的思考和选择的余地，同时，多数这类题目的难度也要高于依据历史线索形成的题目。

这一阶段的复习主要是要求我们正确的划分历史阶段，然后根据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的不同特点来确定应该从哪几个领域分析其特征。

2.3把握热点与历史知识的有机联系。一方面要联系时政热点，以史鉴今，史为今用，以历史知识、观点为基础，使热点和历史知识之间做到有机的联系；另一方面应针对题型变化、能力要求提高的趋势，在具备掌握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加强能力的培养和训练，通过剪报、阅读、摘记、写概要等方法扩大知识面，拓宽视野，开阔思路，提高文字表述能力。

3.第三轮复习

进人第三轮复习，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冲刺阶段复习。这一阶段的复习过程中，应合理地分配时间和精力，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具体到历史科的复习就应该：在常规教学上坚持两个回归，即回归教材和回归本质。

3.1回归教材由目前的考情决定，也和学情相一致。高考命题的走势主要表现为强调对"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具有的学习能力"即学科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能力的测量，"不追求学科知识和能力的完整性，不考虑学科内容覆盖率的大小"，考查与"现实问题相联系的基础的、核心的、可再生的学科内容"。高考命题的依托是大纲所列举的考试范围之内的课本知识点，并对知识作一定的再生、延伸和集中，要求教师有意识地强调和引导学生根据教材知识要点来思考和回答问题，高度重视并熟练掌握教材中的基础知识结构、结论、史实甚至表述方式，澄清以往感觉模糊的知识点，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应试得分率，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损耗和失分。

3.2回归本质由目前的学情决定，符合高考命题要求。本质是历史知识的内在联系、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基本属性。对历史事物和历史现象的本质认识既是高考命题的侧重点，又是学生认知结构中的薄弱环节。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比较纷繁复杂而具体，把握其演变线索、趋势和规律的关键是从本质特征出发。历史现象的本质（隐性知识）和显著特征（显性知识）往往通过人与人的政治关系或人和自然的关系显现出来，发现和分析历史现象的主要本质特征（理解层面）就意味着掌握完整描述（记忆层面）现象的原则和方法，这是提高效率的基本方法。

考古基本知识篇2

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④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⑤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⑥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⑦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⑧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⑨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⑩“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輯訛輥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輰訛輥“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輱訛輥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輲訛輥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p#分页标题#e#

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輥輳訛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入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音乐考古学科建设要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拓宽了“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新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考古学定位为一级学科。音乐考古学科时逢成长的大好机遇。事业是学科的依托和动力，事业的发展需要队伍保障和政策支持，也会对相应学科提出刚性需求，并推动其发展。音乐考古学者应该在遵循学科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紧密与文化遗产事业相结合，力求进步，积极贡献。

加强学科理论建设和基础性工作。通过开题立项和学术交流，梳理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建立学科规划和目标，建立专业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p#分页标题#e#

考古基本知识篇3

[关键词＼]高职；古代汉语；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4）25-0069-04

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必须开设的一门基础课、工具课，也是高职院校师范教育类语文教育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在整个专业知识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近年来，高职院校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更好地了解高职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提高教学改革质量，我们必须努力探索新的教学模式，以适应高职院校课程教学改革的要求。

一、高职院校古代汉语的教学目的

高职院校的古代汉语课是为师范教育类中文专业学生开设的，是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一门主干课程。对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早在1991年，国家教委师范司就在《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大纲》中明确指出：“古代汉语课程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掌握古代汉语基础知识，提高阅读古籍的能力，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并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文言文教学，提高中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这项规定对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进行了详细说明。但相对于高等本科院校的古代汉语来说，高职院校古代汉语的教学目标和要求相对要低一些，这和学生的基础、课程类型、课时数，教学方法等有所差异有关。正是因为存在这些差异，本课程在高职院校中，其教学目的主要是帮助学生掌握古代汉语常用的基础知识，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同时为学习中文专业其他学科扫除语言文字障碍，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和文化素养，并借此来了解和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二、高职院校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调查分析

由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枯燥、历时久远，具有一定的难度，其实用价值不能在短期内体现出来，因此，在高等专科院校中，尤其是高职院校中，普遍不重视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大量压缩课时，这一现象给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也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使从事古代汉语课程教学的教师面临诸多困惑。为此，我们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对高职院校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进行了详细调查分析，这些调查结论可以为新时期高职院校新课程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目标提供参考。

通过各种方式对高职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进行调查，我们发现目前的教学现状堪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古代汉语课程的学习兴趣不高

尽管古代汉语是高职院校语文教育专业的必修课，但大多数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积极性不高，态度不够明确。在我们调查的所有问卷中，只有18%的学生喜欢古代汉语，有的学生则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学习古代汉语。这一调查数据充分说明高职院的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学习兴趣不高，学习态度自然也就不端正，课堂教学气氛沉闷，课堂上甚至出现一些学生看课外书玩手机等现象。

据调查分析，之所以出现大量学生不愿意学习该课程，是因为，一方面，学生认为古代汉语是中文专业中最枯燥、艰涩难懂的一门课程。因为古代汉语的学习内容为古代的语言，特别是上古时代的语言更难懂，即使学习作品也是以古代的文字、词汇、语法等为基础的，再加上有的教材是繁体版，语言时代的差异使学生理解语言文字有困难，一谈到学习古代汉语就觉得难学、难懂，产生畏难情绪，甚至排斥。另一方面，学校对师范教育古代汉语课程的认识存在偏差。受就业压力等社会因素的影响，高职院校偏重于培养学生的实操技能，而轻视人文素养的教育。作为学习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课程之一的古代汉语，从实用性的角度就被大多数高等学校忽略，似乎古代汉语在就业中根本派不上用场，由此使学生产生了学习古代汉语并不重要，学不学无所谓的态度。特别是高职院校的学生普遍认为，将来他们从事的中小学基础教育很少用到古代汉语，用中学接触到的那些古文知识就足够了。其实不然，随着高考制度的改革，将加大基础教育语文知识的学习，古代汉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自然要受到重视，如果当代大学生不好好学习古代汉语，将来很难胜任中小学的语文基础教育工作，对基础教育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对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从我们调查的问卷统计结果来看，高职院校对古代汉语的重视程度也令人担忧，学校对此课程的课时安排逐年缩减，基本上不能够完成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来就是中文专业中最难教也最难学的一门课程，课时量又少，根本无法达到本课程教学计划的目的。据分析，一方面是近年来打着就业旗号的各种考证现象的升温，使得学生为了就业而参加各种考试，学校也为此提供各种考证的培训。另一方面，学校为培养学生的能力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开设五花八门的选修课，使得学生真正学习本专业的基础课程时间大大减少，更不用说学生自学专业知识了，很少有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去买一些跟古代汉语有关的书籍，来拓展古代汉语的学习能力。由此可见，学校和学生对古代汉语的重视程度都比较弱。

（三）缺少高职院校使用的古代汉语教材

我们对目前高职院校使用的古代汉语教材进行了调查，大部分院校所选教材与本科院校使用的教材相同。教材内容多而复杂，专科阶段的学生基础比较差，接受这些教材内容有一定的难度，并且高职高专学生学习专业课的时间又有一定的限制，再加上较少的授课时数，远远达不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我们调查学生是否喜欢目前使用教材的结果显示，有81%的学生不喜欢。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比例，最主要的原因是跟我们选取使用的教材有关。目前使用的教材，包罗万象，知识内容广而博，但难度大，缺乏实用性，与高职院校注重实用性人才培养的目标脱节，所以不太受高职院校学生青睐，教师使用起来也费劲，这也是导致大量学生对古代汉语不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四）传统的古代汉语教学模式单一

古代汉语教学内容繁多，理解难度大，在教学时数不足的情况下，许多从事古代汉语教学的教师主要采用传统的“满堂灌”式的讲授法，知识内容讲完就了事，虽然充分体现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但忽略了学生接受知识的主体地位。正如钱毅所说，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养成了“上课记笔记、下课看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全忘记”的学习习惯，这种现象在高职院校表现得更为突出。＼[1＼]高职院校的学生有自己的优势，动手能力强，我们教师完全忽略了学生的特点。同时，传统的古代汉语教学手段缺乏直观性、丰富性，有些教师，只是运用现代语言表述，很难直观地传授给学生，特别是一些教师，对多媒体运用不太熟练，往往还是用粉笔在黑板上不停板书，讲得沉沉欲醉，学生听得昏昏欲睡。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过于单一，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对高职院校课程建设人才培养也极为不利。

我们对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初步分析，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的转变，侧重于实践技能的教学培养目标，注重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而轻视人文素质教育；另一方面是高职师范生在寻找就业岗位时往往因缺乏实践能力而被拒之门外，并且与师范院校的本科生相比处于弱势地位，使得高职院校师范生面临就业的严峻压力，从而让学生形成了古汉语学习不重要，学不学无所谓，学不好也无所谓的态度。更为严峻的是部分高职院校对该课程有偏见，认为古代汉语只不过是“故纸堆”“老古董”，既与现代生活脱轨，又与市场经济缺乏直接联系。于是，学校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而增加了许多所谓的实践技能课，大量压缩汉语课程的教学时数，尤其是古代汉语的教学时数被大幅度削减，远远不能完成该课程的教学任务。本来古代汉语的专业性就很强，教学内容涉及面广、难度较大，又由于高职院校学生基础薄弱，这门汉语学科自身又枯燥乏味，再加上教学模式的陈旧，使得大多数学生对该课程不感兴趣，让从事古代汉语教学的教师处于尴尬的境地，面临着诸多的矛盾与困惑。为改变目前高职师范教育古代汉语的这种教学现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实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必须对该课程进行大胆改革探索。

三、高职院校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探索

我们从高职古代汉语教学内容与目的及目前教学现状出发，并参考兄弟院校同类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经验，主要从课程设置、教材选取、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与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探索，提出以下改革建议：

首先，从课程设置上，适当增加与古代汉语相关的选修课。从我校近三年古代汉语教学时数的削减来看，古代汉语的教学陷入巨大困境，达不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和培养学生的最终目标。学校为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而在大量削减课时上做文章，其实这样未必有效。高职院校学生由于专业知识的欠缺，谈何培养实践能力？学生对此也苦不堪言。因此，我们必须科学对待教学课程设置，如果确实需要削减，为其他课程让时间，可以变相增加一些选修课程的时数，例如可以围绕本课程知识，适当增加一些古代传统文化的内容，以增加学生的知识量，从而培养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兴趣，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其次，对于教材，最好要精心编写适合高职院校学生使用的教材。教材改革，也是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重点。选取什么样的教材适合高职院校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徐小兵指出，目前几乎没有专门的高职古代汉语教材，师专古代汉语教材也很少，很多高职高专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所选教材均是通用教材。＼[2＼]针对高职师范教育的教材更是欠缺，多数选用传统的师范本科院校教材，而且选定一本教材连用数年，作为从事该课程教学的教师，知识得不到更新，不能了解本专业课程的最新研究动态，在给学生传授知识时视野不够开阔，应对教师和学生都不利。因此，我们应大胆尝试从教材上下功夫，编写出适合高职高专层次的学生使用的教材，教材的编写应有针对性和实用性，教学内容并非都要面面俱到，目前我们高职院校的一些教师正准备着手解决这一重要课题。

再次，构建以“夯实专业基础，提高实践能力”并进的课程教学内容体系。课程教学内容是教学的主体，也是教学目标的直接体现。我们应该选取适合高职院校学生需要的教学内容传授给他们，让学生在接受知识熏陶的同时，通过实践提高各方面的能力。针对高职古代汉语课程内容，我们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压缩一些传统的教学内容，增加补充一些新颖且紧跟时展需的教学内容，从而增加学生的求知欲望，扩大学生的视野，使其及时捕捉语言学界的最新信息。这也是培养高质量人才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近两年在教学中也一直在尝试，学生反响较好。

最后，积极探索一套适合高职院校学生需要的教学手段与方法。在多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知识信息也在飞速传播，作为高职院校教师，我们更应该紧跟科技时展的步伐，不断更新观念，大胆创新，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不断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实践教学方式要灵活多样。张志梅在师范专科院校古代汉语教学中就提出，古代汉语教学应引入丰富多样的教学手段，如“深入浅出”式、“身体力行”式、“手舞足蹈”式等，此类形式，张志梅称之为“佐料”法。古代汉语就像待烹的山珍野味，而灵活多样的教学表现形式则是“佐料”，“佐料”用得好，“山珍野味”才显得美妙。＼[3＼]古代汉语教学手段多样，可以把课堂交给学生，让学生参与教学活动。例如我们让学生更换角色，承担文选课部分篇目的讲读实践训练，一个班分为几个组，每个组承担不同的篇目，集体备课，分组训练。这样让学生当教师实践训练，一方面对所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加以巩固，达到活学活用的目的；另一方面培养学生自己动手动脑的习惯，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还有，提前布置一些任务让学生自己上网查找资料解决问题，以及结合地域文化寻找生活中的语言问题，帮助他们理解古汉语知识等，学生的积极性非常高，既培养了兴趣，又扩充了知识，实践能力也逐步提高。

综上所述，从古代汉语教学目的与内容出发，结合高职院校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目标，我们调查了高职语言课程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并进行了分析，发现高职古代汉语的教学方法单调，教学内容陈旧，重理论，轻实践；课堂上学生感觉教师传授的语言知识枯燥乏味，缺乏浓厚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不佳等。为了摆脱目前所面临的教学困境，笔者结合自己所在学校特点及近年来从事古代汉语教学的深刻体会，尝试对古代汉语课程教学进行以上改革探索，重新审视课程定位，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寻找新的教学模式，以适应当代高职院校课程教学体制改革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钱毅.古代汉语教学现状分析与改革建议＼[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3）.

＼[2＼] 徐小兵.高职高专古代汉语课程定位及教改探讨＼[J＼].文学教育，2011（12）.

考古基本知识篇4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 知识品格 知识选择 认知维度

中国要逐渐拥有足以和现在的体制相匹配的文化精神，其中一个途径就是要从高等教育入手。在这个使命下，高等教育一定要做好文化自觉意识的理念准备和教育体制的稳步推进准备。何谓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言：“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种文化自觉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其中中国古代文学教育需要进行观念的更新。

通过高等学府中的人文教育培育国人一种集体的、核心的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知识品格和观念品格确立的主要渠道。多年来，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中泛泛的道德教育，已经向我们展示的是无力和脆弱；纯粹的语言文字教育，展示的则是无法接近知识深度的无奈和尴尬。所以文化教育不仅仅是道德教育和语言文字教育。在当今时代，只有从知识形态本身入手，促进科学与鉴赏的结合才是高等人文教育的实践力量。

目前，文学教育所承担的以语言艺术为核心的教育使命并不能解救文学教育，因为，由智力出发的语言艺术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中文系学生所应习得的语言能力应建立在对自然和社会知识体系的认知和辨析之上，只有这样的语言才具有真理性并富有生命力。在高等教育阶段，必须处理好文学教育和知识本身的关系。从知识观出发的文学教育，将改变一切文学教育的路径。

一、“知识社会学”理念在教育体系中的运用

“知识社会学”的概念是马科斯·舍勒在其著作《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中提出的，后经卡尔·曼海姆的发展成为一门引起广泛注意的学术成果。“知识社会学”关注的核心命题是：研究知识、思想的发生与社会的关系。涉及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在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影响。将这一理论从西方带到中国的，是李安宅先生的《孟汉论知识社会学》。他将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引论》中的第五编翻译成中文。这篇译文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另印了单行本，名为《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是一个从哲学本体意义上讨论知识和社会中一切运行体制、社会中一切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各种组织体系中，教育是保存知识和传承知识的主要载体。当今在教育学领域中越来越注重从“知识”视角来反思大学的身份，如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强调在知识传承中的大学身份：“大学是现代社会的知识中心，它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深深地卷入社会发展的格局之中。”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他2001年的就职演说（刊登于2009年3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中，反思当今大学教育体制下学生的知识构成：“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至少在一所大学里，很少有人会承认说—几乎没人能骄傲地承认——从未阅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时他补充说，“但是要说到不认识染色体基因，那再正常不过了。”时至今日，科学的发展日益细致，而中文系的学生并不在这个知识领域中出入。

在当今的人文学术界，同样开始关注知识本身。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是人文学界又一杰出的哲学著作。它反思西方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来考虑知识和人类理性的关系，“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欧洲背景下，古代知识系统得以向近代知识学科体系跃迁的可能性做了深刻的话语内的历史性考察。其考察核心之一便是‘分类’，故而其第五章就叫‘分类’，在福柯看来，‘分类’即对物的‘同一性’的不同思考体现了不同知识体系的差异。而知识体系从一种分类向另一种分类的裂变，体现的是知识体系自身‘认识型’的裂变”①。无论马科斯·舍勒、卡尔·曼海姆还是米歇尔·福柯，他们均从哲学的高度引领世界学人的思考角度，而教育体系作为主要的知识传播途径，需要以“知识社会学”的高度反思自我的现状。

二、课程体系中的知识选择和认知维度的扩展

国家在制定课程政策时，由教材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决定了哪些“知识”可以进入到人文体系的传承中。现代大学课程体系中的知识传承渠道是以“教材”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中篇章的选择与删改，是国家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人文教育来说，只有广阔的知识认知才能引导心灵产生整体的、深刻的观念认知。大学古代文学教育应该关注与科学发展相关的社会文化，关注自然知识的社会属性，人文教育必须要借助自然科学知识来扩展人的元认知能力。

目前古代文学教育的教材版本，主要有“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类，在“作品选”的范畴内比较权威的有朱东润先生的《历代文学作品选》等等。之外，比较新的成果是近年来很多高校从文体的角度，重新编选古代文学作品。这类“作品选”着重于对文体意识的培养。在“文学史”的范畴内，其教材版本主要有郭预衡、袁行霈、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从思想、语言、文学史的角度，提及并分析一些文学作品。这些教材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大致构成了今天古代文学教育的主要知识来源和国人基本的公共话语资源。

在现有的人文教育传承体系中，唯一缺乏的是从知识的角度出发去对中国传统的文献进行选编推广。编选这个行为本身，代表着我们对传统知识和文化在当今价值的重估。对于古代文学教育，我们似乎过重于观念和思想的教育，而忽略自然科学知识如何有效地进入到人文体系的教育中。我们今天所提供的人文观念、人文教育分析研究体系，缺乏和传统知识体系（而不是观念体系）相勾连的机制。在文学教育中所做的正是要凭借一种知识反思把握中国的古代文学中的知识体系。

从知识角度出发的选编，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学作品。何谓文学经典？最早的文学经典即是人类文化的起点。早期文学中浑然不分的学术形态，体现的是人们在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礼乐文化的传承中，所获得的感知世界的能力，表现在文学上，则是一种智力的训练和语言表述习惯的逐步形成。早期经典的语言表达方式参与了人类思维的形成和文化的创建，客观的知识通过语言的形式开始取得一种清晰性和审美感知。语言的完善性能够与早期知识形态的完善性相容。因此，就知识与语言的关系看，所谓的文学实际上一种知识和语言对我们的文化所做出的规定。

我们举例来反思一下古代文学作品选编中的盲点。对于《史记》的选编，基本每一个文学史、作品选，都选有本纪、世家，但竟没有一本选书、志。本纪与世家，是以人为主题，以情节为手法表现人文价值理念的文体形态，而书、志则是关于天文、地理、律历等基本自然科学知识的描述。这些知识本是每一个世纪中每一位文学学习者的知识修养，也应是我们这些从传统走过来的国人的基本知识修养，然而我们的文学教育竟从不关注。唐朝曾发起古文运动，提倡文学创作应具备鲜明的知识品格和实践品格。伴随这种理念，唐代的文学界诞生了一种文体“记”，其创作数量惊人。唐代古文运动主张散文应恢复“文以载道”的现实品格，韩柳古文运动所提倡之道者，即为物理、事理也。其中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古文运动的主要文章形态。关于柳宗元山水散文的选编，对其《永州八记》中稍稍涉及一点地学知识的散文，则宁缺而不选，文学对自然科学的排斥竟达到这种地步！古文运动所提倡的文章应体现鲜明的知识品格，在今天的知识传承中并没有得到弘扬。或者夸张一点说，这种选编是对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精神的一种背叛。

今天知识的分科，虽然使文学教育有了自己的专属领地，即思考我们传统的人文价值理念和语言艺术。然而没有古代传统的知识体系，就没有古代传统的思想体系和语言体系。这就涉及思想、知识和语言这三者的关系。今天在古代文学学术界，我们有很多研究方法，但没有一种方法体现了从知识出发，从而在知识的有序演进发展中，研究文学和文体的演变发展。如何去建构文学教育中的人文地理、人文历史……即人文自然科学史，或者说，当今的文学教育在教材选编上，选择吸收历史、地理等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限度、途径、方法如何？而同时，我们面对着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价值理念的冲击，我们肩负着建构我们今天新的知识、道德理念的任务，如何重新梳理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借助人文科学主义的具体变革，以认清本民族的文化建构，是知识传承重要的一环。

三、科学知识的认知思维与语言艺术的关系

对于文学教育的核心——语言艺术教育，也必须从知识的角度进行反思。语言是我们把握这个世界的唯一中介。语言表达的特殊性制约着人们共同的思维规律和形式。从语言艺术的教育方式上看，必须积极提倡小学功夫。小学中的训诂，其主要特征在于对于词语与词语间的辨析，而人文思想和观念正是建立在对事物特征的细微区别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小学功夫是古人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使古人和所选知识本身因为语言的深刻理解得到一种固定和强化的作用。

今天的文学教育却不去考虑语言教化对于价值理念的生成作用。我们必须深刻明白，语言本身展示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思维中产生的秩序，经过教育而逐渐扩展为了一种世俗智慧，同时语言也赋予这种思维以清晰性。只有思维方式才能使我们成为全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才能使我们与熟知的事物之间保持一种完整、牢固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知识的层级、知识的转化关系，是要好好思考的一个命题。

语言与知识和文明是同步发展、同步呈现的，在语言的肌理里渗透的是科技思维，不苟且运用语言，本身是科学思维的继承。科学人文主义是要将语言、知识、文化看成一个综合体。课程教学活动是完成知识传授和实施的重要过程。教育界的核心是尊重学科知识的形成过程，再现学科知识的形成过程。一部散文作品之所以优秀，在于它细致的展示和描述了事理、物理本身的特征。而学术研究和文学教育的第一步骤，是应展现文学用语言追捕事实的能力。而以语言艺术为核心的文学教育，已经为我们展示了它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学生的大脑中，词语与事物之间并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而只不过牢记一些短语以备考试时使用，这种倾向使很多人的文学知识充满着大量毫无感情的、自己并不理解的措词。这些语言从根本上不是学生自己的语言，而是一堆零乱的词语碎片。这完全背离了文学的本质。无论中文系学生还是理工科学生，所表现出的语言上的欠缺，实际上是认识能力和相关性的散失。

知识的认知思维培养，在教育体系中，主要由教师承担。古代文学教师的任务，在于按照古人的知识体系典范，给予学生认识和鉴赏事物的一种指导，教师的角色必须是经典学家和经典的阐释者。所谓经典，即它在内涵上使后人可以按照古人的知识体系给以认识事物上的一种指导，所有今天的文学教育都是我们早期积累的知识的实践。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文学教育所揭示的语言规律使我们成为全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使我们的语言与事物之间保持一种牢固的联系。文学研究和知识结合，将使文学语言获得本质的秩序和联系。

在今天科技作为知识网络的基础上，从西方到东方，科技作为工具理性的局限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化的命题。中国古代，社会和自然科学文化本身具备着紧密的联系，合文理而探源流，于中国文学教育和科学教育本是殊途同归。于今天，我们提出通识教育，将其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也是文化复兴的前奏。因此，促进科学与鉴赏的结合，是当今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必然是遵循其内在统一性逐步走向融合而不是分裂。

作为文学教育者，应富有责任感，从知识的角度整理和认知中国的文学，从而达到对人文知识思想的真正整理。文学教育中的知识品格的培养，必需明其知识之构成。目前文学教育体系中自然科学知识的获得的主要途径是古文注释。在注释中会延展到一部分中国传统的认知系统。但是这个认知系统大约只是疏通表面意思，而没有深层的知识构成和知识体系的认知。但是，完全如现在的历史、地理学科，以具体而微的知识去解决自然问题，也不应是人文社会科学应属的领地。建立人文科学的知识平台是需要觉悟后教育界和学术界共同的任务，虽然艰巨，但也有可循序渐进之处。

目前，我们应对策略中可以入手之处，是通过学术研究带动教育界的反思和政策的制定。第一，对遗忘的作家的发掘和文学家谱系的扩充。对于这一类的古代文学家主要研究他们的学者身份和知识修养。通过专门的作家研究，以宋代、明清文人的视野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体系，比如王应麟、戴震、乾嘉学派，但是这种研究不是当前的梳理脉络式、总结思想式、作家考录式，而是真正关注他们的知识修养。第二，着重一些文体的研究和写作，如赋体、记体。学术界关于这些文体研究的成果，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教育体系中对某些作品的强调，并引起大学生写作视点的转化。第三，对于类书的推广学习。学术界和教育界要产生一种对知识本身的兴趣，通过竞赛、奖励等形式，引导全社会对实学文风的追求。古代文学教育者应当是人类拥有最合理知识的群体代表。教育工作的目的是对于这样的知识进行选择。

如果不深刻思考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虽以历史为主要依托，思考价值和思想理念，而最后学生却没有系统的历史知识；我们虽以传统的文化来栽培学生的智力，但学生却没有一点自然科学知识。而当我们出现诸多问题，如道德阙如、理论过度西方化等观念传递障碍时，是否和某种深层的培养学生知识积累、思想习惯的教育方式有关？但这一点，我们缺乏反思。

自然科学知识是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语言与知识和文明是同步发展、同步呈现的，在语言的肌理里渗透的是自然科学思维，不苟且运用语言，本身就是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继承，是对知识背后的思维的继承。科学人文主义是要将语言、知识、文化看成一个综合体。秉承这种理念，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必将引起课程结构体系、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学方法的大变革。

注释：

①潘晟.中国地理学的目录学考察（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1.

考古基本知识篇5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27-03

近年来，“文化遗产”概念逐渐深入人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保护文化遗产，涉及到考古学、民俗学、建筑学、环境学、规划学、化学等多门学科。而文化遗产，尤其是物质文化遗产，很大程度上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对于大部分文化遗产来讲，当今考古学的学科追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是相通的。

考古学为文化遗产保护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提供了一些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理论观念和实践经验。同时，在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考古学一方面看到了自身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拓展空间。在广泛关注中国考古学一系列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需要对中国考古学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做的工作、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予以肯定，一方面对中国考古学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给予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空间予以思考。

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与“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考古学的产生有着长远的渊源。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明传统，因此研究历史、包括通过追寻古代遗存探究历史同样具有悠久的传统。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以收集、研究和刊布金石铭刻为主要内容的金石学就已经成为十分成熟的学科，并在文人士大夫中间广泛流传。但是这种学科背后的人文观念主要是古玩，即鉴赏与把玩。中国的历史学和金石学传统并没有自动地发展成为现代考古学。

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中国考古学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通过对古代遗存发掘和研究而重建历史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从20世纪20年代迄今，中国考古学已经经过了将近10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28年到1949年，这个阶段是中国考古学起步和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理论、方法都在逐步摸索。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85年，这个阶段总的特征是田野工作广泛开展，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日臻成熟普及。第三个阶段从1985年到现在，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考古学界的交流进一步扩大，新的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探讨空前热络，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真正的中国考古学的大发展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展开为考古学提供了更多发掘的机会，中国考古学也取得许多重大成果。

“文化遗产”概念最初出现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0月17日公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其中提到物质性的“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三个方面。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又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第一次在“红头文件”的标题上用“文化遗产”取代了使用几十年的“文物”一词。结合中国的自身实际情况，通过吸纳国际上“文化遗产”的先进理念，我国也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给予“文化遗产”以界定：“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部分[1]。继古玩和文物之后，中国考古学中首次具有了文化遗产的概念。

与文物相比，文化遗产概念的范围在扩展，可以被作为文化遗产的对象比文物更加普遍。不仅是人类过去遗留的物质性遗存被视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一切与人类的发展过程有关的工艺、技术、知识、礼仪、风俗习惯也被视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内容、其所包含的信息、价值等的认识在提高，从而使这一概念所荷载的文化与社会等意义更加普遍也更加深刻，和当今社会的关联程度更加密切。遗产已被视为社会持续发展的宝贵的战略资源，与其有关的知识、信息的传播讨论以及对其保护利用的社会参与也更加普遍。

从古玩到文物，再到文化遗产，这种概念的发展逻辑不仅是人类历史从古代经过近代再向现代的一个具体体现，而且和人类认识由宗教向科学民主进步的过程也具有内在的联系。

二、中国考古学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已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竞争力的构成要素。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支撑与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如民俗学、艺术学等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面对全球化到来的凶猛势头，人们更加认识到保持自身特性的重要性，认识到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而这种自身的特性以及文化的多样性往往就体现在人类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上，而文化遗产正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正是在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意义的认识才更加深刻，才提出要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考古学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一方面是因为考古学有深厚的学术理论基础和研究积累，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另一方面也是考古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面对文化遗产的生存现状，中国考古学界已经开始了具体的保护工作。考古学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是学科发展的自然要求，很大程度上，考古学本身就具有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考古学界积极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洪流中，从自身的学术传统出发，不断开拓创新，为保护工程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第一，中国考古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很多理论、方法、视角对当前的保护工作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当前我们进行的两个主要工作――抢救和保护，都需要在抢救和保护的对象有所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所以，首先应该进行的还是开展普查、分类和研究工作，这是考古学最基本的工作任务。

此外，在“文化遗产”的概念逐步明确的同时，考古学界一些专家、学者关于对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认识也不断得到发展。早在2003年，曹兵武先生就提出建立“文化遗产学”的设想，认为这是“一门新兴的职业性学科”、“一门应当和遗产价值及本体研究、管理、经营、运作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高度综合的创新性学科。”[2]杨志刚先生后又提出：“文化遗产学应该是一门涵盖面甚广、学科交叉性很强的学问。”[3]当然，对文化遗产学能否成立的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4]。毕竟学科的成立要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虽然从2003年迄今，有关“文化遗产学”能否成立的问题仍未有最终结论，但考古学界专家、学者对此的重视和关注对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层面的认识起着促进作用。

第二，中国考古学的一些实践工作对当前的保护工作也有借鉴意义。考古学不再是象牙塔里的考古学，也不是探险的、揭秘的自我兴趣的考古学。考古学越来越像一种工作，满足国家保护文化遗产大方向的需要，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现在，配合国家基本建设，大量的考古发掘实际上就是在推土机下对文化遗产的抢救，而且考古学的调查、发掘与研究成果也开始成为评估文化遗产价值、制定保护措施以及最终的保护决策与规划的科学基础。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以及实验室保护逐渐成为一个考古项目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这恰恰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具体工作的范畴。

同时，考古学越来越注意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考古学不仅是向社会大众普及考古知识，而且开始研究考古学发展的社会环境、考古发掘的理论道德以及考古资源的后续保护、管理与利用等问题。作为考古学也已经意识到，对于古代遗存，不能完全凭借自己的兴趣来发掘和处理，它需要和文化遗产保护、公众需求结合起来。因此，现在的考古工作多数一开始便建立在以后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对理论和方法的依赖更加广泛，采取遥感、物探、空中摄像与分析等不发掘的手段收集古代遗存的信息，以最少的发掘提取最多的信息。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来讲，考古工作与其关系最为密切，最为直接。考古工作的科学严谨与否，直接关系着文化遗产的后期保护工作。当然，在具体的考古工作中，也存在不利于文化遗产后期保护的现象发生。

三、中国考古学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机遇

考古学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去，可以理清我们的家底，清点民族的文化储备和文化内涵。通过加入保护工程，考古学可以更亲近地走向民众，被民众认可和接受，为以后的研究和学科发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那么，文化遗产保护备受重视阶段的中国考古学若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又面临哪些问题呢？在存在问题的同时，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呢？

问题之一便是狭隘的考古从业人员范围势必影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众所周知，文化遗产学是一门囊括多学科的庞大的学科体系。维护和修复文化遗产的范围正在迅速扩展，需要多方面既懂科学又懂艺术的内行人才――考古学家、文物修复人员、文物鉴定人员、建筑师、化学家、生态学家、水文学家、地理学家、测量员、城市规划师等。而中国文博系统的从业人员主要是由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三方面的人才组成。从文博系统的人才构成和从业范围来看，都可以统一到“文化遗产学”的框架内。但是这些人所涉及的从业范围是狭隘的。这是中国考古学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之一，但对中国考古学界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机遇。这些人已经掌握了广博的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素养和技能，只要把握好，很快就能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开辟一番新天地。文化遗产保护应充分考虑考古工作者的位置，考古学家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社会对我们承担起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使命的强烈要求。

问题之二是以往考古学的学术研究范围不能满足文化遗产保护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就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来讲，中国考古学已经积累起一些足以改变对若干传统重大学术问题的基本认识的资料。但由于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局限性。但研究遗产保护，需要考古学和技术史、艺术史等专门史的学问；（如果要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还需要民族学、神话学和社会学的学问）保护文化遗产，需要化学、生物学、建筑学、地质学、环境学、规划学、建筑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展示和利用文化遗产，要的是博物馆学、传播学、管理学、规划学、建筑学等学科专家的参与。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考古学要在保护工程中与其他学科通力合作，为加强学科交流、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搭好平台。这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大发展为中国考古学拓宽学术研究范围提供的机遇之一。

总之，从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关系的角度看，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就是地下和地上的文物、文化遗产，如果这些文化遗产不存在了，考古学也就无法发展了；反过来讲，如果不进行相应的考古学研究，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也会很受局限。可以说，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

四、结语

当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和实践逐步深入人心之时，中国考古学应该主动加强与文物保护、规划等学科的合作交流乃至整合流程，在对古代遗存的处理方面应从考古学发掘与研究的多学科合作，升华到研究、规划、保护、展示、传播等更大的范围，进行更高层次的多学科合作。

文化遗产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应该顺应时势转变观念，调整工作程序，重塑学术范式，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做贡献，同时保护本学科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J]，2006（05）.

〔2〕傅兵.文化遗产学：试说一门新兴学科的雏形[N].中国文物报，2003-05-30.

〔3〕杨志刚.文化遗产研究与“文化遗产学”[N].中国文物报，2003-09-12.

考古基本知识篇6

实习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实线性教学环节，是职场生涯的开始，是展示知识成果的年台目通过在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相关岗位实习接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相关岗位实际工作，了解职场增强事业心、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使自己在社会实或中接触与本专业相关的实际工作，增强感性认识，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提高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在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相关岗位实习，让我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根本就学不到的知识，受益匪浅，也打开了视野，增增长了见识，使我认识到将所学的知识具体应用到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相关岗位工作中去，为以后进一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经过这段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相关岗位的实习让我明白：只有在实习期间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学习方式，适应社会，才能被这个社会所接受，进而生存发展。

一、实习地点

晋阳古城遗址。晋阳古城遗址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附近，始建于春秋中晚期（公元前497年），历经秦、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于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毁于战火。晋阳古城自创建以来，曾为战国时期赵国都城，是中国古代北方著名的大都会。

二、实习时间

2017年6月底至2017年9月初

三、基本情况

晋阳古城遗址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源区晋源镇附近，西城墙紧挨大运高速公路，南城墙南接龙山大街，北城墙濒临蒙山大街，东城墙靠近汾河西岸，古城面积大致约20平方公里。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9月，联合国开发署将晋阳古城遗址的保护、开发和研究列为“21世纪城市规划、管理与发展”援助项目；2006年12月，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将晋阳古城遗址列入“十一五”期间全国百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项目；2010年10月9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晋阳古城获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立项。晋阳古城遗址是山西省历史记载最为清晰、规模最大与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古城遗址。2012～2016年，为了配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根据“十二五”考古工作计划，2012年开始对古城遗址西北区域展开考古调查，在距明太原县城北城墙350米、晋阳古城西城墙830米处发现了一处比较重要的建筑基址群，定名为“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群”。这个建筑基址群分为东西两组建筑基址，其中西组建筑基址，始建于唐，毁弃于宋初。建筑基址在废弃以后，上部除遭到耕种破坏，并没有再进行营造活动，故整体布局保存基本完整。整组建筑由左右两侧房屋组成一个封闭的多进院落。建筑南向，中轴线左右布局，有院墙、道路、三个庭院、多处面阔三间的建筑组成。位于中轴线上的建筑基址因现代道路间隔未发掘，但能够从现在发掘迹象推测出对称的布局。从门前散水向北，每组建筑地面逐渐抬高。最南侧散水平面至最北建筑地面高差0.75米。左右两侧残留地面均在同一水平高度。尽管中轴线上建筑没有发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左右两侧是一期建筑。营造建筑台基时先夯筑最重要的殿堂，再紧挨着这些殿堂的包边砖进行夯筑。两侧的建筑与中间建筑都是在各自夯筑好后再次夯筑连接部分。整体建筑台基完成后，再在柱础位置设置磉墩。左右建筑以三间为一组，其前廊都整齐通透，但房后散水并不统一，根据殿的大小，散水前后错落，说明建筑出檐长度有别。两侧建筑面阔相等，但东侧建筑进深较西侧深1.5米。其中七号房址平面面积较大，磉墩与柱础石形制也较大，似楼阁式建筑。一号与二号房址为中轴线上庭院之间的建筑，其两侧各有踏步与东西两侧建筑连接。三块方砖错缝平铺散水，双行侧砖勒边，牙子砖堵缝。后墙外散水，双方砖平铺，单行侧砖勒边，牙子砖堵缝。每组三间殿堂，踏步正中设置。在七号房址廊前灰坑中出土金刚经残碑，在六号与八号房址之间出土大量残碑，其上文字有“迦殿”“造天王堂”“作头”等很多内容。另外，在二号殿址西侧出土有“……善之祥兼固……即隋之晋阳宫……特命良工塑北方……雄异也武皇……”的残碑。由这些碑刻内容可推断此建筑为寺庙建筑，建筑内可能有天王堂、释迦殿等。另据“武皇”可以判断该碑所记内容为后唐追忆前朝之事。建筑基址周围出土有经幢残段、精致的石雕建筑构件、日用瓷器、吻兽以及大量砖瓦等。通过对出土遗迹及遗物的分析，判断该寺庙建筑为大型寺庙建筑的一部分，修建年代为唐，可能在唐武宗时期受到破坏，五代后唐重新塑像或修葺，最终毁灭于宋初。在西组建筑以东100米，发掘了东组建筑。为了彻底了解该区域内不同时期堆积，选择性对部分探方发掘至生土。整个东组建筑基址分三期。最早期建筑遗迹时代为汉代，主要有一些房址和水井。出土四神砖、方格菱形方砖、云纹瓦当、绳纹面布纹里板瓦和筒瓦、绳纹陶罐以及大型石质建筑构件等。第二期建筑遗迹叠压在早期建筑遗迹之上，时代为魏晋十六国，发现有大型窖第2页共2页穴及房址等遗迹。出土器物有绳纹板瓦、绳纹筒瓦、云纹瓦当、“富贵”文字纹瓦当、蓝纹板瓦、“六年”文字板瓦和一些陶器等。第三期建筑始建于东魏，经北齐、隋，最后废弃于唐。建筑基址的夯土范围遍布整个发掘区，采用一种大面积“满堂红”地基处理方式，夯筑方法为平夯，与“营造法式”灰土和碎砖瓦交替夯筑方法一致。地基处理完成后，在承重墙的地方，用条形夯加固。立柱的地方再置磉墩和柱础石。柱础石表面素平，也有较少的覆盆状。该建筑基址应是一个由四周房屋围合而成的院落，院中排水渠曲折回绕，水井修筑考究，础石整齐划一。出土有青掍板瓦、青掍筒瓦、青掍方砖、“兴和”与“天保”铭记的空心砖、脊头瓦、莲花纹瓦当、汉白玉“神王”造像、青瓷碗、红陶碗、灰陶罐以及“五铢”钱等。两组建筑基址的发掘，揭示了不同时代同一区域的不同类型建筑，对于研究古代建筑的布局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唐五代大型寺庙建筑，其比较完整的建筑平面结构，较为少见。另外，新发现的魏晋十六国文化层及出土遗物，应成为山西地区最明确的魏晋十六国考古研究的标尺。根据发现的“隋之晋阳宫”残碑资料，推断发掘区可能是北朝和隋代晋阳宫所在区域，这需要更深入的考古工作来证实。如果确证，这将对于进一步了解晋阳城不同时代的城市布局奠定重要基础。晋阳古城工作难度大，时代跨度长，地层叠压复杂，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是长期努力的结果。二号建筑基址群西组建筑揭露得比较完整，在全国佛教寺院考古中很少见，这对于隋唐佛寺考古有重要的价值。该建筑无论是规模还是出土“敕”字残碑作为皇家寺庙的证据还不充分。该组建筑规模不大，但比较完整，可能是一处单独的寺庙，也可能为一组建筑的一部分，其纵列式的布局类似西明寺的东院。这样的佛寺具有典型的唐代特色，磉墩的做法与青龙寺相同。发掘中要梳理好每个殿址出土的遗物，这对于了解建筑的功能有重要的帮助。

四、工作内容 

1、考察

前往苗圃、古城营村、面粉厂等相关地点进行考察，通过测量、咨询等确定考古发掘的范围等，并做了相关的拍照和文字记录。

2、发掘

在考古工地进行发掘，协助领队老师参与发掘工作，对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发掘、记录、拍照、绘图、测量等。

3、室内整理

（1）清理文物（除陶器外，对其它文物进行水洗、物理和化学处理时须征得领队的同意）

（2）粘对文物（随时与领队和小件专管员询问小件编号的更改） 

（3）修复文物（随时与领队和小件专管员询问小件编号的更改） 

（4）整理发掘日记（与领队和小件专管员商量，主要是遗迹单位和器物小件编号的更改，遗迹现象的比较判定、填写相关表格、按根据日记编写探方记录） 

（5）统一和整理遗迹单位、器物小件编号（与领队和小件专管员商量）

（6）陶片分类（按遗迹单位、陶质、陶色、纹饰和加工方法进行）  

（7）统计陶片（按遗迹单位、陶质、陶色、纹饰和加工方法进行分类统计数量和比例）  

（8）挑选标本（区别保存和就地处理者）  

（9）填写器物标本清单（注明器物标本类别、数量和就地处理的陶片的数量、方法和地点，）

（10）标本上写字、编号

（11）挑选标本（按纹饰、质地、形制等选择，供类型学用）

（12）器物排队（类型学研究，分型分式） 

(13) 挑选器物（需要绘图、照相和制作器物卡片者） 

(14)器物绘图（草图和清图，注明器物号） 

(15)器物照相（黑白、彩色、反转和数码，对底版和照片进行编号） 

(16)器物拓片（注明器物号） 

(17)填写器物卡片（一式三份） 

(18)填写器物卡片一览表 

(19)挑选器物（供编写报告使用） 

(20)挑选化验样品（注意样品的包装、填写选送样品表格） 

(21)探方资料装袋（各种草图、表格、照片、拓片）

(22)资料入库（日记、探方资料袋、器物卡、挂图） 

(23)编写简报和报告 

(24)文物装箱（一切从文物的安全着眼） 

(25)移交文物和资料（填写清单，其中包括文物的名称、质地、类别、数量、保存状况、接受单位、资料的类别、数量）

4、陶瓷器黏结与补配

以往修复陶器时使用的黏结剂和配材料主要有大漆、瞬间黏结剂(如502胶)、工业用3鞋结、胶、水混、石、环氧树脂、硝酸纤维素、聚甲基丙烯酸甲醇黏合剂等。但是除了环氧树脂、硝酸纤维素和聚甲基丙酸酯合剂等合成材料，其他料对文物都有再次摧毁的缺点。

（1）黏结

黏结时使用环氧树脂、硝纤维素黏合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黏合剂、氰基丙烯酸黏合剂、聚苯乙烯黏合剂、502胶等。

    黏结方法：对于碎片很多的陶器，一般先黏合小的碎片再黏合大片，在黏结剂完全疑固之前，需要将其放在沙池或者用其他道具固定住。环氧树脂黏结综合性能的最优化，取决于黏合剂的组成和配方，同时也与对被黏合购片表面的处理、涂胶和固化等黏合工艺有关系。操作时，首先用水清洗黏合界面，清选过的器物放在50-60℃或者室温环境中自然于燥。然后用调谓月或者牙等工取环氢树脂均匀涂满画面，使鞋合面浸润完全，去表而多余树脂，防止量后结合时技压到片表污污染器。确酸纤维素黏合剂、聚甲基两酸甲番非合剂、基丙透酸合剂和聚苯乙黏合剂和环氧树脂的作方法基本相同，可适量添加一些陶片粉末或者矿料一起使用，且具有可逆，但是由于它们的固化时间较久，一般需要涂胶半干时合对断面，最后还要擦净合对断面时挤压出的余胶。因为502胶是瞬间凝固胶，度低，又由于陶片比较脆弱，操作的时候比使用树脂类胶要难，而且必须快速准确地合对断面来黏结。

  （2）补配

    在使用环氧树脂补配陶器类文物时，它有黏着力强、收缩力低、内聚力大、操作性能息好、稳定性高(耐老化、耐溶剂、时水、时化学、时热等)，能保持文物原統和黏合后基本看不出痕迹的特性，并且作色方便。此不氧树脂不仅适合作为陶器的补配材料，也适合作为其位材质文物的朴配材料。目前在陶器上用得较多的村指材料是AA，AA的主剂和固化剂混合使用比是2：1，为了作色的要，可在树脂里添加矿物颜样，以达到和器颠色一致的数果，也可以最后用矿物颜料在补配效作色，缺点是随着面化剂量的增加，黄变速度加快。

五、心得体会

这次在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实习让我受益匪浅，不仅深入了解了考古发掘相关的知识，让我阅历增加，并且提高了我的实践能力。

通过这次实习，我收获了很多，一方面学习到了许多以前没学过的专业知识与知识的应用，另一方面还提高了自己动手做项目的能力。本次实习，是对我能力的进一步锻炼，也是一种考验。从中获得的诸多收获，也是很可贵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实习中我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是一个让我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中的好机会，原来，学的时候感叹学的内容太难懂，现在想来，有些其实并不难，关键在于理解。

在这次实习中还锻炼了我其他方面的能力，提高了我的综合素质。首先，它锻炼了我做项目的能力，提高了独立思考问题、自己动手操作的能力，在工作的过程中，复习了以前学习过的知识，并掌握了一些应用知识的技巧等。其次，实习中的项目作业也使我更加有团队精神。

从那里，我学会了下面几点找工作的心态：

1、继续学习，不断提升理论涵养。  

在信息时代，学习是不断地汲取新信息，获得事业进步的动力。作为一名青年学子更应该把学习作为保持工作积极性的重要途径。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会积极响应单位号召，结合工作实际，不断学习理论、业务知识和社会知识，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用精良的业务知识提升能力，以广博的社会知识拓展视野。  

2、努力实践，自觉进行角色转化。  

只有将理论付诸于实践才能实现理论自身的价值，也只有将理论付诸于实践才能使理论得以检验。同样，一个人的价值也是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锻炼人的品质，彰显人的意志。必须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潜心体会，并自觉的进行这种角色的转换。  

3、提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实习，是开端也是结束。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片任自己驰骋的沃土，也分明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将继续学习，深入实践，不断提升自我，努力创造业绩，继续创造更多的价值。

考古基本知识篇7

（一）教学上重文学史轻文学作品，重教师主体轻学生个体

中国古代文学在课程设置上主要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文学作品是核心。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读，学生可以逐渐熟悉中国文字的特点、古代汉语的基本规律、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理解古代作家的创作用心、创作手法和古代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分类及其不同的文体特点。然而很多教师在教学中仍然偏爱文学史教学，他们乐于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占用大量面授课时，向学生讲授文学史基本知识，梳理文学发展脉络；而对于作品教学，则多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印证文学史的辅助材料，泛泛带过，错失了培养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自主学习能力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多居于主导地位，其讲授内容往往被视为“金科玉律”，难容质疑；学生居于被支配地位，其实际学习能力和不同兴趣诉求常常遭受漠视。课程教学很多情况下只是出于授课教师的一厢情愿，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考核上重知识轻能力，重终结性考试轻学习过程考察

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授受教学情况相对应，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也相对较为僵化刻板。其一是考核构成上存在“一考定终身”的倾向，即以期末终结性考试的成绩作为课程成绩认定的绝对标准，忽略学习过程的监控和考核。考核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真实学习状况和学习需求。其二是考试内容编设较为教条。教师的命题多依据平日的教学讲义或教材，命题内容多限于文学史上的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大家及其代表作品，如建安风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等，这样的问题限定性、指向性强，难以让学生开展独立评议，提出创造性的识见。其三是考核缺乏科学的评价模式。平时作业的批阅、考试试题的评阅，一般都是由教师独立完成的，即便有学生参与其中，也多是根据教师提供的标准答案来评判，从而忽视了文学评论的多元性特征和学习的个体化特点。考核完成后，则多是通报成绩了事，很少有针对性的考核分析和评价反馈。

二、地方文献对推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的积极作用

地方文献指的是记录某一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科技、教育、风俗等内容的地域性文献资料，具有地域性、原始性、多样性、长久性、稀缺性等特点。地方文献因其“包罗万象”的内涵，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文化事业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适当引入地方文献，既可以推动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激发学习兴趣，又可以增加考核的学术含量，提高课程的关注度，扩大课程的影响力，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教学模式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一）树立作品教学观念和研读原典意识

地方文献汇集了某一地域长期科技文化发展的成果，内容庞杂，其中很多属于未经整理的原始文献。研读这样的地方文献，可以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知识，调动丰富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古代汉语基础知识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让学生能够研读地方文献，教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就必然要将教学重心从文学史转到作品上，通过作品教学切实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水平。地方文献多是第一手的资料，将其引入考核中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研读原典的意识和不从俗众、唯己是信的科学探索精神，培养研究性学习习惯。对于教师而言，地方文献的原始性特点也可以督促他们积极关注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拓宽学术视野，提高科研水平，实现教学相长。

（二）深化课程考核改革，克服学习功利化倾向

近年来，基于高校过于注重实用的专业及课程体系设置、以分数为核心的较为单一的考核评价标准和脱离学生学习实际的教材编设等多重因素，很多大学生缺乏内在学习动力，在学习上越来越功利化。中国古代文学所面临的学习功利化现象更加严重，“陈旧无聊”、“脱离实际”之类的评价甚嚣尘上。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引入地方文献，可以在内容上增加课程考核的深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归属感和成就感，促进学生良好学习动机的形成，克服功利化倾向。如针对浙江嘉兴地区的学生可以根据《万历嘉兴府志》、《光绪桐乡县志》等地方志的相关记载编设关于明清时期嘉兴地区佛寺兴废、民间兴学等方面考题；针对杭州地区的学生则可以根据《湖山便览》、《西湖志》等地方文献编设诸如西湖的历史沿革、西湖历代名人题记等方面的考题，让考题充分体现出地域特色，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期待。

三、地方文献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中的具体应用

将地方文献应用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并不是仅仅集中在课程终结性考试上，而是要融入到教学全过程，从日常课程教学中的随堂考核到专题性实践教学活动，再到终结性考试，都应当有所安排。随堂考核即在日常教学中适时引入地方文献材料，供学生开展独立评议研讨，以检查学生内化古代文学知识的程度和水平。一般来说，随堂考核引入的地方文献材料要与所授课程内容有一定的关联性，供学生拓展提高之用。如在讲授《浣纱记》后，引入《长兴县志》中“范蠡庙”条所录卫琨诗“爱向烟波学钓篷，我来野庙拜高风。红颜终是国家祸，乌喙难教安乐同。一树声稠群鸟乱，五湖影落万山空。至今俎豆有常主，文种当年恨不穷”[1]，要求学生结合梁辰鱼《浣纱记》故事，谈谈对诗歌思想主题的看法。问题的设置来源于教材，又跳离教材之外。学生既要学习原剧，理解作者寄寓在剧中的深沉思考，又要能明确卫琨诗的意旨，并结合相关历史材料，才能对诗歌的思想主题进行正确评价。实践教学是课堂教学的拓展与延伸，其中的地方文献材料在内容上并不强调与课程教学的内在关联性。教师可着重做好实践教学的计划、指导、组织、材料评价与归档等工作。其一是开设专题课，定期交流，培养学生的文献阅读能力。其二是与学生共同议定实践教学内容，要结合地方文献，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内容可以涉及文学、文化、历史、经济等多个方面。如“陈霸先与长兴”、“清代湖州的养蚕习俗”、“苏堤的修缮与历代题咏”等。其三是指导学生在文献搜集与实地调研基础上撰写研究论文或调查报告，经师生共同评议后以文本的形式存档。

考古基本知识篇8

一、试题概况分析

首先，从古诗词曲阅读试题的赋分情况来看，29套样本卷中，古诗词曲阅读试题部分所占分值区间为2～8分。其中试题分值为3～5分的样本卷共有25份，占样本卷比例的86.2%。这一分值区间与

2015年的分布一致。有所变化的是，河北卷2015年到2016年由7分降为了5分；2016年新增的天津卷分值为3分。可见古诗词曲阅读试题部分所占分值区间仍大体保持稳定。

其次，从古诗词曲阅读试题的考查比例来看，29套样本卷中，古诗词曲阅读分值占阅读分比例处于5%～12.82%之间；占试卷总分比例处于1.67%～5.33%之间，其中处于3%以上比例段的试卷有17份，占样本卷58.6%。与2015年相比，古诗词曲阅读分值占阅读分的比例和试卷总分的比例均有提高，说明命题者对其重视程度在总体上有所增加。

最后，从古诗词曲阅读试题的题量设置来看，29套样本卷中，古诗词曲阅读试题题量多为1～2题，只有吉林卷例外，考查了3道小题。从题量占样本卷的比例看，测试题量为两道题的样本卷所占比重最大，共有15份，所占比例为51.7%。题量设置与占样卷比例均与2015年持平。这说明，从整套样本卷的题量情况看来，古诗词曲阅读试题所占题量比例是比较小的，最多的也只有3题，且仅

占3.5%。

二、试题分析

1q测试内容

2016年的古诗词曲阅读试题测试内容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侧重于对学生基础知识掌握能力的考查，包括文常积累、诵读断句、语音认读三个层级；二是侧重于对学生感悟和运用能力的考查，包括信息提取、解释推论、反思评价及比较研读四个层级：三是综合考查以上提到的七个能力层级。

29套样本卷中，古诗词曲阅读试题的测试内容主要集中在解释推论、反思评价和信息提取三个方面，占总题量的71.7%。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的古诗词曲阅读试题的样本卷中首次出现了比较研读类的试题，命题者通过提供两首古诗作品，在题目设置中将它们进行对比或者类比阅读，虽然只占总题量的3.3%，但这一变化与突破应该引起重视。与2015年一致的是，诵读断句、语音认读这两方面的考查内容在29套样本卷中没有出现。这说明，对古诗词曲阅读试题的考查不再单纯地关注音、形、义等基础知识，而是将考点放在了学生对于古诗词曲的阅读与鉴赏、分析与比较能力上。

如2016年宁夏卷中考语文第10题：

鲁山山行

梅尧臣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

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颔联“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中“迷”字用的巧妙，请加以赏析。（2分）

考查学生通过具体词语分析评价作者情感取向的能力。此类题型不设参考答案而是以答案示例来代替，学生只需在结合材料内容的基础之上谈个人的阅读感受与体验即可。由于此类试题比较关注学生的自主性阅读，也符合新课标中的语文教学评价标准，因此，在现阶段的教学与测试中越来越受到重视，逐渐成为古诗词曲阅读试题的重要测试

内容。

2q测试材料

从测试材料方面来看，取材范围、呈现方式、与文言文试题的组合方式这三方面基本与2015年保持一致，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在取材范围上，呈现出典范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特点。虽仍主要集中于唐宋两个朝代，但是重复出现的篇目不多；除名家名作之外，也开始选择同一时期其他作者的作品；同时，课标推荐篇目之外的测试材料依旧占据一半以上的比例，可见培养学生由课标推荐内的古诗词曲阅读迁移到推荐外的古诗词曲的自主阅读能力，仍将是古诗词曲阅读教学的重要

内容。

在呈现方式上，除了天津卷和宁夏卷未给出完整的测试材料之外，剩余27套样本卷都明确给出了需要学生分析作答的测试材料。此外，2016年给出注释，对古诗词曲阅读材料进行解释说明的样本卷占总体比例的43.3%，且测试材料均为课标推荐篇目外的作品。由此可见，在对学生要求较高的阅读试题的测试内容上，测试材料还有一定的提示，能够帮助学生进行阅读与理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类题目的阅读难度。

在与文言文试题的组合方式上，有以下三种类型：其一，两者分别位于试卷的不同位置，彼此间互不干扰；其二，两者共同组成独立的一大类，在试卷中共同构成古诗文阅读题，彼此间互不干扰；其三，两者彼此独立，但它们又与现代文阅读试题共同构成了试卷的阅读试题部分。在这其中，江苏南京卷将古诗作为现代文阅读中的其中一则材料，与现代文相结合进行考查，以此种方式将古诗词阅读与现代文阅读试题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是2016年古诗词曲阅读试题的一个新

变化。

3q测试形式

综观2016年所选取的29套样本卷，该类试题的考查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种题型，即选择题、填空题和简答题，与往年保持一致。简答题依然为古诗词曲阅读试题的主要测试题型，占题目总数的60.9%。这是由于简答题更能体现出学生对于古诗词曲测试材料的阅读与分析能力，更关注学生自己的阅读体验与感受，这与课标对古诗词曲阅读能力的要求相一致。而选择题与填空题因其题型的限制，对学生个性化的阅读体验关注较少，答案也比较单一，因此这两类测试题型在整体测试题型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不是主要测试

题型。

如2016年湖南衡阳卷中考语文第8题：

诉衷情

宋 陆游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采用什么表达方式，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本题要求学生通过阅读诗作，分析作者所体现的思想感情。比较关注学生的自主阅读体验与感受，学生只要能够做到明确点出自己的观点，从而证明自己的观点，言之成理即可。可见，此类试题的开放性较大，对学生的阅读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同样符合课标对于古诗词曲阅读的目标要求。这类能够充分体现学生自主阅读感悟与赏析能力的简答题，成为了近年来古诗词曲阅读试题的主要考查题型。

三、发展方向分析

结合上述概况，本文尝试对今后的古诗词曲阅读试题的测试走向做出如下几点预测：

首先，在测试内容方面，除了继续关注对学生解释推论、反思评价和信息提取能力的考查之外，会继续增加比较研读类的试题，这既有助于考生在对比中发现差异，也有助于检验学生对于古诗词曲的感悟与赏析能力。鉴于其重点关注的是学生的比较阅读能力，对学生的古诗词理解与鉴赏能力要求更高。这就要求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要善于开阔学生的视野，不能只盯着课本仅有的篇目，要善于寻找课外的补充资料，知人论世，引导学生联系相应背景知识正确把握作者的情感。

其次，在测试材料方面，2016年吉林卷、湖南长沙卷、山东潍坊卷、江西卷等选取的均不是学生所熟悉的作家作品，基于此，预测未来的古诗词曲阅读试题测试材料的取材范围会涉及更广，课标推]外的作品所占比例还会继续增大，在体裁、题材上，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因此，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尤其需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迁移阅读能力，引导学生开阔思维，多了解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

最后，在测试形式方面，基于对学生的个性化阅读体验与反思评价能力的重视，未来的古诗词曲阅读试题仍会以开放性赏析试题―简答题为主要考查方式，并且在题干设置上会有意识地以学生为阅读主体，关注学生的视角，充分认识到阅读鉴赏的过程是读者基于文本内容、联系自身生活经历进行再创造的过程，鼓励学生从个人的视角和生活经验出发，结合古诗词曲的内容进行鉴赏，阐述个人感悟，进而提出疑问，进行解释、反思、评价。

如2016年四川成都卷中考语文B卷第1题：

山中问答

李 白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然①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注】①（yǎo）然：远去的样子。

1.面对“何意栖碧山”的问题，诗人的回答是什么？请结合全诗概括作答。（2分）

此题通过引导学生基于文本内容、联系自身生活经历体会作者的心境，体现了对学生阅读主体地位的充分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的部分样本卷中，古诗词曲被赋予了更多的学习内涵和价值。

如2016年呼和浩特中考语文第6题：

6q金秋十月，学校开展“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系列活动，请你参加并完成下列任务。

活动一：承习俗

（1）古代诗歌中，“月”是常见的意象，下面与“月”有关的诗句中，哪两句写到了传统节日？（在答题卡选择题处填涂答案）（1分）

A.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B.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C.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D.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2）同学们收集了一些唐代诗人在传统节日记事抒怀的作品，《九日齐山登高》是其中的一首，请你认真阅读，回答问题。（2分）

九日齐山登高

杜 牧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

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你注意到这首诗中描写的节日习俗了吗？请写出你学过的，同样描写这个节日习俗的两句诗。

上述试卷中虽然没有单独的古诗词曲鉴赏题，却在综合性学习版块借助节日习俗考查学生对相应古诗词曲的积累与理解水平。在扩大学生的阅读经验与阅读面的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与语言感知力，具有文化传承的价值，这是一个新变化，要引起足够的

重视。

以上就是对于2016年样本卷中的古诗词曲阅读试题的一点分析与思考。近年来，古诗词曲阅读试题已成为了中考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对这一部分知识有足够的重视，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中考的变化与改革，也才能充分帮助学生培养独立阅读与赏析优秀古诗词曲作品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王洪兰q古代诗词考查角度及答题规范化[J].文学教育（下），2015（6）q

[2]杨瑾燕q中学诗词教学应强化综合阅读效应[J].语文知识，2015（11）q

[3]陈瑞生q学业测评理论研究的新趋势：凸显育人为本[J]q课程・教材・教法q2014（2）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