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入门范文
时间：2023-10-18 16:56:25
考古学入门篇1
我国考古学学科中“田野学校”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基本建设工程，而考古部门则积极参与了诸如三门峡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安阳殷墟、西安大明宫等珍贵的考古遗址，从而使考古发掘和文化保护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然而，与我国近年来发现的大批珍贵遗址相比，我国考古学科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技术力量却远远不能支持和满足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体化的发展需求。因此，坚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与国外同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使中国考古学更快走向世界;坚持把考古发掘同遗址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自觉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学术支撑，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流。这两方面内容近几十年来都积累了基本经验，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应予以传承和弘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例，1994年以来，它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国考古研究部门和高校合作开展中国田野考古工作［4］;2000年、2002年还派遣考古发掘队前往德国、俄罗斯等国参加田野考古活动。目前，该所已与日本、韩国、越南、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等国的相关高校及考古机构，签署了近20个长期友好合作交流框架协议项目。这也体现了田野学校这种交流手段已被国际考古学界接受，并在我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一)“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考古学是文理交叉的边缘学科。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国内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以及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培养研究生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前提下，如何使得我国高等院校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已经成为考古学研究生教育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除了应该加大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实践的力度，进一步改善教学环境，创建国内一流的考古学专业实验室和一套完备合理的教学体系，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考古学者已经认识到参加及举办田野学校(FieldSchool)在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开创了田野学校这一培养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新途径，期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其所取得的成绩，具体如下:1．2004年7月5日至8月18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师生7人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阿穆尔州的伊凡诺夫卡进行了考古发掘［5］。经过40天的野外作业，发掘面积共计250平方米，使用高技术手段测绘了30座靺鞨人古墓的地形图与平面图。同时，在此次发掘中，出土了包括陶器、金属耳环、马具、武器、青铜带具、石器等在内的一批对研究靺鞨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的遗物。针对此次考古田野学校的实践，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说:“这是一次全新概念下的田野考古发掘活动。”2．2009年7月15日至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两位研究生赴罗马尼亚参加由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与罗马尼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罗马尼亚皮特雷特遗址的联合考古项目［6］。1943年，罗马尼亚国家博物馆曾对其进行过小规模的发掘。自2002年始，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与罗马尼亚科学院瓦西里•帕尔万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此次考古发掘之前已经进行了6个季度(2002、2004、2005、2006、2007、2008)的田野发掘作业。其发掘的目的是复原当地古代居民的生活，并考察当地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的社会分化进程。此次发掘的领队为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的汉森教授，田野学校的成员包括来自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芬兰、美国、中国的30多位考古学、地理学专业的学者及研究生。田野调查主要由考古学和地理学两个团队完成，其中，考古学团队负责遗址的发掘、土壤的浮选以及地磁探测等;地理学团队主要负责大面积的钻探、取样，以及勘测河道等收集古地貌信息的工作。在田野工作进行的同时，室内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主要包括陶片的清洗、统计、拼对、绘图、摄影等，负责室内工作的队员同时也负责考古队的后勤事务。另外，特殊的遗物亦有学者专门负责，并进行同步研究，例如对燧石核、石叶的分类，以及微痕分析等。通过参加此次的田野学校活动，使得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熟悉并掌握了德国、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的考古发掘方法和研究理论，并与西方年轻学者建立起了联系，为促进日后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学习搭建了平台。3．2010年夏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学系的一位研究生赴洪都拉斯参加由美国哈佛大学皮博迪(Peabody)博物馆组织的夏季田野学校(SummerFieldSchool)［7］。皮博迪博物馆此次在科潘遗址举办的田野学校内容丰富，包括了田野考古发掘与整理、重要遗址参观、西班牙语和玛雅文字的专门教学、知名学者讲座、阅读与讨论等诸多内容。除了上述活动外，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在发掘环节中还和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的部分研究生合作分组进行探方发掘，并参与了撰写报告和整理陶片。通过此次田野学校的实习，使学生基本了解了科潘遗址的历史、发掘现状以及考古工作的方法。4．2008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位研究生参加了由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织的田野学校［8］。此次夏季田野学校发掘的均为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别为Kulbulak，Kyzyl－AlmaII，Obi－RakhmatandDodekatymII四个遗址。通过此次田野学校的学习活动，使中国的考古学专业研究生不仅学习了中亚地区较为独特的考古发掘方法，还对中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遗址文化面貌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同时也对晚更新世末期石叶技术在欧洲—中亚—东亚地区的传播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田野学校”的特点及其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
根据国际考古学专业田野学校的一些主要活动情况，我们可以对田野学校的特点进行一定程度的归纳:一是在注重研究生基础训练的同时，着重培养了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和研究创新能力;二是注重教学相长;三是与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方向相结合，并贴近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同时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考虑到未来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因此，研究生阶段的田野学校应该纳入我国考古学科研究生专业的培养计划之中，最终成为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落实高校固本培源以及着重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之办学特色的主要途径。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其发掘和研究的进展既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受到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为自然科学技术所推动。中外考古研究工作基本状况的差异尽管有着社会制度、历史情况和科技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难以通过阅读相关专业文献获得全面的认识，但仍然可以通过采取使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参加田野学校的形式进行了解，并为今后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的专业研究提供很多借鉴。由此可见，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田野学校形式多样，培养了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二是提高了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巩固了其专业兴趣;三是搭建了与国外考古青年学者及研究生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也为其毕业后可能存在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实行“田野学校”培养模式的思路及方案
教育教学改革是高等学校研究生教育体系各项改革的核心，教学方式的改革与创新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当代中国考古学对人才的需求，立足于我国高等院校考古学学科的教学理念，即着重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过硬的基本技能和创新能力，本文认为“田野学校”模式的开展和推行对我国高等院校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目前我校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教学的现状，结合国际考古学田野学校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本文在此提出了相关的思路和方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鼓励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参加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的田野学校。结合考古学专业下具体的研究方向，鼓励研究生积极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自主选择，挑选适合自己研究方向的遗址参与发掘。2．建立和实现“田野学校”环节、手段、过程的规范化。目前，在长期的“田野学校”实践中已经建立了一整套规范的运作体系。首先，按照田野学校的实纲预先安排好实习的具体事项;其次，研究生每次参加田野学校后都应进行完善的实结;再次，建立固定的资料整理和汇报制度;第四，严明实习纪律，保证田野实习的安全。3．建立包括经费、制度、质量、平台在内的保障机制，尤其要加强经费保障。建议各高校对田野学校设置固定的经费投入(主要为研究生的交通费)，以保障经费来源。国际田野学校一般为参加者交通费自理，其在实习所在地的食宿费用则为田野学校组织机构负担。综上所述，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校研究生教育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落实科研、理论、实验交叉融合的保障。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在注重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基础训练的同时，应着重培养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学术创新能力。在田野学校的学习中，除了要强调进行考古学的基础训练，即要求研究生熟练掌握国内外考古领域的基本理念、调查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同时也要注重培养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进行学术创新的能力。我们希望通过对考古学科研究生教育中田野学校环节的建设和创新，可以培养出具有出色创新能力的科研自主型研究生。
考古学入门篇2
1872年，英国工程师维恩曼·狄克森和他的伙伴们进入胡夫金字塔内部，他们意外地发现了王后墓室的南通道，这个通道只有长宽各20厘米，人无法进入。1993年，一个由德国考古学家鲁道夫·甘登布里克设计的机器人“乌普瓦特2号”携带摄像机进入了这个神秘的通道。大约前进到65米的地方，考古小组惊奇地发现，通道被一个石门堵住了，而且上面还有两个类似门把手的铜制物，这一发现激起了全世界的好奇心。
为了能够解开这座石门的秘密，由美国科学家研发的“金字塔漫游者”装备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探测设备，开始了人类对于金字塔的又一次探索。“金字塔漫游者”能够携带一系列的工具和摄像机，其传感功能异常出色，共有五个极小的数码摄像机专门用来拍摄和回传通道和石门的细部
图像。
埃及当地时间2002年9月17日凌晨3时57分，当机器人配备的高分辨率光纤摄像头从石门下部的缝隙进入门的后部时，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出现了——探测现场监控器屏幕上发现石门背后出现了另一道布满斑痕的石门。
“门后还有门”，这一结果愈发凸显了金字塔的迷雾重重，这扇新的石门背后是否还有可以发掘的秘密呢？不过，据考古学家事后分析，新发现的这个石门和前面那个石门很不一样，它上面有很多裂纹，明显是没有经过打磨处理的，另外上面也没有铜把手，但它究竟是一扇石门还是一整块岩石却不得而知。
好在人类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过。2004年，两名法国业余考古学家在对埃及胡夫金字塔进行了20年的研究后宣称，他们在金字塔里探测到了一条以前无人知晓的秘密走廊。他们相信，这条秘密走廊正通往一个不为人知的密室，那里或许存有胡夫的木乃伊。
秘密背后仍旧还是秘密，这或许就是金字塔，或许就是古埃及文明的魅力所在。一座石门，并不会削弱我们探索的勇气，更可以被看做是“考古新征程”的开始。在埃及，在尼罗河畔，还有成千上万的谜团都在静静地等待着我们去解答。
（选自《光明日报》2011年3月26日，有删节）
赏读：
考古学入门篇3
一般来说，各个学校的考古系主要分为四个方向：考古、文物保护、博物馆和古代建筑。普通大众所认知的考古专业其实指的仅仅是考古学一个方向。现在无论是科教节目还是报纸书籍，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他几个学科方向，却不知其实那里也包含着无限的乐趣和挑战。我就是因为特别喜欢考古而选择了文物保护专业。
很多人以为文物保护专业是文科专业，实际上本专业高考时只录取理科生。这是因为本专业对物理化学要求较高，大一大二的时候需要学量的物理化学知识。但是这门专业又不是纯理科专业，需要深厚的文科知识，所以，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学专业的学生，在本科期间所需要做的，是学习更广博的知识，因此这个专业比其他专业更需要研究生和博士阶段的深造。
文物保护专业在入学的前两年，基本为学科基础课程，其中包括文科理科两部分。文科内容包括所有考古系学生都要学习的考古学导论、古代建筑导论、文物保护学概论、博物馆学概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中国古代史等几门基础课程：理科内容包括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及实验、无机化学及实验、无机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及实验、分析化学及实验。接下来进行的就是更为专业的课程。比如无机质文物保护和实验课、有机质文物保护和实验课，以及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文化遗产概论等等，与此同时，还需要选修诸如中国古代青铜器、古代陶瓷、佛教石窟、动物骨骼学、人体骨骼学、农业考古、科技考古等课程。如果有精力的话，还可以选择旁听考古专业的新旧石器、三代、秦汉、隋唐考古课程来充实自己。
文保专业最有意思的课程，应该是保护修复类的专业课，这门课包括无机质文物保护和实验课、有机质文物保护和实验课。以及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这些课程包括课堂部分和实践两部分：课堂部分包括文物保护理念、法规、各种保护方法，保护材料以及实际案例：而实践部分，主要包括对各种材质文物的修复操作，比如修复陶器。从对出土陶片的清理开始，到拼接粘贴成整器，再到撰写修复报告，也就是在课堂上完成一个完整的考古修复过程。在完成陶器修复训练之后，会有专门修复瓷器的老师进行讲座和亲自示范，并有亲身实践环节。陶瓷部分的实验课完成后。会有铁器和青铜器的修复保护练习，对于铁器和青铜器，修复实践仅仅是整个保护过程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对青铜器和铁器的缓蚀和封护处理。因为文物保护专业所培养的，并不仅仅是文物修复技师，而是文物保护的全才。同样的，有机质文物保护的实践课主要包括对丝织品的清洗、修补以及对古代纸张的清洗和装裱等最基本的保护修复操作。而由于条件限制，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实践课程。更多的倾向于参观已有的遗址的现状和保护措施。
在完成基础课程的学习之后。我们一般会跟随自己的导师开始进行某个方向的更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但这些研究水平其实依旧是初级的训练和积累经验，更为专业的训练和课题研究，需要在研究生和博士期间来完成。
考古学入门篇4
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屋子，就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屋子和清华历史一样老旧。两张破旧的办公桌，四周全是书架，书架上都是与考古、历史和简牍有关的书。
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李学勤更像是生活在博物馆里。他不是明星，没有什么新闻点，但他几乎每天又都是新闻，而且是大新闻。他早年无师自通，自学哲学，自学甲骨，又自学古文字学。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甲骨、青铜和简牍。
他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操盘者，而这一工程的出笼，既让他誉满天下，也让他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工程”甫一完结，他又受命整理“清华简”。这些沉重的“清华简”，记录着一部部鲜为人知的先秦秘史。看着那些散发着历史清香的简牍，就像是看到了先秦那些思想者活跃的身影。“清华简”的发现，让他们从古代走向现代，从历史走向现实。
从甲骨到青铜再到清华简，从清华到中科院再到清华，李学勤的学术之路，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本来他学的是哲学，然而未毕业就被抽调到了中科院考古所，而考古所尚未正式接纳，又因受到侯外庐先生的赏识，被破格调到了中科院历史所。从此，从事考古和古文字学工作的李学勤，终生与历史所结缘，而与考古所擦肩而过。
他的脸上，皱纹如沟壑一般，就像那些青铜上的铭文一样，布满了历史的沧桑。他一生的工作，就是用手去抚摸那些青铜上的历史。
从“甲骨文”到“思想史”
京华周刊：您当初为什么会对甲骨文感兴趣？
李学勤：1950年，也就是考入清华的前一年，我对甲骨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甲骨文的书很贵，我常常骑着自行车到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去学习甲骨文。通过查阅甲骨书刊，我结识了馆中负责金石资料的曾毅公先生。曾先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除了让我看已经编目的书，还看了不少馆藏的书籍、拓本，使我开阔了眼界，学习的主要兴趣也转向了甲骨文。
京华周刊：甲骨学成为20世纪的国际显学，您的第一项甲骨学著作是参与编著《殷墟文字缀合》，这是否与您1952年离开清华大学而转入中科院考古所有关系？
李学勤：1952年到1953年，我应邀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参加一个项目，编一部甲骨文的书，叫《殷墟文字缀合》。恰好那时，上海郭若愚先生将殷墟文字甲、乙编缀合的文稿送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先生转交考古所，所长郑振铎先生征求陈梦家先生的意见，陈先生看了后说，这书需要再补充，还有两个专门做缀合整理的人，一个是老的，就是曾毅公先生，专门拼缀甲骨文，小的就是指我。考古所便邀曾先生和我去参加，于是我离开了清华。应该说，从清华进入中科院考古所，是我学术道路的一个转折点。
京华周刊：后来您怎么又到了中科院历史所？
李学勤：那时，我家庭经济很困难，平时在考古所工作，同时每个星期有时间就会去教一个海外华侨的古文，从《诗经》、《尚书》一直念到韩愈、柳宗元，那个人特别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官员，这个官员认识当时中科院历史所的副所长侯外庐先生。他跟侯先生说，有一个小孩教一个华侨念古文，古史功底很深厚，侯先生就说你把他找来。那时我在考古所工作，但还没有把岗位落实下来，因为考古所刚成立时在名额上还有一些问题。而历史所恰好正在筹备，侯先生就对我说，你到我们历史所来。我说我得报告考古所呀。考古所说很好，我们正好还没有安排你这个事，你先到历史所，先进了中科院，我们再把你要回来。就这样我到了历史所。可是到了历史所之后，考古所去要我，历史所就不给了，所以就没回考古所。
京华周刊：阴差阳错。这其中看似很偶然，实际上也有一些必然的因素，如果您的古文化功底不深厚，那个华侨也不会让您去教他古文，也就不会有人向侯外庐先生推荐您了。
李学勤：有人问我的历史，我说不足为训，因为我情况太特别，今天不会再有这种事发生了。因为今天的教育体制已经不允许了，比如说我在历史所当所长，我想随便要个人可没那么容易。我现在的位置比当时侯外庐先生还高，他当时是副所长，我现在是正所长啊，可是我没有权力做这个事。我招第一批研究生的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我记得有一个学生，他外语基本上就是零分。可是我们觉得这人底子不错，我们说要就要了。那时我们做导师的，权力还比较大，我说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但今天不行。
京华周刊：您觉得现在的教育跟过去相比，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李学勤：我一直是这种看法：今天的教育有一个缺点，缺点并不在于高等教育，主要是中等教育。中等教育把孩子压得太重了，我孙子就是这样。我看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太值得同情了，而且他还是清华附中的学生。这样的教育，跟我那时完全不同。我们那时候是下午3点钟放学，一放学我就看电影了。我看英文原版电影，所以我英文还可以。不要以为我是死读书的，我还是搞学生运动的。刚一解放的时候，我就是学生会主席，到处去演讲。今天的学生，他有这个时间吗？
京华周刊：现在在中学生和小学生的教育问题上，各个方面好像都不满意。所有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所有人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觉得这种状况能不能改变？
李学勤：改变不了。另外，我觉得中国的教育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太功利化。现在从幼儿园开始，小孩就学会了给老师送礼。那时候，我们连饭都没得吃。可是我常常说我自己，还有我周围的一些同学，没有一个人说，我将来要学什么好挣钱。那时候觉得学什么东西，是为了要学什么，而不是为了挣钱。至于挣钱，那是另外一回事。
秉承“清华学风”
京华周刊：学术界曾经将中国20世纪的历史学派分为疑古派和信古派，当然您作为考古学领域的学者，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应该有一些学术争鸣，能否谈谈您对疑古派的看法？
李学勤：所谓信古，就是古书怎么说都是真的，那么疑古就是自己去重新审查批判。疑古思潮从晚清的康有为等人开始，更重要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我今天仍然坚持认为，疑古学派是个进步的思潮，它对文化的历史与学术层面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京华周刊：您对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思潮还是比较推崇的？
李学勤：是的。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辩》，那时只有十三四岁。到高中时，我就把《古史辩》的7册全都读完了。你看我在以前的作品，受疑古思潮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为什么后来有一些改变呢？主要是因为后来我们整理一些出土简帛书材料的时候，逐渐认识到疑古思潮有一定的负作用，对古代的否定太多。其实对疑古的批评也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当时的王国维先生早就提出来了，他说信古者有过，是有缺点的，但是疑古也是有过的。
京华周刊：就是不能走极端，应该把地上地下的材料结合起来？
李学勤：对。应该把书面的历史文献和出土的考古材料结合起来。后来，我的老师冯友兰先生给《古史辩》第六册做序，他就将这种思潮分为“三段论法”：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后来朱自清先生就提出来：“释古”可以说是清华学派，是清华特别的学风。对于疑古，我们一直认为是有一些进步意义的，但是它对历史文献否定太多，建设较少。那么怎么建设呢？要通过考古学和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结合，开辟新的学科。概括起来说就是释古，就是把理论材料结合起来，开辟一个新的局面。
京华周刊：疑古与信古的问题，是不是也反映出整个学术界有一些门户之见？
李学勤：我这个人多年来有一点希望，就是一直反对门户之见。我一直讲，清朝的学术成绩特别大，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门户之见。原来讲汉学反对宋学，讲汉学先讲古文经学，后来就是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所以它越来越窄。
京华周刊：明代心学对宋学是一种反拨，而清代的朴学对于明代的心学又是一种反拨。
李学勤：是，总有一些门户，所以到晚清以后，是反对门户。我觉得我们不要讲什么门户什么学派。所以我们讲到清华的学风，一直有这8个字：中西融汇，古今贯通。“中西融汇”也成为了清华文科的基本风格。
京华周刊：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方针？
李学勤：因为从清代以来，西学传入，中学和西学就形成了对立。有一些人固守中学，反对西学；有一些人相反，完全接受西学，否定中学。有人说是中体西用，不管你怎么说，总是把中西分割开来了，而清华的学说是主张中西融汇，中西要互相补充，互相吸取。“古今贯通”我们可以用信古、疑古这个说法，有古学有今学，有古文学派今文学派，我们古今要贯通起来，把过去的历史上的和今天的新兴的贯通起来。
这些年，清华还有人提出来，要文理结合。清华有三句话：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结合。它从一开始就是“中西融汇”。比如清华的历史系，1926年刚成立时，所有学生进来，都必须同时学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北大的特点是兼容并包，其实清华也是很兼容并包的。
情系“夏商周”
京华周刊：我们知道，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20世纪的一个重大的部级科学工程，而当时您是工程专家组组长，可以说，它也是您学术历程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里程碑，这个工程，到现在为止，解决了哪些问题？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到2000年10月份已经正式结题，我们还得了国家奖项。关于这个工程，最根本的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第一个由国家来组织的人文科学工程；第二，它是第一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工程。这个过去从来没有过，当然这个项目比不上“两弹一星”那么大，但是组织的方式差不多。我们有200个以上的专家直接参加，多学科结合，而且是文科和理工科相结合。它给多学科的结合提供了一个经验。
近几年，我还经常说一句话，多学科结合是不是一定比单一学科好？不一定。因为没有一个理论能证明，多学科结合一定比单学科好，可是，我们都是按多学科这么做的。所以，现在有些人对我们有不同意见，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是从单学科角度来看的。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多学科的，我们得考虑到其他学科的成果。比如，我们如果要定商朝后期年代，那么不但要考虑考古学、古文字学，还要考虑天文学、文献学，这些都要能够配得上。
所以，我常常讲一个故事，就是1997年，这个项目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央领导让我们去汇报。领导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要知道，你做任何项目，当听到领导问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那就是要人要钱的好机会。但我当时就说，我们目前人力、物力还够用，不需要别的。其实如果当时我们要的话，上面一定会给的。可是我有一个担心，我就怕多学科结合之后，我们有44个专题，44个专题出的结果如果拼不上怎么办？你有什么理由证明这个多学科结合能够拼起来？
京华周刊：而且对于一个重大的工程来说，5年的时间应该是很短的。
李学勤：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工作时间也不过3年多。而且你还得论证，还有好多好多的工作。最后还要结题，还要写报告。
事实上，我们的报告到今年还没有最后做出来，现在我们的办公室都还在。我们最后的报告，因为有些地方要求精度太高，我还有一些新的补充，但今年可以完成。
京华周刊：对于这个工程，国际学术界也有一些争议，对于这些争议，您是怎么看待的？
李学勤：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不管是怎样，我都很欢迎。刚刚还有人在网上说不同意见呢。2002年在美国参加亚洲年会时，我还专门发表声明：我们想在2003年，召集一个国际性的研讨会，把国际上的一些不同意见者专门请来发表意见。本来都已经计划好了，而且经费也筹备好了，结果遇上了非典。后来时机一过，因为其他的工作，就给耽误了。
京华周刊：就是说，你们本来一开始就抱着一种非常开放的、包容的心态。
李学勤：至少我个人是努力这么做的。现在我做的工作也是一样。比如我们的团队，虽然最后要由我来定稿。定稿，你总得有个意见吧。可是我的意见，可能跟你们不一致，不一致没关系，我欢迎你写文章。可是当时我也说了，如果是出于其他动机的意见，那我们不接受。
皓首“清华简”
京华周刊：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和保护中心自成立以来，也做过很多的工作，它对于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有很重要的影响，能否介绍一下出土文献中心做的工作？
李学勤：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这个“清华简”，“清华简”是一个非常沉重、非常艰难的任务，因为每年出一本报告，我们要出十几年。
京华周刊：现在国家有专项的投入吗？
李学勤：有，我们是教育部的重点科技工作项目，也是科技部、国家文物局的重点项目，而且社科基金也是有投入的。“清华简”内容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经典性的，你看过去的一些简，战国时代的简，最著名的就是郭店楚简、上博简，它是思想性的著作，儒家、道家、法家的都有。“清华简”最主要的是一些经典的经史之类的，所以整理起来特别费劲。
京华周刊：但是它对于中国的文化史和文学史是有重要补充的。
李学勤：至少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因为这些是先秦时期的经典文献，当时起的作用后来因为秦始皇焚书就没有了，这些经典的出土文献，从焚书以来，两千多年没有研究清楚，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工作。
京华周刊：对。它至少让先秦时期的文献得到了实物性的证明。
李学勤：对，我们这个就是先秦的文献，本身就是当时的书，当时的字。
京华周刊：现在你们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李学勤：主要就是通过开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性和合作性研究，深入探讨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与保护工作的前沿课题，目前的主要内容是对清华大学抢救入藏的战国竹简进行整理、研究与保护，今后随着工作的开展，再逐步扩大出土文献研究和保护的内容（如甲骨文、青铜器等）。
京华周刊：能说说清华简的保护情况吗？
考古学入门篇5
关键词：考古学；数字技术；教学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考古学多学科发展趋势的加强，信息化、数字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等为主的3S技术，现代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在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兴技术的引领下，考古学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丰硕成果。[1]与此同时，考古学科本身也在经历着一场深刻转型。这种转型突出地表现在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目的上，之前以物质文化史为主要内容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古代人和社会的全面研究。不仅如此，考古学田野操作的方式也在不断变革，发展到今天，田野考古已经成为一门精细化操作的学科。从研究资料、获取资料的技术和手段、分析和研究方法、阐释理论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等不同层面，考古学逐渐从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科学体系。[2]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和操作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展示手段的革新，相应的，在专业教学领域也必须适应这种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考古学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引入，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的考古学实践也不断推陈出新。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考古专业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信息化、数字化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伊始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当代田野考古学的两大基础地层学与类型学便分别借鉴了自然科学上的地质学和生物分类方法。近年来，考古学与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更是突飞猛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学的研究中，如DNA技术，同位素技术等，科技考古实验室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高校纷纷建立，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这其中，数字科技的发展，更是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虎添翼。数字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最开始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图形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当时推动这一趋势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源自于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测绘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数据库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虚拟重建技术的深入发展，考古学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无论在学科研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及虚拟重建和展示领域都有着日益重要的应用。推动现代考古学向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学空间分析技术的进步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空间分析技术的进展开拓了考古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的考古学解读和阐释提供了重要途径。聚落形态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区，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时并进的三个焦点。[3]聚落考古甫一诞生，便带来了考古学研究上的重要变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国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业内的广泛认可。空间分析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考古学传统作业方式的变革，客观上为考古专业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传统考古学作业和教学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学是一门与各式各样的“古董”打交道的学科，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与实习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关键环节，即课堂教学和田野实习。课堂教学的内容以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讲授为主，依据不同的学科定位和区域特色，各个高校在教学内容和设置上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大都涵盖考古学通论（考古学专业不同时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各时段考古、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考古绘图、考古摄影等内容，另外还开设有各具特色的专门考古。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础和关键。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学基本每学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学的内容涵盖了博物馆与考古遗址考察、野外考古调查、田野钻探、田野发掘、发掘资料整理和考古简报撰写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学科的调整和不断发展，考古实都固定在大学三年级，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学期，有的学校安排在第二学期，基本以一学期的时间为主。在早期的考古学教学实践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质文化史为主，器物排队和不同遗址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无论是考古遗迹的发掘、数据的采集还是器物和遗迹的绘图都特别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在中国考古学的初创和发展初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学科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考古学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强和研究的转型，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首先，从研究的目的来看，之前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标本的研究方式逐渐无法使用日益广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现在已经普遍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标本的多样化推动了考古学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同时，随着数据采集手段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绘图方式和手法无论在精度还是效率上已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学空间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对遗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视也促使了考古学操作手段的日益进步。
三、数字条件下考古专业教学
学科的转型和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教学方式的转变，同时，考古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新时期的考古学必须着眼于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这方面，许多高校和研究单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课堂、田野和实验室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成立实验教学中心和教学实践基地等，近几年一些单位大力推行的实验室考古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重要特色之一，着眼于新时期考古学科的发展，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要进行适当的改变。教学观念的转变体现在考古专业教学的各个环节，无论是课堂、实验室还是时间基地，要将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理念贯穿到专科教学的整个过程。专业课的教学必须紧紧把握住当前学科发展的趋势，从课堂教授开始有意识地加入学科发展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夯实基础，将学科发展的新应用和新实践及时引入课堂教学。同时，在教学的同时也要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采用启发和引导的方式，学生大胆接受和尝试新兴技术和新事物，引导大家动手参与实践，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在实验室教学中，伴随着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事业的迅猛发展，一些单位成立数字考古实验室或者GIS考古实验室，将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引入实验室教学，通过动手操作和实景展示来培养学生的兴趣，推动专业教学方式的转变。在传统的教学中，文科实验室的发展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位置，尤其是早期不仅经费缺乏，师资力量也是严重不足，这既与学科的设置有关，也跟教学理念密不可分。数字考古实验室的建立，为专业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此外，在数字考古教学的推广过程中，一些公司与考古文化遗产机构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考古模拟教学软件，让学生在娱乐中体验考古学的魅力，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特色所在，新时期的考古专业教学，除注重基础能力的培养外，也要大力引进新兴技术和手段，将日益精密的考古学研究落到实处。无论是勘探调查、考古发掘还是后期的资料整理，都要将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同新时期的新趋势结合，普及和推动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数字化发展方面，数字化采集已经发展成为新时期考古学的主流，包括调查、钻探和发掘信息的集中管理、遗址和遗迹成图、三维扫描与虚拟重建等技术已经引入到大大小小的工地。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新兴技术的复杂性和知识储备的不足，实践教学中已经出现了部分学生对新兴技术不适应、理解和掌握难度大的现象，这既与传统的学科设置和划分有关，也同现行的田野工作状况有关。目前在一些工地新技术的运用上，多数采取了聘请专业公司的方式，学生缺少实践和操作机会，这也是以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建国.考古测绘、遥感与GIS[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杨瑞霞.数字环境考古理论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2013.
[2]《考古学概论》编写组.考古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0.
[3]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文物出版社，1986.7.
考古学入门篇6
一、信息化、数字化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伊始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当代田野考古学的两大基础地层学与类型学便分别借鉴了自然科学上的地质学和生物分类方法。近年来,考古学与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更是突飞猛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学的研究中,如DNA技术,同位素技术等,科技考古实验室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高校纷纷建立,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这其中,数字科技的发展,更是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虎添翼。数字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最开始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图形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当时推动这一趋势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源自于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测绘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数据库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虚拟重建技术的深入发展,考古学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无论在学科研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及虚拟重建和展示领域都有着日益重要的应用。推动现代考古学向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学空间分析技术的进步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空间分析技术的进展开拓了考古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的考古学解读和阐释提供了重要途径。聚落形态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区,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时并进的三个焦点。[3]聚落考古甫一诞生,便带来了考古学研究上的重要变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国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业内的广泛认可。空间分析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考古学传统作业方式的变革,客观上为考古专业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传统考古学作业和教学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学是一门与各式各样的“古董”打交道的学科,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与实习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关键环节,即课堂教学和田野实习。课堂教学的内容以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讲授为主,依据不同的学科定位和区域特色,各个高校在教学内容和设置上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大都涵盖考古学通论(考古学专业不同时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各时段考古、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考古绘图、考古摄影等内容,另外还开设有各具特色的专门考古。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础和关键。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学基本每学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学的内容涵盖了博物馆与考古遗址考察、野外考古调查、田野钻探、田野发掘、发掘资料整理和考古简报撰写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学科的调整和不断发展,考古实都固定在大学三年级,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学期,有的学校安排在第二学期,基本以一学期的时间为主。在早期的考古学教学实践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质文化史为主,器物排队和不同遗址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无论是考古遗迹的发掘、数据的采集还是器物和遗迹的绘图都特别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在中国考古学的初创和发展初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学科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考古学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强和研究的转型,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首先,从研究的目的来看,之前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标本的研究方式逐渐无法使用日益广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现在已经普遍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标本的多样化推动了考古学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同时,随着数据采集手段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绘图方式和手法无论在精度还是效率上已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学空间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对遗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视也促使了考古学操作手段的日益进步。
三、数字条件下考古专业教学
学科的转型和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教学方式的转变,同时,考古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新时期的考古学必须着眼于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这方面,许多高校和研究单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课堂、田野和实验室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成立实验教学中心和教学实践基地等,近几年一些单位大力推行的实验室考古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重要特色之一,着眼于新时期考古学科的发展,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要进行适当的改变。教学观念的转变体现在考古专业教学的各个环节,无论是课堂、实验室还是时间基地,要将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理念贯穿到专科教学的整个过程。专业课的教学必须紧紧把握住当前学科发展的趋势,从课堂教授开始有意识地加入学科发展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夯实基础,将学科发展的新应用和新实践及时引入课堂教学。同时,在教学的同时也要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采用启发和引导的方式,学生大胆接受和尝试新兴技术和新事物,引导大家动手参与实践,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在实验室教学中,伴随着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事业的迅猛发展,一些单位成立数字考古实验室或者GIS考古实验室,将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引入实验室教学,通过动手操作和实景展示来培养学生的兴趣,推动专业教学方式的转变。在传统的教学中,文科实验室的发展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位置,尤其是早期不仅经费缺乏,师资力量也是严重不足,这既与学科的设置有关,也跟教学理念密不可分。数字考古实验室的建立,为专业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此外,在数字考古教学的推广过程中,一些公司与考古文化遗产机构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考古模拟教学软件,让学生在娱乐中体验考古学的魅力,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特色所在,新时期的考古专业教学,除注重基础能力的培养外,也要大力引进新兴技
考古学入门篇7
〔关键词〕 科举停废；保存国粹；存古学堂；尊经学堂；达材学堂；明经学堂
〔中图分类号〕K25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3-0154-11
光绪三十年（1904）②，湖广总督张之洞饬令在湖北兴办存古学堂，力图以学堂这一“新”形式来保存国粹，此后各省纷纷“参仿”兴设。该校成为清季官方在“新教育”体系中尝试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有全国性的办学规模和长久影响。③唯张氏为该校“殚心竭虑，筹计经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始正式进呈《创立存古学堂折》。〔1〕
而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奏准“立停科举”，并饬令“各省督抚、学政责成办理学务人员，注意经学暨国文、国史”。此外，“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各省督抚学政每三年保送举贡至京师考官职，以便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出路”。〔2〕此后不久，豫、湘、赣等省相继有以上述政令为据并“彰存古之义”的办学努力，湖南方面更明确提出参仿湖北存古学堂办理，清季的保存国粹办学努力由此而与立停科举有了较直接的关联。且上述三省的办学方案皆先于湖北的拟办存古学堂规划进呈中央政府，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此后保存国粹办学进程，更直接关涉到存古学堂与“书院考课”的区别这一清季保存国粹办学努力的重要面相。
张之洞在奏设存古学堂时即“特别声明”：河南尊经、湖南景贤等学堂“似与向来书院考课相仿，与鄂省存古学堂之办法判然不同，毫不相涉”。〔3〕罗志田教授已指出，张氏此言意在明示存古学堂“与‘书院考课’这一旧形式的根本区别。存古而必出以‘学堂’的新形式，且划清与书院的界限，恰是其‘新’之所在”。〔4〕关晓红教授在研究晚清学部时，也注意到学部对湖南奏设景贤等学堂持否定态度。〔5〕关教授并在考察“科举停废对士子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将“参与考职和优拔贡考试”作为“科举停废后乡村士子的实际出路”之一进行论述，是目前所知对这一官方举措最详实的研究。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关教授另有《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终结科举制的设计与遗留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清季停罢科举的链式效应》（《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等文与本文论题直接相关，相当值得参考。笔者在考察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时，曾述及学部对豫、湘两省奏设尊经、景贤等学堂提案的批驳。详郭书愚《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但整体看，清季立停科举与保存国粹相关的面相未得学界充分关注，迄今未见专门以此为题的研究论著。本文拟以相关档案、清季报刊、时人文集等资料为据，重建清季豫、湘、赣三省兴设尊经、景贤、达材、明经等学堂的相关史实，进而考察这些学堂与张之洞兴设存古学堂方案的异同，希望从一个与科举停废直接相关的视角增进我们对清季官方保存国粹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了解。而对科举停废后若干办学方案的比照研究，或可推进对清季“学堂办法”与“书院考课”区别的认知。
一、河南尊经、湖南达材、江西明经等学堂的兴办进程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河南巡抚陈夔龙、学政王垿奏请在省会设立尊经学堂。这里及下段所述详《河南巡抚陈夔龙、学政王垿会奏遵旨拟设尊经学堂及师范传习所，以保国粹而广师资折》，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六日，收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528-530页。此举的直接缘起和重要依据是同年八月四日得到谕准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以下简称《立停科举折》）。
河南方面的奏折开篇即引当年八月四、六两日关于各省一律停止乡会试、岁科考试，专办学堂的上谕，进而提出，袁世凯等人《立停科举折》奏请饬令各省切实遵办的“切要办法”，第一条即“尊经学”。若“坐令四方老宿，皓守穷经，而不能证明心得，以为国家致用，良足惜也。况当此振兴学务之际，设绩学老成之士，因不合时宜，废然自弃，人皆目经学为迂疏，不复专心致志，以蕲通作述之精意，第恐舍本逐末，不数年而国粹荡然矣。然则为今之计，尤以培植穷经之士，以保存国粹为先务”。河南省城原有大梁书院，光绪三十年改为大梁校士馆，“今科选既停，诸生应归师范学堂肄业”。而袁世凯等《立停科举折》原奏内又有“拟令各督抚学政每三年一次，保送举贡入京肄业”一语，故“拟即改大梁校士馆为尊经学堂，专考取通省举贡入学肄业，暂以百人为额”。学员“毕业时，择其最优者，咨送学务大臣考验合格，量予奖励，并升入学堂各分科，为日后递升通儒院地步，仍由臣等随时考察，习知其学问品行。将来三年保送时，亦可有所选择，不至滥举”。显然，河南方面拟办尊经学堂是因应中央政府停废科举政令的办学努力之一。河南省城原有明道书院，“向由学政调取各府州县高材生前来肄业”。陈、王二人在拟设尊经学堂的奏折中，并以科举既停而“以前生员仍奉旨量予出路”，呈请将明道书院改为“师范传习所，专调各县绩学生员考取肄业，暂习简易科”。
在湖南，士绅的“存古”热情较高，且发端更早。光绪三十年下半年，在籍工科给事中冯锡仁、候选道张祖同、江苏候补道程龢祥等人即联名公呈署理湖南巡抚陆元鼎，认为前任湘抚赵尔巽光绪二十九年（1903）奏准将岳麓书院改建高等学堂，是“变通往制，改弦更张”。岳麓书院为“先贤遗迹所留。若付之不甚爱惜，士林恫之”。且该书院“为全省士子聚集之所，各属每年来学者众，寻师访友，通声气而便取资，莫此为善。今废弃之后，风气隔阂，全省血脉为之不灵，于外郡县人士尤多未便，非另行设法通筹，奚以慰儒林之觖望”？岳麓书院东北旧有屈子祠，本在高等学堂校址外。冯氏等人呈请扩充其堂舍，缮葺其墙垣，“略仿令德堂之例”，创建“岳麓爱礼堂”，“聊寓告朔饩羊之意”，并“彰存古之义”；延请“品优学粹、夙孚众望者一人为堂长；学生以百数十名为率，斋舍约广容三百人。未经取额，亦准住堂”。该堂“参用通儒院新章”，“专崇正学，以扶世翼教为主”。“经术文章，培成根柢，进而究当世之务。在在以适用为依归，亦可研习乎声光化电之途而推之实业”。〔6〕
陆元鼎批示指出，岳麓书院为“千余年讲学名区”。“岳麓爱礼堂”意在“存古迹，延道统，讲朴学，储通材，一举而数善备，于湘省政教颇有关系，应准立案”。所需开办经费“由官筹拨一万金，以为之倡，另筹常年经费五千金。倘有不敷，由诸绅自行筹补”。堂名则“改题‘岳麓景贤堂’，似于高山景行之意，较为关合”。①此后不久，又有二十余位湘绅联名呈请建“岳麓景贤堂”，“专收中年以上成材，普订学科、精研实业、分门肄习国文学，兼涉外国历史、理化、政治、法律诸科。意在参用通儒，酌遵新章。将来卒业后亦可备师范之选”。②至光绪三十年十一月，陆元鼎在奏报筹办湘省学务情形时，专门附片具陈设立岳麓景贤堂事宜。〔7〕
另一方面，湖南省城原有孝廉书院和校经堂。前者为“通省举人肄习之所”，光绪三十年时任湘抚赵尔巽将其改为达材校士馆，于举人外添选贡廪增附监入馆肄业，仍“课经义治事”。后者原由学政“调取高材生肄业”，赵尔巽任湘抚期间将其改为成德校士馆。③冯锡仁等人呈请创建“岳麓爱礼堂”时，时任湘抚陆元鼎正拟设法扩充“额少人多”的达材、成德校士馆。④至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申报》有报道说，湘绅黄敬舆、孔静皆等拟禀请官方将达材校士馆改为“养粹学堂，取保存国粹之义。悉遵奏定学堂章程，拟订简明规则”。⑤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月，护理湖南巡抚庞鸿书、学政支恒荣会奏《遵旨改设学堂以保国粹而励真才折》，拟将达材校士馆改为“达材学堂，仿河南尊经学堂办法，专收举人五贡入学肄业，暂以百人为额”，毕业时“择其最优者咨送学部大臣考验合格，量予奖励，并升入大学各分科，为递升入通儒院地步”。另将成德校士馆、岳麓景贤堂分别改为成德学堂、景贤学堂，作为中年以上“通省旧学生员”专研中学之地，毕业时“均拟仿照湖北存古学堂并参酌河南尊经学堂章程，分别奏请奖励”。时衡永郴桂道谭启瑞等人详请将衡州府旧有船山书院“仿照湖北存古学堂章程办理”，庞鸿书、支恒荣“亦令参照省城三处学堂规则，专收该管府州属生员，名为船山学堂”。
与河南奏设尊经学堂折类似，湘省奏折开篇也引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六两日令各省一律停止乡会试、岁科考试，专办学堂的上谕，进而提出，“科举既废，旧学寒畯，不乏穷经之士。以彼频年研计于中学，素有根柢，果其专心致志，不难入室升堂。且皆为国家昔年奖励之人才，当此学务振兴，亦岂忍令其皓首无归，中途废弃”？达材校士馆等“酌改学堂”以后，官方平时即可“考察习知”这些科举出身者的学问品行，以备将来考拔考优时“有所选择，不至滥取”。其为旧式读书人“宽筹出路”、为科举停废后保留的优拔贡考试作准备之意，实与河南拟办尊经学堂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尊经学堂“专考取通省举贡入学肄业”，而湖南的办学规划则将举贡生员皆纳入其中，且拟办四校分工明确，办学地点也扩及省城以外，俨然已是一整套面向科举出身者的办学方案。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如此恢宏的办学规模，即便是在整个清季官方有关“存古”的办学努力中，也鲜有它例。
豫、湘两省奏折除都以袁世凯等人所奏《立停科举折》为据外，还皆声称拟办各校与《奏定学堂章程》“相吻合”。湘省奏案更明确提出达材等校章程是依照奏定大学堂、通儒院、高等学堂章程，以及河南尊经学堂、湖北存古学堂各章程“参酌订正”而成，所有“应办各事宜”也“悉照奏定章程办理”。但学部在审查时即发现湘省奏案实际上颇多“与定章歧异”之处（详后），故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奏准饬令湘省将景贤学堂改办高等学堂，将成德、船山两校改办师范学堂，仅达材一校准“如原奏所请，招考举贡生员，肄习经、史、理、文各学。惟须先行补习普通[课程]，按照定章高等学堂第一类学科讲授，庶将来升入分科大学，得以划一学程”。而河南尊经学堂“与湘省办法大同小异”，也应“改办师范学堂，以归一律”。〔8〕
学部虽然对达材学堂网开一面，但明确要求将该校纳入《奏定学堂章程》规划的普通学制中，而不是专意“养成经史国文之资”。这为江西方面类似的办学努力提供了寻求避免学部批驳的办学思路。先是在光绪三十一年下半年，南昌举人胡其敬等人禀请用赣省“各属旧有宾兴、采芹、公车”等款项开办“孝廉存古学堂”，以便为“年齿已长”的“旧学之士”宽筹“进身之阶”。江西巡抚胡廷斡则认为，袁世凯等所奏《立停科举折》内已有专门举措可令“年齿已长”的“旧学之士”“不患无进身之阶”；且“伦常礼教、经史词章，学堂中无不备具”，不必“另立名目，致涉歧趋”。胡其敬等所禀“应无庸议”。〔9〕至翌年四月，也即学部奏驳豫、湘两省奏案大约一个月后，江西方面“援照湖南达材学堂成案”开办明经学堂。
与豫、湘两省的做法不同，江西方面是在明经学堂已正式开办后，向学部详呈该校“章程及课程表格”，并请准予立案。详文中说，该校“选录本省举贡生员入堂讲习。立学宗旨于保存国粹之中寓恤寒畯之意，一切学科程度按照定章高等学堂第一类讲授，并先行补习普通[课程]，以备升入大学分科”，同时“依中学程度增入讲经一门。盖因学堂取义显揭明经，循名核实，理似应尔”。如此“既系参照高等[学堂]讲授，而肄业之举贡又皆国文夙有根底”。“江西明经学堂详呈章程及课程表格并请转详咨部立案文”，引在学部《咨覆赣抚明经学堂学生应请转饬拨入师范学堂肄业文》，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学部官报》总第26期，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一日，“文牍”，313A-320B页。
但学部注意到明经学堂“补习普通”仅一年学程，其科目设置及钟点配备较《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多有缺陷”（详后文），故饬令赣省将明经学堂所有学生“按其年龄学力分拨入师范学堂或中学堂肄业。所有经费亦移作扩充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用”。〔10〕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底，江西提学使林开謩以“各学堂均有经学一科，不必专立学堂，致多糜费”为由，札饬将明经学堂“即行裁撤。所有各学生业已分科考试，未取者各自回籍，另谋学业；已取者量其程度，分拨高等学堂及优级、初级师范各学堂肄业。所有该堂校舍以及经费即将医学堂移入接管”。〔11〕江西明经学堂在付诸实施一年多后以失败告终。
湖南达材、景贤、成德等校后来的办学运转也不太理想。就在学部饬令湘省改办的当月（光绪三十二年三月），湖南达材学堂正式开学。但该校并未照学部的意思，“按照定章高等学堂第一类学科讲授”，而是仍按湘省原奏方案，“分经、史、理、文四科为四班。举贡三年毕业，生员五年毕业，皆以能著有成书为据”。〔12〕至宣统元年（1909）八月，时任湖南提学使吴庆坻也指出，达材学堂“聘订教员，选取学生均按[光绪]三十二年原奏章程规定，以视鄂省存古学堂，范围不无广狭之殊，学科亦有疏密之判”。故湘省虽早有“存古专校”，但“办法未甚完全”。〔13〕
景贤、成德两校同样未按照学部奏令办理，而是皆改为法政学堂。光绪三十二年秋，湘抚庞鸿书奏准将岳麓景贤堂改为高等学堂“景贤法政分校”，拟翌年四月招录三百名学生，在“荷池精舍”正式开学。〔14〕据“景贤法政学堂”庶务长凌广文所述，该校原以“经费不敷，不能建筑校舍，又念诸寒畯向学情殷，不可不稍筹津贴，因照旧书院办法，以千六百金为正课生膏火，千金为正课、附课及随时投考生奖品”。至宣统元年，湖南咨议局“提议复裁膏火，拟用堂课，期于逐渐改良”。翌年五月，湖南提学使吴庆坻照会该校“实办法政”。吴庆坻：“详湖南巡抚杨文鼎遵限筹设存古学堂文”，宣统二年十二月，附在吴庆坻《移奉抚批筹设存古学堂拟将成德达材两校合并改办文》，《湖南教育官报》，第13期，日期残，“文牍”，50A-52B页。同年六月校方通告，“非裁奖金，无以为延聘教员、印刷讲义之费；非加甄别，则校址狭隘，正课三百名端坐听讲，将不能容”。“景贤法政学堂庶务长凌广文为学校改良事通告学生文”，宣统二年上半年，引在无作者《景贤学堂改良之通告》，《申报》，宣统二年六月廿八日，第1张后幅第4版。可知“岳麓景贤堂”在学部奏准饬令湖南方面将其改办师范后的近四年时间里，既没有修建“堂课”所需的校舍，也没有延聘讲课之教员，而是在“景贤法政学堂”的名目下照其既有的“书院办法”运作。
至于成德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的《申报》有报道说，“成德法政学堂”学生毕业后遗有学额，吴庆坻除“将本届备取优生二十名补入外，其余由考优、考职取列头场各生及在校未经毕业诸生中考取”，已于当天“行开学礼”。〔15〕后吴氏拟将达材、成德两校合并，改办“湖南存古学堂”，但与湖南咨议局未达成共识，加之吴氏本人宣统三年（1911）初离职而同年三月学部颁行的《修订存古学堂章程》又与湖南办学方案歧异，皆直接影响了湘省整合改办存古学堂计划的付诸实施（详另文）。
在河南，同样是在学部奏令改办的当月（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巡抚瑞良即向学部电告尊经学堂改办两级师范学堂的计划。参见瑞良《抚院覆学部推广师范电》，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河南教育官报》，总第3期，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一日，“文牍”，26B页；学部《咨覆抚院推广师范文》，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九日，《河南教育官报》，总第3期，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一日，“文牍”，19B-20B页。至宣统元年初，曾供职于河南学务公所的辉县知县戴宗喆以御史李灼华“请复岁科试之奏，持论甚大，所见甚远”，禀请河南巡抚吴重憙通饬各州县设“存古小学堂”一处，各府厅设“存古中学堂”一处，省会设“存古高等学堂”一处，以“存先圣之道统”。吴重憙则认为《奏定学堂章程》对中学“已加意注重”，如果各处学堂“遵章切实授课，断无蔑古荒经之虑”。豫省学务“尚未发达”，若“分等普设”存古学堂，“其知者以为国粹之保存，不知者以为科举之复燃。流弊所趋，不独无以兴未兴之学，即已成立者亦必立时解散，群以存古为名，相率弃学”。且豫省此前拟设的尊经学堂与戴宗喆“原禀所称存古学堂用意略同”，而被学部饬令改办师范学堂；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内也有“河南尊经、湖南景贤各学堂均系规仿鄂省而误会者”等语，故“此项偏重古学之学堂揆度现情，断在不应提议之列”。吴重憙：“批示河南提学司如详饬知戴宗喆文”，时间不详，附在孔祥霖《详覆抚院遵议辉县戴令宗喆禀请广设存古学堂文（院批附）》，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二日，《河南教育官报》，宣统元年总第45期，同年六月一日，“文牍”，368B-372A页。
吴氏的意见得到署理河南提学使孔祥霖的鼎力支持。孔氏进而强调，“若置经、史、文集数种，聘一从前工贴括者主讲其中，名曰‘存古’，实诬古矣。且如此则直曰‘复书院’可矣，何必强名为‘学堂’？若仿江、鄂[存古学堂]体制为之，断非一府一州一县所能举”。当时已有上谕明令官员“当以李灼华等为戒，勿蹈故辙”。戴宗喆禀文引李灼华请复岁科试奏案为据，“未免显违谕旨，应予申饬，以为无识妄言者儆”。况“前次河南请设尊经学堂与湖南请设景贤学堂，先后均经部驳有案。乃不二三年间遽请自省城以至府厅州县广设存古学堂，匪惟无此财力，即有之，其能免学部驳诘耶”？〔16〕
由于资料所限，戴宗喆拟办存古学堂的具体设想尚不清楚，唯戴氏“分等普设”存古学堂之议，意在建立省会、府厅、州县三级的一整套中学人材培养体制，较张之洞等人仅拟在各省省会设一所高等专门性质的存古学堂的方案远更恢宏，恐怕已属当时中央政府担心并试图避免的“存古有碍新机”倾向。且戴氏试图将存古学堂与科举联结，也与张之洞兴办存古学堂的思路异趣，正是当时中央政府竭力反对的做法。详郭书愚《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另一方面，吴、孔二人皆提到河南此前拟办尊经学堂被学部奏驳的情形，孔祥霖更是将戴氏的方案与尊经学堂归为一类，从一个侧面提示着拟办尊经学堂未果对豫省后来的存古努力确有影响。实际上目前所知河南方面至宣统二年（1910）仍未按学部《分年筹办事宜清单》的统一规划，设立存古学堂。〔17〕
二、尊经、达材、明经学堂与湖北存古学堂的异同
将现存河南尊经、湖南达材等学堂章程与张之洞兴设湖北存古学堂的饬令、奏折和课表章程细加比照，不难发现豫、湘两省的办学设想在立意初衷、招生思路、学程模式、科目配置、考试规章、管理方式、师资规模等方面皆与张之洞拟办湖北存古学堂的规划明显异趣。
在招生方面，河南尊经、湖南达材等学堂与湖北存古学堂皆面向具有科举出身者招生，但其具体的招生思路明显歧异，正体现出办学初衷的不同。张之洞兴办存古学堂原拟“选取高等小学毕业者升入，特以目前小学尚未造有成材，应就各学生员考选，不拘举、贡、廪、增、附皆可”。〔18〕显然，该校所以“就各学生员考选”，是因高等小学“尚未造有成材”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正因是权宜之计，故而对举、贡、廪、增、附生一视同仁，皆给予同等的应考资格，以便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网罗到具有天资且诚挚“存古”的高材士子。①其招生的初衷既是考选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入学而非面向旧式读书人群体，则其办学旨趣自然也不是为旧式读书人在科举停废后“宽筹出路”。实际上，按照张氏的设想，存古学生毕业后应送入京师大学堂肄习进而递升入通儒院，说明该校的实际定位就是力图在《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后补入清季“新教育”体系的新式学堂。
前文说过，河南尊经、湖南达材等学堂的前身皆是完全面向旧式读书人的教育机构。豫、湘两省奏请将其改办学堂，上述招生思路仍在延续。且各校招录旧式读书人，对科举出身皆有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河南尊经、湖南达材学堂“专收举人五贡入学肄业”，成德、景贤两校以湖南全省中年以上“旧学生员”为招生对象，而船山学堂则专收衡、永、郴、桂四府州属生员。②科举出身的规格和等级成为湘省四校在招生方面分工的基准，与湖北存古学堂在招考时对科举出身一视同仁的权宜之计明显异趣。③
在学程方面，湖北存古学堂学生一入校即分经、史、词章三科，各科主课皆是“先博后专”的研习思路。④而河南尊经、湖南达材等校倡导学员“首尊经学”、“精研理学”、“博览史学”、“保存文学”、“兼通艺学”、“预习政学”，各学科固有轻重之别，但学员既然要参加优拔贡各场考试，毕竟不能取一入校即分科专精一门的模式。河南尊经学堂规定：“学生一入校，即将其三年内拟治何经、著何书、考何政、习何艺，分晰亲注于册”。湖南达材等学堂章程中也有类似的做法。
在科目的设置和具体要求上，豫、湘两省皆要求学员“精研”理学，而理学并没有被张之洞纳入湖北存古学堂的教学授受范围。张之洞将“博览古今子部诸家学”列为湖北存古学堂课时最重的“通习课”，意在“优游治经史者之心思，增助治词章者之风骨”。而豫、湘两省办学章程不仅没有列出类似的科目，甚至整个章程都没有只字提及任何有关“子部”的内容。“算学”、“舆地”是湖北存古学堂两门兼讲中西学的“通习课”。但在河南尊经学堂章程中，二者都不是独立的科目，“舆地”因“与史学相表里”被附在史学科目中，“中国传统算学”则是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出现在“兼通艺学”的条目中，整个章程没有提及“西算”。
此外，张之洞拟为湖北存古学堂各科学生开设“外国历史、博物、理化、外国政治法律理财、外国警察监狱、农林渔牧各实业、工商各实业”等西学“通习课”和体操课。河南尊经学堂章程虽列有“兼通艺学”和“预习政学”的条目，但前者仅言及“六艺”而没有提到“西艺”，后者也只是说“通经原以致用，授政不达，虽多奚为？”没有明确提及“西政”。在湖南达材等学堂章程中，“艺学”和“政学”则要具体明确得多，前者被界定为“农、林、渔、牧、工商各实业”，而“凡财政、兵事、交涉、铁路、矿务、警察、外国政法等事”则为“政学”，这样的表述应是参仿湖北存古学堂的“农林渔牧各实业”和“工商各实业”两门西学通习课而成。唯湖北存古学堂的西学通习课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意在“开其腐陋，化其虚矫，固不必一人兼擅其长”。〔19〕而湖南方面要求达材等学堂的学员“各择[政学中]一门加意考习以储心得”，意味着“政学”成为选修课目，正有鼓励学生专长一门之意。
在考试方面，豫、湘两省章程皆规定每月“试以经史策论及各体文、政治及西国艺学”。按，“策”、“论”作为传统考试形式也出现在清季“新教育”体制中，并非科举与学堂的根本区别所在。①但由具体的考试内容看，豫、湘两省的考章更多考虑的仍是学员参加优拔贡考试的需要，而与《奏定学堂考试章程》的规定相去甚远。②尤其河南尊经学堂章程没有将“西政”、“西艺”纳入学员的研习范围，却将“政治与西国艺学”列为学生每月必须参加的考试项目，如此“学考分离”，说其是以优拔贡考试为指针，应不为过。
值得注意的是，与河南尊经学堂相比，湖南拟办达材等学堂有较多参仿湖北存古学堂之处。湘省奏折明确提出，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将经心书院故址改为存古学堂，法良意美”。“今日环球各国学堂皆重国文，凡礼教风尚及精美擅长之学术技能宝爱护持，名曰‘国粹’，以保全为主。中国圣经贤传，阐明道德，维系人伦，忠孝至行、平治大猷皆由此出。即列朝子史，事理兼赅，各种词章、军国资用亦皆经术之绪余，文化之辅翼，未可听其废弛”。此言明显是“酌改”张之洞札饬设立存古学堂的公文而成。③此外，奏折对“中学日微”以致新式学堂“鲜教国文专门之教员而中师渐绝”的忧虑，也是张之洞创设存古学堂相当强调而河南奏设尊经学堂没有提及的面相。张之洞在札饬设立存古学堂的公文（《鄂督张设立存古学堂札》，《湖南官报》，第891号，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九日，“时政录要”，33A-34B页）中说：“新设学堂学生所造太浅，仅可为初等小学国文之师。至高等专门学、普通中学、优级师范、高等小学皆无教国文专门之教员。倘高等以下各学堂之中学既微，中师已断，是所有国文之经史词章无人能习、无人能教。然则将来所谓大学专门岂非徒托空言！既无周秦传经之名师，安有两汉立学之博士？窃恐不免有经籍道熄、纲沦法斁之忧，言念及此，不胜大惧。”不仅如此，前文说过湘省章程对“艺学”、“政学”的界定明显参仿湖北存古学堂，而湘省章程还列有“兼通舆地学”和“兼通算学”条目，为尊经章程所无。前者似是删减湖北存古学堂“舆地学”课程内容而成，后者基本与湖北存古学堂的“算学”课内容相同。
在校务管理方面，河南尊经学堂提出“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圣诞辰及端午、中秋均照《学堂管理通则》放假一日”，但以校内无洋教习为由，不拟采用西式星期制作息，而“遵国家朔望谒庙之制”，每月朔望，全校师生按照《学堂管理通则》的规定“行礼”，礼毕后放假。类似的行礼程式也见于湖南达材学堂章程中（具体的行礼日期略异）。但湘省章程也没有照西式星期制作息和放假的相关规定。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之洞不仅为湖北存古学堂拟订了一整套星期制的课程授受和课时配置方案，而且相当注意利用新式学堂在“管理”方面的长处，摒除旧日书院积习。张氏明确提出，存古学生“须规矩整肃，衣冠画一，讲授皆在讲堂，问答写于粉牌，每日兼习兵操，出入有节，起居有时，课程钟点有定，会食应客有章，与现办文武各学堂无异，与旧日书院积习绝不相同”。〔20〕
实际上，豫、湘两省拟聘师资的规模皆远不足以实施一整套课程授受方案。尊经学堂拟设“教务长、监督、庶务长、文案官兼会计官、监学官兼掌书官各一人，教员二人，斋务长四人”。教务长“须聘德行道艺为士林所推服者充当，教员须明习各种艺学”，每月由教务长命题，考“经史策论及各体文”；由教员出题，考“政治及西国艺学”，两考“均由教员核阅，送教务长评定甲乙”。湘省章程提出“聘堂长一人并委监学一人、科学分校教员四人、斋务长一人、庶务长一人、管书斋长一人”。这里所谓“科学分校教员”中的“科学”意指“众科之学”，而非今日通行的“科学”（science）之意。每月考试由堂长命题，“分校教员”核阅后送堂长“评定甲乙”。学生每旬所交札记也由“分校教员”核阅后送堂长评定。湘省拟聘教员人数较尊经学堂扩充一倍，但即便如此，仍与张之洞所拟湖北存古学堂总教4人、协教4到6人、分教6到10人的师资规模相去甚远。〔21〕整体看，豫、湘两省拟聘师资似乎更多考虑月考命题、核阅试卷和札记所需，而非象张之洞设计的存古学堂那样进行日常的西式学堂课程教学活动。
通过上文比照，可知学部在奏驳时所言河南尊经，湖南景贤、达材等学堂“外标学堂之名，仍沿书院之实”，大体即是其与张之洞兴办存古学堂方案的区别所在。〔22〕张之洞在《创立存古学堂折》意申明湖南景贤等学堂、河南尊经学堂“与鄂省存古学堂之办法判然不同，毫不相涉”，固然有避免学部批驳的考虑，但若说豫、湘两省拟设保存国粹学堂的预案原即“与向来书院考课相仿”，而较疏离于清季“新教育”通行的西式“学堂”办法，也明显不同于张之洞拟在存古学堂中施行的“学堂教人之学”，应不为过。〔23〕
与河南尊经、湖南景贤等学堂不同，江西明经学堂是在学部奏驳豫、湘两省奏案后设立的。江西方面提出，该校“一切学科程度按照定章高等学堂第一类讲授，并先行补习”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东语、英语、体操等“普通课程”。上述各门暨讲经一门，由江西教务处派员“到堂授课”。“江西明经学堂详呈章程及课程表格并请转详咨部立案文”，引在学部《咨覆赣抚明经学堂学生应请转饬拨入师范学堂肄业文》，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学部官报》总第26期，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一日，“文牍”，313A-320B页。学部“奏派调查江西学务员”罗振玉提交的明经学堂“调查总表”显示，该校光绪三十三年聘有“监督、监学官、监学兼斋务长、文案官、会计官、检察官、杂务官”各1人，司事2人，教员9人；学生定额120人，当时在校71人；“教学科目”为“伦理、经学、国文、历史、地理、心理及辨学、西语、东语、法学、兵学、算学、格致、理财、体操、图画”，确是参仿《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第一类学科”的课程设置规定而成（个别名目略有变化）。罗振玉：《奏派调查江西学务员报告书·江西明经学堂调查总表》，时间不详，《学部官报》总第34期，“京外学务报告”，288B-289A页。《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570-574页）列出的“第一类学科”三学年课程包括：“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心理及辩学、兵学、体操、英语、德语或法语、历史、地理、法学、理财学”，章程并要求有志入经科大学的学生加“物理、算学”两课。这样的师资规模和一整套教学授受方案显然与河南尊经、湖南达材等学堂迥异其趣。
唯《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的“第一类学科为预备入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等大学者治之”，并非专意为保存国粹而设，学员也不是仅以经、文两科大学为升学之阶。张之洞等：《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570-574页。高等学堂“第一类学科”的三年学程中，“经学大义”、“中国文学”以及“中国史”三门的课时钟点数仅占总课时数的约20%，前两门为“通习课”，“历史”虽为“主课”，但“中国史”仅开设一年，其余两年皆授“外国史”。学部饬令湖南达材学堂“先行补习普通[课程]，按照定章高等学堂第一类学科讲授”，实是有意将其完全纳入《奏定学堂章程》规划的学制序列中。这使江西明经学堂面临两难局面：《奏定学堂章程》拟订的课程设置和钟点配备已相当饱满。《奏定学堂章程》（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291-339页）规定初等小学堂每周30学时，自高等小学堂至高等学堂，每周皆为36学时。若完全按照学部要求办理，则学员前三学年俨然已和就读于“高等学堂第一类学科”的新式读书人没有什么不同，谈不上以研习中学为主旨；若坚持“保存国粹”的初衷，则很难得到学部认可。江西方面决定明经学堂“一切学科程度按照定章高等学堂第一类讲授，并先行补习普通”课程，唯因“学堂取义显揭明经”，故“增入讲经一门”而未及其余中学科目，这几乎是最大限度向《奏定学堂章程》倾斜以避免学部批驳的做法，其“保存国粹”的办学原意已大打折扣。
不过，学部审核明经学堂章程时发现，“补习普通”学程的课程设置和钟点配备较奏章仍多有“缺陷”。该学程实际仅一年，总计1200课时，尚不足《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的“普通学”课时数的三分之一。学生如此“补习”，“于普通各学万难毕业”。其“算学”课程“于补习时并未及几何、三角，而正科第一年遽语以解析几何，学者何能领悟”？如果在一年补习学程中“加入几何、三角二门，则既有算学，又有代数，以一年二百四十点钟平均计算，每门才六十点钟，仅两月之程度，所得有几”？此外，该校声明“注重大学分科第一类之经学、政法、文学等科”，实际却并未照章开设“法制理财”课。以上各条若通通照章办理，则“各门补习期限至少须延长为三年，庶几程度相合”。〔24〕罗振玉在“调查”后明确表示，该校虽“意在保存国粹，用意至善，但经学渊源即夙有根柢者亦不能于三四年中遽能养成专家，况在堂更须修普通学科，则养成经学专家更无可望”。也即是说，明经学堂在《奏定学堂章程》内兼顾普通学科的“养成经学专家”方案根本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罗振玉：《奏派调查江西学务员报告书·江西明经学堂调查总表》，时间不详，《学部官报》总第34期，“京外学务报告”，288B-289A页。罗振玉曾在光绪三十三年八月私下向刚刚奉旨主管学部的张之洞提出“国学浩博”，湖北存古学堂“年限至短，复添科学，恐成效难期”，得到张氏的“首肯”。可知即便是七年学制且“专力中学”的湖北存古学堂，罗、张二人仍担心其存在“国学浩博”与“年限至短”间的矛盾。罗振玉：《集蓼编（雪堂自述）》，《罗雪堂先生全集》，第5编第1册，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 1973年，21页。
按“不讲西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济”（张之洞《劝学篇》中语）的确是困扰清季“新教育”的一大难题。张之洞倡设存古学堂是因“各学堂经史汉文所讲太略”。〔25〕唯“各学堂经史汉文功课”所以会“晷刻有限，所讲太略”，归根到底是《奏定学堂章程》更多向西学课程倾斜，中学课程受到相当程度的挤压。在总课时相当饱满的情形下，兴办保存国粹的学堂势必需要突破《奏定学堂章程》以西学为重心的课程配置取向。故张之洞明确提出，《奏定学堂章程》“务在开发国民普通知识，故国文及中国旧学钟点不能过多。此次存古学堂，重在保存国粹，且养成传习中学之师，于普通各门止须习其要端，知其梗概，故普通实业各事钟点亦不便过多，以免多占晷刻。两法互相补益，各有深意，不可偏废，不相菲薄。”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1762-1766页。实际上尽管湖北存古学堂的西学通习课已被精简压缩到相当程度，但该校仍然出现“钟点已多，讲堂已满”的问题。故张氏虽然认为“洋文为将来考究西籍之基，为用尤大”，但只能在存古学堂附近设“外国语文学堂一所”，准许学有余力的存古学生“附入该学堂，自行兼习”。这可能是该校与前文所述豫、湘、赣等省办学努力的根本区别所在：张之洞将存古学堂定位在“新教育”体系中而又独立于《奏定学堂章程》规划的学制外，二者是“互相补益，各有深意，不可偏废，不相菲薄”的关系。而河南尊经、湖南景贤、江西明经等校则竭力将科举停废与《奏定学堂章程》相联结，试图在《奏定学堂章程》的规章内既安排科举停废后的“善后举措”，又“彰存古之义”，且明显以前者为重。袁世凯、张之洞等在《立停科举折》（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530-533页）中提出科举停废后应“尊经学”、“崇品行”，皆是指各省办“新教育”时要“注意”并“认真遵办”《奏定学堂章程》中有关“尊经学”、“崇品行”的内容，实际并未将“保存国粹”与宽筹“旧学应举之寒儒”的出路联结在一起。折中更特别声明，已入学堂者不准参加废科举后保留的优拔贡考试，意在强调这些考试与“新教育”的界域，防止其对“新教育”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但这一“善后措施”在实际运作中，却事与愿违，对“新学界”产生相当大的冲击，详另文。
进而言之，前文所述还涉及到清季保存国粹办学努力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清季“新教育”中的存古学堂与传统书院最核心的区别究竟是什么？河南尊经、湖南景贤等学堂即便将西学纳入教学或考试范围，仍与当时通常的“学堂办法”“判然不同”。而存古学堂即便将西学课程精简压缩到相当程度，甚至完全没有西学课程，也可与其它新式学堂“无异，与旧日书院积习绝不相同”。张之洞在光绪三十三年夏主管学部后与罗振玉的私下谈话中说，此前所拟存古学堂课程，若“不加科学[课程]，恐遭部驳”，并对罗氏提出的兴办“略如以前书院”的“国学馆”计划赞许有加，甚至允诺“当谋奏行”，从一个侧面提示着张氏或许未必将存古学堂视作最佳的保存国粹办学方案，至少是可以接受一个“不加科学[课程]”的存古学堂。罗振玉：《集蓼编（雪堂自述）》，《罗雪堂先生全集》，第5编第1册，21页。这可能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是否以及在何等程度上接纳西学或非存古学堂区别于传统书院（尤其晚清不少书院旨在“讲求实学”且已不怎么排斥西学）的核心标识。张氏自倡设存古学堂之初即强调该校要加强对学生的管理，以新式学堂在“管理”方面的长处克服“旧日书院积习”。湖北存古学堂从开办预案到实际运作皆没有完全否定中国传统学术授受方式（尤其是张之洞本人此前兴办书院的举措和经验）。整体上看，该校力图在“新教育”内探寻一条开放而不失其故的国学传习之路。这样的尝试或未必成功，但在那个激进趋新的时代，可能较本文所述豫、湘、赣三省的办学努力更易被接受且更具可行性（详另文）。实际上即便是存古学堂，仍然被不少时人质疑和批评，甚至被塑造成“迂腐庸陋”、“窒塞新机”的“形象”。详郭书愚《清季在野一方对以官办学堂保存国粹的反应》，《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154-161页；《“新旧交哄的激进时代”：以张之洞和存古学堂的“守旧”形象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44-54页。
当然，传统书院在晚清的演进及其与“新教育”的内在关联是一幅精彩纷呈的复杂历史图景。清季时人言说中的“书院”也多有其特定所指，或不宜一概而论。即或是同一人在不同场合所言“书院”，也有可能是意指完全不同的面相。张之洞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中说河南尊经、湖南景贤等学堂“似与向来书院考课相仿”，而在私下晤谈时对罗振玉提出的“略如以前书院”的兴办“国学馆”方案赞许有加，即是明证。罗振玉提出，“各省宜设国学馆一所，内分三部，一图书馆，二博物馆，三研究所。因修学一事，宜多读书；而考古则宜多见古器物”。“研究所”应“选国学有根柢者，无论已仕未仕及举贡生监，任其入所研究，不限以经、史、文学、考古门目，不拘年限，选海内耆宿为之长，以指导之，略如以前书院。诸生有著作，由馆长移送当省提学司，申督抚送部。果系学术精深，征部面试。其宿学久知名者，即不必招试，由部奏奖”。罗振玉：《集蓼编（雪堂自述）》，《罗雪堂先生全集》，第5编第1册，21页。依循“从细节入手认识整体”的思路，尽量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进行史实重建，相关问题尚有相当宽广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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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学部.湘省学堂与定章歧异奏请改正折（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一日）〔J〕.东方杂志，第3卷第6期（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28-130.
〔9〕无作者.禀设存古学堂批词（江西）〔N〕.申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第1张第3版）.
〔10〕〔24〕学部.咨覆赣抚明经学堂学生应请转饬拨入师范学堂肄业文（光绪三十三年六月）〔J〕.学部官报，总第26期（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一日）：“文牍”313A-320B.
〔11〕无作者.学使饬裁明经学堂（江西）〔N〕.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第2张第11版）.
〔12〕湖南省官立达材存古学堂光绪三十三年下学期一览表〔Z〕.湖南省官立达材存古学堂光绪三十四年上学期一览表〔Z〕.湖南省官立达材存古学堂宣统元年上学期一览表〔Z〕.时间皆不详，晚清学部档案〔Z〕.台北：“国史馆”藏.目录号195，案卷号141.
〔13〕吴庆坻.详覆抚部院遵议湖南九年筹备事宜请咨部立案文（并表折）（宣统元年八月）〔J〕.湖南教育官报，总第11期（出版日期残）：“文牍”29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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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无作者.成德法政学堂开学（长沙）〔N〕.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第2张第12版）.
〔16〕孔祥霖.详覆抚院遵议辉县戴令宗喆禀请广设存古学堂文（院批附）（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二日）〔J〕.河南教育官报，宣统元年总第45期（宣统元年六月一日）：“文牍”368B-372A.
〔17〕孔祥霖.详报学部宣统二年本省办理学务情形拟具重要大概事宜折呈请示文（折附）（宣统三年四月十九日）〔J〕.河南教育官报，宣统三年总第89期（出版日期残）：“文牍”755A-761A.
〔18〕〔19〕鄂督张设立存古学堂札〔J〕.湖南官报，第891号（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九日）：“时政录要”33A-34B.
〔21〕张之洞.致江宁缪筱珊太史（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三日）〔A〕.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M〕.9665；张之洞.致苏州曹叔彦中翰即元弼（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发）〔Z〕.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张之洞档案〔Z〕.甲182-419.
〔22〕学部.湘省学堂与定章歧异奏请改正折（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一日）〔J〕.东方杂志，第3卷第6期（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28-130.
考古学入门篇8
摘要: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许多传统课程的教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古汉语课就是这样。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古代汉语的教学应该加强教材的改革,合理安排课程,把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不断更新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以培养有较强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们对古代的知识,特别是古代的语言更感生疏,而古代汉语课正是为增强学生阅读、利用文献能力开设的一门基础性、工具性课程。它对学生未来从事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从事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以及更好地运用现代语言文字,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古代汉语,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课之一,过去在培养该专业人才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实践证明,这门课的开设是非常必要的。在未来中文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它将变得更加重要。随着我国教育改革逐步的深入,古代汉语课的改革,也必须适应教育改革的步伐,为培养未来社会新型人才做出贡献。本文拟从教材建设、课程安排、素质教育、考试方式及内容等诸方面,探讨古代汉语课教学改革的有关问题。
一、教材的改革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在于教材的改革。如果不首先在教材改革上下功夫,而谈教育改革,那就只能在教学方法上做些改动,达不到教育改革的真正目的。我国高等院校中文系从设置古代汉语课以来,至今已有几十种教材问世。这些教材各具特色,是编著者多年教学与科研的结晶,为古代汉语课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古代汉语课教材的改革,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基本理论知识的介绍与文选的体例及其选材范围的处理上。就基本知识部分而言,一方面,应将它与现代汉语知识区别开来,在比较中突出古代汉语的特点,切忌与现代汉语重复,凡是与现代汉语相同的内容不应该编入其中,以往有的教材就忽视了这一点,完全按《现代汉语》的体例编写“古代汉语知识”的内容,如按部就班地讲古汉语词类、句子成分,使教材显得臃肿,同时,学生也难以从中把握古汉语知识的重点。然而,现代汉语终究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演变过来的,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另一方面,又应该从寻根究源的角度,分析古代汉语某些特殊现象的演变轨迹,显示其与现代汉语的联系,如现代汉语中“打扫卫生”一类结构的来源,就应写进“古代汉语的特殊述宾关系”一节之中。就文选部分而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诸如选材的范围、编排的顺序、注释的详略及其与基本知识的关系等等,都是值得考虑的。我们应该从确定古代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文献作为“文选”的选材范围,选取的文章应该照顾到各个时代、各种文体,尤其要注意的是,要围绕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来选择文章。选文的数量不宜太少,否则学生缺少课余自学消化的材料;也不能太多,否则教师难以确定讲授篇目。文选的编排顺序,以往的教材大都是分文体按朝代编排的,这并不恰当。我们认为,应该根据古代汉语知识点,分类编排,以往少数教材在这方面做过努力,但是还做得很不够。只有从有关文选中分析总结出古代汉语的特点,从感性材料中抽象出理性知识,才能处理好文选与古汉语知识的关系,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读者获得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严密的理论知识结构。
二、课程的安排古代汉语是一门基础性、工具性课程,又是一门难度较大的课程。所以,将该课程安排在什么时候开设,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关于古汉语课的安排,我们认为,应该考虑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应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学生在中学尽管接触过不少文言文,也有一些零星古汉语知识,但是就系统而言,绝大多数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所掌握的古汉语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对其中一些深层次的知识,诸如音韵,他们更是闻所未闻的。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难度很大的,既抽象又枯燥。因此,大一是不宜开设这一课程的。笔者曾了解到有所学校为使汉语课的教学以由古到今的发展线索进行,在大一就开设古代汉语,结果事与愿违,学生非但没有认清汉语发展的历史,反而许多必须掌握的古汉语知识也是一知半解,与他们在中学所学到的文言文知识相差无几。了解发现,学生普遍认为这门课的难度太大,很多知识“很玄”,难以接受。第二,应考虑到这门课与其他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何处理好古代汉语课与各门相关学科的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经过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的,二者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安排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衔接。那么究竟先开设哪一门呢,如上所述,按照汉语发展演变的顺序,先古后今,其效果并不理想。古汉语难度较大,必须在对现代汉语知识从理论上有了系统把握的基础上,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学课中的先秦、两汉文学的教学,大部分时间花在文学作品选上,而关键又在于疏通字词句,古代汉语课可与之相伴进行,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汉语史、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某些专书的语言研究等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选修课,都是在掌握了古汉语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之上,对某些方面或某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课程,自然是应该在古汉语课之后开设的。综上,古汉语课既不能开设太早,否则学生无法接受;也不能开设太晚,因为在它之后还有一系列后续选修课。第三,应考虑理论知识与文选两部分的合理安排。以往有的学校把两部分分别集中起来讲授,或者先讲理论知识,再讲文选;或者先讲文选,再讲述理论知识。不管采用哪一种,其实都是不妥的。因为至少有两大缺点,其一是这样安排容易把文选与古汉语知识割裂开;其二是老是讲文选或讲理论,容易使学生觉得枯燥乏味,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将文选与理论知识结合起来穿行,突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既牢固地掌握古汉语的理论知识,又迅速地提高阅读古文献的能力。
三、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相结合古代汉语课的职责与其他课程一样,也包含了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两个方面。它通过有关文选的讲解,增加学生的感性知识,同时也提高学生阅读与应用古文的能力。这就是客观上的作用。就主观而言,我们无论是编写教材,还是课堂讲授,都要有意识地注意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两方面的结合。比如编写教材中选材时,就应当既考虑知识的全面系统,又注意它在道德、能力、认识社会诸方面的教育作用。文选部分选材范围广,从上古一直到近代;涉及面大,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科技、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从道德教育方面考虑,可以有意选择部分我国传统礼仪方面的文章,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文明礼貌的习惯;选入有关历史地理、民族融合、科技文化等材料,让学生认识我们的祖国、民族的伟大,增强民族自信心与爱国主义感情。从能力方面考虑,可选入一些中国历史上在科学技术、政治文化诸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类人物的事迹,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增强其自信心理。诸如此类,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若有意识地加以安排,无疑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不无益处。从教学的角度讲,我们又不必完全局限于教材的内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相关知识,以完成教学目的为原则。书本上的东西是僵死的,但教学中的讲授却是灵活的。
如当我们涉及到封建的“君臣、父子、夫妇”之礼教讲解时,首先应讲明原始儒学中“君臣、父子、妇夫”关系的真实内涵,批判后期封建社会僵化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特别要批判那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盲目服从的思想。但同时也应指出其中的积极成分,讲明尊老爱幼,讲究礼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反对盲目地服从任何人,但我们主张要尊重他人,要谦虚地向他人学习。当我们讲清其中的道理之后,虽是封建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同样可以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以培养学生辩证地看问题的能力。另外,古汉语课教学同样需要通过实践,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我们不能仅停留在文选的讲授上,为使学生将知识学活,提高其应用能力,适当地让学生标点、翻译一些白文,自然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再者,实地考察对古汉语课教学往往也是非常必要的。限于资金,不可能远离本地去考察,但各地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教学中有意地增加部分地方史材料,在结合课堂讲解的同时,去有关的历史遗址、博物馆参观考察。教师可结合实地资料,加以讲授。这种作法具有直观性、趣味性,往往可取得在课堂教学中不能取得的效果。也无形之中增强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感情。总之,古汉语课教学应该多方位、多角度地将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人才的培养中做出贡献。
四、考试方法与内容的改革考试方法与内容,直接对学生学习起导向作用。如何使古汉语课考试起到它的导向作用,这是一个需要实践与摸索的问题。就考试内容而言,目前主要是两大块,一是知识介绍部分;一是文选部分。前者主要的考试形式,不外乎选择、填空、改错、名词解释、问答几类;后者也只有字词解释、句子翻译、白文标点及段落翻译等几种类型,这些形式对检查学生掌握古汉语课知识的情况,确实能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出题往往局限于课文之内,所以很难了解学生真正的应用能力。因此试题应适当增加课本之外的知识,若能如上文所述,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就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教学,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阅读古籍,那么由于学生平时经过练习,有了较强的阅读古籍的能力,对考试增入课本以外的部分知识就不会感觉困难。同时由于考试要涉及到一定的课外知识,也促使学生不得不去阅读有关的史籍原著,因而也就增强了动手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考试的形式,也可以是多样的。回答式、笔答式可以混合使用,以促进学生掌握知识为原则。再者也不必局限于教师出题,学生考试的形式。如请学生自己出考试题,互相交换进行考试,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
因为就同期学生而言,水平相距不会太大,但又各有所长,通过互考可以相互促进。当然这种考试形式与我们目前要求的闭卷考试形式不相符合,但学生既然要出一份考题,就必须认真钻研教材。既然要回答别人的问题,自然不得不认真复习,也许还得翻阅一些课本以外的资料。客观上既促进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是对学生能力的一种锻炼。由于目前考试形式所限,笔者曾尝试由每位同学出一份试题,而后综合分析学生出题中问题,在此基础上确定出闭卷考试题,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效果比较理想,绝大多数学生所出试题有一定水准,部分同学所出的试题覆盖面宽,有相当深度。由此说明,这种做法达到了要求学生钻研教材,认真复习的目的。由于教师出题是在学生出题的基础上进行,所以比教师一人所出题更为全面、合理。当然教师需要仔细分析每一位同学的出题内容,要在此基础上综合出考试题目,必然增大他的工作量,不过教师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只要对培养学生有利,自然就值得试行。如果我们能够不受考试形式的束缚,还可以考虑组织学生标点、翻译一些史籍名著,以此作为考试。对学生所标点、翻译的文章,教师认真批改,如有不足,令其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如此一直坚持,几年下来,就可能标点、翻译出一部或几部有价值的史籍,可能的话还可出版。这样不仅对在校学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就是对社会上有志于学习的人也会有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