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学概述范文

产业经济学概述篇1

区域经济，顾名思义是“区域”加上“经济”之后两个概念的结合。经济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产物，包括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而区域首先是一定的地理范围概念。至于具体的内涵和定义边界。目前还很难以界定。因此.“区域”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加上“经济”这一专有名词，形成的“区域经济”往往不容易被理解。 这一点无论是学界还是在实践的经济活动中，都有所体现。“区域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子系统，通常指国内特定地区的国民经济”：“大的区域经济可以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国际经济区，如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田；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省际壁垒是区域经济的最大障碍”，这种理解很显然是将区域经济看作是一个国内跨越省际边界的经济区概念。在实践层面上.国家宏观部委将涵盖多省市或多城市的区域经济活动称之为区域经济，例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概念；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概念都反映了这种认识。地方政府更多地将自己所管辖的行政区看作一定的区域经济，例如将行政区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分为城市经济、农村经济两大部分，然后整体看成是区域经济。而对于企业来说，往往将区域经济直接理解为宏观经济。 那么区域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边界在哪里？许多学者试图在回避这个问题，认为区域经济是指人类经济资源总量稀缺、赋存不均或不能完全流动的前提下，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特定的区域相结合的复合体。但这种解释仍未完全揭示出区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的理解在理论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亦即区域经济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一是空间属性。区域经济是探讨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问题，是空间维度上的经济展现。二是中观性。区域经济是一种承上启下，并有着自己的区域特点的中间性、非均衡经济，是一种介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的中观经济。三是相对开放性。区域经济通常在内部具有相对一致的制度、体制和运行规则，而对外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四是动态性。区域经济相对于国家宏观经济来说，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亦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其经济范围可能发生变化。 基于此，要完全理解“区域经济”，首先必须要弄清楚区域的概念问题。 一、区域与经济区域概念辨析 目前对于“区域”概念的界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远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正如区域经济学家H.理查森（H.Richafdson）说的“精确地定义区域是如此困难，以至于大多数区域经济学家宁可回避这项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差异，各个学者从自身对于区域经济学的理解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进行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各自展开对区域经济学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的构建。这种现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区域经济学科的不成熟。这里，暂且不去讨论地理学、规划学等学科对于区域概念的界定，只就经济学对于区域概念的讨论做出分析。区域的经济学观点主要指从西方传统的经济学视角来看待区域的一些观点，西方经济学者对于区域概念的理解也是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的，但这一类观念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艾萨德开始就侧重于将区域作为一个抽象的空间概念。 （一）经济学中“无限空间”的区域概念 一般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时，往往做出简单但不太符合现实的假定，即所有生产和消费都集中在一个地点上，这样就剔除了空间因素这一极其重要而很棘手的变量。最简单的例子是运输成本，这种运输成本是因生产区和市场区的空间分离而产生的。一般经济学视这种成本为一种生产成本，并认为降低这种本的主要途径为运输技术的改进和发展。然而，如果调整厂商的生产区位，则可以避免这种额外的成本，或大大节省运输成本。正如贝克曼所指出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生产和定价的空间层面，而把它让给了区位论”。从这种角度去理解区域时，区域是一种无限空间，可以由点、线、面来表示，但不包含范围。人们经常接触的空间是地理空间，可以用点（位置）和线（距离）来表述；如果研究的是不同产业或不同人之间的“距离”时，这种空间是一种模糊空间，可以用“模糊位置”、“模糊距离”来表述；如果研究的是“核”与“”的关系，则这种空间为佩鲁的“受力场”，可以用“核”与“受力的通道”来表述。在与这种纯粹空间有关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区位决策问题。 （二）经济学中“有限空间”的区域概念 当然.传统经济学有时候也从有限空间角度去理解区域概念。这时的区域，是指一定范围内的空间，可以用点、线 、面来表述，而且还包括了一定范围。人们平时讨论的生产要素的跨界流动、区际经济发展差距、区际劳动分工与贸易等所涉及的区域都属于这种有限空间，这种有限空间包含某种边界，尽管这种边界是较模糊的。胡佛、理查森等学者对区域概念的理解就是这种有限空间。胡佛指出：“把区域视为一种聚合体.可以减少所掌握处理的数据和事件，这有助于描述区域……同样，聚合体能够简化对信息的分析过程.这在一个地区内存在大量相互依赖的单元或活动而这一整体又不仅仅是各个个体的综合时尤其重要。最后，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一聚合体对于管理、计划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需的。从这些可以看到.最适宜的区域划分应遵循行政区域疆界”。从胡佛的阐述中可以看到，从这种角度所理解的区域，必然包括在某一主权国家的疆域内，中央政府对它拥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控制权，或中央政府的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控制权。区域应该理解为有限空间。正如胡佛指出的那样，每一个地区必须包含至少一个“中心城市”组成的核心。这也就是国内学者常常引用的区域概念：区域是由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或者城市、农村、城乡边缘区三元结构组成。 （三）近年来对区域的一些新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艾萨德的基础上演化出两种探寻区域本质的研究流派，一个分支是强调聚集的规模报酬递增原理，代表性的有藤田、克鲁格曼等，新经济地理学派在《空间经济学》一书中虽然没有直接给区域下定义，但指出“区域就是一定的经济空间，是各种形式的收益递增和不同类型的流动成本相互平衡作用的结果”。另一支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其更加侧重区域产生的专业化分工基础，杨小凯等从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思想出发，深化了艾萨德等人的区域专业化分工认识。认为专业化与市场交换是产生区域差异的基础.提出区域是一种经济组织，它是随城市的形成而出现的.这种组织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种新兴的区域经济学观在我国学者的著作中也有一定的体现。如郝寿义、安虎森就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上述思想，提出了自组织的概念。 （四）“经济区域”概念的重新界定 通过前面的回顾可以看出，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概念强调的是一种空间，而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特别是一些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者）的概念则强调是一种经济组织。安虎森尝试用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来解释区域的形成.进一步认为：“以城镇体系为核心的区域空间是一种经济组织，这种组织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人为划分或安排的结果，它所反映的不只是某一生产要素或某一产业产出量的大小（组织的非拓扑性质），它还反映了网络组织和网络的方法效应（组织的拓扑性质），这种拓扑性质可以通过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来表示。”这种将区域抽象为一种经济组织，有其科学性和逻辑上的可接受性。但是，却丢失了区域（或经济区域）的概念本身所蕴含的特有的空间内涵。因为，区域的概念脱离不了“空间”。区域概念不可能，也不应该像“企业”概念那样被无限度的抽象为制度或组织。但是，安虎森对于区域的概念的定义，给出两点重要的启发。第一，经济学，特别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区域应该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经济区域；第二，区域经济学所研究的区域具有网络结构和网络性质。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理解的区位、经济功能区等相关概念，可以给经济区域下一个简单的定义。 由于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造成了不同区位之间的客观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不同区位对于不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吸引力不同。经济行为主体根据其自身约束条件和区位的客观差异，进行合理的区位选择，这种区位选择的结果与客观的区位之间相互结合，形成一定的经济功能区。经济功能区是由同类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聚集。连片分布形成的空间区域。这种功能区一般是以某种经济功能为主，兼有其他功能。由于各种经济活动需要占有或利用一定的地域空间，而地域空间因其附着的要素的差异而表现为异质性，因此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必然发生空间竞争，导致各种经济功能区的形成。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存在着等级网络结构，形成经济功能区之间的纵向分解网络结构：而不同能性、相对同等级的经济功能区则通过部门分工、地域分工，形成横向联合网络结构。这种纵向的分解网络结构与横向的联合网络结构彼此并存，相互重叠，构成了经济区域。 基于此，可以将经济区域定义为：由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具有较强自组织能力、相对独立却高度开放的经济功能区。彼此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具有网络特征的经济空间。在这一定义中，居住区可能是一种经济功能区，商业区可能是一种经济功能区，农村地区 也可能归类于一种经济功能区。而且这些功能区可能有其自身的等级性。一方面，每一类经济功能区不同等级构成一种网络结构：另一方面不同种类的经济功能区之间彼此联系，形成另一种网络结构。正是这种不同的网络结构彼此之间的叠加，才形成了相应的经济空间。 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演进 前文对区域.特别是经济区域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和重新解释。为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的重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了更好地分析区域的经济研究内容，有必要进一步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一个概要分析。 （一）古典区位论、古典贸易理论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德国农业经济和农业地理学家J.H.杜能提出的农业区位理论.经济学家A.韦伯提出的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学家A.廖什提出的市场区理论，地理学家w.克里斯塔勒提出的城市区位论，开辟了研究空间问题的新领域。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者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D.李嘉图的理论基础上，继承发展了古典贸易理论，力图揭示空间经济的发展和地区间贸易的发生。这些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渊源，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完善的区位科学理论和贸易理论。 （二）新古典经济学支配下的现代区域经济学 二战之后.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萧条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若干年是重建国家经济秩序时期。当时的国际环境是一个相互重叠而且实际上很弱的制度体系。经济管理被认为是国家的事。而国内经济管制经常是围绕着大萧条时期传下来的制度来设计的。战后很长时间内，区域经济学被宏观经济学所主导，国家经济体被假设为国际贸易的基石，是贸易计算的边界以及贸易谈判过程和利益的边界。在这个国家边界和影响力的世界里，区域时而被讨论，但是都被理解为国家内部的集团，而不是次国家单位。在这一背景下，新古典经济理论用来描述地区间贸易发生和空间经济规律。其假设前提是充分就业、完全竞争下的产品市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各地区的单位要素价格相同、地区间的运费为零等。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要素报酬的地区差异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来达到均衡，即所谓的市场机械主义。这种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关于区域经济集聚和增长的主要理论.并广泛以数学模型加以表达。 几乎与此同时，在美国经济学家W.艾萨德的倡导下，出现了跨经济学与地理学的“区域科学”，“区城科学”使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逻辑、理论和方法，加入了地理学者所重视的空间要素，而且通常以数学模型加以分析和论证。在艾萨德的领导下，区域经济学者开始关注区域增长和产业区位、区域经济差距、城市化的模式、区际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域政策等方面关于区域的问题。进而，形成了区域经济研究的地理学派、制度学派、管理学派及随后的计量学派等。 （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当代区域经济学研究 从20世纪末开始，世界经济迈入了一个充满着巨大经济变化的时代。区域经济学成为关注以下同题的学术探讨领域，即经济变化背景中的空间范畴和规模经济、这些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驱动力以及全球经济变革中的地方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次区域”与“超区域”并存：“地方”作用与“国家”作用同时提升，这都为当代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课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更多地是在城市上和城市群基础上的区域之间组织，而不是完全被国家空间所决定。相对于国家而言的次国家区域和超国家区域的经济重要性不断得到提升。在欧盟经济中，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已经开始削弱国家的社会契约，实质上取代了有关共享财富和权利的国家综合性协议。但是，很显然国家在比较优势方面依然十分重要。在知识产权、人力资本和金融等领域，国家层面上的管制方式都会深远地影响位于国界内的企业和产业的全球和区域贸易潜力。在此基础上，当代区域经济学形成了几个学派。例如、“新经济地理学派”、意大利学派和加利福尼亚学派、区域竞争学派等。 三、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重构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的区域经济研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困于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研究范式。在此基于上述分析，给出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非均质空间条件下的区域形成问题 主要研究非均质基础上，空间的不完全竞争，如何导致经济区域的形成以及经济区域的边界问题。 （二）区 域经济发展问题 主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影响要素、运行机制、动力机制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等问题。 （三）区际经济关系问题 主要研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区际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产业协调发展以及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关系研究的核心是“建立区域之间相互依赖或合作的制度安排或秩序”。 （四）区域经济政策与区域治理问题 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地方与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和地方各种区域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区域治理等问题

产业经济学概述篇2

关键词：自我发展能力； 自生能力； 内生增长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图分类号：F11-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103107

自我发展能力这个概念已经频繁出现在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中。目前对自我发展能力这个概念的使用，主要是针对在政策及政府支持减弱的条件下，如何依靠内部力量带动外界力量实现经济发展方面。相关的概念还有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能力的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能力的主体不同，对能力的内涵有何影响？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充分、详细的研究探讨，可以深化对自我发展能力的理解，避免人云亦云、流于形式。而且，对概念的不同理解会导致政策制定的极大差异。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首先对比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四个概念，然后分别讨论以人、企业、市场、产业、区域为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希望帮助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正确理解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并对政策制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自我发展

能力的概念比较（一）自生能力

1999年，林毅夫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和谭国富一起发表的讨论预算软约束的论文中使用了viability作为术语“自生能力”的英文词（viability一词最早被新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模型使用 [1]）。林毅夫对这个概念的系统论述则是在2001年5月赴芝加哥大学作Annual D. Gale Johnson Lecture的第一讲“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2]。林毅夫在论述中指出：新古典经济学除了众所周知的“理性人”假设外，还有一个假设，即“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由此“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 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所谓“自生能力”，其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他认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备有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不会给与企业补贴和保护的。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不预期它会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和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说，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的……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这主要和这个企业所在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以及所用的技术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有关。”林毅夫的结论是：“同样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进而他分析认为，在赶超战略下，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所以要求经济体制全面扭曲资金、外汇、原材料、工资、物价等各种价格信号，以计划取代市场配置、剥夺企业经营自的各项制度安排[3]，而在分析转型经济和许多发展问题时，应放弃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把企业的自生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考虑[2]。

林毅夫的自生能力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的要素配置，对于自生能力如何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问题无法做出较好的解释和政策建议。他认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遵循比较优势生产运作后非常自然的结果，这并没有理论上的严格证明，也与中国的实践不符，因此只能说是一种最优的可能。在中国，遵循比较优势的结果往往是“内卷化” [4]，而不是创新。而且，仅从企业角度出发探讨自生能力，没有考虑避免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和锁住（lock-in）的负面效应，无法对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进行类比（例如，对于中、美、俄这样的大国而言，国民经济规模大到不可能只发展具有这种自生能力的企业）。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和顺应比较优势的国家经济体制能否让具有人力低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尚无定论。后进理论（underdevelopment）、依附理论、中心-边缘理论都让林毅夫的观点受到质疑。当前对“市场换技术”的反思（甚至否定），也促使学者对“赶超战略”、“自力更生”重新思考。因此，这种自生能力论可以解释中国改革初期劳动密集型企业获得的成功，但是却无法对国家产业发展政策提出合理化建议，这也是由林毅夫研究的自生能力只针对企业所限制。

（二） 内生增长能力

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都是既定的， 总量生产函数具有稳定的形式， 技术变化因素被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生产率被假定为按外生的不变比率增长。因此，得到的是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起长期陷入滞胀， 经济增长缓慢，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学家着力寻找能够让经济不断增长的理论。在80年代中期产生了一个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支――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5]。

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 [6]。根据基本假设条件的不同，可以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建立的内生增长模型包含两条研究思路。第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第二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这两条思路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长理论研究者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根据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可分成三类――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但是在新增长理论中， 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仍然被看作外生给定的， 因而就无法利用这一框架说明经济制度的变化或个人偏好的变化对生产技术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7]。

从上述的理论综述可以得出，内生增长能力，实质上是指把技术、知识转变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促进创新活动，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

（三）可持续发展能力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最先是在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旨在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生机的环境上所享有的权利。自此以后，各国致力界定“可持续发展”的含意，现时已拟出的定义有几百个之多，涵盖范围包括国际、区域、地方及特定界别的层面 [8]。

早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性” 一词首先由生态学家提出来，并被用来描述经济与基本的生态支持系统间的均衡[9]。Meadows等人在《The Limits to Growth》（增长的极限）一书中，将环境、生态因素加入到发展的内涵[10]。1991 年 11 月，国际生态学联合会 （INTECOL） 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IUBS） 联合举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之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被扩展到经济和社会政治领域。Pearce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应该包括人均真实收入的增长、健康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获取资源的可能、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更多的基本自由这几个方面[11]。 在我国，可持续发展已经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奚洁人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它是一种新的发展观、道德观和文明观。” [12]

对比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徐君认为，可持续发展能力除了包括经济能力（主要指能源、资源、资金、增长率、效率、资产储量、资源及材料的可替代性、人均收入等）、社会能力（主要指人口容量、人口素质、文化道德、公众意识、生活方式、社会公平性、社会稳定性、体制合理性等）、生态能力（主要指生态自我调节力、生态还原力、资源承载力、环境质量等）之外，还应包括有宏观调控能力（主要指规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行为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战略目标指标体系的建设、资源环境与生态综合动态监测和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统计系统、信息支撑系统等） [13]。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在1999年提出了一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不断完善，目前该指标体系是国内最为系统、完整的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在2006年版中，该指标体系共分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智力支持、社会进步5大系统、5个子系统下划分为表现系统运行结构的16组模型、进一步设置反映状态行为的45个指数、233项要素。

（四）自我发展能力

鱼小强提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系统内部的经济效益和地区积累能力[14]。它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自身基础或造血功能。它并不排斥外部力量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它是外部力量发挥积极作用的基础。”但是如果过度依靠外部资金的扶持和帮助，会增加自身经济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如果一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很差，也不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来发展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经济学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4]：

（1）要素凝聚能力。要素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土地、劳动力，还包括知识、技术和企业家才能。

（2）资源组合能力。将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3）科技进步能力。基本途径有二：一是知识和技术创新；二是知识和技术引进。

（4）制度创新能力，即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和体制改革的能力。

（5）科学决策能力。主要指政府经济决策职能的正确发挥，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软硬环境的营造等。

可以看出，要素、资源、科技与可持续发展概念中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性相对应，而制度创新和科学决策与徐君的理解一致。因此可持续发展与自我发展能力在这里是统一的。

（五 ）四种能力间的联系

根据前述四种能力的概念可知，它们研究的层面不同，有微观的、基础理论层面的，也有宏观的、综合应用层面的，而且互相之间并不排斥，反而是有一定的包容关系（见图1）。

图1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自我发展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联系

林毅夫的自生能力仅关注了企业的要素配置是否和所在经济体的要素禀赋一致，并且暗含了管理（包括科学决策）最优的假定；扩展后的内生增长理论，研究了在科技进步和知识积累、更新（这里包括了科学决策）对要素凝聚和资源组合的能力产生的积极影响――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仍然把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而不是作为能力的一部分；鱼小强在把制度因素加入自我发展能力后，后者的内涵基本与宏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一致。根据图1可以将要素禀赋和知识技术创新作为自我发展能力的两个基本因子。

自我发展的能力其实是各经济学派中都重点关注的对象，但是，由于表述不同，针对自我发展能力这个术语的规范性理论解释并不是太多，大多是将其列入增长和发展的范畴予以分析。因此，上述对四种能力的综述并不能包含当前所有的关于自我发展的能力、机制、体制的分析研究。例如，Chandler将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city）定义为企业内部组织起来的物质设备和人的技能的结合体，包括设备和在生产、销售、管理方面的技能[15]。这个能力与内生增长能力十分相似。又如，在演化经济理论中，Dosi and Marengo（1994）[16]在对组织（尤其是“firm”）的能力（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s）的研究后认为，能力是个体组织特有的有效解决问题的程序、组织学习的过程、内容以及组织在解决问题达到优化交易成本的目的，并在不断地解决问题中进化（这里的进化是指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增长、发展）。还有种种理论和讨论，这里不一一列举。

在上述四种能力的概念中，只有林毅夫的自生能力是针对企业而言的，其它三种概念并没有严格限定能力的主体。其实，主体不同，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也有很大差异。

二、对于五种能力主体的讨论

（一） “个人”的自我发展能力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en的研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他把增加个人的能力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发展是达到个人全面自由的过程。他所理解的“自由”，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人的全面解放”是一致的，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又包括个人进行能动的创造活动所必需的能力。他对“能力”的定义是一个人追求有价值的个人目标所必备的一组功能的组合。这些功能包括免于饥饿的能力、一定的教育水平、健康以及就业，等等。当民众具备了这些功能之后，他们就可以自食其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社会也因此变得和谐有序 [17-19]。

（二）“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会计、管理学通过一系列财务指标对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进行衡量，例如营业收入增长率、资本保值增长率、资本积累率、资金周转率、总资本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技术投入比率等。这是在各级制度、法律法规、市场、产业等条件既定的情况下，考虑如何将给定企业管理最优化。而林毅夫对企业自生能力的论述是在假设管理最优的情况下，考虑企业和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关系。

（三）“市场”的自我发展能力

狭义上的市场是买卖双方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广义上的市场是规制大量商品交易的一系列社会制度 [20]）。供需导致交易，交易形成了市场，市场促进了分工，分工进一步扩大供需和交易、市场规模和范围、技术进步……一系列规则相继出现，构成了体系，形成了市场经济，并自19世纪末开始得到了经济理论界的深入研究。哈耶克指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生活形式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又条理井然的。然而，这即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 [21]。在哈耶克看来，这种在人们的社会交往的行动过程中经由“试错过程（trial and error procedure）”和“赢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successful）”的实践以及“积累性发展（cumulative growth）”的方式而逐渐形成的社会秩序就是“自发秩序”[21]。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这一理念则被进一步发展和阐释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对于市场，他解释说：“市场秩序只是相对晚近的产物。这种秩序中的各种结构、传统、制度和其他成分，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 [22] 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其实是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他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的直接传承和发展[23]。虽然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被经济学家主要用来分析市场经济，但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也就是说，他的目光首先是人的发展，然后才是市场、制度、国家体制。

（四 ）“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产业的产生在经济理论中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一般性的解释是由于新需求的出现，而且知识技术能够供给，形成了供需关系，并通过一定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完成了交易。而通常产业的产生表现在提供某一特定产品、服务的企业的创建。产业的发展是通过规模（scale）和范围（scope）的扩大得以体现的，而促进这两方面扩大的是企业数量增多和规模扩大、技术升级、产业链的延伸。这种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一般受市场和非市场（产业政策或国家意志）机制的双重影响。

延续要素禀赋论的逻辑，林毅夫提出“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的产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一个产业部门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情况下，能够获得一个可被投资者接受的预期利润，则该产业部门就是有自生能力的。能够自发地存在于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的产业，应该都是有自生能力的。如果一个产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它将衰亡或根本就不会出现。一个产业部门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该产业部门的技术结构和该经济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一致……如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资本变得相对过剩，原来有自生能力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部门也会逐渐丧失自生能力。”（林毅夫、谭国富，2000）[24]但是显然，在现实世界中，很多国家的很多产业并不具备这种自生能力，例如幼稚产业（其定义可参考穆勒标准、巴斯塔布尔标准、肯普标准、小岛清标准、筱原三代平标准），因此产业政策就对产业和市场的关系做出调整，“帮助产业发展”出自生能力。

区别于林毅夫的概念，骆玲和唐志红提出：“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优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产业系统整体效应最大化，强调从产业层面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以及生态、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 [25]

（五）“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

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这一概念在国内出现较多。张瑞华等在区域经济梯度发展的背景下从承接产业转移、优势产业培植的视角研究落后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26]；周彦和吴一丁分析了新疆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27]；梅兰、王科、罗晓梅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变输血式为造血式――对扶贫的重要性[28-30]。在2010年4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自我发展能力也被强调作为今后十年西部大开发的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以科技进步和人才开发为支撑，进一步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强化支持。魏后凯对此解读，突出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是西部新十年政策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标志着中央寄望西部在新十年走上由输血式转向内生型发展道路。” [31]

根据王科的概括，其中一部分“国内学者参考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认为如果一个区域推行与本地资源禀赋相一致的经济战略和政策，吸引本地企业选择与本地资源禀赋相符的产业和技术，并最终使本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存活并发展起来，那么这样一个存在大量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区域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区域。反之，如果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在政府‘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策驱动下，同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一致……那么该企业在面临市场竞争时就会丧失“自生能力”，并最终被市场淘汰，那么存在大量这样企业的区域就是无自生能力的区域。”[30] 还有部分学者“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系统内部具备的凝聚、整合和产出能力定义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指一个区域的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总和，是对一个区域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状况的整体描述。这种能力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身基础和造血功能，但它不排斥力量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它是力量发挥作用的内在基础。在这个系统中，自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导向，区域社会发展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区域经济集聚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保障。”从这两种定义的区别可以看出，前者是把区域等同于企业的集合，而有自生能力的区域则是有自生能力企业的集合，忽略了区域经济与企业集合的差别；而后者则更接近于鱼小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两个概念，从四种资本、内外力量结合生态、社会两个方面考虑区域经济，其强调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造血功能则对应于自发和扩展两个阶段。

另外，王玉芳等 “借鉴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概念，提出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在拥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技术、资金支持和保障体系的前提下，通过区域内生态子系统的自我调节，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自我控制以及人的自我发展，使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规则自动形成一定的良性结构和功能，促使区域获取社会可接受的最大福利的能力[36]。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与企业自生能力相比，是在一定外界条件的保障与支持下的内在性和自生性的能力，是区域经济生态社会系统协同发展的核心目标，其实质包括系统的协同能力和持续能力。协同能力是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对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反映和适应能力，是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的核心……系统的协同高于一切，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发展能力都必须以考虑其他子系统的发展利益为前提。协同能力充分兼顾了各子系统的发展能力，是各子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度概括。持续能力是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所具备的能够支持自身和其他子系统长期、稳定运行的潜力，包括发展的长期性和发展的能力，实质就是经济、生态、社会的发展潜力，只有具备了这种潜力，发展才能长久持续下去。”虽然王玉芳等声称其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概念借鉴了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概念，并与之进行了比较，但在概念上，并没有体现出两种能力在逻辑、内涵、外延、应用方面的相关性。事实上，与其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联系更为紧密的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且，王玉芳等使用了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动形成、自生性这些名词，说明其理念是市场自发-扩展秩序的延续；而其概念的核心协同能力和持续能力，只是系统论的一般解释，而且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规制，形成同义反复，没有实际意义。其最大的亮点是把人的自我发展纳入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与Sen的理念是一致的。

（六）能力主体和能力内涵的关系

能力主体不同，能力的概念也不同。因而，针对不同的主体，能力提升的方法和措施就应有所区别，对症下药。而且，从以上对五种能力主体的概括来看，若以逻辑来分类，自我发展能力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论为理论依据；一类则是以自发-扩展秩序为理论依据；还有一类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理论依据。而根据图1中对能力层级的比较，最后一类的能力内涵更大，并包容了前两类的能力。在现有的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中，以区域为能力主体的最多，而且大多是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相近。在区域研究中，很自然地包含了对人、产业、市场、企业发展能力的讨论，但由于这些能力的逻辑并不一致，这就给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协调，并直接导致了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政策的差别，在实践中产生的效果也有极大的差异。

三、自我发展能力概念的总结及应用

前文中列举的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五种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都可以看作是对狭义的自我发展能力的不同定义。根据对这些概念的比较，可以概括出广义自我发展能力概念的四个特性：自生性、扩展性、内生性、持续性。

自生性：在没有外部推动的情况下，能力主体可以在某种制度下适应该制度的“选择标准”而生存，但没有外部扶持不等于不利用外部资源。

扩展性：能力主体在规模和范围上扩大，可比照哈耶克的扩展秩序。

内生性：依靠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创新，使能力主体的结构升级和改善。

持续性：能力主体的存在是持久的，短期和长期都能够适应环境（广义的环境，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生态）。

这个概念对于个人、企业、产业、市场、区域这五种主体都是适用的。

由此概念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四个特性中没有自发性，因为自我发展能力的起点不一定是自发（比照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也就是说自发性不是自我发展能力的必要条件。例如，一国的某一产业，由于外力（国家政策、国外的技术创新）促使而生成，一样可以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否则后发优势就是空谈；又比如一个区域，它的经济起飞是靠外力促成的（国家政策、特殊时机、外资涌入），但一样可以培育出四个特性，进而形成区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这样的例子在区域发展研究中比比皆是。

第二，培育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不是要素禀赋。这里的自我发展能力与林毅夫的自生能力理念（如果不能自生，就不可能自发）有所不同，但不否认林毅夫所提倡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可以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如果能力主体的要素禀赋具有比较竞争优势，则主体在短期内会较容易加强自生性和扩展性，但内生性和持续性受益不多。主体需要利用先发（或自生）优势，积极加强内生性和持续性，才能真正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否则只会是昙花一现。如果能力主体的要素禀赋不具有比较竞争优势（例如，没有顺应“其所在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或要素禀赋在多个竞争者中都不占比较优势），它在短期内自生性会很弱，进而在放任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在起步阶段很容易被后发劣势限制发展。但制度提供者可以通过人为设计，靠后天弥补先天不足，借助后发优势培育、加强扩展性、内生性和持续性，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获得长期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在理论上，林毅夫批判的“赶超战略”和自由放任经济的拥护者们所批评的产业保护、扶持政策是“可以”有积极意义的。在实践中，由于市场机制发展的不成熟和市场本身的不完美性，唯市场主义之外的制度安排（例如法律、政策）就是经济管理者培育、增强个人、企业、产业、市场、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国内外制度安排的理论和案例研究中，尚未发现普适性的好制度。这就需要制度制定者针对特定能力主体的个体情况，在一定的原则下（例如总体战略）进行制度设计。根据自我发展能力的四个特性，注重要素禀赋和技术创新两个基本能力因子的作用，尤其是后者。还要注重在不断学习、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完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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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概述篇3

2007年2月17日，总理在辽宁抚顺农村考察时提出：“能够保护好生态环境，发展好林下经济很重要”。这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林下经济”这一概念。4月29日，温总理在听取了原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同志关于2007年春沙尘暴情况及林业工作的汇报后，做出6个方面的重要指示，再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2 林下经济的概念（狭义）

在近10年的林业发展实践中，人们对林下经济的概念尚未有科学准确的定义。有研究者认为，林下经济，就是一种充分利用林下自然条件，选择适合林下生长的动植物和微生物（菌类）种类，进行合理种植、养殖的循环经济；有研究者认为，所谓林下经济就是充分利用林下土资源和林荫优势，从事林下养殖、种植等立体复合生产经营，从而使农、林、牧各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循环相生、协调发展的生态农业模式；张连翔认为，林下经济的概念是：林下经济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充分利用林下自然条件，借助林地的生态环境，在林冠下选择适合林下生长的动植物和微生物（菌类）种类，进行合理种植、养殖的生产与经营系统。

对林下经济的概念有不同的定义，反映出用一段简短的文字来概括我国蓬勃发展、类型多样的林下经济很难，这由新兴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尽管如此，我们对上述定义加以分析就可以发现，它们在文字上的表述虽然不同，但其本质并无明显的区别。它们实际上是代表了各地区的实践者在发展中对林下经济的不同见解，也正是这些不同的认识，促进了林下经济内容的进一步丰富。

3 林下经济概念的外延

3.1 林下经济概念的局限性

从林下经济概念的描述可以看出，其本身具有很强的部门局限性，主要是从林业角度出发，忽略了大农业的果树、茶叶等经济特产林木。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晚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林权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集体林权制，即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它包括：《法》规定的分配给农民个人所有的通过合作化时期转为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林地；

集体所有的土地上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种植、培育的林木；集体和国有林场等单位合作在国有土地上种植的林木；“四固定”时期确定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森林、林木、林地 ；林业“三定”时期部分地区将国有林划给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且已由当地人民政府发放了林权证的。 二是没有考虑到大农业的果树、茶叶等经济特产林木也属于狭义的林业。生产实践中的很多林下经济的典型实际就来自柑桔、苹果、梨、桃、核桃等树下的养鸡、鸭、鹅；养羊、猪等事迹。三是林下经济涉及的部门多如农业、畜牧、水利、经管、交通、财政、环保、质检、工商等部门。四是林下经济近几年得到迅猛发展，已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途经。

3.2 林下经济概念的新理解

全国林业用地面积为26329.5万hm2，森林面积15894.1万hm2，截止2012年，已将1.78亿hm2、97.8%的集体林地承包到农户，使4亿多农民直接参与森林培育并从中受益。根据30个省的不完全统计，2011年林改地区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为6435元，其中来自林业的收入为1203元，占总收入的18.69%。2012年全国林下经济的产值已经达到2081.61亿元，参与的农户达到了5700万户。其中林下经济获得的种植业收入大概是1189亿元，林下养殖业是597亿元。另外是森林景观的利用，像森林旅游的收益是97.19亿元。林下产品的采集加工收益是197亿元。实际上林改县农民来自林下经济的收入是人均367元，大概占到林业收入的30.5%。因此，笔者认为，林下经济应该称为林果循环生态经济。林果循环生态经济是以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以林果地资源为依托，以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良好为目的，以科技为支撑，在充分保护和利用森林及果树资源的基础上，合理利用林果下土地资源和林果生态环境空间，有目的地通过林果下合理种植、养殖、采集加工、森林及果园景观应用等方式进行立体生态循环生产与经营，不断拓展林果业经济的发展领域，使林果地的长、中、短期效益相得益彰，增加林果地附加值，构建出一种多种群、多层次、多序列、多功能、多效益、低投入、高产出、高效、健康、持续、稳定的生态林果业发展模式，进而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循环相生、协调发展。

产业经济学概述篇4

[关键词]信息经济学

学科体系传统经济新型经济

[分类号]F062.5

1　信息经济学提出的背景

信息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末发端于美国，其启蒙思想最早出自凡勃伦的《资本的性质》(1919年)。195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J.马尔萨克发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提出信息经济学特有的信息范畴问题，使用了信息经济学这一概念，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诞生。而其作为正式的学科概念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丁・斯蒂格勒(c.Stigler)1961年在美国《政治经济》杂志上发表的《信息经济学》一文中提出来的。乔治・丁・斯蒂格勒研究了信息的成本、价值、信息对价格和工资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第一次将信息作为经济活动的要素和经济运行的机制结合加以研究。信息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B0年代中期，在经济学、信息科学、图书情报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关注和介入之下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对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及其所属研究领域的认识尚未实现统一。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我国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和信息活动；从信息科学角度研究经济与经济活动；前者侧重于微观，偏重理论研究；而后者侧重于宏观，偏重应用实践。从研究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获得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更有多位信息经济学家5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经济的发展、信息资源战略地位的凸显、信息产业主导地位的形成、信息市场作用的加强，迫切需要我们尽快形成和发展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以指导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桂学文、娄策群编写的《信息经济学》(以下称为“桂著”)于2006年7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与读者见面。该书是桂著作者经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科研积累，并借鉴和吸收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编著而成的，下文将对其特色进行详细阐述。

2　桂著的亮点与特色

2.1

有机融合了两种理论体系的研究内容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一个开放的动态体系。面对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信息经济正经受着各种波动与考验，作为研究信息经济的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学科范畴与学科体系，新现象、新问题随时出现，需要相应的理论归纳与理论指导。有学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必须赋予信息经济学新的含义，不能仅局限在源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进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的研究，也不能把信息产业或知识产业的分析排除在外，只有把众多信息经济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将互有联系但又有差别的内容加以融合，找出其中的内在联系，才能最终推动信息经学的发展。

桂著在前言中提出：信息经济学是从信息科学角度研究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有机地融入到这一研究体系中来。

该著作的内容安排正如上述所言，对信息不对称角度的信息经济学研究与信息科学角度的信息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有三章，介绍与信息经济分析有密切关联的一些经济学基本知识，包括信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体系、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信息经济学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不完全信息与非对称理论等。第二部分四到八章，主要讲信息经济活动。按照从小到大的信息经济活动的递进序列，分别阐述信息资源、信息产品、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产业等内容。第三部分第九章讲解信息经济活动的效果反映与评价，内容为国民经济信息化。

2.2对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提出新的见解

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较短，学科体系尚未定型，桂著在借鉴他人观点的基础上重新构架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认为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层次结构。就其门类而言，信息经济学由普通信息经济学和专门信息经济学两大门类构成，每一门类又是由不同层次的分支学科组成的知识群体。普通信息经济学将信息经济领域中带有普遍性和共性的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探讨信息经济和信息经济活动领域中的一般原理与共同规律。专门信息经济学是将普通信息经济学，尤其是宏观信息经济学的成果应用于专门的信息领域，对某些专门的信息经济活动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分支学科。这种体系分类方式比较新颖，国内尚未有同类提法，体现了桂著作者的创造性与丰厚的理论知识积淀。与其他学者提出的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相比，如按研究性质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划分为理论信息经济学与应用信息经济学；按研究层次或范围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划分为广义信息经济学和狭义信息经济学等，更具有直观性。这种体系分类方法对信息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2.3专门阐述了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影响

桂著从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组织的影响、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影响、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述，便于读者对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辩证关系有更清晰的了解。对传统经济组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传统企业的影响，改变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手段(由价格竞争转向非价格竞争)、企业工作方式、企业生产方式和管理手段，其次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推动第一产业不断升级、第二产业不断升值、第三产业不断增长。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是对生产力要素理论、边际效益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厂商理论、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和通货膨胀与事业理论的影响。在信息经济时代，传统经济应该如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传统企业该如何应对信息经济时代产生的种种问题?桂著对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影响的阐述为企业家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2.4辨析信息经济与其他新型经济的辨证关系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许多新概念，如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比特经济(bit ooono一my)、知识经济(knowledge―b8sed economy)、智能经济(intelligenoe―based economy)、后工业经济(post indus-trial eoonomy)、新经济(new eoonomy)等。人们对这些

概念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这些概念的定义并不清晰，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相似之处，容易引起混淆。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比特经济、知识经济、智能经济、后工业经济、新经济都是对信息社会经济的不同称谓。”桂著在第一章中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economy 0f net_work、network economy或intemet economy)的关系进行了详尽探讨，便于读者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有更好的认识。

桂著认为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表现在以下三方面：①从关键资源来看，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都是以信息、知识为主要经济资源；②从内容范围来看，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组成部分；③从发展趋势来看，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两者的区别表现在关键资源、产业结构、核心能力和组织方面：信息经济强调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资源，以信息产业为主导，而知识经济强调知识资源与智力资源，以科技产业为主导；在核心能力方面，信息经济强调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能力，而知识经济强调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能力；在组织管理方面信息化管理是信息经济时代主要的管理内容和管理手段，知识经济则是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内容。

对于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的关系，桂著认为两者同样既存在联系也存在区别。联系主要表现在两者都是信息革命的产物，有着共同的目标，并且网络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别在于两者产生的时间和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2.5对信息产业经济学进行阐述

桂著中虽没有明确提出信息产业经济学(informa-tion industry eeonomics)研究内容，但根据靳娟娟在《信息产业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及方法论研究》一文中对信息产业经济学定义的描述：信息产业经济学是一门以信息产业为研究对象、以信息产业结构为研究核心、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宏观及微观)为经济学基础。系统研究信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结构构成、分布与成长、关联与组织、控制与优化的一门独立的信息经济学的应用学科。桂著在第八章用大量文字对信息产业的概念、特点、地位、经营与管理及信息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可以认为这部分内容是对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介绍。

2.6注重基础理论，强调实际，采用案例教学

桂著绕开枯燥的理论和复杂的模型，结合国内外信息经济发展的实例，大量运用事实、数字、生活化语言，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把零散的材料系统化，给读者以阅读的享受。如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阐述和对信息经济学原理的论述，具有综合性、实用性、先进性。另外，在信息产业发展的集团化、规模化及国民经济信息化等问题上，一直联系我国社会现状，用实践印证理论，把经济学、情报学的理论与方法和经济学界、信息学界的思维意识、具体行为相联系，并重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与实际经验，这些论述对我国信息产业商品化的开拓发展，尤其是对其生产经营及产业运营具有指导意义。

3　桂著不足

桂著除有以上特色与亮点之外，也存在着不足，主要有两点：①在不对称信息经济的研究中未提及博弈论的理论。博弈论作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与信息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因为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使得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变得日益凸显，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信息的研究，特别是重视信息不对称对个人选择及制度安排的影响，而这种关注与重视则直接导致了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并推动其向前发展，这部分内容没有被桂著所囊括，是其不足之一。②缺少对信息经济学新兴起的研究领域的介绍，如电子商务经济学、信息系统经济学、信息机构经济学、信息资源经济学等。

4　总结

总体来看，该著作观点新颖，见解独特，内容通俗易懂。在实践上，对我国信息经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在理论上，桂著中的一些独特见解，将对信息经济学学科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助于信息经济学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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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概述篇5

在当代法国法上，与经济法（droit économique）有密切联系、有时甚至被混同的法学术语有：传统的商法（droit commercial）、新兴的商贸法（droit des affaires）（注：法文affaires在这里的含义为“与从事工业、贸易或金融相关的各种活动的总称”（op érationsde toute nature liées àl‘ exercice d’ une activit éindustrielle， commerciale ou financiére ）。见g. comu 主编的vocabulaire juridique association henri capitant， puf， 1996，paris， p. 32 affaires词条之lb（com）。droit des affaires的英文对应词汇是business law，参见alexis jacouemin et guy schrans，le droit economioue， que sais-je？ puf， 1982， p.71 之“…cellede droit des affaires（business law）”。为了与传统的商法droitcommercial相区别，此处将其译为商贸法。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宇泉先生对“a. jacquemin et g. schrans，le droit economique （que sais-je ？， puf， 1982） ”一书的中译《经济法》（“我知道什么？”丛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惠我良多。然而有关droit des affaires的汉译，但愿能够与先生商榷。宇泉先生的汉译“企业法规”，是在研究了原著作者对droit des affaires的阐释之后的意译。然而，已如本文引用的法国学者的不同观点显示，并非所有学者都持该书作者雅克曼和施朗斯的“企业中心”观点，例如巴黎一大著名法学者伊夫·桂永教授及巴黎二大g.考尔钕教授，详本文“一、（三）”所述。 此外法国法上还有一个“企业法”（ droit de l‘ entreprise）概念。因此，将droit des affaires 译作“企业法规”看来不妥：其一，这样翻译在语义上失之精确；其二，在法学术语概念体系中极易与droit de l’ entreprise相混淆。），有时还有企业法（droit de l‘ entreprise）。商法、商贸法和经济法这三个并行于法国学术界的术语之先后产生，反映了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之法律调整模式的演变。

（一）商法（droit commercial）

肇始于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商法（droit commercial），在三者当中是最古老的。它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同民法一样本质上是“自由的财产流转法”，（注：史际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的经济法-兼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问题》， 载《中国法学》，1995.3，北京。）与民法一道调整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关系。1673年由一个巴黎批发商萨瓦里起草的《陆上贸易法令》（ordonnance sur lecommerce de terre），又称《萨瓦里法典》（gode savary），奠定了商法的基本模样。开创民商法分立模式的1807年《法国商法典》，是在一次因为军需物品供应商财政舞弊事件而导致的军事失利后，拿破仑于震怒中下令制定的。（注：参见claude champaud， le droit desaffaires， que saisje？ ， puf， 1994， paris. p. 12.）商法典的内容和体例沿袭1673年的《陆上贸易法令》，由于疏于因应已变化了的时代现实，加之编撰仓促、体例混乱、行文粗糙，该法典从生效那一天起就已是内容陈旧、构造不全。法典缺乏预见和灵感：在商人作为一个阶层的特性已日趋淡化的19世纪，它长篇大论构造的独立于民法之外的“特别法”之“商行为理论”、“商人的资格”一开始就受到质疑；以及把商事活动纳入一种孤立的司法“隔离区”的商事法庭审判体系的设计，在在都导致商法典不可逆转的没落。从1817年开始，在商法典之外，经由一系列特别法规对其不断修改。时至今日，商法典中依然有效的原始条文仅剩30余条，它几乎已被新法规架空。一位法国学者遂称之为：“当代商法的非法典化”（注：参见 oppetit， mélanges rodiére， p.157； cit é dans franc oise dekeuwer- d éfossez，droit commercial， editions montchrestien， 1995， paris. p. 8.）现象。

历经190余年，在一些仍然偏爱商法这一术语的当代学者那里， 重新构建商法概念自是一条顺理成章的出路。法国里尔第二大学的民法学教授弗朗索瓦兹·德柯沃—戴福塞在她多次再版的《商法》（注：参见 franc oise dekeuwer－défossez， droit commercial， editionsmontchrestien， 1995， paris. p. 1. ）教科书中写道：“什么是商法？对这个简单的问题，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回答”。与民法、刑法甚至劳动法、税法等的内容确定、自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不同，商法一直为自身的定位问题所困扰。这位女教授引用另外一位学者阿提亚的论断，点中商法的窘境：“商法的突出特点是其存在的困境”。接着德柯沃—戴福塞教授给商法下了一个“操作”性的定义，用国内学界的通行术语表达即：商法是调整经济交换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注：“ledroit commercial est celui qui régit le monde des échangeséconomiques.”见前书p.1.）

于其先天不足之外，商法的缺陷更明显地表现在它划定的工业与商业、大型企业与小商贩之间的鸿沟。商法概念再也无法涵盖整个商业贸易领域了：工业、大企业适应其各自的发展所需制定了新的规范、新的法律技术和方法。于是，在传统上被视为商法的领域内，一个崭新的名词-商贸法出现了。

（二）商贸法（droit des affaires）

根据巴黎二大g. 考尔钕教授主编的《法学辞典》1996年第6次修订版：“商贸法。通常被当作商法（droit commercial）的现代同义词来使用，但其内涵比商法大；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它超越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包括调整经济生活的各种不同组成部分的法规：它们的法律框架（例如信用规则、竞争规则等），构成其客体的经济主体、财产和服务，经济活动（生产、销售、消费）。”（注：sous la direction dem. g érard cornu， vocabulaire juridique association henricapitant， puf， 1996， paris， p.32. ）

巴黎一大的伊夫·桂永教授给了如下一个定义：“商贸法是民法的一个分支，通过对民法的例外规定，它以特有的方式调整大多的生产、销售和服务活动。商贸法有着比商法更广泛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商贸法包含着那些本属于公法（国家在经济领域内的干预）、税法、劳动法领域内的问题。”他认为，采用商贸法这个概念是为了弥补商法概念之不足。（注：参见 yves guyon， droit des affaires， tome l， ed.economica， 1996， paris. p. 2.）

从经济界到日常语汇，以至于法律界、法学教育领域，商贸法的概念逐渐取代了“商法”。商贸法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法律思想。不可否认的是，构成商法的实体内容被囊括在其体系之中，商法的技术要点被其吸纳。有关商贸法的语源，“可能是一些刑法学家首先使用的，用以指称有关‘白领犯罪’的特别刑法。”“商贸法”一词最早见于出版物，是在1948 年的法国《商法季刊杂志》上刊载的一则由卜扎（ p .bouzat ）撰写的“商贸刑法大事记”（une chronique de droitpénal des affaires）。（注：参见 claude champaud， le droitdes affaires， que saisje？， puf， 1994， p.21.）

那么，商贸法藉以取代商法的理由何在呢？二者有何本质差别？克劳德·香堡在《商贸法》（注：参见 claude champaud， le droit desaffaires， que saisje？， puf， 1994， p.22－23. ）一书中写道：商贸法区别于商法的地方，首先在于它能包含后者所无法容纳的问题及解决途径。商贸法不仅包含刑事的、社会的、税务的及其他规范，不仅引起公法与私法调整方法的综合并用；而且，它使得法律技术与商业管理技

术相结合，这些技术贯穿了对商贸活动中产生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所面临的内外部组织管理问题的解决。与传统各法律部门中法律规则的规范性特征占优势地位不同，商贸法彻底转向了其组织管理的功能。其次在于，它不是根据特定的职业身份，而是根据交易行为的性质及经济意义确定其调整的范围。商贸法适用于具有商业性质的行为，这些行为之定性与行为人的资格及其是否受特定司法组织的管辖相分离。

（三）经济法（droit économique）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和交易的技术条件的改变、各种民间利益团体的兴起、30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及对市场失灵和竞争不完善的认识，使人们放弃了完全自由的“放任经济”。由此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家干预的形式主要有二：国家通过经济计划化实行“统制经济”；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商人国家”。另外，欧洲共同体内部的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是基于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经济法律框架之上的，是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范例。 （注：参见 alexis jacquemin et guy schrans， ledroit economique， que saisje？， puf， 1982， p. 41 et s.）

作为一个崭新的法律概念，经济法的产生是在前述现实经济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在法国，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被提出来的时间并不久远，主要是在德国同行的影响下，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在一批法律学者的积极推进下，逐渐形成了法国自己的经济法学说。

根据g. 考尔钕教授主编的《法学辞典》：“经济法， 是用来指称调整隶属于国家的、私人的或者同时隶属于国家和私人的工业经济的组织与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的学术术语。”

值得指出的是经济法概念与商贸法的关系问题。

a. 雅克曼与g. 施朗斯认为，由于商贸法涉及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即企业，使得这个概念与经济法相似。然而，它同时又象是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与规制整个经济的宏观经济法相对应的以企业为中心的微观经济法。即使将商贸法限定为企业的微观经济法，也免不了要研究宏观经济法问题，因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是在宏观的经济法律环境下开展的。他们随之得出结论，这会使人把商贸法不仅仅看作是经济法的一个部分，而且视为是传统的商法和经济法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注：参见 alexis jacquemin et guy schrans， le droit economique ，que saisje？， puf， 1982， p. 58－60.）

c. 香堡在《商贸法》中写道：经济法地位的上升是促使商贸法面临解体的一个重要的根源。恰似商贸法，经济法也试图囊括居于一个工业化、都市化的科技社会中的经济的法律组织的各种表现。这是一个更加危险的竞争者：两者同样主张以企业为中心和主体。归根结底，当代法的这两个门类的分野既非其所调整的对象，亦非其所调整的行为的性质……商贸法是以自由和平等著称的由个体决定、完成的经济交换世界的法律。经济法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私人之间的关系被统制、规范、监管、核准或禁止，甚至为公共权力所领导、统筹安排或组织。……尽管两者存在着竞争和互不相容之处，商贸法和经济法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在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甚至在以最为自由著称的国家，如美国或者日本，它们都是可以共存的。然而在法国，后者吞并前者或至少可以说征服前者的危险却并非臆造。（注：参见 claude champaud， le droit des affaires， que saisje？， puf， 1994， p. 45－46.）

二、法国经济法诸论

这里借鉴巴黎二大的p. 德沃维教授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注：参见 pierre delvolvé， droit public de l‘ economie， dalloz， 1998， p. 1－9.）对法国法学界有关经济法的不同论点作一浏览。p.德沃维教授认为：首先， 根据人们是否把它与“经济的法”（droit de l’économie）相等同，经济法的定义能够以两个不同的方法来构思； 其次，紧接其后的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经济法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

（一）对经济法的定义

根据是否把经济法与“经济的法”相等同，构思出两种不同的经济法定义。这就是构思成“经济的法”的经济法和把经济法构思成与“经济的法”相区别的概念。

其一，构思成“经济的法”的经济法。什么是“经济的法”？它把经济法视为适用于经济这个概念所能够囊括的一切领域，如此一来经济法便把涉及到经济的私法和公法的所有部分集中到一起。这便是“经济的法”。持这一观点的有b. 奥白迪、h. p. 史万托斯基、p. 沃劳朗·梵·代马。（注：参见 pierre delvolvé， droit public de l‘economie， dalloz， 1998， p. 6. 之注释1.）

其二，构思成与“经济的法”相区别的经济法概念。如今人们通常认为，经济法并非“经济的法”的同义语。经济法不仅仅是一个十字交叉路口，一个融汇聚合而成的法律；也不限于将公法、私法中与经济相关的内容加以罗列；经济法的特征不在于它所涉及的客体，而在于它的内容，即它的新颖性、规范的独特性。那么，在“经济的法”中哪些方面具有上述的独特性烙印，从而可以用来构筑经济法的框架呢？对此学界主要有下列观点：

1.一些学者特别注意到在经济法中商法的扩展，并倾向于原则上以私法为重点来确定研究领域。该观点尤以“商贸法”为典型代表。

2.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法更多地转向公法，因为他们基本上把它当作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

3.还有一些学者在寻找一个明确的概念，在他们看来，在这个概念周围有序地汇聚了经济法的全部规范，既涉及公法又涉及私法的规范，这个概念提供了经济法的准则和汇聚的要素。在这方面，好几位学者都被企业的概念所吸引，他们把经济法看作是以企业为基本对象的法（企业的内部结构和运作，企业间的关系，企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

但是仍然有人对这个中心概念表示不满意，觉得它太狭窄，太具体或者说法律味不足。于是人们又提出作为准则的、更为宽泛的概念，如“经济的组织”或者“一般经济利益”。

4.特鲁歇的尝试颇有兴味，他给经济法下了如下的定义：经济法是适用于作为经济单位的法人之间关系的规则的总体。他认为对法律的定义不能够脱离法律的主体，所以提及了法人的概念。

（二）经济法：是否构成一个新的法律部门

经济法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它是不是也具有自己的分支法律部门（经济行政法、国际经济法、经济刑法、商贸法等）呢？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成为我们分析法国学者有关经济法的不同观点的基本坐标。

一些人认为，经济法是一个新的法律部门。其中又可分为狭义经济法论和广义经济法论。另一些人认为，经济法首要的特征在于它构成一种适用技术、对涉及经济的法律规范进行全新阐释的技术，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这里笔者将前者称为“肯定说”（即肯定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后者则为“否定说”。

a、“肯定说”

1.狭义经济法论

狭义经济法论者主张，经济法归根结蒂是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强行干预，应该包括对经济组织的治理手段及统制经济的法律手段。（注：参见 f.jeanet： aspect du droie economique， etudes offertes àj. hamel， dalloz， 1961， p. 33. paris. cit é dans georgesvlachos： droit public economique francais et communautaire，armand colin， 1996， paris. p. 8.）经济法是指允许国家直接在经济领域采取行动的法律规范的总体，它与公法相关联、与实行国家干预主义相联系，甚至与强

制、独裁相关。由此可见经济法属于公法。狭义概念仅限于宏观经济关系，排除了调整私有经济主体相互之间关系（微观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

（1）“经济公法”说

g. 乌拉肖提出“经济公法”（注：参见 georges vlachos： droitpublic economique francais et communautaire， armand colin，1996， paris. p. 9－11.）说，主张以经济公法的概念代替引起争议的经济法概念，认为：“如果说经济法的轮廓或多或少是模糊不清的，或曰其缺乏严密的结构，经济公法则与之大不相同”。“后者实际上建立在一个牢固的法律基石上：公法法人（或译为公共机构 personnespubliques）凭借其特有的公权力施行的经济干预。 ”该学者给经济公法定义如下：

“我们面对一个经济公法规范，当

-存在公共权力的干预；

-该干预发生在经济领域（生产，交换）；

-涉及经济行政机构和公共企业的组织及运转，这里的经济行政机构和公共企业受公法规制；公法在公法法人与个人之间建立特定的关系以调节市场力量正常运作，以允许公共权力的运用。

作者认为公法的所有分支均介入了经济公法：

a）国际法和共同体法

b）宪法

c）公共金融和税法

d）行政法“。

（2）“经济的公法”说

前述p. 德沃维教授（注：参见 pierre delvolvé， droit publicde l‘ economie， dalloz， 1998， p. 16－21.）则使用了“经济的公法”的概念。他认为，经济的公法是适用于公法法人在经济领域的干预，以及进行上述干预的机构的法律。或者干脆简而言之，是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共干预的法律。这位教授对干预的形式分类如下：

甲、根据干预适用的范围大小，可以分为全局性干预（对经济的总体产生影响）、部门性干预（对某些经济部门）、个别性干预（仅涉及个别情况，比如某一个企业）。对这种分类的掌握和描述皆非难事：诸如冻结价格、一般性的鼓励投资便属于全局性干预。而由国家采取的有关葡萄栽培业甚至更大到整个农业，或者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的措施就属于部门性干预。一个乡镇与一个企业就该企业的设立而签订的协议就属于个别性干预。

乙、根据干预的方式不同，可以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通常对干预的描述仅限于直接的手段，例如：对经济主体行动自由施加限制的规定，对其提供援助等。而间接干预是指通过采取有时本身便有经济对象之手段（有时可能没有），旨在达到特定的经济效果。最典型的间接干预是税收制度对投资等行为的调节，另外一个例子是国家的某些用以刺激消费、以及吸收流动资金的借贷。

丙、单方决定式的干预和协议式的干预。由国家单方面决定的干预是最为典型的方式，也是最经典的方式：国家规范、统制、禁止。当前公法法人倾向于采取协商、协议和合同的途径。

丁、指导式干预和管理（经营）式干预。狭义的干预原本是指公法法人采取的针对私有经济主体特别是私有企业的措施即指导式干预。广义上的干预还包括由公法法人自己经营管理公共工商业部门（主要是公共企业）即管理（经营）式干预。

上述把公共干预分为针对私营部门的干预和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是对干预的最为重要的分类。作者还列举了经济的公法的分支：经济的宪法、经济的行政法、公共金融法（特别是预算法和税法）以及国际经济法。

2.广义经济法论（注：主要资料来源见 alexis jacquemin et guyschrans， le droit economique， que sais－je？， puf， 1982. p. 85－86； 并参考宇泉译本《经济法》，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p. 75－76.）

与前引观点相反，广义经济法论者主张，经济法调整的范围覆盖到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既涉及公法规范又涉及私法规范。由于广义经济法概念之采纳，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调整范围：商法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事实上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民法以及行政法、金融法、税法等的一部分。经济法既包括公法又包括私法；既涉及宏观经济关系又牵涉微观经济关系。这一派中又可以细分为三种倾向：

（1）商法延续说

认为经济法是对传统商法的扩展，经济法的任务在于管理经济生活，特别是管理生产活动和财产的流通，就是要扩大商法的适用范围。商法的名称无法阻却对它的无止尽的诘难，因为商法的调整对象既包括了销售活动（即在惯常语义上的“商”），又包括大部分工业生产活动。于是，人们更多的使用“经济法”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商法。

（2）企业核心说

认为不是商法、商人或商业，而是企业的概念构成了经济立法的出发点。认为经济法是适用于企业的全部规则，既包括公法的规则又包括私法的规则。

（3）两分说

即认为要区别一般经济法和特别经济法。所谓的一般经济法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制度，特别经济法指政府当局用以积极干预经济生活的各种措施。

此外，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商贸法的概念也可以划到广义经济法论当中。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在“肯定说”中，广义经济法论显示出了日益扩大其影响范围的强劲势头。

b、“否定说”

1.企业对象论

雷恩大学法学院的c. 香堡教授提出（注：参见 contribution àla définition du droit économique， dalloz， 1967， chron. p.215sq.）：经济法是组织和发展经济的法律，不论是由国家负责、 私人负责还是由两者共同负责。它不是新的法律部门，而是表现为一种适用于一系列不同规则的特定的法律精神，其中汇聚了商法、民法、公法、税收法、刑法等，只要它们符合这种新的法律精神。汇编是根据新旧规范要调整的对象把它们汇集起来。在香堡教授这里，确定经济法的标准就是企业这个对象，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这位教授从三个方面展开他的观点：

（1）企业的结构和内部机制， 一方面包括为企业做贡献的劳动者、经理人员、出资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包括资产分配结构（个人企业和公司、资产代表规则和会计法、资产管理和支配）。

（2）与其它企业的关系，分为联合性活动（企业集中的结构， 比如合并和公司集团；一体化合同及实践，如特许、分包等）和竞争性活动（包括特殊的工商业关系合同，例如购销合同、特别安排销售、工程承包、许可证协议等）。

（3）与公共权力的关系。 这里香堡教授区分了作为秩序维护者的公共权力介入公共经济秩序的规范（竞争、垄断和经济权利的滥用规则、由于企业的原因而制定的规则）和有关统制经济的规范（价格规则、信用规则、刺激经济的规范、开业和投资规则、收入政策）。

2.学科经济法论

r. 萨瓦第埃认为，各个主要法律部门与客观经济基础联系密切，在教学实践中需要把它们汇集到一起使之系统化，从而形成了一个实用的经济法学科。行政法、财政法和税法、国际公法的各一部分，以及公司法、 货币法和会计法构成了经济法的主要部分。 通过这样的汇集，可以对财政、银行和会计等行业的专业人员及政府经济部门的公务人员进行培训。需要（经济法）的……，就是经济领域中通过整个现代法律获得重要地位的新的现实经济：即企业。 （注：参见前引 alexisjacquemin et guy schrans， le droit economique， que saisje？， p.58.）

3.作为“跨部门的方法”的经济法

a. 雅克曼与g. 施朗斯提出：经济法不是一个新部门，而是源于一种对传统部门的新观点的方法，是适合一整套规则的特殊法律精神。两位学者认为，狭义的经济法日益被人们所抛弃，“经济法不仅仅是规定国家干预经济之条例形式的部门”。但是广义的经济法概念使得其范围的确定产

生了困境。“实际可以比抽象概念提供更好的说明。应该开办企业，这是经济生活中的大事。”而开办企业要求同时实施（最好是协调实施）性质迥异、相互之间在理论上毫无关联的法律规则。“经济法通过它的方法并在用这些方法处理与经济学的关系的过程中，利用了这些不同的法律规则，并将它们统一起来。”“这样说来，经济法便不是法学的一个分支，而是法学和经济学相互联系所形成的一个学科。”

两位作者随后举出了他们所认为的经济法的重大主题：

之一，国家和企业

（1）企业内部关系。a）企业成员间关系规则（劳动者、经理、股东和匿名股东）；b）资产分配管理规则（会计、管理、监督）。

（2）企业间关系。a、合同关系规则：职业规则；工业商业关系特定合同（市场、特定销售、特定租赁、工程承包、许可证、融通、融资租赁……）；集中协议（合并、分立、增股、公司集团、控股公司、由几家公司或共有的子公司组成的公司）；一体化合同（特许经营、分包、共同服务、合作）。b、竞争关系规则：不正当竞争， 工业产权，限制性行为（协议、统制价格、歧视、倾销）；垄断和滥用经济权力。

（3）企业和公共权力的关系。补贴，援助和产业调整； 按企业目的对企业进行规制（禁止、监督或管制生产），卫生检查或反舞弊，关键产业；混合经济企业；公共企业：国有化。

之二，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

（1）价格和交换制度；

（2）金融货币政策；

（3）税收政策；

（4）收入政策；

（5）国际贸易管制（外汇、关税、配额）；

（6）社会团体和公共权力协商一致；

（7）国家和地区计划（消费、储蓄和投资）；

（8）经济行政部门（各个经济部门、计划行政部门）。 （注：参见前引 alexis jacquemin et guy schrans， le droit economique，que saisje？， p. 94－95.）

在结束语中，作者写道：“在我们看来，不论是根据法律和经济在理论上的关系、促使经济法发展的因素、许多国家学术界赞同的概念或研究方法的特点，经济法都导致一种跨部门的前景。”“经济学科与法律学科分离，是与两者的内容不相协调的。”（注：参见前引 alexisjacquemin et guy schrans， le droit economique， que saisje？， p.125.）前引《经济法》一书的两位作者的专业背景本身便是一个跨部门结合的实例：a. 雅克曼先生是一位经济学家，g. 施朗斯先生则是一位法学家。

在法国学界，从事经济学与法学结合研究的先驱者们就跨越两大学科的前景的描述，也引起了相当一部分经济学者的兴趣。与法学界相对应，经济学界从另一个角度探寻经济法的本质。法国经济理论与经济分析组织的梯也瑞·基拉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辛勤地耕耘在“经济与法律”领域的实践者。

在他的名为《经济和法-从经济学分析法学到二者新的联合？》（注：参见 thierry kirat， economie et droit－de l‘ analyseeconomique du droit a de nouvelles alliances？ revueéconomique， vol. 49， no. 4. juillet 1998， p.1057－1087.）的论文中，基拉先生根据学者们对经济法概念的不同阐释，把法国经济法诸学说概略的分为两大流派-狭窄的经济法概念和宽泛的经济法概念。“狭窄概念”相当于本文第二部分法国经济法诸论之（二）所论述的肯定说中的“狭义经济法论”之经济法概念：“宽泛概念”则主要引用了a. 雅克曼与g. 施朗斯的“作为’跨部门的方法‘的经济法”之概念。基拉认为：

“就我们的观点而言，这两种概念并非是势不两立的：前者支持的是一种方法论的论点，该观点的目的在于：将对一个分权的、发展中的经济的法律规定的分析汇聚起来；后者确定了与经济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本质和（经济）意义。上述两种情况的共同点是：审视法律和经济规则的紧密联系，对两者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展开：

-制定法中法律规范的创制和它们的经济基础或它们的经济目的；

-法院或执法机构（例如受盎格鲁·萨克逊传统影响的各种委员会，以及法国的独立行政机构）的经济理由说明；

-制定法或司法判例的经济后果，或者它们对某种经济和社会调控的贡献；

-对规范和司法实践的经济分析，这导致经济学家对法律材料的研究（法律、学说、法院判决）。这是当前存在的而且流行于经济学家们当中的一种实践，他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竞争法或者致力于产业经济领域的研究。“

关于“经济法与经济体系的结构”，基拉先生接着论述道：

“经济法学的起源带有明显的德国因素。该学科的许多先驱都是在外莱茵河地区接受的教育，成长于一种亲日尔曼的文化环境氛围中。长期以来，德国学理使用wirtschaftsrecht概念，法国学者们将其译为‘经济的法’不究其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概念诞生在不利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背景下。‘经济的法’学说把经济法构思成‘组织经济的法’，国家干预，公共计划，私营企业的卡特尔化。g. farjat［1992 ］诘问道：经济法是-或不是-一个‘反自由的概念’。在他看来，经济法是一种组织经济的法律，也就是说它调整的是私法主体和公共权力以及构造一个公法法人和私法法人协同合作的交叉领域。总而言之，经济法是产业组织形式以及各种机构、经济主体、市场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在法律上的对称物。g. farjat同样指出， 竞争法构成了经济法的坚实内核。”

三、结束语

在法国，也有法学者研究“经济行政法”，但是他们并非必然以否定新兴的经济法之独立法律部门地位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根据格勒诺布尔市的皮埃尔·芒代·法兰西大学（universit é pierre mend èsfrance）法学院的经济公法讲师f. 塞乌安的观点：经济的行政法或者经济行政法，是与经济法的产生和一般发展相联系的。与后者一样，经济行政法得益于意志主义的公共政策（即“经济干预主义”）的推行。从内容上来看，正如从其方法上来看，经济行政法只不过是一般行政法的一个部分；是一般行政法在经济这个特定领域内的运用。因此，塞乌安所研究的经济行政法实际上属于经济公法的范畴。而他笔下的经济法是：经济法不单单是一个探讨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的学科，它在总体上渗透到了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 （注：参见francois servoin，droit administratif de l‘ economie. presses universitairesde grenoble， 1996， grenoble， p7.）

产业经济学概述篇6

[关键词]基本准则韩国概念框架比较借鉴

2003年12月4日，韩国会计研究院会计准则委员会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以下简称韩国概念框架）；2006年2月15日，中国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下简称基本准则）①。与英美相比，中韩两国的会计环境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因而，在会计准则基本理论问题的定位上，似乎应该具有较大的相似性，本文将对此进行考核，并试图研究中韩两国概念框架的差异及成因。

一、中韩两国概念框架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一）韩国概念框架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韩国概念框架由七章157个条款构成。主要包括引言、财务报告的目的、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财务报表、财务报表要素、财务报表要素的确认和计量等内容。从总体上看，韩国概念框架在名称、结构设计和内容安排等方面与IASB概念框架比较相似。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概念框架相比，韩国概念框架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1.充实了财务报表要素的内容

在IASB概念框架的“财务报表要素”一节，只界定了反映主体财务状况的三大要素——资产、负债和权益以及反映主体业绩的两大要素——收益和费用。但在韩国的概念框架第五章“财务报表的基本要素”中，不仅界定了以上两类会计要素，而且还界定了权益变动表要素和现金流量表要素。其中权益变动表要素包括所有者的投资和对所有者的分配两项内容；现金流量表要素包括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要素、投资活动现金流量要素和融资活动现金流量要素三项内容。另外，韩国概念框架还将“综合收益”界定为损益表的要素之一。我们知道，在IASB概念框架中没有直接界定综合收益的概念，综合收益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概念框架中的一个损益表要素。在FASB概念框架中，也界定了权益变动的两大要素：业主投资和业主派得。可见，在财务报表要素这部分，韩国不仅借鉴了IASB概念框架的做法，而且借鉴了FASB概念框架的做法，同时还有新的补充。

2.增加了“财务报表”一章

在IASB概念框架中，没有直接关于“财务报表”的专门章节，但在韩国概念框架的第四章专门界定了财务报表，内容涉及了财务报表的一般意义、财务报表的基础假设、财务报表体系（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和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之间的相关性及其所提供信息的特征和局限性。对于财务报表之间的相关性，韩国概念框架指出：将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结合使用，可以对财务会计信息做出更有意义的解释。对于企业财务报表的特征和局限性，韩国概念框架指出：财务报表大部分反映过去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财务报表包括推定的估计值；财务报表提供特定会计主体的信息，并不提供关于整个产业或全面的经济信息。

3.重新归纳了会计计量属性

韩国概念框架第七章指出，企业可以选择的会计计量属性包括历史成本、公允价值、企业持有价值、账面净值、可变现净值和履行价值。这种表述与IASB概念框架对会计计量属性的表述显然有所不同②，韩国概念框架对当前流行的会计计量属性进行了重新分类。与IASB概念框架相比，其特点表现在：（1）将公允价值和企业持有价值安排为会计计量基础，并以此取代了现行成本和现值计量属性。（2）将账面净值安排为一个独立的会计计量基础。在韩国概念框架里，企业持有价值被分别表述为资产的企业持有价值和负债的企业持有价值。资产的企业持有价值又称使用价值，是指随着资产的使用，在企业的立场上确认的现值。负债的企业持有价值是指因企业履行义务将来会流出企业的资源的现值。因此，企业持有价值在本质上就是现值的计量属性。而公允价值和账面净值两个计量属性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早已流行，因此说，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计量属性进行了重新分类。

（二）中国基本准则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中国的基本准则共包括十一章50个条款。主要内容包括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会计计量以及财务会计报告等。从本质上看，我国的基本准则与IASB概念框架基本趋于一致。但与IASB概念框架相比，中国的基本准则仍表现出以下特征：1.在名称上，我国以基本准则取代了概念框架的称呼。众所周知，从基本准则的内容及其在我国会计准则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它实际上就是国际会计准则体系中流行的概念框架，但我国没有将其称为概念框架，而将其称为基本准则。2.在体例结构和表述上，基本准则表现出高度概括的、法规式概念框架的特征。3.增加了“财务会计报告”。4.增加了“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属性。5.重新理顺了损益表要素。IASB概念框架的损益表要素包括收益和费用。其中收益包括在主体正常活动中的收入以及利得；费用包括在主体正常活动中的费用以及损失。我国基本准则的损益表要素包括收入、费用和利润。其中利润包括收入减费用后的净额以及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与IASB概念框架相比，我国基本准则关于会计要素安排的另一个重大特征是，将利得和损失区分为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和损失，而IASB概念框架中的利得和损失只属于损益表要素。

二、中韩概念框架的重大差异剖析

中韩两国概念框架都是借鉴IASB概念框架制定出来的，因而，从本质上看，中韩两国概念框架应该大同小异。但仔细研究发现，中韩两国概念框架在以下几方面还存在着差异。

（一）在体例结构及表述方面的差异

不论在体例结构安排还是在表述方式上，韩国概念框架都在较大程度上借鉴了IASB概念框架的风格，因而，各部分内容的表述比较详尽，逻辑关系比较清晰。比如，韩国概念框架第一章指出了会计信息使用者及其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在第二章明确指出，其定位的会计目标是根据绝大多数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提出来的；在第三章又指出，概念框架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设计及企业对它们的取舍应依据最大限度地达到财务报告目标的方向进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2006年新的基本准则在称呼、体例安排和内容表述等方面，在较大程度上保持了1993年首次的基本准则的风格。由于中国的基本准则属于法规的范畴，其主要功能被定位在指导中国具体准则的制定，因而，从其表述的形式上看，更多地体现了法规式概念框架的特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并隐含着概念框架本身应该具有的内在一致性。

（二）在会计目标方面的差异

韩国概念框架第二章“财务报告目标”第19条指出：“投资者和债权人作为使用财务信息最多的代表，他们的决策对经济资源的分配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概念框架将为投资者和债权人进行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作为财务报告的最终目的。③”在第20条，该框架

又指出：“财务报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投资和信用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对投资和决策有用的信息，是指为了投资而预测的未来现金流量的信息”。通过对韩国概念框架对以上表述的具体解释，我们看到，韩国概念框架将财务报告的目标主要定位在提供“投资和信用决策有用会计信息”上。虽然韩国概念框架也要求企业提供受托责任的信息④，但这种安排是基于满足投资人需要的“投资和信用决策信息”，而展开的。

中国基本准则第一章提出了财务报告的目标。从本质上看，中韩两国对会计目标的表述大同小异，因为两国都认为财务报告应该同时提供对投资者决策有用的信息和反映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中韩两国对会计目标定位的侧重点略有不同。通过前面的阐述可以看出，韩国概念框架更强调提供对投资和信用决策有用的信息。相比之下，我国基本准则更强调提供以可靠性为特征的受托责任信息。比如，在对会计目标的表

述上，基本准则将提供受托责任信息放在了第一位；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表述中，仅本准则将可靠性放在了第一位；在会计计量的表述中，基本准则指出“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计量时，一般应该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能可靠计量。”而在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上，韩国概念框架第150条指出：“在不存在计量误差的条件下，依据公允价值或企业持有价值的计量将会比其他计量基础提供更有用的信息。”

（三）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方面的差异

韩国概念框架第三章描述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我国的基本准则相比，这些特征的安排具有以下特征：1.明确指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表述与财务报告目标是相符的。2.区分了不同层次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并将相关性和可靠性定位为会计信息的主要特征；将可比性定位为次要特征。其中相关性排在首位，被分解为预测价值、反馈价值和及时性三个特征；可靠性排在第二位，被分解为如实反映（又被分解为实质重于形式和完整性两个特征）、可验证性和中立性。3.强调重要性和成本效益原则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制约因素。4.没有明确提出谨慎性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应该说，韩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这种安排，在总体上，应该是借鉴了美国FASB概念框架的做法，它强调了美国会计信息质量所强调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并指出当这两个首要特征出现矛盾时，应该以满足投资人投资决策的需要为主。从理论上讲，韩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这种安排与其对会计目标的定位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

中国基本准则的第二章描述了八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主要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和及时性。在我国的基本准则中，没有明确表述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会计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划分层次，也没有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彼此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做出必要的说明。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表述形式上，我国的基本准则表现出高度概括的法规式概念框架的特征。尽管中韩两国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表述方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从主要特征的涵盖面上看，中韩两国还是具有较大共性的。

（四）在会计要素分类方面的差异

根据前面的阐述，关于会计要素的分类，中韩两国与IASB概念框架之间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而中韩两国之间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一定差异。相比之下，中国基本准则与IASB概念框架对会计要素的分类更相似。可以说，韩国与IASB概念框架在会计要素分类方面的差别，基本上也表现为中韩两国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异，比如韩国设置了现金流量表要素和权益变动表要素，而中国没有设置；韩国设置了综合收益要素，而中国也没有设置。但关于利得和损失的界定，韩国与IASB概念框架的安排基本一致，即只将它们安排为损益表要素，而中国则将其区分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与损失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与损失。

（五）在会计确认方面的差异

韩国概念框架第六章描述了会计确认的标准。关于会计确认的一般标准，韩国概念框架提出了三个条件：（1）该项目应满足基本要素的定义；（2）与该项目有关的任何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会流入或流出企业；（3）该项目具有能够可靠计量的属性。除此之外，韩国概念框架还指出，进行会计确认的项目必须同时具备相关性和可靠性的特征。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确认提出的这种要求与美国概念框架的表述是一致的，从本质上看，它更强调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观。我国基本准则没有明确阐述会计确认的一般标准，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基本准则明确指出了资产和负债的确认标准。从表述上看，中韩两国对会计确认一般标准的界定完全相同。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强调进行会计确认的事项必须具备相关性的特征。

（六）在会计计量方面的差异

前面已经阐述，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计量属性进行了重新归纳，重新归纳后的韩国计量属性比中国基本准则多了企业持有价值和账面净值两个计量属性。从本质上看，企业持有价值就是资产或负债的现值；而账面净值就是一种摊余价值。这样来看，中韩两国关于会计计量属性的规范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其实，在绝大多数已经建立了概念框架的主要发达国家，其在概念框架中对会计计量属性的表述，与中国基本准则中的表述是大同小异的。因此，中韩两国关于会计计量属性的差别就在于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计量属性进行了重新归纳。另外，韩国概念框架中详尽描述了公允价值的概念，并在第七章第150条关于计量基础的选择原则中指出：“计量资产和负债时，选择哪种计量基础，应从为财务报告的目的服务的信息有用性，即从相关性和可靠性观点出发进行判断。在不存在计量误差的条件下，依据公允价值或企业持有价值的计量将比其他计量基础提供更有用的信息。”可见，在会计计量的选择问题上，韩国比中国更强调现值或公允价值计账。

三、评价与借鉴

（一）对中韩概念框架恰当性的评价

中韩两国概念框架都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在会计准则国际化的一片呼声中、借鉴国际流行的概念框架构建起来的。然而，两者的基本构架以及会计目标理论的导向并不完全相同。从总体上看，韩国的概念框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借鉴了IASB和FASB概念框架的特点，会计目标以维护职业投资人利益为导向⑤，会计信息比较强调相关性。而中国的基本准则更具有法规式概念框架的特征，会计目标没有明显偏向职业投资人，会计信息更强调可靠性。

应该说，每一个会计准则模式的背后都有着强有力的会计环境作支撑，概念框架模式也不例外。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是会计目标，因而，影响会计目标定位的因素对概念框架的导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因素对会计目标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分层次、分程度的，其中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主要影响会计目标的存在，而经济因素主要影响会计目标的定位”（梁爽，2005）。根据财政部《会计目标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目前我国的会计目标应总体定位在为管理型投资人提供真实可靠的经管责任会计信息上，并同时要考虑未来潜在的职业投资人对决策有用会计信息的需求”（会计目标课题组，2005）。应该说，中国基本准则对会计目标理论导向的定位是由中国的会计环境决定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韩国概念框架的目标导向与这几年来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定位也是分不开的。1997年，韩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韩国企业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经营不够透明以及会计信息的可信性低下等。为了克服金融危机，韩国政府对金融、企业、公共、劳务市场等几个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改革的基本方针是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换到市场经济，全面采用国际标准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改革内容上看，它是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美国实施的世界经济的重组模式即活跃市场经济模式为目标的。为实现这一目标，韩国在会计准则管理模式上进行了改革，成立了金融监督委员会，负责会计准则制定以及会计准则建设方面的全方位改革。1998年12月11日，根据金融监督委员会与国际通货基金的协议，韩国大幅度修改了企业会计准则，试图将韩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变成面向未来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会计准则体系，从而在财务报表上正确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等信息，提高企业经营的透明度以获得国内外对韩国财务信息的信赖程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目标引导下，韩国概念框架全面借鉴国际流行概念框架的做法就顺理成章了。

总之，尽管在世界上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呼声比较大，但中韩两国在建立本国概念框架时，还是比较理性的。可以说，新近的中韩两国概念框架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化的概念框架，两者的总体定位都是恰当的。

（二）对韩国概念框架的借鉴

韩国会计研究院会计准则委员会曾经表示，韩国的概念框架是一部面向未来的、现代化的概念框架，这说明韩国的概念框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此，韩国

概念框架能否真正成为“韩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在制定或修订会计准则时所依据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并“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更好地理解根据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韩国会计准则委员会，2003），还有待于未来实践的检验。对于韩国具有超前特征的概念框架可能与未来具体准则之间发生的抵触，韩国概念框架已经有所预料，并第一章第2条阐述到：“在本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之间发生抵触的情况下，会计准则优先于概念框架。”但不论如何，从理论上看，韩国概念框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较严密的逻辑性，因而，是一份值得研究和借鉴的概念框架理论。本文认为，韩国概念框架在以下几方面值得借鉴和思考：

1.关于整体框架的安排

本文认为，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应该包括概念框架的国际化。概念框架的国际化不仅指会计要素概念、会计确认和会计计量等内容上的国际化，而且还应该包括概念框架的称呼、体例结构以及内容表述等多方面的国际化。目前中国的基本准则尚属于法规体系的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法规式会计概念框架的特征，比如对相关会计概念及标准的表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不明确表述各部分会计概念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等。我们认为，中国基本准则在国际化的方面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当然，一部法规式概念框架是否适合全面借鉴或者采用国际流行的概念框架理论模式，还有待于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

2.关于财务报表要素的表述

关于会计报表要素的表述，多年来一直是会计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关于会计报表要素，按照IASB概念框架的表述就是根据交易和其他事项的经济特性而将它们在财务报表中所分的大类；按照FASB概念框架的表述就是构建财务报表的材料，是财务报表所包含的各类项目。在中国，财务报表要素通常被称为会计要素，“所谓会计要素就是会计报表中通常所含有的大类项目，是构建会计报表的最根本的组件，会计要素就是会计报表的要素”（娄尔行，1993）。在目前世界各国普遍要求企业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以及权益变动表的情况下，在概念框架中的“会计报表要素”一章，全面描述诸如资产负债表要素、损益表要素、现金流量表要素以及权益变动表要素也是比较恰当的。

3.关于会计计量属性的表述

在现行会计惯例中，会计计量属性通常被分为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或公允价值），但韩国将其重分类为历史成本、公允价值、企业持有价值、可变现净值和账面净值，这种重分类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关于现值和公允价值关系的安排。在韩国的概念框架中，现值和公允价值没有同时作为会计计量属性出现。公允价值被表述为在独立的主体之间当前交易中的交换价值，是被限定在特定市场价值及其推定值之中加以定义的。而企业持有价值被表述为站在企业的立场上确认的资产的使用价值或负债的结算价值。从计量技术的角度看，企业持有价值和公允价值可能都表现为现值，但两者各有侧重，各有各的适用空间。韩国概念框架第七章规范了现值计量的技术方法，但它只是作为公允价值和企业持有价值计量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单独的计量属性出现的。本文认为，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计量属性的创新分类，值得会计界思考和借鉴。

4.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和相互关系的表述

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表述层次清晰，内容充分，对于主次要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及其可能出现的矛盾以及在出现矛盾时企业的选择策略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比如，在韩国概念框架第三章第52条描述到：“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之间可能相互抵触。例如，如果对有形资产以历史价值计价，则由于可证实性提高，从而可靠性提高，但相关性会下降；对于没有市场的有价证券用历史价值计价，则其资产价值的可验证性提高，但因为无法表示其实际价值，故其相关性会有所下降。为了在及时的基础上提供信息，往往在了解某一交易或其他事项的所有方面之前，就可能必须做出报告，虽然这样做会提高相关性并损害可靠性。”在第53条又描述到：“在相抵触的质量特征之间的取舍应依据最大限度地达到财务报告目的的方向进行，而质量特征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应根据情况加以判断。例如，可能对企业的财务状态产生影响的、进行中的损害赔偿诉讼是具有相关性的信息。但在无法预测诉讼结果的情况下，将损害赔偿金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会损害可靠性。”本文认为，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这种安排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它能够传递给企业这样的有用信息，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企业应该如何提供会计信息，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会计目标的基本要求，并保证企业财务报表信息的高质量。

注释：

①为论述上方便，有时本文也将中国的基本准则称为概念框架。

②IASB概念框架第100条指出，财务报表的计量基础包括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价值和现值（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2005）。

③根据韩国概念框架“财务会计信息使用者”一段的解释，这里的债权人应该指证券市场上的债券持有者。

④韩国概念框架第33～35段指出，财务报告也应提供有利于评价受托责任的信息（崔顺姬，2006）。

⑤证券市场上自由买卖股票、债券等的投资者，其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投机套利。

主要参考文献

崔顺姬。2006.韩国会计研究院会计准则委员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翻译稿

中国财政部。2006.企业会计准则（第1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6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2005.国际会计准则2004（第1版）。北京：中国国的会计环境决定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韩国概念框架的目标导向与这几年来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定位也是分不开的。1997年，韩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韩国企业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经营不够透明以及会计信息的可信性低下等。为了克服金融危机，韩国政府对金融、企业、公共、劳务市场等几个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改革的基本方针是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换到市场经济，全面采用国际标准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改革内容上看，它是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美国实施的世界经济的重组模式即活跃市场经济模式为目标的。为实现这一目标，韩国在会计准则管理模式上进行了改革，成立了金融监督委员会，负责会计准则制定以及会计准则建设方面的全方位改革。1998年12月11日，根据金融监督委员会与国际通货基金的协议，韩国大幅度修改了企业会计准则，试图将韩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变成面向未来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会计准则体系，从而在财务报表上正确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等信息，提高企业经营的透明度以获得国内外对韩国财务信息的信赖程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目标引导下，韩国概念框架全面借鉴国际流行概念框架的做法就顺理成章了。

总之，尽管在世界上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呼声比较大，但中韩两国在建立本国概念框架时，还是比较理性的。可以说，新近的中韩两国概念框架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化的概念框架，两者的总体定位都是恰当的。

（二）对韩国概念框架的借鉴

韩国会计研究院会计准则委员会曾经表示，韩国的概念框架是一部面向未来的、现代化的概念框架，这说明韩国的概念框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此，韩国

概念框架能否真正成为“韩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在制定或修订会计准则时所依据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并“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更好地理解根据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韩国会计准则委员会，2003），还有待于未来实践的检验。对于韩国具有超前特征的概念框架可能与未来具体准则之间发生的抵触，韩国概念框架已经有所预料，并第一章第2条阐述到：“在本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之间发生抵触的情况下，会计准则优先于概念框架。”但不论如何，从理论上看，韩国概念框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较严密的逻辑性，因而，是一份值得研究和借鉴的概念框架理论。本文认为，韩国概念框架在以下几方面值得借鉴和思考：

1.关于整体框架的安排

本文认为，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应该包括概念框架的国际化。概念框架的国际化不仅指会计要素概念、会计确认和会计计量等内容上的国际化，而且还应该包括概念框架的称呼、体例结构以及内容表述等多方面的国际化。目前中国的基本准则尚属于法规体系的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法规式会计概念框架的特征，比如对相关会计概念及标准的表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不明确表述各部分会计概念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等。我们认为，中国基本准则在国际化的方面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当然，一部法规式概念框架是否适合全面借鉴或者采用国际流行的概念框架理论模式，还有待于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

2.关于财务报表要素的表述

关于会计报表要素的表述，多年来一直是会计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关于会计报表要素，按照IASB概念框架的表述就是根据交易和其他事项的经济特性而将它们在财务报表中所分的大类；按照FASB概念框架的表述就是构建财务报表的材料，是财务报表所包含的各类项目。在中国，财务报表要素通常被称为会计要素，“所谓会计要素就是会计报表中通常所含有的大类项目，是构建会计报表的最根本的组件，会计要素就是会计报表的要素”（娄尔行，1993）。在目前世界各国普遍要求企业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以及权益变动表的情况下，在概念框架中的“会计报表要素”一章，全面描述诸如资产负债表要素、损益表要素、现金流量表要素以及权益变动表要素也是比较恰当的。

3.关于会计计量属性的表述

在现行会计惯例中，会计计量属性通常被分为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或公允价值），但韩国将其重分类为历史成本、公允价值、企业持有价值、可变现净值和账面净值，这种重分类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关于现值和公允价值关系的安排。在韩国的概念框架中，现值和公允价值没有同时作为会计计量属性出现。公允价值被表述为在独立的主体之间当前交易中的交换价值，是被限定在特定市场价值及其推定值之中加以定义的。而企业持有价值被表述为站在企业的立场上确认的资产的使用价值或负债的结算价值。从计量技术的角度看，企业持有价值和公允价值可能都表现为现值，但两者各有侧重，各有各的适用空间。韩国概念框架第七章规范了现值计量的技术方法，但它只是作为公允价值和企业持有价值计量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单独的计量属性出现的。本文认为，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计量属性的创新分类，值得会计界思考和借鉴。

4.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和相互关系的表述

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表述层次清晰，内容充分，对于主次要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及其可能出现的矛盾以及在出现矛盾时企业的选择策略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比如，在韩国概念框架第三章第52条描述到：“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之间可能相互抵触。例如，如果对有形资产以历史价值计价，则由于可证实性提高，从而可靠性提高，但相关性会下降；对于没有市场的有价证券用历史价值计价，则其资产价值的可验证性提高，但因为无法表示其实际价值，故其相关性会有所下降。为了在及时的基础上提供信息，往往在了解某一交易或其他事项的所有方面之前，就可能必须做出报告，虽然这样做会提高相关性并损害可靠性。”在第53条又描述到：“在相抵触的质量特征之间的取舍应依据最大限度地达到财务报告目的的方向进行，而质量特征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应根据情况加以判断。例如，可能对企业的财务状态产生影响的、进行中的损害赔偿诉讼是具有相关性的信息。但在无法预测诉讼结果的情况下，将损害赔偿金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会损害可靠性。”本文认为，韩国概念框架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这种安排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它能够传递给企业这样的有用信息，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企业应该如何提供会计信息，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会计目标的基本要求，并保证企业财务报表信息的高质量。

注释：

①为论述上方便，有时本文也将中国的基本准则称为概念框架。

②IASB概念框架第100条指出，财务报表的计量基础包括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价值和现值（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2005）。

③根据韩国概念框架“财务会计信息使用者”一段的解释，这里的债权人应该指证券市场上的债券持有者。

④韩国概念框架第33～35段指出，财务报告也应提供有利于评价受托责任的信息（崔顺姬，2006）。

⑤证券市场上自由买卖股票、债券等的投资者，其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投机套利。

主要参考文献

崔顺姬。2006.韩国会计研究院会计准则委员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翻译稿

中国财政部。2006.企业会计准则（第1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6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2005.国际会计准则2004（第1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33-54

梁爽。2005.会计目标与会计环境的逻辑关系剖析。会计研究，1：55-60

会计目标课题组。2005.对我国会计目标定位的思考。会计研究，8：21-24

产业经济学概述篇7

一、借絮语表达方式，把概述撰得更精美

絮语，是絮语散文的表达方式，胡梦华在《絮语散文》中解释道：“看了这‘絮语’二字，就不难想象而知了。这种散文不是长篇大论的逻辑的或理解的文章，乃如家常絮语，和颜悦色的唠唠叨叨说着，至于它的内容不限于个人经历、情感、家常掌故、社会琐事……。国家政闻、社会舆论不大说，有时也许论得着，但不是严词正意有头有序的说出来……。那么一个絮语散文家怎样叙述或批评一件时事呢？举一个例子说吧，就好像你们经验过的茶余饭后的闲谈……”。絮语表达方式是概述撰写时“借用率”最高的。如：首轮《宾县志・概述》（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宾县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85年，全县社会总产值达5.1亿元，国民收入2.5亿元，人均国民收入439元，比1949年增长2.3倍，工农业总产值3.2亿元，比1949年增长8倍，其中，工业总产值1.19亿元，比1949年增长228.8倍；农业总产值2.03亿元，比1949年增长5.73倍。

1985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发展了合作经济，突破了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的单一形式，实行多渠道、多层次经营，国民经济出现持续、协调、稳步发展的趋势，改变了时高时低，大起大落的状况。经济工作开始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鼓励与扶植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多种经济全面增长的繁荣景象。”；“宾县是以农业为主体的县份，盛产玉米、大豆、高粱、谷子、小麦等，粮食产量建国初期为2.5亿斤，1985年增加到4.6亿斤。是解放初期的1.84倍；本县素称‘大豆之乡’，是国家大豆基地县，大豆播种面积大，产量高，质量好，远销国内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多年向国家交售商品大豆1亿斤以上，曾受到省委、省政府嘉奖；白瓜子年产量500吨以上，列全省前五位，远销香港、西欧国家；葵花子、药材、瓜果等经济作物亦有大幅度增长；黄烟、烤烟在省内外颇负盛名。”；“工业产品有食糖、酒、罐头、皮鞋、毛巾、针棉织品、机械纸、水泥、油漆、橡胶和有色金属、农机设备。地产‘宾州酒’、‘宾州大曲酒’、‘中国龙泉酒’等多次被评为黑龙江省名酒和优质酒。其中，‘中国龙泉酒’、‘老黄酒’在1984年全国轻工系统酒类大赛中获银杯奖。这些产品远销全国8省、市；宾州毛巾厂生产的二龙牌提花、喷花浴巾、提花条格毛巾、条格印花枕巾和毛巾被均被评为黑龙江省优质产品，远销香港、日本、苏联、新加坡；县广博器材厂生产的噪声发生器，在国家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时得到应用，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嘉奖。”概述撰写者的自豪感，在言谈中自觉不自觉地就渗透出来啦。

二、借叙述抒情方式，把概述撰得更精美

既是寓情于事。属间接抒情。叙述应具备五要素，即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原因和结果。叙述可分为概括叙述和具体叙述，概括叙述可省略时间、地点及原因等因素，唯不能省略人物、事件两要素，叙述抒情是记叙性散文常使用的办法。叙述抒情在概述撰写时，一般借用于本地区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的撰写。如：首轮《宾县志・概述》（节选）：“宾县人民勤劳朴实，具有不畏，敢于反抗侵略的光荣传统。1909年（清・宣统元年），2000余民众涌进县城（宾州），捣毁官盐局，声势迅猛，波及附近7个府、道、县，揭开群众反抗暴敛的序幕；1931年（民国20年），县城中小学闹，罢课月余；‘九・一八’日本侵略入东北后，全县有2.3万优秀儿女参加地方抗日组织，9月22日，以赵濯华为首，组织成一支抗日队伍，吉林省临时政府在宾县成立、宾县成为吉林省抗日指挥中心后，赵濯华领导的抗日武装编入东北抗日救国军第三路军，赵濯华任右路军三支队司令，率部抗战，桶子沟一役，痛歼日伪军1000余众，三路义勇军奔袭重镇哈尔滨，威震敌胆；‘红地盘’上下八沟纵横迂回200余里，赵尚志领导抗联三军在宾县境内进行了著名的‘宾州之战（木炮轰宾州）’、‘三岔河之战’、‘虎头山大战’，均给日军以重创；中共宾县特支副书记吕大千烈士，面对顽敌，英勇不屈，领导抗日人民与日伪浴血奋战，延续到1937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宾县人民从此获得解放；1945年11月24日，中共北满分局、松江省委、省军区进驻宾县，一时间，宾县成为北满地区建政、剿匪、的指挥中心，被誉为‘东北小延安’；解放战争时期，有3万多名青年参军参战，其中624名英勇献身，共和国鲜艳的五星红旗上也染有宾县儿女的殷殷血迹。”如此，既将本地区重大历史人物、事件凸显了，读后又感人，有多好！

三、借描写抒情方式，把概述撰得更精美

描写抒情，就是寓情于景，属间接抒情。记叙性散文和有些抒情性散文常使用的方法。概述撰写时借用此法，一般用于抽象和难以明状的事物使其形象化。如：首轮《宾县志・概述》（节选）：“宾县位于松花江南岸，是一个五山半水四分半田的浅山区，它像一只遨游的蝙蝠镶嵌在黑龙江省中部。沿哈同公路东行63公里，便是宾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宾州镇。宾县隶属于松花江行署。宾县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党中，各族人民不断融合，共同开发和建设北疆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宾县是难以言状的，就运用“它象一只遨游的蝙蝠”的比喻来描写。而“镶嵌”则是运用了比拟来描写的，设喻和比拟描写是常使用的一种方式，能使表达更丰富更精细。“富饶美丽的大地”则是用了白描的方法，白描，就是用简练的笔墨，不加修饰地把人物或景物的形象勾勒出来。运用白描要求文字简洁，不用繁复的形容词和少用修辞格，但更主要的是抓住最能反映本质的特征来写。另外，概述中旅游资源部分的描写也可借用此方法。

四、借议论抒情方式，把概述撰得更精美

议论抒情，既是寓情于理。其抒情一般是借助于事例的简述和形象的描写。是有些记叙性散文和抒情性散文常用的方法。议论抒情可供概述撰写时借鉴，主要用于形象化较强的叙述后，可谓叙议结合。如：首轮《宾县志・概述》（节选）：“1982年以来，国家拨款270多万元，在宾州镇修建了上下水管道，建成500吨位水池1处，200吨位水塔1处，1000吨位储水池2处，解决了全镇居民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增设了排水管道1640米，使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得到了处理。镇内植树60万株，营造环城林带12公里。风景林的建设和二龙山旅游区的开放，给宾州城增添了新的风采。已把一个街道狭窄，建筑零乱的旧县城，改造成街道整齐，楼房林立，绿荫掩映的新县城。”虽然事件中的人物省略了，但形象性还是很强的，“已把一个街道狭窄，建筑零乱的旧县城，改造成街道整齐，楼房林立，绿荫掩映的新县城”就是议论抒情。

产业经济学概述篇8

知识经济对社会的影响是全面、深刻、广泛的，也必然引起会计的理论和方法发生一系列变革。本文仅就知识经济对会计目标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环境、假设、对象与会计目标

从一般的抽象的意义上说，财务会计目标是人们运用财务会计想要达到的标准。由于财务会计的任务与财务会计的目标含义相近，只是提出概念时是处于被动或主动的角度不同而已，因此我国长期以来均使用财务会计的任务来说明会计职能的具体体现。“随着对会计本质转向以经济信息系统来揭示，计划经济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亦以西方通用的会计目标来表述会计信息系统的功能，不再使用会计的任务来表述了。

实际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也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才转而集中研究会计目标。从1922年佩顿在《会计理论》一书以最后一章“会计假设”作为全书总结，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会计的假设问题，直至七十年代一直机假设为财务会计的基本前提，并作为会计理论的最高层次概念。西方从五十年代起已经开始了会计目标的研究，1953年利特尔顿在（会计理论结构）一书中就把会计目标分为中间目标、前提目标和最高目标。真正把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起点则是到了七十年代，信息科学、系统科学渗入会计，电子计算机运用于会计之后，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1978年第一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为标志的。环境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影响，在这个转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的财务会计理论体系集中反映于目前已发表的第一至第六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会计目标信息质量特征要素确认计量，再据以制订合计准则。七十年代以前作为理论起点的会计假设在目前的理论体系中却不见了。只要简单分析一下第一号公告的内容，就不难看出，财务报告的目标仍是以基本假设为前提的。第一号公告多处指出：财务报告的信息“主要是指个别企业的财务信息”，财务报表“只是概括地表明企业的管理方法怎样在业主（股东）委托之下使用企业的资财”，财务报告应提供“评价在一定时期内有关企业业绩的信息”，财务报告的信息“通常用货币单位来定量并表述”。通常所说的四项基本会计假设无一例外地运用于财务报告目标的论述中。正如第一号国际会计准则《会计政策的说明》所述：“承认和使用这些假定是不言而喻的，一般不再对它们作特别说明。”或许出自这样的看法，美国就直接转而以会计目标为出发点，不言而喻的假设在理论体系中不再专门列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提出两项基础性假定，权责发生制和继续经营；在第一号准则中提出三项基本假定，增加了一致性。可见，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仍然很重视会计基本假设。因此，会计目标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在明确了基本会计假设的前提下提出的。

会计被视作人造信息系统，其目标则不能由人随心所欲地提出，要受到会计对象的制约。我国学者长期探讨了会计对象问题，从扩大再生产的财产变动资金运动价值运动价值运动及其发出的信息，步步深入，愈来愈接近会计对象的本质。客观存在的会计对象制约着会计的目标，会计目标只能在会计对象的范围内根据人们的要求来提出；会计的目标能够实现，又从反面说明了会计对象认识的正确性。对象作为观察或思考的客体，任何一门科学都首先要明确其对象问题。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并没有明确提出会计对象，但他们所研究的会计基本假设实际上限定了会计对象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所研究的财务报表要素（如第六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提出十种要素）主要还是构成两个基本会计方程式的六个要素：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个要素分别反映价值运动的静态和动态及其相互转化。所以，实际上还是研究了会计对象，只是没有作为独立的会计理论直接提出，或许也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我们以前没有引入西方会计理论中的会计假设概念，而这些假设客观上总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揭示或没有直接提出罢了。

会计目标是重要的会计理论问题，但它受到一定的社会环境影响，受基本会计仅设的制约，受会计对象的限制。这是我们研究会计目标必须综合考虑的问题。

二、财务会计的目标是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美国对会计目标的研究集中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的《会计基本理论说明书》、1970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原则委员会的第4号公告《企业财务报表编报的基本概念和会计原则》、1973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报表目标研究委员会的《特鲁布罗德报告》都分别提出了财务会计的目标，而最完整、深刻的阐述要属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1978年的第一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这些公告都提出了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对投资和信贷决策有用的信息、对估计现金流量有用的信息和企业的资源及其变动的信息，集中体现了决策有用学派的观点，其出发点是市场经济下发达的资本市场。在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井尻雄士的《会计计量理论》，则提出会计的目标主要是恰当反映资源受托者的受托经管责任及其履行情况，集中反映了受托责任学派的观点，其思想源于现代公司经营的委托一受托责任关系。决策有用学派和受托责任学派对会计目标理解的分歧，导致了“交锋”、“争议”和“思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