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8 17:26:41
很多城市流动人口来到这里，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为了家庭收入的提高。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逐步放开，很多人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一些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再加上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数量和规模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很多人都拉家带口的来到城市，其子女的发展状况逐渐成为新的问题。
一、生活状况
就目前大多数城市的状况来看，大多数城市流动人口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家庭收入较少，更多的是从事一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而且工作稳定性差，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这样的现状就往往导致他们的子女相对于城市孩子要差得多。
首先是居住条件较差。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和父母一起租住在城中村或者城郊结合部，居住环境一般是脏乱差；同时为了节约开支，往往是一家几口只租住一间屋子，基本没有自己的空间；这往往导致很多孩子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很大，很容易染上成年人的一些陋习。
其次是医疗水平差。本来城市的医疗水平相对于农村地区来说，要条件先进得多，但是现实状况是很多人享受不到这样的条件，原因就是在医疗保障方面他们很多人因为不是城市医保，无法享受医保的待遇。这就往往导致当疾病特别是一些大病发生时，他们因为无力承担相对高昂的医疗费用而无法真正享有城市里的医疗条件，所以他们都害怕、担心自己的子女生病。如果是身体出现了异常，他们往往是让子女坚持或者去一些小诊所，往往小病发展成大病，最后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再次就是缺乏安全保证。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来到城市以后，挣钱养家是第一目的，这就导致他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很多情况下都是让孩子一个人在家或者是上下学、吃饭等，这样一方面确实能够使孩子尽快的成长起来，能够独立自主；但另一方面，也要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因为子女的年龄相对较小，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差，这往往会导致一些危险状况的发生，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到子女的生命安全。
二、受教育状况
在调查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很多父母来到城市打拼，目的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发面，而是从孩子未来成长所做出的决定，这就是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城市中很多外来人口的子女由于没有城市的户口，在入学上存在着很大的限制，不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进入到公办的学校里，很多孩子被迫在一些教学、师资条件非常差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而如果想进入城市里的公办学校就读，就必须缴纳高额的借读费或赞助费等城市孩子不用交的费用。
在了解中发现其实他们都很想让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里的公办学校里就读，原因主要有三个：（1）孩子在自己的身边会更放心；（2）城市里公办学校的教育条件远比农村老家里的学校或打工子弟学校的好；（3）城市里的生活和文化环境远比农村老家里丰富，孩子们在城市里能接触到更先进、更新颖、更丰富的文化，这样更利于孩子今后的发展。但公办学校高额的借读费最终让他们望而却步。
那么，针对城市流动人口子女问题出现的状况应该如何解决呢？我国作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排头兵，在二十一世纪党和政府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问题越来越受党和国家的关注，也在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就是继续加大对于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创办一些有地方特色的企业和地方特色经济，鼓励广大农村的劳动力在家乡就业，给子女一个安定的家，使子女能够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生活、学习。
其次，加强立法保证。新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朝着社会主义法制化国家迈进。保障流动人口子女的基本权利是整个社会的呼声，也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体现。为此，国家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此来保障其合法权利。
再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也加大了对于城市流动人口的关注，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出台，农村新农合的完善，这对于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生活来说是有效保障。
最后，完善教育制度。真正落实义务教育的要求，力争做到城乡教育的公平性，并且加大对于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使孩子们在家乡也能够享受到先进的教育。
【关键词】流动人口 权利救济 社会救济 社会组织 准社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A
社会救济：源于社会力量的救济方式
社会救济的概念与含义。社会救济（social remedy）是指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通过一定的社会力量来防止和排除侵害，以保护和补偿公民合法权利的一种权利救济方式。在这里，社会救济是与司法救济、行政救济和私力救济相对应的一种救济方式，它介于公力救济（司法救济、行政救济）与私力救济之间，主要是借助社会力量来保护、补偿或纠正受到侵害的合法权利。
应该说明的是，这是所说的社会救济，不是社会保障制度中与社会救助（social assistance）同义或近义的社会救济。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往往把社会救助也称为社会救济，是指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对于遭受自然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群体给予物质帮助或精神救助，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它对于调整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显然，在不同的语义环境下，这两个概念是有很大差别的。社会救济（social remedy）与社会救助（social assistance）的实施主体不一样，社会救济要借助社会力量，社会救助的提供者包括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针对的对象不一样，社会救济的对象是补偿或纠正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主体，社会救助的对象则是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弱势群体；两者的目的也不同，社会救济的目的在于使合法权利免受侵害或纠正及补偿受侵害的合法权利，而社会救助的目的则在于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和最低生活水平。
社会救济的意义。公民在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应该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寻求权利救济。但是，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相应的权利救济手段，权利主体在权利实现受阻，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不能有效予以阻止，或者在权利受到侵害后得不到相应的补偿，那么，法定权利就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而难以成为实然权利。从现有制度环境看，权利救济的主要方式有：司法救济、行政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在现代社会中，公力救济是权利救济的主要手段，社会救济是重要的补充手段，私力救济在特殊情形下作为一种底线救济方式。
社会力量作为与国家力量相对应的一种力量，起着联系或协调个人（或者家庭）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作用，同时，又可以弥补国家力量和个人力量的不足。尽管公民法定权利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并且公力救济是权利救济的最重要形式，但是国家力量具有有限性，它并不能完全确保法定权利得到保障，并转化为实然权利。特别是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问题的日趋复杂，国家的功能与作用日益暴露出不足之处，更需要社会力量在整个治理层面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权力由体制内向体制外的转移流散已成为一大趋势，社会力量也随之不断增强，例如：社会组织、准社会组织和社会舆论等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在社会中的影响与作用不断扩大，使得社会救济具有了可能性。这些社会力量不仅起着平衡国家力量的作用，并成为个人与国家的纽带，与国家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对公民合法权利的实现可以起到一定的保障和救济作用。
社会救济的形式。社会救济的形式首先是社会组织的救济。社会组织在服务社会、维护社会公正、规范市场行为、反映社情民意、协调和解决社会矛盾、整合社会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或是独自承担，或是与政府机构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治理职能。社会组织可以促使政府下放权力，增强政治透明度，扩大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范围。社会组织具有灵活性和草根性等特点，能够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较好应对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在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领域维护公民权利，从而起到权利救济的作用。
社会组织不仅可以弥补国家力量的不足，也可以纠正国家的某些错误和监督国家的行为，从而成为公民权利救济的重要环节。托克维尔（D'alexis De Tocqueville）指出：“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①通过参与社会组织，将分散的公民有效组织起来，共同开展社会活动，就可以在社会层面发挥公民的自助能力和自救能力。
社会组织的作用一般是通过沟通协调实现的，而国家或者政府的作用是以强制力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既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统治公民的权力主体，也不是异化于市场之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主体，它源于社会、源于公民、源于公民结社权的行使。②当前，社会组织越来越成为公民表达意愿、维护权益、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最为普遍和直接的形式。社会组织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纵向的强制命令的权力运作模式，更加重视不同主体的横向平等协商，从而能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为社会成员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③这样，社会组织就可以在国家之外发挥自身优势，成为公民权利救济的重要方式。
其次，社会救济的形式包括准社会组织的救济。准社会组织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围绕一定的目标，或者以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经历为基础形成的松散的、没有明确规范的社会团体。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不采取明确的组织形式或组织规范的社会组织，也可以称之为准社会组织。人是一种群居性的动物，一个人可以不参加正式的社会组织，但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网络或准社会组织中生存。
与社会组织相比，准社会组织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第一，形成的自发性。人们出于社会交往、情感沟通或者互助互济的目的，会自发形成各种各样的准社会组织。但是，准社会组织是一种非常松散的联合，往往没有明确的或者确定的目标和任务。第二，组织的灵活性。准社会组织发起、成立和运转往往是基于一定社会群体的共识，没有严密的组织程序和组织过程。同时，由于准社会组织不像社会组织一样以正式的组织形式存在，政府也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和规制。第三，规范的不确定性。准社会组织的组织结构、活动方式和内部关系往往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准社会组织的成员在交往过程中，会形成一定的习惯和惯例，用以维持组织的生存和协调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准社会组织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化力量，在社会救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准社会组织的运转往往是基于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而实现的，成员之间会经常沟通交流，分享信息，相互学习；由于有共同的经历、兴趣或爱好。准社会组织的成员在心理上往往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成员之间的交往能够舒缓紧张情绪、调节不良心态、交流社会信息、开展集体活动。同时，在成员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其他成员会给予适当帮助和支持。这样，准社会组织就能发挥社会救济的作用。
第三，社会救济的形式还包括社会舆论的救济。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舆论的作用日益凸显。社会舆论作为社会中多数人的意见，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较之其他意见具有压倒性效力。社会舆论的形成有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一是在人群中自发形成的，二是来源于有目的的引导。社会舆论反映人心向背，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和形势的发展，在塑造社会风气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新闻传播工具在社会舆论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舆论经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的传播，就能广泛唤起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关注，形成一定的共有认知或共同情感，从而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由于社会舆论可以发挥监督作用，能够监督公共组织的政策决策过程、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监督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是否符合法律道德规范，也可以对其他社会成员发挥监督作用。
当前，互联网正以其巨大的力量改变着社会舆论的传播进程，互联网在中国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发源地，网络舆论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表达形式。网络的出现分散了信息权，降低了公众发表意见的门槛，扩大了信息和意见的传播范围。同时，政府在决策和咨询过程中，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民意调查和征询公民意见，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吸收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还可以充分吸收和听取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此外，网络信息内容十分丰富，便于检索、易于复制、成本低廉，从而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这样，在一定情况下，社会舆论就能发挥权利救济的功能。
当然，社会舆论本身并不是直接的权利救济手段，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社会舆论能够对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和实施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对于统治者而言，重视社会舆论，也可使统治者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从而增强统治的合法性，因此，统治者也会重视并认真回应社会舆论。这样，社会舆论就可以使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推动公共政策议程，并拓宽政策方案的选择空间，使公共决策科学化、合理化。一旦社会舆论聚焦于某一具体矛盾或问题，并对推动矛盾或问题的解决能够产生影响时，社会舆论实际上就起到了权利救济的作用。
社会救济的基础：中国社会力量的兴起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中国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初步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历史过程。20世纪以前，尽管商业和运输业很早就有自主的行业协会，但它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20世纪初期，由于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社会组织在中国才开始产生。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把社会成员严格地束缚在简单的身份等级划分之下而缺乏流动机会的社会体制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邹谠称之为“全能主义（totalism）政治”。④这种全能主义社会体制是以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垄断为基础的。在这种状态下，国家凭借各种制度化手段将中央政府的经济、社会、文化改造目标嵌入基层社会，把基层社会改造成国家的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空间。经济体制改革直接推进了社会自治领域的发展，社会拥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独立于国家的物质生产和交往形式。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与控制的多元化，不但个人独立性相对扩大，而且在政府组织之外开始了民间社会的组织化过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非营利团体和非行政化的营利性经济组织日益成为国家不能忽视的社会主体。⑤
对改革开放前后社会组织的数量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社会组织的发展相当迅速。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中国各种社团和群众组织的数量非常少。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20世纪60年代也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大约在6000个左右。到了1989年，全国性社团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⑥民政部2013年四季度全国社会服务业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组织和基金会）约为54万个。由于还存在大量未经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实际数量远远大于此数。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获得了非常大的发展。
准社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准社会组织并不是正式的社会组织，它具有社会组织的初步形态，大致类似于社会组织的雏形。由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社会活动的多样性，公众需要在一定的组织之下开展社会活动，这就为准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在中国社会中，准社会组织的存在十分普遍。例如：公开活动、尚不具备完全组织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同乡会”、“老乡会”、“校友会”；尽可能以非正式集体活动形式活动、没有正式登记的各种行业组织，以及公开开展活动、但是尽量淡化组织色彩的各种兴趣爱好者协会（或者俱乐部）等。从成员构成看，有共同利益型、共同兴趣（爱好）型、共同信仰型、共同情感型、共同地缘型、共同业缘型、共同亲缘型等。准社会组织活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组织方式灵活，活动方式丰富。
近年来，网络社团作为准社会组织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蓬勃兴起，并迅速发展。具有相似爱好或相同目的的网民可以通过互联网以虚拟身份组建具有明确或特定宗旨的社会团体，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管理等活动，结成网络社团。网络社团就是网络空间中的个体为了分享共同利益而通过一定的信息手段，例如网络聊天室、在线论坛、公告栏和电子邮件等，经常进行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集合体。⑦目前，网络社团主要有以下几种组织形态：一是在网络论坛基础上形成的虚拟社区；二是一些网站中的专题论坛和网上俱乐部；三是利用网络发起的志愿服务组织和公益性活动组织。
这些网络社团大大加强了公民之间、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它们在网络中形成了种种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一些准社会组织也经常利用网络开展宣传工作，并已经十分熟练地掌握了在网络中与政府组织合作的技能。不用介绍，不用交费，在网上看到自己感兴趣的社团，只要网上注册，就可以参与，使得网络结社成为十分便捷的事情。网络社团大多因“网”而生，一个网站就能形成一批组织，一个帖子就能成就一次活动，组织的成本很低。在网络社团大量兴起的背景下，从社会层面而言，可以通过网络社团表达利益诉求，逐渐参与社会生活，甚至影响公共决策和国家行为。
社会舆论影响力的增强。当前，中国社会舆论正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和力量，影响着公共事件的发展和政治决策的形成。⑧但是，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新媒体时代的社会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舆论的形成与传播机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媒体时代，社会舆论的传播过程是平级传播。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社会舆论的平级传播过程越来越明显。由于网络传播的开放性、交互性和即时性，网络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影响呈现出与传统媒体不同的特点，并且，普通网民借助新媒体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
当前，传统媒体传播和新媒体传播交互作用，传统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相互影响，最终融合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是当前中国社会舆论形成和发挥作用的重要特点。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网民群体的持续快速成长，中国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互联网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阵地。这表明，在中国社会中，网络舆论开始发挥一定的权利救济作用。
流动人口权利社会救济的现状
社会组织救济能力的现状及问题。当前，流动人口中的社会组织对于流动人口的权利救济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流动人口聚集地的一些社会组织为流动人口提供就业岗位信息和劳动就业咨询，利用多种形式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宣传与流动人口相关的计划生育政策、优生优育、生殖保健、避孕节育等知识，为流动人口提供住房信息服务；一些培训型的社会组织通过培训、讲座、咨询、散发宣传册等形式对流动人口进行工作技能、法律知识、健康知识、求职技巧、生活常识等方面的教育与培训。这样，社会组织就起到了政府组织难以发挥的作用，通过提供信息服务，拓展公共服务空间，增进流动人口的权益。
尽管各地存在许多服务于流动人口的社会组织，但是，应当注意到，流动人口中正式的社会组织发展仍然非常有限，与流动人口对组织性活动和社会行为能力提高的愿望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不仅一些公益性的社会组织面临登记注册困难和资金来源困难等问题，即便是一些行政色彩浓厚和组织结构相当完善的人民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性组织在流动人口权利救济中发挥的作用也还有一定局限性。同时，流动人口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也还不是特别充分。这使得流动人口在权利遭受侵害时，并非所有人都向社会组织寻求支持。
准社会组织救济能力的增强及其局限性。当前，流动人口中一些非正式组织比较活跃，覆盖面很广，影响也很大，但这种组织不是一种正式组织，可以说，它表现为一种社会支持网络，类似于准社会组织，并能起到准社会组织的作用。沈千帆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行为意愿进行分析发现，流动人口在北京很容易“抱团”。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异地生活的孤独感，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在异地的生活。⑨杰、童星对南京市务工经商流动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络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第一，流动农民的社会网络特点可概括为：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第二，尽管流动农民社会生活场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以血缘、地缘关系等原有社会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特征。第三，与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相比，流动农民的地缘（邻居、老乡）作用下降，亲属即强关系作用变化不大；而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构成相比，业缘力量不突出，亲属力量突出；朋友关系即中间性关系力量稍弱于亲属力量，并开始突出。⑩
这种准社会组织可以替代社会组织的某些功能和作用，但无法替代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流动人口非常缺少代表自己权益的正式社会组织，自我保护能力弱，难以保障自己的权益，更难以影响国家的政策和决策过程。当一个群体难以培育代表自身利益的合法性组织时，该群体的利益表达方式无疑会受到相当大的局限，并会为非法的和不正当的组织形式留下发展的空间，从而对自身发展造成危害。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权利得不到保护的流动人口，因为有着寻求保护和归属感的需求，就有了“抱成一团”的自发愿望。当前流动人口群体中存在的很多类似于黑社会性质的非法组织，往往就是出于维护自身权利愿望而产生的一种畸形表达形式。
另外，也有一些流动人口通过网络社团这种准社会组织获得权利救济。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社团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并正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在网络空间中也出现了为流动人口提供权利救济的社团。这种救济形式是网络环境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权利救济方式。
社会舆论的救济方式正在兴起。当前，互联网正以其巨大的力量改变着社会舆论的传播进程，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发源地。网络媒体改变了当前中国的社会舆论格局，使民意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表达。在这种背景下，网络维权成为一种新的权利救济手段。一些流动人口通过网络展开维权，他们往往通过互联网呼吁网民、政府领导、政府部门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一些长期没有得到处理的违法犯罪事件，从而使这些问题获得有效解决。
流动人口社会救济的提升路径
加强流动人口中社会组织的建设。在流动人口迅猛增长的背景下，促进流动人口中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建设，发挥社会组织对流动人口的组织作用和自治功能非常必要。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有利于流动人口中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建设，并大力推动流动人口中合法的、正式的社会组织的健全和完善。
第一，要不断完善流动人口中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同时并存，是中国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重要特征。一方面，关于社会组织的许多规定大量重复、交叉和繁琐，导致了社会组织管理的“制度剩余”。另一方面，在制度剩余的同时，社会组织的管理又存在着许多“真空”地带，存在“制度匮乏”。对于重复、交叉和繁琐的制度机制，要尽快进行修改和完善；对于管理中的“真空”地带，要逐步予以填补。从社会组织内部制度建设来讲，要完善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独立自主、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建立社会组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自治机制和自律监管机制。
从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制度建设来讲，要为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以利于进行社会公益活动和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能够持续发展；要建立政府支持机制，向社会组织提供人才和智力服务支持，鼓励志愿者积极参与；实行社会组织评估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增进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提高社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对于基金会一类的社会组织，要实施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这是加强基金会财务管理和健全内部控制体系的有力支撑，有助于提升基金会财务管理水平，强化基金会风险防范和内部控制意识，促进反腐倡廉工作。
要完善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确保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组织面临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国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应从实际情况出发，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和发展空间，明确社会组织的性质、服务宗旨、服务对象、赔偿机制、法律责任、审批程序、监督体制等，形成完备的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只有完善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才能保障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并规范其合法运行，促进其健康发展。
第二，要提高工青妇组织对于流动人口的权利救济能力。在流动人口集中的企事业单位，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的作用，鼓励流动人口通过一定的组织化渠道，维护自己正当的权利，参与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活动。工青妇组织要利用自己完善的网络优势，在流动人口中多做工作，将没有加入工青妇组织的流动人口中符合加入条件的人员吸收进来，这样，就可以为他们提供反映问题、参与政治和进行自我服务的途径，起到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的作用，不仅有利于维护流动人口的权利，也能为企事业单位的发展和整个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特别是，要加强工会组织的建设，提升工会组织的能力。当前，流动人口参加工会组织，成为工会会员的比例非常低。中国工会作为“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应提高工会在流动人口聚集地的行为能力，将个体化的职工组织起来，形成组织化的力量，从而提升流动人口民主参与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第三，要积极推进各种合法的公益性团体和行业性团体等社会组织的建设。中国的社会组织除工青妇组织外，还存在其他大量的公益性团体和行业性团体。这些社会组织与公众和社区的联系十分紧密，为公众投身或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平台，并能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决策与政策实施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流动人口中壮大和发展社会组织，一方面可以为广大流动人口提供一定的政治参与和自我服务的途径，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流动人口的组织化程度，提升他们的社会行为能力，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流动人口具有高度的职业灵活性和利益多样性，统一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方式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一社会群体的政治需求，而需要通过分门别类的、专业化的社会表达和政治参与机制影响政府的政策，实现群体之间以及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交流沟通。社会组织的发展正好可以适应这种需要，能够发挥政府难以起到的作用。同时，不少公益性团体和行业性团体也可以为流动人口提供社会服务，起到与各级政府有效沟通的作用，并能增进流动人口相互之间、流动人口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交流的作用。
积极引导准社会组织的发展。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准社会组织可以起到互帮互助、信息沟通、情感交流的重要作用。李树茁等人进行的研究表明，借助社会网络等非正式制度方式实现再社会化是乡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途径之一。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农民工从乡土社会来到城市，在参与城市社会分工的同时，也通过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形成了大量的小团体，而且不同小团体之间有“协调人”进行沟通，这种结构有利于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社区融合和新观念的传播。因此，这类准社会组织对于离开家乡、遇有困难的流动人口而言，在许多方面都能发挥权利救济作用，使它们可以更快适应城市生活，并找到自己的生活圈子。
但是，准社会组织可能也存在负面作用和影响。张连德对流动农民工社会网络进行的研究发现，基于流动农民工的信任模式是熟人信任，无法建立起对城市居民的普遍信任；信任机制的缺失，导致流动农民工熟人社会网络得到了延续。这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一方面，会挫伤流动农民工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并使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陷入一种被孤立的困境；另一方面，也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制约社会的健康发展。任义科等人认为，农民工小团体既有有利的一面，但是也有不利的一面，如农民工团伙犯罪。杨金丹、陈瑾认为，流动人口在外地无依无靠的艰难生活，更容易使人有意无意向小团体靠拢，而是非黑白也会因为小团体的影响变得模糊起来，小团体成了远离“熟人社会”之后有着共同生存目的的“小熟人社会”，成了快速滋生犯罪的温床。当前，应趋利避害，发挥这些准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
有效发挥社会舆论的救济作用。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舆论能够起到社会监督的作用，并对公共决策、行政机构和司法系统形成压力，使它们对社会舆论所关注的问题迅速进行回应。一旦公民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并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相关政府部门就会采取行动，对公民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行为进行纠正或补偿。这样，社会舆论就能间接发挥权利救济的作用。这在当前中国社会舆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表现得十分明显和突出。
与此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网民数量不断扩大，网络舆论的力量得到了快速提升，并能对权利救济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应注意到，网络舆论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舆论，网络舆论容易受到特定意见领袖或者社会机构的左右。赵鼎新以微博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为例对此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微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的约束，而另一方面却特别容易在网络公司、金钱和国家等的操纵下迅速形成虚假舆论和权威。”并且，有些时候，网络上会出现大量的虚假信息，使网民无法分辨这些信息的真假。因此，应保持足够的谨慎和冷静，不能被少数人制造的网络舆论假象所迷惑。
网络空间中还特别容易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导致对特定事物的看法非常片面化和极端化。“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这一概念是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提出的。他认为，群体极化的现象在网络空间中也会出现，“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具有相同意向的人们所组成的团体参与彼此之间的讨论，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但是，形式上变得更加极端。”这样一来，非理性、极端化的特点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比现实生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并且导致在发言讨论中部分网民态度偏颇、言词激烈。
当前，一些中国网民还在扮演破坏者的角色，负面的、极端的、表面的或者片面的信息，伴随着一些不良情绪，在网络上有时传播得非常迅速，并具有很强的破坏力。这样，一些问题升级到一定程度之后，真相被假相所掩盖，本来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化解的事件就会严重对立和情绪化，并不利于客观理性地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在以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手段时，对信息的甄别和事实的判定就显得特别重要，对可能出现的后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头脑要时刻保持冷静、理性和清醒，注意依法依规、合情合理地处理问题，不能被网络舆论所绑架。
社会救济是介于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之间的一种权利救济方式，与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紧密联系，同时，又可以弥补二者的不足之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开始兴起和壮大，社会组织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一些准社会组织不断形成，社会舆论在社会领域和公共政策中的影响增强，这些都为作为权利救济的一种重要方式――社会救济奠定了社会基础。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救济在流动人口权利救济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社会力量的不断发展，社会救济将对流动人口权利救济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当前，应当积极引导流动人口中社会组织和准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提高其对流动人口权利救济的能力。流动人口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还可以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通过社会舆论影响普通民众、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从而获得权利救济。网络媒体改变了社会舆论的格局，网络维权成为一种新的权利救济方式。但是，由于网络舆论与社会舆论存在很大差异，并且网络舆论容易被他人操控，或者偏离维权者的初衷，一些流动人口通过网络展开维权行为，应进行正确引导与规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融入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BZZ042）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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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杨昀
关键词：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服务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063-02
流动人口孕产妇的保健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卫生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流动人口本身的社会性比较复杂，大多数都属于弱势群体，而孕产妇又是他们中更为弱势的群体。现阶段城市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流动人口中的妇女享有与户籍所在地妇女同等的卫生保健服务，同时将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纳入流入地孕产服保健范围的目标。因此，流动人口孕产妇的保健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
一、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管理的现状
（一）资料与方法
选择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在中心医院分娩的流动孕产妇 313 例；有稳定工作 60 例，无业或自谋职业253 例；生育一胎216 例，生育二胎 97 例。依据妊娠产次、建卡情况、产检情况及妊娠结局进行回顾性总结（注意：每个数字应与户籍地孕产妇比较）。
（二）现状分析
1.流动孕产妇孕早期初检率及孕早、中期项目检查率低于户籍地孕产妇。良好的产前检查能够有效地减少低出生体重和新生儿疾病的发生，而产检不足是围产儿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孕产期保健工作规范》规定孕产妇应在孕早期进行初次产检，孕早期的检查要对孕产妇进行保健指导及孕期危险因素的筛查，发现高危孕妇。有研究表明，实施孕早期保健后围产儿死亡率、死胎死产率、新生儿死亡率及先天畸形发生率方面均有明显好转，死胎率下降明显。因此，孕早期检查对于安全、健康的分娩至关重要。
2.流动孕产服5次及以上产检率低于户籍孕产妇。《孕产期保健工作规范》规定孕期应当至少接受5次产前检查，其中孕早期至少1次，孕中期至少两次，孕晚期至少两次。曾小娥等对产前检查对母婴的影响显示，按时产前检查的妊娠妇女，其胎盘早期剥离、产后出血、低体重儿、新生儿颅内出血、新生儿吸入性肺炎、新生儿窒息等的发生率均低于无产前检查者，适量的产前检查对于避免或减轻孕期的异常情况有重大作用。产前超声检查可检出大部分的畸形，对胎儿预后判断，及对临床及早采取措施或出生后随访治疗提供重要信息。
3.流动与户籍孕产妇产前保健利用的影响因素。流动孕产妇仍然是城市孕产妇保健服务的关键人群，有资料显示，文化程度低、经产妇、经济收入低、无保险、计划外生育等会对流动孕产妇产检情况产生影响。因此，城市产前保健服务要根据人群的不同特点提供普惠性、可及性的项目或措施，从而促进城市孕产妇、特别是流动孕产妇的保健服务利用率。
二、流动人口孕产妇产前检查保健率低的影响因素
（一）家庭经济收入低是制约流动孕产妇接受孕期保健服务的重要因素
多数流动产妇主要来自中国经济不发达地市，家庭月收入低，多数产妇妊娠后不工作，这些构成了制约其接受孕期保健服务的因素。其不在正规医院机构做产前检查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经济收入低造成了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降低，特别是生殖健康问题。因此，需要政府支持降低贫困流动人口孕产妇就医的准入门槛，设立贫困流动人口孕产妇特殊服务窗口，以解决经济收入低的流动孕产妇孕期保健的服务需求。
（二）文化教育程度低和保健意识淡漠也是影响流动孕产妇接受孕期保健服务的主要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权利意识淡薄，权利意识因受教育水平不同而差异明显，文化程度高者权利意识较高。因此，有针对性地进行生殖健康宣传，成为生殖健康促进的重要手段。开发一些通俗易懂的培训教材和宣传材料，对流动人口进行知识宣传普及，使流动孕产妇有意识地主动接受孕期保健服务。
（三）医疗机构服务的因素制约了流动孕产妇接受孕期保健服务
调查结果显示，正规产检医院的服务水平并不是影响流动孕产妇接受孕期保健服务的主要因素，而候诊时间、收费问题占较高的不满意比例。因此，应改善现有的医疗管理体制，在提高服务水平的同时，合理制定收费标准，以适应不同层次流动孕产妇的孕期保健需求。
（四）私人诊所提供不健全的产前检查项目加大了流动孕产妇孕期保健管理难度
基本的孕期产前检查是保障母婴安全的重要措施，私人诊所不但基本的检查项目不健全，而具备的检查项目中大多数项目检查率很低，这加大了流动孕产妇孕期保健管理难度，使流动孕产服整个孕期安全存在极大隐患。因此，规范私人诊所的诊疗常规是保障孕期安全、降低不良妊娠结局的有力手段。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严格审批行医诊所的准入门槛，提高私人诊所的综合服务水平，保障流动孕产妇整个孕期的安全，进一步降低围产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
（五）计划外生育影响了流动孕产妇接受孕期保健服务
计划外妊娠导致的多胎生育一方面使流动产妇家庭生活水平降低，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制裁措施，一些孕产妇不愿意到正规医疗保健机构孕检、分娩，躲避接受孕产期保健服务。庞大的流动人口队伍成为中国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如何对流动人口加强计划生育宣传工作，以提高计划生育服务质量已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
三、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一）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大力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加强流动人口孕产妇的健康宣传
由于经济因素、文化程度等原因，流动人口自我保健意识差。针对这些因素，建议采用简历孕妇课堂、编制母婴保健手册等各种形式，选用最适宜的宣传教育内容，采用最适当的宣传教育方式，宣传母婴保健知识，使人们懂得产前保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知道孕早期建卡及系统管理是及时预防和处理高危因素、降低难产因素的有效方法。
（二）政府提供必要的物质帮助，使母亲和婴儿获得基本医疗保健服务
鼓励外来人口参与生育保险，降低生育保险费用。制定最基本的孕期保健项目，简化产前检查程序。依据政府财力，逐步增加无偿母婴保健服务范围，促使弱势群体享有基本生育健康服务，促进基本生育健康服务利用的公平性。
（三）将外来人口纳入暂住低管理，为其建立健康档案，改革以户籍为主的计划生育管理模式
社区医院实行首诊负责制，发现怀孕妇女及时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强化社区在健康服务中的作用，把外来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
（四）加强医务人员的素质培养
加强社区妇幼保健系统建设，对基层妇幼保健医务人员进行规范培训，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提高社区医务工作者的收入待遇，稳定基层医疗队伍，提高工作积极性。
（五）政府增加投入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社会各界应重视夕阳产业，使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破除重男轻女传统观念，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政策。
综上所述，社会各界和医务人员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流动人口孕产妇了解孕期、产前、产后、新生儿喂养和护理等方面的健康知识，对流动人口孕产妇的产前检查做系统、正规指导。为孕产妇建立保健卡，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提高合格产前检查率。基层医院可以利用孕妇产检时间主动进行系统的围产期健康教育，以健康教育、心理指引、具体实施为主要手段，在所属人群中全面推广产前保健。对外来人口家庭做好计划生育宣传和管理工作，破除传统观念，让每一个外来人口的家庭重视优生优育问题，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和人群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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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90年代以来，苏州的流动人口增长很快，据最新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流动人口总数已经达到349万左右，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形式在增加，外来人口中的少年儿童人数也越来越多。与城市本地儿童一样，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同样是祖国的花朵，应该得到关怀、照顾和良好的教育培养，但是他们作为流动人口中的脆弱人群，权益容易被忽视。再过十多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些外来人口中的少年儿童都将逐渐长大成人，因此，关注流动人口中少年儿童的问题，不仅是对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负责，更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负责。在知识经济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方式的今天，教育直接关系到一个人能否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
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中国的教育法规之一，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同样应受到重视。本文主要探讨苏州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受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并提出解决的对策思路。
二、现状与问题
根据苏州市1997年第六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的资料，全市237万外来流入入口中，15岁及以下的少年儿童有19万多人，流入人口中少年儿童和在校生约有34万人（这里的两个数字均包括15岁以上的在校生）。原创：从表l可见，15岁及以下的流入人口中，在沪读中学(12一15岁)和小学(7—11岁)的人数仅占适龄儿童样本总数的38%和72%，有近四成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少年儿童不在学校学习，这不仅不符合我国于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的有关规定，也为新一代文盲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表1苏州市1997年15岁及以下外来人口少年儿童的在学状态
总样本数
其中：在沪读书（人）
在沪读书比例（%）
0—6岁
1877
397
21.15
7—11岁
701
506
72．18
12—15岁
354
135
38．14
合计
2932
1038
资料来源：苏州市1997年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造成大量外来人口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原因很多，除了与他们经常流动的生活方式有关外[有些流动人口居无定所（如船民），或者居住地和工作地变动频繁（如建筑工人和装潢人员），缺乏相对固定的落脚点，使得其子女难以获得必要的上学条件]，主要的是以下三方面：
1、家庭收入水平低，制约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主要依靠父母或监护人提供教育费用，1995年苏州社会科学院的流动人口调查显示，家庭对子女教育方面的消费需求收入弹性系数最高，为2．39，比处于第二位的交通和通讯消费需求收入弹性系数高0．74，反映了流动人口对其子女教育消费需求有比较强烈的倾向。但苏州的流入人口以体力劳动者居多，他们来沪后从事建筑施工和加工工业以及商业服务业等，收入大多比较低。根据1997年第六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苏州市经济型流入人口的月平均收入为680元，其中月收入在600元以下的占56．5%(见表2)，仅相当于同期苏州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二（根据劳动工资年报统计，1997年苏州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为952元）。较低的收入水平制约了他们对子女的实际教育投入。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家长不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特别是不重视女童的教育。
表21997年苏州市经济型流入人口的收入情况（单位：%）
月收入
所占比重
合计
100
300元及以下
12．2
301--600元
44.3
601--900元
27．2
901元以上
16.3
资料来源：1997年苏州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2、借读本地正规学校的收费水平高制约了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
苏州市政府为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提供了两条制度化的就学途径，一是取得蓝印户口或苏州户口在本地学校正式入学，二是在本地学校借读。由于苏州历来执行严格的户籍管理政策，只有买房、投资和紧缺人才引进等少数几条渠道才能获得蓝印户口或城市户口，因此对解决数量庞大的外来适龄儿童少年的就学来说，其作用甚微，借读为主要形式。以苏州市徐汇区为例，1996年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为9550人，借读生总数为7950人，占适龄人口的80．3%。2001年初苏州社会科学院在苏州全市的一次抽样调查发现，在96个在沪的7—15岁外来人口子女中，有33个在苏州本地学校借读，45个在民工学校就读，18个未上学，比例分别为34%、47%和19%。在苏州本地学校借读比例较低的主要原因是：(1)苏州本地小学容纳能力有限，尤其在同时作为本市动迁人口和外来人口导入区的城乡结合部；
(2)在苏州市教委关于借读的规定及其执行中，对借读条件从严掌握，致使大量民工子女无法利用这一形式；
(3)尽管名义上借读费用不高，约为每学期400元，但借读生家庭往往要缴纳数目不小的赞助费(每年1000—2000元)或给学校提供其它资源才能入学，许多处于低收入的民工家庭难以承受，表3反映的是流动人口子女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类型学校就读的每学期费用支出情况，显然，在家乡就读的费用低于在苏州民工学校的费用，在苏州民工学校就读的费用又远远低于在苏州正规学校借读的费用；
(4)借读中突出的不同地区在教材、教学等方面的差异，也是一个因素。
表3流动人口子女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类型学校上学的费用支出比较（2000年）
样本数
平均每学期费用
最低
最高
在苏州正规学校借读
38
1830
250
6160
在苏州民工子女学校就读
41
842
100
2200
在家乡学校就读
103
652
50
6000
资料来源：苏州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年初的苏州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平均每学期的费用中包括借读费、学费、书杂费、生活费、暂住费等。共调查了615个经济型流动人口家庭，共有544个孩子，其中192个孩子在苏州，327个在家乡。在有孩子的家庭中，42%至少有1个孩子在苏州生活。
3、大量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在发展中缺乏规划和有效管理。
为适应大量外来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需要，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利，不少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在苏州便应运而生了。苏州市最早的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出现在1992年，后来发展很快，到1997年已经发展到100多所，据估计，目前有500所以上，主要分布在徐汇、长宁、闵行、浦东、闸北、嘉定等区和一些郊县。以城乡结合部的宝山区为例，1995年开始出现民工子弟小学，当年有8所，1996年发展到18所，1997年36所，1998年72所，至2000年9月有105所小学，27所中学，学生近2万人，其中有个较早开办的学校，分校也已经发展到了十几所。闵行区外来人口学校在最多时有108所，后来经过合并认证留下54所，目前在校学生有2万多人。
这类学校的创办者大多来自安徽省，安徽人在沪办学校的较多，这与流入苏州的安徽人较多有关，也与安徽当地政府支持办学分不开。开办这类学校在满足外来人口子女上学需要的同时，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可以通过办教育来获得收益。一般一个学生一学期学费300多元，所以开办者积极性很高。
根据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办学性质，这些学校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流动人口流出地教委或学校的跟踪办学点。此类学校主要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目的，在管理上尤其是财务管理方面与家乡教委或学校关系比较密切。第二类是企业为解决本单位内民工子女就学问题而创办。第三类是其它社会力量(多为个人)办学点。
这些学校的资金来源包括三种途径：学费、社会赞助及上级拨款。学费是民i子弟学校最主要的资金来源；许多外来人口子女学校都获得过社会赞助物品，一般为课桌椅、作业本等实物，如卉园教学点获友谊汽车服务公司捐赠的课桌椅80余套，广丰小学曾获旅游中专捐赠的课桌椅20套，拥有500多名学生的皖浦希望小学的校舍和课桌都是当地政府提供的；还有些得到流出地有关上级部门提供的拨款资助或实物支持。
从学校内部管理的情况来看，外来人口子女学校中有一定规模的学校已有一定的管理规范化趋势，市场竞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学生家长的要求是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加强师资管理、教学管理的动力，并有可能促进其管理进一步规范化。在财务管理方面，各校维持了收支平衡，并有节余，这无疑是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存在的动力之一，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外来人口于女学校的师资来源是流出地的教师，教师工作量大，任务重，与此相比，教师的待遇偏低。月收入在500至1200元左右，教师队伍的稳定性较差。
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创办者都是从流出地获得办学许可证，然后到苏州办学，苏州本地教育部门会同苏州市公安局在1998年颁发了《沪教委基(1998)59号》文件，提出了《苏州市外来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
由于种种原因，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直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外来人口学校的主要问题是：1、办学资质问题。有些校长不具备办学资质，教师无教师证书。有个小学校长本人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教小学一年级。这些学生长大后就是“新苏州人”，如此下去岂不误人子弟。2、办学条件不合格。教室采光、通风不好，有些是仓库、公房等，因陋就简。教室面积、课桌椅等不合要求，厕所、饮用水、饮食卫生存在隐患，不少学校操场、体育设施都缺乏，影响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3、教材采用流出地，各省的不统一，缺乏统一的教材管理和统一的考核标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4、经费短缺，常见病防治、体检等都跟不上，对儿童的头、齿、眼、耳等常规检查项目无法开展，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这类学校本来收费就低廉，办学者就尽力压低成本支出，一些最基本的教学器材都不舍得买，影响了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教学质量较难保证。
从总体上讲，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在保障适龄儿童义务教育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肯定。对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中央虽然有规定要当地政府大力协助，就近入学，但并未形成法律法规条文，特别是经费问题无从着落。许多基层政府部门对于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预防保健和食堂卫生等问题普遍进行了监督检查，有些地方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江桥镇政府在近年来筹措了大量资金，加快校舍建设，使得所有居住在当地的外来学龄儿童都能享有求学的权利，考虑到外来入学儿童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学校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适当收取借读费，甚至免费入学，确保儿童入学的权利。机场镇道兴村对皖浦希望学校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校舍，捐献书籍，与当地学校进行教学交流，当地还与学校开展警民共建活动，开办家长学校，既提高了教学质量，也提高了家长的素质，促进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
转三、改进对策探讨
苏州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发展形势非常快，1998年本市颁布的《暂行办法》中原则性的东西多，而可操作性较差，缺乏量化指标，加强大量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规范管理迫在眉捷。
首先，需要提高对儿童受教育权利的认识。流动人口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也是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如果不重视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工作，不但会耽误一代人，也对城市未来的发展不利。因此，要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一些措施开展对外来人口中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苏州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已在“九五”期间把外来儿童的有关教育保健的状况，列入统计分析的范围，进行一些跟踪研究，在“十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其次，要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措施：
1、放宽借读条件，降低赞助费用。
本地正规学校应放宽借读条件，适当降低赞助费用，吸收外来人口儿童入学，为在苏州市打工的有稳定工作、固定住所的外来人口的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机会，这与国与民都有好处。
2、把闲置的学校资源用于外来人口的教育事业。
自60年代末以来，苏州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到1998年总和生育率已降到0．87，远远低于2．1左右的更替水平。随之而来的是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逐年减少，这部分人口的教育需求萎缩，造成了部分教学资源的闲置。从统计数据来看，1999年苏州市共有小学1208所，与1990年相比，减少了一半多，招生人数也下降了7．65万人；同期幼儿园的数量减少了2/3，在园人数减少了42%。也就是说，随着生育水平的降低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苏州市户籍人口中的少年儿童的实际教育需求有所减少。而以往教育投资形成的教育资源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场地、设备、师资都闲置出来，这些资源可以用于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教育。
3、广开筹资渠道，解决办学的资金短缺问题。
在经费的筹集上，可以参考民办学校的办法，同时注意办学对象的特殊性(即生源主要是经济并不富裕的流入人口家庭的子女)，本着“政府拨一点、社会助一点、学校让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原则进行解决。
这里所说的“政府拨一点”是建议政府从外地劳动力管理基金和每年外来流动人口缴纳的各种收费中抽取部分用以发展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另外，“政府拨一点”也包括流出地的政府补贴一点。原创：因为这些流出人口虽然人在苏州，但他们的户口却在流出地，他们在流出地缴纳的各项税费中包含了其子女的教育经费，既然他们的子女不在原地就读，理应把他们的教育经费转出来。
“社会助一点”是指发动全社会的力量，为贫困的外来人口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提供援助。
“学校让一点”，就是外来人口子女学校在提供适合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需要的同时，通过内部挖潜，降低收费标准，使更多的外来人口子女能够接受基本的教育。
“个人出一点”。按照我国的法律，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是父母应尽的义务，不让子女上学就是违法。有关部门一定要加强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政策宣传和监督力度，强制某些不愿尽义务的父母送其子女去上学，或可采取不尽义务的父母取消其务工证等措施，避免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的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
4、把现有的“民工子弟学校”列入苏州教育管理体系中，使其规范有序地发展。
许多社会现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为有需求才会存在，关键是如何正确引导。各级教育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要审查这些学校校长有无资质，教师合不合标准，收费是否合理，教学的硬件条件是否达标，是否存在各种安全隐患，教学质量能否保证，等等。各级政府允许办学的，要提供合适的场所，因为不是什幺地方、什幺人都适宜办学校，要把管理好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工作列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范畴。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儿童教育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儿童教育现状审视
家庭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初级群体，是儿童成长的主要环境，也是儿童社会化的初始途径，它对儿童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庭为儿童提供了第一次人际交往、第一种人际关系、第一次社会规范、第一个社会角色。家庭的物质经济状况、父母的文化水平和教养方式、父母所从事职业以及家庭人员的构成，对儿童的心理、行为等个性的塑造和知识、技能的养成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一）父母文化水平比较低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儿童家长素质，主要包括文化素质和教育素质。我国流动人口主要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相对于城市儿童的家长，流动人口儿童的家长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儿童的父母接受文化教育水平偏低，调查的108个东乡族家庭中，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家长接受过教育的家庭为37家，文盲家庭高达71家;而调查的108个回族家庭中，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家长接受过教育的家庭为74家，文盲家庭仅有34家。据社会学和教育学的相关研究已证明，父母文化水平的高低与家庭教育水平高度相关。一般来讲，文化水平高的父母往往在子女教育上更为科学、合理和有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儿童的父母的低层次的文化水平无疑会影响其家庭教育观念、能力和方法。
（二）家庭经济收入水平比较低
儿童的教育投入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家庭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到儿童教育的社会化程度。图1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儿童家庭的不同收入情况，其中月收入1000元至2000元的家庭：东乡族占52.80%，回族占26.90%;2000元至3000元的家庭：东乡族占31.5%，回族占48.10%;3000元至4000家庭：东乡族占7.40%，回族占17.60%;4000元至5000元的家庭：东乡族占5.60%，回族占4.60%;5000元以上的家庭：东乡族和回族各占2.80%。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虽然家庭收入比在农村有所提高。
（三）儿童教育观念比较传统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身教育观念，对其子女未来是否接受教育有很大的影响。东乡族108个家庭中，其中71个文盲家庭中有51家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这个比例占到了东乡族文盲家庭的71.83%，37个非文盲家庭中有27家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这个比例占到了东乡族非文盲家庭的72.97%;而108个回族家庭中，其中34个文盲家庭中有22家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这个比例占到了回族文盲家庭的64.71%，74个非文盲家庭中有59家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这个比例占到了回族非文盲家庭的79.73%。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户籍制度的限制
由于户籍准入限制，没有城镇户口的流动人口儿童在流入地的公立学校就读，自然而然会被看作“借读生”，因此要交高昂的借读费。然而，对于一个只能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壁垒。直到国务院最近批转的《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提出，要抓紧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完善配套措施，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二）教育体制的束缚
流动人口儿童的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进程中人口的流动性日益增强与教育的接纳性不足之间的矛盾。我国义务教育实行的是政府领导下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制。这种由地方政府投资的义务教育体制，使得没有流入地户口的流动人口儿童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即使他们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城市居民”，却仍然不能享受与本地“居民”同样的义务教育。虽然，相关部门包括教育部门在为流动人口儿童提供教育机会、改善流动人口儿童教育环境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和尝试，但是仍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对策建议
（一）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
社会的发展需要人才，家庭的付出需要学有所成，所以读书受教育是每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无论社会发展到哪个层面都需要有知识的人。从微观来讲，读书受教育是每一个人面对将来的人生所必须储备的能量，是生活下去的钢性需要。兰州市七里河区硷沟沿社区兰州爱心教育中心点负责人讲：“我们教学点自2002年开始开展工作以来，已有1900名失学儿童在教学点接受扫盲教育，并先后向公办院校，输送分流1100余名学生，使那些因交不起学费、语言不通、心理障碍和年龄偏大、证件不全等原因无法进入公办学校的少数名族失学儿童圆了上学梦。
（二）加大实施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力度
少数民族地区家庭人口较多，劳动力少，从而造成了经济基础薄弱，导致多子女家庭部分子女放弃学业。图3显示，文盲家庭的孩子个数主要集中在3-4个，非文盲家庭孩子的个数主要集中在2个，无形中非文盲家庭中就减少了很大一笔经济支出，相对而言也增加了很多收入。
（三）实施少数民族流动家庭继续教育工程
政府应针对性地实施少数民族流动家庭继续教育工程，扫除青壮年文盲，帮助其树立科教兴国理念。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过教育的家长才能感受到文化知识带给他们的优越感，只有他们体会到了这种甜头才许可孩子们去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因此，很有必要先从边缘社区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家长着手，扫除家长们的文盲，从而为孩子们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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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人口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3）11-0555-02
随着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流动人口也随之快速增长，给计划生育的管理带来了不少困难，成为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
1现状及特点
1.1流动人口管理计划生育的机构成立晚、起步迟。自八十年代，我国各乡镇、街道才先后成立了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机构。直至1998年国务院才授权国家计生委颁布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对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做了许多原则性的规定。各省市结合实际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投入巨大物力财力人力做了大量的工作[1]。
1.2宣传教育形式单一。宣传教育形式单一，外地来的很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观念淡薄，存在很多超生的现象，流动人口很少有人了解人口计划生育中的许多优惠政策。
2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存在的问题
2.1综合管理体制不健全。流动人口婚姻、生育的管理，假若依靠某一个部门进行是困难的，必须由各级政府部门牵头统一领导，协同各部门形成管理“齐心共进，分工协作，齐抓共管，通力合作。对流动人口的综合管理涉及部门多、实施难度大、可操作性差、很容易流于形式[2]。虽然国家法律法规赋予了我国各级各部门都有支持、协助、配合搞好计划生育的法定义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一制度无法落实。在一些地方人民政府对流动人口工作缺乏统一领导，对相关部门组织、协调非常不力。
2.2考核机制不完善。考核对于管理工作有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全国许多省市，在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中实行居住地和户籍地双向考核制度，既要考核流动人口的流入地管理情况，又要考核流动人口流出地管理状况。在不同的城市地区之间由于差异巨大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造成人口大量流动。当前流动人口的总体流向趋势是从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现实当中，管理水平的不平衡往往伴随着经济的差异，流动人口现在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在考核中的地位不对等、不平衡。
2.3计划生育管理人员、经费短缺。在人员编制的方面，各地计划生育机构、人员的人数一般都是按当地户籍人口的人口数量而设立的。但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计生部门、城市街道、社区所拥有的人力很难承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责任。很多已经设立的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机构在机构改革中甚至面临裁撤的危险。如果没有这些机构，将会严重影响国家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在流动人口管理费的停收条件下，各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经费出现明显短缺状况，使各项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有的甚至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础管理支出、流动育龄妇女计划外妊娠的手术费都难以支付。
3如何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对策
3.1加大政府部门对流动人口专项经费及人员的投入。在全国范围内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专项基金的投资，而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及财政部门，则要保证资金投入，核定用于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合理支出成本，从而可以让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基金能够纳入各级财政正常的预算范围。国家要加大对西部及贫困地区的投资力度，克服以往的平均主义，设立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专项资金，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帮助流入地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同时建立相应的考核评估体制，确保资金到位；成立在编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常设行政机构，做到机构、编制、人员、经费的落实，以确保流动人口的数量统计及时准确，管理服务到位。
3.2建立以流入地为主的工作考核体制与责任追究制度。针对当前我国对流动人口实行以考核责任属于流动人口的户籍地，但却以现居住地的管理为主这种模糊概念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立起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主体的责任、权利以及利益能够统一起来的考核体制与责任追究的制度，进一步加强对考核体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以解决“责任落实为辅”与“工作地位上为主”的矛盾。在我国处于人口及流动人口加速的关键时期，一定要加强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管理为主体的职责的要求，建立起意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为主的考核体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彻底转变目前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考核方案，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状况直接纳人流动人口现居地政府目标管理，做好流动人口管理的全国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
3.3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社区服务型管理模式。在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下，流动人口管理应以社区为依托，建立政府、社区和单位良性互动的机制，按照相关法规要求，各负其责，形成一种新的“以社区为主”的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模式[3]。社区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把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放在社区，体现了该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尊重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的各项权利和人格，有利于满足其在计划生育各环节、身体与生殖保健甚至是家庭的各种服务等方面的最大需求。
流动人口是城市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大部分人年轻但文化程度低，对生殖健康的认识不足，缺乏避孕节育知识。在对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工作时，应做到对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同管理、同宣传、同服务。各级政府应积极贯彻和落实国家的要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最终实现计划生育工作很好的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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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农村；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中学生；青春健康；认知；比较
[第一作者简介]尹幼明（1957-），女，副教授，主要从事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工作。
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中国青少年性生理成熟年龄提前，同时由于受各种性文化传播媒介的冲击、人口流动性增强、家庭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他们开始纷纷挣脱传统道德观念的藩篱，接受西方思想，追求性的解放与自由，从而出现了诸如崇尚异往、初次低龄化甚至意外怀孕、流产等问题。宁波市城市学校的“青春健康”教育工作普遍开展，在校学生青春健康认知水平普遍提高，而农村、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由于教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因素，面向学生开展“青春健康”教育的实施情况参差不齐。为了解宁波市城市、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中学生“青春健康”认知现状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对宁波市上述三类学校初中学生进行了青春期性健康知识、性观念、异往等方面认知现状的测查，旨在为学校及有关决策部门开展青春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式对宁波市海曙区青春健康教育基地一宁波市李兴贵中学（城市）以及洪塘中学（农村）和甬城学校（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初一第二学期学生进行了调查，共发放问卷450份，剔除无效答卷，得到有效答卷438份，有效回收率为97.3%。李兴贵中学156名，其中男生79名，女生77名；洪塘中学133名，其中男生65名，女生68名；甬城学校149名，其中男生95名，女生54名。
1.2调查工具和方法
在参考《山西大学生性健康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大学生性心理的调查与分析》和《青春期性心理健康问卷的初步编制》基础上，调查人员自编了一套包括学生基本情况、青春期性健康知识、性观念、异往等方面的46道题的问卷。问卷分3种题型：①等级量表式题型，分5个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不确定、比较同意、完全同意，计分从低到高，分别为1、2、3、4、5分；②是否题型；③多选题型。本问卷采取无记名形式，绝对保密，当场填写当场交卷，力求问卷真实可靠。全部问卷资料由调查人员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将数据录入SPSS17.0软件，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卡方检验、方差分析等方法进行比较，P
2.结果
2.1年龄情况
438名初一学生的平均年龄为（13.79±0.974）岁，其中城市学校为（13.12±0.689）岁，最小11岁，最大14岁；农村学校为（13.83±0.783）岁，最小12岁，最大16岁；流动人口子弟学校为（14.45±0.940）岁，最小13岁，最大17岁。方差分析显示3所学校初一学生的年龄有统计学差异。经SNK法两两比较发现，三所学校初一学生的年龄大小依次为：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农村学校>城市学校。见表1。
2.2青春期性健康知识认知
2.2.1青春期性健康知识认知 3所学校的初一学生对题项1的认知率存在统计学差异。经SNK法两两比较发现，城市学校初一学生对该题项的认知率显著高于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初一学生；对题项4的认知率3所学校的初一学生也存在统计学差异，经SNK法两两比较发现，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对该题项的认知率明显低于城市学校的初一学生；而对题项2、题项3的认知，3所学校的初一学生之间无统计学差异，普遍认知率较低。见表2。
2.2.2预防艾滋病知识认知 3所学校的初一学生之间对预防艾滋病知识的认知都存在显著性差异。经SNK法两两比较发现，城市学校初一学生对预防艾滋病知识的所有题项认知率均显著高于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城市学校初一学生对题项4、题项5的认知率明显高于农村学校的初一学生；农村学校初一学生对题项1、题项2的认知率显著高于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初一学生。见表3。
2.2.3青春期卫生保健知识认知 3所学校初一学生之间对青春期卫生保健知识的认知率有显著性差异。经SNK法两两比较发现，城市学校初一学生对青春期卫生保健知识认知率明显高于农村学校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农村学校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之间无统计学意义。见表4。
2.3性观念
3所学校初一学生在性观念维度上的得分有显著性差异。经SNK法两两比较发现，农村学校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的平均得分要显著高于城市学校初一学生的平均得分，而农村学校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的平均得分无显著性差异。见表5。
2.4异往
2.4.1异往态度 3所学校的初一学生在异往态度维度上的得分有显著性差异。经SNK法两两比较发现，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的平均得分要显著高于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的初一学生，而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初一学生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见表5。
2.4.2异友情况 结果显示，异友情况在3所学校的初一学生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经SNK法两两比较发现，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异往”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和城市学校的初一学生。见表6。
2.5对学校“青春健康”教育满意度
3所学校初一学生之间对学校“青春健康”教育的满意率有显著性差异，经SNK法两两比较发现，城市学校初一学生的满意率明显高于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的满意率。农村学校与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7。
3.讨论
3.1青春期性健康知识认知差异及特点
调查发现，宁波城市学校初一学生对青春期性健康知识（青春期性知识、预防艾滋病知识、青春期卫生保健知识）的认知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初一学生。这一结果可能与这3所学校不同的教育理念、教学条件、教师素质等因素有关，与学生的家庭教育有关。
调查发现，宁波城市、农村、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的年龄段、年龄差距大小依次为：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农村学校>城市学校，而对于青春期性健康知识的认知率的高低则依次是城市学校>农村学校>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初一学生。这一现象清晰地揭示了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中学生“青春健康”教育的严重缺失，这种年龄与青春期性健康知识认知水平成反比的现象，只能增大这一群体的青春期伤害风险。
调查发现，3所学校初一学生对怀孕知识普遍缺乏，这与胡怀适等对深圳中学生性健康知识现状调查结果一致。这可能与城市学校开展“青春健康”教育时，没有涉及到“性”知识的教育有关。随着性生理的逐渐成熟、性心理发展和性知识掌握的相对滞后，个体往往由于对自己的身心发育缺乏正确的认识，容易出现一些偏离行为。因此，对初中学生进行“青春健康”教育，不能“绕性”而走，应传授全面的、科学的性生理、性心理发育发展知识包括性知识。
3.2在性观念上的差异
性观念即对有关性问题较为稳定的看法和持有的态度评价。调查发现，城市学校、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初一学生在性观念维度上的得分有显著性差异，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可能因学校和家庭“青春健康‘教育的缺失，导致科学的性知识的缺失，对性的认识存在偏颇，因此有必要对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中学生开展科学的性观念教育，破除错误的性观念。
3.3异往情况的差异
在异往态度上，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较城市和农村的初一学生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异友情况的调查同样也反映出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的“开放性”，其原因可能：（1）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的平均年龄大于城市和农村学校的初一学生。因生理的成熟，使得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在异友方面的愿望更迫切，行动更积极，目的更直接。（2）“青春健康”教育的缺失，尤其是青春期性道德教育的缺失。青春期性道德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性需要和性冲动的合乎道德性与否、怎样调控自己的性冲动、在社会交往中如何处理性的问题等。因而对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中学生开展青春期人际交往、青春期性道德及人生规划等的教育引导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农村学校15.04%的初一学生也已有了愿意与异性深入接触交往的愿望或行动，同样不容忽视，应及时做好教育引导。
3.4对学校“青春健康”教育满意率差异
调查发现，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一学生对学校“青春健康”教育的满意率明显低于城市学校的初一学生，可见农村、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中学生的“青春健康”教育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青春健康”教育能够提供给学生有关青春期的科学的生理知识、心理知识、伦理道德知识、规避青春伤害知识及生活技能等，消除青春期的困惑、惶恐和迷茫，不致因无知或知之甚少而走入歧途，有利于初中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因此对农村、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初中生开展“青春健康”教育势在必行。
3.5对策及建议
3.5.1政府、社会、主管部门应重视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青少年学生的“青春健康”教育 台湾著名教育家晏涵文教授曾说：“青少年无奈地去摸索、尝试错误，从色情商品中学习扭曲的两性关系，是文明社会的耻辱。”中小学生性早熟与其性心理健康、性保健意识之间的差距，已成为当前社会令人担忧的问题。因而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站在提高国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应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的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精神，高度重视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青少年学生的“青春健康”教育，出台有关政策，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强横向、纵向和区域的农村、流动人口子弟学校“青春健康”教育的组织网络建设，努力营造有利于对农村、流动人口子弟学校青少年学生开展“青春健康”教育的氛围和环境，构建一个“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家庭参与、人人共享”的格局，探索强化对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青少年学生的青春健康教育和服务模式并将之推广。
3.5.2学校是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青少年学生“青春健康”教育的主阵地 学校具有场地、组织、人员等方面的优势，便于与家庭和社区取得联系。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学校都是“青春健康”教育的主阵地。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应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努力破解“青春健康”教育存在的“师资匮乏、教材贫乏、教法老旧”的难点。根据2011年12月12日教育部正式公布的《中学教师专业标准》征求意见稿中对中学教师在班级管理与教育活动的专业能力提出要“针对中学生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有益身心健康发展的教育活动”的要求，采用送出去提高、请进来辅导，重点加强对班主任的培训，将“青春健康”教育作为主题班会的重要内容等方法，落实青少年学生的“青春健康”教育。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开展“青春健康”教育要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所处环境，要开发符合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学生实际情况和满足学生成长需要的教材，进行男、女性生理卫生教育、性心理教育、性健康保健知识、性道德知识教育及法制伦理教育等，以提高教育的实效性。要反对说教式的教学方法，探讨一种民主、自由、平等、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创造师生平等、和谐互动的学习氛围，启发、鼓励青少年学生主动参与，与他们平等的讨论，引导出正确的结论。使健康、科学的“青春健康”知识和技能“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数量日益增多。流动人口不但规模庞大，而且渐渐成为常住人口。据统计，目前在1.8亿的流动人口中，90%以上是进城农民工。这种流动人口“家庭化”的现象，使得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日益凸显。为了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委制定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这从政策上解决了农民工子女求学的难题，但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却仍然突出。毋庸置疑，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将来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目前对有关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比较多，但大多停留在就学的基本状况和人口特征等表象方面，而对他们在生活和学习的心理状况的关注和研究则很少，而这些正是农民工子女问题研究的薄弱之处。
二、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状况的研究成果
根据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我国国内最早涉及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问题的文章是胡进的《 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及教育干预 》，他首先调查了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状况，接着进行实地干预，并以实例的方式介绍了他的个体干预和集体干预。[1]
1．不同区域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状况调查
如李雅儒关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心理状况调查结果表明：进城农民工子女从暂居趋向久居京城；最满意所在学校的教学水平，最不满意学校的硬件设施；最希望就读北京市的公立学校，但不愿意让北京孩子知道自己的流动人口身份。现状令人堪忧，歧视给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心理带来伤害；“流动儿童”中的心理扭曲现象将伤及个人和社会的未来。并提出了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对条件较好的打工子弟学校尽快给予合法身份；以宽广的胸襟接纳和对待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关心和培训打工子弟学校教师。[2] 再如，陶红梅、许燕等关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与公立学校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研究。[3]
2．不同年级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状况调查
孙维平等关于重庆市某小学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在学习上存在学习焦虑、学习动机、学习习惯等心理与行为问题；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存在人际交往障碍与孤独感、自卑与敏感等心理问题。根据相关教育理论，结合观察和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4] 张清霞、王赛男等为更好地了解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采用调查法对流动人口子女较集中的某初级中学的257名学生进行了心理健康测验。测验及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子女在心理健康状况总分及恐怖倾向、学习焦虑、身体症状和过敏倾向上得分均显著高于非流动人口子女，尤其是学习焦虑和身体症状方面；女生在恐怖倾向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父母职业、文化程度、期望与是否流动人口子女无显著交互作用。[5] 陶红梅等对北京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的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与公立学校学生做了相应的比较。结果发现：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生中存在轻度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强迫症状、情绪不平衡、适应不良和人际关系紧张敏感；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生与公立学校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打工子弟心理健康水平较不理想，且不及公立学校初中生，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6]
3．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根源分析
甘柏花从三个方面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一，家庭因素。流动人口家庭生活的不稳定性往往使其子女的学习出现断层，导致学习跟不上，影响其学习兴趣。另外，流动人口自身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收入微薄、生存环境差、生活质量低，致使他们难以给子女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大部分流动人口终日忙于生计，与孩子缺乏必要的沟通，对孩子往往疏于管教或进行简单粗暴的管教。第二，学校因素。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当地的公办学校后，往往也不能得到同等的对待，与同龄的城市孩子之间，流动人口子女客观地存在着一条无形的、难以逾越的心理鸿沟。第三，社会因素。由于他们的父母没有城市户籍，依然被城市居民看做是“外来人口”，视作“乡下人”，因此作为“乡下人”的后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自然也就得不到城市社会的公平教育机会。[7] 再如，欧阳岚的学龄前城市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8]
4．进城农民工子女人格健康发展
杨文娟通过调查发现：流动人口子女人格有其独特性，与一般的学生相比显示出了独立、灵活、创新、合作的人格特征。这些特征与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有关，而在学校教育中尤其受到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学校应当重视这些因素的作用，在少先队活动中磨练与培养，促进流动人口子女人格特征的显现和个性的张扬。[9] 梁晓燕、章竞思从环境变迁过程中流动人口的群体特点、家庭的亲子交往、学校教育等因素对进城农民工子女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分析，并提出促进进城农民工子女人格健康发展的对策，包括转变观念，建立富有弹性和面对现实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建立社区、学校、家庭“三位一体模式”，为流动人口子女人格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10]
5．对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对策
顾唯页认为应从政府、社会、家长和学校四个方面采取措施解决流动儿童的心理问题。政府制定相应法规保障流动儿童在教育等各方面的权利。应杜绝社会歧视现象，教师应本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关心、爱护每一位学生。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父母应提高自身素质及加强与儿童的交流，为流动儿童创造积极健康的家庭教育环境。学校作为社会的窗口可将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有机地融入教学之中，通过二者有机结合使学生在掌握学科知识的过程中接受心理健康教育。[11] 武春玲等为使农民工子女真正享受到总理提出的“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的基本权利，认为这需要全社会从制度完善、政策落实和人文环境方面加以改善。[12]
三、局限性及思考
关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分析和透视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心理健康的状况和问题，并提出了促进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对策和建议。这些研究为社会各界深入了解流动儿童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了平台，为各级政府制定调整相关规定提供了依据，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创新思路，更加深入地开展研究。
1．已有研究大都调查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的问题
生活的重压，学业的挫折，不公平的待遇，进城农民工子女感觉到与城市孩子的明显差别，而这种差别又难以逾越，他们的内心自然产生强烈的不平等感，这就加深他们的被歧视感、对立感和自卑感，久而久之，他们的心理、行为发生了缺陷和偏差。当前，需要研究和探讨的是如何具体地对进城农民工子女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这类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其心理问题的调查研究上。
2．对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对策大都集中在宏观层面
对于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学术界大都从政府、社会、学校、家庭这几个方面提出对策。就微观方面如怎样在教学活动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如何促使城市学生与进城农民工子女之间的交流，消除进城农民工子女的自卑心理等，这些都是具体操作上需要仔细探讨的。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需要教师学习学校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精心设计心理健康课程，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学生共同完成心理健康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教育工作应侧重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闪光点，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给他们控制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方法。另外，根据地方实际，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成立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疏导的专门工作班子，并由职能部门具体指导落实。学校可以根据师资力量、办学水平、社区环境等差异，相应建立专门的组织，并明确专人负责，专题做好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疏导工作。
3．很少做支持农民工子弟学校并使农民工子弟学校更好地发展的研究
从有孤独感的测量结果表明，就读于流动儿童学校的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要好于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心理状况。这是因为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在流动儿童学校中是最为自然的，最符合他们自身的生活环境与心理成长的需要，他们不会因为受歧视、忽略而形成自我封闭的孤独情绪。[13] 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流动儿童在公立学校上学并不是在城市中最佳的学习环境，尽管公立学校有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如合格的教师、先进的教学设备与良好的学习条件，可以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
4．已有的研究多从学校、家庭的角度展开，而以社区为重点的心理教育网络较少
社区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因而学校要主动争取共青团组织、妇联组织、文明办公室、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积极做好为农民工及其子女服务的各项工作，努力构建以社区为重点的心理教育网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注：本文系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08BSHO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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