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资产的意义范文

流动资产的意义篇1

关键词:流动性;含义;文献

流动性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现象,其具体形式深受金融机构及其实际活动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化在近几十年异常之快。《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92中文版)以及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2008)都没有给出流动性的明确定义,由此可以初步看出流动性的复杂性。从已有文献来看,关于流动性的含义,学术界研究得比较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文献比较庞杂繁多,这里就几项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评述。

Neuman(1936)在The Doctrine of Liquidity一文中较系统地研究了流动性理论,在一般意义上定义了流动性,即流动性是资产拥有的在某个给定的时刻无损失地转换成货币的性质,利息不计入资产的价值。根据此定义,Neuman认为完全的流动性意味着存在毫无损失地将资产转换成现金的可能性,而完全无流动性则意味着完全不可能在给定的时刻获得现金,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流动性。区分了单一资产(或一组资产)的流动性和主体(个人或一组人)的流动性,主体流动性近似于财产单位流动性,进一步将资产(单一资产或一组资产)的流动性划分为客观流动性和主观流动性,主体流动性则划分为一个个人或一家企业或任何协调的单位的流动性和一组单位的流动性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流动性。实际上这种划分方法类似于将流动性划分为资产的流动性和机构(个人)的流动性。Neuman将客观流动性定义为在给定的时间内,与资产的可销售性相联系的损失程度,可以用资产的现值在未来任何时刻可以用现金实现的百分比来表示,这个百分比就是流动性的量化测度形式。显然,资产的客观流动性是时间的函数,同一种资产不同时点的流动性可能不一样,同一个时点的不同资产的流动性也可能不一样。从主体角度来看,客观流动性是一个与主观流动性严格相关的概念。当资产进入经济主体的投资组合,资产的流动性就与客观流动性不同了,资产的流动性应该与投资计划中预期的流动性一致才是重要的,值得关注的是在给定的时期资产能够具有预期的流动性,而之前的某个时刻资产具有的流动性并不重要,并且一项高盈利的资产具有低流动性,但从经济主体的投资组合角度来看,只要该项资产进入组合时是具有低流动性,那么该项资产被视为具有完全流动性。由此看来,资产的主观流动性从其本质来看与资产进入组合的时刻相关,随着投资主体的投资计划而变化,而客观流动性则是时间的函数,随时间变化。关于资产的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关系,Neuman认为,根据古典的利润最大化理论以及盈利性是低流动性的补偿,投资主体会根据自身的情况,将投资的最大化利润与必要的最小流动性结合起来,于是经济活动将通过投资于合理的资产而在盈利性和流动性上达到均衡,但是在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下,这种均衡会被打破,并且盈利性和流动性的反向相关关系可能不再成立。在经济繁荣期,短期资产、固定利率证券、政府债券等的流动性小于股票等资产的流动性,而在经济下滑期,则恰好相反。

关于银行流动性,Neuman认为银行是一个流动性转换中心,它吸收存款者手中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同时向贷款者提供各种期限的贷款,这些贷款到了借款人手中就成了最具有流动性的“自由资本”,于是银行就向经济体提供了流动性,但银行的这一功能不是无限的,会受到银行储备的限制。银行与一般的投资主体不同,银行的资产调整行为会影响资产的价格和资产的流动性,此时银行与一般投资主体的区别类似于垄断竞争市场中厂商与完全竞争市场中厂商的区别。银行在资产组合调整中,还需要重视流动性市场需求弹性,也即资产的流动性对资产的销售价值的敏感程度,弹性越高,则银行对本身以及其他银行的流动性影响越大。所以银行在配置资产时,不但要估计由于对未来不完全的了解而需要的客观流动性的调整频率,而且必须估计不同资产的量的调整和不同资产的流动性市场需求弹性。显然,应该关注自身的行为对其他银行的影响。Neuman的研究初步揭示了银行在流动性方面的互相影响以及流动性市场需求弹性对银行资产调整的影响。此外,Neuman还研究了银行负债的流动性,认为由于银行要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流动性需要,也即负债的不确定性程度很大,所以银行要比其他企业持有更多的现金准备。

Lachmann(1937)分析了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的关系,认为也许是学术界对不确定性的定义过于宽泛和不精确导致难以在不确定性与流动性之间建立起函数关系,尽管凯恩斯(1936)在The General Theory中对不确定性进行了具体定义,使之实际上成为流动性偏好波动的原因,即关于未来利率的不确定性是流动性偏好的唯一易于理解的解释。但凯恩斯认为关于流动性偏好动机中的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不是导致持有流动性的重要原因而仅仅是收入的函数,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利率的函数,于是只有由于未来利率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投机动机才是持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但Lachmann认为凯恩斯的这一说法存在疑问。Lachmann认为,如果某一投资者认为自己对未来利率的看法比市场更准确,那么他持有流动性就不是因为不确定性,并且在有组织的市场中,人们可以通过套利交易和套期保值交易来消除不确定性,这些交易并不需要现金,于是此时投资者并不需要因为不确定性而持有现金。

根据Lachmann的分析,货币债务与现金需求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种关系是导致流动性偏好的原因。人们偏好流动性是由于货币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而其他资产和商品没有这种能力。由于贷款的保障来源于借款人资产和负债的相对价值,当资产的相对价值下降的时候,贷款人就会要求偿还贷款,借款人所以必须事先做好还款准备,于是借款人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解释了现金需求的波动性。

对于交易动机与流动性偏好的关系,Lachmann认为总产出与商业基金(流动性)没有必然关系,当商业活动更加活跃时,未来到期负债也会按比例增加,现金持有量也需要按比例增加,于是导致影响流动性偏好的不是总产出的绝对水平而是短期负债增加的比例,因此每当(甚至预期)获得(或者发放)信贷的条件恶化将会反映在流动性偏好中。由此看来,未来负债的不确定性导致现金需求增加,交易动机并不是流动性偏好的主要原因,而是交易动机产生的负债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偏好存在相关关系。

概括起来,如果不确定性指的是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关系,也即债权债务关系,那么不确定性就是流动性偏好的原因。

关于银行对流动性的需求,与凯恩斯的理论相反,Lachmann认为,当出现危机时,为确保存款的安全性,银行采用立即获得资本弥补损失和重建银行资本的方式来消除存款人恐惧,但融资成本很高,如果银行通过提高资产的现金比例,而能够推迟融资计划并同时补偿存款人,则成本会降低,所以由于银行不确定性的增加,并且预期未来利率会更低,而导致银行更加具有流动性偏好。

Hicks(1962)在Liquidity一文中详细考察了流动性(liquidity)一词的含义及其来源。Liquidity一词最早出现于1930年代的Macmillan Report、凯恩斯的名著A Treatise on Money(货币论)和The General Theory中。在Macmillan Report的一个章节中出现了liquidity、liquidity resources以及liquidity assets等词汇,但无从知道该章节的作者是谁,不过很可能是凯恩斯;在A Treatise on Money一书中也出现了诸如liquidity capital和liquidity output之类的词汇,但liquidity的含义却不明确,经济学界没有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凯恩斯The General Theory的出版以及流动性偏好概念的提出是在Macmillan Report和A Treatise on Money之后。凯恩斯是最早使用liquidity一词的学者之一,也因为他的名著而使该词的使用范围从经济理论领域拓展到实际实务中。尽管在The General Theory中,liquidity的含义有时也是模棱两可的,但给人的总体印象是非常清晰的,流动性偏好成为随时可动用货币要求在汇票和债券之上支付某一数量费用的理由,因此也成为利息存在的原因。流动性偏好概念的提出使得经济学家们找到了一个标准定义,自此,流动性的概念也渐渐地建立起来了。

在A Treatise on Money中,凯恩斯讨论了银行资产组合,即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他认为,汇票和短期贷款比投资更具有流动性,也即更确定地在立刻通知下无损失地获得兑现,而投资则比贷款更具有流动性,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凯恩斯对流动性资产的定义,但他没有对这段话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先看“无损失地”应该做何解:一种是期望的销售价格与账面价值(也许是过去的购买价格)相比较而无差异,另一种是资产在立刻通知下的售价与在更长时间里的售价相等。Hicks认为以上两种解释都不是凯恩斯本人想做出的解释。

“无损失地”是流动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不是流动性本身。一个与流动性资产相联系的概念是可交易资产,是指能迅速出售并且与通过协商和广告之后的结果一样好的资产。在有组织的交易所内交易的大部分资产,对于能进入该市场的人来说,这些资产具有完美可交易性,但并不能由此认为它们具有完美流动性,因为当一种资产比另一种资产更确定地在立刻通知下无损失地实现,才能说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流动性,这里的关键词是“更确定地”。

Hicks认为,应该比较那些具有“在立刻通知下可实现”的特性的资产,以及这些资产在什么条件下具有那样的可实现特性,这些条件与经过双方协商后的条件无关,所以不可交易资产不包括在比较之列,于是流动性是只属于完全可交易资产的特性,但不同资产的流动性程度不一样。不过凯恩斯本人也许不是像上面这样推理的,因为他说“投资比贷款更具有流动性”,而贷款(在当时)是不可交易资产,不属于流动性讨论之列,除非认为贷款的流动性等于零。

接下来,把流动性分析限制在完全可交易资产范围内,将焦点放在“确定性”上。通常机构(公司、银行、信托基金等)关注的不是某一种资产的“确定性”,而是一个资产组合的“确定性”,而且资产组合的概率分布可以由组合内不同资产的概率分布加权求和得到,所以资产组合的均值和标准差是可以求出的。确定性与风险恰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标准差可以用来描述风险,也可以用来描述确定性,于是资产组合的选择就成了选择不同的均值-标准差的组合。以上分析可以视为对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的一个直观总结。Hicks认为,可以将流动性偏好解释为减少资产组合期望方差而牺牲均值的意愿。由此看来,资产的流动性是与人的风险偏好相关的,因为不同的风险偏好表现为不同的均值-标准差组合。

Hicks认为,对比希望的结果更坏的结果的恐惧胜过对比希望的结果更好的结果的向往,是要求“确定性”的动力,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凯恩斯在流动性的概念中加入了“无损失地”一词。由此可以说,一种流动性资产的流动性由该种资产期望价值的确定性来决定,流动性偏好的上升可以由相对于期望值(或均值)而言的对确定性评价的上升来表达。

Hicks还认为,流动性资产姑且可以划分为流动性高的资产和流动性低的资产,于是资产负债表的流动性就可以由其包含的具有完全流动性的资产的数量来度量,也容易将流动性等同于货币,凯恩斯The General Theory之后的著作表明他支持这种看法,并且流动性偏好决定了货币需求中的有计划的部分,但Hicks认为这种看法没有显示出流动性的一般意义。此外,Hicks还研究了国际流动性。

Sarr and Lybek(2002)研究了流动性市场的五种主要特征、与之相应的度量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四类指标和主要影响因素以及流动性涉及的多种概念,认为应该区分四种流动性:(1)某种资产的流动性。如果一种资产能很容易地转换成法定货币,根据定义该货币具有完全的流动性,那么这种资产具有流动性。有些金融要求权,比如活期存款,只要信用机构具有流动性,实际上这些金融要求权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它们可以无成本地或无延迟地转换成现金,然而其他金融要求权转换为法定货币则会涉及到佣金和延迟问题。这里强调的是交易成本和迅即性;(2)某种资产的市场流动性。这个概念的含义很广泛。当新信息改变资产的市场基础价格时,市场能以合理的价格快速地处理该资产的巨额交易,资产的市场流动性与达到以上目的的容易程度有关;(3)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依赖于特定市场上交易的不同金融资产之间的可替代性,以及这些资产本身的流动性;(4)某个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指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交易的容易程度,这种交易的目的是快速纠正其资产和负债之间的错配(可以用流动性资产比例等指标来度量),以及履行其义务。金融机构的资产组合中流动性资产越多,而负债的流动性越低,则管理资产负债之间错配的灵活性越大,其履行义务的能力越强。

综上所述,关于流动性的含义与性质,学术界大致的观点是,(1)流动性是资产拥有的在某个给定的时刻无损失地转换成货币的性质,利息不计入资产的价值;(2)汇票和短期贷款比投资更具有流动性,也即更确定地在立刻通知下无损失地获得兑现,而投资则比贷款更具有流动性;(3)“无损失地”是流动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不是流动性本身。与流动性资产相联系的一个概念是可交易资产,是指能迅速出售并且与通过协商和广告之后的结果一样好的资产。在有组织的交易所内交易的大部分资产,对于能进入该市场的人来说,这些资产具有完美可交易性,但并不能由此认为它们具有完美流动性,因为当一种资产比另一种资产更确定地在立刻通知下无损失地实现,才能说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流动性,这里的关键词是“更确定地”;(4)比较那些具有“在立刻通知下可实现”的特性的资产,以及这些资产在什么条件下具有那样的可实现特性,这些条件与经过双方协商后的条件无关,所以不可交易资产不包括在比较之列,于是流动性是只属于完全可交易资产的特性,但不同资产的流动性程度不一样。

参考文献:

[1] Durlauf, Steven N., and Lawrence E. Blume.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2008.

[2] Hicks, John. “Critical Essays in Monetary Theory.” 196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K.

[3] Hicks, John. “Liquid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72, No. 288 (Dec., 1962), pp. 787-802.

[4] Keynes, John Maynard.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 and Co., Ltd. 1936.

[5] Keynes, John Maynard. “A Treatise on Money.” Macmillan and Co., Ltd. 1933.

[6]Lachmann, L. M. “Uncertainty and Liquidity-Preference.”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4, No. 15 (Aug., 1937), pp. 295-308.

[7] Neuman, M. “The Doctrine of Liquid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3, No. 2 (Feb., 1936), pp. 81-99.

[8] Sarr, Abdourahmane, and Tonny Lybek. “Measuring Liquidity in Financial Markets.” IMF Working Paper No. 02/232, December 2002.

[9]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流动资产的意义篇2

关键词：营运资金　营运资金需求　财务报表　逻辑关系

传统意义上对三大基本财务报表之间内部逻辑关系的认识基本是建立在对会计要素的不同定义方式之上，即按照时间维度将企业的资金运动划分为静态与动态会计要素，从而建立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损益表)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了反映企业资产的变现能力，提高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判断和分析，又进一步引入了现金流量表，从而构成了现代财务报告的完整体系。但是，一方面由于财务会计的权责发生制和历史成本等原则所导致的固有缺陷使得这种本原逻辑关系并未在会计规范和实务中得以忠实贯彻(谢德仁，2001)，另一方面如何从财务的角度，特别是在收付实现制(即现金制)下重新审视企业的三大报表也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因此本文拟从财务学的角度重新定义三大财务报表，并勾勒出它们之间新的逻辑关系。

一、财务报表的本质：一种理财观

过去我们对公司财务报表的本质认识过多地停留于会计领域，如何从财务的角度看待这三张基本报表就成了财务学的使命。从财务活动的本质考察财务报表，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共识。从投资与筹资的角度看，公司实际上是一组被投资于各种不同形态的资金使用(Use of funds)，这些被使用的资金是公司从一些地方筹集得到的，即股东权益和负债，也就是公司的财务资源(Finan-cial resources)，将使用资金和财务资源联系在一起的是资产负债表，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资产负债表看成是某一时点上公司所拥有的不同资源以及公司使用这些资源，也就是转换为经营资产的状况。通过利用这些资产，公司的各种项目得以正常运行。收入或费用是用来解释公司利润的，或收入或收益是如何产生的。利润表记载了公司某一固定时期内公司的收益和特定支出。利润表是用来反映公司的盈利或亏损情况的。公司聚集了一定数量的资源，并且按照经营的需要形成一定的资产，通过经营公司的资产就会产生相应的利润，同时也会产生相应的现金流量，公司净现金流量的一部分被用来回报股东或投资者，另外一部分则继续留在公司内部，成为所谓的自身融资(Self financing)，用于公司的再发展。在下一个会计年度，公司的资源会相应增加，公司的资产数量也随之增加，随着公司经营效益的逐步提高产生更多的经营利润和净现金流，增加的净现金流的一部分又重新投入到公司中来，这样的良性循环将周而复始。反映上述现金流动状况的就是第三份报表，现金流量表。

因此，财务管理从本质上看是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管理：(1)公司资产结构(Financial structure)――资产负债表。这里的问题包括公司所使用的类似于“鸡尾酒式”(Cocktail)组合的资源是否正确，这些资产的组合是否令人满意。(2)公司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利润表。相应的问题有如何评估公司的盈利性，如何具体计算公司的盈利能力。(3)资产流动性(Liquidity)――现金流量表。相应的问题包括公司所产生的现金流量有多少，如何提高净现金流量。导致财务管理趋于复杂的原因是我们必须同时考虑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事实上，通过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对财务报表的内涵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参见图1)：财务管理的真正本质是公司如何拥有最佳资产结构，从而使公司资产具有盈利性和流动性。

二、净现金流量(net cash flow)的重新定义

财务报表体系，特别是三大基本财务报表是企业理财活动的最终反映，这些信息从不同层面和角度为报表使用者回答了企业短期财务措施和长期经营战略的实现情况。认识到财务管理活动与三大报表之间的对应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从财务报表之间的关系看，传统的财务报表分析建立起来的指标体系相对显得支离破碎，没有能够很好地将这三大基础报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那么如何做到从财务角度将三大报表有机联系起来呢?我们的分析从资产负债表开始，其切入点是净现金流量，通过对净现金流量进行重新定义，从而建立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重新定义净现金流量之前，需要对以下两个重要概念进行界定：营运资金(Working capital)和营运资金需求(Working capi-tal requirements)。传统上对营运资金的定义大致有如下三种：(1)“营运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也称净营运资金；(2)以流动资金来表示营运资金，称为总营运资金；(3)把营运资金解释为营运资本，即企业垫支于流动资产上的资本(杨雄胜，2000)。

我们将营运资金定义为长期可得资金与长期所需资金的差额(如图2所示)，营运资金代表公司在经营周期内长期可利用的资金或资本。这是营运资金的惟一定义。“营运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不是定义，而且容易令人产生误解，让人们以为营运资金受日常交易的影响，从而造成不良影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营运资金是公司长期经营政策所导致的净财务收入。营运资金并不是每天变化的，而是与公司长期决策相关的战略安排。采用同样的方式，可将营运资金需求定义为周期性需求，也就是公司经营周期所需要的资金与周期性资本，即公司经营周期中需要的资金与所产生的资金之间的差额。转换到资产负债表上，营运资金是与公司经营直接密切相关的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部分之间的净值。营运资金需求指的是，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资金，也就是说公司经营周期内的资金需求。

营运资金和营运资金需求可以表示为：

营运资金=永久资本-净固定资产(扣除折旧)

营运资金需求=(存货+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净其他应付款)

注：长期负债+股东权益＝长期(永久性)资本

这里没有考虑流动资产中的现金以及流动负债中的短期负债。营运资金需求可正可负(如超市业务的营运资金需求一般为负)。营运资金需求大于零，表示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小于零则表明公司营运资金的剩余。

三、财务报表逻辑关系的重构

(一)资产负债表：营运资金与营运资金需求之间的对话在重新定义了营运资金和营运资金需求之后，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就可以被视为是营运资金与营运资金需求之间的对话。营运资金是公司在经营周期内所产生的资金，而营运资金需求则是公司在经营内所需要的资金，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公司净现金流量。当营运资金大于营运资金需求时，公司净现金流量为正，当营运资金小于营运资金需求时，公司净现金流量为负，此时公司就需要对外进行短期借款或票据贴现等业务。由于“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所以我们可以得出：

流动资产(现金、可流通证券以及短期投资)－短期负债(短期借款、票据贴现和其他短期利率债务)＝公司的净现金流量。

那么，能够全部阐释资产负债表的公式为：

净现金流量＝营运资金－营运资金需求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资产负债表的三种主要评价：(1)该公司表明公司的资产流动性是公司(长期)战略(短期)经营政策所带来的结果。一般来说，从公司旧有和全部的信息评价公司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必要全面去衡量一个公司的现金状况，只要比较一下公司的流动资产和短期融资，就能直接快捷地得出公司的现金流量。但是，在公司进行计划和长期预算方面，利用该公式进行分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可以预测公司的营运资金，为此需要制定投资计划来反映固定资产未来的变化以及融资计划来反映永久资本未来的变化；如果可以预测营运资金需求，例如将营运资金需求和销售联系在一起，就可以预测该公司的未来净现金流量。(2)资产负债表的基础公式表明营运资金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本身数量的多少，而在于营运资金与营运资金需求之间的关系。一家拥有较高营运资金的公司也会陷入财务危机，因为该公司的营运资金需求可能更高；相反，一家公司的营运资金很少，甚至一些超级市场的营运资金是负值，只要该公司的营运资金需求比营运资金少，或者营运资金需求负值大于营运资金负值。(3)营运资金变量与营运资金需求变量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动态发展的，而非静态，许多变量的变化都将被考虑到这种关系之中，而非固定的一些数据。公司资产流动性被再次证明是影响营运资金和营运资金需求的政策产生的直接后果。对营运资金产生影响的政策包括关于投资与撤资的战略决策、股票发行与股票回购、发行长期债券、职员退休计划、影响公司留存收益水平的分红政策等。影响营运资金需求的政策有改变存货数量的经营政策、应收账款政策、应付账款政策以及其他应付款政策等等。公司的营运经理无论是在生产方面，还是产品销售采购方面每天都影响着公司资产的流动状况，这就是为什么营运资产需求问题非常重要，长时期控制公司资本需求的水平和波动对于公司资产流动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营运资金需求是公司内部各种动态功能部门之间的冲突协调产生的结果。销售部门为了提高销售量，通常提高应收账款的数量，生产部门为了避免生产过程中断，往往保持较高的原材料或者在生产过程中保持较多的存货，采购部门为了保持与供应商的良好关系，往往尽快支付供应商货款或者为了获取回扣而订大量的货。

(二)利润表：潜在的现金来源 利润表反映公司的盈利情况，即一段确定时间内公司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收支概括，可以从中看出公司所产生的利润或者发生的亏损。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权责发生制原则，收入和费用的发生与现金收支之间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时间差，因此，我们在利润表上所看到的利润或者收益只是潜在的现金，而并不是公司实收的现金(斯科特・贝斯利等，2003)。

但是，我们要对这里的“现金流量”概念要有一个清楚地认识。净利润加上折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金，而是反映了“潜在的”现金。由于权责发生制原则，只有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公司的净利润才会是现金。此外，公司净利润是在某一特定时间点上(例如会计期限的末端的)一种会计衡量标准，而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动态的流量。同样，折旧既不是现金，也不是流量。一般人很难想像，一家公司拥有大量现金流量的时候也会陷入严重的流动性财务困境。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倾向于将净利润加上折旧称为“内部产生的资金”，或者称为“公司经营产生的资金”。如果一定要使用“现金流量”这个名词，那么一定要加引号，或者称之为“潜在的现金流量”。毕竟从长期来看，净利润加上折旧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它可以用来测量公司产生现金流量的能力。

(三)现金流量表：一张被拓展的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体现公司资产的流动性，它可以显示公司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等三种层次的现金流量，通过现金流量表可以看清公司所产生的全部现金流量。我们从公司内部资金这一概念入手，在传统上它被狭义地定义为现金流量。它有时为正，而且数目比较大，但是如果公司经营行为促使存货和应收账款增加，应付账款却保持同样的水平，最后就会造成公司现金量的减少，而并非增加。

在表2中，公司经营产生的现金流量是财务管理中最核心、最关键的术语。该术语通过公司日常经营行为现金流量的状况来预测公司的运营能力，以此也可以用来评估公司生存能力以及长期成长能力。如果一段时期以内公司经营现金流量比较低，或者更糟糕是负值，这就表明公司没有能力履行财务职责，或者无法提供确保公司有效经营以及将来滚动发展的资源。公司经营现金流量是公司长期成长的发动机。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两种会计方法之间的基本区别，也就是传统会计方法和更多地以财务为中心的会计方法之间的差别。举例来说，公司去年产生了1000单位的现金流量，也就是公司内部资金。但是，公司的存货由于某些原因积压，另外由于公司客户所面临的困难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增多了许多，即很有可能公司产生了1000单位的营运资金，同时公司的营运资金需求在同一时间也可能增加了1000单位，这样公司实际的现金流量其实为零。更进一步，假设同一时期公司的营运资金需求增加了1300单位，现在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就称为-300单位。这意味着公司必需尽快寻找外部融资渠道，然后认真研讨公司投资等战略决策以及债务偿还等财务上的义务。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是负值的时候，就像是人们要靠借钱来购买每天所需的食品一样，如果人们为了长期需要而借钱，例如购买住房，那么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为了短期需要而借钱，即满足营运资金需求，那么这样的生活就不会长久(斯科特，贝斯利等，2003)。

公司经营现金流量为公司的投资计划提供最基本的资金来源，公司在资本经营计划中需要现金，在收购别的长期资产例如在其他公司的投资等类似行为时，也需要现金。不过，有时候公司也会通过撤资而获得一些现金。在公司投资行为之后，财务调整之前，财务报表上的数字如果为正值，可以表示公司所有的现金，如果为负值，则为公司所需的现金。

到此时，需要考虑公司长期的财务政策，主要包括长期债务偿还计划、新的长期融资计划(如长期商业借款或发行商业债券等)、公司股票发行计划以及股票回购计划，同时还要考虑公司红利发放计划，公司红利发放对留存收益有直接影响，留存收益是公司利润中再投入公司的部分，从而也影响到公司的财务需求。所有综合考虑的结果就是公司的总现金流量。公司总现金流量等同于公司净现金状况的变量。净现金状况变量在前面定义为流动资产变量与短期负债变量之间的差额，流动资金变量包括现金、可流通证券、其他短期投资，短期负债变量包括短期商业银行借款、票据贴现以及其他带利息的流动负债。到目前为止，大家可以看到，现金流量表实际上是一张拓展的、更具操作性的资产负债表的基本公

式。在前面我们将该公式定义为：

净现金流量(或总现金流量)＝营运资金变量－营运资金需求变量

总现金流量需要认真细致地进行分析，如果总现金流量很大，这可能是一个较好的信号，表明公司拥有强大的能力可以创造一些现金；但是这也可能是一个负面信号，暗示着公司并未投资新资产和新技术以提升公司未来的生产力，甚至更糟的是，这可能预示着公司已经将“传家宝”卖掉了，从而使公司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或者预示公司长期负债显著增加，损害了公司健康的资产结构，从而使公司不仅面临较高的商业潜在风险，也面临较高的财务风险，在将来可能为公司带来严重的商业危机或者困难。另一方面，如果总现金流量在某一特定时间点上比较低，甚至是负值，这显而易见是一个负面信号，表示公司已经缺乏产生现金的能力，但这也有可能预示其他的一些信息，比如公司或者正在重整公司的资产，重新调整公司经营方向进入更为有利可图的领域，或者已通过支付过多的长期负债以调整公司的资产结构从而为公司拥有较好的未来财务状况做准备。

在公司经营现金流量层面的财务分析就比较简单，公司经营现金流量越高，表明公司经营状况越好，公司实现长期发展战略的自由度和灵活度就越大，而不必受到财务上的约束和限制。增加经营现金流量意味着两件事情：(1)通过提升公司赢利能力增加公司内部资金；(2)通过存货管理、信用政策管理和供应商付款管理，提高营运资金需求的管理效率。在此反复强调，财务管理的目的是将“现金慢流”(Cash slow)变成“现金流量”(Cash flow)。

现金流量表说明，只有当营运资金需求的各种变量，如新资本开支、撤资、长期债务偿还、新的长期借款、股票发行和回购以及红利发放等都等于零的情况下，总现金流量才等于公司内部资金字面上，也就是术语中和现实中我们所谓的现金流量。不过，这的确是一个过于特殊的情况，不可能是对公司现金流量进行广泛全面分析的基础。处于快速成长期的公司一般营运资金需求也在增长，公司资本投资额也相应增加，通过现金流量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司内部资金、经营现金流量和总现金流量之间巨大的资金差距。在通货膨胀较高的时期，公司的营运资金需求也持续增长，这就不难理解一些拥有大量公司内部资金赢利的公司会逐步面临现金枯竭的危机。如果我们将流动负债中的净变化，即新的流动负债用来偿付旧的流动负债加入总现金流量的同时，减去流动资产的净变化，而非现金的净变化，即可流通证券、其他短期投资等，我们就可以得到资产负债表中现金科目的净增长(或者净减少)。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张完整的现金流量表(如表2所示)。至此，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通过现金流量在数量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

四、研究的局限性及其结论

流动资产的意义篇3

[关键词]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3-0097-03

作者简介：邹长峰（1988-），河南商城人，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是伴随着商业银行日常经营管理过程而产生的，属商业银行日常风险。商业银行所遇到的各种风险都可能转化成流动性风险而显现出来，所以说流动性风险是商业银行所有风险的集中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挑战，我国商业银行对流动性风险管理要更加重视，不断完善防控机制。

一、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概述

商业银行通过风险管理来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所以风险管理对商业银行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银行自身的竞争力、盈利能力以及未来的发展水平。因此，提升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十分重要。

（一）流动性的含义

流动性是指商业银行在没有发生不可接受的损失情况下，获得新增资产以及支付到期负债的货币资金能力。一般来说，商业银行流动性基本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资产的流动性，在商业银行没有损失或发生的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银行资产变现的能力。二是负债的流动性，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获取资金的能力。

流动性是商业银行的生命支撑，一旦银行发生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银行将因此倒闭。流动性既关系到银行自身的安危，同时与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发展相关联。

（二）流动性风险的含义

所谓的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储备资金来承担即期负债的支付或没有能力满足贷款的需求，使银行失去信誉，在社会上将造成负面影响，致使商业银行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我国银监会在《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中，给出流动性风险的定义是：商业银行虽然具有清偿能力，但是他们自身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者说他们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来充分应对资产增长或支付到期债务的风险。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如不能及时有效的控制，将有可能损害商业银行的清偿能力。一般来说，流动性风险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来理解。狭义的流动性风险是指银行没有充足的资金来弥补由于客户提现而产生的支付风险；广义的流动性风险还包括由于银行资金来源不足而无法满足客户合理的信贷需求，以及由于其他及时的现金需求而引起的银行信誉风险。

二、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先后采用了资产管理以及负债管理的策略，但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实施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的模式。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与国外商业银行有较大的区别，它不是一种流动性管理策略，而是具有很强计划性的管理策略。到目前为止，我国商业银行还没有将流动性风险管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这与商业银行的性质完全不相符。

（一）资产负债率一直较高

负债经营一直是我国商业银行最大的特点，但是资产负债率一直较高（见图1），就会给商业银行带来潜在的流动性风险。图1反映的是我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招商银行、交通银行等六家商业银行的年末资产负债率的算术平均值。

图1 我国六家商业银行年末资产负债率的算术平均值

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率在2001年年末最低为9510%， 2003年最高为9842%。资产负债率高说明商业银行要面对着较高的经营杠杆率，负债占资产的比重大。较高的杠杆率具有明显的扩大风险的作用。假设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率是98%，负债与所有者权益的比为49，资产与所有者权益的比为50，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可用100元资本开展4900元的业务，在这个基础上，只要收益率为204%就可赚回100元的本金，但是如果收益率低于204%，就意味着商业银行有破产的危机。

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率与国外商业银行经营状况较好的相比，该比例仍然较高，我国商业银行需要不断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使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率处于适当的水平以降低运营风险。

（二）存贷款差额扩大，比例降低

通过图表分析我国商业银行2001—2010年的存款额、贷款额、存贷款差额以及存贷款比，表1和图2反映出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存贷款差额扩大，比例降低。

从表1和图2中得知存贷款的比例呈降低趋势，2001年存贷差为331万亿元，而到2010年年末存贷款差额为2390万亿元，大约翻了72倍。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比由2001年的7820%降为667%，这是为了满足存贷款比不能高于75%的监管要求，资本市场日益繁荣也给更多的企业带来了新的筹资渠道。与国外商业银行比较，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比明显偏高，这需要进一步增加资金使用渠道，调整资产结构，以便更好地适应商业银行流动性和盈利性的需求，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管理水平。

我国商业银行现在处于流动性过剩状态，没有遇到流动性不足的困扰。但流动性过剩状况也是存在流动性风险的表现，这意味着商业银行持有大量具有较高流动性的资产而没有进行很好的投资，使银行收益率较低，不利于盈利性的提高。

三、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率管理与国外银行相比存在较大差异，没有体现出流动性的要求，是计划与控制的管理模式。而导致我国缺乏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原因既有银行内部自身原因，也有外部市场环境和政策法规的影响因素。在当前这种内外部因素相互影响下，我国商业银行实施流动性风险管理存在一定的难度。只有制约因素得到很好的解决，才能让流动性风险管理运用到现实中。

（一）监管体系和监管手段不完善

流动性风险管理涉及资产和负债两方面，但我国商业银行这两方面管理不完善，缺乏完备的流动性风险性管理技术和经验。中国人民银行在1994年公布了《关于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暂行监管指标》，该指标对商业银行经营的质量提出了标准规范，界定了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如对国债的持有数量做了规定，这项规定严重限制了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不利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同时也限制了流动性风险的监管。另外，由于商业银行的信息存在着不对称，很难对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以及资本充足率等情况有全面的了解，对此，相关部门对银行的流动性风险难以实行有效监管。

（二）对流动性风险管理缺乏足够重视

近些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一直处在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中。我国商业银行和银行监管机构没有充分认识到流动性风险监管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主要还处于形式管理阶段，所有风险管理都处于被动监管，而并非商业银行自觉行为。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商业银行依靠国家信誉作为银行经营的担保，风险意识淡薄。

（三）受我国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束缚

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股票市场和长期国债市场。当人们关注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热情不断升温时，这将导致商业银行的存款会有较大的下降趋势。我国的股票市场目前正处在投机性较强，波动性较大的环境下，这增大了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的波动性。不成熟的金融市场也给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增加了难度，商业银行的资金融通受到了限制。一般来说，成熟的货币市场主要包括债券回购市场、大额存单市场、票据贴现市场、短期国库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等。商业银行可以运用这些市场进行预测和分析，进行合理的投资组合，使资产保持合理的流动性。而对我国商业银行实际发生作用的只有同业拆借市场和短期国债市场，考虑到规避风险，商业银行不可能大量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而国债市场受国家政策、利率等因素影响较大，商业银行也不可能自由操纵。

在我国现阶段还不成熟的金融市场中，商业银行在流动性风险管理中可采用的各类工具及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所以很难有效合理地利用货币市场进行调节，也难以有效实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措施。

四、加强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对策

（一）加快金融市场改革步伐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与商业银行的资产变现能力和主要负债能力密不可分。成熟的金融市场与方便快捷的金融工具将会有助于商业银行提高自身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能力，并且能够及时应对流动性风险的发生。

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所以要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为商业银行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提供较好的外部环境。应有效扩大货币市场的范围和规模，建立商业票据市场和短期债券市场，进行金融工具的创新，拓宽银行融资渠道，以更好地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促进有效管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积极合理有效地推行资产证券化，合理调整资产结构，以便降低流动性风险。

（二）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意识

流动性风险管理是我国商业银行管理的重要环节，要引起高度重视，随着国际化市场的不断发展，国家信用作用随之减弱，我国商业银行要增强流动风险管理意识，将流动性风险管理提高到银行管理的战略层面上，变消极被动流动性风险管理为主动自觉的积极管理，使流动性风险管理融入到每个管理环节中。为此，我国商业银行要强化风险意识教育，提高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正确处理好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者的关系。

（三）加大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监督力度

我国商业银行要将流动性风险管理纳入到银行整体风险管理体系中，灵活运用流动性风险管理技术来评估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状况。虽然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监管还停留在数据化的标准上，没有对流动性风险管理做出明确的界定。但我国商业银行应参考巴塞尔银行委员会的相关做法以及借鉴国外流动性风险管理经验，制定相关流动性监管指引，提高监管效率。我国商业银行还要努力研究国际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发展和实践，强化改进措施，努力提升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加强监管机构的专业化建设以及监管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保持我国商业银行的安全稳定，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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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石利辉浅论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J]发展，2008（12）：18-21

流动资产的意义篇4

26简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理论品质答：内涵：(1)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它是关于工人阶级和为人类解放的科学。(2)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起了主导作用。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不是彼此孤立、互不 联系的，而是组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科学体系。 品质：1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2 体现时代性要求我们高瞻远瞩，站在时代的前列，立足新的实践，把握时代的特点， 3 把握规律性，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

27.1)实践产生了认识的需要; (2)实践为认识提供了可能; (3)实践使认识得以产生; (4)实践使认识得以发展; (5)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28.在谁是历史创造者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存在着根本分歧。历史唯心主义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前提出发，认为历史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否认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英雄史观。

29.(1)劳动过程是人们通过生产劳动创造出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产品的过程，它为一切社会所共有。 由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资本家的各种生产要素相结合的过程，其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过程也 就成为价值增值过程的手段。 (2)资本家一定会使工人的劳动时间超过创造其自身价值所需要的时间，从而为其创造出剩余价值，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也因此转化为价值增值过程。

30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斗争中起着思想领导的作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斗争中起着政治领导的作用。最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斗争中起着组织领导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需要党的思想领导。其次，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需要党的组织领导。再次，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需要党的政治领导。

31.事物存在的矛盾以及矛盾发展是不平衡的(也可以是力量的不平衡)，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之分，这称之为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原理。 1.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含义、关系和意义：主要矛盾是指在事物多种矛盾所构成的体系中对事物发展起着领导、决定作用的矛盾，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非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则是处于从属地位和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2.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含义、关系和意义：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指矛盾双方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矛盾的非主要方面是指处于从属地位、不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3.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原理的意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观点和方法，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坚持重点论，反对均衡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贯彻和体现了这一观点和方法。

32.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因素有生产资本的构成与资本周转时间的长短。 生产资本的构成，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是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重要因素。固定资本周转慢，流动资本周转快，固定资本周转一次，流动资本可以周转多次。所以，生产资本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的大小以及它们的周转时间的长短，会影响资本运动的速度。总之，生产资本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的周转时间是不同的，会影响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在资本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固定资本越大，预付资本总周转速度就越慢;反之，就越快。生产资本的构成是决定资本周转速度的首要因素。 资本周转时间是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另一重要因素。因为资本周转时间，即资本周转持续时间，也是由许多部分构成的。

33题：

(一)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当代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有：

首先,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变化的根本推动力量.

其次,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力和利益斗争的作用,是推动资本主义变化的重要力量.

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初步显示的优越性对资本主义产生了一定影响.

最后,主张改良主义的政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也对资本主义的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客观事实,正视这些新变化,深刻分析这些变化的实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

流动资产的意义篇5

[关键词]: 商，商人身份，商法，民法

什么是商？商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顾名思义，商法是调整与“商”有关的社会经济关系的 法律，或者更简单地说，商法就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这种看法并不为错，但是在论及商 事关系的内涵时，问题并不简单。“什么是商法？对这个简单的问题，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 回答。”[1]如何把握作为商法的商，无论对商法理论还是对商事立法都是一个难题。但惟 有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才能较为精确的把握商事关系的性质和认清商事关系的范围，把握 商法的真义。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一、关于商的各种学说

在历史上，商法是商人身份法，由于这一看法与现代社会要求人人平等、取消身份特权的 观念不符，故而现代商法理论试图对商进行重新解释，国外商法理论对此形成了诸多学说。 以日本为例，就有内容把握论、特征把握论（注：[日]北泽正启著：《商法的争点》，日本有斐阁，第12页，转引自王保树主编：《中国 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内容把握论是从商应有的内涵上认识商。又可分为：1.历史说。主张以历史分析的方法揭 示商的内容，认为商法对象的商，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财产、货物交换的媒介行为，开始 只是媒介一般的财货交易，随着历史的发展，扩大到居间业、批发商业，现进一步扩大到运 输业、保险业等。2.媒介说。该说是历史说的扩充和发展，主张作为商法对象的商是媒介行 为，并对媒介行为持展开的见解，认为它作为商法对象的本质构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 它作为第一种行为，即商业、银行业的行为，然后扩大到第二种行为，即运输业、居间业、 批发商业、保险业的行为，再进一步扩大到第三种行为，即制造业、手工业、租赁业等行为 .3.企业说，认为实质意义的商法是企业关系特有的法规的总体，主张商法的对象是企业。 4.实证说。认为商法是关于商这种法律事实的特有的法规的全体，商法的对象是作为法律意 义的商的法律事实。这种主张持统一把握商法对象的观点，是把商法作为关于法律上的商的 必要的、多种多样的有益的法律制度的见解。

特征把握论是从特性上把握商法的对象。可分为：1.集团交易说，该主张充分注意到商事 交易的集团性，因而对商法对象持集团交易的见解，认为商事契约由多人缔结是使商法形成 的 必要的因素，所以集团交易应作为商法的统一的对象。2.商的色彩说，是对集团交易说的发 展，它以商事交易特性中的商色彩限定商法的对象，认为商法的法律事实是通过以技术特性 所表示的商的色彩表现出来的，一般私法上的法律事实如带有商的色彩即成为商法的对象 .这种商的色彩，是从营利的投机买卖演绎出来的特性，是以“集团性”及“个性丧失”为 主要内容的。

我国台湾学者对“商”或“商业”持实证的解释（注：参见刘清波著：《商事法》，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3页。张国键著：《商事法 论 》，三民书局刊行。转引自李功国：《商人精神与商法》，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 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如刘清波对商的认识是依据台湾商业 登记法的规定，而张国键认为对“商”之意义，应采广义的解释，法学上究竟何者为“商” ，则须视各国商事法律所规定的“商”的范围而定。但同时他们对商的特征一定程度上也有 所揭示。刘清波认为，“商业”是指独资或合资经营各种业务之营利事业，包括“营利”与 “营业”两种要素。张国键对“商”的定义则是：“凡属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媒介交易行为 ，皆称之为商。”并认为随着商业的发达和商业种类的愈衍愈繁，法律学上所谓“商”乃基 于法律上的认定，逐渐扩大范围，除“固有商”外，还包括“辅助商”和“第三种商”、“ 第四种商”。

在我国大陆，学者在理论上也对商的内涵进行了概括。一般说来，学者们均认为商具有营 利性特征，但在具体界定商的范围时则有差异。一些学者对商的认识主要建立在传统商法基 础上，将商视为商品交换活动。如梁慧星、王利明把“商”定义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种商 品交换行为”（注：参见梁慧星、王利明著：《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 页。转引自李功国：《商人精神与商法》，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2卷，法律出 版社1997年版，第7页。）。苏惠祥等对“商”的定义是“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2]（ P3）而《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商的认识要更为狭窄，对商的理解仅限于商业，“当 代 世界上商业法模式大体有两种：市场型经济商业法，主要指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立法，传统 称为商法；计划型经济商业法，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的商业立法。其立法范围仅限于国内 商 业，其内容与传统的商法截然不同。”[3]（P507）

而另一些学者对商的范围的认识则要宽泛得多。如王书江等指出，在经济学或日常生活中 商为沟通生产与消费的媒介行为，而在法律上这种媒介行为仅是商的一种，即固有商或买卖 商，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商行为，且其范围日益扩大，出现“无业不商”的情况。[4]（P2—3） 王保树认为：“在近代经济发展中，人们已将营利视为商的本质。这种行为不仅表现在买卖 行为之中，也发展到批发商、货物运送、仓库业、银行业、损害保险业等，并且发展到与商 业 没有直接关系的人身保险、旅客运送、制造加工业、印刷业、出版业等。”[5]（P4）把上述 广义的营利行为看作是商法上的商。徐学鹿也不同意把商仅仅局限于从事商品交换的商，认 为“现代商人，除了经销商人以外，还包括制造商、证券商、保险商、运输商（含海商）、广 告商、商等”。因此，“完善的现代商人制度，就是经济学上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用 语”。[6]

二、确定商的内涵的方法论思考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笔者认为认识商的 内涵应把握以下原则。

第一，应从社会关系本身入手，而不能从实证法入手。法学和法律上的商概念，是不同国 家在长期商事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概括形成的，其对商的内涵的认识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同时 必须指出的是，客观社会关系及其内在要求本身，不可能自我表达任何意思，法律对客观社 会关系的调整，是以立法者的主观意志为中介的，是立法者基于其对社会关系及其客观要求 的理解，加上其自身好恶和利益权衡对社会关系进行的调整。法有良法、恶法之分正为此故 ，各国商法典的内容不同也皆因此故。因此，经由实证法认识商的内涵不免有缘木求鱼之嫌 .

第二，应从商事关系的本质上来认识，而不能只认识其表层特征。客观事物可分为本质和 现象两个层面。本质所表现的是主要的东西，这种东西能说明事物的特性、事物内部最重要 的方面、事物内部深处所发生的过程。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是事物和过程借以表现的外 部形式。事物的本质是隐蔽的，是不能靠简单的直观法去认识的。事物的外部形式可以直接 通过感官去感受。但是，事物外部的表现形式常常歪曲和不正确地表达事物的真正本质。本 质和现象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的情况。科学和科学认识的目的就在于透过事物外部的表现形 式揭示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停留在事物的现象层面上。上述对商的认识中，有一些就是停留 在了商的现象层面上，未能深入到商的本质。如从内容上或特征上来把握商就是这样。

第三，对商的把握应持发展的眼光，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商的静止的认识。社会生活是不 断发展变化的，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也应随之而发展变化，如果仅仅停留在事物发展的 某一阶段上，则非但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相反，对社会关系会产生负面影响。上述将商 的内涵视为商品交换活动即是如此。传统商法也正是因为固守其是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商人 法 而致衰落的。

综上所述，对商的认识应从商的本质出发。上述对商的认识中，将营利视为商的内涵正确 揭示了商的本质，但不足的是，对这种认识缺乏相应的论证。

三、商的本质

诚如德国学者卡斯腾施密特所言：“对商法史作一批判性的问题，-乃是一种面向未来 的商法学说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7]本文拟通过对作为商法调整对象的商活动的历史 发展的分析寻求对商的本质的认识。

通说认为，商法起源于中世纪，最初以商人习惯法的形式存在，其后随民族国家的出现而 发展为成文商法，至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商法典，获得了最为成熟的表现形式。商法在中世 纪的起源，是适应中世纪商业的发展，为规范商业活动而产生的。应指出的是，由商法调整 的中世纪时的由商人经营的此种商业活动与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已出现的商品交换活动不可等 而视之，“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8]（P363）尽管此时距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有数百年之遥。在历史上，“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8]（P363）商业资本的活动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为前提， “不论以商人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的各生产部门的社会组织如何，商人的财产总是作为货币 财产而存在，他的货币也总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8]（P364）之所以商人资本早于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是“因为商业资本离不开流通领域，而它的职能是专门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 所以它的存在-撇开由直接的物物交换所产生的各种不发达的形式不说-所需要的条件 ，就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所需要的条件。或者不如说，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 就是它的存在条件。”[8]（P363）因此，在中世纪随着商人这一特殊阶层的出现，出现了商 业资本的活动。“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 -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 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有 商人资本在中间作媒介的两极，对商人资本来说，是已经存在的条件，就像它们对货币和对 货币的运动来说是已经存在的条件一样。唯一必要的事情是这两极作为商品已经存在，而不 管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还是投入市场的只是独立经营的生产者靠自己的生产满足自己的直 接需要以后余下的部分。商人资本只是对这两级的运动，即对它来说已经作为前提存在的商 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8]（P363—364）因此，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只不过是调整商人资 本活动的法。

中世纪和嗣后的封建君主国家时期的商人资本，是独立的、优先于产业资本发展的，“独 立的商人财产作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意味着流通过程离开它的两极而独立，而这两极 就是进行交换的生产者自己。这两极对流通过程来说仍然是独立的，而流通过程对这两极来 说也是独立的。产品在这里是由商业变成商品的。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 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资本作为资本，在这里首先是流通 过程中出现的。在流通过程中，货币发展成为资本。在流通中，产品首先发展成为交换价值 ，发展成为商品和货币。资本在学会统治流通过程的两极，即以流通为媒介的不同生产部门 以前，能够而且必须在流通过程中形成。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 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流通过程使各生产部门通 过一个第三者而互相结合起来，流通过程的这种独立化表明两个情况。一方面，流通还没有 支配生产，而是把生产当作已经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还没有把流通作为单纯的 要素吸收进来。”[8]（P366—367）因此，“资本作为商人资本而具有独立的、优先的发展， 意味着生产还没有从属于资本，就是说，资本还是在一个和资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为转移 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8]（P366）所以此时的资本活动是尚不包容生产在内的活 动。也正因为这样，此时的商法中的商以商品交换活动为其内涵。

但商人资本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因为“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 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因为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产集 中的先决条件；2.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是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 面向个别顾客的销售，因而需要有这样的商人，他不是为满足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 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另一方面，商人资本的任何一种发展，会促使生产越 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8]（P365）

16世纪和17世纪，在欧洲爆发了商业革命，各封建国家实行了重商主义政策，导致了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毫无疑问，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 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 个主要因素。[8]（P371—372）因为，”在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商来都会促进那些为 了增加生产者（这里指商品所有者）的享受或贮藏货币进入交换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因此，商 业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性质“。[8]（P364）”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 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 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8]（P371）因此随着商业 而扩大了的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使社会生产日益从使用价值的生产转化为价值的生产，即 资本主义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扩大了资本活动的范围，降低了商人资本的重要性。“在资本 主义生产中，商人资本从它原来的独立存在，下降为一般投资的一个特殊要素，-它只是 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9]（P366）“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就是说，一旦 资本支配生产本身并赋予生产一个完全改变了的独特形式，-商人资本只是表现为执行一 种特殊职能的资本。”[8]（P365）“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过程已经完全建立在流通 的基础上，流通也已经成为生产的一个单纯要素，一个过渡阶段，只是作为商品来生产的产 品的实现，和作为商品来生产的各种商品生产要素的补偿。在这里，直接从流通产生出来的 资本形式，-商业资本，-只表现为资本在它的再生产运动中的一种形式。”[8]（P367 ）适应资本活动范围扩大的要求，商法调整范围也随之扩大。到资本主义时期，商法所认定 的商行为的范围，除了一定意义上理解为沟通生产和消费的渠道的“买卖商”或称固有商（ 第一种商）之外，又发展了“第二种商”，即间接沟通生产的消费渠道的行为，如运送、仓 库、居间、行纪、代办商等营业，又称之为“辅助商”：“第三种商”，即为便利资金融通 ，或与上述两种商行为有密切关系的行为，如银行、交易所、信托、承揽运送、制造、加工 、出版、印刷、摄影等：“第四种商”，即与第三种商有关系者，如广告、保险、服务、娱 乐等。须指出的是，尽管商的范围扩大了，但受商法是调整商品交换活动的传统观念影响， 商品交换活动仍被视为商法调整的中心，而其他商行为则被看作是商品交换活动的延伸。

综上所述，作为商法调整对象和商法学中的“商”，就本质而言，乃是资本的谋求价值增 殖的活动。而资本，出于价值增殖的要求，必须处于不断的运动中，从而使商这一资本的价 值增殖活动具有了营利性、经营性的特征。所谓营利性是指商活动是谋求价值增殖的活动， 而经营性则是指商活动表现为一种持续不断、反复的、继续的运动。明确商的本质具有重大 意 义，它使我们认识到传统商法中商人、商行为的确切内涵。所谓商人，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 化的化身。而商行为只不过是资本的营利性的活动而已。这一解释标明了现代商的营利性、 商行为的经营性等基本理念，揭示了商的本质特征。这就为商法学上的“商”，在指明一种 趋势和范围同时，也确定了一个立法标准。

四、明确商的本质对商法部门的意义

在近代法制史上，商法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但由于商法没有民法那样坚固的基 石和传统，没有一套严密精深的商法理论和商法学说来影响欧洲各国的法律制度和立法活动 ，这就注定了它的出现，不但不能动摇民法的传统地位，而且面对民法强大的扩张性和包容 性，还有丧失自己独立的危险。[9]民商合一就是这种危险的现实表现。民商合一，作为一 种思潮其真实底蕴是什么？在处理民法和商法的关系上，是仅仅要求以统一的民商法典取代 民商分立法典的模式，因而停留在反对在形式上分别制定民法典和商法典，而在实质上并不 否认民商法存在区别呢，还是根本上就否定商法存在的实际价值，而更进一步实质上否定商 法的存在？从民商合一论者所持的主要论据来看，似是后者。民商合一论者主要立论如下： 其一，近代商法典的前身是中世纪欧洲商人团体的习惯法，亦即商人的法。但现在所谓商人 这个特殊的阶层已不存在，甚至特殊的商行为亦失其特殊性。如票据制度、保险制度等仅商 人利用的制度现今正普及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为全社会的人所利用；其二，即使在民商分 立的国家也难以确立划分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的严格界限，有的国家只是以民事法庭和商事 法庭的管辖来划分，有很大的任意性，因而民法典与商法典的并存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和 混乱。[10]（P11）由此可见，民商合一因其立论直指商法存在的基础，故而并非单纯形式上 否定商法的存在，而是更进而在实质上否定商法的存在，从根本上否认民商法的区别。

民商合一论主张商法融合进民法中，主要理由都是建立在对传统商法立法基础的商人和商 行为的否定上的（注：在传统商法里，商人和商行为是两个核心概念，传统商法就是以商人或商行为为逻辑起 点 构建起来的体系。传统商法在确定商时，采用了两种立法技术。一谓商人主义，又称主体标 准，指法律先定商人的概念，然后从中导出商行为概念，依此类推，商行为就是商人的行为 ；二谓商行为主义，又称客体标准，即法律先定商行为概念，然后导出商人的概念，依此， 商人就是实施商行为的人。）。民法学者事实上在此有两个推论，第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人的普遍 化，人的普遍化导致人人都是商人，人人都是商人导致商主体与民事主体的融合，因此商法 应融入民法；第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的融合，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 的融合导致民事行为和商事行为的融合，因此商法应融入民法。这两个推理都建立在商即是 商品交换活动的前提上，因此其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所谓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 的 普通商化，只不过是指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后，绝大多数人都被卷入了市场，参与商品交换， 但 这并非意味着人人都是商人。如前所述，商的本质并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资本的营利活动。 商人并不是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人，而是资本的人格化化身。因此民法学者建立在商是商品 交换基础上的推论是错误的，不存在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的融合。第二，所谓商品经济的发 展导致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的融合，这种融合导致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融合，更是站不住 脚的一种推论。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的融合只表明作为商的资本活动的范围的扩大，但并不 表明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融合。与民商合一论所认定的相反，在现代社会，作为资本营利 活动的商行为成为企业的专门活动，企业的商行为因其营利追求而与一般民事行为有别，因 而要求法律调整政策上有所区别。如果说民法是对商品交换的一般进行调整，为商事关系的 调整提供了基础的话，那么，商法则对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关系予以专门性调整， 营利调节机制是它特有的方式。商法把营利视为自己的宗旨，创造了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新的 原则。

流动资产的意义篇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4-0022-04

基金项目：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邓小平故里管理局邓小平研究中心2015年资助课题项目（DXPZX2015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改凤（1991-），女，太原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林伯海（1964-），四川自贡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思潮。

政治与社会

政治与社会

“如果不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的笼头，它就会变成与人民为敌的洪水猛兽，变成威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洛伊木马’。”[1]这一形象生动的语言不仅揭示了资本力量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也是对当前中国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关系深刻反思基础上的论断，鲁品越（2008）、叶险明（2014）、鄢一龙（2015）、薛俊强（2015）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对“驾驭资本逻辑”这一论断有过说明和论述。那么，伴随着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快速崛起，资本力量在网络空间运作又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产生了哪些影响，在网络空间究竟应该如何将信息技术资本的强劲动力与社会主义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如何有效地用政治权力来驾驭和超越资本力量？本文拟按照“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笼头”的原则来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 资本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了解资本力量在网络空间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影响，需要对资本有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这不仅需要厘清资本的概念，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厘清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才能够更好地澄清当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不断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从而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拨开认识上的迷雾。

1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资本及其意蕴。“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2]马克思主义视野下资本这一概念，不仅仅是指生产要素资本，更是一种社会关系力量资本。他鲜明指出，最大限度地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性，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在资本总循环（G-W-G’）的运动过程中实现的。当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力量，“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3]更直接地说，马克思语境中的社会关系就是特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那么，作为社会关系力量的资本，究竟给社会带来了什么？一方面，马克思深刻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因为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造成了扩大再生产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发挥了极大的革命作用，它将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极大发展了协作和分工，并将科学纳入生产过程，形成了庞大的机器体系和生产机体，驱使巨大的自然力为人类需要服务，这必然使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发展。”[4]另一方面，资本的贪欲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各种恶劣的后果。因为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资本家为最大限度追求剩余价值而限制劳动者消费，而资本的扩张带来生产的扩大，消费品的增长，导致生产过剩，必然带来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从而引发经济危机；资本扩张也会导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生态危机；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扩张还会引发人的异化，使人沦为“单向度的人”，造成人的发展危机，这三种恶果也就是通常所称的资本逻辑悖论。可见，资本逻辑内在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资本扩张产生的正面的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关系，二是资本扩张产生的负面的阻碍社会发展的社会矛盾关系。

2资本在当代中国的运作。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人们对资本的研究和认识不断深化，如学者鲁品越认为资本的罪恶在于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是“掌握资本的资本家使他们手中的资本成为实现其恶魔意志的工具”。[5]资本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产生剩余劳动也并非就是罪恶的和剥削的，关键在于资本家对私人利益的追逐损害了公共利益和人类生产生活的环境。资本本身并不是“恶魔”，关键是看资本掌握在谁的手里，究竟为谁服务。所以，如何利用资本并让资本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对资本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大体而言，资本在中国的进程经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对立和社会主义与资本的融合等过程，社会主义与资本的融合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而演进的。

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对立。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因而，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将资本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根源，认为要发展社会主义就要消灭资本。所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成为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初，也采取了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为新中国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尤其是到“文化大革命”?r期，“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端形式更是给中国的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灾难。

三、网络空间超越“资本逻辑”的实践路径

那么，在网络空间究竟应该如何将信息技术资本的强劲动力与社会主义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如何有效地用政治权力来驾驭资本力量，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实效？其实，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有实践经验来看，不仅要以协商对话机制凝聚网络多元意识形态，还要展开信息技术资本的辩证批判，以及落实到政策引导上。

首先，通过协商对话机制凝聚多元共识。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不仅是一个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过程，更是一个吸收一切有益成分的融合过程，所以，在网络资本化和资本政治化的融合和对抗过程中，要承认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以协商对话机制来凝聚网络共识。我们知道，各种网络社会思潮的出现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环境共同孕育而产生的，离开历史语境和环境来考察社会思潮，就会陷入敌对的相互斗争的境地，整个话语空间也会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相互吸收借鉴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因而，凝聚网络多元意识形态，就要通过协商对话机制来凝聚多元共识。具体而言，一要强调网络多元社会思潮的主体间性。也就是说，在网络空间，要承认多元社会思潮的客观存在，对不同思潮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要予以充分尊重，这是多元思潮协商对话的首要前提。二要构建对话平台，实现交互对话。如果放任自流，多元社会思潮缺乏正面交互平台，相互之间的对话就会脱节，有可能转为相互攻击谩骂，因而，要通过学术平台或其他平台的搭建，让不同思潮能够有效互动，相互参考和借鉴，繁荣学术的同时也能达到相互交流的目的。

其次，展开信息技术资本的辩证批判。就信息技术资本而言，不仅要看到其在网络发展和繁荣过程中的巨大变革作用，也要看到其自由肆虐引发的负面效应。因而，根本的问题在于对待信息技术资本的方式，是任其自由膨胀而摧毁社会道义还是将其“套上社会主义笼头”充分迸发活力。社会主义笼头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网络时代中国信息技术资本占有者一定程度上在网络空间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他们通过信息技术资本的力量来控制网络等各类媒体，进而影响着网络民众的思想。所以，是让更多的人从社会主义价值的正途中迷失转而沉浸在资本主义的价值冰水之中，还是沿着社会主义价值方向迈进，关键在于对信息技术资本私人占有者的价值引导和教育，同时也不排除约束和规制手段的采用。唯有如此，才能让信息技术资本带动经济效益的同时沿着社会主义引导的方向迈进。当然，在对信息技术资本的批判过程中，必须注意几个问题。一是正确理解资本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与区别，不能简单将资本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二是要清楚地知道批判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揭露资本力量在网络空间引发的负面效应，而是要充分利用资本力量来迸发活力的同时将私人利益引导到公共利益或者说人民利益上来。

再次，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下套牢信息技术资本的“社会主义笼头”。网络信息技术产业越来越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因而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加强对网络信息技术资本的控制力和引导力。就引导力而言，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利益中心的引导。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10]3同时，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都强调“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1]4这些制度政策为中国网络信息技术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就控制力而言，一方面要加强国有网络信息技术资本的控制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要重视网络信息技术资本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注重提升国有网络信息技术资本的控制率，即加大国有资本对网络信息技术产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方能以“社会主义笼头”驾驭网络信息技术资本力量，从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发挥国有资本的调控作用；同时，提出要“发展技术市场”，“创新商业模

流动资产的意义篇7

一、资本：作为一种强势话语

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向世人贡献了其不朽名著《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这一“猴体”进行解剖，科学揭示了“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制度规定、体制特征、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我国的学术界理论界有人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和资本理论提出种种质疑和批评，认为马克思的认识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主张重新认识资本和资本主义。作为对马克思理论的修正或批评性成果，他们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有的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写出了种种“资本新论”、“新资本论”，还大玩文字魔术，把已经作古的马克思请来请去，进行着时空变换式的对话。

本文所说的“资本话语”指的就是当前学术界、理论界发表的与马克思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关于“资本”的种种“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和看法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一种颇具声势的“话语”。其主要表现是：

其一，在资本与社会生产的关系问题上，主张“资本生产要素论”。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资本”从来就不是什么“生产要素”。对此，马克思说得非常明确：“货币，即购买对工人的支配权这个行为，在这里只表现为引起这个过程的手段，而不表现为这个过程本身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P259）但有人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在“原始未开化状态”下，生产要素只有劳动；在封建制度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的使用不再是“无偿的”，从而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实现，逐渐地而且不可逆转地显示了劳动和土地之外的另一个新的生产要素的巨大作用，这就是资本。”他们公开为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翻案，认为它“对深化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的认识，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P15、16）

其二，在资本与创造价值的关系问题上，主张“资本创造价值论”。

马克思认为“活劳动”耗费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一些人不同意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认为资本也创造价值。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更有甚者，打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思想的旗号，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价值理论进行颠覆和解构。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有人认为，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能够逻辑地推出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对商品价值的决定作用。理由是：在同一部门内部，劳动生产力较高的生产者，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会创造较多的价值；反之，劳动生产力较低的生产者，在同一劳动时间内则只能创造较少的价值。因此，“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成正比”而不是成反比。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这里，“除了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外，其余四个全是非劳动要素，它们可依次概括为科学技术、组织管理、资本（指利用劳动和土地这两种初级生产要素生产出来又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的中间产品，如机器、厂房、设备以及原材料和燃料等）和土地。”“显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述诸因素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相应变化，从而对价值决定产生影响。”因此，不仅是劳动，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非劳动要素”也“参与了价值创造”和价值决定。（蔡继明、李仁君：《广义价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P203）部门内部的价值生产如此，部门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就不同的部门而言，比较生产力与价值量成正比”，而部门之间的“比较生产力同样受非劳动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资本因素的影响。“当劳动要素相同（这里指劳动的综合能力相同）或不变时，比较生产力的差别或变动则要归结于非劳动要素的差别和变动，这就意味着非劳动要素同样参与价值决定。”（蔡继明、李仁君：《广义价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P205、207、208）

还有一些人则提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论”和“劳动整体创造价值论”。前者的基本思路和逻辑是：“活劳动”与“死劳动”或物化劳动的区分是相对的，只是一种观察或分析视角的不同，从社会看是活劳动创造价值，而从企业看则表现为物化劳动、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企业物化劳动（生产资料）就是社会活劳动的凝结和成果。因此，活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参见钱伯海：《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之我见》，载《经济学家》1994年第2期。）后者的基本思路和逻辑是：劳动是一个整体范畴，既离不开主体条件，也离不开客体条件，是主体与客体“合为整体的统一”。价值是劳动整体创造的，不仅主体条件创造价值，客体条件也创造价值。“劳动客体是指进入劳动过程的自然条件和资产条件”，“自然条件包括土地、矿藏、空气、水源、日光等等……。资产条件实际是物化劳动，是已有的劳动产品作为劳动要素再投入”。（钱津：《劳动价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参见P20-35）从行文来看，这些人并没有直接说“资本也创造价值”，但实际上是承认“资本创造价值论”的。例如他们讲，凭物化劳动取得收入就是靠资本取得收入。（参见钱伯海：《劳动价值论与三次产业》，载《经济学家》1995年第3期。）他们认为，萨伊的“生产要素价值论”“除去将劳动界定为是劳动主体活动不科学以外，基本认识没有错，即对价值创造源泉的认识没有错，因为，这只不过是说出了一种客观存在的普遍的事实，不仅是事实的现象，而且是事实的本质，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也无法改变的事实。”（钱津：《劳动价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P31-32）

值得深思的是，在此类资本话语的干扰搅混下，我国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屡屡犯糊涂，被弄得浑话连连，谬见迭出。一位教授讲：“不能笼统地说资本家和资本创造价值或不创造价值”，因为，“关于资本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马克思从价值增殖的角度，把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不创造价值，可变资本可以创造价值。”（洪远朋、马艳：《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研讨的十点认识》，载《深化认识劳动价值论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P365）而前不久仙逝的另一位教授在种种催逼之下也说：资本市场，如“证券市场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如果说证券市场无非是把你口袋里的钱弄到我手里，并不创造价值，那我们要这个市场干什么？”（参见王新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学术研讨会综述》，载《经济学动态》第3期，2003年。）

其三，将社会关系、社会存在普遍资本化的“泛资本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关系。在其中，一方是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则是丧失生产资料从而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工人；一方以最大化利润的攫取为生产性投入的根本目的，另一方则以自身活的能量的耗费来充当实现最大化利润的手段和工具；前者就是资本，后者就是劳动。

与此不同，如果说，上述资本话语，无论是“资本生产要素论”还是“资本创造价值论”，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把“资本”归结为生产劳动过程所必须的“物”的因素，如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或辅助材料等，因而是一种“物质资本论”；那么，近年来，人们则从西方社会特别是从美国引入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等资本理论。这些资本理论的共性之一就是将这样那样的非物质（实体性）因素看成是资本。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雅各布?明塞尔那里，“所谓人力资本，指的是蕴含于人自身中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雅各布?明塞尔：《人力资本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译者序Pⅰ）物质资本理论强调生产劳动过程中各种“物质因素”对于财富创造和价值增殖的重要性，而人力资本理论则强调“人的因素”，准确地说，是人的生产知识与技能的重要性。按照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普特南的看法，“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分别指的是提高个人生产率的工具和培训）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罗伯特?D.普特南：《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载《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P155-156）也就是说，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的是社会组织和结构，社会制度、规范和秩序，社会信任、合作和互惠等对经济进步、集体行动和社会收益的重要性。正如普特南所指出的：“一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信任为社会生活提供了剂”。（罗伯特?D.普特南：《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载《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P158）与人力资本不同，依靠社会资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益，但它又不为任何个人所私有，它是一种“公共品”即公共资本。文化和文化资本指的是“一个符号和意义系统”，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①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②客观的形式，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存在，这些产品是理论的实现或客体化，也可以是某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③体制的形式，即以一种客观化的、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如我们在教育资质当中观察到的那样）”。文化资本的提出使有关人类资本的定义超越了经济主义的范畴而具有一定的人文主义内涵。（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载《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P6）总之，只要是能给人带来收益、带来好处的，不管它是什么，都可以叫做“资本”。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知识资本”、“符号资本”、“国家资本”、“国有资本”、“公有资本”等资本理论；甚至还有所谓的“自然资本”理论，将各种自然环境、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也看成是资本。在当下中国学术界理论界，真可谓：此也一资本，彼也一资本，无时无处不资本；开口是资本，闭口是资本，资本话语满天飞。

在此，我们并不一概否认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泛资本”理论在西方社会的学术学理的和实践的意义，但如果脱离这些理论赖以产生的具体历史环境、条件和背景，生吞活剥地拿来抽象地加以运用，这决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做法。从这些理论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发生的现实作用看，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这些资本理论造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遮蔽，使马克思毕其一生而完成了的理论解蔽和由此澄清了的一些基本理论事实重新变得晦而不明。更何况，“资本生产要素论”、“资本创造价值论”这些资本理论，完全是重新拾起庸俗经济学的陈词滥调来对抗马克思的科学经济学思想。无论是遮蔽还是对抗，其结果都是给我们的社会造成许多不良影响，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高度重视。

二、资本话语：严重侵蚀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

其一，“资本话语”在认识论上对资本本质的“扭曲”，使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认识基础处于“不在状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为基础。没有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就没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也就没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和真理基础。

什么是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呢？真理在比较中存在，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不妨拿马克思的观点同前述种种资本话语做一番比较。

第一，马克思区分了社会生产的“内容”与“形式”，并阐明了资本与社会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社会生产的内容指生产劳动进行所必须的构成要素以及由此形成的现实生产力，它由主体-人和客体-自然组成，表征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形式指的则是生产劳动中人与人的社会结合方式，也即社会生产关系，它表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把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区别开来的是社会生产的形式，资本和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在特定历史阶段所采取的一种形式。“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P925-926）但是，资本和资本主义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在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P393-394）由此决定了它的历史性和暂时性。

第二，马克思区分了资本的“内容”与“形式”。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必然产生各种具体形式。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就是资本在其运动中所采取的不同存在形式。就生产资本而言，它又可以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等不同的存在形式。资本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其实质和内容则保持不变，即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雇佣劳动关系”。机器、厂房、原料和辅助材料，工人的劳动力都不过是生产资本存在的不同形式，也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但决不是像人力资本理论所说的，劳动力本身也是资本。甚至，在社会资本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看来，人的肤色、族群身份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本，马克思则认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生产关系中才成为受资本剥削的雇佣劳动者，成为资本体系中的一个活的因素。

第三，马克思区分了商品价值的“质”与“量”，“质的决定”与“量的决定”，并阐明了资本与商品价值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价值的质的决定是一元的，这就是活劳动耗费；而量的决定则是多元的。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都可以通过影响和决定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影响和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而影响和决定商品的价值量。一元与多元并不矛盾，更不能混为一谈。承认科技水平、土地肥力等外在条件对价值量的影响和决定作用，并不意味着必须否定活劳动耗费对价值本质的内在决定作用，从而劳动价值论。至于资本，就其本身而言，无论是与商品价值的质的决定还是与它的量的决定，都没有任何本质和必然的联系，资本并非是商品价值决定的一个因素。

第四，马克思区分了“资本生产”与“资本流通”。资本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这一目的的实现离不开流通领域，但决不能由此就认为价值和剩余价值是在流通领域生产和创造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流通过程只涉及价值的实现和实现的程度，而与价值的本质和源泉无关。流通时间是对生产时间的一种外在“限制”，只有在流通时间为零时，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才可能达到所谓的最大化，但在现实中，或长或短或多或少的流通时间总会通过限制和影响生产时间而限制和影响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言而喻，证券市场只涉及资本流通，而与资本的生产，从而与价值的生产和创造、与价值的本质和源泉没有必然联系。

由上不难看出，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是辩证的：马克思坚持了资本与社会生产的辩证法，资本存在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资本与商品“价值决定”的辩证法，“资本生产”与“资本流通”的辩证法。他用矛盾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承认事物的“差异”、“区别”和“对立”，深入剖析了资本不同于“劳动”、“土地”等经济范畴和经济关系的独特规定，真正展示了事物存在的“多样性”。他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穷究变化，探微发展，真正体现了一种过程思维。与此相反，前述资本话语则是形而上学的：他们无视事物的形式与内容、质与量等的区别，抹杀多样性，否定辩证法，真所谓是黑夜观牛――全是黑牛。他们“用对钱袋的影响来衡量每一种活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P300），一如马克思所批评的，“按照某种类比任意把一切东西拉扯在一起……把极不同类的东西混为一谈”，把什么都看成是价值创造者，把什么都说成是资本，照其逻辑，“眼睛的实体是视力的资本”，连“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P250、211）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处于日常思维层面的“美文学的言辞”，最终必然流于“和泥论”而不是“和谐论”。他们用非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不注重变化，不承认发展，是一种典型的实体性思维。他们责怨马克思“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经济前途”。（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绪论P4）似乎要肯定市场经济的前途，就必须承认资本是创造价值的，必须肯定资本存在的自然性、永恒性、绝对性。在他们那里，“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P211）

因此可以说，前述种种资本话语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混淆是非，将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就是扰乱心智，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糊涂，把清水搅浑。“假作真时真亦假”，真假不分，从认识论上讲，就是一种认识危机，一种真理危机。在此基础上决不会有真正的和谐社会和社会和谐。

其二，“资本话语”在价值观上用资本逻辑的“误导”，使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纽带处于“不在状态”。

积极健康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导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在认识、观念层面，如果说把握真理遵循规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那么，在根本上达到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纽带和核心。

从历史上看，资本和资本家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和谐。其中的价值根源，马克思作了深入剖析：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益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P254、253）结果就形成了意识形态中的三大“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心”被钱袋所包裹，变成了很奇怪的东西。

从现实来看，如果任由前述种种资本话语熏染教化社会，将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我们先看这样一个事例。

从价值观上讲，狼历来是毒辣、凶狠和残暴的象征，那些道德品质恶劣和价值观歪邪的人往往被比喻为“狼子野心”、“狼心狗肺”、“狼贪鼠窃”、“狼猛蜂毒”等。但是，近年来，由文学作品《狼图腾》引发的“狼”文化出版物（如《狼》、《狼道》、《狼的故事》、《酷狼――美国西部拓荒传奇》）对“狼性”和“狼道主义”却大加颂扬，说什么“一只有勇气、有理想的狼，它为所有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生命提供了借鉴。”还认为：“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理想是什么？理想是一种比生存更深层次的欲望”；公然叫嚣：“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只要活着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去死。当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阳光里自由自在地吃喝时，那就意味着我死了。”（参见李建军：《是珍珠，还是豌豆？――评》，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我们不能说这种“狼性”和“狼道主义”的张扬与前述资本话语的宣示没有干系，它恰恰是得到资本话语百般呵护的市场资本逻辑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是用文学语言表达出的市场资本逻辑，是被资本逻辑浸淫后生发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宣泄，它实际上已经捕捉到了“狼道”“狼性”与资本逻辑和性征之间的同质同构性。同属于“狼文化”出版物的《狼魂――强者的经营法则》和《像狼一样思考――神奇的商业法则》就这样讲：“狼的智慧和谋略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狼的一系列行动中，我们看到的是强者与智者的完美结合。学学狼的这些谋略，能使我们在市场竞争中获益匪浅”，因为“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中，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市场角逐中，如果心存善良，对竞争对手一味地心慈手软，那么就会被对方毫不留情地吃掉，这已经被无数事实所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被新的事实证明”。（参见李建军：《是珍珠，还是豌豆？――评》，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像豺狼一样地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处世不正是市场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赢者通吃”的资本逻辑和生活态度吗？这种“反人性、反文明的道德，除了制造‘巨大的混乱’，除了让人们陷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存恐惧之中，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积极的、美好的东西。”（参见李建军：《是珍珠，还是豌豆？――评》，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因此完全可以说，前述种种资本话语造成的结果之二就是良莠不分，颠倒黑白，把好的、善的、美的说成是坏的、恶的、丑的，而把坏的、恶的、丑的说成是好的、善的、美的。从价值观、人生观上讲，这就是一种价值危机、信仰危机。危机之下，哪有和谐？哪来的和谐？

其三，“资本话语”在指导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使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原则处于“不在状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也讲社会和谐，法国的巴师夏就写过一本竭力论证资本主义“永存与和谐”、名为《和谐经济论》的书；即便是封建社会也在宣扬社会和谐，由此才产生了儒家的所谓“和合文化”。但这些都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质的不同。我们追求的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是个极重要的限定词。“社会主义”不言而喻是“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

然而，在我国，围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新一轮大讨论，2001年达到高峰，至今余音未绝。前述“资本生产要素论”和“资本创造价值论”就是在劳动价值论争论中出现的一股质疑和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逆流。他们认为，劳动价值论只承认劳动一个因素对价值创造的决定作用不科学，对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持有者不道义、不公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够用了”，“它无力说明社会主义世界的演变和发展趋势，至少，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走向缺乏理论说服力，特别是同我们正在进行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实践格格不入。”“劳动价值理论同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之间的脱节和抵触，……特别尖锐地表现在它同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的矛盾上，还明显地表现在它同我国旨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和原则的抵触上”。在他们看来，发生这种抵触和矛盾并不奇怪，是必然的。因为，“除了从原始实物交换条件下所得出的抽象劳动以外，劳动价值论不承认其他任何要素也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包括土地、资本、科学技术、经营管理和知识等等。”（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再序、绪论）不难看出，这与其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不够用”了，不如说是“不能用”了；与其说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如说是要否定和抛弃它。但反对劳动价值论决不是目的，其矛头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有的人给省部级领导干部大谈“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却将之归结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三个假定”（经济人、资源稀缺和保护个人产权）和“三个原理”（利润最大化、供求和等价交换）。虽然没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辞，但实际上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架空了，从他的文章里，根本看不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究竟有什么作用，有什么指导意义。正因为如此，这种观点很快受到了回应和质疑。（参见程恩富：《用什么经济理论驾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王东京教授商榷》，载《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9期。）

有人就不那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而是非常干脆地认为，马克思主义解决不了市场经济中的问题。面对社会各界越来越高的质疑批评之声，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说：“光批判不行，关键还得拿出办法来”。言外之意，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才能给中国市场经济以出路。这种看法在高校大行其道，使得学生不愿学马克思主义，“抵触情绪”十足；老师不好教，相当的人觉得教马克思主义“没意思”，纷纷改换门庭。被封为“主流经济学”而春风得意的是那些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顶礼膜拜又极力贬斥马克思主义的人，那些坚定地宣讲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反而成了什么“草根经济学”！

因此完全可以说，前述种种资本话语造成的结果之三就是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种种资本话语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受到全面挑战，致使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处于“话语弱势”，与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极不相称。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却连“老祖宗”都不要了，这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上的危机。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国家领导层的高度重视。这种状况不改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纯粹是一句空话。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任重而道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弱势地位，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人、武装人。为此，必须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

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在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

没有公平，就没有和谐，公平是和谐的重要标志。我们必须承认，一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效率和公平，都达到相当的水平。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社会公平、福利的措施，比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完备得多。”（刘国光：《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载《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但是，也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在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推行了社会保障、福利的措施。”（刘国光：《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载《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马克思早就指出：“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P331）

没有无产阶级长期不懈的斗争，没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持久影响，就没有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进步和成就。这一点也是西方思想界理论界许多有识之士的一种共识。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史专家萨尔沃?马斯泰罗内就认为，“回顾既往，我们可以断言，‘世俗民主’和‘基督徒民主’、‘左翼民主’和‘右翼民主’、‘马克思主义民主’和‘自由民主’都共同参加了今日欧洲的建设，而这往往是人们没有注意到的。”（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P420）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头脑”（思想武器），不仅捍卫了最底层劳动者的权益、尊严和荣誉，而且在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各种思潮的较量中共同参与推动了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的形塑、蛹化和蜕变。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不仅不相“抵触和矛盾”，而且相反，它恰恰是破解现实存在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有力武器，比如，“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问题”和“需求不足与过度消费并存的问题”。马克思“资本理论”告诉我们：“剩余劳动”是资本存在的基础和活的灵魂，没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正是在获取最大化利润即剩余价值的内在目的驱迫下，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这是社会上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生活糜烂、消费过度的物质基础。同时，资本对剩余劳动的最大化的盘剥，必然造成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不足，使社会上丧失生产资料的大多数人生活在赤贫、饥饿和疾病之中。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并行不悖，这是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用的共同结果和写照。

中国作为一个首先取得革命胜利而经济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上需要利用资本的“文明作用”，同样需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引导和价值范导，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明病”。因为，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社会和谐和和谐发展，恰恰相反，资本主导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不断走向全面对抗和冲突的社会。不仅是对工人的奴役式使用导致劳资关系、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而且，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掠夺式使用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冲突；普遍而无情的商业竞争，不仅使（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之间，而且使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处于严重的紧张和冲突状态。从国际范围来看，一个国家的生产越是发达，劳动生产率越高，那里的“劳动强度”，从而对劳动者的剥削就越大，越是超过国际水平。这是生产和交往发展与人的解放之间的紧张和冲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P614）因此，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中引进和发展资本关系并不是目的本身，目的在于“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实现人类社会向更高更文明形态的跃迁。

耐人寻味的是，各种资本话语在中国大地上肆意鼓噪、喧闹之时，2001年第三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的主题正是“人类与资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新审察“资本”，深入探讨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理论共鸣和诉求。我们应在深刻剖析和反思中扬弃和超越资本，而不是进一步伸张资本逻辑，并以之置换、挤兑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弱势地位，从理论和思想认识层面来看，主要着力点有二：

其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科学的学理定位，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特别是当代西方主流理论的关系。从我们国家来看，这些年一些人之所以诽谤、攻击马克思主义，要么是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到怀疑、动摇、抛弃、否定马克思主义，要么从来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定位不准，认识不科学。以经济学为例。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历史发展中，以马歇尔为标志发生了明显的“价格论转向”，其解释框架中的“价值”范畴指向的实质上是“价格”，在种种数学模型包裹下的所谓“价值理论”实质上是一种“价格理论”。西方古典经济学从斯密中经李嘉图到马克思的发展，已经完成了“价值理论”的科学建构，在马克思那里，不仅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且以此为基础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就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而言，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价格虽然以价值为基础，但只有在本原和本质意义上理解才是正确的；价格虽然为价值所决定和限制，但只有在总量和总体上理解才是正确的。价格毕竟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存在和运变规律。价格和价值的关系是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线性对应和决定关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揭示了价值对价格在质上的本原性决定和总量上的限制作用，而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论则借助于各种数学模型和图表曲线多方面、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了价格在市场上的运变特征和规律，提出了许多有利于组织社会化大生产，提高经济绩效，增进社会财富的观点。这当然不是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缺乏自己的价格理论，而是要认识到，承认劳动价值论并不意味着非得否定主流经济学的价格论，反之，接受主流经济学的价格论也并不意味着必须抛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遗憾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过去，我们看不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学理上的这种辩证关系，错误地将之解读为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立的另一种价值理论，在极“左”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作用下，用马克思主义拒斥、否定西方主流经济学。而现在的一些人，同样是因为看不清这种辩证关系，在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的强力作用下，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排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而排斥、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拼凑出种种无逻辑、无体系、无历史的资本话语。在西方，排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曾经是一种单纯的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偏见，这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因丧失价值论基础而成为一种无根的“独断论”，从而陷入严重的理论悖谬而不能自拔。（参见王峰明：《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论转向”的哲学悖谬——一种立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审视》，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我们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充分吸收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但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定位问题，这种吸收和借鉴就是空幻的口号，反过来，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也就成了空幻的口号。

其二，要彻底改变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学科割据的现状，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研究和把握。还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例。商品价值理论可谓是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创立，在方法论上是借助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辩证法完成的。因此，不懂得哲学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思想，就不能真正弄懂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仅如此，马克思开辟的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高度认识、界说、论述经济范畴和经济原理，着力透过人与物的关系揭示把握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独特研究路径和方法，赋予其经济思想以浓厚的“人-哲学”色彩。如果说，不很好地研究掌握高等数学，就不可能很好地研究掌握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那么，不很好地研究掌握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很好地研究掌握其经济思想。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与经济学始终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像巴里?克拉克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是原初的社会科学。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等人均是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社会体系。直到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才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史、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学科。”（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导言P1）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解成不同的学科加以研究，“在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仍然是在所谓‘加强学科建设’的名义下固守以学科为中心的僵化模式，拒绝‘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研究。各学科之间虽然不能说没有任何联系，但大体上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开展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障碍重重。”结果呢？“把学科界限看得太死，结果是哲学越搞越抽象，路子越走越窄；而经济学、政治学研究者则因为哲学素养太低，识别能力差，而很容易掉进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陷阱。”“其结果势必是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得不到彻底清算，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不到认真贯彻，‘东教条’、‘西教条’轮流横行。”（刘奔：《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宣传与应用中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载《学术界》2005年第4期。）的确如此。前述种种资本话语，向马克思主义发起的种种挑战，同马克思进行的种种对话，其他种种攻击、歪曲、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资本理论的倾向，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对哲学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肤浅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些努力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人，则由于不懂得哲学辩证法，在回应向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挑战时显得有气无力、力不从心。例如，庞巴维克等人用来诋毁颠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杀手锏——“价值转型问题”，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看并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因为价格是价值的现象形态，两者的关系遵循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法则。但是若以“计量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就可能是一个永远也得不到证明的问题，任何量化的和实证的研究都未尝不是在往“死胡同”里钻。更为荒唐的是，从某种狭隘的学科标准出发裁衡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在哲学和经济学两方面都受到“合法性”质疑，从事哲学研究的否认马克思有哲学思想，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则拒绝承认马克思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被挤兑成了一种“夹缝”中的学科或干脆说是一种“夹缝学科”，处境艰难，局面尴尬！

流动资产的意义篇8

关键词：营运资金 多重特点 高效运用

一、营运资金的概念及特点

（一）营运资金的概念

企业营运资金一般是指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占用在流动资产上的那部分资金。根据使用周期的不同，营运资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营运资金通常又称毛营运资金，是指一个企业中流动资产的总称；狭义的营运资金被称为净营运资金，是指流动资金中减去流动负债之后的余额。具体地说，营运资金的管理既包括企业流动资产的管理，也包括企业流动负债的管理。

（二）营运资金的特点

1、周转时间上的短期性

占用在企业流动资产上的资金从投入生产到产品出售后变现周转一次所需时间相

对较短，通常会在一年或企业一个营业周期内全部收回，对企业整体运营影响的时间比较短。根据这一特点，营运资金的来源一般可通过商业信用和银行短期借款等筹资方式解决。商业信用可以保证生产经营流通顺畅，极大地发挥着加速资本循环和周转，节省、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保障再生产顺利进行的作用。短期借款是企业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等借入的期限在1年以下（含1年）的各种借款。企业短期借款可以随企业的资金需求情况灵活安排使用，取得程序较为简便。因此，短期借款往往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筹借资金的通道。

2、实物形态的易变现性

实物形态营运资金一般包括短期投资、应收账款和存货。短期投资通常是指各种随时准备变现的有价证券以及不超过一年的其他投资，其中主要指有价证券投资。应收账款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应收而未收的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存货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销售或者耗用而储存的各种资产，包括商品、产成品、半成品、在产品、原材料、辅助材料、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等。

短期投资、应收账款、存货等流动资产一般相对来说具有较强的变现能力，如一旦遇到意外情况，企业出现资金周转不灵、现金短缺的情况时，便可迅速变卖这些资产以获取急需的现金。实物性营运资金的易变现特点对财务上应付临时性急需资金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3、数量的波动性和来源的灵活性

企业流动资产的数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企业内外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时高时低，波动很大。企业流动资产数量波动这一特点，无论是季节性、周期性强的企业，还是非季节性非周期性企业均是如此。随着流动资产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流动负债的数量也会相应发生增减。

企业筹集长期资金的方式一般较少和固定，一般包括吸收直接投资、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向银行长期借款等方式。而企业筹集营运资金的方式却较为灵活多样，通常有来自银行的短期借款、各种短期融资券、企业间的商业信用、应交税金和利润、应付工资和费用、预收货款和各类票据贴现等方式。企业营运资金来源相对丰富多样灵活，其意义在于筹集营运资金时可以根据经营的需要采取多种方式融资。

4、实物形态具有可变动性

按照发生的先后顺序，企业营运资金在现金、材料、在产品、产成品、应收账款和现金之间顺序变化。在生产开始之前，企业筹集的资金为现金；生产过程中因一部分现金用于购买原材料，这样就有一部分现金转变为材料；材料投入生产过程中未脱离加工过程以前，便形成常说的在产品和自制半成品；当产品进一步得到加工就成为下一步准备出售的产成品；产成品经过市场销售直接获得现金或形成应收账款；经过一段时间后应收账款又转化成现金。为此，财务人员必须在各项流动资产管理上按照比例科学合理配置资金数额，以促进资金周转快速顺利进行。

二、基于营运资金特点的管理对策

（一）科学确定营运资金的数量

企业营运资金的数量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结果。当企业生产销售顺畅时，流动资产逐渐增加，流动负债也会相应提高；而当企业产销量走下坡路时，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就会不断减少。因此，企业财务人员必须视生产经营状况，运用可靠的方法预测所需的营运资金的数量，从而正确使用营运资金。

（二）以够用为条件节约使用资金

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关键，是必须正确安排生产经营需要和节约使用资金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其核心是要在确保生产经营需要的前提下，尽力遵守勤俭节约的原则，多方面挖掘资金潜力，最大效果的发挥资金作用。

（三）加快周转速度，提高使用效率

企业营运资金周转，是指营运资金从最初的现金投入到生产开始，直至最终有转化为现金的循环过程。资金周转模型显示，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提高营运资金的周转速度，也就等于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企业要想办法千方百计提高存货、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的运行速度，以便用有限的资金取得最优的经济效益。

（四）科学安排资产负债比例，保障短期偿债能力

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是营运资金的表现形式，他们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能准确地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高低。流动负债是在较短的时期内需要偿还的当期债务，而流动资产是指在短期内可以得到变现的资产。流动资产较多流动负债较少的企业，说明其短期偿债能力较强；反之则说明该企业短期偿债能力比较弱。但企业的流动资产也不宜过多，因为流动负债过少并不利于企业的正常经营。财务管理的实践表明，当流动资产的数量高出流动负债一倍的时候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在管理实践中要合理控制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之间的比例关系，达到既节约使用资金，又保证企业有充足的偿债能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董琼芳. 浅谈企业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及内部控制[J]. 科学与财富，2010（8）

[2]张文平. 总会计师在企业内部控制中的作用[J]. 现代商业，2012（36）

[3]张红. 集团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J]. 会计师，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