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经济的含义范文

外资经济的含义篇1

[关键词] 流动性过剩；融资市场；发展

[中图分类号] F8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0-0177-03

[作者简介] 蒋树瑛，国家开发银行江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金融；

董水平，国家开发银行江西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金融。(江西 南昌 330024)

一、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提出

经济学中，“流动性”是指某种资产转换为支付清偿手段或者说变现的难易程度。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人们常把流动性直接理解为不同统计口径的货币信贷总量，即通常所说的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

关于流动性，学术界主要认为有以下4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整个宏观经济的流动性，指经济体系中货币投放量的多少。第二种含义是就整个股票市场而言，指参与交易资金相对于股票供给的多少，这里的资金包括场内资金(即已购买了股票的资金，也就是总流通市值)以及场外资金(就是还在股票账户里准备随时入场的资金)。第三种含义是指商业银行能够在不遭受损失的条件下，满足存款人提存及支付需要资产的变现能力，即所谓的资产流动性。学术界将其扩展为资产流动性和负债流动性，负债流动性主要是指银行迅速筹集资金以应付存款人提存和支付需要的能力。第四种含义是针对个股而言的，即流动性是指股票买卖活动的难易，也就是说买了这只股票后是否容易卖出。以上4种含义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第一种含义和第二种含义的流动性相关程度非常高，即经济出现流动性过剩通常会引发股票市场的流动性过剩，所以当国家开始收紧银根时，股票市场就会失去资金供给，表现不佳。第三种含义的流动性也与第一种和第二种含义的流动性关联度较大。第四种含义的流动性问题一般认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太显著。

所谓“流动性过剩”，其全称是指“流动性资产过剩”，经济学解释是，储蓄和投资偏好大于消费偏好。欧洲中央银行(ECB)把流动性过剩定义为实际货币存量对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通俗地说，流动性过剩(Excess Liq uid ity)就是市场上流动的货币过多，超出了经济体系的实际需要，即通常所说的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的过剩，也就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过多、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居民储蓄增加迅速。在宏观经济上，它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就银行系统而言，则表现为存款增速大大快于贷款增速。由于现金可以直接用于支付或清偿，认为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因而，有专家通俗地解释说，“流动性过剩”，就是“钱多了”。衡量流动性过剩的最佳指标可以用马歇尔k值(M arshallia n k)，即狭义或广义货币总计数与名义GDP的比值。如果存在流动性过剩问题，那么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即M2)将大大超过货币需求量(以名义GDP为衡量指标)。

我国目前的情况，2000-2006年M0、M1、M2年均增长分别为10.5%、15.3%、16.5%。2006年末，狭义货币供应量为1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5%，增幅比上年高出5.7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同年GDP的增长速度；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4.8%，比上年末高出0.6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存款总额高于贷款总额即存贷差为11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7万亿元。除2004年外，2000-2006年广义货币M2增长率均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长率，M2增长率平均比GDP名义增长率高3.6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使得M2与GDP的比值不断上升，到2006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已达34.56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4.3万亿美元，当年中国GDP总量为20.94万亿元人民币，折合2.6万亿美元，货币存量相当于GDP的1.65倍。而美国自2002年以来M2与GDP的比率一直稳定在0.8左右。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

二、我国流动性过剩的辩证分析

虽然我国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但是，流动性过剩无论是从表象、还是从成因或解决方法上来看，都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金融理论问题，并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货币发行过多、存贷差过大等问题。针对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现象，笔者认为，中国并不真正是钱多得没有地方花了，而是过剩与短缺同时并存的局面，对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必须作辩证分析。

(一)从全球角度看，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贸易、投资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我国和全球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将长期存在，这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前，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储蓄过多，全球储蓄都过多。同时，全球利率低的现状短期内也不会改变，美国9・11以后，美联储连续减息，长期维持1%的低利率，造成全球流动性价格非常低。美、日等发达国家长期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通过贸易赤字输出资金，客观上造成套利交易量加大，形成流动性效应，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入像我国这样的顺差国。

(二)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伴随着我国城乡二元矛盾的加大，流动性在我国经济金融相对成熟的市场中表现为过剩，在发展滞后的市场中则表现为短缺，呈现出全局性过剩和区域性、局部性短缺并存的特征。这一特征突出表现在城乡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城市占80%强，农村不足20%，农村实际上是流动性短缺。近几年，国家加大了“三农”投入，放宽和调整了农村地区的金融准入政策，但与城市比较，财政性、政策性资金投入仍然严重不足，农村金融发展严重滞后，各大金融机构不是积极地向农村输入资金，而且变相地从农村抽取资金。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在商业化、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和发展中，大量撤销农村地区的分支机构，上收信贷审批权；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的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从农村抽走的多，流回的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历史包袱重，机制不完善，难挑支农重担；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在县域地区无机构和网点，支农“鞭长莫及”，农业发展银行虽然在农村有网点，但业务范围和业务专长主要限于粮棉等农产品购销。农村实际上是流动性短缺。

(三)从资金供给和需求看，一方面是储蓄率高，银行流动性过剩，资金供给过剩，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和一些利润率低但社会效益好的项目领域表现为资金相对短缺。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欠发达，基本是通过银行体系来配置信贷资源，而银行的风险评估有其局限性，无法做到以不同层次的金融市场来满足不同层次的投资和融资需要，所以储蓄不能有效地向投资转化，无法寻找出口。而且，投资也未呈现多元化，大量的资金涌向股市、房地产等高回报领域，资金出现绝对过剩，累积的风险也相当的大。这说明国内的资金配置存在结构性的扭曲、不对称，资金配置的效率不高、渠道不畅。需要资金的地方得不到钱，大量的资金需求是通过银行间接融资获得，直接融资所占比重很少。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业主资本和内部留存收益，近年来一直保持在50-60%以上，而公司债券和外部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则不到1%。一些中小企业为了发展，大量寻求非正规金融融资。据中央财经大学地下金融调查课题组的调查表明，地下信贷的规模接近正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的30%。其中，全国中小企业融资超过三分之一的来自非正规金融，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对地下借贷的依赖性越强。从地区分布看，西部6省指数最高，为43.18%，中部为39.8%，东部最低为33.99%。

三、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发展融资市场的对策

毫无疑问，如果不能有效地应对流动性过剩，国家宏观经济将受到严重影响，如流动性过剩会助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增加贸易摩擦，加剧汇率升值，导致各类资产价格的波动，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费，催生资产泡沫，导致商业银行过度竞争，放大信贷风险，最终影响宏观经济稳定。但是，如果有效利用流动性过剩，也会为加速金融发展、解决经济社会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提供前所未有的空间和机会。流动性过剩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挑战，更是机遇。目前资金过剩，也意味着资金比较充裕。我们应充分利用大家对中国经济、对中国金融市场和对人民币有信心的有利时机，利用流动性过剩的积极方面，加强疏导，大力发展我们的市场，特别是大力发展融资市场。

(一)利用流动性过剩，加快融资国际化步伐，推进金融对外发展和对外投资。积极向国外拓展融资市场，加快金融对外发展和对外投资，是当前疏导国内流动性过剩的一个有效途径。对于贸易顺差产生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改变当前对廉价要素资源的过度依赖的贸易政策，调整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提高自主技术和产品含量，“积极扩大进口”，使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由过去的投资――出口外循环为主，转向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力倚重的消费驱动型，从根本上缓解贸易顺差猛增。

另一方面，可以引导金融企业拓展海外市场。金融的国际化发展是一个大趋势，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创造条件把国内优秀的金融企业推向国际市场，用中国经济的发展来带动、影响周边友好国家的发展，在国际上形成对我们有利的发展局面。当前，国内一些大型金融企业在国外开展收购金融机构，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当然，国内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帮助国内大型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从全球范围掌握能源、矿产资源，保持长期稳定的供给价格，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二)利用流动性过剩，调整金融资源配置结构，统筹城乡、中西部、中小企业发展。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核心是资源配置不合理，结构扭曲，有的地方钱多得过剩，有的地方钱少得可怜。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是减少流动性过剩，而是要有效地利用流动性过剩，需要依靠市场手段，发挥政策合力，调整金融发展思路。主要是调整流动性过剩的流向，加强疏导，统筹发展，向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的方向调整。一是从战略高度，从建立和谐社会的角度，调整金融发展思路，改变信贷投向结构，解决农村金融管制过多的问题，鼓励、引导城市、东部的流动性过剩流向农村和中西部，大力开发中小企业和个人信贷市场，统筹城乡和中西部发展，解决资金流动性问题。二是建立依靠市场参数来有效配置资源的调节机制，促使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高成长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同时，大力支持产业整合和自主创新，加速淘汰一些附加值低、污染严重、耗能较高的企业。过去企业重组只能靠行政手段，现在有了充足的资金，市场运作并购重整就成为一个新的活跃领域。三是下决心大力度调整房地产的发展政策，阻止过剩资金向房地产业的高度集中，抑制房地产过度增长。四是创新金融发展模式，鼓励、支持银行业的产品创新，调整金融产品结构，促使过剩资金流入急需的产业升级部门及社会事业发展部门，流入教育、卫生、公共设施、廉租房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三)利用流动性过剩，加快金融创新，完善资本市场。融资迅速多元化，是流动性过剩带来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储蓄率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资金没有找到投资出口，财富积累超过了生活、投资需要，产生出“闲钱”。所以，解决流动性过剩，发展资本市场已迫在眉睫。

首先，要鼓励、支持银行业的产品创新，使之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逐步改变银行业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或购买投资、交易类资产的单一经营模式。要拓展商业银行的运作空间。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发展包括资产证券化，以债券为基础的衍生工具以及多种组合的利率、汇率产品系列和债券品种系列等融资新产品，发展公司和私人理财增值服务，发展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外的理财托管产品，以逐渐改变商业银行的生存方式。

其次，要建立统一完善的全国债券市场，建立多元化的市场风险配置机制，有效配置金融资源，鼓励和扩大企业通过发债方式筹措资金，培养机构投资者，解决我国长期以来间接融资比重高，企业负债率过高，银行信贷手段过度运用的问题。如果没有完善的债券市场，老百姓的资金就是在储蓄和股票之间搬家；而没有债券市场，就像自然生态没有湿地一样，缺少缓冲地段。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发展债市已经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了。

第三，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健全市场功能，构建创投基金的退出机制。能够大量吸收过剩货币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基于技术创新和开发的风险投资市场。科技创新和风险投资市场是一个智力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和市场，它的有效发展能够吸附大量的过剩资金。而且，创投市场的发展还将有利于提高中国的技术竞争力和科研水平，有利于中国逐步摆脱技术依赖的被动局面。

四、结论

总之，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多种矛盾逐渐累积的结果，必须对其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既是一项十分紧迫的现实任务，同时又带有长期性、艰巨性，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多管齐下，逐步缓解。发展融资市场，既要考虑国际因素，逐步与国际金融接轨，支持我国实现在全球的经济资源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支持“走出去”的经济战略，又要考虑国内因素，从整个宏观经济平衡的视角，疏导流动性，引导其向中西部、三农、中小企业、教育、卫生、公共设施、廉租房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流动，同时，还要考虑发展资本市场，寻找更直接、更广泛的资金出口，最终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参考文献：

[1]吴晓灵.流动性过剩与金融市场风险[J].中国金融，2007，(10).

[2]李扬，殷剑峰，刘煜辉.应归流动性过剩的两个基本战略[J].中国金融，2007，(3).

[3]陈元.建设中长期融资市场 支持公共设施发展[J].中国金融，2007，(10).

[4]刘仁伍.流动性过剩的对策[J].银行家，2007，(2).

[5]唐双宁.关于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初步思考[J].经济研究，2007，(9).

[6]张仁寿.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考验智慧[N].南方日报，2007-07-06.

[7]姜建清.金融生态――中国金融发展面临的考验[EB/OL].省略，2005-11-04.

外资经济的含义篇2

自1998年始，我国经济步入“买方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因素，对外经济合作难免受其影响，发展呈放慢态势，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下面我们就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作进一步阐述和分析，并对解决问题的思路作初步探索，以求有效促进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

一、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意义

1、对外经济合作的含义及概况。对外经济合作即国际经济合作（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是指世界上不同国家政府、国际经济组织和超国家界限的自然人与法人为了共同利益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侧重于生产领域）内所进行的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与重新组合配置以及相互间经济政策协调为主要内容的较长期的经济协作活动。主要包括资本要素国际合作、技术要素国际合作和国际劳务合作。在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成为国际劳务合作的重要内容。

从七十年代末期起步始到目前为止外经企业已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过业务；业务领域涉及数十个基础行业及高科技行业；对外提供的劳务也从过去单一的初级劳务为主发展到目前服务的初、中、高兼备，门类齐全的综合劳务结构；截止1997年底，累计签订合同额716.93亿美元，完成营业额482.37亿美元，上交外汇额度3.7亿美元,外派劳务人员154万人次。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外经企业经营业务水平不断提高，规模不断壮大，竞争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到1998年已有23家中国外经企业榜上有名,跻身于世界承包商强手之林。

2、 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意义

（1）对外经济合作有助于发挥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解决国内就业问题。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物力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合作，有利于使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外国丰富的物力资源相结合，既有助于使劳务输出与商品输出共同发展，又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共同发展。有助于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截止1997年底，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外派劳务人员154万人次，大大缓解就业矛盾。

（2）输出劳务，创取外汇。以劳务输出为主要内容的对外经济合作由于不需要大量投资而能创汇，被誉为创汇的“黄金之路”。世界上许多国家，劳务外汇成为非贸易外汇的主要部分，使许多面临贸易逆差的国家大大缓和或弥补了国际收支的不平衡。随着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其创取的外汇占我国非贸易创汇的比重日趋增大，地位越来越高。

（3）能够带动我国的对外出口，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直接输出的是劳动力，由于这些劳动力熟悉或习惯于使用我国的产品，非常有利于带动我国的出口，如承包工程劳务出口的发展，可使许多与工程建设项目有关的机器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料的出口被带动起来。1998年国际工程承包带动的国产设备和材料的出口7.59亿美元。

（4）加强对外经济合作有助于促进我国和其它国家的交流，发展对外友好友好关系。对外经济合作，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合作，而且还能促进不同国家间人民的了解和感情交流，增进友谊，促进相互援助，加强相互贸易合作。同时通过与东道国政府机构、有关企业和人民群众在工作中的合作，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了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我国与东道国的经贸合作关系。

对外经济合作在短短二十年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成绩并不能掩盖问题，对外经济合作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对外经济合作的市场不够稳定，结构过于单一。一方面表现在市场不够稳定，1998年新签合同额1177323万美元，比上年增长3.7%，落后于1997年的增长幅度6.8个百分点，呈放慢趋势；另一方面市场结构单一，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如亚洲、北非等地区，效益普遍不高，而发达国家如欧美日等国家的经济合作由于技术要求较高，其市场难以打入。

2、投资管理不力，效益不够理想。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的经营战略，但是现在有些公司随意投资，到处撒钱，变成以多种经营为主，主业为辅的局面。由于多头投资，资金分散，而且投资可行性研究不够，致使大量资金沉淀，投资效益很不理想，甚至投资都难于收回。境外投资缺乏制约，管理混乱，也是效益不好的一个原因。个别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出现了巨额亏损。近几年，外经企业营业额每年递增都在10%以上，而当年利润增长幅度都大大低于营业额增长幅度。甚至是负增长。外经企业1997年同1996年相比，资金投入增长了40%，但同期利润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重规模、重速度、轻效益、轻管理的思想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有的外经企业由于一味追求经营规模的扩大，不考虑自己的资金实力和管理水平，多头投资，造成资金愈发紧张和管理上的失控，导致发生项目巨额亏损。

3、资金问题制约着外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当今国际承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业主条件越来越苛刻，带资承包项目非常普遍，能为业主解决项目资金往往成为夺标的关键。目前外经企业资产负债率已达近73%。由于资金匮乏，导致外经企业不得不放弃许多很好的项目。外经企业资金紧张，从自身因素来分析，那就是有的企业内部资金调度不合理，占用不合理，导致资金周转缓慢，甚至呆滞。

4、财务人员财务管理意识淡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经济效益的好坏是企业业务部门的事，与财务部门无关，财务部门只负责记帐算帐，这种思想导致了重业务轻财务轻管理。个别企业财务管理混乱，一些财务人员素质不高，会计核算不实，成本费用控制不严，资金周转慢，资产流失严重。

外资经济的含义篇3

【关键词】《资本论》研究对象现实意义

一、《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句话说得十分明白缺又十分含蓄概括。所谓“含蓄概括”，是指马克思没有给我们讲得十分详细和具体，没有把这里讲得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内涵、外延及三者间的关系交代清楚。有的学者把研究对象直接确定为生产关系，有的把生产力也包含在内，还有的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有的人还从语言-德语以及翻译的角度进行分析。

胡陪兆、孙连联系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从《资本论》的内容来考察，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只是指“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而言，将马克思在序言中的话理解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包括直接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研究的范围限在资本义生产方式之内；二是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林岗将认为《资本论》中不同语境下的生产方式的含义有三种：第一是指生产方法和劳动方式，即采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通过什么样的劳动组织进行生产。这是在生产力的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个范畴。第二是指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生产关系特质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范围内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广义的生产关系则指包括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关系体系。第三是指社会经济形态，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林岗认为马克思在序言中的所讲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意义上的，他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解读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生产力基础的生产组织或劳动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卫兴华认为，从整个《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来看，马克思在序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与一定的所有制相联系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方式；其侧重点是生产关系，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揭示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本质，以及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后来，卫兴华以先前的研究为基础，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修正。他研究了法文版的表述，在法文版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修改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那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方式。

二、《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1.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资本论》研究对象的侧重点是生产关系，这对我们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马克思不是撇开生产力而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方面的规律，研究生产方式方面的规律，而且要研究生产力方面的规律。对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统一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借鉴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思路和体系，把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研究作为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辨证统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3.为工人阶级摆脱剥削和压迫提供理论武器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其《资本论》的写作目的密不可分。马克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研究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作为一个最终的、一切服从于它、服从于最后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与最后灭亡的经济运动的规律。这为工人阶级摆脱剥削和压迫提供理论武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张衔.《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讲义纲要[M].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15. 

[3] 朱方明、张衔. 政治经济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4] 胡培兆、孙连成.《资本论》研究之研究[M].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5] 聂锦芳. 马克思《资本论》研究读本[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6] 林岗. 不朽的《资本论》[J].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1）：1-38. 

外资经济的含义篇4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汇率理论　马克思汇率理论　汇率本质

汇率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商品经济发展，货币的产生发展，尤其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汇率是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下面试图通过对西方经济汇率理论和马克思汇率理论的回顾，来浅析对汇率本质的初步认识。

一、西方经济学汇率理论

西方经济学汇率的理论基础是货币数量论和供求价格论。这种汇率理论假定两国劳动生产率是不变的或中性的，从而排除了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价值量对汇率的影响，而仅考虑货币数量的变化或金融资产数量的变化引致的两国货币或金融资产相对价格的变化对汇率的影响。

国际借贷论，它是以国际收支所引起的国际借贷和外汇供求关系的变化来解释汇率的决定和变动的；购买力平价论，它认为汇率取决于两国物价水平的对比，而物价水平又取决于两国的货币数量；汇率心理论，它认为汇率虽然决定于外汇的供求，但对外汇的需求产生于人们用它可以购买外国商品与劳务来满足某种欲望，由于人们对外汇主观效用评价不同，由此构成了外汇的供求关系；均衡汇率论，它认为汇率的决定和变动取决于外汇的供求，而外汇的供求又是由国际收支尤其是经常项目的差额所决定的，因此，均衡汇率取决于外汇资金流量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利率平价论，它认为两国货币的利差尤其是货币短期存款利率之间的差额影响并决定了远期汇率与即期汇率之间的关系，而两国货币的利差又取决于两国货币供求数量的变化；货币主义汇率论，它是在购买力平价论基础上，结合现代货币学派的货币数量论，进一步用两国货币供求关系的变化引致物价水平的变化来解释汇率的决定；资产组合平衡论，它认为汇率表面上是两国货币的兑换比率，实际上是以两国货币计值的金融资产的相对价格，因此，汇率应该是由在两国资本相对流动过程中以两国货币计值的金融资产的供求状况所决定的。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各种汇率理论都是以货币数量论和供求价格论为理论基础的。

总之，西方经济学汇率理论对于汇率的认识有着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但是，由于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和假设前提的固有缺陷，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汇率理论无法科学地认识汇率的本质。

二、马克思汇率理论

马克思主义汇率理论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后期，以马克思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两部宏伟著作为标志。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里，各国普遍实行的是贵金属本位制，因而，货币本身就具有价值，铸币平价构成了不同货币兑换的客观标准，在马克思看来，汇率就是两国货币问的兑换比率或比价，它取决于两国货币所具有的或代表的价值量之比。

马克思主义汇率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所论述的是不同国家在不同生产率水平基础上生产同一种商品所具有的统一价值。但是，由于各国劳动生产率的现实差异，使得不同国家生产的同一种商品所包含的内在价值量并不相同。因而，各国货币所包含的或代表的价值量也就不同。这样，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各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即汇率就是由各国货币所包含的或代表的价值量的多少所决定的。汇率就是指两国货币所包含的或代表的内在价值量之间的交换比率。因此，马克思主义汇率理论显然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汇率理论依据劳动价值论要求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存在一种同质的可以相互折算的价值量，而且，这种价值量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变化而变化。这样，马克思主义认为，汇率的基础则是由各国货币所包含的或代表的价值量的多少所决定的。在马克思看来，影响汇率波动的原因主要有：外汇供求状况、国际收支差额、心理预期因素以及两国货币所具有的或代表的价值量的相对变动。

三、汇率的本质

通过上面对马克思汇率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假设前提以及基本观点等角度分析，我认为马克思比较正确地揭示了汇率的本质，即汇率是国际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国际商品交换的发展必然地要从最初的物物交换、易货贸易过渡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国际贸易，而当货币最终固定在黄金上，各国货币在国际的使用时，必须脱去其民族的外衣，按照纯金的含量进行折算，于是出现了铸币平价，并产生了不同货币之间折算和兑换的标准比率，即汇率。因此，马克思主义汇率理论认为，汇率在形式上表现为用一国货币表示的另一国货币的价格，但实质上汇率是指两国货币所包含的或代表的价值量之间的兑换比率。

汇率不仅体现了两国货币之间的价值对比关系，而且它还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中具有价格传导功能。在国际贸易中，一国商品和劳务的价格通过汇率转换成以另一国货币表示的价格，从而使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在国际具有可比性。在国际金融活动中，不同的货币单位通过汇率转换成外汇市场所需要的货币单位，使国际资金融通和资本流动成为可能。汇率的本质是价格水平，汇率的变化在中长期只与通胀(通缩)相关，名义汇率并不能决定一国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外资经济的含义篇5

（一）与金融深度融合

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性行业，所需交易额巨大，房地产的供给和需求主体都难以独自承担，金融机构的资金渗透于房地产的整个产业链，涉及到房地产市场的方方面面。

（二）房地产属性的多重化

房地产商品不仅具有消费性还具有投资性以及投机性。

（三）政策的干预性强

由于房地产市场的行业关联度高、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大，政府会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等对房地产市场进行管理、调控和监督。

二、稳定的基本含义

（一）有关“稳定”的研究综述

稳定的本质含义是指事物本身的结构稳定或形态、状态等在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能够自我修复完善、相对不变的状态。将其衍生，用于金融、经济等专业领域时，具有以下含义：经济学中稳定主要用于描述经济运行的状态：一是稳定指局部均衡或一般均衡的状态，用以说明：尽管对经济体系有某种冲击，使价格暂时偏离均衡水准，但任能保证获得一种均衡的价格或一整套均衡价格；二是稳定指对经济活动水准波动的一种规范分析方法；三是稳定用于描述经济周期运行的某种状态，即以GDP、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指标来划分的经济周期，其波动幅度趋于平缓。金融学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对稳定进行定义：一是稳定是指具有平稳性，即随机过程理论和时间序列分析中一个过程的概率分布随时间的变化而保持不变的状态。这种含义是稳定用于金融时，对金融中的各个要素的稳定进行数理化描述，对变量的稳定状态进行量化分析和界定。二是稳定特指金融稳定，这种定义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对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进行定义。关于金融稳定，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

（二）稳定的基本含义界定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在不同领域中，稳定的字面含义虽有所变化，但其所蕴涵的本质却是一致的，即一种连续的、变化发展的、相对静止的状态，指事物与外界环境相适应，体系自身功能正常、能够履行其自身职能，并能能够抵御和化解内外部冲击，不存在系统性风险的良性更新、变化、发展的状态。

三、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界定

梳理已有文献，本文认为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应该包含以下方面：

第一，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概念，不是一个离散的、静态的概念，并不需要房地产市场在任何时刻都保持最优状态，房地产市场呈现周期运动的状态（包括收缩和扩展两个阶段、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过程的全部或部分）。

第二，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经济运行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第三，房地产市场各组成要素自身运行正常、能履行其各自的职能，并且能够抵御和化解内部和外部的非系统性冲击、不存在破坏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第四，公众普遍对房地产市场有信心，不出现房地产价格严重偏离其基础价值的现象，没有系统性的泡沫出现。

第五，金融与房地产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协同发展、有序演化。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从正向和反向两个角度对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基本含义界定如下：正向。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是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金融相互融合，自身职能能够正常发挥，能够抵御和化解内外部的非系统性冲击、不存在破坏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体系内各子系统相互配合、协同发展的良性运动发展的状态。反向。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即不存在房地产市场不稳定的状态。房地产市场不稳定包含以下方面：

第一，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各组成要素难以履行自身职能、异常运行，阻碍经济的运行发展。

第二，房地产市场存在自身无法抵御和化解的冲击，存在破坏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公众对市场普遍丧失信心。

第三，房地产价格剧烈波动，严重偏离市场基础价值，存在严重的房地产市场泡沫。

第四，金融支持、过度投机等行为因素蔓延及整个市场，市场中存在明显的群体性非理。

第五，金融与房地产市场无法良性互动、相互融合。信用过度、金融衍生泛滥等情况出现，金融风险和房地产市场风险双向积累、相互渗透蔓延。

综上，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所涉及的内容多、范围广、层次深，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文从正反两个视角对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涵义进行了界定，以为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进一步研究提高理论基础。（本文来自于《时代金融》杂志。《时代金融》杂志简介详见.）

外资经济的含义篇6

论文摘要:掌握和运用正确的经济学方法是马克思创立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必要前提。本文主要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两个方面，对国内外学者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围绕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经济学方法的争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表明他们并不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而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关键就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

马克思之所以能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将劳动价值论发展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法企及的高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实现了方法论的变革，掌握并运用了科学的经济学方法。马克思曾反复强调理解《资本论》的方法对理解《资本论》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这种方法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坚持从物质生产出发，并以发展的、变化的观点认识事物，揭示反映经济现象之间本质必然联系的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在具体研究中，马克思分别采用了以本质抽象为特征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克所说，“劳动价值论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的概括表现，它强调生产关系在经济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不理解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所采用的方法，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国内外学者批判和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观点总体上体现出对待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有意识的直接否定，并试图通过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来否定劳动价值论;另一种是无意识的事实上的不理解，这是他们对劳动价值论做出浅薄或错误批判的重要原因。

一、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否定

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是劳动价值论争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经济学方法论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前者采用的是从现象到本质的科学抽象方法，而后者采用的是从现象到现象的现象描述方法。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这种经济学方法论的对立或争论很早就已存在了，特别是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开始就有了比较集中的体现。马克思认为，斯密的经济学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深人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人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人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斯密在经济学方法上的二重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斯密经济学体系的二重性。当斯密使用抽象方法遇到他无法解决的困难或矛盾时，他就转向了现象描述的方法。如，由耗费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到购买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认识转变，就是这一思维过程的具体体现。同时，斯密经济学方法的二重性对后来的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体而言，庸俗经济学接受和推广了斯密的现象描述方法，而李嘉图和马克思则继承与发展了斯密的科学抽象的方法。从对李嘉图的批评开始，庸俗经济学家就没有停止对在政治经济学中采用抽象方法的批评。萨伊就曾批评过李嘉图的经济学方法过于抽象，他说:“李嘉图先生，有的时候依据过于一般化的抽象原理来推论—这个指责可能是有根据的。尽管李嘉图的抽象方法相对斯密而言已有很大进步，但仍是不成熟、不彻底的。由于李嘉图往往会跳过一些必要的中间环节，直接推论工资、利润、地租等具体概念，进而论证各种经济范畴的一致性。马克思认为，“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末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众多批评者中，部分学者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抽象方法也提出了异议，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庞巴维克、伯恩斯坦和熊彼特等。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体系之所以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分析方法的错误，他宣称，“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的劳动价值论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建立在不稳固的形式辩证法的基础上的。”汇在庞巴维克看来，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没有提供其经济理论的经验证明，而是“以对完全有利于获得其理论的途径的认识而离开这些经验事实的。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基础上的，而且这种抽象不仅抽象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劳动的具体形式，也抽象了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现象，最后“价值就失去了任何衡量性，成了纯粹的思维的构想”，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无法说明那些实在的、经验上可以确定的概念。布劳格也是马克思抽象方法的反对者。他认为，马克思无疑是一个彻底的本质论者，但马克思运用本质论却犯了简单化的错误，他不顾各方面的经验事实，简单地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去研究问题，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符合现实的。

以上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使劳动价值论脱离了经济现实，或者说劳动价值论“错误”的根源是马克思过度使用了抽象方法。通过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来否定劳动价值论，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显然，这些观点是十分错误的。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科学的抽象方法要求“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马克思的抽象方法并没有忽视或背离经验事实，恰恰相反，马克思是在充分占有具体材料和全面把握经济现象的前提下，紧紧抓住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内在矛盾，进行一系列科学的提炼、归纳和概括，从而在不同的层次和角度上成功地抽象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和劳动力、利润和生产价格等一系列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范畴。正是因为采用了这种本质抽象的方法，才使马克思越过复杂经济现象的层层迷雾，深人经济现象的本质，探求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之所以是科学的，还在于它不会机械地、不分主次地观察和理解经济现象，而是在研究中将那些外在的、偶然的、非本质干扰因素排除出去。在研究价值的本质规定的过程中，暂时不考虑货币因素、供求关系和剩余价值，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必需的。

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与庸俗经济学家所采用的现象描述方法是有本质区别的。庸俗经济学家由于不想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而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以他们就不可能接受或采用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方法，而是满足于从经济现象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庸俗经济学家往往迷恋于经济现象之间的直接的、数量的、表面的联系，只是在效用、价格、利润这些表面现象上兜圈子，而不能理解价值、剩余价值和生产关系这些本质因素;只是研究了人与物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研究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庸俗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很复杂，运用的数学方法很高深，但这都不能掩饰它们实际抽象程度很低的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说:“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

二、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理解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以本质抽象为特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理解马克思在寻找价值源泉中所采用的抽象方法的科学性。马克思抽象掉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并将商品的本质规定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而庞巴维克认为:“在交换过程中，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不论是衣的使用，食的使用，或者屋的使用，当然是不相十的，可是一般的使用价值绝对不是不相干的。我国一些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如，有学者认为，“可将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能为一个人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满足，称为‘抽象的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共同的质。将效用作为价值的源泉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商品的价值源泉不只有劳动一个，而是有多个，相应的就产生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马歇尔的“四要素论”、配克的“商品价值论”等多种关于价值源泉的理论。近些年，我国一些学者也对马克思将价值源泉唯一地归结于劳动提出了异议，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新劳动价值一元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等。如，有位学者认为，“说社会必要劳动创造价值与说劳动自身的生产力与劳动的资本生产力以及劳动的土地生产力共同创造价值，都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

正是因为马克思采用了科学的抽象方法，才使马克思从商品的实际价格这一表层现象开始，逐步探寻到生产价格、交换价值、价值，并最终将价值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这一深层本质。将商品的本质归结于价值，并将价值的源泉唯一地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最为本质的抽象内核，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区别于其他一切非劳动价值理论的最根本的特征。对马克思抽象方法的不理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否认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重要原因。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将商品的价值归结为所谓的一般使用价值，即与商品自然属性有关的人的心理或生理现象，必将使价值规定失去社会属性和客观衡量标准，因而是极其错误的。马克思对萨伊的“三位一体的公式”曾作过多次批判，深刻指出这种庸俗观点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歪曲成为物与物关系的典型表现，并用表面的经济现象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费用—资本、土地、劳动，而这些费用又决定于供求。这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价值规定。”马克思对萨伊的批判同样也适用于以上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的理论。

三、对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不理解

《资本论》的整个叙述结构体现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只有通过深人研究抽象出经济现象的本质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要求思维行程要从事物最本质、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规定出发，运用概念、范畴等本质规定在理论上把经济现象在逻辑上和思维中还原和再现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确立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等本质规定后，又在第三卷将之发展成为对利润和生产价格等具体经济现象的解释。因此，从第一卷到第三卷是一个从“抽象本质”到“思维具体”的过程。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并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没有看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这个逻辑发展过程，而只是看到第三卷和第一卷之间形式上的所谓“矛盾”。国外学者关于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和国内学者关于两种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就集中体现了对马克思叙述方法的不理解。 关于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是国外学者围绕劳动价值争论中最主要、最持久也是影响最广泛的争论。这一争论的实质在于说明《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理论和第三卷的生产价格理论是否是矛盾的。庞巴维克认为，“我感到困惑:在这里，我没有看到对一种矛盾的解释，而是赤裸裸的矛盾本身，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同第三卷的矛盾，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不能同价值理论相一致。像庞巴维克一样，萨缪尔森宣称，《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是“两个可以代替而不可能调和的体系”，而且“价值向价格转化”意味着完全放弃第一卷的价值概念，代之以第三卷的价格概念。显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不理解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也不了解马克思在论述价值转形过程中所经过的一系列中间环节，如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等。事实上，价值转形理论并不会否定价值规律本身，而只是使价值规律在贴近于经济现象这个层面上有了生产价格这一新的表现形式。虽然转形后的商品生产价格往往会与商品价值不一致，个别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也往往会与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不一致，但全社会的总生产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总剩余价值也仍然等于总利润。

关于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也是我国学者围绕劳动价值论争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所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是否存在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如何。关于商品价值量由哪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最终产生了三种意见:一是由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二是由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三是由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事实上，理解了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就不应产生所谓存在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疑问。商品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价值量决定的本质规定。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决定了作为劳动价值论抽象概念的具体化，第三卷所要解决的是利润和生产价格等贴近经济现象的问题，而绝不会对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重新作出不同于第一卷的规定。也就是说，价值量的决定作为一种本质抽象的规定，在第一卷中已得到完全解决。所以，两种含义的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本身就体现了我国部分学者对马克思叙述方法的不理解。通过论证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所谓“矛盾”来否定劳动价值论，与通过论证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所谓“矛盾”来否定劳动价值论，这两种观点并无本质不同，实际上都体现了对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的不理解。

四、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均不理解

以上分析了由于对马克思研究方法或叙述方法不理解所引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或否定。如果既不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又不理解马克思的叙述方法，结果之一就是对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即严格限制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条件和范围。

在某种程度上讲，为劳动价值论设定严格适用条件的观点都继承了斯密的传统。斯密认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耗费劳动决定商品价值这一原理才能成立，即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初期野蛮社会”，而不适用于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产生以后的“进步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斯密之后的众多国外学者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的抽象及“根据抽象所发现的问题，是在一定界限内才有其价值的”。熊彼特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在他看来，“第一，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条件下，它完全不起作用;第二，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它也从来不曾顺利地起作用，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因素，而且一切劳动都是同一性质的。如果这两个条件中的哪一个不能得到满足，就得引人额外的假定。而分析的困难就会立刻增加到无法收拾的程度。”萨缪尔森也持有类似观点，他认为，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历史萌芽时期的伊甸乐园”，当“伊甸乐园”变为过去，即土地稀少和地租产生后，商品交换的价格比率除了碰巧具有相同土地和劳动耗费的极个别例子外，永远脱离了商品中所物化的劳动含量。萨缪尔森断言，“应该指出:以它的简单的形式而论，即使在一个最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论也会导致不正确和没有效率的劳动和非劳动资源的使用。杰弗·霍奇森也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它的出现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初期的经济现象，但不能就此认为它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它不具有普遍性。我国一些学者也提出类似观点，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三个暗含前提:一是物物交换。二是假定劳动以外的要素都是无偿的(这一观点与萨缪尔森是一致的。萨缪尔森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似乎否认稀缺的土地和时间因素也是竞争成本和真正的社会成本”。三是假定劳动是简单劳动。以上观点的共同点在于，一方面，他们不理解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方法，认为马克思没有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进行抽象，而只是描述了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状态。另一方面，他们也不理解马克思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而完全忽视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科学分析和说明，从而割裂了本质规定和思维具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外资经济的含义篇7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ff after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inly due to a sufficient basis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actively attracting and utilizing foreign capital,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mployment, expanding export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 have a brief analysi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China's domestic economy.

关键词：经济投资 经济发展 国外投资 经济促进

Keywords:economic invest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eign investment Economic Promotion

随着我国改革30余年，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广大企业和投资者一方面应清楚地看到，投资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的原动力之一。 投资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体系。不同类型的投资和不同形式的投资，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其涉及面极广，涉及整个社会，并且从投资系统的内部来看，它是一系列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子系统结合起来的有机整体。我国是当今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国外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我国的社会经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投资的概念及分析

所谓投资，在经济学中也被定义为“将现在的消费，通过某种媒介转移为将来的消费的行为，是为获取利润而进行的资本投入”。然而，投资在其不同的社会形态与经济运行格局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投资通常是指为获取利润而投放资本于国内或国外企业的行为，主要是通过购买国内外企业发放的股票和债券来实现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通常是指购置和建造固定资产，购买和储备流动资产(包括股票、债券等)的经济活动。所以可将之定义为：将一定数量的资金(有形或无形的)投放于某一对象

(包括股票和有价证券等)或某种事业，以期获得一定收益或社会效益的经济活动。因而“投资”一词其本身就具有双重含义，它既用来指特种资金，又用来指特定的经济活动。

二、国外投资资金运用形式和投入行为的程序分类

按形式和程序划分，投资可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

2.1直接投资

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将货币资金直接投入于实物资产，即投资项目的建设或购置以形成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投资方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外投资基本以以上形式为主，对促进我国 发展，带动人口就业，扩大出口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2.2间接投资

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以其货币资金用于购买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资产，即有价证券等，以期获取一定收益的投资方式。

金融资产是一种合约，表示对未来现金收入的合法所有权。它的价值与其物质形态(通常是一张纸)没有任何关系。金融资产的所有者是投资者，也就是贷款方，而金融资产的发行者则是借款方，也就是同意在未来的某时、某点以现金偿付的经济实体(通常为银行、股份公司或国家政府机构)。金融资产是和实物资产紧密相连的。金融资产(如公司的股票、债券)是一种金融工具，它们资助实物资产的形成和配置，同时金融资产的未来收入又是由实物资产的运作产生的。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没有金融资产，实物资产便也无法在各部门、各企业中流动和重新配置，生产也就无法顺利进行。

三、国外投资与国内经济发展

3.1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一个健康、良好的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积极的、重要的，且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问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水平决定投资总量，即投资总量大小主要由上期国民收入多少和积累率的高低所决定；另一方面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技术水平和拥有的资源量既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总量的大小及其增长率。反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投资量有限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技术进步或技术含量的大小。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济发展迅猛。统计表明，2006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达到了10．6％，2007年为11．9％，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及2009年我国GDP增长速度虽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在8％以上的高位，分别为9．6％和8．7％。与此同时，上海2008年及2009年GDP的增长分别为9．7％和8．2％。一个城市吸引的外资越多，经济增速越明显。

3.2投资间接促进经济进步

投资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投资对技术进步有很大的影响力：一方面，投资是技术进步的载体；另一方面，技术本身也是一种投资的结果。所以，技术进步的产生和应用都离不开投资。事实已证明，在技术进步方面投入越多，技术成果也就越多，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也越发显著，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

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国外企业通过新建或收购工厂的形式对某国进行投资，这对投资流入国还会带来额外的好处。它们会带来新的技术，新技术在该国经济中扩散有助于提高很多部门的生产率。

综上所述，为使我国在经济建设及发展过程中，有效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以科学的发展观，提高企业的技术含量，降低运营成本，最佳地利用外资，从而获得良好的投资效果和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罗宾，韦尔斯，.宏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03

外资经济的含义篇8

德、英、美等国的学者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同样缺乏深入研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论述没有全面把握，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误解。本文仅对此作些剖析。

一、德国学者的上层建筑定义之缺陷

1998年，德国学者柯尔希纳、米夏利斯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是这样界说的：“上层建筑(nberbau)：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这个词条指出上层建筑是“比喻性”名称，但从中可以看出词条编写者没有悉心研究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予的各种不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意义之间曾发生过转变，因而导致他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大杂烩式的说明且具有随意性。词条把马克思并没有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列举其中，又根本忽略马克思曾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信用与虚拟资本这类内容，因而它貌似全面但实际存在缺陷。

其实，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时灵活多变、赋予它复杂多样的含义。这些含义主要有三种：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还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喻指思想、意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著作中则赋予“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柯尔希纳、米夏利斯的上层建筑定义中不仅未提及信用与虚拟资本方面的内容，也根本没有说明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只是将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等概念并列在一起，称它们是“比喻性的集合名称”。这显然失之笼统而缺乏精确。

只要具体分析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所喻指的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含义，就可以知道其缺陷何在。

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中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思想、观念，他主要是借助这一概念去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揭示社会意识是超出社会存在之上的“上层建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市民社会这种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及其作用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即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意义上首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所指的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他们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他们在该书中还有“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提法。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含义。他在分析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共和党人与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时写道：“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思想家从理论上构造上层建筑的角度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及农民时，说在农民的“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

马克思更多的是在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或政治行为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这里引述一些典型的论述作为例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这里的“全部上层建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则是在“国家的政治形式”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的。在《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又有“国家全部上层建筑”的用法。他写道：“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也是用政治上层建筑概念喻指国家政权。针对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这样评论道：“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也几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即国家从事非直接生产活动的部门。他写道：工人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也赋予了政治结构的意义，并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的提法。在正式公开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作为阶级统治机器的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也是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尽管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tiberbau译为“上部结构”，但该概念用于揭示社

转贴于论文联盟

会的政治结构的意义并不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是在谈及铁路发展的作用时写道：“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

马克思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政治行为，是在《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中议论英国时政，其意义具体指的是“内阁的擅权”。其行文是：“摧毁它的上层建筑，即内阁的擅权”。此外，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使用了“法律的上层建筑”提法，其意思就是指继承权：“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

上层建筑概念用来喻指信用与虚拟资本、汇票等主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文章中。例如，马克思在《贸易和财政状况》一文中，在信贷与虚拟资本如银行券、债券类的意义上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他主要是引述伦敦的政府机关刊物《经济学家》的文字：“在这种资本的狭小基础上利用信贷建立起来的巨大上层建筑，不能不使人担忧。”马克思在摘录经济学家配第的《赋税论》时，其笔录中的上层建筑概念之意义与货币流通量有关。马克思摘引的配第的原话是：“我断定，这一点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第3篇中，马克思在研究“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业利润和一般利润率”时，也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一般说来，商人和银行家自己的资本只是据以建立起巨大的上层建筑物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中，引用上层建筑概念具体指汇票。他引述的是威·里瑟姆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中的话：“汇票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则是在信用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论及蒲鲁东主张建立无息信贷的银行并误解商品对货币的关系时，也是在信贷制度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说：“蒲鲁东发明‘无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 du 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

由上可见，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主要包含三种喻义：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对其所赋予的含义发生过转移变迁，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变化，显然，说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是不周全的，它在使用过程中也不只是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

二、德、英、美等国学者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种种误解

柯尔希纳等人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的界说不周全表明德国学者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缺乏系统全面的阅读，因而对上层建筑概念的理论造成误解。

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存在误解甚至连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也不能免。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展开过讨论。但是该学派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也未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只是片面地抓住马克思的某些论述做文章，他们在用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来观照马克思的学说时走人了否定这一学说的境地。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即用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来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一书中，哈贝马斯这样指出：“自19世纪的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而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曾经以这种格局显示过自身的优点。于是，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diebasisideologie)实际上瓦解了。——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私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于是，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这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真正新的东西——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用自我调节的方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哈贝马斯在这里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他由此而出发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对上层建筑概念误解的情况在英国学者那里也同样存在。英国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并认为还存在“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英国学界自20世纪30－80年代，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层建筑能否与经济基础区分开来这类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也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乔治·莱尔因(jorge larrain)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讨论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具体侧重“讨论意识形态与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莱尔因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传统的三维表现必须在意识的生产中得到检测。虽然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似乎限定在法律的政治的层面使用上层建筑概念，其他文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上层建筑概念则包括政治和意识两者。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三维表现想要表达的理念是社会意识形式不是自主的，它们不是来自于自身，其基础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然而“不难看到，三 转贴于论文联盟

维性比喻的一些喻含意义有可能导致混乱，也确实引起与它想要说明的意义正好相抵捂。”在1986年出版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莱尔因对一些否定马克思“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的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他声称：对于“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他已在自己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中作过论述，现在有必要探讨一下“批评家们的观点”。莱尔因写道：“也许，对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的最常见的批评是，人们无法准确地把经济结构与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说明，如果不能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那就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普兰茨认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因此，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对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普兰茨，1971年，第42页)。海伯罗尔也认为，意识要素充满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很难‘划定物质领域的界限’(海伯罗尔，1981年，第48页)。--莱夫坚持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总的说来，‘基础——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莱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61年，第172、174页)；在费尔恩和阿克顿那里，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费尔恩：《马克思的历史概念》，1939年，第101页；阿克顿：《时代的幻想》，1955年，第164—165、167页)”。从莱尔因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提到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只不过否定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学者是因为把上层建筑理解为社会意识，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社会存在而得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则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结构本身无法分离。不过，莱尔因接着指出英国学者科亨从两个方面反击了这些指责：“第一，他说明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区分是可能的，因为无需借助法律概念就可对经济结构作出规定；第二，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区分开来也是可能的，因为在社会存在的定义中，不包括思想要素的运用”。但莱尔因认为科亨“把意识从上层建筑中排除出去，确实消除了基础——上层建筑结构中的某些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怎样认识意识的决定作用这一问题”。科亨的努力不是完全没有成功，“但收效甚微”。莱尔因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也没有系统研究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因而陷入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中难以自拔。

美国有些学者对上层建筑理论亦存在误解，一些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结构”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美国学者更是否定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例如，约翰·麦克莫策(john mcmurtry)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大有问题，即它意含着技术型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市场关系。由于马克思在《(政治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那“‘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就会扫落在地”。如果说其中几种关系同时存在的话，这就模糊不清了，那马克思不是存心困惑我们就是存心欺骗我们。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最关键的范畴——生产关系——是一密码。当去解码时，马克思弃我们于‘混乱的地狱’。”从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出发，麦克莫策进而指出：何谓“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清楚。一方面，这种上层建筑交叠于如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方式里，“即是说，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另一方面，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所有工序都受制于一些非技术类的规则和法律——这就不能认为这两者是可分开的。因法律一政治的上层建筑以某种方式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牵涉，这样马克思视它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因素就好像是在概念上变的戏法。”麦克莫策这里其实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是由于他持反对马克思的立场，最后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说明，反而从他手中溜走了。

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弗·杰姆逊也是因为误解上层建筑理论而认为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经典式的区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不能令人满意。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这样指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这一理论属于十九世纪所特有的对意识的复杂性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也许首先可以看成是弗洛伊德尔后所称的思想界的‘哥白尼式革命’的一个阶段。”但是，在社会自身发生改变的今天，“马克思经典式的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这种区分似乎可以将基础和上层建筑绝然分开”。

这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的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概念则未免有失轻率。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因为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这种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从系统观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并且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一面，没有看到上层建筑仍有独立发展的一面。无论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也无论怎样因政治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而使政治形式多样化、网络化，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带仍然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子系统的地位永远不会从社会中消失或溶解于另一个子系统经济基础中。莱夫、普兰茨等人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因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等说法，其原因是未在政治结构意义上理解上层建筑，未仔细辨别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含义的转移变化；或受苏联理论界人士解释的影响，例如把社会意识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或将其作为一种并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于是产生了莱尔因所说的那种理解困难。同样，杰姆逊也是因为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完全等同为上层建筑理论，才会产生“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的看法。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提法，会导致“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扫落在地”。他看到了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入生产力的实施之中，却从此出发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内在相关联的一面来否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区别的一面，可惜却得出了否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错误结论。

归结起来看，国外学者所谓难以划清上层建 转贴于论文联盟

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界限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由于现代社会中政治的经济功能大大加强，作为国家政权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情况突出，导致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独立存在。(2)由于对“观念的上层建筑”关注较多，又受苏联理论界尤其是斯大林有关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把社会意识看作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便产生了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难题。其实，这个所谓的难题只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方法即可解决。然而，这些学者在没有弄清问题本身的前提下去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并且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只能混淆问题而不可能解决重构的问题。

三、西方学者误解上层建筑概念的其他因素分析

百余年来，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中包含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或国家政权意义被学界引述、研究和争论，因为它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息息相关，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学界争论的问题，也是苏联和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问题。这种情况，首先可从语言学寻找原因。考茨基在192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明“造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误解和解释”。“这种情况，一部分也许是由于马克思在这里使用比喻而引起的。比喻即使用得十分恰当，也永远是不完全的，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考茨基指出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的看法十分正确。

确实如考茨基所说，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已造成历史性误解。这也许是语言文字的本性使然。马克思在表述上层建筑时使用了灵活多变的话语，但他使用的是传统人工语言之一的字符语言(又称书面文字语言)。这种语言虽然能够突破时空定位限制进行表意传情，但它毕竟不是数学语言(如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式：e＝mc2)或数码语言(数字和代码语言，如计算机语言)那样内涵精确、极度抽象并呈中性化、能够完全突破时一空定位的约束。传统字符语言虽然每一独立的意符及引申外延一经约定俗成其所指意义就明确无误，有一些能够长期保持不变，但也有许多有关人类社会的意符却会随时而变。这就会造成读者对作者的误解，尤其当读者面对那些超时空的书面文字语言时，这种误解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故此，当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著作时，由于存在巨大的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误读误解就在所难免。字符语言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带有情感色彩，而且还有比喻、隐喻、讽刺、影射、反语等非字面含义。如果读者与作者不处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或只按字面意义去进行理解，就不能准确把握作者在文字中的表意传情，准会发生误解。

当然，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没有全面、系统阅读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没有把握上层建筑的全部喻义。上层建筑概念包括信用和虚拟资本、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政治权力等含义，在争论中西方学者基本没有关注或涉及。从语言学角度说，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些属于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金融学领域的内容最需要的是概念明晰、观点清楚，比喻性的说法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记载这些内容的文字虽然同样含藏于马克思著作中，以文本形式存在，但并没有进入理论界的视野，理论界和哲学界将它们似乎忘却了。至少，从当年马克思的追随者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到苏联、中国及东欧诸国的理论界和哲学界，再到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及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中所包含的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内容。

上层建筑概念的多种含义表明，对马克思的每一次上层建筑概念具体使用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任意将其含义混淆或任意换用，也不能将其全部含义字典式地罗列起来，如不能因马克思用上层建筑喻指过信贷就把“信贷上层建筑”也列入上层建筑总概念。并且，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随着他思想的发展，他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更加确定地赋予了“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这表明，以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为界，马克思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根本性的转移。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深刻思想和巨大影响，理论界、哲学界更加关心它涉及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还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里，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朗：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同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显然，上层建筑的含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和变化。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已经不是用来指称社会意识，而是用来指称与经济结构相对称的政治结构。并且，上层建筑含义由意识的规定向政治结构的规定转移、变化后，在马克思那里不断得到强化。1872年，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更加明确地在“法律的政治的”结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在《资本论》(第1辑)第1卷第1章的第31个脚注中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但马克思在引用中作修改时不仅把直接引证变成间接引语，并且把“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语作了删改：“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一删改把上层建筑的规定变得简单、明白，“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一语删除后，社会意识形式不再被表述为一种独立的上层建筑形式与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立或外在地结成一体的东西了。这同时为后人理解他的上层建筑概念意义重心的转移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不像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 转贴于论文联盟

著作中说得很明白：上层建筑在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同时又深深契入经济基础之中；思想意识既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决定又对它们发生反作用，并且它内含于前两者之中，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说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生产关系”是“法的关系”的说法，只不过表明马克思在划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或划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时，更看到了这两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相互贯通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意义重心转移后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和社会精神文化结构或社会意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它们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虽然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有了巨大发展和变化，当代社会上层建筑出现了许多新形式和新特点，但这正好能检验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的正确性，而不能成为否定它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