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在华30年

1978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可以看作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一个起步阶段。如果真正细分，1986年才可以看作正式的起步阶段。

“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1978年，应邀访华的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墨菲如此询问当时主持接待的李岚清。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在撰写《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记录下了这个生动的片断。

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初，有人第一次提出了“合资”的概念。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设想中，邓小平的策略是主动“引狼入室”。即通过“引进国外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来拯救中国已趋于瘫痪的经济。在1978年6月22日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胆子放大一点”，“搞它500亿”的观点。之后，他亲自去日本、新加坡等国进行招商引资。

正是这种想要和世界接轨的急切心情，换回了当年78亿美元的外资引进协议合同，其中有一半是在年末的10天时间内抢签的。

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之后，相关部门又陆续制定并颁布了很多法律和法规，给利用外资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真正意义上的首家合资企业，是1980年4月由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和香港中国航空食品公司合资成立的北京航空食品公司。

1980年8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工作进入探索和试验阶段。

当时基本没有独资，都是合资合作，外商也不敢独资。中国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根本就搞不清楚独资是怎么回事。

刚开放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外商来了之后就住招待所，北京饭店就那么一个，还是接待国宾的。投资者进来之后找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正大集团的席国民，是最早来大陆投资的外商之一，他曾回忆自己第一次去深圳考察的情景，住在深圳市委招待所，里面什么都没有，洗手间也没有，一间屋子只有两张床。

有了需求，就会有项目。开始规模大一点的投资基本上就是几个饭店，如广州的白天鹅酒店，都是几百万美元的合作项目。制造业的合作也有一点儿，最早是深圳的制鞋制衣。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对外开放渐次推进，初步形成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推进的格局。

这一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特点是强调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示范作用，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华人华侨投资的带动效应，“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蓬勃兴起。

但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绝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于港澳台地区，而来自于欧美日的跨国公司投资所占比例很小。

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建设资金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外资的利用大大减缓了资金不足的矛盾。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到2001年，基本上算是逐步增长。

在我国利用外资取得初步进展的同时，对利用外资的批评甚至责难也聒噪而起。这就是所谓外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一时间，外资又开始在国门之外踌躇不前。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992年春天，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明确了大胆利用外资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全国掀起了吸引外商投资的新一轮热潮。

1992年是中国对外开放从进入过渡到扩大的阶段。外商投资大规模涌入，对外贸易持续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到1994年，利用外资从突破100亿元，很快就扩大到200亿元、300亿元。那时候一年就有几万个合资项目，当时哪个地方不引进外资就好像思想不解放似的。这样一方面开始有了比较大规模的制造业，有了几千万、几亿美元的项目，整个外商投资水平较以往相比上了一个层次；另一方面就是服务业开始开放，1992年、1993年之后开始有商品零售、外贸企业、外资银行，那个时候叫做试点式开放，这是4大的突破。

以全球500强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上世纪80年代初来华投资的绝大多数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企业。但在这一时期，制造业或是服务业的巨头，例如通用汽车，西门子、摩托罗拉、IBM等等都进入中国。

外资企业成为缓解中国就业压力的巨大泄洪阀，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外商看好中国市场的重要因素。有数字显示：57％的外企认为劳动力资源是其投资获利的主要源泉，93.4％的外企对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感到满意和基本满意。中国平均吸收1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便可创造2900多个就业岗位，有效地缓解了中国就业的压力。

但是这种情况没几年，国内开始害怕了：1993、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0％，政府着手治理整顿经济过热。然而经济过热压了一年，通货膨胀却没有压下来。投资下来，为什么通胀还没有压下来?看来看去发现只有外来投资那个时候翻了一番，于是外资立刻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引发通胀、冲击民族经济，吞没民族品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罪魁祸首”。

这就有了第一次外资大争论，当时的《经济日报》很大的版面都是抨击外资。有一次国务院18个部委开会，基本上只有2个部委支持引进外资，其他16个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这种激烈的争论一下就把外资的势头打落下来了。

第三个阶段就是加入WTO至今。

利用外资的高潮就是两三年的时间，到1995年的时候，中央治理整顿就结束了。但是它的惯性在延续，还是在增长的，不会一下子就掉下来。

通常大家都把加入WTO之后算作一个单独的阶段，其实在利用外资上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也并未出现1993、1994年的那种高潮。

2001年没有很大的变化，从数量上找不出来像邓小平南巡以后外资一下子增长了一二百个亿的高峰。之前普遍的舆论认为加入WTO对中国吸收外资是利好。而加入WTO之后，并没有提供这种投资机会，整个环境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政策上也没有更市场化。外资只是还在增长而已，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高峰。

服务业这一块儿有四种形式：金融、银行保险、电信、分销贸易，当时说有一个过渡期，之后就开放。加入WTO之后，对外商投资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2006年到过渡期，你审视一下就会发现：我们所谓的“新开”还是那个试点开放的地点，只不过原来叫做试点开放，现在多了一个时间表。

2006年又开始讨论外资的利与弊。和十年前没什么区别。

当时有个例子，德国说希望与中方一个企业合资，大家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德国人居心不良。当时一个管外资的处长，亲口对我说，不管中央批不批，他是坚决否定，即使丢了“乌纱帽”也在所不惜。那个时候这个企业连流动资金都没有，而且市场确实需要新产品，但是企业没钱搞技术改造，最主要是当时货卖得很好。当时只要有流动资金，生产就能维持运转。企业没钱，不合资就会死，但那时就是企业死也不让外资进来。

再反过来看现在，又在炒粮食安全，外资控制猪肉价格。刚好我前几天还参加养殖行业的会议，对养猪这块也了解一些，中国整个养猪行业最要命的问题就是没有商业化，这样猪肉的质量就没有保障。要是由几个大企业成规模的来做，还会敢随便添加东西么?大企业养猪的饲料是非常严的，因为投资几千万、几个亿的资金是关系企业存亡的。但是农民不会管这些，他关注喂什么会长膘，哪个收入高，这是控制不了的。

中国到现在为止对外资没有一点基本的认识，到底利用外资干什么?外资进入中国已经30年，中国仍没有稳定的外资政策，也没有对外资最基本的正确认识。外资能解决什么问题，什么东西是用法律来管的，什么东西是需要政府用政策来监管的，什么东西应该是让市场来做的。这并不是多么高深的理论。

很多专家出来说，现在中国不用利用外资了，因为利用外资的基本理论就是“双缺口”，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外汇的缺口，现在我们不需要了。但是，中国的利用外资和一般的利用外资是不一样的，中国首先是体制不同，然后是特点不同。中国的企业最主要的问题是转轨，这个时候需要市场力量越大越好，不管是民营的外资的，越大越能推动你转轨，因为加快转轨是中国最大的利益所在，转轨慢了就有很多东西损失掉。

当然热钱是一个问题，但是热钱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外资的问题，监管是一个要命的事情。假如仅仅是并购品牌，搞产业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投资实体经济。中国现在害怕外资并购民族企业的龙头企业，这种担心是很荒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