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1篇

第二条本法所称的外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国有关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不包括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

第三条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且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或者产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

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由国务院规定。

第四条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投资、获得的利润和其它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保护。

外资企业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得损害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条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六条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审查批准。审查批准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九十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第七条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经批准后，外国投资者应当在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三十天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外资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该企业成立日期。

第八条外资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

第九条外资企业应当在审查批准机关核准的期限内在中国境内投资；逾期不投资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吊销营业执照。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外资企业的投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第十条外资企业分立、合并或者其他重要事项变更，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应当报其主管部门备案。

外资企业依照经批准的章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不受干涉。

第十二条外资企业雇用中国职工应当依法签定合同，并在合同中订明雇用、解雇、报酬、福利、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事项。

第十三条外资企业的职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外资企业应当为本企业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

第十四条外资企业必须在中国境内设置会计帐簿，进行独立核算，按照规定报送会计报表，并接受财政税务机关的监督。

外资企业拒绝在中国境内设置帐簿的，财政税务机关可以处以罚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责令停止营业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第十五条外资企业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需要的原材料、燃料等物资，可以在中国购买，也可以在国际市场购买；在同等条件下，应当尽先在中国购买。

第十六条外资企业的各项保险应当向中国境内的保险公司投保。

第十七条外资企业依照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纳税并可以享受减税、免税的优惠待遇。

外资企业将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在中国境内再投资的，可以依照国家规定申请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部分所得税税款。

第十八条外资企业的外汇事宜，依照国家外汇管理规定办理。

外资企业应当在中国银行或者国家外汇管理机关指定的银行开户。

外资企业应当自行解决外汇收支平衡。外资企业的产品经有关主管机关批准在中国市场销售，因而造成企业外汇收支不平衡的，由批准其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机关负责解决。

第十九条外国投资者从外资企业获得的合法利润、其他合法收入和清算后的资金，可以汇往国外。

外资企业的外籍职工的工资收入和其他正当收入，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可以汇往国外。

第二十条外资企业的经营期限由外国投资者申报，由审查批准机关批准。期满需要延长的，应当在期满一百八十天以前向审查批准机关提出申请。审查批准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第二十一条外资企业终止，应当及时公告，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清算。

在清算完结前，除为了执行清算外，外国投资者对企业财产不得处理。

第二十二条外资企业终止，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缴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三条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2篇

[关键词]缅甸；外商投资法；特点；注意问题

[作者简介]邱房贵，梧州学院法管系副教授；陶斌智，梧州学院法管系讲师，广西梧州543002

[中图分类号]DF9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2-0115-04

一、立法概况

1988年缅甸联邦实行新的对外经济开放政策以后，为吸引和扩大国内外的投资，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投资的法律、规定和政令，这些法律、规定和政令对促进缅甸联邦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缅甸联邦的投资法律、政令和政策主要包括外国投资和缅甸公民投资两个方面。涉及外国投资的法律、政令和政策主要有《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1988年11月30日)、《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实施细则》(1988年12月7日)和《缅甸联邦外国投资委员会1989年第一号令》(1989年5月30日)等3个法律、法令。涉及缅甸联邦公民的投资法律主要有《缅甸公民投资法》(1994年3月31)、《缅甸公民投资法实施细则》(1994年3月31日)和《缅甸联邦允许私人投资的经济项目》(1994年8月3日)等三个法律、法令。另外，还有主要适用于一般公司设立的《缅甸公司法》(1914年4月1日颁布、1989年1月21日重新修改)和主要是适用于国营公司设立的《缅甸特别公司法》(1950年)等。

二、老挝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特点

缅甸与我国同属发展中国家，投资法存在诸多相同之处，但是两国在国体、政体、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生活文化等国情方面的不同，又决定了两国投资法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各有自己的特点。

(一)立法模式。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元专门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公司法。中老两国则与此不同，均制定了专门调整外商投资关系的法律。缅甸联邦制定了调整外商投资关系的统一立法，即《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不论是独资经营还是合资经营，均统一适用《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这些立法的内容比较原则、简单、不够具体，如《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共十五章32条，内容只有名称和定义、经营项目、基本原则、组织形式、委员会的设立、委员会的责任和职权、合同、保险、招工招聘、税收减免、保证、外资、外汇汇出权、有关外汇的其他事项等。而我国对外商投资关系则采取分散立法的模式，分别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作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以下简称《外资企业法》)，并且规定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未作规定的，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并且，中国调整外商投资关系的专项立法内容较全面、具体，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设立条件、程序、组织形式、注册资本、出资方式、出资期限、权力机构、经营管理机构、经营管理工作、合营期限、解散、清算等作了规定。

(二)外国投资管理机构。为了加强对外国投资的管理，缅甸联邦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1988年12月，缅甸联邦政府根据《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的规定，组建了外国投资委员会。它是联邦政府负责管理外国投资事务的专门机构，负责对外资的引进和对外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协调管理工作。而我国没有设立专门管理外国投资的机构。依照我国外商投资法规定，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必须经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局审批，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由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审查批准，设立外资企业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授权的机关审批，批准后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发给批准证书。

(三)外国投资的条件。《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第4条规定，外国投资必须遵循下列原则：(1)促进和扩大商品的出口；(2)投资开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自然资源；(3)发展高科技技术；(4)有利于促进需要较多资金投入的生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5)创造更多的劳动机会；(6)开发节能产品；(7)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从对外资准入的管制来看，这些原则是外国投资所应具备的积极投资条件。该法第8条还规定了外国投资的消极投资条件，即“外国投资不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和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我国没有统一的外国投资法，因而也就没有统一规定外国投资的条件，有关外国投资的条件分别规定在《合资企业法》《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

(四)外国投资的形式。《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第5条规定，外国投资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外国人可以按100％的外资进行投资；二是外国人可以与本国公民合资经营。从该条规定来看，外国投资的形式有独资经营和合资经营。1991年9月23日《缅甸联邦贸易部关于国内外合资企业的规定》第14条规定：“如现在尚不成立合资企业或有限公司，也可根据协议进行经济合作，如共同受益的进口及沿海石油矿藏的开发，经允许合资经营的珠宝玉器等，就是国家与国外私人之间进行的经济合作项目。”根据该条规定，在成立合资企业或有限公司之前，也可以进行合作经营。而依照我国外商投资法规定，外商投资的形式有中外合资经营作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种。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发展中国家合营企业协议指南》将合营企业分为股权式合营企业和契约式合营企业。缅甸联邦没有把合营企业区分为股权式合营企业和契约式合营企业，外国投资组建的经济组织形式有独资经营企业、合资经营企业和有限公司。《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第6条规定，外国投资组建经济组织时，可以组建独资、合资经营企业或者成立有限公司。根据《缅甸联邦贸易部关于国内外合资企业的规定》第10条“企业的规模不大，时间不长，经双方签订协议成立合资企业后，如规模扩大，投资更多的资金，就应该根据需要成立有限公司”的规定，有限公司是合资经营企业的一种形式。我国将合营企业区分股权式合营企业和契约式合营企业，将股权式合营企业称为中外合资经营作业，将契约式合营企业称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并且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作了具体规定。《合营企业法》第4条第1款规定“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外合资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规定，合营企业还可以是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9条第1款规定“外资企

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合作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4条规定：合作企业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为有限责任公司。

(五)投资比例。各国立法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有不同要求，有的规定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上限，有的规定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下限。中缅两国为了吸引更多外资，仅规定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下限，没有规定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上限，但规定的比例不同。我国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第6条规定，外国投资组建经济组织时，如果成立合资经营企业，外资份额不得少于资金总额的35％。

(六)外资企业的法律地位。《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没有直接规定外资企业的法律地位，但该法第10条规定：“委员会批准申请后应当发给企业法人经营许可证。”从该规定看，不论是独资经营企业还是合资经营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均具有法人资格，享有法人的权利和承担法人的义务。在我国合资经营企业具有中国法人资格。按照我国《合作企业法》第2条第3款和《外资企业法》第8条规定，合作企业、外资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也就是说，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取决于其是否符合我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实践中，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具有法人资格。

(七)注册资本。大陆法系德国、法国等国家采取法定资本制，又称确定资本制；而英美法系英国、美国等国家则采取授权资本制。尽管缅甸属于英美法系国家，也和我国一样实行法定资本制。但是，按照《缅甸公司法》规定设立公司和根据投资法设立公司所要具备的注册资本是不同的。《缅甸公司法》规定：贸易型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万缅元；服务型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万缅元；生产与贸易型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万缅元。只有先汇入注册资金的50％后，方算正式成立公司，并可开展业务，而其余50％注册资金，则须在公司成立后的一年内付清。根据投资法设立公司，生产型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万美元，服务型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万美元。而我国公司法对内、外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作了统一规定：一般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10万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500万元。

(八)投资方向。投资方向是对外资准入管制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指导外商投资方向，使外商投资方向与本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适应，并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中缅两国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或法规。《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第3条规定：“经政府批准，由委员会适时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进行投资的经济项目。”《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实施细则》第5条规定：“经政府批准，由委员会规定并公布允许外国投资的经济项目。”根据《缅甸联邦外国投资委员会1989年第一号令》规定，外国投资的经济项目分为：(1)允许外国投资的经济项目，包括农业、家畜和渔业、林业、矿业、工业、建筑业、运输和通讯业、贸易业和《缅甸国营经济企业法》所列入的经济项目共9种类型。(2)专门考虑的经济项目：外国投资者如果需要从事上述允许外国投资的经济项目以外的其他经济项目的，提出申报后，缅甸联邦外国投资委员会将给予专门考虑，即由缅甸联邦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而根据我国制定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规定，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4类。

(九)国有化问题。缅甸和中国都把不实行国有化作为吸收外资、保证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其资产所有权的一项重要法律措施。《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有化问题作了规定，但没有提及征收、征用问题。《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第22条规定：“政府保证获准组建的经济企业，在合同有效期或者延长期内不被收归国有。”我国的外商投资法规定，国家对合营企业、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合营企业、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但对合作企业国有化问题未作硬性规定。

(十)企业所得税减免。我国为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了过去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该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也相应制定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依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条的规定，在我国境内内、外资企业必须统一按照该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并且规定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不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均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对限制投资的产业和项目不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企业不同的所得税优惠，如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给予“三年免税三年减半”的优惠，优惠期满后按25％缴纳企业所得税，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执行，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执行，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即减按50％的税率征收，等等。 　 缅甸联邦对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的特点在于：(1)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减免按照《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缅甸公民投资企业的税收减免《缅甸公民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2)外商投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如生产性或服务性的企业，从开业的第一年起连续三年免征所得税，如果对国家有贡献，还可以根据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继续适当地减免税收，而缅甸公民投资的企业，在享受三年免征所得税期满后不得继续减免税收。(3)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减免决定权在缅甸外国投资委员会，而不在税务机关。

三、中国企业在缅甸投资应注意的法律问题

鉴于中缅两国投资法存在上述差异，中国企业在缅甸投资首先应注意这些差别。同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制度，缅甸实行严格的准则主义。根据《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规定，外国人在缅甸联邦进行投资或者开展经营活动，必须向外国投资委员会提出申请，经过对投资者的资金信用、企业经营行为和技术条件等情况进行审查并批准后才能开展经营活动。

(二)在缅甸设立独资经营企业，也必须签订合同。《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实施细则》第8条规定：“即使投入本国的外资比例占100％，企业也应当将其与有关部门指定的某个组织所订立的合同草案连同申请一并上报。”

(三)必须认真研究缅甸联邦有关投资项目的法律和政策，选好投资项目。因为缅甸联邦政府对外国人投资项目的管理比较严格，未经缅甸政府批准，不得经营缅甸联邦法律规定的只能由国营经济企业经营的经济项目。《缅甸国营经济企业法》第9条规定：“任何人未经政府允许，擅自经营只能由政府专营的第三条中规定的任何经济企业，情节严重的除判处五年监禁并处以罚款外，还要没收该经济企业的有关动产和不动产。”该法第3条规定，下列经济企业只能由政府国营经济企业专营：(1)柚木采伐和国内外销售；(2)除村民自种用于烧柴的村属林木外的造林、护林业；(3)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销售及其产品的加工；(4)珍珠、玉石和宝石的勘探、开采和出口；(5)政府列为科研项目划定水域的鱼虾养殖和生产；(6)邮政和电讯业；(7)航空和铁路运输业；(8)银行和保险业；(9)广播电视业；(10)金属的勘探、开采和出口；(11)除法律允许的私营和合作社经营的电业外的其他电力业；(12)政府不定期命令所规定的有关安全和防卫用品的制造。该法第4条规定：“为了缅甸联邦的利益，政府可下令批准政府和任何个人或任何经济组织联合经营，或批准任何个人或任何经济组织按规定经营第三条所规定的只准政府专营的经济企业。”

(四)有关外资的规定。《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第24条规定：“委员会必须按规定的办法将外资折算为缅币进行登记注册。登记时必须注明投资者的姓名、投资种类以及按规定计价的外汇种类等内容。”第25条规定：“经营业务终止时，委员会必须按规定将外资返还投资者，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由外国投资者本人收回。”《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实施细则》第24条规定，委员会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将外资折算为缅币后进行登记注册：(1)只要是缅甸外贸银行能够接受的外汇，均可以作为资金投入，用于进行投资的外汇按照当日的兑换率进行折算；(2)用其他种类的外币进行投资的，也应当是缅甸外贸银行能够接受的货币。

(五)经营期限和争议的解决方式。《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对外国投资的经营期限和缅外双方在履行合同、章程发生争议时的解决方式未作出硬性规定，在签订合同时应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确定经营期限和争议时的解决方式。《缅甸联邦贸易部关于国内外合资企业的规定》第10条规定：“成立合资公司或者有限公司时，合资双方要签订合同，合同必须对如何合作、投资、分成、以及合作年限等内容作出规定。”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商独资企业；对外担保；法律问题

由于我国招商引资的需要，同时又为了创造安全的交易环境，国家对外资企业进行融资，尤其是外商独资企业用自身财产作担保为他人融资做出了独特的规定。这一方面是为了规范担保行为，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克服外商独资财产的不易控制性，防止出现空头担保。因此，有必要对外商独资企业的对外担保的法律问题进行梳理。

一、外商独资企业具有对外担保的法律资质

根据《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八条中规定：“外商独资企业可以自行提供对外担保，无需得到外汇局逐笔批准。”因此外商独资企业具有对外担保的法律资质。

二、对外担保的法律定义

根绝《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规定，对外担保，是指中国境内机构（境内外资金融机构除外）以保函、备用信用证、本票、汇票等形式出具对外保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财产对外抵押或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章第一节规定的动产对外质押和第二节第七十五条规定的权利对外质押，向中国境外机构或者境内的外资金融机构（债权人或者受益人）承诺，当债务人（以下称被担保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偿付债务时，由担保人履行偿付义务；或者受益人依照《担保法》将抵押物或者质押物折价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三、对外担保的方式和媒介

对外担保一般有三种方式，即对外保证（Guarantee）、对外抵押（Mortgage）和对外质押（Pledge）。对外担保可以以保函、备用信用证、本票、汇票等形式出具。

四、外商独资企业对外担保的经办手续

根据《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外资企业将其财产或者权益对外抵押、转让， 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外商独资企业可以自行提供对外担保，无需得到外汇局逐笔批准。”外商独资企业在对外担保的三种方式中的经办手续情形大致如下：

1.对外保证的办理

外商独资企业以其财产对外保证（不论是为自身或他人债务），无须经外汇管理局审批，但须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并到外汇局办理对外担保登记。

2.对外抵押的办理

外商独资企业以其财产对外抵押（不论是为自身或他人债务），无须经外汇管理局审批，但须事先经企业原审批机关（即外经贸委）的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同时还应当办理对外担保登记手续。

3.对外质押的办理

外商独资企业以其股权对外质押（不论是为自身或他人债务），无需经外汇管理局的审批，但须事先经企业原审批机关（即外经贸委）的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同时还应当办理对外担保登记手续。

因此外商独资企业提供对外担保时，应当办理对外担保登记手续。外汇局在为外商独资企业办理对外担保登记手续时，须按上述规定予以审核，符合条件后方可予以办理担保登记手续。

五、外商独资企业对外担保履约的核准手续

外商独资企业对外履行担保责任时，须经持对外担保的担保合同、《外汇担保登记证》和《对外担保登记表》及境外收益人（外国债权人）请求支付的通知等文件，向有关外汇管理局申请核准，凭外汇管理局的核准件从其外汇帐户中支付或通过外汇指定银行兑付。

六、外商独资企业对外担保对象、担保余额及其他方面的限制条件

根据《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外商独资企业对外担保的对象有以下限制： 担保人不得为经营亏损的企业提供担保；担保人不得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提供担保。

根据《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非金融企业法人对外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50%，并不得超过其上年外汇收入。”因此对外担保的外商独资企业其对外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应符合相关财务比例。

同时，按照外经贸部在《关于对外资企业将其财产或者权益对外抵押问题的答复》中对《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做出的进一步解释， 外商独资企业提供对外担保， 应满足投资者按照企业章程规定如期缴付出资以及抵押期限不超过企业经营期限等条件。

七、外商独资企业对外担保涉及的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和其《实施细则》是有关对外担保的主要立法。

3.《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转发和执行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提供对外担保有关问题的批复（汇复（2000）239号）。

6.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解释境内机构提供对外担保有关规定的函（汇函（1999）24号）。

7.外经贸部在《关于对外资企业将其财产或者权益对外抵押问题的答复》。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司法 三资企业法 差异性考察

一、投资主体的差异性

投资主体是指从事投资活动，具有一定资金来源，享有投资收益的权、责、利三权的统一体，投资主体的实质是经济要素所有权在投资领域的人格化。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投资主体主要是股东和发起人，股东和发起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然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都明确规定：外方投资者可是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个人；中方投资者为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原则上排除了中方自然人成为合营主体的可能性。虽然该规定具有一定的不对等性，有违WTO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之嫌，但其在未修改之前仍属于有效的强制性法律规定。

关于自然人是否可以成为投资主体， 内外资企业法存在着差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中方投资主体为中国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主要是基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对中国自然人在信息占有量、资金实力等方面的考量。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自然人与外方进行投资活动，他们为了规避法律上的限制往往采取隐名投资或者先设立一个公司，再以该公司与外方共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不仅增加了投资成本，也使真正的投资者对投资的控制力减弱，滋生了大量纠纷。上述规避措施的后果是，法律条文本身的目的并未达到而成为摆设。

为进一步扩大民间投资渠道，部分地方工商局已经放开对中国自然人投资外商投资企业的限制。2008年1月25日，重庆市工商局出台26条新规，其中一条便是中国自然人可以成为中外合资企业股东。2010年5月1日，上海市工商局也出台了《境内自然人在浦东新区投资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试行办法》，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国自然人可以与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因此，允许中国自然人成为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主体已经是大势所趋。

二、资本制度的差异性

内外资企业法中有关资本制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出资缴付制度、出资形式、出资比例以及注册资本的增减、出资转让等四个方面。

1.在出资缴付制度上

内外资企业法在具体的缴付制度上，无论是第一期出资额以及剩余出资额的缴清期限都有所差别。首先，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外商投资的与按《公司法》组建的，其出资上均是认缴制，而非实缴制，但是区别在于前者实行“先发照后验资”，与后者实行的“先验资后发照”的设立方式仍有较大的差异。例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28条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之规定。其次，外商投资企业法没有对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作出明确的限制。例如，《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30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9条规以及《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第9条也对缴付的期限和比例作了规定。在外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发生冲突时，要根据具体案件进行分析。

2.在出资形式与出资比例上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此外，《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4条也作了进一步规定，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其实是将不可以作价出资的列举出来。

外商投资企业法早于《公司法》的颁布，缺乏严谨性。例如，《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可以自由兑换的外币、机器设备、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5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8条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为了解决外商企业投资法与《公司法》的不同规定之间的冲突，《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第10条又作了进一步规定：“外商投资的股东的出资方式应当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七条。”

虽然，《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关于出资形式与《公司法》存在着差异性。但是，可以看出，依照“三资企业”法设立的外商投资有限公司应当遵循《公司法》中有关出资形式的要求。另外，修改后的《公司法》对于出资形式采用列举模式和概括模式相结合的办法，将出资方式划分为货币出资方式和非货币出资方式出资两大类，扩大了出资形式的范围，对于充分发掘国内外投资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解决了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在出资形式表述上不统一，并使用“等”字所带来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问题。

内外资企业法不仅在出资缴付制度和出资形式上存在差异，在出资比例上也存在着差异性。关于出资比例的规定，“三资企业”法没有过多的规定，只有《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做了特别规定。只是其规定的是作价后的比例不能超过20%，与公司法的规定还是存在着差异。

3.在注册资本的增减、出资转让上

《公司法》规定， 注册资本可以增减，股权也可以转让。但出资不得抽回。而外商投资企业法对此则有不同的规定。

在注册资本增减问题上，《外资企业法》第21条则规定不得抽回注册资本。第22条规定注册资本的增加、转让，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也持此立场。上述规定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法在出资转让问题上着意着安全忽略了资本退出机制的建立。

在资本的增减以及转让方面，《公司法》与“三资企业”法存在的差异更大。增减资本以及出资转让是否需要通过审查批准机关批准？显然，《公司法》规定，一般情况下是允许公司自由增减资本以及出资转让的，只是需要登记备案。而“三资企业”一般是不被允许增减资本和转让出资的，只有在特定情况下，并且要经相关机关审查批准后才可以。也就是说，对于资本的增减以及出资的转让，对“三资企业”的要求更为苛刻。

三、法人治理结构的差异性

公司作为法人，也就是作为由法律赋予了人格的团体人、实体人，需要有相适应的组织体制和管理机构，使之具有决策能力、管理能力，行使权利，承担责任。内外企业法规定的法人治理结构有着特别大的差异性。

《公司法》规定公司的治理结构由权力机构、董事会和监事会组成。《外资企业法》对此没有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董事会是合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营企业一切重大问题，董事会成员不得少于3人，董事的任期为4年。没有关于监事会的规定。《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规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外商合资、外商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应当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国家工商总局外资局《解读》：所有类型的外商投资的公司应当设立监事制度，而对于监事制度的组织形式（监事会还是监事）、产生方式（选举还是委派）、任期、职权等具体事宜可以由公司章程根据各自公司的情况进行规定。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对于2006年1月1日以前已经设立的外商投资的公司是否对章程进行修改，公司登记机关不宜做强制要求，可由公司自行决定，如果修改则报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机关备案。

四、设立登记制度上的差异性

《公司法》对公司的设立采取准则主义，其规定，对于审批前置只规定法律法规应当办理审批的情形。此外，《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0条和第21条对需要批准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一些具体细节作了规定。

外商投资企业由于涉及国家产业政策与产业安全，对设立采核准主义。这可以从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中得以体现。例如。《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2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9条，《中外合作经营法》第6条，《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第4条等规定。

可见，我国现行法律对一般公司和“三资企业”仍实行核准主义原则，另一部分公司则开始推行准则主义。目前我国公司登记主要强调了公司登记机关对申请文件的完备性所进行的审查，即形式审查，而没有就实质审查作出直接规定。

五、在股权转让与质押上的差异性

《公司法》规定，股权转让视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有所不同，对股权质押缺乏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以及《〈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3条均规定转让属于合作企业合同中全部或者部分权利的，须经合作他方书面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此外，《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对外商投资的公司的股东办理股权质押备案也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与要求。

总之，对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设立股权质押，按照《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质押合同除满足《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外，尚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备案。未按规定办理审批和备案的，质押合同不能成立。可见，以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的股权设立的质权，因其标的物的特殊性，其设立不仅需当事人合意，尚得受行政机关的监管。审批机关的批准及在登记机关的备案，是该种质押合同的生效要件和对抗要件。已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应在证券登记机构办理质押登记，未上市的内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质押应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质押登记，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质押应向审批机关办理审批及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

我国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法是融商业组织法与产业政策、经济管理法于一体的混合性立法。这显然是一种立法性质的错位。在舍除其商业组织法内容的基础上，恢复其产业政策与经济管理法的单一性质，并与公司法、合伙法、独资企业法等分工负责，共同实现对企业关系的法律调整。

参考文献：

[1]范建虹.《国际投资法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2]王荣，吴碧虹.我国内外资企业法的重构问题探究.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4期

[3]郑曙光.《中国企业组织法：理论评析与制度构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362-369页。

[4]阚凤军.关于确定外国投资者增资扩股后各股东的出资比例的分析与建议.广东科技，2009年第2期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5篇

一、与《公司法》规定不一致

现行有效的公司法修订于2005年，因此与国际最佳惯例更加一致。而外商投资企业法律的最后修订于2000年和2001年，合作企业法实施细则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规定制订于1995年。这就导致了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无论在细节还是在指导原则上都滞后于公司法。2006年颁布的法规[《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工商局2006年第81号文件，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外汇局签发）]试图调合两者的矛盾，但还做得很不够。2013年12月底对公司法的最新修订，造成了更多的不一致，兹不赘述。

公司法和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对公司治理结构做出了不同的规定。例如，公司法规定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次修订）》但是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却规定董事会是合资企业的是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决定合资企业的所有重要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三次修订）》（国务院第311号令2011年1月8日最后一次修订）第30条]

虽然公司法规定在发生不一致的时候，以外商投资企业法律为准，但这并不解决所有问题。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的规定比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要详尽得多。目前尚不明确，这些更详尽的规定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合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法律规定，对于分期缴付注册资本的，首期出资应不少于1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修订）》（国务院第301号令和外经贸部2001年4月12日修订）第30条]但是公司法2006年修订版规定，首期出资应不少于20%。[《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次修订）》（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10月27日颁布2006年1月1日生效）第26条]而后2006年的一项法规明确外商投资企业首期出资仍为15%。[《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工商局2006年第81号文件，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外汇局2006年4月24日签发）第9条]但是某些地区的审批机关还是根据公司法规定要求首期出资必须至少为20%。

因此，虽然2006年所作的澄清是有用和必要的，但最好还是修订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和相关法规，从而确保其与公司法的一致。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依据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规定设立。[《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外经贸部1995年第1号文件1995年1月10日颁布）]这项规定自1995年颁布至今未作任何更新，导致实际操作和立法初衷偏离。具体而言，笔者发现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遇到监管上的多处漏洞，包括：

1、多数票还是一致通过？

理论上，重大决定应该以股东会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外经贸部1995年第1号文件1995年1月10日颁布）第25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次修订）》（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10月27日颁布2006年1月1日生效）第104条]但是在实际上，地方公司登记机关会要求全体一致通过。这是因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还不健全，地方公司登记机关在对于登记事项还是参照为合资企业编制的清单。

2、对于投资总额的要求

理论上，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不要求投资总额。这意味着 其外债水平不限于其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之间的差额。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外汇管理局会要求先提供投资总额，然后才允许登记外债。但是审批机关和公司登记机关不会颁发投资总额证明，因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法律不需要这样的证明。于是表面上看起来对外商投资企业有利的规定，却变成了不利：初衷是外债是不受限制的，但事实是根本无法获得外债。

各项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均要求在外商投资企业组织性文件（如合资合同和章程）修改时必须进行审批。[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修订）》（国务院第301号令和外经贸部2001年4月12日修订）第17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三次修订）》（国务院第311号令2011年1月8日最后一次修订）第14条和第21条]而公司法又规定了变更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次修订）》（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10月27日颁布2006年1月1日生效）第7条、第12条、第13条和第180条]2006年颁布的另一项规定 [《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工商局2006年第81号文件，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外汇局2006年4月24日签发）]试图协调公司法与外商投资企业法律之间的不一致，但事实上却引发了其他一些问题。

具体而言，2006年的法规事实上规定，某些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必须在上报审批机关之前在公司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工商局2006年第81号文件，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外汇局2006年4月24日签发）第13条。相关事项均为登记事项发生变更，而不是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营业期限、出资额或出资形式、跨审批机关管辖的地址变更以及股权转让。]即使在上述变更引起章程修改的时候也应如此。实际操作中，地方审批机关和地方公司登记机关都遵循这项规定，尽管事实上它与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并不一致。而对上述规定的适用可能也不尽相同。

笔者建议对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和相关法规进行彻底的修订，从而使每一项法律法规与公司法（包括最新的修订）完全一致。更大胆的做法可能是完全取消外商投资企业法律，而仅根据公司法设立外资企业。

二、提高透明度和效率；限制酌定权

审批和登记流程中透明度不够，导致各个政府官员就同一事项的处理缺乏一致性，各地的做法也不一致，因此就造成了整个监管环境不可预测和效率较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增强适用法律的一致性，从而在审批和登记环节限制各个政府官员的酌定权。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和合作企业法实施细则均规定了设立相应外商投资企业所需的申请文件清单。这些清单应全面详尽，以减少审批官员酌定权。但与之相反，目前每项清单都有兜底条款，允许审批官员要求提供其所认为必要的任何文件。

有关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法规似乎在这方面有所进步，因为就并购审批所需文件未包含上述宽泛的酌定权。但是，在该项法规中，对于并购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登记，却仍包含了类似于上述规定的宽泛的酌定权。因此，该法规是否有意限制酌定权，尚不明确。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外资企业治理模式 董事会职权 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差异

公司法律制度中，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内部权力制衡，实行“三权分立”，即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者在权力结构上保持平衡，如此一来，以求达到法人的的所有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在实质上形成制约平衡的合理目的。此种安排实质上基于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公司法理论及实践之选择的考量，可以相对减少“道德风险”，降低成本和确保公司有效率运行，最终达到效益最大化之目标。[1]

《合资企业法》第6条和《合作企业法》第12条的规定说明，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可以包含公司的所有权、经营权以及监察权，不对股东会和监事会予以单独设立，但是《外资企业法》没有对具体细致的规定外资企业的治理模式以及组织结构。实质上说，基于上述涉及到的法律规定所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很难说使我们公司法领域内所说的现代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因在于没有形成权力分立及平衡的结构，以及缺乏监管的治理结构造成此类所谓“公司”的缺陷显而易见：决策效率低、缺乏对董事会的制约、对股东权益保护不利等等，从这一点上讲，这与现行公司法所确立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结构形成了鲜明对比。

《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35条和《合作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各投资方向公司董事会委派董事的人数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出资规模的比例，各个股东（投资人）之间可以按照协商的方式来决定各自委派董事的具体人数，同时，董事之间的投票权是没有差异的。从公司法原理讲，实践中存在大股东滥用权力侵害小股东利益的现象，然而从法理角度分析，公司法人对资本有效的整合是符合公司法的内涵与要求的的，股东权限范围的大小应直接取决于股东资本的投入，因此应该将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定位在股东会，同时，以股东的出资比例的大小来决定每位股东的表决权能应该是符合公司立法要求的，而外商投资企业法在此问题上有关规定与现代公司的基本制度相悖，其立法的科学性之欠缺不言而喻。

首先，就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公司的权力机构，很明显，就是公司的董事会。主要原因在于，按照《合资企业法》、《合作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公司以董事会作为唯一的权力机构，法律并未规定股东会和监事会的设立。但是，董事会的组织机构可以由公司根据《合资企业法》、《合作企业法》和《公司法》通过公司章程规定。诸如董事会的召集程序与表决方式就可以通过公司自治的方式在章程中作出详细规定。那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治理结构上是单一的。主要在于《合资企业法》除规定董事会为当然的公司权力机构之外，并未预留股东会的权力空间。当然，律师也可以帮助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章程中以股东会的制度内核改造董事会。

其次，就外商合资、外商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其公司治理结构的设置模式应当依照新《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为《外资企业法》并未具体规定外资企业的外商合资、外商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结构模式，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也并不具有特别的公司治理制度，因此应当补充适用公司法的一般规定。[2]换句话说，涉外的有限责任公司（外商独资、外商合资等）和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治理结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完善其治理结构，包括股东会制度、监事会制度、董事会制度、董事长制度和总经理制度。但是，对于2006 年1月1日以前已经设立的外商投资公司是否对章程进行修改，由公司自行决定，这是新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体现，有利于尊重外商投资的既成事实。但是，倘若外商投资公司修改其公司章程，则应报审批机关批准和公司登记机关备案。

在公司治理模式上，虽然《执行意见》已经在外商投资企业法和新《公司法》之间作出了一部分相一致的规定，例如，本文提到的三类涉及外资的公司模式均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建立健全并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然而，毕竟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在公司治理模式上的巨大差别，笔者期望在未来外资企业法法与公司法逐步实现整合的过程中，能够将属于公司组织法的内容放入公司法，将外商投资企业法中的特殊规定以及属于投资法的内容放入《外商投资促进法》中，实现一般法与特殊法规范模式，以此来实现公司法与投资法的分离，同时减少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矛盾和适用上的冲突。

参考文献：

[1]刘志云.统一公司法与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若干探讨[J].福建法学，2001年第1期，第29页

[2]刘俊海.论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未来的并轨改革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85期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7篇

一、外商投资企业违法比例居高不下，处罚力度欠佳

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笔者所在省2008年被吊销外资企业1175户，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6.3％，受处罚企业占实际违法企业总数约7成。其违法原因，基本上是企业出资未到位、未年检、虚假注册、虚报注册资本等因素。外商投资企业违法率高而受处罚率低的成因有：

(一)几部外资法的可操作性较差，某种程度上纵容了企业违法欠资

一是《外资企业法》第9条规定：“外资企业应当在审查批准机关核准的期限内在中国境内投资：逾期不投资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吊销营业执照。”二是《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外国投资者未能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缴付第一期出资的，外资企业批准证书即自动失效。外资企业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缴销营业执照：不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和缴销营业执照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以上两法条一是只规定了登记机关可行使吊销职权，而不是应当行使吊销职权，登记机关既可作出吊销处罚决定，亦可不作出吊销处罚决定：二是未规定登记机关做出处罚决定的期限，登记机关可在企业违法行为出现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处罚决定，亦可在一年内甚至更长时间作出处罚决定。假若登记机关未能及时对企业处罚，很难认定登记机关是否行政不作为。迫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压力或息事宁人的态度，工商登记机关可能行政不作为，客观上纵容了企业违法欠资。

(二)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成本过低，易出现虚假注册企业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设立登记费按注册资本总额的0.8‰缴纳。目前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项目以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生产型企业为主，按照《条例》规定，注册一家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至少需交纳登记费800元人民币。2004年起全国大部分地区为促进招商引资工作，降低企业注册门槛，实施“按实收资本收取登记费”的地方政策。外资企业在设立之时，实收资本基本为零，因此只需暂交50元的登记费。低廉登记费为少数招商部门应付招商任务和虚假注册公司打开了方便之门。笔者所在市从2004年1月至2007年12月，年均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1.75户，是2003年的2.27倍。其间因欠资、虚假注册而被吊销执照106户，占新设立总数的32.7％。

(三)利用“分期缴付”政策欠资或虚报注册资本

同是有限责任公司。内资企业依照《公司法》设立，而外资企业则依照《公司法》和外资“三大法”设立。《公司法》与《外资法》对于注册资本的缴纳有不同的规定，内资企业设立之时依据《公司法》必须至少缴纳注册资本20％，余款必须在两年内缴付，且登记费一次交清；外资企业则依据《外资法》具有更加宽松的“分期付款”方式，即首期15％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个月内缴付，余款可在2年内缴付，确有困难的经审批机关批准还可延期1年缴付，甚至一延再延。因为有法律法规的便利，企业通过“分期付款”，可以毫无顾虑的虚报注册资本而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一些引资部门为提高招商引资工作业绩，默许甚至怂恿企业虚报高额注册资本。形成外资经济的“虚火”。所以在外资企业种种“出格”行为中，欠资或虚报注册资本行为最为普遍。随着外资总量的快速增长。虚报注册资本的畸形现象日趋突出，严重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利用政策落差和人民币升值造就大量空壳外商投资企业

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许多方面具有“超国民待遇”，加之注册费用低廉。因此。国内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外国公司身份或以国外的亲友作为“人头户”，注册一家空壳外商投资企业，再利用内外资企业的政策落差。与内资企业勾结骗取税款、囤积土地、走私设备等，形成典型的“假外资”。2007年3月国家实行“两税并轨”的税收政策，海关也加强了缉私力度，不法分子发现预期目标不能实现，便逃之夭夭，留下一堆“查无地址”的空壳企业。同时，一些国外投机者趁着人民币升值的机会，披着外商的“外衣”注册空壳公司从事“热钱”活动。至2008年底涌入我国“热钱”数量达到最高峰，其进出的渠道之一就是注册空壳外资企业，这类企业的违法行为隐蔽性大、取证难、查处难，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利益，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五)外资企业因其特殊地位，易成为工商监管的“盲医”

相当部分外商投资企业是当地政府的引资项目。或者是重点企业，政府实行挂牌保护，给予特殊照顾。除了专项检查以外，日常巡查都必须先报经政府分管领导批准。否则可能被扣上“破坏投资环境”的帽子，以致造成“门难进、脸难看”的尴尬境地。因此基层工商所亦对外资企业另眼相看。普遍存在一种“管不了”或“不属于我们管”的态度，对外资企业的市场主体准入、生产经营、市场退出等动态行为无法做到有效跟踪监管，外资企业也就逐渐成为一些基层工商所的监管“盲区”。

二、进一步完善立法，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守法经营的几点建议

大量外资企业违法违规，不仅造成我国外资经济的虚假繁荣，给国家下达宏观调控政策造成偏差，也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形成挑战。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已出现局部资本过剩、外汇储备过大的状况。为进一步引导规范外资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外资监管制度。

(一)合并内外资企业登记制度，统一优惠政策

我国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不同的公司登记制度，这种做法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我国经济发展吸引到了大量宝贵外资，进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以及WTO规则要求每个经济主体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继续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实际是对内资企业的“逆向歧视”，其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合并内外资企业登记制度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建议整合《公司法》和外资“三大法”的关系，可由外资“三大法”依据WTO规则先行规范外资市场准入，其余则依照《公司法》，实行内外资统一登记标准，废除“超国民待遇”政策，还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一个公平的竞争舞台。同时。对部分操作性不强的法条进行修改，消除漏洞。此外。地方政府招商引

资时不应一味地引进外资，相比之下，当前一些境内资本的实力和可控性都比境外资本强，因此，招商引资的范围也可向境内资本延伸。地方政府在制定优惠政策时亦应当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并保持优惠内外一致。

(二)加强对外资企业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企业不按期出资、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不仅制约了企业的自身发展，也妨碍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违背了我国吸引外资的初衷。外资企业作为我国企业形式中的一种，它既是外资企业。同时也是有限责任公司：既受外资企业法律法规的调整，也受具有普适性的公司法的调整。公司制外资企业的虚报注册资本及虚假出资行为侵犯了公司登记管理制度，不仅应当承担行政责任，还应承担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3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明确规定了虚报注册资本和虚假出资的刑事责任。登记机关应当充分利用企业年度年检的契机，严格审查企业是否存在上述违法问题。在查处上述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其行为达到刑事追溯标准的，应当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维护国家法律的严肃性。

(三)调整当前的登记管理制度，限制出资不足企业的部分民事行为能力

按照现行外资企业认缴注册资本制度，首期注册资本的出资期限为3个月。如果这期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于企业的合约相关对象就具有较大交易风险。对此，我们可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做一些变通。比如，仅给予3个月的经营期限，经营范围栏加注“筹备”字样，使其在首期注册资本未到资之前，只能从事相关的筹备工作。只有在注册资本验资并办理变更登记后，方能取得生产经营资格。这样既可减少交易风险，也可督促企业及时出资。

(四)完善出资责任制度，引入股东失权机制

虽然《公司法》规定出资不实的股东应当对已出资的股东和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但实践中已出资股东的权利难以得到保护。比如某股东拥有公司最高比例股权，但该大股东出资未到位，却依据公司章程，行使公司控制权，使得诚实信用投资方的权益得不到保护。因此，在出资责任体系中应当赋予公司更多的救济手段。比如将“以实际出资到位为先决条件获得公司决策权，出资未到位即失去权利”作为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

(五)完善登记法律法规，明确工商职能

增强几部《外资法》的可操作性，将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机关不作为的几率降到最低。一是将《外资企业法》第9条规定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吊销营业执照”修改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吊销营业执照”；二是在《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30条补充工商机关作出吊销营业执照处罚决定的期限，消除工商机关行政不作为现象，及时净化市场，并产生法律威慑力。

(六)加强监管力度，规范市场准入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8篇

一、外资准入立法现状

1.程序法

《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或条例（简称为三资企业法）和相关规章对外资准入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基本步骤为首先由计划经济部门立项审批，立项审批时还涉及环保、城建、国土等相关部门的先期审批，然后由外经贸部门对投资者签订的合同章程进行审批，最后由工商部门颁发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当外资项目涉及到特殊行业有单行条例规定相应准入程序时，还需增加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批程序，如印刷业由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审批、交通运输业由交通行政管理机构审批、金融业由金融管理机构审批等等。我国涉及外资特殊行业准入审批的单行条例至今有40多部，涵盖40多种行业，涉及商业、金融、电讯、分销、旅游、教育、运输、医疗与保健、建筑、环境、娱乐等服务性行业。近年，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国务院于2004年7月颁布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此基础上，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10月《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的核准程序、核准条件、核准机关等事项，其中的核准机关明确为国家发改委或地方各级发改委。这次改革意味着外资准入的第一步立项审批程序被核准程序替代，并明确核准是外资准入的必经程序。

2.实体法

在实体法上，对外资准入的法律管制主要涉及投资方向和投资条件两个方面。在投资方向方面，最新的专项立法是2002年2月经修订的国务院公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2004年11月经修订的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共同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这些规定列明了外资投向的鼓励类、限制类与禁止类行业，没有列明的都属允许类。外资投向鼓励类行业则在随后的经营过程中可享受一些优惠待遇，限制类则意味着将准入审批权限提升至省级乃至国家相关政府部门，获得准入后与允许类同等待遇。在投资条件方面，三资企业法已删除了WTO附件TRIMS所禁止的履行要求，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第10条却增加了产品出口作为外资准入后外商投资企业享受优惠待遇的前提条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某些行业的外资准入设置股权要求，包括强制合营、中方控股、中方相对控股等，对此，有学者称之为间接投资条件，并不违反中国承担的现行国际投资条约义务。此外，涉及特殊行业的利用外资单行条例设置了一些投资条件，例如，《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暂行办法》第4条、《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第3条、《中外合资旅行社试点暂行办法》第3条和第4条等都对中、外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设置了较严格的投资条件，这些规定还分别对外商投资项目的最低注册资本、最长经营期限等作了严格的硬性规定。这主要是因为过渡期内某些行业的开放需要渐进式的。

3.评述

自1979年7月我国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起，已相继制定颁布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或条例。合资企业法调整中外投资者同股同利合资经营的公司制，合作企业法调整中外投资者契约式合资经营公司制和合伙制，外资企业法调整外国投资者一人独资或两人以上外国投资者合资经营的公司制和经批准的其它组织形式。这三部法构成了《公司法》的特别法。近年来对三资企业法已多次作出修改和完善，且每次的修法普遍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2000年至2001年中国入世前后，为了履行WTO义务，三资企业法删除了与TRIMS协议不相符的外资准入投资条件。1995年诞生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两个重要的专项外资准入法，随后又经过多次修订，现其中的《暂行规定》已升格为《规定》，修订内容明显加大了对外资准入的开放程度，增加了鼓励类，减少了限制类，放宽了外国投资者股权比例限制，开放了新投资领域等。随着WTO的加入，中国政府遵循着WTO市场准入的准则，又制定了多部涉及外资服务业准入的单行条例，目前，像批发业、零售业、对外贸易服务业、中介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等均已对外开放，外资还可以进入中国资本交易市场并购中国企业。2003年我国颁布施行《行政许可法》，使外商投资企业的准入审批程序走入规范化轨道。2004年外资准入审批程序将立项审批改革为核准，其目的是简化审批程序。所有这些努力都说明中国外资准入立法已逐渐向市场经济要求的方向发展，尽管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安全的考虑对某些行业的外资准入仍实行适当的法律管制。而适当的法律管制和对外开放并不矛盾，因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不会改变；但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并不等于完全自由放任，即便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在外资准入程序上都有诸多的限制和严格的审批制度，因为任何国家都会有国家安全意识，有敏感领域，需要以法律加以控制。

二、外资准入法的实施现状及成因分析

从外资准入立法现状看到中国外资准入法正日趋完善，其中的审批制度是外资准入的关键环节，同时是美国判定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之一，也逐渐以法律加以规范。然而对这些法的实施却不尽人意，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有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不到位，使得外资准入立项审批、核准机关出自多个部门。外资准入最初的立项审批权属于计经委，现行改革后的核准权也明确属于发改委。1998年国务院机构调整时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分立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又于2003年将原国务院体改办和国家经贸委部分职能并入，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时组建国家商务部，将原国家外经贸部的全部职责以及原国家经贸委和原国家发计委的部分职责划入商务部。2004年外资准入立项审批权改革为核准权到了地方自然传承到发改和经贸两个机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是2003年国家组建商务部撤消经贸部和外经贸部时，许多省份没有组建对应的商务厅，仍维持着发改、经贸和外经贸三个机构的“三足鼎立”。另外，有关法律规定涉及某些行业的外资准入由商务部门审批。在“各自为政，法出多门”的现状下，三家机构对外资准入的条件有时不尽相同。且名为立项审批改革为核准，其实际操作程序实难看出两者之不同。缘此，《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得不到真正实施。

二是政府对外资准入的审批有禁不止。我国三资企业法规定，有损中国社会公共利益、危及中国经济安全、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等的外资不予准入。《行政许可法》也规定，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事项应由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程序后才能决定批准或不批准。但地方政府引资心切、来者不拒，只要是外资多多益善，因而只要投资者提交的申请资料形式符合要求，审批机关一般不审查资料的具体内容是否真实、是否有恶意规避法律之嫌、外资准入后是否有可能危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实质内容。造成的结果是外资获得准入，但准入后外资的经营活动给社会带来负效应，民众怨声载道。

三是政府对外资准入的审批有法不依。就拿外资组织形式来讲，《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9章单独列一章节规范外商投资合伙制（关于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的特别规定），对合伙制外商投资企业的民事责任、财产归属、权力机构、财务管理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8条规定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除了有限责任公司外经批准可以为其它责任形式。但事实上这些法律条文自颁布至今从未得到实施，经我国政府批准的外商投资组织形式一律为公司制，外商投资合伙制至今一直排除在外，中国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之大可见一斑。

由此看来，政府对外资准入干预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有法不依有禁不止，通常称之为政令不通即法律没有得到实施。究其原因可能有几方面因素：（1）现行的干部考核机制与升迁机制，为地方政府大搞政绩工程提供了强劲的激励动力。就招商引资成就来讲，引进的外资额成为一项硬指标。为完成外资考核指标，严肃的法律被人为地淡化、符号化甚至游戏化，习惯做法、暗箱操作贯穿于外资准入审批的整个过程；为完成外资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常以剥夺本地区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2）政府官员的精神追求和理想信念欠佳。外资准入审批的上下环节很多，审批官员又是有效的一线操控者，而有些官员热衷于自己的升迁，忙于跑官要官，或者满脑子装的是如何用权敛钱发财把精力都耗散在这些方面，从不钻研外资准入的法律依据和立法目的，对外商咨询有关投资准入的法律问题，答复随心所欲，敷衍了事，导致外商投资报批一个项目来回多次跑。所有这些使得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难以形成。（3）监督无力。《行政许可法》颁布施行时对政府官员的培训、考试在形式上搞得轰轰烈烈，但一阵热闹过后真正要实施时又是老调重弹，外资准入审批程序依旧没有体现《行政许可法》所要求的那样便民和透明，监督机关偶尔对行政许可程序的规范性作些检查，但只是走走过场作作秀，结果一部新法的实施又是大打折扣。可见，监督无力纵容着法的实施不到位。

三、只有高度重视法的实施才能减少政府对外资准入的干预

“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考察一个国家的法治，不应仅仅看它规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还应看这些规定在实际生活中是否得到了实施。尽管美国认为中国经济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政府干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了，疑有背离自由贸易的宗旨，但我们也很有必要检讨自己对法的实施现状。如果说完善外资准入法是“治病”，那么重视这些法的实施则是“育人”。很多学者提出如何完善外资立法以规范外资准入程序，但很少有人研究为什么已颁布的外资准入法律得不到真正实施？中国已经过多轮审批制度改革，新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等都应是随其诞生的救世主，但至今为止中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手续仍属世界上最繁锁的国家之一，这不禁让人质问：外资准入受到相当程度的政府干预究竟是客观上的立法问题还是主观上的法的实施问题？从上述对外资准入立法及其实施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外资准入立法已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法律体系，遗憾的只是冷落这些法律的实施已经成为见惯不怪的常态。要使已经制定出来的外资准入法能够在实际操作中得以很好的贯彻实施，使其能够真正由纸上的条文变为实际的真实的准则，显然需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法的实施。

法的实施应从加强政府人员的守法意识为起点。守法是法的实施最基本的方式，法治社会要求法律一经制定和生效必须付诸实施。政府人员的守法较之普通民众的守法更加重要，一旦政府人员人人守法，政府的执法便不难开展，因为守法是执法的基础，执法是法的实施的重要表现形式。法的实施源于守法，最终依靠政府人员的执法，法的实施还包含着法律监督。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夫之恶恶，只有监督到位，政府权力受到限制，政府人员违法受到处罚，处罚不仅仅是扣点分换个岗位之类不痛不痒的宽容，而是“砸铁碗”那种动点真格的严肃，才能惩一儆百，换取法律的尊严，从而使外资准入法得到有效全面的实施。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柬；外资；法律制度；比较

[作者简介]邱房贵，梧州学院法管系副教授；顾慧莉，梧州学院法管系助教，广西　梧州　543002

[中图分类号]DF9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7―0106―04

按照200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规定，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扩大投资领域的合作。因此，探讨中柬两国外国投资法的差异，可以加深对柬埔寨王国外商投资法的了解，避免和减少我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的风险，改进和完善两国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促进两国吸收外国投资和在投资领域的国际合作。

一、立法模式

利用外资对东道国有利也有弊。为了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东道国需要对外资活动进行管制。但问题在于管制重心应该放在哪里?从《柬埔寨王国投资法》等吸收外资的法律、法规来看，其外资法重心放在外资准入阶段，主要规定外资投资方向、投资条件和审批制度等内容。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外资法重心放在经营阶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管理；二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机构进行管理。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调整了利用外资的政策，采取了“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基本政策，外资立法的重心逐步以经营阶段转向准入阶段。

柬埔寨无专门的外商投资法，调整外商投资关系的主要是《柬埔寨王国投资法》(以下简称《投资法》)、《关于实施(柬埔寨王国投资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执行的法令》(以下简称《法令》)等法律法规。而我国有专门的外商投资法，并且有两个立法本位：一个是企业类型立法；另一个是分行业立法。企业类型立法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作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外合资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等。为了提高对引资质量的监控，我国还颁布了数十个分行业的外资单行条例，各个行业对外资的准入一般都有单行的立法。

柬埔寨采取内、外资统一立法的方式，而我国采用内、外资分别立法的方式。尽管柬埔寨无公司法，但是，不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均适用《投资法》《决定》《法令》《关于在商业部进行商业登记的指导性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这和发达国家如美国只有一部国内公司法相类似。在我国，外资企业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法，内资企业适用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首先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规定，未作规定的才适用公司法。

二、投资形式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发展中国家合营企业协议指南》将合营企业分为股权式合营企业和契约式合营企业。从中柬两国外商投资法来看，投资形式皆包括合资经营企业和独资经营企业，只不过是柬埔寨将股权式合营企业称为合资企业(联营企业)，将契约式合营企业称为商业合作合同(用合约形式合作经营)，将独资经营企业称为外资全额所有(100％)，我国将股权式合营企业称为中外合资经营作业，将契约式合营企业称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将独资经营企业称为外资企业。当然，柬埔寨王国投资法还明确规定了BOT和其他投资形式。

法人国籍是区分内国法人与外国法人的标志。柬埔寨以成立地和资本控制说为标志确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国籍。柬埔寨《法令》第一条规定：“柬籍法人”是指那些在柬埔寨王国法律范围内成立并在商业部注册的法人，而且其总资本的51％以上必须为柬籍自然人或柬籍法人所拥有；“外籍法人”是指那些非柬籍并且不是在柬埔寨王国法律范围内成立的法人。而我国立法中采用注册成立地作为确定法人国籍的标志。依此为标准，按照我国法律经我国政府批准在我国境内注册登记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都属于中国企业，具备法人条件的。为中籍法人。

在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具有中国法人资格；在柬埔寨联营企业也具有法人资格。柬埔寨《法令》第十条规定：“联营企业是由某国籍的投资企业与政府或任何一个投资企业在联合经营某个项目合约的基础上成立的企业。”联营企业相当于股权式合营企业。我国《合作企业法》第二条第3款规定：“合作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也就是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取决于其是否符合我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而柬埔寨《投资法》第十二条规定：“商业合作合同：这是一份柬埔寨投资者和柬埔寨国家实体之间为了在柬埔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并在他们之间分享他们的业务活动产生的利润，而不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根据此项规定，合作经营只要求签订商业合作合同即可，而不必重新创立一个新法人，目的是为了分享业务活动产生的利润。我国《外资企业法》第八条规定：“外资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在柬埔寨，外商独资经营采用公司形式的，具有法人资格；否则不具有法人资格。这与我国的规定相类似。

企业的组织形式不同，投资者的责任形式也不同。柬埔寨《决定》第十条第2款规定：拟投资的合资企业可以采用合资公司的形式。除此之处，柬埔寨法律未具体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在柬埔寨举办外商投资企业，应依据《通知》的规定，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该《通知》规定的组织形式有：独资经营、一般合伙、有限责任合伙、私人有限责任公司、个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大众有限责任公司等。而我国法律对外商投资企业都规定有相应的组织形式。《合营企业法》第四条第1款规定：“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依《暂行规定》合营企业还可以是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1款规定：“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合作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合作企业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为有限责任公司。

三、企业设立制度

相同之处：(1)对采取公司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均规定有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2)均采用核准主义，并且是逐一审批制。所谓核准主义，又称许可主义，是指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须经行政当局核准。这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选择审批制是不同的。(3)依据柬埔寨投资法规定，所有投

资申请的审批期限为45天。这与我国规定申请设立合作企业45天的审批时间相同。(4)柬埔寨私人有限责任公司和我国一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下限均为2人。(5)公司名称必须表明公司的法律性质。(6)采取公司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具备公司章程。由于中柬两国属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章程由单一法律文件构成。

不同之处：(1)我国外商投资法规定，合营企业的审批时间为3个月，外资企业的审批时间为90天。(2)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上限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人数要求不同。柬埔寨投资法规定，私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上限为30人。公众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为2人以上。我国公司法规定，一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上限为50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为2人至200人。(3)企业章程的法定内容有所不同。依柬埔寨《通知》规定，公司组织章程的法定内容有六项，依我国外商投资法规定，合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章程的法定内容有九项，合作企业章程的内容有十一项。(4)设立程序有所不同。如依柬埔寨王国有关投资法的规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须交纳投资总额1.5％～2.0％押金，当投资企业完成投资计划30％时，此押金将全部被交还投资企业。(5)申请时报送的文件有所不同。(6)柬埔寨对优惠待遇实行选择审批制。依据《决定》第五条的规定，在柬埔寨进行投资活动，不论是已经成立的投资企业，也不论是这些企业是否已经开始在柬埔寨境内营业，若要获得投资优惠和奖励，都必须经柬埔寨发展理事会批准。若不想获得投资优惠和奖励，可以不提出投资优惠和奖励申请。这种对优惠待遇所实行的选择审批制，是我国法律目前所没有的。

四、投资方向

世界各国都对外资投向实施管制，即使是没有外资法这样一个部门法的发达国家，如美国，也对外资投向进行管理。投资方向是各国对外资准入管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柬两国在投资方向管制问题上，存在相同之处：(1)对外资投向进行管理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使外商投资方向与本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适应，贯彻落实产业政策，并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与绝大多数国家法律对投资范围所作的规定一样，都规定有禁止投资的领域、限制投资的领域和鼓励投资的领域。(3)随着本国经济发展，竞争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中柬两国根据新制定的产业政策，均会对外商投资方向作出调整。(4)均以“清单”的方式规定外商投资方向。(5)对部分投资项目有本地参股或控股要求，不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我国《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可以对外商投资项目规定“限于合资、合作”、“中方控股”或者“中方相对控股”，如该目录规定中药材种植、养殖限于合资、合作，会计、审计限于合作、合伙，地面、水面效应飞机制造限于中方控股，寿险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50％。在柬埔寨，如规定开采宝石、碾米厂、丝绸编织应本地参股，磁带出版外国股份最多只能占49％。

中柬两国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四类，除了鼓励、限制和禁止三类外，还有允许类，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外商投资项目，为允许类。而柬埔寨将投资项目仅分为鼓励、限制和禁止三类；两国对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规定的范围和项目也不同。

五、资本制度

长期以来，基于各国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各具特色的规定，形成了三种公司资本制度，即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折衷资本制。英国、美国等国采取“授权资本制”，德国、法国等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采取“法定资本制”。中柬两国采用法定资本制，并仿效授权资本制，采取分期缴纳制度。“柬埔寨法律要求一家公司的最少资金10000000尔”。我国一般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三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十万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五百万元。由于法定资本制对于资本充足的要求过于严厉，已不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所以，中柬两国和其他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一样，部分放弃法定资本制而仿效授权资本制。柬埔寨法律允许有限责任公司资本分期缴纳，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也允许外商投资企业资本分期缴纳，不过从实质上看，中柬采用的仍然是法定资本制。

为了维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大陆法系国家在公司立法发展过程中，确立了公司资本的基本原则，即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适用公司资本的这些原则被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们概括为“公司资本三原则”。中柬两国外商投资法和有关公司的立法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公司资本三原则”。(1)资本确定原则，是指公司在设立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记载公司的资本总额，并必须由股东认足，否则公司不能成立。柬埔寨《通知》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包括公司的注册资本，组织章程应列明资本总额和公司总股份和每一股份的票面价值的实际价格。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合营企业合同和章程应包括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合营各方的出资额等内容，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书和外资企业章程应包括投资总额、注册资本等内容，合作企业合同和章程应当包括合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2)资本维持原则，是指公司存续过程中，应当维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实有财产。如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成立后，发起人、股东不得抽回出资；公司的利润只有在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后，才能进行分配；除公司法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等。(3)资本不变原则，是指公司的资本一经确定，非依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改变。依柬埔寨《通知》规定，增减资本须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作出决议，该决议须由代表公司资本51％以上的到会股东同意。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在经营期内不得减少其注册资本，因投资总额和生产经营规模等发生变化，确需减少的，须经审批机构批准。 柬埔寨《决定》第十条规定：“不管合资企业股东是什么国籍，每位股东允许持有的股份比例没有限制，除非该合资企业在柬埔寨境内拥有或打算拥有土地，或者持有或打算持有土地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外方股东在合资企业中持有的股份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九(49％)。”“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不能少于合资公司资本的30％。”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对外国投资者在合营企业和合作企业注册资中投资比例的上限未作规定。在合营企业和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并且我国投资企业法对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的比例作了规定，而柬埔寨法律对此未作规定。

六、税收优惠政策

中柬两国在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的相同点：对内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在柬埔寨适用《税法》《决定》和《法令》等，在

我国适用《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均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柬埔寨《投资法》第八条规定：“除柬埔寨王国宪法中有关土地所有权的规定之外，所有投资者，不分国籍和种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内外资企业税收优惠规定了统一的标准；两国税收优惠主要是产业优惠，对鼓励类外商投资产业和项目给予税收惠，对限制类投资项目不给予税收优惠，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均给予再投资退税，两国均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将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在东道国境内再投资的，可以申请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部分所得税税款；税收优惠办法是减免企业所得税、关税和其他有关规定。

在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的主要区别有：(1)柬埔寨对优惠待遇实行选择性审批制。若要享有优惠待遇，必须申请经柬埔寨发展理事会批准。我国法律规定的优惠自动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2)柬埔寨对已经批准的投资项目100％免缴出口税；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属于限制出口的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属于非限制出口的方可享受减税、免税或退税的优惠。(3)减免进口关税的条件有所不同。(4)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一些收入或所得规定免征所得税，并无期限性，而柬埔寨对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规定的免税都是有期限的。如我国税法规定，从事农、林、牧、渔项目的一些所得以及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并无期限性。(5)减免税期限不同。根据柬埔寨法律，获得优惠和奖励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盈利税的免税期为：启动期+3年+优惠期。最长的启动期应该是有资格投资项目开始有盈利的第一年或有资格投资项目获得第一次收入之后的三年，两者之间选最短期的。优惠期由财务管理法规定，最长免征八年。免税期后按税法缴纳税率为9％的盈利率(柬埔寨企业盈利税税率为20％)，即免税期后可一直享受企业所得税税率为9％的优惠。我国税法规定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给予“三年免税三年减半”的优惠。优惠期满后按25％缴纳企业所得税。(6)企业所得税减税优惠的税率不同。柬埔寨减税的税率一律为9％。我国则有多种减税优惠的税率，如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执行，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执行，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即减按50％的税率征收。(7)在柬埔寨分配投资盈利，不管是转移到国外还是在柬埔寨国内分配，均不征税。我国投资者个人分配投资盈利，须依照《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8)我国执行部分区域税收优惠政策。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外商投资 公司法 缺陷 冲突 改革

一、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缺陷

1、立法导向失误

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以企业为本位进行立法，这种立法导向并不科学，导致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在相当多的问题上产生冲突，不利于法律的施行。主要表现在：

（1）资本的缴付

世界各国关于公司资本的缴付有两种立法体例：一种是“实缴资本制”，另一种是“认缴资本制”。前者指公司的资本必须规定于章程并经全部认足缴清才得以成立公司的制度;后者指公司的资本记载于章程并在登记机关注册，但设立时只需缴足其中一部分公司即可成立，其余部分根据需要并依法律规定分期缴足。这两种制度利弊相左，前者强调资本的充实，有利于安全，但往往有过于呆板僵化之嫌，不利于公司的设立和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而后者注重效率，以灵活见长，但却不利于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

（2）公司资本的减少

在此问题上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公司法》的规定也是截然对立。资本的扩张固然是企业发展的追求和主流，但由于经济周期的变化和企业自身的特殊情况，企业有时也面临减少资本的需要。《公司法》规定公司依法定决策程序并履行相应的通知和公告义务后，即可减少注册资本;外商投资企业法对减资基本持否定态度

（3）出资额的转让。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公司法》在此问题上的规定也是宽严不一。《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股东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反之则视为同意转让;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转让就更加自由，股东转让股份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而根据《合资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方转让其股份，必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合营他方不同意的，也不承担购买义务。

2、结构混乱，顾此失彼

外商投资企业法对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资企业分别立法，这种立法思路缺乏科学的标准，导致三部法律出现了较大面积的重叠。为了节省立法资源，对于相似的问题往往又采用“准用”的立法技术，这种作法既不严肃，又往往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实非万全之策。此外，在本应统一规定的一些问题上，三部法律往往又规定各异，不利于法律的遵行。分述如下：企业形式的采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规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9条规定，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合作法实施细则》第14条规定，合作企业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为有限责任公司。由此可见，外商投资企业法对三种企业分别进行立法的标准并不是企业的组织形式。因为这三种企业均可以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即使是作为“契约性合营企业”的合作企业也可以采取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典型的“股份式合营企业”的组织形式，反映出立法指导思想的混乱。

3、立法技术不成熟，有悖科学

就立法技术和立法用语而言，外商投资企业法也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合营企业”来指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即是一例。我们知道，合营企业可分为股份式合营企业和契约式合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应归入股份式合营企业，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契约式合营企业的典型代表。也就是说，“合营企业”是上位概念，“合资企业”与“合作企业”是下位概念，《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合营企业”的用法显属不当。此外，外商投资企业法对于三种企业设立审批期限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对于中外合资企业是三个月(《合资法实施条例》第10条)，中外合作企业是45天(《合作法实施细则》第7条)，外资企业为90天(《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2条)。 对中外合作企业规定较短的审批期限其意不难理解，但对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审批期限却分别使用“三个月”和“90天”这两个严格上讲法律意义并不相同的用语，纯属立法用语择取的随意。

二、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法律冲突

外商投资企业本是一类法律性质多样化的企业组织，除其中的合资企业属于确定无疑的有限公司外，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既可能采取法人型的有限公司形式，也可能采取非法人型的其他企业形式。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之间的这种互相交叉关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则是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之间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即对于一个有限公司性质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说，其设立、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到底遵循外商投资企业法，还是公司法？

在此问题上，尽管《公司法》第18条作了协调性的原则规定，即：“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同时，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法本身的先天不足，其原已存在的问题在公司法颁行后也暴露的更加突出：

1、法律适用对象的冲突

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公司法，但何为“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合资企业肯定属于此类没有疑义，但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中，究竟哪些属于有限公司，迄今却没有更清晰的标准。有限公司的基本法律特征是它具有法人资格，那么又如何确定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法人资格呢？

在此问题上，《民法通则》第41条的规定自该法颁布以来，就是一个看起来清楚、实际上极为模糊的条文。它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具备法人条件的，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中国法人资格。”这里首先将外商投资企业分为具有法人资格和没有法人资格的二类，而区别的标准则是是否具备法人条件。如果法定法人条件比较严格和具体的话，也许这一标准可以真正地将外商投资企业作实质性的划分。然而，民法通则所确定的法人条件却是较为宽松和抽象的。它要求的条件不过是：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毫无疑问，规定法人条件的目的是为了将法人与非法人加以区别，然而，依据上述的法人条件，却很难实现这一立法目的。事实上，非法人的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同样也需要依法成立，财产条件同样也有必要，甚至数额超过法人企业的财产，而且也当然应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这三个条件并不成为它们区别于法人企业的标志。至于第四个条件一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是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的根本差异，但这一差异究竟是因某一企业已取得或意欲取得法人资格而确定自己承担独立责任，还是因其客观上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而产生，换言之，独立的责任，到底是一种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假如是一种主观条件的话，那么企业是否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就是设立者的一种纯主观的选择，如此而言，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考虑，恐怕没有多少企业的设立者愿意选择企业的非独立责任，即投资者的无限连带责任，而只会选择企业独立责任和投资者的有限责任。假如独立民事责任是一种客观条件的话，那么这种抽象的条件根本不具有衡量企业责任能力的作用，撇开法律的强制规定，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同样也可以以其营业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这种独立能力的强弱实在不取决于它是独资、合伙，还是法人。因此，无论把独立责任作为主观条件，还是作为客观条件，都难以成为界定企业法人资格的惟一的标准。

2、法律规则的冲突。

将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法律规则加以综合比较，可以归为以下三种情况：

（1）二者的法律规定完全相同或类似

由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的交叉关系所决定，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存在着与公司法完全相同或类似的规定。如合资企业法和公司法中关于合资方式或股东出资形式的规定、关于股东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规定、关于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规定。然而，这种情况在合资企业法中为数不多而在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中则更为少见。

（2）二者对同样法律事项作出不同的法律规定

这种情况构成了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公司法相互关系的主要特点。在关于企业或公司的设立制度、资本制度和组织机构以及清算、解散制度的规定中虽然二者所规范的法律事项是基本相同的，但其各自的规范内容却大不相同。如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需要主管部门的批准，而公司法则没有关于批准程序的规定。同样是董事会，外商投资企业的董事会与公司的董事会职权并不完全相同。

（3）二者又各有自己的特定事项和内容

这些事项和内容为外商投资企业法或公司法所独有。如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关于合资合同、合作合同的规定、关于外国合营者投资比例的规定、关于设立合资企业的行业限制的规定、关于外汇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的规定等，这些在公司法中都没有、也没有必要予以规定。反过来，公司法中也有许多外商投资企业法中不曾有的内容。如有限公司最低资本限额的规定、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限制的规定、股东出资验资及出资证明书的规定、股东会、监事会的设置、经理的具体职权等。

上述三方面情况的存在，必然导致法律规则适用上的冲突。虽然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适用公司法，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何谓“另有特别规定”，以上三种情况中，在第二种情况下，对同样法律事项作出不同法律规定时，可以理解为“另有特别规定”。但在第三种情况下，对于公司法有规定而外商投资企业法未予涉及的内容是否也同样理解为“另有特别规定”。比如，公司法规定了股东会、监事会的设置，而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没有涉及，公司法规定了最低资本额，而外商投资企业法中亦无要求，这些是否都属于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特别规定。

如果如此理解的话，那么公司法中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就都成了“特别规定”，如果这样，所谓的“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适用公司法”的原则性规定岂不成了空话，公司法中哪里还有可以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内容。反之，如果不把上述情况看作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特别规定”而适用公司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也要设股东会、监事会，也要实行最低资本额制度，也要给合营者签发“出资证明书”，这显然又走到了另一个荒唐的地步。然而这却正是公司法的冲突条款所带来的两难结果。由此看来，公司法的冲突条款表面看来似乎解决了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冲突，而实际上这种冲突依然存在，解决这一冲突靠这一简单的条文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三、外商投资企业法的改革

1、双轨并行

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自成体系及其与公司法的前后倒置，当然有其历史的客观原因。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成分比较单一，企业形式基本就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数不多的经济法律法规，也基本上是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制定的，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适用不同的企业法。因而，作为新兴的外商投资企业，无法与既有的企业形式对号人座，一开始就不得已走上了一条独立于内资企业立法的路子，除了三部完整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之外，还分别制定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登记、会计、财务、劳动、工资、保险、福利、工会、外汇收支管理等专门性法律、法规。由此可见，形成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并行的格局，并非企业法科学体系建构的要求，也非立法机构的刻意安排，而完全是顺应当时吸引外资和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法律调整的迫切需要，其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第一，在企业形态上，当时内资企业中尚无典型的、为外商投资企业所采用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是三种外商投资企业形式催生了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第二，为吸引外资，从公司的设立到公司的组织机构和管理，的确需要建立和实行一套外商投资企业特有的制度和规则，如可行性论证与合资合同、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出资的分期交纳、董事会的单一管理等。虽然这一立法的历史进程背离了按部就班的立法逻辑，但它又是无奈的权益安排，是不得已的立法选择，时势造法，是谓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写照。

其实，有违立法逻辑和顺序的又何止外商投资企业法，整个中国企业立法走过的都是一条崎岖、异常的道路。中国的企业立法从来就不是在明确界定企业法律形态和类型的基础上，沿着先普通法再特别法，先高位阶法再低位阶法，先法律、法规再规章、规则的立法轨迹推进。相反，由于追随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应对社会急剧变革中的各种企业法律问题，中国企业立法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间，曾一直处于概念和分类不明确、调整范围不全面、体系和内容不完备、性质和效力不统一以及相互之间不协调的混乱状态，企业立法的交叉与重复、缺陷与空白、矛盾与冲突同时并存。而导致此种状态的原因除缺乏通盘考虑的立法热情和唯领导意志是听的主观随意以及狭隘的部门意识和利益之外，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企业立法一直未能确定中国自己的企业法律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企业分类标准和形成企业立法完整、科学的体系。在如此的立法背景之下，外商投资企业法先行于公司法并与之长期双轨并行的局面也就不足为怪。

2、公司法的统一

公司法的统一性首先源自于其组织法的基本属性。公司法属于商事法中的商事主体法或商业组织法，是对公司这种企业组织的设立和终止、组织机构及其活动范围、活动规则等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的法律规范。组织法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公司法制度的统一性要求，决定了一国之内的相同的公司形式应适用同样的公司规范予以调整。这种统一性又是作为企业法律形态立法的共同性要求，企业法律形态的确定就是从企业立法的任务出发，选择最具有立法意义的分类标准，以有限的形式理顺众多的企业组织关系，将其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若干法律形态，并统一适用于所有的企业组织。公司是企业法律形态中最为普遍而重要的一种，公司法是对各种公司组织进行一体调整的法律规范，各种以股东出资方式设立、采取股权结构、公司具有独立法人地位、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的企业组织都属于公司，都应受公司法的调整，现代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在商事领域的表现之一就是公司法的统一性。

促进投资、交易便利和保护交易安全是公司法统一性的又根据公司的性质和形式是公司基本法律地位的标志和公司内外法律关系的综合性反映，是商事活动中当事人作出相互了解和商业判断的基本依据。以统一规则对公司进行的法律调整，将使各种不同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内外关系在类型化的基础上规范化和格式化，使公司的投资者或设立者只需从法定的类型中作出对号人座的选择，而免去了公司关系自我设计以及为此而彼此防范和讨价还价的烦累和矛盾。使公司的交易者从公司的类型和既定的公司法规则中一望而知对方的法律地位和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等，而免去了不同的交易者个别进行的、复杂而艰难的一般商业审查和信用判断。

使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能遵循最起码的行为规则，无论在正常的营业活动中，还是在减资、合并、分立、终汁等特殊情况下，都能提供给外部当事人尤其是公司的债权人以最低限度的保障，防范可能发生的商业风险。这一切消除的不仅是商事主体的心理疑虑，更是许多具体商业行为的实际障碍，它使得投资和交易行为更为顺畅、便利、快捷和高效，商事交易更为安全、可靠，社会经济更为有序和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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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泫永,官欣荣.公司僵局与司法救济[J].法学,2004(4).

[3] 陈微明,郑杰.体系下公司僵局的解决与展望[J].北大法律信息网,20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