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范文

时间:2023-02-23 04:34:48

外资并购

外资并购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外资并购;垄断;产权

1外资并购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直接投资以新建企业为主。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跨国并购成为世界性的潮流。有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跨国并购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比重一直低于50%;1994年,跨国并购首次超过“绿地投资”,占到FDI的51.4%;1996年则占到FDI的59%;而在2000年更是达到了82%。此后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并购节奏逐渐放缓,但并购仍占到FDI的较大比重,直到2003年底开始复苏。而2005年全球外资并购明显回升,并购总额达到了7610亿美元。在2006年全球企业并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仅100亿美元以上的并购案在全球就发生了44起。

在我国,由于发展的需要,加大了开发力度并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外资并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外资进入主要是以新建企业为主,企业形式上采取中外合资和合营的形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外资更多地采用了独资的方式组建企业,并逐渐开始并购国内企业;20世纪90年代至今。外资并购在中国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外资收购的对象,从一般形态企业转向效益较好的大中型企业,从个别企业转向整个行业,从个别行业转向更多行业,比如:饮料、啤酒、日化、机械、医药、家电、钢铁、水泥、金融等等。

2我国外资并购存在的问题

外资并购是一把双刃剑。它拓宽了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但是在外资并购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成熟,法律体系不健全,对企业并购的国际惯例缺乏了解,因此存在许多问题。

2.1国有资产流失

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着产权不清,治理结构不健全,导致外资并购我国国有企业的过程中由于产权交易不规范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其次,资产评估不科学也导致外资并购我国国有企业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国内外机构在上市公司价值评估方面的差异较大,我国的评估制度尚不完善,评估方法不科学。另外,由于国家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种种优惠,有利于企业自身的改造发展,因而有些国有企业为了本企业的私利,急于引进外资,往往低估企业价值。这也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

2.2潜在的市场垄断威胁

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进行大规模并购,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可能会对我国某些产业形成市场垄断,获得巨额垄断利润,损害消费者利益,破坏市场的竞争性。另外,在一些著名的合资企业中,外资方为了控制技术在企业内转移,纷纷通过转让股权和增资方式,将合资企业转变为外方控股或独资的公司。继在饮料、化妆品、洗涤剂和彩色胶卷行业并购形成寡头竞争格局后,外资又在向通讯、网络、软件、医药、汽车等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扩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制造业的高端部门,技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外资企业容易形成垄断。

2.3恶意并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有些行业、有些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已经具备了和外国企业竞争的实力。有些外国企业为了打击竞争对手,对我国的企业进行恶意并购。以这种目的进行并购,必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外资对一般国企拼命压价,对好企业不惜高价收购。在大举并购我国啤酒饮料、化妆品企业和市场后,跨国公司近年来已开始大举进军我国大型制造业,并购重点直奔我国工程机械业、电器业等领域的骨干企业、龙头企业。

2.4并购引起失业

外资并购企业后往往伴随着裁减人员,造成失业率增加。一般来说,外资并购不仅不会产生新的劳动力需求,反而会导致立即或滞后的裁减劳动力。这是因为在全球争夺资本的博弈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战略主动地位。他们以利润最大化为宗旨的对华投资,往往是选择国内较优秀的企业为收购对象,这样对增加就业的积极作用就十分有限。而且,外资公司也不会接受国内“企业办社会”的做法,在并购后对并购企业进行重组整合时,可能会通过裁减多余的劳动力以提高效率,减轻企业的负担。并购引起的失业,会加重政府和社会的负担,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3我国应对外资并购的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外资并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了更好的利用这种新时期吸引外资的重要途径,对我国新形势下转变引资策略。规范、鼓励外资并购提出如下建议。

3.1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随着外资并购在我国的深入发展,我国不断出台新的政策规定。完善我国的外资并购法律环境,但还有许多外资并购方面的问题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指导。应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对以往的法律法规做出必要的调整和修改,以保护我们的经济和经济安全。完善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规,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其中还涉及到环境保护等问题,也应加以重视,将其纳入法制轨道。

3.2实施有差别的行业并购政策抑制垄断

外商投资的行业、范围和领域的扩大,要结合我国的发展战略,明确产业导向,制定和实施有差别的行业外资并购政策。对于大部分竞争性的行业应放开对跨国并购的种种限制,如股权比例、并购方式等。利用跨国并购改变我国某些行业目前存在的生产能力过剩、产业集中度低、过度分散竞争的市场结构。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实力。对于存在明显规模经济的工业行业,应有步骤地放开对跨国并购的限制。此外对第三产业的跨国并购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减少跨国并购对国内服务企业的冲击,防止很大一部分利润被转移,对外资并购服务业的比重进行限制,同时在审批环节要从严把关。对必须由国家或民族企业控制的关系国家经济命脉或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领域严格禁止跨国并购。

3.3改善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国内环境

为促进我国外资并购,必须重视其环境的建设。除了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外,还应进行各项配套体制的改革。如在金融体制方面应按照效益原则、偿债能力原则、规模投资原则重新建立新的市场型借贷体制。在行业管理体制方面应将行业管理职能和资产的所有者职能分开,建立现代行业管理制度。此外,还应在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外商合法权益、健全法制和信用制度、增加政策透明度,以及项目审批和办事效率等方面不断改善,为外商提供满意的投资环境。为了促进跨国并购的顺利进行,必须建立和完善产权交易、企业拍卖和证券等市场,建立和完善企业调查评估、并购方案设计、条件谈判、协议执行以及配套融资安排的全套并购服务体系。

3.4规范和发展中介服务机构体系

目前,大量的并购活动都是通过资产评估机构、法律咨询机构、财务顾问公司、资产管理等公司完成的,我国现有的中介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很多并未达到国际标准。政府应加快规范培育外资并购的中介服务机构体系;尽快建立包括产权交易、融资担保、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法律咨询等全面的中介服务体系,培养高素质的从业人员。中介服务机构应按照国际标准规范其运作,加强对国际惯例和标准的熟悉度,为外资并购提供并购市场的信息咨询、策划、协调工作,减少外资并购国内企业中的摩擦。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外资并购活动的发展。

3.5建立外资并购的监管协调机制

外资并购范文第2篇

编者按:

最近几年,跨国公司开始更多地以并购国内企业的方式进入中国,引起国人的极大关注,并成为舆论焦点。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国外企业,也引起国际舆论关注。

那么,跨国并购是否会危及所在国安全?跨国并购是否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并购以及中国企业并购外国企业如何做到双赢?在不久前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举办的“2007(第五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跨国公司与中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与会专家和企业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会议呼吁,对跨国并购这个问题,思想的多元化是好的,但是应该避免情绪化。无论是中国公司的跨国并购,还是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跨国并购,从大的方面来说,其正面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过多的对于对外开放的负面声音,对于中国的发展是不利的。

外资并购18 领域获“关照”

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近日完成一份报告,就外资并购和产业安全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政策建议。

报告建议设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相关机构参与组成常设的“外商投资联合审查委员会”。审点放在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18 个行业和关键领域内的重大外资并购项目。对外资并购涉及的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领域的骨干企业要列出重点保护名单,直接保护,“从严审查”。

将来联审委审查的重点,报告建议放在“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关键领域内”。对于命脉行业,报告列出了军工国防科技、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金融、文化9 个行业。而对关键领域,报告列出了重大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9 个领域。

在法律体系方面,报告认为需要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外资并购规定进行修补,尽快出台反垄断法,依法阻止控制性并购行为。

“30年前,我们无法想象大家能够坐在一块,在那时,中国人、外国人接触都受很多限制。10年前外国人来,我们认为他们是老师,现在我们开始互相学习,我们有资格去对抗,甚至竞争。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一起以同样水准的讨论建立核心竞争力的问题,这其中跨国公司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全国工商联并购工会会长王巍的一席话让与会者深有感触。“跨国公司没有国籍,不管是外资的,还是中国国有的、民营的,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分不开的。”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仲文对跨国公司的作用赞赏有加。

“跨国并购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方面还是有自己积极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宋群的言语掷地有声。

关于跨国公司并购的讨论在“跨国公司与中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成了会议的焦点。外资并购怎么成了负面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7040亿美元,外商投资涉及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几乎所有的领域。2006 年,全国新设的外商投资企业有4.1万家,合同外资金额2002 亿美元,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695 美元,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是10364 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8.9%。外资投资企业交纳的税收占中国全体税收总额的20% 以上。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的人员超过了2 7 0 0 万人,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的10% 左右。

外资并购作为利用外资的一种方式,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做出积极贡献。但一些专家指出,近来随着大型外资并购案的增多,外资并购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出来。

2006年,凯雷收购徐工失败的案例和高盛收购双汇的成功,或许会成为外资“衡量政策的尺子”。业内专家认为,外资并购行业可能会更多地集中在政策敏感度低、行业集中度低的产业。

宋群认为,中国很多企业业真的没有像世界五百强的企业那样有竞争力,如果完全放开跨国并购,势必会对一些行业的竞争、产业安全,甚至于对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也不能就此一概否定跨国并购,恰恰跨国并购的顺利进行需要政策上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同时还需要一个很完整的、规范的资本市场体系来配套。

在他看来,在考虑跨国并购时,需要考虑到市场的公平和公正原则的维护,或者是发育和培育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国在政策层面还是有点滞后,在产业方面,应该更深入到企业的并购,到底在哪一些领域、行业,包括国有企业的并购,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和程序,应该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规定,让大家明白。就如同大家说的,什么叫国家安全?哪一些领域涉及国家安全?这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出来,否则并购市场由于政策不清,所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恐怕会很大。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在招商引资以及外资管理工作等方面也出现过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例如由于引资恶性竞争,出现了优惠政策过滥和开发区过多过滥,占用土地过多的现象(其实使用土地过多的不一定是外资企业),也有的地区引进的某些外资项目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这些问题不改变,外资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负面影响将会放大。

国家经济安全:谁说了算?

去年以来,外资并购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去年全国工商联的提案在国内震动比较大,这个提案经常被引述为国家经济安全论的“始作俑者”。

在王巍看来,这种说法是个误解。他认为,从全国工商联角度来说,关于国家经济安全实际上有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中国经济不加入全球化不能安全,中国经济的安全必须在加入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不能对抗全球化,而是应积极拥抱全球化。这是最基本的底线。

第二,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近30年后,中国政府有条件大力扶持本土的全球化公司,这是很微妙的,但决不是用部门利益来排斥全球化。

第三,谁来决定国家安全?是不是仅仅政府说了算?30 年来,只要政府说不安全就这样定了,政府就单方面决定了,今天的中国是开放市场,是全球化市场,也是一个市场化的市场,中国哪一个产业安全不安全,不单单是政府领导说了算,应当由市场说了算。所以,大家注意到行业协会开始发挥作用,尽管中国行业协会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第二政府”,是不能完全代表行业力量的,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蒂森克虏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魏文思希望中国政府在外资政策上更为开放。他介绍说:“在钢铁行业,只允许外国企业最多控制50% 的股份,这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不可能在中国一体化钢铁厂方面

进行太多的投资,但我们在巴西就可以这么做。”

他坦言,大家再仔细观察一下中国的市场,可以看到在不同领域外资进入有不同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这些外国企业决定来投资,它们就应该看一看这些前提条件,因为没有人会想先进行投资、两年以后又被迫撤出的情况发生。

外资政策收紧的背后动因

最近,中国政府对涉及外资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出口退税政策、加工贸易政策、土地政策、劳工政策、环保政策以及开发区政策等已经或者将要进行调整。与过去相关政策相比,这些政策的方向似乎对于外资企业趋于收紧。

王志乐分析说,如果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个全局目标来看,中国政府对若干外资政策的调整是必要的。目前已经出台或将要出台的涉及外资的政策并非限制外资在中国的发展,而是限制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外资。这些政策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政府限制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的外资项目的政策导向,也反映了中国政府鼓励高新技术、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型项目的政策导向。

在王志乐看来,中国转变增长方式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带来新机遇。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优势的跨国公司将大有作为:

开发节能环保技术,提高产品环保责任含量,投资环保产业,或者对原有企业进行环保改造;从过去制造外包发展到服务外包,把中国作为服务外包基地;投资研发项目,参与当地企业技术创新;通过并购参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参与“万商西进工程”,投资中西部。

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孙鹏解释说,政府对并购的认识也正处在逐步加强的过程,虽然公布了一些相关规定,但是这些规定还需要有不断完善的过程,随着并购案例的不断增加,会使得中国市场不断开放,相关法规还会进行一些调整。

宋群认为,外资并购会出现一些新的特征:

首先,跨国并购的领域以前经常是在第二产业也就是加工行业展开,未来随着服务业的开放,可能在服务业方面的跨国并购将会加大力度,特别是物流、金融等方面。

其次,对国有企业的并购会加快,最近国资委提出,到2010 年,央企的国有企业要进一步整合,要缩减到80 到100 家,这将会涉及到战略投资者股权并购。

外资并购范文第3篇

通过外资并购方式吸引更多的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特别是使国内企业更加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潮中,对提高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外资并购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一种FDI(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相比直接设厂的FDI方式而言,股权并购的成本和风险更低,对并购后的市场预期也更加清晰,因而颇受外资青睐。

但是,看了下面的数据,可能多少会有些其它感觉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比如玻璃行业,该行业中最大的五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部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着;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

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

另外,银行、保险、电信、汽车、物流、零售、机械制造、能源、钢铁、IT、网络、房地产等热门行业也都有外资进入。并购方中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最多,超过30%的比重;欧盟次之,占27%左右;其余来自东盟和日本等国家。从资金来源看,国外收购资金主要是跨国企业、QFII及各种私募基金,而且近年来国际私募基金已逐渐成为并购的主角。

从2005年以来,中国的外资并购案例骤然增多。从金融业、机械工业的国有大型企业的战略引资,到蒙牛、无锡尚德等民营企业的私募,外资的进入开始引起争议。

华平基金入主哈药股份;凯雷收购徐工机械;BestBuy控股五星集团;美国卡特彼勒计划收购厦门工程机械、广西柳工机械、河北宣化工程机械以及山东潍柴动力等;印度米塔尔钢铁公司入股湖南华菱管线;美国AB公司收购哈啤;佳通收购桦林;DSM战略投资华北制药……等等。而具有花旗集团背景的投资基金CVC入股中国造纸龙头企业――晨鸣并成为第一大股东、美国高盛集团入股中国食品行业龙头――双汇集团,难免加重了人们“外资并购目标定位行业老大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质疑。

外资并购范文第4篇

1月5日,商务部、证监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允许境外投资者战略性投资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A股上市公司及股权分置后的新上市企业。2月14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下发《关于外国战略投资者开立A股证券账户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具体落实了五部委的《办法》。至此,外资投资中国A股市场在政策和技术上都已没有障碍。

或急或缓,此举必将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深远影响。外资并购将从题材炒作转向实质性并购行为。国外战略投资者有别于QFII(合资格外国投资者),他们以产业资本的角色进行股权投资。由于存在三年限售期,国外战略投资者实现赢利最大化的最好办法是,从产业经营角度帮助这家公司提升业绩,使得股权增值。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将从实质上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因而对中国商界是长期利好。

长期来看,外资将逐渐成为A股市场并购的主力,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规模收购战必将频频出现。站在刚刚打开的A股战略投资门前,内地上市公司高管发现,买家已经接踵而来。

投资中国的大前提

近年来,外资通过并购中国资产而进入内地资本市场的大戏已经在不断上演,成交纪录不断刷新。根据并购市场资讯有限公司(Mergermarket)提供的数据,2005年以中国企业为目标的并购交易总值达300亿美元,较2004年增长幅度超过100%。

《办法》的发行、公布和实施,将催生并加速资本并购的实现。另外,全流通背景下,各行业控股股东出于各自经营现金流的需求、对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渴求甚至出于对上市公司投资套现的欲望,都会出现出让股权的动机。《办法》的施行和相关大宗证券交易制度的完善,为未来国际资本在国内证券市场发动并购创造条件,“洋狼”驱逐“土羊”即将上演。

在这场国际资本中国并购浪潮中,中国的证券市场不再是一个以往单纯的筹码“博弈场”,而演变为争夺上市公司控制权服务的金融交易场所,这种状况的出现,将使我们重新认识证券市场的新功能、新定位。

中国实体经济经历了持续高速地发展,主要得益于实体经济的外向型路线。每年公布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成为衡量中国经济发展健康与否的关键数据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之后,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顺利推进,关系到国民经济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2006年年初五部委联合的《办法》新政策来看,国家正在利用目前比较有利的时机来推进虚拟经济领域的外资引进,一个外向型的虚拟经济时代逐渐来临。

事实上,前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推行的QFII制度便是这种思路的具体体现,只不过它发生在二级市场层面。该项政策的意义在于,决策层希望A股上市公司引进的是具有长期合作可能的战略投资者,而不是投机巨无霸。目前,QFII投资总额已经达到100亿美元,并且有望在2006年进一步快速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与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不同,新政策中关于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只有下限,不设上限,为外资在未来全流通环境下,大规模参与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打开了宽广的通道。

众矢之的

过去一年里的金融行业可谓好戏连台。苏格兰皇家银行耗资31亿美元收购中国银行10%的股权;美洲银行和新加坡淡马锡分别以25亿美元和14亿美元入股建设银行;汇丰保险斥资81.04亿港元收购平安保险9.91%股权;瑞银出资17亿元人民币收购北京证券20%的股份。外资对A股公司的兴趣同样浓厚,米尔塔入股华菱管线,凯雷收购徐工等等。

包括银行、地产、食品和商业等领域频频发生高溢价外资收购案例,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外资巨鳄不但关注目标公司的市场价值是否被低估,是否可以通过并购实现短期盈利,同时更关注目标公司的“战略价值”,即通过收购目标公司,可以在国内相关行业中取得立足点。对于具有“战略价值”的公司,外资将不惜高价予以收购。

联合证券分析师认为,将来最受举牌者青睐的上市公司应具备这样的特征:价值被低估或者在行业中占有特殊地位,容易成为外资进入国内该行业的“垫脚石”;股权相对分散,第一大股东持股一般低于30%;属于资源型或者市场型企业,处于竞争性行业;主营业务在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第一代创业者已经淡出管理。

实际上,行业龙头上市公司还是外资的最爱。我国钢铁、能源、电力、有色金属加工、基础建设等规模较大的行业中,上市公司所占比例也不少,在证券市场数年熊市中,国内基金公司对周期性行业的抛弃造成了这些公司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在《办法》施行后,这些周期性行业不仅具有投资价值,更具有了非常高的并购价值,毕竟这些公司在目前的证券市场价格下,总市值并不算大。有关统计数据已经显示,QFII对这些行业的公司有一定规模投资,在预计2006年QFII的规模比去年规模成倍迅速扩大的前提下,QFII对这些行业的加大投资估计会形成证券市场的反周期行业投资热潮。

2005年12月28日,摩根士丹利和国际金融公司分别获得了海螺水泥10.51%和3.82%股份。在20家水泥类上市公司中,海螺水泥的主营收入是第二名的4倍多。因此,海螺水泥算得上是外资并购行业龙头上市公司的最新案例。近年来,工程机械行业龙头的徐工科技、维生素制造行业的华北制药、灯具行业的佛山照明等均被外资染指,就很能说明问题。正因为对行业龙头公司情有独钟,即使*ST美雅(曾经是最大的毛毯制造企业)濒临退市边缘,前不久也吸引了外资的目光。分析人士指出,并购行业龙头的上市公司,能够极大地帮助外资进行市场洗牌。比如说,通过对乐凯胶片的并购,美国柯达彻底确立了在中国市场的老大地位。

而在龙头企业中,比较特殊的就是行业垄断企业被外资青睐的优势明显。

未来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发地,将是市场进入比较困难的国内垄断性行业和各行业中处于相对垄断地位或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上市公司。目前国内垄断性还比较强的行业大多是由行政性垄断或自然性垄断所形成的。这类行业包括电信、金融、航空、公用事业等领域。这些领域里的企业在国内市场形成了较强的垄断地位,外资通过并购进入是较好的选择。同时,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也为外资通过并购进入这些领域提供了可能性。2002年4月份,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正式施行,原先禁止外资进入的电信、燃气、热力、给排水等行业列为对外开放领域。8月1日,《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正式实施,扩大了外商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明确外商可以通过购买股票参与投资等新的投资方式参与投资民用航空业。

战略投资之道

外资机构想得到什么呢?

早在2005年12月,荷兰物流、快递和邮政服务提供商TNT就与中国华宇物流集团达成收购初步意向,收购交易将于2006年完成。TNT中国CEO肯・迈高(Kenneth S. McCall)公开表示,收购一旦完成,TNT就将拥有中国最大的独家专营的货物及包裹运输网络;而华宇方面的考虑是,在人才、品牌、渠道、装备、理念等方面TNT优于华宇,出于公司发展前景的需求才接受TNT的收购。

1.通过并购上市公司拓展中国市场。

医药是住友商事株式会社的一大产业,在天方药业通过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将触角伸向国际市场的同时,住友也将天方药业作为拓展中国市场的据点。与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并购天方药业相比,高盛(亚洲)金融有限公司牵手北亚集团的案例,则更加清晰地反映了外资通过并购寻找扩张据点的战略意图。根据协议,高盛和北亚集团将在铁路运输、浆纸生产和贸易、乳业、金融、物流和房地产等多个领域进行战略合作,而北亚集团的大股东哈尔滨铁路局主营业务范围就包括铁路运输、煤炭经营、纸浆及复合地板的进出口贸易等。

2.通过并购消费类上市公司抢占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

银泰系近期对百大集团、鄂武商等零售业上市公司的并购,其背后闪现的是美国华平基金的影子。美国华平对中国零售市场的厚爱,还可以从其并购在港上市的国美电器上反映出来。由于零售业是中国入世后最先全面开放的行业,现在正被外资当作抢占中国巨大内需市场的切入口。

3.通过并购资源类上市公司获得中国资源。

我国在稀有金属、有色金属等资源类行业中,特别是我国矿产储备量占全球前列的一些重点龙头企业,已上市的公司为数不少,而某些资源储备更是未来新能源、新技术所必须的原材料。另外,在这些资源类的加工企业中,也形成了地区性或者国际性的加工龙头企业。出于国际资本对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垂涎,在面临大规模进入之前,不得不对资源类上市公司进行重新认识,不仅要看到它们的财务价值,更要看到它们的并购价值。

米塔尔钢铁公司并购华菱管线、中信泰富并购大冶特钢,是海外资本获得钢铁资源的两个典型案例。如果不是政策限制,金属、非金属与采矿行业的上市公司更容易成为外资争夺的对象。除了这些实实在在的资源外,像台湾正隆对山鹰纸业夭折了的并购,则体现了海外资本对潜在资源的深入挖掘。

外资之术

此前,以国有股份为主的非流通股转让市场是一个参与者有限的协议定价市场,交易机制、定价都不甚透明。美迈斯律师事务所(o’melveny&Myers)亚洲业务负责人赵宏绚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指出,所有权结构含糊使得中国企业吸引力下降。而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这个问题。股改后,上市公司二级市场价格趋于合理,更能反映公司的实际价值。另一方面,经过数年下跌,上证180成份股股改后的平均市盈率只有13倍,从资金成本角度考虑,此时启动并购时机也很好――不仅对产业投资人并购成本相对较小,对财务投资人也存在潜在套利空间。

尽管表示不能透露收购目标公司的详细情况,但上述消息人士指出,外资感兴趣的并非“这家企业的市盈率”有多低。“价格不是问题,他们关心的是企业的资产质量。”他说,“外资认为目前的盈利能力差,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资产质量好,加上未来他们好的管理、好的体制,公司业绩就能有大的提升。”

正在到来的外资并购大潮主要方向会在哪里?上述外资投资基金人士称,其接触的投资人基本都集中在传统产业。“中国实力最强的100强几乎都是大工业企业,占据了大部分外资的注意力。”从已经发生的并购案例看,外资也确实比较青睐中国的大制造业企业。无论是佳通收购桦林、DSM战略投资华北制药、凯雷入主徐工科技……机械制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汽车及配件等行业市盈率显著低于全球水平,也成为外资投资人关注的主要目标。

至于外资为什么要战略并购中国企业,“就是看中了中国内地的消费增长潜力及廉价劳动力的无限量供给。”西南证券一位分析师认为,外资的目标无非是获取企业生产力―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同时谋求企业在中国的销售网络。

而财务投资人会更加关注具备垄断性资源、价值被低估、有技术优势的公司。他们会在并购后采用财务、资本运作等手段提升其整体价值,待公司股价上涨后抛售获利。

外资并购的救赎

股市引入外资并不新鲜,QFII早已进入,且额度层层加码。该项政策的意义在于,决策层希望A股上市公司引进的是具有长期合作可能的战略投资者,而不是在股市横冲直撞的财务投机者,那些今天买明天卖的对冲基金之流除了凑足一时之人气外,显然对中国的股市长远发展帮不了多大的忙,还会引发巨大的风险。

新政目标所指十分明确,即为上市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引进境外先进管理经验、技术和资金,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所有的具体规定也围绕目标而行:如“投资可分期进行,首次投资完成后取得的股份比例不低于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0%”;“取得的上市公司A股股份三年内不得转让”;“投资者应向商务部提交其母公司对投资者投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不可撤销的承诺函”,等等。

有关决策层对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饥渴,以及将急于在中国股市分羹的国外资金纳入一条可以管理的有序轨道、帮助中国的上市公司打造一条通向国际先进企业的捷径的心态跃然而出。

这一政策不能不让人想到中国的银行业引入外资的理由,两者何其相似乃尔!中国的银行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时,在回应银行贱卖论时,都曾提到过相似的观点。实际上,种种理由只不过反证了引入国内投资者无法对国内公司,尤其是央企这样享有种种特权的企业形成硬约束,汇金公司副董事长汪建熙曾一语道破。

国内投资者约束不了,只有请进外来和尚一试。中国的上市公司沉疴在身,有关部委又祭出了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法宝加以疗治。以外向型改革倒逼国内改革的方式究竟成效如何?尚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内部市场与行政管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即便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其成效在国企内部官僚习气的掣肘下,实在应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值得关注的是,与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不同,此次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只有下限,不设上限,为外资在未来全流通环境下,大规模参与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打开了宽广的通道。考虑到中国的上市公司大多数为国企,可以认为,有关部门希望借此一并解决国企上市公司的难题。当然,由于国资委并未附署此项政策,开放的层面将过滤涉及中国经济安全与稳定的大型国企。

股市整体走上外向型之路的第一步,未来喜忧尚难预料。对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而言,倒是有看得到的现实好处:一、入市资金量可能增加,这对于面临2005年年报陷阱、利润节节下滑的多数上市公司不啻为福音;二、新一轮的股市淘宝行动即将展开,对于深锁熊市无法自拔的广大股民自然是一大利好。但这些不应该成为妨碍我们清醒思考的理由。

上市公司的治理有捷径可走吗?有吗?没有吗?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大大加快引入国外公司治理结构的步伐,不过借用的东西毕竟要还,不会内生为我们的机制,我们的文化。改革不能得到内部应和,前景难料。

结果的两面性

从当前我国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状况分析,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改善我国证券市场的资产配置功能。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外资并购国内上市公司与近年来国内一度盛行的重组方不计成本的保壳式重组、保配式重组方式将有根本的区别。

实现并购正收益是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根本目的,外资并购所付出的成本最终要从上市公司经营收入中得到补偿。同时外资并购有利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合理化。

另外,一些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进入上市公司,有可能为上市公司带来更为先进的管理方法和制造技术,增强相关上市公司的全球竞争能力。

但是,在看到外资并购可能给原有股东带来利益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外资并购的风险。据有关统计,从1951年到1975年的25年间,180家美国跨国公司通过收购外国公司而建立的5914家国外子公司中有35.5%的子公司失败。失败率甚至高于这180家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创建而建立的6438家国外子公司25.6%的失败率。

我们也不能排除,会出现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手段转移所并购上市公司利润,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肥了投资银行

摩根大通投资银行中国部董事总经理方方认为,收购基金对解决资源分配不对称有益,通常是资本市场未发掘其价值之时,基金先将其买下来,然后整合、扩大效益,再重新介绍给资本市场,通过上市获得更高价值,以期获得巨额投资回报。

摩根大通作为凯雷收购徐工机械的财务顾问,全程参与。“帮徐工选择投资者提出了很多要求,比如自有资产、自有技术发展、项目引进、国际市场拓展、历史包袱等都有数字性的约定。”方方说,“并购顾问业务本身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服务。”在并购的三个阶段,咨询顾问都需要做大量工作。在并购的最后一个阶段,并购咨询顾问往往会协助客户进行并购后的公司整合,确保并购能够得以成功,有时甚至提供过桥贷款。

“虽然付出多多,但中介机构的获益也颇丰。”业内人士称。数据显示,即使在前几年全球经济并不景气的时候,高盛全年仍从财务顾问业务里面获得了14.99亿美元的收入,超过其承销业务,占投行业务收入的51.16%。

李肃的看法是,中介机构的财务顾问,只是最小一部分收益。从帮助企业上市,到理财,再到目前收购兼并财务服务,中介机构也有股票操作机会。有意思的是,一些机构目前正在自己理财,投资银行此时已不仅仅是中介,其作为直接投资者已和产业基金连在一起。

并购的多赢

真正的并购不会只有一方是赢家。

在软银总裁温天纳看来,企业并购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自主选择。通过并购,企业能够迅速实现低成本扩张,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经理个人效用最大化。

2005年12月初,江苏地华增持南京中商和“银泰系”举牌百大集团,是股改背景下的典型并购案例。“举牌”的驱动力来自于股改带来的若干好处。“银泰系”不断增持百大集团,除了在股改方案沟通中增加筹码外,还有做第一大股东的目的;而江苏地华增持流通股,是希望在股改中获得更大发言权和实际好处,并且保住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而且,“企业通过并购可取得规模收益。”温天纳说,“此外是取得并购差价收益。如企业并购的信息通常是明确的利好消息,一般会引起股价上升。如果企业希望在并购之后通过适当的整合,再将目标企业转手出售,那么可以通过股价的预期效应取得并购价差收益。”

温天纳还分析了其他好处。比如税收优惠,并购过程中企业可以利用税法中的税收递延条款合理避税,把目前亏损但有一定的盈利潜力的企业作为并购对象,尤其是当并购方为高盈利企业时,能够充分发挥并购双方税收方面的互补优势。

还有就是获得上市资格。非上市公司通过并购买“壳”上市公司,可以较为便利地通过证券市场募集资金,并节约上市费用。

李肃以江玲引入福特为例,通过增发成为大股东的福特派人入驻公司全面管理,福特投资主要不是靠股价波动获取收益,而是靠经营资产的收益来实现其投资价值。

他还认为,国外产业基金进入中国,大多数都持有一些法人股,基于其非流通性,不能靠股市炒作收益,所以主要是靠经营过程中的增值和分红获益。即使《办法》实施,其实也是三年后解冻,才会有股权收益机会。

外资并购范文第5篇

1.定义与特点

投机性表象并购是指不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取得企业控制权,而以获取股权或资产让渡溢价为目的进行短期投机的非实质并购形式。并购主体是外国跨国公司,客体是我国国有企业。具体说,投机性表象并购具有以下特点:

(1)投机性表象并购是国际金融资本投机的典型形式,而投机性是投机性表象并购的本质特点。过去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几乎都是产业资本、职能资本,它们的技术好,经验多,着眼于产业投资,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但目前,国际金融资本投机居于主要地位,它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投机性表象并购是为了资本增值。投资维持时期的长短完全取决于金融资本的意愿和它所投资领域的资本、资产增值速度。如果资小的增值速度超出它的意料之外,它会毫不犹豫地出售它的股权投资。具体操作是:并购主体先出资购买或控股某一企业,然后对其稍加整改、包装尘整休或部分转让给其他买主,抛售股权而套现,从而获取丰厚的利润,而不注意原有企业实质性的重组改造和企业的长期经营。也就是况,什为――种游资,金融资本注重具短期的高回报率,具有很强的投机性,是一种劫掠式谋取暴利行为。所有这些与我国通过引进外资而获得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目标是不一致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进一步开放,特别是对金融资本入境条件的放宽,国际金融资本还会更多地介入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领域。针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咄咄逼人之势,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分析原因,全面权衡利弊得失,并采取相应对策。

(2)投机性表象并购的存续特点是短期高效和市场波动。与实质并购以“长期稳定”为基本目标不同,投机性表象并购强调“短期高效”。它们可能平常潜伏不动,而一旦看准时机,则速战速决。所以“短期高效”是投机性表象并购的基本特点。同时,为了在短期内获得较高的产权溢价甚至暴利,投机性表象并购必然期望并利用资本市场或产权市场的价格变化而获取利润,因此,它关心的是市场本身,尤其是价格的暴涨暴跌。市场环境越是起伏不定,越是风云变幻,投机性表象爿:购就越能大显身手。可见,并购名对价格变动的兴趣远远大于企业生产本身,离开了大起大落的市场环境,投机性表象并购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3)投机性农象并购的成本―利润分析标准别具一‘格。实质并购企业成木大多足叫测算和叫观察到的,且许多是有形的。而投机性表象并购最终目标与直接的生产无关,但又要以企业的产权或资产为载体,因此,投机性表象并购者所考虑的“经营成本”除了以产业投资为基础的股权并购必须考虑的成本外,还有花费在收集资本市场信息、进行分析推测以及市场对该产权的预期成本,这些成本尽管可以感知,但大多是无形和难以观测的。同时,投机性表象并购一般受高利所驱动,普遍预期获得高额利润,而实质并购首先是要获得平均利润,在市场比较成熟、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达到垄断或近乎垄断时才能获得高额利润。

2.后果

(1)外资并购国有企业过程中,投机性表象并购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严重。据统计,在以往的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有90%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大多山投机性表象并购所致。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的漏洞使得不少外资趁机进行投机,以合法形式跨国并购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如:香港中策集团在1992年4月到1993年8月短短1年半时间,以合资控股方式收购了约300家国有企业。在收购过程中,中策公司往往以15%一20%的投入就控制了国有企业,将这些企业在海外上市“倒卖”后所获得的资金再投入滚动式收购。这种投机性表象并购行为,不仅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而且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很大负面影响。

(2)投机性表象并购导致虚假繁朵。投机性农象并购是以企业或企业的股权为载体的短期获利行为,企业控制权一且为投机性表象并购服务、被投机性表象引购1-―休所利用,它会在―定程度上与产业资木的实际循环脱离,形成一个相独立的自我循环,这种循环也因此而具行了一些独立的特征,即:连续内循环、自我加速和相互加强。例如,投机们:表缘并购主体如果收购――家企业,纤包装后转让获利,再收购其他企业,再包装、再转让获取溢价,如此循环往复,就会使股权越滚越大。而且,当市场刘・企业控制权的走势看灯时,更多货币从生产领域向资本市场转移并进入企业控制权市场,导致企业控制权价格的上涨,而企业控制权价格的上涨又会进一步强化市场对未来企业控制权价格走势的预期,导致企业控制权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以致全社会范围内企业控制权的市场价格远远脱离它们代表的价值即企业的真实价值基础。更有甚者,如果投机性表象并购的目标是社会上的支柱产业或者龙头产业,势必因该行业企业强烈的关联效应和带动效应以及跨国辐别效应,迅速感染关联行业、带动关联行业的企业控制权价格的上涨,从而相当容易地导致虚假繁荣以至泡沫经济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3)干扰市场秩序,增加经济和社会不稳定性。投机性表象并购的生存环境在于市场起伏波动,它们惟恐市场不动荡。可见,投机性表象并购纯粹是一种风险,对国有企业来说没有什么益处。1993年香港股市高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内地不少国有企业被收购后在港―亡市,“小国概念股”支撑港股一路上涨,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曾经指出:“发展卟,国家引进的外资里而有金融资本,它既不屈于工业投资,也不屑于商业投资,不是叫:产性的投资。简单地说,它不是投资,而是,因此称作经济。以前有泡沫经济,现在又有了经济。这―类的引进对我们发展,川到家是否有害应该引起重视。引进这种外资,就等于引进。”刑此我们必须要行清醒的认识。当今吐界金融资小国际问的流动量是国际贸易量的30―50倍,它的特点是流动性极大,哪个地力有利叫图就迅速流向哪里,没有哪个国家的纤济能够纤受住这种资金流动的强烈冲击。3.解决方案(1)在政策环境上,稳定市场环境,完善法规与监管,严厉打击市场上的虚假重组。特别是重新规范制定外资并购立法,禁止外国公司以合法的形式对中国实施投机性表象并购,使投机性表象并购获利空间越来越小。同时,要积极在政策上引导、在实际操作上鼓励实质性重组和产业并购,促进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

(2)切实加强资产评估与监管。国有资产流失途径有自愿性流失、技术性流失和制度性流失。自愿性流失是吸引外资所自愿付出的成本,技术性流失是国有资产评估过程中的主观和客观性的偏差,制度性流失是山于企业管理层或政府官员贪污受贿而给国有资产造成的损失。因此,必须从三个方面加强国有资产的评仙和监管:一、为了引进外资而付出一定成本是合理的,但要进行科学论证,要坚持有利有节的原则,既不能成为外国公司讨价还价的借口,又不能得不偿失。二、广泛搜集信息,使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提高评估技术。三、加强干部廉洁自律,惩治贪污腐化。总之,要坚决堵住同有资产流失的各种渠道,不给投机性表象并购以叫乘之机。

四,行政性表象并购

1.定义与特点

行政性农象并购是指外资并购我国国有企业不是由企业自身控制,而是山政府过多参与从而带有相当行政性的朴实质爿:购形式。具体况,行政性表象并购具有以下特点:

(1)行政性表象仆购是中国特色的外资并购形式。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全部资产属于全民,政垧代表全民管理国有资产,必然对并购发挥效力。这与西方同家的私人产权制度下跨国引购的控制权基本由企业自己掌握有木质的区别。刘于处在过波纤济中的中国情况而言,企业并购契约必须得到政府执行机构的支持,对于任何一宗发生在中国的企业并购而言,企业并购契约双方的“自愿性”必须在政府执行机构的支持下才能完成。这构成了中国目前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形式上的一大特色。

(2)行政性表象并购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行政性表象并购会逐渐减少,实质并购会增多。在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企业的产权演变实际上是一组市场契约替代行政契约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至今还远没有到位。现存的企业产权结构仍然是国家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在委托一一层次上存在着经营者不到位的问题。政府也没有从原有的企业中退出,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仍然保持软化状态。不过,最近几年中国国企改革实践说明,在中国国企改苹的进程中确实已开始显现实质并购的迹象。虽淡不上规范,但叼称之为“准实质并购”,即发生在这种过渡经济小的外资并购国有企业还不具备典型市场经济中企业实质并购的规范特征。在这个转型期,尤其是在当前跨同并购尚未成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的前提下,特别需要政朐指导和监管。因此,行政性表象爿购在:中国目前有其制度基础和现实根据。

(3)行政性表象并购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垧和国有企业联动的结果。它的一个呕要特征就是在被并购国有企业业作为所有者的委托人全民或同家或,1,央政府,并不能对其产权直接进行交易出售给外资,而受所有省委托的人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却叫以对委托人的产权进行买卖。但其中还必须受到地方政府这个处―j叶卜观层次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决策的影响。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无论是省还是市或县,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地方国有企业,都有着很大一部分的实际控制权,而且实际上还拥有部分的剩余收益权。在这种产权结构之下,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是由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或地方政垧做出。这种权利格局造成有关各方关系问题的最突出表现是,对于并购后利益所得哪个都想争取,对于并购后亏损责任谁都不想去承担。

2.后果

(1)山于政府过多介入,往往使外资并购活动带有很强的行政命令性,给并购活动特别是并购后整合带来难点。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中,并购双方在确定产权交易时,所着重考虑的是双方公司资产或股票的价值。至于变卖资产、出售分公司或分厂、裁员及压缩工资开支等问题,有些无需事儿谈判,有些则可能需要事先与上会谈判并达成协议。但在我国国企中,职工和管理人员都是国家的主人,他们的利益是不能损害的。在社会保险体系尚未完善起来的条件下,大黾裁员也是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同时,还考虑到资产、则务、文化整合等因素,政府从始至终都要参与。然而,从长期发展看,政府过多参与经常形成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阻力,不利于外资并购活动。

(2)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会依然存在。在外资对国有企业的并购过程中,并购双方是需要经历一个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的。其中,国有企业管理层最关心经理人员和职上利益,而外资方有更强的压低国有资产价值的倾向。而对国有企业评仙是难以掌握的事情,即使政府对国有企业评仙能够清楚掌握,但在经政府认可的刘国有企业的汗仙值与并购方对国有企业的评仙值之间,还存在一个不确定的区间,所以政府还是无法对国有企业价倌准确地判断和把握。可见,那种认为只要政府介入就能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的说法是不妥的。

(3)产权分散和缺乏效率。虽然在理论上国有企业的最终产权门国家所有,但事实上的产权却不确定地分布于所涉及的各利益相关者,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自身等。在这种产权结构中,企业的并购行为面临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或难以确定的问题,比如,谁是卖主,谁是买主,用什么作为交易媒介,交易条件如何确定,并购后的企业如何进行重组,尤其是大量冗员能否裁减等,这些问题都远非典型市场经济中的并购行为所面临的那么简单和盲截了当,因而缺乏效率。而典型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并购由于其产权的叫分割性、可分离性及nj・让渡性与现代法人企业组织的合作生产高度融合,使交易更具备彻底性和实质性的内涵,产生更高的效率。

3.解决方案

(1)减少政府参与,推动国企自主决策。这条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它既增强了企业自主决策能力,又维护了政府权威和国有资产的利益。这与当前同企改革的大方向即建立“凹自”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致的。在自主决策型企业里,企业管理层相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说,在企业并购或产权交易方面具有更大的决策权。例如,若该企业为赢利企业,企业因担心被并购后利益受损町能持反刑意见,但也可能认为并购后强强联合而持欢迎态度;若该企业为亏损企业,如果并购后不损害现有经IlP和职上的利益,又能使该企业起死回生、扭亏为盈,企业的经理和职工当然会很乐意,相反,企业的经理和职上则会坚决反对。问题的关键在于,并购方和被并购方如何就并购之后的资产重组和人员安排达成协议。以上诸种情况主要山企业自己决定,而刁;是过多依赖政府。当然,我们也并不排除企业管理层在决定企业产权转让时还须得到上级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同意的情形。(2)形成山国企产权结构决的企业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自主决策能力。企业治理结构就是用来监督、指挥、控制和管理公司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规则。企业治理结构与其产权结构行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不仅涉及股东或所有者,而且还涉及其他与公司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如股东董事、非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计审计人员和一般职工等。在外资并购我国国有企业过程中,这种治理结构,不仅能形成高效决策,而且能解决成员间的相互激励问题,更能解决外资并购同企的监督约束问题,从而形成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3)协调中央政府、地力‘政府和国有企业等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在外资并购中外方具有明显的谈判优势。外资并购我国企业是有计划、有目标、有步骤、有明确长远战略意图的,在各种谈判中外力能够进行比较和选择,处在“一方刈多方”的有利谈判地位。然而,我们在接受跨国公司进入的对策上比较薄弱,形成外方一体化的协调管理与我方分散的条块分割管理的明显反差,即中方各利益相关主体“各自为政”,自相竞争,降低了同外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有必要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相瓦协调、统一‘对外的格局,同时形成以企业自主决策为主、以政府决策为辅的决策机制。既减少政府干预,又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

外资并购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外资并购 反垄断审查 经营者集中 反垄断法 并购规定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基于国家和经济安全的考虑,我国法律对此予以高度的关注。面对越来越普遍的外资并购行为,2003年3月,原外经贸部(现商务部)等四部委《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后该暂行规定于2006年8月进行修改。在该规定中,专章规定了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查(其中第五章的章名为“反垄断审查”)。伴随着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通过,并购规定与时俱进,于2009年6月由商务部进行修改。在2009年的修改稿中,删除了第五章的反垄断审查的部分,修改为经营者集中审查的一条:“第五十一条 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达到《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规定的申报标准的,应当事先向商务部申报,未申报不得实施交易。”这样就把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查纳入到了反垄断法领域经营者集中的范畴之内。

国际上公认的反垄断法三大规制领域为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商务部此举表明,虽然外资并购存在其特殊性,但其本质仍是经营者集中问题,纳入到经营者集中审查的范畴,也有利于法制的统一。在此,也不得不说,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查修改为经营者集中审查,彰显着外资并购领域法律的进步,但同时也把反垄断法中存在的缺憾带入到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查领域。

二、外资并购的消极影响及反垄断法规制的必要性分析

外资并购本身,除了国家安全这个类似于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经济法中实质正义社会公平这种模糊的概念之外,剩下的问题就和经营者集中审查基本符合。所以在此不讨论国家安全审查,仅仅就外资并购中经营者集中问题进行研究。

竞争法的精髓在于保护市场竞争,外资并购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即意味着外资并购的行为可能对于市场竞争产生了消极影响。在中国进行并购的大多是跨国公司,并购多是为了尽快占领中国市场,减少投资风险,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其投资目标和经营方式都会存在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要求的因素。外资并购除了导致大量中国品牌流失,削弱了我国品牌产品的竞争力;以及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外资并购会导致行业垄断。2004年5月,国家工商总局的《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就指出,在华跨国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地位,有的还占据绝对垄断地位。例如,利乐软包装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都高达95%;在感光材料行业,柯达公司在中国市场占有率超过50%,富士公司在中国市场占有率超过25%。这些外资企业在取得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以后,凭借其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形成行业竞争壁垒,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损害了我国消费者的利益。

而市场机制被证明是实现资源配置最有效的一种经济机制,竞争机制又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有效竞争机制的建立可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自由有效的竞争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企业并购,其最直接的结果是减少竞争者,增加市场集中度,从而可能阻碍其他竞争者进入市场,限制甚至消灭有效竞争。所以,为了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各个国家都通过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含外资并购)进行法律上的监督控制。例如,德国通过《反对限制竞争法》对企业并购执行严格的监控。美国控制企业并购的最重要的法律是《克莱顿法》。欧盟则是通过《企业合并控制条例》对企业并购进行控制,还有日本的《禁止垄断法》等。

三、外资并购经营者集中审查的部分问题及评价

1、审查期限设置更加合理

《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的规定》规定, 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应在收到外资并购申请后的90天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但因为在企业合并的过程中, 企业的组织结构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种不稳定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所以从企业角度来讲, 这种状态的持续时间越短越好。90天的审查期限无疑过长。

显然,《反垄断法》考虑到了这一问题, 将外资并购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时间分为两个阶段:初步审查和进一步审查。初步审查阶段为30天,并且规定在期间届满没有得到答复情况下,视为合并已经得到批准,这样就可以使那些明显不具有限制竞争影响的合并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从反垄断法执法机构那里得到批准的答复。只有那些规模较大且存在违反反垄断法上竞争担忧的合并,才需要进行为期90天的进一步审查。这样的规定更符合企业的利益,也更符合国际惯例。

2、外资并购中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

外资并购领域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制度,就是外资的市场准入限制,其主要体现在中国1995年6月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已修改五次)。指导目录中,将产业分为鼓励、限制、禁止类。该市场准入其实质是产业政策在起作用。而反垄断法中,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维护竞争,因此其奉为首位的是竞争政策。由此产生了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冲突和协调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反垄断法本身也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反垄断法》第28 条的反垄断实质审查标准要求考察并购对竞争造成的影响,但在第27 条又要审查机构考察“经营者集中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当然包括产业政策在内的其他经济政策的考量。那么这就有一个矛盾,到底反垄断审查是以竞争政策为主,还是以产业政策为主?如何协调?中国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时建中教授认为竞争政策应该成为其他经济政策的基础和公约数,是其他经济政策的灵魂。

对美日等发达国家予以考察,发现美国一直是奉行竞争政策高于产业政策,而日本对于产业政策的关注远远大于竞争政策。这些现象的形成与其本国的国情密切有关。但是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应该是由市场机制、竞争机制来维护市场中有效的资源配置,所以保护竞争的竞争政策需要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来统领其他经济政策,以更好的维护市场竞争。产业政策作为一个经常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不稳定性也决定了:产业政策仅仅是一个辅政策。所以,依笔者看来,竞争政策的作用是大于产业政策的,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中,应该充分关注到竞争政策的实施。最后可以考虑在《反垄断法》中对于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问题予以规定,明确两者的关系。

3、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之间的职责分工趋于合理。

《并购规定》中,要求外国投资者向商务部或国家工商总局进行申报。在此,笔者认为这是当时对反垄断认识不清,无法对垄断行为的主管单位进行明确的分工,所以只有选择模糊立法。具体来说应该是,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查由商务部来主管。而在并购规定之所以加入国家工商总局,是考虑到跨国公司多利用自身支配地位来从事一些滥用行为,这部分的主管权限是在国家工商总局。因此把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查纳入到反垄断法的经营者集中审查范畴之内,已经是相对合理、比较大的进步。

趋于合理并不意味分工正确。是否设立一个统一的高度独立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一直是反垄断领域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命题。统一的执法机构既有利于信息的全面把握,信息共享;也有利于解决反垄断三大执法机构之间(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和发改委)的职责划分不清所导致的执法权争夺和执法权懈怠。例如经营者集中的管辖权在商务部,商务部对于附条件的经营者集中,需要有后续的持续监管;而经营者集中后易于发展为市场支配地位,由此产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个滥用行为是不遵守经营者集中的限制性条件还是纯粹的滥用,这就产生了权限不清。另外国家工商总局和发改委的分工仅仅是依据价格,和价格相关的垄断协议和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由发改委负责,其他的是国家工商总局的权限,但是几乎所有的行为都会涉及或者影响到价格,价格和非价格实在难以区分。所以建立统一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要打破现有的部委权限划分,需要诸多努力。

4、外资并购经营者集中审查的法律责任评价

反垄断法能否有效地得到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反垄断责任制度对垄断行为进行有效地制裁。历史地看, 反垄断法渊源于民事侵权法。最初反垄断法规定责任主体应承担民事责任,然而随着垄断等各种限制竞争行为的大量出现,事实上己超出了传统的民法调整范围,单靠民事责任的规定也不足以有效地制止其发生。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要求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对其进行直接干预, 从而使行政责任成为反垄断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 对于威慑竞争者谨慎从事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的反竞争行为, 在任何时候都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现代的反垄断法规制手段已由单纯的民事手段发展成为兼有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的综合手段。综观现代主要国家的反垄断法, 无不综合地运用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来规制垄断行为。例如:美国行政责任主要形式是责令停止违反行为和罚款;民事法律责任有三倍的惩罚性赔偿;在刑事责任上,美国最早的反垄断法律《谢尔曼法》,几乎就是以刑事责任的面孔出现的。该法中第一到第三条中的违法行为都被视为重罪。且美国的司法部是美国的公诉机关,所以反垄断法的部分执法权交给司法部也是这个原因的考虑。

外资并购范文第7篇

虽然外资并购这种国际上主要的外商投资方式在中国刚刚起步,但外商投资实践中出现的变化,已让许多中国人焦虑不安。

首先,外商独资企业比例上升。1997年前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合资企业占主体;1997年,外商独资企业首次超过合资企业,占据了多数(1997年中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中外合资企业9046家,外商独资企业9604家)。此后,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逐步上升。不仅如此,还出现了合资企业纷纷转变为外商独资企业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些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管理上的摩擦,为了避免由此造成的效益损失,外商谋求独资经营;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入世后,跨国公司看好在中国投资的前景,开始转变投资战略。

如,日本松下在华投资的战略之一,就是要实行“集中化”,对其在华投资企业进行整合,作为在华业务的“总扩性公司”――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转变为独资公司。1992年12月,德国汉高、德国发展银行与天津合成洗涤剂厂成立合资企业,中方占70%股份,汉高占20%股份。经过1993年、1996年和2001年三次股权变动,中方的股份降到45%、20%直至完全退出。2001年8月,汉高又收购了德国银行10%的股份,天津汉高成了外商独资企业。美国宝洁是更早由中外合资企业变为外商独资企业的例子。2000年6月,宝洁(中国)有限公司提前终止了与北京日化二厂的合资,将其1994年设在北京通州的合资洗衣粉生产厂变成了外商独资企业。此后不久,美国宝洁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广州宝洁(1988年成立)也基本完成了从控股到外商独资的转变过程。有学者和业界人士担心,跨国公司通过并购逐步取得对单个企业的控股权,或变成外商独资企业,中方可能丧失所有权控制地位,也无法通过与外商合资直接学到外商的管理知识和技术。

其次,转向行业性收购。为了增强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力,提高市场份额,跨国公司收购国内企业的对象已经从零散的单个企业收购转向行业性收购,从开始时在饮料、化妆品、洗涤剂、彩色胶卷行业大量并购国内企业,基本形成寡头市场的竞争格局,向通讯、网络、软件、医药、橡胶轮胎等行业扩展,谋求更大范围开展并购活动。人们担心:中国弱小的企业面对跨国公司咄咄逼人的并购势头,无异于小舢板与联合舰队对抗,几无胜率。

其三,面对外资并购,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在法律、理论、策略、心理等方面的准备不充分,使一些外商有机可乘,钻了空子。1991年6月,印尼华人黄鸿年购买香港的红宝石公司,12月更名为“香港中策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策公司,1994年该公司又更名为“香港中策投资集团公司”。从1992年4月收购山西太原橡胶厂开始,到1994年5月底,中策公司在中国内地的合资控股企业达100多家。中策公司分片、分行业、成批并购国有企业后,一部分经过包装在境外上市,获得丰厚利润,但企业发展却被置于次要位置。“中策现象”加剧了人们对外资并购的担心或恐惧。

其四,理论界对于跨国公司控股并购中国企业争论不休。随着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的改变,跨国公司大举进入,外资并购案例增加,如何处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外资经济与民族经济的关系;是否要保持内资经济的绝对控股地位,以及在哪些行业、哪些领域保持控股地位;丧失控股权会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外资大量并购中国企业是否威胁到国家的自主性和国家经济安全;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一直存有激烈的争论。

中国现实的选择应该是:抛开似是而非的争论,认识到外资并购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外资并购虽然使一些中资失去了企业的控股权,但转变为外资企业后也会在参加中国市场的竞争中产生技术外溢和管理外溢的效应,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应以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心态,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政策鼓励外资并购,并完善外资并购的法律体系,控制外资并购的负面影响。

最大的负面效应――

市场垄断的威胁

外资控股并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在于它可能导致的垄断。跨国公司利用资本运营控股并购我国企业后,凭借其雄厚实力逐步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对我国产业尤其是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将可能垄断或图谋垄断国内一些产业。

外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行业产值的比重从1990年的2.28%上升到现在的35%以上。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感光材料行业,1998年以来,柯达出资3.75亿美元,实行全行业并购,迅速获取了中国市场的较大份额,2003年10月柯达又斥巨资收购了乐凯20%的国有股,全面控制国内数码冲印市场。在移动通讯行业,摩托罗拉、诺基亚和爱立信三家企业1999年的市场占有率达到80%以上。在软饮料行业,可口可乐基本控制了国内大中城市的饮料市场。在啤酒业,国内生产能力超过5万吨的啤酒厂合资率已经达到70%。跨国公司凭借其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构筑起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便可能把价格提高到完全竞争水平以上,以获得巨额垄断利润。

如果外资并购造成垄断,外商不仅控制国内市场,制定垄断价格和瓜分市场策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容易制约内资企业成长和技术进步,制约国内幼稚产业发展。

虽然我国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多项法规,但一直未能形成系统的反垄断法。2003年3月出台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中,虽然首次对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反垄断审查问题做出了相应规定,提出防止外资并购造成市场过度集中,但《反垄断法》尚未出台。我国必须尽快制定一套符合国情且与国际惯例一致的、统一的规制企业垄断行为的反垄断法规。

挑战中国相关政策

我国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规定了禁止外商设立独资企业和外商控股的产业内容,但可操作性不高,目前并没有单独制定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而是把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与其他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等同视之,对于哪些领域允许外资并购、哪些领域鼓励外资并购、哪些领域禁止外资并购,主要靠部门内部掌握,缺乏全国统一、透明、公开、操作性强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导向。这使并购的信息搜集难度加大、谈判困难、并购交易成本上升。为了有效推动国有企业参与跨国并购,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获得最大利益,必须确定明确的外商并购的产业导向。

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世界经济发展动态,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产业,都应是允许跨国并购的领域:第一,不涉及我国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即使外商控股或外商控制,也无法左右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二,我国缺乏国际竞争优势、而且产业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即使不容许参与跨国并购,也很难独立地快速成长,利用跨国并购会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经济领域”,也要有动态的思维。过去一直被许多国家认为是属于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如电信、交通、运输、电力、公共设施等,如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开放的领域,成了跨国并购的主战场。在电子、制药、航空、新技术等国际化程度高且我国目前缺乏竞争优势的产业领域,可以大胆参与跨国并购。

对于服务业的外资并购,应尽快研究出台扩大金融、保险、增值电讯、外贸、旅游、商业、教育、医疗、运输等服务领域利用外资的具体措施和相应的管理办法,扩大开放地域、数量和经营范围,加快开放并规范会计、法律咨询等中介机构。此外,还可进行供水、供热、供气、污水处理及垃圾处理等一般性城市公用事业领域向外资开放的试点,拓展外资并购空间。

如何控制资产流失

外资控股并购国有企业,首先会涉及国有资产的评估。只有资产评估是科学准确的,才能保护国有资产,控制外资并购中可能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

在20世纪90年代,外资并购缺乏法律依据,基本处于自发状态,如前面提到过的香港中策公司,1992年收购山西太原橡胶厂时,对无形资产并未评估,对有形资产的评估也存在随意性。2002年1月1日财政部颁布了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规则,旨在改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促进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独立、客观、公正地执业。这些规则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入世后涉及的外资并购问题更加多样复杂,该国有资产评估法规也就更显得过于粗泛,评估办法也与国际通行做法存在一定差别,国有资产评估制度已不完全适应入世后新的外资并购国有企业行为的需要。特别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职能转移给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后,虽然相关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仍然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但随着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到位,国资委在管理、评估国有资产时,又会出台一些新的管理规程、制度。这样,原来有关外资并购中国有资产评估的法规就显得缺乏权威性,而且也存在漏洞。

鉴于以上情况,在国有资产评估中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应由国资委建立新的、权威性高、具体清晰的国有资产评估规则,使其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符合中国国情,且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要提高国有资产评估法规和国有资产评估违法行为处罚法规的法律层次。

二是明确政府尤其是国资委在外商控股并购国有企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为了减少直至避免国有资产评估的扭曲和产权交易价格偏差,政府机构应该退出并购谈判程序。国资委不是行政机构,应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确定评估程序,认定评估机构的资质等,事先确定国有资产交易价格区间。

三是采用哪种资产评估方法的决策权应该交给企业,由中外双方谈判确定。政府在加强和改善对资产评估机构的监管中协调资产评估行为。

四是实际交易价的认定资格应交社会资产评估机构,国资委和司法机构履行监察职能。

富余职工如何安置

外资并购企业后往往要裁减员工,造成失业率上升甚至社会不稳定。1992年,武汉第二印染厂与香港鸿大行有限公司达成协议,港方以51%的控股权购买武汉第二印染厂资产,成立荣泽印染实业有限公司,并把2000多名员工裁减到700多人;同时,原国有企业的退休人员的保障问题、因工伤失去工作能力的职工安置问题等都要解决。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就会使政府、社会背上包袱,影响外资并购的效果。

外资并购完成后,对职工的处置通常遇到以下情况:

年轻、有文化、懂技术、守纪律的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被企业留用。这部分职工被留用后虽然工作强度有所加大、工作时间相应延长,但工资收入也有所提高(一般高于原有的国有企业和同行业的国有企业职工收入),但其他职工则被排挤出企业,另行安置。

外商并购前已经离退休的老职工,外资企业不愿意承担其保障开支,使这些职工的基本生活资料来源、社会福利、医疗费用等没有着落,成为并购中的一大难题。

对于被排挤出企业的职工的安置,各地采取的办法主要有:接近法定年龄的,可以提前退休,发给一定比例的工资;职工可以停薪留职,自谋职业;下岗回家的,发放一次性补偿,买断工龄;因工伤事故失去工作能力的,由政府拨付专款支付生活费;一时难以安置的,在原厂内待岗,发基本工资,或进入人才市场,另行安排再就业,政府有关部门负责给这些人员提供再就业的岗前培训,社会保障部门提供基本的生活费用,并提供再就业的机会。

被并购企业人员的安置问题,被外商认为是事先估计并购成本时最不确定的问题。有必要制定“并购企业职工辞退赔偿办法”,使职工利益得到切实保障,并使谈判双方有据可依,使外商事先能够清楚人员安置的可选择办法,能够明确计算出每种办法的费用。

逃避债务有“高招儿”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时,往往面对被并购企业的债务。并购中的债务处理问题不仅关系到企业利益,而且影响到银行利益和金融风险。1992年至今,在外资并购债务处理中,各企业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一种情况是,外商控股并购国有企业时,主要是选择效益较好的企业,或企业中的优质资产,而希望把国有企业的债务剥离出来,或者留给原国有企业,致使被剥离出来的国有企业更加难以生存,事实上成了企业逃废债务的挡箭牌。一部分国有企业正是看中外资并购的这一“功能”,从一开始就是出于逃废债务的目的而走上由外商控股并购之路的。

第二种情况是,由于中国目前产权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清产核资工作跟不上,一些国有企业由外资并购后,未经过清产核资等环节就注销了法人资格,使新老法人之间责任划分不清,易引发债权债务纠纷。原国有企业债务无人处理,增加了银行坏账死账和金融风险。

第三种情况是,外商控股国有企业后,原国有企业的债务和亏损先行挂账,由政府负责,待新的企业有盈利后,再由中方股份分红部分逐步偿还。但对于政府来说,即使外商控股国有企业发展较快,政府也无法从中受益,政府的包袱还会较重;可如果不允许外商控股并购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亏损和负债会进一步增加,同样会加大政府的包袱。

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银行、企业、外商共同参与。

企业文化整合不易

成功的外资并购必须解决企业文化冲突问题。由于不同国家的企业在地域、规模水平、行业特点和历史传统上不同,企业文化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直接导致外资与内资企业在经营思想、价值观念、工作方式、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冲突,甚至使外资并购失败。

1997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扬子改制”,德国博西华公司收购扬子电器,收购完成后因双方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最终以分手告终,“扬子冰箱”也从市场上消失了。舒而美在鼎盛时期市场占有率为38%,销售额高达十几个亿,但当它被全球最大的纸巾生产商金佰利收购后,中西方文化难以融合,外商的管理理念难以被中国员工接受,早已江河日下。2001年安永合并了中国当时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大华,合并后没有进行有效的文化整合,四年过去了安永大华并没有进入安永主流之中,仍然独立运作,大华也走掉了一批业务骨干,客户流失严重。

在这点上,以并购实现成长的最成功的企业之一――美国思科公司的做法值得学习。

美国著名的思科系统公司在世界(包括中国)的并购成功率很高,与其极为重视文化整合不无关系。一般来说,企业并购后的员工离职率平均超过20%,而思科只有2%左右。通过成功的并购思科在中国迅速发展壮大。思科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化解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冲突,需要注重以下工作:

首先,并购企业间要进行全面的沟通。在沟通过程中可以传递和反馈信息,了解两种不同的企业文化,提炼出各自的文化要素,分析其优缺点;找出两种文化矛盾冲突的主要方面和重叠方面,分析差异的缘由,制定解决措施,以便设计新的企业文化。

其次,在并购双方管理层之间制造融洽的气氛。通过双方高层,尤其是在与被兼并企业关键人物的沟通中了解其态度、动向,争取获得支持和留住他们。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是使不同国家企业的不同文化得到融合、形成新的企业文化所不可或缺的。

再次,充分尊重被解雇员工。通过与被兼并企业的各相关团体(员工、供应商、中间商等)的沟通,了解他们对公司的期望,以便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获得他们在精神上和行动上的支持。

最后,根据新企业的战略和组织特点,对企业原有文化进行结构调整、系统融合,构建一种新的企业文化。

思科在并购后还设有思科“文化警察”一职,负责评估并购对象的企业文化和思科文化的兼容性。

阅读背景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迅猛发展,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0.2%,大大超过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15.1%的平均增长速度;90年代中后期,跨国并购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的70%~90%左右;尽管21世纪初跨国并购投资有所下降,但仍然占据着国际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份额。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吸收外资离不开利用跨国并购这种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在加入WTO后,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正发生着系统性的变化。根据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中禁止成员方使用当地经济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对外销售比例要求等投资管理措施,防止投资措施对贸易产生限制和扭曲等方面的规定,我国政府修订了不适应WTO要求的法律、法规,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三部外资大法及其实施细则;对违背国民待遇和公平贸易原则的投资措施做出了调整,取消了要求外商投资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中国产品作为生产投入的规定;取消了贸易平衡限制,不再要求外资企业进口控制在其总销售额的30%以内;取消了内销数量限制,以及外汇使用限制和外商投资企业外汇收支自求平衡的要求。进一步放松对外商投资的管制,放宽市场准入,开放金融、保险、电信、法律、会计、建筑、旅游、教育、运输等服务贸易领域,改善外国服务供应者进入上述领域的条件。还改革了外商投资的审批制度,提高投资政策透明度,定期向WTO通报外资政策变动情况;建立政策机制,指定媒体外资政策,保证这些外资政策随时可以获得;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实行新的区域性优惠政策;完善吸收外资的产业政策,鼓励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探索并购、风险投资、证券投资等多种方式利用外资,并出台一系列鼓励和规范外资并购的法规。

入世后外商投资政策法规的变化,为外资并购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我国根据自身需要,对跨国并购也寄予较高期望。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企业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都存在缺陷,在20世纪90年代末短缺经济结束后,市场竞争加剧,客观上要求进行经济结构全方位调整。借助于外资并购实现企业的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调整,是可期待的路径。另一方面,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经济应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但主导不等于主体,不见得要在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事实上中国弱小的财政已经无法支撑庞大的国有经济的盘子。为此,有必要进行国有资产战略性重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这就需要有大量的非国有资本进入国有资本退出的领域,需要利用外资并购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改善内部管理,提高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

外资并购包括外资公司、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直接通过购买股权或购买资产的方式并购境内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第一起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案例――香港中策公司收购山西太原橡胶厂以来,外资并购的发展并不顺畅。据统计,到2001年,中国吸收的FDI中外资并购额仅占4.96%。以证券市场为例,十多年来,中国证券市场上发生的涉及外资收购的案例约50起,相比于内资收购国内上市公司股权的5000多起收购案,外资并购是零星的、分散的、间接的。

自2003年以来,外资并购内资企业的案例逐渐增加。外资并购的重点行业分布在以下领域:一是市场前景非常看好、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含量高、且行业内已拥有一定数量外资企业的制造业。如,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石油化工、机械等。二是规模效应明显的流通业,主要是批发与零售,以及大型综合超市、百货业等行业。三是正在取消进入限制的原垄断行业,如,银行、证券、电讯、港口、航空、自来水等。这些行业外资公司本身的产品或服务与内资相比有较明显的优势,能带来超额利润。四是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如,通讯设备制造、计算机硬件、软件、生物工程、新材料等。

当然,外资并购也有许多失败的案例,无法达到原定并购目标,有的甚至使企业陷入困境。1995年日商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一次性购买北旅公司法人股4002万股(不含国有法人股),并承诺八年不退股。日方在正式成为股东后,参与了北旅的经营管理。然而,公司引进外资后,中外双方在发展战略、管理水平和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整合工作十分艰难,经营业绩并未出现大改观,除了在1996年实现每股0.003元的盈利外,其余年度均亏损,1998年更是创下了每股0.73元的亏损记录,逐步沦为绩差股,甚至被证监会强行要求退市(PT)。2000年底公司进行重大资产置换,PT北旅为航天长峰所取代。

外资并购范文第8篇

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新兴市场转移,国际金融资本为了追求中国市场投资的高收益,对中国内地企业的参股和并购最近几年呈现爆炸式增长。外资的进入,一方面毋庸置疑促进了这些行业企业绩效的上升,甚至推动了特定行业的改革与创新。然而,另一方面大量外资的进入提高了行业进入壁垒,一些行业开始出现外资垄断趋势。

当然,对于外资来说,在中国“收割”的不都是甜蜜果实。《反垄断法》的不明确性、双方对品牌的争夺、长期战略的不同、双方管理层理念的差异等都成为外资并购的挑战。外资如何跨越这些障碍?

并购投资成为外商在华投资的新趋势。国际上,跨国并购投资占跨国投资的70%到80%,但外商在华投资以中外合资、合作或独资形式为主,2004年之前,并购形式的投资仅占外商直接投资额的不足10%。从2002年起,直接并购的金额所占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金额和比例都在持续上涨。

外资在中国并购的数量和金额在最近三年都有大幅度的攀升。2005年,共有266家国际企业并购中国内地公司,与2004年268家的数字基本持平,但交易额却增长了52%,从90亿美元增至140亿美元。2007年和中国企业相关的并购有1266件,外资进入中国进行并购的有490件,占总数目的38.7%,中国本土的并购占55.5%。

追求高收益、占领庞大市场、利用本土营销体系、实现垄断成为外资在中国并购的主要动因。高收益是外资在华并购的主要动因之一。涂料行业中,阿克苏.诺贝尔公司从1998年以来,通过并购与兼并方式在中国建立了21家工厂,其市场销售收入增长了400%。通过并购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占领中国庞大的市场。啤酒行业中,AB公司先后并购百威、哈啤、青啤,形成了在武汉以百威为主,东三省、北京地区以哈啤为主,陕西、山东、华南等地区以青啤为主的庞大市场。

外资在中国并购的企业中,超过2/3集中在制造业,中国对待外资的态度从大力引入改为有所保留。凯雷并购中国制造业龙头企业徐工机械一案,引发了中国在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的讨论。最终,凯雷只并购了徐工45%的股份,同时,每股价格也大幅上涨。装备制造业的众多龙头企业都与外资合作建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最终都被外商并购,成为独资公司,或者外资占有绝对控股地位。

钢铁行业中,外资对龙头企业的并购受挫,进而展开对民营企业的并购行动。2005年颁布《钢铁产业政策》,外资不能控股中国大型钢铁企业;2005-2007年,安塞乐米塔尔计划并购包钢50%、莱钢38.41%的股权,均无功而返;2007年,安塞乐米塔尔并购民营钢铁企业成山钢帘90%股权、及中国东方45%股权;2007年,美国凯雷基金以49%的股权比例参股民营企业扬州诚德,成为该公司最大的外资股东。

酿酒行业中,外资对啤酒行业的并购基本完成,正在转向白酒行业的并购。啤酒行业占市场份额约40%的三大龙头企业中,外资参股两家。南非SAB公司参股华润雪花,持有49%的股份。2008年,英博并购AB公司后,持有青岛啤酒27%的股权。跨国公司在近年并购大量拥有中小品牌的二级啤酒企业。南非SAB公司参股的华润啤酒在过去的8年内,共花费40亿元资金,在中国控股48家生产单位。丹麦的嘉士伯参股了十多家啤酒公司,产能达到130万吨以上

比利时英博啤酒集团,控股了近30家啤酒公司,全部产能合计350万吨。2007年,外资开始启动在白酒行业的并购。2007年1月,帝亚吉欧集团并购四川全兴集团43%的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并间接持有水井坊16.64%的股份。2007年4月,ThaiBev完全控股的香港子公司IBHL并购古井集团100%产权。2007年5月16日,酩悦轩尼诗酒业公司与四川剑南春(集团)公司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将拥有剑南春旗下四川文君酒厂有限公司55%的股份。

饮料行业中,数家跨国公司并购了行业龙头企业的股份,成为行业巨头。达能公司在中国饮料行业10强企业中,参股半数以上企业。达能公司拥有娃哈哈51%股权、乐百氏98%股权、上海梅林正广和饮用水公司50%股权、深圳益力矿泉水公司54.2%股权、汇源果汁22.18%股权。

中国原有的碳酸型饮料公司,已有七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并购,占碳酸饮料市场90%以上的份额。可口可乐在2008年9月宣布并购汇源果汁集团,开始进军中国纯果汁饮料行业。

日化行业中,跨国公司通过并购完成合资向独资的转变,占领高端市场,并使用并购方式占领低端市场。2004年5月,宝洁公司并购和记黄埔在宝洁中国20%的股份;至此,宝洁中国基本成为独资公司并占领高端市场。宝洁目前在中国的10个法律实体,除沙宣(上海)公司是合资公司外,其余9家均实现了独资。宝洁旗下仅飘柔、海飞丝、潘婷、沙宣四个品牌,就占有60%以上的高端市场。2003年8月,高露洁棕榄公司溢价3倍全资并购了三笑集团在高露洁三笑公司的股份。法国欧莱雅在2003年并购小护士,2004年并购羽西,在彩妆领域排名第一,在护肤领域名列第二。美国强生于2008年并购国内护肤品排名第一的大宝的100%股权。

《反垄断法》的无形约束

《反垄断法》中“经营者集中”条款对跨国企业并购本土企业产生约束。《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企业,需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集中。审查经营者集中将考虑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及对市场的控制力等六大因素,并规定禁止“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果汁一案因触及《反垄断法》,正在接受反垄断审查。另外,《反垄断法》规定,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需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反垄断法》使得本土企业及民众舆论抵制跨国企业并购本土品牌的呼声更高。本土企业及舆论一直十分关注跨国企业并购本土企业的情况。2006年,法国SEB集团出资24亿人民币并购中国苏泊尔52.7%至61%股权,受到苏泊尔竞争对手的强烈反对,因而成为商务部开展反垄断审查听证的第一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受到的挫折也使中国民众感觉到不公正的待遇。

2005年1月,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并购美国优尼克公司的计划遭到美国政府的抵制。《反垄断法》使得中国民众对于“卖品牌”的不满情绪有了诉求之地。审查经营者集中因素中“对消费者和其他有关经营者的影响”、“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反映了社会公众利益的要求。《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显示,20.0%的消费者表示,如果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成功,将不会再购买汇源果汁;牵手果汁认为受到潜在压迫与威胁,反对该起并购案。

《反垄断法》中不明确的规定给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并购带来不确定性和忧虑。《反垄断法》中指出,审查经营者集中应考虑的六大因素,但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指标或者量化的标准。《反垄断法》将禁止经营者集中的要件规定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但并未说明什么样的企业并购可达到排除、限制竞争的程度。《反垄断法》规定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行为需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但并未对涉及国家安全内含和外延进行详细界定。《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条款并未给出“相关市场”的定义,不同的定义标准将直接影响是否构成垄断的判断。根据AC尼尔森2007年数据,汇源在中国纯果汁及中等浓度(26%-99%)果汁的市场占有率分别达42.6%和39.6%;但在25%以下果汁市场,这一数字仅为6.8%。因此,在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一案中,将“相关市场”界定为纯果汁市场,还是整个果汁市场,对于是否构成反垄断的判断结果将大不相同。

《反垄断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约束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并购,有待政策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外资企业对于并购行为的把握,需要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机构制定相关的指南或者提供比较明确的政策性指导。反垄断机构该如何界定和评估企业并购相关问题,也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可以借鉴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界定相关市场、市场集中度、企业合并的潜在反竞争效果、外资进入的经济安全评估等一系列问题。

品牌争夺中外互不相让

并购中如果涉及知名品牌的转移,往往会引起社会、经济争议,影响并购的进行;并购后,双方关于品牌管理的矛盾可能导致并购失败。达能和娃哈哈对于品牌的争夺最终导致分手,联合利华因为并购或租用了许多国内知名品牌但却运营不成功遭到非议。

根据总体品牌策略不同,并购后外资对国内品牌的处理大致有租用、共用、弃用三种。采用多品牌战略的外资公司,希望利用本土品牌充实自己的品牌线,但对于该品牌产品的市场情况不确定,因此在并购后采用品牌租赁的形式,让多个品牌“适者生存”。1994年初,联合利华取得上海牙膏厂的控股权,并采用品牌租赁的方式经营上海牙膏厂“中华”牙膏,并同时经营“洁诺”等品牌。使用集团品牌而非产品品牌战略的企业,追求的是迅速进入市场并且获得稳定的收益,在并购后往往仍使用原有国内企业品牌。1996年,西门子并购扬子冰箱,建立的合资公司仍采用“扬子”品牌;2007年,SEB并购了苏泊尔后沿用苏泊尔的品牌。

也有部分外资企业的并购只为获得国内企业的生产能力、销售渠道等资源,并打击对手,因此在并购后逐渐弃用了国内企业的品牌。1994年,德国邦特色公司并购活力28集团公司,但合资公司利用后者的渠道和生产能力发展邦特色的“巧手”品牌,基本放弃了对“活力28”品牌的投入。

中外双方对原有国内品牌定位的不一致,是导致矛盾甚至合作失败的主要原因。外资往往将国内品牌做成低端产品,补充自己的产品线,国内企业和消费者很难接受。法国赛博(SEB)并购了红心电熨斗后,把红心定位在低端,同时把自己的品牌如特福、好运达定位在中高端,原本为国内高端品牌的红心最后几乎退出市场。联合利华并购美加净牙膏后将其定位为低档品牌,并压缩生产成本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外资品牌只将国内品牌作为其本地化的补充,使得一些产品失去了进军国际市场的机会。2003年美国吉列公司并购南孚电池,使得南孚放弃了原有大规模的出口市场。2006年12月,施耐德与德力西的合资公司拥有德力西品牌使用权,但合资的限制条款包括不在欧美高端产品市场推德力西品牌等。

加强双方经营理念的沟通,帮助外资提高本土品牌运营经验,才能实现双赢。即使本土品牌市场号召力强于外资品牌,但如果外资对经营本土品牌缺乏经验、或是认为经营风险大,也可能弃用本土品牌。

除了在并购时明确关于品牌管理的约定,加强双方经营理念的沟通,提升外资对于国有品牌的管理能力,不仅有利于外资自身运作,也有利于国内品牌的保护和发展。

长期战略不一致

并购资源与集团长期战略的不一致,可能使并购来的资产无法发挥作用,还可能造成事后双方经营理念发生差异,导致并购失败。1999年,联合利华并购京华茶叶,将袋装茶营销用于中国茶市场,但由于与中国消费者购买散装茶的习惯背道而驰,3年后便惨淡收场 。

早期一些国内企业的出售是注重短期利益,与外资企业长期策略不符,所以容易产生矛盾。一些企业由于盲目扩张、经营不善,急需资金回笼,不得已参与并购,对并购后的企业安排并没有长远打算。因多元化亏损的活力28用50年的品牌使用权换回了德国邦特色公司的资金支持。少数国有企业的出售并不是经济行为,而且受到“国退民进”和“招商引资”的政策驱动。1999年是南孚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年,但也在这一年,南孚为贯彻“国有资产从非竞争性领域退出”的精神,出让股份给了摩根士丹利等基金。这些因为资金短缺或政策要求出让股权的企业,由于在出让时较为被动,会受到外资的各种条件限制,事后在经营战略上往往与外资存在分歧。

被并购企业所在行业竞争程度和本地化特征决定中外双方能否顺利实现共同战略。在竞争性产品市场中,外资通过并购本土企业提高行业的集中度,降低市场竞争性,中外资之间互相依赖性低,存在利益冲突,很难实现共同发展。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外资并购案例的结果往往是只有一方的产品存留下来,像中华牙膏一样成功发展的很少。在竞争性程度低、以及本地化特征明显的行业中,外资并购往往是为了获取较为稀缺的经营资格或本地资源,对本土企业依赖性大,常常能互补不足相互合作。医药、啤酒等本地化特征明显的行业中并购后的经营进行得较为顺利,例如拜耳医药保健并购“白加黑”感冒片,安海斯-布希公司并购哈尔滨啤酒等等。外资还通过并购的方式进入一些受管制的行业,例如公用事业和银行业。

参与并购双方的战略资源匹配程度是衡量双方的长期战略是否一致的重要标准。并购方的资源应与并购目标的战略资源形成互补,例如在产业链的不同阶段,或是并购后新组建的公司的专用资产必须双方共同投入。壳牌控股统一油,统一可规避上游原料基础油的波动性,壳牌也由此进入中国的油市场,拓宽了下游市场。

中方管理层融合困难

中外管理层的关系问题对于并购能否顺利进行以及并购后企业的正常运作都至关重要。双方管理层的分歧及冲突会阻碍并购和整合过程,乃至影响并购交易的成功。即使并购成功,双方管理层不合造成的高层动荡也可能威胁并购后企业的运作和发展。达能与乐百氏签订并购协议时,表示并不派员参与管理;但一年之后,乐百氏五位元老级人物被迫集体辞职,此后,乐百氏品牌及旗下产品不断衰落。

经营理念及方式上的不一致是双方管理层产生矛盾甚至决裂的主要原因。在战略的决策和执行上,跨国企业管理者习惯以市场调研数据作为决策标准,许多本土企业家更喜欢凭借对市场的了解做出决策。在瓶装水生产线数量及“非常可乐”的推出问题上,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均没有接受达能管理层的意见,而是凭借其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和“感觉”运作企业。被并购后的本土企业更喜欢软着陆式的过渡,部分跨国公司所采取的“休克疗法”使得其管理水土不服。达能等跨国公司在取得控股权和经营权之后,试图尽早复制母公司的管理制度,致使本土企业家失去了原本对企业的归属感。

跨国企业并购本土企业之后,应做好管理层整合,激发本土企业家精神,取得协同效应。并购案中人员整合极为关键,而在跨国企业并购本土企业案件中,妥善处理与原企业精神领袖――本土企业家的关系更为重要。著名人力资源顾问公司华信惠悦在调查“什么是并购整合关键因素”中,190名来自世界各国的高级管理人员中,有76%认为人事整合是最重要的因素。无论本土企业家去留与否,跨国企业对待本土企业家的方式都将影响日后整个公司的士气和中外员工的协作基调。

跨国企业并购本土企业后,应尽可能在管理方式上保持一定的延续性,避免压抑本土企业家精神。跨国企业并购本土企业后,若能将其先进管理方法与本土企业家对于中国市场的认识相结合,有利于尽快适应新市场并做出科学决策。相比西方成熟市场,中国市场相对不成熟,也更为复杂,本土企业家对于中国特色市场的了解将是并购后企业的一笔宝贵财富。

并购已经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最新趋势,形式呈多样化发展。外资并购既有跨国公司间的合作, 也有与投资公司或基金的相互配合。国外的私募基金在并购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它凭借强大的资本优势, 在并购市场上呈现出强劲的势头, 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上市公司作为外资实施跨国并购的目标企业, 现已经逐步成为热点和重点,主要原因一是上市公司的产品销售市场广阔、企业管理科学, 容易导致外商与上市公司相互吸引。二是上市公司经济效益好, 技术含量高, 容易引来外资参股。 三是外资可以借并购我国上市公司之际进入中国证券市场, 因此触发了具有上市公司的外资并购热潮。

并购发生的行业比较集中,外资并购活跃于能源生产、基础材料工业、机械制造领域、食品、消费品生产、新技术服务和WTO之后走向开放的商业、金融服务业领域等。

外资对中国各行业的渗透导致多行业产业集中度提高,对战略性行业企业的并购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未来外资并购门槛将会提高。特殊行业和涉嫌垄断的产业,如钢铁及水务产业等,并购估计会对今后若干年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国家宏观调控干涉较多。对国有资产通过并购可能会流失的担心,使外资并购案难度加大;但是目前中国有些企业产权并不明晰,将成为今后最大的隐患。反垄断法对今后的外资并购有一定的宏观调控的作用。

外资并购企业之后整合的主要矛盾反映在品牌之争、战略之争和管理层之争这三方面的矛盾上。加强双方经营理念的沟通,帮助外资提高本土品牌运营经验,才能实现双赢。并购方的资源应与并购目标的战略资源形成互补。跨国企业并购本土企业后,应做好管理层整合,取得协同效应。

控制和吸引外资并购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各产业的健康发展。部分民营企业最近面临资金链断裂危机。新劳动法、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因素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至少三分之一,珠三角地区大量出口型企业已退出市场或濒临倒闭。此时合理引入外资有助于整合产业结构、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困境。但是,应在吸引外资并购和外资垄断行业之间寻求平衡。

外资并购范文第9篇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一种主要形式。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跨国并购浪潮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跨国公司并购不仅带来了我国企业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对我国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外资并购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其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是垄断。这种垄断可能表现为外资控制东道国市场,进而破坏其良好的竞争秩序;也可能表现为制约东道国幼稚产业的发展,影响其民族工业的独立性;还可能表现为控制东道国的经济命脉,从而威胁其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跨国并购投资监管过程中,纷纷构建起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法制管理体系。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日本的《禁止垄断法》、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等,都是以反垄断作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宪法”。近年来,随着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浪潮兴起,在某些行业和市场领域也已出现了被外资垄断的倾向。加上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我国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不良影响。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未正式出台专门的《反垄断法》,有关这方面的法律体系也很不健全,所以无法从根本上制止日益严重的垄断行为。为了有效利用跨国并购方式吸引更多的外资,同时尽量避免或消除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必须借鉴发达国家规制外资并购的实践经验,紧密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和特点,尽快填补反垄断法的立法空白,在此基础上确立跨国并购法制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以便规范跨国并购主体的投资行为,使利用外资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

一、中国外资并购中垄断倾向的主要特征分析

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外国投资者进入东道国投资一般采用新建企业和并购东道国现有企业两种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进入方式为新建企业。进入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的调整,跨国并购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形式。我国对外开放初期,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基本上都采用新建企业方式,外资来源主要是周边国家或地区。由于当时大部分跨国公司不很熟悉我国的投资环境,因而往往采用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形式,以求在建立企业和经营管理过程中依靠中方力量打开局面。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领域的逐步扩大和外商对华投资环境熟悉程度的加深,国际投资者越来越多地采用并购方式进入我国市场,外商独资企业发展十分迅速,外资对股权的要求也与日俱增。特别是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优势,在我国某些行业和市场领域形成控股态势,使我国民族工业特别是幼稚工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强大冲击。从近年情况分析,我国外资并购中出现的垄断倾向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外资加大控股并购的力度,谋求企业控制权的意图日益显露

1998年以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方式一般以举办合资企业为主,通过较低控制程度的股权安排来降低政策不确定和市场不确定等方面的投资风险。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更多趋向以独资方式开拓中国市场,合资企业中的外方居控股地位的比例也在迅速增加。即使在投资初期由中方控股的企业,在以后增资扩股时,由于中方缺乏增资所需的后续资金,造成我国企业股份比例不断降低,甚至丧失控股权。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中外合资企业股权变动中,一般从最早的中外方比例75:25变成60:40或50:50,现在基本变成20:80或10:90,由外方绝对控股或变成外商独资。

在跨国并购投资中,外商要求取得目标企业的控股权的倾向也更加强烈。据不完全统计,在2000—2002年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主要并购活动中,有半数以上的跨国公司获得绝对和相对的控股权。如法国达能对乐百氏和娃哈哈所持股份分别增至92%和51%,并持有上海梅林正广和饮用水有限公司50%的股份;世界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法国米其林公司在与我国轮胎行业的龙头企业上海轮胎橡胶集团的合作中控股70%;法国阿尔卡特公司通过协议收购中方及其他外方股份,持有上海贝尔的股份为50%+1股;荷兰飞利浦在苏飞公司中所占的股份由51%增至80%等。这种情况与2000年前的并购相比,外资控股比例明显提高,股东排名更加靠前。这种控股并购是跨国公司全面衡量在华投资风险、资源投入、技术保密、企业控制和投资效率等因素后所作出的一种战略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垄断中国市场奠定了微观基础。

2.外资采用系统化、大规模的并购方式,企图获得更多的行业控制权

所谓系统化并购是指跨国公司不仅向一个个单独的企业进行投资,而且还对一个产业的上、中、下游各个阶段的产品或相关联的企业进行横向的投资,或者是对生产、流通、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进行纵向或系统的投资。为了实施这种系统化的并购投资活动,许多跨国公司不惜动用巨额资金,数以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并购案例屡见不鲜。据不完全统计,在2000-2002年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并购活动中,半数以上并购案例涉及金额都超过1亿美元。如法国米其林公司反向收购我国上市公司轮胎橡胶涉及金额高达3.2亿美元;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出资4.3亿美元购买中石化股票;法国通用水务并购上海浦东自来水公司涉及金额2.5亿美元等。

通过系统化、大规模的并购投资,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我国某些行业,甚至形成垄断的趋势。如按销售收入计算,目前外资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皮毛制造、服装生产、文体用品制造4个行业中所占比重均已超过50%;按利润指标计算,在纺织业、煤气生产供应业、机械制造业、仪器制造业、电子通讯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中外资均占50%以上;按市场份额计算,外资生产的摄像机和传真机的市场占有率分别高达99%和98%,移动电话为80%,大中小型计算机为75%,轿车和电子元件均为70%,机床为63%,微型计算机为60%。由于外资对我国某些行业及其主要产品的控制,导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对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3.外资并购着眼于品牌控制,导致中方企业无形资产的流失

品牌是市场竞争的利器,一个国家著名品牌的多少是其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一些跨国公司在并购我国目标企业时,往往把品牌控制作为一个重要的竞争策略。外方凭借其在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要求并购后的企业使用外来品牌或新创品牌,而闲置国内企业已有一定市场信誉的名牌商标。有些外方还通过减少中方品牌宣传费、减少或终止技术开发投入、降低产量等手段,使国有品牌逐渐衰落直至消失。在国内洗涤用品、化妆品、摄像器材、移动通讯、饮料、啤酒等行业,外方控制品牌的问题尤为突出。如目前国内洗衣粉市场上的“碧浪”和“汰渍”品牌,是外资控股并购国内“白猫”、“高富力”生产厂家后推出的新品牌。在洗发产品市场十分叫响的“海飞丝”、“飘柔”品牌,则是外资控股并购广州的“洁花”牌洗发香波生产厂家后推出的,原“洁花”品牌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此外,日本“富士”、美国“柯达”和德国“爱克发”彩色胶卷共占有80%以上的国内市场份额;“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等外企品牌则占有3/4以上的移动通讯市场;“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及其系列产品也已占据了国内大部分饮料市场。

由于国内许多企业的品牌意识淡薄,外方在并购企业中刻意树立外来品牌和新创品牌的商业信誉,使国内名牌商标逐渐淡出市场或被挤垮,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不断付之东流。随着国外著名品牌的大量进入,外资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我国市场,而且还给我国发展自己的名牌产品及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4.跨国并购投资主体发生变化,具有垄断优势的著名跨国公司明显增加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据统计,在目前世界500强中,已有400多家到我国投资。这些跨国公司凭借自身在技术、资金、规模、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跨国并购投资的主动权,并在我国某些生产领域和产品市场中力图形成垄断的态势。相比之下,我国企业的整体水平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在外资并购活动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技术水平的差距。如在大规模集成电路、精密机床、数控机床、飞机和汽车制造以及冶金、化工、采油、采煤、发电等大型成套设备制造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水平上几乎都存在一二十年的差距。二是企业经营规模上的差距。以汽车行业为例,国外大中型汽车生产企业年产量均超过100万辆,美国通用和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更是多达400万辆;而我国汽车整车厂有近百家,2001年总产量仅为233万辆。三是研发投入上的差距。以制药行业为例,全球制药企业每年在新药研发上的投入占销售收入的10%—15%,如辉瑞(Pfizer)、默克(Merck)、罗氏(Rocke)等国外大公司每年花费20亿美元用于新药研发;而位居我国医药行业前列的制药厂,一年的新药开发费用只有几千万美元,研发投入仅占销售收入的1%左右。此外,我国企业在经营管理、产品质量、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在外资并购我国企业时,这种不对称竞争极有可能演变为国外企业在我国市场占据垄断地位。据有关部门调查,不少跨国公司的高层主管人员都认为,在进行行业分析或者外部基准化时,根本不必担心来自中国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而要重点分析行业内具有强大竞争能力的外资企业。由于总体实力对比悬殊,在近年许多外资并购事件中,中方都是处于被动地位,跨国公司很轻易地将合资企业纳人其经营系统,并通过收购剩余股权,从合资走向独资。

5.外商并购投资领域拓宽,更加注重在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控股并购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商在我国的投资并购主要集中在日用消费品、轻工业品、服务业等低技术和低附加值产业,而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发生的外资并购所占比重较小。但近年来,伴随着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外商投资的重点逐步转向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特别是在电脑、集成电路、家用电器、移动通讯、精细化工、生物制药等科技含量和技术附加值较高的行业领域,外资控股并购我国企业的事件急剧增加。例如,2001年4月,全球领先的通讯集成电路供应商IDT公司以8500万美元并购我国电信集成电路供应商——新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新涛科技是上海华虹微电子集团和华登国际投资集团共同投资设立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其被并购后成为IDT公司的一家分公司。此次并购是通过现金购买股票的方式进行的,它将有助于IDT公司进一步发展全球网络统一的数据解决方案。此外,阿尔卡特控股上海贝尔、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美泰克控股荣事达等,都是外资控股并购我国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典型案例。

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还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许多跨国公司将研究与开发机构转移到我国。据统计,目前跨国公司在华已设立了100多个研发机构,而且投资兴趣呈现持续高涨的势头。如摩托罗拉公司在我国投资2亿美元建立电子产品的研发中心,拥有600多名研究人员;微软公司对其设在北京的研究院投资8000万美元,并另投资5000万美元在上海建立微软亚洲技术中心;联合利华投资1.6亿元在上海设立中国研究发展中心,该中心一年的项目预算就达6000万元。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主要方式是独资,而合资的研发机构仅占两成左右。这些机构通过巨额的研发投入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新技术和新产品,以便最大限度地占领中国市场,牟取巨额利润,控制中国经济技术发展的制高点。与此同时,这些研发机构在跨国并购中起着核心作用,大大增强了跨国公司控股并购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对我国尚处于萌芽、蓄势或起步阶段的某些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形成不同程度的威胁,并且容易形成对这些产业部门的垄断。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既要鼓励跨国公司来华并购企业,充分发挥跨国并购在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弥补资金缺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要采取有效措施克服跨国并购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特别是对跨国公司滥用其垄断地位及其可能形成的垄断势力加以规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要求,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还会进一步提高,更多的领域将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门槛也会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必然越来越大,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在未来五至十年有可能进入高潮。如果外资并购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势必会对我国某些领域和产品市场形成垄断,从而扭曲市场结构,降低市场效率,破坏公平竞争的秩序。从长远看,这种垄断有可能冲击我国的民族工业体系,妨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国际经验,依据本国现实国情,尽快研究制定一套既有利于吸引外资、又能规制外资企业的并购行为、抵御外国垄断势力、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以便把外资并购对我国产业独立性和国家经济安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限度。

二、完善中国外资并购中反垄断法制管理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强法制管理,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有关投资法规也逐步健全和完善,为有效利用外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现有的外资法主要是规范外商在华投资新设企业的,而针对外资并购的法规很少,特别是缺乏规范外资并购中垄断行为的法规。迄今为止,我国尚未正式出台《反垄断法》,一些反垄断条文散见于各种不同层次、级别的行政条例、通知和暂行规定之中,既没有形成一个明确和完整的反垄断法律规范体系,也缺乏法律应有的权威性和实际操作的可控性。随着我国利用外资方式日益多样化,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已成为许多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新兴方式,外资对我国某些市场的控制已达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在某些行业和领域甚至形成了垄断的倾向或趋势.针对目前外资并购中垄断行为对我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我们必须尽快填补反垄断法的立法空白,同时修改或完善外资法、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规,以便依法对外资垄断进行有效管制。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将跨国并购纳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达到有效吸引外资和维护国内市场竞争秩序的双重目的;而且有利于正确引导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降低跨国公司对我国目标企业实施并购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从我国现实情况看,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外资并购中的反垄断法制管理:

1.正确选择外资并购中反垄断立法的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主要有结构主义垄断控制模式与行为主义垄断控制模式两种。结构主义反垄断法主要针对的是市场结构,重点是对行业集中状态进行规制,拥有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即是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而行为主义反垄断法主要针对的是市场行为,重点是对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进行规制,对于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反垄断法并不禁止。结构主义垄断控制模式以日本为代表,该国《禁止垄断法》将垄断状态作为主要规制对象,并从企业规模、市场份额、行业集中度、市场危害等方面判断垄断状态所产生的影响。欧洲各国的反垄断法普遍采用行为主义垄断控制模式,如德国、英国、法国和欧共体制定的反垄断法都是将重点放在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上,这些国家并不认为单纯的市场优势地位或垄断状态是违法。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外资并购控制上宜采用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有机结合的模式,并以行为主义垄断控制为主。这是因为,垄断行为与垄断状态往往互为因果,某些企业为了达到垄断状态会采用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或垄断行为,而那些已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也会利用市场优势采用限制竞争的行为来维系其垄断地位。垄断状态是垄断行为的直接指向,垄断行为则是实现垄断状态的手段和处于垄断状态的表现。在通常情况下,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在采取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时,其负面影响和危害程度要远远大于非垄断企业。因此,对那些有可能形成垄断和取得市场支配地位而暂未实施限制竞争行为的企业并购活动,在立法上予以密切监控,并规定可以采取的某些措施加以规范,事实上能起到“安全港”的作用。但是,我国反垄断法不宜单纯反对结构性的垄断状态,而更要重视反对各种限制竞争的行为。如果企业刻意通过并购形成垄断地位,或滥用其垄断地位和市场支配地位,排斥或限制各种有效竞争,不仅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的权益,对这样的并购行为进行规制无疑是反垄断法的首要任务。

2.合理确立外资并购中垄断状态的认定标准

为了对外资并购中可能形成的垄断进行有效规制,必须合理确立垄断状态的认定标准,而这种标准是否合理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相关市场的科学界定。在企业年销售额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将该企业放到一个较小的市场上,它就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甚至可能处于垄断状态;而将该企业放到一个较大的市场上,它就仅占有较小的市场份额,根本不构成垄断状态。因此,正确界定相关市场是衡量垄断状态并进而有效控制企业并购的重要前提。借鉴国外实践经验,我们可根据以下三个步骤界定相关市场:首先确定相关产品,即根据并购企业产品的特征、用途和价格等因素,将相关产品与其他产品区别开来;其次根据消费者的使用目的、购买动机和产品价格等条件,将所有可相互替代并最终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扩大到这个产品市场范围内;最后根据厂商进行销售活动或在经济上能够进行销售活动的区域范围,界定它们的地域市场。

在科学界定相关市场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根据参与并购的企业在相关市场上所占市场份额等因素,来判断外资并购是否会导致垄断状态的形成。国际上一般将取得35%市场份额的企业视为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但从我国幅员辽阔和小企业众多的特点出发,在全国范围内占到20%市场份额的企业也许就是相当大的企业,能够对市场竞争产生显著的影响。例如,我国商务部2003年3月7日公布的妙L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中指出,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向国家商务部和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报送并购方案:(1)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在我国境内拥有资产30亿元人民币以上;(2)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当年在中国市场上的营业额15亿元人民币以上;(3)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及其关联企业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20%:(4)由于境外并购,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及其关联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5%;(5)由于境外并购,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直接或间接参股境内相关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将超过15家。在这些情况下,外资并购都可能造成我国境内市场过度集中,妨碍境内正当竞争,损害境内消费者的利益,必须进行严格审查。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条款仅是“暂行规定”,尚未提升到反垄断法制管理的高度,缺乏《反垄断法》所具有的权威性,仍需抓紧研究制定更具操作性的法律规范。此外,上述“暂行规定”出台时间不长,其是否能对外资并购中的垄断行为进行有效规制,还需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3.完善外资并购反垄断的申报与审查制度

为了对外资并购实施反垄断监控,必须建立完善的外资并购申报制度。从各国反垄断立法和执法实践看,企业并购的申报主要有两种制度:事前申报和事后申报。如美国反垄断法规定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在并购实施前应向有关机构进行申报;而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规定除了大企业并购实行事前申报的制度外,其他企业并购原则上实行事后登记的制度。与事前申报相比,事后申报或登记制度存在较大的缺陷。对于反垄断执法机构而言,禁止一个实施了的企业并购,显然要比禁止一个正在准备实施的企业并购更加困难,因为前者在企业的组织、人事、会计、税务等方面会遇到许多难题。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并购后的企业而言,如果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必须进行肢解,无疑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我国对外资并购应该实行事前申报的制度,这样既有利于拟并购企业及时了解反垄断机构的态度,也有利于反垄断机构及时掌握企业规模变动和市场集中情况,使反垄断法律制度得以顺利实施。在实行事前申报制度的同时,对一些规模较小和年销售额较少的企业进行的并购活动,可以考虑采取较为灵活的方式,允许其在并购后进行申报或登记,这样便于其赢得重要的市场机会,及时适应市场需求,尽快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同时还可以减少反垄断机构的监管成本,对市场竞争也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国外实践经验和我国现实情况,参与外资并购的企业向反垄断机构申报的内容应主要包括:一是有关并购企业各方的情况,如生产或经营的产品、资产和负债数额、市场销售额和职工人数等;二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如有关产品市场和地域市场的容量,产品成本和销售价格、参与并购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等;三是企业并购的理由,如扩大生产规模、更新工艺技术、进入新的行业等。在参与并购的企业履行申报义务后,反垄断机构应在一定期限内审查该并购是否有限制竞争的行为,是否会导致市场过度集中,并分析并购对社会公共利益和整体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批准该项并购。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的申报文件可规定两个月的审查期限,反垄断机构一般应在此期限内给予企业批准或否决并购的答复。当然,由于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可以考虑授权反垄断机构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延长或缩短审查期限,同时也允许企业对反垄断机构否决的并购申请提出复审。

4.建立外资并购反垄断的豁免制度

外资并购是一把“双刃剑”,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因此,在对外资并购进行反垄断审查时,仅仅根据企业并购前后占有的市场份额变化来决定取舍是不够的,还应综合考虑其他多种因素,对外资并购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进行全面衡量,如果前者明显大于后者,并购应当得到批准,这对并购企业本身和我国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这里涉及的关键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理由是正当的,从而可以使一些本应被禁止的并购活动得到反垄断机构的豁免。借鉴国外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的实践经验,被禁止并购的豁免理由主要应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1)并购能改善市场竞争条件。例如,当目标企业处于资不抵债和濒临破产的程度,除了接受并购再没有其他的出路;而并购者作为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是该目标企业唯一可能的接受者,并购只是在一定限度内提高了取得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这样的并购就可以得到豁免。因为,如果没有这项并购,濒临破产企业的资产就将会从相关市场上流失,在该市场上就会失去一个竞争者,并给企业职工生活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而采取并购方式,目标企业能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获得并购企业的扶持,不仅可以在市场上继续生存下去,而且还可以增强竞争能力,这就能在总体上改善市场竞争条件,同时提高市场竞争的强度。

(2)并购有利于整体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以维护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要求对某些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的并购进行豁免,这在各国反垄断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成通例。如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明确规定,如果并购对整体经济带来的利益可以弥补对竞争的限制,或者并购符合某些重要的公共利益,联邦经济部长就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特别批准并购项目的实施。我国在制定《反垄断法》时,对某些可能超出经济合理限度但有利于整体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企业并购也应设置豁免规定。

(3)并购有利于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生产国际化的加速发展,各国企业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在这种背景下,一国反垄断机构在考量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市场支配地位时,如果仅仅以本国经济为标准,而对企业并购予以禁止,恐怕不是明智之举。如美国波音公司在与麦道公司合并前,就已占据国内甚至国际飞机制造业的较大市场份额,但为了与欧洲的空中客车对抗,政府毅然允许两家公司合并,其交易额高达140亿美元,成为全球飞机制造业的超级霸主。目前我国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竞争,因而在对企业并购进行反垄断规制时也应当考虑到这些因素。

5.健全外资并购反垄断的执法机构

任何法律的生命都系于其实施上,反垄断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要仰赖于其在实践中的有效执行。由于反垄断案件特别是外资并购形成垄断的案件,其所涉及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国际经济关系复杂,影响范围广泛,对执法的水平和效率要求很高,因此设立具有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尤为必要。从国际实践经验看,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是成立反垄断法的专门执行机构。如德国的联邦卡特尔局和反垄断委员会,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美国的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英国的公平贸易局以及垄断与兼并委员会等。这些反垄断执法机构具有地位高、权力大、精干高效、人员专家化的共同点。它们除了享有一般行政权限外,还享有准司法权和准立法权,在反垄断案件的裁决上有相当的独立性,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有效规制外资并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目前反不正当竞争的主管部门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由于该部门不具备超越行政机关的身份和地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各种行政权力的制约或干扰,有的甚至陷入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泥潭,这就决定了该部门很难作为反垄断的执法机构。特别是在我国目前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相互交织的情况下,更不宜由工商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反垄断法。根据国外经验和我国现实国情,我们认为应设立一个独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该机构可采取委员会制,直接隶属于国务院,其成员应从具有经济学、法学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的资深专家中选聘。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在设置全国性反垄断机构的同时,可按经济区划设置有关分支机构,其不属地方政府领导,以便在审理反垄断案件时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相当的权威性。考虑到外资并购中反垄断的实际需要,必须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相应的职权,不仅应包括行政权,而且还应包括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例如,对市场竞争参与者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进行检查和监督的权力,对符合反垄断法规的企业并购协议或决定予以核准的权力,对限制或阻碍公平竞争的垄断违法行为施加行政处罚和制裁措施的权力,以及在反垄断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和有关规章制度的权力等。

外资并购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外资并购;研究综述;研究展望

外资并购实际上是基于东道国视角的跨国并购行为,是指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兼并收购行为。外资并购我国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进入21世纪,伴随着我国加入WTO等国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外资并购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出现了凯雷并购徐工机械等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外资并购事件。2008年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最近两年外资并购步伐有所放缓。但是,我国巨大的市场始终对外资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随着未来全球经济的复苏,外资并购在我国又将重新活跃。

由于外资并购在我国出现并发展至今仅仅只有十几年的时间,所以我国学者对外资并购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近年来外资并购事件的增多以及国内各界对外资并购越来越多的关注,对外资并购的研究迅速增加,研究视角趋于广泛。笔者将目前国内有关外资并购的研究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外资并购动因的研究、外资并购后整合过程的研究、外资并购效应的研究和其他角度的研究。

一、外资并购动因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外资并购动因的解释,借鉴了西方企业并购一般理论和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同时考虑了中国外资并购的现实情况。

桑百川(2003)认为,外商控股并购国有企业一般出于两种动机,即战略性并购动机和投机性并购动机。战略性购并动机又包括协作动机、惩戒动机和试探性动机。黄海霞(2007)把外资并购方的动因区分为战略性、投机性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战略―投机性和投机―战略性动因。

许崇正(2002)指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动机将主要集中于两点: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以及从增强公司全球竞争力出发,利用中国的区位优势和要素优势,在中国设立全球供应基地。余珊萍、葛慧妍(2003)认为:全球竞争背景是跨国并购的推动因素、中国相关政策的出台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国巨大的目标市场规模是吸引外资的新奶酪、迅速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是外商投资的新目的。

李建国(2002)将外资并购的动机概括为六个主要方面:一是获取规模经济;二是巩固市场地位;三是获取重要资源;四是获取先进经验技术;五是获取短期收益;六是避税转移资产。

二、外资并购后整合过程的研究

外资并购后的整合过程对外资并购的实际效应或是否成功至关重要。西方学者对跨国并购整合中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文化差异问题、并购整合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研究外资并购后的整合问题。

季成(2007)研究了跨国并购的智力资本整合问题。其借鉴经典的跨国公司OLI理论框架,系统地分析了跨国并购的智力资本整合对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跨国并购的智力资本整合对跨国公司的静态价值创造效率和动态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对跨国并购智力资本整合的绩效评价管理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对外资并购整合过程进行综合研究的有邱毅(2006)、顾卫平(2004)和潘爱玲、吴世农(2007)等。邱毅(2006)着重从核心能力转移角度,对跨国并购整合过程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建立了一个并购整合过程核心能力转移的模型。顾卫平(2004)建立了一套基于契约和资源的跨国并购管理整合理论框架,将跨国并购视为两国投入要素,通过公司控制权市场实现有效结合的一种模式,相关契约和资源整合的实际效果将会决定跨国并购的实际效果或成功率。潘爱玲、吴世农(2007)从能力管理的角度,对跨国并购整合战略的目标、实现目标的要素组合以及跨国并购整合战略的实施流程进行了探讨。

也有学者研究外资并购中的文化整合问题。胡峰、刘海龙和金桩(2003)指出,文化差异是跨国并购活动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实施文化整合是保证跨国并购成功的关键。潘爱玲(2004)就文化整合与跨国并购的关系、文化整合的流程设计、模式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外资并购效应的研究

(一)外资并购对股东财富及企业财务业绩影响的研究

由于外资并购在我国上市公司样本数量少,数据收集困难,外资并购对股东财富及企业财务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目前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并购使目标公司股东短期内获得了累积超额收益。李梅、谭力文(2007)对外资并购和国内并购的财富效应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外资并购公司股东获得的累积超额收益要大于国内并购公司股东获得的累积超额收益,尤其在并购公告前后的几个短期累积区间内,外资并购的累积超额收益要显著高于国内并购。郑迎飞、陈宏民(2006)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短期内,被外资并购的上市公司投资者获得的日平均收益为0.1327%,说明外资并购发生时投资者普遍持有乐观预期;而长期来看,显著为负的累积超额收益表明,并购的长期股市效应不理想。叶楠等(2006)选取了发生在2003年的6个典型外资并购案例,发现其中只有一半的公司在事件期内取得了显著的超额收益,另外三个公司的外资并购消息并没有带来累积超额收益率的明显增加,反而引起了股票收益率的下跌。

多数研究也表明,外资并购后被并购公司的财务业绩得到明显改善。陈继勇等(2005)研究认为,汽车行业的外资并购绩效不仅整体明显优于内资并购,而且这种业绩改善具备明显的持续性。张华、贺春桃(2007)研究认为,外资并购给被并购公司带来了内在活力,使公司整体经营和管理绩效相对于被并购前有较为明显的改善。郑迎飞(2006)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6家被外资并购国内上市公司的业绩分析表明,外资并购当年综合业绩低于并购前水平,但随后两年业绩有所提高。但也有研究结论相反。卢文莹等(2004)研究了1995~2003年被外资收购的10家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收购并未使目标公司的财务绩效有显著改变。

(二)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竞争力等方面影响的研究

郭关夫、冯齐(2008)实证研究了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为目标上市公司被外资并购后,短期内企业竞争力有所下降,但不明显,经历一定时期(一年左右)后,竞争力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说明通过吸收外资提升企业竞争力是个比较长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期间来考察。冯齐(2008)进一步研究了外资并购对目标公司竞争力的影响要素,包括主并公司与目标企业的行业相关性、外资控股比例、主并公司来自的地区等。

苏艳(2007)从外资并购给国内企业带来资本增量、充分利用目标企业资产存量以及通过伴随着并购活动而来的进出口贸易能提高生产力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外资并购影响目标企业生产力的作用机制;利用基于DEA方法的Malmqulst指数,分析了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所带来的生产力变化及影响生产力提高的因素;分析得出外资并购带来的制度变迁效应有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制度因素中最重要的方面是由控制权调整带来的委托和治理机制的改善以及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李君(2006)从微观角度研究了跨国公司并购对我国企业的品牌、技术溢出效应和公司治理的改善。

(三)外资并购对东道国影响的研究

有些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外资并购对我国的影响。

罗志松(2005)提出了外资并购风险论的初步理论框架,从制度风险、产业风险和金融风险三个角度论述了外资并购对东道国的风险,并对外资在华并购的风险进行了实证研究。

何映昆(2003)建立起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跨国并购对东道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是通过作用于形成和创造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来实现的;从外部技术流入、企业组织和管理、市场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视角研究跨国并购对东道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机理及后果;从实证角度考察了跨国并购对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并着重说明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是否有利于通过跨国并购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

郑迎飞(2006)将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若干特征模型化,以跨国公司市场进入的因果为主线,以提高国内社会福利为目标,从本国政府如何规制外资并购的角度重点研究了如下几个关键问题:跨国公司的市场进入策略与政府规制、并购策略与条件识别、跨国并购的“融资和战略投资”双重特性与政府规制、基于市场结构的跨国公司选择,以及外资并购的产业效应和企业微观绩效。通过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揭示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产业效应,提出国内可能出现产业效率提高和产业竞争力被压制双重效果的观点。

此外,姚战琪(2003)研究了跨国并购对市场结构变动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楼朝明(2008)研究了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等等。

四、其他角度的研究

除以上分类综述的外资并购文献外,国内学者对外资并购的研究角度还有很多:有进行综合研究的,如王习农(2004)的《开放经济中企业跨国并购研究》,张寒(2005)的《跨国并购的理论、运作及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问题研究》以及叶建木(2003)的《跨国并购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有研究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如桑百川(2005)的《外资控股并购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和李盾(2005)的《外资控股并购国有企业的状况、问题和前景》;有研究外资并购政府规制问题的,如陈清(2008)的《中国外资并购政府规制研究》和杨镭(2003)的《跨国并购与政府规制――兼论中国对外资并购的规制》;有研究外资并购法律问题的,如何培华(2005)的《外资并购法律问题研究》;等等。

综观国内学者对外资并购的研究,可以发现,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研究,研究的视角相当广泛,实证研究的方法也很多样,有事件研究法、经济增加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但笔者认为还存在以下研究局限:

第一,系统研究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很少。国内已完成的博士论文中,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到的专门研究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只有李新平博士(2005)的《中国资本市场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研究》,该论文从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出发,对中国的外资并购交易制度进行研究,并从积极促进上市公司外资并购和对其适度规制两方面进行了重点研究。

第二,没有系统全面地对外资并购的财富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目前对短期股东财富效应的研究较多,而对长期股东财富效应的研究很少,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到的只有郑迎飞、陈宏民(2006)研究了外资并购后3年的股市效应。而且,除股东财富效应外,对外资并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财富效应几乎没有进行实证研究。

第三,实证研究外资并购后被并购公司财务业绩的文献中,对影响因素的研究非常少。笔者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到的文章只有张宝红(2007)的研究,该研究认为跨国公司所处不同的股东地位和不同并购类型都对并购绩效有影响。而且,鲜有文献研究外资并购对被并购公司长期财务业绩(3~5年或更长时间)的影响,这主要是受我国外资并购的实践限制。

第四,缺乏将跨国并购动因与外资并购效应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笔者认为,外资并购效应可以从外资并购的动因是否实现来衡量。

第五,受我国外资并购的实践限制,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样本有限,从而限制了大样本的实证研究。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目前存在的这些研究局限,也正是未来研究需要扩展的领域。随着我国外资并购实践的发展,外资并购的样本会逐渐增多,这些研究局限将被突破。

【参考文献】

[1] 桑百川,郑建明.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与对策[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1).

[2] 潘爱玲,吴世农.基于能力管理的跨国并购整合战略[J].广东社会科学,2007(4).

[3] 郑迎飞.外资并购绩效的全局主成分分析[J].上海管理科学,2006(2).

[4] 余珊萍,葛慧妍.外资并购的动因、趋势与监管[J].中国软科学,2003(11).

[5] 郭关夫,冯齐.外资并购对沪深上市公司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论坛,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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