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01 00:12:08
外资银行论文篇1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来看，金融发展或金融深化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例如张杰等（2011）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1999—2007年间工业企业统计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银行信贷变量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不稳定的，并且呈现负向关系；而刘小玄和吴延兵（2009）利用DEA-M指数方法测度了2000—2004年抽样调查的1022家企业生产效率，在市场需求高速增长条件下，实证检验外部融资支持和企业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样本期内银行信贷与生产率增长显著正相关。这些文章对于厘清金融因素和企业成长的内在联系具有重大意义，也从一个侧面探索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渠道。但这些研究都是直接考察了金融发展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主要分析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的功能，却忽视了金融发展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与渠道。既然金融发展和信贷获得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那么所有获得外部融资的企业应该都有较好的长期绩效或较高的生产效率，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而且相关研究得到的结论也并不一致，因此，现有金融因素对于企业长期绩效影响的研究没能就结论差异和可能原因给出合理的解释。在金融因素对于企业成长的微观作用机制方面，国内外多数文献都集中于直接检验金融发展或金融深化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Brown等，2011；KimandWeisbach，2008；解维敏和方红星，2011；张杰等，2013），以欧美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为对象的研究基本上认同金融发展和外部融资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活动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考虑到转型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背景之后，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则并不完全相同，而且不同外部融资来源和异质性创新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此外，从这一领域的已有文献也可以发现，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变量的选择仍存在着争议。如果将专利及新产品开况作为创新活动的产出衡量标准研究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创新活动可能还会体现在某些生产小工艺或者技术的改进上，这些都无法反映在专利、新产品数或新产品销售值中；另外，通过专利或新产品等指标，我们得到的将仅仅是企业研发活动的效率，而研发成果是否能够顺利投入生产经营并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却无从得知（周亚虹等，2012）。既然金融发展、企业外部融资以及所引起的研发创新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绩效和生产效率，那么，我们必然要追问，外部融资与技术研发活动的结合究竟是否带来了企业绩效的提升呢？进一步地，外部融资或金融发展与什么性质的创新活动相结合才会产生发酵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的成长呢？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目的即是从微观企业层面来回答外部融资、技术研发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二、样本数据和计量方法
(一)样本数据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于2005年世界银行联合中国企业调查组织对中国商业投资环境和企业表现的调查数据（BusinessEnviron⁃mentandEnterprisePerformanceSurvey，BEEPS）。2005年的营商环境调查则包括了120个城市的12400家工业企业。该调查数据集合包含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同时排除了银行业、电力、铁路运输等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此外，在调查问卷的设计中，调查问卷的问题不仅要求企业报告了技术研发创新活动和研发投入资金，调查数据还包括了企业的财务绩效、企业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的企业规模（Size）、企业存在年龄（Age）、企业本科以上企业员工的比例表示的教育程度变量（Edu）等。因此利用这一数据进行研究，能够更为全面和细致地反映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也有助于我们针对具体创新活动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展开深入考察。
(二)关键变量的测算本文不仅采用了较为常见的企业财务绩效指标，（ROA，以营业利润和总资产比例衡量）还采用了劳动生产率（LaborProductivity，以企业人均产出的自然对数衡量）和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两个指标。与ROA等容易受操纵的财务指标相比，生产效率是公司可否持续发展的更重要、更客观的评价指标（Schoar，2002；李捷瑜和江舒韵，2009；周方召等，2013）。因此，借鉴GorodnichenkoandSchnitzer（2011）的方法，我们测算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三)计量模型本文首先以2005年世界银行中国营商环境调查数据为初始研究样本，我们着重关注外部融资约束、技术创新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根据前面的理论研究内容和研究假设，利用以下的计量模型进行初步的OLS回归估计。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要是衡量企业生产效率和企业绩效的三个指标，即衡量企业成长能力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LaborProductivity）和企业财务绩效指标（ROA）。在解释变量中，我们主要关心金融因素和企业技术创新这两方面。2005年的BEEPS中国企业调查数据提供了相应的企业自我报告的信息，即要求企业回答如下的问题：“贵公司是否获得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外部融资获得的难以程度对公司运营和成长的影响”？、“外部融资的利率成本对公司运营和成长的影响程度？”等问题，通过对以上问题设计虚拟变量可以用于计量回归模型。同时，调查数据还收集了企业近三年来有关技术创新研发投入的信息，包括了技术研发决策和技术研发投入费用，也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变量设计。
三、实证检验
我们首先进行了OLS计量检验，在表1的PanelA、PanelB和PanelC中分别报告了外部融资约束程度（AccessofFinance和Finan⁃cialCost）、是否获得银行信贷（BankLoan）、企业技术创新研发决策（R&D1）和技术研发强度（R&D2）对于各个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从表2的OLS估计结果来看，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则其绩效越低，外部融资约束变量（AccessofFinance和FinancialCost）对于企业成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企业的技术创新变量（R&D1和R&D2）则对于企业绩效和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也与已有国内研究文献（周业安，1999；CullandXu，2005；李科和徐龙炳，2011；张杰等，2012）的结论相一致，再次表明了外部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绩效和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较为严重的外部融资约束和金融抑制会阻碍企业绩效的提升和长期成长。此外，在OLS估计中，企业是否获得银行信贷变量（BankLoan）对于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和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我们在以上的回归模型中分别引入金融因素和技术创新研发的交互项，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仅利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Interection1代表获得银行信贷（BankLoan）和研发投入决策（R&D1）的交互项，Interection2、Interection3分别代表了外部融资约束（AccessofFinance、FinancialCost）和研发投入决策（R&D1）的交互项；Interection4、Interection5分别代表银行信贷（BankLoan）、外部融资约束（AccessofFinance）和研发投入强度（R&D2）的交互项。企业规模（Size）是企业2004年雇佣员工总人数的对数值，企业年龄（Old）是企业自创立开始到2005年的持续年数。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决策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在各个模型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均表现出较为稳定的正向影响，而外部融资约束和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变量分别在5%水平上（Inter⁃ection2）和1%水平上（Interection3）显著为负，这说明由于外部融资约束程度加大会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决策和研发投入水平而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银行信贷变量和企业研发投入的交互项（Interection4）则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体现了金融发展和金融支持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起到正面影响，而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强度越大则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绩效带来的负面作用（Interec⁃tion5在10%水平上显著）。以上结论验证了金融因素需要和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相结合才能够发挥提高企业业绩和促进企业成长的作用。企业规模（Size）和企业年龄（Old）两个变量对于企业成长（tfp）的影响均是显著为负的，这和Du等（2010）利用2002年的BEEPS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的结论相一致；而本文得到的企业年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结果和蔡地等（2012）以2005年BEEPS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企业年龄越大、持续时期越长就更安于现状而不愿意采取技术创新活动，相应地生产效率也自然会较低。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外部融资、企业技术研发和企业绩效之间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入手，以2005年BEEPS的中国营商环境企业调查数据为样本，通过分析外部融资约束、银行信贷获得以及它们与企业技术研发活动的交互影响，得到如下有意义的发现：一是企业技术研发创新活动和技术研发投入强度的提高都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是外部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绩效和企业成长有直接的抑制效应，而且其通过企业技术研发途径间接损害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即当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其缺乏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创新并相应地减少研发投入费用，从而对企业成长产生负面影响。三是由于银行信贷获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和企业信贷资金利用问题，银行信贷与企业技术研发支出强度的交互项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总体来看，银行信贷资金对于企业成长的支持作用并不突出。从企业层面视角的分析，有助于理解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微观作用渠道和机制。我们发现，外部融资约束和金融市场不完善不仅直接阻碍了企业生产效率提高，而且会将通过技术研发创新途径对企业成长产生阻碍。如果金融体系的改革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外部融资需求、减少信贷配给和歧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则会提高企业技术研发积极性，并进而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最终支持整体上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此外，如果银行在发放贷款之后对贷款使用加强监督，企业能够更加有效利用银行信贷将其更大程度上用于技术研发创新活动，则会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对企业成长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外资银行论文篇2
到2006年6月底，美洲银行成为中国建设银行的首家战略投资者；7月初，淡马锡成为建行的第二个国际战略投资者。与此同时，花旗银行、汇丰银行、高盛、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入到追逐中资银行的行列……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资银行，其强项业务的移植将为中资银行添加鲜活的血液。在此基础上中资银行冲击上市之举还被欺予了更多的期望。
据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5年12月5日新闻会上公布的数据。截至2005年10月末，已有2家境外投资者入股17家中资银行。外资投资金额已超过165亿美元。占国内银行总资本的15％左右。其中，在国有银行领域，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投资中国建设银行54.66亿美元。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36.75亿美元；在股份制银行领域。亚行、花旗和汇丰银行等投资了交通、光大、民生、兴业、浦发、深发展以及筹建中的渤海银行等。总投资额为29亿美元；在城市商业银行领域，加拿大丰业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德国投资与开发公司、国际金融公司等投资了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以及西安市、济南市、杭州市和南充市商业银行，总投资额为5.6亿美元。
总的看来，外资银行在华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1)地域和运营门槛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已经相当广泛地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竞争；(2)人民币业务开放迈出重大步伐；(3)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速度加快，比重不断加大；(4)外资银行业务逐渐拓展，在许多领域体现出相当的竞争力。
二、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带给中国银行业的机遇
（一）有利于促进银行体制改革，提高银行业的运行效率
金融业全面开放有助于国内银行服务效率的提高，进而有助于金融体系的完善，对金融安全起到正面作用。第一，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打破垄断，增强竞争，促使中资银行服务成本的降低和服务水平的提升，第二，外资银行的进入，通过与中资银行的竞争与合作，还可以引人新的技术和理念，如信用风险管理技术，提高中资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内商业银行深化体制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提升总体竞争力，而且有利于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改善银行业的营运质量，提高运作效率。根据相关研究证明，随着外资银行进人程度的加深，虽然国内银行的利差有所上升，但利润率、非贷款收益率、费用率均有所下降，同时呆账准备率提高，从而促进我国本土银行服务效率的提高。
（二）有利于中资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和建立分支机构
根据的对等互惠原则，在允许大量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同时，中资银行开展海外业务将会受到较少市场准入的限制。这为国内一些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质量较高的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争取更广泛的生存发展空间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有利于他们走出国门，积极拓展海外银行业务，扩大地域范围和业务领域，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业务经营的多元化和国际化，从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增加市场占有率。同时，中国的银行业也必须遵循国际“游戏规则”，即要按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惯例来运作。这必然促使中国的银行业加快实施全面的风险管理，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和提高监管力度及有效性。
（三）增强国内银行的资本基础，提高抗风险能力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关键点是要彻底摆脱传统体制下留下的种种包袱，尤其是不良资产。其中不良贷款成为制约中国商业银行提高竞争力最大的“绊脚石”。外资的进入不仅能够丰富不良资产处置的资金来源，而且能够为我国不良资产处置带来新的理念，毕竟外资投行在不良资产处置的技术、方式方法、手段等方面比我国有着更为成熟的经验。外资银行的进入或参股国内银行，既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国有资产，为国内银行增强资本基础，又能大幅度降低处置成本和信贷风险，提高国内银行抵抗风险的能力。
（四）有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监管水平
中国银行业必须严格遵循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的“游戏规则”，特别是要根据以巴塞尔协议为准则的国际银行业有效监管原则及标准和方法进行运作和管理。这方面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来说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同时，也促使中央银行加强全方位和规范化的金融监管，增强监管能力，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三、金融市场全面开放给中国银行业带来的挑战
（一）对中资银行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形成冲击
外资银行健全的管理和内控制度、科学的决策机制和灵活的经营机制，以及先进的信息系统和发达的信息通讯设备有助于增强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业务拓展和规模扩张的能力。同时，许多通行的国际惯例和先进方法也是依据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总结出来的。而中资银行在这些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和不足。
（二）对中资银行的业务形成冲击
外资银行的核心优势就是良好的服务、丰富的产品，用服务争夺客户，用产品吸引客户。对于金融产品的消费者而言，无论是公司客户还是个人客户，谁的金融产品好，谁的金融服务周到、体贴，消费者就向谁聚集。在产品方面，目前外资银行公司业务的重心主要放在融资、国际结算、存贷款、担保、汇款等方面。近几年外资银行已经向中国市场投放了100多个品种的产品和服务，相当于国内商业银行投放品种的3倍以上，显示出外资银行在产品研发和创新方面的优势。而在个人银行业务方面，外资银行善于提供信用卡、私人贷款、按揭、存款及财富管理等服务，零售业务创造的利润比重往往超过50％。今后外资银行将会进一步充分利用其技术、经验、品牌和人才，创新和推广更多的产品，与中资银行展开竞争。
（三）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下降，金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货币政策是一国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而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通过银行部门的传导才能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目前，在华外资银行的组织形式中，外资银行的分行占绝大部分比例。由于分行并不是独立的法人，外国银行必须对其中国分行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对中国储户和投资者的利益保护相对于子行与合资行来说较为充分。但同时也意味着外资银行分行的经营管理受东道国的约束较少，我国的货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力要弱一些，某些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会被部分地抵消。
（四）银行业资本流动性危机
随着金融业的全面开放，管制的放松和大量外资的流入，银行流动性激增，授信能力膨胀。面对这种局面，从资产方来看，银行管理者扩大资产规模、追求高额风险利润，将贷款投向高风险产业或部门，如房地产、证券等，使这些部门的资产价格迅速上升。而这些部门价格的上升反过来又会刺激贷款向这些部门集中，形成泡沫，造成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一旦泡沫破裂，留给银行的则是大量的坏、呆帐。从负债方来看，国际资本迅速流出时，造成对银行提现的压力，使银行陷入流动性困境，又在国内存款人中间产生“羊群效应”，引发大规模的挤提，使银行的流动性状况雪上加霜，导致银行破产。
参与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是加重银行危机的另一个原因。金融衍生工具是国际短期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来是套期保值、发现价格的工具，但随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衍生工具被过度虚拟化，加上其杠杆作用，往往被国际投机者利用，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助长了泡沫经济的膨胀。英国老牌投资银行巴林银行由于投机金融衍生品交易亏损10多亿美元而倒闭、日本住友商社高达28亿美元的亏损等风险事故，不能说不是国际资本流动风险加大的结果。
【摘要】文章介绍了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情况，分析了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带给我国银行业的机遇和挑战。
外资银行论文篇3
关键词：外资银行；东道国银行；影响
2006年12月10日，我国加入WTO后的保护期结束，我国向外资银行开放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实行遇。为全面兑现承诺，2006年11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银监会了这一《条例》的实施细则，并于2006年12月1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从2007年开始，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放开，外资银行必将进一步涌入，给我国银行业各方面带来相应影响。中国
1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目前，有关外资银行进入对内资银行效率影响的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综述性研究中，如Levine（1996）的研究认为，外资银行进入的主要收益包括：更好地提供本国金融服务、更好地构建本国金融基础、更好地获得国际资本渠道。学者赵智文（2007）、毛泽盛（2006）等认为，从长远看，外资银行进入将通过市场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市场化改革效应提高我国银行体系的整体效率。
南京大学学者焦建东参考中国具代表性的14家商业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综合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997-2006年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中数据，采用GLS估计方法，得出结论：外资银行的进入程度对我国国内商业银行收入效率、盈利效率和经营稳健性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对营运费用率有显著负面影响。
而学者林可全、王韵亭（2008）采用阶段性研究方法和充分考虑各自国情及宏观因素下的计量模型进行研究，认为东道国处于金融开放的不同阶段，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
（1）外资银行进入初期：东道国各项金融配套和监管水平尚处于初级或无经验阶段，国内银行由于垄断、保护处于强势地位，银行业效率较低，竞争不充分。此时外资银行的进入一定会受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加上东道国监管能力不强，外资规模不大，尚没能对整个银行业的效率提高产生明显作用。
（2）外资银行进入的成熟阶段：东道国各项保护本地企业的措施已经消除，外资能与本国银行进行完全开放的竞争，此时外资银行在技术与管理、业务范围、资金实力等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外溢，促使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得到明显的提升，同时竞争越来越剧烈；然后随着市场份额被完全瓜分，东道国市场达到完全开放和效率促进最大化阶段。
（3）进一步渗透或收缩阶段：当效率达到最大化后，东道国市场份额趋于饱和，利润进一步压缩，由于微观战略的不同，外资银行要么采取进一步渗透蚕食国内银行份额保持其利润，控制其在东道国其已经占领的领域；要么收缩业务选择别的新的东道国，退出在某一东道国的竞争或保持现有规模和水平。此时，外资银行对本国银行业的效率促进作用开始消失，伴随的是进一步打压对手或者退出。
学者葛丽娜也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初期，虽然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较低，但对本国银行的促进作用却很明显，这通常被成为“鲶鱼效应”，而其市场份额达到30%-40%时，本国银行的效率会达到与外资银行基本相同的水平。
2对利率的影响
从理论角度看，由于外资银行的进入，市场上资金供给参与者的增多，迫使竞争者降低存贷差，以能够在竞争中立足。
学者孙会国（2007）总结了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以上理论，并得出结论：（1）外资竞争导致国内银行更加有效；（2）外资进入引致的竞争迫使国内银行接纳低信誉的顾客；（3）外资参与使得国内银行管理者继续增加运转现代化的费用。并且，外资银行所拥有的是成本优势，并发现在市场上，信息越是不对称，银行就能够获得更高的利率。
学者胡静认为：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完全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市场份额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增大。结果必然会减弱中央银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徐强等学者运用Eviews311软件,对外资银行进入对1991-2004年我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做了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研究样本是具有代表性的14家国内银行。按照一般理论，随着外资银行进入的增加，国内银行为了维持其原有的竞争地位，将会采取降低贷款利率、提高存款利率来吸引更多的贷款者和存款人。但实际情况有所不同：随着我国金融业入世的步伐加快，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金融当局和相关部门为增强国内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的竞争实力，使之在外资银行的冲击和挑战下处于有利位置而采取了数次调整存贷款利率的措施，使存贷利差增大，因此，有的客户可能会转移存款至外资银行以寻求更优的服务。由此可见，我国银行业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利差变化更大程度上是由监管当局来调控的，而非银行的自主行为。在此情况下，出现外资银行资产份额与我国银行业人民币存贷款集中度呈负相关现象也是有可能的。
3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关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有不同看法。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可以稳定银行体系。汤碧在《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的利弊分析》（2007）一文中表示，过去我国银行业在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比较落后，银行竞争力薄弱。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我国改善银行资本基础、提高风险管理、分散风险、增加坏账准备，有助于在需要时提供更多的资本和流动性，进而降低风险，增强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虽然外资银行进入在短期内会给我国的银行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但从长期看，经过优胜劣汰得以生存下来的国内银行将有更强的竞争力，拥有更忠诚的客户，因此，银行可获得更加稳定的经营环境。
第二种观点是：张蓉等人引入银行危机的虚拟变量，并采用二项式逻辑（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时间选取为1995-2005年（新兴市场国家银行危机的集中爆发时期），样本国家的选择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与银行体系的危机并不具有统计上的相关性，没有理由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就一定会造成本国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有关外资银行进入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的影响，近几年的研究也多认为这种影响是不确定的，它主要取决于东道国银行经营的宏观经济环境、金融一体化程度和政府监管能力。
林可全、王韵亭采取阶段性研究而非时间性研究，并从演化和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他们将一国的金融开放分为四个阶段：初期开放、成熟和完全开放、渗透与收缩和危机时期与敌意入侵。外资银行会在初期给金融体系较弱或刚开放的东道国一针强心剂，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到了成熟和完全开放时期，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促进作用达到最大。当东道国市场份额趋于饱和，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由于蚕食与收缩、进与退并存，体现出不确定性和波动性，稳定性有所下降。在第三阶段积累到矛盾不可调和或遇上金融危机时，便进入第四个阶段。外资银行战略上会倾向于选择利用东道国无暇顾及的空隙采取系列恶意事件打压东道国银行或进一步渗透，控制东道国的金融银行体系；选择收缩前也会促使资本外逃，不让东道国危机危害自身利益。此时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呈明显的负向作用。
通过上述“阶段性”方法的分析，我们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随着开放阶段的深入呈现倒“U”型的变化。这是使用时间性分析无法得到的结论，也是学者们研究出现分歧的原因之一，有的研究开放时期的前阶段，如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的研究危机前后，如哥伦比亚或墨西哥，因此形成了不同的结论。
4对信贷资金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不仅可改变东道国银行的效率，而且也可改变东道国信贷资源在不同行业、企业和地区的配置。詹彦菁在《外资银行进入对一国银行业影响研究综述》（2006）中总结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数据得出，大型外资银行进入并未对东道国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机会和数量产生影响；相反，尽管外资银行发放给大企业的贷款远远超出小企业，但外资银行进入使东道国信贷资金总量不断增加，这样小企业有可能获得比以前更多的贷款，同时，外资银行的进入迫使东道国的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将业务重点转向中小企业，从而便于中小企业获取融资贷款。
也有学者指出（杨琦，2006），从盈利性和信贷配置角度来讲，外资银行竞争可能对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产生冲击。其中，大多数研究提到外资银行竞争的“摘樱桃”战略，即外资银行将挑选具有盈利性的市场和财务状况好的客户，使得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遭受冲击。同时由于这种策略，外资银行通常为信誉好的大公司服务，而忽略中小企业以及偏远地区的客户，这种“摘樱桃”的竞争行为使得本国银行将不得不面对风险性更高的顾客，从而提高银行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水平，增大体系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外资银行的参与往往能提高信贷分配的质量，因为跨国银行具有更好的信贷风险定价的技术，这将有助于提高体系的稳定性。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与较低的信贷组合质量正相关，同时银行部门的脆弱性上升了。比如在印度，外资银行贷款的80%集中在工业和商业中的获利能力较高的企业和部门。这些企业一般信用较高，偿债能力较强，而其他行业则难以取得外资银行的贷款，这可能会加剧行业发展的不平衡。
5总结
外资银行对东道国的影响会和一国的特性相关，例如：一国的银行规模、国家政策、国家所处的金融开放时期等等，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应该肯定的是，在外资银行进入继续增加的长时间内，随着我国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过渡期的结束，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的数量、种类和规模必定都会有所增加。此时，分析研究外资银行进入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愈显重要。
参考文献
［1］张蓉.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例［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2).［2］汤碧.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的利弊分析［J］.国际经贸论坛，2007，(6).
［3］焦建东.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绩效影响实证分析［J］.金融观察，2008，(2).
外资银行论文篇4
关键词外资银行；监管；金融监管
截至2007年5月末。共有42个国家在华设立了75家外国银行。在25个城市开展业务。已批准改制的外资法人银行12家，外资银行的营业性机构186家。其中，改制后的法人银行分行79家，外国银行分行95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外商独资银行7家，财务公司2家，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86家，法人银行12家，16家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提升国内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促进中资银行的发展，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的大规模进入。必将对我国的银行业竞争格局、市场秩序甚至金融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鉴此，我国应加快与外资银行相关的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和宏观管理工作，尤其应当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
外资银行是东道国引进的具有外国资本的银行。外资银行监管是指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金融主管机关及其执行机关或有关机构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际公约对外资银行机构和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和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和管理，促使其合法稳健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具体来说，外资银行监管由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目标及监管方式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世界各国在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为外资银行监管奠定了理论基础。
1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理论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即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是指私人信贷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和相关贷款者具有某种内在特性，即这些机构不断经历着危机和破产的周期性波动。这些金融机构的崩溃会传导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产生总体经济水平的下降。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on)提出，但人们公认系统地提出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理论的是海曼·明斯基(HymanPMinsky)，他认为，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信用创造机构和其他相关贷款人的内在特性引起信贷资金供求不平衡。这样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使银行经历周期性危机和破产风潮。另一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也从周期性角度来解释金融体系风险的孕育和发展。他认为宏观金融风险的产生与积累是不同经济人非理性或非均衡行为的结果。
2社会利益理论
社会利益理论亦被称为市场调节失效论。该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时期。当时人们迫切要求政府通过金融监管来改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低效率和不稳定状态，并恢复公众对国家货币和金融机构的信心。社会利益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竞争的结果会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但市场不能在竞争方式下运转即市场失灵时。必须有一种降低或消除同市场机制失灵相联系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管制。市场机制失效的原因在于市场本身具有市场缺陷。从金融市场看，其市场缺陷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银行业的不完全竞争性，即金融机构的竞争与其他行业一样存在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第二，银行的负外部性。银行的负外部性包括一家银行机构破产导致多家银行机构破产的连锁反应的系统失灵风险以及由于过度竞争造成一般贷款标准和利率的降低的传染效应。第三，信息不对称。一般说来，在金融市场上存在两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一是在存款市场上，存款人难以了解银行的经营管理和资产组合状况，存款人在信息方面相对于贷款人处于劣势。二是在贷款市场上，由于借款人对其投资的项目拥有更多的信息。银行难以准确认定借款人具体投资项目风险的高低而相对借款人处于信息劣势。因此。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金融体系的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
(二)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价值分析
法律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一定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价值追求。从法理上分析，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主要体现了以下价值目标：
1秩序价值
秩序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与法律永远相伴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通过对外资银行监管，加强外资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以及来自政府管制、行业自律、市场约束等外在控制机制来维护东道国、母国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市场秩序。同时，通过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明确金融监管当局的组织体系、职责、运转程式等，实现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从而进一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2安全价值
安全价值是指法律能够直接确认和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自由等。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外资银行的经营活动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交易活动比一般国内银行更为复杂，也面临更多的经营风险，必须通过监管立法保证其交易的安全性，从而保证外资银行资产和广大客户及存款人信用的安全。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固有的市场缺陷。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容易面临系统风险，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还可能导致东道国整个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国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通过外资银行向东道国传递也会给东道国的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威胁。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的自身经营安全对母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各国为了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都要对外资银行进行法律监管，用法律手段调整跨国银行与其他社会主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3效益价值
效益价值是指法律能够使社会和人们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外资银行风险监管追求的效益价值主要是一种经济效益价值，同时强调社会效益价值。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经济效益价值在于：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内容安排须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具有可操作性；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在运作过程中须注重成本—效益的比较，降低监管成本，引导外资银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社会效益价值在于：通过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经济的整体利益；通过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加强外资银行的信息披露，保护存款人、投资者的利益，维护社会公正。
虽然各个国家对外资银行监管立法的价值追求在实践中存在着差异，同时，一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也有所不同，但秩序价值、安全价值、效益价值却是大多数国家金融监管立法的法律价值追求。
二、外资银行法律监管的国际合作——巴塞尔体制及其对我国的实践意义
(一)巴塞尔体制主要内容
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发生的一系列跨国银行危机。加深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监管合作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1975年，西方“十国集团”在瑞士的巴塞尔聚会，正式成立了“银行规章条例及监管办法委员会”(CommitteeonBankingRegulationsandSuper-V‘lSOryPractices)。简称“巴塞尔委员会”(现已更名为“银行监管委员会”(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lon)。巴塞尔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国际银行监管合作的正式开始。巴塞尔体制主要确立了以下原则：
1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原则
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加强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协调东道国与母国各自对跨国银行进行监管的责任是巴塞尔委员会的重要工作。1975年《对银行的国外机构监管原则》规定：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与东道国对银行共同承担监管的责任，东道国有责任监督在其境内的外国银行；东道国监管外国分行的流动性和外国子行的清偿能力，母国监管外国分行的清偿力和外国子行的流动性；东道国与母国的监管当局之间要相互交流信息并在银行检查方面密切合作。监管合作要克服银行保密法的限制，允许外国银行总行直接对其国外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否则东道国监管当局可以代为检查。
1983年。巴塞尔委员会在1975年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银行“并表监管法”，并对母国与东道国职责进行了适当的划分。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的《跨国银行行业监管》，为母国并表监管的实施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
2资本充足率原则
1988年《关于统一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也即《巴塞尔协议》，其基本精神是要求银行监管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照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建立风险加权制。该协议要求资本充足率，即银行总资本与总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应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比重不得低于4％。在2004年6月通过的《统一资本标准和资本框架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中确立了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市场纪律。
3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
巴塞尔委员会1997年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弥补了母国统一监管原则和并表监管法的缺陷，制定了有效监管体系的25条基本原则，即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强调跨国银行业务应实行全球统一监管；应对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监控；将建立银行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
(二)巴赛尔协议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意义
我国是巴赛尔协议的签字国，但是考虑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特殊情况和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我国政府宣布暂不执行巴赛尔协议，这是我国政府目前关于开放金融市场的正确选择。巴赛尔协议是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立场考虑的结果。而且跨国银行的母行大多数设在巴赛尔成员国，因此，巴赛尔协议的一些原则更符合其成员国的利益。同时，巴赛尔协议成员国都具有非常成熟的跨国银行管理经验。但是，巴赛尔协议毕竟是目前跨国银行监管方面最有影响力、适用范围最广、最有成效的监管指标和原则，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逐渐地与巴赛尔协议的规范原则接近并吸收为本国的监管制度。在对待巴赛尔协议的立场上，我国应该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其内容予以取舍。
就我国目前的银行业来讲，无论是在管理体制方面，或是组织模式、资本状况、法律地位、经营等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均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我国不实施巴塞尔协议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统一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巴塞尔协议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银行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同时，实施巴塞尔协议也是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健全的金融法规体系。推动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化与国际合作，促进我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及其完善
我国的外资银行立法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外资银行的专门立法看，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国务院2006年11月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及银监会同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4月30日的《委托注册会计师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审计管理办法》，1999年5月6日的《外资银行外部审计指导意见》；银监会于2003年12月8日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2004年3月8日的《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等。除上述专门立法外，我国还相继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这些相关立法与专门立法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体系。其中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的基本法律规范。适应了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新形势。
虽然我国已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外资银行监管法律框架，对于外资银行的监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法律法规中。关于法律监管目标的规定不明确。第二，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立法层次较低，缺少高层次立法，对法的效力和执行有一定影响。第三，在现有的法律监管体制上，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这三个部门的职能缺乏严格科学的界定。第四。外部审计的社会监督作用尚有待于进一步发挥和加强。
针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完善相关立法和相应机制，提高外资银行监管的有效性，进一步防范和控制外资银行的金融风险。
(一)明确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
明确金融监管目标是实现监管高效率和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就其他国家来看，大多数国家对外资银行监管目标都有明确的规定。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储备法》第一条明确规定。该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建立美国境内更有效的银行监管制度”。其具体目标为：一是维护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系统的信心；二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有竞争力的银行系统服务体系；三是保护消费者；四是允许银行体系适应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我国现行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未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在《条例》的第一条说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和完善对外资银行的监督管理，促进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制定本条例。”这种监管目标的缺失与模糊必然造成在监管中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从而不利于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从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及其本质要求来看，笔者认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所要达到的目标应是多层次的有机组成的体系。该体系主要应包括下列内容：第一，维护外资银行的稳健运营。该目标有助于维护整个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进而最大程度地保护投资者尤其是存款人的利益。第二，维护存款人、投资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存款人、投资人和其他社会公众在信息取得、资金规模、经济地位等各方面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特殊保护，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金融立法关注的重点。第三，促进内外资银行公平竞争。内外资银行的公平竞争是外资银行稳建运营的重要保证。
(二)完善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体系及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机制
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存在诸多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应当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和WTO规则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出台一些新的金融法律法规。二是完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o该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是我国对外资银行进行调整的专门立法。但有些内容尚缺乏操作性，例如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公司治理及交易关联等制度还需进一步细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三是完善外资银行的相关立法，建立和完善市场准入制度、银行保密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者制度、审计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为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提供制度支持。四是在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的完善中。应当提高立法技术。使各部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之间相互衔接。以实现法制的统一性并便于执法者的操作。
我国目前尚未实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对金融业的监管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进行。而对外资银行而言，虽然其在中国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专门从事银行业务，但其母国总行多为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它可以通过从事不同业务的分支机构来实现混业经营。这就要求金融行业监管的协调合作。但我国现阶段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协调机制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三大监管机构在具体监管业务上的分工和协作也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为了建立责任明确、分工合理、公正透明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实现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运作，应该由国务院制定相关条例对现有金融监管机构的权责、运作机制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三)加强对外资银行的外部审计监督
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依法对金融机构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公正性进行审计属于社会监督的范畴。随着国内国际业务复杂性的不断增加。外部审计师对银行公布的财务会计报表是否“真实而公正”地反映了银行的财务状况以及报表报告期的银行经营情况的审计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监管当局在监管过程中，利用外部审计师的作用已经成为对外资银行监管的一种发展趋势。198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审计委员会联合《银行监管者与外部审计师之间的关系——关于审计的国际宣言》，对银行监管者的作用、外部审计师的作用、监管者与审计师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该宣言对于东道国与母国监管当局对银行及其附属机构的监管提供了很好的蓝本。
外部审计师对外资银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公正性进行审计，有助于利害相关者对外资银行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风险程度等方面作出正确判断，增强其在资金、管理、业务和信用方面的透明度。有效的外部审计监督对外资银行不稳妥的业务活动和不健全的内控机制无疑会起到警示、遏制和督促的作用。从而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
(四)积极开展有效的跨境监管合作
外资银行论文篇5
随着我国的金融市场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大量的外资银行涌入中国，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目前外资银行的经营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存少贷。在国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的业务，但同时又借贷，将在境内吸收的外汇资金转移到境外套汇和套利。
（二）转移在境内营业获取的利润。一些外资银行往往以高利率向其总行借款，同时又将在中国以低利率吸收的存款汇往总行，从而向国外转移利润，并逃避我国的税收管理。
（三）违规经营，少交存款准备金。按照《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外资银行应按照一定的标准向中央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但一些外资银行总是想办法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
（四）片面追求高额利润，主要从事一些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的中间业务。
（五）营运资金不到位。少数外资银行将营运资金存放于境外，或多次调拨，使运营资金不真实到位。更有一些外资银行的流动资产达不到规定的比例。按《条例》规定，外资银行的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的比例不得低于25%，但实际上有的外资银行还达不到10%。
（六）利用非价格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采用诸如回扣、降低手续费标准、邀请客户出国甚至接受假凭证等手段与国有银行争揽业务和客户。事实上，这种不平等竞争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法律纠纷，主要是外资银行与客户之间由于不规范经营而引发的法律纠纷。
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将造成国内金融秩序的混乱。根据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秩序的混乱将严重阻碍我国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要使国内金融服务市场更加开放，引进大量的外资银行，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有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提供保障。
二、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存在的缺陷
以上种种问题和情况，源于外资银行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追求。但出现这些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不力。其表现在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政策、措施、手段等方面，但总体来看，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没有一套有效的监管法律体系引导和约束外资银行的行为。
经过2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已初步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为主，内容包括从开业审批到经营监管的体系。尽管监管机构是明确的，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的进入，我国原有的法律、法规已经不能适应有效监管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规定不够全面、完善，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性都不强。在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几种形式中，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看，我国引进外国资本最安全的形式是代表处，最危险的形式是外国银行分行。其原因在于分行可以经营为东道国所允许的包括存贷款业务、信托业务在内的各种银行业务，而且分行是外国法人，其业务被列在其总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东道国金融管理机构不能对之进行有效监督。但是，《条例》对分行以及其他形式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却没有严格区分。除对申请者提出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分行规定要达到200亿美元，其他金融机构是100亿美元这一点有所区别以外，其他条件和要求基本相同。由于监管立法缺乏针对性，导致分行这种最危险的形式在我国金融机构的总数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增加了我国的金融风险。另外，对外资银行的经营业务的规定也过于笼统，没能作出具体的界定和规范。对于有的业务虽然有约束性规定，但是，对违反此规定有何惩罚措施，就没有下文了。
（二）在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上，有关立法规定不明确，没有实行国际公认的“综合监管原则”。譬如，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原《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综合监管”问题只规定申请在我国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者所在国家和地区必须有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并要求申请者提交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关于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的有关规定。如果外资银行的经营受到母国的有效监管，并能够将其和我国的监管有效结合起来，那么外资银行的很多不规范行为将能得到有效遏制。
（三）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和方法陈旧、落后，还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式”的管理阶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为主，不能适应外资银行在华快速发展的需要。譬如，监管方式主要以日常报表分析为主，而且偏重于定性分析，缺乏一个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参照系。目前国际上已采用先进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结合的监管方法，我国还没有在实践中引进和运用，导致监管水平低，无力制约外资银行的违规操作现象。实际上，只有具有合适的监管方法、手段，再加上素质水平较高的监管队伍，外资银行的很多不规范操作现象都是可以避免的。
总的来说，中央银行有效监管外资银行的立法相对滞后；原有法律、法规的效力不高；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法规内容或者欠缺，或者过于笼统和简略，缺乏相应的配套规定和细则；法规制度设计上不合理。所有这些缺陷都导致中央银行在对外资银行监管时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正因为如此，才为外资银行的不规范经营提供了空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将是必然的。外资银行所带来的问题以及相伴而生的金融风险也将增多。加入世留组织之后，如何有效地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有关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将成为中央银行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加入世贸后外资银行监管立法所应遵循的原则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关贸总协定。在原关贸总协定中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在世贸组织主持下达成的《全球金融服务协议》，使全球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它同时也意味着，任何世贸组织的成员国都必须在这些协议的指导下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些国际规则同样将成为我国金融服务立法的标准。《服务贸易总协定》对金融服务所做的原则规范涉及市场准入、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度、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五个方面的问题。由于金融部门是敏感部门，所以《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附件中还规定：(1)金融服务的范围和定义包括除“行使政府权限时提供的服务”之外几乎所有的领域；(2)为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不应阻止一成员基于谨慎原因而采取相应措施”，可以通过达成协议或自动认可等方式获得其他成员的确认，但有关谨慎监管的规定不能成为成员逃避其义务的借口；(3)对最惠国待遇和国内法规的义务，成员国可要求进一步豁免。这表明成员国可对金融实行比其他服务业更多的限制措施。这也为我国推行渐进式的金融开放政策提供了依据。
开放金融市场，必须伴随着金融风险，金融安全成为各国政府共同关心的议题。针对这一问题，巴塞尔委员会颁行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件（统称《巴塞尔协议》），积极推行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通过东道国和母国的共同努力对外资银行实行双重监管。1997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又颁布了《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将风险管理领域几乎扩展到银行业的各个方面，并制定了全面的指导性原则，以建立有效的监管方式和风险控制机制。《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监管的有效性。该原则强调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把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合理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是有效监管系统的关键，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受法律制约。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中央银行加入了巴塞尔委员会，这就为我国以《巴塞尔协议》和《原则》为框架，构建我国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法律体系创造了条件。
总的来看，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东道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要求采取对等互惠、平等一致，但也可以实行有条件的保护原则。针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和引进外资银行已出现或即将出现的问题，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开放采取了一种分阶段渐进的过程。与此相适应，我国还不具备“平等一致、对等互惠”的政策原则条件，因此不适于采取这种单一的原则，而应该根据形势做灵活的变更。因此，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宜采取“有限的保护主义”混合政策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护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又能够更好地引进外资银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当国内银行业力量发展壮大，能够与外资银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外资银行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后，我国可以采用“平等一致”的原则。随着我国银行业融入全球金融服务一体化进程，我国银行业的海外发展具有一定的规模，实行“对等互惠”的原则条件就具备了。因此，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应遵循先“有限保护”、再“平等一致”、最终“对等互惠”的原则制定相应的监管法律体系和政策。
四、新《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监管制度的改进
我国原有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是1994年颁布的，有很多条款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于2001年12月12日（入世后的第二天）通过了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与原《条例》相比，新条例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进行了如下的修订：
（一）资本充足率标准改为国际公认的8%，以与国际公认的准则和规范保持一致。
（二）由原《条例》的“实收资本不低于注册资本的50%”改为“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
（三）对申请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人的条件，增加了一条：“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同意其申请”，并要求申请人提供其所在国家或地区主管当局对其申请的意见。这使得东道国监管与母国监管能够真正有效结合起来，切实体现了国际“综合监管原则”。
（四）对“法律责任”一章进行了补充完善，对于外资银行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更加具体，更加可行。
五、完善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立法的建议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应该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和《巴塞尔协议》等国际通行的协议框架，针对我国金融开放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以上确定的原则和指导下，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法律规范。具体来说，建立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法律制度，尤其需要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一）注重资产质量和风险。引入《巴塞尔协议》对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规定，注重资产质量和资产风险，按照《巴塞尔协议》确定对外资银行实行规范化管理和监督的法律文件或条文。在制定相应法律文件或条文时，应该借鉴国际规范，对外资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和资本充足率进行全面分析，规定规范化的覆盖资产质量、流动性、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在内的报表体系，并将定期报送的有关财务和业务报表等内容在法律条文中明确下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外资银行具有较高的安全度。
（二）严格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审批。针对外资银行不同的进入方式，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有区别地设定不同的审批条件或程序，使外资银行的引进更有章可循，保障我国的金融安全。具体来说，第一、要尽可能地简化对代表处的审批；第二、允许设立外国银行参股不大的附属行，但需要在法律上明确外资参股的最高限额和比例；第三、对外国银行所设的全资附属行实行许可证审批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全权负责审批和管理；第四、对外国银行在国内设立分行的审批执行更严格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将外资银行国内经营可能带来的风险尽可能地控制在初始阶段。
（三）控制市场风险应成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的重点。市场风险的监控一直是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关注的重心。近二十年来，国际金融业务内容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从短期的贸易信贷逐渐转向中长期信贷，从零星、分散的业务转向专业化金融服务；第二、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传统的国际金融业务份额逐渐缩小，新的市场业务发展较快，如金融期货、期权，再加上交易手段日益现代化，市场风险对银行经营构成的威胁必须引起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关注。《巴塞尔协议》充分考虑了金融市场客观存在的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清算风险、业务操作风险等要素，比较有效地统一了对银行表内业务与日益扩大的表外业务的综合监管，对当前的跨国银行监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应该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将其管理要求、管理方式、操作规程，以及外资银行对金融创新工具的应用规范和要求引入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中来。
（四）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直辖市监管部门内部的分工，在法规中健全和完善现场检查制度。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实行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两种方式。虽然这一做法有利于监管部门对外检查的统筹安排，但是由于既涉及稽核监督部门，又涉及职能监督部门，因此这一做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明确监管部门内部的分工，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在检查内容上，应该加大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检查力度，规范对外资银行的测评和监控。在检查方法上，根据国际惯例，应该建立定性分析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现场检查制度。比如引入国际通用的CAMEL和ROCA标准，对所有注册外资银行采取CAMEL评级制度，对外资银行分行则根据ROCA标准评审。在每次检查后根据评级结果给予外资银行一个综合评价，然后分别不同情况确定相应的监管制度和措施。
（五）进一步明确外资监管的国际合作，使外资银行受到我国和母国监管部门的双重监督，减少金融风险。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我国可在外资银行监管的立法中规定，任何一家外资银行都要毫无例外地受到母国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而且这种监管是建立在统一和综合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既能体现《巴塞尔协议》中的“母国监管”原则和“综合监管”原则，又能弥补外资银行监管中存在的漏洞。尤其是在外资银行设立的程序方面，应规定必须得到我国和母国监管当局的双方同意。这样就可以发现并阻止那些不稳健经营银行的跨国设立，避免给我国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
（六）完善外资银行的退出机制。在加强对外资银行设立和经营过程立法的同时，还必须针对外资银行的退出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避免外资银行在退出时导致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动，以及可能对其他相关经济利益主体造成的损失。在对外资银行监管的过程中，要通过有效的监管手段来保证法律的权威性。比如，限制外资银行的网点扩展，避免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形成地区垄断，维护我国境内银行的健康发展；限制外资银行的最低资本额，保证有实力的外资银行进来，并使其中的一部分存款保持在作为我国的存款；限制外资信贷资金的投向，从而将外资信贷资金导向有益于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产业和部门。
论文关键词：金融市场开放外资银行监管
外资银行论文篇6
关键词：风险性监管外资银行
风险性监管（Risk-basedSupervision）是西方发达国家自70年代以来普遍运用的用以管理银行金融风险的科学而系统的管理方法。美国著名学者威廉姆斯（C.ArthurWilliamsJr）和汉斯（RichartclM.Heins）在《风险监管与保险》一书中对风险性监管作了如下定义：风险监管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与控制，以最少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科学管理方法。其主要通过风险识别（riskidentification）、风险衡量（riskevaluation）、风险控制（riskcontrol）和风险决策（riskdecision）四个阶段来达到“以尽量小的机会成本保证处于足够安全的状态”的目标。
一、巴塞尔协议体系对银行风险监管的基本规定
专门针对跨国银行监管问题而成立的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和于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对外资银行风险性监管的基本规定。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①指出银行业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针对银行业的这些风险，监管者应当制定和利用审慎性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资产集中、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
（一）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对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是评价银行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核心原则》第6条指出，“监管者要规定能反映所有银行风险程度的适当的审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此类要求应反映出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并必须根据它们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的构成。至少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而言，上述标准不应低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定及其补充规定”。根据1988年的“资本协议”，银行的资本应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应不低于总资本的50%，附属资本不能超过核心资本。此外，通过设定风险权数来测定银行资本和表外业务的信用风险以评估银行资本所应具有的适当规模，即将资本与资产负债表上的不同种类的资产以及表外项目所产生的风险挂钩，依其风险大小划分为0%,10%,20%,50%和100%五个风险权数，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规定了4%的一级资本和8%的总资本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
（二）信贷风险管理
对于银行的信贷业务风险，《核心原则》做出了五个方面的规定：第一，信用审批标准和信用监测程序。“独立评估银行贷款发放、投资以及贷款和投资组合持续管理的政策和程序是监管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②第二，对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性的评估。“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储备及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③第三，风险集中和大额暴露。“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使管理者有能力识别其资产的风险集中程度；银行监管者必须制定审慎限额以限制银行对单一借款人或相关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暴露。”④第四，关联贷款。“为防止关联贷款带来的问题，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仅在商业基础上向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并且发放的这部分信贷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测，必须采取合适的步骤控制或化解这种风险。”⑤第五，国家风险或转移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制定出各项完善的政策与程序，以便在国际信贷和投资活动中识别、监测和控制国家风险及转移风险并保持适当的风险准备。”⑥
（三）市场风险管理
《核心原则》第12条规定，“银行监管者必须要求银行建立准确计量并充分控制市场风险的体系；监管者有权在必要时针对市场风险暴露制定出具体的限额和具体的资本金要求。”市场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有：要求对产生于交易业务活动的价格风险提供明确的资本金准备、对与市场风险有关的风险管理程序设置系统的定量和定性标准、保证银行管理层实施了充分的内部控制等。
（四）其他风险管理
其他风险管理包括利率风险管理、流动性管理以及操作风险管理等。根据《核心原则》第13项的要求，银行监管者必须要求银行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程序（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适当监督）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重大的风险并在适当时为此设立资本金。
（五）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包括：组织结构（职责的界定、贷款审批的权限分离和决策程序）、会计规则（对帐、控制单、定期试算等）、“双人原则”（不同职责的分离、交叉核对、资产双重控制和双人签字等）、对资产和投资的实际控制。内部控制的目的是确保银行业务能根据银行董事会制定的政策以谨慎的方式经营。而“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是否具备与其业务性质及规模相适应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二、英美国家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相关经验
（一）英国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theRATEframework)”⑦
1997年，英国银行在1987年的《银行法案》授权下制定出“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andSCALEframeworks）”，所谓的RATE风险监管体系是风险测评（RiskAssessment）、监管措施（ToolsofSupervision）、价值评估（Evaluation）的缩写，它是由英国金融服务权力机构（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简称FSA）对银行业务、风险纪录、宏观经济环境做出综合性评估，以制定有效的监管计划和使用恰当的监管措施。
第一，风险测评。风险测评的目的在于系统地识别银行业务的固有风险，评估其风险控制的充足性和有效性，明确其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对这些银行的监管体系。风险测评分为八个步骤：1.确认风险评估的重点方向，2.取得事前信息（包括与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联络），3.做出初步的风险测评，4.现场检查，5.做出最终的风险测评，6.建立初步监管体系，7.保持监管的一致性（包括建立RATE专题小组和质量保证会），8.向银行反馈信息。其初步风险测评主要参照九个方面的因素：CAMELB指标（主要用于分析商业风险）和COM指标（主要用于分析控制风险）。CAMELB指标包括资本（Capital）、资产（Assets）、市场风险（Marketrisks）、盈利（Earnings）、债务（Liabilities）、业务（Business）六个方面；COM指标包括控制（Control）、组织（Organization）、管理（Management）三个方面。通过对银行商业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评估，将银行分为四个等级（QuadrantABCD），对A、B等级的银行只需要对其风险控制做出适当的监测，对C、D等级的银行则需要采取监管措施。
第二，监管措施。FSA可以对C、D等级的银行采取如下监管措施：1.要求银行提供全面的会计师报告（ReportingAccountantsReport），2.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财政领域进行检查（TradedMarketsTeamVisit），3.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信用领域进行检查（CreditReviewVisit），4.向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收集相关信息（Liaisonwithoverseasregulators），5.与银行高级管理层进行审慎性会晤（Prudentialmeetings），6.特别性会议讨论银行未来发展计划（Adhocmeetings）。
第三，价值评估。在下一次风险测评之前，FSA每年会对风险测评、监管体系、监管措施的使用做一次价值评估，以保证银行已完成必要的整改工作、FSA已完成监管体系中所预定的工作和监管措施被正确的执行。此外，FSA还对其监管阶段工作的有效性做出评估和复查所有银行是否仍然符合立法的最低标准。
（二）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作为拥有悠久管理外资银行历史和丰富经验的大国，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上有其独特之处，其中包括“ROCA”等级评估制和VAR风险测定方法。
第一，双重评估体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对外资银行的评估体系上多半采用单一制，即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适用同一种评估体系，例如英国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都适用CAMELB&COM指标。而美国对其国内银行适用的是国际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即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管理水平（managementability）、盈利状况（earningperformance）和流动性（liquidity）五个方面进行评估。对外资银行，则考虑到外资银行的分行和行不是独立的法人，许多因素（如资本调控或资产流通等）都受制于总行，采取的是“ROCA”等级评估制，即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作业调控（operationalcontrols）、遵守法规（compliance）、资产质量（assetquality）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将重点放在风险评估、风险跟踪、风险控制上。
第二，VAR风险测定方法。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银行业遭受到重大的商业风险，坏帐逐年增加，许多银行认为，单纯运用巴塞尔协议的公式会扭曲贷款和投资决策，因而1995年12月美国金融机构正式将JP摩根公司发明的VAR风险测定方法作为银行风险测定和管理的工具使用。VAR（ValueatRisk，风险值）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置信度下，给定的资产组合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值。与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相比，VAR方法主要用以测定市场风险，其步骤为：首先，选定一组影响交易组合价值的市场因素变量，比如利率、汇率，以及商品价格等；其次，假定这些变量所遵循的取值分布或随机过程，比如正态过程；然后，将交易组合的市场价值表示成上述市场因素变量及其相关系数的函数；最后，选择某种方法来预测市场因素的变化，从而得到交易组合市场价值的改变量，这就是风险值（VAR）。
三、对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思考
2002年以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合规性的事后检查阶段，缺乏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2002年2月1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指标体系，如要求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外国出资者须达到资本充足率8%的标准；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适用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即外资金融机构资本或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明确“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的流动性比例要求等⑧。然而，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法等国相比，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还显得极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制定风险监管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和建立风险监管的专门机构。由于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的立法层次比较低，在风险监管方面并没有出台相关的专门性规范，只在修改后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略有涉及。而美国除了在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中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总体性规定，还有1978联邦储备局制定的《统一鉴别法》中的“风险评估法”以及1991年的《外资银行监督改善法》等法规加以补充。法国则在法兰西银行之外，另设有银行法规委员会（TheCommitteeonBankRegulation），专门负责制定监管法规和风险性量化指标。而英国不仅设有专门的监管机构——FSA（金融服务权力机构），还在风险性监管方面出台专门性法规——“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andSCALEframeworks）”。由于我国外资银行的数量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迅猛增长，我国应制定出风险监管的总体政策和量化指标，设立专门的类似于英国FSA一样的监管机构来执行这些法规。
第二，建立外资银行风险评估体系。除了可以参照国际上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外，考虑到目前在中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三种形式（外国独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与国内银行的“CAMEL”评价体系相区分，采用“ROCA”等级评估制⑨，将重点放在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作业调控（operationalcontrols）、遵守法规（compliance）、资产质量（assetquality）上，以加强风险控制。
第三，在资本充足率方面的完善。虽然目前我国有对外资金融机构8%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但这主要是针对外资金融机构设立时的审查，缺乏平时经常性地对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加以监控。此外，对资本充足率的量化指标固然重要，但还需考察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盈利能力、市场风险等诸多因素，以对银行经营状况、资本素质做出总体衡量评价。同时，我国法规仅涉及利用资本充足率、风险加权来控制信用风险，而忽略了《核心原则》中所提到的其他风险的控制，因而还应采用资金差额管理法、VAR方法等方法对利率风险、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操作风险等加以控制。
外资银行论文篇7
关键词：美国；证券化；启示
一、发展特点
过去20年来，美国资产证券化保持了全面创新发展。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产品种类不断丰富，产品结构也日趋复杂。交易品种的多样化带来了合成证券化1。
（一）规模高速成长
完整意义上的资产证券化，在美国真正起步始自1985年。此后，美国资产证券市场的发展可以持续高速发展来概括。根据美国债券市场协会数据，证券化增速一直保持年均11.28%的高速成长，资产证券发行在外余额2从1985年的373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底的8.6万亿美元（见图1）。市场规模目前已远超美国公债、公司债及市政债券，成为美国目前最大的固定收益市场。2006年在美国各主要类型固定收益品种中，资产证券化商品约占31%，占最大比重；公司债位居第二约占19%，以下依次为国债、货币市场工具、机构债和市政债。
（二）产品系列不断丰富
美国资产证券化的初期发展阶段仅限于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而现在已包含商业银行任何表内资产的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品种已由早期的单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发展为一个多样化的资产证券产品系列。形成了一般抵押贷款证券(MBS)、狭义资产证券（ABS）与担保债务证券（CDOs）三大系列品种。MBS下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RMBS）和商用物业抵押贷款证券（CMBS）两大类别，而RMBS又进而分出优惠利率住房抵押贷款证券（PRIMERMBS）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SUBPRIMERMBS）、及其它住房相关抵押贷款证券（OTHERS）三个子类。狭义ABS依基础资产分为消费与汽车贷款、贸易应收款、租赁与学生贷款等类别。CDO下分为贷款担保债务证券（CLO）与债券担保债务证券（CBO）两大类别。CLO与CBO又都可以分为套利型（ARBITRAGE）与资产负债表型两类。在资产负债表型下又衍生出发起人型（ORIGINATOR）与合成型（SYNTHETIC）两类。美国资产证券产品类别与演变路径（见图2）。
（三）新型结构产品高速增长
就三大系列产品而言，均不断有新型结构面市，而近年增长最强势者当以CDO为代表。
（1）现金流量CDO3呈戏剧性增长趋势。1995年以前，全球现金流量CDO年均发行量不足40亿美元，而2005年估计全球现金流量CDO发行量已经达到2240亿美元，为1995年以前年均发行量的50多倍。在此期间，美国的现金流量CDO市场的增长速度与之相当。2005年美国为1650亿美元，自2000年以来增长198%。截至2006年7月20日止，全球现金流量CDO发行量达1740亿美元。其中，美国发行量为1380亿美元。过去10年来，美国现金流量CDO市场的发展状况（见图3）。
（2）合成型CDO4增长加速。与传统CDO相比，由于合成型CDO发起人资产不需“真实出售”，加以现金流量结构较为简化，不要求恢复比率（COVERAGERATIO），因而更加灵活、更易理解和管理。另一方面，由于合成型CDO资产高度分散，违约风险与利率风险分离，无提前偿付风险，从而产品安全性也较高。这些特点促成了市场规模的快速成长。2004、2005与2006近3年来，合成型CDO与传统型CDO及CDS的相关增长情况（见图4）。平均合成型CDO的增长趋势已超过现金流量型CDO的增长。
二、美国资产证券化的成功因素
总体上，美国资产证券化持续超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证券化在资产的流动性转换与风险转移方面高度有效性。资产证券的发起人不必基于发行体的整体信用评级，即可将基础资产的风险分层处理发行证券。资产证券化的这一有效的风险再分散特性，使得发行体可以更有利的成本进入资本市场融资，也有利于投资者根据各自特定的风险偏好购买资本市场证券。而信息技术的进步、现金流分析的模型化处理、证券化结构的个性化多样化设计、资产分割（tranching）处理的证券风险收益管理形态的改进等因素在降低证券化发起人成本、适应不同的风险收益模式、增加投资收益、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参与等方面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一）业务流程处理的综合技术进步
新的信息处理技术使从住房抵押贷款到信用卡应收款及其它种类的信贷资产等，广泛的贷款种类证券化成为可能。正是在新的信息处理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在整个证券化结构中处于关键环节的信用评级公司、证券承销商等中介机构才有可能开发出各种类型的资产风险的识别估计、现金流量分析、违约率估计等建模技术。资产证券评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成熟，风险定价模型的不断开发和成型使得新结构、新产品层出不穷。与过去相比，现在基础资产池的同质资产比重相对下降，异质资产比重相对上升，资产证券的估值定价难度也相应上升。离开了技术进步的支持，构造并给这些高度复杂的交易定价在几年前是不可能的。
资产的切分处置技术（TRANCHING）。根据信用质量对集合资产切割分类，再以此发行不同等级的证券，供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自行选择。高信用评级投资者有充分的偿付保证，乐意接受较低的票面利率，从而部分地降低了发起人的借款成本，同时也更好地满足投资者不同风险收益模式的需要。例如，稳健型的商业银行、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偏好投资高级分类批量资产证券中的AAA级证券；而以高收益为管理目标的对冲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则更偏向于投资于中级和股票性质的资产证券。
（二）供给动力与需求力量的增长
从供给动力分析，在美国国内连续多年的低储蓄环境下，商业银行为筹资和流动性需要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新的融资渠道，同时，为符合巴塞尔协议风险资本的要求，商业银行也需要更大幅度地降低风险资产头寸。借助证券化，商业银行将表内部份资产出售后收回现金，既可满足自身流动性资金需求、增加贷款业务，又可降低资产风险，满足风险资本监管要求。
需求方面，保险公司、企业年金、房地产投资基金等专业机构对资产证券多样化产品的需求增长无疑是拉动市场成长的基本力量，而过去几年来对冲基金的爆炸性成长对证券化产品的大规模介入则更直接拉动了市场需求新的数量级增长。更重要的是结构化信用增强与资产池的分散化使投资者不必详尽了解基础贷款的信用风险信息，而标准化的信用评级则对投资者起着市场导航的作用，为新的投资者进入清除了信息不对称的障碍。
（三）有吸引力的产品品质特性
优良的信用品质。资产证券债信用一般都属BBB以上的投资级，平均80%以上达AAA-A级。AAA级资产证券的信用品质与美国公债相当。和一般公司债相比，信用等级较高，更优于高收益债或新兴市场债。1984-2004年的20年间，91%以上的ABS维持了原信用评级，而公司债券仅78%维持了原有信用评级。资产证券信用稳定性明显高于公司债券。
充分的流动性。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商品拥有大额的交易规模、稳定的发行量和深厚的投资者基础，二级市场十分发达，几乎每一个经纪交易商都有自己的二级市场交易部，市场买卖异常活跃，这些因素有助于使ABS的买卖价差保持在比较小的范围，资产流动性极为充分。根据美国债券市场协会统计，2003-2005年间资产证券化商品日均交易量在2000亿美元以上，流动性仅次于美国公债，为公司债的10倍。
相对较高且稳定的收益率。资产证券定价一般较相同信用评级美国国债高出约100个基点。根据美林指数记录，过去17年间(1989年1月-2006年1月)，MBS投资回报率平均高出美国十年期政府债券约137个基点。到期收益率明显高于公司债券。用反映风险收益的夏普比率衡量，与政府机构债券、公司债券相比，资产证券也明显占优。
三、几点启示
纵观美国资产证券的发展和成功经验，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其借鉴之处在于：
首先，产品的不断创新开发是市场成功的第一关键。只有在技术进步基础上根据供求实际的变化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以新的产品克服、弥补旧有产品的缺陷和不足，降低新金融工具的供给成本，提高产品的风险转移效率，增强产品的个性化风险偏好特征，才能保证市场开发稳定的供给来源和需求成长。
其次，要充分尊重市场的商业化力量，特别是市场的自主创新能力。如果说美国证券化的初始阶段上还借助了政府机构的力量，例如MBS的发展初期5，但80年代中期以来，则主要是依靠市场的力量进行自主创新。无论是新产品结构的设计，还是产品的信用评级、交易流程各环节均由商业机构按市场准则进行，其间基本上见不到行政干预的影子，而交易最关键的信用基础问题却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再次，要在保证新开发产品可靠信用品质基础上，使产品具备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并高度重视二级市场建设，激活新产品交易，拓宽交易基础增强流动性。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已经启动，但市场反应欠佳，因此需要进一步创新发展。应当看到，虽中美两国证券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然金融产品共性却是相通的即要能满足安全、盈利、流动性，自会受到市场认可，同时要特别重视产品的个性化设计，根据机构投资者不同风险收益偏好和现金流期限管理配对需要，推出个性化产品才是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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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论文篇8
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现有的优势主要是规模优势，而在利润和成长性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这将对未来的市场竞争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中资银行现有的规模优势掩盖了其利润指标和成长性等方面的劣势。从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比率、资本收益率等基础指标和效益指标看，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
入世后，外资银行将凭借其自身的优势，抢滩中国市场，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
一、中、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比较
1、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
第一，外资银行长期以来积累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外资银行的经营理念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外资银行的管理方式灵活而有效，很少采用直接的、行政的管理手段，主要采用市场化的、以利润为导向的管理方式，建立了健全的财务指标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这与中资银行长期以来受行政干预较多、机制较为僵化相比，显然更加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
第二，外资银行更加精通国际市场和国际惯例。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手段更符合国际规则。尤其是跨国银行集团，其触角更是遍及世界各地，对国际市场了如指掌，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更是得心应手。
第三，外资银行一般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较高的盈利水平。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些国际大银行强强联合，掀起银行并购浪潮，出现了一批“航空母舰”式的银行集团。而且，外资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远远低于中资银行，资本收益率却远高于中资银行。
第四，外资银行在服务手段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外资银行不仅拥有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建立共享的客户档案库，对客户进行个性化服务，而且拥有遍及世界的机构网络体系，能实现国内外联行资金的自由划拨，可凭借快捷的资讯渠道为客户提供全球24小时金融市场的跟踪服务。这种技术优势、服务手段的现代化及其派生的服务优势对中资银行构成强有力的挑战。
第五，外资银行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和激励机制，有利于吸引和鼓励优秀人才。与中资银行相比，外资银行具有相对简单而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相对完善的企业形象和企业文化。另外，外资银行普遍重视教育投入，培训体制较为健全，员工学习培训机会较多，再加上中资银行难以企及的高薪，对优秀人才确实构成了很强的吸引力。
2、中资银行的竞争优势
第一，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拥有本土经营的独特优势。长期以来，中资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建立了遍布城乡的密集网点体系；在中国广大消费者心中已经树立起信任形象。中资银行大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庞大客户群体和银企合作关系，外资银行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将其割裂。人民币的同城清算、跨系统清算网络也已基本完善，外资银行难以企及。此外，中资银行相对熟悉中国国情，了解中国各个层次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特征和心理，这也是外资银行的欠缺之处。
第二，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入世，为中资银行适应国际竞争赢得一个宝贵的过渡期。入世后，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资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过渡期，在与外资银行的接触和竞争中摸索学习，迅速提升自身实力，加速储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量。
第三，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同享国民待遇，可以改变中资银行在某些方面的劣势竞争地位。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可以享受免征或减征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相对削弱了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入世后，中外资银行税负水平将会统一，中外资银行税负歧视问题将不复存在。此外，外资银行在一些业务收费、业务范围、监管标准等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中资银行管制相对较严。入世后，中外资银行的市场环境将趋于公平，中资银行的竞争力也将进一步提升。
第四，中资银行在迎接外资银行挑战的同时，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银行业市场的竞争。银行业的开放是双向的，即“请进来”和“走出去”。WTO的互惠原则有利于中资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增设海外分支机构，占据竞争的有利地势。入世后，中资银行到海外拓展业务将主要受自身经营状况和东道国金融监管条例的限制，而较少受到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这就有利于经营状况良好的中资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国际竞争中促进业务发展、人才成长和技术进步。中资银行在参与国内银行业市场竞争的同时，也有机会享受国际银行业市场的成果和利润份额。
二、面对市场不断开放的机遇，外资银行将与中资银行展开全方位的、更加激烈的竞争，新的市场竞争格局将逐步形成
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各有长短。可以看出，外资银行的竞争战略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目标，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有效资源，采取“挖人才，争客户，抢市场”等方式，通过高投入、信息科技、管理技术、激励机制等手段；逐步挤占中国银行业市场。
现代银行业悬资金密集型行业，更是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人才的竞争是利润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一般而言，外资银行除了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外，绝大多数员工都来自当地。这种本土化倾向，预示着外资银行将与中资银行在人才市场展开激烈的争夺。中资银行原有体系中工作经验丰富、业务熟练、精通外语并熟悉国际市场运作的优秀员工，以及既了解中国国情又精通国际市场的高级管理人才，必将成为外资银行竞相猎取的目标。
客户尤其是优质客户的竞争也将成为中外资银行竞争的焦点之一。银行的利润主要来自于优质客户。据统计，目前中国银行业60％的利润来自于10％的优质客户。外资银行不仅在信誉和服务质量上比中资银行高出一筹，而且大多实行混业经营，与严格分业经营的中资银行相比，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和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对优质客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首先会在金融服务方面打开突破口，利用其在跨国经营、金融创新、服务水平及经营管理机制等方面的优势，与中资银行争夺优质客户群。目前外资银行主要服务对象是生产型的三资企业，入世后，随着外资银行服务领域的扩大，国内的优质企业尤其是有进出口权的生产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潜力广阔的个体私营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等，将会成为外资银行重点争夺的对象。
市场的竞争也将格外激烈。入世后，外资银行首先要抢占的就是外汇业务市场。外资银行将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全球化金融集团母公司的综合性金融服务、良好的商业信誉、稳固的海外客户关系和便捷的全球网络，继续吸引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外向型企业等客户，在外汇业务市场对中资银行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在华外资银行短期内仍存在机构稀缺问题，但其重点目标主要是外汇业务发达的大中城市和优质客户，并有选择性地发展零售业务。另外，风险小、成本低、收益高的中间业务市场将面临更加激烈的争夺。中间业务被称为“黄金业务”，包括国际结算、个人消费信贷、财务顾问、代客理财和信息咨询等新兴银行业务。随着市场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外资银行还将向批发业务和零售
业务市场进军。可以预料的是，外资银行不会盲目追求资产规模的扩张和营业网点的增设，而会将注意力重点集中在高增殖业务、跨境业务、批发业务以及其他中间业务方面。
总之，入世后中国银行业市场的竞争将是空前激烈的。中外资银行竞争的范围和次序将是：先外汇后本币、先批发后零售、先外资后中资、先沿海后内地。竞争的业务焦点主要是：投资银行业务、批发业务、外汇业务。入世初期，外资银行在外汇业务（尤其是国际结算等中间业务）市场可能占据较大份额，随着人民币业务的进一步放开，外资银行将与中资银行在人民币市场展开激烈争夺。中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有利于中资银行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中国银行业市场的整合和发展。
三、适应WTO规则和市场开放需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共同繁荣中国银行业市场
毋庸置疑，入世后中外资银行的市场竞争将异常激烈，现有的市场格局也将发生一些变化。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将逐步增加，而中资银行在失去部分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将在竞争中获取外资银行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方法，从而迅速促进自身改革的推进和综合实力的提升。总之，银行业市场竞争格局的转变在于中外资银行之间相对优势和劣势的相互转换，不存在永远的优势和永远的劣势。对于中资银行来说，入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资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要彻底放弃长期以来存在的依赖思想，不能寄希望于政策优惠、政府保护和信用，必须以市场为中心，树立市场意识和自立意识，直面挑战，主动竞争，立足于自己拯救自己。开放和竞争的过程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入世初期，外资银行的冲击可能会使中资银行一时难以适应。但要从根本上吸收和掌握国际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提升中资银行的竞争实力，必须坚持不懈地走向世界，走向开放，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半途而废。中资银行要在同外资银行竞争的过程中，虚心地学习和探索，要学到真谛，学到实质，实实在在地从每一件事情做起。
1、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创新步伐，优化组织机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创新的关键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把符合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并争取在条件成熟时上市。在不良资产剥离的基础上，加大力度降低不良贷款比率；利用多种渠道补充资本金，尽快使其资本充足率水平提高到8％以上；进一步完善监事会制度，同时探索建立完善的董事会制度，以建立良好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
2、树立现代经营和管理理念，转换经营机制，建立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迅速提高竞争能力。应该树立以客户为中心而不是以银行为中心的经营理念。要尽快转变经营观念，改变工作作风，增强竞争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用最优质的服务和产品质量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建立和完善责权利紧密结合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营机制，即以资产质量为中心的内控机制，以利润为目标的激励机制，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组织框架，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等。另外，商业银行要按照“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三性原则，建立一套规范、科学的资产负债管理指标体系。另外，建立与风险扩张相适应的风险准备金制度，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防范和化解银行经营风险和系统风险。
3、适应现代金融业发展要求，加快金融创新，提高银行经营的科技含量。入世后，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将进一步加大，中资银行依靠存贷利差获取利润的空间会被大大压缩。面对有“金融百货公司”之称的外资银行，中资银行要迅速调整经营方向，加快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努力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大力拓展各项中间业务尤其是国际结算业务，依据市场需求进行服务创新和业务创新，积极发展优质客户。加强多功能综合业务平台的开发，大力开展综合性零售业务，积极稳妥地推广金融超市。加强金融产品营销创新，全面推行客户经理制，为客户提供高质便捷的服务。另外，加强科技投入，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建设，让科技成为银行业竞争的助推力。
4、加强人力资源管理。首先应该清楚，未来的市场和竞争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才能培育面向未来和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人才。其次要建立绩效挂钩、权责对等的人力资源激励约束机制，实行奖优罚劣，奖勤罚懒，切实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另外要加大人力资源的开发、培训投入，对各个层次的业务能手和管理干部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尤其加强外语水平和现代金融知识的综合培训，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储备人才。要大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人文环境建设，以提高员工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敬业精神，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