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1

    关于进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人们首先是研究出口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其次是研究进口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鲜有研究本国进口贸易对他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文献。但是在从2007年以来的这场经济危机当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对他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一些国家,不断有人把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中国出口。

    首先,在探讨中国出口与他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我们还更应当关注中国进口对他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我们不应当只谈出口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而有意无意忽视中国进口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其次,在谈到中国当前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时,国内外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指出:中国较高的GDP增长率提高了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2007年9月,世界银行了《中国经济季报》就指出,以市场汇率计算,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度可能会达到16%,并超过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2009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在过去几年都是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5%[1]。按照世贸组织的数据,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是8.5%,世界GDP增长率是-2.3%。按照世界银行官方汇率计算的结果,2008年,中国GDP总额(实际是GNI,generalnationalincome,与GDP十分接近,下同)是38998亿美元,世界GDP总额是576375亿美元[2]378-379。由此推算,2009年,中国GDP是42313亿美元,世界GDP是563118亿美元。如果中国2009年GDP增长率也是世界平均水平,即-2.3%,那么,中国GDP将下降到38101亿美元,与42313亿美元相比,减少了4212亿美元,这将导致世界GDP下降为558906亿美元,世界GDP增长率将不是-2.3%,而是-3.03%。即中国GDP高速增长,使得世界GDP增长率提高了0.73个百分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就不一一列出了。严格的讲,中国GDP增长率高、增长额大,并不会直接带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或者说,这不等于中国经济增长直接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假如中国是在一个基本封闭的状态下实现经济增长的,那就不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中国对他国的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还是要通过进出口贸易来实现的。

    二、中国出口与经济危机的关系

    关于中国出口与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关系,我们主要强调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出口不是这次危机的根源。美国一些官方人士和学者不时的放言:是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购买美国国债太多和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太低,造成美国人不断发行国债和借债消费,才导致危机。例如,2009年初,即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公开表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并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将美国房地产泡沫归咎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额储蓄。这是典型的嫁祸于人。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内需[3],世界经济危机另有原因[4]。

    第二,中国出口不是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获利者。首先,在这场经济危机当中,中国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但是这不是得力于经济危机,而是得力于中国稳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扩大内需的结果。其次,中国并没有从这场危机当中“趁火打劫”,实际上,中国也是这次危机的无辜受害者,其突出表现就是在2009年,中国贸易出口增长率下滑的幅度远远大于进口下滑的幅度。根据世贸组织在201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贸易出口增长率为-10.5%,进口增长率为2.8%;如果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贸易出口增长率为-16.0%,进口增长率为-11.0%,依然是出口下降幅度大于进口下降幅度[5]。这必然对中国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并且,这场危机造成中国就业压力增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所以,中国也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

    第三,中国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做出了贡献。在这次危机当中,中国不仅是危机的受害者,而且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不断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中国进口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做出的贡献

    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不是金融危机的原因,反而是推动世界经济尽快走出这场危机的积极力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中国仍然保持GDP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率产生积极作用;二是中国维持较高贸易进口率,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长。联结世界各国经济的主要渠道是贸易进出口,尤其是进口对促进他国经济复苏的作用更大。中国一直保持高的进出口贸易额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积极力量。在2009年,世界贸易出口与2008年相比下降了12.2%,进口下降的幅度更大,为12.9%。中国出口增长率为-10.5%,但是进口增长率仍然是正数,达到2.8%(按照2009年当年价格计算,中国进口下降了11%,但是世界进口下降幅度更大,为24%),中国是世界各主要地区和主要国家当中唯一保持贸易进口增长率为正数的国家。

    关于贸易进出口与本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一般使用贸易进出口指标,来衡量贸易进出口与本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尤其是贸易出口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如果考察本国经济对他国经济的积极影响,则应当用本国的贸易进口指标(如贸易进口增长率)。按照这个思路,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中国贸易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贸易进口分为商品进口和劳务进口,本文只考察中国商品贸易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运用数学回归模型,简单考察世界商品贸易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考察的年份是1990年至2009年,共20个年份,具体数据参见表1。

    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2。表3的主要数据用公式表示如下:GDP=1.4079+0.1243?IMR2=0.5003(4.4231)(4.2449)调整后R2=0.4725即:世界商品贸易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增长0.1243个百分点,括号内数据是T检验值,均通过检验,相关度较高。其次,运用上述公式分析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中国贸易进口额的变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以2009年为例,按照现价计算,根据世贸组织2010年1月公布的数据,2009年,世界贸易进口额为123850亿美元,中国为10060亿美元,中国占世界的8%。2009年与2008年相比,世界贸易进口额下降了24%,中国比2008年下降了11%,美国下降了26%,独联体下降了33%。由此推算,2008年,世界贸易进口额为162960亿美元,中国贸易进口为11303亿美元①;如果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同,即也下降24%,那么,中国2009年贸易进口就不是10060亿美元,而是8590亿美元,与10060亿美元的差额是1470亿美元。由此将导致世界贸易2009年下降幅度不是24.0%,而是24.9%,即由于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低于世界贸易进口下降幅度,导致世界贸易少下降了0.9%。

    如果中国的下降幅度与美国下降幅度相同,即26%,中国2009年贸易进口额就只是8364亿美元,与10060亿美元的差额是1696亿美元。由此将导致世界贸易2009年下降幅度是25.0%,即由于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小,导致世界贸易平均下降幅度减少了1.0%。如果中国的下降幅度与独联体下降幅度相同,即33%,中国2009年贸易进口额就只是7573亿美元,与10060亿美元的差额是2487亿美元。由此将导致世界贸易2009年下降幅度是25.5%,即由于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小,导致世界贸易进口平均下降幅度减少了1.5%。

    以0.9、1.0和1.5分别乘以0.1243,可以分别得出0.11、0.12和0.19,即与2009年世界贸易进口平均下降幅度相比较,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低而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1%(或者说,少降低了0.11%);与美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相比较,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低而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2%;与独联体贸易进口平均下降幅度相比较,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低而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9%。据此计算,2009年,中国保持较高贸易进口额,对世界GDP增长率,提高了0.11个百分点。如果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中国贸易进口增长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更大。因为,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贸易进口增长率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15.7%;而上文是按照2009年价格计算的,即2009年,中国贸易进口增长率只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13%。

    四、结论

    第一,在探讨中国当前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时,我们不能只看到中国GDP增长率对世界GDP平均增长率的贡献,还要看到中国强劲的进出口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探讨中国进出口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我们不能只看到出口贸易的作用,更应当看到中国进口贸易对促进或者说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二,中国出口不是这次危机的根源,中国也不是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获利者,实际上,中国是这次危机的无辜受害者。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2

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乏力，中国经济贡献突出

世界银行的《2 0 1 7 年全球经济展望》显示，2 0 1 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仅为2.3%，仍处于危机后缓慢复苏期。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复苏过程不稳。美国2016年经济增速仅为1.6%，创5年来最低，对世界经济贡献率仅为13.0%，与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大约四分之一的份额极不相称。欧元区2016年表现超出预期，经济增速达1.7%，8年来首次超过美国，但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只有8.9%。日本经济消费和生产双重下降，2016年经济增长预计为1.1%，对世界经济贡献为2.2%。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内部分化明显。巴西、俄罗斯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退，分别为0.6%和-0.2%，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印度经济增长或可成为亮点，但其“废钞令”造成现金短缺和支付中断，对消费产生较大负面影响，2016年经济增长6.6%，鉴于其经济体量较小，对世界经济贡献仅为6.2%。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实现全年经济增速6.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3.2%，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之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是全球经济复苏的最主要拉动力。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

2016年，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克服了成本上升、需求下降等困难，避免了转型升级中可能出现的过度失速，企业效益较明显好转、积极因素逐步积累，正在努力实现发展模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增长方式从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中国经济正在推进的转型升级，为世界各国的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世界经济创新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实体经济企业积极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我国是实体经济大国，实体经济是我国产业的主要部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工作，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任务。从当前发展阶段来看，东部沿海地区面临加工贸易快速退出、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中西部地区要重点解决延长资源性产业价值链的问题，东北地区面临装备制造业高端化升级的问题，全国都面临适应消费需求变化、产品升级换代的挑战。2 0 1 6年，中国大力推进“三去一补一降”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为实体经济企业去杠杆，防止其出现金融风险，避免企业负债过高而导致产业空心化。去严重过剩的产能，恢复实体经济的正常供求关系，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和持续振兴。通过减少审批环节、降低中介评估费用、降低物流成本等手段确保企业p负增利。对房地产泡沫和地区分化现象保持高度警惕，以增加土地供应、加快疏解特大城市部分功能、大力发展城市群等措施，推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低成本的发展环境。2 0 1 6年下半年，供给侧结权威论坛42 第3期 紫光阁构性改革初见成效，制造业投资预期不断改善，大中型企业盈利不断回暖，企业杠杆率有所下降、单位成本有所降低。12月PMI为5 1 . 4 % ，连续5 个月位于临界点之上。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PMI分别为53.8%和5 2 . 0 %，持续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PMI创去年新高。

“去产能”任务提前完成，为世界提供有益经验。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前11个月，中国钢铁出口产品遭遇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41起贸易救济调查。事实上，钢铁产能过剩起源于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导致的需求不振，是全球钢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各国应共同努力解决，而不仅仅是中国钢铁业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化解产能过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克服企业抵触大、资金补偿少、职工安置难、债务风险高等困难和阻碍。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采取去产能措施时间最早、行动最具体、执行最坚决、效果最显著。2016年，中国钢铁煤炭行业圆满完成全年去产能任务，全年原煤产量比上年下降9.4%，提前完成全年削减钢铁产能4500万吨的目标。河北省作为钢产第一大省，2016年1―11月份，压减炼铁产能1761万吨、炼钢产能1 6 2 4万吨，分别占国家下达任务的1 6 9 . 5 % 和198%，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中国“去产能”任务的完成，为缓解世界产能供求总量失衡，为新兴经济体修正资源错配和效率扭曲，力争为各国政策协调，减缓弱势产业劳动者的“阵痛”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支撑引领开放、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各国经济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近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不断探索共商共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模式，寻求高水平的投资贸易便利化协定，构建新型全球化合作框架，引领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努力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支撑引领者、国际经济秩序的创造者、世界经济变革的驱动者、人类共同发展的担当者。

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提供“搭便车”机遇。在世界经济疲软的现状下，作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6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 1 2 9 9 . 2 亿元人民币（ 1 7 0 1 . 1 亿美元），同比增长44.1%，覆盖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个境外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全年完成营业额10589.2亿元人民币（1594.2亿美元），同比增长3.5%，新签合同额16207.9亿元人民币（2440.1亿美元），同比增长16.2%。中国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因此，中国对外投资行业十分多元，几乎囊括所有经济部门，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领域。在美元升值、发展中国家资金外流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国对外投资增加对相关国完善工业体系、改善基础设施、创设就业岗位、提升民生福祉、渡过经济危机提供重要支持，是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为全球跨境投资注入新的活力，也引领了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2016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预测，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将达4 . 9 %，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环境改善，中国以139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3850亿美元）、英国（ 1 7 9 0 亿美元），居全球FDI接受国第三位，增长2.3%。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继续优化，质量不断提高，流入高附加值服务业（如研发）以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外资继续增长，促进了跨国公司创新技术的快速产业化，加速了创新技术的市场化进程，提升了技术创新的效益和效率，有利于技术的全球传播和扩散。

带动全球货物、服务重要消费市场。2016年，我国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9259元，总人数超过1.5亿人，为世界消费市场提供强大支撑。消费提高产生的内需增长为推动世界贸易做出重大贡献。201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超过24万亿元，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超过24%，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保障了后危机时代世界经贸体系的稳定和繁荣。2016年，铁矿石、原油、铜等大宗商品进口量继续保持增长，对相关贸易国的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同时，中国继续为世界提供机电产品、汽车及零部件等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对降低全球生产成本、推动技术革新和推广、提升各国人民生活水平做出贡献，间接带动全球经济与就业的复苏与发展。

引领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面对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的现实，中国坚定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继续扩大市场准入，着力营造公开透明、公平有序权威论坛紫光阁 第3期 43可预期的市场和法治环境，积极引进外资，学习借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进国内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建立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和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制度。同时，在G20、APEC峰会等场合表明支持并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透明、非歧视、开放和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帮助中小国家和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2016年，中国继续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8个自贸区谈判，启动5个自贸区进程，涉及30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主导RCEP谈判，有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惠及沿线国家。目前，我国已同56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发表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联合声明，并签订了相关谅解备忘录。2016年11月17日，71届联大通过一项重大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使得“一带一路”成为世界性倡议。2016年全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 4 5 . 3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截至2016年底，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56家，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税收和超过16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坚持和而不同、开放包容、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理念，通过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寻求利益契合点，避免重蹈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纳入现代化的全球产业链之中，让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与各国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同时，中国也与各国共担风险、研究风险、制定对策，共同受惠于长期的经济发展效应，成为经济全球化下最重要的市场。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3

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0年艰苦奋斗，中国从一个满目疮痍的落后国家，成长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道路”、“中国奇迹”、“中国经验”……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赢得世界的瞩目。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快速发展的先例，这就是世界瞩目中国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途径。

中国和平发展，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从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国强民富、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60年改天换地的“中国奇迹”，不仅重新书写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全球发展的格局和世界历史的走向。

“中国道路”，改变了全人类近1/5人口的命运。共和国60年奋斗，亿万人民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是世界同期年均经济增长率的3倍多，古老的中国驶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本身就是对人类发展的贡献。

中国的发展，世界的机遇。“中国道路”，不仅让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还推进了世界经济发展。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每年平均进口6870亿美元的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约1400万个就业岗位。去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2％，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9％。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中国道路”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新中国的60年，是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的60年。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力地促成世界政治向多极化发展。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为价值追求的“中国道路”，大大增强了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独立自主、和谐文明的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

在现代化的艰辛探索中，中国努力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不盲目照搬外国模式，而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开拓出国家实现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丰富了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4

关键词：GDP增速；GDP增量；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2月1日

一、引言

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用新常态描述我国当前的经济新周期，指出要增强信心，适用新常态；同年12月，新常态正式出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中。1978年以来，中国连续30多年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在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居于第二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创造了世界史上经济长时间高速增长的奇迹。经济新常态下，我国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2010～2014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已经连续5年20个季度下滑，这在过去的20多年来十分罕见（仅1992～1996年发生过）。2012年以后，我国GDP增长率一直低于8%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下探，GDP增速出现阶段性低点，不免会引发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失速的担忧，引发民众对经济发展情况的悲观情绪。

二、经济现状分析

（一）增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要理性看待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不要一味认为这是“坏事”，一直保持冲刺式的速度既不科学，也不现实。应该看到，这种下行趋势既是客观形势使然，更是主动战略选择的结果。“新常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相较以前下了一个大台阶，超高速增长时期已告一段落，真正进入经济换挡期。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势必要有一个经济减速或调整过程。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后，多数国家增速从第三个10年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大多数进入4%以下的增长时期。这是由资源和劳动力等经济增长要素优势不断被消耗后，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所决定的。2006年以来各年份我国GDP及全球GDP（以2005年为不变价格美元计算）的增长速度如表1所示。（表1）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令人满意的。由表1不难看出，从2006年到2011年，我国GDP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9%以上，而全球的GDP增速低于4.1%；2006年、2007年和2010年GDP增速超过10%，其中2007年实现了2000年以来的14.2%的最高增长速度。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我国GDP依然能够保持在9%以上的增长速度。2009年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但并未影响我国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领先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2007年以后，我国的GDP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2010年增长），2012年后，我国GDP增速虽然“破8”，但仍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2014年7.3%的经济增速虽然创下中国24年来新低，但在全球大型经济体中，7.3%的增速依然名列前茅。

（二）经济增量巨大。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的经济总量。2012年、2013年、2014年3年GDP增长率虽然低于8%，为近15年来最低增速。但这3年经济增长额分别为49，999.5亿元、53，895.8亿元和47，891.2亿元，实际增量仅比2010年和2011年略低，比其他年份的增量要高；其中，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这几年都是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增量却远低于2012～2014年。1994年我国GDP总量为48，459.6亿元，在新常态下每一年的经济“增量”都超过了1994年的“总量”。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基数不断变大，在此基础上，继续提高增长率会很困难，尽管目前增长率看起来并不高，但是现在的1个点和过去的1个点所需要的资源和技术都远不在一个量级上。举例来说，如果过去经济总量是100元，增长10%就是10元，现在经济总量是1，000元，增长7.4%就是74元，两者绝不是一个等级。换言之，即使是很低的经济增长率，也会带来很大的经济增量。另外，以2000年为基期，得到2013年不变价格的GDP是2000年的3倍多。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经济增量增加了两倍多。

过去36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第二位，从低收入经济体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2014年我国GDP总量为99，255.4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位。GDP总量大于排名第三位的日本和排名第四位的德国的总量之和。大约是老牌资本主义劲旅英国和法国之和的1.9倍。2014年我国GDP的增量为47，891.2亿元人民币，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是最高的，GDP增量仍可“敌国”。世界GDP排名18位的荷兰的GDP为7，864.4亿美元，排名19位沙特阿拉伯的GDP为6，974.62亿美元。根据2014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平均汇率，1美元折算6.1428元人民币，荷兰、沙特2014年GDP折算成人民币分别为48，309.4亿元和42，843.7亿元。也就是说，这一年的经济“增量”几乎可以赶上荷兰经济的总量、超过沙特阿拉伯的总量，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发达经济体。

（三）结构优化升级。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趋稳定。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的组成成分及这些成分的构成方式，是国民经济各个要素在特定的关联方式和比例关系下所结成的有机整体。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实现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由投资出口拉动向三大需求协调拉动转变。

国家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是在70%，美国的第三产业发达，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于75%，美国的第一产业只占GDP的1%，而第二产业（制造业加上建筑等行业）也就20%微微出点儿头。日本也差不多，第一产业1%，第二产业不到30%，第三产业也70%多。全世界第三产业平均比例在60%，中国只有48%。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一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但是，也应该看到积极的一面，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明显。一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一产业的比重由2010年的9.6%降到2014年的9.2%，第二产业从46.2%下降到42.6%；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加，2010年到2014年累计增加了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企业数量和从业人员也均有明显提升。（表2）

2014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为51.2%，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超过资本形成的贡献率。表3是2011～2014年“三驾马车”（最终消费、投资形成、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全年消费贡献率消费增量占到GDP增量的比重延续了“十二五”期间一直高于投资贡献率的载体，2010年与2013年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低于资本形成贡献率的原因是投资的刺激政策。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它实实在在的成为第一引擎。（表3）

三、小结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5

关键词：消费 投资 净出口 国内生产总值

我国历年GDP中三大构成要素经济数据的描述

为了能从总体上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及其变化发展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本文根据1978-2012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中支出法GDP数据，首先进行描述性分析。图1用曲线来表示历年来三大要素在GDP中构成比重的变化情况，分析如下：

（一）投资需求情况

从投资即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结构来看，1978年以来，总体呈现出提高的态势，投资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从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2年的48.1%，年均资本形成率为38.78%。尤其是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直高居47%以上，基本和最终消费率持平，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少见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短期内存在着正向联系的特征，即高投资促进高增长，这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也为这些年来我国惊人增长所印证。2008年底，为了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政府启动了4万亿的直接投资方案，短期内对抑制经济下滑，带动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格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会由于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而影响投资回报率的水平，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以及整个经济的停滞。

（二）消费需求情况

从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来看，与投资率相比较，我国的消费率则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并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消费支出率中居民消费支出率下滑趋势明显。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为62.1%，其中居民消费支出率为48.8%；然而到2012年，消费支出率下降到49.2，%，其中居民消费支出率仅为35.7%，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居民消费率一般维持在70%，投资率一般为20%左右，结构构成差异惊人。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突出问题是高投资、低消费的矛盾局面。消费增长速度，尤其是居民消费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率，容易导致的明显后果是高投资率所形成的产能与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局面，生产与消费严重脱节，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不一致，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难以在长期持续下去，必然会造成将来经济的波动。

（三）出口需求情况

从净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来看，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净出口率具有非常明显的波动性，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我国持续实现了进出口贸易的顺差，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大，2006-2008年这三年净出口占GDP比率达到了历年水平的峰值，平均为8.0%。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方式使得我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一直保持顺差，外汇储备规模逐年扩大，到200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了2万亿美元左右。但是在2008年进出口率达到峰值以后，逐年开始明显下滑，从2009年4.3%，到2012年仅为2.7%，相对波动幅度较大。说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度越来越高，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增长减缓的情况下，想依靠出口拉动中国持续稳定增长不太实际，从长远来看，我国不宜走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

综上分析可见，我国政府在2012年年底的十报告中指出的宏观战略目标是正确的，一国经济是一个完整体系，它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运行的，生产是基础，交换是条件，分配是结果，消费是最终目的。投资的提高要求相应的消费提高或者出口的提高，经济才能顺畅的运转循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各有各自的作用，其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国际上大多数都主要是以消费带动经济循环，消费所占的贡献率最大，有的高达 90%以上，走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道路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大要素拉动经济增长轨迹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各个要素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程度，对宏观经济理论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意义的参考，本文再计算各个要素对国内生产总值提高的贡献和拉动率指标，用以测量出GDP增长量和增长率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要素各自的贡献和拉动程度。计算整理得出我国1978-2012年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统计数据，见图2。

对上述图2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可见：1978年以来，消费需求对我国GDP的年均贡献率为54.78%，年均标准差为16.13%，平均拉动率为5.39个百分点；投资需求对我国GDP的年均贡献率为39.45%，年均标准差为20.84%，平均拉动率为4.22个百分点；净出口需求对我国GDP的年均贡献率为5.77%，年均标准差为22.72%，平均拉动率为0.31个百分点。

从图2上看，整个35年期间，三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时有交替。资本形成有时与最终消费对应互补，有时与最终消费合起来一起与净出口对应互补。应该说，消费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贡献率和拉动率最大，同时数据和图形也显示，其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程度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也是各要素中波动幅度最小的部分。如果分阶段来进行分析，2000年其贡献率基本一直低于投资的贡献率，反映我国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特征十分明显。尤其在2009年这个极端的年份，资本形成于净出口之间呈现非常显著的对应互补关系，国外市场需求疲软给国内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依赖国内加大投资弥补，资本形成对GDP增加的贡献率接近了90%，拉动程度为8.1个百分点。郑学工（2007）曾对中国和国际上多个其他国家的投资贡献率和消费贡献率进行了比较，文中指出“我国投资的贡献率比其它国家高，而消费的贡献率比其它国家低”，“1979-2005年，全球的投资贡献率为23.15%，消费贡献率为77.14%，几个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20%、18.16%、

10.19%和26%，消费贡献率分别为 89.17%、73.16%、69.12%和91.18%；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13.19%、24%、20.11%和27.15%，消费贡献率分别为82.16%、75%、70.13%和 69.11%。形成对照的是，我国的投资贡献率为35%，消费贡献率为57%左右，投资的贡献显然高于其它国家， 而消费的贡献则低于别国”。因此，如何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国内消费是我们将来发展的重要问题。

此外，关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国外需求）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进出口一向被视为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受到高度重视，然而经济运行指标显示，净出口贡献率和GDP的增长非强度相关。究其原因，我们知道净出口反映的是国外市场对本国产品的净需求，它是出口和进口两部分的差额，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调节资源的合理配置，应综合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首先，高投资、低消费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过度以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对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有限，并且可能会造成不良的恶果，尤其是在面临着挤占需求情况下，会产生产能过剩、产品积压、利润下降、失业增加局面。此外，投资激增可能会带来经济过热的问题，一般说来，投资源于储蓄，但我国实际是高投资与高储蓄并存。近年来居高不下的投资并非来自储蓄，而是源于央行货币的超额投放。需要补充的是，大量依靠投资拉动还会使目前已经很严重的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

其次，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最有效果的手段，消费不足严重限制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和协调。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它们之间的比例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效益和效率。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以消费为支柱，消费要素所占的贡献率远大于其它要素，2012 年全球最终消费率平均接近85%，我国只有49%，相差巨大。在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最小，是经济增长中最为稳定的因素，而我国消费率偏低则严重削弱了这一稳定器的作用。消费率太低也反映国民福利水平低下，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会加剧消费与投资比例进一步失调，增强对出口贸易的依赖，使经济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最后，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最大，出口导向的模式难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出口受到外部的不可控因素较多，过度依赖出口，经常项目一直保持顺差容易导致我国外部经济严重失衡。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中国对外贸易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出口产品受阻，出口数量金额急剧下滑，外向型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失业增加，就业形势严峻。在目前全球经济恢复形势尚不明朗的局面下，想要依靠出口拉动中国经济高增长已不太可能。

（二）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理性选择应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主导型、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走以消费为主的发展道路，形成消费、投资、投资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首先，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非常广阔，而且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阶段，消费潜力惊人，为坚持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我们应分析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局面，提高中低层的收入水平；扩展农村消费能力和消费渠道；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健全金融体系，建立现代消费文化消费观点等等，形成围绕扩大消费需求发展经济的良性增长形式。第二，降低投资率，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长期的高投资必然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造成投资与消费关系的不平衡。从国际情况和我国国情来看，投资率应该控制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以下为宜，才能提高消费率，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要注重对投资结构的优化，政府投资的重点应转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卫生医疗制度，住房保障制度，从而既能拉动经济增长，又能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增加消费支出。第三，加快出口商品结构调整，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过去我国建立在低成本优势尤其是廉价劳动力优势基础上的外贸格局将不复存在，当务之急是促进出口结构的升级，加强科技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的能力，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开拓新兴市场，借助市场多元化来规避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1.郑学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需求走势分析[J].统计研究，2007（9）

2.张需松.三大需求要素对我国GDP的贡献[J].宏观经济研究，2003（3）

3.伍戈.三大需求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简析[J].中国统计，2010（3）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6

――摘自中国国务院总理2015年9月10日在第九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特别致辞

“分化”是世界经济形势的重要特征

任琳：我先来列举一些数据，由此可以看出“分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大基本特征。从增长面看，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是3.3%，维持了一个相对不错的水平。发达国家整体只有1.8%，其中美国是2.3%，欧洲是1%。新兴市场国家总体取得了4.4%的增长，较2010年的7.5%有较大幅度回落，其中巴西为-1.5%，俄罗斯是-2.4%，但印度和中国继续充当着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高地，成为新兴经济体的两驾马车。从失业率角度看，2014年全球总体水平还可以，但各国数据落差太大，南非高达25.4%，欧洲为11.1%，美国是5.3%，巴西4.8%，日本3.5%。贸易形势令人失望，2014年全球增长率仅有2%左右，美国是-2.3%，欧盟和中国都为2.3%，德国却高达7.3%。

总体来看，世界经济处在缓慢复苏的过程中，如无大的意外，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保持中低速的增长，这是一种各方都需要适应的“新常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缘自器物和制度层面的相互影响，当然也要归因于贸易、投资领域多边谈判的举步维艰。此外，经济增长不能只看增量而不看质量。一个略低增速的“新常态”期有助于世界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向注重环境保护、技术进步等全方位的发展状态看齐。

张建平：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大特点的确是“分化”。这里面，有东、西方利益和诉求的分化，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短期内恐怕不会告一段落，在美国甚至出现了制裁中国的论调;有增长速度的分化，发达国家阵营内部有增长的和衰退的，新兴市场国家阵营内部也有增长的和衰退的;有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分化，原油、铁矿石价格在下跌，部分贵金属却在上涨;还有汇率的分化，不同货币升贬不一。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匀速增长的“新常态”，对外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国内消费指数等均呈现明显的下行、回落态势，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10%以上，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非国家转移。未来中国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的出路在于产业调整与升级，在于健全国内消费市场，在于建立生态文明，在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尽管国家已经喊出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但鼓励创新的机制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个典型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必须拥有能吸引全球优秀人才的教育和就业制度、大规模的科技研发能力、完善的全球资本市场和国内信用体系，以及成熟、高效的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PE）模式。外界反复渲染中国的所谓“过度投资”问题，这个现象有，但同时还有“浪费投资”现象，也就是过去政府主导的竞争性项目投资过多，相关项目随意性强，重复建设问题突出，投资效率也比较低。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很不健全，竞争性严重不足，国内泡沫比较大，资金成本高，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层面。在这些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改革开放道路要走，需要耐心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2015年9月16日，北京某证券营业大厅里，一位股民边吃午饭边看股市电子交易板。

由于中国经济保增长的压力显著增大，“中国经济崩溃论”在国际上再度甚嚣尘上。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处于合理区间，并没有像某些人评论的那么坏。这样讲的主要根据，一是中国政府可用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还很多，财政、货币政策仍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二是中国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出现恶化，劳动力成本还在继续攀升，而一旦失业率高企，劳动力成本就应停止上升。而且，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没有结束。目前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中，45至49岁的人占最高比例，第二高的是25至29岁的人，第三高是40至44岁的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虽然已过最高点，但仍是相当高的。三是中国经济仍然拥有不少增长亮点，比如，外商直接投资（FDI）仍是正增长，显示国际资本仍然看好中国市场。服务业、高科技领域吸引的FDI数额更是保持着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中国的集装箱吞吐量仍然比较旺盛，粮食、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仍然比较旺盛，全国用电量也已在2015年8月转为正增长。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持续上升，消费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增强。这些都说明，经过前一阶段连串的保增长措施，中国经济的企稳迹象在不断增多。正如总理所说，“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业不兴那业兴”，“一旦超出合理区间的迹象出现，将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这不是空话”。2013年我与美国经济学家、有“末日博士”之称（因早早预言国际金融危机而得此称）的鲁比尼对话，那时他就断言中国经济要下滑。今年，他却调整了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将保持稳定。

中国仍不失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

张建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降速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没那么高了，今后仍要靠美国，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实力积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3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独家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量的三分之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当之无愧的最重要火车头，而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13年起已经超过50%。当然这也意味着，一旦中国经济减速，世界经济肯定也要减速。目前中国每年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突破10万亿美元规模，即便是经济增长率降到7%左右的水平，每年也能确保大约7000亿美元的增量。而美国的年GDP约为16万亿美元，201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是2.3%，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就是在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水平。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火车头。

不过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弱于中国是大趋势。另一个潜在的增长引擎是印度。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这个国家的GDP正在逼近2万亿美元的水平，去年的增长率高达7%（世界银行评估为5%），但印度经济总量与中国、美国仍然相去甚远，所创造的增量无法与中美相提并论。此外，印度的高增长与其GDP核算方法调整有很大关系，能否持续下去仍有很大不确定性。而另一个经济大国日本已多年零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然为零。

判断各国经济全球影响力的最主要指标，还是要看国际分工。模型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主要发挥着“生产者”作用，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目前，制造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仍然高达41%，服务业是52%，农业为7%～8%。全球体系中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提供者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中东、非洲国家，消费的主力军则是西欧、美国和日本。在这样一个结构中，消费是最终拉动力，欧美日的消费需求一旦熄火，中国的生产就会失去动力，而中国能源资源消耗的三分之一都是用于制造出口产品的，有关降速效应形成了，必然会进一步传导至那些充当着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提供者的国家，这是全球经济波动的总体格局。而其中最深层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过去几年，从美债危机到欧债危机，再到日本经济停滞，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的经济模式难以长久支撑世界经济的稳健增长。

当然，新兴国家也有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中国是有些过度依赖制造业了，而俄罗斯70%的出口、50%的财政收入要靠能源资源产品，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风吹草动过于敏感、脆弱，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得罪了西方也很容易被对手以经济手段加以打压。巴西除了过于依赖能源原材料出口，国内财富分配机制不合理，社会上贫富差距过大，也没有发展出一整套高附加值的产业体系，经济社会发展未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足为奇。印度还没有全面步入工业化发展进程，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仅有20%。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均为800多美元，现在中国已超过8000美元，印度仍只有1800美元，全国80%的人口尚未脱贫。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7

自从200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筹备建设以来,中国和东盟的经济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11984.7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73144.32万亿美元,增加了5.1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2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94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441美元,增加了4.7倍。同期,东盟10国的GDP总量由5986.23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1781.48亿美元,增加了2.6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36%,人均GDP由2000年的115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01美元,增加了2.1倍。同期,欧盟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62557.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22001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9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72%,人均GDP由2000年的1985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9322美元,仅仅增加了0.98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11205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79267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9%,人均GDP由2000年的21412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55,仅仅增加了0.7倍[1]。

2中国和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实证研究

2.1样本数据选取本文采用GDP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模型中,用CGDP代表中国GDP、CRGDP代表中国GDP增长率、CPGDP代表中国人均GDP,AGDP代表东盟GDP、ARGDP代表东盟GDP增长率、APGDP代表东盟人均GDP,WGDP代表世界GDP总量、WRGDP代表世界GDP增长率、WPGDP代表世界人均GDP。2.2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相关分析是对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波动相关性强弱演进的历史路径的分析,考察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的协动性的强弱[1]。从相关分析来看[2~5],自200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逐渐增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东盟国家的经济开放性强,其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一致。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盟以及世界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了经济增长率呈现下滑的趋势。但中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阻止了经济的快速下滑。2000~2011年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8和0.892(图1),比较分析说明东盟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高,经济开放程度较高。2.3中国、东盟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协整关系2000~2011年,根据Eviews中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中国GDP增长率是世界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显着性检验区间获得通过,而东盟则在10%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东盟经济和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正向关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表1)。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的关系的统计描述。协整关系是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中国、东盟和世界的ADF检验如下。中国、东盟GDP增长率与世界GDP增长率,由WRGDP对CRGDP、ARGDP作回归的OLS估计,结果如下。模型公式表明,中国GDP增长率增长变动0.01,则世界GDP增长同方向变动0.4348;而东盟的GDP增长率变动0.01,世界GDP增长率变动0.9337。东盟的经济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于中国经济的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2.4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1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均呈现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呈逐年增长趋势,中国由2000年的0.35%增加到2011年的1.2%,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不大。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都略有下降(表2)。

3FDI对中国和东盟经济的影响

图2和图3显示,中国和东盟对自身信息冲击具有正向反应,并且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中国GDP对FDI的信息冲击,在第一年没有变化,而在第二年出现负向反应,随后一直为正向效应,且逐年加大。东盟对于自身的信息冲击一直为正向效应,总体呈逐年减少趋势。在中国和东盟,FDI对来自其自身及GDP的信息冲击都即刻做出正向反应,这表明经济的增长与FDI的流入密切相关。VAR模型方差分解显示,如图4和图5,中国GDP对来自自身和FDI的影响逐年减少,趋于稳定趋势,到2011年,仅仅只有40%的变化来自自身因素分解解释,来自FDI因素分解解释的达到60%。同时期,东盟的GDP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自身因素,达到了90%以上,而对来自FDI因素的影响虽然逐年在增加,但仅仅只有10%以下的变化来自FDI的分解解释。对于FDI,中国的FDI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达到60%,剩余的由GDP分解解释。东盟的FDI来自GDP因素的分解解释达到90%以上,其他的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由此得出如下结论:①在中国,FDI的流入重要是靠自身的因素,GDP因素的影响弱于来自FDI自身因素;②在东盟,GDP对于FDI流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FDI自身因素影响很小。

4结论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8

60年发展之比较

往事也堪回首――第一个阶段的比较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生产非常落后。当时，人均产粮不到200公斤／年。而1／10的工业，也主要是轻纺业，是由民族资本家经营的。钢铁、造船、机床、机器工业非常有限，全国的钢产量不到100万吨，现代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迅速组织生产，但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此阶段，中国实行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积极争取苏联的帮助。从1953年开始，中国实行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期间，苏联以19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项目。“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很快。

但是，此时中国只和苏联有经济贸易关系，和西方国家几乎没有经济往来。而当时，世界经济正处于大发展时期。“二战”时，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主要用于战争，战后，新的科学技术转为民用，使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传统的工业部门是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纺织业等。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了新的技术革命，出现了许多新的产业部门，如半导体、石油化工、喷气技术、电子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这些以科技为支撑的新产业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从而奠定了西方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长达20年的持续经济繁荣。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飞速，成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可以说，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基本上置身于世界科技革命之外。另外，20世纪，50年代的和违反了经济规律，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使“一五”期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损失殆尽。更大的挫折是错误地发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对经济的破坏极大。

就在这一时期，日本崛起了。本来，日本与中国处于经济同一起跑线。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人民生活困苦。1955年，日本人均CNP只有100美元，和中国相当。然而，日本此时抓住了发展良机：日本政府制定了5个经济发展计划，其中，有一个10年倍速增长计划，即在10年内CNP翻一番，这些计划全部如期完成。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与此同时，日本大力发展新的工业部门，经济规模连上台阶，不断超越西方国家，仅用了13年，日本超过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第二号经济强国。

此阶段，中国唯有两个成就震惊了世界：1964年10月，中国试验成功原子弹；1967年6月，中国又试验成功氢弹。

再一次错失良机――第二个阶段的比较进人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黄金时代”过去了。一方面，由于长期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持续增加政府开支，扩大信贷，结果财政赤字愈来愈大，通货膨胀愈来愈严重；另一方面，石油价格上涨，全球陷入“滞涨”困境。1973年，第9次中东战争爆发，大量从中东国家进口石油的西方国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普遍不景气，年均增长率只有2.5％。

而中国由于，又一次错失了赶上西方的良机。长达十年的，破坏了生产，破坏了已经建成的工厂，破坏了技术设备，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1953-1977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86％，资本投入平均增长率为10.8％，劳动投入增长率为2.7％，生产率增长为负的1.19％。数据表明，在此期间，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少。

20世纪70年代最突出的经济现象是“四小龙”的崛起。本来，“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四小龙”采取了适宜的经济发展战略，面向世界市场，实行对外开放，大力促进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引进外资，获得了快速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四小龙”已经发展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四小龙”之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也开始经济腾飞。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发展迅速，甚至连一些拉美国家，如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也发展很快，有的国家也进入新型工业化国家之列。

中国走进新时代――60年发展第三个阶段的比较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新时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国家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中国经济就有了前进的基础；对外开放是从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开始的，同时，对广东、福建实行特殊经济政策，之后又扩大到整个东部沿海城市。

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哪个国家不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国家就不会很快地发展；哪个国家较早地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国家就会发展迅速。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指出：“我们前进的步子要更快一些。我们周围的国家都非常快地发展，这是一场竞赛，你不快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上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率达10％；上世纪90年代，持续高速，个别年份达到13％。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也很快，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在16％以上。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口商品呈现“原材料一劳动密集型产品－高技术产品”的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末，发达国家又掀起了新的科技高潮，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技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新发展。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又有新的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迅速提高，第三产业得到大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调整乃至衰退。日本经济陷入泡沫经济的泥潭不能自拔，俄罗斯承受转轨后带来的痛苦。美国经济却保持了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创下了20世纪美国经济持续发展时间最长的历史性记录。而此番经济持续发展最主要的贡献是新经济，尤其是信息技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信息技术产业在美国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徘徊在4％-5％之间；随着PC机的普及，从1985-1990年，信息技术产业占经济的份额提高了1.2个百分点，达到6.1％；伴随着互联网的商业化，份额开始攀升，从1993年的64％上升到1998年8.2％。信息技术部门对美国经济

的贡献率增长更快，1994-1998年，信息技术产业对全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11.16％。如果考虑到对经济增长的名义贡献与实际贡献的差别，再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下降考虑其中，那么，信息技术产业在1998年对美国经济的实际贡献率为30％。

发达国家这一时期的发展可以用“知识经济加产业轻型化”来总结：1996年，发达国家的知识产业占经济总量的50％；而上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的第三产业已经占到GNP的60％，美国甚至超过70％。而中国在此阶段的情况是，农业占18％，工业占49％，第三产业只有33％。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此次危机中，中国成功地“软着陆”，承诺并兑现了人民币不贬值，对稳定亚洲经济、缓和金融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可圈可点之处众多，主要在于宏观经济政策体现了三个特点：积极、稳妥、灵活。所谓积极，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立足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围绕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展开；所谓稳妥，就是政策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政策的出台尽可能从实际出发，避免了大起大落：所谓灵活，就是政策的力度相机而行，根据形势灵活调整。

中国，审慎发展的全球经济明星――第四个阶段的比较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连续7年以10％左右的速度平稳较快运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开放状态下的历史新时期。之前，中国主要是开放产品市场，即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制造；而人世后，开放了服务市场。这样，整个国民经济的三大产业部门完全对外开放，中国国民经济从有限开放走向全面开放。也就是说，中国国民经济已经纳入了世界经济的运行轨道之中。2002-2008年，中国外贸年均增长26％，远高于同期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世界排名由全球第八位跃升至第三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中国外汇储备突破2万亿美元，成为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21世纪的初期，西方国家则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外患是“9・11”等恐怖事件，扰乱了世界秩序；内忧先是经济衰退，后是金融危机。一直到2004年，西方国家才走出衰退阴影。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美国大批金融机构破产和发生财务危机，波及到世界各国。目前，金融危机虽已探底，但复苏时间尚属未知数。

这一时期，在非典型肺炎、南方冰雪、汶川地震等诸多挑战之下，中国力克时艰，真正做到了稳定、突出、审慎：所谓稳定就是稳定政策。政策稳的结果，一是使政策连续的综合效应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二是明显起到了稳定人心、稳定大局的作用；三是增强了中国经济的吸引力，全球范围内，中国无疑是一个“亮点”。

所谓突出就是突出民生。国家把民生问题放在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上来认识，这种关注是从来未有的。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增长达两位数以上。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与税费改革前相比，每年减轻农民税费负担约1250亿元。

所谓审慎就是审慎应对。很多人担心“人世”后会受到大的冲击，因此，各方面都作了充分的准备，甚至是作了最坏的打算，结果担心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在全球贸易仅有微弱增长的2002年，中国出口出现大幅度增长。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处理金融危机上也是如此，面对动荡的世界金融形势，审慎出台金融改革政策，避免了大起大落。60年发展历程的思考

经济发展的“四种状态”　从60年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国家发展的最佳良机是处于“内无忧、外无患”时期，如中国的上世纪80、90年代，经过后，国内发展的愿望很大。国外又提供合作机会，于是发展迅速；其次是处于“内无忧、外有患”时期，如美国新经济时期，外有全球经济衰退之患，但通过改革政府和大力发展新经济，美国经济持续发展；再次是处于“内有忧、外无患”时期，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是内部泡沫之患，不在外部；最次是处于“内忧、外患”时期，如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经济，既有通货膨胀之内忧，又有中东石油涨价之外患，经济发展缓慢。

中国必须客观面对“五方面”差距　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虽然在缩小，但仍然很大。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经济规模不小，但经济水平很低。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仍属粗放型，诚然在经济发展一定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但当务之急是必须转变为集约式增长。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一般在70％以上，而中国目前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40％左右，这说明，科技尚未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很低。

第二，中国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质量并不高。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数量增长快，许多重要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铜、煤、水泥、化肥、电力等都是数一数二的。目前，中国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已有210种，但质量却并不高。一方面，中国企业的研究开发水平低。中国企业中只有一成左右有科技活动，大中型企业3／4没有研发机构，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0.7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只有0.56％，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品牌建设不够。按照世界标准，中国尚没有一个世界品牌。

第三，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迅速，但是市场仍然存在较多的行政垄断。行政垄断表现较集中的地方：一是准公共领域，如铁路、电力、电信等长期保持垄断经营的领域；二是以地区封锁为代表的区域垄断；三是个别行业的行政壁垒。目前，行政垄断的改革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四，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投入增长快，但投入比重不足。中国科技投入近年虽有明显增长，但无论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同与中国经济发展处于相同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相比，都明显偏低。从国家投入看，中国每年由国家财政投入的科技经费不及一个大型跨国公司的年度研究开发费用；从科技投入的来源看，与政府科技投入相比，其他投入主体的科技投入能力尚未充分发挥：从科技支出的结构看，突出问题是基础性和前瞻性科技研究投入比例过小。中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的比重一直低于6％，国际上通常在12％左右，美、日、德等国在15％以上。

第五，中国人均收入增长快，但横向比较收入太低，人均国民总收入还排在世界100名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