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行业研究范文

传媒行业研究篇1

两个月后，又是在上海，我有幸与会议的三位顾问之一、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创始人罗伯特・G・皮卡特展开了一场对话，再次倾听了西方传媒学者对学术会议、传媒经济研究、中国传媒产业发展及目前国内传媒热点问题的睿智之语。

关于第七届世

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

记者：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已经召开六届，前五届都是在欧洲召开，第六届移师北美洲。为什么会把2006年的会议主办地选在中国北京？世界传媒学术会议选择主办地的依据和原则是什么？

皮卡特：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选择在何地举办的依据是：举办国的传媒产业是否呈上升趋势，举办国的传媒经济发展有没有参会者感兴趣的问题，举办国是否有一批从事传媒经济研究的学者，举办国的学者都在关注什么研究什么。

申请的程序是由各国提交申请报告，参加会议的专家共同投票，最后由五人组成的世界传媒经济会议行动委员会根据各国的申请报告和专家投票做出最终决定。

当时申办2006年第七届会议的国家有荷兰、希腊等国，仍然是欧洲国家。会议行动委员会对各国提交的申请报告进行了严格的审议，中国对举办第七届会议准备最为充分，有来自4所大学、一家报刊社等多家机构组成的高层次申办团，有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中国学者在4、5年前就开始参加大会，和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国代表团提交的申请报告内容充实，陈述充分，学者的申请热情非常高。总体说来，是中国传媒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申办团的团结、坚定、执着打动了大家，获得了申办的成功。

记者：现在距离明年5月的北京会议还有一年时间。据了解，大会组委会已经成立并正在推进各项工作。作为这项会议的创始人和北京会议的学术顾问，你对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组织工作有何具体建议？

皮卡特：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的传统是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会议，让各种声音汇聚交流，同时参会者是各国、各地区研究传媒经济的精英。2006年的第7届会议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第一次在亚洲召开，第一次在中国召开，因此我们希望中国的主办者能秉承这一传统，坚持参会人员多样化的原则，向世界发出邀请，让北京会议成为世界传媒经济研究的思想库和辩论场。

中国传媒经济的

研究和世界传媒经济的研究

记者：据了解，你这是第三次到中国了，每次来都是参与中国传媒学术界的活动，和中国的研究传媒经济的学者有了广泛的接触，对中国的传媒研究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你对当前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现状如何评价？

皮卡特：中国传媒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传媒经济研究很活跃，研究传媒经济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涌现了一批专业的研究人员，研究的总体水平较之三、五年前有了很大提高。当然，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性不够，对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不够深入；二是从目前的学术著述看，现状描述性研究较多，问题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哲学思辨不够。这是中国学者在今后研究中要警惕的问题之一。

记者：针对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存在的问题，你对中国传媒学者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皮卡特：中国的传媒有中国的特殊性，因此中国传媒经济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特殊性。从这个角度说，我没有资格告诉中国学者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刚起步，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问题，还是有赖于中国学者去探索、去发现、去研究、去解决。作为一个研究传媒经济多年的学者，我的建议是：加强传媒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从现状研究向学理研究发展，建构中国的传媒经济理论框架，并融合到世界传媒经济研究范畴之中。相信不用多长时间，中国学者会有一批国际性的学术成果展现出来。

记者：正如你所说，中国的传媒经济研究才刚起步，一方面要解决自身研究中的问题，一方面还应该具有国际视野，了解世界各国的传媒经济的研究状况。你能否向中国的学者介绍些世界各国研究传媒经济的现状呢？

皮卡特：世界传媒经济研究在两个层次上展开。一是传媒经济现象及其基本规律的探索，诸如广播电视波段拍卖对节目价格的影响，由此诞生的交易成本理论对整个经济学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传媒市场结构的研究、媒体兼并现象及其可替代性研究，作为许多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政府管理媒体的重要参考，传媒市场为双元市场的概念基本上确立。还有媒体的合并现象及其机制的研究、媒体竞争现象及其机制的研究，提出了伞状模型等。在这个方面，既有大量的实证经济学研究，也有不少的规范经济学研究，后者更偏向于政治经济学方向。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既有基本规律的探索，也不可缺少基本价值判断性的研究。二是各个传媒领域特殊现象及其规律的探索，诸如报纸的发行量问题、广播电视的收听收视率的问题、网络的点击率问题与它们的经营管理等。

从研究方法上看，国际上流行的或主流的学者多从事实证研究，并多采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定量研究，通过数学模型进行预测。典型个案研究，也是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进行定性研究，诸如法律政策的变迁、国际比较等方面的研究。

关于中国传媒产业

记者：你来中国除了和传媒学术界交流外，一定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也有所了解。你看到的中国传媒产业是个怎么样的发展状况？

皮卡特：我对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有三点印象：一是发展很快，市场空间很大。但由此带来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面对快速发展的传媒环境，如何解决影响传媒业盈利的技术、设备、人员等障碍性因素。因此，要提高本国媒体内容的质量，一些投资应该放在生产媒体产品的设备上，必须对从业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和专业教育，以满足社会大众对大众传媒内容丰富化的要求。

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在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明显比西部地区快，因此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传媒业也呈现这种态势，而且东西部差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尤其是技术、设备投入不足，影响了西部地区整体水平的提高。这也是中国传媒业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是中国媒体的资本运营有待发展。中国传媒业的快速发展正在吸引着世界的资本目光，很多大的国际传媒集团开始关注中国传媒市场，投资传媒领域。但是，制度、政策方面还是一定的障碍，中国自己的传媒集团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有市场需求，需要和国际传媒集团对接，可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接口。中国传媒资本市场的发展征程漫漫，任重道远。

记者：刚才说到传媒经济研究刚起步，很大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传媒产业刚起步。或许你能给我们点建设性意见，分析发展中的中国传媒业和发达国家的传媒产业差别在哪儿，这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方位。

皮卡特：中国传媒业和国外传媒业最大的差别在所有权结构。我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传媒业一直是国家所有或政府所有，产权没有进入市场。加入WTO 后，中国的广告市场和出版分销等在一点点地开放，一步步地走向市场，但产权关系还是带有政府色彩。这是中国传媒产业的一个特点，也似乎是现在你们谈论的一个热点。如何看待传媒业的产权问题，我想应该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研究。在中欧，传媒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国很相似，也是在一步步放开市场，哪些放开，哪些保留，各国的情况也不一样。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报业出版业几乎都为私营，而在欧洲，电视、广播业都是公共产业，为政府资产，欧洲国家的电视广播运作得很成功，这方面中国也许可以借鉴。

几个热点问题

记者：接下来，我想就中国传媒业目前的几个热点问题向你请教。一个热点话题是关于3G牌照的发放问题。我们知道欧洲的3G之路早已启动，能否向我们介绍发展现状？

皮卡特：欧洲的3G市场大约在4年前启动，2年前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3G的出现受到了用户的普遍欢迎，因为给用户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和应用。欧洲各国3G牌照的发放方式各异，有的是政府指定，有的是进行拍卖。

虽然3G在欧洲已经正式运营，但无论政府还是运营商都面临很大的压力。在运营商方面，旧的系统已经运营了30多年，更新系统需要3-5年，关键是谁也不知道新投入的系统设备能用多长时间。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设备更新换代频繁，运营商担心巨大的投入能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这也造成了运营商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很积极，投资有限，而且现有的设备已经基本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了，运营商开发运用新技术的动力不足。在政府方面，3G的出现产生了很多问题，如何制定适合3G市场发展的政策是个考验。

记者：第二个热点问题是关于传媒集团的。中国的传媒正在走集团化、规模化和集约化道路。有些学者担心，大型传媒集团、“一城一报”出现会产生新闻垄断，违背新闻自由的精神。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城一报”很早就有了，他们是如何看待这种问题、处理这种矛盾的？

皮卡特：媒体集团化和新闻自由确实在一定程度有矛盾。媒体集团化是发展的趋势，是增强实力、实现规模效益的必然之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违背新闻自由的精神。解决的办法主要在政府的制度、法律规范和行业监督。政府可以制定政策，规定在一定的区域保持两三家媒体集团，形成竞争态势；还可以要求一个地区除了本土化集团外，能够让外国公司进入；通过扶持中小媒体，发展社区媒体，以期增加市场的多样化，比如授权社区、学校建立社会公益性媒体等。当出现垄断化趋势时，要通过法律、制度，比如反垄断法来有效地制止，保证新闻自由。

记者：中国的传媒集团现在处在转轨、转制的关键时刻。按照国家的要求，媒体集团无论是事业转企业，还是企业转股份制，都要做到编辑采访和商业经营两分离。但在现实中，这点做起来很难。这方面国外媒体有什么做法能够向我们介绍吗？

皮卡特：编采与经营分开，是媒体为保证舆论的公正、独立而采取的一种运作方式。但据我了解，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实行编采经营分开，有一些媒体这样做了，还有一些媒体没这样做，但是没有做并不表示放弃了新闻舆论的公正和独立。

我认为，分开与否要考虑到两个问题：一是媒体内容。媒体是分类型的，有纯新闻性的，有偏离新闻较远的，象汽车、娱乐、健康等，这类媒体和广告的关系更密切，因此可以将编采经营放在一起。二是受众因素。了解受众的态度来决定编采与经营是否分开。总之，应根据媒体的内容和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分开和怎样分开。

传媒行业研究篇2

[摘要]：

当今我国传媒经济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起步阶段。笔者针对周鸿铎教授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 认为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与进路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讨论一个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恰当的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研究指出：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应是传媒经济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而选择媒介产品作为研究起点是最佳的进路。

Abstract:The study in the discipline of media economics is full of controversies in mainland China nowadays. The author disagrees with the point of view about that “media economics doesn’t fall into economics” put by Prof. Zhou Hongduo. Because of discussing a subject is meaningful only if it is put into the proper discipline frame， the author thinks to resolve the debates on the paradigm and approach to media economics research as a prior agenda. In the paper， the author indicates that media industry economics and media management are the two major paradigms in media economics research， and to begin with the topic of media goods is the best approach to it.

Key words: media economy， normal forms， ways

近年来，“传媒经济”是新闻传播界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目前我国传媒经济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初级阶段。《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刊载了周鸿铎教授的文章《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这一犹如“白马非马”的说法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周鸿铎教授毕竟是我国研究传媒经济最早且著述最多的学者之一，他的观点或许不无道理。但是，如果说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那它应该属于什么学科领域呢？传播学？管理学？还是其他学科？该如何研究传媒经济？笔者认为这是目前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与取向

2006年5月15－19日，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该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在会上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作了一个介绍：“在中国，传媒经济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仅‘十五’科研规划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新闻传播学18个重点课题中，就有7个直接或间接地属于传媒经济学方向。而在教育部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中，第4个方向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态势下的中国媒介经济’，其中所列举的重点课题有10个。”［1］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新闻院校和新闻媒体组建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一些新闻院校设立了传媒经济学专业，开设了专门的传媒经济学课程。不少新闻院校招收传媒经济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还专门设立了传媒经济学博士专业方向，招收博士生。

学界和业界都纷纷召开了各种各样学术研讨会，有的甚至还把它开到国外去。学界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据不完全统计，论文达到1000余篇，专著超过200部。进入新世纪，就有《广播电视经济学》（周鸿铎，2001年）、《报业经济学》（金碚， 2002年）、《传媒经济》（周鸿铎， 2003年）、《大众传媒经济学》（吴飞， 2003年）、《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赵曙光、史宇曙， 2003年）、《电视媒介经济学》(吴克宇， 2004年)……等等。但对于整个中国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著名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特（Robert G. Picard）教授认为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性不够，对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不够深入，哲学思辨不够；二是现状描述性研究较多，问题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2］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笔者认为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首先要解决其路向问题。所谓路向，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研究的进路与方向。我们先来看看研究的方向，即所选取的学科领域方向。当今，我国对传媒经济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种取向：

1、经济学取向

该取向以经济学为主导，即媒介经济学。在赵曙光、史宇鹏著的《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中写道：“媒介经济学旨在研究形形色色的媒介经营者，如何在各种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做出最优的选择，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3］经济学派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中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

2、管理学取向

管理学派把传媒经济列入管理学的范畴。如喻国明、张小争编著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邵培仁、陈兵的《媒介战略管理》都是在宏观战略层面上探讨传媒经济现象和传媒运作，更多是运用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和竞争战略理论对传媒进行案例分析。而支庭荣的《媒介管理》则从媒介经营管理这一实操层面来探讨。

3、传播学取向

它以传播学为主导。周鸿铎在《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一文中指出：“传媒经济”这一学科的本质是应用传播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只有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传媒现象，才能保证传媒经济的科学性，才能科学地回答或解决媒介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各类问题。［4］周教授干脆把传媒经济置于经济学大门之外，而把它列入传播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这种取向其来有自，但也是值得商榷的。

4、交叉取向

有不少学者主张一种多学科的交叉，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但这种交叉也没有很好地融合，“事实上，目前很多传媒经济研究者往往是同时应用新闻传播学、经济学再加上常识来论述传媒经济学。这给人感觉是，传媒经济学是个史无前例的大杂烩。”［5］

以上可谓众说纷纭、各说各的，难以展开对话与讨论，究其原因就是大家并不在同一学术话语体系里进行探讨。从学术规范来看，一个学科的研究路向包括两个方面：范式与进路。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理论。他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即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即“两个典范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来理性地比较其高下” ［6］。这里的典范即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是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价值取向、方法与工具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传媒经济研究只有在同一范式里才能展开，才可能形成实质性的对话与传承，才能对科学探索有较大的意义。

二、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

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筹备委员会执行主任兼秘书长陈中原把世界传媒经济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为传媒经济学各个部门独立发展的阶段，广播经济学、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先后出现；这一阶段基本上为经济学界主导，研究视角多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因此不少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尤其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Ronald H. Coase）对于广播电视波段分配制度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于价格机制的认识。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传媒经济学走向综合的时期。这一阶段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传媒经济现象，二是新闻学界主导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第三阶段，陈中原如此描述这个时期：“传媒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网络帮助媒体冲破了时空的限制，传统意义的区域市场不复存在，所有媒体基本上都能面向同一个市场——全球市场，而且都能提供多种媒体产品服务。在传媒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媒经济学即将爆发理论革命。”［7］

从世界传媒经济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来看，可以归纳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逐步为新闻学界主导，因为它是直接为新闻传媒业服务的，同时新闻传媒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令经济学家望而却步；二是坚持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撑，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在经济学的范式内展开。

对此，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作出更系统的归纳：“综观西方传媒经济学的发展，其主要研究范例有三种：理论型范例，应用型范例和批评型范例。理论型和应用型范例在研究中常常相互胞生，但批评型范例却往往与其他两个独立开来。这些范例基于不同的学术基础，关注着不同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重心。”［8］

以范式为主导，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将传媒经济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这个区分总体上来看还是比较科学的，但还比较粗略。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传媒经济与传媒经济学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更宽泛一些，它界定的是研究范畴；后者更严谨一些，它界定的是学科范畴，或者说它界定了传媒经济学的学科研究范式。那么如何界定呢？下面我们将这三个领域再作进一步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把传媒经济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

1、传媒产业经济学

它以经济学为主导，以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传媒产业经济学可以借助一般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也有其特有的规律，因为提供信息产品的传媒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所没有的特殊性。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整个传媒业及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总体经济。

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提出，“传统经济学是无法对传媒经济进行准确描述和深入研究的。”［9］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对传媒经济却不适用，如对信息产品的消费是不符合这一规律的，它是可以反复使用并且边际效用往往是递增的。况且，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传媒经济系统，而传媒经济系统的构成是由以传播过程为载体相伴发生的一些经济过程或者经济增值活动。所以我们只能运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它。系统论中的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都可以在传媒经济研究中大展拳脚。它还可细分为报业经济学、电视经济学、广播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多个分支学科。目前，这些学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2、传媒管理经济学

它以管理学为主导，以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研究对象为媒介实体以及消费者。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传媒管理经济学是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经济学基础，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经营管理中。由于经济管理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许多人误以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大同小异。事实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区别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它们对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行为主体的关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统一性较强；管理学的权变性、艺术性、多样性较强。认识两者的区别有助于两门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两门学科的交叉或边缘学科的研究。

现在我国许多新闻院校都开设这门课程，但名称五花八门，有些叫媒介经营，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经营管理，笔者认为叫媒介经营管理较合适，而且这门课在新闻学本科开设较为适宜，传媒产业经济学则应设为研究生课程。媒介经营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的翻版，在西方，传媒就是企业，可以直接移植企业管理这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当然，在我国则不一样，“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中国传媒必然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3、传播政治经济学

它以传播学为主导，融合新闻传播、文化批判、政治经济等多学科理论，研究对象为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等。这一学科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经济学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对前面两个学科理论的批判与修正。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传媒经济中的“传媒”两字包括三层含义：作为“产品”的“传媒”、作为“企业”的“传媒”和作为“产业”的“传媒”。而“产品”、“企业”和“产业”都是经济问题，因此，传媒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把“传媒”作为“产品”、“企业”和“产业”，新闻传播学解决的是传媒的意识形态问题，而经济学解决的是传媒的经济问题，两者分工明确，泾渭分明。因此，传媒经济学就不是一门交叉科学。说传媒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实际上是混淆了“传媒”和“传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经济属性的“传媒”理解成“传播”，从而把“传媒经济学”当成了“传播经济学”。

综上所述，以经济学为主导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畴实际上仅限于传媒产业经济学和传媒管理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它不能算是传媒经济学，它只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校正器”。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周鸿铎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他理解的传媒经济实际上是以传播学为主导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尽管周鸿铎是我国较早提出传媒经济的学者，但我们认为：无论是谁创立了所谓的传媒经济学科，无论一个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都不影响别人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传媒经济现象。至此，我们可以把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的划分作了进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限定在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这两个学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分支学科 传媒产业经济学 媒介经营管理 传播政治经济学 主导学科 经济学 管理学 传播学 辅助学科 传播学 传播学 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 基本理论 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 企业管理和微观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 研究对象 传媒业、产业制度、政府政策 媒介实体与消费者 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 主要议题 媒介生产、经营什么信息产品？如何生产、经营信息产品？ 谁来做决策？依据什么决策？ 媒介为谁生产信息产品？社会需要什么信息产品？

笔者的划分是：传媒经济研究范畴涵盖传媒产业经济学、媒介经营管理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而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只限于前两个学科。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

或许有不少人会问，在经济学范式里你能解决所有的传媒经济问题吗？确实在现实中往往没有纯粹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尤其在当今的中国传媒业，有太多的非经济因素。潘力剑认为在传媒经济学里“研究对象是传媒产业的经济现象；研究方法就是经济学的方法；而研究目的则是对传媒业作出经济解释。”［10］我们把传媒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纯经济性质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生产的成本核算；第二类是与经济关联度较大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经营的价格问题；第三类是非经济性质的问题，或者说与经济关联度较低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的外部性。传媒经济学主要研究前两类问题。在此，我们必须消除一个误区：对于传媒经济的发展，传媒经济学研究并不能包打天下。运用传媒学经济的范式并不能研究所有复杂的传媒经济问题，它只能研究那些能够剥离出来的或者能够抽象出来的经济问题。

三、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

在明确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之后，我们还必须选择研究的进路。那么，该如何选择有力推进传媒经济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最佳进路呢？

目前，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门，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1）致力传媒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如吴克宇的《电视媒介经济学》，金碚的《报业经济学》等，以周鸿铎编著的传媒经济系列、媒介经营与管理系列丛书(共20部)最为庞大。这些系统性的研究尽管还稍显粗糙，但其开拓性是值得称道的。

（2）将新经济理论如注意力经济、竞争力经济引入传媒经济研究中，提出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概念，如喻国明的《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这些研究往往从国外经典案例出发，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

（3）通过对传媒产业的数字化定量描述，试图作出对传媒产业走势的判断。近年来数百种传媒市场实证调查研究报告问世。以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清华大学崔保国、中央电视台张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为我国传媒产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4）对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热点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如“报业拐点”、“超女现象”等。

（5）对跨国传媒与国外传媒经济的介绍和研究。主要是对国外传媒经济个案研究和国外传媒经济学专著的翻译。

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仍处于“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不同学术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纷纷转到这个新兴领域里来，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的经济学训练明显不足，因此也不难理解如皮卡特所说的理论性不足。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除了研究的范式外，我们还要解决研究的路径，即进路问题。

赵曙光、史宇鹏在其所著《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里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进路。他们首先讨论了四个基本问题：一是媒介生产、传播什么信息产品？生产、传播多少信息产品？二是媒介如何生产、传播信息产品？三是媒介为谁生产、传播信息？四、谁做决策？依据什么决策？首先选取媒介产品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媒介产品，并由此把握它在生产与流通中的规律。遗憾的是该书对什么是媒介产品却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而且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传播的应该是信息，不是信息产品。正如郭庆光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说：“部分阐述没有体现出媒介产业的特殊性所在，学科交叉部分的融合还没有达到有机统一、水乳交融的程度。”［11］

目前，我国对媒介产品是商品，媒介业是产业，媒介是企业已逐渐形成共识，但对于新闻商品属性认识还不尽一致。新闻无疑是最重要的媒介产品，它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既是信息产品，又是服务产品。但它是商品吗？如果不是，那么又如何经营它呢？周鸿铎对此进行这样的推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新闻不是商品，这是由无产阶级新闻性质决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任何一种新闻的使用价值都是为了满足‘生产’这种新闻的阶级的自身需要，并不是为了他人。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理论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都是为别人而生产的，自己希望得到的只是商品的价值。这就是说，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劳动产品不是商品。”［12］由此，他推断新闻节目是不可以直接盈利的，它只能是其他节目经营的基础、前提和保证，只能间接地经营。按照这一论断又如何解释央视新闻“神六直播”狂赚5个多亿的广告呢？又如何解释我国购买BBC、CNN的电视新闻节目呢？

讨论同一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同一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周鸿铎把作为传播行为的新闻报道和作为信息产品的新闻节目混为一谈，实质上是在新闻学和经济学两个范式内推理同一样东西。过去，我们一说到新闻是商品，马上就会想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通过广告置换和媒介之间的购买是实现新闻商品价值十分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新闻作为产品，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它有两重属性：一是政治属性（或意识形态属性），二是商业属性。如中央电视台购买BBC的电视新闻（信息产品），可以用其画面（包括部分声音）这一信息载体作为新闻素材，体现它的商品属性；然后用我们的观点重新撰稿配音，体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传媒经济研究主要讨论它的商品属性及运行规律，当然也要考虑其他属性对它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旗帜鲜明地说新闻就是商品，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特殊性就是新闻这一媒介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不会掩盖它的商品属性，但可以影响它的商业运行。

作为信息产品的媒介产品还与其他传统产业的产品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新技术对媒介产品的影响就日益显著。说到新媒介产品，它与许多新经济学概念是紧密相连的：信息经济、网络经济、虚拟经济、知识经济等。再比如手机电视，早在10年前已经完成了它的技术准备，却迟迟未能投入大规模的商业运营。为什么呢？根本问题就在于我们对这一新媒介产品的经济属性及其市场运行规律认识还不够，手机电视能给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产品？用户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产品呢？不研究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是不能很好的找到它的运行规律和盈利模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舍本求末的进路会使传媒经济研究显得急功近利，华而不实，不能真正解决传媒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也不利于传媒经济的学科建构。

马克思在他举世闻名的《资本论》里，从剖析商品入手，进而研究其价值、剩余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在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内，通过对媒介产品属性与功能的学理性分析，进而对产品投资、研发、生产、流通及衍生产品开发等整个产品价值链的考察，可以带动我们对传媒资本、传媒产业、传媒市场、媒介管理、传媒制度及新媒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最终形成传媒经济学的整个学科体系。这就是传媒经济研究的最佳进路。然而，由于经济学理论准备不足、范式运用不够严谨和进路选择不当等因素影响，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学者甚至是资深学者也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和论述。

综上所述，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当务之急，就是要运用其范式研究传媒经济中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最佳进路不等于唯一进路，我们也不排斥其他进路，多样化的研究必将促进传媒经济学的发展与繁荣。

[注释]

［1］ 郑保卫 中国传媒经济学术研究应走向世界［Z］ 北京：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年会，2006

［2］ 詹新慧 与世界传媒经济大师对话——访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创始人罗伯特 G. 皮卡德［J］ 传媒，2005（7）：39

［3］赵曙光、史宇鹏 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3

［4］周鸿铎 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J］ 现代传播，2006（2）：97

［5］潘力剑 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J］ 新闻记者，2004（7）：59

［6］王巍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15

［7］陈中原 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简要回顾［J］ 新闻大学，2005年（春季号）：9

［8］杭敏 [瑞典]罗伯特皮卡特 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与范例［J］ 现代传播，2005（4）：29

［9］昝廷全 论传媒经济学与系统经济学之间的关系［J］ 现代传播，2006（2）：92

［10］潘力剑 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J］ 新闻记者，2004（7）：59

［11］赵曙光、史宇鹏 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21-23

传媒行业研究篇3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本质；特点；发展

传媒经济学的成长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它的研究始于美国，早期的科研人员的科研方向主要为报业竞争及广播电视部门和管理方面等，认识传媒经济的活动，讨论传媒经济的组成与发展，全面了解经济对文化、政治以及社会方面的影响，展现媒介在经济以及社会变化中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传媒经济学综合发展的阶段，欧洲研究人员对传媒经济学进行了研究，形成了成熟而完整的传媒经济理论体系。中国传媒经济学的兴起是近些年的事情，并且包含了鲜明的美国实证主义色彩。随着互联网日益发展，媒体传播晋升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世界也把传媒的焦点逐渐投向了中国。近些年，我国传媒产业发展十分的迅速，中国传媒产业以每年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增长，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也划到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里面，传媒经济学以新兴学科的姿态逐步发展起来。

一、传媒经济学的内涵、特点以及研究对象

传媒经济是以传播媒介为中心而形成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称。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形式，由这样两个前提决定：（1）确立商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传播是传媒经济及其理论形成的条件；（2）形成信息经济是传媒经济体系和其理论产生的根本。

关于传媒经济学的本质有各种各样的学说，例如注意力经济学说、影响力经济学说和意义经济学说等。“注意力经济”学说是由美国学者MichaelH.Goldhaber[1]于1997年在他发表的题为《注意力购买者》的文章中提出的。他觉得在当代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我们不缺少信息，而缺少足够的注意力，正是由于它的缺少性，我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化为产业和财富。对于注意力经济学说，早在二零零二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就提出过这一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根据我国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得出的，同时还参考了中国传媒产业的现实情况。喻国明教授认为传媒市场的真正价值是其对受众的影响程度，受众的影响力对于社会的影响程度，其中，社会的影响包括社会决策、人们的社会行为与市场消费。”2010年暨南大学的谭天提出了意义经济的概念，主要由意义消费、意义影响和意义服务这三大部分构成，它具有多重属性，如文化性、产业性、技术性等[2]。在所了解到的学说中，传媒经济的本质是影响力经济几乎已成为学术界、业界人士的共识。

传媒经济的特点：1、传媒经济本质上是影响力经济。它的运作获得的全部回报，并不是依赖出售自身产物，而是由受众市场和广告市场对传媒相关产物和服务的需要决定的，因此经常会出现不平衡的经济影响力，传媒产物可以被重复的、多次的再运用，能够衍生出比初次使用更高的价值。2、传媒经济即是新的信息经济。它能调和生产与消费间的联系，省略过多的不必要的环节，大大地降低了社会活动、经济、材料的成本，提升了社会生活的运作效率。3、传媒经济有高技术的特征。当代大众传媒都是在高科技的基础上树立的，大众媒体趋向高科技化，不但从媒体的视角反映出当代社会发展生产力的水平，而且说明了当代信息传播需在高科技的基础上树立，这不仅是信息时代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也是人们急需快速获取信息的需求。

传媒经济的研究对象及其关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经济行为，包括政府行为在内，要解决的是资源、资本把持利用，它是研究我国集体经济的运行以及政府如何运用传媒来影响的经济发展。传媒经济主要对媒介，媒介产品，媒介市场，以及政府进行研究，对媒介、媒介产业的性质、经济运行过程、特性的规律性进行描写、分析和解释说明。说到媒介产品，与之相关联的是受众、广告客户和媒介。受众与广告客户方面的消费决策影响着媒介产品，媒介产品的好坏决定着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和媒介市场的结构。同时，政府对媒介市场进行政府管制，媒介与媒介产品间的供给决策、定价决策、媒介产业化和媒介产业结构与政府之间紧密相连。

二、中国在传媒经济学方面的发展

在我国，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经过了萌芽，正在进入起步阶段。目前，中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概括为四种：2、经济学部分。该部分以经济学为主导。在赵曙光和史宇鹏著的《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3]书中这样描写：“媒介经济学目的是研究各类媒介的经营者，在各类资源都缺少的情况下，如何想出最好的方法来实现经济利润的最优化。”传媒经济学主要应用宏观、微观以及产业的经济学方式来研究。从宏观的经济学视角来分析，传媒经济学探讨的初步问题有产业的布局、产业的结构以及产业之间和产业政策这几者之间的联系。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更倾向于研究市场的内在与外在结构及产业间的问题，商讨产业垄断和产品竞争，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变化给传播的产品及服务质量所带来的影响力和中国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对于我国传媒产业的影响等，在国家层面上常常被用于研究经济制度的运行。从微观的经济学视角来看，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便是：Who？What？How？When？即生产的是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生产于何时何地？微观的经济学研究方式的重心为特定的某一市场中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活动。对于诸如价格、是否购买、成本构成、财务状况及流程和财务绩效等问题的讨论。产业经济学是传媒经济学所有研究方式中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它在欧美一些国家的经济学中属于分析比较本国实际的经济问题方面的较新方法。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产业”，讨论我过经济的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平衡问题、经济的发展中产业间的关系以及产业内的企业的组织布局变化的方式、规律等。2、管理学部分。这方面的科研人员把传媒经济学列入了管理学领域。如喻国明和张小争编写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4]就是从宏观的角度讨论媒介运作及媒介经济出现的现象，对媒介进行的大量案例分析，大多采用竞争战略理论及价值链理论。然而支庭荣的《媒介管理》[5]则讨论的是媒介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实际操作。3、传播学部分。它是以传播学为主导。为了确保传媒经济的正确性，为了正确的管理或处理在媒介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现象，我们需要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媒介现象，由此看出，传媒经济学在本质上属于传播学中的一种新科目。4、交叉部分。很多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者提出了多学科的交叉，如吴克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6]一文中写道，“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媒介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的结果。”但这种交叉的说法也没有完美地解释。实际上，现在许多媒介经济学者同时利用经济学、传播学再加上常识来阐述媒介经济的。

虽然专家教授对传媒经济进行了激烈的探讨，但它的发展在中国却没什么进展。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并不像科研人员们预想的一样，经历重重困难之后的改革与重组。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传媒业发展速度明显呈缓慢趋势，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2、创造收入的来源狭窄，营利模式比较单一。据百度搜索，中国传媒业总收入的95%左右要靠广告收入做后盾。传媒经营只靠一条腿走路。从这一层面讲，中国的传媒经济仅能称之为广告经济。与欧美一些发展趋于成熟的传媒集团相比，他们的广告则只占总收入的65%左右，剩下的收入其实是来自衍生出的多种产业的经营，例如一部电影的热映极有可能引起观众对影片内容里的宠物、玩偶、取景地等的喜爱，从而衍生出与之相关的旅游、玩偶或宠物等市场方面的盈利。从我国传媒业的长期发展来看，传媒集团过分依赖广告收入是非常不利于传媒发展的，一旦广告的市场萎靡不振，那么媒体经济将会有足以致命的冲击。2、可集资的渠道比相对较少。相关行业的保护政策森严，行业以外资本就很难融合进去。跨行业、跨媒介、跨地域操作更是面临诸多困难，虽然在个别区域有跨媒介经营的出现，也很难有良好起色。3、广告市场扩张的速度减慢。（1）过度多元化严重消解广告产业核心竞争力.市场的细分化，媒体和受众零散化急需广告公司转型，我国经济自1997年一来有物资短缺转入丰富，形成了买方市场。迫于环境的改变，广告公司业需转变经营理念，从传统的买房市场逐渐转为以消费者为核心。另外，任何单一的传播方式都无法成功的广泛传播，所以广告公司在传播方式的整合方面显得尤为重要。（2）从1983年到2001年，中国电视广告的经营额平均以每年51.7%的增长率增长，报纸广告的经营额平均以每年37.8%的增长率增长，而从1997年到2001年中电视在广告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4.8%，报纸在广告收入年均增长率反而下降到15.6%。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统计，2002年中国媒体在广告上的总投入额已达到903亿，其中包括网络广告、传统媒介广告和户外类的广告，和中国10万亿的GDP对比，广告方面的投入占了0.9%。综上所述，媒体在广告方面的收入并没有多少增长空间，这就促使现今中国传媒经济增长的缓慢。

三、中国传媒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有诸多方法促使传媒经济的增长：1、改革有助于传媒经济增长。随着我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经济，物质力量得以丰富，为大众媒介提供了许多的广告和消费者。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为媒介信息的迅速传递提供了方便。四通八达的交通为报刊的发送和采访新闻供给了极大的便利。新世纪涌现出来的与采、编、传送设备有关的各种科学的发明创造为大众媒介提供了高科技的设备。例如：卫星通讯技术在中国得到快速的发展，利用卫星通讯技术接收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全国各地的听众和观众就能听到看到很多的节目和频道。2、传媒业具有信息产业的特点，这对于媒介产品的增值性有重要作用，当代传媒经济是在知识经济的根本上，属于信息产业经济的领域。3、技术不断创新为传媒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很大的动力，传播媒介产业需要大量的技术支持，形成技术密集型产业链条，使得技术与传媒经济增长相互促进。4、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广告带来的收人也在不断上升，这是传媒经济增长的支柱。广告业的逐渐强大为媒介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为媒介提供着经济后盾。5、资本联姻和传媒扩张对于传媒经济的助长有很大作用。近年来，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运行，有些媒体让子公司直接进人资本市场进行筹资和融资，广泛吸收社会资源。例如1994年2月，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它属于我国第一家媒介类的股份有限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媒介资本市场的开始。传媒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布局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现如今，知识经济的特征是传媒经济，而传媒行业又是一个知识密集的行业。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呈现多元化趋势，很大程度上是有传媒带动起来的，我国从传统农业转向工业再转向知识经济就是最好的证明。媒介的传播给现代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同时，传媒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其带来了巨大财富，对于传媒自身来说，也是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累积了强大的实力和雄厚的资金。另一方面，传媒经济也使我们的在经济方面的生活方式又了很多改变，例如，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当我们购物时忘记带现金，这时，微信支付、支付宝、刷卡等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今社会，传播媒介数量不断增加，传播信息量不断增大，各大媒介出台的品牌节目、栏目不断增多，看电视、听广播、上网、读报纸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相关。人们可以从各大媒体上了解各种各样的信息如IT行业信息、投资证券、房地产信息、婚恋交友以及二手车等丰富多彩的信息，综合这些信息运用到个人的工作生活中。媒体引导我们的消费潮流。例如网上购物、网上炒股等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极大方便。同时，由于传媒的导向作用，我们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有了很大改变，生活水平与满意度也有提高，这也为中国的消费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传媒经济的增长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传媒业在美国占信息产业的主力军，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排名也已是第四位，国内外也越来越重视传媒经济的发展。

四、总结

传媒经济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的传媒行业正处在一个整合、转变的重要时代。未来的传媒经济发展动向我们可以想象：1、新媒体正在不断的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同时，传媒经济自身也会进入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2、移动互联网将进一步改变传媒经济的发展态势，社交媒体仍然会是发展的焦点，传媒经济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将指日可待；3、传媒经济也将成为社会变革提供强大助力；4、传媒经济的良好发展将离不开新媒体平台信息的与互动，为各国政府、企业、机构带来传播与宣传的重要内容。要想提高我国的传媒竞争力，那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各大企业的竞争策略、资源的合理利用率、人才的优化利用以及大量技术支持等都影响着传媒经济的成长。为了实现文化的繁荣发展，我国传媒经济在未来五年内发展方向是我国传媒学子以及专家人士需认真对待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对我国传媒行业的发展方向和传媒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每一个从事相关传媒工作人士的前途。（作者单位：1，2.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3.上海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高德哈伯《注意力购买者》，《Hot Wired》，1997年

[2] 谭天《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载《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7期

[3] 赵曙光、史宇鹏《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4] 喻国明、张小争编著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华夏出版社，2005

[5] 支庭荣的《媒介管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传媒行业研究篇4

—、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对研究的基本问题的探寻可以有多种视角，如历史的视角，思辨整合的视角，分析的视角和经验的视角等等。针对传媒伦理学研究的现实状况，此处我们选择后两种来进行探索。首先，是分析的视角，即从传媒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性质以及研究任务出发，寻找问题的答案。其次，是经验的视角，即对当前已有的传媒伦理学研究所涉及的实际问题以及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归纳，在分析中找寻答案。

接下来，我们就综合两种视角，首要是对传媒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性质进行一番梳理和考察，然后对其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分析，两者对照、结合，以此来探寻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1.传媒伦理的“应用伦理学”属性和“实践伦理学”维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饱受战争之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行了经济复兴政策，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自然环境迅速恶化；人格尊严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高科技的负效应此起彼伏……这些问题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又亟待解决。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在既有的伦理道德理据中，人们无法找到现成的答案。生活实践迫使人们放弃书本教条，直面现实，找到一种新的伦理规范，建立社会新秩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用伦理学”应运而生。应用伦理学应用于社会不同领域，就产生了领域伦理学，如政治伦理学、商业伦理学等；应用于不同人群，就产生了人群伦理学，如妇女伦理学、老年伦理学等；应用于不同职业，就产生了职业伦理学，如教师伦理学以及我们所研究的传媒伦理学等等。我们看到，传媒伦理学是一种典型的职业伦理，而职业伦理学恰恰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传媒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的学科范畴。

“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有重要意义，为理论伦理学的发展打开新的天地，重新强化了伦理学的“实践维度”。虽然伦理学理论的诞生就是为了人类的道德实践，但是伦理学在后来的发展中有很长一段时期偏离了自己的初衷，以“元伦理学”为代表，“热衷于体系的构建,迷恋于思辨的推导”。?与理论伦理学不同，应用伦理学的核心就是“应用”，其生命力就在于以理论的方式关注、把握、指导生活实践。而传媒伦理学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学，恰恰在于着力解决传媒职业领域内的伦理失范和价值混乱问题，其“实践伦理学”的维度相当明显。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传媒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应用”，而应用的主旨是强调“实践”。传媒伦理学是沟通理论伦理学与传媒实践活动的桥梁，它把媒介行为置于理论伦理学所构建的人类价值体系的总体框架下，在传媒实践中对这些既有观念、?般价值原则和基本行为准则进行验证，辩驳和诘难，以媒介职业性质和传媒职业群体特征为依据，将这些总体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具化并细化，建构传媒领域的价值体系和媒介从业者的观念模式。也就是说，以分析的视角考察传媒伦理学及其应用的基本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大众传播领域内，媒介这-特定群体所追求的职业责任或至善目标及其实现的伦理手段和途径。

2.传媒伦理的研究现状：立足于媒介道德困境，探寻多样性的价值共识，形成合乎伦理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纵观传媒伦理学的相关研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我国，都立足于媒介的道徳困境。新闻失实、新闻炒作、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娱乐至死、漠视生命、侵犯隐私等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和媒介的急速扩张，大众传播领域内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伦理道德问题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呈现出来。事实上，传媒伦理学的研究者关注的绝不仅仅是这些判别起来相对简单的道德失范行为，还有与具体道德情境相关的职业伦理闲境。传媒伦理作为职业伦理学的分支其显着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它总是与具体的道德情景相关，它不仅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还要打上“职业”的标签。“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自由”、“新闻价值”、“新闻时效性”、“受众知情权”等等，所有这些专业词汇使媒介从业者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抉择变得十分复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江在《新闻职业伦理四大争议问题评析》一文中，对“当代四大新闻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救死扶伤与新闻本职的矛盾”，“公众知情权1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消息来源保护问题”以及“媒体自由与公正审判问题”。他认为：“新闻职业伦理就是新闻工作者和媒介机构在新闻职业道德体系中的诸个因素(道德诫命)发生冲突时的理性抉择原则。”?他认为新闻职业伦理非常复杂，因为新闻人“在报道一则新闻的过程中要与消息来源打交道、处理与同事的关系，最后还要面对公众，所以可能要同时做出几个互不相关的伦理抉择。”正如展江所言，在新闻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关于伦理的思考和抉择，这些思考和抉择又多偏向多元交错，致使从业者的道德信念被迫接受挑战而陷人伦理原则上的两难境地。传媒领域内的伦理抉择既要遵循普适性的“道德善”，又要体现特殊性的专业规范，那么我们必须打破思维方式的单一性和价值规范的垄断性，进而寻求一种多样性的“价值共识”，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具实践价值的标准，形成合乎伦理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根据以上有关传媒伦理学理论体系、学科性质、基本特征和研究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大众传媒领域中出现的职业群体价值、伦理诉求和道德标准与社会整体利益、伦理诉求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传媒这一特定群体对自由、自主、专业和自我完善等价值追求与社会整体“道德善”及“应当”为标准的伦理规范和理想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是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二、传媒职业伦理研究方法的整合

在我国，传媒伦理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综观众多学术成果可以发现，由于研究者们研究视野、研究维度和研究立足点的差异性与广泛性，传媒伦理的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态势。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正是因为研究方法的零散性与不确定性，导致了研究路径的混乱，进而影响了结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所以，当我们明确了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后，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研究方法进行整合，以明晰研究路径，深化研究结论。

1.反思、批判与建构的整合

对传媒现象及传媒人行为进行道德批判，是当前我国传媒伦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问题意识与注重问题研究诚然重要，但它并不是传媒伦理研究的初衷，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全盘否定，而是为了创新，创新意识与价值体系的建构才是伦理学研究的核心与关键。创新的过程就是改造的过程，它以反思和批判为前提和基础。改造的过程又是构建的过程，传媒伦理学研究就是要在不断创新、不断改造的过程中构建传媒理论价值体系。所以，反思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和建构的方法是传媒伦理研究的=种重要方法，=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事实上，这恰恰符合了传媒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传媒伦理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伦理学作为人生哲学，像本体哲学和认识哲学一样，其基本的研究方法首推思辨的方法。而思辨恰恰是反思、批判与建构的有机统一。

这种统一首先表现在反思与批判的相辅相成。所谓反思，就是换方向、换角度、换位置进行再审视、再认识、再思考。伦理研究中的反思不是欣赏性的，而是否定性的，其目的是要发现问题。因此，反思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批判的过程。而批判又是以怀疑为前提的，而怀疑通常又是在反思当中获得的。所以在传媒伦理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要对大众传媒行为、境遇与现象进行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又要对已有大众传媒伦理本身进行反思性批判。抽象的反思与具象的批判相结合，是提升大众传媒道德理念的必要手段，也是促进大众传媒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当然，无论反思还是批判，突破、改造与超越才是其最终目的。传媒伦理学研究致力于解答的仍是大众传媒领域中的价值问题，其最终指向仍是新的价值原则的确立和价值体系的建构。因此，只有坚持反思、批判与建构的并存，传媒伦理研究才能向纵深发展，为传媒实践中的根本性和总体性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2.演绎与归纳的整合

自伦理学产生以来，演绎的道德推理方法就被看成是最主要的解决道德问题的方法。但应用伦理学产生之后，演绎这种思维方法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些伦理学学者主张，应用伦理学研究应告别原则，专注于个别具体事例勹情境，在实践中归纳出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进而再将它上升为一种普适原则。也就是说归纳法在应用伦理研究中备受推崇。事实上，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演绎和归纳正是当前传媒伦理学研究领域中两种重要方法。演绎是从既有的普遍性原则或一般性事理出发，把这种事理或原则运用到各个具体的领域中去，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一种方法。归纳法则是从个别事例出发，对既有材料抽丝剥茧地分析，最后得以做出一个概括性的原则或结论。看起来，演绎与归纳是两种完全相反的研究路径，所以大多数传媒伦理研究都是只选其一。一种是以人类社会普适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为依据，对传媒现象和行为进行道德批判；一种是从大众传媒领域中出现的具体案例出发，归纳总结出能够解决传媒伦理实际问题的伦理原则和伦理依据。但事实证明，这两种方法都有失偏颇，单独使用一种方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演绎道德推理是逻辑学上的演绎推理在道德推理中的运用。它的前提是确立一个判断伦理善恶是非的原则或标准。一般来说，公平、正义、真实、诚信、尊重人道等等是社会所公认的伦理准则，它们共同构建起人类向善的根基。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把他们作为道德推理的依据去衡量媒介行为，会带来很多道德困惑和伦理矛盾。以新闻报道中的隐性采访为例，无论是以动机论还是效果论来评判，隐性采访为了维护公众利益，揭示社会丑恶，有助于清除社会腐败，它都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善的手段。但是记者在隐瞒身份、挖掘事实过程中所使用的欺骗和诱导等方法显然违背了诚信的伦理准则，是一种非道德行为。所以，道德演绎推理，必须考虑到“情境”这一要素，把理论伦理直接应用于复杂的媒介现实问题，难免犯功利主义错误，让研究陷人困境。同样地，如果我们抛开理论伦理，仅仅关注于具体情况中的问题，企图从对各种各样复杂问题的分析中归纳出结论，那么我们归纳的很可能只是一种经验、直觉或习惯，最终得到的根本就不是能够指导并解决所有传媒伦理问题的伦理学答案。

所以在传媒伦理研究中，我们应将演绎和归纳两种方法进行整合，实现理论与实际的双向互动，即考察分析传媒实践的道德困境、道德问题及它们的特性、规律的同时，思考伦理学的一般理论和道德原则的意义及其可应用性，并以它们为前提对道德事实进行推理和判断，建构大众传媒领域中具体的伦理学原则和道德规范。

传媒行业研究篇5

[关键词] 媒介融合；新闻传播；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712（2014）22-0046-03[ZW（N]

[作者简介]肖飞（1979―），男，江西赣州人，硕士，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新闻传播系讲师。

一如传统媒体行业在新媒体时代里进行转型那样，新闻传播教育在上述趋势下进行的改革也持续了多年。值得注意的是，当这样的改革持续到今天，新媒体本身为我们昭示了越来越明晰的“媒体融合”特征：在行业里，报纸媒体开始组建视频部门，广播电视媒体开始积极寻求与移动互联平台的合作；在传播本质上，“图文音画”等传播符号已经开始被整合在一条新闻内容当中。

当我们借助最为简洁的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对上述趋势进行分析的时候，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趋势中，关于“新闻”和“传播”的本质和内涵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一方面，新闻依旧是以“及时、显著、接近”这样的要素构成价值的传播内容；另一方面，它依旧要进入社会化的传播过程，依旧要重视受众反映、重视社会效应。真正发生了改变并仍旧处在改变之中的，其实是受众的媒介接触习惯、阅读习惯，以及与之契合和匹配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符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并不是根本性和革命性的，相反，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途径，必须顺应新媒体发展和新闻传播教育双重的内在属性。

一、应根据本身的学科现状，选择需要被保留的课程与教学内容

这是改革开始的第一步。需要被保留的通常包括传播学、新闻学、新闻采写等课程或与之相关的教学内容。上述内容实际上涉及构成传媒行业最为根本的元素，即传播媒介和传播符号。保留这些课程既要体现上述元素质的飞跃，又要对上述元素重新整合与构建。美国南加大新闻系曾经对“新闻写作”根据纸质、广电和网络媒体分别开设，形成了“纸质媒体新闻写作”“广电媒体新闻写作”和“网络媒体新闻写作”三门平行的课程。但在随后的教学实践中发现，这样的拆分并不成功，除了教学内容大量重复之外，有学者将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归结为：针对三种媒体分开进行的教学实践与融合新闻实质相违背[1]。

更多院校的教育者采用了更加贴合“媒介融合”本质的做法：在优势课程的基础上增加媒介融合的相关课程和内容。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采取四学期制和五学期制的轮流教学课程，将媒介融合的理念和应用技术渗透于相关课程当中；复旦新闻学院则采用独立教学的模式，增加“融合报道”和“融合采编技术”这两门课程[2]。

二、应根据传媒行业对专业人才的新需求，对现有课程体系进行增补

在专业上，不管是新闻学还是广播电视新闻学都相对集中地针对报纸以及广播电视这样单一的媒体进行人才培养。但就业界趋势而言，包括传统互联网在内，都在进行融合性质的跨媒体整合。于是，有了在本质上超越早期“手机报”的“报纸手机端”，有了手机电视和门户网站的手机端。这些趋势性的媒介形态，无不寄托了传统媒体突破困局实现拓展的希望。这时候，它们对于人才的需求更加倾向于能够驾驭多媒体平台和整合全媒体符号的媒介融合人才。

以这一需求为培养目标，新闻传播教育在优势课程体系上增加了新媒体教育的内容，这些内容一方面可以突破原有的新闻传播教育以单一媒体平台作为培养目标的专业体系设置，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专业教育的本质上做到了跨媒体平台和跨传播符号的“全媒体融合传播”。“媒介融合概论”“新媒体技术基础”“手机传播”“多媒体制作与编辑”等课程，开始作为传播学相关专业共同学习的课程。同时在已有的针对传统单一媒体进行专业培养的课程内加入了媒介融合的相关内容，比如有些院校开始将“网络新闻写作”“新闻网页设计与编辑”等课程加入“新闻写作”及“新闻编辑”等传统课程中。

三、建设新闻传播教育培养新模式

基于“融合”的命题开展新闻传播教育对于学界和业界都尚且处于探索阶段，在关于培养模式更大的范畴里，之前以各种办法将业界流程化或者规范化的操作范式引入教学体系的培养模式在今天难以为继。相反，当学界和业界都各自处于媒介融合的原点上的时候，双方更需要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新的方式进行合作打破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培养模式。

（一）“联合+委托”模式

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两个层面，这个模式都可以发挥作用。在人才培养上，一方面，由专业的师资队伍联合企业的高级专业人才整合具有较高教学、实践和研究水平的师资团队，联合对专业人才进行培养；另一方面，鉴于媒介融合人才本身的缺乏，企业或其他单位也可以将他们需要进行专业培养的相关人才，在一定的协议框架下，由高校利用其资源优势，组织类似于管理学中的EDP或者EMBA，对其进行培养。事实上，日本的一些大学和企业就建立了这种合作，并称其为“委托研究员制度”[3]，即是指企业的技术人员到高校接受指导，把握最新的研究动态，同时也能够让科研与切实的市场需求相结合。

此外，相对于企业来说，高校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数据调查和数据分析等需使用较多人力资源和要有较高专业要求的领域。因此企业在与高校进行联合科研之外，可以开展更为深入的委托科研，就像横向课题一样，在委托科研的框架下，企业或政府部门将某类型的科研项目委托给高校，并提供相关的研究经费。由此而产生的科研成果归双方共有，由科研成果而带来的经济效益根据协议进行分配。这相对于横向课题更具有持续性，是校企关联更为紧密的一种产学研合作模式。

（二）组建研究联盟

相对于企业或者政府机构来说，高校在研究领域的资源整合方面更具优势。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师资团队进行相关研究领域的跨专业甚至是跨院系、跨高校的学术资源整合，服务于相关行业的某一类需求。比如，整合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等学科的学术团队，进行针对移动互联媒介受众的阅读习惯、媒介接触习惯甚至是消费习惯进行分析，定期研究报告；或者接受企业或政府机构的相关委托，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受众研究。德国知名的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正是整合了众多领域的顶尖科学人才，具备了雄厚的研发科技积累和高水平的科研队伍。合作方通过研究所的多学科合作，可直接、迅速地得到为其“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和科研成果。除了创建学界的学术联盟之外，业界的资深人才资源同样可以聚合，形成业界联盟。“One Show”广告大赛相关方面就与国内很多高校的相关专业有过多年的合作。以上述广告大赛的业界资源为依托，实现业界联盟是可行的。

中肯地说，国内很多高校就现阶段而言，即便采用研究联盟的模式，也暂时难以达到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的规模和研究能力。但从现实出发，在需求极为旺盛的某些领域（舆论分析和受众研究等），只要高校能够依托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或业界带头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研究联盟是可行的。

（三）跨行业多元联合

就媒介融合专门人才培养整个过程而言，将学术队伍、研究资源和企业需求的整合主体放在高校身上，只能在某些领域发挥其作用，而且对高校的学术和研究号召力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事实上，在上述过程中，可以有更多的主体参与，令研究力量和行业需求更为顺畅地进行整合。韩国采用了一种可以借鉴的模式，即“政府―高校―企业”的多元联合模式：政府划出一定的区域并实施优惠政策，以大学作为基地、企业作为会员，集资建立中心。中心由大学和会员单位的研究实验楼组成，双方人员共享中心的实验设备。这种紧密的合作方式充分利用了各自的优势和资源，实现了效用的最大化。

上述模式的借鉴意义并不在于资金、设备等有形资源的整合，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具备相应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具有资源整合的需求。比如，不少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建设“移动城市”的设想，推动电信网、互联网和有线电视网的三网融合。在这个愿景下，企业、政府、民众其实都是受益的个体，问题在于：这种融合应该如何进行？在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应用与服务层面，有非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类似这样的课题里，我们可以联合政府相关机构，起一个平台的作用，以政府研究课题的形式，前端整合企业需求，后端整合研究力量。

参考文献：

[1]邓建国.管窥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J].新闻大学，2009（1）.

[2]邹军.新媒体时代新闻教育变革的逻辑与路径[J].当代传播，2011（6）.

传媒行业研究篇6

[关键词]媒体受众人种学研究方法

Abstract：EthnographyismoreandmorebeusedinmediaandaudienceresearchonmatterinWesternorEasternworld,andthetendencywasaccompaniedwithglobalizationanddifferentiationofaudiencegroups.Itisimportanttoawareoftheinteractionandinterlinkofanthropologyandmasscommunication，soweneedtomakesureethnographicapproachintheresearchofmediaandaudience,includingtheoriginal,opinion,difficultandavailableboundofthiskindofmethod.

Keywords：Media,Audience,Ethnography,Method

人种学(ethnography，或译作民族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传播学者的著述中，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我们渐渐发现传媒史、传媒事业、传媒效果等等的研究无法离开处于“生活流”中的人来谈，我们造就的，也在造就我们，因此研究“生活流”中人类的人类学不可避免地进入传播学者的视野；其二，在全球化渐渐逼近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发现民族性或本土与全球化的关系是相依相存的，在对大众传媒这个全球化机制或“机器”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研究民族性和本土的人类学，反之亦然，人类学家发现今天难以找到排除大众传媒的“田野”，文化与传媒（尤其是大众传媒）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人类学家也需要将大众传媒纳入其视域。用英国传播学者Machin的话来说，人类学的人种学（民族志）研究从巫术（magic）中走进媒体。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起点

人种学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一种将先前主要由传教士、冒险家等在非西方社会中进行对“他文化”（otherculture）的资料收集活动以及专业的人类学家在书斋里的理论建构和分析活动结合为一体的学术和职业实践。人种学要求人类学家进行“田野工作”（fieldwork），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他文化”的日常生活，因此这个过程最短也得有1－2年，而且要求调查者学会被访者的语言，和被访者打成一片，以求得和被访者一致的文化体验和直觉，正确地感受、认识“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细描、说明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他文化”。

1969年，大众传媒首次成为美国人类学界会议的重要议题，大多数与会人类学家认为，当下公众已经丧失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和理念，但自己却没有技能和渠道去推广、普及。因此人类学家有必要研究传媒，具体的研究策略为：（A）理论研究：研究传媒内容、技术、从业者和受众的结构、功能、过程和影响等；（B）应用研究：研究如何通过传媒直接传播人类学的知识和洞见，如何间接地在大众传播的实践中（包括新闻叙述中）融入人类学的理念，如在新闻传统的五个W中再加上一个W：Whole“整体观”。

这个人类学界的公关策略却引发了人类学与大众传播学两大学科之间频繁和复杂的接触。因为公关策略与学科引进无关，所以在人类学家在对传媒进行研究时，并没有严格引入人类学的学科规范，直接导致了今天传播学与人类学交叉地带的纷乱，学者们各自为政，根据自己的研究偏向定义了不同的学术研究名称：媒体人类学，媒体的人类学，大众传播人类学，传媒的人类学研究进路，文化与传媒的人类学……

根本冲突在于媒体人类学到底是一种应用人类学的工具，还是一种传播学与人类学交叉结合后产生的新的理论。工具论认为传媒是人类学家完成人种学的新工具（信息采集、记录工具；人种学表达和传播工具，如影视、视觉人类学），或是被研究者日常生活中类似陶器、石器一样的重要工具（电视等现代传播技术在某个社区的生命史、消费史研究）。新学科论则认为，当今的文化是被大众传媒在大众传媒中生产、传递、接受和重新定义的。因此大众传媒本身即使文化，当代的文化人类学因而只可能是媒体人类学。人类学家FayeGinsburg认为这就是经典人类学视大众传媒为禁忌的原因，接受媒体人类学就意味着弑父，创建一个新的秩序。

但不论是工具论还是新学科论具体的研究方法都离不开人种学。

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者开始运用人种学方法。1980莫利（Moley）对英国电视新闻栏目Nationwide受众的研究，被认为是最早成功在媒体受众研究中运用了人类学人种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之后，莫利开始阐述人种学方法在媒体受众研究中的运用（包括利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提出受众研究范式的变化：从文本、数据中的受众到日常生活中的受众，90年代前后与西尔弗斯通（RogerSilverstone）的合作让莫利从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证实者变成更为彻底的媒体受众人种学研究者，研究重心从受众如何解读媒体转向对媒体与受众文化关系：在自然的，或生活场景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研究，研究的范围从家庭电视到媒体消费的社会学，从技术层面到形而上层面，从客厅到全球。他们把人种学归结为大众传播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质化取向。

莫利是媒体与受众研究中积极运用人种学研究方法的代表，伴随着他们的实践，传播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媒体人类学（MediaAnthropology）或从人类学的视角或方法来研究大众传媒（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等）的理论研究风起云涌。在英国Hamburg等大学人类学系或传播学系下设置了媒体人类学专业培养从本科到博士层次的专业人才，甚至还有相关的博士后方向。

人种学从巫术中走进媒体，走的是一条从实践到理论的路。迄今为止，人种学的研究方法已在西方大众传媒研究中广泛使用：在对流行音乐、家庭电视收视行为、新闻制作、肥皂剧收视、电影明星崇拜现象以及网络使用的研究中，都有人种学研究的成功案例。

中国电视受众的人种学研究，几乎是空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介绍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比如王铭铭、潘忠党、刘强、蔡骐、常燕荣、胡明宇、郭建斌。但是很少有具体的研究案例：如郭建斌（《云南少数民族受众的媒介接触与知识、观念和行为的相关分析》，《独山电视》）、陆晔（《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等学者对少数民族受众或传媒从业者进行了一些人种学研究的尝试。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主张

人种学是揭示人们行动原因的有力工具，它的核心就是：让研究者按照被研究者自己的主张或逻辑去阐释为什么被研究者的生活对他们自己而言是有意义的。通过观察和倾听田野对象的日常生活，使研究者能认识、并理解田野对象如何按照自己的方式实施行动和思想的方法，

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用某种既存理论解释社会生活的方法，也不同于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一系列与主题相关的问题来回应我们已经对人们特殊行为原因做出的理论假设。人种学要通过“进入－出来”的参与和观察过程，考察田野对象自然而然地完成事务的那种方式，使我们能更近地观察这些使田野对象的生活有意义的规则，并帮助我们创造一幅社会生活是如何为田野对象组织起来的图画。

普通人简简单单的一天是件非常复杂的成果，它需要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试想象一下编制一个计算机程序，要求它不仅完成早餐，还要明白为什么向别人做的评论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工作和拥护一支足球队是重要的，或为什么我们觉得出门听到喜鹊声是幸运的……这些就是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关键词“本地文化/知识系统”，它并非一个显现的东西，而是深藏在本地生活中的结构关系网络。田野对象的行为主要是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决定的，通过该文化人们获得一套形成世界观、自我认知的工具体系。人种学方法正是能够解释地方生活中结构关系网络的方法。

媒体研究中的人种学方法要求在一个群体（包括其中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流”中展开媒体及其效果研究，媒体因为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而不断地“成为（being）”媒体，这个“成为”的过程本身正是媒体效果的一种呈现。

因为，媒体研究的人种学视角认为，在不论是作为意识形态机器，抑或是娱乐制造机的电视，都不是电视这种技术本身、或电视传播者造就的，而是在一个群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生成的。“造就者”与“被造就物”之间是相互不断造就的关系。因此必须呈现处于日常“生活流”中的人和媒体，在其中，不论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人，还是媒体，都是动态生成的、总体性的，而不是静止确定的，不是分割、碎片化的。

这种方法要求以诸如这样的问题进入传媒与受众的研究：

这个群体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消费这种媒体（作为奢侈品、日常消费品、显富物、嫁妆、祭品、家庭权杖……）？这个群体将这种媒体安排在世界结构（分类）中的什么位置？

这个群体如何对媒体内容进行分类，如何选择、解读媒体内容（节目、报道等）？这个分类的变化过程如何？

这个群体如何解读媒体中呈现的信息、生活？

这种媒体如何影响那个群体的日常生活作息安排、家庭结构、社群关系、话语方式、社区传统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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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涉及到生活中观众的研究――受众研究惯常使用的方法：问卷调查、实验室法、统计等量化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把受众从他们的“生活流”中抠出来，在研究者预先设计好的解释框架周围游走。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等质化研究方法也存在种种弊病，要么忽视传播技术和文化变迁所造成的整体性环境变化，要么让受众进入到宏观的意识形态争斗之中难以呈现自己，要么让受众进入文化强劲有力的“消化系统”变成文化的消化物。

而人种学的方法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以上提到的种种弊病，但可以较好地还原生活，还原在生活中的传媒和受众，让传媒和受众都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场景中，呈现他们当时当地的意义，呈现大语境（文化、历史、社会）和小语境（具体的受众、社区、传媒）之间的关系。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难度

人种学包括田野考察（以参与观察为代表）和人种学的撰写（以深描为代表）两大部分，近年来在对人种学的批评中，人们频频将矛头对准这两部分：田野考察中研究者“进入”被研究对象的可能性或“进入”的程度；人种学写作中研究者对被研究对象文化的主观描述，以及对其文化模式的主观建构，对研究结果真实性的影响。在这样的表述危机下，人们认为人类学（人种学）应该回归为一种“文化批评”，而不是一种对真实的反映。

传媒之所以与石器、陶器不同，是因为传媒不仅仅是一种物，更是种定期、不间断地撒播符号（意义）的实践，因而它比器具更难以“进入”和表述。长期浸淫在传媒中的研究者如何才能厘清田野中传媒与非传媒的边界？如何将熟悉或已经自然而然的媒体解读习惯“陌生化”，从而进入到被研究者的媒体解读范式或习性中去？报道人在消费媒体内容时又变成媒介世界（非他/她自己的文化世界）的“他者”，如何把握报道人身份的种种转变？如何以个体之身去体验大众传媒大范围内的同步撒播？如何保持对（作为物的，作为撒播工具的，作为节目的）传媒与群体生活关系的整体进入？与此同时，如何分辨日常生活中，哪是与媒体本身形而下物性的关系，哪是与媒体内容形而上的关系？当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成为一种文化批评时，该如何评价或解读某种群体中某种传媒的文化？哪是“我文化”，哪是“异文化”？

几乎有太多的难题表明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只能是一种文化阐释活动。作为一种质化研究方法，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有时候，人种学研究被视为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对话以及二者自我表达的媒介。作为一种“开放性结论”的包容度，为被研究者和研究者都提供了足够的表达和阐释空间。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运用范围

人种学主张的是地方视角，本土文化，其研究结果往往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性知识。我们无法要求人种学的研究结果走出这个地方，去追求它的普适性。本尼迪克特（Benedict）的《与刀》是关于日本的，放在中国就不行了，米德的（Mead）《萨摩亚人的青春》虽然是为了美国人的青春进行的研究，但其证明的正是青春的本土性。

因此，人种学进入大众传媒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全球性的传媒进行地方化，地方化是个相对的“边界”，对美国传媒而言，中国传媒就是地方化的；对中央电视台而言，成都电视台就是地方化的；对于汉族受众而言，彝族受众就是地方化的。

传媒研究的地方化或者说传媒的人种学研究，在今天有两个有力的支撑：一是现代人类学开始从封闭的原始社区走向开放的城市社区，在这个过程中，人种学的方法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卫星电视，有线电视等的发展，使得电视传播出现分众化现象，许多频道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因此，对具体的受众群和社区进行研究变得有了市场。

必须认识到，传媒与受众的人种学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广泛的工作，如果各地的人种学得以长期的坚持，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拼贴画”的方式把整个“现在进行时”的大众的传媒消费文化图（数据库）建立起来，就像“世界文化地图”一样，每一个地方有自己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地貌地形”，当看到这样的传媒消费文化世界地图，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进行传媒的比较研究，以保持本土传媒文化的自我反省，增强人们对全球化和本土化关系的掌控能力。

[参考文献]期刊均缺页数

[1]MihaiComan,MediaAnthropology:AnOverview.

[2](英)戴维·莫利著(史安斌主译)（DavidMoley）：《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3]DavidMorleyandRogerSilverstone文：《媒体阅听众传播和脉络：从民族志学观点看媒体观众》，摘自KlausB.JensenandNicholasW.Jankowski著（唐维敏译）：《大众传播研究方法――质化取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

[4]王铭铭文：《传媒时代与社会人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潘忠党文：《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上）》，《现代传播》，1996年4期。

[6]刘强文：《走向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学》，《淮阴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7]蔡骐、常燕荣文：《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8]胡明宇文：《受众解读与媒介文本—文化研究派对受众的研究》，《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

[9]郭建斌文：《民族志：一种值得提倡的研究方法》，《新闻大学》，2003年春季刊。

[10]DavidMachin,EthnographicResearchforMediaStudies.London:Arnold.Co-pubilished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byoxforduniversitypressinv,newyork.2002.page.1.

[11](美)马尔库塞（Marcus,G.E），费彻尔（Fischer,M.J）等著（王铭铭等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

传媒行业研究篇7

关键词:美国 传媒经济学 《传媒经济学刊》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学科归属不清、研究进路不明、传媒经济本质存在争议等问题,①在研究方法上同国外传媒经济学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其研究雏形可以追溯至1925年,当时,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杰米提出了“广播经济学”的概念,此后,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概念也相继被提出,并得到了日益深入的探讨。②1987年,《传媒经济学刊》在美国创刊,并发展至今,成为唯一被SCI收录的传媒经济学杂志,它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

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研究主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期提供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提供有益线索。

《传媒经济学刊》的研究主题

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共99篇,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传媒政策的制定和演进到传媒产品的定价、广告的具体投放等,都有所涉及。笔者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详细分类,确定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

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一般意义上,“多元化战略”是指一个企业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业中进行经营,而且向不同的行业市场提品和服务。1958年,安道夫(Ansoff)提出多元化战略,此后,多元化战略逐渐成为公司战略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其中,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动机、实施多元化战略时应考虑的因素、企业多元化的绩效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研究的扩大与深入,以及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多元化战略的问题进入了传媒经济学者的视野,并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所在。公司多元化战略包括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投资区域多元化和资本多元化。传媒公司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是选择一种,还是选择其中几种同时进行?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会导致传媒经济绩效的良好表现?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有学者研究了出版公司的多元化战略,通过选取澳大利亚、欧洲、北美的大型出版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大型出版公司实行多元化战略的内容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出版公司大都集中于它们的母国市场,更多地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而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出版公司同时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和地区多元化战略。③相关产品多元化战略及地区多元化战略会导致传媒集团良好的经济绩效,然而,过度的多元化尤其是不相关的过度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将会导致传媒集团经济绩效的下降。④

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不同,有学者认为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传媒产品在双重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产品本身的公共性等特点对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影响,因此,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与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本质上的不同。⑥

应该说,学者们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在样本的选取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样本的选取集中于大型的传媒公司、样本的收集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等。未来的研究对于样本的选择可以更加多元化。

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它具体可分为非股权模式和股权模式。非股权模式包括出口模式和契约模式,而股权模式则包括合资和独资两种模式,独资可以通过新建和并购进行。⑦进入模式的不同将会影响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后的经济绩效,因此,传媒公司在国际扩张时要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谨慎选择。

公司在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和全球战略因素。⑧有学者选择环境变量中的两个具体指标即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检验它们对传媒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该研究选取1981年~2001年美国广告公司在海外市场投资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对美国广告公司的进入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较大以及东道国风险较大时,美国广告公司会选择以合资方式而不是并购方式进入。⑨

并购模式与其他进入模式相比有哪些优势?已有的大量文献认为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协同效应的产生,这也是传媒公司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动因,但是并购是否必然导致上述种种优势的产生,有学者进行了检验,该学者选取1998年~1999年11家传媒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已有文献不一样的结论。⑩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了研究,如探索美国传媒的国际市场问题(Dupagne,1992)、跨国公司的发展问题(Gershon,1993)以及特定市场的进入问题(Holtz-Bacha,1997)。至今,这一问题仍然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版权是否应该进行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保护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会导致把一部分人排除使用之外,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主张不应该实行版权保护;也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是为了保护作者、音乐家和传媒产品生产者的权利,否则就没有办法让他们进行创作,因此,尽管会出现不必要的福利损失,但还是要进行版权保护。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保护变得日益艰难,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有研究者认为应将传媒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不同的传媒产品在受到非法使用时,其遭受到的经济损失是不同的,因此,该研究提出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传媒产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研究者提出应该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不应该只是版权所有者的权利,也应该保护使用者和渠道拥有者的权利,以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研究者在对盗版问题以及如何进行版权保护的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已有的研究来说可谓有所突破,其应用到现实的情况如何,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和审视。

市场结构与媒体表现。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将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公司所处的市场结构决定公司的行为和经营,因此,传媒经济学家十分关注传媒公司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行为表现。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媒体表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在集中的媒体市场中媒体有充足的资源去开发多元化节目。有学者则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在一个集中的市场中,媒体会争取获得最大数量的受众,因而会导致节目的同质化。

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却得出矛盾的结论。笔者认为,可以选取不同的传媒类型,严格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传媒表现的变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文化折扣”是指由于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传媒产品在进行跨国传播时因不被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折损,传媒经济学家对于文化如何影响媒介产品的欣赏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的焦点是在经济变量而非文化意义上。在解释美国传媒产品为何主导全球市场时,Hoskins和Mirus(1988)发明了“文化折扣”一词:“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具体到电影这一传媒产品,文化折扣和电影出口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不同类型的电影是否会遇见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结语

通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发现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视角多元化。传媒经济学研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对于同一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旨在检验、补充和发展已有的理论。

(二)研究范式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传媒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理论型研究和应用型研究,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于与传媒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

(三)研究方法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中,实证分析占多数。这5年里《传媒经济学刊》共刊文章99篇,其中,实证分析的文章有66篇,约占总体的66.7%。

(四)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研究问题如传媒产品的版权保护、文化折扣与电影出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传媒产品的定价及付费模式,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不紧扣现实进行研究,旨在提供解决方法和可能性建议,现实指向性强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选取《传媒经济学刊》一本期刊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未来可以选取更多的期刊进行研究,以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全面图景。

注 释:

①顾永波、殷晓蓉:《略论当前中国传媒经济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新闻界》,2008(5)。

②陈中原:《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简要回顾》,《新闻大学》,2005(1)。

③Hans van Kranenburg、John Hagedoorn、Jacqueline Pennings:《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2)

④Jaemin Jung、Sylvia M.Chan-Olmsted:《Impact of Media Conglomerate’Dual Diversification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5(3)

⑤Chan-Olmsted,S.M.、Chang,B.H.:《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s:Examining it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3(2)

⑥Michael Stephan:《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s:A Comment》,《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5(3)

⑦Pan YG、Tse DK:《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Market Entry mod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2000(2)

⑧W.Chan Kim、Peter Hwang:《Global Strategy and Multinationals’Entry Mode Choi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1992(1)

⑨Jaemin Jung:《Acquisition or Joint Ventures:Foreign Market Entry Strategy of U.S Advertising Agencie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1)

⑩Stephanie Peltier:《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Media Industries;Were Failure Really Unforeseeable?》,《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4)

洪浚浩、杭敏:《传媒经济学》,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吉莉安•道尔:《理解传媒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Robert G. Picard:《A Note on Economic Losses Due to Theft,Infringement,and Piracy of Protected Work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3)

Benjamin J.Bates:《Commentary:Value and Digital Rights Magagement-A Social Economics Approach》,《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8(3)

Shu-Chu Sarrina Li:《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Media Performance of Taiwan’s Cable Television Industry》,《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4)

Francis L.F.Lee王建陵:《文化折扣与跨文化预测:以美国电影在香港的票房绩效为例》,《文化艺术研究》,2008(1)。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传媒行业研究篇8

关键词：媒介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可持续发展路径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12年度研究课题《基于媒介融合的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研究》

当前，我国广播电视已经进入从模拟系统向数字系统升级换代的重要阶段。中央明确指出2013年至2015年，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基本建立适应“三网融合”的体制机制。伴随着我国“三网融合”的快速推进，我国跨媒体人才培养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在这其中也逐步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制约着我国媒介融合的推进。

一、当前我国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思路上存在误区，一些概念及政策边界亟待廓清。一些人将媒介融合简单定义为传媒从业者跨媒体技能的培养，将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简单定义为广播电视媒体从业技能、网络媒体从业技能和书面媒体从业技能培养的简单结合，而忽视了媒介融合是多种媒体之间的聚化裂变反映，它催生了新的媒介理念、媒介形态、媒介内容、媒介运行机制等，带来的是媒介发展的革命性变革。它对传媒人才培养带来的是从理念、机制到内容的系统化创新，绝非是技术层面的简单叠加。还有一些人简单地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一个实践命题，单纯注重应用层面的技术融合、运行机制融合、所有权融合等的路径考察，对媒介融合的理论研究进路缺乏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导致媒介融合在实际推进中后劲不足。

二是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等工作亟待加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理论储备需要进一步夯实。面对媒介融合快速推进的态势，我国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的预研及理论储备工作明显滞后。当前只有个别高校对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规格、培养方式、培养路径等在学理层面进行了关注与研究，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尚未形成有效对接，具有通用性、被相关高校所普遍认知与接受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框架体系仍处于初步建设阶段，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不同层次高校分层化、多类型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尚未进入大多数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视野。媒介融合相关要素在新时期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的话语通道亟待疏通、话语内容亟待补位、话语效果亟待进一步彰显。

三是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现状不能适应媒介融合的形势发展需要。当前我国传媒单位中跨媒体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职后培训、传媒从业者自我兴趣迁移等方式来实现。媒介融合尚未作为一个专业开展普及性、系统化的人才培养实践。在一些开展媒介融合试点的高校，也大都局限在相关课程内容的设置中，增加媒介融合背景、现状及趋势等的相关介绍，或者开设一些媒介融合关联题材的选修课等；设置若干研究课题，开展国际媒介融合最新发展动态及国内媒介融合现状、趋势等的追踪研究，提供媒介融合发展策略与路径的理论研究等。或者以教学改革试点方案等形式，在部分学生群体中开展跨媒体技能培养的尝试等。媒介融合专业的师资储备、培养培训力度亟待加强，相关教材建设等急需填补空白。从总体上说，媒介融合尚未作为传媒人才培养的重要创新因素、产业发展的革命性技术创新因素发挥其对新时期传媒人才培养的创新引领及变革驱动作用，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辐射面、推广力度及现实绩效等都“乏善可陈”。

二、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误区形成的内在成因

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误区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传媒教育与传媒产业发展之间缺乏有效的联动，媒介融合对传媒教育创新的引领力、整合力、渗透力、发展力不足，产学研合作机制需要进一步梳理与完善。办学与市场发展相脱节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较为明显的弊病。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校忽视办学实际及办学规律，简单迎合市场表面的发展态势，导致办学在战略方向层面出现误差；二是高校漠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与规律，在办学中墨守成规，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作为应用性专业，虽然从总体上说我国传媒院校与行业保持了密切联系，但是两者之间一体化、协作型发展格局仍然没有形成。主要表现在校企之间的合作仍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培训、学生实习等方面，尚未进入到传媒发展战略设计、管理架构与运行机制创新、传媒形态与传媒门类变革等核心业务层面，高校对传媒企业深层发展、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拉动作用有限，这也直接制约了传媒院校深度追踪行业发展动态，把握行业发展规律，适度超前引领、预判行业发展走向的能力，使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与媒介融合的发展实际相脱节。即使我国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体制环境相对健全，传媒院校与传媒企业之间政产学研合作机制较为完善，合作成效相对明显的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地区，传媒变革的最新趋势投射到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上仍然有较为明显的滞后性，其传导机制过于复杂，反应机制的敏锐性有待提升。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当前传媒市场竞争呈现白热化的态势下，传媒企业过度重视短期市场份额的博弈，热衷于挖人才、抢时段、买创意获取竞争优势，在人才梯队建设、长线技术储备等发展命题上关注不足，严重忽略了传媒院校办学对其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支撑力，进而造成传媒院校与传媒企业之间合作动力的流失，对传媒院校贴近行业一线办学带来了严重的制约。同时在产学研合作机制建设中，过分重视传媒企业主体与传媒院校之间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政府调控、引领职能相对不足，在合作某一方出现问题时较易影响到整体的合作格局。传媒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办学机制的内在调适与优化能力不强，对于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紧迫感、使命感的认识有所欠缺，对于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系统规划性不足，在遭遇政策壁垒与行业藩篱时，破解体制障碍的勇气与办法不多，其重要原因在于当前的高校办学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分解了市场竞争对高校人才培养创新的压力，即市场对人才培养规格、质量的反响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直接转化为高校办学资源获取的压力。所以解决好校企合作的深层次问题，促进传媒人才培养创新与媒介融合发展现状的紧密结合，提升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质量与水平不仅需要从战术上进行规划与布局，更需要解决战略层面的制度障碍及动力机制建构问题。

三、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视角

提升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质量，满足传媒事业快速发展的需求，最关键的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建立与完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制度体系。制度体系建设分为战术与战略两个层面。战术层面主要解决基于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实施策略、实施路径的保障体系建设，战略层面重在解决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深层动力机制建构及体制障碍破解的问题，建立起促进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的框架。

在战术层面的制度体系建构中，当前需要做好四个层面的工作。一是疏通媒介融合进入传媒人才培养视野的话语通道，在顶层设计层面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提供伸展空间。通过将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纳入党委、政府文化及教育决策的视野，为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提供政策支持与文化土壤。地方政府在区域传媒及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制定时，要充分考虑到人才队伍建设对传媒及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人才队伍建设目标及保障措施等，尤其要关注好、回应好新形势下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问题，阐明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意义、培养目标、培养路径及保障机制等。同时，各级政府在制定区域教育发展规划时，充分考虑到产业转型升级、新技术发展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在制度设计层面构建产学研贯通、面向市场、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前沿，有效推进办学创新、提升办学质量的理念与机制。各高校尤其是传媒院校在制定学校“十二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时，要充分注重将最新的媒介及文化产业发展动态纳入办学视野，作为办学的重要权变因素加以考量，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工作的推进提供制度空间。二是要厘清形势与要求，摸清规律，科学设计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要科学分析媒介融合的走向，对未来媒介融合人才的需求数量、规格层次等形成全面科学的判断，作为编制人才培养规划、确定招生数量，分专业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依据。在传媒人才培养方案编制中，完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定位、培养方式等系统化指标体系，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提供清晰的路线图。在这个过程中，要注重“新”与“旧”的结合，要注重对传统传媒人才的培养方式、培养手段进行全面的总结与梳理，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机制、新模式。要注重“快”与“慢”的结合，媒介融合人才培养不能一味求快，盲目追求“新奇特”的形式美感，要尊重培养规律，踏准产业创新的步骤，注重实效，注重衔接，分层次、分阶段地有序推进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要注重“普”与“特”的紧密结合，在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要尊重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一般规律，把握其通行模式与常态机制，同时又要充分结合学校自身的办学实际与办学特色，提炼有特色的办学内容、办学环节等，进一步提升传媒人才培养的效果，凸显传媒人才培养的特色品牌。三是要完善媒介融合人才的保障机制。完善师资队伍保障机制，积极创造条件，与国外有相关研究基础高校联合培养媒介融合专业博士生，在国内积极尝试开展媒介融合专业的硕博士教育，从国外选聘部分媒介融合的相关研究者与从业者，来国内开设讲座等，全方位涵养师资。推进业界与高校师资互通计划。高校具有传媒教育背景的师资去跨媒体业务经营较好的企业开展定期实践，积累业界工作经验，吸引、引进一批具有媒介融合工作经验的业绩精英，在经过一定时期的知名院校培训后，充实到传媒院校一线教学队伍，开展媒介融合的相关教学工作。政府和高校要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提供优惠政策，确保能“引得进、留得下、用得好”。

在战略层面的制度建构中，要着眼于解决传媒企业和传媒院校合作的内生动力问题。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通过强有力的手段解决传媒企业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推崇“新奇特”的短期收视率竞争等，通过制度手段坚决规避媒介低俗，引导传媒企业营建绿色收视率，更关注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支撑。传媒企业要通过编制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企业发展定位、频道特色、人才梯队建设要求、设备投入规模及技术储备等，明确新形势下校企合作的创新路径等，比如联合开展创新节目形态研究、定向培养高端人才等。政府可以牵头组织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产学研合作平台，明确运行机制与原则，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政府在对高校的考核中，不仅要注重其办学规模等指标，更要注重考核其实际发展绩效，考核其增量中的内容构成及效益等。比如产学研合作收入是以重大行业创新成果的转化作为驱动还是以初级员工的培训收入所得；学生就业率背后所呈现的就业质量等。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将发展绩效与高校发展资源的供给与分配相衔接，真正激发学校发展的动能，促进高校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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