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行业研究范文
时间：2023-12-04 17:27:07
传媒行业研究篇1
两个月后，又是在上海，我有幸与会议的三位顾问之一、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创始人罗伯特・G・皮卡特展开了一场对话，再次倾听了西方传媒学者对学术会议、传媒经济研究、中国传媒产业发展及目前国内传媒热点问题的睿智之语。
关于第七届世
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
记者：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已经召开六届，前五届都是在欧洲召开，第六届移师北美洲。为什么会把2006年的会议主办地选在中国北京？世界传媒学术会议选择主办地的依据和原则是什么？
皮卡特：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选择在何地举办的依据是：举办国的传媒产业是否呈上升趋势，举办国的传媒经济发展有没有参会者感兴趣的问题，举办国是否有一批从事传媒经济研究的学者，举办国的学者都在关注什么研究什么。
申请的程序是由各国提交申请报告，参加会议的专家共同投票，最后由五人组成的世界传媒经济会议行动委员会根据各国的申请报告和专家投票做出最终决定。
当时申办2006年第七届会议的国家有荷兰、希腊等国，仍然是欧洲国家。会议行动委员会对各国提交的申请报告进行了严格的审议，中国对举办第七届会议准备最为充分，有来自4所大学、一家报刊社等多家机构组成的高层次申办团，有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中国学者在4、5年前就开始参加大会，和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国代表团提交的申请报告内容充实，陈述充分，学者的申请热情非常高。总体说来，是中国传媒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申办团的团结、坚定、执着打动了大家，获得了申办的成功。
记者：现在距离明年5月的北京会议还有一年时间。据了解，大会组委会已经成立并正在推进各项工作。作为这项会议的创始人和北京会议的学术顾问，你对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组织工作有何具体建议？
皮卡特：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的传统是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会议，让各种声音汇聚交流，同时参会者是各国、各地区研究传媒经济的精英。2006年的第7届会议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第一次在亚洲召开，第一次在中国召开，因此我们希望中国的主办者能秉承这一传统，坚持参会人员多样化的原则，向世界发出邀请，让北京会议成为世界传媒经济研究的思想库和辩论场。
中国传媒经济的
研究和世界传媒经济的研究
记者：据了解，你这是第三次到中国了，每次来都是参与中国传媒学术界的活动，和中国的研究传媒经济的学者有了广泛的接触，对中国的传媒研究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你对当前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现状如何评价？
皮卡特：中国传媒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传媒经济研究很活跃，研究传媒经济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涌现了一批专业的研究人员，研究的总体水平较之三、五年前有了很大提高。当然，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性不够，对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不够深入；二是从目前的学术著述看，现状描述性研究较多，问题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哲学思辨不够。这是中国学者在今后研究中要警惕的问题之一。
记者：针对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存在的问题，你对中国传媒学者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皮卡特：中国的传媒有中国的特殊性，因此中国传媒经济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特殊性。从这个角度说，我没有资格告诉中国学者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刚起步，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问题，还是有赖于中国学者去探索、去发现、去研究、去解决。作为一个研究传媒经济多年的学者，我的建议是：加强传媒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从现状研究向学理研究发展，建构中国的传媒经济理论框架，并融合到世界传媒经济研究范畴之中。相信不用多长时间，中国学者会有一批国际性的学术成果展现出来。
记者：正如你所说，中国的传媒经济研究才刚起步，一方面要解决自身研究中的问题，一方面还应该具有国际视野，了解世界各国的传媒经济的研究状况。你能否向中国的学者介绍些世界各国研究传媒经济的现状呢？
皮卡特：世界传媒经济研究在两个层次上展开。一是传媒经济现象及其基本规律的探索，诸如广播电视波段拍卖对节目价格的影响，由此诞生的交易成本理论对整个经济学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传媒市场结构的研究、媒体兼并现象及其可替代性研究，作为许多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政府管理媒体的重要参考，传媒市场为双元市场的概念基本上确立。还有媒体的合并现象及其机制的研究、媒体竞争现象及其机制的研究，提出了伞状模型等。在这个方面，既有大量的实证经济学研究，也有不少的规范经济学研究，后者更偏向于政治经济学方向。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既有基本规律的探索，也不可缺少基本价值判断性的研究。二是各个传媒领域特殊现象及其规律的探索，诸如报纸的发行量问题、广播电视的收听收视率的问题、网络的点击率问题与它们的经营管理等。
从研究方法上看，国际上流行的或主流的学者多从事实证研究，并多采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定量研究，通过数学模型进行预测。典型个案研究，也是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进行定性研究，诸如法律政策的变迁、国际比较等方面的研究。
关于中国传媒产业
记者：你来中国除了和传媒学术界交流外，一定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也有所了解。你看到的中国传媒产业是个怎么样的发展状况？
皮卡特：我对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有三点印象：一是发展很快，市场空间很大。但由此带来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面对快速发展的传媒环境，如何解决影响传媒业盈利的技术、设备、人员等障碍性因素。因此，要提高本国媒体内容的质量，一些投资应该放在生产媒体产品的设备上，必须对从业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和专业教育，以满足社会大众对大众传媒内容丰富化的要求。
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在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明显比西部地区快，因此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传媒业也呈现这种态势，而且东西部差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尤其是技术、设备投入不足，影响了西部地区整体水平的提高。这也是中国传媒业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是中国媒体的资本运营有待发展。中国传媒业的快速发展正在吸引着世界的资本目光，很多大的国际传媒集团开始关注中国传媒市场，投资传媒领域。但是，制度、政策方面还是一定的障碍，中国自己的传媒集团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有市场需求，需要和国际传媒集团对接，可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接口。中国传媒资本市场的发展征程漫漫，任重道远。
记者：刚才说到传媒经济研究刚起步，很大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传媒产业刚起步。或许你能给我们点建设性意见，分析发展中的中国传媒业和发达国家的传媒产业差别在哪儿，这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方位。
皮卡特：中国传媒业和国外传媒业最大的差别在所有权结构。我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传媒业一直是国家所有或政府所有，产权没有进入市场。加入WTO 后，中国的广告市场和出版分销等在一点点地开放，一步步地走向市场，但产权关系还是带有政府色彩。这是中国传媒产业的一个特点，也似乎是现在你们谈论的一个热点。如何看待传媒业的产权问题，我想应该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研究。在中欧，传媒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国很相似，也是在一步步放开市场，哪些放开，哪些保留，各国的情况也不一样。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报业出版业几乎都为私营，而在欧洲，电视、广播业都是公共产业，为政府资产，欧洲国家的电视广播运作得很成功，这方面中国也许可以借鉴。
几个热点问题
记者：接下来，我想就中国传媒业目前的几个热点问题向你请教。一个热点话题是关于3G牌照的发放问题。我们知道欧洲的3G之路早已启动，能否向我们介绍发展现状？
皮卡特：欧洲的3G市场大约在4年前启动，2年前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3G的出现受到了用户的普遍欢迎，因为给用户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和应用。欧洲各国3G牌照的发放方式各异，有的是政府指定，有的是进行拍卖。
虽然3G在欧洲已经正式运营，但无论政府还是运营商都面临很大的压力。在运营商方面，旧的系统已经运营了30多年，更新系统需要3-5年，关键是谁也不知道新投入的系统设备能用多长时间。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设备更新换代频繁，运营商担心巨大的投入能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这也造成了运营商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很积极，投资有限，而且现有的设备已经基本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了，运营商开发运用新技术的动力不足。在政府方面，3G的出现产生了很多问题，如何制定适合3G市场发展的政策是个考验。
记者：第二个热点问题是关于传媒集团的。中国的传媒正在走集团化、规模化和集约化道路。有些学者担心，大型传媒集团、“一城一报”出现会产生新闻垄断，违背新闻自由的精神。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城一报”很早就有了，他们是如何看待这种问题、处理这种矛盾的？
皮卡特：媒体集团化和新闻自由确实在一定程度有矛盾。媒体集团化是发展的趋势，是增强实力、实现规模效益的必然之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违背新闻自由的精神。解决的办法主要在政府的制度、法律规范和行业监督。政府可以制定政策，规定在一定的区域保持两三家媒体集团，形成竞争态势；还可以要求一个地区除了本土化集团外，能够让外国公司进入；通过扶持中小媒体，发展社区媒体，以期增加市场的多样化，比如授权社区、学校建立社会公益性媒体等。当出现垄断化趋势时，要通过法律、制度，比如反垄断法来有效地制止，保证新闻自由。
记者：中国的传媒集团现在处在转轨、转制的关键时刻。按照国家的要求，媒体集团无论是事业转企业，还是企业转股份制，都要做到编辑采访和商业经营两分离。但在现实中，这点做起来很难。这方面国外媒体有什么做法能够向我们介绍吗？
皮卡特：编采与经营分开，是媒体为保证舆论的公正、独立而采取的一种运作方式。但据我了解，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实行编采经营分开，有一些媒体这样做了，还有一些媒体没这样做，但是没有做并不表示放弃了新闻舆论的公正和独立。
我认为，分开与否要考虑到两个问题：一是媒体内容。媒体是分类型的，有纯新闻性的，有偏离新闻较远的，象汽车、娱乐、健康等，这类媒体和广告的关系更密切，因此可以将编采经营放在一起。二是受众因素。了解受众的态度来决定编采与经营是否分开。总之，应根据媒体的内容和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分开和怎样分开。
传媒行业研究篇2
[摘要]：
当今我国传媒经济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起步阶段。笔者针对周鸿铎教授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 认为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与进路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讨论一个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恰当的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研究指出：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应是传媒经济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而选择媒介产品作为研究起点是最佳的进路。
Abstract:The study in the discipline of media economics is full of controversies in mainland China nowadays. The author disagrees with the point of view about that “media economics doesn’t fall into economics” put by Prof. Zhou Hongduo. Because of discussing a subject is meaningful only if it is put into the proper discipline frame， the author thinks to resolve the debates on the paradigm and approach to media economics research as a prior agenda. In the paper， the author indicates that media industry economics and media management are the two major paradigms in media economics research， and to begin with the topic of media goods is the best approach to it.
Key words: media economy， normal forms， ways
近年来，“传媒经济”是新闻传播界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目前我国传媒经济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初级阶段。《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刊载了周鸿铎教授的文章《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这一犹如“白马非马”的说法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周鸿铎教授毕竟是我国研究传媒经济最早且著述最多的学者之一，他的观点或许不无道理。但是，如果说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那它应该属于什么学科领域呢？传播学？管理学？还是其他学科？该如何研究传媒经济？笔者认为这是目前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与取向
2006年5月15－19日，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该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在会上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作了一个介绍：“在中国，传媒经济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仅‘十五’科研规划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的新闻传播学18个重点课题中，就有7个直接或间接地属于传媒经济学方向。而在教育部发布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中，第4个方向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态势下的中国媒介经济’，其中所列举的重点课题有10个。”［1］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新闻院校和新闻媒体组建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一些新闻院校设立了传媒经济学专业，开设了专门的传媒经济学课程。不少新闻院校招收传媒经济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还专门设立了传媒经济学博士专业方向，招收博士生。
学界和业界都纷纷召开了各种各样学术研讨会，有的甚至还把它开到国外去。学界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据不完全统计，论文达到1000余篇，专著超过200部。进入新世纪，就有《广播电视经济学》（周鸿铎，2001年）、《报业经济学》（金碚， 2002年）、《传媒经济》（周鸿铎， 2003年）、《大众传媒经济学》（吴飞， 2003年）、《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赵曙光、史宇曙， 2003年）、《电视媒介经济学》(吴克宇， 2004年)……等等。但对于整个中国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著名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特（Robert G. Picard）教授认为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性不够，对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不够深入，哲学思辨不够；二是现状描述性研究较多，问题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2］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笔者认为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首先要解决其路向问题。所谓路向，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研究的进路与方向。我们先来看看研究的方向，即所选取的学科领域方向。当今，我国对传媒经济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种取向：
1、经济学取向
该取向以经济学为主导，即媒介经济学。在赵曙光、史宇鹏著的《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中写道：“媒介经济学旨在研究形形色色的媒介经营者，如何在各种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做出最优的选择，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3］经济学派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中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
2、管理学取向
管理学派把传媒经济列入管理学的范畴。如喻国明、张小争编著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邵培仁、陈兵的《媒介战略管理》都是在宏观战略层面上探讨传媒经济现象和传媒运作，更多是运用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和竞争战略理论对传媒进行案例分析。而支庭荣的《媒介管理》则从媒介经营管理这一实操层面来探讨。
3、传播学取向
它以传播学为主导。周鸿铎在《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一文中指出：“传媒经济”这一学科的本质是应用传播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只有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传媒现象，才能保证传媒经济的科学性，才能科学地回答或解决媒介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各类问题。［4］周教授干脆把传媒经济置于经济学大门之外，而把它列入传播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这种取向其来有自，但也是值得商榷的。
4、交叉取向
有不少学者主张一种多学科的交叉，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但这种交叉也没有很好地融合，“事实上，目前很多传媒经济研究者往往是同时应用新闻传播学、经济学再加上常识来论述传媒经济学。这给人感觉是，传媒经济学是个史无前例的大杂烩。”［5］
以上可谓众说纷纭、各说各的，难以展开对话与讨论，究其原因就是大家并不在同一学术话语体系里进行探讨。从学术规范来看，一个学科的研究路向包括两个方面：范式与进路。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理论。他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即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即“两个典范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来理性地比较其高下” ［6］。这里的典范即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是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价值取向、方法与工具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传媒经济研究只有在同一范式里才能展开，才可能形成实质性的对话与传承，才能对科学探索有较大的意义。
二、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
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筹备委员会执行主任兼秘书长陈中原把世界传媒经济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为传媒经济学各个部门独立发展的阶段，广播经济学、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先后出现；这一阶段基本上为经济学界主导，研究视角多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因此不少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尤其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Ronald H. Coase）对于广播电视波段分配制度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于价格机制的认识。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传媒经济学走向综合的时期。这一阶段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传媒经济现象，二是新闻学界主导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第三阶段，陈中原如此描述这个时期：“传媒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网络帮助媒体冲破了时空的限制，传统意义的区域市场不复存在，所有媒体基本上都能面向同一个市场——全球市场，而且都能提供多种媒体产品服务。在传媒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媒经济学即将爆发理论革命。”［7］
从世界传媒经济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来看，可以归纳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逐步为新闻学界主导，因为它是直接为新闻传媒业服务的，同时新闻传媒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令经济学家望而却步；二是坚持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撑，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在经济学的范式内展开。
对此，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作出更系统的归纳：“综观西方传媒经济学的发展，其主要研究范例有三种：理论型范例，应用型范例和批评型范例。理论型和应用型范例在研究中常常相互胞生，但批评型范例却往往与其他两个独立开来。这些范例基于不同的学术基础，关注着不同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重心。”［8］
以范式为主导，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将传媒经济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这个区分总体上来看还是比较科学的，但还比较粗略。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传媒经济与传媒经济学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更宽泛一些，它界定的是研究范畴；后者更严谨一些，它界定的是学科范畴，或者说它界定了传媒经济学的学科研究范式。那么如何界定呢？下面我们将这三个领域再作进一步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把传媒经济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
1、传媒产业经济学
它以经济学为主导，以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传媒产业经济学可以借助一般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也有其特有的规律，因为提供信息产品的传媒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所没有的特殊性。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整个传媒业及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总体经济。
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提出，“传统经济学是无法对传媒经济进行准确描述和深入研究的。”［9］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对传媒经济却不适用，如对信息产品的消费是不符合这一规律的，它是可以反复使用并且边际效用往往是递增的。况且，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传媒经济系统，而传媒经济系统的构成是由以传播过程为载体相伴发生的一些经济过程或者经济增值活动。所以我们只能运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它。系统论中的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都可以在传媒经济研究中大展拳脚。它还可细分为报业经济学、电视经济学、广播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多个分支学科。目前，这些学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2、传媒管理经济学
它以管理学为主导，以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研究对象为媒介实体以及消费者。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传媒管理经济学是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经济学基础，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经营管理中。由于经济管理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许多人误以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大同小异。事实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区别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它们对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行为主体的关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统一性较强；管理学的权变性、艺术性、多样性较强。认识两者的区别有助于两门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两门学科的交叉或边缘学科的研究。
现在我国许多新闻院校都开设这门课程，但名称五花八门，有些叫媒介经营，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经营管理，笔者认为叫媒介经营管理较合适，而且这门课在新闻学本科开设较为适宜，传媒产业经济学则应设为研究生课程。媒介经营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的翻版，在西方，传媒就是企业，可以直接移植企业管理这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当然，在我国则不一样，“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中国传媒必然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3、传播政治经济学
它以传播学为主导，融合新闻传播、文化批判、政治经济等多学科理论，研究对象为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等。这一学科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经济学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对前面两个学科理论的批判与修正。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传媒经济中的“传媒”两字包括三层含义：作为“产品”的“传媒”、作为“企业”的“传媒”和作为“产业”的“传媒”。而“产品”、“企业”和“产业”都是经济问题，因此，传媒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把“传媒”作为“产品”、“企业”和“产业”，新闻传播学解决的是传媒的意识形态问题，而经济学解决的是传媒的经济问题，两者分工明确，泾渭分明。因此，传媒经济学就不是一门交叉科学。说传媒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实际上是混淆了“传媒”和“传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经济属性的“传媒”理解成“传播”，从而把“传媒经济学”当成了“传播经济学”。
综上所述，以经济学为主导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畴实际上仅限于传媒产业经济学和传媒管理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它不能算是传媒经济学，它只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校正器”。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周鸿铎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他理解的传媒经济实际上是以传播学为主导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尽管周鸿铎是我国较早提出传媒经济的学者，但我们认为：无论是谁创立了所谓的传媒经济学科，无论一个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都不影响别人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传媒经济现象。至此，我们可以把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的划分作了进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限定在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这两个学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分支学科 传媒产业经济学 媒介经营管理 传播政治经济学 主导学科 经济学 管理学 传播学 辅助学科 传播学 传播学 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 基本理论 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 企业管理和微观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 研究对象 传媒业、产业制度、政府政策 媒介实体与消费者 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 主要议题 媒介生产、经营什么信息产品？如何生产、经营信息产品？ 谁来做决策？依据什么决策？ 媒介为谁生产信息产品？社会需要什么信息产品？
笔者的划分是：传媒经济研究范畴涵盖传媒产业经济学、媒介经营管理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而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只限于前两个学科。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
或许有不少人会问，在经济学范式里你能解决所有的传媒经济问题吗？确实在现实中往往没有纯粹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尤其在当今的中国传媒业，有太多的非经济因素。潘力剑认为在传媒经济学里“研究对象是传媒产业的经济现象；研究方法就是经济学的方法；而研究目的则是对传媒业作出经济解释。”［10］我们把传媒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纯经济性质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生产的成本核算；第二类是与经济关联度较大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经营的价格问题；第三类是非经济性质的问题，或者说与经济关联度较低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的外部性。传媒经济学主要研究前两类问题。在此，我们必须消除一个误区：对于传媒经济的发展，传媒经济学研究并不能包打天下。运用传媒学经济的范式并不能研究所有复杂的传媒经济问题，它只能研究那些能够剥离出来的或者能够抽象出来的经济问题。
三、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
在明确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之后，我们还必须选择研究的进路。那么，该如何选择有力推进传媒经济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最佳进路呢？
目前，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门，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1）致力传媒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如吴克宇的《电视媒介经济学》，金碚的《报业经济学》等，以周鸿铎编著的传媒经济系列、媒介经营与管理系列丛书(共20部)最为庞大。这些系统性的研究尽管还稍显粗糙，但其开拓性是值得称道的。
（2）将新经济理论如注意力经济、竞争力经济引入传媒经济研究中，提出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概念，如喻国明的《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这些研究往往从国外经典案例出发，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
（3）通过对传媒产业的数字化定量描述，试图作出对传媒产业走势的判断。近年来数百种传媒市场实证调查研究报告问世。以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清华大学崔保国、中央电视台张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为我国传媒产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4）对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热点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如“报业拐点”、“超女现象”等。
（5）对跨国传媒与国外传媒经济的介绍和研究。主要是对国外传媒经济个案研究和国外传媒经济学专著的翻译。
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仍处于“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不同学术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纷纷转到这个新兴领域里来，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的经济学训练明显不足，因此也不难理解如皮卡特所说的理论性不足。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除了研究的范式外，我们还要解决研究的路径，即进路问题。
赵曙光、史宇鹏在其所著《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里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进路。他们首先讨论了四个基本问题：一是媒介生产、传播什么信息产品？生产、传播多少信息产品？二是媒介如何生产、传播信息产品？三是媒介为谁生产、传播信息？四、谁做决策？依据什么决策？首先选取媒介产品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媒介产品，并由此把握它在生产与流通中的规律。遗憾的是该书对什么是媒介产品却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而且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传播的应该是信息，不是信息产品。正如郭庆光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说：“部分阐述没有体现出媒介产业的特殊性所在，学科交叉部分的融合还没有达到有机统一、水乳交融的程度。”［11］
目前，我国对媒介产品是商品，媒介业是产业，媒介是企业已逐渐形成共识，但对于新闻商品属性认识还不尽一致。新闻无疑是最重要的媒介产品，它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既是信息产品，又是服务产品。但它是商品吗？如果不是，那么又如何经营它呢？周鸿铎对此进行这样的推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新闻不是商品，这是由无产阶级新闻性质决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任何一种新闻的使用价值都是为了满足‘生产’这种新闻的阶级的自身需要，并不是为了他人。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理论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都是为别人而生产的，自己希望得到的只是商品的价值。这就是说，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劳动产品不是商品。”［12］由此，他推断新闻节目是不可以直接盈利的，它只能是其他节目经营的基础、前提和保证，只能间接地经营。按照这一论断又如何解释央视新闻“神六直播”狂赚5个多亿的广告呢？又如何解释我国购买BBC、CNN的电视新闻节目呢？
讨论同一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同一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周鸿铎把作为传播行为的新闻报道和作为信息产品的新闻节目混为一谈，实质上是在新闻学和经济学两个范式内推理同一样东西。过去，我们一说到新闻是商品，马上就会想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通过广告置换和媒介之间的购买是实现新闻商品价值十分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新闻作为产品，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它有两重属性：一是政治属性（或意识形态属性），二是商业属性。如中央电视台购买BBC的电视新闻（信息产品），可以用其画面（包括部分声音）这一信息载体作为新闻素材，体现它的商品属性；然后用我们的观点重新撰稿配音，体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传媒经济研究主要讨论它的商品属性及运行规律，当然也要考虑其他属性对它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旗帜鲜明地说新闻就是商品，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特殊性就是新闻这一媒介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不会掩盖它的商品属性，但可以影响它的商业运行。
作为信息产品的媒介产品还与其他传统产业的产品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新技术对媒介产品的影响就日益显著。说到新媒介产品，它与许多新经济学概念是紧密相连的：信息经济、网络经济、虚拟经济、知识经济等。再比如手机电视，早在10年前已经完成了它的技术准备，却迟迟未能投入大规模的商业运营。为什么呢？根本问题就在于我们对这一新媒介产品的经济属性及其市场运行规律认识还不够，手机电视能给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产品？用户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产品呢？不研究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是不能很好的找到它的运行规律和盈利模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舍本求末的进路会使传媒经济研究显得急功近利，华而不实，不能真正解决传媒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也不利于传媒经济的学科建构。
马克思在他举世闻名的《资本论》里，从剖析商品入手，进而研究其价值、剩余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在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内，通过对媒介产品属性与功能的学理性分析，进而对产品投资、研发、生产、流通及衍生产品开发等整个产品价值链的考察，可以带动我们对传媒资本、传媒产业、传媒市场、媒介管理、传媒制度及新媒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最终形成传媒经济学的整个学科体系。这就是传媒经济研究的最佳进路。然而，由于经济学理论准备不足、范式运用不够严谨和进路选择不当等因素影响，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学者甚至是资深学者也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和论述。
综上所述，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当务之急，就是要运用其范式研究传媒经济中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最佳进路不等于唯一进路，我们也不排斥其他进路，多样化的研究必将促进传媒经济学的发展与繁荣。
[注释]
［1］ 郑保卫 中国传媒经济学术研究应走向世界［Z］ 北京：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年会，2006
［2］ 詹新慧 与世界传媒经济大师对话——访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创始人罗伯特 G. 皮卡德［J］ 传媒，2005（7）：39
［3］赵曙光、史宇鹏 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3
［4］周鸿铎 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J］ 现代传播，2006（2）：97
［5］潘力剑 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J］ 新闻记者，2004（7）：59
［6］王巍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15
［7］陈中原 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简要回顾［J］ 新闻大学，2005年（春季号）：9
［8］杭敏 [瑞典]罗伯特皮卡特 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与范例［J］ 现代传播，2005（4）：29
［9］昝廷全 论传媒经济学与系统经济学之间的关系［J］ 现代传播，2006（2）：92
［10］潘力剑 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J］ 新闻记者，2004（7）：59
［11］赵曙光、史宇鹏 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21-23
传媒行业研究篇3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本质；特点；发展
传媒经济学的成长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它的研究始于美国，早期的科研人员的科研方向主要为报业竞争及广播电视部门和管理方面等，认识传媒经济的活动，讨论传媒经济的组成与发展，全面了解经济对文化、政治以及社会方面的影响，展现媒介在经济以及社会变化中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传媒经济学综合发展的阶段，欧洲研究人员对传媒经济学进行了研究，形成了成熟而完整的传媒经济理论体系。中国传媒经济学的兴起是近些年的事情，并且包含了鲜明的美国实证主义色彩。随着互联网日益发展，媒体传播晋升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世界也把传媒的焦点逐渐投向了中国。近些年，我国传媒产业发展十分的迅速，中国传媒产业以每年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增长，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也划到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里面，传媒经济学以新兴学科的姿态逐步发展起来。
一、传媒经济学的内涵、特点以及研究对象
传媒经济是以传播媒介为中心而形成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称。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形式，由这样两个前提决定：（1）确立商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传播是传媒经济及其理论形成的条件；（2）形成信息经济是传媒经济体系和其理论产生的根本。
关于传媒经济学的本质有各种各样的学说，例如注意力经济学说、影响力经济学说和意义经济学说等。“注意力经济”学说是由美国学者MichaelH.Goldhaber[1]于1997年在他发表的题为《注意力购买者》的文章中提出的。他觉得在当代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我们不缺少信息，而缺少足够的注意力，正是由于它的缺少性，我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化为产业和财富。对于注意力经济学说，早在二零零二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就提出过这一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根据我国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得出的，同时还参考了中国传媒产业的现实情况。喻国明教授认为传媒市场的真正价值是其对受众的影响程度，受众的影响力对于社会的影响程度，其中，社会的影响包括社会决策、人们的社会行为与市场消费。”2010年暨南大学的谭天提出了意义经济的概念，主要由意义消费、意义影响和意义服务这三大部分构成，它具有多重属性，如文化性、产业性、技术性等[2]。在所了解到的学说中，传媒经济的本质是影响力经济几乎已成为学术界、业界人士的共识。
传媒经济的特点：1、传媒经济本质上是影响力经济。它的运作获得的全部回报，并不是依赖出售自身产物，而是由受众市场和广告市场对传媒相关产物和服务的需要决定的，因此经常会出现不平衡的经济影响力，传媒产物可以被重复的、多次的再运用，能够衍生出比初次使用更高的价值。2、传媒经济即是新的信息经济。它能调和生产与消费间的联系，省略过多的不必要的环节，大大地降低了社会活动、经济、材料的成本，提升了社会生活的运作效率。3、传媒经济有高技术的特征。当代大众传媒都是在高科技的基础上树立的，大众媒体趋向高科技化，不但从媒体的视角反映出当代社会发展生产力的水平，而且说明了当代信息传播需在高科技的基础上树立，这不仅是信息时代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也是人们急需快速获取信息的需求。
传媒经济的研究对象及其关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经济行为，包括政府行为在内，要解决的是资源、资本把持利用，它是研究我国集体经济的运行以及政府如何运用传媒来影响的经济发展。传媒经济主要对媒介，媒介产品，媒介市场，以及政府进行研究，对媒介、媒介产业的性质、经济运行过程、特性的规律性进行描写、分析和解释说明。说到媒介产品，与之相关联的是受众、广告客户和媒介。受众与广告客户方面的消费决策影响着媒介产品，媒介产品的好坏决定着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和媒介市场的结构。同时，政府对媒介市场进行政府管制，媒介与媒介产品间的供给决策、定价决策、媒介产业化和媒介产业结构与政府之间紧密相连。
二、中国在传媒经济学方面的发展
在我国，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经过了萌芽，正在进入起步阶段。目前，中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概括为四种：2、经济学部分。该部分以经济学为主导。在赵曙光和史宇鹏著的《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3]书中这样描写：“媒介经济学目的是研究各类媒介的经营者，在各类资源都缺少的情况下，如何想出最好的方法来实现经济利润的最优化。”传媒经济学主要应用宏观、微观以及产业的经济学方式来研究。从宏观的经济学视角来分析，传媒经济学探讨的初步问题有产业的布局、产业的结构以及产业之间和产业政策这几者之间的联系。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更倾向于研究市场的内在与外在结构及产业间的问题，商讨产业垄断和产品竞争，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变化给传播的产品及服务质量所带来的影响力和中国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对于我国传媒产业的影响等，在国家层面上常常被用于研究经济制度的运行。从微观的经济学视角来看，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便是：Who？What？How？When？即生产的是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生产于何时何地？微观的经济学研究方式的重心为特定的某一市场中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活动。对于诸如价格、是否购买、成本构成、财务状况及流程和财务绩效等问题的讨论。产业经济学是传媒经济学所有研究方式中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它在欧美一些国家的经济学中属于分析比较本国实际的经济问题方面的较新方法。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产业”，讨论我过经济的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平衡问题、经济的发展中产业间的关系以及产业内的企业的组织布局变化的方式、规律等。2、管理学部分。这方面的科研人员把传媒经济学列入了管理学领域。如喻国明和张小争编写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4]就是从宏观的角度讨论媒介运作及媒介经济出现的现象，对媒介进行的大量案例分析，大多采用竞争战略理论及价值链理论。然而支庭荣的《媒介管理》[5]则讨论的是媒介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实际操作。3、传播学部分。它是以传播学为主导。为了确保传媒经济的正确性，为了正确的管理或处理在媒介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现象，我们需要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媒介现象，由此看出，传媒经济学在本质上属于传播学中的一种新科目。4、交叉部分。很多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者提出了多学科的交叉，如吴克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6]一文中写道，“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媒介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的结果。”但这种交叉的说法也没有完美地解释。实际上，现在许多媒介经济学者同时利用经济学、传播学再加上常识来阐述媒介经济的。
虽然专家教授对传媒经济进行了激烈的探讨，但它的发展在中国却没什么进展。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并不像科研人员们预想的一样，经历重重困难之后的改革与重组。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传媒业发展速度明显呈缓慢趋势，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2、创造收入的来源狭窄，营利模式比较单一。据百度搜索，中国传媒业总收入的95%左右要靠广告收入做后盾。传媒经营只靠一条腿走路。从这一层面讲，中国的传媒经济仅能称之为广告经济。与欧美一些发展趋于成熟的传媒集团相比，他们的广告则只占总收入的65%左右，剩下的收入其实是来自衍生出的多种产业的经营，例如一部电影的热映极有可能引起观众对影片内容里的宠物、玩偶、取景地等的喜爱，从而衍生出与之相关的旅游、玩偶或宠物等市场方面的盈利。从我国传媒业的长期发展来看，传媒集团过分依赖广告收入是非常不利于传媒发展的，一旦广告的市场萎靡不振，那么媒体经济将会有足以致命的冲击。2、可集资的渠道比相对较少。相关行业的保护政策森严，行业以外资本就很难融合进去。跨行业、跨媒介、跨地域操作更是面临诸多困难，虽然在个别区域有跨媒介经营的出现，也很难有良好起色。3、广告市场扩张的速度减慢。（1）过度多元化严重消解广告产业核心竞争力.市场的细分化，媒体和受众零散化急需广告公司转型，我国经济自1997年一来有物资短缺转入丰富，形成了买方市场。迫于环境的改变，广告公司业需转变经营理念，从传统的买房市场逐渐转为以消费者为核心。另外，任何单一的传播方式都无法成功的广泛传播，所以广告公司在传播方式的整合方面显得尤为重要。（2）从1983年到2001年，中国电视广告的经营额平均以每年51.7%的增长率增长，报纸广告的经营额平均以每年37.8%的增长率增长，而从1997年到2001年中电视在广告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4.8%，报纸在广告收入年均增长率反而下降到15.6%。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统计，2002年中国媒体在广告上的总投入额已达到903亿，其中包括网络广告、传统媒介广告和户外类的广告，和中国10万亿的GDP对比，广告方面的投入占了0.9%。综上所述，媒体在广告方面的收入并没有多少增长空间，这就促使现今中国传媒经济增长的缓慢。
三、中国传媒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有诸多方法促使传媒经济的增长：1、改革有助于传媒经济增长。随着我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经济，物质力量得以丰富，为大众媒介提供了许多的广告和消费者。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为媒介信息的迅速传递提供了方便。四通八达的交通为报刊的发送和采访新闻供给了极大的便利。新世纪涌现出来的与采、编、传送设备有关的各种科学的发明创造为大众媒介提供了高科技的设备。例如：卫星通讯技术在中国得到快速的发展，利用卫星通讯技术接收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全国各地的听众和观众就能听到看到很多的节目和频道。2、传媒业具有信息产业的特点，这对于媒介产品的增值性有重要作用，当代传媒经济是在知识经济的根本上，属于信息产业经济的领域。3、技术不断创新为传媒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很大的动力，传播媒介产业需要大量的技术支持，形成技术密集型产业链条，使得技术与传媒经济增长相互促进。4、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广告带来的收人也在不断上升，这是传媒经济增长的支柱。广告业的逐渐强大为媒介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为媒介提供着经济后盾。5、资本联姻和传媒扩张对于传媒经济的助长有很大作用。近年来，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运行，有些媒体让子公司直接进人资本市场进行筹资和融资，广泛吸收社会资源。例如1994年2月，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它属于我国第一家媒介类的股份有限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媒介资本市场的开始。传媒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布局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现如今，知识经济的特征是传媒经济，而传媒行业又是一个知识密集的行业。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呈现多元化趋势，很大程度上是有传媒带动起来的，我国从传统农业转向工业再转向知识经济就是最好的证明。媒介的传播给现代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同时，传媒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其带来了巨大财富，对于传媒自身来说，也是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累积了强大的实力和雄厚的资金。另一方面，传媒经济也使我们的在经济方面的生活方式又了很多改变，例如，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当我们购物时忘记带现金，这时，微信支付、支付宝、刷卡等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今社会，传播媒介数量不断增加，传播信息量不断增大，各大媒介出台的品牌节目、栏目不断增多，看电视、听广播、上网、读报纸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相关。人们可以从各大媒体上了解各种各样的信息如IT行业信息、投资证券、房地产信息、婚恋交友以及二手车等丰富多彩的信息，综合这些信息运用到个人的工作生活中。媒体引导我们的消费潮流。例如网上购物、网上炒股等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极大方便。同时，由于传媒的导向作用，我们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有了很大改变，生活水平与满意度也有提高，这也为中国的消费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传媒经济的增长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传媒业在美国占信息产业的主力军，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排名也已是第四位，国内外也越来越重视传媒经济的发展。
四、总结
传媒经济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的传媒行业正处在一个整合、转变的重要时代。未来的传媒经济发展动向我们可以想象：1、新媒体正在不断的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同时，传媒经济自身也会进入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2、移动互联网将进一步改变传媒经济的发展态势，社交媒体仍然会是发展的焦点，传媒经济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将指日可待；3、传媒经济也将成为社会变革提供强大助力；4、传媒经济的良好发展将离不开新媒体平台信息的与互动，为各国政府、企业、机构带来传播与宣传的重要内容。要想提高我国的传媒竞争力，那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各大企业的竞争策略、资源的合理利用率、人才的优化利用以及大量技术支持等都影响着传媒经济的成长。为了实现文化的繁荣发展，我国传媒经济在未来五年内发展方向是我国传媒学子以及专家人士需认真对待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对我国传媒行业的发展方向和传媒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每一个从事相关传媒工作人士的前途。（作者单位：1，2.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3.上海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高德哈伯《注意力购买者》，《Hot Wired》，1997年
[2] 谭天《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载《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7期
[3] 赵曙光、史宇鹏《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4] 喻国明、张小争编著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华夏出版社，2005
[5] 支庭荣的《媒介管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传媒行业研究篇4
—、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对研究的基本问题的探寻可以有多种视角，如历史的视角，思辨整合的视角，分析的视角和经验的视角等等。针对传媒伦理学研究的现实状况，此处我们选择后两种来进行探索。首先，是分析的视角，即从传媒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性质以及研究任务出发，寻找问题的答案。其次，是经验的视角，即对当前已有的传媒伦理学研究所涉及的实际问题以及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归纳，在分析中找寻答案。
接下来，我们就综合两种视角，首要是对传媒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性质进行一番梳理和考察，然后对其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分析，两者对照、结合，以此来探寻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1.传媒伦理的“应用伦理学”属性和“实践伦理学”维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饱受战争之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行了经济复兴政策，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自然环境迅速恶化；人格尊严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高科技的负效应此起彼伏……这些问题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又亟待解决。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在既有的伦理道德理据中，人们无法找到现成的答案。生活实践迫使人们放弃书本教条，直面现实，找到一种新的伦理规范，建立社会新秩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用伦理学”应运而生。应用伦理学应用于社会不同领域，就产生了领域伦理学，如政治伦理学、商业伦理学等；应用于不同人群，就产生了人群伦理学，如妇女伦理学、老年伦理学等；应用于不同职业，就产生了职业伦理学，如教师伦理学以及我们所研究的传媒伦理学等等。我们看到，传媒伦理学是一种典型的职业伦理，而职业伦理学恰恰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传媒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的学科范畴。
“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有重要意义，为理论伦理学的发展打开新的天地，重新强化了伦理学的“实践维度”。虽然伦理学理论的诞生就是为了人类的道德实践，但是伦理学在后来的发展中有很长一段时期偏离了自己的初衷，以“元伦理学”为代表，“热衷于体系的构建,迷恋于思辨的推导”。?与理论伦理学不同，应用伦理学的核心就是“应用”，其生命力就在于以理论的方式关注、把握、指导生活实践。而传媒伦理学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学，恰恰在于着力解决传媒职业领域内的伦理失范和价值混乱问题，其“实践伦理学”的维度相当明显。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传媒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应用”，而应用的主旨是强调“实践”。传媒伦理学是沟通理论伦理学与传媒实践活动的桥梁，它把媒介行为置于理论伦理学所构建的人类价值体系的总体框架下，在传媒实践中对这些既有观念、?般价值原则和基本行为准则进行验证，辩驳和诘难，以媒介职业性质和传媒职业群体特征为依据，将这些总体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具化并细化，建构传媒领域的价值体系和媒介从业者的观念模式。也就是说，以分析的视角考察传媒伦理学及其应用的基本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大众传播领域内，媒介这-特定群体所追求的职业责任或至善目标及其实现的伦理手段和途径。
2.传媒伦理的研究现状：立足于媒介道德困境，探寻多样性的价值共识，形成合乎伦理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纵观传媒伦理学的相关研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我国，都立足于媒介的道徳困境。新闻失实、新闻炒作、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娱乐至死、漠视生命、侵犯隐私等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和媒介的急速扩张，大众传播领域内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伦理道德问题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呈现出来。事实上，传媒伦理学的研究者关注的绝不仅仅是这些判别起来相对简单的道德失范行为，还有与具体道德情境相关的职业伦理闲境。传媒伦理作为职业伦理学的分支其显着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它总是与具体的道德情景相关，它不仅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还要打上“职业”的标签。“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自由”、“新闻价值”、“新闻时效性”、“受众知情权”等等，所有这些专业词汇使媒介从业者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抉择变得十分复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江在《新闻职业伦理四大争议问题评析》一文中，对“当代四大新闻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救死扶伤与新闻本职的矛盾”，“公众知情权1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消息来源保护问题”以及“媒体自由与公正审判问题”。他认为：“新闻职业伦理就是新闻工作者和媒介机构在新闻职业道德体系中的诸个因素(道德诫命)发生冲突时的理性抉择原则。”?他认为新闻职业伦理非常复杂，因为新闻人“在报道一则新闻的过程中要与消息来源打交道、处理与同事的关系，最后还要面对公众，所以可能要同时做出几个互不相关的伦理抉择。”正如展江所言，在新闻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关于伦理的思考和抉择，这些思考和抉择又多偏向多元交错，致使从业者的道德信念被迫接受挑战而陷人伦理原则上的两难境地。传媒领域内的伦理抉择既要遵循普适性的“道德善”，又要体现特殊性的专业规范，那么我们必须打破思维方式的单一性和价值规范的垄断性，进而寻求一种多样性的“价值共识”，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具实践价值的标准，形成合乎伦理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根据以上有关传媒伦理学理论体系、学科性质、基本特征和研究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大众传媒领域中出现的职业群体价值、伦理诉求和道德标准与社会整体利益、伦理诉求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传媒这一特定群体对自由、自主、专业和自我完善等价值追求与社会整体“道德善”及“应当”为标准的伦理规范和理想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是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二、传媒职业伦理研究方法的整合
在我国，传媒伦理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综观众多学术成果可以发现，由于研究者们研究视野、研究维度和研究立足点的差异性与广泛性，传媒伦理的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态势。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正是因为研究方法的零散性与不确定性，导致了研究路径的混乱，进而影响了结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所以，当我们明确了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后，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研究方法进行整合，以明晰研究路径，深化研究结论。
1.反思、批判与建构的整合
对传媒现象及传媒人行为进行道德批判，是当前我国传媒伦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问题意识与注重问题研究诚然重要，但它并不是传媒伦理研究的初衷，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全盘否定，而是为了创新，创新意识与价值体系的建构才是伦理学研究的核心与关键。创新的过程就是改造的过程，它以反思和批判为前提和基础。改造的过程又是构建的过程，传媒伦理学研究就是要在不断创新、不断改造的过程中构建传媒理论价值体系。所以，反思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和建构的方法是传媒伦理研究的=种重要方法，=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事实上，这恰恰符合了传媒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传媒伦理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伦理学作为人生哲学，像本体哲学和认识哲学一样，其基本的研究方法首推思辨的方法。而思辨恰恰是反思、批判与建构的有机统一。
这种统一首先表现在反思与批判的相辅相成。所谓反思，就是换方向、换角度、换位置进行再审视、再认识、再思考。伦理研究中的反思不是欣赏性的，而是否定性的，其目的是要发现问题。因此，反思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批判的过程。而批判又是以怀疑为前提的，而怀疑通常又是在反思当中获得的。所以在传媒伦理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要对大众传媒行为、境遇与现象进行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又要对已有大众传媒伦理本身进行反思性批判。抽象的反思与具象的批判相结合，是提升大众传媒道德理念的必要手段，也是促进大众传媒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当然，无论反思还是批判，突破、改造与超越才是其最终目的。传媒伦理学研究致力于解答的仍是大众传媒领域中的价值问题，其最终指向仍是新的价值原则的确立和价值体系的建构。因此，只有坚持反思、批判与建构的并存，传媒伦理研究才能向纵深发展，为传媒实践中的根本性和总体性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2.演绎与归纳的整合
自伦理学产生以来，演绎的道德推理方法就被看成是最主要的解决道德问题的方法。但应用伦理学产生之后，演绎这种思维方法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些伦理学学者主张，应用伦理学研究应告别原则，专注于个别具体事例勹情境，在实践中归纳出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进而再将它上升为一种普适原则。也就是说归纳法在应用伦理研究中备受推崇。事实上，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演绎和归纳正是当前传媒伦理学研究领域中两种重要方法。演绎是从既有的普遍性原则或一般性事理出发，把这种事理或原则运用到各个具体的领域中去，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一种方法。归纳法则是从个别事例出发，对既有材料抽丝剥茧地分析，最后得以做出一个概括性的原则或结论。看起来，演绎与归纳是两种完全相反的研究路径，所以大多数传媒伦理研究都是只选其一。一种是以人类社会普适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为依据，对传媒现象和行为进行道德批判；一种是从大众传媒领域中出现的具体案例出发，归纳总结出能够解决传媒伦理实际问题的伦理原则和伦理依据。但事实证明，这两种方法都有失偏颇，单独使用一种方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演绎道德推理是逻辑学上的演绎推理在道德推理中的运用。它的前提是确立一个判断伦理善恶是非的原则或标准。一般来说，公平、正义、真实、诚信、尊重人道等等是社会所公认的伦理准则，它们共同构建起人类向善的根基。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把他们作为道德推理的依据去衡量媒介行为，会带来很多道德困惑和伦理矛盾。以新闻报道中的隐性采访为例，无论是以动机论还是效果论来评判，隐性采访为了维护公众利益，揭示社会丑恶，有助于清除社会腐败，它都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善的手段。但是记者在隐瞒身份、挖掘事实过程中所使用的欺骗和诱导等方法显然违背了诚信的伦理准则，是一种非道德行为。所以，道德演绎推理，必须考虑到“情境”这一要素，把理论伦理直接应用于复杂的媒介现实问题，难免犯功利主义错误，让研究陷人困境。同样地，如果我们抛开理论伦理，仅仅关注于具体情况中的问题，企图从对各种各样复杂问题的分析中归纳出结论，那么我们归纳的很可能只是一种经验、直觉或习惯，最终得到的根本就不是能够指导并解决所有传媒伦理问题的伦理学答案。
所以在传媒伦理研究中，我们应将演绎和归纳两种方法进行整合，实现理论与实际的双向互动，即考察分析传媒实践的道德困境、道德问题及它们的特性、规律的同时，思考伦理学的一般理论和道德原则的意义及其可应用性，并以它们为前提对道德事实进行推理和判断，建构大众传媒领域中具体的伦理学原则和道德规范。
传媒行业研究篇5
传媒专业学生就业的泛媒体化,从现实来看,带动了传媒专业学生的就业面更宽,并使得学生对知识和能力的需求更多元。这就需要传媒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学科建设、思路培养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而面对目前众多的传媒教育院校,国家需要进行宏观的调控和整合,同时也可因势利导引导新闻院校进行科学的自身定位,分类分层分级培养不同类型的传媒人才,满足传媒人才的结构性需求。
一、传媒学科的从业结构变化趋势
在近年高校传媒院校持续增多、新闻类专业学生大幅增长,及传媒业界“有限需求”下,传媒专业学生在毕业之后难以专业对口进入媒体成为普遍。
广东商学院新闻系05级新闻2班57名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报告显示,在大多数媒体缩减招聘名额的大环境下,这些学新闻的学生中仅有7人从事媒体工作,分布在电视台、电台和网络媒体中,纸质媒体仅2人。去年该系新闻专业45名毕业生,1/3的毕业生在网络、报纸和电视台等媒体工作。其他的同学最后更多地选择了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其中有30多人最后选择了在汽车公司、传播公司、合资企业、国企、中小企业等企业工作。
另外一组数据,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在接受媒体访谈中谈到,从毕业生的去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毕业生实际上最后去媒体工作的也就是60%-70%,其余的到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从事跟传媒相关的公关、营销、推广、宣传等工作。①
传媒学科毕业的大学生相当多的到不了传媒业界工作,而更多的进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并非“无可奈何”的状况。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同领域都提出对传媒学科背景的需求,比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从事公关、营销、推广、宣传等工作,就需要具有传媒意识或“一专多能”的传媒人才。广州市外经贸局相关方面负责人在谈到用人思路时提到,广州是高度外向型的城市,无论在对外联系还是把广州推向世界的工作方面,具有传媒意识的人才在实际工作中都很适用,也因为这一点更愿意招收同等条件下的传媒学科背景毕业生。广州钢铁集团党委宣传部的一名管理层人士介绍,在企业内部刊物和电视台中,骨干力量都是传媒学科背景的学生。
在这种社会需求改变之下,传媒学科学生就业状况与社会需求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而集中在三大类:一类是适合传媒学科自身发展需求的研究型人才。这类人才需求受近年传媒教育高速发展直至未来良好趋势影响,决定了一大批办有新闻传播院校的高校需要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人才,这种需要主要指向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一类是媒介与出版机构需要的传媒业从业者,这类人才需求受媒介的发展速度、媒介总量、规模和对人才的评价标准等直接影响;还有一类就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党政机关和企业对宣传、公关人才等单位对传媒学科背景的人才需求。也即三类人才需求走向:传媒界研究型人才、媒体行业的中坚力量和泛媒体行业人才。
二、泛媒体化下的传媒教育模式探讨
“泛媒体化”概念的理解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媒体行业内,媒体数量的不断增多,新媒体类型的不断涌现及其多样化传播媒介和途径,带来的“泛媒体化”;另一种是媒体以外的不同行业,对具有传媒意识或“一专多能”的传媒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推动形成“泛媒体化”从业的新需求。
从现实来看,泛媒体化方面的人才需求将不断增长,意味着传媒学科的毕业生就业面更宽,与之相关的是学生对知识和能力的需求更多元。这就要求新闻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课程设置、培养思路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就新闻院校本身来看,如何使传媒学科的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与对这类人才的要求真正对接,成为有待研究的问题。更宏观层面来看,面对目前众多的传媒教育院校,国家需要进行宏观的调控和整合,同时也可因势利导引导新闻院校差异化发展、分类分层分级培养传媒人才的结构性需求:一类是给新闻单位培养适用的新闻人才,一类是给传媒高校或研究机构培养的研究型人才,还有一类是给其他单位培养“泛媒体”人才。所谓泛媒体人才,其实就是指虽不在正式的传媒单位工作,但在与传媒相关的岗位上工作并具备了传媒素养的人才。为高校或研究机构培养的人才要更强调研究能力和学术性,给新闻单位培养的人才要更“专”一些,而给“泛媒体”单位培养的人才可更“杂”一点,因为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泛媒体人员往往是几肩挑,因此尽可能“一专多能”。
其一,探索跨学科合作机制,筑传媒本科教育的“宽基础”。中国的新闻教育沿承了“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美国最初的新闻教育传统。但近年越来越多的新闻实践中已显现出,传媒学科背景的不少学生存在知识结构单一、“后劲不足”、“创新思维不强”等弊病,而难免沦为技术的工匠。
改变这一现状、培养“后劲足”或“一专多能”的传媒人才,就需要在学科建设方面下功夫,推动传媒专业与其他多个学科专业建立选修课程的合作机制,通过这种“刚性”的课程设置,拓宽学生文史哲、自然科学等大类基础的积累,让学生能够在实现“专才”、“泛才”的积累过程中有制度性督促和保障。
传媒本科教育的这种“宽基础”,在促进学生在大众传播领域能获得更广的就业机会方面已有实例。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乔・福特(Joe Foote)介绍说,该学院本科和预科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去向除了做新闻记者外,很多学生毕业后从事公共关系、媒介管理以及与新闻传播相关的领域。这与他们对传媒本科教育的思路有关,该院要求本科学生选修本新闻专业以外课程最低达到80学分,其中人文学科不得少于65学分。②
而无论是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新媒体发展迅速的当今传媒业界,“宽基础”都是传媒教育的必要基础和世界传媒教育发展的趋势。从新闻教育起步最早的美国新闻教育来看,陈昌风曾从美国3类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模式中,分别抽取一个院校研究其课程设置、办学方向及特色,其结论为: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从最初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历经历史变迁,逐渐融入社会科学研究,重视跨学科发展,内容由窄渐宽,培养目标由专才而变为通才。③典型的例证为:19世纪20年代开始,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开始挑战密苏里式的职业训练模式,其创始人布莱耶(Willard G. Bleyer)认定新闻教育应当包括一整套的知识,应当给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一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他的课程设计成为全美大多数新闻学院的基本蓝本:在四年制新闻本科的课程中,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应当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和英语等内容。
其二,注重传媒学科的理念培养,提升传媒学科学生的创新能力。在媒介融合成为趋势、新媒体不断涌现及其多样化传播媒介和途径带来的“泛媒体化”的传媒产业现状下,传媒学科毕业生仅仅有“宽基础”还不够,培养学生在对时代认知下的创新精神和理念非常重要。就目前热门的新媒体行业来看,笔者访谈的多家新媒体行业企业反映,目前,行业新媒体发展不缺熟练的IT技术员和成熟的新闻采编人员,他们需要更多的“懂行”人才需要具备几个方面的优势或潜力――新闻资源整合者、技术官僚、公关活动家、市场营销高手。
从契合目前产业发展需求或推动引领产业发展来看,这种“懂行”的人才,不是传统意义上熟练掌握新闻采编技术和新媒体应用技术的人才,而是利用先进理念走市场、推动行业发展的人才,要求应该至少具备五个方面的理念,新闻理念、信息整合理念、技术理念(互联网精神)、经营理念,以及在对传媒时代认知下的创新理念。
这些综合素质,是传媒新时代下产业发展对人才提出的实际需求。不管是从传统媒体走向新媒体的传媒,还是技术出身的传媒,其从业人员都离不开这几个方面的素质积累。但,这种理念要求不是空头理论家,而是基于“宽基础”之上的不断创新。就当下的教育体系中,在创新最需要的素质如跨领域思维、多元化思维、自我表达、沟通合作等能力的培养方面,国内教育与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方式,以及创新所必备的多元化的能力,具体而言,需要学生丰富的知识积累、多角度的思维和开阔的视野,有新闻时代认知能力,有技术思维,有不断更新的创意,以及与人相处合作,管理运营的能力。唯有如此,传媒教育才能不断培养出契合产业发展需求、甚至推动引领产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其三,推动传媒教育分类分层分级,引导传媒院校差异化发展。传媒学科毕业生难以专业对口进入媒体的普遍现象,与近年高校传媒院校持续增多、新闻类专业学生成倍增长,及传媒业界“有限需求”相关联。在业界“有限需求”的大环境下,许多院校却依然瞄准传媒教育,涉足传媒教育的院校非常多,而且还有继续扩大规模之势,使已经“供大于求”的状况愈加严重。从长远发展来看,必须改变这种盲目发展、同质化追求,而摸索适合自身定位的科学发展模式才是传媒教育持续发展之道。
就目前对传媒人才的三大类走向需求趋势来看,各传媒院校可以结合自身优势基础,围绕“传媒研究型人才、媒体行业的中坚力量和泛媒体行业人才”进行科学定位、特色优势发展。比如,知名度不高的一般院校的传媒专业毕业生,要在新闻单位里找到工作很难。面对这种局面可以进行“泛媒体就业”寻求新的出路,即进入与新闻传播专业相关的非传媒单位工作。如进入企业从事内刊、广告策划及文化传播、宣传、新闻管理、新闻发言人、公关等方面的工作。传媒学科的毕业生在这些行业完全用得着,也逐渐受这类用人单位青睐,传媒院校应该在推行“宽基础”、“理念”的同时,引导学生进入“泛媒体”,甚至推动自身形成该类人才培养的特色优势。一些重点新闻院校还应抓住传统优势基础,在培养研究型人才和媒体中坚力量方面强化影响力。
在国外,大学有明确的分类、分层和分级,比如社区大学,培养上手快、操作性强的应用型人才,一些重点大学则培养研究型人才。传媒教育也莫过如此。卡耐基委员会的一项权威性研究报告介绍,美国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校分为4类:第一类是综合性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这些院校设有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教育,并专设传媒业研究机构和研究中心。如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印第安那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的新闻与传播院校。第二类是以传播学研究为特色的传播教育。这类教育很少专业导向,培养传播通才,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传播学院。第三类是专业性研究院。他们以培养记者、编辑、广播专业等人才为主,如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新闻研究院。第四类是只有本科专业的学院和社区学院。设有新闻和传播的课程,规模较小。④但我国的高等教育目前缺少分类分层分级,专科教育想升格本科教育,本科教育想升格为研究生教育,为了办学而办学。在当下国内传媒教育院校呈现“千校一面”、“千院一面”的状况下,改变这种结构性不平衡现状,推动传媒教育分类分层分级、引导传媒院校差异化发展,不失为走出困境的一条可行之径。
注释
①《争创传媒行业人才培养典范》,《中国远程教育》(资讯)2008.5
②《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界限模糊――专访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乔・福特》,《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5期
③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汇流:世界新闻传播教育走向研究》,《走向未来的人类文明:多学科的考察》,北大出版社,陈昌风
传媒行业研究篇6
[关键词]媒介融合 新闻传播教育 高等教育改革
2012年10月20日，由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研讨会在广西大学召开，这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教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多位理事、常务理事，以及来自全国多所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研究生代表等。与会和投稿的近60位代表共计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与会代表围绕以下相关议题进行了热烈交流。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会长吴廷俊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学会成立后近五年来大陆学界对新闻传播教育进行研究的情况。他从期刊论文、相关专著、相关会议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2008年至今，学界共发表了676篇相关论文，主要涵盖以下主题：1.对新闻传播教育整体的历史回顾与趋势前瞻；2.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思路与方法；3.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4.新闻传播教育定专业（方向）、层次类别发展研究；5.新闻传播院系研究；6.新闻教育家和新闻教育思想研究；7.海外新闻传播教育研究；8.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专业实践等研究。五年来，出版了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专著8本。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这样的通史性著作中，首次设立了专门一章来书写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教育史。2008～2011年间，还召开了相关学术研讨会18次，其中2008、2009、2011年各4次，2010年6次。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术活动虽然为数不少、增长很快，但也存在不够系统、缺乏稳定性等问题。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教授的主题发言为《融媒时代新闻教育的转向与学科思维》。她首先探讨了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业发生的巨大变化。随着个人化、互动化、内容分享等成为新时代媒介发展的重要关键词，业界对人才的需求不再仅仅是具备从事新闻报道的能力，而须具备更为全面的新闻运作能力。她举出了多家美国新闻院系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机构设置等方面据此做出的改革尝试。最后，她谈到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新闻学应该拓展学科思维，走向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的融合发展之路。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院长何志武教授在主题发言《多元融合语境下传媒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中，也提到当前新闻教育需要进行学科融合、需要应对媒介融合做出改变。他着重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这方面的探索实践。学科融合方面，学院的前身是全国工科院校中最早创办的新闻专业，一开始走的就是文工交叉之路，30年来逐步扩展至与校内多个理工、文、艺（术）学科的深度交叉。在生源结构上文理兼招，课程设置上涵盖多个学科，还包括与其他学科的联合培养：如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开设“新媒体技术”第二学位课程等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各专业之间的共性增多、边界弱化。与之相应，学院打开了专业间的课程壁垒，各专业的核心课程组都可供其他专业学生选修。在实践教学方面，也不再依据专业分别安排，而是按照“全媒体”、“全流程”、“全员实训”的要求重新设计。所有学生都要经过报刊编排、电视摄像、电视编辑、网页设计等实验环节的训练，以全面掌握全媒体人才必备的基本技能。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石长顺教授和博士生柴巧霞合作撰写了《全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建设》一文。他们认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由专业基本能力、专业特殊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三方面构成。全媒体转型对其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重点培养学生的融合报道意识、信息整合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多媒体传播技能（不必精通所有传播手段，但应有通盘了解并擅长其中的一至两种）等。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等都需相应做出改变。
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钱晓文教授对于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型进行了探讨。指出需要从面向各种媒介类型培养专门的新闻宣传人才，转向培养跨越媒介类型分野、具备全面业务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使学生兼具各种新闻产品的策划、制作和营销能力。此外，由于当前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能力是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培养目标还可不局限于为媒体输送人才，而扩展至面向整个文化产业培养新型的知识生产者、管理者与传播者，以使学生拥有更加广阔的就业出路。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卿志军副教授着重阐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其一为技术和素养之间的关系，不宜偏重技术训练而忽视了对政治、新闻、人文等素养的培育。其二为全能和专长之间的关系，不宜追大求全安排繁多课程，还是需要引导学生在一两个方面达到精通程度。其三，大众传播人才和分众传播人才之间的关系，分众传播意识在媒介融合时代十分重要。其四，短期学习和长期学习之间的关系，融媒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需要具备与时俱进、长期（终生）学习的意识，并不断通过短期学习掌握新的信息与技能。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许莹副教授认为，在如何适应媒介融合的问题上，大多数人都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技术层面，这样容易陷入见木不见林的窘境。新闻传播活动社会价值的充分发挥才是媒介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新闻传播教育不容动摇的根基所在。在此前提下，新闻传播教育顺应媒介融合的变革，可主要从三方面入手：淡化介质概念、强化传播理念、创新发展形式。
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张衡老师指出了当前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只是从不同学科中挑出一些课程放到一起，建构的知识体系还比较宏观、比较肤浅，并非深度交融。又如教学理念、环节、方法等难以适应媒介融合的需求，教师自己对新的传播形态缺乏尝试、对媒介最新动向缺乏了解等。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新闻与法学学院的杨娟老师，具体考察了新闻评论课程在全媒体语境下如何进行教学改革的问题。她提出，全媒体语境下新闻评论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来单一形态单一平台的传播转变为多种形态多个平台的传播；新闻评论在新闻信息中所占的比重正日益增加；评论针对的新闻范围也在不断扩充，可谓无处不在。与之相应，新闻评论教学应进行立足于专业交叉的教学内容扩展；并重新设计实践教学，增加学时，既对各种样式的新闻评论进行基础性训练，也对各类评论形态的综合运用进行适当训练，以期培养出全媒体新闻评论员。
新闻传播教育办学模式与教学改革的探索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吴海荣教授，在主题发言中介绍了该院对《“联合与共建”办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所谓“联合与共建”，即开门办学，与新闻媒体和行业主管部门等充分合作、形成战略联盟。这样的办学思路，该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其后依托一批教学改革项目不断发展深化。主要措施包括：与行业主管部门和各家媒体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商谈合作事宜、聘请媒介资深专家担任兼职教授、选派青年教师轮流前往媒体挂职锻炼、与媒体合作进行课题研究、在媒体建立学生实习基地、协调部分媒体设备以合适方式赠与学校等等。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辐射影响到当地乃至海外的更多院校。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系冯恩大教授结合所在院系同时开办新闻高职与本科教育的实践，探讨了新闻教育在本科与高职两个层次的异同。他提出两者面临共同的发展背景：媒介融合加速与文化产业振兴，但在培养目标上有所区别。本科主要培养适应媒介融合趋势的新闻专业人才，兼顾培养适应文化产业的通用人才；高职则主要培养适应媒介融合、有较强动手能力的新闻技工，兼顾培养文化产业中对交际能力要求较高的经营人员。两者在实践训练模式上相同，都是对各种媒介产品制作的仿真模拟，但在课程设置上各有侧重。本科课程安排注重夯实专业基础、拓宽学术视野，高职则淡化史论课程，突出技能模块。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冯广圣副教授回顾了该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2004年设立以来的办学实践，通过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寻找对策，就地方高校新闻教育的发展之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娜老师是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科组一等奖第一名的获得者，她首先依据青教赛上的见闻从教学理念、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呈现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对高校教学的理解；接下来从更深层次探讨了高等教育引领学生“发现自我”、“反思自我”、“解放自我”与“发展自我”的重大使命如何通过教学来发挥实现；最后针对新闻的学科特色、新闻教育现存的问题等提出了改进新闻教学、兑现育人承诺的建议。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刑永川副教授介绍了自己将田野调查引入课程考核的教改尝试，推动学生了解农村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认为这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及在社会洞察、人际交往、文字表达、多媒体设备运用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为其日后从事新闻调查、传媒工作等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思想发掘与史实考辨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作了《给新闻传播教育以根基，还新闻传播教育之灵魂》的主题发言。在他看来，新闻传播教育应以扎实的人文功底为根基，这在中国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中普遍缺乏。此外，理想的新闻教育，必然拥有灵魂，即通过对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不懈追问，带来自由与民主的启蒙。目前虽然一些新闻院系做出了值得推广的改革尝试，但尚未深入触及灵魂，还有更进一步的空间。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哈艳秋教授探讨了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我国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指出当时多位新闻教育家形成的共识在今天仍可发挥指导作用。如：学生应涉猎多方面知识、掌握几门外语，对于培养媒介融合时代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及我国目前亟需的对外传播人才依旧适用。又如在新闻教育中应处理好“学”与“术”的关系、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以及应该对全民进行新闻知识普及教育等，也需要继续阐扬。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阳海洪副教授也关注了早期新闻教育家徐宝璜、邵飘萍的新闻教育思想，考察他们如何坚持普遍与分化的原则，在新闻教育中着意寻求现代与传统的最大公约数。发现在普遍原则方面，徐邵二氏放弃了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认为源于西方的现代传媒及其新闻教育制度具有普世意义，坚持新闻教育的专业性，将传播从仅仅是官僚的治国之术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新的地位与功能。在分化原则方面，两人将儒家道德下降为记者的个人修养与职业伦理，在新闻教育中赋予其“士人之魂”。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乔云霞教授回顾了民国报人成舍我长期投身新闻教育的经历，认为其“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人才培养理念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可以依照媒介融合的需要注入新的内涵。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邓绍根副教授通过查阅大量史料，梳理了1949年以前中国高校及研究机构对新闻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实践，探讨了他们各自做出的贡献并进行了总体评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早招收研究生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奠定了正规新闻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以获得硕士学位的传统。1942年，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新闻研究室设立的“研究生”岗位，虽非一般意义的研究生学历教育，但在重视理论思想和政治素质培养方面进行了尝试。还有1943至1946年间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按照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研究生课程培养的两期国际新闻高级学员，在严格的招生条件和考试制度方面有所推进。总体而言，他们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烙印，尚处于萌芽探索阶段，成效甚微，未能持续系统地发展。
国外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的启示借鉴
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教授，在《新闻教育的三个镜鉴――基于对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分析》发言中，结合自己的实地访学经历，谈到了这所著名的美国新闻学院带来的三点重要启示。其一，关于新闻院校的定位问题：“新闻学院还是媒介集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拥有7家面向社会的公共媒体，更像一个媒介集团，和新闻实践、媒介市场关系密切，其院长也颇具企业家精神。这样的定位有助于一所新闻院校更为主动地进行匹配市场的改变与调整。其二，学术诚信的关键是付诸行动。密大新闻学院在这方面既有严格的制度法规，也有严厉的处罚措施，对老师和学生同样要求，保障了学术环境和教育环境的清洁干净。其三，新闻教育应该有清晰的层次与重点。密大新闻学院认为，本科生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专业工作者，研究生教育则重在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据此，他们在本科生教育中侧重培养实践技能；在硕士生教育中把理论研究与实践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博士生教育中则将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王大丽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美国新闻传播教育重要刊物：《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近十年来发表的148篇研究性论文进行了考察，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对不同媒介类型和不同学科方向的关注、作者特征等方面加以探析。发现其研究主题涵盖丰富，其中理念争论减少，关于教育制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研究则有所增加；研究方法上以调查法、内容分析等定量研究法居多；论述时并不明显为特定媒介类型培养人才，而更多着眼于综合性基本能力的培养；作者具国际化、多学科、多层次特点，但仍存在一定的学术垄断现象。文章还讨论了其对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启示。
传媒行业研究篇7
关键词:美国 传媒经济学 《传媒经济学刊》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学科归属不清、研究进路不明、传媒经济本质存在争议等问题,①在研究方法上同国外传媒经济学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其研究雏形可以追溯至1925年,当时,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杰米提出了“广播经济学”的概念,此后,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概念也相继被提出,并得到了日益深入的探讨。②1987年,《传媒经济学刊》在美国创刊,并发展至今,成为唯一被SCI收录的传媒经济学杂志,它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
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研究主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期提供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提供有益线索。
《传媒经济学刊》的研究主题
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共99篇,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传媒政策的制定和演进到传媒产品的定价、广告的具体投放等,都有所涉及。笔者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详细分类,确定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
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一般意义上,“多元化战略”是指一个企业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业中进行经营,而且向不同的行业市场提品和服务。1958年,安道夫(Ansoff)提出多元化战略,此后,多元化战略逐渐成为公司战略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其中,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动机、实施多元化战略时应考虑的因素、企业多元化的绩效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研究的扩大与深入,以及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多元化战略的问题进入了传媒经济学者的视野,并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所在。公司多元化战略包括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投资区域多元化和资本多元化。传媒公司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是选择一种,还是选择其中几种同时进行?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会导致传媒经济绩效的良好表现?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有学者研究了出版公司的多元化战略,通过选取澳大利亚、欧洲、北美的大型出版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大型出版公司实行多元化战略的内容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出版公司大都集中于它们的母国市场,更多地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而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出版公司同时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和地区多元化战略。③相关产品多元化战略及地区多元化战略会导致传媒集团良好的经济绩效,然而,过度的多元化尤其是不相关的过度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将会导致传媒集团经济绩效的下降。④
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不同,有学者认为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传媒产品在双重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产品本身的公共性等特点对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影响,因此,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与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本质上的不同。⑥
应该说,学者们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在样本的选取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样本的选取集中于大型的传媒公司、样本的收集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等。未来的研究对于样本的选择可以更加多元化。
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它具体可分为非股权模式和股权模式。非股权模式包括出口模式和契约模式,而股权模式则包括合资和独资两种模式,独资可以通过新建和并购进行。⑦进入模式的不同将会影响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后的经济绩效,因此,传媒公司在国际扩张时要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谨慎选择。
公司在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和全球战略因素。⑧有学者选择环境变量中的两个具体指标即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检验它们对传媒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该研究选取1981年~2001年美国广告公司在海外市场投资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对美国广告公司的进入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较大以及东道国风险较大时,美国广告公司会选择以合资方式而不是并购方式进入。⑨
并购模式与其他进入模式相比有哪些优势?已有的大量文献认为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协同效应的产生,这也是传媒公司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动因,但是并购是否必然导致上述种种优势的产生,有学者进行了检验,该学者选取1998年~1999年11家传媒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已有文献不一样的结论。⑩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了研究,如探索美国传媒的国际市场问题(Dupagne,1992)、跨国公司的发展问题(Gershon,1993)以及特定市场的进入问题(Holtz-Bacha,1997)。至今,这一问题仍然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版权是否应该进行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保护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会导致把一部分人排除使用之外,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主张不应该实行版权保护;也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是为了保护作者、音乐家和传媒产品生产者的权利,否则就没有办法让他们进行创作,因此,尽管会出现不必要的福利损失,但还是要进行版权保护。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保护变得日益艰难,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有研究者认为应将传媒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不同的传媒产品在受到非法使用时,其遭受到的经济损失是不同的,因此,该研究提出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传媒产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研究者提出应该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不应该只是版权所有者的权利,也应该保护使用者和渠道拥有者的权利,以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研究者在对盗版问题以及如何进行版权保护的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已有的研究来说可谓有所突破,其应用到现实的情况如何,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和审视。
市场结构与媒体表现。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将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公司所处的市场结构决定公司的行为和经营,因此,传媒经济学家十分关注传媒公司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行为表现。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媒体表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在集中的媒体市场中媒体有充足的资源去开发多元化节目。有学者则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在一个集中的市场中,媒体会争取获得最大数量的受众,因而会导致节目的同质化。
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却得出矛盾的结论。笔者认为,可以选取不同的传媒类型,严格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传媒表现的变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文化折扣”是指由于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传媒产品在进行跨国传播时因不被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折损,传媒经济学家对于文化如何影响媒介产品的欣赏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的焦点是在经济变量而非文化意义上。在解释美国传媒产品为何主导全球市场时,Hoskins和Mirus(1988)发明了“文化折扣”一词:“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具体到电影这一传媒产品,文化折扣和电影出口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不同类型的电影是否会遇见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结语
通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发现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视角多元化。传媒经济学研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对于同一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旨在检验、补充和发展已有的理论。
(二)研究范式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传媒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理论型研究和应用型研究,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于与传媒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
(三)研究方法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中,实证分析占多数。这5年里《传媒经济学刊》共刊文章99篇,其中,实证分析的文章有66篇,约占总体的66.7%。
(四)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研究问题如传媒产品的版权保护、文化折扣与电影出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传媒产品的定价及付费模式,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不紧扣现实进行研究,旨在提供解决方法和可能性建议,现实指向性强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选取《传媒经济学刊》一本期刊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未来可以选取更多的期刊进行研究,以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全面图景。
注 释:
①顾永波、殷晓蓉:《略论当前中国传媒经济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新闻界》,2008(5)。
②陈中原:《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简要回顾》,《新闻大学》,2005(1)。
③Hans van Kranenburg、John Hagedoorn、Jacqueline Pennings:《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2)
④Jaemin Jung、Sylvia M.Chan-Olmsted:《Impact of Media Conglomerate’Dual Diversification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5(3)
⑤Chan-Olmsted,S.M.、Chang,B.H.:《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s:Examining it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3(2)
⑥Michael Stephan:《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s:A Comment》,《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5(3)
⑦Pan YG、Tse DK:《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Market Entry mod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2000(2)
⑧W.Chan Kim、Peter Hwang:《Global Strategy and Multinationals’Entry Mode Choi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1992(1)
⑨Jaemin Jung:《Acquisition or Joint Ventures:Foreign Market Entry Strategy of U.S Advertising Agencie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1)
⑩Stephanie Peltier:《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Media Industries;Were Failure Really Unforeseeable?》,《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4)
洪浚浩、杭敏:《传媒经济学》,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吉莉安•道尔:《理解传媒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Robert G. Picard:《A Note on Economic Losses Due to Theft,Infringement,and Piracy of Protected Work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3)
Benjamin J.Bates:《Commentary:Value and Digital Rights Magagement-A Social Economics Approach》,《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8(3)
Shu-Chu Sarrina Li:《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Media Performance of Taiwan’s Cable Television Industry》,《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4)
Francis L.F.Lee王建陵:《文化折扣与跨文化预测:以美国电影在香港的票房绩效为例》,《文化艺术研究》,2008(1)。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传媒行业研究篇8
广告传播/媒介/构建研究
广告这种形式的文化传播类型在当今社会的发展预示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在广告形式越来越繁多的情况下对于广告传播途径的研究就显得非常的有必要。这些媒介在广告进行变化的过程中也在发生着一些自身的变化，特别是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带来了很多媒介的诞生，在这些新兴媒介的建设历程中广告的传播途径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本文就目前广告媒介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广告传播应用中媒介的构建提出合理的建议。
一、广告媒介传播应用中媒介的构建现状
在广告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媒介的界定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广告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和全面化。从开始的口号形式到现在的各种各样形式的广告可以看出整个广告行业中有了更多的领域正在开疆拓土，对于新领域中媒介的构建也正在紧张的进行中，目前我国广告媒介建设过程中的现状主要由经济崛起和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媒介变化：
（一）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互联网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广告行业在这些巨大变化中也有自己的变化。由于各种文化产业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过程中的兴起，文化产品行业中的企业数量正在增加，这也就为广告行业中媒介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媒介。文化产品的增加过程中为广告行业提供了很多广告途径，这些途径都是在经济崛起后的文化事业繁荣过程中才会出现的。
另外就是互联无技术的发展对广告行业的影响，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人才的不断增加让广告行业在广告内容上有了更多的制作空间。计算机软件和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都是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壮大的，这些技术的发展让广告的内容不再单一，广告形式可以在互联网的帮助下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广告作品在新技术的制作中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表达效果。
（二）在经济和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使得我国的很多行业进行了融合，这些产业的融合对于广告行业的媒介建设势必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例如：在电脑网络技术和消费类电子产品、通信技术等产业的相互融合过程。互联网技术在各种行业之间的渗透。互联网的发展几乎把所有的行业都带动起来，在互联网的发展中所有的行业都能够在更加便捷和高效的工作环境中去进行。广告行业也不例外，电影技术和网络视频技术的融合以及电影产业的发展等也都为广告行业新媒介的建设提供了更加有效的途径。
广告行业不仅在这些其他行业进行融合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加有效的途径建设，在自身行业和其他行业的融合中也建立的很多新的媒介形式。广告公司和视频网站以及文化产业的融合过程中，广告产品更加的商业化的过程中很多新兴的媒介正在悄然诞生。
例如：在视频网站和广告行业的融合过程中，广告在视频网站这种媒介中的建设就大有作为。广告可以在视频网站的视频中出现，而视频网站的页面内容以及节目的制作过程都为广告传播应用中媒介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途径。
（三）经济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革只是目前广告行业媒介建设现状的一部分，在经济发展和互联网技术发展中作为广告的受体――公众，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正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过程中为广告传播应用中媒介的构建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各种新媒体和新的信息获取途径的出现，例如微信，手机，平板电脑等都在无声无息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人们的阅读途径渐渐的被互联网的相关媒体所瓜分，更多的民众选在在网络中进行各种生活行为。这些变化让广告传播应用中媒介的构建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针对这些新媒体和民众生活方式变化的方向进行一定的研究将会更有实用价值。
（四）广告传播应用中媒介的构建的过程中不断的发现，不同的受众会对广告内容有着不一样反馈。广告媒介在这种研究结果中正在进行另外一种途径的研究：根据不同受众的不同媒介形式的构建。广告传播应用中媒介的构建中还发现广告的媒介形式也可以进行一种细分，这种细分根据广告内容承载着的不同的行业领域针对这些行业领域中小众化的媒介形式也可以有很大的发展。这种思想在广告传播应用中媒介的构建研究中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扩展和衍生。从社会的不同阶层、教育水平的高低、不同的文化背景等等都能够发展处各自广告传播应用中的媒介。
二、新广告媒介建立方式及实例
目前关注度高的新媒介有微信平台的媒介构建、电子菜谱的媒介构建、各种即时性质的广告媒介构建，公众账号自媒体形式的媒介构建。这些新形式的媒介构建都是基于经济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以及公众生活方式变化进行的，可见这些媒介的创新性。
在各种广告传播途径增多的同时新形式的广告媒介在构建过程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这些案例可能是在众多变化中适应力和生存力最强的。在广告媒介构建研究的过程中也将成为重要的阶段被记录下来，并为以后广告媒介构建产生更多的启示。新媒介在构建过程中的成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是因为在构建过程中有很多盲目性。只有那些根据广告内容和受众的变化对广告内容和媒介形式进行仔细选择的媒介构建才在众多的媒介构建中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