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公司规章管理制度范文

传媒公司规章管理制度篇1

着手开展工作。关键词：企业；普法；宣传中图分类号：G633.26 文献标识码：A

一、成立普法组织机构

普法工作启动前，为加强普法工作的领导和决策，顺利开展普法依法治企工作，公司成立以公司主管负责人为组长，各主要部门为组员的专项工作委员会。使公司每个岗位员工应熟练掌握本岗位工作涉及的法律风险源点、风险防控措施、法律责任后果及相关法律法规等，公司应同时组织编制制度，印发相关法律宣传及法律风险控制制度。同时，以制度内容明确宣传组织机构主要负责人、各主要部门负责执行人及实施人。

二、普法工作制度先行

公司普法活动期间，可根据国家及相关部门建议结合公司实际工作要求，适时为普法活动所需，调整相应规章制度修定相关公司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做为普法活动的前提及内容之一的公司规章制度着手，制定公司规章制度建设三年规划和公司规章制度建设实施细则等内容，明确公司规章制度建设目标，建立起与公司经营管理相对应的结构合理、内容完整、功能健全的规章制度体系。梳理公司制度、修订规章。制度梳理应履盖公司经营管理的各领域，初步形成企业经营管理有章可循、有章必循、执章必严、违章必究的管理格局，为依法治企提供制度保障。

三、普法宣传全方面开展。

（一）集中培训 普法宣传有重点。普法工作贵在坚持，公司需要坚持不懈对其各类负责人、关键岗位和法律业务相关岗位人员进行集中培训，提高依法治企的能力。

各类负责人学法日常化。公司建立了各类负责人中心组学习制度，不定期的进行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学习。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法律风险认识，普及法律知识，开展多种形式普法活动。开展公司普法教育视频系列讲座、网络讲座、集体集中培训、会议等方式宣传法律知识。内容应包括涉及企业运营及当前敏感法律知识，如：反垄断法、营业税改增值税、用法律智慧经营企业等方面。讲座就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紧密相关，指导性强的内容进行开展。

（二）岗位学法常规化。

公司每年都对投资开发人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在培训中讲解法律基础知识，分析当前油库、油站投资开发的主要疑难法律问题，探讨新型投资开发方式，提高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公司每年还对公司营销经理以及股权企业委派高级管理人员（董事、经理）进行《公司法》及相关法律知识培训、股权行权管理与董事、监事履职能力培训，提高领导干部依法治企的能力。

普法工作，公司法律专职人员除自身加强法律学习以外，还对公司基层兼职法律管理人员加强培训。针对基层法律管理人员均为兼职的具体情况，也采取灵活多变的培训方式。培训方式如：门户网站宣传培训、集体培训、一对一培训、“走出去”（到基层合同管理现场培训）、“领进来”（相关基层合同兼职管理人员到公司本部边办公、边培训、边普法）。保障公司本部及基层人员一定比例人数的普法参与程度。普法重点人员、重点岗位采取重点普法培训。在公司范围内，举办全员参与普法机会的活动，挑选爱好者及普法优秀人员。普法内容向丰富性方向扩展，增加法律实务相关的普法内容，并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以期取得较好的预期效果。

（三）组织其他相关公司共同活动，普法宣传有特点。给合实际，与公司有业务往来或相关公司一道共同编辑普法宣传教材等活动，取长补短。

多形式多媒介开展普法宣传活动。除了集中组织普法宣传学习以外，公司应充分利用公司已有的各种媒体、信息系统、黑板报、宣传栏、网络媒体等多种媒介，宣讲法律条文，解读重点内容，营造浓厚的法律知识学习氛围，使员工通过一点一滴的耳濡目染，掌握越来越多的法律知识。

（四）及时预警，普法宣传有“时效”。

普法工作期间，对于国家出台的对公司经营管理有影响的法律法规，需及时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并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预警提示。例如，在劳动合同法修订前，对于即将生效的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部分条款对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向公司相关部门发出劳务派遣法律风险提示，同时，也达到了使国家新法规及时得到宣传的效果。

（五）形式创新，普法宣传有“新貌”。

普法期间，公司需要不断创新普法形式。除采取传统培训、讲座等方式外，还积极探索新的方式，如组织相关国家法律机构与企业共建活动。同时，为防止职务犯罪，加强法律意识，公司可组织与国家检察机关等相关部门联合，编著预防职务犯罪、加强联系的普法宣传资料。各地区的公司分支也可以与当地检察院共建普法活动。公司充分利用共建平台，采取参观警示教育基地、邀请检察院专家讲课等方式开展廉洁从业教育，普及法律、职务犯罪知识，防患于未然，有效拓展了普法宣传教育方式。

传媒公司规章管理制度篇2

摘要：近年来，许多国家经济低迷，我国企业也受到较大的冲击，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上涨、资金严重紧缺、公司利润下降明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缺乏活力，出版业也不例外，出版行业内的竞争愈加激烈，出版物相对过剩，整体绩效不太理想，为了创造最大价值财富，出版业的出路何在？出版业的发展契机在哪里？怎样壮大企业的实力？答案就是到公开的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利用资本杠杆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我国的出版行业仍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要拿出不一样的概念题材，拿出不同的盈利模式，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中上市公司数量的持续增加意味着出版业资本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在此，出版业如何成功上市是我们要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出版业上市前的全面准备；重组及内部规范；启动上市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4-0006-03

据了解，2015年1月，出版业之一的“中文在线”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9月，“城市传媒”成功上市，“读者传媒”是A股中唯一拥有著名期刊品牌的概念股，同年2月，在上交所上市。作为河北出版的一员，我们河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早在2011年之前就公开表示，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的“一号工程”就是股改上市，北洋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将积极打造以“数字化、全媒体”为特征的主体（北洋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为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控股的拟上市公司，拥有18家全资子公司、3家控股子公司，承继了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的全部主营业务，具备完整出版业务产业链）上市，目前上市辅导已经启动，各项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从公司管理层主要考虑怎样融到资，融资后干什么？出版业如何才能在国内证券市场成功上市？一般经过上市前的全面准备、重组及内部规范、启动上市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企业上市前的全面准备

企I如果没有做好筹备工作，上市就会非常困难。上市前的准备工作是全方位的、极为重要的，涉及公司管理层、各部门，财务部门准备工作相对要多一些。从某些角度讲，这一阶段是决定其能否成功上市的关键阶段之一，公司管理层应该认真分析，进行自查家底、明析产权、风险控制、募集资金规模、投资方向、资产评估、土地评估，以及盈利预测等。现在我国正在筹备上市的出版集团所面临的难题是：阅读人群减少导致出版规模不断缩小、学生人数增长有限、教材教辅图书基本达到了饱和、教材降价等。具体要考虑三件事：（1）企业的大股东及主要高管人员要有企业上市的基本知识，首先得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了解我国A股资本市场相应板块对企业上市的基本要求条件，如股份公司的设立、股本结构、资产重组、内部规范等，对照本企业的基本情况，判断本企业是否通过努力才能够达到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时，要将上市给本企业带来的利益和成功上市需要花费的上市成本进行对比权衡，并以发展的眼光进行分析判断是否值得上市，从而决定是否上市。（2）企业业绩的好坏是决定其能否成功上市的关键，良好的经营业绩是企业成功上市的重要保证。企业健康发展，主要是指企业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企业的毛利率在一定时期内要相对平稳，上市企业的毛利率应高于同行业平均毛利率，同时，企业每年剔除非经常损益后的税后净利也要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做到既叫好又挣钱。拟上市企业必须做到主业突出，做好主业并强化其经营，剥离或弱化非主业，只有主营业务突出的企业才有希望获准上市，也是企业成功上市后直接影响股价的关键。出版业可以制定公司五年、十年中长期战略规划，研究明确转型方向、主营目标、经营利润等，发展朝阳产业、网络出版、电子杂志、手机报等新型盈利模式。（3）转让调整重设符合上市的股东人数和资本金的注入，完善加强公司治理结构，资产并购重组，处理好经济业务和分拆关联交易，清理对外担保，清产核资做到产权清晰。北洋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引入北青传媒等第一批战略投资者后，去年以来，经过慎重筛选和反复洽谈，又引进了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公司、北京君联资本等8家全国一流的优秀战略投资者。为了保证成功上市，企业要预计上市时间、上市费用、机会成本、选择中介机构及合作伙伴，付出巨大代价并发动大量人员，企业内部由谁来负责上市全过程的总协调？怎样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进行工作？都是企业要全面分析、研究的问题。

第二阶段：企业重组及内部规范

1.如果打算上市，就必须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健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公司财务会计制度、公司决策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股份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并要规范企业的财务管理、会计核算、涉税事项，这些都是企业能否成功上市的重要条件。一般说来，如果企业计划上市，会计部门应配合会计师整理账目，以便会计师查账以及编制上市所需要的分析数据。如何整理账目，则首先需要充分了解企业的现存账目，根据会计师提出的要求，再订立具体账目整理方案，这个环节是上市各项工作中耗时较长的一项工作；还有上市前的税务必须正常，所有的税款不能漏报、漏缴，必须出具合规证明，保证公司没有重大违法行为，企业首发上市涉及的关键问题多达数百个，各中介机构开展工作须保证企业申报期内的财务报表顺利通过有上市审计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的审计报告具有权威性，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下一步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2.企业要成功上市，首先必须建立健全一套完善的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特点的管理制度体系，各方面要做到规范运作。如果没有一套规范化的制度体系，企业运作无所依据，就不能良好地规范运作。管理制度体系一般包括公司介绍、章程、组织架构、各部门职责等。为了企业的稳步发展，建立起一套完整、规范的管理制度体系是相当重要的。就企业而言，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组织体系、行政管理体系、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财务管理体系、物料采购及仓储系统、下属机构管理体系等。

3.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包括货币资金、存货、采购、销售、对外投资、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等。会计师事务所自2016年5月31日起进驻北洋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各子公司，针对2013年―2016年6月“三年一期”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现场进行业务指导和审计取证等工作，做好业务数据核对和财务审计工作，还包括解决财务、税收、法律、公司治理等历史遗留问题，很多问题在后期处理的难度相当大。据北洋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工作时间表，对北洋传媒的尽职调查工作在持续进行，本次尽职调查工作涉及公司财务与内控制度、财务核算体系、财务相关人员等。

第三阶段：企业正式启动上市工作

企业一旦确定上市目标，就开始进入上市工作的实务操作阶段，开展各项具体工作，并及时向管理层汇报上市工作的进度，提出问题及建议解决方法。主要包括对主营项目、资本金、三年连续盈利、股东人数、公司战略规划、治理结构、核算的规范性、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关联交易等有不同的要求标准，进行自查整改，配合会计师、券商、律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开展工作，协调企业内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以配合上市计划；中介机构经过审慎调查阶段对公司了解，发行人与券商将召集所有中介机构参加分工协调会，协调会由券商主持，就发行上市的重大问题，资产重组方案、股本结构、事项进行讨论，对初步方案进一步分析、财务审计，企I各部门，尤其是财务部门必须按照审计提出的调整事项逐一落实，监管及协调各专业人才之间的工作及进度，完成安排的各项工作，提供详实的资料，完成后接受第三方权威机构的资产评估，以资产评估净值为依据，会同保荐券商机构、审计、资产评估机构设置总股本、流通股本，完成招股说明书及各种法律文件的起草工作，提交审核。所以，为了企业的健康稳步发展，建立起一套完整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条件的规范的管理制度是相当重要的。由于外部的中介服务机构有五六个，几十个人同时进行上市工作，需要多方组织协调好，协调难度相当大。现场核对工作的基础是各相关子公司做好准备工作，包括数据准备、内部核对和提前沟通。数据准备是指各子公司要以5.31数据为基础，按照以实物流为准的原则，对本公司的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进行调整，梳理2013、2014、2015和2016年5月31日4个时间点的时点数，以及三年一期的交易数据。内部核对是指本公司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要对梳理完成的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进行核对，确保自身梳理后数据的正确。提前沟通是指各核对子公司要完成自身数据核对后，要提前将核对后的数据与相关关联单位进行沟通，对一些问题进行协商，提高现场核对的效率。

目前，北洋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申报工作会议指出，我们出版企业上市，目的就是为了做大做强。2015年出版发行行业有13家上市公司，全部盈利，再加上2016年初上市的南方传媒，出版业上市公司达到了15家，有几个出版上市公司在用上市募集的资金进行商业地产的开发，并获得了较好的收益，再以此补贴出版产业。出版传媒大部分企业已介入数字出版领域，并与IT产业、互联网产业相联系，进行战略投资，争取占领数字出版产业的上游。出版机构、出版集团面对不乐观的外部经济环境，开始放弃对品种和规模的盲目追求，实体书店改造升级步伐加快，销售继续回暖，整体表现可圈可点，资产规模纷纷上扬，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展现出诸多新气象。精品出版、精致出版渐成潮流，在IT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数字出版、媒介融合、在线教育、游戏、影视等新兴产业融合已成为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出版集团在经过转企改制之后，都尝试用资本的力量寻求利润增长点，出版业上市公司的数量将继续增加。我相信北洋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将以崭新的面貌、出色的业绩登陆A股市场。目前，各项上市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上市辅导等工作已经启动。

参考文献：

[1]莫林虎.出版传媒企业上市募资后如何投资[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5-02-02.

[2]朱乃平.我国出版业上市公司绩效与运营能力分析[J]现代出版，2014，（1）.

传媒公司规章管理制度篇3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新闻传播思想日益成熟，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立法工作得到高度重视，有条不紊地循序渐进，新闻传播法制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为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证。

1.新闻传播法制基本框架逐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领域法制建设取得较大进步。有关新闻传播的法规散见于宪法和各类法律、法规和规章中，这些法律规范初具规模，正在构建以宪法为统帅，以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主干，以部门规章为补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法律体系，构成了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制的基本框架。

2.以《宪法》为核心的基础性法律日益完善。1954年《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随后的《宪法》对该条款基本没有改变。《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第41条关于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的规定，都是对新闻传播活动具有根本意义的法律规范。我国的民法、刑法、国家安全法等实体法和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这三大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有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规范。

3.相关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相继出台。国务院制定一系列管理大众传播媒介的行政法规，如《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几乎涵盖所有大众传播媒介。与此同时，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制订一系列专门规章，如《期刊管理暂行规定》《报纸管理暂行规定》《报社记者站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报刊社社长、总编辑（主编）任职条件的暂行规定》等，是报刊管理方面比较完整的法规性文件，对规范和加强报刊管理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出台对新闻传播活动起到很好的规范作用。

4.新闻司法改革逐渐推进。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妥善应对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新闻司法改革，司法理念与司法机制获得革命性重构，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新闻司法制度，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司法公正。在新闻侵权诉讼案件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国的新闻传播法制在司法实践的推动下得到完善和发展。1985年，上海市发生全国首例新闻侵权案———杜融诉记者沈涯夫、牟春霖诽谤案。此后，在我国出现的多次新闻诉讼浪潮中，新闻司法的成功实践有效助推了新闻传播法制建设。

5.新闻传播法制内容不断丰富。随着互联网日益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络信息传播立法成为新时期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的新特点。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促进了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200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成为保护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要法规。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在法律层面确立了个人信息尤其是个人网络信息保护的原则。

二、我国新闻传播领域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新闻传播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与此同时，新闻执法部门切实加强新闻采编流程、新闻传播从业人员、驻地方机构等方面的管理，纠正存在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持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全面整治、规范了新闻传播秩序。当然，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在新闻传播立法方面还比较薄弱，新闻传播法制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立法机关、行政部门针对新闻传播活动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但至今没有颁布专门的《新闻法》和《出版法》，这是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制的主要不足之处。

1.立法数量偏少。在我国240多部现行法律中，文化类法律只有五部。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相比，文化立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所占比重偏小，低于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立法。不少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尤其是在新闻传播立法方面，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重要领域只有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新兴媒体管理方面的立法比较欠缺。

2.立法层级较低。在新闻传播方面称得上法律的，只有《著作权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其余均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由于法律效力低，处罚权限、处罚力度有限，执行难度非常大，对违法违规者往往起不到约束和震慑作用。

3.立法质量不高。少数法规规章出台前调研不够，有的内容脱离现实，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贯彻执行；部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之间存在相互抵触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出现“依法打架”的现象；一些部门规章更像政策性文件，原则性要求多，操作性强的行为规范少，缺少违反规定应承担的责任和处罚性条款，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无所适从。造成新闻传播领域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上说，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对社会精神生活和人们思想意识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新闻传播领域立法具有特殊性，不同于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立法，许多问题十分敏感，不仅要处理好发展与管理的关系，还要考虑国内管理规定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关系，需要反复调研、周密论证。从主观上讲，长期以来我们强调新闻传播工作的特殊性，重政策、轻法律，习惯于行政手段，对新闻传播领域立法的紧迫感不强，对新闻传播领域立法的需求、特点和应当着力攻关的问题研究不够。

三、大力推进新闻传播法制建设是大势所趋

2014年1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透露，国家正在研究传播立法。柳斌杰表示，新媒体发言随意，吸引眼球；传统媒体管制严格，面容呆板。一样的传播两个尺度，让传统媒体常常感叹“带着镣铐跳舞”，环境不公。而传播立法的出台，将终结这一局面。他认为，依法治国，新闻传播也要有法治思维，走向法治轨道。否则,底线不清、边界不明，媒体不好把握。哪些东西能传播、哪些不能传播，法制、道德、社会秩序的底线要明确，用各种条条框框把体制内的管得很死，眼看着它们的影响力减弱，阻碍它们发挥作用；新媒体发展越来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形成另外一个舆论圈，这种发展不平衡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传播立法能使媒体获得自，媒体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可以依法判断自己的行为。柳斌杰在前些日子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全国人大已经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今后凡是属于公共新闻传播范畴的，包括互联网新闻服务等，都将纳入到新闻法管理中来，不过自媒体这一传播形式暂不会纳入。柳斌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的这两次表态，在新闻界和社会上引发很多讨论和大量点赞。毋庸置疑，大力推进新闻传播立法，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舆论生态大变革的迫切需要，对于建设现代传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规范新闻传播秩序、有效开展国际舆论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推进新闻传播法制建设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没有完善的文化法律法规，就不可能形成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也不可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同样，没有完善的新闻传播法律法规，就不可能形成完备的文化法律法规。目前，新闻传播领域法制建设相对滞后，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国家不断推进法治建设的整体进程不相适应。必须进一步加快新闻传播领域立法步伐，推动新闻传播领域的建设和管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2.推进新闻传播法制建设是提高新闻传播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提高新闻传播工作科学化水平，需要从多方面努力。其中，加强立法工作，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引领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新闻传播法律法规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概括和总结，相对于新闻传播方面的政策而言更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和强制性。通过法定程序把党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就使党的政策主张获得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把新闻传播实践中形成的新成果、新经验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为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提供了更为科学、更为具体的遵循。这不仅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新闻传播工作不断从经验型向科学化转变。

3.推进新闻传播法制建设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新闻舆论领域的斗争更趋激烈、更趋复杂。对我实行“西化”“分化”，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贯战略。近年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大量输送西方价值观和所谓的“新闻自由”，大肆妖魔化中国。面对激烈的国际舆论斗争和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特别是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后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不尽快做好立法方面的准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就难以有效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在新闻传播的剧烈竞争中赢得话语权和主动权。

传媒公司规章管理制度篇4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独立社会公正

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的主张和要求。但近几年来，传媒在执行舆论监督的重任时，与司法机关有过一些小的碰撞，引发了一些有意义的讨论。在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上，理论上应该怎样看，实践中又应该怎样做，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者的宪法根据及宗旨的一致性

舆论监督从广义上说，是指通过传媒对党务、政务的公开报道，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施政活动的报道和评论，以及对各类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腐败分子的披露和批评。[1]。对作为国家机关之一的司法部门进行报道和评论，自然也是舆论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

舆论监督不是一种权力（power），而是一种权利（right）。这从舆论监督的权利的来源，可以获得说明。舆论监督的权利来自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批评建议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和知情权（宪法对知情权没有直接规定，但“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条文间接含有此内容）。可见，传媒虽不是法定的监督机构，不享有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力，但它在反映和代表舆论时，享有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传媒作为公民实现上述三项权利的载体，客观上具有了监督司法的效能。

诚然，正如有人指出的，我国的“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如果由它来行使舆论监督，会出现权力部门如行政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的现象。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排除这种现象出现的可能。但由于这种监督是以大量信息为基础，以在光天化日下的传播为手段，在绝大多数正常情况下，这种监督所当然具有的公正性，使得这类矛盾很少发生。夏恿先生说得较为深刻：“从法理意义上看，中国的传媒是官办的性质，因此传媒监督与其说是公民权利的延伸，不如说是政府权力的扩张。这种传媒监督不具有法理根据。不过中国的传媒监督司法具有其他几种根据：一是伦理的根据，即“替天行道”、“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抱负；二是职业的根据，即传媒作为社会守望者的角色作用；三是竞争的根据，即从官方化机构向非官方、市场化转变而提出的要求。这种种因素，使得媒体监督成为当代中国非常有效的社会救济手段。”[2]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充分认识到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司法独立也是得到宪法保障的。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奉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国家，都没有行政独立、立法独立之说，为什么偏偏规定司法独立呢？因为人们认为，在三权中，行政与立法权力都很大，是最容易膨胀和腐败的权力分支。司法权力相对弱小，但它却担负着制约权力、保护民众的使命。为此，国家为司法权设置了特殊保护机制——“司法独立”，允许与保障司法机关不受其他权力干预，依法独立审判。

传媒不是一种权力，不能直接干预司法。它如果对待决案件作有倾向性的报道，就会对法官产生压力，或者使法官先入为主，形成偏见，使公正审判难以实现，最终仍然可能或多或少地影响司法独立。所以必须在司法独立的保护下，使司法具有相对的封闭性，让司法活动尽可能少地被传媒所干扰。同时，法官也尽可能少地露面于传媒，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要用废止舆论监督、言论自由来确保司法独立呢？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当的。司法的封闭性固然排除了非法律的干扰，它又可能使司法机构变得僵硬，不能顺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还可能导致黑箱式操作，既容易使个别正义受到侵犯，也不能满足大众知情权的要求，因此引进开放性的传媒克服司法封闭性之缺陷就顺理成章。[3]

有人说，“西方国家是排斥‘传媒监督司法’这一概念的。”[4]这种看法可谓似是而非。在西方国家，“自由报刊应该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被视为信条，确实没有舆论监督这个提法，但他们使用的是更为彻底的说法：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等。

舆论监督既是属于言论自由权范畴，那么舆论监督司法就是允许公民和传媒有以自己的见解和立场，对司法进行言说评论的自由。而“‘言论自由’意味着言论的发表者在合理限度内有说错话的自由。在这个限度内，被批评者对媒体的负面报道只能采取‘有则改之，无则改之’的态度，不能追究媒体的责任。”[5]从道德、道义上说，传媒应该每篇报道、每句话都正确地维护公众利益，但从法律角度，我们不能要求传媒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得有错。

总之，新闻自由和公正审判，不能是一种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关系。司法追求的独立与传媒强调的监督均有其合法性根据，很难在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但由于传媒与司法的不同特性容易导致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之间的冲突，因而制度设计上需要认真权衡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制度运作中保持合理的张力，在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之间寻求合适的度。

而这一点，应该是能够做到的。因为二者不仅都是宪法所保护的，而且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社会公正，新闻媒介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常常是在前面发现问题，为正义与公正呼喊，而司法机构紧随其后，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二者的目标统一于社会公正。既然都是为了公正，就都应该认识到尊重和维护对方运作特点的必要性，就能找到那种“合适的度”。

平衡司法的封闭性与新闻自由滥用

上面从理论层面上讨论了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现在有必要往实践层面深入一步。

自由和法治在我国都处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就新闻而言，一方面它现在作为国家发展和建设的资源和手段，其获得的自由空间不是很大，但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传媒从业者并不熟悉法治下新闻自由的正确运作，侵犯和损害他人（包括公民、法人和组织）的事时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偶尔发生损害司法独立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对这种现象产生过分的担心则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应该看到传媒监督的重要意义。首先，传媒监督有助于增加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的作用；其次，传媒监督为公众评说司法行为并间接参与司法过程提供了条件，从而降低了司法专横的可能性。[6]

还应该看到，没有媒介监督而导致的黑箱操作式的审判，比起有媒介监督的司法，可能产生的不公正要多得多。有些反对庭审直播，进而反对传媒监督司法的人，喜欢举的例子是，1995年美国著名棒球手辛普森涉嫌杀害前妻一案，由于电视转播庭审实况，结果辛普森被判无罪，他们说这与陪审团受公众舆论的影响有关。而实际情况是，“在辛普森案件中，美国传媒几乎无一例外地反映民意认为辛普森就是最大的杀人嫌凶”。[7]这恰恰说明，对于一个成熟的陪审团、公正的法庭来说，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媒介的介入会对他们有多大影响。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丝毫不否认处理好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的重要性。一种好的制度设计，是在不同价值与利益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平衡。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平衡，就是要确定传媒之于司法应该做些什么，司法之于传媒应该做些什么。

首先要明确传媒监督司法的领域和行为方式。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报道和评论司法改革和司法工作的发展情况。（监督不是仅限于批评，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的需要，是最重要的监督。）

二、采访报道一切公开审理的案件。

三、露和批评司法领域中腐败的人和事，如受贿枉法、违背司法程序等。

其次，为了协助实现这一目标，司法机关应当为传媒提供必要的条件：

一、司法机关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与传媒对话的常规渠道，经常通报司法工作情况。

二、司法机构经常对其做出的司法裁决以及采取的法律措施进行说明和解释。

三、对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司法机构应给予媒体某些特殊便利，配合媒体适时报道进展情况。

四、依法应予公开的法律文书均应允许传媒机构查阅。[8]

制度设计的另一方面，就是要让传媒遵守“合适的度”，不以越轨动作损害司法，影响公正审判；司法机关可以处罚越轨情节严重者。比如在美国，如果媒体在审判过程中，发表企图影响案件判决或抨击、讥讽法庭成员在法庭上的行为的言论，法官可以以藐视法庭罪来惩处。不少国家规定了，或在实践中形成了法官对传媒的自由表达有限制权，对违背者有惩处权。法国新闻法规定传媒界可以自由地了解并报道司法活动，但必须遵循相应的限制规则：如禁止发表有关法庭或最高司法会议的内部审议消息；对复制的罪行材料以及有关未成年犯的审判无论是文字或图片均不得发表，否则传媒将成为法院的惩处对象。在英国和美国，少年犯罪、性犯罪及有关司法机密的案件传媒不能报道，若有倾向性的报道，法官可以蔑视法庭罪论处。英国《每日镜报》曾因其倾向性评论而被法官戈达德勋爵判处罚款1万英镑，当天值班编辑被判蹲3个月班房。[9]

当然，这种制度设计需要其他做法的配合，否则会导致司法惩处传媒的滥用。比如在西方国家，规定当法官行使这一权力时，传媒有权利听审以便反对法官行使该项权力；传媒还可以对法官的惩处提出上诉。实际上，法官惩处传媒的现象很少发生，但只要有这一规定存在，传媒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时，就会增强自律。

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了公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在第六修正案规定了被告有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而且很讲究在保护这两种权利上的平衡。

联邦最高法院在《里奇蒙德报》诉弗吉尼亚洲最高法院一案的上诉案的判决中称，根据以往长期公开审判的传统，作为场所的法庭已成为公众集会的地方，宪法第一修正案自由集会的条款赋予记者和公众出席法庭审判的权利，虽然这不是绝对的权利，但公众有权对完全或部分不公开法庭审判的动议提出质疑。这说明美国的司法机关重视接受新闻监督和尊重公众知情权。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司法又非常重视防止新闻媒介的有偏见性的报道妨碍被告接受公正审判。例如，为了重审俄亥俄州医生山姆·谢伯德杀妻案，法院在组织陪审团时，逐一询问对方是否已接触过有关被告的报道，以及这种接触是否会影响其公正判断。若已产生影响，就不得进入陪审团。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异地审判。1995年美国南部俄克拉荷马市联邦大楼发生爆炸，168人在爆炸中丧生。由于媒体连日报道，受害者家属血泪控诉，在此情况下，对爆炸案主犯麦可维的审判被移到远在美国中西部的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进行，以最大限度确保审判的公正。[10]

就整体而言，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实际上是相当乏力的。因此，对传媒监督司法的过分担心是多余的。

新闻监督司法的行为方式及自律要求

传媒如何报道和监督司法活动，有些论者主张要通过立法来确定。笔者认为这样做利小弊大，是不必要的。无论国内国外，在这方面都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形成了一些惯例。这些惯例主要靠新闻界发扬自律精神在行动中加以贯彻。只是有些人对它们还不十分熟悉。笔者加以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坚持“无罪推定”，力戒“新闻审判”。

任何人在未经法院审判前，都不能称之为罪犯。自我国刑事诉讼法有此规定以来，传媒基本上都能做到称未经审判的案犯为犯罪嫌疑人。但做到这一点，还不算完全做到了“无罪推定”。

要真正做到“无罪推定”，就要重视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力戒“新闻审判”，就是不能由记者和媒体用某个法律术语给某个当事人或某件事定性。例如，某报曾突出刊登《京石公路上的绑架案》和短评《不容许任何人撒野逞凶》。后经法院审理，该案以“轻微防害公务罪”，而不是“绑架罪”判决。该报的报道显然给人家加上了较重的罪名，那末记者在报道中称其“犯了妨害公务罪”就对了吗？因为它毕竟也属于罪名，而犯何罪应由法院来判定。也许还不如使用“京石公路上的撒野逞凶”这样的非法律术语为好。对于披露出来的事实和行为，表述中也经常需要有个词汇来概括一下，对于这种情况，一是尽量不用法律断语，二是宁可使用涵盖面大而性质轻的说法，如某人是贪污还是挪用公款，一时还难以断定属于哪一种，报道中不如暂称违纪金额或违法金额。以上是指新闻媒介自己发现线索进行的报道。对于公安、检察机关提供的案件进行报道，即使看上去铁证如山，也得加上涉嫌、被控等字样，如表述成“涉嫌贪污”、“被控杀人”。因为只要未经法院判决，就只能是“涉嫌贪污”、“被控杀人”。否则，总难免有“藐视法庭”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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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强“立案意识”，不得超越司法程序。

一般来说，由传媒自己发现的线索所作的揭露性报道，虽然同样要遵守客观公正，不能妄加罪名的原则，可传媒透露其在该事件上的倾向性，总是难以避免的，否则传媒就无法尽其呼唤正义的职责。但是，一旦司法机关介入，该问题被立案以后，传媒就要确立“立案意识”，为司法机关处理该案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不能对案件实体发表任何偏颇的言论，不能作有倾向性的报道。也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如对有关当事人作出定性、定罪、定刑期以及胜诉、败诉等结论。

在实践中，虽然没有多少媒介下诸如此类的明确结论，但稿件中不时有“民愤极大”，“社会影响极坏”之类的说法。这都是不应该的。张立柱一案发生后，传媒齐声讨伐，显示出民愤极大，以至于张立柱临刑前还在说：我是栽在记者手里了。这一案子常被法律界人士用来说明，传媒做定性的、单向度的报道，有可能影响公平审判。新闻界不可不警戒之。这是因为司法机关审理案件时，如果传媒在那里作有倾向性的报道和评论，那无异于在作庭外的事实认定，以及庭外辩论、庭外诉讼。这样激起的公众的情绪，会对法官造成心理压力。所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媒介不宜于发表评论，报道也只宜于按照审理的进展进行客观的报道。

但是在案件审理结束以后，如果确有必要，传媒是可以评论的，包括法庭认定事实是否准确，适用法律是否合适，量刑是否恰当，等等。总之，司法机关立案后、结案前，只应随程序作客观报道，评论应当停止。

三、尊重法官司法，遵守法院规则。

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对司法是怀着一种敬畏心情的。首先是敬，因为它代表着社会公正；任何力量不能挑战司法，因为它是社会正义和安全的保障。其次是畏，司法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它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它的最终裁决是任何力量不能动摇的，是无法改变的。我国正在建立法治社会，司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司法独立的实现程度，应该也必然不断提高。而要做到这些，传媒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

传媒固然应该批评司法腐败，但这样做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威信。可是在有些报道和评论中，多少体现了对司法的不尊重。比如，“一些报刊频频以重要位置刊登一些诸如‘这个法官毫无人性的文章’的文章”[11]，这种煽情式的文字，显然过了头，是要不得的。有的司法工作者反映，一些报刊评论法院的判决词，就像小学老师批小学生的作文一样，太多挑剔。笔者认为，不守法的法官，不恰当的判决都是可以评论的，鉴于司法机关的特殊性，传媒的任何批评都不应该是煽情的，恣意的，而应该是有节制的，理性的。

此外，尊重司法也表现在新闻媒介在采访时要遵守法院规定的规则，比如未经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许可，不得在庭审过程中录音、录像和摄影。在法庭内不得随意走动和进入审判区，不得发言、提问等等。[12]

电视直播庭审，能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它符合审判公开的原则，是把听众席推到千家万户，并能促进审判度量提高，有利于减少司法腐败，促进法律知识普及。在有的地方，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已经适应，并乐于电视直播庭审。尽管如此，电视直播或录播庭审，一定要经过法院同意才能进行。法院有保留，不能勉强。只有这样才合法，并且有好的效果。

四、提高法律素养，避免对司法乱加指责。

现在司法界有的人对传媒监督有些微辞，常常是因为媒体的报道表现了对法律的知之甚少，却对司法工作者提出指责。例如，前几年发生一件事，“假商标印制者以技检局无权管理商标为由，对越权打假的技检局提起行政诉讼。这种行为完全合法。而传媒以为打假者反被造假者告了，纷纷谴责，一时舆论哗然。结果，法院竟趋同于舆论，错误地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13]又如，“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老人来法院，有人骗他钱，但拿不出证据，被法院驳回，而新闻记者则以‘天下没有讲理的地方’为主题大做文章。公民有诉权，但打官司，要胜诉就得那出证据。记者不具备这些普通的法律知识，却凭感情驱使，大做文章，要法院承担解决一切社会不公的重担，显然是对司法机关的不公。为了防止这类对司法机关乱加指责的现象，一是法治社会的记者，特别是报道司法的记者要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二是写出有关司法的报道、文章，尽可能地让精通法律的人看一看。

五、改进报道方法，力求全面报道。

我国传媒在报道任何负面的事物时，都喜欢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大义凛然充满字里行间。这既是长处，也有弊病，不同场合不能一概而论。在案件报道中，那有弊病的一面就显而易见，它无异于发表前面所诟病的有倾向性的报道，会滑上“新闻审判”之路。

客观公正是案件报道中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方法。要实现客观公正，记者和媒体要克服“包打天下”的心态，不要认为某些案件是本媒体首先披露出来的，于是不管司法机关是否已经立案，仍然在那里大包大揽地发表意见，进行评论。媒体为司法机关提供了线索，又促成司法机关的介入，功劳已经不小，暂时免开尊口吧，何况司法机关处理后仍可以发表意见呢。

要实现客观公正，一个重要的做法是做到全面、平衡地报道。报道诉讼案件时，绝不能像报道一些非事件新闻时那样，围绕某一主题组织材料，要尽可能做到平衡报道，采访双方当事人，力求提供全面信息。

本文最后想说的是，鱼和熊掌要兼得，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不偏废。正如李尚公先生所讲的，“真正独立的司法根本不担心传媒的干扰，正像它不担心社会势力的干扰一样；真正自由的传媒也不会损害司法独立，因为总会有几种不同的声音的——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言论都不具有杀伤力，只有“惟一”的声音才是可怕的。鉴于我们的司法和传媒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双方应该互相支持：司法要维护传媒自由，传媒也应该帮助司法摆脱一些羁绊。”[14]

注释：

[1]孙旭培《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舟共进》1999年第7期

[2]《“司法与传媒”学术研讨会讨论摘要》，《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第75-76页

[3]左卫民、汤火箭《传媒与司法关系新探》，打印稿，2000年4月

[4]《新闻记者》2000年第5期第39页

[5]同2，第78页，冯军发言

[6]同2，第75页，顾培东的发言

[7]参考顾培东发言，同2，第81页

[8]《新闻大学》2000年秋季号，第17页

[9]左卫民、汤火箭《传媒与司法关系新探》，打印高，2000年4月

[10]参见《寻找新闻与司法的平衡点》，中华新闻报，2000年9月4日

[11]北京青年报1998年11月2日王振清发言

[12]见《人民法院法庭规则》

[13]《新闻大学》2000年秋季号17页

传媒公司规章管理制度篇5

关键词：财经媒体；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信息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2

我国多数上市公司的治理制度尚不够完善，尚未形成公开透明、披露真实全面信息的传统。虽然证监会一直在致力于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但是信息披露延误、遗漏甚至是虚假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有公司董事会的内部监管，以及中介审计机构、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媒体的外部监管。媒体监督作为独立于政府、股东、上市公司的第四权，监督上市公司行为、促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一、文献基础及理论分析

1.国外关于媒体公司治理作用的文献综述

早在1983年Fame & Jensen就提出，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使上市公司管理人员会积极应对新闻报道。此后，Dyck、Zingales、Miller等学者论证媒体具有监督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作用。Dyck & Zingales（2001）的定量研究表明，媒体监督显著降低了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数量。Dyck（2002）提出，媒体监督可以使管理层的决策不至于过于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Miller（2006）论证，媒体对揭示财务舞弊、减少虚假信息的传播有积极的作用。之后，研究开始深入到探究媒体对上司公司的监督作用是如何产生效果的。Tetlock（2007）提出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消极态度能够刺激股民出售股票。Dycketal（2008）的实证研究论证了媒体的负面新闻督促政府部门介入调查。 Joeeta（2009）发现媒体曝光董事会无效或低效行为会产生积极的作用。Fang（2009）等进一步提出媒体是上市公司与外部的作息中介，降低了信息不对称。

由此可见，国外对于此课题的研究由表及里，从发现作用到探究作用机制再到利用机制提出改进措施建议。研究的重点在于媒体监督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鲜有专门探究媒体对信息披露的作用，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作用则是作为公司治理中的一个微观层面。

2.国内关于媒体公司治理作用的文献综述

我国对于媒体与公司治理以及信息披露的相关性研究大概是在安然事件爆发后开始兴起。周新军（2002）指出媒体在对上市公司信息“再披露”方面显得被动。周新军（2003）提出应取消对财经媒体中“指定信息披露”与“非指定信息披露”的区别对待。刘蔚（2005）开始研究影响媒体外部治理效应的因素。李培功、沈艺峰（2010）把媒体分为政策导向性和市场导向性媒体，论证市场导向性媒体具有更加积极的治理导向作用，并认为我国媒体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引起相关行政机构的介入实现的。沈洪涛、冯杰（2012）从环境会计信息角度，分析了媒体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报道能显著促进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从各个时期代表性文章中可以看出，对于媒体监督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研究，我国文献发展趋势大概是从提出“有积极作用”到验证“有积极作用”，再到“如何发挥作用”、而对于“为何要发挥作用”的专门探索涉及较少。

二、财经媒体在信息披露环节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

1.信息的源头

媒体对不良信息源的约束主要是由“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媒体对上市公司某些不良事件的报道，会给上市公司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出于对未来就业机会和薪酬的考量，经理人往往十分重视自身的声誉。由于负面报道会伤及经理人的声誉，因而他们通常会积极应对报道。在面对这一类事件的时候，企业的反应速度、多渠道并行的应对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万科部分楼盘所用的安信地板质量被财经周刊质疑之后，万科在当天就通过互联网、媒体向公众了正式的声明。万科的态度、应对步骤在舆论还没有进一步扩散的时候已经融入了公众传播渠道，主动披露相关信息，避免公司处于过于被动的地位。

除了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其他非指定财经媒体也是时时刻刻在关注市场的一举一动。上市公司若披露虚假信息、或隐瞒信息，是很难瞒天过海的。而一旦被财经媒体所揭发，直接受损的是上市公司及高管的声誉。也就是说，媒体增加上市公司或其高管违规披露信息的成本，迫使他们即使在诱惑的面前披露信息也需慎之又慎。这就相当于在信息流的源头控制信息的真实性。

2.信息的传播

媒体对降低信息不对称的职能主要是由“监督机制”发挥作用的，财经媒体是一种外部而非内部治理机制，它不具有股东的投票权，也无权直接影响公司决策与管理者行为。研究表明，媒体的公司治理功能更多是经由声誉和政府介入等特定的传导机制间接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媒体的监督功能。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产生严重的问题，冲突的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投资者往往因信息劣势而遭受内部人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

财经媒体对上市公司拥有着正当的报道权和批评权，因而在解决广大股东与上市公司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发挥了促进信息传播，降低信息获取成本的作用。财经媒体的任务首先是选择、筛选、确认信息，然后重新整装信息，才把信息传播出去。这样，他们减少了投资者为了“知情”必需付出的成本。中国证监会指定由《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三家媒体披露上市公司信息，当上市公司披露消息时，投资者可以第一时间在这三份报纸中查询到，便不需要自己花费时间去搜集所有这些信息。

3.信息的反馈

郑志刚（2011）指出，报刊的负面报道增加会有助于企业下一期业绩的改善。一个公司的负面报道越多，那么公众对其关注程度越高，经理人潜在的声誉损失就会越多，因而经理人改正违规行为的激励越大。因此，媒体的负面报道通过影响经理人的声誉促使其改正违规行为，而违规行为的改正最终导致下一期企业业绩的改善。媒体报道之所以成为我国实现公司治理目的可以借助的法律外制度，不仅仅是由于媒体报道导致了行政机构的介人进而促使企业改正，同样可能由于媒体的负面报道将引起普通民众的关注而形成对注重声誉的经理人行为的外部约束。

三、充分发挥媒体促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作用的建议

1.财经媒体监督存在的问题

尽管财经媒体在监督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但其功能并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与资本市场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距离。

第一，行政干预影响媒体独立性。官方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如《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体现着浓厚的行政色彩。第二，是各种利益冲突的存在。广告收入是许多财经媒体主要的收入来源，因而媒体与上市公司之间便存在不那么纯粹的关系。第三，媒体从业人员的自律能力、专业素质也是影响因素。第四，媒体还面临着诉讼风险问题。陈志武教授在研究我国新闻媒体受法律保护的程度时，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新闻媒体被企业或个人以名誉侵权时，媒体在一审的败诉率高达69.27%。

2.充分发挥财经媒体监督作用的建议

要使得媒体更好地发挥监督上市公司职能，需要社会与媒体自身内外两个方面的努力。从社会角度来讲，需要法律、行政、社会环境的改变。首先，要保障媒体的报道权利。通过立法，从法律上保证媒体合理的报道权利。其次，适当放松干预、强化媒体市场的竞争机制。公平的自由竞争环境，能够给财经媒体创造了一个良性发展的机会。此外，要创造媒体监督的良好氛围。财经媒体在行使监督权的过程中，需要耗费财力物力人力去做深人的采访调查，还要承担相关风险，因此需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从财经媒体自身角度来讲，提升公信力是应该努力的方向。财经媒体的公信力直接影响着新闻的价值以及影响力。提升媒体公信力，一要平衡眼前的经济利益同监督职责的关系。二要提高从业者的水平和素质。

四、结论

本文研究分析了财经媒体对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影响，表明财经媒体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通过理论、实证与案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财经媒体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作用机制。财经媒体作为监督上市公司的“第四权力”，在促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触及到监管部门的“监督死角”。财经媒体是降低资本市场、证券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然而，财经媒体监督并非尽善尽美。受行政干预、利益冲突、自律能力以及遭遇上司公司抵抗等因素的影响，财经媒体的监督作用并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为了更好地发挥其监督职能，进一步降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保护投资者、外部人的利益，应当适当放开行政干预，强化媒体市场的竞争机制，在客观上保障媒体的报道权利，在主观上提高媒体公信力。

参考文献：

[1]Fama， Jensen， Agency Problems and Residual Claim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Vol.26， Issue2， P306 -P360

[2]David M Kreps， Robert Wilson. Reputation and imperfect information [J].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82， Vol.27，P253-P279

[3]Dyck，Zingales，L.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Finance，2004 Vol.2， P537-P600

[4]Dyck Alexander， Luigi Zingales.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of the Media ， Working Paper， 2002， Vol.10， P1-P30

[5]Miller，G.S. The Press as a Watchdog for Accounting Fraud.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6.P569-P580

[6]Tetlock， Giving convent to Investor sentiment： The Role of Media in the Stock Market，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7， Vol.6， P 1139- P 1168

[7]Dyck， A.， Volchkova， N.， Zingales， L.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of the Media： Evidence from Russia. Journal of Finance， 2008， Vol.3， P 141- P 149

[8]Joe J. ，Louis H.，Robinson D. Managers and Investors Responses to Media Exposure of Board In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9， Vol.5， P 203- P 212

[9]Fang L. Press J， Media coverage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9， Vol.64，Issue 5，P2023—P2052

[10]周新军.证券报道研究[J].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媒体监督，2002（12）：44-45.

[11]周新军.公司治理结构与媒体监督[J].经济研究参考，2003（9）：42-49.

传媒公司规章管理制度篇6

    新加坡的新闻传播媒体管理活而不乱。结合笔者的研究和实地考察,就新加坡的新闻传播媒体管理做一探讨。

    新闻传播媒体管理的举措

    组织体制设计的国有私营。新加坡报业控股和新传媒,从组织体制上都具有国有私营公司的特点。新加坡报业控股(SPH)成立于1984年,是挂牌于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第一级股市的上市公司。但是在公司的制度设计上,新加坡报业控股有两个特点是其他上市公司不具备的:一是严格限制任何一家外资企业股权超过3%,二是设计了管理股。管理股由政府管理,每股拥有相当于200个表决权。新传媒(新传媒私人有限公司,Media Corp)是名义上的私营公司,但它的唯一股东是淡马锡控股公司。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是一家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公司,虽然以私人名义注册,但新加坡财政部对其拥有100%的股权。

    这样的组织体制设计,对于提高两个新闻传播集团的效率提供了保证。因为,这样的组织体制设计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股东“人格化”清晰。股东人格化,避免了因股东人格化模糊导致的“谁都负责,谁都不负责”的弊端。二是组织核心价值观清晰。既然是公司是企业,因此回报股东是衡量其业务表现的根本标准,因而“以盈利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成为组织的核心价值观。新加坡报业控股原总编辑林任君说:“报社是个企业,报纸是这个企业生产出来的资讯商品,必须获得市场的接受才能生存。总编辑作为报社的主管,首先必须接受这个最基本的企业生产运营理念,任何办报理念也必须服从这个前提。”三是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股东出资,委托董事局管理,总裁负责日常经营,监事局负责监督,组织的各项权力运行得到制衡;董事局下设审查、人力资源、投资、人员提名等专业委员会,决策专业化程度高,科学决策得到保证。

    这样的组织体制设计,同样确保了媒体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新传媒就不用说了,即使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因为管理股由政府管理,每股拥有相当于200个表决权,政府因此对新加坡报业控股的重大决策有很大的话语权。

    法律和规则的双重管理。除组织保证外,新加坡的新闻传播媒体管理强调法律和规则的双重约束。

    法律管理。新加坡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包括《报章与印刷法令》《诽谤法令》《煽动法令》《内部安全法令》《官方机密法令》《媒体发展局法令》等。《报章与印刷法令》明确规定:一、实行报刊出版准证每年更新;二、新加坡报业控股董事必须是新加坡人;三、个人或机构股份不得超过5%;四、外国人合计不能超过49%;五、股份分为管理股和普通股,管理股占总股份的1%,发给新闻通讯艺术部部长批准的公民或机构;六、在委任报社高层管理人员的投票中,每份管理股有200票的表决权。

    规则管理。除法令外,新加坡新闻传播媒体的管理,还有一些没有明确的条文,但却是约定俗成的规则,包括:一、不得玩弄种族、语文、宗教等敏感话题;二、不得挑拨种族矛盾和冲突;三、报道军事、外交等课题须照顾国家利益与安全,可以理性讨论、批评,不能鼓动、制造分裂。对这些规则,李光耀说:“我知道哪些报道是庸俗下流和丑恶可耻的,这些我还能忍受。但如果任何报纸每天都在撒语言、文化或宗教的毒素,我就会戴上指节铜套(加以对付)。”

    自律与沟通的双管齐下。自律与沟通,是新加坡新闻传播媒体管理的又一举措。

    从业人员要严格自律。新加坡新闻传播从业人员中,多是无党派人士。以作者造访的新加坡报业控股所辖的《联合早报》为例,300多名编辑记者中有20名高级编辑,他们全是无党派人士。对此,新加坡的新闻传播媒体要求,新闻从业人员要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些构成了对新闻从业人员的内部约束——自律。这些职责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一、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高度专业水平和高度社会责任感;二、在跟政府关系方面,媒体抱着寻求共识,而非对抗的方式;三、在国家利益方面和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如华人讲华语运动、反抛垃圾运动等)方面,媒体必须支持政府;四、人民可以对政府提出尖锐批评,媒体必须尊重政府回答的权利;五、报道与评论必须分开;六、记者可以发表对任何政策的看法,但不能鼓动或引起人民跟政府对抗;七、若要鼓吹某种政治主张,应加入一个政党。

    沟通促进互信。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是平等的,经常性的沟通有助于消除误解,增强互信。沟通的方式包括:一、总理定期召开午餐会。席间就国家施政方针、政策背景目的等,与新加坡报业控股和新传媒的总编交换意见,同时两大传媒集团也就发展中的问题争取总理的理解和支持。二、各部部长也与报业编辑部和经营管理层经常互通信息。就在笔者座谈当天,新加坡新闻文化通讯部部长莅临新加坡报业控股,就当前的文化发展、民众动向进行沟通。卓有成效的经常性的沟通,是新加坡政府与媒体亲密关系的基础。

    新闻传播媒体管理的思想基础

    新闻传播媒体不是第四权力。第四权力,是西方国家对新闻传播媒体在社会中地位的一种比喻,新闻传播媒体又称为第四帝国。这种观点强调:一、新闻传播媒体是第四种社会力量。它与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并立。二、新闻传播媒体负有监督职责,是社会守夜人。它对上述三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起到了制衡的作用。三、只有保证新闻传播自由,新闻传播媒体才能对政府起到制衡。四、只有政府权力得到制衡,政府才可能廉洁高效。

    新加坡政府和媒体认为,新闻传播媒体不是第四权力,不存在绝对的新闻自由。新闻传播媒体之所以不是第四权力,依据有四个方面:一、政府是人民选举的,政府权力来自人民授权,因此只有人民才有权监督制衡。监督制衡的手段,就是人民的选票。二、媒体是企业,权力来自股东委托,因此新闻传播媒体不能从根本上代表民意。三、新闻工作者并非人民选举产生,人民没有赋予他们代议士的权力。四、媒体公正性难以保证。媒体既然是企业,追逐利润是其使命,因此新闻媒体为五斗米折腰的事情就难以避免。

    新加坡政府和媒体认为,古今中外的实践证明,绝对的新闻自由是不存在的,新闻传播媒体正确行使第四权力也是不可能的。在标榜高度自由的西方,新闻传播媒体运用第四权力的时候,也经常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因此新闻貌似自由实则不自由,貌似公正实则不公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指出:“美国的主要媒体有强有力的理由以逢迎执政党的方式处理新闻;不这么做就没有好处。”对于新闻媒体的公正性,美国的民调表明:三分之二的公众不信任记者。他们认为,媒体人跟律师、政治人物、商人一样,心怀某种意图;编辑部受到利益集团操纵,媒体老板、大企业和广告客户影响新闻报道;64%的美国人认为,报道过于耸人听闻。

    即使是媒体的老板,对正确行使第四权力也不以为然。传媒大亨默多克就明确说过:“所有的报纸都是为了赚钱,仅此而已。我做任何生意都不是为了受到尊重。假如有一天我这么做,我希望有人前来把我剔除,把我撵出去——因为办报纸的目的并非为了获取人们的尊重。”

    新闻自由的前提是负责任。“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是新加坡新闻传播媒体管理的思想基石,是新加坡《联合早报》原总编辑林任君1995年提出来的。“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是指新闻传播媒体不能以“无冕之王”自居,以自己为民意代表而凌驾于政府之上。如果采取西方所标榜的放任自由,对政府采取不合作、不信任的态度,只会在人民中引起思想混乱。

    负责任的新闻自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传播内容要服从国家的至高需要。新加坡的国家至高需要,目的是促进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二是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三是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四是协商共识,避免冲突;五是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五条共同价值观,构成了新闻传播内容的边界。

    二、关于新闻自由,李光耀强调:“我不接受报纸业主有权决定要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的说法。”同时,他认为“(在新加坡)新闻自由、媒体业的自由都必须服从新加坡国家的至高需要和民选政府施政的首要目标”。

    媒体不是政府的传声筒。新加坡政府和媒体认为,新闻传播媒体只会唯唯诺诺,充当政府的传声筒,是对自身对公众乃至对政府的不负责任。政府公开声明,媒体不应该成为政府的传声筒,更不应该只报道政府的消息。那样的话,在市场经济社会,一味地突出政府的新闻会导致受众对媒体的抗拒,就必然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媒体会因为受众减少,进而导致广告收入减少,最后无法生存;二是政府因为失去与人民沟通的渠道而无法兼听则明。

    如何不做传声筒呢?新闻传播媒体的管理办法是报道、评论、读者来函分开。一、报道新闻,力求客观平衡。二、社论或言论,批评政府政策的偏差。发表评论要把握两点:首先,新闻传播媒体的任何批评必须有事实根据,决不能无中生有;其次,政府接受批评,并且针对批评回答问题和解释政府立场;三、读者来函,反映民间声音。

    新闻传播:社会发展的促进剂

    新加坡的新闻传播媒体管理是成功的,它对新闻传播产业、政府的高效廉洁和社会经济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新闻传播产业繁荣兴旺。一是数量多。新加坡全国人口仅有526万(2011年统计),全国有7个本地电视频道和1个马来西亚电视频道,有新传媒麾下13家电台、2家工会电台和1家军人电台,有报纸14家,还有如亚洲网和早报网等若干网站和期刊等。二是效益好。新加坡报业控股连续7年被“远东经济评论”评选为新加坡着名公司,“Asiamoney”也将它评为新加坡管理方面的最佳公司,在亚洲名列第8位。三是媒体公信力强。如《海峡时报》,日发行量38万份,读者140万。

传媒公司规章管理制度篇7

关键词：数字新媒体 问题 建议

近年来，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快速发展，数字新媒体得到了迅速发展，数字新媒体产业正逐渐成为2l世纪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但数字新媒体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对数字新媒体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数字新媒体的含义及特点

所谓数字新媒体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数字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数字新媒体具体有以下特点：

1、交互性与即时性。在数字化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等新技术支撑下，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可以借助数字新媒体随时、随地进行互动沟通。

2、海量性与共享性。互联网将全世界的计算机连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无比的数据库，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通过各种检索工具可以非常方便地查阅到自己所需信息。

3、多媒体与超文本。数字新媒体是文字、图形、图像、声音、动画等的综合体，在新的技术支撑下，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以自己喜欢的形式来显示信息。

4、个性化与社群化。相对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而言，数字新媒体可针对不同用户提供不同的信息和服务。

二、数字新媒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高新技术的推动下，我国新媒体发展迅速，“新媒体的民族品格和中国特色彰显，在社会化、融合化中得主流作用凸显，普及化中的有序性渐显”。国家十分重视新媒体公共平台的建设，正组织实施重大工程推动广播、电视、出版、数字出版等新媒体平台的建设。新媒体的技术支撑体系已经比较成熟，使用新媒体的消费者越来越多，新媒体的终端已经相当普及，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正在日益丰富。

CNNIC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6.2%。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3.18亿，手机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为65.5%。家庭电脑宽带上网网民规模达到3.90亿人，占家庭电脑上网网民的98.8%。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达1.95亿，半年新增微博用户1.32亿人，增长率高达208.9%，其中，手机网民使用微博的比例为34.0%。

数字新媒体在我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思想认识不足观念落后。面对新媒体的崛起，对新媒体发展的认识不足，在思想上缺乏足够的重视。尽管不少传统媒体行业正在积极探索把网络和无线通讯作为新的业务空间，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进一步发挥内容市场的优势，实现由平面媒体向多元化、综合性媒体的转变，但不少从业人员仍然抱有“内容为王”的观念，只是把网络当成既有内容分发的工具和渠道，没有认识到传媒业巨型信息终端的趋势和读者阅读个性化的趋势，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技术对传媒业的巨大改变。因此，传统媒体行业领导急需统一思想认识、分析利弊，看清新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增强运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媒体的紧迫感，加快发展新媒体。

2、适应新媒体发展的管理体制未能形成。传统媒体按照信息形态和内容差异实行广播电视、电信、新闻出版等部门分头管理的方式。在国家对现有的管理体制没有调整之前，仍然按原有体制对新媒体实行分头管理。例如，互联网的接入由工信部和工商部门监管，安全由公安部门监管，内容则由中央和地方的新闻办公室和对外宣传办公室监管，其他则由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广电部门等监管。这种管理方式不能适应对新媒体的发展要求，导致现有的各部门行业之间的利益和权力竞争，管理效率低下，执行责任不明确，监管成本加大，必然影响到新媒体的发展。

3、传统媒体行业内部信息化程度较低。当前网络电视、移动电视、手机电视、手机报、手机刊、数字出版各种形态的新型媒体不断涌现，新媒体业出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但手机报、手机刊、手机电视、手机短信、网络电视、数字出版等新型媒体的研发单位主要是通信公司和IT公司，如腾讯公司、搜狐、新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传统媒体单位（出版单位和新闻单位）自主研发的却很少。除了观念落后等外，出现这种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媒体行业内部信息化程度较低，信息技术人才储备不足，缺乏对数字信息获取与输出技术、数字信息存储技术、数字信息处理与输出技术、数字信息管理与安全技术等数字新媒体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储备。

4、缺乏统一的新媒体技术标准。数字新媒体是建立在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等高新技术之上的新型媒体，数据和信息交换格式的标准化是实现“互联互通、大容量、大规模”的前提。但由于目前我国媒体业由广播电视、电信、新闻出版等部门分头管理，这些不同的管理部门各自制定相关的技术标准，造成了目前对新媒体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的混乱和低效率。比如新华书店系统和民营公司均有自己的数据交换标准，相互之间兼容性差，导致大量的重新编码、重新排码等重复工作。俗话说，标准就是生产力，就是市场。我国在标准方面却非常滞后，传统行业的技术标准还没有成为体系，新媒体的标准更是严重滞后。

传媒公司规章管理制度篇8

综合办公室领导：

值此公司结构调整、向着现代企业方向迈进之机，谈一谈我对所从事的各项工作的打算，请领导指正。

自2000年10月起，组织安排我到公司政工办，同时肩负起党的组织、宣传两项工作；01年9月份起兼职做公司安全保卫工作。

党的组织工作是一项要求严格细致的工作，党的组织工作条例中有详细的要求，日常工作应严格按要求执行。我今后要加强深入基层，进一步了解党组织的基层工作，积极为基层党组织提供工作支持，帮助解决组织生活中的困难及时向党总支反馈组织生活中的问题。

在宣传工作中，要改变以往宣传工作只是跟着建设公司的安排走的不足，努力创新。现在我们的宣传工作只是对内、对下的简单宣传说教，在对外宣传公司的企业形象方面没有什么作为，多年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今后的宣传工作要在保证完成上级下达各项任务的同时，要以对外宣传公司的企业形象为宣传工作的中心，改变以往过多的利用宣传标语、横幅等效果不佳的宣传形式，建立一只高素质的新闻队伍，深入生产一线去，搜集能够从正面宣传公司的有价值的素材进行宣传。充分利用报刊和网络等大众媒体向社会宣传公司的形象。寻找可供利用的媒体资源，市场化程度高的媒体和新兴的媒体相对规范，只要我们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新闻资料，并与他们进行定期联系，投入不大，也能够打开报刊的宣传渠道。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资源，在一些行业主流网站新闻，只要企业的新闻确实具有重要价值，并且选择了恰当的网络媒体，其他网站会竞相转载，一样可以收到广泛宣传的功效。另外，也可以建立“？？公司钢构”网站，在实现无纸化办公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办公室费用的同时，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员、设备，尤其是电信公司已经为我们提供的固定ip地址，先架设一个简单的网站，待今后公司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再进行扩容和改进。不断摸索，最终要做到花少量的钱去完成树立的企业形象的任务。通过近几年对电脑及网络知识的学习，特别是在参与架设公司局域网的工作中掌握的知识，我已经能做好网络的基本维护工作。

公司的安全保卫、消防防火、综合治理工作，经过近两年来贯标认证，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各项工作已经得到了初步规范。目前门卫四人，除严格执行门卫管理制度及出厂证制度之外，还兼负起公司两个厕所的卫生清洁、办公区的水、电日常维修等工作，从5月份起，门卫还兼负厂区办公楼前绿地的日常维护工作，工作量比以前大了不少，这是我们顺应企业用人一专多能、一岗多职的要求所做的努力。作为我具体分管门卫工作，应当加强对门卫的监督和管理工作的力度，及时了解他们工作的困难并加以解决，及时发现门卫工作的出现的不好的苗头并制止，带领门卫做好厂区的安全保卫工作。

厂区的消防防火工作我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去年一级化管理后，我能够经常深入基层，做到对厂区内的消防器材布局、配置了如指掌，并及时按要求对到期及失效的消防器材进行维修保养，组建义务消防队并组织进行消防演练。通过近日参加建设公司组织的消防工作培训班，使我更进一步了解了自已在消防工作中的责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加强对企业消防业务的学习，并组织义务消防队员及全公司员工进行消防知识的培训，做到对厂区内消防器材的合理配备，对消防重点部位加强监督管理，确保防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