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行业政策范文

传媒行业政策篇1

[关键词] 传媒产业；弊端；政策创新

[中图分类号] G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0-0005-04

[作者简介] 张品良，江西财经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江西省高校传播学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为传媒经营与管理。

(江西 南昌 330013)

我国的传媒政策一直对传媒产业的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目前，我国正在进入一个传媒深化改革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传媒产业正处在一个重大的社会发展和变化之中，它标志着我国传媒产业政策进入了一个创新时期。传媒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成熟的外部环境，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产业政策的制定，它关系到我国传媒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未来走向。如何抓住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良好机遇，制定与现代传媒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支撑体系，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我国传媒产业回顾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泛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传媒作为党的宣传部门与喉舌，发挥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与社会舆论的导向功能，在传媒所具有的政治与经济双重功能的前提下，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重视了传媒的政治功能的发挥，而忽视了它的经济效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体制的转型与国民文化需求的增长，使得人们对传媒的认识更加符合了传媒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促使我国传媒步入产业化的轨道。这个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传媒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阶段。所谓事业单位是依照机关的行政管理体制管理的单位，即是国有和国办传媒的文化体制，它是我国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运转靠政府拨款，有着垄断性的行政特权及配置资源，其按照政府规范、文化政策法规和上级意图办事，实行的是全额财政拨款、指令性管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始。1978年末《人民日报》等8家新闻单位联合给财政部打报告，提出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随后于1980了《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我国传媒业新管理方式的实行，是市场化进程的开始，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广告业在我国的恢复。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率先恢复商业性广告，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出建台以来第一条商业广告；上海电视台播出了我国电视的第一则广告，从此，中国广告业开始迅速发展，我国的传媒开始从过去那种事业型观念的宣传本位、意识形态传播工具转变为具有商品性质、产业属性的传媒，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播领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传媒经营管理的方式。

二是传媒集团化产业发展阶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我国有关传媒的政策进一步放开，传媒产业迈入了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市场机制被引入我国传媒产业领域，其主要绩效就是催生出传媒集团的问世。1992年新闻出版署提出了组建出版行业内的出版、发行和印刷联合体。1994年5月新闻出版署颁布了《关于书报刊音像出版单位成立集团问题的通知》。我国的传媒集团化改革正式从报业集团发端，1996年1月《广州日报》成为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的众多传媒事业单位通过兼并、重组，逐渐完成了产业化的改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到2003年底形成了近百家传媒产业集团，其中出版集团15家，发行集团6家，报业集团41家，期刊集团1家，广电集团13家，等等。[1]比较典型的传媒产业集团有：中国电影集团、中国出版集团、山东出版集团、江苏出版集团、四川出版集团、江西出版集团、湖南出版集团、上海文广影视集团，等等。

三是传媒资本运营阶段。资本运营，即是将传媒的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通过流动、兼并、重组、参股、交易、转让、租赁等手段与途径，进行优化配置，盘活传媒资产，实现价值最大增值。1998年12月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了以资本运营为纽带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广东出版集团，开始了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化的出版集团试点改革。1999年第一支传媒股――电广实业在深圳股市正式上市，标志着我国传媒资本运营的开始。1999年，《成都商报》下属的博瑞公司通过购进四川电器股权，完成了传媒的借壳上市。2001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署下发了《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正式允许系统外资金进入媒体，这是我国传媒产业资本运营改革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2004年12月，北京青年报社控股的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香港上市，成为首家境外上市的我国传媒企业。同年，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省新闻出版局实行政企分开，以股权为基础，变革了集团管控模式，取得良好经济效益。2007年12月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创造了“中国出版第一股”。我国传媒企业资本运营的改革，使传媒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核心竞争力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传媒企业集团。传媒企业通过资本运营，既在传媒机构内部引入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经营运作方式，也将自身融入到资本市场之中，实现了传媒产业的超常发展。

2004年底和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先后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和《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指标体系》两个政策性文件，两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传媒产业的建设与发展正式被纳入国家的产业政策系统，成为我国产业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我国传媒产业现存的问题分析

相对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而言，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才迈入初始阶段，存在起步晚、起点低、体制不健全、政策不完善等问题。虽然传媒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我国也初步构筑起了一系列传媒产业发展政策系统，但由于目前我国传媒政策基本上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传媒政策还不够宽松，传媒产业还没有完全实现企业化经营，无论从政策导向还是经营管理体制上都存在众多弊端，阻碍着传媒产业的快速发展。

1.政策限制明显。我们知道，政策是制度的一种输出。由于多年的传媒改革是在现行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势必造成传媒产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策供给不足。传媒体制性的矛盾与障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政策仍然过紧，政策突破与政策创新不够，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计划经济的模式，没有打破行政化市场垄断格局，导致这些年来传媒产业发展的失衡状态。目前，我国传媒行业发展与政策的冲突、资本与政策的冲突、管理与体制的冲突还很明显，“媒介市场化的过程是自上而下的，现行的传媒行业政策极大地制约了其市场扩张的能力和范围。”[2]这种传媒产业发展与政策的冲突主要是：传媒产业要寻求新的突破与转轨，靠传媒业自身的“协调发展”、“挖潜改造”已作用不大了，必须进行政策转型与创新，要有质的突变，传媒产业才可能有一个大的发展。

2、产权归属不清。产权即是指财产所有权以及财产所有权有关的经营权、使用权等财产权力。我国目前的传媒企业基本上是“国有”性质的单位，其创办者、投资者基本是党政部门或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产权不清，传媒机构国有资产处在“所有者虚位”状况，“媒介没有人格化、责任心强的利益主体代表，媒介作为国有资产其所有权与媒介人财产权之间的关系模糊。”[3]。虽然一些传媒实行了集团经营，但是这种传媒集团仍按照党委领导下的管委会负责制，属于独立的事业法人实体而不是企业法人实体，具有行政属性，从法律上来说这种“事业身份”是不能从事经营行为的，他们的市场、经营与效益意识都很薄弱。因此，这种产权的得失是以政府决定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不明晰的传媒企业，必然会形成政事、政企、政资不分的现象。这样，传媒机构仍然是政府附属的一个生产机构，不是一个单纯遵循产业逻辑规则运行，而是一个市场与行政双轨操控的传媒产业，其发展存在着运营方式上的行政化管理与商业化经营一体的不合理状况。事业属性和企业属性、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真正分离开来，也就不可能达到责权利的统一。

3.行业壁垒森严。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产业政策主要由政府不同主管部门制定，因此，行业和部门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厚，导致我国传媒产业结构受到了行政区划的限制，传媒产业成了传媒事业，行政区划成了文化区划，资源管理者成了资源拥有者，甚至于临近的地区之间互不联通，整体效益难以发挥，没能形成传媒资源的整合开发。现实中往往实行的仍是多头管理、行业所属、部门所有，条块分割严重，横向联系松散，低水平重复建设，各有各的利益，产业资源分散，无序竞争严重，这种政策与体制严重制约着传媒产业走向规模经营之路。众所周知，我国传媒产业发展最大的问题是融合问题，行业之间的壁垒整合困难，区域之间的壁垒更为森严，这和我国的传媒政策有关，和现行的管理体制有关。政策和体制上的壁垒森严不打破，必然造成低效的资源配置，形成资源分散的格局。

4.产业粗放发展。目前，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布局分散、产业规模小、质量低，散滥差的传媒产业发展状况仍然存在，“我们所追求的媒介产业化、集团化，其基本模式和参照、未来走向以及结构和价值链等仍然不够清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产业组织的运行和产业活动的效率依然比较低下，难以形成规模经济”[3]。虽然我国传媒集团化的发展已经实践多年，但至今这种集约式的传媒经营仍然没有摆脱行政力量和突破行业界限与行政区域格局，从传媒集团的建立到资本运营仍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我国传媒产业的资本与政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媒体的决策层是由行政权力来任命，而不是由资本权力来推选，这样，在我国的传媒改革中没有真正地把文化体制与经济体制转型同步推进，建立起来的所谓传媒产业也缺少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力。这种状况必然导致我国传媒产业资源分散，造成成本增加，核心竞争力缺乏，传媒的规模化、企业的大型化、产业链式效应难以实现，这种状况是不能与外来庞大的诸如时代华纳、迪斯尼、贝塔斯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等传媒集团相抗衡的。

5.融资渠道狭小。资本的本性即决定了资本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自身的最大增值，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传媒实现产业化投融资体系的关键所在。比如：股份制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传媒产业的主流形态，世界九大传媒集团都是上市公司。然而，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几十年来，传媒金融政策、资本运营机制并没有完善，民间资本、海外资本进入传媒产业的大门还远没有敞开，市场准入门槛高，众多资本，尤其是海外非公有资本难以进入传媒产业。政府还没有完全给传媒业“断奶”，在政策垄断中成长的我国传媒业无法自立自强。我国传媒产业急需要资本运作，现存的问题是我国的传媒企业也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市场主体还没有确立起来，导致资本运营能力有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传媒产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为寻求传媒产业扩张和资产重组进入资本市场筹资融资时，现实融资政策、融资机制、投资管理的缺陷就越显突出。

三、我国传媒产业政策的未来转型与创新

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把传统的传媒事业“产业”化，遵照现代企业科学的发展规律，推动传媒产业的全面发展，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我国传媒产业政策体系势在必行。然而，这种新的传媒政策体系的建构，就不仅是对原有传媒政策和体制进行简单的结构调整和关系变化，而是要实施一些有效举措，突破政策性、体制性与机制，从深层革除原有的弊端，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创新传媒产业政策，通过政策手段增强我国传媒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1.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共同发展与经营传媒产业。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在传媒领域基本上不存在其他非公有成分的市场主体，因此，所有传媒节目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主要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运行，即传媒生产什么，受众就消费什么。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在物质经济发展中贯彻得较好，但在文化经济方面，尤其是传媒产业领域落实得就不够。我们必须克服政策，通过传媒产业发展政策、准入政策，破除行业壁垒，降低门槛，鼓励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参与发展中国的传媒产业的开发，吸收多种资本进入传媒产业领域，创新传媒产业发展政策，促进与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传媒产业的格局，建立国家、集体、个人和外资一起兴办传媒产业的新模式；建立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体私营、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等在内的各种传媒企业，激活传媒产业的经营机制，改变那种政府包办传媒的格局，传媒的所有制形式呈现多样化，真正建立传媒产业的现代企业制度，使我国传媒产业真正得到大的发展。

2.传媒产业企业化，明晰产权归属，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管理。产权问题是传媒管理体制改革和传媒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传媒产业要得到发展关键是进入市场，要逐步减少行政对传媒的干预，“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为重点，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国有文化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4]国家仅控制少量的全国性的传媒机构，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管理模式要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允许大量的社会资本、国外资本进入传媒产业，部分传媒机构实现直接上市融资；克服投资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资产所有多元化与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的矛盾。要不断完善与创新传媒产业政策，促进文化、财政、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相互协调与配合，以冲破进入传媒市场的壁垒。对于传媒企业来说，必须明确其企业性质，传媒产业实行的是企业管理体制，靠市场来配置资源，靠商业运作来创造利润，以独立的市场主体、按照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自主决策，要把政治的宣传与经济的经营分开，革除政事企“三合一”的体制障碍，使传媒产业改革做到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宣传与经营分开，形成传媒业合理的治理结构，实现传媒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逐步建立起形式多样、结构优化、经营管理规范的传媒产业组织体系。

3.走规模化经营的道路，全面配置媒介资源，转变传媒产业的发展方式。传媒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部分，它是一个“赢家通吃”的产业，是一种高投入、高垄断、高利润与高竞争并存的特殊行业，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在西方发达国家，传媒不仅起到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更是市场规模巨大、利润回报丰厚的产业部门。当今世界传媒市场竞争中，传媒大国或大型传媒公司占据着传媒市场的大部分份额。面对国际传媒集团的巨大挑战，我国传媒产业必须克服整体实力不强、竞争力弱的被动局面，必须在传媒产业组织政策层面上实行政策创新，促使我国的传媒业走规模化经营之路，通过产业政策推动传媒产业的组织创新。而要走规模化的道路就要优化传媒产业结构，加快媒介整合合作，克服小而全、弱而散的传媒格局，改变从单纯依赖数量粗放型发展方式向大力提高质量、效益的集约化经营转变，培植出传媒产业的“巨无霸”。我国传媒产业要通过自身重组和外部扩张的多种形式，寻求更强大的资本支持，实现传媒企业的优势组合、优势互补、优势扩张，真正实现传媒由市场带动的跨地区和行业的资源整合，形成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传媒集团。

4.逐步打破行业壁垒，克服传媒产业发展的体制，提高市场运作效率。条块分割、政出多门、数量庞大、结构散乱，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飞跃的传媒产业发展现状，越来越不适应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要求。因此，我们要依照现代市场规律、运营规律来办事，通过传媒产业的组织政策，利用政策杠杆引导行业行为。要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与结构，突破行业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不良状况，推动产业集聚形成规模经济效益。我们应努力合并多层次的管理机构，将现存的某些行政部门改成公司化经营，实行一系列股份合作，吸引不同性质的资本与先进的管理模式进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自我发展。比如，目前通讯、广电这两个领域的整合趋势越来越明显，“三机合一”(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三网合一”(广电网、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网)也越来越明显，这种由技术推动的行业部门合作，就是现代传媒产业化的一种必然走向。在“十一五”期间，由于这种技术的进步、行业的整合，对于打破行业壁垒，打通不同管理部门的体制界限、体制方面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

5.创造宽松的传媒产业融资环境，强化传媒市场的资本运营。“资本”在西方国家通常指可以用来生产更多财富的财产，也就是说，资本是一种能够通过市场配置获得增值的特殊资源。“资本运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是指对“资本”这一特殊生产要素的流动过程进行管理和控制，使其增值，即产生经济效益。因而，在传媒产业的发展中，有效利用资本市场的功能对传媒产业进行整合、重组，扩大资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传媒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最为重要的构成因素就是资金利用能力。过去我国传媒产业一直是资本的，非官方资本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正确处理传媒产业投资中的内外资关系，彻底理顺国内民间资本投资传媒产业关系是我国传媒产业当务之急。“只有以市场为导向，以资产联结为纽带，以资本流动为中心环节，以提高国有资产的管理和运营效率为目标，通过联合、兼并、收购、托管、股份制改造等措施，再伴以财政文化投入的产业化管理，才能实现科学的市场投融资与管理体系。”[5]我国传媒产业只有借助于资本和资本运营的力量，建立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社会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格局，才能有大的发展。如果不允许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注入我国传媒产业，要寻求跨地区、跨国度、跨媒体的联合，想使我国传媒产业大发展只能成为空话。

6.适合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实现传媒产业“走出去”战略。我国正在不断地融入全球化的浪潮，我国传媒产业化、市场化改革也有了较大发展，然而，目前我国所组成的传媒集团能在全球化进程中独树一帜、实力雄厚的为数甚少，更何况还面临着国际“巨无霸”传媒公司的挑战。比如，就传媒的广告业来看，近几年来，国际著名的广告公司已经步入中国市场，并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传统的广告理念和操作规程也将面临着与国际接轨的问题，这种转型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每一家传媒未来的生存。依据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现状，我国传媒政策必须进行转型与创新，使我国传媒产业与国际传媒业接轨，努力培育外向型骨干传媒企业，扩张传媒资本规模，进行高效经营，促使我国传媒产业真正实现长期、持续、高速、稳定地发展，提升我国传媒产品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我国传媒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我国的传媒产业政策要确保本国传媒产业的生存和主导地位，以保护文化独立和民族认同；同时要接触世界各国传媒产品、享受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因此，我们要“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拓展文化发展空间，初步改变我国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4]

总之，我国传媒产业有待进一步拓展，政府要制定和完善传媒产业发展政策，要在支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保证党的宣传功能发挥的基础上，将传媒产业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按照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和规律来发展传媒产业。我们要及时更新传媒产业发展观念、创新传媒产业政策，与时俱进，推动我国传媒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开创传媒产业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04)[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2]陆晔，夏宁.WTO背景下中国广播电视业的市场重组[J].现代传播，2002，(2).

[3]胡正荣.21世纪初我国大众传媒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N].光明日报，2006-09-14.

传媒行业政策篇2

但过度依赖广告收入，产业利润结构单一的中国传媒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绝非易事。我国传媒收入的75％-95％都是来源于广告经营，极端缺乏其他的经济增长点。这样的赢利模式非常脆弱且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为了分散广告经营的风险，寻求媒介经营的多点支撑，媒体必须要使现有资金流动起来。通过合理的资本运作，为积累的资金寻找有效的出口，从而获得来源更多样、更充足的发展资本。而传媒的资本流向将决定其产业结构的形成，并反映出传媒的产业发展取向。

一、政策限制下的早期资本流向——非相关产业

传媒的产业发展离不开国家恰当的产业政策，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产业政策恰当可以加速产业的升级换代，否则将成为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1我国传媒业的产业政策限制了传媒资源的有效流动与合弹配置

我国传媒业的产业政策还处在不断摸索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具有过渡性、滞后性和不稳定性的显著特点，这是由我国传媒“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决定的。政府在行政控制的逻辑起点和财政压力约束的历史起点的初始状态下，选择在不改变既有制度框架的前提下对传媒经营层面放权让利，同时在传媒的管理体制上采取“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体制。这种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制度安排为传媒的产业发展开辟了一定的空间，但也使传媒的产业角色无法充分扩大，产业发展必然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在这样的政策下，我国传媒业始终处于政府行政管理之下，条块分割，形成了行政壁垒和区域市场壁垒。所谓条块，从“条”的方面来说，就是按照国家的行政系统组织来进行，强调纵向的“归口管理”；从“块”的方面来说，就是强调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属地管理。从部级层面来讲，报刊和音像图书的出版管理由新闻出版署负责，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的管理由广电总局负责，而教育电视管理由教育部负责，对外宣传和互联网宣传管理由国务院新闻办负责，文化艺术娱乐业管理由文化部负责，相关产业如信息产业等的行政管理由信息产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负责。而省、地、县也大致参照上述模式在各自的区域和系统内办报办台，实行封闭式发展和管理。总的来说，我国传媒业采取的是多头管理、行业所属、部门所有，条块分割的四级办报台体制。

这种产业体制使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手段来形成垄断成为可能，并随着传媒业的市场发展形成“行政性市场垄断”，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垄断依靠行政和市场的双重力量形成，既具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的特点，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手段来推动垄断的形成和运行，又融入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垄断的成分，依托目前尚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来操纵垄断。“行政性市场垄断”阻碍了传媒资源的有效流动与合理配置，无法形成开放、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使传媒无法向其它地区扩张，也使得跨媒体的经营很难进行。

2我国传媒盲目进入非相关产业的失败实践

综观国外传媒集团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跨媒体、跨地域、跨行业的发展是一条必由之路。国外传媒集团也主要是沿着这么几个方向来加速资本的流动，实现产业链的建构和产业族群的建立。而我国传媒囿于行政壁垒和区域市场封锁，无法通过市场实现资本的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基本无法进行跨媒体和跨地区扩张。政策的限制使得我国传媒无法按照理想的蓝图来行动，只好让资金流向政策限制较少的行业和领域，而无法顾及自身产业链的建构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产生。出于追求利润的原始动机，很多媒介看什么行业呈现出高利润的迹象就投资哪个行业，大多是与传媒业不相关的产业，如房地产、酒店、旅游、餐饮、商贸等。这种盲目的行为是媒介的资本流向受政策挤压以及自身经验不足导致的一种必然，也必然会使传媒在非相关产业的经营中遇到诸多问题和困难，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

如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曾大量投资于与报业毫不相关的产业，在短短三四年内就亏损1.4亿多元。并作为股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湖南电广传媒集团在“电广传媒”上市之后，从媒体广告业一路扩张到金融、旅游、地产、会展、投资咨询、有线网络、调查业等十多个领域，但效果却令人失望，“电广传媒”因此成为中国第一家以股抵债的传媒股。“诚成文化”也是一个陷入盲目的跨行业投资的传媒案例，其投资范围广泛散布在众多领域，如投资证券公司、拍电影、开夜总会、做房地产、办药厂等。广泛的跨行业投资使“诚成文化”的资金链不胜负荷，经过多次转手成为“ST万鸿”，完全脱离了传媒产业。

这些都是我国传媒盲目进入非相关产业所付出的惨重代价。问题的核心在于，传媒脱离自身优势，盲目进入陌生的经营领域，不仅与媒介主导产业脱钩，而且项目过多，规模过大，导致资金分散，管理成本上升，结果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收益，反而使媒介的原有资金遭受损失。但即便如此，我国传媒进行产业扩张并获取更大资本的渴望依然强烈，只是开始探寻更为合理的路径。

二、传媒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主导产业

经过前期不太成功的产业扩张实践，我国传媒吃一堑，长一智，开始理性地思考适合的产业发展取向。经验的不断积累是这一转变的经济逻辑线索。

实践经验表明，我国传媒的核心优势还是传媒的主导产业，并且还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要发展壮大还是应该先立足于此。而脱离传媒的主导产业，进入不相关的陌生领域，则无法建构传媒的产业价值链，无法优化传媒的产业结构，也就无法突显和强化传媒的核心竞争力，实在是不智之举。

1传媒的核心竞争力具有“路径依赖性”和“辐射性”

传媒的核心竞争力是传媒合规律地认识并运作自身特殊资源的特殊能力，其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即对其发展历史的一种依赖，是需要一定时间积累并难以被真正模仿的战略性资产。。如果传媒不注重自身原有的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不着重发展有一定历史积累的主导产业，其核心竞争力就难以真正确立。

传媒的核心竞争力具有“辐射性”，可以将其效能从核心业务扩展到一般业务，从主要的价值链扩展到次要价值链，从核心产品延伸到各种最终产品。所以，当传媒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开发新业务时，这种核心竞争力将通过极强的辐射作用扩展到新业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而获得整体竞争优势。

而传媒的整体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最薄弱环节的影响，正如链条一样，其耐力大小决定于最弱那一环的耐力程度。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竞争力战略的整体性就更为重要，在存在严重弱势的情况下应首先消除弱势，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所以，传媒不应该贸然选择缺乏资源和经验积累的陌生领域，否则很可能会深受其累，影响其整体竞争力。

2根据传媒核心竞争力进行跨媒体、跨行业和跨地区的产业价值链建构

传媒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与竞争对手在价值链上的差异。根据核心竞争力来做价值延展，能够使传媒具有一种不同于竞争对手的盈利模式或发展方向。而传媒产业价值链的延展主要是沿着跨媒体、跨行业和跨地区的方向进行。

传媒进行跨媒体产业链的建构可以实现更加充分的资源共享，如信息、人力、技术设备、传输网络等，从而在不同媒介与市场之间产生协同效应，既可以提高资源的重复利用率，降低经营成本，又可为广告客户提供多媒介之间的整合营销传播服务，取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与跨媒体横向整合相对应的是上下游产业链的纵向整合，即对传媒产业链的不同环节所进行的整合。纵向整合可以将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竞争的市场稳定性，同时还可以发挥各环节的协作优势，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并使传媒分享上下游产业的盈利渠道。

而传媒进行跨行业产业链的建构，是要突破收入来源过于单一的产业发展瓶颈，打造“多点支撑”的经营格局。以广告收入为单点支撑的赢利模式风险比较大，而且不足以支撑传媒产业的整体发展。而跨行业的多元化扩张可以降低广告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产生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

跨行业的多元化扩张有两种方式：相关多元化扩张和非相关多元化扩张。

相关多元化扩张可利用业务间的相关l生实现资源的共享与整合，以及能力和优势的转移，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延续了主导产业的既有优势，能增强传媒的整体竞争力，而且风险也比较小。

而非相关多元化扩张则无法利用业务间价值链的共通性达到以上目的。传媒在非相关产业中缺乏资源、人才、技术优势和市场经验，具有很大风险。现阶段，传媒的多元化扩张应该是有序和有机的产业链建构，是相关行业的价值链接，这样才能建立结构竞争的优势，避免规模的不经济以及单一市场的增长极限。

另外，传媒产业价值链的建构也离不开跨地区的扩张，否则传媒集团的规模也不可能做得很大。由于我国东西部传媒业发展的梯度与差异，跨地区扩张可以将发展中的“时间”落差“空间化”，进行更广地域范围内的产业链重构，这不仅是传媒产业链建构的内在应有之义，甚至可能是释放传媒业下一轮跨越式发展潜力的重要机遇源泉。

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扩张还是传播新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数字化技术在传播领域的普及，原本各异的媒介之间逐渐模糊了相互之间的清晰界线。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成为整合各种媒介资源和相关行业资源的平台。由此，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扩张获得了技术条件的保障。以技术融合为特征的传媒汇流和产业融合趋势正在形成，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传媒产业和互联网产业、电信产业之间的相互并购。这些产业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视为广义的传媒产业。或者称为“大传媒产业”。

围绕传媒的主导产非进行“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的产业价值链建构是传媒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沿着这些方向进行传媒资本流向的现实选择，才能完善传媒的产业价值链，优化传媒的产业结构，强化传媒的核心竞争力。虽然这样的资本流向还在经历政策限制的阵痛，但是也已经能看到政策松动的希望。

三、传媒资本流向的改变——向主导产业回归

吸取了前期失败教训的我国传媒开始认识到传媒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以及建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产业价值链的重要性，于是纷纷收缩战线，向传媒的主导产业回归，并围绕主导产业进行谨慎的扩张实践，试图寻求一些突破。

1传媒向主导产业回归的实践推动了政策的承认和支持

许多传媒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内部整合，将主要资源和注意力都转移到传媒的主导产业上来，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前期的被动局面，经营业绩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随着传媒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成功的案例也越来越多。

我国传媒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一直遵循这样的规律：实业先行、理论总结、政策突破。因此，要取得政策上的支持，必须先有实业的尝试。正是因为我国传媒的产业扩张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才推动了中国传媒产业扩张的整体走向，使其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进而推动政策的承认和支持。

2001年8月，中央颁布了“17号文件”《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允许多种媒体兼营、跨地区经营和跨行业经营。随后又有一系列重大政策与法规出台，大大放宽了传媒产业扩张政策。2003年12月，105号文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的出台具有划时代的变革意义，初步确立了事业和企业两分开的媒介分层管理体制，进一步为中国传媒的产业发展解除了困扰和障碍。

2政策的放松为我国传媒采取适合的产业发展取向提供了契机

政策的放松作为我国传媒产业扩张及资本流向渐趋理性的政治逻辑原因，实际上是媒介自己争取到的机会，它们以不断的实践推动着中国传媒产业生态的逐渐改善。这为我国传媒采取适合的产业发展取向提供了契机。我国传媒开始更大胆地围绕主导产业进行跨媒体、跨行业和跨地区的产业扩张，结合自身条件合规律地选择资本流向。并取得了不少成绩。

如上海文广传媒集团推出《第一财经》就是跨媒体运作的一个典型例子。《第一财经》实现了电视与广播在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品牌资源上的整合与共享。而《第一财经日报》由三家传媒联办，在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同步面世，首次实现了广播、电视与报业的结盟。

在跨行业发展方面，上海文广传媒集团也比较典型。它围绕媒介、文化、娱乐等相关产业实施多元化扩张，成功实现了以文化、信息产业为主要指向的跨行业投资，拥有广播、电影、电视、报刊、音像出版、网络、文艺院团、演出场所、体育俱乐部等多个相关产业的资源。

而我国传媒的跨地区扩张经过了最初的发行输出、内容输出和品牌输出后，开始进行资本输出，以资本为纽带，创办面向全国或某个经济区域的新报，如《新京报》、《每日经济新闻》等。以资本为纽带的跨地区扩张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四、结语

传媒行业政策篇3

关键词：传媒产业政策解读、诉求与重构

一、 有限开放的传媒产业政策

自中国传媒产业化1978年启动以来，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大众传媒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集团化为显著标志，市场引导、商业取向、消费主导倾向明显，都市生活、财经、文化娱乐类传媒发展迅猛，政治意识形态严重泛化的局面大为改观。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全方位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潮流并与之深刻互动，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和消费有力促动着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变革，传媒政策在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开放领域屡有突破，但是迄今为止，和美国等国家的市场调节、商业驱动、产权多元、自由竞争、经贸自由化的传媒管控体制与政策引领的世界潮流相比较，中国大众传媒体制的变动总体上看来仍以原有体制内变革为主。

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首都几家报纸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其后形成“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传媒体制构成了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体制演变的基调。 围绕这一基调，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内变革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筹资方式社会化与市场化、逐项审批的中外合资合作、传媒集团化等方式为主要特点。

以报业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传媒业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演变的趋势。1979年4月，财政部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明确报社是党的宣传事业单位，在财务上实行企业管理办法，从而使报业经营改革成为可能。1987年国家编制投入产业表，传媒也列入“信息、咨询服务业”； 1988年3月新闻出版署、国际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关于报社、期刊舍、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报社多种经营合法化。1994年，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我国第一家上市的传媒行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月15日，经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作为报业集团试点单位，组建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1996年4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试点。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全称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表明该报业集团已经转变为企业性质。

伴随着国有传媒单位“事业”—“企业”身份的趋势，民营传媒也或明或暗萌生着发展着。七、八十年代之交，民营书刊零售业得到政策许可，九十年代中叶影视音像节目制作民营之门开启，至2001年全国较有影响的民营音像企业约五、六十家， 九十年代中国广告传媒对外对内大幅度开放。

2000年至2002年间，随着中国逼近WTO，中国大众传媒领域经历了一定的徘徊。1999年底出台的国办发82号文件实际上不是一个开放的文件，总体上来讲是一个往里收的文件。第一它限制有线网基本上是不能上市了，第二是广电和邮电也不能相互进入了。2000年的制播分离，因为有人提出广播电视的制作权和播出权是统一的，不能分割它，所以广电总局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多元化来代替制播分离的说法。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传媒投融资遭遇清理，有限的对外合作合资项目受到严控。在2001年广播电视清场中，有港资背景的中信泰富在跟湖南广电之争中退场出局。 同年，国泰实业公司和《生活周刊》中断合资关系。 贝塔斯曼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代表刘激扬先生在中国大陆姿态低调。 国家广电总局准备允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在广东省内提供有线电视服务的传闻2001年并没落实。“中国出版第一股”——湖南出版集团借壳丹东化纤上市的行动，在经过整整一年长达13轮的谈判后却悄然搁浅。 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中国传媒界一时议论的热点，决非偶然。2000年下半年，“媒介产业化”和“制播分离”遭到否定。

然而，这一徘徊期是短暂的，即使在此时期内，中国大众传媒业的体制变革依然没有停止脚步。2001年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宏观管理机制创新、微观领域结构创新、市场组织体系创新、投融资体制创新”四个创新。2001年5月，在中国证监会新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已将传媒与文化产业定为上市公司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其下含出版、声像、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信息传播服务业5 各大类。传媒资本经营开始引人关注，尽管国内传媒学者普遍认同当前中国传媒投资处在高风险期。就在2001年，资本掀动传媒投资潮，民营资本在其中推波助澜。山东三联计划三年斥资8000万元打造《经济观察报》，北大青鸟投资5000万元参股《京华时报》，湖南广电传媒耗资8600万元创办《财富中国》，巴士股份注资《上海商报》5000万元，占股50%，诚成文化投资《希望》杂志，赛迪传媒巨资推出电视节目《环球IT报道》和《三联生活》，《成都商报》通过控股公司博瑞投资公司实现间接上市，海外传媒集团TOM.COM、维阿柯姆、迪斯尼、新闻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贝塔斯曼、福布斯公司、星传媒等进行频繁的商业试探。

2000年底至今，在普遍推行和加强审查与许可证制度的同时，中国传媒政策呈现在徘徊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态势，对民营和外资管制有所松动，产权多元化和投资自由化程度接近传统计划体制内变革的底线。

2000年10月25日的《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原则上同意外方投资影院，控股最高可达49%。2001年8月是中国传媒新政策有实质变动的月份，8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又称17号文件），明确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和组建跨地区、多媒体大型新闻集团的目标，以积极的姿态回应传媒业融资、中外合资、跨媒体发展等问题。 由此在中国传媒界引发连锁反应。2001年12月15日《电影管理条例》鼓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以资助与投资形式参与摄制电影，允许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投资改造电影院。2003年3月，国产电影发行权全面开放，同年8月8日进口影片发行的第二家官方公司华影电影发行公司挂牌成立， 此前的6月，中国七家民营企业首获国产电影国内发行资格。 2003年11月，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长吴克宣布：“CERA以后，国家已经认定，以后任何和香港合拍的影片，除了内地演员要占三分之一外，其他主创人员不再受到任何条件的限制。香港影片进口内地，不再受到任何进口配额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通过审查，香港影片就可以长驱直入内地市场。 始于2003年中的电影分级制至同年11月初已进入起草阶段。 2003年下半年，出现跨省合资影院和外资影院曲线进入中国的局面。 2003年12月，政府将对电影立项和审查制度进行改革，12月1日起，国产电影在立项方面，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特殊题材、国家资助影片、合拍片四类之外的影片不必再向广电总局申报剧本，只需提供3000字的故事概纲；作为试点单位，上影、长影等部分制片厂的影片将试行由地方自主申请、自主审查。 同日，外商被允许进入制片，唯一的限制是不得控股。 2002年6月，新闻集团放言有意参与中国付费电视建设。 2003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给八家民营机构发放了电视剧制作甲种证。2003年11月4日，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和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结成合作伙伴，开创国内省级电视台跨区合作的先河。 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简称为19号文件； 此外还有新闻出版总署的《治理报刊摊派细则》。有专家认为，本次改革的主要核心就是治理行政权力对报刊的介入。虽然过去政府也讲过要减少行政力量对报刊发展的介入，但远没有这次明确。“这次治理整顿给的出路很明确：报刊要走市场化道路。” 2002年1月10日起施行的《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和2002年4月10日起施行的《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开始实现中国入世承诺。2003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倡言出版改革，在五年内开放外资在图书、报刊、音像制品销售和批发方面的业务，近期内对国内出版企事业逐步实行许可证制度，以便它们跨省经营，促进印刷业民间投资进程。 2003年9月23日，中国首家拥有报刊总发行权的民营企业文德广运发行集团在京成立。 2003年10月1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办《京报》。 2003年11月4日，李嘉诚旗下的TOM正式与三联书店协议组建北京三联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TOM和三联分别持股49%与51%，这标志着海外资本首次进入大陆出版市场。

进入2004年，传媒管理体制进一步呈现开放姿态。2月11日《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的文件出现在国家广电总局的网站上。该《意见》中的一部分内容引人关注：允许各类所有制机构作为经营主体进入除新闻宣传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在确保控股的前提下，可吸收国内社会资本探索进行股份制改造，条件成熟的广播电视节目（包括电视剧）生产营销企业经批准可以上市融资。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坚持面向市场，坚持国有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电影方面，为了促进电影产业的发展，广电总局年初颁布《关于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规定国有和民营机构可参与付费频道的合作。允许境外制片机构同境内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合资组建由中方控股的影片制作公司。在付费频道引进节目的播放比例、外资在改造影院中的比例和华语影片的引进配额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放开。2004年4月初，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处透出消息，中央已决定进行出版体制改革，全国现有的527家官办出版社，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事业单位的体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将转型为经营型企业单位，这标志着从去年就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出版体制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 作为改革试点，国务院在4月5日正式批准中国出版集团改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这个被称为“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的行业里，中国传媒业政策开始驶入改制的快车道。

纵观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大众传媒业发展状况，投资自由化和民营化涌动，并且愈趋扩大，这是中国大众传媒产业体制转型实质所在，意义重大，但是对其实际作用不可过高估计。

2001年8月的17号文件虽然对传媒业的投资已被认为是投资了，而不像以前认为是借款，但17号文件的规定是这种投资只能是传媒业内部的投资，或者是国有资本的投入，对于民间资本、外资的投入，在政策、体制面的角度来说，事实上还不是合法的。尽管有很多暗箱的运作，但事实上这样的一种运作风险是很大的。迄今为止，我国所有上市的传媒公司业绩并不理想，报业和广电集团如果严格按照企业标准来衡量，其经济效益大有疑问。 究其原因，产权结构极为重要。如果不跟传媒产权结构的重建结合起来，传媒跨媒体、跨地区、跨产业变革很可能流于形式，实际效果不大。

所以，究其本质而言，近年中国传媒新政策开放程度前所未闻，但仍然以严格的政府管制为主要特征。在进入管制方面，传媒政策不允许私人办报（台）和传媒集团办报（台）。有资格办报的单位也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对于严格限制的市场少数进入许可，对于一般闲置的市场多家进入许可），才能获得办报许可和报纸刊号。从管制制度的形式上看，复杂的行政审批程序和严格的刊号控制构筑了进入传媒业的非常高的行政性门槛。在行为管制方面，传媒政策严格禁止或者限制传媒的产权交易，禁止或者严格限制外部资本进入传媒领域。最主要的管制手段就是实行主管、主办制，即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国有单位才能办传媒。此外还对传媒异地经营有严格的许可权限管制。

2002年2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出版管理条例》再次明确声明设立出版单位的审批制度是我国出版管理制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制度。其包含两项重要内容——（1）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2）符合国家关于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这项政策的出台实际上宣布：传媒业的市场壁垒依然存在。

这样的传媒政策主观上是力图在传统计划模式中实现中国传媒业的飞跃；客观上，一方面有利于传媒体制创新，另一方面适应了传统传媒管制观念。结果是，传媒投资自由化和民营化没有实质性突破，传媒产权结构仍然是相当程度的一元化。按照国际经验来看，中国传媒产业能否做大作强仍是未知数。 二 传媒产业发展的政策诉求

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起步，我国传媒经历了事业单位、企事业混合型单位、企业单位的形态变更；传媒从原来依靠国家财政补贴，走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之路；传媒业也从传媒事业、传媒行业向传媒产业的方向发展。

但是，当传媒的产权多元化和投资自由化接近传统计划体制内变革的底线时，传媒产业制度瓶颈造成的“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弊端更是一览无余。

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垄断依靠市场和行政的双重力量形成，既具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的特点，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手段来推动垄断的形成和运行，又融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垄断的成分，依托目前尚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来操纵垄断，是当前体制转轨过程中行政权力加市场力量而形成的特殊垄断，亦即“行政性市场垄断”。这种垄断在纵向的行业内，表现为行业垄断；在横向的区域内，表现为地区垄断。长期以来，受政府管制的影响，我国传媒业条块分割，形成了森严的行政壁垒和区域市场壁垒，传媒资源无法通过市场实现优化配置。所谓条块，从“条”的方面来说，就是按照国家的行政系统组织来进行，强调纵向的“归口管理”；从“块”的方面来说，就是强调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属地管理。这种条块限制，使得跨媒体的经营很难进行，也使一些实力雄厚的传媒无法向外扩张。这是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样的传媒体制使得传媒满怀豪情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却没有想到，他们所走向的仅仅是“市场”，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产业化和非市场化构成了现阶段传媒经济的内在矛盾。

具体的讲，第一，传媒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和企业法人的身份不明确。说是企业法人，传媒显然缺乏在市场上独立经营、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在编制上又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事业单位，而且有行政级别，媒介集团还具有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直属一级政府；说是事业法人，或机关法人，它又以赢利为目的，在媒体市场上冲锋陷阵，这种混乱的身份给媒介的产业经营带来很大的麻烦。对此，复旦大学童兵教授认为，中国传媒的性质是事业属性、产业属性和机关属性的混合体。第二，传媒产权不明晰。传媒身份的混乱和模糊直接影响着传媒产权的界定，表现为传媒资本所有者的缺位。谁来充任国资的代表是一个问题，党委只进行政治领导，它不是政府部门，不能行使所有者代表的职权；政府的广电、新闻出版部门不能既是媒介的管理者又是所有权的代表，因为这违反“政企分开”的原则，政府部门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虽然一些传媒集团也模拟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规范了内部组织机构。但是，在国有产权制度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这种治理结构虽不同于传统治理结构，但也与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相距甚远，多数传媒集团实际上是“翻牌公司”。实际上，传媒业遇到的产权问题是国企改革中遇到的共同问题。第三，传媒在市场经济中应该享有的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难以落实。传媒身份和产权的特殊性使得传媒具有“官商”的特点。表现在传媒虽然走向市场，参与竞争，但没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加之严格的资本等级制度和行业壁垒构筑的巢穴使得传媒只生不死。同时媒介领导由政府指派，使得不同级别的媒介享有不同级别的政治优势，市场竞争从一开始就拉开了距离。

中国传媒产业之所以“暴利”，很大程度上与传媒获得的行政和市场双重垄断的地位有关。

放眼全球，中国的传媒产业在这种体制下绝没有做大作强的动力与能量。当代国际大众传媒产业主流的发展态势一目了然：在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发展总格局中，市场调节、商业驱动、民营产权、自由竞争、经贸自由化、科技革命整合而成为当代世界大众传媒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虽然从1998年起，中国传媒业的利润总额就超过了烟草业，跃居国家第四大支柱产业。 但是，我国大众传媒业垄断性和封闭性明显，严重缺乏竞争力，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内在的发展要求无法通过市场实现。

湖南广电2001年在经营上遇到的困局折射出了传媒集团在市场上的盲动。《南方周末》文章《电视湘军 虚火上升》披露： 2001年上半年湖南卫视广告收入5700多万元，而支出却高达1.3亿元。湖南广电上市后筹集到资金4亿元都投入到了湖南广播电视中心，除了广电系统的办公需要外，建有四星级宾馆和一个世界公园以及高档的音乐喷泉。在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和农业背景的长沙要收回资金难度可想而知。

回顾中国传媒产业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媒介经营的个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向独立的企业法人过渡，并以市场平等、竞争的原则建构内外关系，从而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同类企业的集合体’——‘媒介产业’。” 也就是说，传媒产业化发展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必然要对“事业单位”的实现方式产生规定性影响，传媒既然走向产业化道路，就难以阻挡其经营管理的基本体制与运行机制同企业同化的趋势。相应地，政府的管控体制与政策也应该与传媒的产业性质发生互动。

传媒产业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其大部分是在现代经济活动中，通过为使用者提供消费文化和信息产品等，以此获取利润，市场经济和企业本位是其生命线。因此，除了对内容进行必要的政治监管之外，大众传媒产业中的大多数跟其它经济产业基本相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产权多元化、民营化是所有经济产业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

与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权力中心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通过进行资源配置和调节社会生产。它要求打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控制，把政府掌握的经济权利归还给独立的市场主体。在西方学者眼里，“独立产权的利益和严肃的交易合同的结合就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 。

由此可见，传媒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应该具备以下特征：1 通过市场能够进行资源的自发调节和配置；2 相互独立的产权所有者能够进行自由的市场交换；3 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4 完善的法制。

具体的讲，“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传媒体制的改革要与传媒建立产权明晰与产权多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要求相一致。

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是指现代的公司制度，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等，其主要特征就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其产权属于各个投资者，投资者以其投入公司的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法人以其经营的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在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代企业制度最典型的代表是公开上市公司。公开上市公司的股权比较分散，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

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来说，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成为上市公司的企业，上市前的重组、改制使其建立起现代公司的框架；上市后，机构投资者和社会投资者既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用手投票”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又可以在二级市场上“用脚投票”买入卖出股票甚至对公司进行并购，这种强大的外部压力对于推进传媒机构的制度建设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与之相匹配，还要建立健全传媒资本市场，广泛开辟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传媒业的规模经营。此外，人力资源市场的完善也是传媒政策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毕竟传媒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人的创造力。

简而言之，我国的传媒产业对体制与政策改革的诉求是：让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传媒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微观上，传媒能够通过规范的市场运作，实现自身所消耗的各种资源的价值补偿和价值增值。 三 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重构

2003年下半年，国内众多传媒学者和专家纷纷发表文章，断言就发展传媒产业而言，中国传媒体制内的改革已经到了底线，体制“革命性”转型迫在眉睫。

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和上海大学郑涵博士不约而同的用“十字路口” 形容当前传媒业发展困局。童兵教授指出：“对于中国传媒体制而言，改革正由边缘向腹地进发，目前正处于一个多重利益格局纠结与博弈的十字路口”。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则用“拐点”和“转型”概括局势。他认为:“我们需要在20余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真正地对于传媒业来一次比较深刻的、功能性、结构性的转型与改革了”，这是“当前发展阶段上解放传播生产力、促进传媒业发展的关键”。 北京广播学院的周鸿铎教授、黄升民教授、复旦大学的李良荣教授也在学术演讲中多次提及传媒体制与产业的改革问题。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传媒体制变革的症结到底何在？

“喉舌”论以及由此衍生的“特殊产业”论应该是目前最难克服的观念障碍与制度屏障。在我国，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传媒最基本的性质，或者说是体制中最核心的问题。 所以，传媒首要的任务是完成党和国家的宣传任务，引导舆论。以此为出发点，传媒产业化具有其相应的特殊性。传媒在市场行为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双丰收，但两者相比较社会效益还是第一位的。

“喉舌”论和“特殊产业”论是我们传媒管理部门一直坚守和奉行的一种理念与实践。其表现就是严格的进入管制和行为管制。可以说，这样的体制与政策很好的解决了“喉舌”功能的发挥与舆论的引导问题。但是“媒介机构本身也意识形态化了” ，其结果就是在传媒领域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传媒产业国股一枝独大，产权高度一元，传媒产业却丧失了在市场上应该具备的竞争力。

很显然，在如何发展中国媒介产业的认识上，我们存在误区。其一，在传媒属性与功能上存在误区，把传媒工具误认为意识形态。其实，传媒的政治属性与功能只是传媒众多属性与功能中的一个，而且，也不是所有传媒都具有或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属性与功能。现今传媒产业属性与功能的凸起即使自然属性与功能的复归，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其二，在引导舆论上存在误区，把掌握舆论工具误认为掌握了舆论。舆论工具、舆论导向与舆论三者根本不是同一个范畴的概念：舆论工具是无路形态的东西；舆论导向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舆论是社会形态的东西。

所以，中国对传媒领域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不是因为西方经典管制理论中强调的起因“市场失效”，而是源自意识形态的需要和计划经济的惯性与本能。

在当前，传媒管理部门应该有两点认识：发展传媒产业并不是对传媒政治属性和功能的侵蚀，营造传媒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也应该是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环节之一；让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进入传媒投资领域，搞传媒产权多元化，是有利于传媒产业引进竞争力，搞活传媒产业的。简单的说，就是应该让传媒要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活动主体。

至于传媒的“喉舌”功能是一个重点，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不是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全部。

当今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的改革之路，就是放松政府的传媒进入管制与传媒产权管制，建立与市场经济匹配的管制体制与政策。具体的讲就是“办好党办传媒，逐步放开民营传媒”。

当然，放开民营传媒也是应该分阶段的，目前仍须严控电子传媒的播出系统，放开节目制作，而对于纸质传媒中娱乐性和生活类以及财经等政治意识形态相对比较弱的或没多少政治意识形态的，宜试点开放民办传媒，并逐步扩大，最终建立传媒市场的准入许可制度。

国外传媒产业放松政府管制对我国传媒产业体制与政策革新有着很好的启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放松了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管制。最典型的就是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新电信法。这一政策性的改变，大幅度地吸引了私有资本进入媒产业，增强了本国的传媒产业实力，保证了美英等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那么，“办好党办传媒，逐步放开民营传媒”，是否是否定了“党管传媒”的原则呢？这里必须澄清几大观念问题。

首先，“党管传媒”不等于“党办传媒”，“党办传媒”只是“党管传媒”的具体实现形态之一。“党管传媒”等同于“党办传媒”，这一大众传媒管理体制是传统计划经济和一切政治挂帅（即大政府与小社会）的产物。它已严重不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了。

第二，“党管传媒”的宗旨是繁荣社会主义传媒产业，而不是保守一个“虚胖”的和“积贫积弱”的传媒发展状态。随着我党由革命党变而为执政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随着非或淡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费文化和信息文化市场的巨大拓展，“党管传媒”应该与时俱进，区分强政治意识和弱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媒，控制前者，逐步放开后者；由直接经办，改为通过国家宏观行政调控，党的机构在微观上以对传媒内容的政治监管来体现“党管传媒”原则。这样既能搞活大众传媒，又保证了传媒的政治倾向。在过渡时期，可以采取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威权主义传媒管理模式，新加坡、马来西亚有民营传媒（包括平面与电子的传媒），但是由于实行威权主义的传媒体制（诸如严格的内容限制与审查等），并没有造成对政府和社会大的冲击。除此之外，对民营传媒还有许多控制方法，例如许可证制度以及数量控制，提高申办传媒的经济门槛。一般而言，大企业有避免政治风险的强烈倾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合资合作传媒基本上是稳妥的。

第三，逐步放开以消费文化为主的传媒产业，不会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稳定造成冲击。现当代文化理论，无论是批判的，还是肯定的，基本上都强调当代消费文化在政治上对社会制度的保护作用和对社会矛盾的调和作用。

总而言之，以企业化为前提和以产权与资本市场体制变革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历史性转型，其关键是党和政府对大众传媒领导体制的变革。诺思在谈到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时指出：国家和意识形态作用重大，尤其是前者：“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 我国大众传媒领导体制的变革，其目的是“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其基本制度安排是实现公共事业和商业企业的分流重组。前者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从政治意识形态上发挥党的喉舌功能）；后者办成企业，产权多元化，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宏观调控，并在微观层面上施加少量管制，企业自主经营，消费引导生产与服务，盈利为目的，繁荣人民文化生活。党与政府对传媒企业的领导，主要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监管（诸如审查制度）和少量行政管制（诸如许可证制度和文化分级制以及较高经济门槛等），应该逐步确立传媒企业创办由普遍的审批制过渡到审核制。同时为在体制转型过渡时期确保传媒企业自主经营，应该设立合理的制衡机制（诸如透明度、行政复议、司法仲裁、经贸公平等），以防止审查审批过程中人治、寻租、不负责等现象，在审查审批跟被审查审批者的互动协调关系中既保证党与政府政治审查审批功能正常运行，又维护传媒企业的独立自立，遏止滥用审查审批权限。作为企业，传媒生产与服务单位应该实行所有制的多元化和股权结构的适度分散化。

传媒行业政策篇4

【关键词】媒介产业 政府行为 资本力量

一、引言

“在约束条件下争取最大的利益”，我想用这一句话来形容现时我国的媒介产业似乎很是恰当。政府权威与

追逐资本利益的博弈使得我国的媒介业发展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而其独特的产业属性，亦使分析政府政策行为与资本因素的相互影响成为研究我国媒介产业深入发展的焦点所在。

尽管有关“媒介”可否用“产业”一词来限定，业界仍有争论，其原因在于传统意识中，中国的传媒业更多地与政治、权力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然而，短短的数年或十数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传媒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传媒业也散发出越来越浓的产业特征，其蕴含的巨大产业利润甚至已令业外资本“垂涎欲滴”。因此，有关媒介是否归属于“产业”的争论已非焦点，而研究政府的强势与资本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对媒介产业未来发展的影响似乎已引起更多业内人士的关注。

二、发展掠影

在媒介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媒介是处于政治大环境中的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既受到经济规律的影响也同时受到政治或“公众干预”的制约。比较复杂的媒介经济学还认为，媒介存在于一个极复杂的政治经济空间中，并且与过去自身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要问“中国广播、电视、报纸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这个问题，按以往的新闻学常识就会毫不迟疑的回答：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种制度安排，更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复杂的经济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新闻媒体无论是报刊还是广播、电视的市场准入权都掌握在国家权力机关手中，新闻媒体几乎全部由国家独资创办，业外资本不允许进入传媒业，从而确保传媒业的所有权归属国家。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中国是以制度安排来确保新闻媒体发挥党和政府的喉舌功能，整个新闻传媒业的性质非常单纯而清晰，它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与此相适应，新闻媒体基本上不从事经营活动。

到80年代初期以后，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力度逐年加大，经营活动逐步展开，但也到90年代以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传媒经营，随着新闻改革的逐步展开和深入，中国的媒体从数量到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统计，到2003年底，在广电系统专业化组建完成以后，我国拥有报纸2137家、电视频道2058套，电台频率1933套（《中国新闻出版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确立之后，传媒业确定了“既具有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又具有形而下的信息产业属性”的双重属性，以及“事业性质，企业化运作”的运行模式。从此，传媒业大踏步地走向市场。传媒业的广告收入快速增长，从1991年的38亿人民币到2002年底变为903亿，平均年增长达20%左右。

三、政府的作用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波兰尼说过，尽管市场经济强调市场对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建立却不是自发的，而是人为的。媒介制度，特别是媒介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要求一种政治和法律环境，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有权威的、具有同一性的公正的法律制度；一个能够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

媒介业的生存与发展不仅仅靠市场选择，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和媒介产业都最为发达的美国，媒介的生存与发展也首先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市场规则所决定，即国家有关的公共政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游戏规则”。美国国家有关媒介产业的法律和政策之多、之细远远超乎我们许多国内媒介同仁的想象。其中有关所有制成分、市场覆盖范围和规模、技术标准、产业供应链格局、内容规范、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等许多方面的规定相当详细。

而在我国，媒介产业特殊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媒介的核心领导由来自上层建筑的行政权力来决定。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调节，媒介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诸多条件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孕育成熟，我们也不能以足够的耐性和时间等待其一步步按照历史、逻辑的程序自行生成和成熟。且在既定的制度基础上，依赖于媒介的意向性行为亦是不现实的，由政府恰当地运用其权威，会大大降低因“壁垒”所可能带来的资源重组要耗费的庞大交易费用。因此，历史将政府推上了培育并催生诸多媒介发展必需因素的主体位置。另一方面，作为精神产品生产者的媒介，会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但如果一味搞“市场决定论”，就可能违背新闻规律，背弃意识形态属性与社会责任，这时亦需要政府出面填补市场的“失控地带”，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来进行监督管理。因此，政府就成为媒介产业化改革的宏观发动者、决策者、组织者和监督调控者。政府行为可算是这一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与主导性力量。作为我国媒介业管理改革的宏观主体，政府所具有的强势作用无疑对我国媒介产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集团化”已成为我国媒介产业深入发展的关键词，我国媒介产业的集团化进程的独特性就在于：通过非市场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主导下的合并与划拨。“行政整合”的选择，表明我国媒介集团化的改革不能超越市场机制尚未完善、市场主体远未发育成熟的历史条件。作为主办主管媒体以及资产重组极为重要的主体——政府，它所采用的行政手段对于集团草创时期的国有资本重组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在媒体产业化中，宣传实体自身完全由市场机制来促其发展成为一个有规模有影响的产业集团，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利于当前主动参与国内、国际的竞争以及赶超目标的实现，现时国有资产所有者一元化的结构，保证了政府有条件也有必要，最起码能以出资人的角色对有关媒体进行重组，并适当集中资源予以重点扶持。二是中国媒介业有系无统，现时体制条块分割严重，重组整合必然要触及分割的广播电视管理格局，必然要涉及不同级别政府或部门的利益关系，如果没有政府的引入和干预，没有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加以推动，恐怕会为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而纷争不休。

转贴于

四、资本的力量

诺斯曾言：“经济制度之所以发生创新是因为在社会中的个人或集团看来这些变迁的成本是有利可图的。其目的在于创新者能获得一些在旧的安排下不可能得到的利润。”

我国传媒业的发展正处于一种尴尬状态：一面是政府宏观政策的强势力量，以及推行至今已是相互矛盾的一种典型二元化结构的运行体制——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对于媒介发展的诸多限制因素；另一面则是媒介走向市场化之后，追求经济效益的利益驱动日益凸现，就连党政部门对媒体收入亦是年年定有指标，并且作为考核媒体领导业绩的主要依据之一。由此可见，在我国媒介业发展的轨迹中，资本因素已渐渐展露台前，并向政府这一强势力量发出挑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行为决策，并进一步实现媒介机制的创新与改革。

受经济因素的驱动，有些媒介在政治因素未明的情况下，甚至会采取渐进式、擦边球的策略，主动寻求经营改革的边缘突破。边缘突破行为发生后，来自党和政府的政治决策会根据实际效果对某些行为做出反馈，从而在保证“喉舌”职能的前提下以增加媒介经济效益为评判指标，如此一来，“突破”便获得了政治和政策认同的空间。某种条件下，这种“突破”甚至具有革命性意义。在2002年年初，国家有关部门明确媒体国有属性不能改变。而据笔者所知，有部分媒体在资本结构上，民营资本的投资占股率已经超过50%，主要领导的任命也由投资方影响控制。这种大胆的资本运作方式已经触及媒介管理体制的最敏感问题。而时至今日，国家的相关政策对业外民营资本“涉足”媒介业已点头允许，资本经营的热度不断提升。

“入世”后国外强势媒体对中国市场的染指和瓜分，亦是资本力量影响政府行为的另一表现。“入世”本身就意味着国际资本即将“潮涌”进入我国，也意味着我们将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民族国家的角色与定位，而为了应世界潮流的客观形式以及对于“入世”的诸多承诺，各国政府纷纷调整其原有国家中心或保护主义的经贸政策，转向政策解禁的路途。而媒介及资本的全球化撞击了各国依其行使主权管制媒介的态势，从而迫使各国政府纷纷重新检讨现存的媒介政策及因应之道，我国也毫不例外。2001年12月19日，全球传媒巨头新闻集团的全资子公司STAR集团宣布，它的一个全新的综艺频道已获准在广东地区落地。这是中国首次将有线电视网落地权授给一个境外全新频道。这正是国际性的资本因素对于我国媒介体制以及政府决策行为的影响所在。

五、结论

媒介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得到社会所拥有的多方面资源的支持。官方作为权力者为媒介提供的最大资源是“允许”（oseph Turow，1984）。分析我国传媒业的社会资源体系，不难发现，政府所提供的“允许”资源是其中的主体资源。因此，大众传播政策已成为党和政府掌控媒介的基本手段，亦是其发展的制度性支撑因素。政府的这种强势作用使得在我国媒介业的发展中，呈现出资本对于其核心领导的影响的有限性，与此同时，我国传媒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与资本运作规模效益发展的背道而驰，大量重复性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无序竞争，更显得资本所应发挥的纽带作用相对耗散。

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逐步完善，到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增强，直至我国“入世”后国际资本的虎视眈眈，包括媒介业在内的诸多产业的发展无不充满挑战，从而倍感压力。这一切均迫使政府转变观念进行体制创新，通过出台相关政策以及改变行为方式来适应这一急剧变化的产业环境。“行政整合”等诸多手段应视为市场作用的助推器，定位主要在于提供政策导向和创造法治环境，帮助消除资产重组中的非资产因素，但不能用它来取代资本以及市场的力量。

我国媒介产业能否从信奉行政整合力量转到主要依靠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力量，我们无法判别。然而近一段时间，有些业内人士发现我国广播电视集团化的“热度”不高，表面看来行政整合力度似乎有些软化，但我想这是否可以认作政府在有意淡化行政干预，着力引导市场整合行为之举呢。不管怎样，我国媒介产业必将会在政府与资本--这两股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力量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前行。

参考文献

[1]何舟，陈怀林.中国传媒新论[N].太平洋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9).

[2]剑飞.集团化：中国电视在困惑与希望中前行(上/下)[J].南方电视学刊，2001.

[3]Joseph Turow.媒介产业-新闻和娱乐节目的生产.Longman公司出版，1984.

[4]刘洁，金秋.论我国报业市场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双重属性[M].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2).

传媒行业政策篇5

摘要：我国传媒经营体制改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成果颇丰，已经成立了一大批报业集团、广电影视集团以及出版集团。但是，在集团化进程中，这些传媒集团的经营发展也逐渐体现出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因此，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分析相应的对策，对我国传媒产业的集团化发展将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传媒产业　集团化　问题

一、我国传媒产业集团化发展的问题分析

1、产权不明晰，权责不清楚

产权即是指财产所有权以及财产所有权有关的经营权、使用权等财产权力。我国目前的传媒集团基本上都是“行政撮合”的结果，形成了与“事业单位，企业经营”框架相对应的组织形式。这些集团实行党的一元领导下的多头行政控制，各级主管部门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媒体资产的国家代表，却可以直接插手传媒集团具体行政管理，但却不对其发展和资产保值增值负有直接责任，传媒集团缺乏相应的经营自。传媒集团貌似企业，却仍是政府附属的生产机构，受市场与行政双轨操控，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真正分离，也就不可能达到责权利的统一。

2、盲目扩大规模，缺乏核心竞争力。

目前，我国传媒企业在“剥离转制”的过程中，将传媒企业的宣传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相剥离，以取得上市资格或多渠道吸收资本。但对于传媒企业来说，“内容”决定其核心竞争力，不适度的“剥离”会降低的传媒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集团化的组建过程中，很多为了达到组建集团的标准，将众多小传媒企业硬性撮合，意图“小舢板捆成大帆船”，却未进行资源整合。这种机械组合的方式，表面上使传媒集团的规模扩大了，但却加大了传媒集团运作的成本，一些原本高效率的传媒企业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核心竞争力被大大降低。

3、传媒经营管理人才缺乏。

随着我国传媒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传媒集团越来越多，对传媒集团管理方面的人才需求空前增长。目前国内共有超过5000家新闻媒体，从业人员达近60万人，但懂得媒体经营管理的人才却不到1％。一方面，传媒集团的负责人大都由上级领导部门指定，业绩考核主要看其新闻宣传的把关质量，新闻业务强、经营管理弱是他们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校新闻院系的专业课程体系中很少或根本没有媒体经营管理类的课程。因此，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媒体经营管理人才资源都比较匮乏。

二、我国传媒产业集团化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经过初期发展，传媒产业完成了市场要素的积累，急待实现产业的升级和扩张。在政府和媒介双方利益的驱使下，中国传媒选择了集团化道路，体现了传媒对规模效益的追求。但是，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仍属于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调整行为。中国传媒鲜明的行政化色彩决定了传媒往往是通过政策干预实现形式上的整合，并没有真正实现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政府对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有了两分开的步骤和计划，但是具体到传媒产业的实际运作，难度依然很大，在技术和体制上至今仍没有很大突破，依然表现出政策的特殊性和限制性。具体表现在传媒市场经营主体中，采编权与经营权难以统一，企业法人和事业法人体系彼此冲突。

因此，尽管中国传媒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但由于受体制、媒介经营者和从业者及受众素养等种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巨大潜力的发挥受到了制约。这是由中国传媒是在传媒不充分产业化与不完全市场化基础上开始所决定的。

三、我国传媒产业集团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1、明晰产权归属，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管理。

产权问题是传媒集团进一步做大做强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传媒产业的发展要依靠市场，这就要求逐步减少行政对传媒的干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对于传媒集团来说，必须明确其企业性质，靠市场配置资源，靠商业运作创造利润，以独立的市场主体、按照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自主决策，合理分开政治宣传和经济经营，革除政事企“三合一”的体制障碍，使传媒产业改革做到产权明晰、权责明确，形成传媒业合理的治理结构，实现传媒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逐步建立起形式多样、结构优化、经营管理规范的传媒产业组织体系。

2、合理配置传媒资源，转变传媒发展方式。

传媒产业是一种高投入、高垄断、高利润与高竞争并存的特殊行业，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规模经济效应。面对国际传媒集团的巨大挑战，我国传媒产业必须克服整体实力不强、核心竞争力弱的局面，必须在传媒产业组织政策层面上实行政策创新，促使我国的传媒业走规模化经营之路，通过产业政策推动传媒产业的组织创新。而要走规模化的道路就要优化传媒产业结构，加快媒介整合合作，克服小而全、弱而散的传媒格局，改变从单纯依赖数量粗放型发展方式向大力提高质量、效益的集约化经营转变。我国传媒产业要通过自身重组和外部扩张等多种形式，实现传媒企业的优势组合、优势互补、优势扩张，真正形成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传媒集团。

3、进行人才培养，提高传媒业人员经营管理水平。

传媒行业政策篇6

关键词　规则　变革　媒介融合　新定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各种传播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新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各种新媒体，在组织结构、传播手段上日益相互渗透和融合，媒介间的技术和形态界限日渐模糊。

这场遍及全球的“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革命，不仅给传播业务和传播产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使传统的传播规制政策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媒体分立时代所构建的政策架构，已经成为媒介融合在推进过程中最主要的障碍。因此，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变革的必要性以及路径、模式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已成为一项在实践和理论两个领域都非常迫切且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本文立足于文献研究，在对媒介融合研究现状进行回顾与厘清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的必要性以及相关研究的现状。

一、媒介融合的研究现状

有关“媒介融合”的思想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McLuhan)。在媒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视野里，没有一种媒介能够独立存在。“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这种媒介观事实上便已包含“媒介融合”思想的基因。

不过，“媒介融合”思想真正萌芽的始点一般认为是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Negroponte)提出的观点：“广播电视业”、“电脑业”和“印刷出版业”将在数字化浪潮下呈现交叠重合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介实验室(Media Lab)的筹建演讲上，尼葛洛庞帝提出了这种“传播与资讯通讯科技终将汇聚合一”的思想，并用三个重叠的圆圈来描述计算机、印刷和广播三者的技术边界，认为三个圆圈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

自尼葛洛庞帝提出“三个重叠的圆圈”之后，媒介问的融聚汇合便备受关注和讨论。但“媒介融合”真正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契尔・索勒・浦尔(IthielDe Sola Pool)首先提出的。在1983年出版的《自由的科技》(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浦尔首次提出“形态融合”(convergence of modes)的概念，并率先对媒介融合的内涵作出界定，认为媒介融合是“媒介间界线日渐模糊”的进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介间的融聚、汇流便在数字化的潮流中日渐得以显现和证实。而媒介融合作为一项前沿课题也逐渐得到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也开始得到接续和深入。目前，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热情非常高涨，相关论文和研究成果的数量逐年增多，美国一些大学甚至专门开设了媒介融合专业或方向。从已经问世的成果看，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视角比较多元化，目前已开辟了媒介技术融合、媒介所有权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编技能融合等多个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我国学者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即开始关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存、互动以及整合、融合的问题。但具学理意义的“媒介融合”的研究，则一直到2004年才由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状况过程中引进。2005年开始，以蔡雯为首的一批学者以极大的学术热情迅速投入该课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随即迅速增多。目前，国内各学者围绕该课题的研究已获得了第一批成果。

一些先行研究者围绕“媒介融合”的概念内涵、研究范围和层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整理，初步搭建起该课题的理论架构。从2006年开始，以蔡雯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应用新闻学角度对“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进行研究与探索，对“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传播方式和流程的变革、新闻资源开发、新闻报道策划以及新闻人才技能的更新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开始尝试以一种相对宏观的视角，探讨“媒介融合”对传媒产业和社会可能带来的变革与影响，研究视角逐渐呈现出微观、具体视角和宏观、思辨视角并重的局面。

综观既有研究，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已开始进入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学界的研究视角正在趋于多样化。不过，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背景下，其理论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虽然研究的广度得到拓展，但深度比较欠缺。而且，既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媒介形态、功能的融合。对媒介所有权、组织结构上的融合还关注不够；同时，基本基于一种“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理论取向，对媒介融合过程中的技术推动力量持一种过于简单和乐观的态度，而普遍忽视了政策规制、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媒介融合进程的制约作用。不过，目前学界已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和局限。从研究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媒介技术融合、产业融合等既有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一种基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宏观研究视角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规制融合：“社会形成论”视野下的新视角

从尼葛洛庞帝开始。技术因素便被定义为媒介融合的直接诱因，而媒介间的融聚、汇合过程被认为是技术驱动的进程。如，在浦尔的最初理解中，媒介融合不过是由于数字化的发展而导致的通信和广播的形态融合。Pavlik(1996)将融合定义为“在计算机技术驱动下，传播媒体的所有形式汇聚到一个电子化、数字化的平台之上”。

确实，在许多人看来，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和电视之所以会产生碰撞而导致边界模糊，主要是由于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影响。但这些将数字技术(或者称为“计算机技术”等)视为媒介融合唯一前因的观点，显然充满了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色彩。在技术决定论的理论视野下。技术被看成是形塑社会的最具影响力的因素，甚至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唯一逻辑。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技术单向决定社会发展的线性模式便已受到众多批判。作为最主要的批判理论，技术社会形成论(Social shaping theory，SST)十分强调技术的社会因素塑造。注重考察社会、体制、经济以及文化等力量对技术的形塑和影响作用，认为技术并不是完全按照技术自身内在的逻辑发展的，而是由创造和使用它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情境所决定的。

因此，遵循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认识论，一些学者对媒介融合技术决定的论调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技术因素并非媒介融合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的唯一因素，媒介融合作为技术变革的产物，并不完全依赖于技术的内部逻辑，而要受到其

运作环境和社会情境的限定。即使媒介形态在技术上实现了融合，但媒介融合的社会进程必然是缓慢和渐进的。正如Winseck所指出的，媒介融合其实在数字化之前就开始了，并且一直都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媒介私有化的制度以及政府规制等种种限制阻碍了其进程。

事实上，媒介融合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也已经证实了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观点。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媒介融合作为媒介的发展趋势，受到了各国和地区的普遍认同和追捧，但在产业、组织等现实推进中却是困难重重。政策规制变革的滞后、产业和市场融合所面临的种种壁垒、盈利模式的探索和转换以及相应人才资源的匮乏……种种社会条件的限制，成为了进一步推进媒介融合的束缚。

在种种限制性社会因素中，不能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现状和趋势的传统媒介规制体制无疑是最主要的阻力之一。在大部分的国家，传统的媒介规制方式都由基础技术平台的分类所决定。如在我国，报刊以及印刷出版归属新闻出版局管理，广播电视归属广播电视局管理，互联网和手机媒体等归属信产部管理。但在媒介技术平台日益汇流以后，媒体功能出现重迭，传统媒介产业之间乃至于媒介产业与通讯产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原本处于不同产业中的报刊媒体、广电媒体、网络媒体以及通讯渠道相互渗透和交叉竞争。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基础平台分类为依据的产业分立规制体制便面临着出现双重标准、规制失灵等问题，而媒介融合无论是在技术平台上的融合，还是内容产品、媒介组织乃至媒介产业的融合上，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牵制和阻碍。

基于媒介融合融合的现实困境和发展规律，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规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的概念，认为，所谓“规制融合”，其实意味着通过展开一系列因应媒介技术融合、市场融合和产业融合的媒介规制变革，从而“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所有融合领域的共通的规制框架”。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来看，“规制融合”的推进是一项涉及到机构变革、政策调整等方方面面内容的系统工程。如，不仅包括规制主体和对象的融合，而且要求建立适应媒介融合领域的规制政策以及更灵活、更具融合性的市场准入制度，并且建立相应的市场监管制度，以促使市场的有效竞争和充分竞争。

就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政策规制的变革往往滞后于技术的变革，而政策规制的调整与变革往往是进一步推进技术变革的重要条件。但对于媒介规制融合与媒介技术融合以及媒介产业和市场融合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们并不赞同以一种单向线性的思维，简单地将之构建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如，在迈阿密大学传播学院的Bruce Garrison和Michel Dupagne设计的“媒介融合”模型(图1)中。既可以是技术融合作为经济融合(即市场或产业融合)和规制融合的先决前提，也可以是经济融合和规制融合带来技术的融合。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融合效果的最后产生都是技术、经济和规制因素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样一种系统论的思维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和平台的聚合和产业、市场的融汇，也不仅仅是规制政策的应对和融合，而是多种因素(既包括技术的，也包括社会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研究现状

在媒介融合趋势初露端倪的20世纪末，西方一些学者便开始关注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如，Clements和Blaekman在1998年便注意到了电信产业与媒介产业的融合趋势。并对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进行了探讨。不过，当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融合趋势对广电频率资源以及电信产业政策的挑战，而关于传统媒介内部规制政策的探讨较为鲜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化对传统媒体内容与流程的影响日渐扩大和普遍，关于融合趋势下媒介产业内部政策调整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学者们主要围绕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以及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两个问题展开研究。在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个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比较一致：基本上都认为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过往将不同媒体以不同模式分别监管的政策将面临挑战。但在应该如何建立适合媒介融合趋势的传播政策这一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比较多元。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粱丽娟在对比台三地传播政策的基础上，从“政府角色”、“规管模式”和“竞争法律”三个方面探讨了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影响，认为在媒介融合语境下，政策架构由多重规管简化为单一架构以及引入竞争法律将有利跨媒体竞争；因应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02)而成立的ITU-D(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研究小组在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由事前监控的产业政策(sector specific ex-ante law)转向事后追惩的竞争政策(ex-post application ofcompetition law)的建议：而台湾政治大学硕士研究生袁常捷则针对台湾地区广播电视市场，提出了一种层级模式(layered model)。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从各国或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个案分析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台湾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陈立兴在其毕业论文中，对媒介融合语境下台湾地区有线电视与电信事业的相关管制规范与竞争机制进行了研究；伦敦吉尔德霍尔大学的MarkWheeler对英国传播政策在媒介融合语境的调整与变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伦教城市大学社会学系传播政策项目负责人Pesos losifidis探讨了媒介融合刘欧洲各国传播政策的影响和冲击，并初步勾画了融合时代欧洲新的政策架构。总体来言，在个案研究方面，欧盟各国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被认为是目前较为成功和成熟的做法，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多。

近两三年来，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研究也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学术关注。相关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观点开始散见于各级学术期刊。如，蔡雯及其博士研究生黄金在分析、比较美国、欧盟、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媒介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的观点；肖燕雄在其论文《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管理原则》中，总结了西方国家和一些发达地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原则：法律政策整合原则、管理分散原则、管理国际化原则。同时，一些大型的科研课题也开始将该议题纳入研究框架，如蔡雯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数字化时代媒介融合发展与新闻传播改革研究”。重点关注了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肖燕雄主持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现代传播技术变革与新闻传媒法律、政策”，则在媒介技术变革与传播政策变革的宏观框架下，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政策变革进行了探讨。而在今年10月，我国第一场有关“媒介融合语境下的内容规制与传播政策”的主题研讨会也将在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举行。

总体而言，我国对媒介融合语境下传播政策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不仅成果数量少。而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就研究的关注点而言，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还处于总结西方经验的初始阶段，不仅对于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问题的研究未及深入，而且还基本没有涉及我国传播规制政策调整与变革这一问题。

四、小结

媒介技术融合和市场、产业融合的内在要求促使人们对规制理论与规制政策进行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技术与经济条件。而且，从世界各国媒介管理的现状看来，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因此，在现阶段我们有必要对媒介融合语境下媒介政策和规制的变革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媒介融合语境下政策规制变革的研究，将不仅能够进一步拓魔“媒介融合”这一前沿课题的研究领域，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把握媒介融合的内在机理，进一步推动媒介融合的进程。而且，相比西方国家媒介融合的程度，目前我国的媒介融合还处在平台和技术融合的阶段。对规制融合的探讨，还将能够为我国传媒管理机制改革和产业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帮助我国媒体产业更好地应对即将到来的媒介融合浪潮。

传媒行业政策篇7

【关键词】传媒机构；新闻；公关策略；艺术

改革开放以来，“公关”一词已经悄然进入我们的工作生活之中，而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实公关即公共关系，它是指某个组织或团体为了改进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促进公众对组织或团体的认知和支持，取得建立良好形象、获得更好的社会舆论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一系列公共交流活动。公关的主要工作过程就是通过评估社会公众对某一事件的态度，确定与政府利益和公众利益较为符合的政策与方案，拟定最优行动策略，执行后可以达到提高主体知名度和完善形象的目的，争取相关公众的理解与接受。它本身为社会组织、团体或个人需要与周围的许多内外部公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在以前传统的新闻传播体制之下，它的信息来源和都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一些突发事件、重要新闻事件报道和重要会议、国际关系，新闻报道什么或是不报道什么，文字的刊登、照片的使用、稿件源等问题都要受到有关部门的管理。但是现在，相关部门已经放宽了政策，让新闻的传播走向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恰恰就是这样的自由空间，让很多媒体机构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公关策略，尤其是备受大家关注的传媒机构更是要自力更生、自谋出路，想尽各种办法通过自身的魅力和公共关系获得胜利。所以新闻传媒机构就越来越重视新闻传播过程策略的研究和公共关系的艺术处理手段。

新闻传播主体的变化导致公关策略的变化

首先，新闻传播由原来的主要面向政府、企业等具有相对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机构进行传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传播范围在慢慢扩大，传播机构逐渐增多，宣传的力度也在持续加大，尤其是对于当今社会的一些网络事件，其传播速度和力度都颇为惊人，这也是当今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公关方面，大多数传媒机构都会选择组织答谢会、招商会、见面会等活动，这是传媒机构惯用的手法，但是大家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冷落了社会公众，社会公众是信息的接受者，是信息的承载者，社会公众才是新闻信息传播的主体。最重要的部分被忽略了，这也是当今传媒机构的最大弊端。也有很多传媒机构，在新闻传播的公关上，花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在广告宣传发行方面，通过各种特技的广告画面对传媒机构进行宣传活动，来取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并逐步提升知名度，并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这样做本无可厚非，但在此过程中却没有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既然是宣传或者是传播给社会公众的，就应该调查社会公众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信息，而不是表面功夫，很多传媒机构对一则信息的传播篇幅很大,力度也很强，可结果却没有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就是因为其没有从传播的主体角度思考。在新闻传播的公关问题上，准确来说，受众公关应当是新闻公关的核心和主体。在某种程度上，新闻的采集与发行都是依靠听众、观众和读者的，新闻传播的公关重点在于搞好与受众的关系，只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才能提升传媒机构的品牌影响力，进而提升新闻报道的权威性，对于传媒机构在各种交流工作中取得成功非常关键。

政府监管职能的公关策略

政府的权威性是其他机构所不能代替的，必须注重加强政府的核心地位。特别是政府的监管职能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起到很大的监管作用，媒介所传播的新闻应该成为政府和社会构建良好关系的纽带，处理好社会公众和政府的关系至关重要，政府放宽政策，不代表政府失去监管职能，任由传媒机构对一些新闻事件进行传播，在政府部门的相关指导下，对新闻事件进行有效的快速传播也是公关策略的重要部分。政府机关的权威性是永远不能忽视的，在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新闻传媒机构进行形象上的包装和塑造，能达到更有效的传播力度，所以，建立正确的公关策略和引导方式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新闻传播的公关策略中又一重要的研究课题。

新闻事件的艺术处理探讨

适时调整公关策略。新闻事件的发生大多数是不可预期的，这就要求传媒机构要主动出击并迅速作出相关策略调整，不要坐等新闻的出现。时刻让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在这里，主动地寻求各种被透露的消息，准备详细的资料，对各种不同领域的事件都要加以追踪和关注，为他人提供联系人名单和联系方式，并对未知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判断，适时调整公关策略和报道方式等。

信息的准确有效性。突发事件中，信息的来源、传播的速度及力度的把握预测至关重要，尤其在新闻发生的最初12个小时内，由于现在信息的网络化，各种传媒机构多样化，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像细菌病毒那样，甚至有时会分不清真假，在你还未防备的情况下信息已经以细胞裂变的形式迅速传播，但这时的可靠信息往往是不多的，这就要防止出现信息变真空的情况而导致流言的发生，这时传媒机构应当迅速做出反应，第一时间和新闻有关人员进行沟通，想尽办法进行公关，获得第一手的可靠资料向公众传达真实的消息，这个过程也要讲究艺术性，不能盲目下手，更不能手足无措。甚至情况十分紧急时还有必要考虑开通24小时热线电话，接受公众询问和进行交流。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其媒介机构作为第一信息源信息，要尽可能地向外界提供积极的背景资料，积极主导社会舆论的方向，控制事态，以正视听，快速建立新闻中心等必要场所。

信息的真实可靠性。真实可靠永远是新闻的第一要素。艾维·李被誉为现代公共关系之父，他无疑是处理危机的高等专家，他从实践的经验为出发点，提出了说真话和公众必须被告知的新闻传播的公关思想，他认为：凡是有益于公众的事业必将有益于企业和组织。多次的公关危机实践证实，新闻的传播有必要把大众的集体利益摆在第一位，经过新闻媒体处理社会、人文问题，得到大家的理解和信赖。切记不能耍小聪明，假如掖藏事实就会使结果变得更为惨重。英国公关危机方面的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曾说过，新闻公关的建设应具备“人道主义”的关怀，就是强调媒体机构新闻的传播不应忽视它所具有的公众利益。

就以肯德基“苏丹红”事件新闻传播的公关策略为例来说，肯德基的母公司是中国百胜餐饮，在肯德基的“新奥尔良烤翅”与“新奥尔良烤鸡腿堡”调味料中被查出内有“苏丹红一号”，此次事故原因是相关的不具有责任意识的商品供应商所造成的后果，同时也把肯德基自身存在的管理问题暴露了出来，但是百胜餐饮集团甘愿自揭其丑，敢于承担有关责任，站在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第一的立场去解决问题，这样各个主流媒体对它所持的态度便有了正面的积极影响：“肯德基自纠查出‘苏丹红1号’”、“自愿承担一切相应的法律责任”、“肯德基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将主动进行赔偿”等许多醒目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使得公众感受到对方知错就改的真诚态度。所以在距声明发表后的第五天，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和联合执法部门准许北京肯德基恢复销售，使得肯德基又很快重新回到了市场。

公关策略成为传媒机构生存的重要环节

其实现在很多传媒机构对公关部门都存在误区。他们认为公关可有可无，公关就应该是接待的工作，把公关和行政严重混淆。实际上一些国际型的大公司都了解公关的重要性，他们应该非常熟悉企业，了解目前行业的发展行情，是能够很好地把握社会发展以及公司发展的重要型企业管理人才。成功的企业公关不仅能够赚钱，还能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增值。当然，一个成功的企业绝对不会让公关部单独奋斗，他们都是和全公司一起并肩作战。新闻传媒机构也应如此，要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公关策略，成功的公关策略不仅能加大新闻的报道力度，无形之中也增加了传媒机构的权威性，以及改善传媒机构和社会公众乃至企业的良好关系，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样，一个成功的传媒机构的生存发展绝对不会让公关部单独奋斗，有时候公关并不都只看成公关部的责任，要让每个员工都培养良好的公关意识，时刻提醒自己公关的重要性，并不是新闻事件发生了才想起公关策略。让每一个员工甚至相关的社会公众或者企业都成为为企所用的“谏臣”，这样既保证了信息来源的多渠道，也保证了信息的准确可靠。

结 语

中国媒体近年来的市场化，致使许多新闻媒体进行股份制改革，一些私人企业也以各种方式进入新闻媒体的行列，拥有各种各样背景的一些境外媒体也纷纷入驻中国，即便有些是公有的，但由于主办单位方面的政治追求和经济利益的实现，给众多方面带来了多元化的声音和竞争的压力，新闻媒体作为企业喉舌的作用正在被削弱。新闻传媒机构的公关策略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存在不少的困难和不足，这也是中国媒体近年来市场化和股份制的重要原因，很多新闻事件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某一个机构单位能把握的，甚至很多新闻传媒机构的内部运作也受到了私人制的资本牵制。做好新闻传播的公关工作是企业发展的强大生产力，新闻传播的公关在企业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公关策略的制定更是企业成功的根本，制定出色的新闻传播公关策略，才能使之为企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同样，公关策略的制定也是新闻传媒机构成功的重要举措，制定出色的新闻传播公关策略，才能更有效快速地传播可靠真实的新闻，才能使之为新闻传播行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沈季.公共关系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J].公关新闻直播，2003.

[2]李程明.传媒机构的公关策略与艺术[J].新闻记者，2008.

[3]张齐泽.新闻传播如何与公关相结合[J].现代传媒报，2007.

（作者单位：西京学院艺术学院）

传媒行业政策篇8

关键词 欧美 传播政策 演进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On the Evolution Tendency of the Communication Policies of the Contemporary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Zhao Yu

(School of Humanity,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ynamics of evolution tendency of the communication policies of the contemporary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in characters of new media policies forms etc.

Key words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communication policiesevolution

西方传媒政策经历了产业初创期和公共利益阶段之后，美国和欧洲都逐渐出现跨越旧有媒介政策范式开拓国际市场的趋势，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去规制化、打破垄断鼓励竞争等因素成为国际媒介政策范式的主流。

库伦伯格（Cuilenburg）、麦奎尔（McQuail）两位教授在《媒介政策范式的转型：论一个新的传播政策范式》一文中认为：表达自由、公共利益、多样性、竞争、普济服务等是欧美国家与政府传媒政策的中心范畴，而政治福利、社会与文化福利、经济福利则是其基本目标取向。“虽然至少在文本上公共利益的宗旨依然没变，但当代欧美国家与政府传媒政策偏重于经济角度酝酿传媒政策却是不争的事实。”①

在库伦伯格、麦奎尔两位教授的理论分析框架下，传播政策及其范式变迁源于政府的国家利益诉求和商业/工业企业运作之间的互动，双方都期望通过特权、规定以及约束来实现各自的利益。

一、当下欧美媒介政策演进的动因分析

1.新的传播技术突破了旧有传播政策范式的管理边界

规制往往只能跟随技术的变迁，而非预测或者影响其运行，这已经在实践中得以证明。对新媒介的规制，因为很难预料其后果，政策的滞后成为惯例。而且因为新媒体诞生所衍生的复杂争议也会使得对新传播技术的管理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场域斗争的核心。

在数字电视成为冲击全球媒介政策的主要技术标准之前，传播政策范式的转变就因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等当日的新媒体技术产生巨大的规制难度。特别是有线电视，它的传播特性已经极大挑战了电视传播和通讯传播早前的壁垒分明。而业务中涉及的信号载波、版权交叉等问题最后让FCC决定对有线电视进行管理。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数次反复，皆很好地体现了新的传播技术对政策走向的影响。

目前传播技术数字化突破了媒介的边界，单纯用广播电视、通讯这样的分界线已经很难归类具有交互功能的广播服务、以广播形式或具视频元素的通信服务，这对规制的冲击更加巨大也更难把握。

2. 市场逻辑的入侵以及政府对产业融合的关切导致经济福利权重上升

传媒政策的制定通常是以“公共利益”这一概念作为指导原则，但是公共利益是一个哲学世界和经验世界存在巨大偏离的命题。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无庸置疑，但怎样的政策配置才算符合公共利益却见仁见智。明尼苏达大学教授Patricia Aufderheide在论述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并购案时指出这一事件让新媒体政策范畴下不同公共利益定义处于显著位置（foregrounded），而96电信法案之后大公司之间的合并显示了政府政策环境更加有利于大公司（big business won out）。②在库伦伯格、麦奎尔两位教授的分析框架下，公共利益可以被分成政治福利、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三大部分，新的传播政策范式强调经济福利的特点十分显著。

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彰显国家利益，使得商业机构在新的国际竞争中增强优势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政策目标。

在传播政策层面，联邦政府认为广播频道属于公共资源，大众被授予特权享有该公共利益，广播管制就是基于这种主张而诞生的。但是产业融合、技术融合的趋势使得从20世纪30年代的托管模式转变到如今的市场模式，特别是1996年电信法已经俨然成为了市场模式的另一种延伸。③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力量的作用越大，消费者选择的“自由”也越大。④因此他们积极推行公共服务的私人化，扩大市场机制的适用范围和尺度，以增加消费者的选择。

在这里，政治、经济、传媒（文化）在经历一种复杂的博弈。一方面，经济主导思想的改变极大变更了传媒规制结构和目标，而传媒组织自身经济利益的彰显亦对政府形成强大的游说效果，两者在经济利益层面达成了一致。这个过程在诸多学者眼中即为市场导向支配了传媒责任的逻辑。“导致各地媒体商业化管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变化既已如此，传统上以法律和市场导向为基础的问责机制已不足以适应形势的变化了。”⑤

3.技术、市场因素导致媒体结构变迁

“新萌生的媒介和传播政策范式主要受经济、技术逻辑的驱使，尽管它还留有一些规范性范式的元素。”⑥技术融合、经济自由主义都改变了媒介结构，并给媒介运营造成重大影响。

目前媒介结构最大的变动在于目标、运行逻辑向市场经济的显性转变。受众从市民（citizen）向用户（consumer）的地位过渡体现了原有媒介责任的转向。这种转变在左翼学者看来无疑是消极的，其中媒介集中和公共广播体系削弱成为具有危害潜力的两大指标。

在麦奎尔看来，自由竞争最终可能导致寡头垄断，媒介集中度不断提高。在欧洲，由政府和议会主导的视听部门去规制（deregulation）化，使得原先非媒介领域的出版商和投资者进入广电市场，从而对媒介集中产生巨大影响。其次，广告产业的新趋势特别是该行业在组织和分销领域的集中化趋势，包括广告也越来越倾向于电子传媒，同样增加了媒介的集中度。最后，盈利企业已经达到他们在国家范围内的增长极限。⑦这些都促成相关企业跨媒体、跨地区集中。

欧洲公共广播体系的垄断曾经是其区别于美国最重要的体制特性。自从有线电视和卫星广播诞生，保持公共广播系统垄断以确保国家广播电视的质量和统一（integrity）的理由变得无力。特别是关于先进电视（Advanced TV）的争议迫使欧洲公共广播体系采取了一种守势以保持自身的利润和受众份额。

总体而言，技术、经济的逻辑改变了媒介结构走向，在媒介责任、媒介目的等环节与二战后的公共服务规制范式产生巨大偏差。而媒介集中、公共广播体系地位的下降成为这一轮媒介变动的显性表征。

综上所述，技术上的突破进一步打破了传媒领域的力量均衡，旧有的利益纠葛在新的话语方式下纷纷找到宣泄的出口。其中，政治因素中自由主义的倾向、广播电视运营商本身（无论从商营还是公共服务系统）放松管制的需求、广告商视公共电视系统为垄断性的平台而对其的敌视、电子制造商开发新市场新服务的要求，等等这一切终于在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了媒介管理范式的巨大的变迁。

二、 新媒介政策范式的主要特征

充分自由、公共利益、多样性、竞争、普世服务等是欧美国家与政府传媒政策的中心范畴，而政府福利，社会与文化福利、经济福利则是其基本目标取向。虽然麦奎尔等学者指出规制者面对变动迅速的新媒体陷入了“双重束缚”（double-bind）的困境，而且政策尚远未及能全盘规制数字化媒介的境地，但是诸多现存政策文本在历时性角度发生的诸多变动及共时性层面的些许矛盾都给研究者提供了透视范式转型的线索。

1.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倡导者相持不下

80年代以来，改革的浪潮席卷欧美广播电视界，使各国广播电视系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赵月枝教授指出，这轮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自由化，即通过国家干预，在广播电视领域引入新的经营者；第二是商业化；第三种形式是“非规则化”（deregulation），或称“取消、放宽规则”，即国家放宽对广播电视产业结构和节目内容的限制。这三种形式互相联系，“非规则化”往往是前两者的前提，因为只有在改变现有广播电视法规之后，前两者才有可能实现。“这场改革意味着欧美广播电视管理在总体指导思想上的市场化，和政策天平上由公众利益向商业利益的倾斜。”⑧

马克・惠勒在《超国家管制：欧盟的电视政策》指出，自由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之间的区分因数字化和媒体融合（电视、电信、信息融为一体）所导致的服务扩展而变得复杂化。⑨他认为，对欧共体的市场自由派人士来说，随媒体融合而出现的联合性和多样性给潜在的行业新手提供了机缘，这一趋势当然应予鼓励。由于传统欧洲电视市场皆属于公共服务系统垄断之下，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的紧张局面在公共事业广播公司问题上展现得非常清晰。目前通行的趋势是，在削减公营广播电视公共收入的同时，原来拥有公营广播电视的国家不仅引入了商业性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而且纷纷引入私营的常规商业电视网，形成了公私竞争的局面。在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几年的改革一下子把原来公营垄断的广播电视系统变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的广播电视系统。它们的作法被称为“野蛮的非规则化”（savage deregulation, wild deregulation）。⑩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政府机构因为涉及的组织利益不同也在文本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如欧盟教育和文化理事会以及欧洲议会一直支持多元主义，对公共事业广播公司业给与相当支持。但其他部门则不尽然，例如欧盟主管竞争的理事会一直对“公共事业广播公司穷追猛打”。11

从政策文本的解读过程中，例如美国1996电信法、《无边界电视令》、欧盟绿皮书等，大部分学者都承认商业化倾向已在媒介规制的场域中拥有了较大发言权。虽然干预主义没有在政策规制过程中完全失声，但是市场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入侵已经成为不争事实。Dan Schiller指出，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力图解除政府规制对自由经济运作的限制，从而复兴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经济。12而这一浪潮已经毫无疑问影响到了媒介政策规制，并成为推动旧有范式转型的重要力量。

面对干预主义和自由市场各自支持者在商业化、公益服务等命题相持不下，各国法规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争斗和妥协的过程。

2.伴随去规制化的商业化及其部分纠正。

以往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发牌照需要经历一个繁复的过程，基本包括：①判定频率于当地的可用性；②提供材料，听证包括定位、财务、技术、节目计划、员工及所有权――基本资格（basic qualification）；③比较听证（comparative hearings）。但自从FCC以拍卖的方式授予新牌照之后，比较听证程序就名存实亡，虽然至今它仍然是牌照获取的一个重要环节。这种简化现象表明了在效率对公平的决斗中，效率占据了优势，而且商业化的操作方式被认为是追求效率、协调公平的不二选择。在1999年FCC主持了118家电视和广播频道的拍卖，这些大部分是较小市场区域的FM广播频道。国会授权FCC以拍卖的方式授予留存的非数字牌照。13

虽然广电主管机构在文本上采取了大量去规制化的举措，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们完全认同市场逻辑，或屈服于工商界。但是在规制过程中各种力量的纠缠却会导致耐人寻味的反复，这多少可以成为透视规制范式变动过程弈的切口。

3.公共服务的演变

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曾经描绘过西方政治逻辑线索，即民主被认为是政治生活的重心，而新闻媒介被认为是促成民主的有生力量。在此信念下，即使面对自由市场的大肆进犯，越来越多追求真正的社会民主与平等的欧美传播学者认为，一个一方面独立于政府，一方面独立于商业利益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是维系和发展民主的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

最早的规制理论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审视规制的。公共利益可以被描述为尽可能的以最佳的方式配置个人和集体物品等稀缺性资源。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机制在配置和调整稀缺性资源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理论上可以阐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市场手段配置稀缺性资源是最适宜的。但实践中常常和理论研究中所预设的特定条件有疏离，市场配置资源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最优，就需要寻找更好的资源配置的方法。14而政府规制正是辅助市场法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之一。

麦奎尔在《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指出，公共广播系统的主要特征在于：普世服务、公民视听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公共监督服务途径以确保公平、政治中立、对社会负有民主责任、保证服务质量。15

在美国，1934年的《通信法》确立由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来进行对广播业务申请者的筛选工作，授予许可权力的原则是“公共利益、便利或必须”（public interests, convenience and necessity）。在此基础上诞生的托管模式作为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前主要的广播管理条例框架，主要用于直接的内容管理和间接的结构管理。

在由数字电视构筑的多频道时代，公共服务系统却陷入一种恐慌，即他们若无法吸引足够的受众便会失去以往的政治、经济支持。竞争对手的增多，以及对广告和市场依赖性的增强，使公营广播电视节目的商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BBC目前实际被区分为两块，一是免费播放收取视听费用的服务，另外则是一系列针对国际市场由征订费或广告费来支持的商业服务节目。但公共频道节目的商业化和观众因频道增多而减少的趋势，又使各国政府更不愿或更难以增加财政投入或提高收视费，这使公营广播电视机构处于两难的境地。

同时，针对公共服务理念的抨击一直没有停止过。默多克在1989年的演讲《广播自由对公共服务传统》（《Freedom in Broadcasting versus the Public Service Tradition》）中批评公共广播系统是少数广播精英宣传者的意识形态，其实只要任何向公众提供他们能购买得起的节目的广播业者都属于提供公共服务者。所谓的高质量电视（Quality Television）在他看来是现今控制英国广播界人士的偏见和利益（the prejudices and interests of the like-minded people who currently control British television）。16

在自由主义者眼中公共服务系统已经成为媒介市场中的实际垄断者，他们对公共频道受到政策保护表达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即使是在公共服务系统不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如美国，以往许多为保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法规也逐渐变得无力。公共服务系统面对多频道时代服务“能见度”下降、政策规制日益不利的情况下开始多方变革，BBC的节目转变及其与英国政府的竞合分外显目。但这种转变又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公共广播体系公共利益承担者的角色，使得公共广播体系不仅在实务上也在理念上腹背受敌。而且随着公益服务的话语权弱化，诸多学者开始担忧新媒体技术下“信息沟”(information gap)问题，Dan Schiller则尖锐地指出在大多数的国家中，穷人的诉求被简单地忽略了。17

4.媒介融合下的政策融合

传统媒体和新的数字传播媒体（电讯和其他通讯技术服务）的日趋混合，将使得视听产业政策和规则与其他服务条款发生关联。这种混合导致原先许多相对独立的概念如“视听服务”、“电子商务”或“在线交易”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由于各种技术的集中混合使用，也使得对从中产生的新概念难以进行明确界定，这也使人们更加难以把视听服务当作一项文化产品，现在视听产业越来越被看作只是一种电子载体。18美国96电信法案算得上希望在一个政策本文中将所有电子媒介一统规制的文本，对其间的政策得失各家皆有评说。但是随着服务融合趋势的日益显著，如何在政策上应对这一趋势成为规制者、行动者和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综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传播技术给全球广播电视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从业者和政府主管部门渐感原有的政策体制严重束缚了广电业的进步。90年代后，电脑技术、数字技术将三大传统媒体和网络、手机两种新兴媒体融为一体，不同形式传媒之间的藩篱已被打破，以往分散法规和机构已经无法针对媒体的融合现象来实行统一管理，国际传播政策开始显性的偏离既有公共利益范式的特征，96电信法案、欧盟绿皮书等政策文本进一步固化和明晰了新型传播政策的轮廓。总体而言，这一过程中自由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放松管制成为主旋律，诸多学者在传媒管制的边界和工具问题上论争不已。但是传播政策范式的转型远非一蹴而就，特别是源自新技术普及的不确定性导致政策走向的模糊性。在此与其概括新传播政策范式的诸多特性，不若说变动性本身就是它最大的特征，其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多重博弈是最大的看点。

注释

金冠军，郑涵，孙绍谊主编：《国际传媒政策新视野》，上海三联书店 2005年第6页。

Patricia Aufderheide: Competition and Commons: The Public Interest In and After the AOL- Time Warner Merger,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6(4), 2002, p513-531

Anastasia Bednarski：“From Diversity to Duplication : Mega-Merger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Marketplace Model under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载于《国际传媒政策新视野》，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311－333页。

彼得・戈尔丁，格雷厄姆・莫多克：《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载于詹姆士・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编，杨击译：《大众媒介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Jo BardoelandLeen d’Haenens：《Media Meet the Citizen: Beyond Market Mechanisms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s》，载于《国际传媒政策新视野》，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58－84页。

Jan van Cuilenburg and Denis McQuail ：Media Policy Paradigm shifts: Toward a New Communication Policy Paradigm，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8(2) 2003，P200

, Denis McQuail and Karen Siune for the EUROMEDIA RESEARCH GROUP, SAGE Publication，P38-39

赵月枝：《公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academic.省略/article.php?id=5017

马克・惠勒，《超国家管制：欧盟的电视政策》，载于金冠军，郑涵， 孙绍谊主编：《国际传媒政策新视野》，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12页。

赵月枝：《公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academic.省略/article.php?id=5017

马克・惠勒：《超国家管制：欧盟的电视政策》载于金冠军，郑涵， 孙绍谊主编：《国际传媒政策新视野》，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17页。

Dan Schiller，《Digital Capitalism----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1999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Wayne Overbeck, 2004eidtion,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2

Johan den Hertog著，宋华琳译：《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third edition Denis McQuail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Rupert Murdoch(1989), Freedom in Broadcasting versus the Public Service Tradition, MacTaggart Memorial Lecture,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25 August

Dan Schiller，《Digital Capitalism――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1999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