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孝道的理解范文

儒家思想孝道的理解篇1

关键词：儒家思想；哲学； 性德； 西方儒学

我在留学英伦研究中国儒学时发现，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某些问题剖析之深刻、占有史料之丰富、治学态度之严谨，的确能让很多中国学者为之感叹。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西方学者为什么把一些看似明白的问题却变得难以理解了，把本来清楚的概念解释得更加模糊而不知所云了？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渐发现，有着不同哲学流派背景的人，都试图用自己所熟知的哲学流派的知识来理解儒家思想。于是，在西方就出现了诸如存在主义的儒家思想、人道主义的儒家思想、女权主义的儒家思想、规则主义的儒家思想和德性论的儒家思想等等［1］。面对这种种流派对儒家的解释，即使是儒家的创始人孔老夫子在世，也只有望洋兴叹了。这就促使我开始反思，西方学者在理解儒家思想上究竟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理解儒家思想的最佳方法？要深入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回溯一下西方“哲学”的发展。WWW.133229.cOm

一、 西方“哲学”含义的发展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词，“哲学”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语，原意是“爱智慧”。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智慧显然对于人的幸福生活而言是必须的。但是随着对基督教的批判和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兴起，哲学变成了“科学之科学”，这种意思上的转变暗示了人们对哲学的理解、研究哲学的方法的转变。哲学不再是追求智慧的学问了，而成为建立在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既然是“科学之科学”，就意味着古希腊意义上的追求智慧的学问也已蜕变为一种科学。这种哲学看似是其它科学发展的基础，实际则必须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以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哲学，其研究方法也相应地受到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与不同的科技发展阶段相适应，也就出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哲学流派。这些哲学流派奠定在不同的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对旧哲学的扬弃和批判的基础之上，正如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奠定在旧的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一样。各种哲学流派的出现，产生了不同的名词、概念、术语，同时也仍然在新的意义上使用旧有传统的哲学概念术语。于是人们发现，学者们常常是在不同的意义或层次上使用同一个概念、术语。为了能够彼此交流或沟通，人们就必须首先界定自己将要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一些主要的概念、术语。这就导致了语言解释学的必然出现。换言之，语言哲学的出现是在科学精神影响下的西方哲学发展的必然。因为如果人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同一个概念，就必然带来交流上的障碍和困难，而造成学术上的混乱状态。

被称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由于必须奠定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上，因此也就不能超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指导。虽然它可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反思和批判，但却不能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带给人幸福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源于古希腊的“对智慧的追求”意义上的哲学逐渐丧失了。这种哲学，不仅仅是要批判现实，而是要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提供指导。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是建立在科学精神上的理性思辨，而确实能够带给人幸福的生活，带给人真、善、美、慧的人生；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只是面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望洋兴叹却无能为力，而是能够指导人们真正解决问题、与病以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只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是能够为现实服务；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仅训练人的理性思维的能力，而且是能够使人活得更有人的尊严，并最终成为一个真正全面发展的人。这是哲学本来的固有含义——爱智慧或对智慧的追求。这也应当是哲学所追求的目标。否则，被誉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虽然脱离了“神学的婢女”的地位，却又不可避免地成了“科学的婢女”，面对科学发展的种种弊端除了批判之外就无能为力了。这也是现代以来西方各种哲学流派的一个共同特征。

要改变“科学的婢女”的境遇，哲学就应当回归到它最初的含义——对智慧的追求上。这种智慧是能与病以药的智慧，而不仅仅是对现实进行反思的思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正是在这样意义上而有所发展的哲学。举例来讲，一个人中了箭，如果等我们弄清楚了箭是从何处而来的，是谁制造的，是谁射的，箭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等等问题后，那么这个中箭的人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探讨这些问题，而是要想方设法马上把箭拔出来，把中箭的人医治好。如果说，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正是这种积极意义上的实用主义。

二 儒家思想的“实用主义”

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充满了实践的智慧。这种智慧建立在对宇宙、社会和人生之道的深刻体察的基础上。对这种“道”有深刻体察的人，就是一个有“德”的人。《说文解字》上讲：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2］也就是说，有德的人就是一个得道之人，亦称为圣人。圣人所具备的德性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说它“外得于人”，是因为对普通人而言，这种德性是可以通过向圣人学习而获得的；说它“内得于己”，就是因为人性本善，这种德是人本性中所固有的，因此，又称性德。可见，儒家哲学并非没有本体论和宇宙观的哲学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着眼点和重点所在。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是一剂医治社会病症的药方。

那么，儒家的“实用主义”是如何与病以药的呢？从根本上讲，儒家思想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因此，要从根本上达到社会的治理，就应当从人心的治理入手。这一点是有其深刻的意义的。一切社会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还不都是人心缺乏治理的原因吗？试看今日的西方发达国家，法制虽然健全，但是由于缺乏道德教育，那种在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如邻里纠纷、青少年斗殴、球迷酒后闹事，砸车偷盗等）比比皆是，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而深感警察人员短缺；对下一代缺乏道德教育和引导，导致了青年一代缺乏理想，只知道享受生活，吸毒、酗酒、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监狱人满为患；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只有个人、没有集体的概念，更谈不上如中国传统所讲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观念了。所有这些，已经引起了西方一些开明的哲学家开始对什么是“文明社会”的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可见，光靠法制和制度的健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治乱问题。与此相比，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学说在这方面则显然略胜一筹。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统治者在百家中把以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思想定为一尊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沿用了两千多年之久，为维持传统社会的安定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下面试举儒家的孝亲尊师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的实用性。

《论语》上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可见，儒家仁的思想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上的。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人本具的性德昭显。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在外国，中国人还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问：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认都不认得，还祭祀他们干什么？但是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个情存的深厚！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竖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并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自然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责任重大的是老师。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强调老师的恩德与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这在古礼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礼记》中记载，男子20岁行冠礼。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亲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都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也可以称他的名。可见，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而老师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丧三年。皇帝接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而必须以宾主之礼接见，即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可见，儒家对师道尊严是何等的重视，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学校读书，功课不好，让母亲担忧，就是不孝；不敬老师，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就是不孝；进入社会，工作不认真负责、不尽心尽力，让父母担忧，是不孝；对长官不尽忠，是不孝，与同僚不能合作，让父母担忧，也是不孝。因此，《论语》上讲：孝就是能够做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 为政》），即父母仅为其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为任何其他事情担忧。可见，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儒家思想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德性教育，是为了通过孝亲尊师的教育而达到治理人心的目的，从根本上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最终达到社会的安定和平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实用主义”。

三 西方儒学研究的误区及儒学发展前景

既然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救治社会的病症。因此，它是一种真实的学问，更是一种真实的修身功夫。从个体修养的角度讲，一个人如果能够按照儒家孝亲尊师的理论去修身养性，就能体会到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乃至达到性德的彰显，或者至少也能成为坦荡荡的“君子”；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讲，儒家的教育如果能够得以推行，就能起到移风易俗、和谐人伦和安定社会的作用。因此，我以为，儒家思想不是设计来为理论家所研究的，更不是能够通过学者式的研究而被人所理解的。因此，我不以为一个“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儒学家真正理解了儒家思想。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论。正因此，用当代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儒家思想，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勾画出一些主观臆断的理论体系，而不能发挥儒家思想的真正价值。

儒学讲“本立而道生”，孝悌是修身的根本，而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儒家的修养方法所求得的首先是根本智慧，根本智慧一得，则所触皆通，一学一切学， 一得一切得。这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和佛家教学的一贯方法。没有这种根本智慧，即使学的知识很多、很深，仍然是南辕北辙，越学离道越远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对儒学的理解，只是在其原始的阶段。而这似乎也证明了这样一句话，“外国人研究儒学，怎么也比不过中国人自己研究的透彻。”因为他们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先入为主的问题，总是以西方哲学的求知识的方法论来研究东方的智慧，然而他们自己却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西方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儒学的价值和它的“实用”性也正在越来越多地为人们认识到。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在以宏观的眼光研究了历史之后，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这样的判断：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20世纪80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开会，发表了一个宣言，针对世界范围的道德危机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 他们的话引起了英国思想界和英国政府的重视，以致把重视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的儒佛经典编入到其中学课本之中。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热衷，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对于治理人心、和谐人伦关系和安定社会方面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从历史上看，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功绩卓著，成为历史美谈；被誉为“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企业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企业家涩泽荣一“一手执论语，一手执算盘”，开创了日本儒家式经营之风，则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的复兴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见证。当代新加坡政府兼收并蓄，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特别提倡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教育，自1983年起，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伦理》课，并且注意通过法律的手段、制度的建设来强化和推行道德教育，这使得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弊端，并成为当今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从古今中外所有这些运用儒家《论语》而成功的例子，启发我们反思儒家思想对于指导我们的人生、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也启发我们对什么是真正合理的制度和真正文明的社会进行思考。一个真正合理的制度，不仅仅是提高效率、维护公平的制度，更应当是导人向善、促进道德进步、体现道德精神的制度。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方人对儒家思想“实用”特征的逐步认识，也似乎预示了以“实用”为特征的儒佛教育在新世纪的兴盛。

今天的世界，仍然是西方文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日新月异，却没有给人带来越来越多的安全感，甚至使人日益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这是因为，从世界范围上看，人们离开了道而追求器，离开了体而追求用，离开了根而培植叶，本末倒置，必然使人们日益生活在战兢惕厉之中，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安乐的生活，反而带来了更大的杀伤力和危害，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偏离了一些善良的、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们的美好愿望而被到处滥用。

要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和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西方的种种哲学流派是无能为力的。依靠科学本身不能彻底走出这个怪圈。科学技术能够善用，也能够被恶用。正如刀子可以杀人，也可以防身一样，关键的不是刀子，而在于使用刀子的人。因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发展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使用科学技术的人。换言之，在于道德教育和人心的治理。因此，伦理学的任务不应当是对某项技术的可行性和前景进行合理性的预见、论证和证明（其实这也是不可能的），不应成为程序的设计或利益的分配，而是在于教育和培养能够善用科学技术的人。这也就是德性教育的重要性所在，也正是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家们呼吁要回归到古希腊的美德传统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德教育不是对人性的约束，而正是性德本有的要求，也是人和社会良性发展的必然。

然而，常人或者迷于一时的功利、兴衰和成败，或者迷于一己之利，舍本逐末，只有像孔子和孟子这样的圣人，能够胸怀天下，不管现实的冷遇，不顾现实的名利，胸怀天下，始终为人伦正义而奔走呼号，教人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之理，他们的思想，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仍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天，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仍然为来自世界各国的开明学者所赞叹、研究和津津乐道。这正说明了儒家思想本身的博大精深。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确实处在被动和落后的境地，但是因此就得出中国传统文化较西方文化为劣的结论，未免为时过早。这是因为，首先，200年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历史上，华夏民族也有过被外族所侵占的历史。元朝和清朝，分别由蒙古族和满族所统治，但是他们仍然为儒家文化所吸引、所同化，并大力弘扬和发展了儒家文化。在元朝和清朝，用儒家思想治国的君主更是大有人在，而且当儒佛思想兴盛的时期，都是国泰民安、政治相对清明的时期。这就说明了儒家思想，远非人们所理解的蒙昧人们的工具，而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开显性德的智慧。

其次，儒家思想虽然适应了封建君主专制的官僚体制的需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与封建君主专制的人治统治必然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皇权至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命为制，令为诏”(《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的只言片语和诏、敕、令等律外之法为同罪异罚、一人一事一法提供了依据。汉武帝时担任廷尉的杜周就专门观察推测皇帝心意决定刑罚的宽严。“人们诘问他：你既为廷尉，为何‘不循三尺之法，专以人主之意旨为狱’时，杜周回答说：‘三尺之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时皆为是，何古之法乎？’”［3］他的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古代所谓的法，是君主之法（俗称王法）。中国古代有关官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刑法制度方面）不可谓不健全，考核制度不可谓不周密，科举制度不可谓不先进，然而在人治的统治之下，由于君权是法之所出，故君权高于法权。中国历代的法律，没有一条是用于制裁君主的，皇亲国戚和高官显贵也可因其身份地位的高低而享有不同程度的法律上的“赦免”特权（如南北朝以后法律中出现的“八议”、“官当”等法律制度），故而再先进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因人而异，甚至随意更改。因此，依靠法律，起不到惩治达官显贵的作用，更无法限制君权。然而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又需要限制君主、约束官吏，因此不得不求助于道德。希望借助于君、臣道德水平的提高达到治理天下、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

虽然儒家的思想适应了封建专制的人治统治，但是，儒家思想更是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它具有普遍的价值。这正如市场经济一样，作为一种以市场为主体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既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效益，也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效益。同样，儒家思想中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的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既可以成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良策，也同样可以为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借鉴。儒家思想的这种实用性特征一旦为人们理解和重视，必将带给国家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带给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中国文化热在当代西方的兴起，说明了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远非人们所理解的是牧民的工具或蒙昧人们的武器，而是蕴藏着一种真正的智慧。合理地运用这种智慧，可以带来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谁能断言，几百年后的一天，西方人不会为中国文化所同化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文化的更广泛的传播，对于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将是其它文明所无法比拟的。

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很多旅居海外的“龙的传人”都激动不已，说21世纪是龙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是，21世纪不仅仅是中国经济、政治或军事的世纪，而更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特别是在9.11事件和英美对伊拉克的战争以后，全世界人民都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愿望和企盼，而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使那些要求维护人伦秩序、解决世界冲突、实现世界和平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和曙光。发展中国、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共同企盼。然而，要避免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就必须切实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发挥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笔者深信，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以和平的方式而崛起的中国，也将以崇尚和平的文化为世界带来希望与和平。

参考文献：

[1] cua, a.s.，道德视野与传统：中国伦理学文集[m].华盛顿特区：美国天主教大学出版社，1998．

[2]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

儒家思想孝道的理解篇2

[关键词] 魏晋名士 ； 孝道 ； 情；礼

[中图分类号] B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2—0019—05

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包括孝之情和孝之礼。汉代注重忠孝一体，对孝道进行了全面的政治化改造，使孝亲敬养的孝道意义逐渐淡化，尤其在汉代末期沽名钓誉之徒只有孝之礼的外在形式，而无孝之情的实质内容，出现了“举孝廉，父别居”的怪异现象。

魏晋名士在儒道合流的背景下对于孝道思想进行了反思。他们对汉代孝道片面重视礼法而又忽视孝之情的虚伪做法进行了诸多反思，其中以提升孝之情的重要性和调节孝之情、礼关系最为突出。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与魏晋时期儒道合流的思想背景有关，大大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一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中的“情”、“礼”关系

尊祖敬宗、祭祀祖先的孝道观念早在殷商时期就已产生了，殷商贵族的祖先是和“上帝”合一的，是至上的神，人们以祭祀来求得祖先对于后代的护佑。可以说这种孝道表达的主要是一种宗教崇拜意义。春秋时期，经济政治结构产生剧烈的变动，西周时期形成的“家”、“国”合一的宗族制度遭到破坏，大国争霸导致社会动荡，维护西周宗法制度、具有宗教意义的孝道也发生了巨大变异。

先秦儒家对殷周孝道思想做了改造。他们首先清除了殷周孝道中的鬼神迷信、祖先崇拜，强调孝道是立足于人的心理情感的道德义务。孔子并不否认西周发展的与孝有关的礼仪制度，但是他认为这应该来源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人伦情感和道德义务，他将孝视为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的心理情感的自然表露。孔子谈孝道思想时肯定孝之情的重要性，但却不溺于情，主张运用礼的仪节对之予以文饰、调节和节制。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北京：中华书局，1980，13他认为礼仪是表达孝之情的工具，不是人为造作。可见儒家同时肯定孝之情和孝之礼，对于两者的融合是持一种积极的肯定态度，他们力图调节孝之情和孝之礼，令两者并行不悖。先秦儒家强调孝道可以划分为孝之情和孝之礼两个方面，孝之情是形成孝道思想的基石，孝之礼则是孝之情的外在体现，缘情制礼。

但是，先秦道家则明确反对这些外在的礼仪，将孝的礼仪制度视为乱世的根源，全盘否定孝之礼存在的必要。他们认为孝之礼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不足以表达人们的孝之自然天性，反倒局限了真情的自然流露。“处丧以哀，无问其礼。”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杂篇.渔父.北京：中华书局，1961，1032庄子也注重丧礼的哀戚之情，但是却排斥任何特定的形式，认为去掉礼仪的形式，才能达到人情的自然流露。总之，道家将孝道与礼仪分割开来，认为孝之礼是对人的自然性情的违背，希求抛却礼仪束缚的自然孝亲。

两汉时期，由于封建大一统的需要，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孝德的推广和应用，因此孝道思想开始逐渐延伸到政治、宗教、社会的广阔领域，不仅仅是血缘亲情和个人德性，更是维护国家安定的社会性道德准则，注重忠孝一体，并且把孝抬高到人伦之本和天道的高度。西汉成书的《孝经》是此时孝道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成果。《孝经》中肯定孝道为德性之本，宣扬以孝治天下：“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生.孝经译注·开宗明义章. 北京：中华书局，1996，1强调将孝作为一种教化来治民，将孝亲和忠君结合，形成忠孝一体的理论。与此相关，汉代只讲孝之礼的外在形式，而抽离了孝之情的实质内容，背离了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也应验了先秦道家对孝之礼的批判。

魏晋名士在儒道合流的背景下对于汉代孝道思想进行了反思。魏晋时期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儒道调和的社会思潮，此时名士的孝道思想也分别汲取了先秦儒家和道家的孝道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尤其是在对待孝之情和孝之礼的态度上：首先是重视先秦儒家和道家分别给予肯定和推崇的孝之情，将孝道置于亲亲的血缘关系之上，注重对于父母的奉养和尊敬；其次对于孝之礼时而肯定、推崇，时而贬斥、反对，这又取决于占据当时主导的社会思想的影响。

二 正始名士：重视孝之情

曹魏时期紧接动荡的汉朝末年，社会局势时而紧张时而缓和。此时士人的孝道思想伴随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呈现出诸多变异，这主要体现在士人们对于孝之情和孝之礼的看法上。总体而言，曹魏时期士人的孝道思想呈现出重视孝之情，逐渐将孝之情和孝之礼对立的态势。

正始名士开启了一代玄风，这种风范以儒道兼综为特征。此时尊无为、重自然的作风令名士从汉代家国天下的紧张责任感中解脱出来，注重个人的独立性和情感表达。这种儒道兼综的社会思潮影响了士人对孝道的看法，这里选取正始时期两大理论家何晏和王弼论述其孝道思想来概括正始名士的孝道思想。

何晏在注释《论语》时有不少对于孝道的看法。何晏认为孝来自于天然亲情，他说：“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七·子路.北京：中华书局，1985，183宰我不愿服丧三年时，何晏斥他为无恩爱之心。何晏说孝养父母要遵循爱敬的原则，以敬为先，以养为后。这与孔子、曾子等先秦儒家士人的看法是一致的，都强调爱敬是孝养父母之本，如果只是奉养以活命，那么就与蓄养犬马无异。

何晏也谈到守丧的问题，认为圣人制定守丧之礼是依循人情，君子居亲丧心如斩截，无食美衣锦之理。圣人制定三年之丧期，令人们不分贵贱都应遵照执行也有着深刻的原因，何晏认为这是因为“子之于父母，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九·阳货.北京：中华书局，1985，251，对于贤者来讲三年之丧是节制其哀情，恐怕他毁瘠灭性，以死伤生；对于愚者来讲是引导其孝亲，在父母去世后服丧三年以此体会并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情。何晏也强调“毁不灭性” ，对此皇侃曾解释道：“虽丧礼主哀，然孝子不得过哀以灭性，故使各至极哀而止也。” 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十·子张.北京：中华书局，1985，270这是符合儒家大义的，因为孝子如果皆“哀以灭性”，以死伤生，令宗祀绝灭于一人，又触犯了不孝莫大于无后之罪，这样儒家所倡导的君亲仁爱何以为继？这一点倒是为后来的孝子提供了警示，从史料中可以看到晋朝时越来越多的孝子守丧期间哀毁骨立，几至灭性，这虽是真情流露，但毕竟有伤人伦大义。

对于孝的地位而言，何晏继承了孔子以孝为仁之本的思想，以孝训仁，以仁训道，将仁、孝作为德行、教化之本：“先能事父兄，然后仁道可成也。”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一·学而.北京：中华书局，1985，3何晏也没有摆脱汉代移孝作忠的模子，将孝道扩展到治家治国的层面上，他认为如果能孝友于家族，自然可以令国家安泰，将推行孝友与为政合二为一。

何晏的孝道思想既反映了遵守儒家孝道传统的一面，如倡导奉养父母以敬为本，不分贵贱守丧三年等，但是也强调孝之情的重要性，如认为礼制的制定源于人情，丧葬礼仪是用以表达孝子的无限哀思等。这种在尊礼的前提下特别重情的孝道思想，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使人们认识到孝之情才是孝道最本真的内涵，同时由于礼仪的节制而合理地表达孝之情，不因情废礼，令孝道的情和礼完美结合，符合孝道的本意。

王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陈寿撰.裴松之注.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魏书卷二十八·钟会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655。具体到孝道思想上，王弼透露出更加重自然、重感情的一面。王弼站在道家立场上，认为没有必要提倡孝道，他崇尚的是自然的感情，他认为如果国家自治、六亲自和，则人人都为忠臣孝子，不需再倡导忠孝。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讲到父子兄弟之间的感情本是发自自然的，但当孝慈成为一种美好的名声、高尚的德性，出于对名声的崇尚，人们很可能将孝慈的真正情感抛却，那时孝慈并不发源于内心的爱敬，反而关注外在的礼仪、虚伪的言行。因此通过摒弃虚伪的名行以回归自然的感情，这是丝毫不过分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父子兄弟，怀情失直，孝不任诚，慈不任实，盖显名行之所招也。患俗薄而名兴，行崇仁义愈致斯伪，况术之贱此者乎？故绝仁弃义，以复孝慈，未渠弘也。”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老子指略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 199

王弼通过“圣人有情”命题提升了“情”的价值，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着孝之情的重要。王弼在解释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时明确肯定孝的重要内涵是“自然亲爱”，而非矫伪造做。孝悌为人的本性，只有具有孝悌之本才可能向外扩展，推及万物，达到至仁：“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论语释疑辑佚.学而.北京：中华书局，1980，621这种观点将儒家的血缘关系与道家的自然原则结合在一起，其目的在于反对出于机心和利益的孝道，反对孝背离本真而导致矫揉造作，他想剥离汉代以来附加在孝之上的种种虚伪，将孝道还原为自然情感。

王弼以老解易，援老入儒，承袭老子反对礼仪、礼法将孝之情异化的观点，认为与其提倡孝慈不如令社会回复到自然亲爱的原始时期，那时人人自知父慈子孝，而各安其份、各司其职，一如“鱼相忘于江湖”。针对现实社会和人性中虚伪的弊端，王弼赞同老子“绝仁弃义，以复孝慈”的主张，认为此种做法十分必要。最后王弼更明确将孝训释为“自然亲爱”的天然亲情，重视孝之情，这是对于孝道原初意义的回归，反映了道家注重天然亲情的孝道思想的影响。三 竹林名士：激烈反对孝之礼

竹林名士处于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期，这时名教彻底失范。竹林名士抨击礼教，以非常态的方式彰显自我的独立人格。他们崇尚“越名教而任自然”，将传统的名教要求和忠臣角色抛之脑后，注重个体的精神独立和感情的自由表达。这一切，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孝道思想。这里以曾经明确论述孝道或有孝行记载的阮籍、王戎、嵇康为例，简明论述竹林名士对于孝道的看法。房玄龄等.晋书·阮籍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1359阮籍的孝道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激烈的言行当中：

“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房玄龄等.晋书·阮籍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1361

阮籍在居丧期间引人关注：一方面是他面对母亲离世的惊人哀痛，另一方面是他居丧期间悖礼的言行。阮籍在这样的作为中彰显了他的孝亲真情，他不顾“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的训诫，恣意地表达丧母之痛。他两次“吐血数升”，而又“毁瘠骨立”这是不孝之子所不能表现出来的。同时，他“直言穷矣”、“殆致灭性”，正是内心充满对母亲至亲至孝的感情才会令其如此哀戚，正是忠道信念衰颓后对孝道的坚守，才会令他在面临“亲不在”时如此绝望。诸多礼法之士守丧尽礼，但是从情感来讲，永远无法与阮籍这样真挚深沉的思亲之情相比。由此可见阮籍对于孝之情的珍视。其次，阮籍在居丧时的悖礼骇俗行为。他知晓母亲去世继续下棋而不立即奔丧告丧，居丧期间饮酒食肉，待客时散发箕踞等等，不可否认这完全就是违反传统儒家孝道礼仪的。

阮籍根本不在乎所谓礼仪，他像老庄一样对于名教礼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他认为君子提倡的所谓礼法，事实上正是造成天下大乱的原因，但是人们往往遵照行事，不加改易，真是大错特错了：“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大人先生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170对于礼制的激烈反对来自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名教被各色人等任意宰割，时而拿来作为个人的道德准则，时而又被抛却脑后。“本有济世志”的阮籍不再信奉和依赖这样虚伪的名教，他倒是从早已盛行的道家之风中发掘了思想资源。从儒家传统的角度，这种排斥甚至反对丧葬礼仪的行为固然不合理，但道家注重孝亲的天然情感，倡导孝亲之情的自由表达，所以从道家角度看，阮籍在守丧期间所表现的真挚的孝之情是不可否认的。阮籍“直言穷矣”，正是对孝道不行的彻底绝望，他以自己的惊世作为表达了个人崇高的自觉意识，更给司马氏集团以讽刺和挑战。

嵇康崇尚老庄，与阮籍齐名。他的著作中没有直接论述孝道，而是在广泛意义上对于名教礼制进行了议论：“推其原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嵇康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难自然好学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60-261他首先对于传统儒家士人进仕的重要途径——学习六经进行了直接的否定，认为六经中的是非善恶之要求实际上是对于人性的压抑，人性本是自然顺情的，学习六经或者依循礼制都不能全性保真。仁、义、礼、智来源于虚伪矫作和争名逐利，这与人性中的真情自然是完全背离的。嵇康进一步对礼制进行了修正，《声无哀乐论》中他说：“玉帛非礼敬之实，歌舞非悲哀之主也。”嵇康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声无哀乐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98《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中他又说：“所谓礼为情貌者也。”嵇康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95认为礼制的本质在于情，在于敬，而非外在的代表之物，人们要重视礼中之情。

王戎世族出身，好清谈，言论超然玄著，为时人所推服。《晋书》记载：“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以母忧去职。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裴頠往吊之，谓人曰：‘若使一恸能伤人，濬冲不免灭性之讥也。’时和峤亦居父丧，以礼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毁不逾于戎。帝谓刘毅曰：‘和峤毁顿过礼，使人忧之。’毅曰：‘峤虽寝苫食粥，乃生孝耳。至于王戎，所谓死孝，陛下当先忧之。’戎先有吐疾，居丧增甚。帝遣医疗之，并赐药物，又断宾客。”房玄龄等.晋书·王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1233同样是居丧，王戎并不以礼制限制个人的孝亲之情的表达，他不拘礼制，或饮酒食肉，或闲散观棋，但却尽个人哀思之情，不顾身体而伤及自己，被称为“死孝”；和峤寝苫食粥，居丧尽礼，但不因哀哭死者而伤及生者，被称为“生孝”。生孝重在表现孝行的礼仪周备，死孝则反映孝子的忧伤哀毁。为何时人评判王戎更胜？因为王戎在守丧期间表达感情毫无掩饰，不为礼制束缚，相对于和峤的“寝苫食粥”、“哀毁不逾于戎”，反而是王戎“毁悴”、“灭性”令人为之动容，为之担忧。足见“死孝”的意义之重，用自己的性命奉生送死可能比依循礼制要真切、深情，这种尽哀思之情的守丧方式，透露着竹林玄风中“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倾向。

竹林名士对名教礼法的异化和滥用十分厌恶，因此对于孝道的礼法要求十分排斥。他们认为孝之礼与孝之情是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他们重视孝之情，对于道家反对孝亲礼仪的做法十分肯定。这个时期的名士生活在名教与自然的夹缝之中，他们想要任自然而又不能纯任自然，想要抛弃名教却难以抛弃名教。四 两晋名士：弥合孝之情和孝之礼

西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渐趋缓和，此时大部分士人处于恢复名教秩序的要求之中，即使有人坚持自然之风也并不足以危及生命。因此人们强调遭到贬低的孝之礼，而同时不忽视孝之情的重要性，孝之情和孝之礼两者都得到推崇。试图将孝之情和孝之礼融合为一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郭象。郭象在关涉到孝道思想的时候十分注重 “自然”和“名教”的统一，他认为父子之情来源于天然：“自然结固，不可解也。”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人间世.北京：中华书局，1961，155郭象作为玄学大家十分肯定道家重真情、反礼法的作风，但不同于正始名士刻意忽略孝之情和孝之礼的差异和冲突，也不同于竹林名士将两者尖锐对立，他用自己的方式消解了道家一直强调的孝之礼和孝之情的矛盾。

郭象注释《庄子·大宗师》时讲：“人哭亦哭，俗内之迹也。齐死生，忘哀乐，临尸能歌，方外之至也。”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大宗师.北京：中华书局，1961，266他认为奔丧守丧、哀戚哭泣、守丧三年等孝之礼是方内之士的法则，方内之礼贵在节文，在方内人看来守丧时鼓琴而歌这样一种“非礼”的行为真是匪夷所思。但是郭象这样解释，临尸而歌的子琴张、孟子反是方外之高人，“不为教迹所拘”，“游心寰宇之外”，他们生死一齐、哀乐俱忘，并不屑于遵循世俗礼制，而子贡也不应以世俗的眼光去衡量这些方外之士。郭象先用方内、方外消解了曾经存在的孝之礼和孝之情产生冲突的机会，又进一步以庄子的齐物论为依据，淡化礼制和孝思的对立。《庄子》中记载，颜回质疑孟孙才的居丧，发现他丝毫没有表现出孝子丧亲的哀戚之情。郭象认为他已然冥同生死，顺化无为：“夫常觉者，无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所造皆适，则忘适矣，故不及笑也。夫礼哭必哀，献笑必乐，哀乐存怀，则不能与适推移矣。今孟孙常适，故哭而不哀，与化俱往也。”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大宗师.北京：中华书局，1961，276郭象认为真正的“觉者”与物同体，冥同内外，所以在丧葬时不存哀乐于胸中，“人哭亦哭”，不哀戚死者的消逝，将此看作是“与适推移”，自己也将顺应这种“推移”，顺化无为。所以孟孙才“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但仍然称其为“善处丧”。郭象进一步认为真正的礼制在于“称情直往”，率情而动，忘却名形：“夫知礼意者，必游外以经内，守母以存子，称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声，牵乎形制，则孝不任诚，慈不任实，父子兄弟，怀情相欺，岂礼之大意哉！”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大宗师.北京：中华书局，1961，267这是礼仪的高超境界——玄同内外，守母存子，既不违背方内的处事法则，又能令方外之人顺情而动，既能够保有礼仪之真挚情感，又不毁坏礼仪的外在规范。如果对礼仪的遵守不是来源于孝之情，孝之礼变为虚伪矫饰，那就是不通达礼意了。

郭象以其独化论为基础，认为孝亲的自然之情是天经地义，表达孝道也应该顺情而动。郭象将孝之礼放在俗内来进行肯定，虽然在理论上将两者的矛盾、对立消解了，但是事实上却是礼在俗内而情在方外，还是造成了孝道的分割。在理论上肯定了孝亲情感的重要性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称情直往”能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存在？如何解决实际生活中情与礼的冲突？解决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情而更在礼，即怎样把礼仪变得合乎人情？这诸多问题便给东晋名士留下了发挥的空间。

偏安的东晋朝廷政治趋于稳定，社会趋向于常态化，在经历了社会环境变迁和玄风熏染之后，儒玄双修、礼玄双修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想。唐长孺先生曾认为：“正因为东晋以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已有较一致的结论，所以在学术上的表现便是礼玄双修。……当时著名的玄学家往往深通礼制，礼学专家也往往精通三玄。”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24此时名士在生活方式上讲求通达，顺随自然，少有执着和奢欲。具体到孝道行为上就是既重视自我之孝亲深情，强调个人本性中自然孝亲的一面，但是又在面对社会时遵循礼仪，不主张情与礼的对立分化。如：“简文崩，孝武年十余岁立，至暝不临。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言语.89.北京：中华书局，2007，174传统的丧葬礼仪对于哭泣有一定的规定，如朝夕哭、既夕哭等，最初这种规定应该是来源于一种真正的哀思，用以节制某些孝子哀戚毁性的行为。孝武帝年幼守丧“哀至则哭”，不理随从“依常”的劝慰，一反形式上的遵礼，将礼仪的的本质——情感放在首要的地位，真是至情至性。孝武帝的这些行为虽是一种名教之上的顺情而为，率性而动，但此时名士却往往并非刻意反对礼仪形式，名士们尽量将自己的率性而动保持在不违背孝亲大义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是以“不与物逆”为最高准绳的。

儒家思想孝道的理解篇3

[关键词]张孝祥；儒家；佛家；道家；词创作

[作者简介]黎鲜，广西民族大学设备实验管理处助理研究员，文学硕士，广西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1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5-0083-04

张孝祥是南宋初著名的词人，一生有两百多首词，词的类型和风格多样，有慷慨激昂的爱国词，旷逸潇洒的闲旷词，清新疏朗的景物词等。细读张孝祥的爱国词，可感受到渗透于词间浓浓的儒家思想；读其闲旷词，又能领略到其中深深的佛道思想。从中，我们能体会和领悟到儒、佛、道思想对张孝祥词创作产生着深刻影响：儒家的济世精神促使他唱出了慷慨激昂的爱国词；佛家、道家主张顿悟、清静的思想使得其作出的闲旷类型的词更洒脱超逸。而张孝祥这些思想的形成，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家族的影响、个人生活经历等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一、张孝祥儒家思想对其词创作的影响

张孝祥受其生活时代儒学思想盛行等因素影响，有着浓厚的儒家思想，这种思想影响着他一生中的方方面面，也深刻地影响到他的爱国词创作。

(一)张孝祥的儒家思想

张孝祥儒家思想的形成受了时代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被看作中国传统儒学二次复兴的理学是它在宋代的具体表现。理学不是对先秦儒学的原貌的直接继承，而是在吸收了禅学的影响之后所形成的新的儒学，它在继承了中国儒学传统的精髓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关涉到宋人在政治、经济、教育、道德等多个领域的观点和立场。到了南宋，对待人生仕途的态度成了极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也就是人生观上，极力强调“正心诚意”。张载更把诚视为道德君子最为宝贵的一种精神境界，曰：“君子诚之为贵。”(《张载集・正蒙・诚明篇》)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张孝祥受“诚”这种儒家准则影响非常大。绍兴二十四年，张孝祥参加殿试之时，正是秦桧权势嚣张时，秦桧反对二程学说，但在当朝问及师学渊源时，却只有张孝祥没有攻击二程学说。他并未采取恭维、明哲保身的态度，而是以诚对待，忠实于自己。《宣城张氏信谱传》云：“策问师友渊源，秦埙、曹冠皆力攻程氏专门之学。公独以程氏得孔、孟之绪。”他天性豪放不羁，年青时也时有嗜酒逞才、不修细行的缺点，但面对询问时，他也不欺骗隐瞒，而是坦诚相告。这说明他遵循着“诚”的准则，是一位儒学君子。

除了在宋代倡导“诚”的准则，儒家主张“治国、平天下”和参政的意识，也体现在张孝祥短短的十几年的仕宦经历中。无论是身居庙堂，或是处江湖之远，他都行为耿直，不为自己图私利。如《宣城张氏信谱传》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原，公道昭明于天下。”’岳飞被陷，也许在当时很多人未敢为之作辩，而张孝祥大胆站出来，不顾个人得失、直言进谏，可见其一股忠耿之气，正是强烈的参政意识体现。

儒家的济世为民的精神，在张孝祥的一生中也体现得很充分。程颐认为：“君子之所欲者，泽天下之民，济天下之困也。”(《二程文集・周易程氏传・困卦・象》卷四)这是宋学家对先秦儒家的民本意识和治世精神的继承，也影响着张孝祥。在地方任职时，张孝祥治事严谨，显示出出众的才干。他在任职抚州期间，虽然年龄尚轻，但“莅事精确，老于州县者所不及”(《宋史・张孝祥传》)。担任平江知府期间，尽管当时要处理的政事很多，但他果断迅捷，一一解决。如果没有为百姓解救痛苦。没有为万民作主的强烈责任感，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政绩的。

需要提到的是，张孝祥的儒家观念，除了上述传统和时代思想等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与张拭、朱熹等的交往。张拭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是当时的儒学大师之一。张拭写给张孝祥的书信唱和之作就有约二十篇，可见他们交往之深。朱熹也是张孝祥的好友，他给张孝祥写的诗文也有数篇。《于湖居士文集》卷四十中张孝祥写给朱熹的《朱编修》云：“某平生慕用，岂谓来湘中乃获解后接款，慰幸可胜言?”表达了对朱熹由衷的钦佩。在朱熹的思想意识中，儒家传统道德中的仁、义、礼、智都是属于理的因素，他的天理和心性等理论思想是对张孝祥有影响的。

(二)张孝祥的儒家思想对其词创作的影响

张孝祥主要因时代和儒学大师的影响形成了强烈的儒家思想。他把自己的学习和创作当作教化风俗、振兴国家的手段，他认为：“先王之时。以学为政，学者政之出，政者学之施，学无异习，政无异术。”(《衡州新学记》，《于湖居士文集》卷十四)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明确目的体现了他受儒家思想影响之深。

儒家思想促使张孝祥唱出了豪情满怀、慷慨激昂的爱国词。如《六州歌头》(“长淮望断”)：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念腰问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羽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词中，张孝祥对沦陷区凄凉苍茫景象的描述和对国家的深沉忧虑，激起了爱国人士的激愤。这样的爱国精神动人心弦，可以想象词人创作时是如何心忧天下、感奋之至的了，甚至数百年后陈廷焯仍以为此词“淋漓畅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白雨斋词话》卷五)。又如绍兴二十八年(1158)的《柳梢青・元宵何高士说京师旧事》中对国家的忧思，绍兴三十二年《雨中花慢》之“断鸿万里，不堪回首，赤县神州”的忧愤，《水调歌头・送谢悴之临安》“谈笑扫胡尘”的豪壮情怀，等等。这些作品应该说是主要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那种为国家前途高度的忧虑，那种愤怒于金兵入侵的慷慨激昂，那种欲作英雄志士上场杀敌的豪迈，都是儒家观念在其中的深刻体现。

当然，那些颂天子的词句如“仰太平天子，圣明无敌”(《满江红・于湖怀古》)，这些对统治者的赞美也是儒家思想的流露，只是这类词意义不大。

总之，张孝祥的儒家思想促进了爱国词的创作。因心系于国、于民，爱国激情溢满其问。振奋人

心；同时细观之，儒家思想在他的爱国词创作阶段中的表现强弱程度是不同的，在其第一次被劾前这些词多些、呼喊得也更响亮些，儒家思想在此也表现得更显著些。而在第一次被劾之后心情大受打击，他的词创作更多地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

二、张孝祥的佛家、道家思想对其词创作的影响

除了儒家思想，张孝祥也有着深深的佛家思想，这思想的形成是与时代、家世等的影响分不开的，也影响了其闲旷词等的创作。

(一)张孝祥的佛家思想

张孝祥的作品中，用于表现佛教生活和佛教仪式的诗文占了其文集二十五卷的和二十六卷的大部分，相比同期的文人中，这是不多见的。张孝祥又为自己的亲戚朋友作了许多佛家的偈子、释语、铭文，可见，他思想上有很浓的佛教味道。其中时代风气和家族因素对此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除理学外，佛学思想在宋代的思潮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佛学思想在宋代主要指的是禅宗的思想。宋代从赵匡胤之后的历代皇采取了以儒治国、以佛辅国的治国方略。提倡佛教，其主要目也是为有益于统治的巩固。因为禅宗主动吸收儒、道两家的思想，并力求适应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所以。士大夫在接受禅学时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在潜移默化中自然受到了禅学的影响。张孝祥也同样如此。由于南宋偏安于东南，许多禅僧从北方流亡到了东南及蜀地。他所出生、寓居、仕宦的地区，是当时禅宗学说最为普及的地方，遍地禅林寺观。在张孝祥笔下，时时可见他出入佛寺，与禅僧谈禅论道的情景，可见其思想打上了深刻的禅学印记。

此外，张孝祥的家族笃信佛教，他们既注重儒家的传统，又以禅宗教义来调剂身心。这种熏陶，对张孝祥也是很大的。张孝祥的伯父张邵是张氏家族的骄傲，他是依靠科举跃登龙门的第一人。建炎三年，他主动应诏出使金国，被金人囚禁，但并不屈服，气节甚高。张邵对于佛教有虔诚的信仰。据《宋史・张邵传》的记载，在被囚期间，张邵“喜诵佛书，虽异域不废”。他的才能、气节、信仰在后辈的身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楷模的作用。

除了张邵，张孝祥的父亲、兄弟、妻子、姐妹也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父亲张祁极喜禅学，自号“总得居士”。张祁这种切切的仰佛之心使得张孝祥由衷称赞：“先生义概云天薄，千载参渠活句禅。”(《和总得居士康乐亭韵》，《于湖居士文集》卷六)张祁晚年时“卜居芜湖，晚嗜禅学，号总得翁”(《宋元学案・衡麓学案・衡麓讲友》卷四十一)，可以说是虔诚到了舍弃世俗生活、皈依佛门的程度。张孝祥的弟弟张平国曾经剃度为僧，舍身敬佛。张孝祥的妻子时氏“奉佛素谨，属纩而诵佛之声犹不绝”(《亡妻时氏宿告文》，《于湖居士文集》卷三十)，对佛教亦是相当虔诚。

在这种浓厚的社会和家族崇佛氛围中，张孝祥是很信奉佛教的。有祝文(《公安二圣祠祈雨文》，《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十七)曰：

春气已敷，时泽弗降，人牛俱病，川渎扬尘。唯我二如来，芘此一都会，饮食必祝，疾痛则呼，顾起光明之香云，遂澍甘露之法雨。洁斋以请，昭应为期。

在这篇祝文中，张孝祥挥笔向“如来”祈求平安，以消除民间灾害不幸，把希望寄于佛。有时在病痛、失意和苦闷时，他甚至向佛教寻求帮助。如他在《病愈答愿供佛道场疏》中祈求道：“十方诸佛，普示救援……伏愿遍周沙界，悉坐道场，闻秘密言而除贪嗔痴，受甘露味而得戒定惠。使众生业障，因法施而蠲除，则弟子沉疴，当不药而清愈。稽首阿难教，为我大医王。”(《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十六)张孝祥自号“于湖居士”，亦可窥见其尚佛之深。

(二)张孝祥的道家思想

《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十五、卷二十六中有数篇关于道教的释语和青词。所谓青词，就是道教设法事时祭告“天神”的奏章表文，一般为骈俪体。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称青词。还有许多祷雨、求晴、乞雪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涉及神仙内容。神仙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道家思想的体现。张孝祥道家思想的形成与时代、环境和主观原因有关。

宋代思潮是儒佛道三家合一的，尤其是北宋中叶以后。许多士大夫同时会受几方面的影响。除了社会的因素，少年时的生活也给张孝祥的道家思想带来很大的影响。据宛敏灏先生考证，张孝祥的青少年基本上都是在安徽和州(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芜湖(今芜湖市)、江苏建康(南京市)等地活动，基本未离安徽省附近。而南宋的道教活动在安徽、江西一带尤盛，这或多或少影响了青少年时的张孝祥。在他十九岁时，便替父亲写了《寿芝颂代总得居士上郑漕》(《于湖居士文集》卷一)一文。文中用神仙瑞祥的言辞，替父亲赞誉了郑漕：

濯濯灵芝，施于古松，天锡珍祥。以寿郑公。……公来之初，灵芝则生，亦以寿公，宠锡百朋神则有言，芝以瑞公，入侍帝旁，九旒升龙。神则有一言，芝以寿公，楚南春秋，绿发方瞳。

文中多有道家之辞，这与张孝祥受道教环境影响有关。在《于湖居士文集》卷一中还有《降神》《升降坛》《青帝位奠币》《太昊位奠币》四首祭祀降神的乐章，问神的所在、神来与否，想象神已在途中等，就像民间请神降神的巫师口里的念念有辞。可见，他从道教的耳濡目染中是受到了影响的。

当然，除了外界客观的因素，张孝祥主观本身也愿：意接受道教，尤其是在他仕途不顺时。文人政治出路受堵塞，便往往转向其他方面，或玩乐或信佛信道等，张孝祥同样如此。特别是他被贬到广西时，心情不免愁闷，就常在桂林附近游玩，并在刘仙岩(今桂林市内)、真仙洞(今柳州融水县)等地求仙问道，至今那儿仍有他留下的石刻。后来张孝祥寓居芜湖，徜徉山水，内心淡泊。这些，都能感受到他身上的道家的痕迹。

佛、道思想影响着张孝祥的为人、为官和创作等，其中，其词的创作内容和风格更深受影响。

(三)佛家、道家思想对张孝祥词创作的影响

在宋代，与儒家注重外部事功相比，佛家主张更注重内心转变，注重内心的顿悟和超越；道家则主张太平、清静，所以，可以从几个方面的词看到佛道思想对张孝祥词创作的影响。

一方面，张孝祥的某些词就是涉及与佛家、道家长老交往的。如《踏莎行・舣舟采石》：

十年长作江头客，樯竿又挂西风席。白鸟去边明，楚山无数青。倒冠仍落佩，我醉君须醉。试问识君不?青山与白鸥。

据宛敏灏笺，《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十八的《题苏翰林诗后》云：“乾道丁亥三年望，张某过金山。长老宝印作堂上方，请名于某，敬取公诗名之日玉鉴而书其诗使刻山石。”后作此词。这类词体现出一种词人内心的恬淡。

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张孝祥某些或消闲或旷逸或相赠的词句中。如：“回首三山何处?闻道群仙笑我，要我欲俱还。挥手从此去，翳凤更骖鸾。”(《水调歌头・金山观月》)以虚作实，写自己独立云天，受群仙之邀骑鸾游仙。而如“清斋净戒，休作断肠垂泪债，识破嚣尘，作个逍遥物外人”(《减字木兰花》)，“功名富贵，本来无意，何况如今”(《柳梢青》)，“休回首，世间何有，明月疏疏柳”

(《点绛唇・赠袁立道》)，等等，则更多地表现出对功名利禄的淡薄，显示他内心希望不被俗事烦扰，这是在现实中不得意之后带着的消极的想法。又如“转就丹砂，铸成金鼎，碧光相倚”(《水龙吟》)，充满道家仙气。张孝祥的约十首词中出现“扁舟”，其中有不少是暗含归隐之心的。如“扁舟明日转清溪，好月相望千里”(《西江月・同僚饮饯应记》)、“吴山楚泽行遍，只欠到潇湘。买得扁舟归去，此事天公付我，六月下沧浪”(《水调歌头・泛湘江》)、“欲乘风，凌万顷，泛扁舟”(《水调歌头》)等。

张孝祥还有一些词句是直接的道释神仙之说。如：《水调歌头・为时传之寿》：

云海漾空阔，风露凛高寒。仙翁鹤驾羽，节缥缈下天端。指点虚无征路，时见双凫飞舞，挥斥隘尘寰。吹笛向何处?海上有三山。彩衣新，鱼服丽，更朱颜。蟠桃未熟，千岁容与且人间。早晚金泥封诏，归侍玉皇香案，踵武列仙班。玉骨自难老，未用九霞丹。

又如《水龙吟・过浯溪》：

待相将把袂，清都归路，骑鹤去，三千岁。

再如《水龙吟・望九华山作》：

仙人拍手，山头笑我，尘埃满袂。眷锁瑶房，雾迷芝圃，昔游都记。怅世缘未了，匆匆又去。

另外，《洞仙歌・和清虚先生黄甫坦》《望江南・南岳铨德观作》《鹧鸪天・上元设醮》等，道家语几乎一贯通篇。除此，道家语在另外一些寿词中也甚多，有时又与一些佛家语连用，如《水调歌头・为方务德侍郎寿》《醉蓬莱・为老人寿》《鹧鸪天・为老母寿》《虞美人・代季弟寿老人》《鹊桥仙・为老人寿》《踏莎行・为朱漕寿》《丑奴儿・张仲钦生日》《浣溪沙・母氏生朝老者同在舟中》《西江月・代五三弟为老母寿》诸篇，其中阴德、火候、今文、贝叶(佛家语)、长生籍、地行仙、仙家日月、长生久视、仙骨、丹鼎、服日餐霞、九霞丹、还丹七返、清都紫府等词语都是。甚至说：“东明大士，吾家老子，是一元知非二。共携甘雨趁生朝，做万里丰年欢喜。司空山上，长沙星里，乞与无边祥瑞。仙家日月镇常春，笑人说长生久视。”(《鹊桥仙・上运使寿》)“汗铸九金神鼎，隋书小字莲经。刚风劫火转清冥，护守应烦仙圣。”(《西江月・以隋索靖小字法华经及古器为老人寿》)这些若为不谙佛道者所读，将很难理解。

总之，佛、道家思想在张孝祥仕途失意、遭遇不顺的后期要表现得强烈些，因而上述这两个方面的词也在后期多些。整体地看，他后期里闲旷词突出、爱国词很少并且激昂情绪已降低许多，明显地受佛、道思想的影响甚大。

三、结语

儒家思想孝道的理解篇4

关键词；孝；伦理思想体系；维系

《孝经开宗明义章》即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是说，孝是德行的根本和教化的开端。《论语・学而篇》中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说，孝悌是仁的根本。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孔子以孝为仁之本，这些足以说明，孝在儒家思想中根本性地位。

一、孝作为家庭伦理要求

孝，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其意为：“善事父母者。从老者，从子，子承老也。”显然，孝的基本含义就是“善事父母”，其规定的是在家庭之中，子女对父母的侍奉与承接，阐明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具有明显的伦理意蕴。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将孝纳入其思想体系中，赋予其丰富的伦理意义和道德内涵。

孝作为家庭内部伦理道德观念有两个基本的要求。其一是敬，敬不仅要有对父母发自内心的尊敬之情，而且还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比如孔子说“色难”，就是要求对父母和颜悦色。其二是无违。无违不仅有对待父母不要违背礼节的意思，还有对父母正确行为和志向需要加以继承的要求。敬和无违最终让子女对父母孝符合礼的要求。

敬首先就是对待父母的发自内心的尊敬的态度。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是说，对父母的孝不仅要做到对父母的奉养，还需要发自内心的严肃恭敬之情。因为仅仅做到养活父母，将与狗马没有什么区别，狗马也能做到。人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主体，在孝父母上要与狗马区分开来就要做到敬。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子女要做到孝，在父母平居无事的时候也应当保有敬谨之心。敬是子女孝父母的不可或缺的要求。敬作为一种内心的感情，有其外在的表现，“色难”便是其中之一。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色难”，杨伯峻将其解释为“儿子在父母面前经常有愉悦的容色，是件难事。”《礼记・祭义篇》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在父母面前保持愉悦容色，是发自内心敬爱父母的一种表现。

无违要求侍奉父母要遵循礼的规定。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活着，依规定的礼节侍奉他们；死了，依规定的礼节埋葬他们，祭祀他们。不能违背礼节是无违的一个重要规定。除了对礼的遵从，无违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对父母正确行为和志向需要加以继承。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孔子说：“当他父亲活着，（因为他无权独立行动，）要观察他的志向；他父亲死了，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合理的部分长期地不加改变，就可以说做到孝了。对父母志向和行为合理的部分长期的加以保留，这体现了无违的另一个方面的要求。

二、孝由家庭推延到社会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要求，是以孝父母为根本的。然而人不仅要作为家庭成员而存在，还要作为社会成员而存在，儒家要求人在齐家的基础上还要有更高的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孝就不仅要作为家庭内部的道德伦理要求还要作为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要求，成为社会成员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并且，在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作为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的孝依然是建立在家庭内部孝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孝是如何在孝父母的基础上突破家庭成为整个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的呢？

孝是一种对父母对亲人的爱，这种爱推广到别人就是一种对他人的爱，一种博爱。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亲爱自己的父母人便不敢对于他人有所厌恶和怠慢，更不会对他人的父母厌恶和怠慢。《孟子・梁惠王上》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样是在说明这个道理。基于“推己及人”的道德修养方法，儒家要求人们像尊敬、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他人的父母，像恭敬自己的兄长恭敬他人的兄长。“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所以，君子在家能够孝敬父母，在外自然对国君忠诚；在家尊敬兄长，在外对长者自然礼顺；能够把家务处理好，自然能够把公务处理好。这样孝便由家庭推延到社会。

三、教与争

孝作为儒家伦理体系的根本，具有可教的特点，是教化的出发点。“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的这个特点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因为孝可以通过教化在天下流行，才使得人人都可以走向孝道，以孝为根本的伦理体系才能够得以维系。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由自觉的家庭伦理观念，通过教化推广到天下，有理顺天下、教化万民的作用。在孝道流行的地方，人与人和睦相处，上下级之间没有怨恨。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君子用孝道教化人民，并不是挨家挨户的去说教，天天当面教人行孝。以孝道教育人民使得天下做父母的都能够受到尊敬。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治理天下的大道应该以教化为先，教民相亲相爱，没有比孝道更好的了。孝道可以通过教化，盛行于天下，使得天下一家，亲爱和睦。

孝作为家庭、社会的伦理秩序，并非对父母、对国君、对上级言听计从，没有任何异议。孔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母、君主、上级也难免会有出现过错，难免有做出违背道义之事的意向和举动。当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情况，应该大胆的进行劝导、劝谏，引导事情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尽量避免父母、君主、上级、朋友走向不仁不义之境地。

孝不可教就很难在天下推行；面对父母、君主、上级将做不义之事而不去劝谏，便称不上是孝。这两方面对于维系儒家以孝为根本的伦理体系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汪受宽.孝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儒家思想孝道的理解篇5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沿着“孝德”的逻辑而逐步展开的，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代帝王均较为推崇孝德，“以孝治天下”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主张。儒家所提倡的一系列道德，构建的一套道德体系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不光是对中国乃至对中国周边邻国一体的整个“儒家文化圈”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其中儒家孝文化中所倡导的孝德更是整个儒家道德的一个核心。对于“孝”，中国古代诸多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派的学者们纷纷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相关诠释。《论语•为政》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不违礼）。”那么，什么是无违呢?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由此可见，孔子对孝有两个标准，即对老人生前的无违和死后的无违。在孟子看来，“孝”主要指的是“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也就是说遵循孝德，就是要让青壮年利用闲暇之日接受孝悌忠信的道德教育，在家里服侍父兄，在社会上事奉上司。东汉的许慎在其旷世著作《说文解字》中对“孝”是这样解释的：“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此外，《尔雅•释义》中对于“孝”的释义是“善父母为孝”。这也就是说，所谓孝，那就是要善待自己的父母双亲，以一种善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父母，同时在某种物质层面而言就是要将好的东西侍奉给自己的父母。

由此可见，对于“孝”的释义，诸多名人志士均对其进行了一定的解读，提出了他们各自的见解，尤其是以儒家学派的释义较为深刻，更具代表性。儒家文化中的“孝”在具体释义上，尽管看似纷繁复杂，但通过对其进行精心的梳理、归纳与概括：儒家孝文化中“孝”的基本内涵集中体现在两个较为宏观的层面也，也即是表现在物质层面中的“赡养父母”、“爱惜自己的身体”、“传宗接代”等；表现在精神层面则是“敬爱父母”、“扬名显亲”、“葬祭以礼”。其中，在儒家孝文化看来，上述物质层面的孝与精神层面的孝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共同构成了儒家孝文化中的精华。具体而论，在物质层面遵循孝德，第一就是要“赡养父母”。孔子及孟子均认为，孝的首义那就是作为子女要侍奉自己的父母，尽量满足父母日常吃穿等基本需求，奉养是孝德的一个重要核心。其二，作为子女，务必要做到“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也是儒家孝德中的一条较为重要的原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儒家认为，子女的身体发肤属于父母的遗体，不能使之受到毁坏和伤害。”

再者就是“传宗接代”也就是说儒家孝文化比较注重子女承孝道而繁衍后代的职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离娄章句上》）。在儒家看来，子女尽孝有一条重要的职责那就是要繁衍后代，如果未能完成这条职责，让父母的血脉中断，那就是一种大不孝。对于精神层面的“孝”而言，首先就是要“敬爱父母”，所谓“敬爱父母”，在孔子看来，“生，事之以礼”绝不仅仅是应付差事和对老人物质生活的关心和满足，更是要发自内心、关心和满足老人的精神生活，在精神层面真正做到敬爱父母、关心父母、孝顺父母。第二，作为子女，也不能安于现状而碌碌无为，要积极在事业上寻求发展与进步，做到“扬名显亲”。“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此处所言的“立身”，其实质上“不仅仅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创一番功德业绩，以显父母之荣耀，光宗耀祖，其价值仍归于‘孝’”。[3]第三，在精神层面尽孝还体现在“葬祭以礼”。也即当父母去世时，作为子女要按照一定的礼节来安葬，而且要根据相关习俗与礼节进行祭祀等。

二、儒家孝文化对大学生德育的重要价值

通过对儒家孝文化基本内涵的深度挖掘与初步分析，不难发现，儒家孝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泽被长远。在当前形势下，作为高校大学生德育工作者，不仅需要深入分析与认识儒家孝文化的基本内涵，更为重要的是要注重提炼儒家孝文化的精髓，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将儒家孝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同大学生德育工作紧密结合，注重发挥儒家孝文化对大学生德育的重要价值。具体而言，儒家孝文化对大学生德育的重要价值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儒家孝文化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意识责任与担当，历来是中华文化传统中所备受推崇的，也是各个时代对广大青年的殷切寄托与深度期盼。责任与担当内容丰富，语义深远，有包括对人类的责任、对世界的责任，对民族与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等等，担当亦如此。而儒家孝文化中所指的责任与担当主要是对家庭负责、对父母负责、对自己负责。例如古代传统儒家文化提倡的“诗书继世长”“非耕即读”等等重在教育子女要努力奋斗，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对家庭负责。对父母负责，则强调不但要让父母能够较为舒适地养老、主动赡养父母之外，还要让父母心境安宁，尽量减少父母对自己的操心，如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也是一种对父母负责的体现。而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正如所提到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伤”，说明作为子女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当代在校大学生，尤其是部分独生子女等由于父母长期的娇宠，他们中的少部分人或多或少的存在对家庭责任淡薄，缺乏责任与担当意识；对父母更是缺乏一定的责任，很少能够做到为父母分忧，而对于自身更是放任自流，痴迷网游、熬夜等现象较为严重。大学生责任与担当意识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是大学德育工作的一个重点与难点。而儒家文化中的孝文化的引入则刚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通过儒家孝文化中相关责任意识的熏染，可以逐步帮助大学生树立责任与担当意识。同时，通过德育工作者的正确引导与帮助，大学生对儒家孝文化中的家庭责任、对父母的责任、对自身的责任可以进一步升华与转化为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以及对社会的责任等，从而促使大学生真正、全面地增强责任与担当意识。

2、儒家孝文化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感恩意识儒家孝文化中蕴含着浓郁的感恩意蕴。孝与感恩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优良基因，可谓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基础。儒家孝文化十分推崇“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推恩及人”等，如上文所论述的，子女对父母物质上的奉养及其他生活上的满足与给养等均是从物质层面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报答；对父母的敬爱与陪伴，对父母逝世后的“送终”“守灵”以及根据相关习俗，运用一定的礼节进行祭祀等则是通过一种精神上的方式来表达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与回馈。当前，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剧，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其中有些不良思想开始往大学生群体渗透，少数大学生由于放松警惕抑或是自身分辨素质还不够成熟，往往被一些不良思想所蛊惑。近年来，随着教育工作者对感恩教育的重视力度不断加强，不少大学生的感恩意识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对感恩的理解有了一定的认识，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将感恩意识付诸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上。但是根据有相关调查显示“大学生的感恩意识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对父母和亲朋好友的感恩意识、对涉及感恩行为的感恩意识、对自然的赐予和生活中细微的美好的感恩意识水平还有待提高。”[4]近年来，大学生感恩意识淡漠而被社会新闻所报道的事件屡见不鲜，诚然，其中有一定的媒体炒作意味，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大学生的感恩教育亟待加强。而儒家孝文化这块德育“土壤”里恰好拥有感恩的“沃土”。将儒家孝文化中所蕴含的感恩意识，运用到对大学生德育工作中，不仅能够帮助大学生认识与理解感恩，树立感恩意识，最终将感恩自觉的运用于实践生活中。在儒家孝文化中，认识感恩、树立感恩、践行感恩三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3、儒家孝文化有助于促进大学生人格的自我完善儒家孝文化从另一个视角而言，也可视为是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子女与父母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家庭伦理道德规范。这一道德伦理规范提倡子女与父母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关爱，相互沟通，促进彼此间的和谐。“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及“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儒家孝文化中充满了对孝道的教化以及对孝道外延的扩展而形成博爱的思想。这些博爱与孝道敬畏的思想，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同时也构建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这种孝文化的滋养下，家庭伦理规范能够得到良好的遵从，家庭更加和睦，亲子关系能够得到良性的互动，而现代心理学认为，青少年个性品德的形成与其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大学生德育工作中，大胆借鉴儒家孝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有利于进一步构建与巩固良好的家庭伦理规范，在这种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大学生可以学会礼谦恭让、尊老爱幼、诚信守义等良好的品行；与此同时，在也可以逐步培养自尊、自爱、自信、自律等良好的人格。

儒家思想孝道的理解篇6

[论文摘要]儒家不仅包含丰富的道德内容，也包含宗教内容。儒家认为，人死后魂魄分离，通过招魂仪式可以让死者复活；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是快乐的，人害怕死亡；孝道是对在世父母、长辈的尊重，通过祭祀祖先以期盼先辈们获得再生

传统的儒家观点过多强调其道德内容，忽视其宗教内容。儒家产生于崇尚礼治的鲁国，夏、商时代，黄教盛行。到了周朝，虽然身教仍然普遍，但人们开始崇尚礼治，注重对人的关怀，认为国家稳定需要贫民生活安定，行为尊崇一定的规范。儒家理论就是对当时鲁国人行为规范的系统化、理论化。儒家理论两千年不衰是因为他规范的行为准则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有人认为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国家，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正在下降。笔者认为，儒家文化的道德内容适合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到了 工业 社会，必然要有新的道德内容来丰富和 发展 儒家文化，但这不等于儒家文化的消失。而儒家文化的宗教内容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东北亚洲社会。

本文浅析儒家的宗教内容，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儒家，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新的儒家道德规范以适应 现代 信息社会的要求，为全球化的人类找到共同的道德标准。

一、神、生、死

l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人对东北亚洲国家(

孝道中涉及现在是自己、过去是父母祖先、未来是子孙。孝道中总是晚辈孝敬长辈。一个人是先辈的复制品，先辈又是他们先辈的复制品。由于一个人是他先辈的另一个自己，也就是他父母或祖父母的另一个自己，所以，他存在时他的先辈也存在。换句话说，他一个世纪前活着，他很多世纪前就活着。甚至可以说从生命的开始他就存在。如果可以用生育后代这种方式继续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死后就能复活。为逃避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寻找到了一种缓解恐惧的解释。他们发现他们很早以前就存在并有可能永远活着。这样就不再害怕死亡了。

当然，这种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与生命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由祭祀祖先、孝敬父母、养育后代三个部分组成的孝道是理论上的生活。是一种表达永久生存的愿望，一种宗教理论上的可能性。儒家的死亡观认为，人是一种可能永久活着的生命。死者的魂在上界漫游，而魄在下界游荡。但通过对死者魂魄的召唤仪式，魂会回到期盼的世界。此外，魂可以附在后代这个复制品上继续留在这个世界。这样死亡就不再可怕。家庭和后代的存在也就是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东北亚洲人修墓并热切盼望后人来扫墓、纪念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菩萨或者其他的神对死者都没有用。修墓是儒家思想，而与东亚流行的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儒家是东北亚洲人的指导思想。东北亚洲人相信灵魂的存在、使用黄教召唤死者灵魂。这对建立儒家理论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东北亚洲人容易接受儒家教诲的原因。东北亚洲人的信仰至今尚在，如至今流行的祭祀祖先活动。在日本新兴的宗教里，赐福于新生儿或从背后赶走恶魔的净化仪式在日本仍很流行。

值得提出的是，祭祀祖先的行为并非来自佛教。佛教认为，除了进入极乐世界者，人死后的灵魂必须悬挂7个星期，而本身并无任何意义的尸体就焚烧了。在这49天里决定这个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地位。这种地位取决于他在有生之年行善作恶的程度。据说多数死者在这段时间能重获新生。但也有的魂被送进地狱成为恶鬼或再生成各种动物。所以，死者的亡灵在49天内必须有个去处。从理论上讲，第5o天以后，死者的灵魂就不存在了。因此，修墓等祭祀祖先的仪式尽管现在佛教徒里随处可见，却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无关。东北亚洲人如此强烈地信仰灵魂的存在，以至使佛教传人东北亚洲各国后变成了贴附有儒家死亡观的东亚式佛教。基于东北亚洲人的这种信仰，儒家因此创造了祭祀祖先、孝道的思想。

三、孝道中的宗教含义

孝道的内容之一是孝敬父母。父母活着时，孝是一种礼仪，如为父母祝寿、婚礼中拜父母都是用仪式表达对父母的孝。父母故去后，孝表现为祭祀父母。祭祀活动形式上就源于儒家以前的黄教。因此，孝本身就包含有宗教内容。在长期的尽孝习惯中，产生了家庭伦理，家庭伦理又是周礼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儒家的思想内容之一。

儒家家庭生活里的重要仪式包括纪念生日、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其中最重要的是葬礼。葬礼的质量和水平成为其他礼仪标准。父母去世是最悲伤的，因此，父母的葬礼也就最庄重，而家庭其他成员的葬礼则相对简单些。各种礼仪如生el、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都以伦理为基础。伦理是各种礼仪的内在约束，礼仪形式总是在伦理的制约中。在各种礼仪活动中，个人情感的表现都将受到限制。比如，在举行葬礼的地方绝对禁止欢歌笑语。

儒家的社会伦理和 政治 理论在孝道和家庭伦理基础上逐渐 发展 。第一个发展的人是孔子。但孔子之徒们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家庭伦理上，而是从儒家的观点试图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宣传儒家的政治和 经济 理论。这样，宗教内容开始与伦理礼节分离，伦理礼节发展成为儒家政治和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

儒家思想孝道的理解篇7

在社会发展中，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如何有效弘扬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管理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是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旌表制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评价机制。在传统社会，国家通过旌表制彰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取得了显著效果。儒家思想在旌表制的影响与渗透下深入人心，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共识。

一、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东方文化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仁”与“礼”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两个基本内核。在儒家思想中，“仁”以个人道德品质为依据，“礼”以社会等级差别的合理性为基础，二者共同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儒家思想中“爱有差等”的基本原则，规整了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促进了社会有序状态的形成。“仁”与“礼”犹如两块基石，从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法巩固维护着封建统治，促进了社会有序状态的形成。它们在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等文化深层结构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被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金科玉律。“仁”与“礼”的有序结构结束了这一社会核心价值出现之前的无序与困惑，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适应了封建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的需要。

至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道德论，至此，儒家核心价值体系获得了完备的理论形态，并获得了社会的法律认可，得以确立。之后，历代统治者均大力倡导，以此作为伦理导向与秩序约束，实现了封建社会的延续与发展。“仁”与“礼”的思想构成了“三纲五常”的基本框架。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礼”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体现。“纲”原指网上的总绳。《尚书・盘庚篇》曰：“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意即，只要提起总绳，就可以迅速并且有条不紊地带动起全网来，引申为主导、支配、核心、宗旨、目的等意。君臣、父子、夫妇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三种关系，只要解决好这三种关系，就可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1]，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所谓“五常”，原指处于特定关系和地位中的某些人所应当遵从的特殊道德规范。《尚书・泰誓》云：“今商王受，狎侮五常”。孔颖达曰：“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2]后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德目。“仁”是“五常”之首。

如果把“三纲五常”比喻为一张网，“仁”就好比一条横向的网线，从主体内在修养与家庭伦理的层面提供价值准则；“礼”就好比一条纵向的网线，从社会外在约束与宗法秩序的层面提供行为规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网格，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确切的位置，每一个人的言行都有具体的约束和规定。这样，作为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 “三纲五常”就以“仁”与“礼”为基本内核，从家庭伦理与宗法秩序两个层面为封建社会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行为价值准则，将不同社会角色的人规整到自己的位分之上，使整个社会处于有序的状态之中。“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准则。它将政治强制和道德自觉相统一，把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行为纳入各自轨道，使社会行为带有模式性。这种模式性的出现，正是思想统一、文化统一的必然要求和具体表现。“三纲五常”的出现不但从理论上总结了先秦直到汉代多种流派发展的结果，而且在社会实践上适应了中国古代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对统一思想，统一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儒家思想对秦、汉以降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具有定型作用，并对中国封建社会价值体系产生广泛而又深远影响的。春秋时代，社会急剧动荡，思想界百家争鸣，大倡己说，各诉其所是，非其所非，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正所谓“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孔子提出了“仁”与“礼”的思想，用以匡正社会规范和道德伦常。儒家的“礼”促进了人的社会化过程，并在客观上起到了增强社会稳定和持久发展的作用。在尊贤有等，亲亲有术的等级秩序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位置。个人在宗法血缘上，在家与国同构的网络中，都受到具体的约束和规定。儒家的“仁”又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民族的统一和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儒家的纲常伦理、仁爱思想为在失序的社会中无所适从的人们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行为价值准则。儒家“仁”与“礼”思想既是封建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又是现实生活实践中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和评价依据的依据，为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阶级所倡导。中国传统社会在“仁”与“礼”的导向下，产生了超常的稳定结构，社会处于长期稳定和团结的局面。

二、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评价机制

旌表是以皇帝名义授予奖励的国家表彰制度。通过为民众树立榜样，表彰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等道德行为，彰显儒家核心价值体系。旌表活动一方面使旌表者美名远扬、荣宗耀祖；另一方面使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在民众中扎根。“三纲五常”成为主流评价标准[1]。

“旌”的原意是一种旗帜。《周礼・春官・司常》载：“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通帛为，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龟蛇为，全羽为，析羽为旌。”[2]“表”原指裘的有毛的一面，引申为仪范、表率之义。“表”与“标”音同义通，意指立木来标志、彰显、告示某事物。《管子・君臣上》谓：“犹揭表而令之止也。”唐代尹知章注曰：“表谓立木为标，有所告示也。”后来“旌”和“表”通用均为表彰、表扬之意。如《左传嘻公二十四年》：“以志吾过，且旌善人。”“旌”、“表”连用意即树立匾额、碑石、牌坊等标志以示表彰。

旌表制度萌芽于先秦。《尚书・毕命》中记载：“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3]“宅里”即居处，“淑慝”即善恶。“旌别淑慝”、“彰善瘅恶”即对善恶作出区分，表彰善、惩治恶。春秋时期，齐桓公曾令各州：“表称贷之家，皆垩白其门而高其闾。”[4]齐国对慷慨捐献、乐善好施、佐国家之急的“义民”用白泥粉刷门墙、增高里门的方式予以表彰。先秦时旌表的对象除佐国家之急的“义民”之外，还包括殷遗民中的善者以及作为前朝贤达的商容等，旌表主旨尚不十分确定。后世则明确将忠、孝、节、义之人作为国家旌表的对象。秦汉时朝廷多次表彰对国家对人民有杰出贡献或者品节高尚之人。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是中国古代产生最早、影响最深的一个家族道德观念和伦理范畴[5]，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孔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能遵守孝道的人大多具有向善的基础，很少有为恶作乱的。对于“孝”的重要性，《孝经》有言：“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在儒家看来，孝乃“百行之冠，众善之行”，是道德的根源。汉代实行察举制，通过举孝廉选拔的人才最多。《文献通考》记载：“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盛则莫如孝廉，斯亦后世之所不及。”（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通过孝廉选举出来的人才不再经过考试而直接被任用。汉代皇帝如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顺学习过《孝经》。在皇帝的率先垂范下，最能集中体现孝道理论的儒家典籍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汉代重视学校教育对推行孝道的教化作用。无论官学、私学，入学弟子除《五经》之外，均需学习《孝经》。吕思勉说：“古代学校本讲教化，非重学业，汉人犹有此见解。故武帝兴学之诏以崇乡里之化为言，而公孙弘等之议，亦云建首善自京师始也。”[6]汉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道德教化。通过学校教育，“孝”在社会得到了广泛普及，儒家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得以广泛传播。自汉以降，孝成为重要伦理精神支柱，在治国安邦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旌表的主要德行之一。

魏晋南北朝沿袭汉代以孝治国的做法，并开始以载入史册的方式旌表孝行。正史中的“孝义传”、“孝友传”、“孝感传”和“孝行传”等表彰孝行的类传都是对笃行孝道之人进行旌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规定在立太子时要旌表孝子节妇，表其衡闾，赍以束帛[1]。至隋唐，旌表制度逐渐成为定例。隋朝已见旌表详案，如：“田德愚，观国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上闻而嘉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为和顺里。并赐帛二百匹，米百石，复下诏表其门闾。后历太子舍人、义州司马。大业中，为给事郎、尚书驾部郎，卒官。”[2]可见，隋朝旌表已采用更易地名、赐物、旌门、授官等多种形式。

唐朝在《册府元龟》旌表部中对旌表的教化功能与目的详加阐述：“王者甄明高义显异至行，所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也。盖天下至大士民至众不可家喻而户晓故显其忠，所以励事君也褒其孝；所以劝事亲也尊贤者；所以善也表烈士；所以义也。或授之爵秩，或禄其子孙，或旌其门闾，或赐以帛以至其征赋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奖一而劝百，故能述宣王度丕薄俗民德厚有耻且格……”（《册府元龟》卷一三七）旌表制以儒家道德规范“忠”、“孝”、“贤”、“义”作为评价标准。为使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民众明善而效仿，朝廷对被旌表者授以爵禄、赐以帛、旌其门闾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与此同时，民众通过这些醒目的、显见的、外在的物化标志，能够更好地了解官方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以致竞相效仿，蔚然成风。

自秦汉以降，旌表制度成为朝廷对臣僚百姓的一种最高荣誉和奖赏，不仅从对象、程序上进行了规定，而且规定了多种旌表方式，并逐渐成为定例，沿袭传承。旌表对象是符合儒家礼教的模范人物。《后汉书・百官志五》明确指出： “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魏书・世宗宣武帝纪》也规定：“孝子、顺孙、廉夫、节妇旌表门闾。”《元史・百官志八》亦谓：“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高年曹德。”可见，历代王朝均对义夫、节妇、孝子、贤人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赞赏。忠君、孝悌、贞节、贤义成为朝廷确定的旌表对象。旌表方式灵活多样：“或授之爵秩，或禄其子孙，或旌其门闾，或赐以谷帛以至复其征赋，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册府元龟》卷一三七）朝廷和官府通过树立物化标志、给予经济奖励、提高政治地位等多种手段对“忠”、“孝”、“节”、“义”等道德行为加以旌表。

树立物化标志主要有表闾、立阙、立碑、立牌坊、立祠建庙等形式。表闾、立阙即由朝廷官府或赐匾额悬于门上、或于门前建立高大门观以崇声势，亦称旌门、旌闾。立碑即将碑立于村头街坊、孝子庐墓之所。一人贤德，里闾增辉。立牌坊、立祠建庙即建牌坊、建置祀庙于其里巷，如各种功德牌坊、孝义牌坊、贞节牌坊、科举牌坊、关帝庙、岳飞庙等。牌坊匾额上题有“乐善好施”、“义方世训”、“力孝遗芳”、“嘉德懿行”等字样，并记载着主人的姓名、功勋、事迹。这些醒目的物化标志一方面是表彰个人忠、孝、节、义的道德行为，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树立道德楷模、行为典范。给予经济奖励主要有赐给实物和减免课役两种形式，以米、绢、金银等实物作为奖赏，或减免税赋课役以示旌表，给予旌表者以经济补偿。提高政治地位主要有赐爵和授官等形式。赐爵即给予名誉爵位，授官即给予官职，以示表彰。唐宋时期因“孝悌”而得旌表者具有任官资格。虽然由此谋得官职并不占入仕主流，但也并非罕见。这在封建社会无疑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除此之外，还有更易地名、赐予名号、荣荫子孙、载入史册等多种形式。更易地名即改所居乡里的名称，赐予名号即赐予如“孝义”、“贞德”等名号以示表彰。载入史册即将旌表者事迹列入史书记载。二十五史中的《孝子传》、《烈女传》、《忠义传》等记载的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典范。在封建社会，科举取士造就了数量庞大的读书人，许多人并不能幸运地踏上仕途，“英伦沉下僚”的现象在所难免。儒者理想有三立，曰“立德”、“立功”、“立言”，亦称“三不朽”，是儒者的毕生追求。为鼓励这些归于民间的读书人“立德”，朝廷官府通过荣荫子孙、载入史册等手段，为难以“立功”的读书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使他们在基层民间发挥敦化民俗的表率作用。

由于旌表是直接由皇帝或朝廷颁发的最高荣誉，且一般情况下终生享用，这在崇尚礼仪的时代是莫大的荣耀，因此受旌表者不仅本人深受乡里仰慕，子孙后代亦深得裨益。在榜样的示范下，人们纷纷为光耀门庭而身体力行。通过旌表制上下互动的方式，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引导着民众评价活动。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不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且内化为民众的价值信念并转化为实际行动。

宋代旌表已有一定程序，包括受旌表人的事迹、条件、荐举人的权限、上报公文的格式、审批的程序，以及审查和检测制度等。明代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和检测制度，防止出现腐败和不作为现象，保证旌表制度落到实处。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下诏榜示天下：“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所善实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此等善恶，每遇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到来，里老人等亦要报知，以凭覆实入奏。”[1]里老上报的请旌名单需经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严厉把关，层层核实，同时还需乡邻担保。如经监察部门审核发现问题，须承担连带责任，朝廷将予以严厉打击。

清代旌表制度更为完善。建立一个贞节牌坊需层层核实、审批、上报。表彰须经过州县题请、册结、驳查、题达、（都抚学政）具题或汇题、发建坊银两等步骤，手续繁杂。可见清代旌表程序管理更为严格。清人尹会一说：“节孝为风化攸关，表扬实朝廷大典。”（尹会一：《抚豫条教》）不可忽略轻慢。旌表制度的不断完善保证了旌表手段的落实和旌表目的的实现。通过对礼乐教化的不断强化与引导，国家的权威渗透到基层的民间，儒家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规范。

三、结语

旌表制度的发展史直观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引导方向及评价标准的最终确定。旌表的目的在于为民众树立道德楷模，教育民众忠君、孝悌、贞节、仁义。通过物质奖励与精神表彰等多种形式，使民众在对荣誉的追求中认同并遵循儒家礼教，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内化并转化为实际行动。历代王朝均十分重视发挥旌表的教化功能和导向作用，通过旌表忠臣、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以及累世同居等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行为，树立标识、引导民众，从而实现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渗透与认同。在旌表活动中，自上而下形成一股凝聚力，有效地发挥了权威评价的强制作用与导向功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效激励机制。对此，伏尔泰在其《风俗论》中这样说：“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2]在人们内心深处，“三纲五常”实际上已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甚至比法律更有威力、更深入人心。这正符合儒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礼法融合的趋势。

旌表制符合民众心理，促进了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普及与认同。人们从匾额、碑、祠、牌坊中获得具体的教谕。这些物化标志传递着忠、孝、节、义的价值信息，成为“一种凝固的社会记忆”[3]，是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传承的重要载体。赐物、赐名号、授爵、拜官等旌表形式又以功利引诱民众争相效仿实践。自周至清，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但是民众对旌表的追求始终不变。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得以传承而绵延不绝。

儒家思想的产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儒家思想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对我国民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华民族经过长期历史实践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在全球化过程中一度遭到排挤和消解。强调秩序和整体观念的儒家思想及其评价机制一度遭到批判，西方价值观念中的个人主义、民主、自由观念及其管理制度被奉若神明，大肆吹捧。然而，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所揭示和反映的，正是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核心价值体系只有依托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为新秩序的建立，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面对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儒家思想如何为现实社会、为未来社会服务是当代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面临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冲突中，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新途径。一方面继承、发掘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的积极内涵；另一方面，开放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使儒家思想跳出传统文化的囿苑，彰显其现代价值，使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新的制度框架内，发挥着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

核心价值体系是以共通性的价值共识作为依据和导向的。赢得全社会广泛认同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基本品格。这表明，核心价值体系内在地包含了其赢得社会广泛认同的品格。民族文化是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为社会大众广为接受，并已进入大众无意识层面，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民族文化的影响潜在而深刻。因而，植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有助于核心价值体系赢得全社会的广泛认同。

儒家思想孝道的理解篇8

[关键词]孝道；两重性；继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无论在其主流思想——儒、释、道的哪一思想体系中，孝都是一个重要范畴。尤其是儒家，不仅十三经中处处皆有谈及孝的义理，而且它还是儒家伦理的基础和核心。两千多年来，“孝”不仅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人们的思想，同时也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评判人们德行的标准，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对孝道探本溯源，剔除其中的糟粕，可以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对现实生活的消极影响；汲取其中的精华，与时俱进的对传统孝道进行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则有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孝道的产生及演变

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而“孝”的造字经历了从图、符号到文字的过程，是一个会意字。《说文》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该书的作者许慎以“孝”的小篆字形为依据，认为“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体，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释训》，也将“孝”解释为：“善事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因此，“孝”字的注释义应该是子女对父母的善行和美德。一般认为，中国人的孝观念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康学伟博士在《先秦孝道研究》一书中指出：“孝观念的形成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亲之情，二是个体婚制的建立。而这两个条件的成熟，当在原始社会晚期，即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而且“这时的孝观念只是一种敬亲爱亲的感情，并未超出自然之性，尚不具有阶级性”。正如《诗经·小雅·蓼莪》所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可见，懂得善事父母、报答父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本性。这种亲情回报的纯朴情感，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孝意识。

西周时，“孝”开始被确立为宗法道德规范的核心。春秋战国之际，先秦儒家对孝道作了全面的阐释和发挥，形成了孝为德之本、“无违”之孝道、以孝事君则忠等思想内涵。至《孝经》(约成书于战国末期)，由“事亲”推及到“忠君”、“顺时”、“立身”、“法先”等，泛孝化倾向十分明显；对“孝”的地位及其作用的肯定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孝经》还提出“五等之孝”和“以孝治天下”，将“孝”进一步等级化、政治化、制度化。自西汉时起，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孝道被赋予了二重性。“孝”既包含着先秦诸子敬老养老等人类美好情操的“孝”，又包含着被统治阶级改造为“忠君尊王”御用品的“孝”。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国家从本质上说就是扩大了的皇帝家庭。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历代帝王一方面极力倡导孝道、孝行，把后辈对长辈的孝道义务片面化、绝对化；另一方面又运用刑罚手段推行孝道，将儒家“孝”的伦理思想渗透于刑律之中并严厉制裁“不孝”行为(从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开始，“不孝”正式被列为“十恶不赦”大罪之列)。传统孝道的浓厚亲情就此湮没于封建统治的纲常法规之中。到了宋明时期，儒家的孝悌观有了进一步发展。张载对孟子推己及人的孝悌观念作了更深层次的引申，提出“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二程对“仁”与“孝”的关系也提出了新见解，认为仁是本，孝是用，不能混为一谈；人不仅要有孝悌观念，而且要有孝的行动。

辛亥革命后，孝道经历了一个由被批判到重建的变革过程。“五四”时期，以《二十四孝图》为代表的传统孝道，受到了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激进反传统人士的猛烈批判。从历史的观点看，引起知识分子激烈批判孝道的直接原因是受民国初年帝制运动和孔教运动的反向刺激。此外，“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登陆，客观上也激发了这一运动。学者们以批判孝道的残酷性、保守性、虚伪性为突破口，对整个儒家传统进行了全面抨击。如认为孝道是家族本位主义的体现，已经变异为一种吃人的礼教，愚孝行为有悖人道等等。进入20世纪30年代，学者们又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力图为重建国民信心、振兴中华民族提供一份传统的依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现代新儒家应运而生。其目标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方面回应“五四”时期对儒家传统的全面批判，另一方面适应时代要求挖掘出儒家传统中具有永恒价值的部分，并按现代的学术标准对儒学体系进行了重建。现代新儒家十分注重对“孝”的研究，其思想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比较重视孝道之意义，代表人物是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贺麟；第二阶段(50年代至70年代末)，这一时期对孝道观阐发弘扬贡献较大者为徐复观、唐君毅；第三阶段(70年代末至今)，杜维明等对孝道精神作出了重要的诠释阐发。

二、孝道的两重性

孝道具有某种永恒的价值，具体表现为：第一，奉养。即孝之物质性赡养。由于“中国和西方的家庭养育模式不同，西方是接力模式，中国是反馈模式。接力模式重视父母养育子女，到成人为止；老人的赡养靠社会和自身，不靠子女。反馈模式既重视养育子女，又重视子女对父母的敬养和回报”。从物质上供养父母即赡养父母，是孝敬父母的最低要求，也是孝道的物质基础。第二，诚敬。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只是一个伦理的范畴，而且是一个文化范畴。同时，孝也不只是物质性赡养老人的问题，老人晚年幸福与否还要看他们在精神上是否得到满足。因此，孝道的精髓在于提倡对父母首先要有诚敬之情。诚敬是比奉养更高的一种伦理尺度和道德要求，基于诚敬之心的养亲才是合乎人伦孝道的。正如孟子所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第三，立身。《孝经·开宗明义》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就是说，做子女的要修身立德、建功立业以光宗耀祖，给父母和家族带来好名声，这样才算达到孝的高标准；而终日无所事事，一生碌碌无为，则被视为对父母的不孝。这一思想体现出儒家积极人世的价值观，能激励人们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第四，谏诤。“谏者，证也，以直言正人之非也。诤者，争也，以善言止人之恶也。谏诤者，匡证也。”因此，“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孝经·谏诤》)。“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也就是说，在父母有不义的时候，不仅不能顺从，而且应谏诤父母以使其改正不义。这反映出孝道以正义为准绳的民主性、平等性之内涵。第五，祭祀。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孝经·纪孝行》也指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由此看来，为人子女者在父母丧亡后能否尽礼致哀，就是孝与非孝的分水岭。而且，不管是对父母的祭祀还是对先祖的祭祀，都应该做到诚敬，以“报本返祖”的心态去对待。因此，祭祀既是孝道的重要内容，又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

诚然，我们在肯定孝道积极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第一，统治阶级将“事君”纳入“孝”的规范，宣扬“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使孝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基础和基本道德力量，具有一定的愚民性。第二，传统孝道基本上是对上不对下，宣扬长辈的统对权威，极大地压抑和剥夺了子辈的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具有不平等性。第三，统治阶级出于统治需要，宣扬盲目的祖先崇拜，将葬祭亡礼推向极端，具有保守性。三、孝道的继承与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继承与发展孝道是一个取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对传统的孝道，我们应该学会用敏锐的目光去剖析其利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新孝道的建立和发展，应在继承传统孝道精华的基础上，增添适应划时代社会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的新内容。在建设当代社会孝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由传统孝道向现代新孝道的创造性转化是至为重要的。具体地讲，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重塑现代的新孝道：

第一，应批判地继承传统孝道观。新的孝道观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首先来自于传统孝道观的历史继承。当今，我们应当抛弃那种不论对错“无违于父母”的愚孝。而体现子女晚辈对父母前辈的感恩意识及赡养行动的优秀文化传统则要发扬，要汲取传统孝道善良笃厚的精神，大力倡导孝道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尊敬老人的伦理观念和老有所养的传统美德。

第二，营造家庭内部良好的伦理道德氛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能和睦美满，整个社会就会安定祥和，正如《孟子·离娄上》所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而一个家庭的和好美满，都必须是建立在充满亲情的基础之上的。《礼记·效特言》中说：“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万物安。”就是讲的这种道理。良好的家庭道德氛围对当代人新孝道观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子女们若从小生活在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全家人团结友爱，那么在他们的个性形成过程中就极易树立起高度的责任感，具有爱心和同情心，同他人就易友善相处，这自然对孝道观的形成是有益的。很难想象一个从小缺少缺少家庭温暖的儿童，长大后能孝敬父母、尊敬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