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范文

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1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现实

从春秋到现代，儒家思想历经千年，贯穿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河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裨助我们处理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儒家哲学义理中蕴含着对终生教育的价值观、人生历练与处世修养等方方面面，裨助我们找回原有的“仁爱”、“忠恕”的纯洁心灵与善良的“自性”。儒家思想的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助推我们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挖掘儒家思想包含的深邃的教育理念与哲学义理，即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行，解决社会道德问题更为迫切，急需借鉴儒家思想的至正至刚之气处理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一、儒家道德思想精髓的内涵

管窥儒家“经世致用”的观点，充斥着对“仁善”的道德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裨助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思想中的“圣贤人格”、“自强不息”、“见利思义”以及“以和为贵”，对裨助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充斥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执干戈以卫社稷”以及“天下为公”的儒家言论，裨助我们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物质欲的泛滥，无疑儒家忧国忧民的道德境界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强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儒家认为，只有具备了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面对外在的威胁与物质诱惑，才能达到处之泰然、镇定自若的高贵情怀。儒家道德思想认为若想真正的把握和领悟“德”的内涵，必须从道德的根源性开始。儒家认为道德的根源在每个人所固有的“仁心”，即认为“仁心”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仁由己”的儒家认为学者必须先识仁才能在求知、做人、处事上有所依据，具有“依于仁”的完美性格才能成为国家栋梁。以道德伦理为根基的儒家思想建立在“仁”之上，“下学而上达”的教育思想充斥着科学内涵。儒家“以义为上”的义利观对物欲泛滥的现实社会是正确的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良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迷失在物质的洪流之中，部分人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内心毫无国家民族的责任之感，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对儒家这种崇高义利观的弘扬，在一定程度上裨助当代青年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以致形成“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从切实问题入手“问仁”的儒家思想，避免了空谈道德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道德实践意义。“忠君爱国”与“忧国忧民”的儒家思想具有着崇高的道德境界，吸取儒家这种高度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与爱国意识，对于裨助我们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的现实意义。以“仁”为主体的“修身、齐家、治国”，是儒家道德的政治的实现路径，追求整体的和谐。我们只有树立至高至上的道德追求以及提升我们的心理思维，才能构建新的行为方式裨助社会风气的改变。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儒家认为“仁”是内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是一种无待外求的“本性”东西；“仁”是本心善性，必须透过人的自觉呈现，而后乃能透显它超越而客观的现实意义。儒家把道德行为划分作初级和高级道德两种发生模式：根据不安之情引起心理效应，作为内在说服和根据，推动初级道德行为的发生；通过学习培养道德理性作为外在说服和根据建立高级道德行为的动机。个人从高级道德做起，必然得到他人以初级道德的回报，这种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也是个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儒家点出的“仁”，意指人都可以“克己复礼”与“反求诸己”，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因此，自我就可以做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儒家所强调的个人对他人念恩和善行实践的动机和反省批判的能力的“观功念恩”的教育思想，对于裨助当代青年人格的完善、情义的学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儒家教育思想精髓的现实意义。儒家教育思想的内容包含天人合德为理想，以仁义内在为动力来唤醒人的纯真本性，并从具体之生活来落实道德的实践，在实践当中亲自去体会，亲自去验证道德，以德行之自觉为进路来达到良知之自由。在如今高校只重视对学生道德理论灌输而忽视道德实践的情况下，儒家教育思想中追求“至贤至圣”的道德实践，对于我们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谦冲诚信”、“当仁不让”、“追求和谐”的理念充斥在儒家教育思想之中，很大程度上裨助我们克制内心与行动上的物质欲望，以致达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境界。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社会”不仅通过“福德合一”的道德智慧启迪了现代人的哲学智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助我们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的中庸之道与权变智慧，对我们处理现当代的种种现实社会问题给予极大的启示，其科学内涵与教育思想增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与弘扬。儒家“其善而从、不善而改”的见贤思齐的教育思想，使得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人们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

二、把握儒家思想精髓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延存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色彩以及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来裨助我们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不仅在思想、内涵、形式、方法上给予我们智慧的启迪，也直接或间接的贯彻在家庭、学校、组织所进行的教育之中，深刻且无形的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应当结合时代的特点，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科学内涵，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精髓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儒家思想的精髓增助人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树立，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逐渐流毒于当今社会，急需“臻于至善”的儒家精华洗涤人民的心灵引领我们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彼岸。儒家主张通过教育与修养让人们在黑暗现实之中发现人的本善，这也是孟子以人格修养为视点的论述，对于充斥着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当今社会，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主张“诚者，天之道”的孟子思想，具有世界伦理价值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主张“天人合德”思想的孔子，认为是人的“仁”彰显了天道天命的价值。“万世师表”的孔子认为我们不仅要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也要考量人民物质需求的合理满足，与孟子道德的产生不需要任何的物质基础的主张相比，极具科学和实践意义。主张“内圣外王”与“天下大同”的儒家，并没有忽视人民正常的物质需求而是把它限制在“一箪食，一瓢饮”的合理范围之内。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需要儒家“一箪食，一瓢饮”不堪其忧的思想治愈对物质欲极度追求的当今社会。诚然，灌输没有丝毫物质支持的“向善”道德思想，必然会成为空泛的道德口号，既无助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无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综合考量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一味牺牲个人利益满足国家集体的需要，“道德”必然难以深入人心，也不能增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生命观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论语》被奉为儒家思想精髓的经典，被历代引以为修身处事的凭借，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儒家思想中生命观的科学内涵，通过对儒家生命观的管窥汲取精髓，裨助人们树立正确生命观，增益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论语》中的生命观以“生活与处世”的内容最多，而“生存与生命”的内容较少。管窥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关注的是生命的意义，重视的是现世之事，在一定程度上也高扬了生命的价值。《论语》中这样写道：“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管窥这句话，我们可知儒家按部就班与循序渐进的做事要求。“经世致用”的孔子强调的是现世的价值，关注的是生存的意义，而过度的强调生死与命理必然是本末倒置的。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儒家生命观体现的不是对生命的轻视，而是追求在集体、国家、民族的危在旦夕之际能够挺身而出的至高道义，这种舍生取义的至高道德境界也凸显出儒家对生命的高度珍重。同样，“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凸显的也是这种至高的道义，儒家不仅单方的要求对“仁”的道德追求，管窥这种思想的背后是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要求与生命的珍重。以“未知生，焉知死”与消极以对的观点来诠释儒家关于死亡的哲思，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通过管窥孔子在祭祀中的谨慎与真情，也凸显了孔子对逝者的敬畏与生命的敬重。总括之，管窥《论语》中生命观可以发现，孔子虽然对死亡的概念未做深入的探索，但未对死亡的议题视而不见，通过谨慎积极的态度处理死亡祭祀的事宜表现出孔子超越命限的至高价值追求。通过管窥儒家“慎终追远”的谨慎态度以及对“立功”、“立德”、“立言”生命情操昂扬的追求，儒家将生命观最终回归到积极处理现实生活的努力之上，彰显生命价值的意义之所在。儒家生命观中凸显的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追求与生命的珍重，增益当代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裨助着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通过管窥儒家教育思想深刻挖掘其精髓对当代教育的意义，力求裨助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孔子教育原则总括之有四个方面，“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及“由博返约”。孔子在学习方法上采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各种不同方式使学习者能知行通贯。孔子认为只有深刻的把握受教者的特点，在教育上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科学全面的掌握受教者的心理特点，对于不同年龄段（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及不同职业（学生、商人、工人等等）运用不同的方法。管窥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对“启发诱导”这种教育方式的重视。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在从教者与受教者中要找到这样两个平衡点：第一，从教者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平衡点，既要保证从教者的主动权利又不能完全扼杀受教者的积极性；受教者积极性与自由性，既要保证受教者的积极性又不能无视从教者的主导作用。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深刻洞察到了人类的认识规律，科学的把握了学与思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极具参考意义。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既要求学生要博学多识又要求学生学习的知识面不能杂乱，深刻地洞察到知识广与深的辩证关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从教者与受教者都有很多的理论指导意义。在学习立场上，孔子要求学习者能够以虚心的态度自动自发努力地去学习，并应珍惜时间，有恒心的学习，不可操之过急，而是循序渐进的学习。孔子的学习观念讲求学思并重，尚立志，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以学习意义而言，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借着学习使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基于此，儒家在教育方法、内容等各个方面的精髓，都可以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三、儒家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

儒家思想精髓的实效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向教育的实效性上侧重，并充分考虑受教者的心理与生理特点，空洞的灌输难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发挥现代传媒技术的作用，例如：微信、QQ等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众采用多元化的教育避免呆板空洞的灌输。采用实效与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可以裨助受教者达到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儒家思想精髓的实践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思想的实践性在“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上抒发得淋漓尽致。管窥儒家“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的言论可见其对实践的重视，因此，应当着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道德实践能力，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让受众者可以自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完成自己的道德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受众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精髓的爱国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的圣人是积极入世的，具有兼善天下、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倡导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理念，梦想着建立一个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社会。孟子主张以集义养气的修养工夫培养出浩然之气，以养成大丈夫坚守善道、不为环境所左右的气度，最终在成德成物的实践中达成济世救民的终极关怀。孟子认为明善诚身的修养才能践行成圣，完成理想人格，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把握儒家“尊王攘夷”民族大义的思想精髓，对于增助当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发挥着重要作用，裨助着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伦理学[M].1989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

[2]唐凯麟:伦理学[M].2001年第1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

[3]杨伯峻:论语[M].2011年第1版.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7月.

[4]杨伯峻:孟子译注[M].2008年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6月.

[5]朱永新:中国教育思想史[M].2011年第1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

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2

摘要：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五四时期陈独秀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辩证的批判。本文针对陈独秀对孔教的界定、对儒家的态度以及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态度三方面分析了五四时期陈独秀的传统文化观。试厘清陈独秀辩证的传统文化观，有助于陈独秀思想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陈独秀，传统文化观，孔教，儒家伦理

林毓生教授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将陈独秀界定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有些绝对，故作此文以厘清五四时期陈独秀的传统文化观。研究陈独秀的传统文化观有助于对陈独秀思想的研究。我们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对处在转型期的文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五四时期陈独秀的传统文化观涉及的范围较广，笔者就五四时期陈独秀对孔教的界定、对儒家的态度及对中国传统伦理观的态度来分析陈独秀的传统文化观，并进行简要评价。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概念

广义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适应的制度的组织机构。”①传统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学界对传统文化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将传统文化定义为：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于清晚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这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②。孔教、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部分。

二、陈独秀的传统文化观

（一）孔教的界定

孔子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根源。陈独秀对孔教的界定可以算是其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起点与基础。

孔教不是宗教。“‘孔教’二字，殊不成一名词。中国旧说中，惟阴阳家言，属于宗教。墨家明鬼，亦尚近之。儒以道得民，以六艺为教。孔子，儒者也。孔子以前之儒，孔子以后之儒，均以孔子为中心。其为教也，文行忠信，不论生死，不语鬼神。”③陈独秀认为“宗教不离鬼神”。“凡宗教必言神，必论生死，此大前提未必有误。孔子不语神怪，不知生死，则孔教自非宗教。”④故孔教并不是宗教。

孔子并不是教主，而是哲学家、政治家。陈独秀在《人生真义》中道“第二是哲学家，象那孔、孟一流人物，专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一大道德家、大政治家，为人生最大的目的。”⑤陈独秀将孔子定位为哲学家、政治家。孔教与孔子思想的内包外延都不一样。陈独秀“非孔”并不是非孔子思想。

那究竟什么是孔教呢？孔教是以“三纲五常”为根本教义，以儒家经典学说为基础，是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日常生活习俗等各方面的综合体，是儒家思想与社会的体系，尤其以君臣大义、家国天下、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著称于封建社会。

（二）对儒家的态度

《礼记·乐记》中说道：“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⑥后来宋代著名儒者程颢、程颐概括为“存天理，灭人欲”。在儒家这种道德修养观的指导下，个人的欲望与自由都消失在“三纲五常”中。陈独秀对儒家的宗法制度更是痛恨。他认为儒家的宗法制度“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⑦此乃宗法制度之四害。

五四时期，陈独秀对儒家也不是全盘否定。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道“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⑧。陈独秀之反对儒家学说是反对那些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儒家学说。迫于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陈独秀对儒家学说的批判多于肯定。“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⑨新文化运动的需要，五四时期陈独秀对以孔教为主的儒家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三）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态度

伦理道德，“伦”、“理”合用，是指人们处理相互关系时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道”、“德”德合用是指人类的行为合于理利于人。一般情况下，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或者连称为“伦理道德”。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以“三纲五常”为根本。传统道德中“孝亲敬祖、尊师崇古、忠勇仁智、公信廉耻”等优良伦理道德，陈独秀并未反对。陈独秀所批判的是传统中的旧道德、旧伦理。“忠，孝，贞节，三样，却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中国的礼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闲，是礼教的大精神）滋长了中国人的虚伪（丧礼最甚）、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观。陈独秀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中道“中国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枯的现象（君对于臣的绝对权，政府官吏对于人民的绝对权，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权，夫对于妻男对于女的绝对权，主人对于奴婢的绝对权），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⑩

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的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故陈独秀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B11，主张抛弃阻碍社会发展的旧道德，提倡“自由”、“民主”等新道德。

三、结语

林毓生教授将陈独秀界定为“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主要是从他批判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的。陈独秀也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他自己也深谙传统文化有其合理成分。在五四时期他也辩驳过他所批评孔教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合理的孔子思想，而是残害人们心灵的借孔子之名的孔教。陈独秀在《答佩剑青年（孔教）》中道“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B12而儒家伦理又是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要激起“吾人最后之觉悟”不得不反对儒家纲常。五四时期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迫于新文化运动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新青年》[N].上海：群益书社.

[2]孙宏典、杜超、张桂枝编著：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3]《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

[4]张超.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传统文化观[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注解：

①《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

②孙宏典、杜超、张桂枝编著：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2卷第5号.

④陈独秀.答俞颂华（宗教与孔子）.《新青年》，第3卷第1号.

⑤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卷第2号.

⑥《礼记.乐记》

⑦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第1卷第4号

⑧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⑨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⑩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第7卷第1号.

B11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第1卷第6号.

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3

关键词：儒学与德育 儒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

Abstract: Confucianism thought has the huge influence to the Chinese nation， “practices moral culture”， “the benevolence”， “to engage in introspection”， “is prudent when alone” and so on similar content， if the rejection dregs， its reasonable essence to trains the middle-school student basically to live the criterion， to observe the daily social norm now the manner as well as the self-control education， without doubt has frontage， but beneficial help.

key word: Confucianism and moral education Confucianism thought Marxism

前言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在现阶段开展德育工作应当重视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的优秀内涵。

全社会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德育工作者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创新思维，充实和丰富中学德育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提高德育实效性。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指出：“德育工作是塑造学生心灵的工作”、“德育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中小学德育工作要在继承和发扬好传统、好经验的基础上，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赋予德育新内容和新方法。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的个性更复杂、更丰富多采。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道德完善。道德视野应当拓宽，举凡‘良心’、‘名誉’、‘尊严’、‘羞耻’等经常起作用和形成个性的概念都应当置于学生道德视野之内”。

考虑中学德育之于传统的链接，不难发现：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固然有其自身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优秀思想成份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的借鉴意义。且不论儒学思想的复杂性、长期发展史、完整的理论体系，单就其中“修”、“仁爱”、“礼仪”、“信”、“义”、“廉耻”、“忠”、“孝”、 “自省”、“ 慎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类似相关内容而言，如果剔除其阶级的功利色彩的糟粕，其合理内核对培养当今中学生基本生活准则、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自我控制的教育，无疑具有正面而有益的帮助。

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一定时期甚至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法。看不到儒学思想的贡献和局限以及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影响，是违反历史主义原则的。

总括起来，儒学思想有如下特点：1、崇尚礼义，主张以礼治国；2、儒家学派共同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和、中等；3、宗师孔子。等等。 鉴于我国传统儒学发展的历史跨度大、著述浩如烟海、学派纷争、命运沉浮等因素，本文以下内容论及儒学思想尽量选取最具有经典性、权威性的孔子儒学思想作为依据。孔子始创儒学，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侧重点在政治伦理。他的政治理想国思想的核心是“有道”。所谓“有道”有两个特点：其一、所有的人都按照礼制规定，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其二、不要使礼之“分”走向破裂和对立，社会道德规范基本一致。如，基本社会生活规范 、良好行为的养成及礼节、礼貌教育、守秩序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根据现实需要，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把传统的正确的价值观灌输给学生。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重视内容的形象性、故事性、生动性，多运用赞扬、对话、游戏手段等。与其给学生讲一千遍“谦让”的道理，不如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来得有效。除了课堂教学计划和讲故事外，还应该有幻灯片、电影、录音、录象以及其他活动形式，例如扮演社会角色、参观、考察、旅行等。这样才能符合青少年学生年龄心理特点、满足好奇心、增加生动性、寓教于乐。此外，学校应专门挑选在学校中威望很高，在学生中赢得普遍尊敬，训练有素、自身具有充分而坚定信念的教师担当德育教师。一方面，加强学科教育中德育工作的不足，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德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开展各种倾重于道德行为教育内容的活动。丰富学生生活、扩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良好思想品质、意志性格、生活情趣，培养学生民主态度、实践热情，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能力。活动的开展应该注意层次性，第一、重视培养学生基本生活习惯，自我控制力和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第二、在更广泛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中，强调自我探求精神、性格发展和生活观念的教育与培养。第三、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强调培养学生对待工作、学习、生活的正确、严肃的态度。制定严格而又有学校自身特色的校规校训，成立专门的风纪督导纠察工作组，从小处着手，优化学生文明行为规范。如，穿着校服进行团队活动等。

再次，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综治体系”。

如果学校是划一、僵硬、封闭的体制、就不可能形成学生健全健康的个性。而“考试第一”、“高压管理”会使这一问题更为恶化。家庭教育方面，一些现代父母们没有充分认识自我责任，或者对孩子过于溺爱，不重视对其进行基本生活习惯和教养的培育；或者不能满足孩子正当要求，造成青少年儿童的压抑感，不能使青少年儿童获得全面的发展。因此，要倡导提高家长素质，恢复家庭教育力量。此外、社会中一些不良风气、堕落生活方式、腐朽思想时刻污染着青少年儿童的心灵。全社会各部门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要把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健康的精神营养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当然，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虽然对我们的德育工作开拓新思路、充实新内容有所裨益，但毕竟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有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广大德育工作参与者要明确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

制教育、劳动教育和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逐步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

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4

一

儒家思想在前现代社会所居的正统、广泛、绝对的影响是和宋元以来王朝统治的支持推行、教育制度以及家族制度提供的社会基础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历代王朝赋予了儒学以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规定了儒家经典（包括宋明儒学的解释）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这种制度的建构是宋元以来儒学大盛的政治基础和教育基础。而家族宗族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乡治秩序是儒学根深叶茂的一个更深的历史社会基体。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儒家文化或儒教社会的整体。

但自19世纪中叶以还，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遭遇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冲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展了以近代资本主义为背景的工业文明的先进特长，古老的传统中国文明在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面前一败涂地，被迫变革。经过洋务运动到，近代自然科学及工艺制造已开始引进，近代西方合理主义的政治结构也已为先进知识人所介绍，清政府也开始渐进的改革。但甲午战争的挫折使得儒教中国的危机更加深重而未得缓解。19世纪末儒学的状况是，儒家的知识体系和政治制度受到了巨大挑战，但这种实质性的挑战并未在名义上指向儒家，儒学的制度性基础并未根本解体，儒学的危机尚未表现出来。

这种情况到二十世纪为之一变。本来在洋务运动后期，维新派在各地已经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即使在一些旧式学塾中，课程亦开始新旧并存。1899年清廷下诏废八股、诗赋，1901年清政府《兴学诏书》，正式要求全国广设学堂，这些已经是对传统科举服务、为制造儒生的旧式教育体系的根本挑战。由于自1899年来各地书院已渐改为学堂，至1905年传统“儒学”（学校）已无形中取消。更为决定性的是，1905年，清政府正式决定废止科举，规定所有学校除保留经学、修身之外，皆教授自然科学。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儒学在传统教育的地位终于完全倒塌了。

不过，1905年的《教育宗旨》仍特立“尊孔”一条，并规定学校在春秋入学及孔诞日应“祀孔”。这些措施及保留经学等，显然旨在谋求在改革中维持精神权威和伦理秩序，特别是孔子的伦理权威。但辛亥革命后，又对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加以革正。1912年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教育法令的的讨论，提出在法令中“去尊孔”，在学校中“废祀孔”，在课程中“删经学”，使得从小学到中学不再设置经科，儒家典籍作为整体被排除于教育之外。儒学不仅再不是教育的必要内容，更不是仕宦进身的必要途径，制造儒生的产业基础完全被消解。1 到辛亥革命后短短几年，儒学已整体上退出了政治、教育领域，儒学典籍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不复为知识人必读的经典，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二千年来第一次置身于没有“经典”的时代。

然而，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的退出，还不代表固有的孔子的精神权威的自然失落，还不等于儒家的伦理价值的说服力已彻底丧失。民初梁启超等人一面反对读经，一面仍主尊孔，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它们看来，孔子的道德教训乃是中国几千年立国的道德基础和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核心。2 因此，儒学虽然从政治和教育的领域中退出，但仍然保守于伦理、精神的领域。

但在梁启超主办的《大中华》上，虽然虽然提出了“孔固当尊，经不必读”，却也同时反对以尊孔复辟帝制，甚至出现了“改良家族制度论”的呼吁。几个月后创办的《青年》而后更名的《新青年》则更进一步以“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全面批判旧文化旧道德，新文化的锋芒直指孔子的精神权威和儒家伦理的价值，几乎就是一场批孔批儒的运动。陈独秀把儒家伦理归结为“三纲”，认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高倡“伦理革命”，3 实际是要革孔子与儒家伦理之命。易白沙以《孔子评议》为文，指摘孔子学术的弊病。吴虞更与鲁迅呼应，谓“孔二先生的孔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可”“盗丘之祸遗及万年”，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4 后来人们把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概括为“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新文化运动对文化与社会领域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近代中国的儒教兴衰史来看，新文化运动正是把辛亥革命前后放逐儒学的运动进一步推展到伦理和精神的领域。从废止科举到新文化运动不过十数年时间，儒学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格局中遭到全面的放逐，从中心退缩到边缘。

二

经过本世纪初二十余年，儒教文化已全面解体，经历过新文化运动，儒学在青年中更失去权威。但是，国民政府时代儒学的困境并未进一步发展，其原因是中山先生坚持以“四维八德”发展民族精神，赋予了传统儒学德目以新的精神。在南京建立政权后，也明确主张以“礼义廉耻”为立国之本。在1929年国民政府的《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明确指明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道德的教育内容。1934年蒋还推行过“新生活运动”，要求把礼义廉耻落实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对于传统道德的重要德目都给予了新的解释，同时又增入许多现代社会的公德。尽管新生活运动未能配合以推广知识教育和技术发展，在政治和农村土地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其成效有限，问题不少，但其社会伦理意义亦应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无论如何，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实践和社会运动在相当程度上自觉保留了儒家伦理的内容。5

值得注意的是，1937—1945的八年抗日战争中，政府、知识分子和全民对儒学的态度与民初相比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抵御外来的横暴侵略，国共两党、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动员各种力量来振奋军民的精神、意志，以反抗侵略。儒家伦理砥砺德行、变移风气、鼓舞士气、增益爱国心和树立自信心的功能，使得儒家伦理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精神资源和道德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也成为这一时期国共两党与知识分子的共识。1939年国防最高委员会颁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明确提出以“八德”为救国道德，“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共产党立即表示用拥护此纲领，号召其党员发扬、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6 儒家伦理道德学说既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各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抗战后国民政府建国方针所肯定的民族精神和根本德行。

早在民国初年，围绕宪法中是否应有尊孔条款及是否定孔教为国教，曾经历多次讨论，由于1915、1917年的两次复辟帝制都举出尊孔为旗号，最终使宪法中未能肯定儒教的地位，儒学未能取得政治上和国民教育上的指导地位。国民政府时代特别是抗战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种形式恢复了儒家伦理在国民精神与国民教育中的指导原则的地位，却无力使儒家原则在社会层面实现。1949年以后，情况又为之一变，儒家的命运在政治、社会、思想方面遭遇了一次更大的曲折。

国民政府时期虽未明确提倡孔子和儒学，但把儒家伦理的道德原则视为中华民族的固有德行，把四维八德作为中国立国的纲维，实际上是把儒家原则作为三民主义的根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明确宣布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儒学在大陆悄然从民国时代占有的舞台退出。七十年代与发动全国性的批孔运动，全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激进主义而更远过之，使孔子的精神权威荡然无存，儒家伦理在社会层面受到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破坏。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以后，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畸变，传统的官僚—教育制度的瓦解、军阀间的混战、乡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紧张、乃至国共之争，使得传统的农村社会传统的自组织功能遭到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土豪劣绅与功能低下的基层村保人员。梁漱溟曾想通过“乡村建设”恢复农村的礼俗机制并导入科学技术，以造成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但不可能成功。1949年以后，经过、合作社到，整齐地建立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的全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宗族的力量经和阶级斗争彻底分化，党的政策通过公社、大队、的行政和党的组织一直贯彻到村庄，社会组织的脉络上下打通，亲族之外，传统主义不复存在。尽管人与土地的技术关系未变，固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已起了根本的变化，造成了近代化的基础。除家庭之外，传统儒学在社会基层结构上也失去了依托。

三

列文森曾说：“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三社会开始解体之后，变成一片阴影，仅仅栖息在少数人的心底，无所作为地被象古玩一样珍爱着。”7 然而，儒家思想在近代化的社会是否仍有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并不完全依赖于前现代化社会的制度基础，如科举制以前儒学已经经历了千年发展的历史，又如日本有儒学但并没有科举制度。从春秋到六朝，儒家思想的存在并非以王朝的推崇为前提；在传统中国社会，宗族与宗法制也并非在每一时期或每一地区、每一阶层都占支配地位。尽管古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乃至政治制度的安排影响了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理论结构，但儒家伦理的价值具有超越特定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普遍性。所以，正如杜维明所说：“虽然从发生学上来看，儒家与农业经济、官僚制度、家族社会有密切关联，深深扎根于传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但既不能把儒学简单还原为家族主义、、反商主义，而且也不能认为社会根柢被摧毁，儒家思想就因此丧失了它作为人文关怀和伦理宗教的意义，这些关切和意义与现代世界仍然相关。”8

早在洋务运动后期张之洞已提出中体西用，他的解释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9 。可见他所谓中学为体室指治身心的传统伦理不必因在应世事方面学习西方而发生根本改变。与张一时先后的先进之士多是如此。帝制以后社会状况使得这种呼声更多，“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改，民彝无改”，事实上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康有为要求立孔教为国教的主要根据也是“又经大乱，纪纲扫地，法律全废，廉耻弃绝，道德衰蔽”，10 以对治转型时期的道德危机为己任。陈焕章的主张是：“孔教既废，人之道德心尽亡”“中国之道德，一言以蔽之，曰孔教而已矣。”11 与基督教面对“上帝死了”所发出的惊呼如出一辙。所以梁启超民初起草《大政方针宣言》明白地主张：“一面既尊重人民信教之自由，一面仍当以孔教为风化之本”。12 这些都是着眼于风俗教化而肯定儒家思想的积极面。后来在宪法草案的讨论中，孔教方面也仍集中于主张在宪法中明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3

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文化论争，围绕儒学发生的争论，从所谓“保守主义”的方面来看仍在坚持儒家道德伦理的适用性上。章士钊的所谓新旧调和论继续张之洞以来的主题，要“物质上开新，道德上复旧”，14 这并非反对个性独立解放，而是着眼于社会正常伦理秩序的维持。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也反复强调，科学之新学并不能解决人生与道德的问题，内心修养的精神文明“唯在新宋学之复活”。15 杜亚泉在陈独秀的猛烈抨击下仍然坚持：“确信吾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心者”。16 特别是，他们对西学有相当多了解，政治和社会改造方面的主张决不能说是保守的，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伦理革命、儒教革命始终加以反抗。

不仅如此，一般看来对伦理关切似不显著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往往包含着这个方面。梁济1918年自杀时人多谓以殉清之故，但他自己已说明：“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这里的“所学”当即指传统伦理而言。他的自杀乃是要以一死以警醒世风。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时清华校长称：“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但吴宓则说：“若夫我辈素主维持中国礼教，对于先生之弃世，只有敬服哀悼而已”。17 稍后陈寅恪所撰挽辞序更说：“吾中国文化之义具于白虎通三纲五常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18 饱受西方教育的吴宓与陈寅恪所钟情的“礼教”“三纪纲五纪”显然是指普遍性的儒家伦理原则和价值理想。在道德生活的态度上，偏于西化的知识分子亦不例外，傅斯年1929年曾承认，虽然在思想方面已完全西洋化，但这这并没有妨害他在安身立命方面仍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所说的安身立命之处显然也是就伦理准则和人生态度而言。19 而以“新文化，旧道德”著称的胡适又何尝不是如此。

民国时代的主政者与正统派知识分子在兼求道德性与现代性方面是一致的，孙中山赋予“八德”以新的解说，如忠于国、忠于民、始终不渝、博爱守仁等，很注意对传统道德的发扬，故蔡元培认为孙中山是“一方面主张学习外国之所长，另一方面主张恢复固有的道德与智能，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20 孙中山死后的国民政府更明确把四维八德列入《教育宗旨》，主张赋予五伦新的涵意而继续其精神。后来《中国之命运》一面认为工业化为中国之急需，另一面在文化上主张保守道德伦理精神，与冯友兰、贺麟的看法相一致。冯友兰在抗战初所写《新事论》中，一方面主张工业化为中国通向自由之路，另一方面认为传统道德中“不变的道德”仍可用来组织社会和调节精神生活。他说：“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的，现在所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则‘中体西用’这个话是可说的。”21 贺麟的主张在四十年代的新儒学中最富文化意味，他不仅着力结合现代生活重新阐释三纲和五伦，对新文化运动对宋儒理欲之辩的抨击给予了哲学家的辨析，他主张吸收西洋哲学、宗教、艺术以发挥儒家的理学、礼教和诗教，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他甚至提出“以儒家文化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的口号。22 从民初到抗战结束的这些呼声，决不表示这些思想家企图全盘搬用先秦或宋明儒家的道德来解决近代文化危机中的道德衰落，对传统道德伦理根据时代加以调整、批判、补充对这些饱学中西的学者来说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内的刘少奇在30年代末提倡道德精神与修养时，自然地和无可避免地大量援用了儒家文化的资源，这使得他的书 50—60年代得到青年及大众的高度认同，甚至使其影响在60年代前期一度超过。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积极致力于肯定和阐扬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的学者中，多数基于强烈的人文道德关怀而有见于儒家道德资源的现代意义。近年来政府方面致力改革和主管经济、贸易、教育的领导人也开始务实地注意到这一点。所有这些都说明，现代对于儒家思想的有分析的肯定并不是出于对社会改革的排斥，而是出于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伦理秩序的破坏的关注和对儒家德性伦理普遍价值的认知。

正因为儒学的价值世界与现代世界的相关性并没有因传统社会的巨变而消失为无，也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儒学仍然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而社会每处于道德危机时对传统价值的呼声愈高。所以辛亥以后，不仅有康有为等坚持孔教，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梁漱溟这样要为孔子作发挥的人。四十年代贺麟对儒家礼教和三纲五伦的诠释和张扬，在五四时代是很难想象的，而冯友兰不仅在四十年代不反对“中体西用”，在五十年代依然坚持主张“抽象继承”的意义。有关儒家价值体系的争议一直是文化论争的中心之一。不仅五四前后是如此，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化热的中心课题依然是如此。而理解这一现象，现有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模式，无论是“革新与复古”“启蒙与救亡”“激进与保守”都尚未能恰当地应用于二十世纪的儒学论争，对理解二十世纪儒学论争的深刻根源多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文化认同”或“文化心理结构”的提法注重文化心理而忽略了客观性的社会需求。事实上，如果仔细体察20世纪处于弱势而始终不屈的维护儒学价值的呼声，便可理解，儒家伦理所以在近代社会转型后仍每每处于焦点话题乃是理有必然的，其必然性即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以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

因此，二十世纪历程中儒学价值的不断被肯定，本质上并不是所谓后殖民话语在中国的一种表现，更不是什么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话语或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肯定，23 而是理论上对多元文化价值的肯认和实践上对现代化过程的治疗，是对价值理性深切关怀的表达，对理想人生与理想人格锲而不舍地追求的体现，在中国还是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要求。同时也是对启蒙叙事的道德的人文反思。

四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表明，儒学的危机除了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基础之改变外，主要来自于国人在功能坐标中判定儒学不能富国强兵、救亡自强，以及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潮影响下已不再认同儒家伦理的价值。因此，二十世纪儒学的危机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危机、价值信念的危机。从这个观点来看，像马一浮、熊十力、冯友兰等人的现代儒家哲学，虽然在学术和哲学层面可以看作儒家在现代文化中的存在，但马、熊、冯等未真正面对五四以来儒学的文化的危机。他们的哲学是在五四以来激进主义反孔运动的遗产未得清理的情况下，在民族危机特殊时代的氛围中产生的。而儒学的文化危机则本质上是“近代化”所带来的，只是抗战使得这一根本主题暂时淡化而已。因此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批判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儒学及其价值传统在近代化社会文化中究竟有无意义，这些问题不解决，儒学就只能存活在少数思想家的头脑之中，不能落实在社会文化的空间与个人的精神人格，而无法改变反传统主义和反儒思潮带来的社会失序与价值混乱，这也正是我们不仅在八十年代经历而且九十年代仍然面对的儒学的困境。而这不仅是儒学的困境，也是中国文化的困境。

因此，“作为哲学的儒学”，不同于“作为文化的儒教”，前者是学术思想的存在，而后者则是社会化、制度化、世俗化的整合的文化形态。马、熊、冯及近年在大陆研究介绍较多的当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相当可观，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哲学的儒学”在二十世纪不仅不能说是衰微，反倒可以说是较为活跃的。但是这样一种儒学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与宋元以来的儒学根本不能相比，这除了制度性的基础已经不同之外，主要原因是缺少“作为文化的儒教”以为基础。而由于知识分子拒绝儒家价值，民众及青年缺乏稳定的道德权威和价值信念，无法形成“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统一的国民精神，文化病症与道德危机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变得越来越严重。

因此，拨除中国近代因习用富有岐义的“体用”概念造成的讨论上的混乱，就现代化过程中主体应当或是否需要从传统保留什么、从西方吸取什么来看，20世纪造成有关儒学的论争的最强有力的根源，可以说始终围绕在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与伦理秩序和人生理想的问题。无论佐久间象山“东洋道德西洋艺”，或张之洞“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乃至前述冯友兰、贺麟的思想，都决不是一种文化情感上的对传统的怀恋，而是基于对传统道德性之普遍性格的信念及对现代化经验对道德害之提防。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或道德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并不在要不要社会改革，要不要吸收西方近代文明。而是，文化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求彻底摈弃传统以拥抱市场工商业、城市文明、个人主义、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竞争性、功利主义等为内容的现代性。而所谓保守主义则始终认为科学、民主、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都不能自发产生公民道德或导致共同体的伦理秩序，不能满足人生价值的需要，并认为近代社会抑制不力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适足以危害群体生活和社会道德。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要素，但实存的现代社会并不能仅靠现代性而存在。近代以来主张正面理解儒学价值呼声一致认为，现代社会中公民道德与伦理秩序的维护和贞定决不能采取反儒批孔的方式，必须守护价值传统和道德权威，从而体现为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对儒学普遍性道德价值的肯定和呼唤。这一切是在哲学层面上发展儒家哲学的社会—文化的基础。

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妨碍正确理解儒学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的力量，不仅来自于自由主义对儒学的激进否定，极左的假马克思主义在近几十年的批判儒学的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批判在批林批孔时代的提法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和充分。而批林批孔时期的极左文化观在后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以至其影响在今天仍可常常看到它的表现。如果说80年代的全盘反儒思潮主要来自于以自由主义为背景的文化激进主义，而90年代中期，一个正在兴起的、小规模的批儒运动主要来自教条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孔子学说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孔子的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应该是批判性的否定关系，把儒学仅仅看成一种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对立起来，用虚幻的手法提出“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从‘国学’中可以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么未免太迂腐了”，“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摈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24 教条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无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体性，无视民族利益和民族前途，无视历史转型中的现实困难，假意识形态的威权，把赞成正确理解儒学和要求善用传统资源以对治现实问题的主张扣以“复古主义”的帽子，企图以政治化的话语打击不同的学术意见，这无疑是90年代改革开放潮流中的一种倒退的表现。同时，也可看出，在把儒学视作“农业文明”、“专制意识形态”方面，教条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是是受同一种启蒙话语所支配的。

儒学并未死亡，它在离散之后作为文化心理的传统仍不自觉地以隐性的方式存寓于文化和人的行为之中。但是也正是因为它是支离的、隐性的，其表现便不能整全和健康，当前中国世态与文化的病症悉由于此。只有在去除儒学不合时代的内容的同时，理直气壮地正面肯定其对于现代社会生活有价值的精神和原理，使之合法化地作用于国民教育和文化建设，才能重建统一的国民道德与稳健的国民精神，走向合理的现代社会。而排除政治化的干扰，克服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和片面的启蒙心态，辩证地理解道德性与现代性的互动，在文化层面纠正种种对儒学的偏见，是健康发展儒学积极精神的基础与前提。

注释：

1．参看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下册，第六编，商务，1938年。

2．参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复古思潮平议》，分载1915年《大中华》一卷二期、七期。

3．陈独秀：《复辟与尊孔》，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

4．见其《说孝》等，载《吴虞文录》，亚东图书馆1929。

5．参看宋仲福等著：《儒学在现代中国》，第206页，中州古籍，1991年。

6．中共中央书记处1939年4月《关于精神总动员的指示》，引同上书。

7．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命运》，此处译文用自杜维明《探究真实的存在》。

8．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

9．张之洞：《劝学篇》，大连出版社1990。

10．康有为：《中华救国论》，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选》下册，中华1981。

11．《民国经世文编》卷四十，上海经世文社编。

12．同上卷二。

13．见1913年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草案19条。

14．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东方杂志》，16卷11号。

15．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亚东1923。

16．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14卷4号。

17．见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321、322页。

18．引自《陈寅恪诗集》页10，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19．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胡适的日记》1929年，中华书局1985年。

20．蔡元培：《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蔡元培全集》第六卷，中华1985。

21．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22．贺麟：《文化与人生》，页6—17，商务印书馆，1988。

23．以儒学为全球资本主义话语，见阿里夫·德里克：《似是而非的孔夫子：全球资本主义与儒学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3（1995．11），页158—183。

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5

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其中“修身”、“仁爱”、“自省”、“ 慎独”等类似内容，如果剔除糟粕，其合理内核对培养当今中学生基本生活准则、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自我控制的教育，无疑具有正面而有益的帮助。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在现阶段开展德育工作应当重视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的优秀内涵。

全社会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德育工作者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创新思维，充实和丰富中学德育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提高德育实效性。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指出：“德育工作是塑造学生心灵的工作”、“德育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中小学德育工作要在继承和发扬好传统、好经验的基础上，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赋予德育新内容和新方法。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的个性更复杂、更丰富多采。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道德完善。道德视野应当拓宽，举凡‘良心’、‘名誉’、‘尊严’、‘羞耻’等经常起作用和形成个性的概念都应当置于学生道德视野之内”。

考虑中学德育之于传统的链接，不难发现：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固然有其自身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优秀思想成份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的借鉴意义。且不论儒学思想的复杂性、长期发展史、完整的理论体系，单就其中“修”、“仁爱”、“礼仪”、“信”、“义”、“廉耻”、“忠”、“孝”、 “自省”、“ 慎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类似相关内容而言，如果剔除其阶级的功利色彩的糟粕，其合理内核对培养当今中学生基本生活准则、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自我控制的教育，无疑具有正面而有益的帮助。

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一定时期甚至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法。看不到儒学思想的贡献和局限以及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影响，是违反历史主义原则的。

总括起来，儒学思想有如下特点：1、崇尚礼义，主张以礼治国；2、儒家学派共同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和、中等；3、宗师孔子。等等。

鉴于我国传统儒学发展的历史跨度大、著述浩如烟海、学派纷争、命运沉浮等因素，本文以下内容论及儒学思想尽量选取最具有经典性、权威性的孔子儒学思想作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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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始创儒学，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侧重点在政治伦理。他的政治理想国思想的核心是“有道”。所谓“有道”有两个特点：其一、所有的人都按照礼制规定，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其二、不要使礼之“分”走向破裂和对立，社会道德规范基本一致。如，基本社会生活规范 、良好行为的养成及礼节、礼貌教育、守秩序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根据现实需要，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把传统的正确的价值观灌输给学生。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重视内容的形象性、故事性、生动性，多运用赞扬、对话、游戏手段等。与其给学生讲一千遍“谦让”的道理，不如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来得有效。除了课堂教学计划和讲故事外，还应该有幻灯片、电影、录音、录象以及其他活动形式，例如扮演社会角色、参观、考察、旅行等。这样才能符合青少年学生年龄心理特点、满足好奇心、增加生动性、寓教于乐。此外，学校应专门挑选在学校中威望很高，在学生中赢得普遍尊敬，训练有素、自身具有充分而坚定信念的教师担当德育教师。一方面，加强学科教育中德育工作的不足，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德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开展各种倾重于道德行为教育内容的活动。丰富学生生活、扩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良好思想品质、意志性格、生活情趣，培养学生民主态度、实践热情，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能力。活动的开展应该注意层次性，第一、重视培养学生基本生活习惯，自我控制力和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第二、在更广泛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中，强调自我探求精神、性格发展和生活观念的教育与培养。第三、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强调培养学生对待工作、学习、生活的正确、严肃的态度。制定严格而又有学校自身特色的校规校训，成立专门的风纪督导纠察工作组，从小处着手，优化学生文明行为规范。如，穿着校服进行团队活动等。

再次，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综治体系”。

如果学校是划一、僵硬、封闭的体制、就不可能形成学生健全健康的个性。而“考试第一”、“高压管理”会使这一问题更为恶化。家庭教育方面，一些现代父母们没有充分认识自我责任，或者对孩子过于溺爱，不重视对其进行基本生活习惯和教养的培育；或者不能满足孩子正当要求，造成青少年儿童的压抑感，不能使青少年儿童获得全面的发展。因此，要倡导提高家长素质，恢复家庭教育力量。此外、社会中一些不良风气、堕落生活方式、腐朽思想时刻污染着青少年儿童的心灵。全社会各部门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要把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健康的精神营养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当然，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虽然对我们的德育工作开拓新思路、充实新内容有所裨益，但毕竟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有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广大德育工作参与者要明确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

制教育、劳动教育和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逐步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

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6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在现阶段开展德育工作应当重视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的优秀内涵。

全社会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德育工作者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创新思维，充实和丰富中学德育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提高德育实效性。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指出：“德育工作是塑造学生心灵的工作”、“德育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中小学德育工作要在继承和发扬好传统、好经验的基础上，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赋予德育新内容和新方法。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的个性更复杂、更丰富多采。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道德完善。道德视野应当拓宽，举凡‘良心’、‘名誉’、‘尊严’、‘羞耻’等经常起作用和形成个性的概念都应当置于学生道德视野之内”。

考虑中学德育之于传统的链接，不难发现：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固然有其自身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优秀思想成份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的借鉴意义。且不论儒学思想的复杂性、长期发展史、完整的理论体系，单就其中“修”、“仁爱”、“礼仪”、“信”、“义”、“廉耻”、“忠”、“孝”、“自省”、“慎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类似相关内容而言，如果剔除其阶级的功利色彩的糟粕，其合理内核对培养当今中学生基本生活准则、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自我控制的教育，无疑具有正面而有益的帮助。

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一定时期甚至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法。看不到儒学思想的贡献和局限以及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影响，是违反历史主义原则的。

总括起来，儒学思想有如下特点：1、崇尚礼义，主张以礼治国；2、儒家学派共同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和、中等；3、宗师孔子。等等。

鉴于我国传统儒学发展的历史跨度大、著述浩如烟海、学派纷争、命运沉浮等因素，本文以下内容论及儒学思想尽量选取最具有经典性、权威性的孔子儒学思想作为依据。

孔子始创儒学，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侧重点在政治伦理。他的政治理想国思想的核心是“有道”。所谓“有道”有两个特点：其一、所有的人都按照礼制规定，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其二、不要使礼之“分”走向破裂和对立，社会道德规范基本一致。如，基本社会生活规范、良好行为的养成及礼节、礼貌教育、守秩序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根据现实需要，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把传统的正确的价值观灌输给学生。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重视内容的形象性、故事性、生动性，多运用赞扬、对话、游戏手段等。与其给学生讲一千遍“谦让”的道理，不如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来得有效。除了课堂教学计划和讲故事外，还应该有幻灯片、电影、录音、录象以及其他活动形式，例如扮演社会角色、参观、考察、旅行等。这样才能符合青少年学生年龄心理特点、满足好奇心、增加生动性、寓教于乐。此外，学校应专门挑选在学校中威望很高，在学生中赢得普遍尊敬，训练有素、自身具有充分而坚定信念的教师担当德育教师。一方面，加强学科教育中德育工作的不足，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德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开展各种倾重于道德行为教育内容的活动。丰富学生生活、扩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良好思想品质、意志性格、生活情趣，培养学生民主态度、实践热情，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能力。活动的开展应该注意层次性，第一、重视培养学生基本生活习惯，自我控制力和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第二、在更广泛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中，强调自我探求精神、性格发展和生活观念的教育与培养。第三、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强调培养学生对待工作、学习、生活的正确、严肃的态度。制定严格而又有学校自身特色的校规校训，成立专门的风纪督导纠察工作组，从小处着手，优化学生文明行为规范。如，穿着校服进行团队活动等。

再次，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综治体系”。

如果学校是划一、僵硬、封闭的体制、就不可能形成学生健全健康的个性。而“考试第一”、“高压管理”会使这一问题更为恶化。家庭教育方面，一些现代父母们没有充分认识自我责任，或者对孩子过于溺爱，不重视对其进行基本生活习惯和教养的培育；或者不能满足孩子正当要求，造成青少年儿童的压抑感，不能使青少年儿童获得全面的发展。因此，要倡导提高家长素质，恢复家庭教育力量。此外、社会中一些不良风气、堕落生活方式、腐朽思想时刻污染着青少年儿童的心灵。全社会各部门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要把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健康的精神营养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当然，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虽然对我们的德育工作开拓新思路、充实新内容有所裨益，但毕竟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有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广大德育工作参与者要明确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

制教育、劳动教育和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逐步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

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7

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国文化，早在晚明清初即已开启其由传统而向近、现代转化的历史闸门。但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及其所实施的野蛮的种族歧视和文化统治，使得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进程未能以自发式形态一线顺畅展开。迨至道、咸之世的早期启蒙思潮再兴，戊戌年间启蒙思潮由“早期启蒙”阶段向“近代启蒙”阶段的发展，标志着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又一次启动了起来。尽管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胜于晚明清初，但这时的中国已经遭逢到亘古未遇之巨敌——在近代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近代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一经产生就有着规范其他地区、国家或民族发展路向的特性。它凭借着先进的科技成就、廉价的商品、雄厚的经济实力、血与火的掠夺，将自己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等强制性推向全世界，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而如以道德评价标准来看，这带给西方社会的是福音，留给其他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却是灾难：土地被抢占，财富被掠夺，有的连国家也丧失了，陷入殖民地境地；……中华民族即因西方的入侵及与之相伴随的近代西方文明的无情冲击而承受到深重的灾难，不仅破坏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秩序，而且扰乱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发展路向的理性选择，使得本已迭经坎坷的中国文化近（现）代化进程更加步履艰难。

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何以未能经受得住西风美雨的冲击？中国文化有无自身的价值；倘有价值，其发展前景又将如何？究竟应该怎样应对扑面而来的近代西方文明，并在完成救亡图存重任的同时，谋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身身的发展？以及为什么中国专制主义文化具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怎样才能彻底清除专制主义的文化土壤？应该如何评价既明显具有优势、又显然存在诸多弊端的近代西方文明？中、西文化能否交融；如有交融之可能，又怎样使之得以实现？与西方文化交融、会通后发展起来的新型而又保持着自身民族特质的中国文化，在未来人类文明中处于何种地位？……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部摆在了为中国前途而思考和奋斗的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者的面前。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其代表哪一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意愿，无论其有着怎样的学术背景、心路历程、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只要其关注中国的前途命运，就必然会思考这些问题，并依据其自己的方式、从各自的立场或角度作出一定的回应。

“五四”启蒙知识群体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颇有代表性意义。兹仅评述三点：其一，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采取简单化的全盘否定态度。“五四”启蒙先贤中虽曾有人试图阐发中国文化传统之精义，探寻中西文化融汇的途径，但随着反传统呼声日烈，这种探寻在他们那里渐近销声匿迹，而几欲连根拔除式的反传统呼声则成为主潮。不但孔家店必须打倒，极端者更倡言汉字、线装书、国画、中医、武术、京剧等一切固有文化均在必须废弃之列，甚至说：“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传统文化的唯一价值，便是其能如死人之于医生一般的为我们提供“病理学上的好材料”。（2）如此激烈，确为人类文化史上罕见，正如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所说：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历史中，“从未出现过象中国五四时期那样的在时间上持续如此之久、历史影响如此深远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3）这种对于传统摧毁性的批判、反对、否定，并不是依据于学理，而另有其现实 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尊孔复古逆流，特别是针对北洋军阀统治集团利用这股逆流对新思潮横加镇压而发出的逆反性抗议。并且，这种反传统思潮所以能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激起相当广泛的回响，也正因其与他们对黑暗腐败的统治集团和以安福系为代表的无聊文人政客们的普遍愤慨情绪相吻合，从而获得强烈的共鸣效应。然而，以现实政治的批判为目的的反传统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对传统深刻反思基础上的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批判。有趣的是，启蒙先贤多把这种主要基于政治背景的广泛回应视为他们所鼓倡的以“打倒孔家店”为表征的反传统思潮取得了真正的全面胜利。不过，事实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虽盛极一时，孔子思想、儒学传统对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深刻影响却依然如故，就连启蒙先贤自身也在许多方面体行着儒家伦理。我们固然应该充分肯定“五四”启蒙先贤们在中国历史上破无荒地第一次向束缚中华民族迈进现代社会的老朽文化发起勇猛而又全面攻击的功绩，但也应看到，他们那种简单的全盘反传统的思想主张，终因其不能在中国现实土地上付诸实践而迟早会成为促使热血青年产生幻灭感的催化剂，更难在普通民众中产生积极的导向效应。其二，与对待传统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相适应，“五四”启蒙先贤们把全面移植西方文化视为革新中国的唯一出路。胡适自不待说，陈独秀也断言：“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采用西洋的新路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4）他们以新与旧、是与非的绝对价值标准来评判中、西文化，倡言：“‘国新’不妨和‘欧化’雷同”，（5）即使“极端的崇外都未尝不可。”（6）循此思路，他们自然得出中国“非走西方的路不可。”（7）这种激烈的主张，固然是从期盼中华民族早日实现现代化的爱国之情出发的，但由于中、西社会与文化的具体条件不同，中国不可能完全承袭西方的发展路数。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本非单线式的一元化发展，而是多元化、多样式、多路径地发展起来的。所以，无论在理论上，或者是在实践上，全面移植西方文化、完全“欧化”、“极端的崇外”以革新中国的主张都不可能在中国现实土地上真正付诸实践。这就使“五四”启蒙先贤们的文化思想虽在青年知识群体中收振聋发聩的一时效应，而最终却还是因其非现实性而成为促使热血青年产生幻灭感的催化剂，更不可能在工农大众中引起共鸣的回响。其三，他们十分缺乏如何使自己的启蒙文化思想同普通民众、特别是工农大众从切身利益出发产生的呼声有机汇合的自觉意识。“五四”启蒙先贤们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个人尊严、个人权利等等近（现）代意识非常浓厚的要求，固然都是关系到中国如何走向现代社会的重要问题，但当时主要是富于敏感性的青年知识群意识到这些问题 的迫切性，而启蒙先贤们的呐喊、呼吁也主要面向着这一人群。不幸的是，当时这个人群不仅十分狭小，而且其成员也不能一概而论，这群人中，“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8）这就使“五四”先贤们的启蒙主张很难得到甚至包括青年知识者们在内的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陈独秀对此曾深有感叹）。当然，说他们根本没去做这种探寻也不公正。以鲁迅为杰出代表的一部分启蒙先贤深切意识到，若无广大民众的响应，任何发动革新社会、再造文明的壮举的猛士精英都难免会象夏瑜那样在未曾唤起社会觉醒之前就被黑暗的社会吞噬。鲁迅怀着哀其不幸而又怒其不争的挚烈情怀，力图寻求到一条促使阿q、祥林嫂们觉醒起来的途径，并为之而为世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佳品。但怎样才能达到目的？鲁迅的结论是必须根本改造由历史凝结在民众心底的国民性——奴性。可是又应如何去改造呢？不认真研究现实大众的文化心态，不顾及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需求，仅仅依凭着一枝挚诚而沉重的笔去猛烈鞭挞就能改造国民性，使中国大众由传统人转化而为现代人吗？

为了回应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下累积着的那些问题，也是深受着现实中由“五四”启蒙者们鼓倡而成的全面、激烈的反传统思潮的刺激，另种类型的知识者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之奈何”的担当，以接续民族历史文化命脉的使命意识，从文化保守主义的学理立场进行着思考、探寻和努力，由此而有了现代新儒学的出现。现代新儒学的出现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积极回应。新儒家敏锐地提出，民族危机的实质是文化的危机。循此理路，他们省察了中国近现代由对中国文化物质层面的否定而到制度层面的否定、再进而到精神文化层面否定的逻辑进程，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西化”论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路线，其实这无助于消解或拯救民族危机，反而会因民族自信心的丧失而使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他们据此对“西化”论的思想逻辑及其文化主张进行尖锐批评，并且，不仅针锋相对地大力阐扬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正面价值，而且明确提出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物质文明程度的高低不足以作为现代化量度的观点。

现代新儒家绝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者，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中客观存在着的消极面也有着深刻认识和很多批评。他们也不是文化闭锁主义者，而是既主张了解、接受、吸纳西方化，又要否弃其病态。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充满怀疑与失望之情。堪称现代新儒学先驱者之一的梁启超曾很形象地写道：

一百年的物质进步，比之从前三千年所得还要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象沙漠中失落的旅人，远远望见一个大黑影，拚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9）

这种失落的心态，又使现代新儒家坚信中国以“全盘西化”的方式谋求现代化是绝难行得通的。他们把中国近代以来国内政局的混乱及黑暗状况都归结为“西化”所致，并认为这同时也意味着民族文化精神的沦丧。尤其在内忧外患愈烈的民族危机关头，他们的这种思想更显强烈。这样的情绪和思想的产生与存在，有其客观依据。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自有其内在矛盾和种种固有弊端，这姑置不论，而仅就近代以来中、西接触交往的经验来说，欧风美雨的袭击曾迫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真诚地把西方当作老师，但结果老师又总是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毒打、残虐着学生。所以，“中国人民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1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10）明乎此，我们才能够同情性地理解当年曾十分真诚并了全副心力介绍西学的严复，何以晚年会同样十分真诚地说：“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中国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鄙人年将七十……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11）至于现代新儒家更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把贞定民族文化意识，挺立起民族的主体精神作为唯一的思想进路。在他们看来，这是拯救危亡的唯一途径。

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深厚根底和自觉体认，这对于现代新家来说是自然之事。同时，他们也关注着域外文化，吸纳着西学，不过，引起他们高度兴趣并进而予以认同的，主要是西方人文主义。西方人文主义思潮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一种表现形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庞大而又日益萎缩的个人生活世界的分裂，以及科技文明日益显露成就的现实世界与人类生存日益面临困境的价值世界的分裂。显然，这同现代新儒家盯视着物质财富的积累与精神危机的加深之状况，而对于人生存的意义、人的价值等高度关注的致思方向完全吻合。所以，当诸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具有人文主义意义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时，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无不欢欣鼓舞，并立即将之作为其民族主义依傍的力量，西方非理性主义对于人之个性的强调遂成为他们强调世俗特性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当然，西方人文主义所表述的内容与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的观点也有不同，如前者注重非理性，后者却更多地从心理、意志方面表述着理性的内容；前者否认伦理主义、理想主义的作用，后者却持守着与之恰恰相反的观点。如此等等表明：通过强调人之“理性”以弘扬民族文化意识，充溢着强烈的理想，高擎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巨帜，这正是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质。

关于现代新儒家及其代表性的人物，李泽厚论曰：大体说来，“在辛亥、五四以来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和学术土壤上，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罗素、康德、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除了马列哲学的中国化之外，在现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比较具有传承性特色和具有一定创造性的，就只能数‘现代新儒家’了。只是比起马列来，他们的力量、影响、作用和对时代的贡献确乎渺不足道。”“现代新儒家中，真正具有代表性，并恰好构成相连接的层面或阶段的，是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四人。钱穆、徐复观基本上是历史学家。张君劢、唐君毅虽属哲学家，但他们的思想及体系相对来说庞杂无章，创获不多。熊、梁、冯、牟却各有某种创造性，且思辨清晰，条理井然。”（12）青年学者、山东大学哲学系的颜炳罡教授则依据其自身的研究，提出“看一个学者是不是当代新儒家主要有两条：一是看其是不是一位真正的儒者，二是看其是否对儒家义理在当代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前者儒的方面，后者是新的方面；前者是本质，后者是这一本质的具体展现。这两方面缺少了任何一面就不能算是当代新儒家。”他据之申论道：“当代新儒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流派，究竟谁是当代新儒家并不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感情和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研究对象的生命格调和文化企向。作为当代新儒家，首先他应是一位真儒，切实契合古圣往贤的生命智慧，视儒学为自己文化生命的归宿；其次在儒学面临生死考验的时代，能够继往开来，在儒学向现代形态的转进中作出独特的贡献。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唐君毅的贡献则表现在道德理想与人文精神的重建上，牟宗三是当代新儒家的集大成者，由他才真正完成了儒学向现代形态的转进，他是当代新儒家的典范。”（13）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新儒学已经历了三期发展，兹综合有关资料并结合个人之见，对之简单述论于下：

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是第一期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当以反传统成为时代主潮时，梁漱溟率先倡言要走孔家的路，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他一生始终恪守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既以强烈的救世意识时刻关切着芸芸众生的超拔大事，又怀着“王者师”的使命时刻关切着民族国家的兴衰荣辱与未来走向，体现出比较典型的中古传统“圣人”式的品性，以至被美国汉学家艾恺誉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者”。张君劢既具深厚的国学根底，又对西方哲学深有研究，并能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从而以其独特的学术贡献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基础。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而颇有功勋的熊十力，因有感于“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并看到“福乱起于众昏无知，”遂立志“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他一度潜心佛学，后转归于儒，以《易》生生不息的动态思想为基础，承继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一系的儒家心学，又参之以王夫之道器不离观和辩证思维方式，创构起以“人本”、“动态”、“感性”为基本精神的新儒学思想体系。熊氏的这一思想体系，对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有着思想导向和理论示范性意义，故而被当今的研究者称之为承继又超越了宋明理学，而成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人”。

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是第二期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冯友兰是现代新儒家队伍里比较特殊的人物。他既受惠于陆王心学，又得益于程朱理学，从而以“接着”宋明道学的方式展开其新儒学思想理论体系。与梁漱溟、熊十力注重直觉有异，他强调理性，对儒学传统作纯逻辑化的义理诠释。1949年以后，他的思想发生明显变动，由现代新儒家转而成为儒家思想的批判者，但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又有明显的回归早年思想的倾向。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多不认同冯氏思想，甚至对之颇有微辞，但冯友兰作为一位具有理论创造力的智者在现代新儒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仍是毋容轻否的。贺麟并未像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那样以系统的形式展示其思想，甚至没有一部专门阐述自己新儒学思想的理论著作，其思想主要散见于刊发在各类刊物上的论文之中，故而在思想文化界既未产生过梁漱溟那样的轰动效应，也没能像熊十力那样赢得现代新儒家后学们的尊崇，但他一生精神生命上始终持守着基本的立场和观点，学说上有着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而且，他不仅立足于现时代，会通中、西，对儒家心学传统做出别开生面地阐发，建构起具有现代意识的唯心论体系，更首次提出“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命题，并对其之前的现代新儒学予以总结性的评论。这就使其在现代新儒学发展过程中有了独特意义。钱穆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少有的史学大师。他不是用深奥的哲学语言来表达其思想，而是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儒家复兴问题、批判“全盘西化”论者的文化主张，这既使其区别于其他现代新儒家，又使其思想较之那些注力于形而上玄思的现代新儒家（如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等）更能影响缺乏哲学修养的读书人。堪称诗哲的方东美，是一位以诗人的眼光打量人类历史进程和中国文化未来命运，又以诗人的语言表述自己哲学见解的思想家。诗性的智慧，使其打通儒、释、道，而非株守儒家传统；强调原始儒学的思想价值，而非执着于宋明道学；弘扬中国历史文化固有价值的同时，又把西方思想传统看作有助于复兴中国文化的积极资源。这样，较之其他现代新儒家，其视域更宽阔、心胸更开放；唯其如此，不少论者并不主张将他归入现代新儒家，但现代新儒学就不能在认肯儒学基本精神价值的同时兼容各家传统吗？方东美的精神生命及其基本思想学理应在现代新儒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是第三期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唐君毅泛滥百家，融贯中西，归宗儒学，试图为超拔失去本心灵明的国人提供一叶新的诺亚方舟。其为人为学均极富宗教色彩：为人上，面对欧风美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洗刷，面对国人纷纷丢弃故常而委心西方文化的景象，他生发出强烈的曲尽人散、花果飘零的悲凉心态；为学上，他所有的著述，几乎每一个字都闪现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意识。至于他同钱穆、张丕介一道呕心沥血地创办香港新亚书院，既为当时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传扬孔孟儒学提供了机会，又为20世纪中后叶海外新儒家开辟了一块精神根据地；他本人的《人生之体验》、《中西哲学之比较文集》、《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心物与人生》、《人文精神之重建》、《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等诸多著作，更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同于唐君毅着重于正面疏通中国文化之精神与价值，使人对于中国文化有恰当理解，以纠正“五四”以来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之弊，牟宗三运思的重点似在批抉中国历史文化之症结，以期荡涤腥秽，开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途径；而唐、牟形式有别，精神实质一致的工作，使得现代新儒学在1949年以后的海外逐渐滋生发展了起来，并终于成为引起世人普遍关注的一大思潮。不过，与乃师熊十力、同辈唐君毅学问与生命融通为一的精神特质有所不同，牟宗三是位同冯友兰一样的大学讲堂上的现代专业哲学家；在他那里，哲学作为其专业与其个性人格以及行为规范之间看不到直接的必然联系。尽管其学问知识与道德人格相互割裂，但他主要通过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述来表达并阐释其自己的哲学思想，还高扬陆王、贬抑程朱，一反传统旧说地提出以《大学》为主旨的程朱是“别子为宗”，以接续《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为主的陆王（特别是胡五峰——刘蕺山一系）才真正承继了孔子，又借助康德、罗素、怀特海等近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来推扬中国哲学的精神价值和思想传统，这就使其把现代新儒学推向了一个理论发展高峰。徐复观一生游离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是位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现代新儒学得惠于熊十力的开启，但并没有走上熊氏为新儒家所开出的形上之路，而是主要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确立了在学术思想界的地位。不过，同样侧重于史学研究，钱穆的目的是要证出一个“古已有之”的结论，而徐复观则真诚地认同民主，热爱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社会政治学说，并对古代中国的王权专制主义政治深恶痛绝。

经过上述几代的艰辛努力，及至今日，文化保守主义者们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反省和“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启蒙文化思潮的检讨，复活了儒家生命精神与形上智慧，以现代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承当重建了儒家思想体系。现代新儒学既内蕴着他们自己的文化——社会理想，又对现当代中国人探寻真理、追求理想的精神生活有着一定影响。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2）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载《新潮》第1卷第5号。

（3） 《中国意识的危机》第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 《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载《新青年》第5卷第1号。

（5）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

（6）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载《新潮》第1卷第1号。

（7） 常乃德：《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

（8） 鲁迅：《华盖集·导师》。

（9） 《欧游心影录》，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

（10）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 卷第214页。

（11） 《与熊纯如书》，见《学衡》第16期、13期。

（12） 《略论现代新儒家》，《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65——266、267页，东方出版社。

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8

关键词：韩愈 尊师重道 青年教师 教师发展

自有学起，为师之道就在渐进中形成。然而，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式微和佛道的兴盛，人们逐渐形成了不愿从师、学习儒业的心态，甚至出现了耻学于师的现象。在当今社会这种不良现象依然存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流行着知识无用的思想，对于进学从师显得不重视。对于这些现象，韩愈的师道观能帮助人们找到解决之道。青年教师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探究韩愈的师道观对建立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具有启示意义，有助青年教师的成长。

一、韩愈的师道观

（一）韩愈师道观的内涵

韩愈从复兴儒家道统的立场出发，提倡尊师重道，并以“道”为中心，提出了自己系统的师道观。他主张学必有师，师道相依，教学相长。他继承和发展了《学记》中“师严道尊”的思想――凡学之道， 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 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明确提出教师的三大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韩愈认为师与道是统一的整体，两者相生相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他认为教师应以捍卫儒道为己任，要抵制排除异端邪说，驱除排斥佛家和道家的学说，阐发光大其深奥隐微的意义。他还指出教师道德“仁”与“义”通过丰富的思想以及恰当的行动体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教师是道的化身，通过先王的儒道来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正统，使儒家的“道统”世代相传，宣扬仁义道德，通过授业、解惑实现对道的传承。

（二）韩愈师道观的本质

韩愈师道观的实质是维护封建道统，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教育合一的思想体现，是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在教育领域内的反映，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的一种外显。这种以教育为手段，以古文为载体来进行的儒家思想的传播，使全社会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思想成为可能。韩愈提出道统论的思想，宣扬仁义道德，提出“正心有为”，以此来提高儒家的正统地位。儒家的道统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 韩愈承袭了孔子“就有道而正焉”的思想，主张实行“先王之教”，为了达成“扶树教道，有所明白”的目的 ，主张“道之所存 ，师之所存”的师道相依的观点。韩愈师说强调儒家学者传道的意识与精神，希望通过“师道运动”重建儒学的精神。

（三）韩愈师道观的启示

“师道尊严”关乎学生的成才， 关乎教师的成长，关乎教育的发展，关乎文化的传承，关乎社会的进步。“师道尊严”是社会对教师个人在职业活动中的道德地位、作用和影响力的自觉认同与欣赏，是教师社会价值的表征。同时，“师道尊严”也是教师不断自我成长、自我进取的积极精神因素。教师在与学生教学相长的活动中，教师才能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权威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自觉认同。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种思想交织复合，形成异常纷繁复杂的思想斗争和价值冲突。在这个社变革的时期需要主流向上的思想引领社会潮流，构建学习型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的地位与作用也更加凸显。吸取韩愈师道观的精华，发扬尊师重道的传统是提高教师权利与地位的有效思想武器，也是促进青年教师取得职业成就，实现自我价值，完成自我成长的重要指导。

二、韩愈师道观下青年教师的成长之路

要获得社会的重道尊师，青年教师本身就是行动主体。因此，青年教师必须树立终身学习、勇于创新的理念，真真切切的达到经师”与“仁师”的完美结合。“师道之尊，师当有道并能自尊，师道方能尊;师道之严，师当自严其道，师道才能严。”青年教师要传承师道，构建自我成长路线图，这就必须经过成长的三境界。

（一）完善自身素质――为传道奠基

当青年教师走上教师岗位的时候心中不免迷茫，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唯有经过艰辛的跋涉，才能从基于痛苦之上的往昔，走向光辉灿烂的黎明。只有青年教师坚定信念，不畏艰险，不断成长，才能迎来教育的曙光。朱自清先生在《教育的信仰》一文中有一段经典的文字：教育者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教育者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青年教师要以传道为己任，将自己的生命融入教育事业。我相信，每个人都想成就今生，都想生命充盈，精神富足。作为教师，如果秉执对教育宗教般的信仰，怀揣对教育初恋般的激情，就有了人生的方向，有了奋斗的动力，有了火热的生活。进入到这样的人生境界中，是一种幸福。只因心中怀有梦想，无论伟大抑或渺小，都需要付诸全部的努力。一个青年教师应该对教育怀有无比强烈与坚定之信念。历经挫折，初心不改。拥有一颗美丽的心，一颗希望的心，一颗勇敢的心。历经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孤苦和艰难，青年教师的心态才会变得随和，意志才会磨砺，心境才会海纳百川，有容纳大。

（二）笃定职业理想――为授业求索

青年教师经过第一阶段的孤苦，走在三尺讲台上，眼前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让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教好这些学生，如何促进自己的成长。教师之所以成为教师，就是因为教师的工作对象是学生。如果说一个学生就是一首诗，与诗水融并且良性互动，就是教育。人们把世界最美的状态称为诗境，把心中最美的意念称为诗意。而对教育，教育者与学习者唤醒着彼此的爱心与期待，并且引领他们在坎坷的路途中追寻着人生的诗意，在艰难与困惑中体悟和构建幸福生活，这就是教育的诗意。而师道尊严应该是建立在学生的真实情感、情境体验和价值认同的基础之上，并非讲台的高度可以决定，更非教师职业能够天然全面赋予。陶行知说过：“真的教育是心心相映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青年教师要捧着一颗心来，用欣赏的眼光看学生，以教育的温度温暖每一位学生，让学生在学校学习的这段生活成为人生有价值的旅程。

教师的尊严并不是由地位、权力等外在因素强加的，而是学生对教师学生和人格敬重的自觉表达。“教师真正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我们个人的主观感受，而是学生对我们的道德肯定、知识折服和感情依恋。”青年教师要笃定职业理想，有理想信念、仁爱之心和道德情操。师也者，为学生指路之明灯;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者;师也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师也者，拥有儒者的襟怀，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他们将传统的儒道与现代的文明有机结合，在每一位学生心理播下智慧的种子，仁爱的种子。

（三）坚持教学反思――为解惑执着

青年教师走上教师岗位时就踏上一条崭新的旅程，在教学实践中把已有的材料加工整理，理出一个头绪，找到一种理念，一种规律，才会收获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豁然开朗。教师之美在使学生能以治哲学之故，吸收如陆王及培根康德诸先生哲人之流风余韵，从而理解教育之真谛而具有莹洁之志趣，从而完成高尚之人格。在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启示下，青年教师在工作中不断成长。青年教师要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总结，提炼，下足功夫，自然会融会贯通、有所发现、有所成长，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青年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则成为他表达自己宇宙情怀的一种方式。当教育成为一种情怀，教师就会完美的自我实现。教育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达到天地合一的境界。

韩愈的师道观是青年教师成长的不竭动力，引领青年教师的成长之路，为青年教师自我成长提供活水源泉。青年教师要自觉弘扬韩愈的师道观，以积极的姿态和自信的人生来谱写教育的新篇章，推进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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