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范文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1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生态女性主义观；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6 ― 0091 ― 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长足进展。随之而来的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雾霾严重、资源耗竭、生态破坏；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此类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世界范围内生态与环境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同样愈演愈烈。针对生态与环境问题，西方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现以多丽丝・莱辛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同时中国也开始向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寻求理论支持与指导，两者融合，势必为今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新思路。

1.莱辛的生态女性主义观

生态女性主义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人类中心论的观念在西方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一种政治与社会运动。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拉开了当代环境运动的序幕。麦茜特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自然之死》一书认为：要将“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联系起来，开创对二元论的批判。在90年代至21世纪生态女性主义蓬勃发展。这一观点批判人类中心论，反对男性中心论，希望维持生态平衡，建立和谐社会。多丽丝・莱辛生态女性主义观着重探讨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内因。多丽丝・莱辛一直是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践行者。莱辛反对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莱辛展示了生态困境、人类生存困境。多丽丝・莱辛生态女性主义观着重探讨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内因，但在试图寻求解决途径之时，遭遇困难。要解决生态问题、伦理道德问题或可在儒家思想中寻求理论支持。

莱辛关注人与自然地关系、关注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莱辛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在很多方面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契合，如非人类中心论，这为二者相融提供了前提。如何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摆脱困境，莱辛及其他生态女性主义者在解决此类问题时遭遇瓶颈，儒家思想或可为其提供理论支持与指导。

2.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欲从三个角度说明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首先，儒家思想持有有机整体的宇宙自然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体现了孔子把万物纳为一体的自然观。《孟子・尽心》里提出“亲亲”、“仁民”、“爱物”，强调以仁爱之心对待天地万物。张载的“民胞物与”观点表明其宗旨是和平共处、万物一体。

其次，儒家思想强调非人类中心论。虽然儒家思想关注人的主体性，但其也强调人与天地万物的整体性，强调万物平等。张载“乾坤父母，民胞物与”说明人与万物在天地中同样渺小。儒家思想虽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但其目的非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而只为人类能够尊重自然、养护自然。大禹曰：“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周文王曰：“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升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更倾向于非人类中心论。

再次，荀子的性恶论及控制自身欲望的观点在生态层面具有新价值。荀子提出“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对此，荀子提出了对待欲望的节制理论。荀子的节欲论，在今天人类为一己欲而大肆掠夺自然之时，无疑对人类的贪欲起到扭转、纠正与指导的作用。荀子的性恶论及控制自身欲望的观点体现了他的道德观、伦理观。荀子注重节欲、注重道德水准提升，可促进生态良性发展。

儒家思想的整体观、非人类中心论与节欲论具有逻辑性、较为全面，这对“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态领域中的新发现具有重大意义。

3.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相似性

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融具有可能性。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近年在中国得以接受为生态女性主义本土化提供了先决条件，可以预测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趋势。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订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介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自然与女性的关系等加以述评。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国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植入提供了先天土壤。多丽丝・莱辛作品及生态女性主义观在中国得到广泛回应表明中国对莱辛的研究是在自己的文化诉求中展开的。20世纪50年代，莱辛被译介进中国，近年向丽华《多丽丝・莱辛研究在中国》，胡勒《多丽丝・莱辛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对莱辛做了综述。八九十年代，研究多数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切入，2005年，湘潭大学谢鹏发表的硕士论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一文说明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脉络及观点、在中国的发展及意义。综观莱辛在中国的接受，其研究明显体现出生态女性主义价值取向，中西方在探讨道德修养、解决生态危机方面能够相互借鉴。今日尚需进一步挖掘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潜力，促进其在道德伦理修养方面的提升作用。莱辛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在中国得以接受显示中国呈现生态女性主义本土化趋势，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克服其局限性后与之碰撞与融合，必为解决生态问题与道德问题提供支撑与指导。

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两个方面具有相似性。首先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思想皆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二者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二者认为万物起源相同。儒家认为“天地者，生之始也”，即天地是万物之本源，万物皆以天地为父母，彼与此皆为天地之子，万物如兄弟姊妹，平等共处，皆因自然万物起源相同。莱辛在其作品《野草在唱歌》中，把自然与女性结合起来，认为自然与女性的相似处首先体现在二者为起万物源，女性为母，繁衍后代，是人类的母亲；大自然是万物的母亲，皆在自然中孕育成长。在世界本源的认识上，两种思想的观念是一致的。第二，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思想皆有整体观。《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儒家整体观的发展顺序是从个体出发，然后是家，然后发展至国、至天下，即从个体到整体、从人类到自然万物皆为一体，此为天人合一的核心。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针对自然资源皆提出可持续的发展观。儒家在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提出了可持续的发展观。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闯兀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由此可见，古代的统治者及思想家及其注重自然资源的及时养护，之后才是合理的利用，以利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儒家注重道德水准提升，可促进生态良性发展。

时移世易，人类以发展的脚步飞快走到今天，为满足人类的私欲，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造成了严重后果，莱辛在其作品中把生态问题作为重点向人们展示由此而带来的困境。莱辛在作品中描述自然对人类的反抗与惩罚，对人类的过度开发敲起警钟。生态女性主义者针对自然提出了合理运用自然资源的主张，当前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在面对生态危机时，依然可以向古老的儒家思想寻求理论基础，使之成为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儒家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注重于防患于未然，生态女性主义者的主张是在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之时提出，但二者的终极目的是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从而人类才能得以长久存在。

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融具有重大意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生态女性主义的深化发展提供新向度。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愈演愈烈，很多学者、作家试图向古老中国的哲学思想寻求理论依据。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与有着高度的契合点，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深化发展提供新向度。阐释莱辛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揭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对之所提供的理论支持，将理论论证与实质论证科学地结合起来，使结论具有客观性，从而深化完善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本土化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参 考 文 献〕

〔1〕傅华.生态伦理学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齐丹.多丽丝・莱辛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D〕.济南：山东大学，2011.

〔4〕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01）.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2

【关键词】儒家文化；21世纪女性婚恋观；《非诚勿扰》；“文化扬弃”

婚姻是人生中的大事。《礼记•昏义》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大学》也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齐家看作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认为只有家庭家族管理好了，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可见儒家对婚姻的重视程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家的影响力最大，而儒家则是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生活于儒家思想浸染中的中国人，受几千年儒家思想的影响，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也依然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烙印。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没有人会用不受任何影响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任何人都要受到他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并总是借助于这种文化所确定的一套风俗习惯、各种制度和思维方式来观察这个世界[1]。婚恋观是人们对婚姻、恋爱的看法，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时代有着不同的婚恋观，它是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婚姻、恋爱中的表现。从这种角度来看，婚恋观是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综合结果，是特定社会和时代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习俗等在婚姻和恋爱上的反映，是人们了解整个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非诚勿扰》作为一个大型相亲交友类节目，自2010年在江苏卫视开播以来，收视率一路领先，受众之广达到了近年来中国电视晚间综艺收视的高峰。正因如此，其在节目中所展示的婚恋观念才更具影响力和代表性。本文探讨其中所蕴含的21世纪女性对婚姻恋爱的态度及其与儒家文化的历史渊源。

一、爱情表达上从“要爱我”到“我要爱”：爱的自由表达权

传统儒家思想中，男女不但“授受不亲”，而且婚姻对象的选择也要依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下》中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践之。”在古代中国，男女在爱情表达上也注重含蓄内敛，委婉细腻。《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贾宝玉互诉爱慕之情时，只是通过一方旧的丝帕来表达，用物的谐音双关来倾诉衷肠：“丝”通“思”，暗喻思念之情，而“旧”帕，则表明思念的由来已久，双方在“你证我证，心证意证”中互猜心思。而女性由于有“三从四德”的限制，言行上更多了一层束缚。“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似乎一生中从未有过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对爱情婚姻的追求当然也只能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而“四德”乃是对女性“德、言、容、功”的要求。妇女要“婉娩听从”，恭顺柔和。在四德中，“妇德”是核心。《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中对“妇德”的解释是：“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意思是，行为优雅闲适，保持贞洁，衣装整齐，行为有度懂得廉耻，行动与静止都有法度。这就是所谓的妇德。“三从四德”的要求形塑了中国传统女性的顺从、缄默和牺牲。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自由、民主新思想的倡导下，自由婚姻被众多知识分子推上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后，新婚姻法的颁布更使自由婚姻的理念深入人心，对爱情的追求也越来越大胆。但毕竟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表达只限于“男追女”，女性则基本处于被动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自由平等的理念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也使人们的婚恋观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世界范围内性别理论的发展。妇女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由来已久，最初的女权主义反对男性中心和男权，争取男女平等，并认为男女都一样，给女性和男性同样的环境和机遇，女性也完全可以做相同的事。女性以男性为参照系要求获得权力和利益，妇女的解放也以男性为标准。但存在的问题依然是用男性中心的视角来看待女性。20世纪七八十年代，性别理论发展到女性研究阶段。女性人类学强调妇女自己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要求建立自己的主体，而不仅仅是要求和男性一样。但它依然没有摆脱男性主体的思维方式，在主流意识中把女人划分为有别于男性的他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性研究进入性别理论阶段。性别人类学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认为女性与男性并非绝对对立，男女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应在充分尊重个体差异的前提下，重建更合乎自然天性、更和谐平等的男女伙伴关系。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在其作品《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中说：“多一分强调性别，就是少一分共同的人性。”这种真正体现男女平等的思维方式或认知框架，使男女在爱情表达上也更自由和平等。女性不是强调要与男性一样，而是认为对爱情的追求是基于一个人的权利。因此女性逐渐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大胆追求爱情和幸福，社会对这种变化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和接纳。这一点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也有所表现。自2010年开播以来，《非诚勿扰》就有“心动女生”的选择，这是“男选女”的一个关键环节。2012年10月，节目推出“动心女生”环节，开启了爱情表达上的“双向选择”。女嘉宾只要特别中意哪位男嘉宾，就可按下爆灯键，表明自己的心意，大屏幕上也会出现心跳动画，提醒大家有女嘉宾心动了，第一个爆灯的女嘉宾将成为“动心女生”。这种表达场面对女嘉宾来说的确是一种考验。从争做“心动女生”的“要爱我”，到力求“动心女生”的“我要爱”，体现了女性对爱的自由表达权。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在女性展示自我意识的觉醒、追求自由平等、表达话语主动权的背后，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和传统性别观念在女性内心仍然根深蒂固。田娜通过对“非诚勿扰”90位女嘉宾的职业、年龄、气质和受教育程度的分析得出，尽管今天的女性在家庭角色、职业平等、政治参与等各方面皆有进步，但中国传统性别文化里，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男强女弱、男才女貌的性别意识和刻板印象依然存在。儒家文化的“父权制”传统仍然影响着中国社会性别结构和中国女性的地位，女性依然置于被观赏、被消费、被支配的附庸位置[2]。王芳等人对《非诚勿扰》344位男嘉宾的研究也表明，男性择偶中对女性在学历、经济条件、年龄等方面虽出现松动，但“男高女低”的模式依然存在，男性依然希望女性能够事业、家庭兼顾[3]。

二、择偶条件上从财富的一枝独秀到多元因素的综合考虑儒家讲求

“男尊女卑”“内外有别”，女性的职责就是操持家务,侍奉丈夫,为祭祀活动做好准备等，因此中国有句古话叫“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句谚语很好地表现了古代男女之间的经济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一方面，女性婚姻的目的似乎是要从男性方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另一方面，男性结婚的条件是要义不容辞地成为女性的经济来源和生活支柱，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社会学来看，婚姻既是一个生活实体，又是一个社会设置。这表明婚姻既是一个私人问题，又与整个社会相联系。在爱情婚姻的选择中，人们并不能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还要受历史文化、社会现实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受儒家思想熏染，儒家的财富观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对富与贵的追求是被整个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的，也被看作一种理所当然的价值追求。当然，孔子也提到必须以正当的手段来取得财富：“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4]但是在实际追求富贵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了手段的正当与否。有人说，20个世纪的中国大陆女性对于婚姻对象的追求是：50年代嫁劳模，60年代嫁农民，70年代嫁军人，80年代嫁大学生，90年代嫁大款。这种择偶观的转变是社会价值观在婚恋上的反映，也是社会政治、经济等变迁的结果。21世纪的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有逐渐加大的趋势，社会阶层也呈现出越来越固化的态势，出现了英国社会学家弗朗克•帕金所说的“社会闭关”现象：稀缺社会或物质资源及社会性的向上流动机会，总是被少数人牢牢把控，形成了一个“社会闭关”格局，由此奠基着社会的分层[5]。在这个无论买房还是找工作都需要“拼爹”的年代，“官二代”“富二代”的流行和“高富帅”的受热捧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的《2010年中国城市婚恋观念与方式调查报告》，高达70%的受访者明确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七成受访女性认为男性要有房、有稳定收入和一定积蓄才能结婚。这些结果引起人们的热议不足为奇，对女性婚恋观的探讨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干得好”不如“嫁得好”，“通过婚姻二次投胎”的思想在女性中的蔓延，使我们看到了《非诚勿扰》中“宁愿在宝马车中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女”马诺，“握一次手至少20万”的“宁选豪宅不选男友”的开心果朱真芳。她们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群体，或说是这个浮躁喧嚣社会的一种价值反映。经济在女性们心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毕竟我们看到，财富并不再是一枝独秀，外貌气质、性格品味、兴趣爱好以及人生观世界观的异同等都成为女性择偶的考虑条件。孙晓培通过对《非诚勿扰》97位女嘉宾的分析得出，女嘉宾对男嘉宾要求的前五位是：生理因素、气质素养、性格脾气、人品道德和能力才干[6]。对“人”本身关注超过了外在的经济条件。女嘉宾孟雪在2013年1月6号的美国西部专场中，毫不犹豫地给和自己有相近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男嘉宾李茂鼎留灯，二人最终牵手成功。这并非因为改版后的《非诚勿扰》承担了更多宣传主流价值观的责任，而是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经济并非不是选择的要素，但已不再是唯一要素。还以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的《2010年中国城市婚恋观念与方式调查报告》为例，3万多个家庭的调查显示，人们择偶的首要条件依然是真心相爱和个人品德。《论语•公冶长》中说：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门人记孔子曾说：“人伦莫重于婚姻，匹配莫先于择德。吾门弟子，若公冶长者，可以女配之而为妻也。他平日素有德行，虽曾为事拘于狱中，乃是被人连累，而非其自致之罪，既非其罪，则固无害其为贤矣！”此可见圣人之于婚嫁，不论门族，而惟其人；不拘形迹，而惟其行[4]55-56。此外，对爱情的追求也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中国的历史亦如此。无论是神话中的牛郎织女，还是传说中的梁山伯和祝英台，抑或确有其人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他们的爱情故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元代文学家元好问在其《雁丘词》中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物欲的社会并没有使人们放弃对爱情的向往，门第的观念也并不能泯灭爱情，真心相爱、生死相守的爱情始终是人们不懈的追求。徐安琪认为，生存环境越接近现代化，人们越看重浪漫爱情[7]。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条件的普遍提高是人们追求浪漫爱情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三、婚姻选择上传统家族力量的影响依然存在在

《非诚勿扰》的舞台上，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女嘉宾在对未来婚姻的居住模式选择上，大部分人的选择是不与公婆居住，或尽量不与公婆居住，或希望是单独住等。措辞虽不尽相同，但意思表达是一样的：不愿与公婆同住。而男嘉宾对“孝顺”则非常看重。孙晓培对130位男嘉宾的研究表明，有13.1%的男性对“孝顺”有要求[6]。王芳等人对344位男嘉宾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有3.2%的男性提出婚后要和父母同住，“孝顺”超过“善良”，成为男性对女性思想品德方面的第一要求[3]。21世纪的今日中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强烈冲击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社会中的宗族制度也在迅速瓦解，但我们还是看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影响力依然存在，传统家族的力量就是一个例证。婚姻是人生中的大事。《说文解字》中说“妇家为婚，婿家为姻”。婚是女方的父母，姻是男方的父母。“约为婚姻”的意思就是“结为儿女亲家”。这说明，男女婚姻并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的事，它是男女两个家庭的事情，因此要受到许多的限制和束缚。受儒家思想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族”是社会运作的基础。家、家族和宗族三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费孝通认为，“家”这个用字，在乡土中国是可大可小，最能伸缩自如了。与西方以夫妇为主轴的家庭不同，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而夫妇则成了配轴[8]。这种传统婚姻家族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虽然有所改变，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影响力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中国“百善孝为先”的道德伦理之下，父母对儿女的影响力更是不可低估。所谓“孝顺”是以“顺”为前提的。从“父母呼、应勿缓”的儿童时期，一直到“丧尽礼、祭尽诚”的父母过世，对父母的“孝”实际上贯穿了一个人的一生。张杰等人的研究表明，全国自杀率在1987年至2008年间呈明显下降趋势，而全国自杀率的下降主要来自农村居民自杀率的下降，特别是农村年轻女性自杀率的下降[9]。而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却往往与家庭矛盾缠绕在一起，焦点之一就是婆媳关系[10]。农村年轻女性自杀率的下降则和她们离开农村，离开原有的乡土环境，来到城市打工有关。费孝通把西方的家庭模式总结为“接力模式”，而把中国的家庭模式总结为“反馈模式”。在接力模式下，上一代有抚育下一代的责任，下一代却无赡养上一代的义务，一代代都只向下承担责任，就像接力跑步一样；而在反馈模式下，每一代在抚育下一代的同时，都承担赡养上一代的义务[11]。“养儿才知父母恩”“养儿防老”等俗语都反映了中国社会这种亲子关系的特点。所谓鸦有反哺之义，羊用跪乳报恩，中国儒家文化中这种对“孝”的宣扬和强调，传至几千年而不衰，它是中国文化中具有独特内涵的组成部分。

四、结语

综上所述，21世纪女性的婚恋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发生了相应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转变。女性有了更为自由独立的对爱的追求和表达，更加重视男性本身内在的条件和素养。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仍然有着深厚的积淀，女性婚恋观是在对儒家思想的“文化扬弃”中纳古融今：一方面承继着历史文化中的价值；另一方面又会随着新的历史时代的发展而有了新的变化[12]。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与“时代”的联系与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婚姻家庭对社会运行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非诚勿扰》节目作为具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体，传输着大众文化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它既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因此，对其进行文化价值观的探讨就是必要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了。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3

【关键词】中国；韩国；儒教；神教；思想；影响

一、引言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创造历史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文化的指导下进行。中韩思想文化在中韩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思想文化源远流长，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等。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主张“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孟子与荀子作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发展了儒家思想。孟子主张“性善”与“良知”。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与生俱来。而荀子主张“性恶说”，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善是后天的，若放任本性发展，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提倡学习礼节与礼法。墨子是战国初期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他主张“兼爱非攻”，代表平民的利益。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清净无为”。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在中国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中，儒家思想对韩国思想的影响最大。公元4世纪，儒教传入韩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与韩国思想高度融合，在韩国历史中不断演变发展，为韩国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对韩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等多个角度，学前、小学、中学、大学等不同阶段都不断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培养道德情感。通过榜样教育的方式来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激发人们的道德行为。在韩国人的生活中，儒家思想至今还存留着深深的印迹。

二、儒家思想传入历史

从古至今，韩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不断发展。三国时代，儒家思想正式传入韩国，韩国开始实践孔子的学说。其中，高句丽（B.C.37~A.D.668）和中国位置较接近，最早接受了中国儒家文化。高句丽从建国初就将儒家思想的理念应用在政治上，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小兽林王”2年（A.D.372年）设立了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太学”，以儒家经典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为主要教学内容。而且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模仿中国法制，制定各种法令与社会统治体制。儒家思想不仅是在学术思想上，在政治、伦理、教育、法制、风俗等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伦理学、国家观、人生观等牢牢扎根在当时的高句丽。随着儒家文化的传入，在百济（B.C.18~A.D.660）出现了与中国大同小异的结婚仪式与丧礼仪式，并十分重视立法。在生活方面，强调男女有别与长幼有序，特别重视忠、孝等的儒家伦理思想。新罗（B.C.57~A.D.676）是在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中，与中国交流最晚的国家。为维护国家体制，维持社会秩序，新罗将儒家思想视为社会的基本概念。当时接受儒家思想最多的就是“花郎”（新罗时期的民间青少年组织，旨在锻炼身心、报效国家）。“花郎”的追求是“忠、孝、信、勇、仁”。据记载，花郎学习的内容与中国儒学密切相关。三国统一后，儒家思想成为韩国政治的重要参考。研究资料显示，高丽（A.D.918~A.D.1392）的第十三代国王“宣宗”发展了儒家思想，他致力于王道政治，使儒家思想在高丽人的生活中深深扎根。他制定了宗庙、社稷、籍田等国家制度，并组建了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高丽时期，儒学教育的最高机构)，施行科举制度。理学与实学的发展促进了儒家思想在韩国不断发展。纵观历史，朝鲜时代（A.D.1392~A.D.1910）是儒家思想在韩国发展的全盛时期。朝鲜王朝建立后，随着儒家理念与经典的复兴，朝鲜的法典编纂水平也有所提高。设立“成均馆”(朝鲜时期，儒学教育的最高机构)后，实现了学校教育与人才培养。当时，儒家思想在朝鲜学术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世宗大王(训民正音的创始者)按照儒家礼仪规范，编纂了书籍，并广施仁政。同时，在天文、地理、医学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训民正音”(1443年朝鲜世宗大王领导创制的朝鲜文文字)最具代表性。“训民正音”是根据周易的阴阳五行与宋朝的理学，实现了儒家学术思想的最伟大的作品。回顾历史，中国的儒家思想在韩国传播、吸收、变化、发展，给韩国带来了很多影响。虽然随着社会发展，儒家思想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变化，但其基本理念已在韩国根深蒂固，成为了韩民族精神的根本。

三、儒家思想对现今韩国的影响

第一，韩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文明礼让、尊老爱幼等儒家思想。随着时代变迁，韩国的家庭结构虽发生了变化，但儒家形式的教育地位仍无法撼动。韩国儒家思想基于家庭和睦理念，十分重视“敬爱”。“敬爱”指长辈以宽容之心对待晚辈，晚辈要尊敬长辈。韩国人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敬爱”，促进了家庭和睦与团结。父母子女相互信赖，兄弟姐妹互相支持，强调父母情、夫妻情、子女情、兄妹情。以家庭人性教育为基础，可培养子女对父母尽孝、生活正直、待人有礼、遵守秩序，有德行。在当今韩国，父母教孩子“孝”与“慈”，这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的“孝”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比起学问，孔子更重视做人，做人的根本是孝。孔子倡导“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慎重处事，在人际关系中要诚实守信。孔子还强调，培养仁慈之心，应基于父母子女之情尽“孝”。“孝”是德的根本。儒家最重视的就是“孝”，韩国也深受“孝”思想的影响。韩国人认为尽孝是家庭和社会所有品格中最基本的。孝以儒家思想为基石，并不断在韩国社会和韩国人精神生活中进行着渗透。“孝经”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指尽孝的首要任务是珍爱自己的身体。父母总是很担心子女的健康，若子女患病，父母会心疼。所以从朝鲜时代，人们为了保存父母给予自己的毛发和胡子，蓄发留须，现在人们也同样爱护自己的身体，认为让父母为自己担心或伤心是做子女的不孝，所以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很重要，就是为了让父母放心，这就是孝道。第二，孔子在论语中多次强调“孝”。“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即侍奉父母时，若发现父母有错误之处也要谨慎指出，即使父母不认同，也要对父母恭敬，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更不能抱怨父母。韩国人在做大决定时，十分重视父母的意见，如升学、结婚、就业等。特别是结婚时，一定要得到父母的认同。人们常说“结婚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虽然时代变了，但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韩国年轻人在做重大决定时，还是会听从父母的意见，不想违背父母的意愿。第三，孔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即父母在世时，不要离开父母，若不得不离开，一定要告诉父母自己的去向。子女令父母担心就是违背孝道，所以要告知父母去向。如在韩国，家中的长子婚后也与父母一起生活，侍奉父母。每天下班后向父母请安，报告一天的事情。子女成家后虽然可以自己单过，但和父母一起生活的话，能更好地侍奉父母，是尽孝的一种表现方式。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家庭和睦对社会和谐有很大影响。尽孝是家庭和睦的要素。人只有爱家，才能热爱自己的祖国。韩国从家庭中的“孝”教育逐渐形成团队意识，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儒家思想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韩国十分重视道德教育，所以儒家的道德准则给国民的文化心态带来极大影响。韩国接受儒家道德，进行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学校教育。儒家思想作为学校德育的核心，“三纲五常”(儒家道德标准，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教育,且是将大韩民族的气质形象化的重要内容。此外，韩国的教育理念中也渗透着儒家思想。韩国光复后，经历过几次教育理念的变更。第一阶段是民族和民主主义的教育理念。民主理念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理念的树立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文化在家庭，集体和社会中，强调相互尊重，对韩国民主主义观念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二阶段是弘益人间的教育理念。“弘益人间”，即将好处弘扬于人间，是韩国建国神话中最基本的思想。“弘益人间”与儒家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博施济众、修身安己的思想相似。第三阶段是国民教育的制定和新教育理论的确立。国民教育中再次强调国民伦理，继承传统和改革并行。这一时期的教育核心是儒家思想的集体观念。第四阶段是人性化、信息化、世界化的教育理念。在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韩国学校的教育宗旨是开发学生的个性与素质。个性教育使学校把德育放在重要位置。也就是说，韩国各个时期的教育理念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韩国学校把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融入到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理念中。学校道德教育的实践，以传统道德教育及儒家思想的德育为本，十分重视个人修养。韩国人从小学习道德伦理教育，课程名称是“正经的生活之道”。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尊重生命、节制有度、洁身自好、谨言慎行、以礼待人、善良宽容、勇于担当、团结合作、忠效报国、推陈出新等。这样的伦理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责任意识，提高团结协作能力。韩国的德育十分重视人际关系与礼仪教育。在初中的道德课文里强调三纲五常的基本知识，重视礼仪的训导。在韩国有许多长幼有序的礼节，如向大人打招呼时，应保持礼仪，低头打招呼；吃饭时，一定要大人先拿起勺子吃饭，孩子才能吃；年轻人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等。韩国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实施上述含有中国儒家思想的礼仪教育方式。韩国学生接受这种儒家思想教育，提升了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

（二）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

第一，儒家思想不仅在韩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广泛地渗透，在社会教育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韩国社会十分重视共同体理念，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十分重视儒家的职责和本分，希望所有人都忠于本分，履行自己的义务。韩国公司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对公司职员进行共同体意识教育，改善了企业内部的伦理关系、企业观、劳动关系等经营理念。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后，韩国企业在自由企业制度下的持续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韩国企业健康的经营环境和优秀的企业发展环境都得益于儒家思想的影响。韩国公司通过命运共同体的企业观，将企业比作一个家庭，像家人一样对待公司职员，就是儒家思想精神的体现。第二，韩国公司重视劳动关系的和谐。在西方，公司招聘职员时，只以求职者的能力作为评价标准。但在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的韩国，招聘时，不仅重视员工的能力，也重视人性。还有韩国公司以儒家思想的长幼有序为基础，在公司内部形成严格的上下级关系。韩国公司十分重视员工的工作经验，加薪或升职时首先考虑这两点。韩国企业加强福利制度，强调“我们是一家人”的理念，公司和员工为了谋求更大的进步，共同承担责任。这样的劳动关系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第三，韩国企业提倡家庭共同体主义，形成了集体感经营模式。经常看到高层领导穿工作服下车间慰问，或在员工食堂与大家一起吃饭。在公司营造了家一样的气氛，打造互帮互助、和谐共生的企业文化。在韩国企业的经营理念中，可发现儒家思想的存在。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即在企业内部，要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重上级、诚实守信。儒家思想深深作用于韩国企业的共同体意识，为韩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方尔加.儒家思想讲演录[M].东方出版社，2007.

[2]何成轩、李苏平.儒家与现代社会[M].沈阳：出版社，2002.

[3]林霁月.中韩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基于方法、内容和评价途径的视角[J].鸡西大学学报，2012，（1）.

[4]柳承国.韩国儒家与现代精神[M].东方出版社，2008.

[5]王士博.儒家“仁爱”思想与韩国的“孝”及共同体文化研究[D].崇实大学校大学院国内硕士(中语中文学科)，2010，（12）.

[6]吴文娟.世界发展:关注“文化认同”———“中韩思想文化交流研讨会”热议话题之[J].上海社会科学院，2008，（133）.

[7]朱昌彻、张祥浩.中国古代思想家：重要人物[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8]朱人求.儒家文化哲学研究[M].安微：人民出版社，2008.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4

《水浒传》从民间传说到成书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在有限的对于女性的叙述中，反映了特定 历史 时期的妇女观，留下鲜明的儒家思想的烙印，主要体现在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禁锢和蔑视，然而，另一方面宋元之际又是 中国 古代城市 经济 空前 发展 的 时代 ，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意识增强，反映到作品中的妇女观也鲜明地显示了一些进步，冲破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流露出些许的民主思想。 

【关键词】 《水浒传》 儒家思想 妇女观

《水浒传》从民间传说到成书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所写人物有七八百人，其中女性人数仅为全书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在有限的对于女性的叙述中，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妇女观。在中国漫长的封建 社会 中，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形成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基本观念。尤其是南宋时程朱 理学 兴盛，理学把封建伦理道德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存天理、灭人欲、三从四德，进一步加强了对女性的禁锢。元朝统治者推崇理学，明初，朱元璋更是大力提倡理学。《水浒传》的作者，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不可能摆脱这些束缚而超然存在，所以作者在描写女性时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一种传统的儒家思想要求的妇女观。然而，另一方面宋元之际又是中国古代城市经济空前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出现，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意识带着时代的清新空气，强烈地冲击着作者，反映到作品中的妇女观也鲜明地显示了一些进步，冲破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流露出些许的民主思想。 

一、作品妇女观的积极方面 

 （一）小说塑造了勇敢机智的女杰形象，展露出男女平等民主思想的一线曙光 

 《水浒传》难能可贵地将三位女性列入着力表现与赞美的一百零八将之中，塑造了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三位绿林女杰形象。她们不仅有粗豪、勇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更有临危不惧的胆识、谋划周全的精细、善于应变的机敏。武松在孟州杀人，逃到张青酒店，孙二娘巧妙地把武松化装成行者，从而免除了一场灾祸；顾大嫂软硬兼施劫牢救二解、混入敌牢救史进更显机智细心；扈三娘不仅貌美，而且武艺超群。聚义后，她们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利用女性特有的身份，常假扮艄婆、贵妇、农妇混入敌方，偷袭、接应，起到了男子不可替代的作用。作者在塑造三位女英雄时冲破了一般的封建妇女观，使她们也和其他男英雄一样，铲奸除暴，武艺高强，她们也和其他好汉一样平起平坐，在梁山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用再像花木兰那样乔装打扮，可以说这些女性真正走出了家庭，走上了社会，而且参与到男性的 政治 活动中来，发挥着她们作为女性的胆识和才干，成了“女人中的强者”。三位女主角摆脱了“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藩篱，作为农民起义军的成员，男女同上战场，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深受皇权、父权、夫权、族权四条绳索束缚的时代，能够描写出这样一群女性无疑是一种创举，无疑展现了一线“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的曙光，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儒家思想倡导的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模式，反映了作者妇女观中积极进步的一面。 

 （二）小说表达了对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的同情 

 小说除了歌颂梁山女英雄，鞭笞淫妇虔婆，还塑造了一批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形象，反映了那个年代女性悲惨的命运，不禁令人同情和感叹。北宋末年，奸臣当道，恶霸横行，鱼肉乡里，民不聊生。林娘子是上层社会的贵妇，因美貌过人，遭来一场横祸，最后自缢殉情；李师师是个烟花名妓，才色双全，理解、同情梁山好汉，甘愿冒险接受“招安”信息的传递任务，而李师师对燕青的“嘲惹”示爱，燕青与之姐弟之拜的拒绝，则充分揭示出这个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内心的追求和痛苦；金翠莲曾被恶霸霸占；张太公的女儿遭强人蹂躏……作者对这类妇女倾注了怜悯的爱，字里行间溢满真切的同情，反映出作者对造成弱女子不幸的黑暗现实的不满，是作者妇女观中进步一面的表现。 

二、儒家思想的消极 影响 与小说妇女观的局限性 

 毋庸讳言，一部伟大的作品在超越时代的同时，也必然受到时代思想意识的束缚，《水浒传》在展露妇女观积极一面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根深蒂固的儒家妇女观的消极影响。《礼记·郊特牲》中说：“男先乎女”，“妇人，从人者也。”这已经有了“夫为妻纲”“出嫁从夫”的味道。《论语·阳货》中写道：“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将“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足见对女性的鄙夷和贱视；孟子在《滕文公下》中写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认为女性应该依附男性而生存。在儒家思想看来，女性必须自甘卑弱，恪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服从男人的意志，受父系文化意识的支配，女人只有安于社会指定的位置，才会受人尊敬。《水浒传》宣传了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念，其妇女观必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一）女性自我意识缺失，缺乏独立人格 

 细读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无法摆脱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三位女英雄虽在水泊梁山占有一席之地，但却无法不受制于男人们。 

 首先，从扈三娘的个人境遇来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扈三娘，扈太公之女，祝彪之未婚妻。水泊梁山攻打祝家庄，祝扈李三家联盟抗敌。扈方以一丈青为首，挥刀跃马，驰骋战场，直扑宋江，生擒王英，勇猛无比。扈三娘不仅武艺高超，而且还拥有海棠花似的美貌，她的未婚夫祝彪也英俊潇洒，武艺高强，可称得上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可是三庄被攻破后，祝彪被杀，扈三娘被擒，一屈为宋太公之女，再屈为身材矮小、丑陋好色的王英之妻，低首伏心，了无一语，与前面英勇的扈三娘判若两人，在自己人生的大事上，她木然处之，任由命运摆布，其话语权根本失语，我们听不到她心底的任何声音，缺少人性的流露。出现这样的结局，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作者落后的妇女观：扈三娘无家可归，而宋太公是义父，宋江就是义兄，依照“三从四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伦理，宋江便义气地将扈三娘许配给了王英。扈三娘成了宋江实现承诺的一个筹码，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是一个被弱化的、没有个性的人。扈三娘的悲剧表明：即使她再高贵、英勇，即使她可以将须眉打下马来，但却冲不破男性强权的压迫和禁锢。 

 其次，从三位女英雄的结局来看，她们走得是一条与那个时代的妇女殊途同归之路——“夫唱妇随”、“夫死妇随”。尽管她们武艺高强，分别居于其夫之上，但上梁山后每每出征，她们又都随夫而行；排座次时，只能列于其夫之下；当她们的丈夫在沙场一一战死时，除顾大嫂侥幸存活外，其余都随夫战死沙场。三位女英雄的命运，显然受到夫权思想的主导，这无疑是“夫为妻纲”封建伦理道德观对作者思想的束缚。 

 

 （二）作品中婚姻常属爱情代名词，忽视压抑了女性的感情需求与思想意识 

 在儒家文化的字典中没有爱情的概念，婚姻常常是爱情的代名词,“儒家学说之所以在众多学说中获胜，以后成为 中国 长期的统治思想和行为规范，绝非偶然，它的以血缘关系为轴心的伦理 政治 学说完全适合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封建政治的需要，而血缘关系必须藉男女交合来实现，这就是宗法制度所要求男女关系所遵循的伦理的根本契机。”小说描写的婚姻多属不幸的，它忽视压抑了女性的感情需求与思想意识。 

 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都是身处 社会 底层的城市妇女，在《水浒传》中她们被描写成不守妇道，寡廉鲜耻的淫妇，她们的被杀是替天行道，维护道德的必然结果。但是仔细 分析 三位女性的“****”，是与她们不幸的婚姻紧密相连的。做人使女，颇有几分姿色的潘金莲因“不肯依从”那个大户的纠缠，被“倒贴些房奁”，白白嫁与了“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爱”的武大，她不满意这样一个丈夫，心中苦闷，西门庆的出现，王婆的唆使，同时也是出于女子本身对美好爱情（在潘身上由于情感的不幸变化为一种性欲）的追求才祸起萧墙，酿成千古恨，可以说，潘的不幸直接根源于地主大户的残酷报复。只因阎婆得了一口棺材，十两银子的救济而“无可报答”，就用女儿阎婆惜与宋江“做个亲眷来往”，宋江却是“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他一没把阎婆惜平等看待，二没给她爱情，仅使她保持衣食无缺的生活，这种情感只能说是同情而不是爱情，宋江没有娘子，可他并没有把阎婆惜娶作正妻，因为门不当，户不对，作者是根据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来处理二人关系的。作为一名下层妇女，张文远的出现激起了她对爱情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如此的强烈，致使她的行为偏激，理想和追求变得畸形，可以说，阎婆惜的不幸源于廉价的买卖。潘巧云和杨雄之间谈不上什么感情，杨雄爱的只是舞枪弄棒，不善嘘寒问暖，而且一个月内有二十几天不在家，潘巧云实际上是在守活寡，成了家庭的一件摆设。而潘巧云与后来出家的裴如海可谓青梅竹马，较之杨雄，潘裴二人的感情成分较多一些，潘的红杏出墙也实属必然。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几位女性该去通奸、杀夫、讹诈、堕落，她们的结局只是封建 时代 只追求个性、只追求所谓个人幸福的妇女的必然结局。即使按照现在的道德标准，她们的所作所为同样是被认为犯罪的。 问题 的关键是，作者在铺陈这些故事情节时，始终抱着“万恶淫为首”“妇女是祸端”的封建观念，字里行间渗满了这样的女性就是罪恶源泉的说教。“红颜祸水”的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 历史 记载上往往将亡国殒命归咎于女子，对女子尤其是漂亮女子进行种种非难。如殷商的灭亡不是纣王昏庸无道造成的，而是由妲己的美貌所致；东周的灭亡源自褒姒的嫣然一笑；中唐王朝的衰乱起因于杨贵妃……美丽的女子是败家亡国的罪魁祸首，人人得而诛之，《水浒传》在叙事中更是强化了这种看法，所以在作者的笔下，潘金莲们所受的惩罚要比男的严重得多。比如说，西门庆是被武松斗杀的，而潘金莲就被挖出心肝；潘巧云和裴如海私通，裴如海是被杀，而潘巧云却被肢解。作者没有给她们一丝惋惜、一点同情，只是一片咬牙切齿的憎恨，将她们的死归于违背贞节操守无疑是受到封建礼教 影响 所造成的，这也充分体现出了作者落后的妇女观。 

 （三）回避英雄豪杰感情世界的描写，看不到英雄们立体的多层次性格 

 儒家思想注重人的群体意识，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个人属性，所谓“内圣外王”是说男人应当看重道德修养与功名心，放弃个人欲求与 发展 。所谓“食色性也”是说饮食之欲、色欲是人的本性，尤其好色的本性不易改变，渔色无度之辈层出不穷。《论语》孔子慨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儒家经典所阐述的鲜明观点之一就是压抑人的色欲，否则危害性极大。《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又说：“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还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意思是圣人的职责就是治理人的七情，使之在正常范围内发展，尤其要贬抑“饮食男女”之大欲。《礼记·坊记》说：“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宣布“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故男女授受不亲”。这一系列论述发展成为宋明 理学 “存天理、灭人欲”的 理论 。 

 生活在北宋末年的梁山好汉们只“好德”“重友”，他们绝大多数不娶、不近女色，即便是一些有家室的好汉，也不沉湎于男欢女爱。“好色”的梁山好汉屈指可数，王英是典型的好色之徒，他在第32回捉住去坟头化纸的刘高夫人“自抬到山后房中去了”，对此，宋江道：“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燕顺道：“这个兄弟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这些毛病。”他的这一“嗜好”被梁山好汉嗤之以鼻，暗中耻笑。 

 《水浒传》好汉们不爱女色，究其原因，其一，如前文所言，“女人是祸水”的观念影响。其二，儒家倡导的禁欲主义观念影响。在中国古代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女色是斫伤生命的斧子，行欲会耗损男子的精元之气，而禁欲则会使人精力充沛。《水浒传》好汉大都崇尚超人的体力和高强的武艺，疏远女色被认为是保持这种体力的重要措施。《水浒》中提到某人喜爱习武，往往同时附上一句“不爱女色”之类的话。如晁盖“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体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卢俊义“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其三，就男女地位而言，儒家力倡男尊女卑，友与色往往被放在互相对立、排斥的地位，《三国演义》中刘备的言论极具代表性：“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重色轻友”者会遭到人们的蔑视和贬斥。《水浒传》作者笔下的好汉们看重的是朋友义气，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倘若陷于情爱之中，当然就会“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所以，在《水浒传》中崇尚这样的观念：英雄必过美人关，真正的英雄不会“好色”，否则就有悖于儒家伦理道德的要求。“相貌堂堂强壮士”的武松、燕青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身躯凛凛、相貌堂堂”的武松对潘金莲极具诱惑力，任其挑逗、引诱，不为之所动，尽显“顶天立地啮齿带发男子汉”的风格。面对京城名妓李师师的言语撩拨，英俊聪明、百般伶俐的燕青心生一计，拜她为姐姐，抵住了美色的诱惑。而这些女人却用姿色和性命成就了英雄好汉。 

 有趣的是，西方国家文学作品中的好汉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好汉完全不同。在西方，那些行侠仗义的好汉一般被称为骑士。一个理想的骑士总有着缠绵的爱情，他们是女子的仰慕者和保护者，而不懂爱情、践踏女性的人则被称作恶棍。这种对骑士的看法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一个没有情人的骑士不配被称作骑士。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想成为一名骑士，却苦于没有情人。无奈之下，他只得在想象中将他见到的一名村姑当做他的情人而大写情书。这当然是一种幽默，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不同而导致作者笔下人物形象的差异。 

通读《水浒传》，我们不难发现，整部作品回避英雄豪杰感情世界的描写，显得阳刚之气有余而阴柔之美不足，水浒英雄们漠视女性、仇视女性，以其冰冷的理智扼杀了自己的情感，把英雄斗志与儿女情长截然分开。“内圣外王”的要求，使《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决“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他们恪守封建伦常，感情世界一片荒芜。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避开女性世界的描写，我们看不到英雄们立体的多层次的性格，英雄的生命色彩亦随之暗淡。 

参考 文献 ： 

 何满子.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战国)子思.礼记[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 

 (春秋战国)孟子.孟子[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 

 刘琦译评.论语[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王学泰.水浒与江湖[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董连祥.论梁山好汉的共性及成因[J].辽宁大学学报,2005,(5).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5

摘要：中国画与其它国家的绘画艺术相比，在内容与、色彩及意境上具有更加鲜明的个性特征，这是因为中国画深受儒道思想的影响。本文具体分析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对中国画的具体影响，从一定角度阐述了中国画个性特征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 中国画 影响分析

一、儒家思想对中国画的影响分析

儒家思想强调对人的道德教育，强调入仕，这就要求在绘画过程中要能够体现出功能性。我国古代人物画发展历史悠久，在宋代之前，人物画一直处于绘画的主导地位，很多文人雅士在评论绘画的时候都会考察画作是否具有道德伦理的教育作用，这就形成了具有儒家思想的中国美术画作评价方法。另外，在我国古代的壁画、卷轴画，经常以帝王将相、妃嫔女婢、烈女孝女为绘画对象，这就丰富了中国画的绘画元素，提高了绘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周朝开始，我国人物画就开始具备政治、道德伦理作用。隋唐时期，我国人物画达到了鼎盛时期，最为著名的就是佛道仕女画。明代著名的诗画家吴宽认为，在绘画过程中以圣贤名人、贞妃烈妇作为绘画的主要元素，可以达到一种宣传道德伦理的作用，能够影响社会的道德风化。

中国绘画除了注重画作的内容与手法，还注重画作所蕴含的意境，即画家绘画时怀有的心态。我国画学认为，绘画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心灵，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品性。一个成功的画家，不仅仅要具备高超的绘画手法，还必须要不断修炼自己的心性。因此，中国画学强调以绘画来培养一个人的心性，而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强调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要求人要能够遵循礼义廉耻忠孝，强调人要能够树立崇高的道德观念，这就迎合了以绘画来锻炼人的心性的要求。因此，中国画几乎都以儒家思想为绘画主旨，这在郭熙的《林泉高致》、韩拙的《山水纯全集》以及徽宗朝的《宣和画谱》等著名画作中都有所体现。另外，儒家思想认为，人在对待绘画事物的时候，根据喜恶不同，表现出的美丑也不同。即一个人如果喜欢一个事物，那他在绘画的时候就会美化它；如果厌恶一个事物，那么在绘画的时候就会丑化它。孔子曾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认为人所表现出的行为与心理是有着必然联系的，古代画家在此儒学基础上提出人品等同于画品。

儒家思想对中国画的影响还体现在色彩的选用上，儒家思想认为花品和人品具有共同的特性，花草树木一直就被比于君子之德，同样，绘画的色彩也是如此，也与人的品德有着相似之处，绘画的色彩也可以人格化、道德化。在儒家思想中对色彩的观念看来，从一个人对色彩的喜好，能够看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儒家的这种色彩比德思想将中国画的色彩艺术赋予了特定的意义，增加了中国画的文化内涵，将不同的文化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例如红色表示忠诚勇敢、白色表示奸诈阴险等等。除此之外，儒家思想还形成了一种颜色观念，儒家色彩观念将颜色中的五色定为正色，其它色规定为间色，并进一步将色彩与等级制度结合在一起，五色分别代表了君臣民的等级关系，各种色彩不可以乱用，否则视为违背礼制。这也就限制了画家对色彩的使用，限制了画家发现色彩的能力，所以那个时期的中国画很少表现出色彩鲜明的个性特征。

二、道家思想对中国画的影响分析

道家崇尚自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是世间万物的普遍规律，道也是表象背后所掩盖的真相。这与中国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中国画的特色就是通过绘画来表达一种特殊的意境，实现画与意境的完美统一。文人雅士在绘画的时候不仅有着儒家的理性，还有着道家的感性。画家在绘画的时候，每一次落笔都含阴阳，这也是受道家阴阳伦的影响，例如在题字的时候，横为阴、竖为阳，粗为阳、细为阴，下笔有轻重，笔速有快慢。除此之外，绘画构图也受到道家阴阳论的影响。“万事造化，重得心源”，这里说的心源就是指作者在绘画创作的时候内心的真实感受，作者内心的感受也受自然界的规律的影响。例如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米芾，他的绘画创作就是受到自然界风光的影响，他利用独特的绘画手法将山水间的烟雨朦胧表现得飘逸脱俗，使山水图上升了一个艺术层次。

道是宇宙中的一切，这也包含了人的精神，例如人的道德修养、人的个性品质等等，道家思想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天人合一。这种人与自然的观念与中国画也有着相似之处，中国画要求能够体现出人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要求体现出画面的融洽，要求能够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也是中国画的意境所在，也是道家思想在中国画上的表现。南朝宋画家宗炳主张“山水以形媚道”，他对于大自然的热爱近乎痴迷，达到忘我的境界。石涛在创作《春江图》的时候，觉得自己与画融合到了一起，他觉得画家在创作山水画的时候，与山川结合在一起的，这就强调画家在创作时要能够充分发挥想象力，要能够自由地想象。因此，中国画大都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画的意境与人的精神意境也都结合在一起，花鸟画中的花草树木及鸟禽也大都被人格化，这一起都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除了山水画、花鸟画之外，中国的人物画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例如宋朝张折端的《清明上河图》、张兆年《踏歌图》等等，都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都体现出人物的神、气、风骨。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始终影响着我国绘画的发展过程中，影响中国画的创作内容、创作手法，始终影响中国画的色彩选择，并深深影响着中国画的审美观念。因而，要想看懂中国画所蕴含的意境就必须要对儒道思想有所了解，儒道思想对于研究中国画有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邢丽爽.浅谈中国文化思想对中国画色彩的影响[J].美术教育研究，2012-11.

[2]莫付欢.早期儒道思想对墨子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J].文学教育（中），2011-02.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6

论文摘要：孝道被先秦儒家视为“诸德之首”，是先秦儒 家人文伦理的基石。本文首先阐述了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接着又对孝道思想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指出孝是一个优弊共存的“杂糅体”，即有其适应时展的合理性因素，又有其阻碍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最后指出弘扬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仍有重要意义。

先秦儒家开创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构建的孝道观，则是这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儒家人文理论的基石。注重孝道，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道德传统，是中国人个人道德的根源。它不但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民众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一、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都是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具有浓厚的血缘宗法成分。一般说来，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为了本氏族的安定和繁荣，需要相互关心 、帮助。父母有责任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应该尊敬、赡养父母。这样，就有了同一血缘关系的孝。

“孝”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一夫一妻制使得父子关系确实可靠，且导致承认并确定子女对其先父财产的独占权利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要求子女奉养、尊敬和服从。到西周时期，随着父权家长制的确立，“孝”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由于周代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分封制，建立了以“立子立嫡”的君位传统世袭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孝”的观念及其作用进一步升华，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调整和维护政治关系的行为准则。“有孝有德”就成为了西周的“道德纲领”。周代的“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奉养、恭敬父母；第二，祭祀先祖。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勃兴，学者们对“孝”有了更深的见解。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孝”观念，并把它系统化，确定为普遍的伦理模式。

在《论语 ·学而》中，“孝”被作为“仁”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认为“孝”不仅体现在父母生前，最难的是保持到最终。“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孟子对孝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和发挥，认为“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懒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亦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 ，五不孝也”(《孟子 ·离娄下》)。战国后期的墨家认为：以爱亲利亲为己任，就是孝，孝不必图回报。此外，《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有专篇论“孝”，战国时还产生了《孝经》，这些文献表明孝道的框架在先秦已经完成。《孝经》把孝与治理国家的政治手段相结合，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孝的道德观念也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有影响、最富特色的规范之一。

二、对先秦儒家“孝道”的辩证分析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有其丰富的内涵，几千年来，它已经成为指导我国人民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先秦儒家孝道有其合理性因素也有其不合理性因素，对此我们应作辩证分析。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赡养父母。赡养父母的规定表明在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状况下，子女对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这种道德义务是人类种族繁衍的需要，也是人生 自然规律发展的要求。当子女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时，父母有抚养他们的义务；而当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则应尽赡养扶助的义务。传统孝道中赡养双亲的这一规定符合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要求，反映了人生从小到老的自然规律性，是积极合理的内容，应该继承弘扬。

2．爱亲、敬亲。每个人生下来都离不开父母亲人的养育，在这种养育的亲密关系中，必会自然地形成子辈对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的爱戴尊敬之情 ，但这种感情害怕时间一长，由于受到多种干扰而被丢弃，因而儒家提倡孝这一文化道德规范，以维护人类的这种美好感情。父母是自己生命所由，也是一切人际关系中最自然、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因此很难想像一个人连给予 自己的生命的父母或者养育自己的人都不爱不敬，他怎么能生发对他人、社会、国家、民族的爱呢?怎么会有健全的人格结构和良好品质呢?因此，爱敬父母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永恒价值。

3．尊老敬老。儒家把孝不仅仅限于父子关系，而且要求尊重家族中的一切老者尊者。根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他们由尊养家庭老者再扩大到尊养社会上所有长者和老人，要求人们不但孝敬 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尊老的确是中华 民族的独特传统，它已经以言语、警句的形式，积淀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潜意识之中，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孝道又有其不合理因素，先秦儒家把“孝”作为仁之本，把“孝”看成“诸德之首”，使“孝”这一伦理范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强化，其影响是非常大的，其消极作用也十分明显。

1．“无违”之孝道。使家庭伦理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父子之间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产生了权威人格倾向传统孝道讲究“父慈子孝”，但一向讲“子孝”的场合多，讲“父慈”地方少。“子孝”要求儿子对父母尽义务，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无条件地绝对顺从父母，父亲死后还要尽三年之丧，三年之内“无改于父之道”，这一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封建社会家长制的意识，父子之间人格上具有明显的隶属关系。这“无违”之孝道，是建立在无条件的服从的基础上，这样的孝道，对维护家庭制度是有功的，却不容易培养出独立的人格。

2．“忠孝合一”的观念，使孝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基本道德力量。“孝亲”本是家庭中的道德规范，最初与忠君并无直接关系。到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以宗法式家庭形式组织社会，建立了以皇帝绝对权威为基础的封建家天下。在这种封建等级制社会里，父亲是一家之长，皇帝是一国之尊。对封建家长的绝对尽孝，扩大到国家就是对君主的绝对尽忠。这样，孝亲与忠君便密切联系起来。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也大力宣扬“忠孝合一，移孝忠君”的思想，还提出：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结果。为了忠，必须讲孝，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则要求人们“舍孝尽忠”。在当代民主社会，封建皇权统治已不复存在，但对孝具有服务于专制统治特性与历史应保持清晰的理智，防止其流毒影响。还有一些观点，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这些封建性糟粕，不管当时还是其后，都应予批判与否定。

三、先秦儒家孝道的现代意义

孝作为家庭伦理规范，有维持家庭稳定的功能和作用。人们用孝来调节家庭关系，使之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古代，中华民族有着敬老孝亲的良好风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弘扬养老敬老的孝道德传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孝道思想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保证

我国是世界上人IZl总数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老年人绝对数最大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我国21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其实 ，家庭养老是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基本和最富有生命力的养老方式，而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就是传统的孝文化。传统孝文化中养老敬老的规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即传统伦理的“孝”成为处理亲子关系的规范和最高准则，成为支撑家庭养老功能的文化价值机制。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出现了日益弱化的趋势，突出的表现就是小辈不养老不敬老。有些子女只顾自己和小家庭的利益，拒不赡养甚至虐待 自己的父母，迫使一些老人和子女对簿公堂，家庭赡养纠纷日益增多，有的甚至发展成刑事案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积极寻求社会采取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呼唤人们的真情良知。因此，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积极倡导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弘扬孝道思想有助于解决当前家庭代际矛盾

孝，其基本含义就是家庭亲子关系间的道德规范。孝观念最初是基于对人们家庭生活的维护，以一种家庭伦常的形态而出现的。从现代家庭来看，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较之古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家庭这种组织形式依然存在，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中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依然需要调节，所以说孝依然具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天然基础。

从现实情况来看 ，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尊老、敬老、养老观念在淡化，个人利益观念逐渐增强，许多青年人的伦理道德意识丧失，不孝敬父母、不赡养父母、无视老年人权益，不少老年人不仅得不到子女必要的尊重和理解，甚至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受到子女的侵犯。一些与儿女同住的老人更是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生活上得不到照顾，情感上缺乏关爱，不少的老人倍感孤独与绝望。以上种种不孝的现象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代际关系的困境，说明许多家庭尚未真正树立起尊老养老的观念和赡养老人的责任感。因此，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孝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它不仅能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维护家庭和睦稳定、建设和谐平等的现代亲子关系所必需的。

(三)弘扬孝道思想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

“孝”是亲情之爱 ，是生生不息的爱心 ，是形成个人品德之根源，“道由孝生”，孝乃“德之本”，是“立人之本”、“人伦之本”。先秦儒家强调“百善孝为先”，认为孝是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奉行孝道是追求各种美德的起点。人世间诸多美德，都是以“孝行”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孝行源于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人生之初，最初感知的必是父母之爱，面对的是家庭内成员之间关系，对人的爱心也就首先应该施加于家庭成员的身上，这便是孑L子所倡导的“孝悌”之道，“弟子，人则孝，出则悌”。子女最先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人间的爱，这种爱必然培养出子女对父母的爱。因此，施爱施敬当从亲始，这是有一定的天然的合理性的。那些提出以家庭道德为起点强化孝道教育，使子女爱父母、爱家庭而逐步发展为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的观点，是合乎道德教育规律的，它是培养个人道德素质的起点，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切人点，它也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在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注重培养他们的孝道，以使他们从小具有爱心，形成社会责任感，这对培养“四有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oo3，(9)

[2]肖群忠．《伦理与传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

[3]林妹珍．《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J]．《龙岩学院学报》，2006(4)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7

关键词：《儒林外史》；崇儒；反儒；矛盾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11-0078-03

《儒林外史》的产生、流传与解读，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对待儒学的态度。严格来说，这部小说所表现的儒学是程朱理学，与汉儒学，尤其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儒学有明显差别。作为孔孟儒学的变体，程朱理学家认为“理”无所不在，它不仅是自然界而且也是社会的最高准则。在伦理规范上，“理”体现为三纲五常。程朱理学对先秦儒学的背离，对当时的士子文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他们原本怀揣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信念，秉承“修、齐、治、平”的人生方针和“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原则，以及“求善”与“求治”的理念积极人世。但是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八股取士制度束缚自由人性、禁锢社会发展、戕害独立精神，既不能促成“求治”，更不能臻于“求善”。一代知R分子思想被戕害，智能被斫伤。道德被腐蚀，一幕幕让人痛心疾首的人生悲剧接连上演，招致了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的屡次咒骂：“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故愚以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儒林外史》这幅儒林“群丑图”即是对这种现状的艺术展示，该小说产生于程朱理学依然强盛的清初，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新兴实学的熏染。在崇儒还是反儒的道路选择上，以吴敬梓为代表的士林文人陷入了矛盾纠葛。一方面，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是程朱理学甚嚣尘上的封建社会，包括作者在内的士子们维护程朱理学甚至有时为之疯狂，甘愿耗尽一生心血；另一方面，他们又切身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承受着理学思想、八股取士这些腐朽体制的压迫与残害。想奋起反抗却又找不到明确目标的他们。面对的是整个体制，是深深植根于他们脑海中的思想，他们无法逃离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也无力与整个体制抗衡，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带给当时士人永无休止的苦恼。

一

当时的知识分子死守朱注，非朱子之义不敢学，缺乏独立思考的意识，没有推陈出新的胆识与魄力。《儒林外史》中形形的儒生几乎都丧失了自由意识。马二先生是个诚笃拙朴的人，20多年来科场不利，但仍然把科举看作天经地义，虔诚地宣传举业至上。他到处鼓吹：“人生世上，除了这事（指举业，笔者注），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他还毫不隐讳地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并劝慰匡超人刻苦努力，从举业求官。认为“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马二先生痴迷于八股文，结果变成了一个麻木愚昧的人。他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他那套文思定势取消了他鉴赏美景的能力，所以游西湖时，对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浑然不觉。他的才华枯萎了，头脑里除了八股文之外，已无其他词汇，游了半天西湖，搜肠刮肚，才说出一句“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的陈词滥调。马二先生是一个被科举时文异化了的迂腐的读书人。他送匡超人回家时还到“自己书架细细检了几部文章，塞在他棉袄里卷着”，他极力宣扬八股取士的权威性与合理性，从不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当他的人生信条在自己身上实现不了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把这种希望寄托在了后进匡超人身上，他的真心实意着实令人感动，但也正是这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执着，让我们越发感觉到心酸，为他的毫不觉醒而感到愤慨，为社会杀人于无形而感到恐惧。

八股取士使封建社会文人思想僵化，鲁编修虔诚地宣扬：“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八股文本来是窒息一切自由思想的僵硬模式，却被神化为点金术。鲁编修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幸运，而恰在此幸运之中。其思维变得萎缩，他把科举看成是一切的标准以致于认为《离骚》“不是正经文字”，认为“名士”即是获取了功名的人，乃至择婿也持僵化的标准，误将遽公子之才理解成为科举之才，可见其思想已经变得迂腐乏味。再看鲁编修对其女儿的培养。在他的熏陶下，女儿鲁小姐在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八股文，“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正像《红楼梦》中贾宝玉所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人了国贼禄鬼之流”，当她发现自己的夫婿并不长于此道时，便气得痛哭埋怨他“误我终身”，一方面逼夫用心举业，一方面把博取封号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每日拘着刚满4岁的儿子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每晚都要“课子到三四更鼓”，这位“才女”受科举制度影响之大，流毒之深，使得少女的爱情、儿童的天真这些人性中最美好最真实的东西，就这样枯萎泯灭。

王玉辉是一个“做了三十年的秀才”的迂腐之人，受理学毒害已深入骨髓。三女儿出嫁不到一年就死了丈夫，女儿自己立志殉节，公婆不允，他却鼓励其自杀殉夫并称赞她“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当女儿果真绝食殉夫以后，他居然对老伴说：“你哭他怎的？他这是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一个好题目死哩！”一条鲜活的生命在那个时代竟然如此卑贱！王玉辉不顾惜女儿的身体，三女儿更是不珍爱自己的性命，令人瞠目结舌。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烈女殉夫”，反映的是“天理”与“人欲”的根本对立，但是被程朱理学所毒害的人们却还牢记着“三纲五常”，把“殉夫”视为美德。王玉辉父女们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他们至死不悔、心甘情愿为之付出生命的迂拙令人唏嘘！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8

关键词：儒家文化；日本社会；日常生活；文化教育；家庭教育

中日两国从地理位置上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到隋唐时期进入了交往的繁盛时期。众所周知，日本文化起源于中国，日本汉字是以中国汉字为基础创造而来。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日本，并对日本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的藤原惺窝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为当时的幕府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持。日本的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

一、儒家文化对当代日本家庭观念的影响

儒家文化强调的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在当代日本，父亲仍是家庭的中心，在家庭中有绝对的权威。这一点从日本人的肢体语言表达上也可以看出来。如果孩子竖起大拇指对朋友说，被这个骂了，就是说被爸爸骂了。日本人“四怕”当中，有“三怕”是自然灾害，另一怕是“老爸”，可见老爸的权威性。二战之前的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二战之后的1947年实施了日本宪法，民法也做了较大的改动，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可是二战结束至今的70余年还是长子继承制居多，长子继承制作为一种社会通俗理念，在日本社会已经根深蒂固，年老的父母多由长子照顾，家产也就顺其自然地由长子来继承。日本民法规定夫妻婚后要同姓，夫妻双方要选择一方的姓氏作为共同姓氏，民法上没有规定一定要以夫姓作为双方的共同姓氏，但妻子改姓占到了96.1%。女性婚后改从夫姓，虽然这不是法律规定，但却成为被日本人认可的普遍做法。

二、儒家文化对当代日本人价值观念的影响

儒家所提倡的“忠”，在当今日本职场体现为员工忠于公司。与家庭相比，日本人更注重公司，把工作放在首位。“灭私奉公”、“与家庭相比工作更重要”这些词语都是对日本人这种理念的批判。日本人的工作理念，长期以来一直被欧美社会所批判，认为日本人劳动过度。有人分析“日本人为何成为工作的牺牲品？”并总结了以下五点原因：

(一)热爱公司

与为了谋求更好的待遇而换工作的欧美及中国相比，日本社会是终身雇佣制，崇尚“爱社精神”。“爱社精神”不单单是一个词语，而是扎根于日本社会的一种理念。当自己公司经济利益下滑，日本人的一致想法不是换工作，而是想办法让自己的公司好起来。

(二)工作效率低

并不是工作时间完成不了规定的任务，认为日本人是有意识地主动加班，不想早回家。

(三)并非真正加班，是想留在公司

很多日本人以加班为借口，下班后留在公司继续工作，在公司睡觉的场面比比皆是。

(四)不知道工作以外的乐趣

日本人从小就是生活在学校与各类补习班中，没有自己的闲暇。导致长大以后，除了工作也知道如何度过业余时间。

(五)担心失去工作

从以上五点来看，最具有说服力的只能是“爱社精神”这一点，其他几点都是从侧面来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对于公司的忠心，才导致日本人把工作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只有在公司加班才能感到安心，才会有一种归属感。

三、儒家文化在日本社会男女平等上的折射

日本社会的男尊女卑现象要比同属东亚文化圈的中国、韩国严重，这一点从日本女性就职方面可以反映出来。日本国会于1985年制定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规定了女性拥有和男性平等的受雇佣权。2016年世界各国男女平等排名指数表明，在被调查的144个国家之中，日本排名111，比2015年下降了10位。因为大多数日本家庭的家务与育儿、儿童教育等全部由女性承担，导致大多数女性很难做到工作与家务两利。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即使是在当今的日本也处于主导地位。在第一条里谈到的夫妻共姓的问题也可以看作是男尊女卑思想的体现。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6世纪，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虽然在近代日本盛行西洋文化，儒家文化被边缘化，但儒家文化已经渗透到日本神道、武士道当中，成为日本人民族性的一部分。战后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废墟上发展成为经济巨龙，有人说是因为儒家的思想与西方技术的结合。

参考文献：

[1]黄秉泰.儒家与现代文化─中日韩儒学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2]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M].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3]郭定平.论日本儒家政治文化的发展与变异[J].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