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市场调研研究范文

海外市场调研研究篇1

“全球顶级女式时装拖鞋生产企业”、“全球每年新增3000万用户”、15万双的日产量、“平均每10个美国人就有一人穿宝峰拖鞋”、沃尔玛全球供应商、迪斯尼全球合作伙伴……当一个个荣誉纷至沓来的时候，福建宝峰企业集团（以下简称宝峰），这个中国时装拖鞋制造行业的“隐形冠军”，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一个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奇迹。

福建宝峰企业集团现已拥有泉州宝峰鞋业有限公司、泉州宝鑫合成革有限公司、福建宝峰轻工有限公司、宝峰国内事业部、宝峰发泡厂等企业，涉及材料、设计、制造、包装等上下游各个环节，形成了以时装拖鞋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宝峰具有5000万双以上的生产能力，每天有15万双拖鞋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向全球30多个国家的鞋类市场，目前在欧美主流市场已经占据了主导性核心地位，即使在质量监管十分严格的欧盟市场，宝峰的产品也是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中国市场受阻，却在海外市场获得了突破

但是，1989年宝峰进入中国市场时业绩却并不让人满意。当时，宝峰刚刚转型进入时装拖鞋行业，运营能力、团队经验都不是十分的成熟，而且国内当时尚未成熟的商业贸易机制也制约了宝峰的发展。在其他企业风光无限的时候，宝峰却默默无闻。

但是，宝峰的长处，就是其懂得换个视角，做一些改变。宝峰知道在经营不利的情况下，需要有独特的战略视角，才能突出重围。

郑六和是宝峰董事长，对于海外市场，他曾经在企业内部会议上提到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为当时有进出口贸易公司和海外客商和宝峰合作的意向。

没有研发能力，没有营销团队，甚至连资金积累也近乎为零。就这样，郑六和带着一个没有海外市场经营经验又没有国内市场基础的企业，在外人看来简直不可能的情况下，勇敢地迈出了向海外进军的第一步。

没有研发能力，宝峰在贸易过程中自己摸索，最初是完全照抄客户的样品，之后是仿制贸易商的样稿，最后是自己尝试着开发设计。到现在，宝峰已经和全球主要市场的各大商业贸易公司建立了稳固的长期合作关系，双方在进行贸易的同时，还进行生产技术、研发趋势的交流和探讨。2005年，宝峰成立了中国国内唯一的拖鞋研究中心，这一中心存储着全球各个人种、各个民族的近万种脚型和鞋楦数据，研究人员可以据此了解全球各地人们的穿着习惯和社会文化发展趋势，以做出最适合穿着和各种功能需求的鞋样设计。

刚刚进军海外市场时，宝峰的营销完全依赖进出口贸易公司，甚至有时企业内部的生产协调还需要贸易公司派人协助。没有自己的营销团队，就无法发展壮大，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郑六和要求员工虚心向海外客商学习，与此同时，他还不断把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送到大学商学院学习。如今的宝峰已经拥有了一支优秀的营销管理团队，在海外市场取得了不凡的业绩。

宝峰：中国企业的海外乌托邦

寻求与大型零售商合作以壮大企业自身在海外市场的声势，是宝峰惯用做法。郑六和说：“都是去‘求’的，全都是不对等谈判。”如今的宝峰已经成为沃尔玛的全球合作伙伴。不过当初和沃尔玛谈判的时候，情况却是“沃尔玛从来不和你谈采购价格，只说自己认为的价格是多少”。

宝峰在确定自身的定位之前，找顶级合作伙伴合作做的都是需要付出真金白银的买卖。宝峰为“迎娶”沃尔玛，不但按照沃尔玛的要求全面改进生产线，不惜为此投入数千万元，郑六和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亲赴美国谈判。凭借诚恳的态度以及超出竞争对手的优越条件，宝峰终于让沃尔玛放下身价与之合作。沃尔玛中国区事务主管说:“我们的目标是采购既符合沃尔玛要求又能够盈利的产品，既然宝峰能够满足这些要求，那为什么不与宝峰合作？”

宝峰为了保持并快速提升市场竞争能力，打造强势品牌，广泛与国际先进企业合作，以积累宝贵的经验与资源，通过合作赢得竞争。在与沃尔玛达成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后，宝峰还相继与美国的Rocket dog、JCP、Meldisco、Target、Guess、Steva Madden、Nomad，欧洲的Novi、Replay，南非的Woolworths，东南亚的Planet结成伙伴合作关系，共同开发国际及国内市场。在宝峰的全球化市场布局中，一个巨大的商业发展平台正在全面铺开。

宝峰的海外市场已经成为其经营的重心。在宝峰员工的心目中，海外市场已经成为了他们心中的乌托邦。

大象想坐在哪里就坐在哪里

在2005年两会期间，仅有两份报纸获准进入两会代表房间，其中之一就是《新华每日电讯》。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在这家报纸的头版下方，有一条广告：“宝峰鞋业：踏实回家路。”这一广告语可谓是铿锵有力。

经过16年的海外商业之旅后，宝峰终于下定决心要返回魂牵梦扰的中国市场。

低调是一种个性，低调也是一种涵养。宝峰十年磨一剑。16年来，宝峰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从产品研发到生产，从传播推广到终端销售，宝峰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行之有效的营销架构。在重返中国市场之前，宝峰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2005年年初，郑六和与国内知名调查机构零点调查合作，委托其为宝峰的中国市场战略进行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宝峰与国内知名营销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不断调整宝峰重返中国市场的产品策略、渠道策略和传播策略。

在对国内市场进行深入研究后，宝峰为其中国战略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产品品类概念：“彩妆鞋”。“彩妆鞋”既具备了时装鞋的优雅和时尚元素，同时又具有拖鞋穿着的舒适感和随意性，而其在终端的销售价格又在100元以内，中国消费者可以轻松拥有，并与欧美时尚潮流同步。业内分析人士预测，“彩妆鞋”的推出，将在中国鞋业市场上引发一场革命。

2005年10月，中国消费者可以在一些媒体上看到“宝人指数”这样的报道。其实，这也是宝峰实施中国市场战略的一个步骤。宝人携手国际时尚研究机构Esomar和国内著名市场调查机构零点调查，共同完成了“2005中国明星公众影响力指数”研究，并将此项指数命名为“宝人指数”。这项研究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企业以国际时尚为标杆，更好地运用明星代言人营销策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宝人指数”的研究和，使宝峰企业和宝人品牌声名大振，国内外共有600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

海外市场调研研究篇2

论文关键词：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金融支持，机理及政策

一．研究述评及问题提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动力机制。在我国，产业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是我国经济发展体系的中心，而金融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核心支持机制。对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金融学术界的重视。1970年以来出现的金融发展理论系统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1][2]，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工商管理论文，Greenwood（1990）[3]、King（1993b）[4]、P.Arestis(1997)[5] 、Beck(2000)[6]等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年来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探讨，就我国国内而言，谈儒勇(1999)[7]运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丛林(2002)[8]、张金瑞(1990)[9]、庄卫民(2003)[10]等分别对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问题展开了探讨，揭示了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支持机理，此外，宋泓明(2004) [11]等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为国内学者展开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导性作用。对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已经成为国内金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刚起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龚仰军（2002）[12]等主要从宏观视角探讨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并局限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考察，没有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划分，来深入揭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机理。顾海峰（2010）[13][14] 则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进行了划分，并构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整体性框架，该框架理论认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过程，应包括金融支持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等过程。其中：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前提条件，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中间环节与重要保障，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才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最终目标。而顾海峰（2010）[15]则讨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的对策问题。

本研究认为，产业优化选择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论文网。因此，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过程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特别是国家进入“十二五”时期工商管理论文，随着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与实现背景下，本研究针对“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在金融发展视角下，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为切入点，针对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选取上海市作为区域样本，分别从政策性金融层面与市场性金融层面系统性地提出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对策。本研究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

（1）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

①比较优势准则。区域比较优势基准的理论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分析法以及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学说。虽然在区域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区域都具有某种资源的相对优势，但某一区域不可能同时具有各个方面的相对优势，这客观上要求重点发展那些可以充分利用相对优势的工业部门。区域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必须突出产业的地域属性，即强调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②产业关联准则。根据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产业关联度原则，优先考虑那些对较多产业有带动和促进作用的产业。在他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依据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对产业间关联度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中发现，任何一个产业部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供需关系与其他部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并形成产业链条，产业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效应。产业关联度越大，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越大。

（2）产业优化选择的思路

产业选择的思路就是基于产业发展潜力指标，来实现从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筛选功能。其中，发展潜力标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①技术进步潜力。20世纪50年代，索罗运用著名的索罗剩余计算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资本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索罗之后，罗默、赫尔普曼等又进一步建立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内生模型。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世纪初只占5%左右，40-50年代上升到20%-40%工商管理论文，80年代以来已经达到60%-80%。一般主要从科技进步速度、科技劳动者比率、劳动生产率上升率等指标来衡量产业技术进步的程度。本研究选用技术进步速度作为衡量指标，其中：

科技进步速度n = Y/ Y - α·( K/ K) - β·( L/ L) ,这是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所得, Y/ Y 为产业产出的增长率，K/ K为资本投入增长率，L/ 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②市场增长潜力。本研究选用需求收入弹性，作为衡量产业市场发展潜力的指标。所谓需求收入弹性是指某种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比，反映随着国民收入增加而引起的对各产业最终需求的变化，收入弹性大于1的产业和产品，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增加更快中国论文网。只有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中才能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获得较高的利润。

③增长表现:本研究选用产值增长率作为衡量产业增长表现的指标。

本研究通过给科技进步速度、需求收入弹性、产值增长率等指标社定一定的评价权重系数，即可得到任何产业的加权平均值，该数值就反映了每个产业的发展潜力程度。最后，本研究通过选择加权平均值比较高的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就是本研究设计的产业优化选择的战略性思路。

三．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

产业优化选择机制包括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性的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机制。无论在何种机制下，金融都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的过程，需要金融的资金形成和导向机制来实现。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机制主要包括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机制。其中，政策性选择是指在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来实现产业选择时，金融的支持作用体现在通过政策性金融和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适当干预使金融资源流向优质产业，促进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市场性选择是指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使金融资源流向边际收益高的优质产业。两种产业选择机制并非是对立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产业选择也要通过市场性选择来实现，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

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金融资源的初次优化配置来实现产业类型结构优化配置的过程。也就是说工商管理论文，通过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般性产业样本的顺利遴选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据政府产业目录的比重大小，完全取决于金融资源在产业优化选择过程中的配置效率，也就是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因此，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以及下面将给出的金融支持对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直接关系到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问题。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功能的实现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和市场性金融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完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一方面，应逐步提升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作用程度，充分发挥市场性金融对产业选择的作用机制，使我国市场性金融更好地发挥产业选择功能。另一方面，也必须重视政策性金融的产业选择作用，特

别是关注政策性金融对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无法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国际上各国产业政策的实践证明，在任何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实践中，市场机制作用总存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一旦出现市场机制作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政策性金融就要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如图3-1所示。从图上可以发现，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工商管理论文，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顺利实现。

图3-1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图

三．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产业优化选择的目标在于从处于低附加值状态的一般性产业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必须强化金融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功能。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应体现政策化扶持原则，这种政策化原则不仅体现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也要体现在市场性金融方面中国论文网。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政府间接干预金融市场等手段，来引导金融对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政策性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功能，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遴选效率。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1）政府应积极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比较全国各个城市，上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产业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等优势，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潜力水平指标值很大，但因其处于发展初期而导致产值较低的发展水平，这时最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

①通过本研究提出的产业发展潜力指标评价模型，政府从中选取产业发展潜力指标居前的若干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然后重新对选出的若干产业进行反复比较筛选，确定上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②一方面，政府积极引导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在各自的政策性信贷领域参与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信贷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政府全资或控股的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积极开展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担保业务，通过担保方式来支持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

（2）政府应采取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这是通过政府干预商业性金融活动来实现产业选择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目标，也属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畴。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所表现出的低产值产业发展水平，难以满足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资本的信贷要求，如果信贷利率过低，则损害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利益，如果信贷利率过高，则战略性新兴产业难以接受高启的融资成本。这时工商管理论文，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通过补偿市场利率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发放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际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部分，来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首先，政府对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支持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实行财政补贴或贴息，引导商业银行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活动；其次，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商业性担保机构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担保。再者，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信托机构、金融租赁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活动。

（3）政府应通过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来积极引导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购活动，并利用资本市场强大的资金支持功能，从而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资本市场的金融支持。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政府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明确对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给予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并引导上海或外市的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功能，通过增发或配股方式来并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营企业股权，一旦并购成功，意味着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

四．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手段，来引导市场性金融对上海产业选择的支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功能，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换效率。市场性金融支持活动必须基于市场化原则开展金融支持活动，这明显不同于基于政府干预原则的政策性金融。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1）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良好协作机制的构建，并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具体的政策支持组成体系主要包括：

①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利于金融支持活动的开展。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工商管理论文，政府要加强企业的诚信建设，发起建立企业诚信信息数据库，确定企业的信用等级，公布企业的信用执行状况，为金融信贷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尤其重要，因为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不仅仅取决于产业（项目）本身，还取决于信贷主体（企业）的诚信状况。

②政府应积极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良好的银企协作机制有利于降低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商业银行信贷是基于风险内部化的，如果没有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则商业银行将承担全部风险，根本无法实现风险的转移与分散功能，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承担载体往往处于发展初期而无法提供足够的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因此，一般而言，由于商业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而放弃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贷款。于是，由政府推进而建立的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显得尤为重要。

③政府应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呈现低产值发展水平状态，难以获得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青睐，而这时作为市场性金融机构的上海城市商业银行、上海信托公司、上海金融租赁公司、上海财务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机构，在坚持市场化运作原则下，优先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当然，这需要政府的引导与协调，因为政府毕竟拥有大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控股权，所以这样的政策性协调、市场化运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完全是可行的工商管理论文，也是容易操作的，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典型模式。此外，还可为其他非地方性商业金融机构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活动启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性引导作用中国论文网。

（2）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尽快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形成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引导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可能因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支持而缺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这时，如果上海具有一个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则载体企业可以在产权交易市场通过企业产权的转移，使拥有资金实力的新股东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载体，从而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实际上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一种直接融资的可行路径，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引导机制的形成，也是对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间接融资的重要补充，拓展了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渠道。政府应尽快进行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主要包括制定产权市场的参与主体、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形式、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的评估与定价、产权市场的交易规则、产权市场的监管制度等交易监管政策，并提供科学有效的交易风险管理方案、高效的交易操作软件、固定的交易场所、专业化运作的工作人员等一系列软硬件设施。

五．结论与展望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的过程应包括产业选择、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三大过程，其中，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比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技术结构的优化配置。而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整个过程中，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产业优化选择过程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而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金融支持。本研究主要探讨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本研究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工商管理论文，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顺利实现。该研究成果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

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战略意义是显而易知的，在国家关于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现实背景下，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金融学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使命。特别是进入“十二五”时期，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为了更好地指导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高效性，从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无疑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成果将为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作一前期研究基础，为金融学术

界继续深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作一良好的铺垫。

参考文献

[1]King,R.G.,Levine,R.,1993a,“Finance and Growth: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8: 717-738.

海外市场调研研究篇3

关键词：江西 海外 客源市场 空间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7-0141-03

引言

客源市场在旅游目的地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旅游目的地的长远发展；在旅游行业，可以称之为旅游业的生命线。客源市场的空间结构分布会影响到整个地区的旅游业的稳定程度。

国内外学者对客源市场的研究主要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保继刚（2001）对桂林国内客源市场的空间结构演变进行了研究，指出了桂林国内旅游地发展日趋成熟，主要客源是稳定的；陆林（1994）对黄山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地区结构进行了调查；汪德根（2004）对九华山客源市场空间结构及出游行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对旅游流的预测方法；在江西旅游客源市场研究方面，张频（2005）等对江西海外客源市场的消费结构和区域结构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江西海外客源市场的拓展战略；解（2004）引入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旅游客源市场的地理细分市场进行分析，提出了旅游市场开拓的方向，为旅游地市场开发提供了科学方法及理论依据；刘春等（2011）对武汉城市圈乡村旅游空间结构进行研究，提出了武汉城市圈乡村旅游空间结构研究。

笔者试图通过调查江西省海外客源市场现状，利用地理集中度指数来分析江西省的海外客源市场，并提出针对性的发展措施。

一、江西省海外客源市场的空间结构

江西省海外客源市场发展现状。江西海外客源市场发展状况可以从纵向角度（时间角度）和横向角度（区域角度）来进行比较分析，主要用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接待人次这两个指标来说明。

1.江西省海外客源市场总体情况

从图1来看，江西的入境旅游呈“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趋势，在旅游人次方面，一直都是增长趋势，在2003―2020年这八年间，江西入境旅游人次由2003年的16.566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114.0792万人；在旅游收入方面，整体也呈增长，旅游总收入由2003年的4 746万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4 629.6美元，从此可以看出江西入境旅游地发展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2.江西主要客源国的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江西省的海外市场以港澳台同胞为主，其次是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和德国客源，它们占到江西海外客源市场的绝大部分。

二、旅游客源市场空间分布集中性

旅游客源市场空间分布集中性是指旅游者的地理来源和强度，旅游者在地理区划上的分布。本文借助旅游地理学上的地理集中指数来进行定量分析，其计算公式：

G=100×■

公式中：G为旅游客源地的地理集中指数；xi为第 i个客源地的游客数量；T 为旅游目的地接待游客总量；n为客源地总数。

G值为0~100，G值越大，说明游客来源越集中，G值很大，则客源市场过于集中，旅游经营稳定性差；反之，若G值很小，则说明市场过于分散，不利于主要客源市场的确定，给旅游宣传、旅游服务带来困难，所以对于任何旅游地，一般学者认为G值在30~40最好。

通过这一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可以反映出江西省旅游国内客源市场空间地理分布的集中程度，即该旅游目的地依托的主要客源地是比较分散，还是比较集中，进而反映江西省旅游业整体发展的稳定性，同时也为江西省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指导作用。

由上页图2可以看出，江西省入境客源地理集中指数由2003年的59.084%～2010年的44.981%，说明江西的入境旅游客源逐渐呈现多元化发展。因为集中式客源市场容易受到客源社会、经济、政治等变化的冲击，旅游经营的稳定性差到旅游客源开始分散，更有利于江西入境旅游业的发展，说明江西入境旅游业客源逐渐稳定，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

三、江西省海外客源市场细分

上页图2中的集中度逐年下降，说明江西的海外客源市场日趋稳定，有利于海外市场的宣传。同时根据上页表1 2003―2010年江西入境客源地的入境人次，可将其客源地分为核心客源市场（市场份额大于20%）、一级客源市场（客源份额大于1.5%）、二级客源市场（市场份额占1.3%~1.5%）和三级客源市场（市场份额小于1.3%）。其客源市场具体细分如下：（1）核心客源市场：港澳、台湾；（2）一级客源市场：日本、美国、英国、韩国、德国、新加坡；（3）三级客源市场：法国、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

结论

在江西的海外旅游客源市场中，港澳台一直占有着主导地位，但近年来美国来赣游客呈逐渐上涨趋势，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江西海外客源市场比较分散，在经营与开发过程中受到客源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影响较小，有利于其长期、稳定增长；客源吸引半径在增大，中程客源市场份额比重增大，旅游吸引力较大，但远程客源市场如西欧甚至更远地区的吸引力较小。

江西省近期应将核心市场、国内一级市场作为重要开发市场，但因为距离的因素以及来赣旅游的港澳台旅游情况来看，近期来赣的港澳台短期内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同时，来赣的旅游中没有二级客源市场，这表明，除了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中程距离市场外，印度、泰国等同等距离的中程客源市场较少，因此，要优先发展中程客源市场。江西的远程距离市场除美国外，像西欧的英国、法国虽然一直游客人次有所增加，但其所占份额仍然在总的数量来看很小，所以在重点开发中程距离市场外，还要把发展远程距离市场，像西欧等列入轨道。

参考文献：

[1]张玲.旅游空间结构及演化模式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6).

[2]Christine Lim.Review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demand model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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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Jiangxi Oversea Tourist Origins

XU Qing-yonga，CAO Hong-zheb

（Nanchang University，a.Tourism Planning and Research Center；b.Science College，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ourist origin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level of Jiangxi overseas tourist using the data between 2003 and 2010. It reveals some rules of overseas market. It also discusses the stability of overseas market and proposes some measures to develop the oversea market.

海外市场调研研究篇4

Hitt(2007)认为国际化是一种战略，企业跨越边境扩张其产品或劳务进入不同的地理市场。国际化战略绩效对国际商务和战略管理有重要的理论含义，国际商务就是在国际化能增进企业经营假设下进行研究的(Contractor，2007)。战略管理理论认为国际化能为产品多样化或发展其他组织能力提供一种十分有效的选择，提高和应用现有组织能力、搜寻有价值的特质性资源。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关系的研究迄今已有三代模型。早期研究大多强调国际化水平对企业经营的正向影响。Hameletal(1985)认为国际化企业能增进市场势力;Vernon(1971)强调国际化过程中能沿着学习曲线的迅速增长;BartlettandGhoshal(1989)主张跨国经营企业在多市场接触中培育多样化能力;Rugman(1981)、Caves(1971)和Dunning(1988)认为跨国企业更有机会获取低廉的特质资源从而培育企业特定的无形资产使得国际化企业获得竞争优势;Hennart(2007)则强调企业特定资源在市场交易中难以定价，通过国际化经营活动内化这些高昂的交易成本。早期的经验研究大多致力于寻求国际化水平和绩效间的正向线性关系，但这些研究结论各式各样甚至相互冲突，一些研究支持正向效应，另一些研究却是反向效应或没有系统性联系(Sullivan，1994)。对于国际化水平和经营绩效关系早期研究结论使学者对于二者间简单线性关系产生怀疑，同时也是出于构建更为复杂理论的需要，第二代研究考虑到国际化水平和绩效之间的二次关系。对于国际化水平和绩效二次关系的研究结论同样饱受争议，其中LuandBeamish(2001)、Wagner(2007)支持了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存在“U型”关系，但GomesandRamaswamy(1999)、Hittetal(1997)的研究支持二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很自然，“U型”假说和“倒U型”假说分别代表国际化－绩效关系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U型”假说表明因为规模经济水平和国际化早期阶段对新市场的适应等不利因素使的企业必须越过某个国际化水平的门槛后才能充分分享到因为国际化带来的利益。对“U型”理论的通常解释是国际化经营的部分成本支出具有固定成本的特性(Overheadnature)，如对国外市场知识获取、培育跨国交易的能力、国外市场合法性地位的获得和总部经济运营等活动都可能包含初始的装套成分(setupcomponent)，而不论企业处在国际化水平的哪个阶段。某些经营能力和跨国经营所需的知识需要通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渐渐培育，以克服在国际化进程早期企业对新市场的陌生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在经过某个国际化水平的门槛后，国际化经营企业处理这些不利因素能力提高和规模经济开始作用，使得企业开始从国际化活动中受益。相比之下，国际化水平与绩效关系的“倒U型”假说表明国际化水平对绩效的正向影响在某一水平上停止，因为协调不同国际经营活动的复杂性带来成本超过从进一步国际化中获得的累积利益。于是超过某一水平后，国际化水平与绩效的正向关系被负相关系取代。目前关于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关系文献处在第三个阶段，该阶段理论实际上将前述理论进行了综合，国际化水平和绩效的关系随着企业经历三个连续的国际化扩张阶段而变化。依照“U型”假说的分析逻辑，国际化初期国际化绩效与水平的反向变动关系。初期的负相关系随着企业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外跨境经营经验和知识的累积，国际市场经营合法性的确立以及从国际商务中获得的规模经济等因素作用而逐渐淡化。在第二阶段中，对于大部分国际化水平来说，从国际化经营中获得的增量收益超过这一过程中的增量成本，使得国际化水平和绩效间呈现正向联系。最后，在“倒U型”的分析逻辑下，三阶段模型预测超过一定国际化水平后，跨国运营中困难的协调成本会超过进一步国际化的增量收益。构成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关系的理论基石是在不同国际化水平上的收益和成本比较，对不同理论关于国际化活动中收益和成本变动的基本原理进行梳理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研究者例举了一系列企业从国际化经营中获得的优势，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强化企业特定的无形资产(Caves，1971;Dunning，1988;Vernon，1971);延伸和增进市场势力(Hameletal．，1985;Hymer，1976);获取低廉的特定地方性资源的机会(Rugman，1981);通过国际市场分散风险(Bartlettetal．，1989);通过对更广范围市场刺激的反应，培育多样化能力(Hennart，2007)。国际化的利益主要是从这一过程中实现的规模经济中获得，而成本则直接来自于国际化经营活动本身:从事跨国商务活动各种困难如不同区域经营活动管理、增加的协调和信息处理成本、应对不同制度环境的需求反应等都会直接增加国际化经营成本。概言之，已有关于国际化利益的大多数理论都直接或间接与规模经济相关，但是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完全可以通过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化来获得。换言之，这些文献最大不足之处是未能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国际化企业从国际化经营本身中获得利益。与此相反，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企业面对新的市场和环境等不利因素却直接给跨国经营企业相比较国内经营企业增加额外成本。Hittetal．(1997)强调地理上分散组织单元的协调费用;Denisetal．(2002)强调信息不对称和总部经理与分市场经理的激励冲突;Luetal．(2004)强调信息在管理层传递过程中组织成本。国际化经营不可避免地增加企业必须面对的股东和机构投资者的数量，随着国际化程度上升，这些不同投资者利益的协调将变得异常困难。国际化企业管理信息处理需要面对不同的政府规章制度、贸易法规和币值波动等，随着国际化程度提高，这些信息处理难度将成倍上升(Hittetal．，1997)。近年来国内对于国际化程度和绩效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鲁桐(2000)提出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蛛网模型，包括跨国经营方式、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战略、组织结构、人事管理和跨国化指数六个方面;季春礼、李振东(2010)以2007年中国国有控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嵌套层级模型方法着重考察企业管理层特征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学习能力、持股比例和年龄对于企业国际化绩效有显著影响。但季的研究将国际业务销售占总业务销售比重来衡量企业国际化绩效值的商榷，显然企业外销比例做为国际化程度而不是国际化绩效更为合理。钱海燕、张骁、杨忠(2010)认为关系网络对于知识和经验缺乏的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尤为重要。以江苏省184家中小企业为样本，考察了企业横向社会资本和纵向社会资本与企业国际化绩效关系，结果表明横向社会资本对国际化绩效有正向影响，而纵向社会资本对国际化绩效存在负向影响。许晖、邹慧敏(2010)研究国际化企业感知风险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对463家中国国际化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国际化感知与国际化绩效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影响因素与政策支持方面，夏清华(2003)认为，国际市场选择、投资能力和战略方式方面的差异对企业国际化绩效产生不同影响，国内企业要提升国际化竞争能力和维持竞争优势，必须在创利与创牌、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战略目标上进行权衡;宋渊洋等(2010)认为，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CEO特征对企业国际化发展有一定影响，发现CEO的教育程度与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呈负相关，CEO年龄与国际化程度之间表现为“U型”关系。总体来看，这些文献是国外研究方法对中国国际化企业的简单应用，未能体现出转轨经济中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特殊性。

企业国际化与经营绩效关系经验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

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学界对国际化程度和经营绩效关系的理解不同，对国际化程度和经营绩效的测算指标也不完全一致，这或许是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比如说对于国际化程度很多研究采用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衡量，而另一些研究以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FETE来表征，还有一些研究以海外雇员比例FETE或海外机构占总机构的比例FOTO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尽管采用单维指标简化了问题分析和数据收集难度，国际化程度指标间存在或多或少的相关性，但是由于不同企业所处的国际化阶段和类型不同，任何单维指标只能刻画企业国际化的一个侧面，无法完整揭示企业国际化全貌。一般而言，对国际化程度衡量指标的单维简化会影响其对绩效的作用程度和显著性，特殊情形下这种简化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直接导致变量的影响方向发生突变。企业国际化动因可以归纳成六种类型:市场获取型、资源获取型、效率增进型、战略资产获取型、获得制度优惠型和产业推动型。对于市场获取导向的国际化企业，使用FSTS是一个十分不错的国际化程度指标，但该指标肯定会低估资源获取导向的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程度。而对于资源获取导向国际化企业，使用FETE指标更能体现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同时，国际化程度指标通常都是相对指标，忽略了企业绝对规模大小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一家针对某特定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小企业其FSTS可以高达95%以上，而另一家大企业FSTS虽只有60%，但在多个国家拥有海外子公司，仅使用FSTS衡量国际化程度就可能给研究带来重大偏误。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测量指标也不完全一致。多数研究使用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企业经营绩效，而有的研究采用托病Q值做为绩效指标(Grant，1987)。尽管绝对财务指标数据增加了研究可信度，但获取准确的财务数据相当困难，因而许多经验研究采用相对绩效。通常认为财务绩效能反映国际化企业经营的一个侧面，而主观绩效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企业绩效水平且便于横向和纵向比较。

研究设计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目的是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鉴于以往研究对于国际化程度的测度上存在分歧，因此建立科学的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是获得可靠研究结论的前提基础。(一)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的建立关于国际化程度，过去研究常用指标包括海外销售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FA-TA、海外雇员占总员工比例FETE、海外子公司数目OSC和跨国经营国家数OCC等指标。但在具体某项研究中，很少有文献同时使用这些指标并探求指标间内在关系。任何一个单维指标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国际化程度，但每个指标又不能完全蕴含国际化的全部内涵。Sullivan(1994)发展了国际化程度的多维指标，提出国际化程度模型，包括外国销售占总销售的比重、外国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海外子公司占全部子公司的比例、高级管理人员的国际经验、海外经营的心理离散程度等指标。值的一提的是，海外市场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不能准确反映国际化深度，因为企业海外销售既可以源于国内生产，也可以源于国外分支企业生产。参照Hitt等人的研究，这里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从国际化深度(depthofinternationalization)和国际化广度(breadthofinternationalization)两个层面展开。国际化深度可以从国际化企业海外具有承诺价值的资源投入程度，一般可以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中得到体现。如通过出口能有效降低企业在海外承诺资源价值，国际化深度较低，而对外直接投资兴办海外工厂的承诺资源价值高，代表国际化深度较高。国际化广度指企业海外运营市场的范围和分布。结合Sullivan(1994)发展的国际化程度的多维指标，将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FATA，海外雇员占总员工比例FETE和海外子公司占总子公司比例FOTO视作企业国际化深度指标。国际化广度可以应用国际化企业跨国经营国家数OCC和分布范围OCD来衡量。据此，这里建立如下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二)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在本研究中，将企业国际化定义成那些在海外市场有大量稳定的贸易或商业活动，不包括零星或偶然的出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拥有或控制海外分支分配机构;海外生产设施的投资、收购或控制;拥有海外重要的R＆D机构;总部在中国的上市公司。基于数据可获性与真实性考虑，这里选取200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较多国际化经营业务的制造业为研究样本。以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不低于10%为界限，排除该会计年份股票被特别处理、破产重组或者年报中审计师出具否定或保留意见的企业，经过筛选后共得到137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包括纺织业、灯具制造、重型制造业、家用电器、建筑材料、钢铁、医药、化工、汽车制造和冶金等行业，基本包括所有制造业子行业，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北京色诺芬CCER数据库200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库，部分数据源于上市公司年报。(三)研究假设与变量设计1、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设计根据前文对单维指标衡量国际化程度局限性讨论，我们从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两个层面设计了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定义如下:其中海外资产比例核算中仅统计实物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用以体现出国际化企业海外经营资产的承诺价值，更准确反映企业所处的国际化经营阶段。海外经营国家数OCC和海外经营地区分部从不同侧面反映企业国际化广度，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对于中国某个制造业外向型企业，在亚洲15个国家有国际化业务与在分属亚洲、欧洲、美洲、非洲15个国家开展国际化业务，其国际化程度不能相提并论。具体核算海外经营地区分部OCD采用打分法，考虑到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业务赋值1，相应地非洲赋值2，欧洲、美洲和亚洲日韩赋值3。在核算总国际化程度时，为了与国际化深度指标相匹配，对国际化广度指标做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对分析结果的影响。通常认为，国际化企业强化企业特定的无形资产、延伸和增进市场势力、获取低廉的特定地方性资源的机会、通过国际市场分散风险、培育多样化能力等优势。除了从规模经济角度，近年来许多文献从学习视角研究国际化经营的优势和利益。主要观点有:企业面对不同的环境和经验的积累增加自身知识基础，助长企业在产品价值链不同阶段的革新能力(Huber，1991)。国际化经营企业在特殊的环境下开拓市场，学习机会随着企业面对各种制度环境、竞争条件和消费者行为而得到提升，这反过来也激励企业在新的竞争环境下不断尝试新方法，从一个市场上获得的知识在另一个市场上发现新的问题。产品扩散使企业有足够激励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迎合按购买行为和购买力分层的不同市场单元消费全体的需求，也会提高企业的技术和营销能力(BarkemaandVermeulen，1998)。有理由认为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经营绩效越好，于是提出以下假说:假说1: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国际化程度越高，经营绩效越好。2、经营绩效变量绩效主观变量的准确性受到质疑，这里采用客观财务指标衡量企业经营绩效。尽管用财务指标衡量国际化绩效也有不足之处，如一个富有远见的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会通入更多资源在研发、开发新的市场渠道等方面的投入获得未来更多的收益流，而这些投入对企业短期财务指标影响甚微，但客观财务绩效指标仍是一个不错的次优选择。由于本研究样本是制造业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最大化在于股东财富最大化，净资产收益率最能体现企业的获利能力。故在各种财务绩效指标中，我们选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企业经营绩效，利用企业税后净利润与所有者权益比值来衡量。3、企业国际化与管理层特征委托理论主张增加企业管理层持股水平可以作为一种内在激励机制缓解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管理层持股部分协调了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减少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管理层学习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提高经营绩效的关键，对于从事国际化业务的企业管理团队更是如此，只有尽早适应东道国的经济、文化，企业才能从国际化中获得收益，克服国际化带来的不利成本。一般说来，管理团队的学习能力与高管人员的学历、海外经营经验和年龄等因素相关。年轻化的管理团队比年长的管理团队更有国际化视野和锐意进取的意识，从而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正向影响。这是因为青年管理团队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强，更容易适应不同国际市场文化、制度差异，管理决策更好把握国际市场需求。故提出以下假说:假说2: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越高、管理团队越年轻和学习能力越强，国际化绩效越好。与发达市场国家不同，中国国有经济成分仍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制造业上市公司国有经济比重更为突出。对那些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机制有一般公司制企业的共性，其特殊性表现在管理人员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管理者本身就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行政官员。由于此时管理者经营的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监督缺位使得这些企业比普通公司制企业面临更严重的委托问题，管理者更便利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发生短视行径。因此，我们在分析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时，将产权结构变量进入分析模型增强模型分析稳定性与解释力，这也构成本研究区别于以往研究的特色。依据经典产权和激励理论，我们提出以下假说:假说3: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国有经济比重越低，国际化绩效越好。关于变量的选取。学习能力取决于人力资本，管理团队的学习能力一个简单易行的衡量方式可以应用管理团队中拥有硕士以上学位人员比例(DBR)。管理层激励度用公司高管(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数的比例来衡量(MSR)。管理层年龄用管理层年龄平均数的自然对数来LnMGA衡量表示。产权结构变量简单起见选用国有资产占企业总资产比重Rsown衡量。4、其他控制变量为增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对国际化绩效的经验研究中需要对某些变量进行控制。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该企业在行业中市场势力越大，越容易通过控制价格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国际化绩效许多文献研究都将公司规模纳入控制变量中，这里也借鉴这一做法，以企业资产的对数Lnsize衡量企业规模水平。其次，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营运风险高低对经营绩效也有一定影响。通常情况下，资产结构指标如资产负债率可以反映企业经营风险，这里选用更为稳健的长期资产负债率LDR作为风险控制变量，它等于企业长期负债总额与总资产比例衡量。

经验研究结果

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建立后，为了明确国际化测量指标间的结构关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并使用最大方差旋转法莱提取公因子。由于企业国际化程度六个变量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相关性，需要将变量适当缩减。利用因子分析的降维思想，需要将国际化程度的衡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在因子萃取上运用主成分法分析指标间的协方差矩阵，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通过因子的得分矩阵，应用SPSS软件计算出各企业在各项因子的得分，再利用各个因子代表的方差矩阵计算出各企业国际化程度综合表现DOI。最后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为被解释变量，在控制企业规模水平和财务风险后，以国际化程度、管理层特征以及产权结构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方程。回归模型设定如下:ROEi=c0+c1DOIi+c2MSRi+c3DBRi+c4LnMGA+c5Rsowni+c6Lnsizei+c7LDRi+εi(1)式(1)中被解释变量ROE是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解释变量自左向右分别是:国际化程度指标DOI(综合得分);管理层特征如管理层持股比例MSR、管理层学习能力DBR、管理层年龄MGA;产权结构指标国有资产比例Rsown;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和长期资产负债率LDR。类似地，也可以利用同样方法计算出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指标的综合得分，分别以这两项指标代表国际化水平，进一步考察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广度对于制造业上市公司国际化绩效的影响。考虑到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化路径，将国际化程度分解成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可以提供关于国际化程度对于绩效影响的更多详尽信息，进而为制造业企业国际化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决策参考。回归模型设定如下:ROEi=c0+c1DOI_depthi+c2MSRi+c3DBRi+c4LnMGA+c5Rsowni+c6Lnsizei+c7LDRi+εi(2)ROEi=c0+c1DOI_breadthi+c2MSRi+c3DBRi+c4LnMGA+c5Rsowni+c6Lnsizei+c7LDRi+εi(3)应用200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整理数据，回归结果如下表。模型(1)、(2)、(3)主要差别仅在于对国际化程度的衡量，且每个模型都有三个主要分析结果，用以消除可能存在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以及验证国际化程度和企业经营绩效可能存在的“倒U型”关系。模型1．2比1．1的少了管理层年龄解释变量，但是回归AIC值降低了，调整以后的可绝系数也提高了，由赤池信息准则该变量加入模型并没有优化模型解释力。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解释变量管理层年龄和解释变量管理层学习能力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由模型(1)的三个回归结果可知，当选用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建立的国际化程度综合指标衡量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时，对经营绩效只有十分微弱的正向影响，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国际化经营虽然能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获得竞争优势，但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企业面对新的市场和环境等不利因素也给跨国经营企业相比较国内经营企业增加额外成本。换句话说，国际化对企业绩效影响是一把双刃剑，这或许是从整体上构建的国际化程度对绩效影响系数较小且不显著的原因所在。关于管理层特征对于国际化绩效的影响，管理层持股比例MSR对于绩效有显著重要的正向影响，三个回归结果都通过5%的统计显著性。管理层的学习能力DBR对绩效变动的解释力也很强，也通过了10%的显著性。管理层年龄对于绩效虽然有反向影响，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这基本上验证了假说2的正确性，对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越高、管理团队越年轻和学习能力越强，国际化绩效越好。这是因为青年管理团队在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方面相对更强，更能适应不同国际市场文化、制度差异，管理决策符合国际市场需求。正如假说3揭示的那样，产权结构变量国有资产比重对于国际化绩效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尽管源于信息不对称滋生的委托问题是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普遍现象，但由于所有者缺位使得这一问题在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中表现的更为明显。模型1．3为了考察国际化程度和绩效间可能存在的“倒U型”关系，通过在回归模型中添加国际化程度项平方项。回归结果显示国际化程度平方项符号为负，这说明在较低的国际化水平阶段，绩效随着国际化程度提高而上升。但超过某一临界值以后，国际化经营中的规模经济、学习效应等促进绩效提升因素能量释放完毕后，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利因素带来的成本逐渐占据上风。故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经营绩效间仅存在微弱的“倒U型”关系。模型(2)和(3)的回归结果关于管理层特征变量和产权结构变量对于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的影响基本上与模型(1)的回归结构大致相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学习能力越强的企业国际化绩效相应也较高，国有经济比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仍是显著地负向影响。与模型(1)回归结果不同的是，如果选用国际化深度指标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时，该指标对于绩效不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如选用国际化广度指标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时，该指标对国际化程度存在正向影响，三个模型都通过了至少10%以上的显著性。这充分说明了文中关于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经验研究结论不一致很大程度是因为国际化测量方式所致的观点正确性，也凸现需要从深度、广度两个维度测算国际化程度的必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化路径，它们对于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差异对于未来企业国际化经营路径选择和政策支持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我们利用2008年部分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就学术界颇有争议的中国制造业国际化程度与经营绩效关系进行经验检验。注意到过去对于国际化绩效问题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很大程度是源于对国际化程度指标的理解不同所致和单维指标的局限性，结合Sullivan(1994)提出的国际化程度的多维指标，文中从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两个维度建立了国际化指标体系，并结合因子分析法计算出企业国际化程度的综合得分参与回归方程。经验分析得出制造业上市公司整体上国际化程度对于绩效有微弱的正向影响，但统计上并不显著。但如果分别从深度和广度独立核算国际化程度时，文中发现选用深度指标时影响不显著，但用广度指标核算国际化程度时，该变量对于国际化经营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由于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代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国际化路径。一般说来，企业国际化遵循从销售、设立海外销售机构到直接投资兴办海外子公司演变的路径，国际化深度也逐渐提高。不难看出，国际化深度的提高与跨国经营企业海外承诺资产投入的程度息息相关。国际化深度随企业海外市场资源投入程度上升，承诺资产的沉淀成本也随之而上升。这种国际化扩张模式不仅增加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风险，也对企业技术创新和国际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从目前我国大部分制造业发展现状看，技术装备水平还很落后，仍处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仍更多来源于低成本，因此采用资源承诺程度高的国际化扩张模式，如在海外设立工厂或者跨国兼并的方式实现国际化扩张，对于现阶段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而言并不合时宜。尽管进入本世纪，学界和政界频繁呼吁制造业大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但在未获得充分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的情况下，通过出口和设立海外销售等资源投入低的海外进入模式仍是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现实的不错选择。正如张骁、杨忠(2009)年指出，中国跨国经营应更多向日韩综合商社模式学习，将更多精力放在产品设计更新、占领海外市场份额方面，选择欧美直接投资设立海外工厂进入模式时需谨慎。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表现并不尽人意，这里的分析也给出部分解释。当然文中分析并非否定“走出去”战略本身，我们反对的是条件不成熟时不顾企业自身实际，盲目追求深度国际化战略，这无异于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与国际化深度相反，国际化广度的提高代表的是通过拓展海外市场范围，从生产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和销售中的范围经济获得竞争优势的国际化扩张模式。我们的经验分析表明，尽管国际化深度的提高对于经营绩效影响不显著，但国际化广度的提高对于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影响。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选择资源承诺成本较低的海外扩张模式如出口，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和防范海外直接投资因不熟悉东道国政治、法律、商业习惯而产生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海外市场的扩大使得企业面对更多市场机会，获得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营销中的范围经济。逐步将海外市场由文化距离比较小的国家扩展到文化距离较大的国家。扩大海外市场的国际化扩张模式对于制造业企业在产品和技术创新以及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方面远低于通过海外直接投资等国际化深度较高的国际化扩张模式。另外，文中经验检验结果考察了管理层特征对于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经验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学习能力对于国际化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而言，涉足国际市场的时间普遍较短，对国际市场非常陌生。因此，如果管理层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会加速他们吸收国际经营知识，有利于国际市场经营决策的制定。考虑到转轨经济的特殊性，文中在回归方程中添设的产权结构变量，以增强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正如产权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文中经验结果验证了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企业其国际化绩效越低。正如多数类似研究那样，我们也验证了管理者持股比例对于绩效的正向影响。这也给我们提供了解决国有控股国际化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思路，可以对管理层采取股权激励的办法，让国企管理层持有公司一定比例的股份，协调管理者和企业目标函数冲突。管理者在谋求企业绩效的同时可以实现自身财富增值，更有利于企业国际化绩效的提升。

海外市场调研研究篇5

关键词 秦皇岛 旅游动机

一、研究背景

对旅游动机的研究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Dann[1]提出了旅游动机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推”是推动旅游者出游的原因，例如逃离日常琐碎、放松、休闲等。“拉”是指旅游目的地对游客的吸引，例如阳光、海滩、名胜古迹等。国内学者从推-拉理论出发分别针对杭州、[2]南京、[3]上海[4]等城市的入境游客旅游动机进行了研究。而对海滨旅游胜地的入境旅游者动机研究较少。秦皇岛是中国最早批准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同时也是河北省 “环京津休闲旅游产业带”发展战略中的两个国际旅游城市之一，近年来在吸引入境游客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举措，尤其在吸引俄罗斯客源市场方面做了许多的宣传促销，使俄罗斯成为了秦皇岛市入境旅游最主要的客源国市场。

二、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

2016年4～5月，研究人员通过文献研究确定了最终问卷。问卷由17道题组成的旅游动机量表，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形式。答案如下1=非常不重要，2=不重要，3=一般，4=重要，5=非常重要。

（二）数据搜集

2016年6～8月间，调查人员在秦皇岛的北戴河海滨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发放选取方便样本，现场发放，现场回收。共发放问卷296份，有效问卷280份，有效率达到了94.6%，被调查游客全部来自俄罗斯。由于篇幅所限本研究只汇报部分结果。

三、结果与讨论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三个推力因子中“放松/身体”动机的均值最高（M=4.27），标准差最低（SD=.97）。说明“放松/身体”动机是俄罗斯游客来秦皇岛最主要的动机。此外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在三个因子上的平均分都高于男性，但在其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p>.05），通常认为女性较男性情感更为丰富，因此在旅游中的感受力更强，但是旅游动机的性别差异却不显著。

不同学历背景游客在各个动机因子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人均花费在301～600美元之间的游客与人均花费在901美元以上的游客在“放松/身体”和“地位/知识”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且花费在301～600美元游客的两项动机更强。人均花费在301～600美元之间的游客在各个动机因子的均值都是最高的，说明该消费群体具备很强的来秦旅游动机，考虑到该消费群体占来俄罗斯游客的比例最大（43%）是秦皇岛入境旅游需要重点吸引的游客群体，今后秦市旅游仍需重点推介人均花费在该范围内的旅游产品。

四、对策分析

（一）围绕旅游动机，明确宣传重点

在向俄罗斯市场进行推介的过程中应重点强调：来秦旅游能够让游客充分的放松、在享受好天气的同时可以帮助游客调整心态，恢复精力达到身心的平衡。此外还应在向俄罗斯游客宣传时应突出来秦费用合理、交通方便，沙软潮平，和当地的特色美食等优势，从而充分调动俄罗斯游客的出游欲望。同时将秦皇岛的长城和海滨作为共同亮点，不仅强调秦市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同时也要体现出以长城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旅游来满足异国游客的文化需求。

（二）瞄准北京市场，加强京秦旅游联动

本调查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除俄罗斯以外其他国家游客的来秦数量非常少。这一方面为肯定秦市在吸引俄罗斯游客的有效性方面提供了实证支持，但是也说明了秦市作为国际旅游城市其知名度的局限性。即仅能够吸引大量俄罗斯游客，而其他国家游客对秦市认知度较低。通过多方了解我们发现来秦皇岛的俄罗斯游客同时去其他城市的并不多。这一方面说明秦皇岛在争取俄罗斯客源方面的营销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秦皇岛在争取游览北京的外国游客方面还比较欠缺。北京是我国最重要的入境游客旅游目的地，根据北京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字显示2015年1～11月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391.2万人次，美、日、韩为三大主要客源国。而同期秦皇岛在2015年期接待海外游客27.6万人次。对此我们认为要想进一步提升秦皇岛的国际旅游城市形象吸引更多国家的游客来秦旅游就需要发挥秦皇岛与北京旅游市场之间的联动作用。王永明等[5]对北京入境旅游流的空间扩散特征的研究发现秦皇岛属于吸引北京入境旅游流的三级扩散强度城市，扩散强度指数在1%～5%之间，其吸引力低于与之有相似旅游资源的大连（5%～8%）。此外秦皇岛处在北京入境旅游流空间扩散路径的东――西向和东北――西南向两条扩散线路上。在前一线路中秦皇岛只是作为一个备择城市出现，与大连形成竞争。而在另外一条线路上秦皇岛虽然是该线路的必经地，但是并没有作为目的地被囊括其中，可见秦皇岛在吸引来北京的入境游客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两条线路占北京入境游客总量的7.86%，按照北京市2015年入境游客统计数字计算，约合30.75万多人次，虽然与上海、西安等一级旅游扩散城市的吸引力相差较大，但是其绝对值对于秦皇岛市的入境旅游市场来说却是一个较大的数字，而且与目前来秦皇岛市的俄罗斯客源不同，北京入境游客的客源国更加多样化，这对于进一步拓展秦皇岛市的国际旅游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认为秦皇岛应该瞄准北京这个重要的“二手客源市场”发挥距离北京仅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惠良虹单位为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孙盛楠单位为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张馨月单位为秦皇岛技师学院）

[作者简介：惠良虹（1982―），女，河北秦皇岛人，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讲师。孙盛楠（1981―），女，河北秦皇岛人，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助教。张馨月（1982―），女，河北秦皇岛人，秦皇岛技师学院讲师。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秦皇岛市社会科学重点应用性课题（编号：201605108）成果。]

参考文献

[1] Dann，G.M.S . Anomie，Ego-enhancement and Tourism[J] .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7，4（4）：184-194.

[2] 王永明，马耀峰，王美霞.休闲类城市入境旅游推力-拉力因素研究――以杭州市为例[J].软科学，2010，125（5）：46-59.

[3] 郑长海，马耀峰，王冠孝，张佑印.古都城市入境旅游推-拉因素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9，25（8）：751-753.

[4] 张颖，马耀峰，李创新.基于推-拉理论的旅沪入境游客旅游动机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9，25（10）：945-947.

海外市场调研研究篇6

第一部分 选题的意义

幼儿园的一日活动计划安排是根据幼儿园地教学计划以及对幼儿发展的要求来制定的。我国幼儿园是依据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来计划并实施一日活动。幼儿园的一日活动按照空间角度来分，可分为室内活动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包括户外游戏、户外学习、户外休闲运动等。

我国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把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求作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幼儿园户外活动对发展幼儿健康身体和健全人格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作为幼儿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幼儿园户外活动是在开阔、自然的户外环境中，使得幼儿能够真正自由地开放地活动。幼儿在进行户外活动时，能充分地接触日光、新鲜空气、水、土、风等，有利于促进幼儿的环境适应能力。通过户外活动中幼儿的跑、跳、蹲等的练习，充分锻炼了幼儿的运动系统、呼吸系统，增强幼儿动作的灵活性和协调性。户外活动还能让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口语表达能力、认知能力得到锻炼的机会，让幼儿体验到分享、移情的重要性以及养成良好的习惯。

国外学前教育对幼儿园户外活动格外的重视。欧洲国家中，北欧的挪威、瑞典等由于地理环境的优势，在开展学前教育课程中充分重视户外活动.英国学前教育理论研究人员和一线教育工作者普遍认为户外活动对幼儿身心发展较室内活动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英国教育机构的主要活动中注意兼顾室内活动与户外活动，常见的活动活动区包括玩水区、玩沙区、体育区等。美国保育学校的教学内容包括室内活动和户外活动(如玩大积木、大型玩具，爬迷津梯，去动物园等)。日本学前教育健康领域强调要在大自然和户外开展幼儿健康活动.日本幼儿园户外活动重视的是幼儿多种体验的获得，是积极情感、态度的形成.我国对幼儿园户外活动开展的研究较少，主要是对体育活动、户外游戏、户外活动场地环境等的研究。如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郑晶，对武汉市幼儿园户外游戏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田丽莉，对长沙市幼儿园体育活动开展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当然也有对户外活动的研究，如朱家雄对国内幼儿园户外活动场地及设备进行过调查研究。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在健康领域中，提出有关户外活动的要求：开展丰富多彩的户外游戏和体育活动，培养幼儿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与习惯，增强体质，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幼儿园在实施过程中，会依据本园的教学特点来开展户外活动。在实习期间，笔者发现幼儿园户外活动的时间比较零散，主要是在晨间户外活动、教学活动之后、午睡之后，每次大约20分钟左右;户外活动的组织形式以户外游戏为主，玩大型玩具、荡秋千、攀岩、玩沙包、毽子等;幼儿园每个年级段户外活动会受本班所在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之类的问题。

由于当前对幼儿园户外活动的调查研究比较少，尤其对丽水市幼儿园户外活动的调查少之又少。因此通过对丽水市幼儿园户外活动的现状调查，了解户外活动开展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包括户外活动开展的持续时间及开展频率、户外活动的场地及设备、教师在组织户外活动中遇到的疑难等，并对户外活动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对今后幼儿园开展户外活动提供些许帮助。

第二部分 有关幼儿园户外活动现状的文献综述

一、核心概念界定

幼儿园的户外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地利用多种材料，采取多种形式，享受空气、阳光等自然因素进行锻炼的积极措施[1].它一般包括户外学习、户外运动以及户外休闲活动(如春游，亲子户外活动)[2].

在本次调查研究中，幼儿园户外活动是指在幼儿园建筑物以外的露天场所，由教师组织、幼儿自由进行的活动。本研究从户外活动的场地、设备，户外活动开展时间与频率，户外活动的组织形式几方面进行调查研究。

二、相关研究

在相关文献中，研究者主要通过问卷、实地观察法、测试、访谈法等方法调查了国内目前幼儿园户外活动的现状，研究结果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有关户外活动场地研究

冷小刚在1994年对上海市市区幼儿园体育活动现状进行了调查。从他的调查可以看出：

1.上海市区幼儿人均体育活动场地面积从1988年的平均1.05㎡升至1994年的平均2.06㎡[3],已经慢慢接近《规程》规定的人均2.4㎡，但是数据显示只有15%的幼儿在平均2.5㎡[4]的场地上进行体育活动。

2.上海市区幼儿园中水泥地的面积远远大于草地、山坡面积，这样的场地现状是不适合幼儿的发展。在1999年，冷小刚又对上海、天津、广州、成都四个城市幼儿园体育活动再次调查，发现：1.平均每个幼儿实际活动场地面积为6.3㎡[5],已大大超出了《规程》中的幼儿人均面积要求。2.幼儿园中水泥地的比例很大，为45%,相当于草地、泥地、塑胶地和玩水池的面积和(46%)[6].这种场地类型是不适合3-6岁幼儿的身体发展。

2007年大连市幼儿园幼儿人均活动面积为3~4㎡[7],与《城市幼儿园建筑面积定额(试行)》中的规定幼儿园户外活动场地每生4㎡有些出入，难以保证每个幼儿都能得到充分的活动空间。此外，每个幼儿园的户外环境也不一，有的以草坪为主水泥地为辅，而有的多为水泥地草地很少。在2010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郑晶对武汉市幼儿园户外游戏现状的调查中，发现户外游戏场地最常见的区域是集体运动场和大型组合运动器械区[8].所有的样本园多具有这些设备。另外83.3%的样本园设置自然区，55.6%拥有沙水区[9].然而自然区和沙水区在实际户外活动中起到的作用很少，有的沙水区无水，有的仅有沙池而无水池，有的养殖区荒废。

2011年浙江大学硕士生孟成伟对丽水某幼儿园户外环境进行调查，从他的调查中发现：户外集体游戏场地有2个，包括大班游戏活动场地(30米地跑道)和小班游戏活动场地[10].其户外固定器械活动场地--组合式大型游戏器械有2个，一个分布于校门口到教学楼的通道东侧，铺有草坪;另一个在走廊的西侧铺有软质塑胶。另外沙池是孤立在两栋建筑物之间的[11],不利于幼儿的户外活动发展。而2011年田丽莉关于长沙市幼儿园户外活动场地的研究表明整体偏少，以不带塑胶跑道场和泥地为主，这限制了幼儿的户外活动的空间。

(二)有关户外活动器械的研究

相对于户外活动场地的研究。户外活动器械的研究就比较少。

2010年武汉市幼儿园户外游戏玩具的配置情况如下：88.9%[12]的样本园拥有滑梯，83.3%[13]样本园配有大型多功能组合式玩具，55.6%[14]的样本园有秋千、荡船类玩具，有攀登架(网)的样本园占61.1%[15],而跷跷板、木马、平衡桩等的拥有率相对较低。然而2.4%的幼儿教师表示，近三年本幼儿园的户外游戏玩具设施几乎没变[16].2007年大连市幼儿园体育设备比较齐全，但是普遍存在过时落后的现象。[17]

1994年冷小刚的调查中显示出，上海市区幼儿园幼儿占有小型器械的比例为1∶1[18],大型与中型器械与幼儿的比例为50∶1、10∶1[19],由此看出每个幼儿都能参与体育活动，等待时间较少。1999年，冷小刚的调查显示：幼儿占有小型器械比例为1∶3.5[20],幼儿与固定器械比例为20∶1[21].而中大型和小型的运动器械种类平均每所幼儿园有9.3和18种[22].这数据说明近年来幼儿园重视运动器械的投入。

(三)有关户外活动开展频率及持续时间的研究

从2010年武汉市幼儿园户外游戏的开展来看，超过半数的教师每天开展1~2次的户外游戏[23],但仍有30.9%的教师每周才开展3~4次户外游戏，甚至7.4%的教师每周开展1~2次地户外游戏[24].而户外游戏持续时间在半小时以内的有80.9%,另外19.1%的教师会让户外游戏持续半小时到1个小时[25].

2011年田丽莉发现，长沙市89%[26]的幼儿园能将体育活动时间安排在2个小时及以上，而11%的幼儿园没有达到《规程》的标准[27].

(四)有关户外活动组织形式的研究

在冷小刚1994年的调查中发现，参与调查的所有幼儿园都将《规程》中提出的每天必须安排1个小时户外体育活动落实在一日安排中，只是在时间的具体安排上种类繁多[28].1999年，上海、天津、广州、成都四地所被调查的幼儿园中54%的幼儿园达到了2小时甚至2小时以上的体育活动[29],并以集体和分散相结合的组织形式[30]来开展户外体育活动。2007年，宁姝对大连市幼儿园体育活动现状展开现状调查。他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教师在教学中安排的内容单一[31]. 然而在田丽莉于2011对《长沙市幼儿园体育活动开展现状调查分析》一文中，可以了解到长沙市幼儿园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有户外体育活动、早操活动、远足和短途游览、幼儿运动会和体育教学活动[32].由此可以看出幼儿园的户外活动形式呈现出较丰富的趋势。

这些研究中，都涉及到幼儿园户外活动的现状。无论从幼儿园户外环境的布置，还是户外游戏的开展，户外体育活动的开展，都能了解到部分幼儿园户外活动的开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保育员：基础知识[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52-53.

[2]王春燕。给幼儿园教师的101条建议幼儿园课程[M].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2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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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0][21][22][29][30]冷小刚执笔。1999年我国部分省市幼儿园体育活动现状调查[J].学前教育研究，2000,(06)：20-21.

[7][17][31]宁姝。大连市幼儿园体育活动现状的研究[J].体育世界(学术版)，2007,(01)：15-17.

[8][9][12][13][14][15][16][23][24][25]郑晶。武汉市幼儿园户外游戏现状与对策的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

[10][11]孟成伟。幼儿园户外环境营造研究--以丽水市机关幼儿园为例[D].杭州：浙江大学。2011.

[26][27][32]田丽莉。长沙市幼儿园体育活动开展现状调查分析[D].湖南：湖南师范大学，2011.

第三部分 研究框架

(一)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了解幼儿园户外活动的概念以及相关理论，了解幼儿园户外活动的国内外现状及理论，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二)在掌握足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效度、信度高的问卷，制作本课题研究需要的问卷样本。通过对丽水市区部分幼儿园的问卷调查，采集在丽水市区幼儿园户外活动情况的数据

(三)通过数据和理论知识，对丽水市区幼儿园户外活动现状进行阐述。

1.幼儿园户外活动场地的基本现状

2.户外活动的器械配置

3.户外活动开展的基本情况

4.户外活动中的幼儿教师

(四)分析幼儿园户外活动的现状，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策略

第四部分 研究(工作)步骤、方法及措施(思路)

一、研究的步骤

1.2012年5月1日--5月31日，确定论文研究方向，选择指导教师;

2. 2012年6月1日-7月4日，搜集资料，确定论文选题并开题;

3. 2012年7月5日-2012年10月15日，搜集资料撰写论文，完成初稿，接受中期检查;

4. 2012年10月16日-2012年12月5日，修改论文、定稿上交;

5. 2012年12月12日-12月31日，论文答辩;

6. 2013年1月1日-1月10日，依据答辩意见进一步修稿，按规范装订成册上交。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浙江高校网络图书馆等途径查阅大量国内外有关户外活动的专着期刊会议报告硕博士论文等资料，并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研读、整理、归纳、概括，找出对本课题有用的信息，为本课题的开展奠定了理论依据

2.问卷调查法

(1)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本课题使用的问卷是在参考几篇硕士论文中的问卷样本信息，以及在查阅大量幼儿户外活动和幼儿教育资料的基础上，依据本课题研究的内容进行适当地筛选、调整，制定出信度相对较高的问卷。

(2)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该问卷是集中在一个时间段，由笔者本人去幼儿园向幼儿园教师发放问卷，并对教师做相关说明。

3.实地观察法

三、研究对象

丽水市区部分幼儿园，包括民办幼儿园与公办幼儿园，总共10所。其中的7所幼儿园参与问卷测试。

第五部分 毕业论文(设计)提纲

一、问题提出及相关研究

二、核心概念界定

(一)幼儿园户外活动的概念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

1.观察法

2.问卷调查法

(二)研究对象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园户外活动场地的基本现状

1. 户外活动中常见的活动区域

2. 每个幼儿园户外活动区域的设置数目

3. 教师在组织户外活动时选择的户外活动区域

4. 户外活动区域的使用情况

(二)户外活动的器械配置

1.户外中大型玩具的配置

2.移动的和自制的户外活动玩具

3.户外活动玩具设施的变化更新情况

(三)户外活动开展的基本情况

1.户外活动开展的频率

2.户外活动开展的持续时间

3.户外活动开展的活动内容

4.户外活动开展的形式

(四)户外活动中的幼儿教师

1.幼儿教师对户外活动的态度

2.教师在户外活动中扮演的角色

3.教师在开展户外活动时所遇到的困难和考虑的因素

4.户外活动冲突时教师进行的调整

5.教师对现在的户外活动提出的建议

五、总结与建议

(一)不同性质的幼儿园户外活动场地差异大

(二)户外活动场地种类多样化，但是利用率不高

(三)户外活动中的中大型玩具设备利用率高

(四)移动玩具种类多、数量较少，自制玩具种类较少

(五)户外活动组织形式以集体活动为主

(六)外活动持续时间短，活动频率较低

(七)教师对户外活动的教育观念与行为不一致

海外市场调研研究篇7

[论文摘要] 面对海外零售企业的进入，国内零售市场的竞争将日益加剧，国内零售企业在坚守本土市场的同时，走出国门以求更宽松的生存空间是迟早的事。本文对零售企业在海外扩张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随着加入WTO，国内有关分销领域限制逐步取消，海外实力强大的零售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面对海外零售企业的进入，国内零售市场的竞争将日益加剧，国内零售企业在坚守本土市场的同时，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扩张以求更宽松的生存空间是迟早的事。近些年，国内少数零售企业也开始进行海外扩张，但由于种种原因，致使海外拓展之路付出了巨大代价。那么零售企业在海外扩张中，究竟应注意哪些问题呢？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充分认识海外市场，选准东道国

零售业的跨国经营往往比制造业的跨国经营更复杂、更困难，因此，在决定是否进入海外市场时，必须进行充分的分析与论证。这是进行海外扩张的第一步。世界零售巨头都特别重视海外市场调研工作。如沃尔玛每进入一个外国市场，都要对该国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以确定是否适合自己的发展。为进入中国市场，沃尔玛曾经进行了长达6年的准备工作，1992年7月，沃尔玛获得进入中国的许可证后，没有立即全面扩张，而是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专门从事中国市场的调查工作，这些都为沃尔玛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反，那些进入海外市场后出现失利局面的企业，往往都是事先对国际市场研究不足所致。如，我国第一个开拓海外市场（俄罗斯市场）的零售企业天客隆，在走出国门之前，虽然有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但天客隆集团在投资俄罗斯之前并没有认真研究当地的投资环境、市场行情、风俗习惯、消费心理和政策法规等。导致天客隆海外拓展之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显然，对于国际化经验不多的中国零售企业而言，在海外扩张前，应进行长期周密的全方位投资环境的调研分析，将拟投资国的社会环境因素（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地理气候、基础设施等）、人口因素、竞争因素等研究清楚，方可开始投资行动，以免重蹈天客隆覆辙。

在对海外市场作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零售企业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可以介入的目标市场，即选准东道国。零售企业海外扩张可以看成是零售企业市场范围的地理扩大，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进入东道国的投资风险，大大降低海外扩张的成本，零售企业市场范围的地理扩大过程一般经历国内市场——国外邻近市场——国外其它市场这样几个发展阶段，许多跨国零售企业在海外扩张的地理路径选择过程中都遵循这样的规律。如在国际化初期，家乐福主要选取地理、文化、习俗与法国比较接近的海外市场（诸如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进行扩张，随后扩展到全欧洲、中南美洲和亚洲；美国沃尔玛首选墨西哥与加拿大；法国家乐福首选比利时、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零售企业以亚洲沿海地区为主。这种优先开拓海外邻近市场的扩张战略在零售企业国际化的初期尤为明显。我国零售企业在东道国的选择上，可以选择地理、文化等因素与我国相近的国家和地区作为投资首选点，如亚洲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海外华人基础较好的地区。

二、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情况，确定恰当的进入方式

确定恰当的进入方式对于整体实力尚不强大的中国零售企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国零售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无法和沃尔玛这样的公司相比的，如同德国的投资失败，沃尔玛可以承受，对中国零售企业却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因此，在选择投资方式时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通常，零售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有机体式的扩展，即运用自己的资源从其他零售商处购买现有场地，或从零开始；二是收购，即通过出资加入一个已在正常经营的企业体系；三是合资经营，即寻找一个当地的合作伙伴共同投资建立一个合资企业；四是特许经营，即授予某个国家和地区特许经营权人经营权，签订协议。

由于各种海外扩张方式各有利弊，所以，零售企业应对所有可能的市场进入方式进行多项分析比较，即对控制力度、资源投入、所承担风险等方面进行分析，最终选择一种能使企业长期利益最大化的国际市场进入方式。这方面国际零售商的做法值得借鉴。沃尔玛在墨西哥和中国的投资，采用了合资方式；在加拿大、德国、韩国、英国采用的是收购方式；在阿根廷选择有机体式的扩展方式。瑞典宜家家居公司在邻近的欧洲国家，采取并购和有机增长方式；但为扩展亚洲市场，宜家在1975年首先以特许经销的方式进入香港市场；进入90年代以后，东欧市场成为宜家扩张的重点地区，在东欧就采取了并购方式进入。在当前情况下，中国零售企业由于资本和技术处于相对有限状态，因此，在确定具体扩张方式时，就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选择。初期可考虑以合资、特许经营和收购为主，当对东道国市场的适应性增强之后，再寻找时机过渡为独资经营。但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扬长避短。

三、针对多变的海外市场环境，适时调整经营策略

零售企业在进行海外扩张时，即使是进行了周密的海外市场调研，进行了科学的海外市场选择、进入方式选择以及业态决策等，但进入海外市场以后依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新情况，尤其是零售企业直接面临的消费者市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更大，这就要求零售企业对原有的策略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这是企业在海外市场长期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尽管不同的国际零售商有着不同的经营策略，但他们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都特别注意根据市场变化及时做出反应，以获得成功或尽可能减少失败的损失。沃尔玛在1994年进入巴西市场时，采取率先降价的方法与对手竞争，而家乐福与其他当地竞争者也相继降价，结果引起一场价格大战。沃尔玛出师不利，出现了亏损。在分析市场形势，看清市场需求之后，沃尔玛改变方针，从降价转向提高服务质量，加深销售产品的广度和深度。最终成功压倒了家乐福与当地的众多小竞争对手，巩固了在巴西市场中的地位。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沃尔玛最早把华东地区的上海作为主要目标市场，但与其合作者谈判失败。沃尔玛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很快与深圳国际投资公司合作，在深圳开设出中国的第一家店，自此沃尔玛以深圳为中心开始布局中国市场。

由此可见，中国零售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后，不应固守进入前计划好的策略，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决策，如地址选择、商品的组合策略、价格策略、服务策略、促销策略等。只有不断在新市场学习，不断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好策略调整，才有可能在海外新市场获得持续性发展。当然，如果在东道国的零售网络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企业也可以从战略上考虑主动退出该市场，以便把有限的资源投入于其他更有利的市场。

参考文献：

[1]肖怡:零售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汤定娜万后芬:零售业国际化营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海外市场调研研究篇8

【关键词】 航运咨询；航运信息；产业发展

1 航运咨询产业的内涵

1.1 航运咨询产业的定义

国内外研究对航运咨询的定义和分类涉及甚少，尚未形成权威意见。借鉴各国对于管理咨询的研究成果并考虑航运业本身的特性，笔者认为，航运咨询是指咨询产业在港口、航运和相关物流企业及行业行政管理部门发挥作用的过程。围绕船舶、货物、航线、码头、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行业发展的基本要素，航运咨询顾问借助丰富的航运专业知识，帮助委托方辨识和调查问题或机会，提出切实促进企业经营或行业管理的解决方案，并在被要求时帮助实施这些方案，从而帮助委托方达成其目标。航运咨询产业是协助决策者更好发展的一个行业。[1] 初始形态的航运咨询成果以咨询顾问提供的咨询报告或设计方案的形式出现，而其最终形态则是委托方实施咨询顾问推荐的方案后达成其发展目标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航运咨询企业的影响力是随着作为政府和企业的智库长期服务于行业所积淀的信誉而确立的。[2]

1.2 航运咨询产业的特征

（1）航运咨询产业依赖众多高端航运人力资源的投入，凝结了众多高端人才的创造力，在创新程度、解决问题的精度和成熟度等方面具有较高要求，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产业。[3]

（2）航运咨询主要解决的是实际生产和经营活动所遭遇的问题，这就注定了航运咨询机构不可能孤立地从事理论研究，需要与实际业务进行紧密结合，具有实务导向性。

（3）航运咨询团队需将实际调研的结果，与原先掌握的信息和知识进行融合、交叉、渗透、升华，从而才能为客户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其得出的咨询成果只适用于委托方，无法照搬到其他委托方上，因而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4）航运是国际贸易的派生需求，因而航运领域的问题必然与其他行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具有综合交叉性的特点。

（5）航运咨询机构通常是独立的第三方机构，需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对航运市场发展、企业经营决策、行业政策制定等作出判断，帮助经营决策者设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协助政府管理者监督政策措施的实施情况，对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提出具有促进作用的意见和建议；在开展航运咨询业务时，也只有保证航运咨询机构的独立性，才能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报告观点的客观性、编制指数的公正性等。

除了上述特征，航运咨询机构不需要任何昂贵的设备器材，具有轻资产性；航运咨询机构只提供决策依据但不参与决策，具有建议性；航运咨询的过程是一个咨询专家与客户互动很强的过程，具有协作性。

1.3 航运咨询产业的分类

在借鉴其他咨询产业分类和对已有航运咨询机构业务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按照咨询业务针对性强弱和受众大小，将航运咨询业务分为航运信息咨询和航运管理咨询两大类，各细分业务类型见表1。

本文研究的航运咨询产业主要包括航运信息咨询和航运政策咨询、航运管理咨询。航运工程和技术咨询具有工程技术的特色，不在本文关注的航运咨询产业研究范围内。

2 上海航运咨询产业发展现状和不足之处

2.1 上海航运咨询产业发展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作为新兴航运大国而崛起，航运市场也开始全面与国际接轨。作为大陆航运业界的执牛耳者，上海港的各项生产要素条件已基本齐备，现代化的港口和集疏运体系、发达的长三角经济腹地及优良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在港口功能方面上海已经满足了航运中心的必备条件；而在航运知识服务功能上，要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知识型航运中心，依然任重而道远。2009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精神的使得上海航运业在软环境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上海市政府更是跟进提出一系列实施建议，其中包括积极引进世界知名航运研究机构和咨询机构，完善航运科技、航运咨询和航运信息服务产业体系。航运服务产业链上的外资高端知名机构纷纷登陆上海抢滩中国市场，航运咨询市场也由此步入市场培育期。

与境外众多私立航运咨询机构遍地开花的情况相比，上海目前真正独立的、具有规模的、专业从事航运咨询的机构可谓少之又少。表2将上海的航运咨询机构与世界闻名的典型航运咨询机构进行比较。比较结果显示：以英国伦敦为代表的航运中心咨询产业规模庞大、门类齐全，各家咨询公司各有不同侧重点；多以私营性质为主，以航运经纪业务为主营业务，整个产业市场化程度较高；面向国际市场，积淀逾百年，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和话语权。而上海的航运咨询公司集聚效应并不明显，各家机构缺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主打产品；多属高校、企业、政府部门单独抑或联合发起的公营机构，市场化程度不高；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有限，目前在上海从事航运咨询业务的公司多有航运经纪人背景，知名航运咨询机构少有在我国设立子公司，多以办事处为主要运作形式。

2.2 上海航运咨询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上海本地的航运咨询业由于刚刚起步，现阶段发展较不成熟，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项：

（1）政策上扶持力度不足，缺乏相应的倾斜优惠。航运咨询属于航运产业链上游高附加值产业，但目前针对该产业并无立体而配套的政策，大方向有所规划与倚重，而具体的实施细则欠缺，对有重要作用的前瞻性研究的支持力度更是不足。

（2）法律环境不相匹配，相关法律体系尚未健全。信息产品的时效性和真实性是航运咨询企业加工出指导性报告的关键所在，而国内目前并无限制信息收集、传播、加工处理的针对性法规，一旦有关政府统计部门未能及时公布便于查询的数据，其他机构很难深入航运企业内部获得第一手信息。

（3）航运要素集聚程度不高，高端航运服务业进入不足。航运咨询产业属于国际流动型的航运服务业务，需要时间的积累才能兴盛。而整个航运市场要素集聚效应不足，不但难以吸引境外知名咨询机构的入驻，也难以吸引本地新生力量的进入。

（4）市场化程度不够，营业范围狭隘。根据现有上海本地航运咨询机构的情况来看，仅有的几家规模化发展的咨询机构业务范围较为狭隘。这些公营机构的实力尚不能独当一面，各类单位主要依托交通运输部、上海市政府、学校等分配课题，而非主动面向市场吸引课题。本地私营的航运咨询机构更是寥寥无几。

（5）本土航运咨询机构发展不足，软实力较境外机构存在明显差距。首先，本地机构的核心创新能力有限，相关产品（尤其是定期市场报告）的种类、数量以及加工深度都有所限制；再者，本土航运咨询机构的衍生指数权威性不足，要得到市场的普遍认可“路漫漫其修远兮”。此外还有语言的限制，在英文当道的航运市场，只中文版本将会使产品失去国际市场需求。

（6）基础数据未得到有效整合，信息产品的市场价值有限。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建成一个大而全的航运市场数据库来整合各类基础数据资源，相关数据的种类、来源、排序方式、统计口径等未标准化，给数据处理人员带来了额外的工作量。同时，信息咨询产品的国际化程度有所欠缺，针对全球航运一线市场数据信息的敏感性较低，视角多放在国内市场，以收集本地市场数据为主，针对国际市场的分析只能大量引用知名数据库的二手数据。[4]

（7）人才集聚程度不高，从业人员供小于求。上海国际航运专业性人才的群体优势显然尚未被转化为推动上海本地航运咨询产业发展与前进的动力。中高层次的航运咨询专家成为稀缺资源，航运类院校的毕业生流向航运咨询领域的数量也十分少。这与当前整个航运咨询产业未成大气候有着紧密关系，现有的政策、法规也无倾斜政策，自然难以吸引高端航运人才集聚该行业。

3 上海航运咨询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

上海航运咨询产业的发展需要经历从培育扶持到逐步壮大再到有足够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这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发展的过程。随着航运咨询产业的日趋成熟，应坚持本土与国外航运咨询机构“两翼齐飞”、相辅相成的原则，发挥政府及行业协会的力量，为航运咨询产业的市场化运作打下基石，重“质”与重“量”兼具，由点及面、逐步开放、分阶段推进整个产业的协同发展。

首先，夯实基础、积极打造本土机构品牌，同时搭建平台、大力吸引国外高端机构入沪，助力上海建设成为服务型航运中心。该阶段主要致力于改善航运咨询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环境。给予已有的条件成熟的航运咨询机构以优惠的政策条件，留出充足的空间支持新的咨询机构成立，鼓励航运咨询机构向产学研一体化方向发展，特别鼓励其尝试开展高端航运咨询业务，保证在基础航运的各个领域都有足够的咨询智力支撑，并力争在航运信息咨询等特定领域有质的突破。通过政府政策，引导本土航运咨询机构与国外航运咨询机构开展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在为高端航运咨询领域注入智力的同时，给予本土航运咨询机构学习的机会，从而达到培育的目的。该阶段将重点放在发展数据平台和信息产品，提升指数的权威性上；通过积极创造软环境条件，承接知识型航运中心咨询产业的转移，服务于区域航运产业发展。

其次，“两翼齐飞”、充分竞争，共促行业繁荣，助力上海建设成为知识型航运中心。航运咨询产业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建立之后，将重点从“做大”转移到“做强”。该阶段主要致力于环境的开放和人才的培育，特别注意国内外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将市场环境完全放开，取消对外来航运咨询机构的业务限制，进入本土与外来航运咨询机构充分自由竞争的阶段。通过市场竞争与合作，形成一个航运咨询要素充分集聚、各项航运咨询业务发展成熟、能为上海航运中心建设提供绝对智力支撑、在国际上具有充分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智库中心，服务于全球航运产业发展。

4 上海航运咨询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管理体制

上海航运咨询产业发展需要交通运输部和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需要遵循市场发展的规律。建议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推进小组办公室下，由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牵头，单独成立“上海航运咨询产业发展推进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立的目的在于协调政府、行业和企业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为加快推进上海航运咨询产业发展提供有效的协调机制保障。领导小组的任务在于积极协调和统筹指挥上海航运咨询产业发展所涉及的各个相关部门，统筹协调上海航运咨询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制定优惠扶持政策，保障行业良性差异化发展，形成横向配合、上下联动的管理体制。

同时，由航运咨询业务开展较为成熟的几家龙头机构牵头，成立“上海航运咨询产业协会”。行业协会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市场“无形的手”的调控作用，利用市场推进市场。行业协会的任务在于深化与国外航运咨询机构的合作，促进国外与本土航运咨询机构的融合与竞争，建立向国外先进航运咨询机构学习和交流的机制，借鉴成熟的航运咨询市场的发展经验。

4.2 配套措施

（1）给予航运咨询机构税收优惠政策。充分考虑航运咨询产业具有知识密集和高附加值的特点，研究出台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减轻航运咨询机构的税费负担，为在沪航运咨询机构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环境。

（2）健全统计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海关、海事局等各航运统计口的基础数据统计制度，同时加大对数据库建立项目的资助力度，为航运信息咨询发展铺平道路。因航运咨询产业的产品即是智力，故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环境才能为其深入开展研究解决后顾之忧。

（3）引导国内外优秀航运人才向上海集聚。针对航运咨询产业的人才引进，提供政策支持。结合产业布局，在航运集聚区建造航运人才公寓，降低生活成本；构建具有航运特点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氛围，形成航运人才社区，吸引航运人才集聚。

（4）积极为同行业间对话创造条件。依赖“上海航运咨询产业发展推进领导小组”和“上海航运咨询产业协会”，定期举办多层次、多角度的论坛和研讨会，特别注重本土与国外著名航运咨询机构之间的对话，通过对话，营造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的市场研究氛围，促进行业整体水平的拔高。

（5）提升航运研究咨询与设计类的奖项等级。根据不同的航运细分行业的需要，设立针对某一航运专业领域的奖项，对在实践中作出巨大贡献的研究设计成果给予奖励。同时，提升已有的航运奖项的等级，鼓励航运研究和创新，使上海成为知识航运的中心。

（6）加大产品宣传力度。上海市相关部门在充分确定研究成果科学性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有意识地宣传上海的航运研究成果，使之逐渐在国内外产生影响力，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 贺海毅，吴祖光.中国管理咨询业发展研究观点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2009（18）：180-182.

[2] 赵康.国际视野中的管理咨询：概念与内涵界定[J].科学学研究，2001（4）：59-65

[3] 张秀华.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管理咨询业[J].情报科学，2005（4）：494-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