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利益论文范文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第1篇

在各国利益分布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如何保障一国利益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并不断发展，是大国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30年来，中国快速发展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得中国的国家利益迅速跨越了地域限制。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与世界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经济结构上也存在着明显问题。表现在“发展所需资源和产品所需市场”两头均在外，这使得中国经济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凸显，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也越来越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制约，因此维护海外利益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大的同时，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大幅增强。197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2.3%，到200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上升到19.2%，超过世界所有国家。比美国高3.5个百分点，比欧元区高6.3个百分点，比日本高11.7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海外安全事件明显上升，海外投资与对外贸易活动等遭遇各种阻力，海上运输安全威胁不断加大。2011年初，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其中利比亚局势最为紧张。中国在利比亚有大量公民，为了维护公民的安全，中国政府共撤回35860名中国公民。

综上所述，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议题。而中国学术界对海外利益进行讨论的时间并不长，是伴随着中国在海外的利益受到越来越多挑战的过程慢慢兴起的。

中国海外利益研究路径

中国海外利益是在中国崛起及自身利益拓展过程中出现的，国家利益概念是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逻辑起点。中国国家利益的概念在1980年以前的意识形态色彩浓重，学术界鲜有研究成果。

冷战结束以后，国家利益研究逐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重点。随着全球性共同利益增多和国际合作增强，国家利益的相容性进一步得以发展。19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利益研究逐渐成为热点。1999年－2003年是中国国家利益研究的高峰，学者们主要关注点有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也有国家利益的战略研究和文化层面的探索。

随着对国家利益理论研究的深化，加之现实的发展，使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了中国国家利益海外部分不断拓展的态势，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关注与研究逐渐增多。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海外利益逐步纳入到学者们的研究视野，2004年、2005年集中出现了一些关于海外利益的论述，对海外利益的概念和中国海外利益的范畴进行了初步界定，但是并没有达成共识。中国学者很早就认识到国家利益的范围变化不受国土疆域限制，但学术界关于海外利益的论述，缺乏对海外利益各分支领域的深度分析，同时也缺乏对中国海外利益分布现状的描述，以及维护海外利益手段的总结。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深化对中国海外利益的认识，进一步分析中国国家利益的层次和内涵，对于拓展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关于中国海外利益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国际金融、资源能源进口、国际制度能力等相关论述中。总体而言，将中国海外利益作为分析核心的文献非常有限，缺乏定量评估，整体战略设计亦极少著述。

中国海外利益研究文献评述

国内关于海外利益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很多，目前对海外利益的研究大都是以评论文章或学术文章的形式出现。

国内学术界目前对于海外利益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通过整理可以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海外利益是国家利益突破国土界限而形成的，是境外的国家利益，区分为海外政治利益、海外经济利益、海外安全利益和海外文化利益等；另一种观点认为，海外利益不同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仅仅是国家层面的利益，而海外利益包括非国家行为体所持有的局部利益，海外利益这一概念的范畴要比国家利益中的海外部分宽广。

在对海外利益以及中国海外利益进行分析时，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独特的切入点和思考方式。

陈志武在《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一文中指出：“我们以往关于英国海外扩张的历史几乎全是从其受害者的角度来讲的……今天中国也面对如何到海外拓展、到海外开发市场以及到海外找资源的问题，面对当年英国和后来美国、日本所面对的同样的挑战，因此我们有必要换个角度来看那些世界历史，要从海外贸易、跨国公司的经营的角度来研究理解他们当时是怎么做的，以及为什么那样做，这样才可能更有建设性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霸权主义为人诟病的新形势下，陈志武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面对四大问题：首先，尽可能地维护并扩展海外投资利益；第二，保护中国在海外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第三，利用好现有国际贸易秩序来保证中国企业的资源供应；第四，中国商品的国际市场拓展。

政府在思考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的时候，应该先明确中国海外利益的定义。门洪华与钟飞腾则在《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前瞻》一文中，对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和现状进行了一个分析，梳理了海外利益概念的嬗变历程，并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海外利益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梳理和介绍，提出了未来研究海外利益应重点关注的五大议题，构筑了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战略框架，为今后的海外利益研究指明了方向。五大议题分别为：一、国家利益观念的变革；二、英美日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的历史经验；三、中美日海外利益结构的比较分析；四、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定量研究；五、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与拓展的战略框架。

苏长和《论中国的海外利益》一文，从国际合约的角度对中国海外利益进行了定义，阐述了海外利益当前面临的威胁以及保护的途径，并探讨了国际制度建设和国家能力建设在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中的意义。

陈伟恕的《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总体视野，文章认为，中国海外利益与国家海外利益不同，因前者包括国家层面、法人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利益之分，所以比后者具有更宽的范畴。文章还对如何处理中国海外利益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些方法建议。

此外，还有3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海外利益进行了分析。一是汪段永的《海外利益实现与保护的国家差异》，文章经过对国外官方文件、智库报告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类型国家海外利益界定的层级差异。文章指出，国家实力、国际化程度和对国际事务参与的深度和广度的级差影响着各国对自身国家利益、国际定位的认识。这类分析有助于国家准确找到自己的国际定位并确立自己的国家利益，通过实施与其国际地位相符合的手段来维护其海外利益，乃至国家利益。

二是甄炳禧的《新形势下如何保护国家海外利益――西方国家保护海外利益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一文，作者通过对美国保护海外利益所用手段及措施的研究，为中国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现实参考。

三是笔者的《中美两国海外利益对比分析及启示》，文章把海外利益区分为海外基础利益和海外战略利益，并从中美两国海外利益的结构、内容、分布以及维护手段上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对看清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与拓展的不足。

同时，在硕博毕业论文中也有3篇关注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论文。暨南大学张志的博士论文《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与拓展研究》，该文主要关注了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内容和面临的风险，同时指出海外能源利益与中国能源安全密切相关，文中提出了从油源、油路、油价三个着眼点保护和拓展中国海外能源利益。

外交学院白云的硕士论文《当代中国海外利益拓展及维护初探》，文章对当前中国海外利益的现状进行了现实评估，对建国后中国拓展及维护海外利益的历程进行了回顾与审视，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中国拓展及维护海外利益的几点战略建议。

复旦大学武丽丽的《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威胁及其保护》，文章从正反两个方面梳理了中国海外利益目前的基本情况，一方面总结概括了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内容以及发展成果；另一方面则指出了中国海外利益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

目前国内还少有对海外利益进行研究的专著，仅有一本是由汪段永、苏长和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海外利益研究年度报告（2008-2009）》。该书以2008年-2009年中国海外利益的状况为研究内容，从海外利益保护的基本界定、核心内容、多边机制和国际责任、国家形象与文化传播等方面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国外的中国海外利益研究

国外学者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关注度，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对国际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而与日俱增。学者们研究中国的视角逐步从地区、双边关系进展到全球格局层面，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关注尤其是中国海外投资的关注渐渐浮出水面。2006年以后，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海外利益的研究渐增。他们对中国经济崛起如何影响世界比较关注，对中国海外利益的研究刚刚起步，研究重心主要放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金融合作、能源资源供应、国际制度能力等方面。

在对外贸易领域，国外关心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由于中国对外投资触及了许多国家在亚非拉的既得利益，国外关注中国对外投资流向及其对东道国的影响，进而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变化作为分析核心，提出中国实行“新殖民主义”的论调；过去西方国家海外开拓的核心在于原材料供应，因此中国能源资源供应迅速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重心，他们全面讨论中国能源、资源需求如何重组世界经济关系，并在此领域杜撰了“中国”的新版本；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能力早就是西方学者的关注点，国外研究在中国参与东亚地区的制度建设上着墨颇多。

纵观目前研究的现状，国内国外对中国海外利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海外利益的概念界定，主要关注中国与海外利益相关的某个方面，事实性较强，数据性分析充分，但综合性不足，整体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

总体来说，许多国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学者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进行了长期的跟踪和分析，单一领域有诸多系统性研究成果，无论定量分析还是定性研究都有值得肯定之处。针对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绝大多数国外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但是源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既有利益的考虑，有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还是持抵制态度。■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第2篇

 中国科技期刊的市场现状

数量多

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的数量有了长足的发展。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计财司的统计，截至2005年5月1日，我国共有科技期刊5387种，占全国期刊总量的50.03%，仅次于美国。到2007年4月底，全国期刊总数已经迅速增长到了9468种，其中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类期刊5068种，社会科学类期刊4318种。

品种全  中国科技期刊在构成上品种齐全，其中学术类期刊数量最多，达到3685种，占总数的68.41％；技术类期刊达到1090种，占20.23％；科普类期刊235种，占4.36％；指导类与科普类期刊数量接近，共有214种，占3.97％；检索类期刊163种，占3.26％。

质量稳步上升  自1996年我国对科技期刊实行“控制数量，提高质量”和实施精品战略以来，我国的科技期刊在学术质量方面已有了不小的进步，被SCI收录的科技期刊数量每年都在增长，全国已达到95种，其中我国内地有76种。

主体杂  我国科技期刊的主办者有三大系列，即科技社团、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比如，2006年，中国科协及全国学会主办科技期刊924种，比2005年增加70种。而中国几乎每个大学都有一份自己的学报或刊物。办刊主体杂乱的现象十分不利于资源的整合和规模化经营，更不利于刊物质量的提高。由于办刊主体分散且依附性较强，与之伴随的便是期刊的部门化、地域化、单位化现象严重。

规模小  就数量而言，我国堪称科技期刊大国，但如果从资产和经济规模上来看，我国期刊无论是总体规模还是个体规模都很弱小，市场集中度不高，资源分散且利用率低。2007年，期刊业虽然继续发展，并声称已经形成一个170亿元的大产业（包括广告收入和发行收入），但广告刊例价也只有80亿元，实际收入不超过40亿元，而这其中，科技期刊的广告收入不足十分之一。除了少数科普类和技术类期刊呈现红火景象以外，以学术类为主的三分之二左右的科技期刊都处于惨淡经营、发行不畅的困境之中。

 中国科技期刊的质量状况

论文水平低

据笔者了解，我国科技期刊发表的所谓论文主要有三大稿源：一是每年必有的参与评职称的庞大队伍撰写的所谓专业论文；二是五花八门的科研课题结项成果转化的所谓科研论文；三是几十万研究生、博士生为了达到毕业和获取学位的要求撰写的学生论文。也就是说，我国科技期刊上发表的绝大多数论文并非创新成果的自然结晶，而是在某种功利的驱使下写成的应景之作。更有甚者，一些科技期刊甚至是国家核心期刊看中了这个需方市场，秘密或公开地干起了卖版面的勾当。只要给钱，什么样的论文都能发表。尽管如此，中国每年还是会产生一些高水平、高质量的论文，遗憾的是，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又拿到国外的一流科技期刊（如Science、Nature等）上去发表了。能在国际一流科技期刊上当然是好事，有利于提高论文、作者甚至中国的影响力。但是，如果中国高质量的论文首先都是被拿到国际一流科技期刊去发表，那中国何时才能产生自己的一流科技期刊呢？

影响因子低  影响因子是衡量一份科技刊物质量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某一年度某种期刊的影响因子”意指该年度内该刊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被人引用次数的总和除以前两年发表的论文的总数。如果一篇后两年内完全未被他人引用过，那么，在计算刊物的影响因子时，这篇论文将带来负面的影响。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已经连续10年出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了，其“2006年版”报告数据显示，我国2005年科技期刊的总量接近5000种，但实际收录的科技期刊只有1652种，平均影响因子只有0.407，而我国科技期刊的论文数量当年已经居世界第四。在我国入选的1652种科技期刊中，2005年影响因子不到0.1的就有320种，0.1至0.2之间的有111种。中国科学院李荫远院士认为， 2010年我国科技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应当达到1.0，地域性学科的期刊应当达到3.5的影响因子，非地域性学科学会的主要期刊要达到2.5的影响因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李院士建议，应当合并一部分刊物，同时提高的门槛，不增加篇页，这样既能减少浪费，同时也会提高刊物的影响因子。

国际化程度低 

 我国科技期刊数量不少，但采用国际通用的英语出版的却为数不多。即使以英文出版的期刊，国外作者的来稿也不多，质量更没有保证，国际认可程度很低。

中国期刊在海外的发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不断扩大的。据了解，我国在海外发行的期刊数量1996年已近3000种，目前已经超过4000种，发行的国家和地区近百个。但是，我国科技期刊的出口数量和海外市场却只占很小一部分。

笔者认为，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不是仅仅追求发行范围和发行量的扩大，而是一个长远的系统化工程，可以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最大限度地提升论文的质量，争取发表的论文较多地被国际引用；二是要建立专门的国外发行和营销队伍；三是提高编委会的海外编委比例，并且非国际知名科学家不要；四是尽量拓宽海外优秀来稿的渠道，找米下锅。

市场化程度低  

从总体上看，中国科技期刊基本上还处于计划体制管理的模式中。在期刊出版审批、主管主办体制下，尽管许多期刊编辑部初步实现了自负盈亏，但是，整体格局依然依托于行政力量，倚赖政府财政拨款、主办单位的补贴和作者的版面费维持生存，缺乏规模和效益。这种缺乏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的状态，不但远远落后于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也难以适应我国文化产业勃兴和国际科技期刊市场发展的需要。

发行量小 

 我国科技期刊的发行总量很大，但大部分个刊的期发行量却很小，平均期发行量只在3000份左右，少的只有几百份。

资源集中度低 

 从地域上来看，我国期刊的资源集中度是较高的。代表中国期刊水平的刊物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根据2007年5月13日在京召开的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披露的数据，北京出版的刊名含“中国”的期刊726种，刊名含“中华”的期刊86种，刊名含“北京”的期刊95种，外文版期刊119种。上海出版的刊名含“上海”的期刊143种，刊名含“中国”的期刊38种，外文版期刊4种。但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我国期刊的资源集中度又是相当低的。资源分散、低效、重复、小规模等弊端明显，市场竞争力较弱。包括科技期刊在内的大部分刊物都是独木成林，各自为战，造成规模和品位双低。

 中国科技期刊的管理机制

参照国外的经验，一般来说，科技期刊的管理机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法律机制 

 目前，我国出版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包括《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国家科委、国家新闻出版署1991年7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2001年12月颁布）、《印刷业管理条例》、《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5年9月颁布）等。

就科技期刊而言，第一，科技期刊基本上是纯技术、学术性内容，意识形态属性较弱；第二，科技期刊自身特点决定了它必须依托于一定资质的科技共同体，它的专业门槛比较高，受众群体比较固定，不会出现一拥而上的局面。笔者认为，让科技期刊回归市场大潮，让它们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自己学会游泳。因此，应该对一些不适应甚至阻碍市场发展的现行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对市场准入、市场竞争等方面做出新的规定，为科技期刊的市场进程铺平道路。

行业自律机制 

 行业协会是市场主体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自发形成并受到法律保护的民间组织。在经营活动中，行业协会主要起自律、服务和监督作用。行业协会将市场中分散的利益群体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能够代表本行业利益与政府对话的力量。其主要任务有：代表维护行业利益；实行行业监督与自律；提供各类行业信息与开展职业培训；参与国际交流等。科技期刊，特别是学术类或专业类科技期刊，有一个其他类型期刊不具备的性质，就是它的作者、编辑和读者是重合的群体，限定在专门的科学共同体之内。不论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的科技期刊概莫如此。这就更加意味着行业协会或类似机构在规范其市场行为方面具有普遍默认的效力。

政府监管 

 在成熟的法律框架和有序的市场环境逐渐建构起来的过程中，政府管理应当超脱于微观层面，注重宏观把握。当政府主导的规范体系转变为法律和行规主导的规范体系之后，政府的作用依然重要，在市场失效和行业自律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仍然需要政府来进行监督管理，支持和推动科技期刊市场发展。比如给予一些经济支持和政策优惠（特别是在初期对公益性或非营利的期刊），同时在市场失灵时进行干预，对违反市场规范的行为给予惩罚等等。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之我见

进出机制

提升科技期刊的质量，对无能力、经营管理水平差、刊物质量低劣、社会影响弱或多次出现剽窃和版权纠纷的科技期刊，实行市场退出机制；对具有办刊条件、刊物质量很高的内部资料，实行“试发行”制度，经过一定的观察期（比如一年）并经过专家和用户的综合评估后，合格者进入正式发行市场。这种进出机制符合市场通行的优胜劣汰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释放刊物资源的效能。

高低机制

  目前，中国科技期刊只是分为全国重点或核心刊物和一般刊物两大类，失之宽泛。笔者建议，应当借鉴旅游饭店的等级划分标准，对全国的科技刊物按照一定比例实行星级制度。全国综合得分最高的科技期刊将被评为五星级科技期刊，其余依次类推。五星级的科技期刊比例最好不要超过全国科技期刊总数的5%，四星级的科技期刊可以占到总数的10%，三星级的科技期刊可占到总数的20%，二星级的科技期刊可占到总数的30%，其余都是一星级或者无级别期刊。刊物的星级由评委按照星级划分的标准两年一评，可以升降。评委会由用户、专家和管理者组成，但用户的比例不得少于50%。

购并机制 

 科技期刊的进出机制和高低机制只是解决了单个刊物的市场动力问题，产业的市场动力归根结底来源于资源的全方位流动和全市场配置的实现。如上文所言，中国科技期刊的主办者往往是科技协会、事业单位的科研机构和各类依托于政府的大学。由于上述单位领属不同，利益不同，经营管理体制也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刊物资源基本上也是单位所有，难以流动。这种产业现状对科技期刊资源的积聚和优化配置、规模经营极为不利。即便是目前媒介产业领域成立的形形的各类集团，也都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地域色彩和计划经济色彩，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因此，数以千计的中国科技期刊要想多涌现一些有影响的品牌，就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国际惯例行事，允许刊物市场资源自由流动、购买或者兼并。

奖惩机制

  即针对科技期刊的经营状况实行某种奖励或惩罚措施。奖惩机制的出发点在于奖而不在于罚。比如对那些质量特别高而且长期稳定的科技期刊、一些海外发行或影响比较大的科技期刊、一些在经营管理模式上有所创新的科技期刊等，有关部门都应当适时地给予刊物或个人适当的物质或精神奖励。当然，对一些违法乱纪的不正当经营者，有关部门也应当依据有关法规给予应得的惩处。

近年来，市场化和国际化是科技期刊研究讨论的热点。笔者认为，国际化的期刊是有一定标准的，至少应该体现国际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前沿，为国际上本领域最权威的专业数据库所收录，使用国际通用的语言出版，而且其内容、审稿、作者、读者都应当是国际化的。反观国内的科技期刊，受科研水平和语言限制，绝大多数的期刊目前还都不具备国际化的资质，盲目地“与国际接轨”，只是徒然浪费资源而已。

市场化是发展趋势，科技期刊市场规范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鼓励市场主体在法律范围内开展自由竞争。但同时亦要看到，由于科技期刊的特殊性，市场规范要引导市场主体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履行社会责任。市场化不等于发行量加广告额，科技期刊按定位和目标不同，有盈利和非盈利之分。在国外，有Nature、Science这样的明星刊物，拥有很好的发行和广告业绩，亦有相当一部分专业学术期刊，在小规模的学术共同体内发行，依靠捐款、补贴、版面费等传统的财政支持，享有极高的学术声望和公信力。

另一个必须提出来的问题是目前国内期刊业产权归属比较混乱，很多市场主体所有权、经营权划分不够明晰，存在很多不规范的灰色地带，市场规范应当明确市场主体的责、权、利的分配。

我国的期刊业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的初期阶段，期刊的市场化运作远未成熟，有关该问题的研究也有待发展和深入。现阶段的情形是科技期刊仍然深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对科技期刊的管理也管得过死，已落后于市场与科技期刊自身发展的需要。要改变这种情况，根本上还是要转变管理和运行机制，同时辅之以系统、科学的市场规范。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第3篇

社会发展中的金融法与环境法问题经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批准“，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医事法中心、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主办。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德国洪堡大学、英国班戈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韩国西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的知名教授以及复旦大学部分教师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30余篇，围绕“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的主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沦，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 此议题研讨由复旦大学法学院杨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评议。主要论文包括： （1）俄罗斯前总理、俄罗斯联邦审计院秘书长、莫斯科大学国家审计学院院长S．M．沙赫赖（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国家审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的报告。他认为，国家审计是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条件下国家优化解决社会经济任务的工具，它以公民监督国家效率的机制合理取代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监督个人行为的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监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会经济改造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特别重视分析各种改革与战略的社会代价。国家审计制度是一项转向新经济类型和高水平社会发展的前提手段。 中国学者评论认为，俄罗斯的审计制度对于俄罗斯的反腐败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制度从学术角度来说是的视角，值得中国学者研究与借鉴。 （2）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态立法的新的法律编纂》的报告，介绍了俄罗斯生态立法的主要任务、结构、主要途径(跨部门的法律编纂)、法律部门的区分与整合(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区分整合后形成生态法)、法典制定者必须解决的问题，认为生态立法改变了环境保护活动的法律基础，将会促进向清洁技术转化并保障国内经济在高生态标准下进一步增长，促使建立真正的国内生态安全体制。中国学者讨论认为，俄罗斯将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整合为生态法，这种跨部门的综合性的立法，即社会法的产生，值得我们研究。 （3）英国班戈大学法学院院长德莫特•卡希尔(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论文《欧盟内欧洲法院在公共采购领域对透明原则的运用》发表了演讲，介绍了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的一些最新发展，欧盟法确立了公共采购领域的透明原则及非歧视原则。欧洲法院（ECJ）的诸多判例已经对27个欧盟成员国不透明的公共采购现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强化了透明原则，产生了扩大适用非歧视和透明度一般原则的结果。英国法院遵循了欧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几乎所有该论文讨论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机构都被认定为违反了欧盟法律或一般原则。中国学者结合金融危机及中国的政府采购，与克希尔教授探讨了多层次的金融监管问题。 （4）复旦大学法学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金融规制法研究》为题作了演讲，以利益平衡为视角，探讨了中国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朱教授指出，金融规制法律规范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规制发生的正当性、规制的合理限度和规制的法律控制3个方面。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金融公法 2社会发展与侵权责任法改革 规制主要目标包括：双向兼顾性目标、利益平衡化目标和全球化贡献目标。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提交的论文《金融危机的法律思考》，俄罗斯的S．G梅德维杰夫教授提交的论文《俄罗斯联邦银行储蓄保险制度》，探讨了相关中、外金融法律问题。此议题的研讨由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高富平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法学院段匡教授评议。 主要报告有： （1）中国民法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医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学科负责人刘士国教授作了《中国侵权责任法制定中的争论问题》的主题发言，向中外学者介绍了中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进程等基本情况，着重对以下几个立法中的争论问题及主要意见予以介绍和评述：①侵权责任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仅规定侵犯民事权利，是否再规定侵犯利益；②关于统一死亡赔偿金的规定；③关于要不要规定国家赔偿责任；④关于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关系；⑤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是否规定矿害等工伤事故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邻人赔偿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刘士国教授认为：①侵权法调整的就是侵犯绝对性民事权利产生的社会关系，法与法律有区别，即使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也可能存在于社会生活规则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权利，反对对利益作出特别规定。②统一死亡赔偿金标准是大势所趋，有利于保护受害人。③主要从性质上说，国家赔偿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就此，侵权责任法应作规定。鉴于国家赔偿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侵权法仅规定一条就可以了，表明这是侵权责任的一个类型及赔偿的性质，具体条文由国家赔偿法规定。④采用责任能力规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涉及侵权法和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的改革。监护人责任应以被监护人无责任能力为条件，如被监护人有责任能力，被监护人应承担责任，不能赔偿的，由监护人承担补充责任。前者，是直接责任。侵权法以救济受害人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预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过错，应予批评教育，甚至责令赔礼道歉。⑤侵权法应规定矿害事故的使用人因违反对被用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而且不限矿害，凡使用人对被使用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均应承担民事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不应由相邻人赔偿，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险行为或公平责任加以判决。加害人不明，公安机关应予立案侦查。 如仍不能确定加害人，公安部门可会同民政部门，对严重受害者实行社会救济。此外，受害人仍可依医疗保险减轻所支付的医疗支出，保险制度已对此具有救济功能。 对于中国侵权法的制定，外国专家饶有兴趣，就诸多问题与刘士国教授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2）韩国西江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长严东燮教 授以《韩国制造物责任法》为题，介绍了韩国制造物责任法的概要内容、制定该法以后韩国案例的动向，指出了该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议：应对“缺陷推定”作明文规定；《制造物责任法》适用范围应当包括预售公寓的缺陷责任；应明确规定免责事由“法令制定的标准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为强制性的；法规条文应更明确。 （3）华东政法大学张礼洪教授就其论文《对侵权行为过错认定标准的新认识》作了报告。他以《阿奎利亚法》中关于过失的原始文献为基础，对完善现有的过失判断标准提出了建议：侵权过失的判断标准以客观过错为基本原则，即过失是对行为人没有尽一个理性善良的人的义务，预见或者预防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的。过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为、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过失概念本身就蕴含了因果关系。过失的存在以行为人是否尽一般人应采取的谨慎义务为标准，但是，还应根据社会的一般认识，以造成损害的危险是否由行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据自己的意志将自身处于一个不应处于的危险区域来判断行为人的过失。 （4）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淑华作了《未登记过户之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的发言，她认为我国《物权法》对机动车的物权变动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机动车所有权自买卖交付时发生移转，登记过户仅是买受人据以获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属于物权变动不得对抗的“第三人”范畴。转让交付但未办理登记过户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应由对机动车享有运营支配权和运营利益的机动车实际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登记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构成侵权行为。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论文《机动车交通事故共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保险责任研究》。 3社会发展中的医事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韩长印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王全弟教授评议。主要报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学法科大学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医疗诉讼与医疗的法制度的动向》的报告。 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介绍了日本国内患者权利运动的发展、重大医疗事故诉讼持续增加的特点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产科医疗补偿制度、对因出生时的原因造成的脑性麻痹患儿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医药品副作用受害人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及预防接种被害人的补偿制度。 （2）复旦大学法学院姚军副教授作了《医疗事故侵权责任范围的正确确定》的演讲，他提出，作为法治社会核心价值的社会公平的核心内容，要求行为(或责任)人对己方行为及其不良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即法律上对己不利的后果)。在具体承担法律责任时，它又意味着责任人仅对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而不应对超出该不良后果部分负责；同理，基于该核心价值(也是诸法的基本原则)，医疗事故的责任人也只应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立法即司法上不应强迫其承担超出该后果的责任。 （3）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满洪杰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了《人体试验侵权责任研究》的发言，建议我国应当构建独立于医疗过失责任的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制度。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可以在对过错的举证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疫学原理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来进行综合判断。 （4）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李燕以《双性儿童性别确定的法律问题探究》为题，提出双性儿童并不是不正常的，当前医学界普遍施行的、经父母知情同意而为双性儿童确定性别的性别再造手术，并不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性别确定应是儿童自己的宪法权利，父母对子女性别再造手术的知情同意权与双性儿童自己的宪法基本权利相冲突。法律应承认男女二元性别体系外的第三种性别，双性儿童的性别确定应待其长大后自己决定。 韩长印教授评议认为，医事法的研究提醒学者注意到平时不为大众所关注的处于弱势群体的少数人的权利，也提醒学者们思考我们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论问题。由于医事法内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学者就医疗过失认定、损害赔偿、医疗诉讼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4社会发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段匡教授评议。主要论文有： （1）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莱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变迁中的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报告，介绍了社会模型的概念和它作为法律发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纪私法秩序的社会模型的发展以及德国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变迁，提出了现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会国家化、告别契约法中形式自由伦理模式，强调程序的和实质的合同正义，强调了民法的社会责任。 （2）复旦大学法学院王全弟教授所作报告《两岸担保物权比较研究论纲》，就如何确立保证债权获得完全清偿的制度，比较了2007年3月中国大陆《物权法》与台湾地区在2007年3月经立法院审议通过的担保物权修正草案，在担保物权的追及力、担保物权的实行期间、抵押权顺位、动产抵押、最高限额抵押、权利质权和商事留置权7个方面对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物权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有利于两岸发展及法律相互借鉴与完善的建议。 （3）复旦大学法学院胡鸿高教授作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律改革》的报告，介绍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治演进历程与特点、中国企业并购的模式、企业并购突出问题与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业并购，不仅应当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要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加强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当特别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企业并购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发展社会保障公益事业，建设和谐社区与社会。目前当务之急，在于通过法律改革，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和实现机制，倡导和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p#分页标题#e# （4）复旦大学法学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的演讲，指出中国的资源特需改变了世界资源供求格局，阐述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进展，分析了经济和资源成为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障碍，分析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环境法和政治动乱问题，最后就中国海外资源投资保护的法律对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5）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盖威作了《社会组织在我国协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与功能》的论文发言，建议进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尽快制定社团法、修改现行特别法增加法律责任的规定，进一步扶持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淡化一些社会组织的行政色彩，转变政府中心主义治国理念，确立以民为本、以市民社会和市民组织活动为导向的治国之策，进一步完善协商治理机制。 （6）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托马斯•莱塞尔(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与合同法》的报告，俄罗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会议提交了《关于俄罗斯联邦民事立法修订的构想》的论文，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韩伟、王森波分别提交了论文《斯多葛派的伦理哲学与罗马法的转型》、《必亦正名乎?———美国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风波透析》。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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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发生严重踩踏事件，事件的严重性使其成为 2015年中国的第一件重大新闻。笔者通过对比分析33份报纸头版2015年1月1日和1月2日对此事件的相关报道，认为不同报纸在头版对此次踩踏事件的报道方式及版面安排，体现了不同报纸对头版视觉传播效果的重视程度和办报理念的差异。此外，地方性报纸头版呈现出封面化趋势，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报纸未能满足受众期待;面对激烈的竞争，传统纸媒要在内容和形式上同时着力。 关键词：外滩踩踏;报纸头版;办报理念;报纸定位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1-0044-02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上海市黄浦区外滩在群众自发进行的迎新年活动中发生拥挤踩踏事件，截至2015年1月1日22时，已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1]。事件发生后，相关消息迅速通过互联网传播开来。鉴于此次踩踏事件的严重性，通常来说，报纸会将对该事件的报道置于头版位置，以显示新闻事件的重要性。不同报纸在头版对此次踩踏事件的报道方式和版面安排，可以体现不同报纸对头版视觉传播效果的重视程度，同时也能体现不同报纸办报理念和自身定位的差异。

笔者在全国报纸范围内选取了包括6份全国性报纸和27份地方性报纸在内的33份报纸，分别对这33份报纸2015年1月1日（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第1天）和1月2日（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第2天）的头版进行比较。其中，6份全国性报纸为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27份地方性报纸为安徽日报、甘肃日报、青海日报、浙江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京华时报、法制晚报、东方早报、新闻晨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劳动报、青年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长沙晚报、南京日报、南昌晚报、南国早报、长江商报、燕赵都市报、天津日报、新文化报等。

一、地方性报纸头版的封面化趋势

1月1日的报纸中，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6份全国性报纸的头版排版类似，都对发表新年贺词以及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发表讲话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并配有相应图片。此外，6份报纸头版均未涉及对此次踩踏事件的报道。

1月1日的报纸中，安徽日报、甘肃日报、青海日报、浙江日报、解放日报、长沙晚报、天津日报等7份报纸的头版与前面选取的6份全国性报纸的头版排版类似，都对发表新年贺词以及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发表讲话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文字密集，版面风格较为沉闷。相比之下，北京晨报等20份地方性报纸的头版排版则显得轻松、明快。这种新的版面风格的形成与报业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分不开的，显示了地方性报纸对头版定位的思路转变。与注重文字、内容的传统头版风格相比，这种新的版面设计更加注重图文的结合，突出了图片等视觉元素的作用，通过大标题、大图片的运用，进行版面设计的创新，以产生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呈现出活泼生动、更易吸引受众眼球的版面，体现了报纸“头版封面化”的趋势。

二、纸媒在时效性方面的硬伤与新闻理念问题

此次踩踏事件发生在夜间23时35分，大多数报纸都已定版，准备付印。因此，由于报纸定版时间的限制，在1月1日的33份报纸头版中，仅有5份报纸对此次踩踏事件进行了报道，大多数报纸并未报道此事件。其中，解放日报头版对事件进行了简短的文字报道，其余4家均为晚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其中新民晚报头版进行了整版报道。在这5份报纸中，解放日报作为唯一一份早上发行的报纸，显得尤为突出，可见解放日报对此事件的重视程度以及报社采编能力之强。但解放日报的做法仍有可提升和改进的空间。

具体来看解放日报1月1日的头版，对发表新年贺词以及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发表讲话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并配有相应图片，此外，其他党政新闻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对外滩踩踏事件的报道位于头版最底端，所占面积大概为整个版面的二十分之一。笔者认为，解放日报既然可以做出简短的文字报道，同时也应该已经具备了提供新闻图片的能力，只是报社难以对之前已排好版面的头版内容进行取舍，若将头版内容移至其他版面，则会带来更大的改动，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在报纸印刷时间的限制下，最终呈现出这样的结果。

此外，对此次踩踏事件报道的位置安排值得商榷。报纸的版面语言中，对报道的版面安排代表着对新闻事件的重视程度。解放日报1月1日的头版，依然专注于党政新闻等“规定动作”，将对外滩踩踏事件的报道安排到报纸最底端位置，这一版面方面的安排显示了报纸对外滩踩踏事件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体现了中国语境下报纸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饭店；战略与发展；市场营销；服务质量；人力资源管理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6－0048－07

1　前言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饭店业已经走过30年岁月。从默默无闻到被世人瞩目，中国饭店业的迅速发展、出现的新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不仅引起国内专家的关注，也成为海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2　研究方法

为了对现存的有关中国饭店的文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笔者于2008年1月通过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网上系统检索了海外的3个学术数据库，分别是：ProQuest Basic Search，EBSCO Host Web和EmeraldManagement Review。之所以选择这3个数据库，是因为其涵盖了旅游接待业管理的前10大期刊，分别是：Cornell Hotel&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International lournal oj Hospitality Management。lournal oj Hospitality＆Tourism Research，International lournaloj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10urnal ofHospitality&Tourism Education，　FIU HospitalityReview，journal of Hospitality&Leisure Market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Administration，J0urnal of Foodservice Business Research，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in Hospitalit$&Tourism(见McKercher，Law＆Lam，2006)。并且这3个数据库也包括旅游管理的一些领先期刊，如TourismManagement。

论文的选择、分析和分类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3个数据库中搜索相关文章。首先进入EBSCO Host Research Databases数据库，在搜索内容(Find)一栏中填写“中国饭店”(Chinahotel)作为一个整体关键词，在检索范围(In)一栏中选择“Hospitality&Tourism Complete”(接待业与旅游管理)，点击“Search”开始搜索。出现结果后，在“所有结果”(ALL results)中再点击“学术期刊”(Academic Joumals)精确搜索，最终确定22篇相关论文。然后进入ProQuest Basic Search数据库，填写同样的关键词“China hotel”，在“数据库”(Databases)一栏中选择“多种数据库”(Multiple databases)，在“时间范围”(Date range)一栏中选择“所有时间”(Alldates)，点击“Search”开始搜索。在所有结果中(Results)再点击“学术刊物”(Scholarly Journals)搜索到11篇有关中国饭店的论文。以同样的关键词，进入Emerald Management Review数据库，通过“QuickSearch"搜索所需文章，检索到的“论文”(Articles)共有395篇，但只有15篇符合要求。为了进一步搜索到所需文章，于是点击“摘要和述评”(Abstract＆Review)缩小检索范围，最后查到33篇相关文章。因为有的论文在3个数据库中重复出现，最终确定了53篇英语论文。所有检索到的论文都是发表在有审阅人、编委会的专业性学术期刊，编辑评论、新书评介、报纸新闻排除在外。

对于国内学者对中国饭店的研究，本文选取旅游研究的主要期刊《旅游学刊》为研究对象。进入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网上系统，点击“期刊”(Journals)，输入中文“旅游学刊”，提交“Submit”后进入“中国期刊网”(China Journal Net)中的《旅游学刊》。在检索项选择“主题”，输入关键词“中国饭店”后，在2008年0l期一1986年第1期的范围内共检索到100篇发表在该期刊上的文章、摘要和评论，经过阅读梳理进一步确定38篇文章。

第二个阶段，对确定的文章进行归纳、分类。首先，在网上浏览论文题目并进一步找到文章全文。然后，对论文的题目、发表时间、作者、研究方法、研究主题进行详细的编码登记，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文章进行分析。根据克劳福德・薇芝和迈克丽瑞(crawford-Welch&MeCleary’s，1992)的研究，旅游管理的文章主要分成6大类别：市场营销、财务管理、行政管理、操作管理、研究与发展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在对克劳福德・薇芝和迈克丽瑞(crawford-Weleh&McCleary’s)的分类进行修改和运用的基础上，本文将检索到的文章分为以下4大主题：战略与发展，市场营销，服务质量，人力资源管理。

3　发现与讨论

3.1　战略与发展

3.1.1　海外研究

关于中国饭店战略与发展的英文论文共有23篇。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外投资、外资饭店发展、中外方合作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吸引了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也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Hines，1984)。外商的投资和管理推动了中国饭店业不断发展，同时外方也从投资中国饭店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但在合作的同时，问题与冲突也不断出现，突出表现在服务质量、基础设施、地方法规限制等方面(Cook，1989)。为确保中国饭店的健康发展，对外应有长期发展的合作与规划，对内应建立起中央预订系统和科学的培训体系(Lawrence Yu，1992a)。1990年4月，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次实行了饭店的星级评定工作，对饭店进行分等定级，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科学的饭店管理(Lawrence Yu，1992b)。

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国营饭店而言，进行饭店信息管理系统、财务系统(Zhi，Wang，&Turban，1997)的改革创新势在必行。对国际连锁饭店来说，在饭店经营过程中将中国文化与企业文化有效结合 十分重要(Pang，Robeas，&Sutton，1998)。为了减少不同文化背景下员工之间的冲突，跨文化管理应该成为国际饭店管理的主题曲(Lam&Han，2005；Pheng&leong，2000)。另外，国际饭店管理者在制定饭店扩张战略时，更应该关注中国经济环境的主要发展趋势(Wu，Costa，&Teare，1998)。针对饭店的特许经营环境，彭(2000)指出，尽管机会存在，但外国公司要成功地进行特许经营，必须对中国特有的商业、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环境进行充分的了解。

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蓬勃发展的中国饭店市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连锁饭店。民族品牌饭店发展壮大，国际知名饭店不断涌入，中国的饭店业群雄逐鹿(Lee，2002)。面对资金雄厚、管理良好的饭店跨国公司，中国的饭店集团充分意识到进行合并与加强品牌建设的重要性(Lawrence Yu，Lew，Ap，&Zhang，2003)，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对于外资和合资饭店而言，股票所有制(Wong，Luk，&Li，2005)贯穿着饭店战略发展的全过程。尽管中国是个潜在的巨大的市场，但多种经济体制并存的经济环境、政府的干预、政策的限制和集团利益的冲突，无论对中国本土饭店还是跨国饭店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障碍(Kivela＆Leung，2005；Pine＆Qi，2004)。

另一方面，在中国各种不同类型的饭店中，国有饭店仍处于主导地位(Tang，xi，Chen，＆Ralph，2006)，非商业目标限制了饭店的自我更新和发展。因此，与外资饭店相比，中国本土饭店在所有制形式、饭店规模、星级和利润方面都有很大差距(Gu，2003；Pine&Phillips，2005)。要促进中国饭店业的发展，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中国的饭店应该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外饭店的经营理念，充分理解战略计划与商业运作的关系(Li，Tse，＆Gu，2006)，提高饭店设施和服务质量，同时也要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技术(s，Lu＆Law，2007；Ma，2006)。

3.1.2　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对中国饭店的发展也极为关注，共有22篇文章涉及饭店的战略与发展。在中国饭店的早期发展中，多数文章是关于一些典型饭店，如白天鹅宾馆、北京饭店、长城饭店、金陵饭店、燕京饭店、北京回龙观饭店的转轨变型、承包改革以及经济效益的考察报告或经验汇总。

随着国际连锁饭店集团的进入，学者认为中国本土饭店也应该审时度势，认清进行跨国经营的优势与机遇，走国际化经营的道路(赵西萍，王磊，刘洪涛，1996)。但是，在国际化进程过程中，中国饭店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如旅游饭店发展失衡(宋志伟，刘德谦，1999)，利润率下降(孙钢，1999)，由于饭店重复建设造成的过度竞争，以及因竞争手段、市场细分不足而造成的竞争不足(张辉，秦宇，厉新建，2000)等。与国际饭店管理公司相比，中国饭店无论在规模、品牌、销售网络，还是在员工管理方面都难以与之抗衡(王新，谷慧敏，2001)。因此，如何加强中国饭店的集团化建设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宁泽群，2002；秦宇，2004；德村志成，1999)。邹统钎(1999)分析了饭店集团化的发展模式与政策导向，宁泽群(2002)指出国有企业的体制是饭店集团化发展的主要障碍，进行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面对国际饭店集团的扩张和国内民营饭店的崛起，中国的国有饭店也必须进行转型与变革。其战略调整可以通过产权重组与体制重构、管理权开放与市场化运作，以及依靠员工、减少制度创新成本来实现(戴斌，2003，2004)。

3.2　市场营销

3.2.1　海外研究

在饭店发展过程中，饭店营销是另一个研究的议题，内容主要涉及饭店广告、定价策略和品牌管理。广告在宣传饭店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国内早期的饭店广告只注重饭店的外部形象宣传，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展示(Siu&Fung，1998)，应该进行相应改变。随着国际品牌饭店的蜂拥而至，中国的国营饭店面临着定价与市场营销两大问题。国内的饭店通常采取降价竞争的策略，但是一味降价并非长久之计，要赢得市场和保证饭店的长远发展，应该采取先进的市场营销政策，实行科学的定价策略(Cm，Zhang，Peamon，＆Bai，2000)。随着国内旅游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型饭店受到国内旅游者的青睐，具有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Larry Yu，1998)。要促进国营饭店和经济型饭店的健康发展，组建饭店集团、加强品牌管理、开展连锁经营是科学的途径(Cai，2004)。通过对中国饭店改革的SWOT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饭店改革机遇与威胁同在(Larry Yu＆Gu，2005)。最大的威胁是饭店的过量建设，并且可以看出将来中国饭店业的竞争也会进一步加剧。

3.2.2　国内研究

对最初的国内饭店经营者来讲，饭店营销、公共关系管理还是一个崭新的话题。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分析饭店公共关系部门的任务(王福庆，1986)，了解公共关系的实质及其作用(张志军，魏丽君，1989)等。随着中国饭店业的国际化进程，饭店的营销管理也应与国际接轨，将中央预订系统(CRS)和网络销售技术运用于饭店营销系统(谷慧敏，1998)。尽管中国饭店运用Intemet进行营销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不重视独立域名、盲目选择网络服务商，以及电子商务的低利用率等(林璧属，王赞强，2000)。中国饭店要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网络营销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企业形象的树立(胡敬民，2000)。

3.3　服务质量

3.3.1　海外研究

关于饭店服务质量的研究，海外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质量的重要性、问题、展望、服务差距、网上预订、网络服务等方面。在中国饭店发展的初期，国内饭店服务并不能满足国际游客的要求，在服务质量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如沟通技能差、外语水平低、协调能力弱等，因此，提高服务质量是饭店发展的当务之急(H0＆Lo，1987)。一些研究的调查表明(Qu&Tsand，1998；Tsand&Ou，2000)，游客在入住饭店之前的期望和实际得到的服务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而饭店内部的信息传递误差和评估不足是造成服务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调查表明，由于对著名品牌饭店有所认识，国际游客还是钟情于外资饭店，并且认为在那里能得到较好的服务(Zhou，Murray，&Zhang，2001)。尽管如此，中国市场的外资饭店还应该注意一点，那就是要将培训内容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尤其在处理服务投诉的时候更应该考虑中国的国情和文化(Magnini＆Ford，2004)。随着电子商务 的迅速发展，许多消费者钟情于网上消费，不仅通过Intemet预订客房，也在网上评价饭店的服务。在提高前台、客房服务的同时，饭店也应该意识到电子商务的重要性，提高网上服务的设施和技能(Kim，Ma，&Kim，2006；Lu&Zhu，2006)。研究也表明，顾客的满意度通常与饭店的星级标准有很大联系，顾客对豪华型饭店的满意度与对经济型饭店的满意度有很大差别(Ryan＆Gu，2007)。相关研究对如何提高低经济饭店的服务质量提出了思考。

3.3.2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也意识到服务质量在饭店发展中的重要性，对饭店服务质量的内涵以及服务质量的管理与控制进行了详细研究(张俐俐，1995)，并用案例说明感情服务是中国饭店服务的核心(韩万国，1996)。随着饭店经营机制的转换及与国际服务市场的接轨，饭店管理者应更新质量管理观念，采用国际先进标准进行服务质量的管理(王文君，1997)，同时也要重视网络服务的质量与改进(朱峰，吕镇，2006)。

3.4　人力资源管理

3.4.1　海外研究

随着中国饭店业的蓬勃发展，海外对中国饭店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中国饭店早期发展阶段，劳动力资源丰富，饭店行业，尤其是外资饭店，得到许多高学历人才的青睐。关于饭店人力资源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员工的工作认识(Huyton＆Sutton，1996)、激励(Fisher&Yuan，1998)、对职业教育的态度(Huyton&Ingold，1999)以及工作满意度(Leung，Smith，Wang&Sun，1996)方面。

随着外资饭店的进入，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文化差异日益突出，在中国工作的海外经理感受到很大的文化震惊(Kaye&Taylor，1997)。通过对人际关系、沟通、培训等方面的观察研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与价值观在大多数中国员工心目中根深蒂固(Feng&Pea~on，1999)，这些价值观与外资饭店的企业文化存在诸多差异(Littrell，2002；Mwaura，Sutton&Robe,s，1998)。在外资饭店中，将企业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效结合(Yan，Child＆Chong，2007)，加强员工组织行为与组织业绩的关系管理至关重要(Sun，Aryee&Law，2007)。

尽管饭店的不断扩张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但当前的中国饭店业却面临着一系列人力资源方面的挑战，如合格人才的严重短缺、居高不下的离职率，以及旅游毕业生不愿意进入饭店工作的怪现象等(Zhang＆Lam，2004；Zhang&Wu，2004)。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也对饭店人才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1ee&Warner，2006)。要解决人才危机，对外要引进国际高级管理人才(Dolven，2004)，对内要培养国内专业人员(Li，Tse＆Xie，2007；Peng，Dai＆Yue，2006)。目前对中国饭店业来说，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吸引和留住人才困难重重(Gu，Kavanaush，Yu＆Torres，2006)。孔和勃姆(Kong＆Baum，2006)的研究发现，由于中国饭店在职业生涯开发方面的不足，员工对饭店工作的认识以及自身发展前景充满迷茫。

3.4.2　国内研究

针对合资、合营饭店的发展，国内学者认为中外双方管理人员的合作与配合是饭店经营成功的关键之一(白祖诚，1988)。而为了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岗位培训是饭店培养人才的有效方法(洪华，1998)。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减员增效成为中国饭店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课题(曹芙蓉，1999)。但是随着国际饭店集团在中国的快速扩张以及人才本土化战略的实施(谷慧敏，2000)，中国饭店面临着人才短缺的危机。与外资饭店相比，中资饭店管理者的教育水平偏低，年龄结构表现出高龄化的特点(楼嘉军等，2003)。解决人才危机，提高饭店员工的敬业度、忠诚度是有效的方法之一(陈方英，2007)。

4　比较分析

4.1　研究重点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境内外学者对中国饭店的关注点基本相同。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饭店的战略与发展方面，有关战略研究的英语论文数量占所有论文总量的43％，中文论文占62％，两种文体的同类论文所占比例都较大。这与中国饭店特殊的发展状况有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饭店业才刚刚起步，但立即面临着急速增长的国内外旅游和激烈的国际饭店竞争。在这种情况下，饭店应如何发展是行业人士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成为学者研究的主要课题。另一个关注热点是饭店人力资源管理。在这一领域，英语文章明显多于中文论文，并且海外学者对中国饭店人力资源的关注点也很广泛，内容涉及员工工作满意度、海外经理文化震惊、激励方法、服务技能以及教育与培训等多个方面。相比之下，有关人力资源的中文文章相对较少，并且研究内容也比较单一。有一点需要说明，因为《旅游学刊》的人力资源与教育专刊上的文章并没有列入本次分析中，因此也会影响到分析的结果。

4.2　研究视角

通过对中英语论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海内外学者研究的视角、切入点不同。境外学者注重实证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某一个具体议题，从而引出对饭店管理整体问题的分析和评判，如通过分析特许经营的机遇与挑战，探讨中国饭店集团化发展的道路。通过阅读英语论文可以看出，有的研究选题非常微观具体，但因为方法具体、研究深入，更有利于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国内人士的研究选题通常大而广，多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制定出饭店管理或进展的总体策略。因为研究的范围太广，很难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喜的是，近几年有一些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在海外期刊发表英语论文，并且其研究视角与论文的写作方法逐步与国际接轨。

4.3　研究方法

海内外学者在研究方面最大的不同点表现在研究方法方面。从本文引用的文章来看，境外的学者早在1997年就开始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且非常重视研究方法的效度和信度，通常在文章中对研究方法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解释。而同一时期的国内文章还属于概念型定性化研究，大多数文章只是在提出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没有采取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的国内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了很大的进展，学者们开始运用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来分析问题、提出论证。但与海外的学术研究相比，研究方法、分析软件还是比较单一，一些分析方法或分析软件，如定量研究中的结构方程分析法・(SEM)、定性研究中的专家访谈(DELPHI)，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国内研究又普遍侧重于定量研究，并没有像海外学者那样灵活选取最适合的研究方法，没有做到研究方法运用上的百花齐放。

5　不足之处

中国饭店业的蓬勃发展，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中国饭店的研究不断增多，但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本文只搜索了海外的3个学术数据库，其他没有被这3个网站收录的文章不可避免地将被遗漏。并且本文只分析了学术期刊上刊登的文章，而会议论文、学术专著等并没有列入研究范围。而对国内研究的分析，文章只检索了一个学术期刊的论文，数量较少。但因为《旅游学刊》是国内旅游研究的核心期刊，因此发表在该刊物上的论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国内学者对饭店研究的状况。

6　未来研究

随着中国饭店的进一步发展与成熟，新的挑战不断出现，主要议题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品牌发展以及国营饭店改革与全球化战略等。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政论文；文体；功能对等；

Abstract： Political and foreign affairs are subtle and concern the benefits of the state， and consequently sentences and words should be considered carefully. The tones of the political articles should be very firm， and their contents should be very concise so that they are suitable to the political occasions. Therefore many asp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they are translated so as to avoid ambiguity or the damage of the benefit s of the stat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 brief discussion on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articles from the stylistic， function equivalence aspects.

Key words： political article； stylistic； function equivalence

1.引 言

在翻译原则中我们提倡“忠实于原文”， 即严复所提“信”，严复认为： 译文要从全文要旨出发， 对于词句可以有所颠倒增减， 只要不失原意， 不必斤斤计较词句的对应和顺序。对此， 笔者针对政论文的特点， 从文体、功能对等两方面进行讨论。

2.文体特点

众所周知，英汉表达方式不同， 为了不破坏原文的意思， 使译文更加通顺， 符合目标语言的特点， 使读者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我们应运用恰当的翻译技巧， 以求忠实与原文。在政论文中， 由于政论文使用的场合较为严肃、语气强烈、口吻郑重， 有时涉及的话题甚至于敏感， 因此政论文翻译必须考虑它本身的语体特点且要多加推敲， 力求文章简洁， 同时政论文的翻译要准确， 与原文内容一致。如：从长远看， 亚太地区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有活力的地区。只要各国、各地区同舟共济， 携手合作， 克服困难， 亚太地区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译成：It will surely usher in a new phase of development if all the countries pull together in time of trouble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这一段政论性文中， 其文体特点就是简洁、严肃、微妙，所以在翻译时既要避免使用冗长的语句， 一一对应地翻译， 也要避免辞藻过于华丽。用“pull together”表现了原文中的同舟共济， 携手合作， 有其丰富的暗含。如果“同舟共济， 携手合作”译为“in the same boat ”and “cooperate”， 那就只是的形式生搬硬套， 并未领会原文的意旨， 就会使译文单调没有韵味， 整个语句就是大白话， 失去了政论的意味， 没有了政论文坚定的语气。因此也就不符合政论文体的特点。

3.功能对等

奈达认为， 功能对等翻译是以读者为主的翻译。翻译就是要在接受语中以最自然的方式重现原文中的信息。首先是重视意义， 然后是风格。如果我们翻译的文章被读者阅读之后， 产生了与原文读者不同的心理反映和理解， 那文章的翻译就是失败的， 家没有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政论文多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以及正式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和对方在心理反映和理解方面相似即功能对等， 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同世界更好地交流、交往与合作， 从而更好地发展自己。例：I know American wants reconciliation and unity. I know Americans want progress. And we must seized this moment and deliver.我们知道美国希望和平统一。我知道美国人民希望进步。因此我们必须把握现在这个时机并付诸实践。译文中， “付诸实践”这一短语将“deliver”表现得很充分， 很具有深远意义。这里深层次的要表达说话者坚定的决心和强烈的号召，如果译为“努力去实现”， 就使文章太过于通俗化，就无法表现出说话者内在的决心，也就起不到号召呼吁的作用了，就无法达到功能对等。因此用“付诸实践”进一步使译文达到功能对等， 即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心理反映相似。

4.总结

本文就政论文翻译从文体、功能对等两方面进行初步探讨。政论文在文体上讲究严谨，正式，甚至在用词上谨小慎微，翻译时要注重目的语接受者反应，因此在翻译时不可随便大众化，要全方位考虑接受者反应。

参考文献：

[1]范仲英. 实用翻译教程[M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2]王弄笙. 近年来汉英翻译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J ]. 中国翻译， 2002， 1 （1） ： 23227.

[3]吕俊， 候向群. 汉英翻译教程[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新趋势 对策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概述

国际投资争端是指在私人海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各类主体就与之相关的各种事项产生分歧而引起的各种争端（刘莉，2010）。就争端的主体而言，可分为三类：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不同国籍私人间的投资争端；外资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间的投资争端。其中，第三类投资争端较为特殊，也是本文主要探讨的一类争端。其特点：首先，争端主体地位不平等，一方为国际法主体―国家；另一方为国内法主体――私人投资者，因为传统的国际法并不认可将个人或企业纳为国际法的主体范围内。这就使该类争端很难用传统的争端解决办法来解决，且容易因为相关国家行使外交保护而引起国家间的争端（黄进，2010）。其次，引起争端的原因较复杂，如政治原因、法律原因等。

当今主要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之分析

（一）NAFTA争端解决机制

N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区域性的争端解决规则，其设置有国家-国家程序和投资者-国家程序。其特点：一是其对投资者的保护“是目前为止对投资者权利提供最高保护标准的投资条约，号称外国投资者的‘权利法案’”（王鹏，2009）。无论在提起争端的适用条件还是对“投资”、“投资者”的定义解释来看，都最大力度地将外国投资者发生的争议可诉诸该机制；且对东道国政府规定了很高标准的义务，无疑易损害东道国的公共利益。二是突破了传统国际法主体范围的界定，即个人可作为独立的主体诉诸于该机制。

NAFTA争端解决机制虽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争议解决空间，但其因未平衡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而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此外，专家组做出的裁决只具有建议性质，其能否得到有效执行性也令人担忧。

（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

ICSID成立于1965年，其宗旨主要是为公正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争端提供便利。其特点：一是明确了管辖权行使的条件，较为公正地定义“投资”“法律争端”等关键词；二是“中心”的排他管辖，规定只要诉诸“中心”的案件一律不得提交其他争端解决机构或提起外交保护；三是确定了仲裁的法律适用。

总体而言，ICSID不仅能公正地解决纠纷又兼顾了投资者和东道国的利益，且有效避免东道国和投资者间的争端政治化。但其裁决缺乏一致性，效率低的缺陷也同时存在。

（三）《多边投资协定》（MAI）中的争端解决机制

MAI的制定，是全球投资领域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反映了构建统一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迫切性。但由于制定者利益的分歧，该协议最后无法实施。其特点：一是设置国家-国家程序和投资者-国家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投资者保护上存在的真空。二是确定了多种仲裁规则供投资者选择。如东道国为MAI成员国，其适用的法律首选ICSID仲裁规则；如东道国不为MAI成员国，可选择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或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夏兰，2005）。

MAI的制定由发达国家发起，因此在协议中体现投资者利益较多，且其规则主要借鉴一些双边投资协定和NAFTA争端解决规则，并无创新之处。从MAI的失败可看出，一个多边性的投资协定如果仅体现一方的利益是行不通的。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在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机制因具有较强的司法性而备受关注。其特点是：一是争端的强制管辖权，如争端双方经协商如仍不能解决争端，只要争端一方提出请求，即可设专家组（专家组的成立有一个限制，即除非在该会上 DSB 以共识决定不设立专家组，当在实践中几乎不会存在）。二是常设上诉机关的设置，使该争端解决机制具有较强的司法色彩，为争端的公正、公平解决提供保障；三是有效的交叉报复程序，平衡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

WTO争端解决机制被国际社会誉为“世贸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它有着严格的程序规则、明确的法律责任及可实施的执行机制，因此，也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富有成效的争端解决机制。然而，该争端解决机制也未将个人纳为争端的主体。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新挑战

（一）争端主体的范围扩大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企业和个人，特别是跨国企业对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明显。以我国为例， 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在这新增对外投资中，仅对非金融企业的直接投资就高达901.9亿美元（刘德炳，2014）。而当今国际社会，只有少数几个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将企业和个人纳为争端诉讼的主体，如NAFTA争端解决机制及ICSID。许多传统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都没有将企业和个人纳入机制调整的范围。因此，一旦企业或个人与东道国发生争端，却不能得到有效救济，无疑对国际投资的发展产生消极作用。

（二）忽视东道国利益的倾向显著化

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更多地引进外资，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东道国在签订投资条约时往往作出让步，当东道国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违反投资条约时，常常要付出很大代价。然而目前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较为忽视东道国的利益，却在较大程度上偏向投资者的利益，如NAFTA因为其对投资者的高标准保护被称为外国投资者的“权利法案”而饱受争议；MAI试图继续维持NAFTA的“高标准”也是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三）缺乏全面、协调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截至2013年底，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总数达到了4196项条约，目前还有许多新的国际投资协议正在进行谈判。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与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这数千项国际投资协议，再加上多种争端解决机制，使得当今的国际投资协议制度已逐渐接近这样的局面：其庞大和复杂程度令政府和投资者都难以应对；然而它仍不足以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双边投资关系。这使得由此而产生的投资争议更为复杂与多样化，而现今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不仅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且缺乏协调还可能产生管辖权重叠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直接影响国际投资争端的良好解决，也不利于国际投资的长远发展。

应然发展：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一）建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相应地，在国际投资领域建立统一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虽然无论从全球范围来说还是从区域范围来看，都存在着解决投资争端的机制，同时在纵横庞杂的投资协定中也规定有争端解决的条款，但是，面对着国际投资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这些解决机制明显地显现出不足。且当前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法律体系是松散且缺乏协调的，管辖权冲突问题也时常出现。因此，建立全球性的、统一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时展的必然。

（二）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基础上构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当今最为先进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一，在国际投资自由化要求下，国际社会应更充分地挖掘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潜力。将国际投资关系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调整轨道，依托司法性较强的中立机构，遵循完善的程序规则，以严格的纠错制度――上诉审作保障，在规定的期限内和强有力的执行制度下公正地解决争端，无疑会使其在众多的投资争端解决方法中脱颖而出（马凌，2005）。然而仅仅照搬WTO争端解决的方式是不足取的，若在其基础上，吸收其他争端解决机制优点，倒是一个较好的办法。具体应从三点着手：

1.设置投资者-国家的争端解决规则，扩大调整的主体范围。个人或企业已然成为国际投资的重要参与者，如果仍将其排除在争端解决机制之外，对作为投资者的个人或企业显然不公平。而目前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却恰恰缺少这一环节的规则，只设置了国家-国家的争端解决规则。且仅仅依靠国家-国家规则，不仅投资者利益保护无法保障，更有投资问题政治化、复杂化的危险。因此，设立投资者-国家规则是对投资者利益最基本的保障，是构建投资解决机制不可或缺的内容。

2.调整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强制管辖权原则。投资者-国家规则使投资者可直接诉诸于DSB，该争端解决机构有当然的管辖权，但如投资者滥用该权利，不仅会给东道国在国际上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影响，而且大量的案件也会给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带来沉重的负担。《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鉴于投资者诉国家的投资争端案件的庞大，对投资者诉诸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应实行限制。因此，在投资者-国家规则中，可设置一个诉诸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前置程序―“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使用。

3.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在当前的投资中，投资的东道国多为发展中国家。而无论是ICSID或MAI，还是WTO，发达国家在其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弱势地位。然而利益均衡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能否成功构建或长期有效运行的关键。因此，在构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时，应兼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涉及到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公共利益有冲突，公共利益的优先考虑应是该争端解决机制所必须规定的条款之一。

我国应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策略

（一）加强国内立法和完善法治，使之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接轨

经济全球化要求世界各国的投资立法与司法更加协调，然而我国的投资立法与司法还有诸多需改进的地方。因此，我国应对现行不合理的法律进行清理和修改，在符合我国利益情况下，增强争端解决程序的透明度和参与度，提升法治水平，尽可能健全和完善能为外国投资者所信任的投资环境。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由于国际投资环境的纷纭变幻，海外投资争端也层出不穷，这也决定了中国海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多变性，在基本原则不变的情况下，能对一些具体操作事项作出较为灵活的适应性调整。

（三）注重培养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的专门人才

目前我国的法学育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缺乏在国际投资争端实务中能得心应手地利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争端的专门人才。因此，培养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的实务人才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刘莉.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适用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博硕论文，2010

2.黄进.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3.王鹏.NAFT投资者实体权利保护的新实践[J].当代经济，2009，3

4.夏兰.关于投资者与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论与发展[D]，深圳大学博硕论文，2005

5.刘德炳.中企海外投资将在2020年超万亿美元[J].中国经济周刊，2014（6）

6.马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5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第8篇

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事业发展迅猛，加入WTO后，中国企业跨出国门从事海外投资将愈加频繁，但由于未建立系统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我国的海外投资企业在国外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为了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利益，减少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鼓励我国企业扩大海外投资，需要在正确认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性质的基础上，选择适合国情的海外投资保险模式，并借鉴国外立法与实践经验，建立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一、中国海外投资及海外投资保护现状

1979年，中日合资的“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在日本开办，建立起中国对外开放以来第一家境外投资的合资企业。到2005年8月底，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已扩展至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477.1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之一。同时，我国已成为WTO的成员方，这将为更多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可能，也必将为我国企业到国外投资创造更多机会。然而，我国在海外投资保护方面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现阶段调整海外投资关系的法律渊源主要有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两大类。在国内法规范方面，虽然早在1985年我国就制定了目前国内惟一的一部投资保险法—《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但它只是规定可以对外商在华投资的政治风险承保，却没有规定可以为国内投资者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保证；在国际法规方面，我国参加的调整海外投资保险的多边条约主要是1988年4月30日我国经批准加入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根据公约设立的多边投资机构（MultilateralInvestmentGuarantyAgency）是一个以承保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为主要业务的多边机构。我国对本国投资者的海外投资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可以由MIGA承保，但仅仅依靠MIGA对海外投资提供保险是不充分的。

二、建立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进一步扩大海外投资规模的需要截止2005年8月底，中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3万多家，已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这些企业的投资由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未经开发的广阔市场。由于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风险的可能性较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乏成为我国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严重障碍，因此，为进一步发展我国海外投资，急需建立有关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二）使我国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权利义务对等的需要自1992年至2005年初我国已经签订了106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这些协定大多规定了代位权条款。根据代位权条款，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在对本国投资者因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而遭受的损失负责赔偿后，便可以取得代位求偿权要求东道国政府进行赔偿。在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相互配合的机制下，东道国所承担的对外国投资进行保护的义务很难回避。但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论文格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无法以代位求偿人的身份就我国投资者在外国遭受同样风险的损失行使代位权，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我国投资者并未享有与外国投资者同样的权利，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国应尽快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三）与已设立的相应法规相互配合的需要如前所述，中国作为MIGA的成员国可以向其投保政治风险。但是，我国投资者利用MIGA分担政治风险的作用却是非常有限的。正是从这个角度，我国应尽快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MIGA相互配合，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三、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想

（一）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模式对于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法律模式的选择，笔者认为：我国应采用混合投资保险模式。第一，主要采取双边投资保险制度。首先，我国已具备建立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现实基础。中国目前已经签订了100多个投资保证协定，并且可以预期今后还将签订更多的类似协定。这些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绝大多数都订有代位权条款，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行使代位权提供了法定依据。其次，以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承保前提，更有利于尽可能防范投资风险于未然。由于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实质上是双方政府的承诺，投资东道国在采取非商业风险措施时，必然会考虑其行为所产生的不利后果，从而不会贸然行事，降低或避免了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再次，双边投资保险制度对代位求偿权以双边投资保证条约加以确定。这样，一旦我国海外投资者在投资东道国受到不法侵害时，我国承保机构即可合法取得代位求偿权，将我国国民与东道国的投资争议从国内法的水平提高到国际法的保护水平，加强了对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确保代位求偿权的顺利实现。第二，也不应以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法定条件。如果代位权的行使只以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前提，势必不能充分保护我国海外投资及投资利益。笔者认为，我国可以规定一个过渡期，此期间内在国内法上留有一定的余地，采取单边与双边并存的投资保险制度，以扩大投资保证的范围，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

（二）具体内容

1.保险人根据我国的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宜借鉴政府和国营公司共同实施保险业务的德国模式，采取海外投资保险审批机构和业务经营机构分离制的形式。这种分离制有助于审批机构和经营机构各司其职，各尽所能，避免或减少审批决策与业务经营集中于某一机构所产生的弊端。在具体的机构设置上，可设立一个统一的直属于国务院的专门性机构—海外投资承保委员会作为海外投资保险审批机构，由商务部、外交部和财政部代表组成，具体负责审批投保申请。经营保险的业务则可由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负责。2001年10月成立的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成立一年后开设了海外投资保险业务，虽然信保的宗旨中没有明确提出保护海外投资，但是在开办的投资保险业务中列明了海外投资保险，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和经验，完全可以胜任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经营。

2.合格投资者对于合格投资者，各国海外投资保险法的立法规定各有不同，但都要求投保的投资者和承保机构的所在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综合美、日、德三个国家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应当然成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合格投资者；对于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资格可借鉴美国相关的立法制度，即采用“资本控制论”来确定。之所以不采用“成立地说”理论，是因为依据“成立地说”无法将虽然是依据中国法律设立的公司、合伙或其他社团，但其主要资产却为外国公民、公司、合伙或社团所有的情况排除在合格投资者之外。根据“资本控制论”：对于依本国法律设立的法人、合伙企业或其他社团，本国公司、合伙及其他组织须持有多数股权（资产的51%以上）才能获得投保资格。对依外国法律设立的本国公司、合伙企业及其他社团，本国公司、合伙及社会团体须持有绝对多数股权（资产的95%以上）才能获得投保资格。这样既切实保护了代表我国利益的投资者，又有效避免了鱼目混珠的情况。超级秘书网

3.合格投资合格投资的条件和标准在各国不尽相同，但概括起来，合格的投资应符合投资者本国和东道国的利益。美、日、德三国均明文规定：凡是前来申请投保的海外投资，都以东道国已经明确表示同意接纳作为可以承保的先决条件。这种规定一方面是对东道国经济的应有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获得东道国政府的事先同意和许诺，增强对东道国政府的约束力，以提高当地海外投资的“安全系数”，尽量避免可能产生的纠纷。[6]（P326）关于投资项目，各国一般只限于新的海外投资。所谓“新”的投资，一般指新建企业的投资，但对旧企业的扩大、现代化及发展的新投资，各国一般也将其视同投入新项目的投资，准予投保。为了与国际上一般立法保持一致，又充分考虑到我国海外事业的特殊要求，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合格投资的条件主要应包括以下两点：（1）必须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利益；（2）要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且得到东道国批准。投资形式不应加以限制，允许并鼓励其灵活多样化。

4.合格东道国对于合格东道国的要求，各国规定不尽一致。鉴于采用混合投资保证模式，对于合格投资的东道国，我国应鼓励到与我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的东道国投资。但对于有些国家虽然目前暂时没有与我国签订双边投资条约，但是如果该国有较为稳定和开明的法制，有较为优惠的吸引外资的政策，足以令外国投资者有利可图，或者与我国有着较好的外论文格式交关系，对于以上国家一旦保险事故发生，我国即可依条约、协定或外交关系进行代位索赔，也应认为是合格的东道国。

5.保险范围各资本输出国的投资保险机构通常承保三种主要的政治风险，分别是外汇禁兑险、财产征用险和战争内乱险。目前，对第四种政治风险即政府违约险，提供担保的国家还不多。政府违约险，是指东道国政府毁约或违约，使外国投资者得不到救济或很难行使救济措施或行使救济而无效果的风险。《MIGA公约》已将该险别列入机构的承保范围，但机构毕竟不是全球强制性公约，并不涉及各缔约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等问题，不要求各国立法与公约规定保持一致。笔者认为，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除承保上述三种主要政治风险外，也应承保政府违约险。违约险的“约”是指东道国政府与投资者签订的“国家契约”。国家契约争议的诉讼管辖权时常受“卡尔沃条款”的限制—当东道国政府违约，争端发生时，东道国要求投资者向当地政府或相关机关寻求救济，或把“用尽”规则作为将争议提交国际解决的前提，这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有可能得不到公平的裁决。单独规定违约险，可以增强投资契约的稳定性，以解除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从而达到保险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胡星,王立芳.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已扩至200个国家和地区.

[2]蓝蓝.我国亟需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当代法学.1999（4）.

[3]傅京燕.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初探.国际经贸探索.2000（2）.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第9篇

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

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

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

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主体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巩固并发展、扩大封贡体系这一目的与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总是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基础性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明成祖作为一国之君、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根本利益应该是也只能是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经济关系。对于统治者来说，对外政治关系应该是为内部社会关系的稳定服务的，不能以损害国内社会关系的稳定为代价。从长远看，对外政治关系也应建立在某种对外经济关系之上，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否则便不会长久。

而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试图恢复、巩固并扩大封贡体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现代话语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厚往薄来”的胡萝卜政策无异于古代版的金钱外交：“携带大量金银、铜钱，运载大批货物作为赏赐”[29]以换取对明朝“天朝上国”地位的认可。为使它国宾服，实施军事威慑，挥舞一下大棒，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大棒的挥舞是必须要付出经济代价的。对大明的陆上临国挥舞大棒，耗费的金钱不会很多，是比较实际的考量，因为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即可到达。但若耀兵海外，这在当时来说可是非同寻常的事。首先，军队人数要多、船队要大，否则起不到威慑的作用。其次，历时久长。运动空间的扩大必然伴随时间的延长。因此，在海外挥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队人员提供长时间的给养、对归国船员的丰厚赏赐等，是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的。[30]总之，郑和下西洋为达到目的，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

不过，分析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实现目的所付出的代价，更要对目的达到后所获得的收益与成本（代价）进行比较。封贡体系本质而言，是一种对外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是特殊的政治关系，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的。经济上的朝贡贸易（对外经济关系）和礼仪上的册封是封贡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封贡体系因此得名。它着重“追求的是君臣主从关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间等级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仅仅在朝贡文书和朝贡礼仪中有所反映”。[31]在封贡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被颠倒了，成了政治决定经济（形式上的主从关系是朝贡贸易的前提）。正因为被颠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贡贸易无非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损己利彼的交换。“这种贸易不仅不抽关税，而且明廷对于‘贡品’也是付钱的，往往比市价高得多的钱。”[32]外国学者也认为：“朝贡制度的主要负担在于‘接受者’。”[33]“明朝政府在回赐、赏赐方面，一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尤以永乐朝为最。”[34]诚然，万国来朝[35]，宗藩体系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国民的士气，增加皇帝的亲和力，从而有利于稳定国内政治关系，甚至可以起到“柔远人以饰太平”的作用，对明成祖来说也可谓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质利益或者说经济关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当这种对外政治关系的取得和维持导致国库空虚，使统治者缺乏统治资金时，它就成了明朝的负担了，乃至损害封建统治的基础——小农经济，从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了。财政负担的加剧必然对经济、政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威胁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从明朝封建统治者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郑和下西洋使“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的民间呼声日益高涨和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36]这无疑会触动特别注重加强中央集权的明朝封建统治者的神经，因为这威胁了他们的统治秩序、社会关系，从而有损于他们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为典型的封建社会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贡体系扩大至万里海疆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显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时之需，这种需要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基础，无法同民间的对外贸易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37]，缺乏持久的不断发展的经济动力，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主观虚幻的需要，不构成利益的基本内容，因为“利益是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的统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成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统治者是缺乏满足扩大封贡体系至万里海疆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封贡体系重名轻实，所体现的具有真实内涵的政治上的臣服，仅包括朝鲜、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数国家，且不是从一而终。而且“在数量众多的所谓朝贡国中，偶有一二次朝贡记录的国家并不在少数，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招徕入贡的海外30余国多属此类，随着下西洋活动的结束，这些国家断绝了与中国的往来”，[39]因此，实际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被真正纳入封贡体系。

对以明成祖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言，建立封贡体系本身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它所追求的封贡体系，在范围上是不自量力的，与之相联系，在朝贡国的选择上是盲目的，在结果上是得不偿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对自身利益的误判，是与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结语

由于华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质上属于“礼治外延”因而与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封贡体系，是每一位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利益。因此，封贡体系的范围必须有个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极力拓展它，是超出了这个度的。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只有符合当时的历史进程并具备现实手段的时候，即只有与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虽然他们凭借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和国家机器，使他们的某些反历史发展的目的暂时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偿了，但又总是引起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化，以致这种目的最终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郑和下西洋就是这样，它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而又被中国封建社会所扼杀，没有也无法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因为，在明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并没有走到尽头，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只出现过体制内的异己力量而不曾出现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没有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40]……如果没有来自西方（后来还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沉重打击，中国封建制度自行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将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漫长的过程”。[41]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继续厉行“海禁”。

注释：

[1]从人员和规模上看：“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参见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从航行范围上看：“‘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参见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从技术水平上看：郑和船队“除充分利用风力外，还娴熟地运用罗盘针和天文地理知识，准确测定方位和航向”。参见马超群：《郑和船队首次环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页。

[2]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3]如：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版，第54-57页；张附孙：《郑和为什么没有继续西航》，《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学历史在这里沉思——郑和航海与近代世界》，《科学学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认识郑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9]郭树勇、郑桂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0]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1]如：“欲踪迹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传》192，《宦官》。

[12]同上。

[13]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14]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15]同上，第281页。

[16]如：“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组成联合阵线以来围堵帖木儿的扩张，并牵制其进攻中国的行动。”引自钮先钟：《从明朝初期战略思想的演变论郑和出使西洋》，见《郑和下西洋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页。

[17]如：“吴晗提出郑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经济目的。”引自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8]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页。

[19]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20]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2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22]同上，第55-56页。

[23]冯天瑜：《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2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5]同上，第64页。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3页。

[27]同上，第84页。

[28]参见《明史》卷63，《乐三》，转引自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

[30]关于下西洋的耗费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的具体情况可参阅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页。

[3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2]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页。

[33][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严撷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07页。

[3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当一批入贡者是郑和接过来甚至送回去的。如：“当郑和回京时，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使臣也随船同来，到京师入贡。”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5页。

[36]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继者沿袭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贡贸易是明朝“连通海外各国唯一合法形式”。引自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3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39]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40]这里所说的“体制外异己力量”，就是市民，欧洲早期的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市民的分化而形成的。这里所说的“体制外权力中心”，就是作为欧洲封建领主的对立面的城市。参见厉以宁著：《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10页。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第10篇

在管理学的几个主要分支中，战略管理学（StrategicManagement）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一般认为只有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战略管理才形成了真正的理论体系。在商学院里，战略管理学在此以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依赖案例作为研究和教学的手段。今天，战略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其他领域一样，被视为广义的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战略管理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通过在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出的。

我们试图通过对国内管理学刊物上发表的战略管理论文进行检阅，试图对中国战略管理学研究现状进行评估。在进行调研与分析之后，我们选取国内两份典型性管理学刊物《管理世界》和《南开管理评论》，对它们2003年全年中发表的论文进行了研究。

战略管理学的主要课题包括：战略制订与实施、战略规划与决策过程、战略控制与报酬制度、资源配置、多元化与组合战略、竞争战略、合作战略、总经理的选择及其行为、以及高层管理团队的组成与机制。按照这些标准，我们分别从两本刊物的论文中确定二十三篇（《管理世界》）和十九篇（《南开管理评论》）战略管理论文。

我们发现，第一，国内战略管理学研究从内容上讲尚停留在学科“边缘”。

出现频率最高的题目属于“公司治理／股权结构／董事会”这一类，共有约11篇论文；其次为“竞争力／竞争优势”类与“跨国公司／国际战略”类，各有6篇左右；其他至少有三篇的还有“创新”类和“企业家／职业经理人”类。

如果把这一结果与前述的战略管理学的“领域陈述”相对照，可以看到本领域内一些最基本的课题，例如属于战略内容的行业分析、战略组别、商务层战略、横向多元化与纵向一体化、合并与兼并等，以及属于战略过程的决策机制、结构选择等，均未得到应有的位置。

在出现的课题中，除了“竞争力／竞争优势”一类外，其他几类均属跨领域的课题，而不被视为战略管理的“核心”内容。比如，“公司治理／股权结构／董事会”也是经济学、金融学、和会计学的课题；“跨国公司／国际战略”是国际管理与战略管理的交叉领域；“创新”在管理学中自成一系；而“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则可视为战略管理学的一个半独立的分支。

第二，规范型论文偏多，实证型不足。我们把管理研究论文分为规范型、描述型、文献型、概念型、实证型、定性经验型以及以演绎数学模型为主的类型。我们的研究发现，规范型占17％，实证型占24％，描述型占38％等等（一篇论文可同属于几种类型）。

所谓规范型指的是表明立场或是政策性的文章，规范型论文在国外学术界并不被视为严格的学术性论文，而是经常出现于面向企业管理者或政策制定者的刊物，如著名的《哈佛商业评论》。

规范型论文，特别是明显带有政策建议目的的文章存在于本应以理论研究为宗旨的学术刊物中，一向被海外学术界视为国内管理学研究水平低下的一个标志。当然，在主流刊物上发表的典型的战略管理学论文也经常谈及理论的实践意义，但是这往往是指对于企业的“管理意义”，而非对于政府的政策含义。毕竟管理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服务，而非作为政府管制的依据。

虽然我们从论文整体上考虑只划分了7篇规范型论文，但我们还是在其他许多论文中看见了“规范性”或“政策性”的倾向，即研究者在针对企业对象做出了研究和分析之后，却自然而然地试图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

实证型则是以定量分析验证理论性假设，它是推动当代管理学理论研究工作最主要的方式。实证型论文——只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一不到。这是直接反映出国内管理学研究水平落后的标杆性指数。

描述型论文以案例或数据描述现象，而不涉及实证分析。占最大比例的描述型论文虽然学术贡献有限，但毕竟也是一种贡献，因为数据与现状的描述是进一步分析工作的必要步骤，也是与我国管理学研究工作的现状相匹配的。

但我们对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前景却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最大的可能之一是在中国背景下创建出新的理论。例子之一是BoisotandChild（1996）关于中国社会和企业现代化道路的论述，他们认为与西方从官僚制到市场化的进程不同，中国企业是从封建采邑制（fiefs）到家族制（clans）、向“网络状资本主义”（networkcapitalism）发展的过程。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新理论，并不是经常被滥用了的“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后者明显受限于背景而缺乏有效性（validity）和普适性（generalizability）。我们认为一般而言理论受限越多，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就越小。极端受限的理论就是单个案例，因为它对其它个案没有适用性。鼓吹这种“理论”，特别是它对中国企业的指导作用，实际上是把理论贡献和实用性混为一谈。

我们的一个强烈感受是，中国的战略管理学尚有待于摆脱其他传统、尤其是经济学的“影子”，而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每期《管理世界》的15篇左右论文中，一大部分是各种关于经济学的课题，只有一小部分才与管理学有关。有些自称属于战略管理类的论文，实际上却是在行业层面（industrylevel），而非企业层面（firmlevel）上展开分析。而充斥于这两种刊物的管理学论文中的各种政策建议，也反映出根深蒂固的经济学思维倾向，即为公众利益服务、为政府的宏观和产业政策提供依据，似乎管理学就是为社会谋利的、改良了的经济学，而管理学所特有的为企业服务的立场却失落了。

学术界本身在概念上的这种混乱也造成了实业界对经济与管理之间的界限认识模糊。社会上“经济管理”一词到处流行；经济学家们一再被请去为企业“把脉诊断”。我们担心这种状况会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带来不利的影响。二十年前，就在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风靡业界的时候，就有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外部分析方法的缺陷：怎样解释处于同一行业、定位相同的企业之间在业绩上的极大差异？今天我们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药方只会从依靠行业政策出发来提升所有企业的竞争力，或者以为制度（比如一个“最佳”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解决所有企业的困境，那么我们还需要职业经理人来做什么？毕竟，管理的精髓是在于经理人的抉择，在于战略与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的结合（fit），而不仅仅是政策、制度与行业环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