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海外传播论文范文第1篇

（一）文化的定义与要素“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文献里。刘向在《说苑》中提到“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是教化的意思。此后，“文化”这个词的内涵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再看英文，“culture”有“培养”和“种植”的意思，原本是指培养庄稼，也可指培养人。1871年，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又给文化一个新的意义。他把文化定义为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对“文化”有了更权威的界定，把文化视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理智与情感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具体来说，文化的要素有不同层面，首先包括认知体系，如思维方式、自我的概念、信仰、知识、价值观，或者神话传说和理想，这些都属于价值观体系；还包括规范体系，例如道德、法律、风俗、礼仪、行为方式等群体的规范体系；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例如服装、建筑等；艺术品及物质产品，包括艺术、器物、工具等。可以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现代社会中，文化还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基础，因为软实力的影响力、渗透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展现的，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念的认同及其影响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

（二）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主流文化之一。历史上，各方人士曾为中国丰富深邃的多样性文化价值所倾倒。中国文化具有广远的开放性，秉持一种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即勇于接受外来新鲜事物和异国文化。在文化上，中国真正实现了有学无类、有教无类，大胆从各种文化中吸收营养。从汉代开始，中外文化有过数次交汇，出现了数次文化传播高潮。以张骞出使西域和丝绸之路为标志，中国文化从东、西、南三个方面与外部文化展开了多方位、多层次的深入交流，确立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中国通过吸收西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确立了自己的强势文化地位，造就了盛唐气象，中国文化自此向外辐射象扩散，构成了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的文化主干。随着明清时期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播，中国的学术典籍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文艺等被介绍到欧洲，中国文化对正在兴起的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2]目前，面对当代的世界性问题———如重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化解不断升级的国际冲突、摆脱物质万能的文化束缚、应对日渐突出的人类精神信仰危机等，中国传统文化又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整合价值。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着挑战，具体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不够，其优良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我们在吸纳外来文明的同时，如果忽视了弘扬民族文化，民族独立性也就失去了依托，因此国内文化学界应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新子学”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学说。我国传统知识系统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王官之学，它是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文化精英，承上古知识系统并加以创造发明的礼乐祭祀文化，后人加工整理形成谱系较为完备的“六经”系统；一为诸子之学，它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的思想精华，并结合新的时代因素独立创造出来的子学系统。“六经”系统包含了中华学术最古老、最核心的政治智慧，子学系统则代表了中华文化最具创造力的部分，是个体智慧创造性地吸收王官之学的思想精华后，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技术等诸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展开。[3]“新子学”强调，所谓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仅仅是复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独尊儒家，视其为唯一，而是复兴一种繁荣的、全面的中国传统文化。[4]它强调，中华文化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与发展，同时要以更为开放的心态，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科学理念得到完美结合，并转化为当今社会的精神智慧之源，最终发展出民族性与世界性兼备的中华文化。

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必要性

（一）共享性文化具有共享性。美国文化学家格特每德•杰埃格与菲利普•塞尔斯尼克说过：“尽管文化植根于个人的需要和现实当中，但它不是一种个人的东西,应该将其视为全人类共同具有的或广泛见于人群的共同现象。”[5（]P.5）这种共享性既体现在族群内的个体之间，更体现为文化间的交融与协同发展，只有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完成文化的共享。当前全球范围内日益深入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合作已经充分表明，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形式，其传播的基点往往建立在文化之间共有的普世价值体系和相通的文化内核之上。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其中许多具有普世价值。国内学者关世杰曾委托美国国际抽样调查公司于2011年11月对美国民众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在89万多份客户样本中，回收1217份，剔除了逻辑上有问题的问卷，获得有效问卷1175份。其中一项“中国文化表现形式中哪些最有吸引力”的结果是：中国文化表现形式对86%的美国受访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在列举的24种中国文化表现形式中，中餐、中国历史、中国名胜、古迹、功夫、中医名列前五名。另一项数据显示：12项中华核心价值观中，有8项获得50%以上的美国受访者赞成，分别为:义、仁、恕、孝、天人合一、和谐世界、和而不同、礼，可视为多数人基本共享的价值观。

（二）冲突性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倡导文化的多元发展，随着世界各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往来的日益深入，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也日益频繁，而文化的冲突是文化多样性态势下的必然结果，作为群体共享的文化会遭遇越来越多的冲突和碰撞。正如国家汉办主任许琳所说：“我们在倡导传播中华文化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全世界的人对中国文化都了解，直接学就行，其实对方是真不了解。我们自己再不去表达，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误解。”[7]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的日益凸显，与他国的经济往来、政治合作日益频繁和深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逐渐成为从政府到民间的一种交往常态。对文化的学习和理解，不仅是文化兴趣上的需求，也是实现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本质要求。

三、孔子学院与海外文化传播

孔子学院作为一种在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其宗旨即为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探索行之有效的文化传播方式始终是孔子学院发展中的重要议题。笔者认为当前孔子学院在海外文化传播中要抓好两个结合，即“精英化和大众化的结合”“特色化与本土化的结合”，真正做到多种传播模式互动的有效机制。

（一）精英化和大众化的结合目前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较少进入高层次推进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境地，大多处于普及中国语言和文化基础知识的层次。要实现可持续性传播并使外国社会认同中国传统文化，要把中国文化界最新研究成果（例如“新子学”等）传播出去，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生、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开设中国文化讲座。在“走出去”的同时，要继续做好“请进来”的工作。目前，孔子学院正在实施“孔子新汉学计划”，招收外国青年来华攻读人文社科博士学位，开展“理解中国”和“青年领袖”等访问研修项目，并支持孔子学院及其所在大学翻译出版中华文化书籍，重点扶持一批研究型孔子学院，鼓励其深入开展中华文化研究，加强文化传播的内涵和交流的水平。同时我们在传播中国文化时，还要注意文化的层次性。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赵可金曾指出：“中国文化没有做好经典化与世俗化的转化。在文化品位上更强调高雅文化，过于追求阳春白雪。”他同时指出：“中国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要善于通过柔性化的手段，实现刚性的文化软实力目的。特别是要用老百姓喜欢看、喜欢听的文化艺术形式表达中国文化理念，将看上去与西方文化存在深刻差异的中国文化理念，用西方民众熟悉的方式和手法传播出去，成为喜闻乐见的文化品牌。”[9]正所谓“文化如水，润物无声”。笔者从2009年到2011年曾经担任英国伦敦中医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主要负责语言文化的推广工作，对于这一点有过较深的体会。由英国伦敦南岸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三所院校合作建立的伦敦中医孔子学院于2007年5月24日与国家汉办签署协议，2008年2月25日正式启动运营，作为全球第一所以中医为特色的孔子学院，树立了独树一帜的“中医养生特色化、中华语言文化推广具体化”的办学理念。2009年9月24日至10月13日，伦敦中医孔子学院在英伦三岛举办了“中国式文化与健康体验周”主题巡演活动，精心设计了巡演内容，向英国民众全面展示了中国武术、中医推拿、中国绘画、中国书法、民族舞蹈、中医保健、中国茶艺等中华文化元素，展示了中国式养生、身心保健的独特魅力。此次巡演原计划演出30场，但由于邀请众多，一再加演，最终在伦敦商务孔子学院、卡迪夫孔子学院，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等7所孔子学院及16个城市的42所中小学及高等院校进行了103场巡演活动及50场养生讲座与演讲。伦敦兰勃斯市、克里雷市、卡迪夫市等5位市长及中外嘉宾亲临现场观看演出。巡演结束后，5所英国当地中小学递交了申报孔子课堂的申请表格；12所中小学要求开设中国文化和中医保健体验课程；40多所中小学报名邀请巡演团在中国新年时前去演出、讲座，取得了极佳的效果。此后，伦敦中医孔子学院又相继举办了“迎新春欧洲巡演”“美国三巡演出”等文化交流活动，均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这些团队中既有国内著名书画家、音乐家、中医药专家等专业领域的优秀精英，也有业务精湛、活泼可爱的学生演员，满足了不同受众、不同层面的文化需求，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二）特色化与本土化的结合随着全球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找准自身定位、发挥特色优势是进一步发挥各孔子学院文化传播作用的有力保障。除了以中医为特色的孔子学院，2006年4月，清华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承办了全球首个商务孔子学院；2009年11月，宾汉顿大学和中国戏曲学院共同成立了宾汉顿戏曲孔子学院；2012年4月，中国矿业大学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合作成立全球第一所旅游孔子学院。特色孔子学院不断涌现，今后还要加大力度发挥各个国内外承办院校的办学特色和自身优势，切实提高文化传播的针对性和适切性。同时，在传播中还要注重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方式，了解所在国家、地区的国情民意、风俗习惯，用当地人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才会事半功倍。例如，伦敦中医孔子学院为2009年举办“中国式文化与健康体验周”主题巡演活动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申请成为英国政府“ChangeforLife（为生活而改变）”项目的官方合作伙伴。英国政府年投资数百万英磅于该项目，旨在防止和控制英国日以继增的肥胖症患病率。“中华养生周”介绍中国人民保持身体健康的多种方式方法,鼓励英国民众积极参与，切身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以此为切入点，自然能够更加深入当地民众的生活，获得地方政府机构的支持，从而调动社会各界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积极性。时任英国首相布朗还专门委托秘书给伦敦中医孔子学院写信预祝演出成功。此外，如何与当地媒体加强联系与互动，使他们增进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通过他们的工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更准确、更全面的报道也是“本土化”传播方式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试验平台,已经成功地走向国际舞台。在这个传播过程中，我们自身的文化也必然经历着不断的反省和发展，并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只有实现了多种传播模式互动的有效机制,才能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的精彩对话。

海外传播论文范文第2篇

韩国传教几可说是一种全球行为，是文化软实力的彰显，宗教作为韩国国际形象的建构要素，有助于树立韩国的国际形象，为其外交、政治、经济贡献自身力量。宗教传教热情之高涨非其他传教国所能相提并论。2007年7月发生了阿富汗人质危机，韩国政府不惜代价，动用各种外交资源和管道，力图营救本国传教人士。宗教既可能是和平的缔造者，又可能是冲突的肇始者，是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的集合体。在中韩关系中，宗教是政治和经济因素之外影响两国关系的“第三种力量”。根据韩国教会在中国东北与沿海地区进行传教抑或宗教渗透的严峻现实，韩国在很大程度上在宗教领域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挑战，而“强国弱宗教”的中国则不可能在宗教领域对韩国国家安全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宗教问题给中韩关系设置了障碍，亦为中韩加强安全战略合作留下了空间。因此如何在中国的外交考量中，妥善处理中韩之间的宗教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学界对韩国宗教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特别是历史学界和宗教学界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国际关系学界从国际政治层面就宗教与韩国对外关系进行的深入研究则不多见，相关论著较少，迄今尚未取得好的成绩。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分析尝试对该课题的研究状况作一述析，以求为自已研究及后来者提供清晰的思路。

国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

在学术著作方面，以韩国学者的研究较为典型，美国亦有学者对韩国的宗教问题著书立说，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如下：韩国学者朴荣臣、郑在永的《现代韩国社会和基督教——韩国社会变化中的教会作用》一书阐述了基督教在韩国社会中的地位、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积极的入世态度，认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发展中，基督教与韩国社会是同步前行的。(1)韩国学者金知邦的《政治教会——痴迷于权力的韩国基督教内部探察》一书考察了韩国基督教与政治的密切关联，认为韩国的教会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范畴的教会，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导致了政治教会的形成。(2)韩国学者金景载等的《无礼的福音——韩国基督教的传教问题和省察方案》一书就韩国基督教的传教史进行了梳理，对其海外传教行为、传教的方式、传教人员的选拔等问题作了分析和阐述，认为福音的传播问题值得探讨。(3)韩国学者柳在信（Chai-ShinYu）所著的《基督教与韩国》一书从历史的视角阐释了基督教在韩国出现、发展、壮大的历史流变。(4)

韩国学者朴忠信（Chung-shinPark）所著的《基督新教与韩国政治》一书对李承晚、朴正熙时期基督教内部的发展、基督教与政府的互动进行了深入探讨和阐释。(5)韩国学者张炯澈（HyungChullJang）所著的《宗教与全球化：全球化时代韩国新教的文化融合研究》一书从宗教文化的视角详尽阐述了韩国新教不拘一格，与异质文化共存共融，以开放的胸襟拥抱全球化时代。(6)韩国学者金得榥的著作《韩国宗教史》作为一部韩国史，比较详尽地阐述了韩国宗教发展的历史轨迹，充分地反映了中韩两国的宗教关系，对于我们认识韩国的历史面貌帮助甚大。(7)美国学者塞缪尔•墨菲特（SamuelMoffet）在《韩国基督徒》一书中比较了韩国的基督教与儒教、佛教、萨满教的相通之处。(8)他认为，韩国的基督教在传播社会公正，尊重科学和教育方面与儒教有相似之处，在寻求心灵的安宁和许诺来世方面与佛教有相似之处，强调祈祷能够得到回应以及现世愿望实现方面像萨满教。美国学者詹姆斯•格雷森(JamesGrayson)在《韩国：一部宗教史》一书中认为，韩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宗教的变迁史，宗教在韩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较大影响，基督教的作用与地位尤为明显。(9)

在学术论文方面，亦以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韩国学者的文章较为典型：韩国学者朴承元（Seong-WonPark）的《韩国教会传教纵览》一文就境外传教概况、传教工作的类别等进行了较简要的介绍。(10)韩国学者李韩久的《权力化的宗教是对自由的威胁》一文阐述了宗教在韩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影响力与日俱增，呈现渐不可控的态势，认为宗教的权力化于自由而言不是福音，是现实的威胁。(1)韩国学者崔爰俊的《焦点与分析：阿富汗劫持事件与韩国教会海外传教》一文考察了2007年7月的阿富汗人质危机，认为韩国教会海外传教的狂热行为与传教对象国的矛盾与冲突是导致此次危机的根源。韩国教会如不认真考虑传教对象的民族特性、宗教渊源，类似的危机不排除再次发生的可能。(2)韩国学者大西哲光（NorimitsuOnishi）的《播撒福音的韩国传教士》一文重点阐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的情况，包括境外传教的有利条件、不利条件，以及如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等。(3)韩国学者金正韩（JungHanKim）的《基督教和韩国传统——基督教在韩国获得成功的原因》一文对韩国的传统宗教——巫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之处进行了分析，认为宗教传统的影响导致韩国人比其他的亚洲国家更容易接受基督教。(4)韩国学者朴俊施（Joon-SiPark）的《基督教在韩国》一文对于基督教和韩国传统的结合以及对韩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以及近代以来基督教在韩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侧重点在基督教对现代化的作用方面。(5)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崔俊植的文章《从韩国宗教的现实及透镜观察到的韩国文化》对韩国社会流行的几种宗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由于他是从韩国的视角来观察韩国宗教的情况，因此更加接近事实真相。(6)韩国学者文相哲（SteveSang-CheolMoon）的《当代韩国的新教传教活动的发展》一文对韩国的基督新教传教活动进行了数据的统计，并指出了这种活动发展的规律。(7)上述论著的研究内容包括韩国宗教的历史变迁与韩国基督教传教的历史流变、传教特点、未来走向、境外传教的局限和不足等等方面，对韩国基督徒传教狂热性根源、传教动机、传教得以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略有涉及。在时间方面多集中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境外传教展开研究。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

学术著作主要集中在韩国教会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发展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有这样几部著作：中国大陆学者王春来的《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一书将基督教传韩置于韩国近代化历程之中予以考察，勾勒了基督教传韩的缘起与发展及其动因，对伴随基督教传韩而兴起的基督教教育等文化活动做了审视。(8)中国大陆学者金勋的《韩国新宗教的源流与嬗变》以现代韩国社会为背景，对新宗教概念的界定、新宗教产生的原因、特征、功能、新宗教与传统宗教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系统研究。(9)

中国大陆学者卓新平的《当代基督宗教教会发展》一书对当代教会发展既有整体、宏观的把握，又注重细节描述和微观剖析，详细论述评析了基督教思想在韩国等国家的发展，并运用大量图表和统计数字来分析、勾勒当代世界基督教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10)中国台湾学者卢凤麟编著的《韩国教会增长面面观》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少有的专门论述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的论文集，该书主要是一些神职人员从教会自身的视角出发对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进行的阐述。(1)自改革开放至今，在韩国宗教的传播、宗教的政治参与、海外传教等研究方面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体现在学术论文方面的如下所示：复旦大学张广智的《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一文认为基督教传道事业在现代韩国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基督教内在的革新传统与普世主义精神，以及它诞生时的原生态特征，而中韩两国基督教本色化的问题也是探求中韩两国基督教现代命运差异的深层原因。(2)复旦大学朴英姬的《论韩国基督教会在“三一”运动中的作用》论述了三一运动在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地位。由于韩民族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韩国基督教会在这次运动的各个阶段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朴钟锦的《韩国宗教的多元共存与韩国的宗教政策》一文述析了韩国宗教呈多元共存的发展态势，阐明了韩国作为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外来宗教与民族宗教、一神教与多神教等同时并存的多宗教国家的特质，并简略提出了对韩国现行宗教政策的思考。(4)

四川大学崔仙任的《韩国宗教现状简述》一文主要根据调查统计资料，简述了韩国宗教现状，企望学者能对当代韩国宗教作更多的了解和更深入的研究。(5)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奎的文章《韩国基督新教鸟瞰》概述了韩国基督新教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沧桑情境中的曲折表现，揭示了韩国基督新教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融特质及其固有困境。(6)东北师范大学张晓华、丁昊的《战后韩国基督教政治的政治参与》一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成为世界级的传教大国。提高教会入世作用的政府行为，也有可能导致政教双方相互利用和相互依赖的后果，从而背离政教分离的原则。(7)辽宁社会科学院满岩的《基督教对韩国各社会领域的影响》认为，自19世纪初基督教传入朝鲜半岛，在短短两百年的时间里，韩国由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发展为令世人瞩目的世界主要传教国家。究其原因，这与基督教对韩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8)东北师范大学张晓华等人的《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活动盛行原因探析》一文揭示了韩国教会异军突起，引起世界关注的原因，认为它既来自韩国教会的传教使命感，也源于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识，还受益于良好的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环境。(9)另有张晓华教授的调研报告《关于韩国对我国东北地区宗教渗透问题的调查及其对策》通过对韩国基督教在中国东北地区传教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了韩国基督教势力在中国东北地区传教的动机，是目前大陆学界关于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问题研究的亮点。在学位论文方面，有关韩国宗教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学科，且地域特征鲜明，国际政治学领域的较少。有代表性的学位论文如下：

延边大学金松兰的硕士论文《论韩国基督教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影响》（2003年）指出基督教是韩国唯一来自西方的宗教，以基督教为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媒介，理解和把握韩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非常必要的。(10)东北师范大学翁士华的硕士论文《基督教在中韩传播之比较——试从传播学角度分析》（2006年）以明清至近代为时间断限,比较基督教在中韩传播的异同。中韩文化就其类型而言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相异质。历史上基督教先后进入中韩社会与两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接触、碰撞、冲突和交融。然而,基督教在与中韩本土文化融合中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1)东北师范大学丁昊的硕士论文《韩国基督教与韩国政治间互动的历史考察》（2007年）认为基督教在韩国的活动情况与韩国政治进程休戚相关，通过对韩国基督教与韩国政治间互动的历史考察，明确揭示了基督教在韩国政治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韩国社会和政体的影响。(2)东北师范大学张晶的硕士论文《韩国社会基督教认同研究——对近现代韩国基督教作用与贡献的考察》（2007年）基督教作为一种西来文化载体传入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的韩国,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在所难免。异地传播令基督教直接面对并承受来自韩国本土的压力与抑制,但它仍突破重重阻力,在韩国日益壮大起来,其中韩国对基督教的认同有效地支撑了这种局面的产生与发展。(3)

东北师范大学曹爽的硕士论文《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历史条件解析》（2008年）从主客观视角考察了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在这段时期迅速发展的原因，揭示了其传教狂热性的根源。(4)北京大学陈梦遥的硕士论文《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原因》（2008年）将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原因归结为基督教不同时期都有与韩国民族主义的契合点。从西学自强的民族主义、反抗日本的民族主义、反抗传统的民族主义、教会的本土化与扩张机制四个方面对问题做出了阐释和论述。(5)复旦大学苏恩仙的硕士论文《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对韩国对外关系的影响——以阿富汗人质事件为例》（2009年）探讨了阿富汗人质事件发生的原因。认为经过此次事件，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运动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韩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将重新调整并作出重大改变。(6)

今后的研究重点和方向

综合以上分析和阐释，我们看到，国内外学者在宗教与韩国对外关系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感性认识较多，理性思考不足，零散描述较多，系统分析不够。我认为，宗教影响韩国外交的路径问题与宗教对韩国外交的影响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应是研究的重点所在，而公共外交与韩国国家形象塑造及对宗教对未来中韩关系影响的前瞻性预测则是研究的难点。解决了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就意味着达到或实现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怀。

海外传播论文范文第3篇

一、京剧艺术对外传播的现状和问题

在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进程中，京剧曾扮演了先驱角色。从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于 1919年、 1924年的访日演出，到1930年、 1935年先后访问美国和前苏联，再到程砚秋 1932年的访欧活动，京剧以其独特的魅力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新中国成立后，京剧依然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继续承担着对外传播的重要任务，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长期以来，京剧的对外传播主要以演出形式进行，通过演出实践对京剧舞台艺术的全方位、各角度展示，使外国观众对于京剧产生直观认识，为异文化环境中的受众对京剧的初步认知与了解打下了良好基础。但随着对外传播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单纯依靠演出实践的传播方式，已逐渐不能满足需求，全面而详细介绍京剧艺术理论的著作和剧本，且被翻译成严谨适当的外文，并在海外取得良好传播效果和普遍承认的文本匮乏，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因此，加强对京剧相关文本的大量翻译和全面推介，实现演出与文本并重，理论与实践同步的“两条腿走路”传播模式亟待进一步构建和完善。

二、以“综合”方式整理京剧对外传播文本

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这话已近于“老生常谈”。正因如此，随着戏曲舞台艺术的成熟，对于戏曲艺术的记录兼顾文学剧本、音乐乃至表演动作、舞台调度、舞台美术，走“综合路线”，有着相当悠久的传统。

以清代的昆曲演出剧目选本《审音鉴古录》为例，较之《缀白裘》的“录剧而遗谱”，《纳书楹曲谱》则“谱曲而废白” [1]，以综合记录曲文、唱谱、穿关、科介、行头，标记叶韵、板拍，注明字音舛误为特色。如其录《荆钗记 ・上路》一折， “八声甘州”曲牌之下，录“春深离故家，叹衰年倦体”曲词，词下附小字“末引从左转至右下立，外随至中，副跟外行至左上，一流边式，各对右下介” [2]。又如《琵琶记 ・扫松》录张广才上场“白三髯、长方巾、帕打头，茧绸袭（按即褶）、裙打腰，拄杖，执帚”。[3]全书处处遵照这种体例，是为全面展示当时昆曲舞台演出面目的开山之作。

较晚形成的京剧，在用文本记录其艺术面貌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综合、全面的思路，也成为一种非常必要的选择。 1937年至1940年，京剧研究家、剧作家潘侠风编纂《旧剧集成》凡16集，一改此前所出京剧剧本只录唱念词句的面貌，以便于习剧者、研究者学习为目的，在记录文学剧本的同时附上曲谱，并增添角色舞台动作和穿戴服饰介绍，极大地方便了专业、业余剧团和票社的排演与学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循着这种以剧目为中心、全面介绍京剧艺术的编写思路，《旧剧集成》被增补加工为《京剧集成》，到今天仍是欲周整完备了解京剧舞台艺术各个方面的重要资料。

直到近年来出版的许多京剧艺术文献，或以汇编各流派剧目为特色，将文学剧本、音乐简谱、舞台动作等融为一炉，如《中国京剧流派艺术集成丛书》（学苑出版社 2006年至 2010年版）；或以艺术赏析为要务，在文学剧本前冠以导读，详解剧目来龙去脉、文化历史背景和艺术特色，如《中国京剧昆曲剧目导读》（学苑出版社 2010年版）。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各具特色，但都是从以剧目为中心、综合介绍京剧艺术的传统与成熟体例脱胎而来。

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她的各个方面，每个“零部件”都是久远的文化和艺术层累、叠加、融合、结晶而成，不管从哪个单独的角度深入精研，都足以编写成皇皇巨著。专论京剧剧本、表演、音乐、服饰、舞台美术的著作不可胜数，令人深感戏曲艺术之精华“尽在不言中”。若单论剧本、唱词等，则无异管中窥豹，远远不能展示这座艺术殿堂的美轮美奂。面对这样深邃的艺术，非面面俱到不足以状其貌，非阐幽发微不足以道其妙，在“专而精”与“博而全”之间寻找平衡，是京剧对外传播在汉语文本准备阶段必须要努力贴近的标准。

三、注重文本翻译，突破语言障碍

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语言往往是第一道障碍，也是最难逾越的障碍。不深入有效地解决语言问题，则不同文化圈内的受众欲了解剧目的基本故事情节尚不可得，更遑论各种艺术与文化的细节以及艺术表现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这其实是历代京剧海外传播者们一直面临的重大课题。

对于中国戏曲剧本进行翻译的尝试其实早已开始， 20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熊式一教授《王宝钏》全本中英翻译本。这位翻译大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将这一中国戏曲经典题材推向了世界，该译本问世七十多年来，已被翻译成上百种语言，历久弥新。这一成功案例，真实地反映了翻译对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重要性。

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戏曲翻译传播的研究同样不可忽略。早在 1937年，美国人阿灵敦和英国诗人艾克敦就出版了《中国戏剧之精华》（Famous Chinese Plays）（北平法文图书馆 1937年版），将当时中国戏曲舞台上常见的 33个剧目译成英文。

“可表演性”是戏曲翻译中颇具争议，但富有实践成果的一个概念。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 Susan Bassnett是这一概念最初的提倡者。香港理工大学魏城璧和李忠庆教授所著《中国戏曲翻译初探》（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中，对戏曲的“可表演性”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中国戏曲翻译中“‘可表演性’正反两面的观点是可以并存的”，但是“可表演性”是语际翻译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赵氏孤儿》作为第一个译介到欧洲的中国剧本，是以保留基本情节和冲突，在改编的基础上以观众母语进行二次创作的模式传播的；梅兰芳戏曲艺术的传播为京剧翻译提供了范式，其为访美所做《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中对脸谱、砌末等的翻译，大部分至今还被公认为京剧术语翻译的“最佳答案”；美国夏威夷大学魏莉莎教授所创的“英语京剧”给京剧翻译传播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也体现了“可接受性”和“可表演性”原则；“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在于以年轻人为受众对象，在全世界的青年人群体中产生了轰动效应。

此外，国内学术界对于戏曲翻译的讨论在进入 21世纪后也渐趋热烈。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教授著述了此领域的几篇宏文，包括《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评述（1998-2008）》（原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 9期）、《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英文论著目录（ 1998-2008）》（原载《戏曲研究》，第79、80辑）等；山人《中国古代戏曲的海外传播》（原载《阅读与写作》 2006年第 3期）、李玉莲《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原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3期）等论文介绍了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现状；巫元琼等《论传统戏曲的翻译标准》（原载《四川戏剧》，2009年第 4期）、庞学通与曹永俐《基于翻译“目的论”的中国古典戏曲英译》（原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 8期）等从理论层面对戏曲翻译提出了不同的侧重点和翻译原则；王燕与王金波《论〈赵氏孤儿〉题材剧里的人物命名》（原载《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报》外语版， 2006年第 10期）、刘庆元《〈西厢记〉英译本赏析》（原载《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 4期）则着眼于对翻译中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

由此可见，对于文化精华的交流欲望，实在是相互的，而不是“一厢情愿”的。在京剧海外交流的探索过程中，无论是我国的京剧艺术工作者和研究者，还是国外的爱好者与研究者，都遇到了不同语言――特别是镶嵌在特定艺术格式之中的语言――之间进行平顺对话的难题。几十年来，带有英译内容的京剧文献，有些囿于编写翻译条件所限，或过于简约以致遗珠之憾，或失之舛讹令人误入岔路。仅在近年出版的某些京剧对外传播文本中，就存在剧名翻译过于简单或中英文差异大的问题，如《碧波仙子》译为 “A Fairy”（一个仙女）、《失空斩》译为 “An Absentee Staff”（一个缺席的员工）等；剧名翻译不当的问题，如《梅龙镇》译为 “The Emperor and the Showgirl”（皇帝和歌郎）等；涉及到中国文化传统专有名词的翻译不当问题，例如“嫂娘”（出自《赤桑镇》一剧）一词，很难直译，只能在音译为 “Sao Niang”的同时，解释其为 “ which suggested that she was both aunt and mother to him.”（以表示她对他来说既是阿姨又是母亲），但嫂子与阿姨首先在辈分上就不同，翻译文本因此出现了硬伤。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健全的翻译影响了京剧对外传播的忠实性，当然会对传播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如何使传统艺术文本的翻译进一步完善，亟待我们继续深入探索。

四、“京剧百部经典英译系列工程”的创拓

2013年获批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京剧百部经典英译系列工程”，是由笔者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申报的科研项目，是一项构建京剧综合对外传播模式的试验。

早在 2011年，时任国务委员的刘延东同志就曾对《京剧百部经典英译系列工程》给予过充分的重视和肯定。该工程的重要成果之一“百部中国京剧经典剧目英译系列丛书”，计划收录一百个左右舞台艺术经历了多年推敲检验、至今仍有较大影响力的、具有代表性的京剧剧目，即所谓“经典剧目”。共计划出版十辑，每辑收录十个剧目，有关每个剧目的内容独立成册，从对单个剧目投入的篇幅看，“英译丛书”较之从前出版的同类文献是有一定特色的。这样大的篇幅，细分起来包括剧目赏析导读、文学剧本、曲谱（含五线谱和简谱）、穿戴谱等，佐以大量剧照与图样，充分将文字说明视觉化。目前该丛书第一辑已经面世，收录的剧目包括《秋江》《霸王别姬》《盗御马》《拾玉镯》《打渔杀家》《空城计》《女起解》《断桥》《大登殿》等，并已在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与此同时，“英译丛书”将在未来实现图书与舞台演出示范录像的结合，用静态的、充分说明各种细节的文字，与动态的、全面立体的舞台艺术呈现两相参照，务使传播效果更充分细致，这也是在整体与细节之间寻找平衡的一种尝试。另一方面，“英译丛书”实行对中文内容的全面英译，是依靠近百年来京剧对外传播的经验积累与外文研究界多年摸索出的对外交流规律，延请京剧界和翻译界专家学者，实现京剧艺术专业队伍与外语翻译队伍的紧密、有效结合，专为京剧有效“走出去”，进行较为充分的海外传播而设的。

总之，我们期待通过艺术与翻译这两支队伍的相互结合、京剧艺术与高校优势资源间的相互结合，寻找和构建京剧艺术对外传播的科学模式，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让海外的受众通过接触、学习戏曲知识，更多更快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经典艺术作品，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综合把握中国人的情感走向、价值理念，从而对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更感兴趣，增加了解中国的有效途

径。

注释：

[1]琴隐翁.审音鉴古录 ・序.

[2]审音鉴古录（卷3）.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 2012.

[3]审音鉴古录（卷1）.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 2012.

海外传播论文范文第4篇

余 辉（1993—），男，江西进贤人，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2011级学生，研究方向：明史与中外交通史。

王忠涌（1989—），男，安徽无为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1级历史地理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人文地理。

摘要：京剧海外传播的热潮在客观上表现为京剧艺术的世界效应，主观的内部动力是自我的惶恐，面对国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国外的评价，她一直在寻找参照物，寻找自我的艺术价值定位，最后逐步明确自我改良的方向。京剧改良是海外传播的一个因素，同时又融于海外传播的过程中。

关键词：京剧 改良 海外传播

京剧艺术的海外传播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所以这部分内容大多被安排在戏曲史、戏剧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著述中。就目前所知，讲述京剧改良和海外传播的书籍和论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国为叙述中心，包括廖奔著的《中国戏曲史》、刘彦君著的《东西方戏曲进程》、元青等著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一类是以海外为叙述中心，如陈伟著的《西方人眼中的京剧艺术》、都文伟著的《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等。通过这些著述，我们只能看到京剧（或是戏剧）改良和海外传播是分开来讲的，笔者意欲初步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中西思潮激荡下京剧改良的路径选择

从主观上讲，京剧海外传播热潮的内部动力是自我的惶恐，面对国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国外的评价，她一直在寻找参照物，寻找自我的艺术价值定位，最后逐步明确自我改良的方向。那么让我们回到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考察一下她痛苦的抉择的成长过程。

国内：新文化运动时期，京剧被作为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遭到了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和抵制。在思想内容方面，陈独秀指出：“旧剧如《珍珠衫》、《战宛城》、《杀子报》、《战蒲关》、《九更天》等，其助长淫杀心理于稠人广众之中，诚世界所独有，文明国人观之，不知作何感想。”[1]郑振铎指出：旧戏曲“不是‘色情迷’，就是‘帝王梦’，就是‘封建欲’……且多颂圣之语”。[2]（P613）在艺术形式上，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以西方话剧的写实主义表现手法为标准，把京剧的程式化、象征性、虚拟性、写意性贬斥的一无是处。

国外：以国际文艺界对梅兰芳海外传播京剧艺术的评价为例，从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来说，1919年梅兰芳访日，评论家神田喜一郎说：“我这回看了梅兰芳的演出，作为象征主义的艺术，我没有想到它卓越的令我惊讶。中国京剧不用幕，而且完全不用布景。它跟日本戏剧不一样，不用各种各样的道具，只用简朴的桌椅。这是中国戏剧非常发展的地方。如果有人对此感到不足，那就是说他到底没有欣赏艺术的资格……使用布景和道具绝对不是戏剧的进步，却意味着看戏的观众脑子迟钝”。[3]（P66）“京剧常被人误解为非现实主义的艺术，表演程式化，不真实，不自然等等。斯达克·扬则独具慧眼，颇有卓见，认为戏剧中的表演非常真实，不过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是观众看了觉得比本来的生活还要真实”，[3]（P71）被中国人批评的京剧此时却得到了西方人的大力推崇。

当然还有对京剧艺术其他方面的赞扬，反观国内的情况，我们的京剧先贤就是在这样的思潮激荡下，选择发展的道路的。

二、京剧艺术的国内改良与海外传播的统一融合

京剧改良是海外传播的一个因素，同时又融于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只有京剧发掘传统文化，融合国际因素，不断的推陈出新，增强自己的艺术价值，才能取得海外传播的良好效果；海外传播让京剧艺术家开阔了眼界，在这个过程中，改良后的京剧也得到了发展。

首先，戏剧观的变化：各种思潮激荡中，戏剧人士逐渐认识到自我存在的理由。民国十二年（1923年）《戏剧杂志》发刊词中指出：“国何以立？有待于教。顾教民之道，习于娱乐者，事半功倍，此戏剧之所以为社会教育之首屈一指也。”程砚秋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提出：“一切戏剧都有要求提高人类生活之意义”服务于社会的“高台教化”之功能转变为“以戏救国”“新民救亡”，这样就提高了京剧演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文人为京剧编写剧本，如陈墨香、齐如山等。

第二、剧团体制的进步：作为“班”，内部关系比较牢靠，一位艺人进一个班，轻易不可离去，乐师、演员、舞台工作人员的收入没有什么差别；作为“社”，实行的是名角挑班制，人员流动自由，当然收入就有了层次和差别。剧团由“班”改为“社”，从平均主义过渡到市场原则，提高了剧团的积极性和活力。1930年梅兰芳访美的旅途住宿可以看出名角对于一个剧团的重要性及剧团内的等级差别，“这次出国，一共有二十一个人，乘的是英国船坎那大皇后号。梅君住特等舱位，带一客厅及澡房，船主特别优待，将左右两间也划归梅君使用，共合美金五百五十余元。我们几个人就乘头等舱，按规矩头等本是两个人一间，……每人合美金三百五十元。其余各脚，有乘二等的，每票合美金二百三十五元；有乘三等的，每票合美金一百七十五元。”[4]（P49）

第三、京剧表演艺术和舞台艺术的发展：京剧流派的产生。如梅（兰芳）派的“雍容华贵、典雅清新”、余（叔岩）派的“刚劲委婉”；1933年程砚秋访欧回国后的报告中说：“舞台化装要与背景、灯光、音乐……一切调协，舞台表情要规律化，严防主角表情的畸形发展。……应用专门的舞台灯光学”[2]（P807-808）改良和海外传播在某种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

三、结论

京剧在民国年间慢慢的从一个传统中国古典戏剧变成全世界人民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喜欢，在这一方面，京剧的改良对于促进京剧的世界化可谓居功至伟。晚晴民国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接受西方的元素，从而开始融入世界，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在接受西方文化中好的一方面，从而对自己文化中的欠缺部分进行补足，促进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产生文化上碰撞的火花。京剧的改良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化与西方交融的例子，古老的京剧在接受西方的现代化的布景舞台艺术和创作思想，又结合京剧特有的表演艺术后，艺术性和可观赏性有了显著的提高，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观众喜欢上京剧，当京剧在海外成功的传播后，又会进一步的推动京剧的改良使之适应有着不同审美观的世界观众，二者是相互促进，使得京剧不再是中国人的私有娱乐，而是全世界人们的宝贵财富。京剧的改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只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国文化才会更加迸发出活力，奉献给世界人民。（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

[2]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编著.中国京剧史（中卷 上）[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3]梅绍武.国际文艺界论梅兰芳[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5）.

海外传播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文化传播　地方政府　海外形象　柔性构建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南京210093；新乡学院新闻传播系教师，新乡453003

政府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整体印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表现得更加突出，这就使得一国的政治经济行为必然要受到国际体系中他国认知体系的影响。良好的政府形象不仅是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感召力，促进社会经济繁荣与和谐稳定的基础，而且对政府在国际事务各个领域获得更多话语权，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一、地方政府海外文化形象塑造的意义

(一)为什么要进行海外传播

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掌握信息主导权的西方发达国家更多地从政治批判的眼光看待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这就很容易造成一国的政府形象被他国误读。仅以近5年的调查为例，2008年，德国第一大娱乐化报刊《图片报》在“奥林匹克在中国”资料专栏中共有74篇对中国的报道，其中“中性词和负面词居主导地位，而且这些词总会围绕人权问题(包括言论自由等)、突发事件、环境污染来加以报道和评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康直接将当下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认识概括为一个模式，即“经济巨大+政治专制+社会不公+文化抄袭+道德缺失”，这基本概括出了当今相当一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认识。近十年来，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了自我形象海外传播的重要性，多次邀请国内学者探讨国家形象的建构问题并建立起庞大的对外宣传体系，2011年1月17日至2月14日，时长30秒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8000多次高密度播放，这类努力虽然对改善政府形象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交互式传播的迅猛崛起，仅仅依托传统媒体的单向宣传注定无法达到满意效果，政府形象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二)为什么要选择文化传播作为海外传播的突破口

当下，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人权问题是较多外国媒体对中国的主要攻击点。基于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一来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这种“有色”认知，二来过度招惹这些国际社会中的敏感问题，也极易引起西方大国的集体围攻。而文化，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具有打破意识形态壁垒的软力量，利用文化的这一特性，从传播文化人手全面提升政府形象，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从另一层面上讲，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只有拥有影响世界文化力量的国家才能算是真正的大国。文化已成为各国综合实力比拼中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文化的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但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中国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上一直处于弱势。以文化产品贸易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在《2007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中给出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图书、报纸、期刊的进口金额是出口的5.57倍，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金额是出口的12.24倍，文化版权的进出口金额比为4.28：1。这一现象在近年仍未得到改善，海外公众在相当程度上对我国当代复杂而立体的文化现状的了解依然停留在肤浅层面，中国食物、中国功夫和中国制造就是很多人认知中国的全部，而这些远未触及到中国文化的精髓。比如2010年6月至11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联合组织的“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大型实证调研结果显示，逾三成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这句话“不太准确”，且仅有9.3％的美国人认同“中国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可见我国对外文化输出信息的匮乏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海外公众对我国家形象的公正判断。

(三)为什么选择地方政府作为研究重点

正是出于此种现实，政府形象塑造与传播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以“国家形象”、“政府形象”为研究中心的论文已逾千篇，但有关地方政府形象建设的论文只有数十篇，且没有一篇直接涉及地方政府的海外传播策略。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整体，政府形象建设不能空对空地务虚，必须切切实实落到实处。政府形象建设绝不单单是最高国家政府的事情，也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责，它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实力；海外对中国的认识，都是从每一个具象的点开始的，只有地方走出去了，国家才算真正地走出了。同时，以文化传播为切入点推动各级地方政府的海外品牌形象建设，对地方政府对内提升公信力，对外弘扬地域文化、打开国际市场争取经贸合作等都具有积极作用。

二、地方政府向海外传播怎样的文化

(一)什么样的文化应当走出去

在现今国际社会中，虽然传播媒体的多样化和交互式传播的迅猛崛起使当今世界的信息传播早已打破了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呈现为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但传播者、接受者、信息、媒体和反馈依然是传播链条的必要组成部分。其中信息是核心，即政府要对外输出什么样的文化以达到预期的形象塑造效果?在这个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地方政府的输出文化也再不可能仅靠国内主流媒体的包装就能实现完美变身。同时，地方政府要想通过海外文化传播构建自身形象，这种输出文化本身必须是真实存在的，并且由内而外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二)政府品牌文化如何打造

英国品牌顾问公司“萨夫伦”的主席沃利·欧林斯说，“一个品牌背后的核心概念，必须兼备理性与感性的吸引力，必须贴切而中肯，必须与众不同，避免陈词滥调，最后，它必须真实。”这句话简明而犀利地点出了品牌的核心，即真实、个性和吸引力。

海外传播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化；海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2-0053-04

我国作家莫言获得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评语是，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好友、著名作家阎连科接受腾讯网文化专访时说：“莫言得到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名至实归的，这表明了中国文学乃至亚洲文学的提升，中国文学需要这样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中国文学30年大发展的一个肯定。这个奖项对莫言来说是公正的，他的作品多，并且优秀，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同时，从莫言获奖也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影响力的提升，本文着重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现状、传播模式、传播效果，探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影响，提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建议。

一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不断拓展，翻译的作品、介绍的作家、翻译的语种逐渐增多，作品的传播受众、传播国家及地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当代著名作家。如莫言、苏童、余华等人的小说在外文翻译、出版、读者接收等方面都较为理想，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在西方有一定影响。莫言作品被广泛地翻译出版并且屡获国外文学奖，先后获得过法国“Laure　Bataillin外国文学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等国外奖项，显示了莫言小说广泛的海外传播影响及接受程度。例如莫言的英译作品目前有《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师父越来越幽默》和《爆炸》，译者主要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汉学家霍华德·戈德布莱特（中文名字是葛浩文），译介到美国的五部长篇小说都是他翻译的。

从作品的数量上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数量大大增加了，在外国出版商的商业化、市场化运作下，作家的知名度也大幅提升。近年来，苏童作品有小说集《大红灯笼高高挂》、《刺青》、《桥上的疯妈妈》，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河岸》、《碧奴》等七部作品被译为英文，其中《我的帝王生涯》的英文译本引起《纽约客》等美国重要媒体的关注，并刊登了大幅评论。余华的英译本有五部，包括《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小说集《往事与刑法》；残雪的英译本是《五香街》、《天堂里的对话》、《苍老的浮云》等，其中有的作品多次再版。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汉学家罗福林也指出，“中国文学的译本在美国图书市场上。也就是说主流的连锁书店，基本上不会出现。……至于主流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和小说集，如莫言、苏童、王安忆、余华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虽然在主流的书店出售，但是它们与其他的所有的小说都放在一起，……经常没有东亚或中国文学的专柜。”

从作品的内容上区分，传播到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侧重于作品的文学性，如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等人的作品，出版商更偏重于文学自身的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也注重小说的商业价值，而翻译者和出版商获得作品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出版商通过多种渠道与作者和批评家展开交流与合作。而中国当代小说的海外传播自先锋作家开始已经与国际出版操作方式并轨，在出版商的商业运作下使作家明星化、作品文集化，多数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出版不再是政治出版物而走向市场。第二种侧重于作品的猎奇性，以满足西方读者对神秘东方的好奇，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销量。作为营销策略，作品在包装上会有明显的“中国风格”，如中国红、龙、汉字、水墨画、扇子、京剧脸谱、唐装、旗袍等图画也会充斥在图书中，对读者造成了视觉冲击，使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视觉大餐。出版商为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对作品的选择上体现出求怪求异，偏好某些题材而导致选题狭窄，甚至会选择一些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的“另类”作品，如卫慧的《上海宝贝》、《像卫慧那样疯狂》，棉棉的《糖》等。第三种侧重于作品的政治性，特别是对我国出版机构禁止出版的作品趋之若鹜，例如阎连科的小说《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

总的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曾说：“现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比以前多了。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读者群同时也在扩大，这还很难说。我们要考虑到波动原则——每次新闻报道中报道了中国的事情，中国的文学作品销量就会好一些，而新闻报道没有什么中国的消息时，这些书就从书架上消失了”。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主动模式，即中国文学自发对外译介、编辑、出版当代小说作品。建国后由文化部与外事局（今外交部）主办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是唯一一份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发展的多语种部级刊物，从1951年创刊到2001年停刊的50年间，先后译介了《新儿女英雄传》、《王贵与李香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当代作品。并于80年代翻译出版“熊猫丛书”，丛书用英、法、德、日等文字出版190余种、3200篇中国当代、现代和古代文学作品，发行到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5年，外文出版社又出版了英文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40种，包括鲁迅、巴金、王蒙、张贤亮、史铁生、王安忆、贾平凹等人的作品。这是我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方面的主动尝试，但传播效果不很理想。第二种是被动模式，即海外译者和出版机构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翻译、出版。80至90年代，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了中国现当代小说丛书，冯骥才、刘恒、贾平凹、王安忆等人的作品被翻译出版，外国出版商开始认真对待中国当代文学，试图从总体上来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他们对中国作家的选择有所扩大。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及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都有大量翻译出版，莫言小说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效果也大幅提升。近年来一些国外著名出版商开始涉足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如企鹅（中国）从2011年开始计划每年出版5～8本中国题材小说。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翻译出版莫言、苏童、贾平凹、阿来等30位作家的40余部小说，2009年获第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第三种是合作模式，即国内外出版社和版权机构合作，向海外出版机构签订版权输出协议，由海外机构组织翻译并出版营销。通过版权机构的市场化、专业化运作输出版权，应该是今后中国文学海外翻译出版的趋势。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狼图腾》的海外翻译出版，就是一个成功范例。出版社首先在美国、英国、德国的主流媒体展开宣传，在《时代周刊》、《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国际大报介绍故事情节，吸引西方主流出版机构和评论的关注，选择与国际知名出版集团合作，让企鹅出版社做，签约了英、法、德、日等30多个语种，做到“能掌控出版社翻译和互动”。保证较高的翻译质量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出版发行成功的关键，《狼图腾》的译文大多较好再现中国文化，既保持了原作的文学性，又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狼图腾》各外文版本的翻译者都是各国最优秀的翻译家，其中英文、法文、日文、德文的译本最出色。英文版葛浩文的译本在240部亚洲各国推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法文译本获得了2008年度法国国际翻译奖；日文译本入围日本年度翻译奖；德文版译者卡琳是德国汉学界公认的最优秀的译者之一，翻译严谨细腻。为了配合英文版《狼图腾》的发行，企鹅出版集团在全球举行了系列推介活动，英国企鹅举办了内蒙古草原风情展览；澳大利亚企鹅在墨尔本召开游牧文化与现代文明研讨会：美国企鹅在洛杉矶举办系列读书和推广活动。所以，《狼图腾》英文版一上市，就引起了欧美国家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美国《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美联社，英国的《卫报》、《泰晤士报》、《出版商》杂志以及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的各大报刊纷纷给予报道和评论。截至2011年5月《狼图腾》英文版已销售几十万册，创造了我国当代小说海外销量的佳绩。

尽管如此，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还亟待提高。长期以来，国外主流出版机构较少参与中国文学的翻译，直到最近几年，这种状况才开始好转。而国外中小出版机构由于实力有限，在系统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及海外市场宣传、营销发行、读者互动等方面都远不及大的出版机构，这些因素无疑都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效果受到很大影响。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教授、汉学家蓝诗玲指出：“（中国）文学翻译很难引起广告资金充裕的大商业出版社的兴趣，中国文学作品往往由学术出版机构出版，这更加使得中国文学始终被归在学术化专业化的角落。”所以，很多中国当代文学译本局限于学术界交流，普通的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知之甚少，缺乏影响力。甚至，连德国汉学家顾彬也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虽然偏颇，但也看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效果。

三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在于莫言小说高超的技巧、深刻的寓意和独特的中国书写，更离不开出色的外文翻译、海外出版机构对作品的宣传评论及营销推介、学术界及作家本人的海外交流，同时，由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国际上获奖也对莫言小说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莫言获奖也得益于莫言小说海外传播的成功，这些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有着重要的启示。笔者认为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借鉴。

1　借鉴影视传播带动了莫言小说的海外翻译出版，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应发挥电影、电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的综合效应，形成多种艺术形式海外传播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莫言自己曾表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而莫言小说在世界各国的翻译出版，与张艺谋成功改编他的小说《红高粱》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九八八年《红高粱》获第三十八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二年再获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青年评委最佳影片奖。电影的巨大影响迅速促成了文学作品的翻译，一九九。年《红高粱家族》法语版最早出版，德语和英语版《红高粱》于一九九三年出版并多次再版。随后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莫言也先后获得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外奖项，这些都反映出莫言小说的海外传播影响。日本汉学家谷川毅也表示，“根据莫言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在日本很受欢迎，他的小说也随之开始引起注意，所以，他进入日本比较早”。张艺谋除改编莫言的《红高粱》（The　Red　Sorghum）之外，还根据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拍摄了《大红灯笼高高挂》（Raise　the　Red　Lanterns），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了《活着》（To　Live），这些电影都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大奖，极大地吸引了海外受众对这些作家作品的阅读兴趣，对小说起到了宣传推介作用，而莫言、苏童、余华小说在西方的迅速翻泽出版并拥有相当的销量和读者，和张艺谋电影的海外传播效应有着重要的关系。导演霍建起把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改编成了电影《暖》，荣获了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大奖、最佳男演员奖，也扩大了莫言小说的海外影响。日本汉学家谷川毅说：“莫言几乎可以说是在日本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形象的最主要人物之一。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普通百姓，莫言都是他们最熟悉的中国作家之一”。

2　海外高水准翻译和主流出版机构的运作、学术机构的推动及作家海外交流都促进了莫言小说的海外热销。同样，这些因素也是搞好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必不可少的环节，要提高翻译质量，加强海外市场营销，促进艺术家与海外受众、学术团体的交流与互动，提高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效果。莫言小说在世界各国广泛的传播，除了被改编成电影带来巨大的传播效应之外，小说的各个语种出色的翻译起了重要的作用，莫言的作品是被翻译最多、最精准的华语文学作品，作品被广泛地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俄语、日本语、韩语等十几种语言。莫言小说的英语翻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日语翻译是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等。长期以来，莫言的作品很为瑞典文坛所看重，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委、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等四部作品，瑞典汉学家陈安娜女士翻译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蘘之歌》、《生死疲劳》三本书，巨著《生死疲劳》今年瑞典哥德堡国际书展上被隆重推出。这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小说的英语、法语、瑞典语等语种准确出色的翻译是分不开的，莫言签约的出版公司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黎明认为，莫言用国际化的措辞、构思，来书写中国化的内容，使得外国文学家“能看懂莫言书中一些意义，能接受他的表达方式”，因此莫言备受青睐。

同时，莫言本人也很重视与海外作家、学者进行交流，这使得海外文学界能够近距离地了解作家的创作，为更好地翻译传播莫言小说创造了有利条件。海外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学术期刊几乎都发表过研究莫言小说的论文，如《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有的还专门出版过莫言评论专辑。在各类主流报刊杂志上也有许多关于莫言及其作品的评论。海外权威的中国文学学者对莫言多有论述，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在《莫言的文学世界》一文中认为：莫言的作品多数喜欢讨论三个领域里的问题，一是关于历史想象空间的可能性；二是关于叙述、时间、记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三是重新定义政治和性的主体性。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杜迈克（Michael　Duke）教授认为莫言“正越来越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真正伟大作家的潜力”。“在这部作品（《天堂蒜薹之歌》）中，莫言或许比任何一位写农村题材的20世纪中国作家，更加系统深入地进入到中国农民的内心，引导我们感受农民的感情，理解他们的生活”。与莫言和村上春树都有过交流的、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就曾预言说，“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文学奖，我看好莫言”。法兰克福书展总裁于尔根·布斯也曾说：“在很多西方评论家眼中，莫言是有希望获得这一殊荣的中国作家”。

3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要注重文化品牌，传播经典文化。莫言小说在海外大受欢迎也凸显了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品牌，而作品的文学性是莫言获奖的根本因素。一般来说，中国作家在欧美国家得到认同是非常困难的，但莫言作品在国外出版之后，得到了核心文化圈的认同，莫言作品的丰富性被更多人所认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表示：“莫言讲述的中国故事，洋溢着浑厚、悲悯的人类情怀，因而不仅深受国内广大读者的喜爱，在国外也深受一大批读者的喜爱”。这与莫言小说的文学性密不可分，中国作协的贺词高度评价了莫言的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莫言一直身处中国文学探索和创造的前沿，作品深深扎根于乡土，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和奋斗中汲取思想力量，以奔放独特的民族风格，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莫言小说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塑造了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系列“传奇故事”，小说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通过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创造了独特的、神秘的主观感觉世界。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是莫言苦心构筑的文学王国，他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展开中国乡村的叙事，向历史纵深挖掘，正如电影《红高粱》所展示的那些色彩鲜艳的画面和黄土地上张扬的生命力，探索出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谈到自己获奖的原因，莫言自己说是“文学的胜利”，可能是自己作品中的某些素质打动了评委。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自己的作品表现了人民的生活、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民族风情。写作要站在人性的高度，放手去写人，超越地域、种族等界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谭五昌也认为，莫言是运用中国元素最成功的作家，他运用了大量名家的传说、地方文化元素，把中国的经验做了非常生动的诠释。莫言的作品非常有效地表达了中国的经验，而且让中国的经验成为世界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极大丰富了文学内涵。他这次获奖是众望所归，让中国文学获得了一个非常高的平台，也让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平等对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表示，“莫言获奖具有多重意义。一方面，拉近了中国文学和世界各国读者之间的距离。中国有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为语言障碍、价值观差异，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还不够广泛，一些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国作家莫言，会使外国读者更加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激起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又会激发国外汉学家下功夫把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世界上去”。

海外传播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对外传播；评论特色；抽样

作为中国面向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势必在对外传播中担任重要角色。“望海楼”是海外版一个品牌时事评论栏目，自2005年1月1日创办以来，评论以中外关系为主的世界大事和世界关注的中国大事，对国内外各种议题向海外读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引领读者与时代同行，“想要知道我们国家和全球有什么重大事件，是作何评论的，首先想看的就是“望海楼”栏目”[1]。

综观学界的研究成果，关于“望海楼”的专门研究仅有一篇《对外传播评论写作风格初探――以〈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栏目为例》[2]，该文采用的是例证法的定性分析，通过几篇评论去例证观点的方法未免缺乏科学性。“望海楼”在第中国新闻奖申请表中从时效性、权威性、评论文风三个方面总结出其特性，但归纳得非常简单，而且自我评价难免不易令人信服。故本文吸取前人研究的成果，并力图克服其不足，通过对2005年1月1日至2011年2月28日的“望海楼”栏目进行抽样分析，从评论的选题、指向、时效、作者等方面归纳总结出“望海楼”栏目的特色，以期对新闻评论如何更好地在对外传播中发挥效用有所借鉴。

样本设计

本文采用分层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对2005年1月1日至2011年2月28日的“望海楼”栏目进行抽样。为使研究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也意欲以2010年为分界点，对比之前和之后其评论特色是否有变化，故增加对2010年以来报纸样本的权重。通过随机数表，在2005年至2009年中的每月抽取1篇，计60篇；2010年至2011年2月每月抽取4篇，计56篇。样本总数为116篇。

数据分析

样本中有6期没有“望海楼”栏目，其中4篇是社论，1篇为转载的评论，还有一期头版没有评论，“望海楼”栏目的连续性为94.8%，以下分析的样本数为除去此6期的110篇。

（一）选题。新闻评论的写作方法，首先表现在选题上，看似随意的选题行为背后，都有其一贯的写作原则和方法，它制导整个新闻评论写作过程，标志其特色、水平和影响力[3]。

在样本中，文化议题31篇，占28.2%，经济议题29篇，占26.3%，文化和经济议题所占比例达到一半以上。在文化方面，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文化，不能少了格律诗》）、电影（《拍好中国人爱看的电影》）、文学（《平常心看待当代文学》）、京剧（《让京剧飞入寻常百姓家》）、语言（《汉语该如何对待外来语》）、教育（《我们何时才有科学大师》）、节日（《请为春节写首歌》）、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既换了汤 又换了药》）以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等议题。

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望海楼”的选题分布较广泛，除文化、经济外，还涉及政治和国际关系（18篇，占16.4%）、环境（7篇，占6.4%）、体育（6篇，占5.5%）、社会民生（5篇，占4.5%）、军事以及宗教（各有4篇，占3.6％）等。此外，农业、重大灾难、公益方面的问题也有提及，如《减免农业税加快脚步》、《研发杂交稻 养活更多人》两篇文章，就农业税的减免和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阐释评议。

在样本中，不管是文化、经济，还是军事、宗教，都有涉及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议题，在110篇文本中，有42篇选取国内的议题，占38.2%，评论国际事务的有68篇，占61.8%。

（二）指向。新闻评论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方式，是针对新闻报道中重要事实或社会现象及人们思想中的突出问题等，在新闻媒体上发表的具有一定倾向的言论[4]。杜秀将这种倾向性分为批评、建议、研究、歌颂、阐释、争鸣等六种指向[5]；赵文晶、陈秀玮则认为其包含肯定赞美类、批评谴责类、建议研究类、阐释说明类、争鸣商榷类等五种类型[6]。本文根据样本的文本内容，设立了批评、赞扬、阐释、建议四个指标。

在本文所抽取的样本中，有43篇阐释性的文章（占39.1%），包含在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国际关系等各种选题中，对重大事件、会议、活动等向受众解读、阐释和说明。

样本中的建议类（30篇，占27.3%）评论主要集中在文化、经济、环境、社会民生等议题上，其中政治、军事、国际关系上的建议性指向较少。赞扬性（22篇，20%）和批评性（15篇，13.6%）指向大都涵盖了选题中的各个领域。

（三）时效。本文所抽取的样本中，“望海楼”在新闻发生近期（三天内）发表的评论共38篇，占34.5%；中期（三天后至一个月）内共有28篇，占25.5%；与新闻发生间隔一个月以上的评论有62篇，占56.4%。其中在22篇事件发生后一天以内刊发的评论中，非突发性新闻有15篇，如《影响深远的访问》一文即是对当天主席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一之前已知的安排进行评论；《从绿茶说到摩洛哥的中国缘》则是在摩洛哥国庆日当天摩洛哥国王所发表的感言。在没有时间范围、新闻由头（无时效性）的32篇评论中，有19篇是关于文化的，占十分之六之多，如《展示中国文化的深层之美》、《文化交流需要大国思维》等。

（四）作者。200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版时事评论专栏“望海楼”获第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在中国新闻奖新闻专栏推荐表中有这样的描述――“望海楼”有四个“少见”：天天一版有评论，少见；国际评论上一版，少见；作者队伍中国际国内名人政要之多，少见；被港澳台地区和国外媒体转载、引用之多，也是少见的。从样本的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作者队伍中国际国内名人政要之多”并非虚言。

“望海楼”在2005年7月之前并没有对作者身份进行标明，之后才开始注明作者身份。其中为本报编辑、记者所写的有32篇，2005年至2008年41篇样本中（不包含7篇未标明身份的）共有17篇，占41%，2009年之后有15篇，占78篇样本的19%，本报编辑撰写文章所占比例逐渐下降。评论作者为专家学者的共有43篇，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有16篇，基本上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著名学者。此外，还有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等官员政要所著的8篇文章。

“望海楼”栏目的评论特色解析

（一）选题以文化、经济为主。在样本分析中发现，2005年、2006年“望海楼”栏目创立之初，对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评论有11篇，占两年样本的近50%。2007年至今政治议题所占比例逐渐下降，在87篇中仅有7篇涉及。在对外传播中，软实力的文化传播比政治传播更容易被接受，也能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文化的海外传播能够“输出”文化意义体系，从而提升本国文化的国际地位，为本国营造出一个平等互惠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环境，促进国家现代化发展[7]。

美国学者Samuel Huntington曾指出：“经济力量实际上可能是最重要的权力源泉，在主要大国间军事冲突不大可能发生的时代里，经济力量在决定国家的国际地位高低方面将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8]当下，我国仍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010年中国GDP总量更是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经济议题势必成为对外传播的重点领域。

（二）评论指向偏重阐释、建议。“在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大环境中，代表来自中国的主流声音，对国际重大事件表达‘中国主张’，面对世界对中国的质疑、担心、误解，阐述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向世界解释中国”是“望海楼”的主要定位，阐释、建议性指向评论的侧重正是这一定位的体现。

在对外传播中，应该尽量避免赞扬、歌颂指向的评论。鉴于外国传媒的报道习惯和受众的接受习惯，“以正面报道为主”方针在对外传播中的实际效果很差，一味赞扬、歌颂的评论也会让读者反感。正如陈力丹所言，我们报道成绩很放手，报道负面的东西顾虑很多，有一种生怕给国家抹黑的心态[9]。这种心态下的报道结果是，因为担心局部失分而造成全局失分，正面报道未能起到预期的正面传播效果。评论也是一样，如何将赞扬、歌颂等溢美之词融于无形之中而非大张旗鼓，转变思想和文风，变“正面歌颂”为“正面效果”，才会是成功的对外传播。

（三）不唯时效性。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迅速扩张的今天，新闻的生命更加短暂，新闻评论的出炉也更加迅速，“时效性”被不适当地强调到了夸张的程度。“新闻评论的核心是提供‘交流价值’的。‘时效性’值得提倡和强调，但是不能过分，甚至到‘一票否决’的地位。很多评论编辑已经慢慢形成了一定的惯例，凡是对时间跨度大的评论作品，根本不处理”。归其原因，孙江波认为，一是对长期存在的问题缺乏持久的耐心和关注；二是煽情有余，理性不足[10]。

“望海楼”对新闻时效性也非常注重。在三分之一的新闻发生近期所做的评论中，正如“望海楼”栏目自己的总结：突出一个“抢”字，在国际舆论战中抢占先机。但“望海楼”并不唯时效性，有一大部分评论仍是在新闻事件沉淀澄清之后才发表相关评论，这种保持对新闻的距离，以理性、沉稳的态度对待当下新闻唯时效性的浮躁，让人称赞。不过占近三分之一的对无任何时效性的现象发表评论不免会让人产生对“时事评论”专栏名不副实的感觉。如何把握时效性和适宜性之间的度，还需进一步研究改进。

（四）作者以专家学者为主，评论具有权威性、专业性。一个专栏需要自己相对固定的作者队伍。作者队伍的思想写作水平的高度，决定了这个专栏的高度。“望海楼”以国际国内名人政要、专家学者为作者的评论占样本的60.1%，“望海楼”编辑建立了一个以国际国内名人政要、一流专家学者和主流媒体著名评论员为骨干的作者队伍，涵盖了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宗教、体育等各个领域。报纸――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权威性，版面――头版的重要性，再加上评论作者身份的显著性，无疑使得“望海楼”的评论更加权威、更加专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选样本中，有一篇来自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留学生章晓哲的文章《请为春节写首歌》，在众多专家名人政要中，因作者身份的普通而显特别，甚至珍贵。在保证权威性、专业性的前提下，适当为普通人提供一些发表评论意见的机会，或许在对外传播中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宋木仁.《望海楼》获大奖名副其实[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11-14(06).

[2]艾然.对外传播评论写作风格初探――以《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栏目为例[J].东南传播，2010(11).

[3]顾建明.中美新闻评论选题方法的比较分析[J].新闻大学，2007(3).

[4]薛中军.新编新闻评论[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5]杜秀.新闻评论的时代视角――2004、2005年“新华时评”调查分析[J].中国记者，2006(4).

[6]赵文晶，陈秀玮.民生新闻评论指向的多元化研究[J].现代传播，2010(4).

[7]李春蕾，马俐.党报对外传播中的文化安全分层架构模式研究――以《人民日报・海外版》为例[J].当代传播，2010(6).

[8]Samuel Huntington，“Why Intenational Primacy 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1993，p72.转引自钟伟云.日本对非援助的战略图谋.西亚非洲，2001.6

[9]陈力丹.对外传播存在什么问题，我们如何做好[J].对外大传播，2005(8).

[10]孙江波.新闻时评对时效性的不恰当强调.[EB/OL]?act=1195522956828#comment.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新闻学硕士生）

海外传播论文范文第8篇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对外传播强调对国外受众的指导和教育作用,为受众服务的观念非常淡薄。这主要源于党报思想的深刻影响。党报理论的要点是“通过报纸指导工作”,报纸是实行党领导的众多方式之一。它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战争时期,适应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特殊环境需要,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进入新中国建设时期后,“通过报纸指导工作”作为党报理论的基本内涵,继续深刻影响中国新闻业的发展。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做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第一条就是:“适应全国逐步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全国报纸应当用首要的篇幅来报道人民生产劳动的状况,宣传生产工作和经济财政管理工作中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讨论解决这些工作中所遇到的各项困难的办法。”①在新的历史时期,新闻媒体的首要作用仍然是党指导工作的工具,只不过适应时代变化,其首要任务由过去指导革命斗争转变为新时期指导生产建设工作。②所以,无论是电台还是电视台,其首要任务都是政治指导性的,要履行作为党指导工作的工具的职能,发挥指导、鼓舞、教育等作用。

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新闻传播业界的工作重心是对内报道,对外报道开展得十分有限,中央这样强调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并非十分不妥。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对外报道日益受到重视,新闻媒体的工作方针逐渐从“对内为主”转向“内外并重”等时代背景的变化,如果继续用“对内为主”时期的任务来规定“内外并重”时期的任务,尤其是规定对外传播机构的任务和作用,就显得不合适。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关于对外传播机构的任务和作用等观念。除此之外,人们对新闻传播业属性认识的拓深以及媒体服务观念的树立,也促使这方面的观念发生转变。1987年,国家科委首次将新闻事业和广播电视事业纳入“中国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这标志着国家对新闻传播业的产业属性的认可。随后,信息、服务等观念日益深刻地影响新闻实践。1992年后,为受众服务的观念更是媒体在市场中求生存的指导思想之一。童兵教授认为,中国新闻改革第一阶段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新闻观念得以更新,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闻新观念得以确立。诸如:“破除单一的指导观念,确立指导就是服务的观念,把新闻的指导性和新闻的服务性、新闻的思想性和新闻的知识味性结合起来。”③

中共中央1980年9月16日发出《关于建立对外宣传小组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它是新时期对外传播的总政策,调整了对外传播的任务、对象和内容等根本性问题,制定了新时期对外传播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其中,对外传播的任务由促进世界革命,调整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对外传播的任务决定对外传播的内容,也决定对外传播机构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既然任务不再是促进世界革命,对外传播机构就不能再以革命成功者的身份自居,对外传播中国的革命经验,充当他国革命事业的引路人;既然任务现在是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对外传播机构就只能是提供信息的服务者、增进友谊的传播者,主要发挥对外说明解释中国等服务作用,对外传播自然要逐渐加强服务观念。因此,对外传播基本指导思想的调整必然指向对外传播服务观念的加强。

随着对外传播基本指导思想的调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对外传播逐渐加强服务观念。1985年,文化部部长朱穆之指出,书刊对外发行工作要跳出老框框、老套套,打破做“小买卖”的思想,努力打入国际书业市场,要树立为读者服务的指导思想,改变坐门等客的官商作风;该时期,新华社国内新闻对外报道实现了重大的历史性转折,重新肯定了“内外有别”等方针,逐渐破除指导观念,树立服务观念。负责国内新闻对外报道的对外部明确提出:对外报道强调的是通过事实的报道影响或引导国际舆论,这与新华社国内报道发挥的指导、组织、鼓舞、教育等作用有着原则区别。对外报道不可能“指导”外国读者,唯一能做的是使人家接受我们报道的事实,从而更多地了解中国。国内各项中心工作,需要国内新闻报道直接配合。而对外新闻报道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承担直接配合国内中心工作的任务,因此无须报道国内工作的具体做法和经验;更多的是针对国外舆论动向,从国内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地做好解释工作。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对外部进一步明确提出:为对外开放服务是国内新闻对外报道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有可能,在引导国际舆论的同时,还要直接为对外开放服务。④

但是,观念的转变是缓慢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加强对外传播的服务观念还难以形成共识,旧的通过对外传播指导他国读者的观念还不时在实践中冒出来。这里有一个例证。根据时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的刘习良先生回忆:1984年上半年,中央宣传部提出“大力加强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宣传”。部里也通知国际台要拿出开展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宣传的设想。接到这个通知后,我们觉得实在难办。但是工作又不能不做,我们只好开列了一系列介绍中国的题目,却不敢明确提出内外有别,爱国主义宣传不宜作为对外广播题目的想法。⑤这说明,尽管中央早在1980年就调整了新时期对外传播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但是当时的部分领导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仍然照搬对内宣传的做法,还没有完全破除对外传播的指导观念、树立对外传播的服务观念。80年代中后期,学界也展开了关于对外传播的指导性与服务性、对外宣传与对内宣传的共性与个性的讨论,例如,许京龙的论文《谈对外、对内新闻的“共性”与“个性”》,⑥王瑾希的论文《怎样对待读者》等。⑦这些理论上的思辨有利于澄清人们对对外传播特性的认识。

1992年后,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90年代,媒体具有产业属性、新闻具有商品性等观念被社会广泛接受,为受众服务的观念逐渐成为对外传播业界的指导思想之一。于是,服务性栏目在对外媒体中纷纷出现,它们主要以提供政策服务或社会生活服务为宗旨,兼具时效性和实用性,其中大多数是经济服务性栏目。例如,国际广播电台的经济服务性栏目:国内新闻中心的专题节目《经济报道》,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针对国外对中国关心的或有疑虑的问题,着重报道中国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展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中采取的重大政策和措施,为国外听众提供有效的直接的政策服务;1993年,又增加《走向世界》、《中国新产品介绍》栏目,它们针对国外听众关心的经济问题,提供实用价值高的经济信息,以帮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市场。CCTV-4开办之初就定位为以新闻节目为主,同时包含专题服务类节目、文艺类节目的综合电视频道。服务类节目是其一大支柱。中央电视台的经济服务性栏目有:1992年后,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部开设了中、英文版的《大陆投资百问》栏目,以吸引港澳台商和外商来大陆投资。中央电视台对外中心专题部1993年1月开办中英文版的《中国投资指南》专题性栏目,它既有新闻报道功能,又有服务功能,目的是满足海外华人、华侨及其他经济界人士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及相关政策、法规等需要。除经济服务性栏目外,中央电视台还有一些生活文化服务性栏目:第四套节目1992年5月29日正式推出重点栏目《天涯共此时》专栏。它以台、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人、华侨为主要对象,集新闻性、知识性、服务性于一体。其中的《3835信箱》板块专为海内外观众提供各种咨询服务,像投资指南、导游导购、求医问药、两岸寻亲等。1992年10月1日开播的《中华大地》专栏节目,是各地方电视台为第四套节目专门制作的节目,集知识性、服务性、趣味性于一身。主要内容之一是介绍本省本地的投资环境和与台、港、澳地区有经贸往来、文化科技等交流交往的情况;根据本省本地特点,为台、港、澳观众提供服务,如寻亲访友、求医问药、介绍旅游景点线路等。第四套节目1998年重点推出的《中华医药》栏目,它以打造对外电视服务性栏目品牌为核心,在栏目的定位、节目风格、节目的生产与开发等多方面,为海外观众提供“健康服务”和“文化服务”,迅速成为深受海外观众喜爱的品牌栏目之一。⑧

服务观念的加强无疑有利于改进中国对外传播长期针对性差的问题,从而有利于中国对外传播在90年代末期能够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注 释:

①《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②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童兵:《改革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互动――纪念中国新闻改革与新闻学研究30周年》,《新闻大学》,2008(2)。

④黎信:《国内新闻对外报道的历史性转折》,《走向世界的足迹》,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刘习良:《对外广播工作断想》,《研究与实践》,1984(8)。

⑥《中国新闻年鉴》,1989年版。

⑦《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版。

⑧刘文:《略论对外电视服务栏目的品牌塑造》,《现代传播》,2002(3)。

(作者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海外传播论文范文第9篇

介绍、评说中国艺术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影响的著作，过去并不是没有，如戏剧《赵氏孤儿》在欧美的传播及其影响就有人论述过，但都限于中华艺术中的一鳞片爪，并没有在国人中产生震撼效应。《大化无垠》与这些单篇论文、单部著作不同，它是将中国的绘画、雕塑、民间工艺美术、建筑和园林、摄影、书法、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戏剧、电影等十二种艺术在海外的传播及其文化影响，系统化地介绍给国人，并作了整体的和分门别类的研究、评说，既大气磅礴又细致入微，从而产生出一种震撼人心的读后效果。

书中对中华艺术的海外传播及其文化影响作了深入细致的论述，有关传播情况的论述简明扼要，不仅重点论述中华各种艺术在海外传播后所产生的诸种“影响”形态，而且还分析了“影响”形态所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深刻性和广泛性，中国艺术文化在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巨大的、多方面的，而且其“影响”的历史也是悠久的。例如，中国园林艺术对世界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产生了明显的“模仿”影响，如法国园林界刻意“模仿”中国园林，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私人花园中建造楼台亭阁、多层宝塔、荷塘水榭、曲廊漏窗、小桥流水、石岛假山，引种中国花木，出现了许多深深渗透了中国情调的大型中国武花园。而在杂技艺术方面，中国的古代杂技在世界的“影响”可追溯至汉武帝时，其后，中国的杂技在许多国家留下了“踪迹”。越南流传至今的险竿舞，l7世纪末叶法国舞台上屡屡出现的中国杂耍戏、纸条等很多中国传统戏法，已成为国际魔坛的重要保留节目，都充分表现了中国杂技艺术走向世界的“足迹”和“踪迹”影响。

《大化无垠》的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体会到，中国艺术既不是靠武力强迫，也不是借助宗教宣扬，而是凭借其内在的美学价值和精神价值来获得认可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又进而揭示了中国艺术的美学特征和中国精神。

凭着作者的美学感悟和精神探索，在《大化无垠》中，他们分别在各编揭示了中国艺术的美学特征，既充分吸收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又得益于在广泛、深入研究后的独有感悟。因此《大化无垠》对中国各方面的美学特征加以概括和提炼，就中国绘画而言，是“以形写神”追求意境；线条造型，墨分五色；计自当黑，“虚中有实”；散点透视，突破时空；款画一体，画中题诗。中国雕塑则强调教化人伦，经世致用；以天合天，富于象征；神形兼备，意余象外；线之韵律，雕绘统一。而在中国民间工艺美术方面，吉庆、活泼、张扬生命力的文化内涵；实用与审美的和谐统一；因材施艺，显瑜掩瑕，物尽其用；鲜明的承传性、民俗性、教化性和地域性；“合情不合理”的独特艺术手法等的综合运用，使外国对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品人见人爱，爱不释手。而中国的建筑和园林艺术的美学特征更非同小可：“非壮丽无以重威”的崇高美；将“空间”转变为“时间”漫游历程的动态美；遣型轻盈、端庄活泼的土木为主体的结构美；“虽由人作，宛白天开”的意境美。对于中国书法而言，书法的线条美、构架美和章法美；书法形态的抽象美和意象美；“作字先做人”的方法论与“中和”的伦理、审美理想；“缘情”的审美特征。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勾勒了中国艺术的实质，既具有创新性，又饱含说服力。

在对中国艺术各自具有的特殊美学特征研究的基础上，该书又总结出了中国艺术所共有的“中国精神”：一是胸怀天下、追求统一的爱国情怀；二是崇尚和谐、爱好和平的民族品格；三是扶正扬善、恪守信义的仁心美德；四是刚健有为、奋发进取的自强精神。正是中国艺术各自具有的独特美学特征和共有的四大“中国精神”。这些精神特质才使中国艺术葆有永恒不朽的艺术青春，能够广泛地在世界传播并产生久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部“中华艺术在海外传播和影响史”。

海外传播论文范文第10篇

>> 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应对 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传播对策分析 境外孔子学院的创建与发展:基于文化视角 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的价值分析及趋势初探 试析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中的障碍 汉语言文化国际推广的收益问题及孔子学院等的运作建议 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发展困境及改进建议 浅论孔子学院的对外推广传播 孔子学院: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文化传播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技术困境及对策 论“华莱坞”类型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困境及应对策略 孔子学院“躺着中枪”的文化昭示 独立学院建设校园文化的困境与对策 美国孔子学院发展的困境及其消解 孔子学院视角下的中医传播与发展 孔子学院的书法教学和传播活动评析 关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新兴策略之“孔子学院大春晚”的思考 论活动营销的传播效果及文化困境 农村文化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孔子学院在线教育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孔子学院遍布全球106个国家，年投入过亿美元”

②DON STARR，“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

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③⑥DON STARR，“Chinese Langua-

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

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④Guy Healy，“Call to let Conf-

ucius Institutes bid for funding”，Australia，2010 Newspaper Source

⑤⑦Jay Rey，“Confucius Institu-

tes debuts： UB site to become part of worldwide，Chinese-sponsored network” Buffalo News（NY），2010

⑨Carol Bellamy and Adam Weinb*

erg“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

ange to Restore America’s Image” A-

meric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7

⑩⒁，“孔子学院在欧洲生根”

⑾戴蓉，《孔子学院与中国语言文化外交》[J].复旦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08

⑿http：///wiki/Fulbright_Program“Fulbright Pro-

gram”

⒀张西平、柳若梅，《研究国外语言推广政策，做好汉语的对外传播》[J]. 《语言文字应用》，2006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