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范文
时间：2023-10-30 11:27:34
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篇1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б婧妥市抛纯鼍涣嫉闹魈澹捎谒谴嬖谘现氐牡赖路缦蘸凸蟮募喽匠杀荆鹑诨钩鲇谧陨砦冉「囊螅滞辉赣肫浞⑸璐形孕纬梢衅毡榈摹跋Т被颉吧鞔毕窒螅醣艺叨哉饫嘀魈宓耐蹲室找膊幻飨？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张曙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 ，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 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 ，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主要是短期经济稳定进而为市场配置的长期经济增长创设前提条件，政策目标并不必然包含长期经济增长。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是总需求为主的总量方面，它虽然会影响到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但却不是针对具体的产业部门和结构。结构增长与总量稳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支撑现代经济学演进的两条重大支柱。而如何处理好针对短期总量稳定的宏观调控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则是当今经济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也是人们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作用边界的核心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篇2
【关键词】预期理论 房地产 宏观政策 影响效果
近年来，房价上涨问题严重，房地产泡沫经济突出，其市场发展趋势扑朔迷离。国家未来引导房地产经济向稳定方向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是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房价反而越调越长，严重制约着房产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与政策问题的特性和政策本身等因素有着重要的联系，另外社会心理预期也是影响其效果的因素之一，政府应该在预期理论下分析宏观政策，以便更好的引导房产经济的发展。
一、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总体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房地产经济迅速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极大的带动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与此同时房价上涨过快、城市开发规模过大等问题也不断凸显，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政府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实施持续性的宏观调控，期望能够通过宏观政策引导房产经济健康发展，但是事与愿违，宏观政策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房价问题仍然制约着房产经济的发展。
二、预期理论下房地产宏观政策的影响效果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预期理论认为房产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消费主体掌握的信息较少，不能有效的判断房产经济发展趋势们产生盲目投资行为。其次理性预期是建立在异性经济结构基础上而形成的但是我国房产市场结构不成熟，消费者难以对其做出理性预期，另外我国房产市场消费主体比较多，行业发展、宏观政策变化程度比较大，消费者难以获取准确的信息。
（一）开发商预期对政策的影响效果
比如在经济发展萧条下，政府为了救市会出台有些政策刺激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救市政策实施前期对开发商预期产生5%显著性水平下的负向影响，而后对开发商预期产生正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政策公布当期，开发商预期可能受宏观环境影响导致政策没有起到效果，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政策逐渐生效，开发商预期好转。
（二）消费者政策效果的影响
比如2008年救市政策和2010年的限购政策，救市政策实施当期对消费者预期具有反作用，消费者购房愿望降低，因为这一阶段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购房者预期，救市政策还没有发挥其良好作用，只有在实施一段时间后，购房者才会看出房产市场的好处，提高购买欲望。而在限购政策影响下，不管是限购当期还是限购发生期与滞后期，均会对消费者的心理预期产生负影响，降低了消费者购房意愿，房价下跌。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公众预期是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而公众预期的不稳定增加了政策调控的难度，所以政府出台政策时一定要准确、快速、全面，为公众预期提供保障;消费者在估算预期时准理性预期是一种比较好的预期方法，能够解决信息不全、不对称的问题，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提高其预期准确率;房价与预期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是各项影响因素中最敏感的因素，政府在实施政策后，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要认真分析其原因，以便更好的实施宏观政策调控，促进房产经济健康发展。
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篇3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步入了新一轮的快速上升通道。2001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分别达到8．1%、9．1%、10%、10．2%、10．4%和11．1%，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但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投资的膨胀、信贷规模的扩张、煤油电运的紧张、通货膨胀的压力等也给经济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为防止经济“过热”，避免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如严格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多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部分商品出口退税、对房地产交易课税、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等。“加大宏观调控，预防经济过热”，成为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政策取向。然而，中央政府的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大打折扣，调控效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
目前学术界往往热衷于讨论我国经济是否过热，该不该进行宏观调控，以及如何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对于我国近年来已经出现的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现象，学术界的理论探讨还不多。就已有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以下观点：刘伟、蔡志洲（2006）[1]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国情是使得宏观调控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易宪容（2006）[2]认为，目前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整个经济基础与市场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政府依然沿用计划经济思维，希望以旧有工具调控现有经济，走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老路，自然达不到调控效果。赵晓、谭国荣（2006）[3]认为宏观调控弱化，一方面由于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资金都处于“超级流动”状态，这就使得虽然中央政府不断加大调控力度，但实际运行效果不佳。另一方面，政府的宏观调控尤其是房地产调控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博弈以及多个部门，但由于受不同利益取向的约束，多只看得见的手在本位主义的驱使下相互牵制，从而大大抵消了调控的效果，最终看不见的手打败了多只看得见的手。
上述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尤其是从中央和地方关系角度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弱化是一个系统问题，需要有更广的分析视角。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宏观调控之间内在的矛盾，而中央对地方政绩单一指标考核形成的委托――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更加剧了这一矛盾。此外，中央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忽视民众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调控效果。本文试图对这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二、我国现行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宏观调控的矛盾
自“九五计划”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有效供给能力显著增强，社会商品极大丰富，曾经长期存在的短缺状态宣告结束，我国开始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增长不得不严重依靠于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而消费不能有效地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近年来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则逐渐上升。也就是说，在国内消费不能有效启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大量的投资拉动，而过度投资便成了近年来引发经济过热的直接原因。因此，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不再是过去既治理需求又治理投资的宏观调控，而主要是针对投资领域的宏观调控。但是在我国投资依赖型增长模式下，如果调控力度过大，投资骤降，势必影响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速度一旦放缓，对我国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国之所以形成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有其深层次的制度方面原因的。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从过去计划经济制度转轨而来，一些旧制度的痕迹依然影响着现在的市场运行。而正是这些制度安排，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也导致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并且有些制度安排还导致企业普遍倾向用“资本替代劳动”，这就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弱。
从我国的税收体制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利改税”以来，国有企业不再向政府上缴利润，而是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交纳所得税，企业可以自由支配税后利润。这项制度改革在当时起到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随着近年政府“抓大放小”国有企业的政策，使得国有企业在公用事业、资源行业和高度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垄断程度不断提高，国有企业不上缴利润却成为了导致近年来我国投资型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资源行业，由于近年来资源价格的大幅上涨，资源溢价收入扣除税收后基本上都成为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而其它行业的垄断国有企业也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如200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未分配利润达到8485．46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4%。①正是由于这些垄断高额利润不能转化成民众的收入，大部分便被用作企业的投资扩张，追逐更高额的利润。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市场不能有效启动，而企业投资十分旺盛。
另外，我国存在着劳动力市场、金融体系的“二元分割”的局面，这也是我国形成投资型增长方式的重要制度原因，并且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弱。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使得我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的门槛变得极高，而一般的城市劳动力也很难进入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垄断部门就业。金融体系的“二元分割”，使得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大型工程很容易从国有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方面，也是优先安排大型国有企业上市融资。这使得大型企业，尤其是垄断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很低。而资本价格被人为压低，又进一步诱使它们在产业和技术上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近年来的投资过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大型企业，尤其是有政府背景支持的大型国有企业选择资本密集型项目投资而引起的。与此同时，作为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和从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却陷于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困境，加之政策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导致它们在许多领域发展不足，无法承担起大量吸收劳动力的重任。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对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按照经济学中奥肯定律，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在美国，当经济增长率达到3%时，实际失业率大体上相当于自然失业率（程晓农，2003）。[4]也就是说，美国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维持自然失业率的经济增长率下限仅为3%。但根据上面我们的分析可以知道，由于我国制度安排方面的问题，使得经济增长需要依靠大量的投资，而大量的投资又排斥劳动，从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所需要维持的经济增长率下限远远高于美国。
在20世纪80年代，只要经济增长率低于7%，就会出现企业全面亏损、失业率上升的局面（程晓农，2003）。[4]也就是说低于7%的经济增长速度通常被称为是经济“硬着陆”。进入19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更是呈现总体下降趋势，这点可以从图2看出。尤其是自2001年以来，我国就业弹性②逐年递减，2006年全国的就业弹性下降到了仅为0．068。也就是说，在我国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不出现大规模失业，我国必须保持更高的增长速度，而保持更高的增长速度又必须依赖于更大规模的投资。因而，我国近年来的宏观调控本身就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境地。在我国这种制度安排所决定的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下，一方面要避免经济“过热”给社会带来的种种危害；另一方面，如果使用过于激烈的宏观调控手段，“踩急刹车”对投资领域进行干预，使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又会带来就业和社会稳定方面的诸多问题。现在我们谈宏观调控效果弱化，其实正反映了这种矛盾的境地，中央希望通过宏观调控解决经济过热，但宏观调控的力度究竟需要多大却很难把握，中央政府也不愿面对由于宏观调控减少投资而造成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进而导致就业压力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措施往往很难有效的贯彻执行，于是出现了宏观调控效果的弱化。从根本上讲，宏观调控效果的弱化正反映出了我国现行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困境，而现行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困境又根源于我国制度方面的缺陷。
三、中央、地方委托―关系与宏观调控效果弱化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承包制、放权让利还是分税制改革，中央在制度设计上都是强调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权限、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钱颖一等人提出了著名的“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假说（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Montinola, Qian and Weingast，1995），[5](50-81)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带来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随着中央和地方分权的不断深化，中央和地方间委托-关系逐步形成。在我国现行的投资型经济发展方式下，中央和地方政府这种委托-关系事实上产生出了与宏观调控抑制投资政策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地方政府缺乏执行宏观调控政策的激励，从而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制度安排下的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维持自然失业率所需要的经济增长率下限非常高。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模式不能有效改变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我国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政府以GDP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根本尺度是有其必然性的。当然，以GDP来衡量政绩也具有评价比较容易实现，考核成本低，不容易掺杂主观人为因素等优点。在中央和地方的委托――关系下，既然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以GDP作为评价和奖惩地方政府官员的主要依据，那么作为人的地方政府为了得到中央政府的奖励、晋升，便会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如何提升GDP这个中央政府所关心的指标。而我国现行的制度下，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依赖于大量的投资，因此，地方政府追求GDP的主要手段也就是吸引企业到当地投资，甚至是地方政府自己投资。虽然中央政府意识到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会导致经济过热，要对经济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但是，只要中央和地方的委托-关系不改变，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标准不改变，地方政府就必须追求GDP增长，因而很难抑制住投资冲动。这样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于是就难以得到贯彻。
四、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与宏观调控弱化
由于我国分税制改革的局限性导致的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的不统一，客观上造成了地方政府财力的紧张，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财力问题，必须依赖于当地的投资，这也是宏观调控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大宗税源被划归中央，零星分散的小税源划归地方。地方缺乏主体税种，也没有完全实行分级财政管理的财政实力，但地方的建设等方面需要大量的投入，同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使得原本由中央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转移给了地方政府。而且，地方的某些支出往往是以法律或行政规范的名义进行的，这就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比例预算”。
在现有体制下，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而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不够规范。这样，在地方政府职能和事权没有减少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对于地方政府存在刚性，地方财政收入就成为支出的一种约束。这就迫使地方政府必须通过引进外部投资和鼓励当地企业投资来扩大地方的财政收入。此外，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而取得土地出让金也成为了地方政府解决地方财政收入问题的一个“法宝”。地方政府一个通常的做法就是将城郊农村集体土地改为城市国有土地，形成可供出让的“熟地”，然后采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招标、拍卖和挂牌方式出售。地方政府这种“圈地出售”行为，不仅导致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过热，而且也为地方政府引进外部投资和鼓励当地企业投资提供了土地支持，为企业投资过热提供了条件。因此，在没有解决地方财权、事权不统一的状况下，中央的宏观调控要求抑制地方的投资，实际上是切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性较弱，甚至部分地方政府还公然出现了违抗中央宏观调控的行为。
五、预期以及时滞因素对宏观调控效果的影响
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市场主体是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对象，受到调控政策的影响，但市场主体是有预期的，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预期在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前或者政策实施后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减轻宏观调控对其的不利影响。因而，他们对调控政策的预期和反应，制约着调控政策的效应与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政策的成功与否以及调控目标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不仅取决于调控主体（中央政府）， 还取决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与消费者的预期及其相应的行为，他们行为的依据是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然而，对于不同的市场主体而言，一定调控政策的实施对其利益影响的方向和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市场主体的预期是调控政策对其有利，其行为调整就会顺应而不是抵制调控政策的实施。但如果市场主体认为调控政策对其有损，其行为调整就会抵制调控政策的实施，导致调控效应降低甚至失效。
在笔者看来，近年来中央政府的许多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注意到市场主体的合理预期能力，对于预期也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把政策作用的对象，即各类市场主体看作是没有预期能力，只会跟着政策指挥棒转。政策制定者往往认为，只要宏观经济政策就其内容来说是科学合理的，它就能发挥预定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信息工具的不断进步，信息传播速度不断加快，信息渠道不断增多，市场经济主体掌握信息的能力不断增强。有时，经济主体通过市场掌握信息的速度甚至比政府部门还快。此外，还存在着“信息泄露”的状况，某些宏观调控政策在出台往往在其正式公布、生效之前，就被网络等传播渠道散播出去。高层决策信息的泄露大大提高了市场主体预期的准确性，市场主体往往在政策公布之前就已经开始寻找“对抗政策”的措施，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因而市场主体的预期因素也是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重要原因。
当然，近年来宏观调控效果的弱化，也有来自政策时滞方面的原因。因为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投资领域的，而投资一般都具有周期长的特点。一旦项目立项，除非遇到强力行政手段的调控措施（如江苏“铁本”事件，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项目的投资将会在投资期内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这种时滞效应也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不过笔者认为政策时滞对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影响程度要小于上述的其他方面的原因。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于如何解决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从制度改革入手，改变我国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
首先，要打破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缩小国民收入差距，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绝大多数国民，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启动国内的消费市场。其次，深化公共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过去之所以消费迟迟得不到启动，很大程度来自于公共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民众感觉未来没有保障，因而消费倾向较弱，而储蓄倾向强烈。深化公共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民众感到未来有保障，对于刺激消费，加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改变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应该打破金融领域的“二元分割”，以及资源价格被低估的状况，减轻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避免人力资本价值的低估。
(二)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
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实行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内容要多样化，应该根据多种因素对官员进行综合性、系统性考核，增加考核指标。在经济发展方面，当然用GDP增长衡量政绩不可缺少，但同时应该加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基尼系数等方面。只有综合考查，才能看到当地经济是否真正上了台阶，农民是否真正赋予，贫富悬殊是否真正缩小，等等。而且应重视社会发展方面的考核，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
(三)解决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权事权不匹配问题
在税制改革上，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依法治税。在财政上，适当将一些税种划归地方，并且调整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解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上的瓶颈问题。而地方财政收入的解决，对于消除地方政府的支出约束，解决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
(四)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注重民众预期
中央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主体的预期，这样宏观调控政策才有可能发挥好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之前，应该充分调查市场主体可能产生预期，并对可能的结果提前进行评估。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市场主体“预期抗体”对宏观政策的抵消作用。此外，中央政府应着力建立相对稳定的经济运行规则体系，致力于制定合理的法律和规则，而不是随意或是突然颁布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应具有严肃性和稳定性。
注 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相关数据计算。
②就业弹性，表示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动的就业增长率。图2的就业弹性数据为笔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主要参考文献：
[1]刘 伟，蔡志洲．中国宏观调控方式面临挑战和改革[J]．经济导刊，2006（6）．
[2]易宪容．为何新一轮宏观调控效果不佳[J]．新财经，2006（10）．
[3]赵 晓，谭国荣．看不见的手打败了多只看得见的手――对当前宏观调控及房地产调控的分析[N]．开放导报，2006（6）．
[4]程晓农．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J]．当代中国研究，2003(1)．
[5]Montinola, G., Yingyi Qian, and Berry Weingast (1995):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篇4
——浅析宏观调控中审计监督的地位与作用
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比较复杂,要想更好的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就必须要准确的定位宏观经济形势。从本质上理解，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的产生机制为集中决策机制。由于政府集中决策机制存在决策参考的信息不完备、评价政策效益的机制不完善两方面的缺陷，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可能演变成规范意义上的不恰当行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以及经济全球化脚步的袭来，做好宏观经济调控是应对国内国际市场变化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它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和经济指标的控制来渗透至微观经济主体，以实现经济整体的发展和变革。
在国家宏观调控不断优化的同时，国家审计作为重要的经济监督手段，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国家审计的独立性和监督主体地位两方面的特征决定了国家审计可以成为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决策的信息提供者和政策效益的监督者。国家审计优化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路径则也集中在这两方面。针对目前政府审计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作用时面临深度和广度上的不足,审计人员要树立科学的审计理念,加强审计创新,开展对宏观调控政策的效益审计,提高专项审计调查的质量,以促进政府审计进一步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作用。
但是审计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如何?主要的作用又有哪些?存在什么问题？在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产生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市场缺陷提供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基础。在政府机制的框架下，同市场机制一样，人们在彼此的经济交往中，既有矛盾又有合作，机制运行的动力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个人逐利行为。如果机制的架构适宜，那么通过这一机制架构会有助于将分散的个人逐利行为导向全民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产生机制，就是政府决策的机理制定出的一个最优化的政府机制模型。
二、审计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
随着我国经济体系得以不断完善,审计作为当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中一种经济监督手段,发挥出极大的作用。审计的特点是权威性、独立性、公正性,这三大特点就决定了它的综合经济监督地位、较高层次的监督地位以及间接调控地位。宏观经济调控以增加就业实现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以及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基本目标。
（一）较高层次的监督地位
审计在整个宏观调控中处于高层次的监督地位，是国家宏观调控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审计是国家授权委托的，并依照《宪法》和《审计法》及其他审计和会计法规对国家部门和各级政府、财政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各类经济主体实施经济监督活动。审计通过专项监督和日常监督，对国民经济所有重要部门和单位在多个关键时段所进行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检查和管控。通过对国民经济各个重要方面和主要环节的监督和管控，保证中观层面的各个经济主体都按照相关财经法规依法办事，推进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相关方针的有效贯彻实施。不仅如此，国家和法律赋予审计以权威性，因此审计不仅有权监督地方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也可以对财政、税务、工商、物价部门等专门机构进行再监督。审计通过监督主要的职能部门，从源头把控，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整顿市场秩序，以保证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国家机关和政府层面的正常规范执行。
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十分迅速,但是仍然没有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暴露了诸多固有弊病,比如市场的逐利性浪费了资源,并且产生了不均的资源配置,环境污染加剧等一些问题。此外,因市场机制有明显的滞后性,由此也逐渐暴露出弊病,给经济的顺利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所以,审计监管手段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体现出综合性监管的特点,其地位和重要性都是无法替代的。总的来看,在整个宏观经济调控中,审计工作的监督地位非常高,它也是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审计监督涉及的方面较广,实现的是全方位监督。既有国家、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还包含宏观调控职能的税务等专业性监督,通过科学规范的管理,有效推动了宏观经济健康发展。鉴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性,所以一旦缺少审计监督或是存在审计监督不力的情况,就无法全方位落实好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这一形势下,就很难获取到真实的执行信息。
（二）独立的间接地位
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审计是处于间接调控地位的。在调节与控制宏观经济方面,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一个是直接调控;另一个是间接调控。与财政、金融、计划等部门不同,审计主要是运用经济监督职分析和处理微观审计,而不是对宏观经济的直接调控和管理,由此作出审计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审计作为调控的中介,能将必要的信息传递给宏观调控。在利用审计间接调控时可以将其他直接调控手段一起应用其中,较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最终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三综合经济监督地位。综合经济监督是审计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突显出公正性及客观性。审计监督主要采用的方式是专项监督、日常监督,审计监督能全方位的检查、控制参与国家财经活动的各个主体,进而和谐发展经济社会。审计工作具有独立性特点,其重点是监督经济活动,在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也不直接参与到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去,并且审计结论的可依赖性、权威性较高。
而且审计的本质特征就是独立性，审计机构必须是单独设置的，与被审计单位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关系的专职机构。审计在人员、组织、经费和工作上都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以保证能够客观公正地对各个主体的经济行为进行实事求是的监督和检查。由于审计的独立性，因此不会像财政、金融等部门那样直接参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是通过合规性审查和微观的审计分析得出审计结论并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因此，审计是间接参与到国家的宏观调控中的。审计通过对宏观调控的重点方向和目标领域进行调查，并通过数据资料，分析得出一些趋势性和异常性的现象和问题，反馈给宏观调控部门以便于其对重要领域进行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所以，审计并不直接参与市场行为和调控政策制定，而是通过反映和分析经济现象，为中央的宏观调控传递相关信息，处于一种独立面间接的地位。
（三）综合经济监督地位
综合经济监督是审计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突显出公正性及客观性。审计监督主要采用的方式是专项监督、日常监督,审计监督能全方位的检查、控制参与国家财经活动的各个主体,进而和谐发展经济社会。审计工作具有独立性特点,其重点是监督经济活动,在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也不直接参与到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去,并且审计结论的可依赖性、权威性较高。
三、审计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一)信息反馈，方便政策制定
在中央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由于国民经济正在处于转型时期且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不够及时完整，难免会出现政策制定方向偏差或政策执行贯彻不够彻底的情况。审计机关因为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较高的权限，因此可以通过对国民经济的经济活动进行日常和专项的审计，获取一手的财务信息，并真实完整地提取能够反映出宏观调控执行效率和效果的数据资料。对于执行效果不够良好的政策，中央可以通过查阅相关审计资料，获取准确的依据，分析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并查明原因，以在政策的具体方面进行调整或加大贯彻执行的力度。审计不仅可以提高政策本身的执行效率，还能通过分析市场表现，找出调控政策的优势和缺陷，进一步发挥政策优势，及时纠正和改善缺陷，以为宏观调控部门进行下一轮的政策制定提供指引和目标，更好地推动政策制定和完善。
（二）加强经济管理，保证政策执行
国家经济的管理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货币政策等经济政策上的调整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这其中难免会产生政策和现实不相适应的状况，例如政策实施效果差，执行能力不强和调整方向偏差等，则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审计可以在经济管理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来，审计可以迅速有效地挖掘出国家经济管理和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深入的调查找出原因，帮助政策更加接地气地落实到实际的国民经济运行当中。二来，审计机关依照国家法律和政策，对相关部门的行为进行监督，可以保证各个部门按照章程和方针办事，避免出现大幅影响国民收支、外汇平衡和财政收支的违规行为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都能相互靠拢，经济调控政策运行更加顺畅。
（三）维护市场秩序，减少贪腐现象
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还不够成熟，社会制度也有待完善，在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经济调节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和短视性的特点，难免会发生一定的寻租行为以权谋私、违法乱纪、铺张浪费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破坏了党风和经济秩序，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只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通过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来约束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国家审计可以通过监督职能的发挥，约束社会公权力，严厉查处违法乱纪行为，维护国家的各项财产和资源，整顿风气，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公开政府开支，加强社会监督，将权力关在笼子里。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可以约束市场中企业的行为，使得企业严格按照法规和准则进行财务活动，减少行贿和偷税漏税的现象，把企业的注意力转移到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上来，并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规章制度和绩效考核规范，帮助企业向标准化和国际化方向转变。因此，审计可以有效的维护市场秩序，减少寻租现象，兴利除弊，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不足
近年来,我国在积极改进审计工作,加大其产生的作用,与此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监督制度由此初步形成。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及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等方面,将审计监督所具备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随着经济改革深化以及新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利益格局和各种经济关系,随之不断出现各种新问题和新矛盾,也相继暴露出审计工作发展中存在的与经济发展不适应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问题：
1、审计独立性不强。政府在财政上受托于国家权力机关、最终受托于人民的财政关系,并没有通过监督模式来反映出来,外部监督效力缺乏一定的强制性,同时也没有公开政府行为。在这一形势下就使各级人大和上级政府对本级政府的经济活动无法及时、完整地掌握,很难进行有效监督。
2、不全面的审计内容。从近年的发展形势来看,尽管我国在审计工作开展过程中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成绩的取得仍将审计内容局限于传统审计领域,即财政财务收支审计,财政财务收支范畴的真实合法检查依旧是审计目标,没有超出该范畴。近年来,审计工作也发生内容方面的变化,把绩效问题也列入其中,但是绩效审计并没有被当作是独立的一项审计类型。
3、审计形式单一,审计效应滞后。事后审计、事前审计和事中审计是我国审计基本形式,而这些仍是远远不够的。要加强对经济活动每个环节的监督,并给予一定的制约。还要对决策环节加以重视,一旦出现决策失误的问题,仅靠事后审计根本无法挽回其产生的损失。
4、产生的审计效果不明显,审计成果利用程度不高。我国在加大力度做好审计查处工作,但是对所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纠正率很低。所以,还大量存在着审计难执行现象,审计成果也没有较高的利用程度。
5、审计人员缺少较强的宏观意识。我们大部分审计人员立足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上。站位不够高，缺乏大局意识和宏观意识。
五、下一步审计在宏观调控工作中的发展方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宏观经济调控也在不断地调整和进步，要充分发挥审计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须要提升审计工作的思路和手段，用更加科学和国际化的眼光来指导审计工作。要想更好地促进宏观经济调控，审计工作必须在以下几点得到加强:
1、加强信息工作，捕捉事关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决策的可靠信息。一方面，国家审计人员要熟知宏观经济知识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大决策，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另一方面，国家审计人员要牢记国家审计的独立性，坚持公正、客观的反馈信息。同时，逐步考虑从国家审计监督领域的全范围考虑，系统性的进行筛选、综合和分析，为宏观调控行为提供多方位的参考依据。
2、提高监督层次，构建优化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效益的监督机制。一方面，审计监督应继续强调有利于财政、货币、产业等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保障宏观调控行为的效果。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开展效益审计，客观评价各项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效益，在保证合法性的基础上促进效益性。
3、优化审计人才结构，提高审计人员职业素养。由于其独立性和权威性，审计工作对审计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审计人员不仅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职业判断能力，还要有很高的道德素养，为此，必须加快国家审计队伍的培养，为国家审计工作输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4、加强审计理论研究，寻求理论指导上的突破。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利器，为此，我国必须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现状，参照国际先进理论观点，改良现有的审计理论，以便在新形势下更好地解决审计工作中的现实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篇5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0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8-0005-01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杨丽彬.理性预期观点的评价[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6).
[3]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篇6
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之处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学金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参考文献】
1.斯蒂格里兹：《政府经济学》，中文版，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2.斯蒂格里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文版，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吴易风、王健、方松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李向阳：《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
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篇7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囊括了内、外平衡两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内外平衡之间产生冲突，有必要调整政府宏观经济的思路。从封闭经济条件下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与作用机制已经有较大的改变。到现在为止，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仍然是分析与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理论中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中，比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货币政策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固定汇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财政政策这个有力工具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目前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大多数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是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现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动汇率。一般情况下，需要达到一定就业率的国家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实现就业率的前提下，还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才能稳定经济政策。由于这一点涉及到需要实现内、外平衡，需要调控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国内的需求量满足就业量视为内部平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与贸易出超保持均衡状态视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财政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货币政策[1]。
二、全球经济调整对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挑战
目前的全球经济处于失衡与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宏观调控模式过于重视调整内部平衡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以及国际间经济被动传递，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而造成中国财政金融政策产生内、外部矛盾。
首先，我国现在市场调节人民币汇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升值在面对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产生很大的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部门产生不利的影响，出口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国内需求，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加剧。顺差虽然使国际储备数量保持增长，通过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放大而扩张国内信贷量，促进国内需求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过热的状态下，顺差会使国内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要政策调节顺差与汇率。
其次，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信息传递的速度、质量与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在信息化时代下，微观经济主体增强了信息处理能力，同时，具有趋于理性的预期行为，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会使宏观经济政策变得完全无效。为了改善二者之间动态不能保持相同的情况，政策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政策信誉。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则用信誉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由动态不能保持相同转向动态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避免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对信誉产生冲击。
再次，WTO组织的多边规则约束了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WTO组织约束国际收支调节，不允许采取直接管制办法，禁止直接补贴原则，不能随意提高关税的方法限制进口，调节国际收支运用汇率与外汇管制要符合WTO组织规则。另外，针对国内财政、金融、科技、税收、环保等方面的实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组织的要求与规范。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组织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因此，中国要改变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适应WTO组织的规则与要求[2]。
最后，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实现积累知识、技术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积累知识、技术是循序渐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不断创新技术，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而成。在全球知识信息量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过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知识积累，则不能适应全球知识信息量发展的需求，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知识增长速度，重视科技与教育的增长模式。全球竞争以知识为基础，就需要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实现知识与技术的快速积累。
三、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中国在宏观经济分析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论，每次争论的焦点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如何相结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是追求完美的市场经济理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政策观点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存在质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需要谨慎运用这种经济学理论。这种抽象的均衡关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鉴使用，但在实践中则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与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对利率具有灵敏反应等等。如果中国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而采用这种框架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会导致结论错误的情况发生。
中国现在的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非国有企业属于微观主体，能对市场价格信息反应比较灵敏，国有企业虽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在行为上还是比较依赖市场与政府，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国有企业是体制外企业，而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的企业。微观主体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理性反应，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畅通的政策传导机制。中国现在的利率可是说是由政府来确定，对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利率传导机制不存在市场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比较严峻，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存在很大的制约，需要灵活借鉴全球经济金融政策的经验，总结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1]张杰.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原因：主流文献的讨论[J].金融评论.2010年02期
[2]贾俊雪，郭庆旺.市场权力、财政支出结构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J].经济研究.2010年04期
来源：人间 2016年30期
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篇8
无论从外在表现形式，还是内在驱动因素来看，第二轮宏观调控都远非“前度刘郎今又来”，其中更隐含着众多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达芬奇密码”。
一、中国宏观调控的路径选择
（一） 宏观调控的压力分析
第一，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居高不下。当前中国宏观调控压力正在加大，一是各国央行正稳步进入加息周期中，货币政策环境正在逐步趋紧；二是国内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偏高。经济增长率偏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金融市场运行“宽货币、宽信贷”的现象比较明显，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外贸顺差等增幅也超出了预期。上半年全国新开工项目多达9.9万个，同比增加1.83万个，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22.2%，其中6月当月新开工项目就达3.14万个。60多个行业中有36个行业投资增幅超过40%，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冲动依然强劲。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正面临潜在通胀和坏账风险之中。一是过大的投资需求会拉动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下游产品成本增加，容易引发物价过快上涨；二是产能过剩行业再度盲目扩张，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势必会造成一批企业倒闭，增加一批失业，产生一批银行呆坏账。
第二，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现象比较严重。这个问题引起的一些后果在慢慢显现：一是影响短期的经济平衡；二是从国民福利的增加来判断，会引起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下降；三是经济安全问题。我们用低价资源、低环境成本换回不断增多的顺差，取得不断增多的外汇，换回的外汇又不在国内投资，去买了美国的国债。加上我们的外汇储备更多是美元，如果以后美元的国家信誉出了问题，对我们来讲安全隐患非常大。大量出口和引资造成外汇大量流入，增大升值压力，而央行为稳定汇率不得不投放人民币回收外汇，货币投放多了又不得不发行大量票据回笼货币，这些都是被动操作。这就使得中国经济陷于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两个双向依赖和双向循环之中。
第三，今年以来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总体上不理想。因为面对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中国此前的宏观调控效果不佳。在调控政策出台之后，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多个问题，如投资过热、产能过剩、楼价过高等，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尽管政府宏观调控能够使用的工具很多，但有的对市场影响不大，有的因地方政府执行不力而效果弱化。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在实践过程当中障碍很多，中央政策磨损率太高。现在的中性政策，实际上执行下来的结果是扩张政策，搞紧缩型政策，最终的结果也才是中性政策的效果。今年的宏观调控趋于复杂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宏观调控中的地方“失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来自地方的投资快速增长。据统计，6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32.5%。如此高的投资增速，来自地方的投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是地方资金来源出现多元化。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已经不是银行信贷，而是来自自筹、外商投资及其他来源。
三是各级地方力推房地产业发展，“激化”了各方的矛盾。房地产调控一直是近两年调控的重点，但今年出问题最多的还是房地产领域。根源还在于房地产发展与地方经济有着莫大的关系，从土地出让金到房地产税收，都与地方财政直接相关，再加上现有的制度安排，鼓励了地方拼命发展房地产业。
四是对部分过剩行业的调控遇到地方和部门的阻力。产业调控与房地产调控一样，都会动地方政府的“奶酪”，许多受调控的行业，实际上也是不少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在产业调控中，中央目标与地方目标的分歧与冲突，显得尤为突出。在一些地方政府眼中，赶不上投资热这班车，就分不到这杯羹。而停谁的贷款，下马谁的项目，谁的利益就会受损，所以当然要“大干快上”。
第四、从政治背景看今年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蕴含着重要的政治内涵。首先，要防止北京奥运会之后高增长格局出现滑落；其次，为明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做好铺垫。因此，今年的宏观调控不仅要有新的思路，而且要求也愈来愈高。
（二）、下半年宏观调控的手段
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宏观调控的手段将主要以市场化工具为主，行政手段为辅。
下一轮宏观调控中，经济和法律手段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将主要从金融入手。其实，当前宏观经济偏快与金融有很大的关系。地方的投资加剧，很大程度上来自“银政合作”（银行与地方政府结合）。经济过快问题除了地方的投资热情，还有商业银行过度的放贷热情，推动货币信贷的加大。
但要看到中国当下的现实国情，很多项目的投资本身就是靠行政力量在推进，因此，使用行政手段是非常必要的。既要加强对宏观调控措施落实情况的执法监察，督促有关部门严格项目审批管理，又要坚决纠正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违法批地、占地等违反宏观调控政策的行为。其实，我国的宏观调控手段种类繁多，且比较重视行政手段。仅就房地产调控而言，行政手段越用越频繁，如“国十五条”中 “限比例、限面积、限价格”。在强调行政手段的同时，必须考虑建立其他的调控手段和调控体系（如环保、法律）。
（三）、下半年宏观调控的路径选择
从目前的形势来判断，我们预计管理层下一步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向将是集中精力解决“热、剩、高”三个问题，即投资过热、产能过剩、楼价过高。总体来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充分暴露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如果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无从谈起。
笔者认为，今年下半年宏观调控的重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控制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增长；二是抑制信贷过快增长；三是妥善解决顺差过大的矛盾，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面对货币流动性过剩背景下的经济过热，再加上产能过剩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下一步的调控政策无疑将会是一系列的组合拳。我们预计，今年下半年进一步的宏观调控政策将加速推出。
1、紧缩性货币政策继续实施
第一，2006年下半年存款准备金率预计有望继续提高，截止2006年底存款准备金率可能升至9.5%～10%。
第二，提高存贷款利率。我们认为，如果这次调控效果不明显，预计央行将继续运用加息大棒。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整个金融市场的核心。在国内的金融市场，由于历史与现实之原因，金融市场的利率，特别是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基本上是处于政府严格管制下的利率。在政府管制下，这种利率处于极低的水平上。而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利率管制不仅完全扭曲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也造成了国内许多经济关系的错位与扭曲。如在低利率政策下，整个市场的金融资源配置是低效率的。这种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必然会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资本挤出劳动力、居民消费的挤出、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房地产泡沫吹大、资产价格飚升、居民财富制度性转移等等。可以说，目前国内许多经济问题的症结都可归结于低利率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只有增加资金使用的成本，才能改变企业及个人资金使用行为的决策，从而改变资金使用的供求关系。在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中，价格调节是改变企业与个人行为决策最有效的工具，也是地方政府或其他非市场因素对其作用与影响的最小方式。
就一般规律而言，加息也并不是一次性的，多次连续的提升是必然趋势。当前利率维持低位是人为的降低资金成本的做法。从长期看，这不是长久之计，增加利率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认为，通过加息来改变目前的低利率政策，是当前宏观调控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人民币加息幅度受到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制约。我们认为，目前制约央行选择利率手段的主要因素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选择上调利率，将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利率上调会导致更多的热钱和投机资金进入中国。
第三，动用汇率杠杆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允许人民币更多地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率。预计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将加快，人民币汇率的波幅也可能扩大，以增强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对就业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
我们认为，人民币将继续保持渐进升值。其实，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会更大。一是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后，必然会贬值，这会使外汇市场出现强波震荡，会使人民币信誉下降；二是依靠有控制的市场，通过“试错”达到逐步逼近目标值的目的，这样比较有把握，比较稳妥；三是渐进升值有利于提升人们对人民币的信任，在这个基础上使人民币在周边市场和国际市场上逐步获得结算、支付、交易、价值衡量、储藏等世界货币的职能；四是渐进升值可以稳定外资；五是渐进升值可以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加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强势地位。
当前管理层对人民币汇率最为忧虑的有两大技术问题，一是在不用行政性、一次性的条件下，如何扩大汇率波幅，增加弹性；二是在不用“出其不意”的条件下，如何消除外间的升值预期，既消除风险，又达到稳步升值的目标。
第四，继续实施公开市场操作，加大货币回笼的力度。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引导银行间市场利率等方法可以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达到适度紧缩的目标。发行定向票据就成为了央行目前主要的辅货币调控方式。但是鉴于现在货币市场利率上升，也给央行操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成本压力。
2、 税收政策密切配合
第一，开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课征这种税的好处是，可以按照国家不断更新的国家产业政策和项目经济规模实行差别税率，通过增加过剩领域的投资成本控制其规模的非理性扩张。
第二，调整出口导向的政策，包括降低出口退税率，逐步减少甚至在短期内取消出口退税。现行的出口鼓励政策如果长期搞下去，我们支付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第三，征收物业税，征收房地产转手交易时的资本获益税。
第四，开征资源税和环境税。调整资源和环境的成本格局，从法律上、政绩考核上强调并采取措施提高环境门槛，提高包括外资企业经营在内的资源和环境成本，最直接的办法是增收资源税和环境税。
3、 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将密切配合，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等。
随着第二轮地根调控的逐步深入，一个以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为核心的土地审批制度改革即将由国土资源部推出。总体来看，这项改革的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审批管制将得以加强；二是严格新增建设用地的审查报批，保障国家重点工程所必需的用地；三是加大审查力度。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正借宏观调控，对地方政府卖地赚钱的行为进行彻底修正。例如国家将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预算，地方政府以前最大头的预算外收入，将全部进入中央的监控范围。此举无疑于对地方政府的“卖地博发展”策略来了个釜底抽薪。
4、 加快发展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的政策，改变银行贷款过度集中于大企业和少数行业。
5、 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新的政绩观有望逐步细化与实施，这将对部分地方政府的行为形成一定的约束。
6、 服务类价格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将加速推进。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形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必须深化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使它们的价格能很好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
（四）、 宏观调控的时机
中央在调控时机上，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审时度势，力保中国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的平稳较快增长。我们预计，今年下半年9～10月份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察期。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信贷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继续偏高，管理层将在这个时期加速推出宏观调控的“组合拳”。
（五）、宏观调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
与前一轮宏观调控有所区别的是，此轮调控更侧重“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调整基调，政策进入“微调”、“点调”时代已成手法日益成熟的中国宏观调控的另一大特征。已经发力的二次调控正将中国式宏观调控的微调路线勾勒得更为清晰。实际上，发改委、央行近期密集颁布的几大政策均是“微调”、“点调”。其实，今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宏观经济保持积极稳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宏观调控对资本市场的效应分析
第一，即将推出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将对股票市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不会改变中国股市长期的运行趋势。理由如下：
一是我国股市正处在牛市的起点，趋势已经形成；
二是央行紧缩政策会影响市场中的资金供求量，但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目前还与银行信贷市场处于分割状态，银行的资金难以直接流入股市；
三是调控手段比较温和，主要是依靠市场化手段来调控。
第二，宏观调控将对债券市场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部分商业银行抛售流动性较好的债券，对债券市场将构成较大的影响，会引发银行间拆借市场各拆借品种的利率上升，与此同时，还会造成银行间债市回购利率上涨。
第三，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将对资本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从进入我国资本市场的国外资金来看，既然其目标直指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差价，就决定了这一部分具有投机性质的资本不太可能投向实业，而变现容易、流动性极高的金融市场将成为这种资本的最好栖息地。国内证券市场必将成为国外资本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压力对资金总量正效应和资金结构正效应将有利于推进2006年中国资本市场总体价格水平上升。其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培养富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同时也会对非出口型企业产生影响，最终反映到资本市场中的相关行业板块投资机会的变化。
二、 对中国宏观调控的几点思考
（一）、宏观调控需要有清晰的界限
宏观调控出现了微观化的趋势，行政调控、微观管理大行其道。当前，我国宏观调控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在地产调控中，政府也是以结果为标准的，即政府判断开发企业的户型设计、定价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换言之，政府并未区分宏观行为和微观行为，只要政府认为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或者符合政府的宏观目标的，即使是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的微观行为，政府仍然将之归类为宏观调控。
我们认为，需要设定宏观调控的行为边界。如果政府的调控行为没有边界，则市场中的行为主体无法对未来建立起明确的预期，这将对市场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能再承担无限的责任，因此也就没有任意行事的权力。对政府的限权，其实比对企业的限权重要得多。我们以前笼统地讲宏观调控这个词，而没有界定政府的行为。
（二）、 宏观调控手段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宏观调控本来是对经济总量的控制，通过这种对经济总量的控制来扶平经济增长的波动。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考虑的主要变量是汇率、利率、通胀、失业率、财政赤字等，但一般不涉及具体的行业指导及行政控制政策。但是，在中国，如果只靠央行调整汇率或利率及财政部的预算，可能无法达到稳定宏观经济的效果。因此，目前中国宏观调控需要配上各部委共同协调并由国务院出面推出的一系列调控政策。宏观调控的一些具体措施，经过与有关部委协商之后，其大部分政策的效果往往是立竿见影。当遇到一些与宏观调控的真正目的不太相符的措施，管理层会根据反馈回来的实际情况修改宏观调控政策，以期达到更好的效果。
这种宏观调控模式虽然取得了效率方面的成功，但长此以往，容易导致如下一些系统性的问题：
一是市场往往过份看重政府的政策变化，国内外金融机构及企业花大量的精力追踪政府的最新政策动向；
二是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微观化的趋势，中央与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往往是通过具体的宏观及行业政策来体现；
三是全球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长远影响、各部门及行业的市场导向的协调往往被忽略；
四是经济运行在微观基础方面的制度建设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我们认为，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导致了宏观调控缺乏可靠的微观基础。而中国市场在微观基础方面的脆弱可能威胁到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三）、 宏观调控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一，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如果采取歧视性或差别性的政策，这些政策所产生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中国的金融市场尽管有很多不健全的制度，但它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市场的统一性就要求市场的价格水平处于一个非套利的水平上，否则差异的价格就会造成整个市场的套利盛行。同时，这种差异性的价格也容易导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导致政府对市场的主导，从而使得非市场因素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
第二，宏观调控“组合拳”政策可能有利于平衡相关当事人的种种利益关系，但实际上对许多经济决策来说，如果没有舍弃，就既不能够选择好的决策，更容易错过有效决策的时机。如果仅是从总量上来控制与调整，不仅对市场的影响与作用存在很大差异性，也容易为非市场因素对市场的干预与影响创造条件。
第三，在巨大存贷差和商业盈利的压力下存在的银行信贷扩张的冲动，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轻易压下来。在国有银行上市后，商业盈利压力增强，却削弱了中央政府对银行的约束力。自2001年开始，通胀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外汇占款过多。中央政府一直希望在不动汇率的情况下，压缩各大银行的信贷规模，减少市场上的货币投放，而针对央行近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四大国有银行与央行玩起了压缩信贷的数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