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分析范文

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第1篇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就是指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即是处于繁荣阶段抑或萧条阶段,波峰抑或波谷。因此,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就很有必要研究经济周期及其阶段。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实就是判断中国经济目前所处周期的阶段。

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两个阶段:收缩阶段和扩张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是周期的转折点。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机(crisis)、萧条(depression)、复苏(recovery或revival)。但是,在实践中要区分周期的四个阶段,或者说预测周期的波峰和波谷这些转折点,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尽管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运用复杂的统计模型来试图预测未来几个月或未来一二年的产量与就业量。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拟从两个层次入手:首先是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这些工具主要是;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储蓄S与投资I的关系)、产出缺口理论、总需求一总供给(AD-AS)模型、IS-LM模型;其次分析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是:GDP增长率、失业率(the unemployment rate)、价格指数。

二、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

(一)产出缺口

运用产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可以判断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出缺口是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差,即产出缺口=潜在的产出一实际的产出

当产出缺口是比较小的正值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这时出现衰退的迹象(也可能是复苏的征兆,这是假定为衰退)。随着产出缺Q的不断扩大,实际产出越来越低于潜在产出,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产出缺口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产出朝着潜在的产出水平上升,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产出越过潜在产出线、上升到潜在的产出水平上时,缺口最终变成负值。一个负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潜在产出的值很难估算,不过可以用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近似地表示。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比较大的正值,这时经济出现萧条。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负值(绝对值比较大),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

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很难测算,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值存在很多争论,一般认为位于8%-1%之间,显示了9年代的潜在增长率估算值。从中可以看出,199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9.7%),差额达5.9个百分点,这说明199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5个百分点,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OP增长率不断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的绝对值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又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经济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GDP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年,产出缺口缩小,但依然是正值,这表明,萧条或衰退程度有所缓和,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

(二)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

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总需求-总供给(AD-- AS)模型来加以说明。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AD--AS图形(图象略)中, 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 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 ASL不同于 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右边,即产出缺口是负值,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左边,即产出缺口是正值,经济处于收缩阶段。前文已述,1996年以来,产出缺口变为正值,并且不断扩大,表明现阶段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 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①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1996年以来,总需求持续减少和不足。到1998年,总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进入2年,总需求全面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3%,增幅比二季度降低.5个百分点,虽然降幅不大,但逐季下降。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7%,增幅比上月回落1.7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今年消费仍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力度,但不可能有更大的扩大,因为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顽固不退。这些因素主要是:(1)由于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持续缓慢。(2)下岗或失业人员继续增加,实际失业率不断上升,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很难增加。(3)消费环境、消费政策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善。

2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仅比上半年提高.8个百分点,升势有明显减缓的迹象。11月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仅增长6.7%,比上月大幅回落4.1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投资领域中的主要问题还是老生常谈的民间投资,即民间投资的启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21年初,投资的增长很可能会失去动力,拉动经济的力度会减弱,刚一启动的投资很可能再次陷入收缩之中。

2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形势喜人,首次创下了半年进出口双双“超千亿”的纪录。其中外贸出口超高速增长,出口1144.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3%,各月出口增速均在3%以上。出口的高速增长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有关,也得益于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周边国家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加大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内部环境。三季度,净出口由增转降,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5.4%,虽然增速仍然较高,但比二季度降低了11.9个百分点,增速回落的>！

通过对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分析,可知2年上半年总需求确实明显回升,但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这表明这种回升相当乏力,很难持续,总需求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结合AD-AS模型,这表明当前

中国经济仍然位于ASL左边。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很难说真正走出了低谷或萧条。 (三)IS-LM模型分析

尽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首选工具。决定IS曲线斜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乘数αG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b。在不考虑收入税率t的情况下,决定乘数大小的主要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MPC)。当前中国的IS曲线陡峭,这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即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

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十分复杂,需要对企业分类分析。大体说来,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比较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的依据是1996年以来7次调低利率,但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其实,国有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由来已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时,企业对利率提高也不在乎,依然是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欲望。国有投资对利率升降反应都不灵敏,主要是由于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市场、企业和银行等机制尚不完善。综合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可以大体认为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即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

1998年以来,一定范围内流行一种观点: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the liquidity trap)。所谓“流动性陷阱”又称“凯恩斯陷阱”,最早由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是指利率降低得很低时,货币的投机需求(the speculative demand for money)将成为无限的,这时,货币的投机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LM曲线也成为水平的。“流动性陷讲”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1)利率很低;(2)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无穷大。在现实生活中,这几个条件很难具备,因此“流动性陷院”从未真正出现过。就是美国3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也没有完全陷入流动性陷阱(但是LM曲线被认为是十分平缓的)。凯恩斯本人曾经声称,“流动性陷阱”的情形从未出现过。1998年以来的中国,并未真正出现流动性陷讲,但是,说我国经济已落入“流动性陷阱”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并非空穴来风,至少有助于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某些迹象,应当说是比较靠近“流动性陷讲”,因为7次下调利率,利率确实比较低了,再下调利率的空间已不大。体现在LM曲线上,LM并非水平,当前中国经济不处于“凯恩斯区域”或“萧条区域”,但是LM曲线比较平坦,比较靠近“凯恩斯区域”,位于“中间区域”与“凯恩斯区域”之间。 根据IS曲线和LM曲线斜率的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IS—LM模型形状是:IS曲线依然比较陡峭,不过高垂直尚有一定距离;LM曲线依然比较平坦。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位于萧条或收缩阶段。

三、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

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在他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依然宣称:总的来看,经济学家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inflation),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高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就业水平和低非自愿失业、价格水平稳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萨缪尔森的这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提纲挈领,简单明了,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完全可以此为参照。

(-)经济增长率

中国经济自1991年全面回升以来,一直保持超高速或高速增长率,远远高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但是,高速增长中又存在一个严重隐患:1993年以来GDP增长率持续下滑,1999年是下滑的第7个年头。按照“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1991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周期,扩张期是2年(1991-1992年),收缩期是7年(1993—1999)年,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仅为2/7,远低于以往历次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更远低于美国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经济平均扩张期持续3.6个月,平均收缩期为14.4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1.58。二战后,平均扩张期持续55.3个月,收缩期大约为1.8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5.12(陈乐一,2b)。由此可看出,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扩张与收缩的比率迅速提高。但是,9年代的中国,扩张与收缩比率却迅速下降,这无论如何不符合世界经济潮流。

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提高,尤其是1991年3月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主要原因无疑首推高科技,即技术变革。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次繁荣(约1886-193年,1915-1931年),技术变革(相继以洋务运动和电力的普遍应用为标志)起了决定性作用。经典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技术变革。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以及本轮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下降,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缺乏经济增长源泉——技术变革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重在量的扩张,技术水平低,轻技术创新,靠资金大投入支撑。支撑9年代前半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的超高速增长。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44.4%,1993年更高达61.8%。但是,1994年迅速降至3.4%,此后“一厥不振”,持续出现投资不足。靠大投入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一旦失去投资的支撑,其增长速度就会逐渐乃至持续下滑。因此,9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令世人瞩目,但增长质量和效率却令人忧虑。

2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跃升至8.2%,扭转连年来的下滑趋势,人们不禁为之一振。但是,三季度经济回升力度又明显减弱,当季GDP增长率为8.2%,并没有在二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第四季度GDP增长率降至8.%。再者,中国经济统计水份太多,种种虚假和不真实的数据充斥其中,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无济于事。因此,中国产出的统计数据可信度相当低,GDP的真实数据肯定要低于官方的统计数据。鉴于此。我们必须寻找对其他变量的分析。

(二)失业率

失业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乍一看,人人都懂,但是仔细想来,失业的内涵很难把据。西方学者对失业的种种定义,基本大同小异。综合比较这些定义,可以发现失业涵义的几个要素是:失业人员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未被雇用但正在主动寻找工作。第三个要素是失业定义的重要条件,这样就排除了非自愿失业。尽管如此,失业统计中还是存在种种问题,政府公布的失业统计数据往往偏离实际。西方学者对失业成因的解释是:在每一工资水平上劳动需求量降低时工资并不相应地降低(Joseph E.Stiglitz,1993)。因此,失业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工资调整的失灵,即为什么工资不降低;二是为什么劳动需求曲线往左

移动。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失业的这两个成因考虑的是短期因素,但是就长期来说,还存在另一个可能的成因:劳动供给量增加,即劳动供给曲线Ns向右移动。 我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典型形式是失业,但是,我国失业统计相当混乱。失业与下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似乎至今不清楚,或者讳莫如深。“下岗”的含义是:职工离开原工作单位,但其劳动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照此定义,下岗是否就是失业?笔者认为,下岗就是失业,并且是失业的一种典型形式,因为下岗完全符合西方学者对失业定义的三个要素。下岗职工一般都在劳动年龄内,肯定具有劳动能力,已失去工作但正十分渴望得到一份新工作或回到原有单位。如此看来,下岗岂非失业?只是失业包括的范围更广,城镇隐性失业者和农村失业者不是下岗职工,但都应属于失业人员。

197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在1979年,第二次在1989年,第三次从1995年开始,现在正处于第三次高峰时期。这次失业高峰的群体以中年人居多,并且集中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身上。真实失业率到底是多高,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3%左右,照这个数据,我国失业率很低,根本不存在所谓失业高峰。在西方国家,3%的失业率还低于自然失业率。但是,官方的3%仅仅是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城镇隐性的失业者、农村失业者都没有计算在内,试想如此官方失业率不知有何实际意义?在分析中,我们自然不能以官方公布的 3%作为我国真实失业率,真实失业率会远远高于3%。21年以来,下岗或失业人员还在继续不断增加。

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从长期因素来看,是人口总量过多,这是当时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总量过多自然导致劳动力总数(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过多。从短期因素来看,失业高峰是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总的说来,失业是由于劳动供给量远远超过劳动需求量,工资又不能灵活调整劳动供求(工资刚性)。

劳动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主要原因是产量下降,即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产量增加时,就业量也趋于上升;反之,就业量趋于下降。奥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也认为,就业量和工资不是在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产品市场上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决定的。凯恩斯的意思就是说,决定就业水平高低的是产量水平。就实证分析来说,产量水平与失业率确实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下岗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需求量减少,表明经济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阶段。

(三)价格指数。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物价波动是经济周期被动的主要现象之一,有些西方学者干脆就用物价变动来描述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且日益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最能判断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

前文所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降低。即减速的物价上涨,甚至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这时经济滑入萧条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攀升,即加速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这时经济步入繁荣阶段,因此,物价上涨速度的加速或减速是判断周期不同阶段十分重要的参数。与此相对应,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高;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低。总需求曲线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减少,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降低;相反,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增加,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攀升。

1997年1月,物价开始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1998、1999年两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都处于负增长中。从月度数据看,1999年全年各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上年相比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4、5月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5%和2.2%,是1997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此后,各月同比价格的降幅开始稳步回落。生产资料价格自1996年4月以来,一直持续下降。1999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 4. 8%。1999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幅度呈缩小趋势。

2年价格总水平持续在低位徘徊,并且呈现波动的特征。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是1998年4月以来连续22个月负增长后首次正增长,3月份、4月份又下跌,5月又开始持续略有上涨,但是8、9月份的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2和、3个百分点。1月份与上月持平,11月份同比上涨1.3%,环比略涨.7%。2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9%。三季度的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降幅比二季度缩小.6个百分点,但8、9月份的降幅又有所扩大。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去年以来逐月回升,3月份实现正增长,4、5、6月份继续上扬。1-6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9%。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4.8%,涨幅比二季度增大2.5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同比上涨5.1%,9月份上涨5.8%。

从走势上看,生产资料价格回升力度明显较大,但是,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回升力度较弱,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生产资料价格的逐月回升,是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及其连带效应,是成本推动型,而非商品供求关系的改变。总之,价格总水平至今还在低位运行,通货紧缩依然存在。承前文所述,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至多只是出现了复苏和回升的迹象,并没有稳定走向复苏和扩张。

四、小结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几种工具中最有价值的是产出缺口理论。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这是9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因此,1999年中国经济处于波谷之中。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最有意义的是价格指数。价格指数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结合,进一步证实了1999年中国经济已跌入波谷。AD-AS模型、IS—LM模型以及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也为1999年中国经济滑入波谷或萧条阶段提供了佐证。

2年产出缺口开始缩小,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但是,分季度分析,这种回升主要是在上半年,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超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总需求(消费、投资、净出口)分析中,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观点。况且,物价的持续低位徘徊,实际失业率的不断上升,这无论如何不是经济扩张的迹象。因此,本文的最后结论是: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的明显转机,出现了回升的的系列迹象。正在步入复苏阶段,但并未真正稳定走出低谷或萧条。

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第2篇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更加复杂艰巨，政府宏观决策对宏观经济分析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借助大规模数据生产、分享和利用，以崭新的思维和技术去分析，将揭示海量数据背后所隐藏的宏观经济运行模式。

大数据方法和技术不仅可以被深度地应用在微观分析、行业研究领域，也可以运用在宏观决策之中。未来，大数据既是企业占领市场、赢得机遇的利器，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的信息基础。而大数据时代对数据的挖掘、处理和分析的方式，对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无疑是一次大的革新。

大数据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趋势

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通常是通过对比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建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仿真宏观经济动力系统，对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判断与预测。

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越来越多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和相关专家学者都已经意识到，大数据对宏观经济分析有着革命性的影响。目前，在宏观经济分析及预测中运用大数据方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从新型宏观经济指数构建，到建立新型大数据宏观经济预测模型，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早期大数据在宏观经济分析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建立新的宏观经济指数，以便更加准确的反应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基于个人的交易记录，包括像一些欧洲国家将销售点扫描数据纳入CPI指数编制。

特别引起关注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利用网上购物交易数据创建的BBP项目 （Billion Prices Project），基于不断变化的一篮子商品所计算的日度通胀指数。这种实时的通货膨胀指数能够比相应的官方数据更好地反映实际经济运行的情况。当年，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BPP 的数据显示，大部分美国企业几乎立刻开始削减价格，这就表明总需求已经减弱。而相比之下，官方通胀机构公布的数据直到当年11月，即在10月CPI数据公布后，才对通货紧缩有所反应。

“企业发展工商指数”是宏观经济分析领域中典型的大数据应用案例，也是我国政府在大数据挖掘领域的首创成果。该指数包括10 个对宏观经济具有显著先行性的指标，可以提前1～2 个季度预测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它改变了传统的抽样统计方式，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对工商全量、动态的全国企业登记数据进行分析，发掘大数据价值，并采用合成企业发展工商指数，以判断宏观经济走势。

除了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方面相关指数的建构，从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的国际趋势看，使用大数据集，建构监测预测的模型，进行经济预测越来越广泛，逐渐成为很多国家央行进行经济预测的新方法和新工具。

在应用互联网大数据进行经济分析及预测中，使用网络搜索引擎或网络社交媒体记录的关键词，会有数据获取及时、样本统计意义明显等优势，预测精度较高。

Google Trends每天都在产生大量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查询结果，且这些查询结果与当下的经济活动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关系，或许可以对预测当下的经济活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此基础上，Choi H. &. Varian H.（2016）举例说明了如何利用Google Trends预测美国零售业、汽车、住房和旅游的销售情况。

还有相关机构引用专业数据分析软件公司SAS的研究数据，以社交网络活跃度增长作为失业率上升的早期征兆，帮助政府判断就业形势和经济状况，以更好地制定经济政策。在社交网络上，网民们更多地谈论“我的车放在车库已经快两周了”、“我这周只去了一次超市”这些话题时，显示网民可能面临巨大的失业压力；当网民开始讨论“我要出租房屋”、“我准备取消度假”这些话题时，显示出这些网民可能已经失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这些指标是失业后的滞后标志性指标。

样本统计转为总体普查

大数据的发展对于宏观经济分析最为显著的积极影响，莫过于使宏观经济分析从样本统计时代走向总体普查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中，传统的样本假设方式被抛弃，转而以真实的海量数据来进行计算机的自动分析。

我们知道，传统的经济分析包括经济计量分析是建立在抽样统计基础之上的，在传统的抽样统计分析中，往往以假设检验为基本模式，依靠的数据主要是样本，将样本假设为整体，然而，这种分析往往与事实存在或多或少的出入。

与传统宏观经济分析总是局限于小规模样本数据有所不同，在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覆盖范围和数据量迅速提升，数据样本的体量会极大地提高，甚至可以达到样本即总体的程度。例如，就物价而言，每一笔在电子商务网站成交的交易信息都能记录在案。这样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分析的可靠性必然大大加强。

同时，随着信息量的极大拓展和处理信息能力的极大提高，使得宏观经济的分析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统计分析模式，而是将抽样分析转变为总体分析。这一点对宏观经济分析意义重大，因为宏观经济系统纷繁复杂，如果能将对整体宏观经济变量的分析建立在尽可能多的关于经济主体行为的信息以及其他诸多经济变量的信息的基础上，无疑将会极大地提高宏观经济分析的准确性。

基于推特（Twitter）平台表达的公共情绪用来预测股市变动，是很典型的例子。2008年3月到12月长达九个月间，270万Twitter用户推送的多达970万条的消息，经过情绪评估工具――Opinion Finder 和GPOMS 被分别赋值并评估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情绪和“calm（冷静）”、“alert（警觉）”、“ sure（确信）”、“vital（活泼）”、“kind（美好）”、“happy（高兴）”六种情绪。结果发现，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GPOMS中的“calm（冷静）”情绪之间存在相关性。进一步研究发现，“calm（冷静）”情绪可以很好地预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未来2到6天的涨跌情况，而且这种每日预测的准确率高达到87.6%。

大数据时代，可获得大而全的可得数据，甚至可抛弃原有的假设检验的模式，这些优势是传统经济分析方法无法想象和实现的，无疑将会极大地提高宏观经济分析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不仅可以更加准确了解宏观经济形势，还有利于正确做出宏观经济发展的预测，从而更加合理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变量个数无限增多

在当前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可得性和多样性导致样本量无限增大，同时变量个数无限增多，这有利于应用大量模型进行研究，并应用完备的数据信息，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经济预测模型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传统的小模型预测，这类模型往往通过建立时间序列、横截面或面板方程来进行经济分析。传统的小模型预测的特点是仅使用较少的变量，像VAR模型的变量个数通常小于10个。二是大模型预测，这类模型往往使用成百上千个变量，因而大模型预测利用的信息非常丰富。

小模型预测理论比较成熟、方法相对简单。但是，小模型预测有天然的缺陷，那就是变量的完整通常是不可能的，而预测的效果受限于其所使用的变量。

使用小模型进行预测时必须仔细挑选预测变量，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是根据理论还是根据经验进行变量的选择，其过程必然会存在差异，其结果也更是可想而知，而且甚至会产生一些争议。比如，基于菲利普斯曲线预测通胀时，有的研究使用失业率作为预测变量，也有研究使用GDP缺口或者产能利用率。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刘涛雄教授就指出，由于模型变量选择、参数设置、估计方法以及滞后期选择等的不同，预测结果会产生很大的偏差。

小模型预测方法这一天然的局限是很难调和的，主要是因为数据样本有限而导致增加很多变量不可行。这使小模型预测的结论往往和经济现实严重脱节。我们很难想象中央银行会仅仅根据少数几个变量进行宏观预测，并据此做出决策。即便是一家企业也不会如此草率。

通过大数据挖掘，可以使得变量大大增加。这就为经济预测从小模型预测转变为大模型预测创造了条件，应用大量模型进行分析及预测，可以应用完备的数据信息，从而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在美国，银行通常依靠FICO得分做出贷款与否的决定，FICO分大概有15-20个变量，诸如信用卡的使用比率、有无未还款的记录等。而一家名为ZestCash的金融机构，在决定是否向客户放贷的时，分析的却是数千个信息线索。ZestCash正是依靠其强大的对于大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能力，形成了其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未必因果关系 而是相关关系

传统的经济计量分析以寻找相关事物（变量）的因果关系为核心，而大数据条件下的经济分析通常则着眼于挖掘相关事物（变量）的相关关系。

在复杂的宏观经济系统中，许多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往往难以准确检验，或者因果结论经常广受质疑。然而，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更加重视可靠相关关系的发掘，并且充分利用相关关系对于经济预测、经济政策制定与评估的作用，则无疑为宏观经济分析打开了另一片广阔的空间。

在“小数据”时代，宏观经济中的因果关系分析其实并不容易，耗费的精力大、时间多。特别是，要从建立假设开始，进而不断地进行一系列假设的实验，而一个个假设要么被证实，要么被。不过，无论被证实还是被，由于二者都始于假设，这些分析就都有受偏见的可能，所以极易导致错误。

同时，由于计算机能力的不足，在小数据时代，大部分相关事物（变量）关系的分析局限于寻求线性关系。然而，实际上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现实宏观经济中，总能够发现的是相关事物（变量）的“非线性关系”。

当然，在小数据世界的宏观经济分析中，相关关系也是存在并有价值的；不过，在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中，相关关系才将大放异彩。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与肯尼思・库克耶（Victor？Mayer-Schonberger &. Kenneth？Cukier）认为，建立在相关关系分析基础上的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通过应用相关关系，可以比之前更容易、更快捷、更清楚地分析事物（变量）。

英国华威商学院为预测股市的涨跌，使用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共计追踪了98个搜索关键词。这中包括“债务”、“股票”、“投资组合”、“失业”、“市场”等与投资行为相关的词，也包括“生活方式”、“艺术”、“快乐”、“战争”、“冲突”、“政治”等与投资无关的关键词。结果发现有些词条，诸如“债务”，成为预测股市的主要关键词。

“谷歌流感趋势”为预测季节性流感的暴发，对2003年和2008年间的5000万最常搜索的词条进行大数据“训练”，试图发现某些搜索词条的地理位置是否与美国流感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数据相关。

谷歌并没有直接推断哪些查询词条是最好的指标，相反，为了测试这些检索词条，谷歌总共处理了4.5亿个不同的数字模型。将得出的预测与2007年和2008年美国疾控中心记录的实际流感病例进行对比后，谷歌公司发现，它们的大数据处理结果发现了45条检索词条的组合，将它们用于特定的数学模型，预测结果与官方数据的相关性高达97%。

在大数据时代来临之前，尽管相关关系已被充分证明大有用途，可是相关关系的应用很少。这是因为用来做相关关系分析的数据同用来做因果关系分析的数据一样，也很少，也不容易得到，并且收集有关的数据，在过去相对来说，也费时费力，也会耗资巨大。不过现如今，可用的数据如此之多，也就不存在这样的难题了。特别是现在，有关专家们正在研发能发现并对比分析“非线性关系”的必要工具。总之，一系列飞速发展的新技术和新软件从多方面提高了有关分析工具发现宏观经济变量相关关系的能力，这就好比立体画法可同时从多个角度来表现人物或事物。

在大数据时代，这些新的分析工具和思路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视野和有用的预测，使我们看到了很多以前不曾注意到的宏观经济中的联系，掌握了以前无法理解的复杂的国民经济动态。

时滞变即期

目前对宏观经济的分析研究所采用的资料，主要依赖于各种统计调查系统的统计数据，但面临的最明显的缺陷之一便在于关于宏观经济统计的数据具有很强的时滞性。而大数据经济模型可以充分利用数据的实时性，提高分析或预测的时效性，为经济预警和政策制定提供最快速的资料和依据。

一般来说，依赖统计部门的宏观经济数据的都存在时间滞后的问题。由于不能及时获取宏观经济发展的数据信息，也就不能对当下的宏观经济形势作出准确判断。例如，政府公布的季度GDP 往往会有1个月的滞后期，而反映全面经济社会状况的统计年鉴的滞后期会达到3个月左右，这对及时了解宏观经济形势、预测与预警都是非常不利的，基于此统计进行的预测甚至被认为助长了宏观经济波动。

在互联网技术的辅助下相关宏观经济的分析部门能够快速地收集到主要宏观经济发展数据，如全社会的用电量、全社会的商品销售总额以及商品房的购买量等。这些大数据的获取时间较短，有的数据甚至是立即可以获得。

而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即时传播数据，如企业通过微博、微信第一时间产品、人事等重要信息； 普通用户实时针对特定事件或对象发表见解和态度，等等。

这些即时传播的非结构化数据对宏观经济的走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大数据软件处理平台，可以实时追踪和搜集这些即时数据，并快速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从而提高宏观经济的时效性，为经济活动参与者赢得决策时间。

在日本北九州市八幡东区东田地区实行的“八幡东区绿色乡村构想”中，日本IBM公司除了设立城市整体能源管理系统、综合性移动管理系统外，还参与了控制整个城市的城市指挥中心建设。得益于该公司处理和分析大数据的高效工作，当地行政机关可以实时掌握城市能源的情况，并将分析的结果同气象信息结合，详细预测48小时之后电力等能源的供需状况。如果发现将有电力不足的情况发生，行政部门可直接采取抑制电力消费或让电动汽车释放电能等措施，提前进行预防。

近来，在利用大数据对宏观经济进行预测方面，“现时预测（Now Casting）”受到特别关注。“现时预测”一词最初起源于气象学领域，是对现在已经发生的事由于信息滞后等原因难以马上知道准确情况，因而根据其他可得信息进行推测。

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第3篇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整体形势好于预期。从发展趋势判断，二季度，我国经济出现“过热”和“偏冷”的可能性均比较小，经济运行在比较正常的绿灯区，但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加大。通货膨胀是当前经济稳定运行的最大威胁，抑制通货膨胀成为当前宏观调控最紧迫的任务。在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今后几个季度宏观调控政策要保持稳定性，重点做好现有政策的落实，暂时不宜出台进一步紧缩政策;为防止可能出现的经济过快下滑，应着手准备应对预案;政策的紧缩与扩张都要坚持“有保有压”，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今年一季度，面对国内遭遇历史上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国际次贷危机不断蔓延和加深的严峻复杂形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较快发展的势头，经济增长偏快的状况有所缓解，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整体经济形势好于预期。但也存在物价上涨过快、外需明显减缓以及“热钱”加快流入等需要高度关注的新问题，给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

当前宏观经济走势预测

根据当前形势和趋势判断，随着雪灾对电力供应、交通运输等短期影响的消除，二季度工业生产出现反弹；同时，投资和消费的强劲增长将抵消出口减速的不利影响。总体判断，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可能会小幅反弹;同时由于国际价格上涨幅度较大、新涨价因素增多，通胀压力不降反增。

（一）新涨价因素增多，通货膨胀压力不降反增

今年二季度，促使物价上涨的因素比一季度有增无减：一是国际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石油价格高位震荡，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据商务部监测，一季度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扬，涨幅达14.6%，尤其是粮食价格上涨更为迅速。在前几年上涨的基础上，今年粮食价格继续攀升，目前大米已突破每吨1000美元大关，年涨幅超过3倍。由粮食涨价引起的全球性恐慌正在迅速蔓延，包括越南、印度、埃及等在内的许多粮食出口国开始限制或者停止粮食出口，发达国家已将粮食作为类似石油的战略物资。国际粮食供求矛盾突出，将使粮价上涨的压力继续加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警告说，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将产生“可怕”后果，包括数十万人被饿死，甚至导致战乱。尽管世界经济减速会减少石油需求，但新兴经济体需求旺盛、地缘政治和投资基金等因素抵消了这一因素，石油价格将继续在100美元左右的高位震荡运行。国际粮价和石油价格上涨，将对国内价格的上涨产生较大的压力。

二是货币流动性增大，物价上涨有货币条件。根据货币主义的观点，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二季度，促进货币供应增加的因素很多。首先是“热钱”流入增加，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额中除了贸易顺差和FDI外的不可解释的部分达850亿美元，规模远大于前几个季度，说明外资流入正在增加，增大了国内货币供给和流动性。随着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和中美利差的进一步拉大，外资流入的步伐难以减缓。其次货币供应增长依然较快，一季度期末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增长18.3%，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6.3%，均维持在较高水平。

三是投资需求高位运行，投资品价格上涨加快。在投资持续旺盛、原材料和工业品价格较快上涨的影响下，自2007年以来，投资品价格指数持续走高，今年以来上涨进一步加快，一季度涨幅达到8.6%，高于去年全年4.7个百分点。根据历史经验分析，投资品价格增长一般滞后投资增长半年左右。由于当前投资继续在高位运行，预计投资品价格在二季度还将保持高位。

四是供需变化使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压力持续增大。(1)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形势比较稳定，库存比较充裕，但也存在一定的缺口；(2)农资价格持续上涨。根据农业部监测数据，今年以来各种农资价格均出现大涨，绝大部分农资价格居历史最高水平。农资价格上涨增大了粮价上涨的预期和压力。(3)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用粮也将增加；(4)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变，人们对肉、禽、蛋等副食品的需求将日益增多，从而导致饲料用粮增加。另外，耕地面积减少、土地质量下降以及国际粮价飙升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五是生产领域价格上涨向消费领域传导的压力正在加大。从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包括工业品出厂价格、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都有所扩大。另外，新劳动法的实施及其他一些因素，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增加企业成本推动了企业商品价格的上涨，将进一步增大消费价格上涨压力。

六是翘尾因素影响依然很大，消费价格涨幅将维持高位。初步测算，一季度CPI上涨8%中，翘尾因素占5.2个百分点，二季度翘尾因素占4.9个百分点，仅比一季度下降0.3个百分点。根据一季度新涨价因素对消费价格的影响幅度及二季度新涨价因素可能的变化情况，消费价格涨幅将维持高位。

总之，促进二季度物价上涨的因素很多且比较复杂，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生产和供给方面的，也有消费和需求方面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还在持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防止物价由结构性过快转向全面通胀的任务丝毫不能放松。但随着季节性变化和促进供给政策作用的发挥，肉、蛋和蔬菜等食品价格上涨会比一季度有所放缓，使消费价格可能比一季度会小幅回落。预计二季度物价将增长7.5%，上半年增长7.8%，涨幅比一季度放慢0.2个百分点，同比提高4.6个百分点。二季度物价涨幅中新涨价因素比重比一季度有所提高。

（二）国内需求强劲，经济增长小幅反弹

多因素促进投资增长加快。二季度，既有促进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也有抑制投资增长的不利因素。有利因素主要包括：（1）地方政府换届，投资增长的体制性冲动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数据表明，在政府换届的第二年，我国投资都会出现一次加速增长。在政绩考核体系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换届效应刺激投资的体制性因素依然存在。今年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我们预计各地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依然会比较高，这将对投资增长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2）多数行业企业利润增加较快，资金到位情况良好，为投资扩大奠定了良好的资金基础。尽管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降，但剔除石油加工和电力等四个行业之后，其他行业利润增长（37.5%）依然在加快，同比提高了6.1个百分点。另外，一季度投资资金的到位情况也比较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增长25.2%，仍然保持较高增速。（3）灾后南方受灾省份基础设施的修复和重建，也将增加新的投资需求。（4）企业家信心指数保持高位。全国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一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140.6）继续处于景气高位并与上季度持平，有56.0%的企业家对2008年所在行业的总体运行状况持乐观态度，61.1%的企业家认为2008年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保持良好，表明多数企业家对当前及未来宏观经济发展仍然充满信心。

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不利因素有：一是受银行加息、能源原材料涨价和劳动工资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企业投资成本增加，降低了投资盈利预期，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二是出口减速会对服务于出口的投资需求起到降温作用。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预计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将加快增长，当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6%，比一季度加快1.4个百分点；上半年名义增长25.5%，比上年同期放慢了0.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7.5%，比一季度加快1.6个百分点；上半年增长27%，比一季度加快了1.1个百分点，同比放缓0.3个百分点。

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实际增速有所加快。二季度，促进消费的有利因素有：一是居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随着提高农民工工资、增加离退休人员工资和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等一系列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今年以来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均实现了较快增长，将有力促进消费增长；二是就业状况继续改善，将对增加居民收入、稳定收入预期、扩大消费支出产生重要影响;三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加快，劳动者报酬有望整体提高。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国家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这将对扩大消费需求产生持续性作用。

不利因素主要包括：一是资本市场调整的“负财富效应”。去年年底以来，沪、深股市深度调整（幅度超过50%），相当部分股民、基民的个人资产大幅缩水，而这部分家庭又是消费市场的主力军。资本市场深度调整导致的负财富效应将使更多的人减少开支；二是取消“五一”黄金周长假。由于国家今年取消了“五一”黄金周长假，外出度假、旅游和购物的人数必将大幅减少，从而影响假日消费的增长;三是高物价降低了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以食品为主的价格上涨将降低中低收入者（如农民和城市低保户等）的实际购买能力，食品等方面支出的增加会“挤占”对其他商品的购买。

综合分析，预计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20.5%，与一季度基本持平，但由于物价涨幅小幅回落，实际增速（约12.6%）将略高于一季度（约12.3%）；上半年增长20.5%，实际增长12.4%左右。

出口进一步减速，但外贸顺差规模由减转增。二季度，引起出口减速的因素较多：一是世界经济放缓，外部需求减弱。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将明显减速，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显现。IMF最新预测2008年全球经济仅增长3.7%，比2007年下降1.1个百分点。受金融市场持续恶化、房地产市场继续调整的拖累，一季度美国经济近乎零增长，甚至不排除负增长的可能。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将今年欧盟与欧元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下调至2%及1.8%，均低于过去的预期。

二是人民币快速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受美元走软、利率倒挂和外资流入增加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速度明显加快，一季度升值幅度达到4.3%。由于汇率变动对贸易影响有一个滞后期，预计人民币升值加快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三是政策性因素和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受人民币升值、新劳动合同法、出口退税、税率调整等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以及土地、劳动、资金等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出口企业成本迅速上升，增加了出口难度。在近期举办的广交会上，厂商的订货情况明显不及往年，说明未来出口增速仍然可能下降。

相反，引起进口加快的因素却比较多：一是国际大宗商品如石油、铁矿石等价格大幅上涨，并且主要以美元计价，这会提高我国进口的名义增速；二是中国经济增长较快，国内需求依然强劲，对能源、资源性产品进口继续扩大；三是实际汇率上升也有助于进口的扩大。

综合判断，二季度出口放慢、进口加快，贸易顺差将继续减少。初步预计二季度出口增长20%，同比回落7.4个百分点；进口增长25%，同比提高7个百分点；二季度贸易顺差680亿美元左右，同比增加18亿美元。

基于当前情况和趋势预测，预计二季度我国经济将保持快速稳定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8%，增幅略高于一季度0.2个百分点，上半年增长10.7%。GDP增速处在我国潜在增长率附近，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有所减缓。

宏观调控政策建议

从发展趋势判断，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出现“过热”和“偏冷”的可能性均比较小，经济运行在比较正常的绿灯区。但物价涨幅中新涨价因素的比重比一季度提高，通货膨胀的压力较大。因此，通货膨胀是当前经济稳定运行的最大威胁，抑制通货膨胀是当前宏观调控最紧迫的任务。

在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今后几个季度宏观调控政策要保持稳定，应重点做好现有政策的落实，暂时不宜出台进一步紧缩政策。同时，为防止可能出现的经济过快下滑，应当着手准备应对预案。政策的紧缩与扩张都要坚持“有保有压”，推进投资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主要政策建议有：

继续运用数量型从紧手段，停征存款利息税。针对当前热钱流入导致的货币流动性增大，要继续运用存款准备金、信贷规模控制和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型货币政策手段，坚持大力回收流动性。同时，由于物价高位运行，当前居民存款实际利率为负，使居民存款大幅缩水，使从紧的货币政策大打折扣。建议国家停征利息税，以增加居民利息收入，提高消费能力。

坚持“有保有压”，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我国的经济周期本质上是投资周期，固定资产投资的稳定增长是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和防止经济过快下滑的关键一环。无论对投资总量和速度的调控是防反弹还是防下滑，“有保有压”都必须坚持。这几年对固定资产投资控制过程中，我们注意了“有保有压”，取得一定成效。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过快下滑，现在就应当着手做好扩大投资需求的预案，扩大投资需求更要注重“有保有压”，决不允许高能耗、高污染项目卷土重来。

加大财政补贴的范围和力度。针对物价上涨给特定行业和居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政府已经对出租车司机、生猪和粮食生产、在校学生伙食进行了补贴，对稳定社会物价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财政状况良好，收入增长较快，并且补贴政策造成的扭曲比行政干预要小得多，因此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补贴的范围和力度，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增加供给中的优势和作用。比如，在发电企业自身消化部分因电煤涨价增加成本的同时，国家可考虑适当提高上网电价，提高发电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对电网企业提供补贴，暂时不提高电网销售电价。

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严防国际资本“大进大出”。今年以来，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放缓、人民币升值和中美利差较大等因素的影响下，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步伐明显加快，增加了国内货币流动性，增强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大了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并且由于国际游资的投机天性，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快速抽逃，对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打击假FDI等投机资本非法入境。在资本流出方面，实行有限开放（譬如通过QDII计划和走出去战略）政策，防止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维护我国金融和经济安全。

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宏观经济 产业结构 投资 消费 非公有制经济原因

六年来,广西经济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好，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快，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从2002年以来,全区生产总值增长已连续五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分别为10.6%、10.2%、11.8%、13.2%和13.5%，“十五”时期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0.6%，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尤其是2005年和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3%以上（如图）。2005年全区生产总值已突破4000亿元，经济总量明显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全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由2001年的4697元上升到2006年的10240元。财政收入由2001年的263.02亿元上升到了2006年的568.08亿元，六年的年增长率分别为19.6%、12.7%、11.8%、18.2%、17.7%和19.5%，年平均增速达16.6%，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广西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消费、非公有制经济等方面。

1.三次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由2001年的24.9∶36.6∶38.5调整为2006年的21.5∶39.2∶39.3,其中，第一产业比头两年下降3.4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比重则提高2.6和0.8个百分点。广西2001年～2006年三次产业结构情况如下表:

第一产业:内部行业结构不断优化，在稳定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同时，继续深化农业结构调整，特色农业区域格局显现，农业和农村经济总体发展良好。一是粮食生产保持稳定;二是种植业结构调整成效明显;三是优势产业集群区域化特征显现。农产品加快向优势产区集中，优势产业集群逐步显现。

第二产业:工业经济稳步发展，2001年～2006年第二产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88%，重化工业特征日益明显。广西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步伐，扩大工业技改投入，加大工业园区建设扶持力度，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改制重组工业内部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高新技术业得到较快发展，企业克服了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不利因素，广西工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已开始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同时，广西重化工业特征日益明显，增长速度已经连续三年保持快于轻工业。

建筑业也呈稳步增长趋势。全社会建筑业完成增加值由2001年的145.68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86.4亿元，年平均增长0.95%。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0.94亿元增加到13.29亿元，平均年增长幅度达到2.06亿元；上缴税金由6.04亿元上升到22.81亿元，平均年增长近2.8亿元。

第三产业:内部行业不断优化，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继续发展，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中的信息业和旅游业等新兴行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2.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重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六年来，广西政府正确地处理好宏观调控与加快发展的关系，同时继续坚持投资拉动为主的方针，加大重大项目建设力度，积极发挥重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期间广西投资的重大变化是小项目投资减少，重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3.消费增长总体平稳，增幅有所提高。2001年～2006年广西消费需求增长总体平稳，增幅有所提高，确保了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对广西经济增长的必要拉动，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同时，农村消费逐渐加快，城乡增幅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消费呈现出同步增长的趋势。

4.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广西政治上鼓励、政策上扶持、方向上引导、法律上保护，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积极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制度创新，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一是投资方面，非国有投资较快增长。二是消费方面，非公有制经济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市场份额继续扩大。三是出口方面，私营企业出口居首位。

综上所述，广西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加快；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工业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国内需求持续旺盛，国外需求保持较快增长；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继续提高；宏观环境趋于宽松，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国家继续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扎实推进，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加快，中国――东盟博览会继续在南宁举行，“两廊一圈”合作的提出；这多重机遇将为广西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第二，当前广西正市场导向的、内在的周期性扩张因素显著增强，消费结构升级和民间投资成为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有力支撑。

第三，经过“十五”时期的发展，广西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断增强，已经具备了加快发展的条件。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广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农业基础薄弱,抵御灾害能力不强，农民增收渠道不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产品竞争力不强，生产受市场需求约束加大;投融资渠道单一,项目前期工作滞后，新上项目难度加大;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就业、社会保障、扶贫开发任务还比较艰巨等。

参考文献:

[1]黄 铮:《广西对外开放港口历史、现状、前景》，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2]刘咸岳主编:《广西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2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3]刘咸岳主编:《广西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3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4]刘咸岳主编:《广西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4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5]李甫春等著:《千年等一回――广西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理论构想》，民族出版社，2001年

[6]韦小鸿等著：《广西沿海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战略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7]杨道喜著:《论转轨时期的广西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年

[8]章远新编著:《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加快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年

[9]广西社会科学院编:《广西实现富民兴桂新跨越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01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3）

[11]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02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3（3）

[12]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03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3）

[13]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04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5（3）

[14]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05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3）

[15]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06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3）

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第5篇

目前宏观经济学界又开始存在较大的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对于中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说目前强劲复苏的有之，认为2009年下半年才能触底的也有之。各方都有数据有分析，对于自己的结论十分自信。按理说，判断经济形势最主要的数据应该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但是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才公布一次GDP，因此对月份经济形势的分析则是依据国家统计局按月的宏观数据。这样做的合理性，很多人都认为是不言而喻的。

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了解计算GDP的两种方法。一种是生产法，每个季度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GDP数据都是基于生产法。但是在分析经济形势的时候，人们习惯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则是支出法GDP的概念。国家统计局也计算支出法GDP，但是所公布的支出法GDP是年度的数据。而人们在分析每个月的宏观数据时，是默认这些月度数据就相当于支出法GDP中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最近的一件事将这一问题公之于众，使各方都陷入了一定的窘境。

最近，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撰写了《如何理解今年一季度支出法GDP增长率》一文，特别指出了月度公布的数据与支出法GDP中的各项目在统计口径上的差异，而且指出支出法GDP中的各项目增长率和月度宏观数据增长率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使得应用月度数据分析宏观经济的基础动摇了。

这篇文章原本是为了回答一些境外媒体和评论人员对一季度GDP增长率与反映全部最终需求变化情况的支出法GDP增长率之间匹配性提出的质疑。但由于月度数据往往被人们误解为是支出法GDP中对应项目的对应数据，同时GDP的数据是季度数据，因此人们总是希望使用这些月度数据来分析经济的趋势，并对季度GDP数据进行检验。因此，事实上该文章也是对于这一类分析提出了实质性的质疑。

该文特别说明零售额数据包括一些不能被视为消费者支出的项目。其中最重要的几项是：以企业和政府机构为对象的零售额，这二者当然都不是消费者；建造住房用的建筑材料，其实应算作家庭投资的一部分。该文也指出，零售额数据中也不包括用于教育和医疗等服务项目的支出以及农村家庭所消费的自产产品。

当然仅仅指出这些区别并不能解释增长率方面的差异，因此该文进一步指出，与零售额相比，通过城乡入户调查得出的家庭消费开支数据能更好地反映消费者的支出情况。但是家庭消费开支增长率要大大低于零售额的增长率，统计局估计实际居民消费增长率只有9%。这是在分析中国现在经济状况时特别需要注意的区别。但使用家庭消费开支数据的缺点是：该数据是按季度的，无法在月度基础上使用。

分析中国现在经济状况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即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变动两部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上是与其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对应的统计指标,但两者在内涵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此处不再赘述这些区别）。该文指出，初步推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增长率只有24%左右,明显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但如果考虑到资本形成总额还包括存货变动，一季度全部存货变动大幅度下降,同比呈较大幅度负增长,从而大大抵消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增长率的贡献,使得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增长率其实只有7%左右。

除此之外，该文还明确指出政府消费和政府支出之间的差异，并透露虽然一季度财政支出增长34.8%，但是政府消费实际增长率只有8%左右。更为严重的是，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实际是大幅度减少的，与贸易差额的增长趋势相反。这样看来月度宏观数据的分析价值不仅值得质疑，甚至可能带来完全的误导。按照这篇文章所提供的三大需求的增长率数据，显然我们有理由对于目前经济的增长存有更大的保留。

这篇文章有助于一些分析人员对于国民经济核算有更深刻的理解，以消除误解和歧义。但也要指出的是，国家统计局仅仅指出这些区别还是不够的，其有责任为公众提供系统的、内部一致的数据。而且有更多的人分析，有利于社会更加正确地认识经济形势。例如如果统计局能够提供与支出法GDP的各个项目内容一致的月度数据，那么这些误解也就自然消除了，对于经济形势的分析水平也可以提高。

宏观经济分析范文第6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 财富结构调整 金融层面 实体层面 分析预测

中图分类号：F830.4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2-04-04

在固定资产投资与国际贸易顺差持续扩展的推动下，2007年GDP增长速度继续攀高，达到本轮经济周期的最高点。虽然实际GDP与潜在GDP之间的正向缺口进一步扩大，来自实体层面的过热压力进一步加强，但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大幅度缓和了成本提升和需求加速的冲击，来自产出缺口的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在可控区间内，中国实体经济依然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均衡的健康轨道上运行。

2007年，GDP在上半年逐季加速的基础上没有出现明显回落；CPI在食品类价格和居住类价格的支撑下持续走高；“双顺差”的进一步扩大；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货币政策组合式的紧缩调控效果并不明显，流动性总量过剩与结构性不足相并存的问题依然严重；在流动性过剩与金融进一步深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财富结构开始进行快速的调整，并推动了财富总量进一步的加速增长，使资产的财富效应已经显现，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和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开始改变，金融资产与不动产的价格自我强化机制初见端倪。

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改变“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的调控模式，强化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管理，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在缓和外部不平衡的基础上，积极调整内部经济结构，使2008年实际GDP增长速度向潜在GDP增长速度进行缓慢回归，在消除经济过热压力的同时，延缓本轮经济周期的繁荣形态；在有序推动国民财富结构进一步调整的进程中，隔断金融资产与不动产的价格自我强化机制，以缓和财富效应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分年度预测2007-2008年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势1，得到以下预测结果：

一、GDP维持高速增长势头的实体基础和必要性

中国宏观经济在2007年虽然延续了2006年增长的持续势头，但其季度波动规律却发生了明显变化，改变以往“二季度扩展、6月紧缩、下半年回落”的季度波动规律，全年各季度增长都超过11%。实际GDP与潜在GDP的正向缺口进一步扩大，从2006年的1.37%增加到2007的2.36%，增加幅度依然处于3%的可控区间，来自实体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低于1.5 %。这说明，虽然总体经济过热的压力已经出现，但中国宏观经济依然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的区间健康运行，11%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合理性。

第一、在本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主导型的特点更为突出。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不断深化的过程。上一时期的投资会在下几个生产时期转变为生产资本。同时，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这些因素使潜在GDP和供给大幅扩张，宏观经济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同步快速增长的进程中出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景气局面。

第二、从中国宏观经济近10年来增长速度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看，要解决中国经济长期面临的结构性问题，高速度增长是必须的。2000年以来，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产业部门间的联动性和均衡性开始显现，经济增长速度与部门离散系数呈现出较高的负相关关系。另外，在高增长-高投资的过程中，投资的区域结构也出现优化的趋势。投资出现了中部崛起的现象，投资比重持续呈现出“东部地区比重下降、中部地区比重上升、西部地区比重基本不变”的特点。

第三、中国就业的压力要求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中国总体经济增长-就业弹性在1999年以来一直处于下滑趋势， 2007年中国总体经济增长-就业弹性仅为0.053。这意味着，在维持目前的城镇失业率不超过4.5%的前提下要解决每年约0.97%的经济人口增长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当不低于9.5%。

二、固定资产投资的季度波动性降低，增长速度处于合意区间

2007年固定投资增速出现了“名提实降”的局面。2007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速度达到25.4%，实际增长速度为21.1%。从季度波动状况来看，2007年并没有出现以往“上半年提速，下半年紧缩”的波动模式，名义增长速度基本维持在25-25%区间，实际增长出现逐季轻微波动的格局。从增长速度和总量规模来看，2007年固定投资处于较为合意的区间，维持目前的固定投资增长速度对于中国经济在结构调整中维持高速经济增长是必需的。

第一、固定资产增长速度虽然高于消费增长速度，但是消费与投资的实际增长速度缺口进一步收窄，开始进入比较合意的区间。根据对世界各国在同类发展阶段的相关数据表明，经济在人均2500-6000美元的经济“起飞阶段”，投资-消费增长速度缺口在8-12%发展区间是合理的。否则，无法维持高速增长，达到“起飞”的速度要求。从1978-2007年30年的数据我们也看到，只要投资-消费增长速度差距低于6%，总体经济基本处于萧条状态。因此，在消费开始启动的阶段，较高的投资增长速度依然有保持的必要。

第二、从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调整消费、投资与净出口在GDP形成中的比重，不能依靠简单降低投资的方法来实现。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降低投资增长速度的直接结果不是使内需加强，而是外部不均衡进一步扩大，消费、投资与出口的不协调关系进一步恶化。消费调整的渐进性决定了要从根本上改变内需与外需的比重，必须在维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保证内需与外需均衡增长的基础上，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以及相对价格的调整才能实现向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的转变。

第三、本轮经济周期中的投资效率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宏观效率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同时，微观效率也出现了大幅度提升。在宏观上，1999-2007年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出现大幅度下降，从1999年的6.82下降到2007年的3.73。在中国目前工业化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该比值的下降则更说明中国投资效率的宏观革命。在微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自2001年出现大幅度上升之后，基本维持在30-40%之间高位。

第四、本轮高速的投资增长属性发生了变化。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原材料价格指数以及生产品价格指数的走势可以看到，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没有带来上游产业的短缺，也没有带来全面产能过剩或下游产业供给过多的问题；从投资主体性质和资金来源等方面来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主体主要为市场化的企业，投资来源主要集中自筹资金。

三、消费增长速度虽摆脱了“低水平”困境，但实际增长幅度并不显著

2007年我国社会消费零售名义总额在2006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出现了加速增长的态势，但是由于2007年物价水平持续攀升，全年实际消费增长速度仅为11.7%。2007年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预计为9.5%，与历史最高水平13.5%依然存在着很大差距。

第一、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使中国消费大幅度增速缺乏收入支撑。2000-2006年居民总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为11.2%，工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1.6%，但是同期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9.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5.5%。从2001年-2006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1.5%下滑到40.6%，下降了10.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及固定资产折旧的占比从34.5上升到44.8%，上升幅度达到10.3个百分点，而生产税净额占比从14.1%上升到14.6%。这种“富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投资-消费格局的恶化。

第二、住房投资支出极大地挤压了消费支出增长的空间。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中国居民住房投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98年的2.96%一直上升到2006年的11.2%，中国居民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的比例从1998年的0.051：1上升到2006年的0.215：1。由于房价加速性的上涨，估计2008-2009年房价的进一步提高将使这两项指标进一步提高，这对于2008年实际消费支出的提升有极大的制约。

第三、大量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费用支出的提高，对于消费提速也起到十分重要的制约作用。2001年到2006年居民消费中，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支出以及居住支出大幅度提升了，且增长速度超过了居民消费的平均增长速度。1998年之后市场化改革使这些服务的支付由居民进行支付。这些服务支出的比重在2000-2006年期间达到32.1%，且逐年提高。这大大挤压了居民对于其他消费的支付。

四、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均衡的实体经济基础上，中国经济近期爆发全面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从2007年以来，我国CPI处于逐季加速的状态，从1月份的2.2%增长到10月的6.5%，全年预计CPI增幅达到4.5%；零售价格指数（RPI）从1月的1.8%增长到10月的5.1%，而原材料价格指数和生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则经历了“先降、后升”的发展模式。

第一、结构性价格上涨在本质上是相对价格的调整，它不仅是要素价格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核心要点，结构性价格上涨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农产品、原材料以及能源的价格上涨，核心原因在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补偿性价格的上涨以及改革导致的价格约束的释放。因此，本轮结构性价格上涨一方面是高速经济增长中经济结构自动调整的产物，也是进一步结构调整的动力，中国经济从根本上需要相当一段时期的相对价格调整。

第二、结构性价格攀升的现象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持续。国内农产品供求的紧张关系将在一定时期难以缓解。由于国际粮食库存处于历史最低点，国内与国际市场价格差异依然较大，食品类价格攀升的国际压力将持续存在。能源价格改革、国际能源价格持续攀升以及国内外能源价格差异等因素决定了能源价格攀升将在一段时期内存在。工资形成机制的改革将使劳动力成本加速提升。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化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攀升等因素决定了土地价格的上升以及居住类价格的变化。节能减排等战略任务的持续推进将大幅度提高能源密集产业和污染型产业的生产成本。

第三、本轮价格上涨的结构性和补偿性特征决定了中国短期不会出现全面物价水平的攀升和通货膨胀。如果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次序、速度以及规模没有很好的控制，流动性持续偏高和货币缺口持续扩大很可能导致结构性价格上升向全面通货膨胀转变。因此，在短期内应当利用行业政策和财政补贴等措施，控制结构性价格调整的力度，并“对冲”结构性价格调整带来的社会冲击。在中期依然应当对货币缺口进行控制，在积极引导总量过剩流动性的基础上，防止过剩的流动性向实体经济过度转移。

五、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战略决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不宜过度收缩贸易顺差增速

2007年上半年，“双顺差”的状况进一步加剧。在经常项目大幅度增长并创造历史新高的同时，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也出现了巨幅增长，上半年达到902亿美元。估计2007年全年，进出口总值为2174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5%；出口12173.7亿美元，同比增长25.6%；进口9575.5亿美元，增长21.0%；贸易顺差2598.2亿美元，同比增长46.4%；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500亿美元，同比增长幅度15倍。

第一、进出口异样波动，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证券投资逆差大幅度下降，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大规模逆转，这些现象说明我国面临的投机资本流入的压力日益加大，加大投机资本的监控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越来越显得重要。

第二、在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的同时，中国出口价格指数、出口增加值率以及出口企业利润的大幅度提升说明了中国出口具有强烈的自主性，而不是国内产能过剩的被动产物，在内部不均衡与外部不均衡的互动进程中，中国经济外部不均衡的外生性主导作用日益凸现，以“调内为主，调外为辅”的政策导向日渐式微。

第三、外部不平衡与经济高速增长在较长时期内的共存，要求我们对非均衡发展模式进行重新认识，世界经济失衡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发生飞跃的契机，具有战略性的价值。简单追求发展的均衡、简单出台政策大幅度的削减贸易顺差可能延误中国经济的腾飞。

第四、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在短期内可能会引起中国贸易的小幅回落，而美元的持续走低可能意味着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自我均衡调整机制已经开始，中国贸易政策的中期定位应当相机决策。

六、财富的快速增长和财富结构的迅速调整，推动了中国宏观经济在金融层面和实体层面的进一步分离

高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快速的财富积累，在外部经济不平衡、流动性过剩以及金融深化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中国的财富结构开始进行快速的调整，财富结构的快速调整进一步推动了资产价格和财富总量的加速增长，资产的财富效应已经显现，并开始改变中国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和资产价格形成机制，金融资产与不动产的价格自我强化机制初见端倪。中国宏观经济在金融层面与实体层面进一步分离的进程中不仅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也出现了全新的动荡因素。

（一）财富总量和结构快速变化的原因

第一、中国非均衡发展模式所导致的中国国民对外债权的快速积累是财富结构变化的引擎。

在固定汇率和结汇制度的作用下，外汇储备资产的大量积累就意味着，国民通过外币资产转化的本国货币资产没有相应的本国实物资产与它匹配。货币资产出现过剩，即目前面临的流动性过剩。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在本质上是国民延迟的消费。因此，在国民的跨期决策中不会自动转化为消费而流向消费品市场，进而引起通常意义的通货膨胀。在实物资产和其他金融资产供给存在的前提下，这些由外币资产转化而来的货币资产要么向实物资产转化，要么向其他金融资产的转化，从而出现大规模的资产结构的调整。

第二、中国国民财富积累到一定规模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金融工具来分散资产风险，同时提高跨期资源配置的效率，资产结构多元化需求日渐强烈。

过去几年中，我国非银行融资渠道得到全面发展。1）居民在流动性过剩、利率过度低下以及储蓄风险过于集中等因素的推动下，开始大规模重新组合资产。一是将在消费贷款创新的带动下，将银行储蓄资产提前转移到不动产之上；二是在证券市场高收益的驱动下，将银行储蓄转化为股票、基金、保险以及债券等金融资产，出现近期居民储蓄活期化和大搬家的现象。2）企业在融资成本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驱动下改变传统的融资渠道，开始大量利用直接融资渠道进行融资。3）金融企业为了转移和综合金融风险进一步进行金融创新，使大量衍生金融产品出现。

这些力量直接引起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和实物资产结构的大变动。1）房地产资产比重提高。2）信贷资产相对规模开始下降，“脱媒”现象开始发生。信贷资产占GDP的比重逐步下降。3）股票市值在波动中大幅度上升，股票市值/GDP的比例也呈现出大幅度波动的态势。4）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较大幅度上升，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占GDP的比例显著上升。

（二）财富结构快速调整的影响

第一、财富形式的金融化导致大量货币资产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推动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化，M2和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呈现加速上涨趋势，货币缺口与CPI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

1991-2006年，中国M2的年均增长速度是GDP年均增长率的2倍多。金融机构金融资产/GDP的比例由1991年的110.0%上升到2006年的172.4%。货币增长快于实体经济增长的现象可以称之为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引起这种现象核心原因是金融资产的相互抵押和相互转化，加速了金融资源的流动和货币乘数的巨大变化。这使得货币供应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之间形成的货币缺口并不直接表现为实体领域的通货膨胀，货币流通速度的急剧变化使得传统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失去了操作基础。

第二、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使宏观经济的资金运用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进而使金融机构的资产价值对利率变化将更加敏感，金融机构资产的市场价值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利率风险暴露，实际利率调控在宏观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日益显示。

金融资产结构的多元化将对金融机构资金运用产生巨大冲击。贷款在资金运用中的比例逐步下降，有价证券和外汇占款的比重不断攀升。金融机构持有的有价证券占资金运用比例的上升主要体现在股票类资产价格的上升以及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价格的变化上，导致金融机构资产的价值变化将更多地取决于有价证券价值和外汇占款价值的变化，而这两种资产的市场价值对利率变化是高度敏感的。这也决定了利率调控在货币政策中的核心地位。

第三、在消费信贷创新的作用下，不动产的加速累计改变了利率与中国固定资产的关系，导致利率调节效果在房地产业和非房地产业发生分化，增加利率调控的难度。

由于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居民房地产信贷规模日益扩大，近几年固定资产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明显增强，尤其是房地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利率变化相当敏感。2001-2006年期间滞后12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变化对真实利率的变化具有敏感性。中长期信贷利率与住房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弹性系数为-0.796。这一弹性系数的绝对值大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利率弹性，这是因为房地产企业存在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因此，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会明显降低城镇住房投资，而对其他产业投资的影响则不明显。利率调整对于房地产行业与非房地产行业的效果将发生明显的分化。

第四、财富结构的快速调整使资产价格的形成机制发生变化。在宏观流动性过剩的推动下，财富的相互转化和相互融合使资本市场和不动产市场的价格自我强化机制开始显现，并进一步推动资产价值的重估、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与财富的加速膨胀。这些变化使居民的经济生活方式和企业的盈利模式发生了基本变化，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革命已经爆发。

首先，财富结构变化改变了传统的各资产市场之间的“跷跷板关系”，市场与市场在“财富-投资效应”和“相互估值与定价效应”下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机制。2005年之前，在房地产市场繁荣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开始出现熊市；在股票市场出现牛市时，房地产市场就会衰退。中房指数上海综指从1995-1999年从922点下滑到692点，而上证指数1996-2001年则从400多点上升到2200点；而在上证指数2001-2005年下跌到998点的同时，上海房地产2000-2004年平均每年上涨14.8%。但是2005年以后股市与房市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房市与股市相互推动。

其次，财富结构变化带动市场主体的行为发生巨大变化。居民在分散风险、投资获利与投机心理的驱动下，改变以往保守的投资行为，开始大规模进入证券和房地产等高风险行业。与此同时，大量的企业进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使企业投资收益大幅度上升，企业盈利模式全面转向资本运作和资本价值的增值之上。

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开始引领进一步的流动性向房地产和各种金融资产流入，使资金在金融领域与房地产领域快速自我循环。房价和金融资产价格开始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经济泡沫开始出现，宏观经济开始了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断分离中运行，宏观经济风险和调控的难度也日益加大。。

第五、财富的快速累计使财富效应开始显现，使利率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联加强。

利率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存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中的消费对利率不敏感，原因在于利率对中国消费影响的传统传递途径主要集中在储蓄存款的利息收入变化所产生的收入效应。但是，我们对近两年以来的城镇居民消费与利率和股票市值变动（财富变化）之间关系得考察发现，股票市场财富变化对城镇居民实际消费的影响有实质性的变化，股票财富的上升开始影响居民的消费。

七、政策建议

（一）随着实际GDP与潜在GDP的正向产出缺口的扩大，来自实体层面的过热压力进一步增加，但由于产出缺口及其带来的通胀压力并没有超过可控范围，宏观经济在总体上应当继续采取中性定位、偏紧操作、组合实施的策略，以推动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中进行自我均衡化的结构调整。

1、重视投资增速对中国宏观经济实施“软着陆”的宏观价值。在不对投资规模和投资增速产生全面紧缩效应的前提下，通过利率政策、要素价格改革、环保政策以及节能指标等途径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2、改变“以再分配调节为主”的政策导向，将初次分配格局调整与再分配结构调整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通过工资、财产收益分红和其他要素价格机制的改革，加速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机制的调整；通过社保体系的加速建设、支农政策的进一步推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提高、公益供给的提高以及新型政府住房补贴等手段，推动居民收入的增长和补偿性消费的提高。

3、对于目前的价格上涨问题，宏观经济政策一方面应当采取财政补贴、农产品价格稳定机制等措施进行分类治理，而不宜采取全面的紧缩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应当在恰当安排各种要素价格改革次序的基础上，降低结构性价格上涨向全面物价上涨转化的风险。

4、中国非均衡增长所具有的战略性意义决定了我国不宜过度收缩贸易顺差增速，在保持出口增速的同时，调整进口政策，促进进口增速的提高，以缓和“双顺差”对实体经济结构和货币供应带来的外生冲击。

5、高度重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密切关注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自我均衡调整机制的启动，中国贸易政策的中期定位应当相机决策。

（二）改变以往“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的调控模式，强化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管理，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为消除经济过热压力、延缓本轮经济周期的繁荣形态创造条件。

1、在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异变的环境中，改变传统的货币供应总量目标导向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确定真实利率目标导向的货币政策定位，通过适当加息与升值的组合消除过热压力，走出“资产收益虚高与升值的不良循环”。

2、改变以往“数量为主，价格为辅”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模式，重视名义利率调整的滞后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根据实际利率的变化，优化利率调整的时机。

3、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中，本币对内过度贬值的福利成本显然高于人民币对外升值的成本，适度加大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有利于突破货币政策的两难选择。

4、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环境中，一方面应对进一步减少财政投资的力度，防止财政的顺周期操作；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大支出结构的调整，利用财政充裕的条件加速社保体系得建设、加大公益的投资、提高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投入力度。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通过特别国债的发行、各种进出口关税和补贴的调整等手段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实施扩大空间。

5、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入的监控，防止投机资本通过假贸易、假投资以及地下结汇系统进入。

（三）充分重视财富结构快速调整的宏观影响，理清由此导致的中国宏观经济微观基础革命所蕴含的发展契机和整体风险，在有序推动国民财富结构进一步调整的进程中，通过各种方法来隔断金融资产与不动产的价格自我强化机制，以缓和财富效应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

1、财富结构的快速调整改变了货币循环的方式和货币政策中利率工具的效率及其传递机制。国家必须根据财富结构变化的进程，适当调整货币政策的操作模式。

2、在规范投资行为模式、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积极推动股票市场的再融资与扩容，增加收益率适中的新金融资产，提高金融产品的多元化，以减少财富结构调整中供给短缺带来的资产泡沫问题。

3、积极进行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在落实前期各项调控政策的基础上，严控土地价格的暴涨与相应的投机行为，严格股权质押、房产抵押以及其他房地产与金融资产相互转化、相互估价、资金自我循环的各种通道，防止资产价格自我强化机制的形成。

（四）有步骤地进行要素价格改革和本币升值是中国中期调控的必然选择。需要对不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次序、力度以及规模进行统筹安排，同时，根据货币政策以及世界形势的需要加大汇率调整的力度。

1、由于工资上涨对于未来结构性物价上涨是否转化为全局性通货膨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劳动工资形成机制不宜再短期全面展开。

2、本币升值不仅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替代的关系，也与关税以及各种补贴存在着替代的关系。人民币应当在实际汇率缓慢升值的前提下，以关税以及各种补贴的调整为辅助，进行名义汇率的调控。短期内贸易政策调控与货币政策调控都不宜过猛。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