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分析在宏观经济中的价值

时间:2022-09-06 06:31:40

均衡分析在宏观经济中的价值

一、一般均衡的涵义

所谓一般均衡,是指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国家的居民、厂商和其他经济当事人,根据各种产品和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不断对各种产品的供求关系和各种要素的供求关系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使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内生产的各种产品或服务,在供给与需求上达到均衡,从而形成均衡的价格和产量。一般均衡体现在三个方面:1.消费者均衡。它是指居民以给定的收入所购买和消费的各种产品的数量,已使各种产品的价格之比等于它们的边际效应之比,在这种状态下居民实现了效用或消费者剩余最大化。各种产品的需求量和价格都将稳定在均衡的水平。2.生产者均衡。它是指厂商生产的各种产品的产量,已使各种产品的价格之比等于它的边际成本之比,达到这种状态后,厂商实现了生产者剩余,即利润总量最大化。这时若没有其他因素冲击,各种产品的产量和价格都处于稳定的状态,没有变动的趋势。3.劳动、资本和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达到均衡。各种要素的价格等于该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要素供给者和要素需求者的利益达到均衡。在没有其他因素冲击的条件下,各种要素的供给量和需求量都不会发生变动,生产要素就实现了最优配置。上述分析表明,消费者均衡实现后,所有居民实现了效用(即消费者剩余)最大化,他们不会再增加或减少任何产品的消费量。这时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的需求总量将稳定在均衡水平,不再变动。生产者均衡实现后,所有厂商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增加或减少供给量都会使厂商们的利润受到损失。于是,各种最终产品的供给总量也将稳定在这一均衡水平。消费者均衡、生产者均衡和要素市场的均衡都实现后,最终产品的总需求量将等于总供给量,总产量GNP会稳定在均衡水平。我们以图1中的AD表示一国生产的各种最终产品的总需求曲线,以AS表示各种最终产品的总供给曲线。在E点各种产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均衡,价格水平为P*、总产量为Q*。在收入给定,且消费者对各种产品的消费偏好不发生变动,没有新产品发明的情况下,总需求曲线AD的位置不会变化。它既不会向左下方移动,使各种产品的需求总量减少,也不会向右上方移动,使各种产品的需求总量增加。在各种产品的生产技术条件不变,即没有技术进步和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AD的位置也不会改变,既不会向右下方移动,降低各种产品的供给价格,增加各种产品的供给量﹔也不会向左上方移动提高各种产品的价格或减少各种产品的供给量。在AD和AS都不变时,价格水平和总产量也都不会发生变动,价格将稳定在P*的水平,产量将稳定在Q*的水平。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一般均衡实现后,如果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的条件不发生变化,各种产品的产量以及总产量将不会发生变动。但是,如果出现了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方面的冲击,那么消费者的偏好将会发生变化,消费者对他们强烈偏好新产品需求量的扩大,将推动总需求曲线AD向右上方移动,从而增加实际总产量。另外,如果出现了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成本必然下降,总供给曲线AD将向右下方移动,从而增加实际总产量。关于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如何扩大总需求、增加实际总产量,本文第三部分将有专门的分析,而对生产技术的进步又如何增加总产量,笔者将另撰文解释,恕不赘述。对一般均衡理论应当有正确的解释。所谓一般均衡,实际上是指在充分竞争市场中,各种产品和各种要素的供给与需求,都要在相对价格的调整下走向均衡,从而形成稳定的最优产量和价格。它不能被解释为所有产品和所有要素在某一时刻“同时达到”供需均衡。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写到:“经济系统的一般均衡要求找到各种商品和各种投入品的价格,使每种商品的需求量等于供给量,以及每种投入品需求量等于供给量。一般均衡要求价格、工资和资本收益确保所有的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市场)同时出清。”[2]221斯蒂格利茨的这种解释显然不符合实际经济运行的经验。由于各种产品发明和成功进入市场的时间不同,以及人们对它们的消费欲望的强烈程度和供给条件等方面的差异,达到均衡的时间必然会不同。因此,所有产品和所有要素“同时出清”,“同时实现均衡”根本不可能。只要认真观察经济运行中的实际经验,就很容易验证上述结论。各种产品由于在发明和成功进入市场的时间不同、生产和供给条件不同、人们购买和消费欲望的强烈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它们将在不同的时间点实现均衡。而不是像斯蒂格利茨所说的那样,在某个时间点所有产品和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在某一时间点同时达到均衡。哈耶克、希克斯提出,阿罗和德布鲁充分论证的“时际均衡”模型,对各种产品将在不同时间达到均衡作了恰当的解释。“时际均衡”模型把确定nt市场出清价格作为目标。它从任一给定的短期出发点开始,在基本时间t期内,n项商品的价格会使这几项商品的产量达到均衡。在此期间,不仅相同的产品在不同时间价格不同,而且资本也会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利润率。“时际均衡”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分析不同时期结构变动和总产量增长以及周期性波动等重大的宏观经济问题。

二、一般均衡与库兹涅茨定律

1971年,库兹涅茨在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同时,又出版了《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与生产结构》一书。在这本传世之作中,他通过对21个国家(其中14个发达国家和7个发展中国家)100—150年中系统的经济统计资料的分析,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发达国家现代增长时期的总体增长率和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都比他们在现代化以前要高得多,更不用说比欠发达国家在最近一个世纪到一个半世纪的总体增长率和结构变换率要高得多了。按人口平均的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与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之间的历史联系,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得到肯定的证实,而为欠发达国家的经验所否定”[4]360-361。上述结论可以称之为库兹涅茨结构变换和总量增长定律。它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生产结构变换率决定经济总体增长率。对不同的国家来说,生产结构变换率高的国家,总体增长率和人均产值增长率就高;反之,总体增长率和人均增长率则低。而对于同一国家来说,凡结构变换率高的时期,总体增长率和人均增长率就高,反之,经济总量和人均产量增长率则比较低。衡量一个经济理论模型是否正确的基本标准,就是要看该模型对经济运行的解释是否符合真实经济运行的实际,而符合与否,则要经过系统的经验数据的验证。库兹涅茨是现代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计量和统计方法的奠基人,是国家经济增长数量分析和研究的先驱者。他从21个国家100—150年间系统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和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显然是可信的。库兹涅茨定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应当沿着结构变动—总量增长的思路分析和解释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目标是分析实际产出总量GNP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规律。实际产出总量是一国生产的各种产品的产量之和,GNP则是该国生产的各种产品的增加值之和。只有通过生产结构的分析恰当解释了一国生产的各种产品产量的变动规律,我们才有可能合理地解释总产量GNP,以及与之相关的总就业的变动规律和趋势。因而我们不能像凯恩斯学派那样用空洞的总需求理论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筙,来分析和解释总产量、总就业等宏观经济问题。遗憾之处在于,库兹涅茨并没有对生产结构的变换与总量增长之间关系做出系统的理论解释。本文则要运用一般均衡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工具解释和说明,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微观主体,即居民、厂商以及其他经济当事人,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如何不断地调整各种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关系,改变各种产品的产量,调整生产结构,从而促进一国实际产出总量的增长。

三、新产品发明、生产结构变换与总量增长

所谓生产结构,是指一国生产的产品的种类以及各种产品的增加值在总产值GNP中所占的份额。一国生产的产品种类的增加和各类产品在GNP中所占份额的变动,是该国生产结构变换的两个最基本因素。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是推动生产结构变动,以及总产量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而也是决定和影响宏观经济的最重要的变量之一。但是,时至今日这一重要因素并没有被纳入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之中。虽然索洛把技术进歩引入经济增长的分析之中,用来解释投资、储蓄和消费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总需求间的关系;基德兰徳—普雷斯特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用技术进步等供给方面的冲击解释总产量和总就业的变动,但是,他们所说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指生产技术的变革和改进,没有分析新产品的发明和供给对总产量增长的独特作用。本文将分析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如何增加一国的产品种类,调整生产结构,增加实际总产量。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是增加一国产品种类的基本途径,也是推动生产结构变换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一国生产的产品的种类增加,它的生产结构变换率会提高?在现代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以前的几千年甚至一万多年中,人类在其生产活动中的新产品发明很少,产品种类的增加非常缓慢,因而生产结构变换率很低,实际产出总量和人均产出量增长率也很低。进入资本主义之后,经济活动的普遍市场化激发了人们强烈的谋利动机。相当多的人把新产品发明和生产看成是增加个人财富的最有效的途径,从而使新产品的发明和生产迅速增加。自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制度所焕发出来的强烈的谋利动机,催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新产品发明。这些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增加了英国、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产品种类,加快了生产结构的变换,提高了实际总产量和人均实际产量增长率。罗斯托在《经济发展的阶段》一书中,把汽车业的出现看成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里我们以汽车产业为例来分析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将如何改变生产结构,从而提高实际总产量和人均产量的增长率。出行和旅游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之一。在19世纪末期之前的几千年中,马和马车是人们出行、旅游和运输的基本工具。1876年德国人奥托设计和制造出第一台汽油内燃机之后,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居民普遍向往能有一种更便捷的“不用马拉的车辆”。1886年戴姆勒在巴黎街道上把他发明和制造的一辆简陋的汽油车拿出来做表演。几乎在同一时间,德国人卡尔•本茨做了同戴姆勒一模一样的实验。接着,法国帕卡德—勒瓦索公司在戴姆勒专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设计出了性能更好的汽车。它在结构方面可算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汽车的原型:发动机装在车身的前部,车体上配有制动器、齿轮箱和传动系统。自此,汽车的发明和制造风靡欧美各国。19世纪末,法国的汽车产量遥居世界之首。但由于沃尔兹、利兰和福特等人的努力,美国的汽车业在20世纪初期后来居上,超过了法、德等欧洲国家。汽车这种新产品的出现促进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一般均衡理论可以恰当地解释汽车这种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上的冲击,如何改变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末欧美国家的生产结构,并带来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和繁荣。

消费者均衡导致了汽车这种新产品以及与之相关的石油产品、橡胶制品的需求量的扩张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在汽车这种新产品未出现之前,人们已在食品、衣物等传统产品消费上大体实现了最优均衡。人们花在每一种传统产品上的每一元支出都带来了相等的边际效用,达到了最优均衡。最优均衡达到之后,人们在这些传统产品的消费上就实现了净剩余总量,即福利总量最大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任何一种产品都使他们的净剩余总量受到损失。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净福利总量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虽是可喜的,但也存在值得忧虑的地方。因为当最优均衡达到时,人们将不再增加产品的需求和消费量,他们的净福利总量不会再增加。这也意味着总产量和实际收入将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市场出现一种人们更偏好的新产品时,才能摆脱上述困境。只要把钱花在汽车购买和消费上,就能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福利。居民在汽车和其他传统产品上的效用和价格方面的比较,激发了人们购买和消费汽车的强烈欲望,使汽车的需求量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末呈现迅速扩张的趋势。生产者均衡促进了汽车产量的增长和生产结构的变化。与任何能引起人们强烈偏好的新产品进入市场初期的情况一样,19世纪末期刚刚上市的汽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严重的供给不足的状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企业规模小。最初生产汽车的都是像戴姆勒、卡尔•本茨、沃尔兹和福特这样的发明者创办的小企业,生产规模小,产量低。其二,掌握新产品生产技术的有经验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员工少,生产效率低,产量小。其三,生产汽车零部件和组装整车的专用设备还没有出现,效率普遍较低,产量上不去。其四,最初生产汽车的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其资信状况使他们很难获得一般社会资本的支持,不容易从普通商业银行取得贷款,也难以在公开的证券市场上融资,因而增加产量缺乏足够的资本支持。上述的种种条件限制了上市初期汽车产品的生产量和供给量。迅速扩张的需求和相对于有限的生产及供给能力,使上市初期的汽车市场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之中,即S汽车<D汽车,或S汽车-D汽车<0,存在着巨大的供给缺口。这种供求关系必然会反映在价格与成本的关系上,使汽车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即P汽车>MC汽车,或P汽车-MC汽车>0,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带来了正数值的利润。供给缺口越大,利润越丰厚。只要增加产量就能增加利润总量,这必然激励厂商努力增加汽车的产量,汽车业的产岀量大幅增长。同时,与汽车生产和消费直接相关的产品,如橡胶、玻璃以及石油炼制等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增长。1880—1948年这68年间,汽车、石油和橡胶制品的产值总共增长了近589倍。除了汽车及其相关的新产品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电冰箱、电视机、空调等曾引起人们强烈消费欲望的新产品。这些新产品的产量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汽车等新产品产量的快速增长,使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库兹涅茨把美国1880—1948年制造业各行业的产量在整个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的变化,按开始期的增长速度做了分类统计。这份统计表反映了1880—1948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结构的变化。[4]362-364生产结构的变换体现在各种产品在全部产品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变动之中。1880—1948年68年中,美国38类制造业产品的总产值中,A类组(包括橡胶制品、汽车等13类产品)中的产值所占的份额从3.2%上升到35.6%,其中汽车分组(包括汽车、橡胶制品、石油炼制三个分组)的产值则从0.5%上升到19.4%;B类组(其中包括面包及糖果、纸、钢铁等7类产品)的产值从15%上升到26.3%;C类组(包括棉织品、服装、农机等9类产品)的产值份额反而从24.8%下降到22.0%;而D类组(包括面粉、米、纺织品、鞋靴、木材等9类产品)的产值份额则从原来的56.7%大幅降到15.2%。上述的产品种类和生产部门的分类尽管没有充分显示出新产品和新兴部门的产量份额变动,但库兹涅茨指出,A类组的产值份额的快速上升,都是新产品发明和重大技术变革的结果。

可见,新产品发明和技术变革是生产结构变换的基本动力。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带来了总体经济和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在汽车这类新产品没有发明和生产之前,它的产量为零,在该国的实际总产量即GNP中所占的份额也等于零。在新产品发明和生产岀来后,这种新产品的产量就是该国GNP中的新增产量。如果某一时期发明和生产的新产品种类多、产量大,则这一时期的生产结构变换率就快,总产量和人均产量的增长率就越高。新产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两部分:一是直接贡献;二是间接贡献。所谓直接贡献,是指新产品供求达到均衡时累计的最大产量。在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未达到均衡之前,它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新产品的价格高于成本,P>MC,P-MC>0,有正数值的利润。这时,只要增加产量就能增加利润总量,厂商必然会增加产量。因而在供给不足时期,新产品的产量会持续增加。但是,当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价格等于成本,P=MC,P-MC=0,即利润率为零,利润总量达到最大化。这时如果再增加产量,则会使价格降到成本以下,P<MC,P-MC<0,即利润率为负,增加产量反倒会使利润总量减少,厂商将不会再增加产量。可见,供需均衡时的产量是新产品的最大产量。从新产品上市直至达到供需均衡期间的累计产量,是新产品对GNP增长的直接贡献。新产品对GNP增长的间接贡献,是指由新产品产量增加产生的乘数效应引致而来的传统产品产量的增加额。新产品产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等收入的同步增加。在收入增加后人们不仅会增加对新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数量,而且还会增加一些传统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数量。在新产品进入市场前,传统产品已经基本实现了消费者均衡和生产者均衡,其产量不会再增加。但在收入增加之后,传统产品需求量则会增加,当需求量增加时,这些产品的产量将随之增加。

由收入和支出增加和乘数效应而导致的传统产品产量增加,是新产品对GNP增长的间接贡献。图2可以解释新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冲击所导致的生产结构的变动和GNP总量的增长。图中的AS为总供给曲线。AD为新产品没有生产之前所有的传统产品的需求曲线,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社会总需求曲线。也就是说,在新产品没有岀现以前,社会总需求曲线为AD,总产量GNP为Q。AD1是新产品的需求曲线。新产品的需求是社会新增需求量,因而在新产品进入市场后社会总需求曲线也就从AD向右上方移动到AD1的位置,这时社会总产量GNP将增加到Q1。AD2是新产品产量增加而产生的乘数效应所导致的传统产品的新增需求曲线。若把乘数效应考虑进去,社会总需求曲线将移动到AD2,均衡总产量将增加到Q2。新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上的冲击首先使一国的生产结构发生变化。在新产品没有出现之前的生产结构,GNP=OQ,其中,OQ表示该国各种传统产品所占的份额之和。新产品出现之后生产结构为OQ+QQ1+Q1Q2,其中,OQ表示该国各种传统产品所占的份额之和,QQ1表示各种新产品所占份额之和,Q1Q2表示乘数效应新增的传统产品份额之和。同时,新产品生产和供给上的冲击还导致了实际产出总量GNP的增长。新产品没有生产之前,GNP=OQ,其中,OQ表示各种传统产品的总产量。生产新产品以后,GNP总量=OQ+QQ1+Q1Q2。其中,OQ表示各种传统产品生产总量,QQ1表示新产品的最大新增产量,Q1Q2表示乘数效应带来的各种传统产品的新增产量。从对实际经济的观察和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均衡与非均衡是市场经济中任何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趋势。在市场经济中,居民、厂商和其他经济当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适应性调整,必然会使现有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的既定不变的各种产品的供给量,等于其需求量,达到一般均衡。在一般均衡实现后,每种产品的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每一种要素的价格将等于其边际产品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生产者实现了利润最大化,每个消费者实现了效用最大化,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源得到了最优配置。

没有一个人的境遇可以在不使另一个人境遇更糟的情况下得到改善。静态的一般均衡实现后,虽然生产资源在现有技术生产的各种既定的产品中得到最优配置,使社会福利总量达到最大化。但是同时也存在缺陷。当静态一般均衡实现后,人们的福利就不会进一步得到改善,经济将停止增长,社会也不会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生产者再提供一种人们更偏好的新产品,居民的总效应和社会的福利总量才能进一步增长。新产品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既定产品的静态均衡,进而产生一种新的非均衡状态。可见,经济由于新产品的进入而会走向非均衡,这种非均衡的产品又要在竞争中走向均衡———整个经济将在上述不断循环的过程中持续发展。可以这样说,由于戈森的新效用定律和熊彼特的创新原理的作用,经济总会出现非均衡。但是经济当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充分竞争,却又迫使经济从非均衡走向均衡。而实际总产量的增长、就业岗位的增加和全体居民的福利改善,正是在经济不断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循环过程中实现的。

作者:刘地久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

上一篇:房地产市场宏观经济分析 下一篇:企业宏观经济波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