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论文范文

宏观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解决地方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大县级政府财力培育,发展适合各地实情的县域经济,以经济的发展来促进财政问题的解决,走“经济-财政-经济”的辩证发展道路。本文以湖南省县级政府财力培育为研究对象,在分析湖南省县级政府财力困境现状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湖南省县级财力培育的宏观政策。

【关键词】县级政府;财力培育;湖南

近年来,在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连年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县乡财政困难越来越突出。这主要是由于农业、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增人增支刚性增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滞后等体制性、政策性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城乡分割和地区间经济非协调发展在县、乡财政上的集中反映。

一、湖南省县级政府财力困难的主要表现

(一)县级财政收支差额与赤字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国家清费立税改革相继出台,县乡预算外收入急剧下降,县乡财政的包袱大大增加。县乡政府作为一级政权机构,有其必须履行的政府职能,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由于县乡财政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财政负担,大多数的县乡财政很难支持一级政府的正常运转,影响县乡政府职能的实现。

以长沙市县级政府为例,2003年财政赤字为41502万元,2008年达到166097万元,扩大了4倍。不仅如此,县与县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在同一市内,以长沙县与望城县为例,2003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分别相差15925万元和19728万元,2008年分别达到37021万元和47953万元。不同市域,差距就更大了。以长沙市长沙县与湘潭市湘潭县为例,2003年财政收入湘潭县为长沙县的37.51%,财政支出则为40.88%,2008年分别为25.97%和51.91%。可见财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相对缩小,故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即财政赤字的差距不断扩大。

(二)文教体卫经费支出严重短缺

目前,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确实使中国逐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但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忽视了微观经济主体对社会环境发展的需求,致使我国大部分城市存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建设与社会文化建设不协调的问题,这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加大了我国人口素质、社会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转变政府职能入手,对文、教、体、卫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认识,并将科技和教育支出放到政府财政支出的首位,给予优先考虑。2000年至2008年,湖南省文教体卫财政总支出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但占财政支出比例却呈现出下降趋势,2008年仅为19.69%,是近9年来的最低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35%—40%的水平。

(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财政资金需求缺口巨大

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城乡社会保障实施严重不平衡。目前,农村以养老、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工作仅在小范围内试点实行,社会保障基金调剂范围较小,用于农村的社会保障资金费用也较少。以湖南省为例,2001年用于农村的保障资金为912.4万元,仅相当于城市保障资金的3.4%,若加上农村困难户集体补助金487.0万元和农村五保户集体供养金14467.5万元,也只有15866.9万元,仅占湖南社会保障金总额的9.96%。可见,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支援不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比例逐年下降,但不发达地区却是最需要财政公正支持的。

二、湖南省县级政府财力困难的原因分析

(一)行政机构膨胀,事业管理费高

多年来,财政供养人口过多,增长过快,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善。人浮于事的结果直接导致财政支出中用于工资的比例在增加,但行政效率却低下,加大了寻租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增加了财政运作成本。据调查,2001—2008年湖南省政府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9%—10%,并呈现稳步增长趋势;部门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高达30%;行政事业管理费占比高达55%以上。财政支出绝大部分花费在政府行政机构、部门管理事业费上,造成财政支持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导致财源培育不足,制约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二)县域、农村经济发展不足

当前,县乡财政可用财力增长乏力,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不够。湖南是农业大省,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慢,绿色、优质、高效的农产品基地规模小,农业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农民增收的步伐缓慢。2008年湖南省农民收入中的73.8%来自农业,其中,农业收入中来自粮、棉、油、糖、烟叶的收入高达80%以上,来自果菜收入比重还不到10%。过去,在农产品短缺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一直比较高,农业只要增产就能带来农民增收。并且,湖南省农业税收年增长幅度,从2000年的33%回落到2005年的9.6%直至近年才稍有回升。种种现象表明,农业增产、农民不增收和财政不增税的问题对县乡财政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已经显露出来,并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这是近几年来县乡一级财政困难程度进一步加大的重要原因。

(三)城乡资源占有不均等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均等

1.城乡人口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我国建国50多年来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人口总量也是在递增的,到2000年才有快速相对下降的迹象,但至今仍有将近61%的人口聚居在农村,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农业就业结构转换仍然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农村聚居大量的人口,必然导致极低的生产效率,这也和我国工业化的程度极不相称。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当属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到现在农民要变成城市居民的主要途径还是升学。因此,打破城乡人口滞留的格局,加快城市化进程,显得尤为必要。

2.产业结构演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确实出现了高增长。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高增长却是由第二、第三产业拉动,而第一产业停滞甚至萎缩,这主要是由农业的禀赋决定的,但还夹杂着人口因素。1997年以后,我国农业产值占到GDP的20%以下。同期,我国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70%左右,结果就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变得特别突出。1978年,从三种产业的产值结构来看,我国工业所占比重已达44.8%,具有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中等发达国家的特征;而从劳动力结构来看,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73.3%,是人均GDP200美元以下农业国家的典型特征。这里面的关键因素是人口结构的调整跟不上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1999年,我国农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为17.7%,而就业比重依然高达50.1%。根据库兹涅茨的统计分析,当人均GDP达到500美元时,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31.4%。可见,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过大导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过低。

三、培育湖南省县级政府财力的宏观政策研究

(一)精简乡镇行政机构与成员

益阳市作为湖南省改革试点城市,2006年内,全市乡镇从144个精简到96个,1294名乡镇干部精简为705人,乡镇事业编制减少10035人,精简率达63.4%。以益阳市2005年底人口总数460.6万人为基数,几乎每300人中就有一名政府办事人员;年度财政收入总额92377万元,而财政支出达到317808万元。从种种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湖南省县级政府机构臃肿,基层行政机构人员冗杂,财政供养规模过大,使得县级政府财力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无法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推行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精简冗员。转贴中国论文联盟-可以根据“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基本原则,考察各地实际职能需要与财力因素,配备工作人员,避免出现人多反而不办事、办不好的情况。并且,政府的编制也应该考虑一定时期内的财政情况,在集中财力求发展的时期可以适当缩减编制,等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才时,再适当引进,以达到比一开始人员臃肿时更事半功倍的作用。

(二)推进乡财县管

自从实施税费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等政策后,绝大多数乡镇已经失去其主要的财源。农业税在整个湖南省的财政收入中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在绝大多数没有自主产业,仅仅依靠农业税等税费收入取得财政收入的乡镇对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吃饭财政”的现状都难以持续。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逐步撤消乡镇财政,推进“乡财县管”也是必然趋势。采取预算共编、账户共设、集中收付、票据统管的管理模式,逐步取消乡镇财政。

(三)提高农民在土地转让过程中的分享比例

在现行征地制度下,除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公益事业用地、农民宅基地外,所有新增建设用地需要占用农用地的,无论是出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目的的需要,还是出于房地产开发等私人目的的需要,都借助国家土地征用权来实现农地转用,征地的服务范围超出了公共利益的界限。同时,国家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在征地补偿中对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就业保障未予足够的考虑,特别是对于本来就很低的征地补偿费用,集体经济组织又要截留、分享,因此农民实际得到的补偿更低。征地后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于缺乏非农就业所必需的专业技能等原因,很难在短时期内找到合适的非农就业岗位,而货币形式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很不完善,致使一部分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就业都受到了影响。在土地用途管制下,农民承担了耕地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公共利益的代价,却不能全面分享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不能得到应有的公共财政上的支持和补贴,农民的土地权益事实上集体性地受到了侵害。

(四)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

要创新土地流转制度,一是要打破国家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允许集体非农用地直接进入市场,对经营性用地实行市场定价;二是明确界定“公共目的”的内涵和外延、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限和征用范围,提高农民转让土地的分享比例;三是建立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土地资源价格、资源成本和社会保障价格的科学的地价评估体系,对批准入市的土地进行全面的定价评估,为征地补偿提供价格依据;四是在充分考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土地发展补偿、未来收益补偿、社会保障补偿以及劳动力安置等因素的基础上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五是对于有长期稳定收益的公益性占地,允许农民入股,允许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以租赁形式转化为工商业用地。

四、总结

县级财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财政问题,因此在讨论县级财力建设时,不再局限于就财政而论财政,就经济而论经济,而是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辨证地分析县级财力的“经济——财政

——经济”的发展模式。具体来看,其主要体现在发展县域经济与培育财源、财力资源投入与县乡尤其农村经济发展上。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是源与水的关系,但我国现阶段下,财政投入支持县乡尤其农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因此,应辩证矛盾统一、长短期相结合来看待财力培育与现阶段财力困境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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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庭栋.多予少取放活增加农民收入[J].山西农经,2004(1):31-35.

宏观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黑社会性质犯罪，既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严峻社会问题，也是各国法律所重视的一种犯罪现象。近年来，黑社会性质犯罪在我国呈现出日趋泛滥的态势，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生产生活秩序，也为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日益关注。作为一种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不仅具有独特的行为特征，其防范对策和控制方略与其他一般团伙犯罪也有较大区别。本文试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和形成原因入手，对其防范对策作粗略分析：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与特征

黑社会性质组织，从字面意义上考察，应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也就是说，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组织结构、犯罪方式、反侦查能力等方面与一般的团伙犯罪有着质的区别，已完成了从团伙犯罪到有组织犯罪的飞跃；但其组织的完整性、组织的层次性、与政权的合流水平与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形态相比，又存在明显差距。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方向是典型黑社会组织，是其发展过程的初级阶段、初步形态，二者只有量的差别，而无质的区分。所以我们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是犯罪主体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独立阶段，它的全部特征均来自对黑社会组织的描述，只不过更具成长性而已。

何谓黑社会？目前，国内外对此还没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国际社会一般把有组织犯罪认定为黑社会犯罪，认为二者的含义基本上是统一的。[1]但对有组织犯罪的论述，学界众说纷纭，意见不一。[2]对黑社会组织提出的概念也达六、七种之多，[3]此处不赘。我们认为，黑社会具有以下特征：1、准社会性。准社会性首先表现为结构的组织性和层次性。黑社会组织系统一般严密而复杂，是一定数量的成员联合起来的必然方式，一旦形成即相对稳定。在系统内部，等级森严，层次明显，分工细密。其次，有维持组织生存的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这种行为规范不但是组织系统生存的基础，也是组织系统发展的必要。最后，有相对独立的亚文化。何为对，何为错，应该怎样处理各种关系，黑社会及其成员都形成了不同于社会主流文化的判断标准和是非观念。2、目的的非法性和手段的暴力性。通过犯罪或介入一定成分的合法经济谋取金钱或其他经济利益，是黑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其本质属性所在。窃取政治权力，是近一步攫取经济利益的保障，也是维护生存逃避打击的手段。目的的非法性决定了手段的非法性，获取权力和财富都是建立在有组织的暴力之上的，对内，可残酷压制越轨者；对外，通过暴力消灭对手，威胁、暗杀迫使政府官员恐惧屈从。

黑社会基本特征界定后，黑社会性质组织便容易把握。新刑法第294条将黑社会性质犯罪表述为：“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样的规定显然过于笼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案件集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认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

（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

（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

（4）在一定区域内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描述基本反映了我国目前此类犯罪的大体特点。依据司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描述和对我国目前黑社会性质犯罪现状的剖析，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黑社会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1、组织化明显但层次性不强。这些犯罪组织通过对传统民间帮会和旧有黑社会的继承，加上对国际成熟状态黑社会犯罪方式的模仿，其成员在结构上有一定的组织性，组织内部亦有较细分工，但总体来看，层次性不强，领导层、决策层有时会直接参与具体犯罪活动，因此更容易暴露。这种特点是和其规模较小、成员有限、正处于成长期等原因相联系的，所以，和黑社会比较，准社会性方面有较大差距。

2、经济目的明显，政治目的不突出。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通过一系列的犯罪活动攫取金钱和其他经济利益，那些获利巨大的犯罪、走私犯罪、控制等非法活动，便成为其首选目标。有时他们也会介入合法经济，但其本质属性决定了表面上可能是合法经济与非法经济的结合，但实质上却是犯罪活动。为逃避打击和获取更多财富，他们也会以贿买的方法腐蚀政府官员，或向政治领域渗透，但这些大都为经济目的服务，政治目的不甚明显。

3、具有较强的本土性、区域性。受人员、资金、经验等方面的限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现阶段主要利用区域的控制优势，在一定范围内实施犯罪活动。血缘、狱缘作为主要的联系纽带，决定了活动范围只能局限于一个城市、一个村镇、一个街区，基本上不具备向外发展的能力。

4、暴力性和脆弱性并存。处于初级阶段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还不具有无形的威慑力，必然以大量使用暴力作为扩展生存空间和稳定组织的手段，但这种方式也会使其加速暴露，走向覆灭。同时，他们无法寻求到较高层次的政治庇护，加之整体人员素质低下，组织的生存普遍依靠胆量和欲望，因此，容易被政府摧跨和被其他组织吞并，其脆弱性是十分明显的。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成因分析

犯罪现象是社会的一种病态反映，更是考察一个社会内部运作机理的窗口。因此，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成因进行分析，不仅可为我们制定相应的防范对策提供依据，而且还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我们认为，黑社会限制犯罪的形成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二元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是产生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看，我国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长期形成的城市和农村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只能固定在农村从事简单的农业再生产。落后的自然经济造成了农村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的贫乏，使农村、城市形成了两个反差强烈截然不同的社会。据统计，我国80％生产力集中在城市，只有20％的生产能力在农村，而人口分布恰好相反。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但户籍制度和文化差异阻止了二者的结合，人为的阻断强化了“城里人”与“农村人”的敌视心理，在得不到疏导的情况下便通过一种极端的形式??犯罪表现出来。相同的地位、地域、文化背景产生的亲和力使他们更容易聚集，在犯罪活动中更容易相互联系和照应，经演化便有可能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4]

体制转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问题。不景气企业下岗失业的工人，破产的商业经营者和各种原因辍学的青少年散落在社会，这支成分复杂的无业大军，“不仅仅个人生活没有来源，给家庭造成经济和精神负担，而且个人未能取得社会承认，心理失衡，人际关系紧张，又长期游离于社会，失去组织约束”。[5]构成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社会基础。

二元社会结构、失业，不仅形成数量巨大的闲散人口，而且还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和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基尼系数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平均状态，0、3??0、4为合理状态，超过0、4则属于收入差距过大。据报道，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警戒线。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了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者形成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加上富有阶层奢靡生活方式的不良示范作用，又强化了贫困者的不满心理，于是犯罪便成了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一种病态矫正选择。

（二）不良需求导致犯罪市场的存在，犯罪成本的加大，促使犯罪规模化发展，这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形成的决定原因。

现代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需求。但由于社会财富的相对集中性，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对某些物品拥有使用的禁止性，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物品的短缺现象，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公众对非法商品和非法服务的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回报。、走私物品、，正是分析黑社会性质犯罪得以滋生的适例。法律制裁的严厉性，犯罪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以及追求高额利润的垄断性，使单一犯罪、团伙犯罪取得预期效益的难度日趋加大，为降低犯罪成本，追求规模效益以取得最大非法利润为目的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产生成为必然选择。

（三）社会控制弱化和非法控制力量的兴起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兴起的外部原因。

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繁荣，个人空间和个人自由度也随之增大，国家和法律对个人行为和社团活动的控制和规范也呈弱化趋势。原来的基层组织由于失去资源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力削弱，原有的家庭宗法组织却乘机兴起，有的宗法组织为维护本家庭的团体利益，在家族亲情的幌子下，利用宗族的影响和号召力，为非作歹，称霸一方，不仅妨碍了国家政令的实施，其本身也容易演化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对职业的再次选择自由度加大，隐形失业人数的增加，促使个人通过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向社会负责的“个人??单位（基层组织）??社会”控制模式解体，非法利益团体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亚社会结构，填补了基层组织的空缺，阻却了个人向社会负责的进程，进而发展成为“个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社会”的控制模式。

另一方面，政治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撑起了保护伞，为他们实施犯罪提供着有利的外部环境。黑社会性质组织凭借巨额的犯罪收益，又进一步贿赂腐蚀党政官员，形成“官??黑共生”模式，所以说“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既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其得以兴起的重要因素。[4]

（四）法治进程中立法滞后，司法空白，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存在的法制因素。

法治进程二十年来，我国旧的法制沉淀没有切除，行政驱动模式下进行的法律移植、法律制作，使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律环境无法形成。法治进程中的局部阻却造成了诸多领域立法的真空和冲突，而黑社会性质犯罪正是利用这种短暂的空白得以维持。[6]

此外，黑社会性质犯罪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诸如人性的局限性和亚文化的多重性，国外黑社会势力的渗透，[7]我国历史上黑社会帮会组织的影响等等。总之，黑社会性质犯罪是多重原因所导致的结果。对原因的分析，为采取针对性控制对策提供了依据。

三、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分析

（一）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的总体评价

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是国家所采取的为法律所规定的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发展的各种政策、对策、方法、手段的有机整体。它既包括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预防措施，又包括打击措施；既包括宏观预防对策，又包括微观治理对策；既有实体法的规定，又有程序法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1、综合性。前文我们已经谈到，引发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又有立法司法方面的因素；既有宏观社会政策的影响，又有犯罪个体素质的原因。原因的综合性决定了控制体系的综合性。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必须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各种手段，各单位各部门齐抓共管、协调一致。而不能单纯地停留在惩治层面，否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此，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应以社会这个大背景进行综合治理，不能仅寄希望于司法手段，“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李斯特语）”。[8]

2、相对性。所谓相对性是指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实施效果要有理性看待，正确评估，不能夸大控制体系的期望值。控制体系的相对性来自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相对性。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存续和发展有着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同时，它的成长过程又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他们的组织形式、行为方式、反控制手段会针对社会政策、法制建设的变化而不断自我调整。同时，从社会功能上分析，黑社会性质犯罪，一方面，不仅使整个社会的正义观念、道德准则和公共秩序遭受破坏，而且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蔑视，公众的社会安全感系数大为降低；但另一方面，黑社会性质犯罪存在的本身，也反映了主流价值形态的缺陷、在社会管理方法中的漏洞，这些价值缺陷与管理漏洞，要求国家必须转变管理方式，完善社会制度，它其实“表明了对未来道德的一种期望，并且直接有益于社会的进化”。[9]产生上的多因性和存在上的相对合理性要求我们在观念上不能期望控制体系可以完全彻底地清除黑社会性质犯罪，而只能将其控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度和范围内。

3、特殊性。所谓特殊性，即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所采取的控制方略不同于对付一般犯罪的思路和模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反侦查能力、危害程度，均非一般的单一犯罪、共同犯罪、团伙犯罪所能比拟。不同于其他犯罪的特殊性，决定它的控制体系的特殊性。传统的司法系统是建立在“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理念基础上的，而黑社会性质犯罪却是一种“集体行为”，这使得传统模式在控制过程中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控制体系的建构，要借鉴国外和我国历史上治理黑社会的经验和办法，并结合我国具体的现实情况，作出特殊的选择。

4、法治性。我们所认为的法治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对特殊性的制约，即注重人权的保障，体现控制方略的人道性。被告人的人权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不能说孰轻孰重，过分强调被告人人权，限制司法部门，会引发被害人的不满，进而损害程序正义的基石；过分突出对被告人的打击，不惜一切代价，达到惩治目的，甚至“采取侵犯人权的犯罪防止手段，会导致国民对刑事司法的不信任，招致同政府所具有的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相反的结果。”[10]特别在今天“从重、从快、从严”的格外注重效率“严打”方针支配下的司法理念盛行的今天，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尤其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无论多么强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国家司法面前，都永远处于弱势地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殊性，并不能使这种弱势地位有所改变，因此，控制体系的建构应以人权保障为基点，谨防国家刑罚权和各种强制手段的滥用。第二，无论黑社会性质犯罪形势如何严峻，都不应寻求法律之外的惩治措施。运动式的严打是应当排除在控制体系之外的。即不管采取何种控制手段，都不允许以侵害法治原则为代价。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控制体系内容

1、宏观政策层面的控制对策

（1）、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视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真正赋予农民以国民待遇地位，缓解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体系与城市现代工业经济体系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所带来的矛盾。国家在宏观政策上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加大对农业的科技、资金投入力度，优化种植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缩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改变固有的二元经济结构。

（2）、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减轻由于户籍制度人为造成城乡对立矛盾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建立健全“外来人口”审查控制制度，实现人口的有序流动。

（3）、建立合理的分配体系，减少社会摩擦。建立完善的社会保证体系，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稳定，增强人们对主体社会的信任感和依赖感，从而减轻社会压力和社会紧张。实行合理的分配制度，减轻人们的仇视心理，减少社会对立和社会冲突。

2、社会管理层面的控制对策

（1）、加强基层组织和党组织的建立，树立威信，提高效能和社会行政能力，整顿治保、调解等组织机构，改变其软弱瘫痪、无所作为的被动局面，削弱宗族组织的影响力，阻断个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社会控制模式。

（2）、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监控和对特种行业、特种物品的管理。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具有违法犯罪倾向的社会闲散人员（灰色人群）是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成员来源。对“两劳”人员在一定时期要进行重点帮教，公安机关、基层组织、有关企事业单位及其家庭、亲属密切配合，落实“两劳”人员工作，稳定生活，减少其重新犯罪机会。对于“灰色人群”，基层组织应加强监控，控制流向，防止其走向犯罪之路。旅馆业、文化市场、娱乐场所，是滋生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温床，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积极渗透的场所。同时，枪支、爆炸物、、色情等不良需求也是形成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重要原因，加强对上述特种行业、特种物品的管理，对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减少黑社会性质犯罪将起到重要作用。

3、文化层面控制对策

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如何把多元的价值观纳入到主体社会的价值体系中，从而控制犯罪心理的形成，防止犯罪行为的外化。我们认为，文化层面控制对策是抑制犯罪心理的生成进行心理控制的重要途径。文化以不同于其他社会因素的独特方式，诱发或者维持着犯罪，它的影响方式是隐蔽的，又是持久的。据有关学者考证，以中国传统的游民文化为中心的犯罪亚文化和以暴力、色情为中心的当代犯罪亚文化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精神支柱。[11]所以，针对这种犯罪亚文化，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清除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的文化基础，显得格外重要。

（1）、重视教育文化事业，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建立主体价值观与个人价值观协调一致的价值规范体系，既允许个人价值的选择，又要充分保持主体社会价值体系的权威性，使个人内心的隐性价值意识和社会显性价值意识相吻合，以控制犯罪心理的外化。

（2）、加强文化市场的控制和管理，清除和杜绝宣扬黑社会犯罪、色情、凶杀、暴力等内容的书画报刊和音像制品。同时，大力提倡和发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用丰富多彩、健康的文艺作品和娱乐形式正确引导人民的精神生活。

4、法制层面的控制对策

“对付理性的犯罪就要用理性选择”。法制层面控制对策在整个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对付黑社会性质犯罪最直接、最有效的控制方略。

（1）、建立反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事法律体系

①、制定反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专门法规。考察控制黑社会犯罪法律体系，可以发现，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黑立法，如意大利：《黑手党悔过法》（1991年）、《特别法令第306条法令》（1992年）；美国：《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The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缩写为RICO）；日本：《暴力团对策法》（1991年生效，1993年修订）；香港：《社团条例》；澳门：《有组织犯罪法》；台湾：《组织犯罪防治条例》（1996）。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已初步具备了黑社会犯罪的基本特征，正处于发展阶段，可以预见，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外经济的双向流动进一步加强，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力度将必然加大，国内黑社会性质组织也会逐渐成长为典型黑社会组织，“这是带黑社会性质犯罪存在和发展的规律。”[12]一旦出现了典型的黑社会犯罪，却无相对应法律法规可依据，实务部门易陷于被动。因此，将黑社会组织犯罪以及对其社会预防、司法预防，纳入立法视野，制定专门的反黑法规，刻不容缓。

②、完善现有的刑事反黑法律规定

实体法方面。在97年刑法制定过程中，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多数人认为我国并没有出现象国外黑手党或历史上青红帮之类的犯罪。司法实务界亦没有为刑事立法提供足够的黑社会方面的案例资源的支持，理论界也没有对黑社会方面犯罪现象进行总结，或者还有一个原因是有关部门或人员不愿承认我国已存在黑社会的现实，结果，整个反黑刑事立法在整体上存在明显缺陷，即：缺乏超前性，缺乏完善性，缺乏配套性，刑罚缺乏针对性。[13]我们认为，对现有实体法规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完善：

A、调整完善现有罪名，增设若干新罪。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分别修改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使刑法的规定有适度的超前性，以防止出现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而无法可依。笔者不同意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分别作为一个罪名的基本犯罪构成和加重犯罪构成的观点。[14]理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黑社会组织的初级阶段，二者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划分，从发展阶段上看，界限也不明显，何者符合基本犯罪构成，何者符合加重犯罪构成，无具体标准，实践中不易把握。增加“参加境外黑社会组织罪”和“入境从事黑社会活动罪”，使之与入境发展黑社会成员罪的刑法规定相对应，以满足刑事立法和罪行法定原则的完善性要求。[14]

B、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较为严密，不易侦破等特点，建议在立法中明确或增加对具有自首、坦白、立功等情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减免刑和人身保护制度，为分化、瓦解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提供有力武器。

C、完善累犯体系，建议增设黑社会性质犯罪特别累犯制度。即：因黑社会性质犯罪受过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黑社会性质之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D、修改现行刑法中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法定刑，提高量刑幅度，增设财产刑。黑社会性质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从黑社会性质发展趋势来看，其组织结构日趋完善，反控制力量逐步加强，社会危害性将更为严重。因此，应在原有基本刑的基础上，增加“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黑社会性质组织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取巨额非法经济利益，这一点上与其他财产犯罪是一致的。为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建议增设高额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以加大其犯罪成本，消除再犯能力。

E、为分化瓦解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对单纯参加、没有实施其他犯罪活动又退出的；或者被胁迫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实施其他犯罪活动的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给一般成员架起后退的“金桥”，以利于他们悬崖勒马，改恶从善。

程序法方面。由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殊性，在程序法方面亦应作出和一般犯罪不同的诉讼制度设计。主要表现在：

A、延长提起公诉前的羁押期限，以有利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获取充分证据。

B、慎用保释制度，防止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利用保释之机，串证、逼迫证人毁灭证据。

C、采取特殊证据制度。如允许更多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例如密拍、窃听等。但对技侦手段的使用应有必要的审核核准程序，以防止滥用、侵犯人权。）；适当放宽秘密侦查的限制（如受控制的假释、交付、特情、卧底）；采取特殊的证人制度（强制作证，接纳污点证人、卧底证人，加强对证人的保护）。

（2）建立反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其他法律体系。

①、加大对洗钱行为的预防监控力度。洗钱行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将其巨额非法收益合法化的必然途径，打击洗钱犯罪是司法机关的重要职责，但对洗钱行为的预防却需要动员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和工商、税务、审计等部门共同参与，并建立相应法律制度，以阻断黑金漂白的途径。主要包括：A、储蓄实名制度。B、严格企事业单位设立银行账户制度。不允许多行开户，逃避监管。C、可疑交易报告制度。D、重大交易审查制度。E、外来投资的资金来源审查制度，以防止境外黑社会组织以投资设厂的名义转移资金，向境内渗透。

②、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完善相关立法。黑社会性质组织以贿买方式腐蚀政府官员，一方面为了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为了逃避打击，寻求“保护伞”。因此，只有把反腐败和打黑结合起来，才能巩固打击效果。建立廉政法律制度，是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理性选择。主要有：A、建立健全专门监督机构和有效的监督制度。B、完善国家公务员的任职选拔制度。C、建立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制定“阳光法案”。

5、具体打击措施层面上的对策

（1）建立专门的反黑机构。为减轻黑社会犯罪造成的危害，并对其予以有效防治，各国普遍建立专门机构。美国：侦查和控告联合办公，成立联合工作处，并组织了特别行动队。意大利：成立了全国反黑手党检察局。香港地区：建立“反黑团”和“匪党问题研究小组”。俄罗斯：成立有组织犯罪总局。我国公安部刑侦局已专门设立了反有组织犯罪处，各省市公安局也陆续建立相应机构，各级专门机构系统内部，应注意加强对黑社会性质犯罪规律的研究，加强情报交流，建立全国范围内反黑网络，及时了解反黑动态，为反黑决策方案的提出提供依据。

（2）在具体的战术原则和措施上，要特别重视情报、侦破、追逃、处置四个环节。[15]首先必须强化情报信息搜集，从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难点入手，排查涉黑犯罪线索，获取深层次情报信息。在对情报信息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侦破方案。特别是要选择适当的侦破时机，防止只扫荡表面人物，遗漏骨干，否则会打散原有组织，分立出更多组织，给工作带来更大困难。当然必要时可破案留底，以扩大战果。追逃中，务求一网打尽，做到逃犯不获，警力不撤。同时加强周边地区的联合，及时汇报情况，做到统一行动、协调一致。处置上，做到分化瓦解，铲除组织体系，深挖保护伞，消除其赖以滋生发展的条件。

（3）加强国际司法合作。签订双边多边合作协议，是反黑社会犯罪国际司法合作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建立专门的反黑国际联络机构，进行国际区域间的联络协调和研究。通过学术研讨会、国际会议，在情报交换、专业培训、协助调查上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同时，进一步加快刑事司法的国际化步伐，完善《引渡法》、《刑事诉讼法》等方面的内容，奠定反黑国际司法合作的法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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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一飞。有组织犯罪专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2-14 [3]梁华仁，王洪林。黑社会性质犯罪司法疑难问题研究[z].刑法学研究会2001年年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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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高一飞。有组织犯罪专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51-154. [14]田宏杰。试论我国“反黑”刑事立法的完善[J].法律科学。2001，（5）。

宏观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发展模式 三大改革 大学智库

美国房产领域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席卷全球,撼动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建立于虚拟经济基础之上的美国金融大厦大有倾覆的危险,金融危机也使中国和世界加深了对美国、“华盛顿共识”以及美国所代表的所谓自由精神的怀疑,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将出现大的调整,美国将可能会逐渐丧失其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对中国而言恰恰是战略机遇,中国依托强势的宏观政策、调控能力和高度的金融管制,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中国经济依然强劲增长,2009年全年GDP增长率8.7%,世界产生了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热议,作为高等教育的大学如何应对和有所作为,大学智库应该拥有立言献策的话语权,建设高水平的大学智库成为当下课题。

一、中国智库型学者的建言献策推动了三大基础性改革,进而促成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

美国知名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表的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 (Beijing Consensus)。“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和核心利益以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形成经济上的优势力量等特点。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是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以俞可平、程恩富为代表的国内智库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战略选择具备如下特点:1.经济发展处于优先地位,经济增长带动综合国力增强,推行增量的经济改革,在渐进改革中实现突破,逐步注重经济增长与环境生态、人文素质、教育科技、社会安定等协调和谐发展。2.坚持中国特色,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场为导向实施经济改革,辅之以强势的政府宏观调控和高密度的金融管制。资源的合理配置需要公共部门发挥作用,政府适度介入可以克服市场失灵。3.全面开放中学习先进的制度、文化、科技乃至观念,“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以及作为有益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所利用。”妥善处理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各种组织展开良好的交流合作,吸收民间组织的建议,包括大学智库组织的建言献策。4.注重公平公正、效率与和谐,倡导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追求地区、城乡、企业、社会的综合平衡和利益共享,力求国家对公民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5.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改善民主政治,推动法治、人权建设,在示范的力量作用下让具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得到世界的认同,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普世价值,在同西文世界的博弈中彰显东方民主的魅力。

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源自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探索和积累,正如中外学者描述的一样,成功的经验很多。但从基础的方面来看,三十多年来一直不变的核心是:通过分配手段调节资源配置,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也成为现阶段调控的方向;通过对教育的投入和政策引导,全面提高全体国民的劳动素质,形成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民间教育相结合的国民教育体系,为社会培养各类劳动力资源;通过各种政策、办法、奖励措施、人才工程、人才战略,培养人才、吸引人才,为科技进步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体系。而人才战略的实施又为政府制订政策予以反哺,中国智库的出现和建言献策直接推动了三大改革的进程。解读1978年以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可以探寻三大改革的政策沿革。

分配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显著特点是,强调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因为平均主义正是建国以来制约劳动者积极性的要素。党的十二大报告开始了经济领域拨乱反正,承认过去的盲目发展,造成了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分配制度有缺陷、经营管理混乱和生产技术落后,强调必须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制度,分配制度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初级阶段的概念,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企业经营中可以通过联合投资、相互参股等多种方式,促进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合理的流动与重新组合。在收入分配方式上出现重大转变,生产要素分配上的进行重大改革。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并且逐步建立起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积极建立待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政府关注的分配焦点逐渐转向民生领域。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依法保护合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人本思想进一步体现出来。十六大报告提出,理顺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对平均主义,防止收入悬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确立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充分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离不开分配制度的调控,在改革的初期国家集中全民力量加强重大项目的建设和投入,使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国家实力空前提高后,用分配手段实施惠民工程,国家在贫富趋势扩大的情况下,使用分配手段开始调控差距,强调公平与效益的结合,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进行更为全面的调节。

教育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表述简明扼要,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十二大报告认为现代化建设全面铺开,迫切需要发展全面的教育,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城乡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十三大报告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令人震撼,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坚持按照实际需要,改善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克服教育脱离实际倾向,使教育为国民经济服务。并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和在职继续教育。十四大报告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要优化教育结构,鼓励自学成才,基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各级政府要增加教育投入,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扩大学校办学自,促进教育同经济、科技的密切结合,教育逐渐走下神坛。十五大报告明确了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尊师重教,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首次提到教育资源与办学效益的关系问题。十六大报告将教育描述为“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加强科学基础设施建设,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教育为创新提供发展动力。十七大报告将教育和人力资源一同表述,“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离不开教育的支持,离不开对教育的投入,也离不开教育自身的不断改革,离不开教育在开放中与世界的接轨,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最显著的特点是:入学率和百人大学生比例的迅速提高,无疑教育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动机。

人才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思想方式的转变、技术革命的掀起,一切离不开对人才的重视。十二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改变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努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同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充分释放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人才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空前凸显。十三大报告要求进一步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继续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努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对为社会作出优异成绩的人才要给予奖励。全社会要尊重人才成长的规律,形成特色的管理方式和制度,使各种人才成批涌现并且迅速成长社会的骨干和中坚。鼓励人才合理流动,破除论资排辈观念。十四大报告指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才培养。把人员精减同提高工作效率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使大批人才转移到第三产业和其他需要的岗位上去,进一步加快了人事体制改革的进程,使人才队伍进一步得到优化。十五大报告鼓励创新、竞争和合作,实施保护知识产权制度。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积极引进国外智力,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社会主义繁荣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人才科技、经济、社会的作用得到全面的肯定。十六大报告把“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十七大报告提出,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贯彻人事人才方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统筹抓好以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创造活力和创业热情。”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离不开对人才的重视和尊重,按照人才的贡献度参与分配,改革开放30年来显著特点是构筑了培养人才的平台,海外回国人员的增多,吸引了国际人才的加盟,人才国际化交流力度加大。

分配制度的完善与改革,空前释放和提高了生产力,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开放,为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推动力,人才人事制度的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第一要素,也为科技体制改革带来了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在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中,技术进步占2/3以上。”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978-2007年期间,中国大陆共约121.17万人出国留学,同期回国人员约有31.97万人,2007年回国约为4.4万人,逐渐超过出国留学人员,成为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人才流动的效益在于:人才携带知识流动,携带技术扩散,携带思维冲击。三大改革推动的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飞速提升,更为重要的是让“中国发展模式”具备了经世济用的普世价值,具有典范意义,大学智库为代表的学者成为呼吁改革的弄潮儿。

二、大学智库适逢经济危机,建设”中国发展模式”下高水平大学智库成为机遇

智库是为政府的现代公共治理的科学决策、优化治理方案的专业智囊团队,智库以前沿理论做支撑、科学理念为指导、专业学术为基础,用合法的途径、科学的建议、客观的数据、真实的信息和舆论的阵地,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智库有官方和民间之分,大学智库介乎两者之间。

美国智库(Think Tanks)分为两种,体制内的智库大多属于官方智库,体制外的属于民间智库。“民间智库的思想自由度,立场相对客观。”美国具有大学背景的智库主要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等,英国查塔姆大厦、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海外发展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等智库具有国际影响,德国智库“德国系统工程与技术革新研究所(ISI)“是最有影响的咨询公司。“在研究美国贸易政策酝酿、研究、制定、评估等整个形成机制时,发现一些专门为政策制定者出谋划策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或称智库,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智库影响美国政策形成有自身的运作方式,甚至参与总统大选。技术经济证、政府决策咨询、投资科技协作、技术成果转让、产品开发盈利等功能是德国智库的主要特点。

多元需求的决策主体、错综复杂的决策因素、规范公正的决策程式是当下趋势,推动着智库型组织的发展。有影响智库型组织,应在学术研究、政策咨询、数据信息、传播知识、价值取舍、服务公众等领域有所建树,为促进经济、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立论、传知、建言、献策,要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客观公允的咨询服务,要进行社会科学的方法变革,理论创新,进而影响政府行为、服务于社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代表的10大知名智库,影响很大,但属于官方性质,仅有官方智库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民间智库的有效补充。“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 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的不同,在于其独立性。民间智库的公信力,取决于独立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的水准和品性。民间智库专家的研究和基于研究的政策建议,应有畅通的发表渠道,政策建议的公开发表,是公众和决策层都能知晓的最好方式。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国际需要民间智库参与公共决策, (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民间智库参与决策的机制保障》),民间智库参与公共决策既是便益的方法,也是民主和社会和谐的体现,同时也是政府科学决策的形成机制,是政治生态的深层次表现,可以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从2006年11月的首届智库论坛到2008年经济50人横岛论坛、到中国10大知名智库神秘面纱的揭开,随着对经济问题的研讨,中国智库在全球经济危机中走向前台。向前追溯茅于轼、光等所在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于1993年7月创立,李凡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自1994年开始了民间咨询活动。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源于对中国智库的了解和中国智库的宣传甚少。国内学者做过统计“中国的智库机构数与美国相近,约为2500个,研究人员3.5万人,但属于民办性质的不到5%”;中国智库包括社科院、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所,大学的研究中心等;私人出资资助的小型专业性民间智库,近两年来也出现萌芽;洛克菲勒中国研究发展中心是由外资独立运营的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依靠福特基金会投资建立。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资料,各类高等教育经过教育部注册的科研机构317个,在地方注册或者大学内部设立的研究机构也不在少数,这其中属于智库性质的超过三成,大学智库已经初具规模。目前国内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咨询公司、包括部分社团学术组织都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地开展着决策咨询工作,其影响力也大有差别。

大学智库在走向公众视野的过程中,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发展一样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经济危机的出现使大学智库走向前台,同时为也大学智库的发展带来了无限机遇。

大学智库与民营经济的发展一样:投入少、成本低,政府可以清晰地顶见到大学智库发展带来的预期收益,国家、政府、社会、“中国发展模式”需要大学智库的快速成长。争取政府在法律上对大学智库主体地位的承认,根据其基金来源既可附属于大学,也可取得法人资格。政府通过立法或制订政策,确保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平台。政府与大学智库、官方、民间与大学智库、媒体与大学智库、企业与大学智库、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之间均有良好的沟通。加强对中国智库的研究,尤其是大学自身可以积极利用学报等学术刊物作为研究平台,对国内的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大学智库做深入研究,对其人员结构、地域分布、行业背景、政策水平、贡献程度、资金来源、学术交流进行定性定量研究。大学智库利用政府财政的部分资金支持,做好大学智库自身的研究,抓住全球经济危机的有利因素加强自身建设和人员培训,“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定不能放弃对核心、关键人才的培训”,优化人员结构。利用高等学府的有利阵地,吸纳确保其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社会公共支持基金,与企业互惠就是获取基金的重要来源,“大学的角色应该是主动的、自主的、独立的…适当放宽对企业的限制条件,更多地吸引资金和资源,”当然也要制订大学智库必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利用学者的身份进行科学研究,优选研究课题,发表真知灼见,为社会提供独立客观公正的视野观点,主动与社会互动;利用大学良好的社会声誉,获取广泛真实的信息;利用大学与主流媒体的互动关系,借助政府的认可,争取合法的信息渠道,同时加强自身宣传;利用大学这一有利平台,积极参与政府的决策中去,使大学智库的策论与政府的决策权接轨,把民间的声音传递给政府,李凡所在的“世界经济研究所”就成功地参与到基层民主选举中。利用大学的智力平台吸引海外人才加盟,“跨国公司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共计2000万的就业岗位。仅摩托罗拉一家,就雇佣员工12000名,通用电气也拥有中国员工8000多名,并且摩托罗拉已把人才本地化定为其“四大业务方针”,人才争夺战不可避免。经济危机后出现了留学人员回流现象,大学可以利用国家“青年基金”、“国家杰出科学基金”、“”、“长江学者”、“春晖计划”等诸多人才工程和地方政府、大学自设的配套人才工程吸引优秀人才知名学者的加盟,有资料称近十几年来回国留学人员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占51.6%,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的67%、国家技术发明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40%以上、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30%以上均是留学归国人员;挖角国外高层次“失业”“待业”人才,召唤优秀留学“海归”,力求大学智库建设措施得力、资金充裕、人才济济。拓展大学智库的影响力,主支参与或召开各种形式的智库峰会和论坛,利用专著、期刊、丛书、媒体、网络展开系列宣传攻势,为智库自身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可持续与和谐发展宣传造势。积极开展对外服务,尤其是海外咨询、信息调研、决策服务,走出校门、国门,为大学和国家争取国际话语权,彰显和推销“中国发展模式”下东方民主的深度和普世价值。大学智库有了好的思想和产品,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宣传,智库的专业形象和信誉才会提高,大学智库的品牌才能树立,智库的客户源才能拓展,生存空间才会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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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极明《智库在美国贸易政策形成中的核心作用》,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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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诸大建鄢妮《大学对所在城市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关联作用研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

[10] 邹巍,孙薇《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因素分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12月

宏观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又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三点基本经验值得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

一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围绕中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展开，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和脱离这个中心。

邓小平把凡是涉及人民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的问题，都作为政治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在狭义的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1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建设，从一开始党和政府就没有把它仅仅看成是经济领域的事情，而是把它看作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伟大创新实践。邓小平对此讲得最清楚：“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2“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3在他看来，“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4“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5作为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中国的经济建设就不是仅仅限于生产和分配等行为，而是党和政府需要动员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力量集中精力做好的头等大事。邓小平理论这种独特的政治视角，对于正确定位中国经济建设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具有指导性。既然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是经济建设，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不能脱离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另搞一套。我们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割裂开来，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开展民主政治建设。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际坚持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出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对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什么变革要求，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就要通过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满足这些要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30年的实践也证明，紧紧围绕社会发展主题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多元需求，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非常重要的一条成功经验。1989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路线，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也相应地确定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6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主攻方向也随之作了调整。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主要强调了六个方面：一是保持宏观政治稳定，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二是加快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制建设，建立并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三是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设。四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创新，建立法治政府以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的需要。五是推进和扩大村民自治和城镇社区自治，发展基层民主制度，使基层民众真正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六是加强人权保障和司法保护，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民充分享有法制保护的权利和自由，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全面的改善。7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继续推进。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8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揭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拓展了人们对于发展内涵的认识。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的统筹均衡发展，是持久的可持续发展。9这样的发展，囊括了中国发展的基本要义，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既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和深化，又要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10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正确理解“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11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基本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法治意识和人权观念的不断提高，人们在不断享受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民主参与的积极性也会随之不断提高。一个稳定和优化的政治体制在能够满足人民依法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同时，还能够通过制度创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需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与这种不断增长的、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需求和积极性相适应，实现人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既要做到“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12;并且在以下方面，也应该有所突破：一是加强党的执政制度法制化建设，把党的执政制度作为中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用法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制度如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性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样，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法制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加强人权保障法制体系的建设。加快制定《最低社会生活保障法》、《医疗救治和救助法》、《公共环境保护法》、《住宅保障法》等项法律法规，落实和完善《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教育法》、《选举法》、《立法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扩大和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公民相关权利的法制保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将在适应科学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发展到新的更高的阶段。

二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是为了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这种民主以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以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为本质特征，以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为实践路径，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民主是在继承和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有更高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民主在制度设计上要解决资本主义民主难以克服的两个问题：一是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的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不统一的问题。也就是国家权力在法律上规定人人平等享有，而实际上保障的是私有财产和资本自由的权利。资本和强势集团对权力的垄断和操纵是资本主义民主难于克服的痼疾。二是民主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解决合法性和合理性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民主对权力的不信任、时刻提防政府管理权限的扩大伤害到公民个人权利，而市场经济社会又离不开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有效需求的供给。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要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保证国家权力始终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性质，又要解决权力无效率、滥用和腐败等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公权力的效能，把人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统一起来，真正实现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效率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两方面追求，是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个人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

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追求是实现最广大人民在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方面的真正的当家作主。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致力于保障最广大的人民真正享受和享有民利，反对国家权力和社会管理权事实上被资本势力、强势集团或少数人垄断；一是主张民主参与的全面性，不仅主张人民对于民主选举的参与，而且主张人民对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全面参与；一是主张民主实现的真实性，认为民主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不首先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民利和自由，就不能真正实现和保障政治上的民利和自由。民主的实现不单单是政治领域的事情，而是与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些条件相关联。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组织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实现。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没有一个对广大人民负责的、能够团结和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整合社会各方利益和要求的政治领导核心，国家和社会就会陷入争斗和混乱，结果只能是四分五裂，无法摆脱统分循环、积贫积弱、发展不平衡等历史痼疾，带给人民的只能是痛苦和灾难。像中华民国初期，中国试图搞多党制，结果军阀混战；“”“踢开党委闹革命”，结果是。所以，在中国，若想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有一个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先进的领导力量。在这个领导力量的组织和带动下，通过各方协商，在共识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凝聚人心，循序渐进地把中国的民主政治推向前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13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但是建国以来，尤其是经过“”的，中国深刻反思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得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法制的民主不可能建成真正的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不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需要法制，人民当家作主更需要法制。法制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好的民主制度和形式，用法制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在民主政治实践和制度创新中不断完善和丰富，形成民主制度的长效机制和稳定的民主文化和生活。一方面避免党和国家的政策因领导人的变化和领导人个人意志以及注意力的转移而变化，防止个人专断；另一方面，人民当家作主需要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完备的制度规范和约束，防止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混乱。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上述经验作了高度概括，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4“三统一”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集中体现。努力实践“三统一”，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践，就能够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追求的“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效率”、“民主与公平”、“民主与法制”的高度统一，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展现出来。

三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宏观政治制度框架不变下的制度发展和制度创新过程。是一个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丰富民主实现形式的过程。

如何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价值选择和制度重构层面的问题，还是原有制度不够完善和实现形式不够丰富层面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学界有不同认识。中国国内以及国外的有些学者，否认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的民主性，把中国作为权威主义国家或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国家。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不认为世界上的民主模式是唯一的，我们主张世界民主的多元发展。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只有从本国的实际需要出发选择和决定本国的政治制度形式和政治发展道路，才能造福于本国人民。目前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经验虽然证明民主的实现形式在许多方面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并且只有相互吸收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但民主制度的阶级性质、特色和优势仅仅存在于各国民主政治的实际历史进程中，存在于各国的民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中，无法用统一的发展模式来概括和推广。15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不存在一个新的民主价值的选择或制度重构问题。民主政治价值层面的问题，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已经做出了选择。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方案在中国大陆进行了38年的实验（1912—1949），实践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中国人民最终确立了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那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几千年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做出的选择。同志在2004年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五十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不断总结，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好、发展好这些制度。”16

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本质上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7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是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丰富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宽民主的实现渠道，不仅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现实需求，也满足人民政治参与不断增长的积极性的现实需求。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制度，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和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同时还要进一步优化和改善我国的政府行政体制、司法体制、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机制、权力监督制度和机制。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以及相关制度和实现形式，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3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也证明了这些制度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有巨大的优越性，不仅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政治基础。当然这些制度的实际运作，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同保障人民民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要通过改善政治体制、鼓励制度创新，把经过实践证明的能够反映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维护人民权益的制度创新和实现形式，用法律和制度确定下来，使我国民主政治不断地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实践路径。

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已经基本明确，目前关键是能否按照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里要点主要也是三条：

一、坚定不移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相适应。避免仅仅从狭义的政治民主出发，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割裂开来。

对邓小平广义的政治观和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相适应，人们在理解上会产生一些疑问。从狭义的政治民主需要出发，实现人民民主，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设计，落实人民在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方面的民利，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所要达到的目的，为什么还要附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条件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条重要原理告诉我们：“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8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它的真正的社会发生动因是什么？能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人民对政治权利或政治参与的需求？如果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因，仅仅限于狭义的政治民主，而不涉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的经济建设这个广义的政治领域，那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不应该附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条件。而事实上，在国家层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一以贯之的动因，始终是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始终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19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和“人民在现实中的根本利害”20。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给出这样一个判断：无论是整个国家或某一个地方，如果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绝不能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割裂开来。

坚定不移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相适应，不是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一样，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单方面的或者脱离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虽然可以暂时地调动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热情，如搞民主选举试验、民主监督测评，民主决策论证会，建立民主管理和理财小组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民主实践，不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提出的必然需求，不是人民政治参与和保障民利的现实期待，而是领导个人的意愿或想搞成民主建设政绩工程，那么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不具有长久的可持续性。经验证明，凡是不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需要相统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凡是不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到头来都是不能长久的。往往是人在政存，换了领导人，先前搞的那一套也就停止了，所谓“人走政息”。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的提出和发生动因，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现实需要，一定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才能可持续发展。

另一种倾向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对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提出了迫切的改革和建设需求，如经济社会已发展到必须建立新型的干群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才能使政治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协调，而现有的体制机制已不能满足人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需要，但我们的有些干部和领导者仍因循原有的体制机制，直到工作无法开展，各种矛盾激化到影响社会政治稳定，才被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种被动的改革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变被动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为主动的改革和制度创新。要敏锐地洞察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现实需求，敏锐地洞察人民不断提高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的期待和诉求，敏锐地洞察人民对于权利保障的需要，恰如其时地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和民主制度创新，真正做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如何看待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提出的“权力高度集中”、“家长制”等问题？至今仍然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1980年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基本没有改变”。21“党政不分问题有某种曲折和强化趋势。”“党内个人集权的问题并未从实质上加以解决。”22如果抛开中国经济社会关系发生的深刻变革，单纯从某个单位和个别地方而言，上述的判断也是事实。但这个问题要放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个大背景和历史进程中来认识。我们要看到，以下变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民间社会因素的大大增长，已经使国家和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民主法制化建设的历史性进步，党和国家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行使过程中的民主参与的不断扩大，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不断增强，也使执政党的权力职能有所分解和优化；在一些经济社会比较发达和民主政治建设先进地区，在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制度落实得比较到位的地方，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用已不是过于集权的问题，而是探索如何在新形势下有效发挥的问题等等。总之，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已经使权力高度集中、家长制这一在改革开放初在政治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发生了较大变化或转化为新的问题。如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公共需求供给不足的矛盾上升，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分化问题的加重，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突出，等等。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要针对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二、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反对把这三者分离、割裂、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

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能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最集中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在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的本质体现是三要素，而不是一个要素。党的十六大报告讲得很清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3党的十六大的这一结论，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的正确总结，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追求人民民主所进行的百年奋斗历史的经验结晶。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保持党的领导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法治性，从执政的视角就是如何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就是坚持和发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和检验真理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党的执政决策保持正确；民主执政就是坚持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坚持为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依法执政就是不断推进党的执政法制化建设，使党不仅正确的领导立法，而且模范地遵守法制和保证法制的执行。24确立把科学、民主和法治贯穿于党的执政过程，这样高的执政目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是做不到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各种类型的执政党的本质区别。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具体体现，是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基本要求。能否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能否真正得到保证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党的执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好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才能得到切实的保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障最广大人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切实保障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不仅需要在政策上加以扶持，更应在制度建构上加以完善和创新。目前，党和政府对发展中不断扩大的贫富分化和利益分化已经引起高度重视，提出了“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建设服务型政府”25等目标和措施。科学发展观从宏观政策上对贫富分化和利益分化的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缺位和非均等化26等作出了回应，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抑制资本和强势利益集团对权力的侵蚀和主导，保障国家和政府权力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和公正发展，还需要党和政府做更多的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上的依附必然带来政治上的依附。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政治上就很难实现平等。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创造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条件，为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想打下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还面临三种倾向的挑战：一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之名行无政府主义之实。把人民当家作主单纯地理解为一切都由自治组织说了算，什么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统统抛在脑后。认为只要绝大多数民众决定的事情，无论党和政府是否同意或是否符合法制，都可以做。把自治组织的局部利益与党和政府代表的国家和社会的全局利益对立起来，把自治组织的自治行为与国家法制规范对立起来。这样的“人民当家作主”，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追求的人民当家作主，实质是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其结果也往往是人民的权力被社会少数强势集团控制和垄断，人民当家作主徒具形式。一是以强化党的领导之名掩盖个人或少数人专断之实。我们党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民主和集中的结合，民主和效率、民主和公平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但是集中不能成为某些个人或少数人搞专断的口实。有的人以“集中”为名，不顾及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无论在决策环节、还是执行和监督环节，眼中只有少数所谓社会精英群体，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变成少数所谓精英人物和群体实现权利诉求的舞台。有的人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用党委决定取代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垄断用人权和决策权，把党的领导变成个人或少数人的专断。还有人以依法治国之名，倾向于搞西方主义之实。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无论“民主法制化”还是“依法治国”，归根到底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为了使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而不是搞脱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共享发展成果，而不是为了只实现对少数人的私有财产、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

三、坚定不移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反对按所谓“普世价值”的“统一发展模式”另搞一套。警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负面影响。

能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实践检验对人民共和国理想的历史追求和现实选择，否定或动摇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不仅是对先辈为之奋斗的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体意志背道而驰的。历史上的任何改制都是由于当下的制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对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无能为力，不改制原有的制度就无法维持下去。还没有哪个国家和执政集团，在当下的制度不仅能够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能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实力日益强大的情况下，就莫名其妙地放弃原有的制度体制去另搞一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连续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解决目前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可期待的愿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不仅为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快速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而且为人民不断提高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权利诉求提供了制度平台和疏通渠道，通过大灾大难的考验不断体现出优越性和发展潜力，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非要全盘否定，全盘照搬西方制度模式，拿13亿人的前途和命运作赌注，这是绝对不行的！

目前对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提出的最大挑战莫过于“普世主义”和“民主发展模式趋同论”。美国学者福山1989年撰文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这是意识形态的终结点，也是历史发展的终结点。27断言资本主义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已获得最终胜利。印度人阿玛蒂亚?森在1999年也发表题为《民主作为普适价值》28的论文，论证20世纪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这种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主义，对中国学界的误导性影响甚大。

基于西方社会政治实践总结的民主知识，对人们认识西方民主的一般性或共同性有一定帮助，但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与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有本质区别。《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色概括为四点：“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是由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作为可靠保障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的民主。”29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基本制度、实现路径、发展动力和发展道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阐述，30尤其是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揭示，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我们认为，不仅主张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制度模式的言论可以休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和日益深入人心，也必将给“普世价值”民主讨论划上一个终结号。

实践层面的一些现象也反映出，抽象一般的西方民主理念，乃至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把民主政治建设仅仅理解为普选权的落实和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实行，一些地方进行的民主政治实践，总是在选举方面做文章，把选举和授权作为民主实验的唯一选择；一些地方进行民主政治创新，不注重如何充分利用现有体制的制度资源，不在如何完善基本政治制度上下功夫，不坚持在法制框架内进行民主形式和机制创新，而倾向于抛开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和资源，进行与现有体制冲突的探索；一些地方政府改革，把许多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对最广大人民责任的职能，统统地推向市场，淡忘了在中国各级政府前面还有“人民”这样的限定词；还有的把民间社会因素的发育与党和政府的积极作为对立起来，认为党和政府就应该从正在发育的公民社会退出来，建立完全自治、政府权力和党的领导不能进入的自由社会等等。这些做法和认识，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理念和制度模式的影响痕迹和误导。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在现有基本政治制度之外另搞一套。照搬西方制度模式和从所谓的“民主普世价值”出发进行实践，在中国这块社会主义的土壤中，是不会扎根成长的。我们要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但中国有生命力的民主只能扎根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现代的大地上。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最大成就是通过总结经验、实践探索，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某些势力企图否定、挑战这条道路。始终不渝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必须坚持的各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的伟大政治实践中，不断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经验和制度形式，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挑战，更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个民族的光荣使命。

注释：

1.邓小平指出：“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相关讨论参见陈红太《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概念、总结与探索》，第68～6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参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5～4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参见陈红太：《回应三大挑战，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1期。

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科学发展观首先是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来的。不久，随着人们对它的认识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发展的根本指导原则在各项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的高度。

9.关于科学发展观内涵的详细解释可参见的十七大报告和2004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0.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1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3.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第9页，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1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5.相关讨论参见《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人民日报》主办的《内部参阅》，2006年第24期。

1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3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7.对这一结论作出规范表述的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但早在1998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大会上，同志指出：“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83页、第687～688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9.当然这一判断并不排除在个别地区政治参与的诉求和保证权利的需要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动因的客观事实。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1.胡鞍钢等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第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2.参见王贵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第10～1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4.参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5.：《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26.公共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上学、就业、治病和住房难的问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待于实现——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别、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别等；有利于民生的社会管理不到位——食品、药品安全和生产安全管理，突发事件的管理，政府的再分配职能的强化等等。

27.FrancisFukuyama,TheEndofhistory?TheNationalInterest,1989.Vol16.p.3。1992年福山又出版《历史的终结》一书，系统地阐述了西方自由民主取得最终胜利的观点。为西方民主的普适价值作了系统的论证。

28.AmartyaSen,DemocracyasaUniversalValue,JournalofDemocracy，July1999.Vol10.

29.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第9～10页，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30.这些内容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经验”已做了较充分的阐述，此不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