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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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管理论文

宏观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加入WTO,指日可待。作为经济产业,中国烟草如何面对WTO,见仁见智,普遍而集中的说法是:加入WTO,对中国烟草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众所周知,加入WTO,既要享受权利也要承担义务。就中国烟草产业而言,尽管WTO涉及烟草的条款协议很多,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降低关税,二是取消配额。

降低关税,意味着国外烟草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和我们平等竞争成为事实。取消配额,意味着国外烟草公司的卷烟产品可以便捷地进入中国市场。

以“万宝路”、“555”、“骆驼”、“柔和七星”、“健牌”为例,目前在高关税和配额限制的情况下,中国卷烟品牌可以与其抗衡的屈指可数。而加入WTO后,关税降低,以上所说的国际名牌卷烟的竞争优势就更加突出,配额限制一取消,其市场前景可想而知。

所幸的是中国入世协议的有关烟草的承诺,是到2004年把关税降到中国与各有关国就WTO市场准入协议的规定。如按《中美WTO市场准入协议》的规定,中国必须把从美国进口的卷烟关税由现行的65%的实施税率降低到2004年的25%。

在WTO内,除特殊情况外,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是不允许存在的。而中国对烟草制品的生产、销售和进出口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和许可证制度,特别是对外国烟草商,各种管制更加严格。但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总量计划、许可证制度虽然还可以存在,但却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和计划指标把国外烟草商拒之门外,国外烟草商如果想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将根据“国民待遇”等WTO基本规则要求许可证,并同国内烟草企业展开平等、公平的市场竞争。因此,中国将不得不对计划和许可证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配额保护也只能维持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

WTO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逐步实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并通过自由贸易来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经济增长。为此,WTO要求所有成员国都要通过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扩大市场准入机会等来促进成员国国内市场的不断开放。从WTO的原则要求来看,如果其它成员的烟草想进入我国市场,我们是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或利用法律安排来阻止它们的产品进入的。中国加入WTO后,烟草业应承担的义务之一就是尽快清理限制市场竞争的制度性规则,为国外烟草商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换句话来说,中国烟草市场对外开放也是渐进的。

因此,我们还有一段宝贵的缓冲时间,准确说应该叫“过渡期”。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对中国烟草来说,在有限的"过渡"期内,要突出抓什么呢?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从中国烟草产业的实际出发,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考虑。

从宏观上说,必须对烟草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的调整,把优势企业做大做强;抓紧实施名牌战略,抓提高卷烟品牌市场的集中度,扶持优势品牌,努力培育国际名牌;提高烟草产业的竞争力。

从中国烟草产业的现状来看,中国是两烟产销大国,已形成了相对庞大的产业规模和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全国烟草工商企业有职工50万,烟叶种植农户570万,涉及种烟农民2200万人,烟草消费者达3.1亿人,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产业部门。特别是烟草税利,从1987年开始就一直是国家财政税收第一大户,2000年实现税利达1050亿元,相当于国家财政总收入的9%。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的资金积累。在现阶段,烟草产业的地位和影响仍是举足轻重。我国两烟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但在世界烟草贸易中,我国所占的份额与世界烟草大国地位非常不相称。近几年,我国烟叶出口仅占世界的3%左右,卷烟出口仅占世界的不到2%。

在烟草种植方面,全国种植133万公顷的烟田,一家一户分散种植,平均每个烟农种0.060公顷烟田,从选种育种到采烤分级都是烟农靠手工操作,技术水平落后,经营粗放,处在既小又散的小农经济状态,生产力水平极低。与美国、巴西、津巴布韦等烟叶生产的水平简直不能同日而语。

在卷烟工业方面,中国现有烟草工业企业184家,其中卷烟企业146家,其中计划内烟厂121家,地方烟厂25家,2000年生产1181个牌号共2568多个规格的卷烟产品。全国最大的卷烟企业玉溪红塔烟草(集团)公司年生产最高达220多万箱,最小的浦北卷烟厂2000年只生产2823箱。全国各类卷烟年产量最大的卷烟牌号是“红梅”,2000年产量达100.5万箱,最少的牌号只生产几箱,全国还没有一个称得上国际名牌的卷烟产品。就企业来说,2000年全国年产卷烟3335多万箱,其中100万箱以上的有4家,50万箱--100万箱以上的有11家,30万箱--50万箱的有23家,20万箱--30万箱的有21家,10万箱--20万箱的有24家,5万箱--10万箱的有20家,1万箱--5万箱的有32家,1万箱以下的有11家。2000年,计划内的121家烟厂中有24家亏损,25家地方烟厂中有13家亏损,总亏损面达25.3%。在世界工业500强的排行榜上,找不到中国烟草企业的影子。

在烟草商业方面,全国有2000多家烟草公司。其设置基本上是按行政区划进行的。全国卷烟的零售商户达430多万户。

长期以来,行业“统一领导”与财政“分灶吃饭”,行业的“垂直管理”与“坐地为牢”,烟草的“专卖专营”与“利益主体分散”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以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国家专卖演变成“地方专卖”,地方封锁,市场封锁,产品销售上出现“专卖地方”的市场分割矛盾,“假、私、非、超”四种烟屡禁不绝。

研究中国卷烟工业企业的现状,显而易见的是呈现“小、散、低、差、乱”几个特点。

所谓“小”,是小企业过多,2000年,年产30万箱以下的企业有108家,占全国卷烟工业企业74%,它们生产着1098.3万箱卷烟,占全国年生产总量的32.9%。其中10万箱以下企业63家,生产着244.8万箱卷烟,占全国总产量的7.3%。

所谓“散”,是小企业太多,生产布点又极为分散,几乎形不成什么规模。

所谓“低”,是总体上装备落后,技术水平低,管理水平低,产品科技含量低,生产力水平低。技术与管理落后的矛盾极为突出。

所谓“差”,是由于烟厂规模小、装备落后,产品缺科技含量,有的卷烟产品只有微利,有的根本就无利,不少品牌长期亏损且亏损额大,税额长期挂帐,包袱

重,效益差,以劳动生产率为例,我国最好水平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一倍以上;卷烟单箱税利,我国先进水平与美国相差4倍以上。

所谓“乱”,是全行业2200多家工商企业都是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而且产销联系又是建立在行政关系的基础上,没有切身的利益联系,由于受自身利益驱动,不顾大局的短期行为和系统内部违反专卖法规、不规范经营的问题较为严重。

而国外的情况,尤其是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烟草产业的情况正好与我相反。头号烟草经济强国美国七十年代有数十家烟草公司,通过竞争和优胜劣汰,现只剩下5家大公司。英国现只有烟草大公司3家,日本现只有1家烟草公司。

值得研究的是20世纪末,世界烟草产业进行了几次大的合并。1994年,世界第二大烟草公司的英美烟草公司以1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烟草公司。1999年1月11日,为加强联合化、集团化的竞争,世界第二大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又在反复研究国际烟草市场发展态势及对国际烟草企业竞争力分析判断认定之后,毅然出资76亿美元以收购股票的方式,兼并了世界第五大烟草公司--乐富门国际公司。此举,使英美烟草公司原在世界烟草市场上所占约为12%的份额,加上乐富门占有率为4%,产品份额占到世界烟草市场的16%,便几乎与占世界烟草市场17%的全球“烟草之王”的菲利普·莫里斯并驾齐驱。1999年3月2日,世界第四大烟草公司日本烟草公司宣布斥资1兆日元,收购了以生产“骆驼”、““云丝顿”等品牌香烟而闻名的世界第三大烟草公司美国雷诺士烟草公司在海外的业务,成为日本企业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购活动。经过兼并与重组,世界烟草市场形成了菲莫、英美、日本烟草公司"三大寡头"角逐争霸的局面。

菲莫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日本烟草等三大国际烟草巨头,2000年卷烟产量分别为1775万箱、1614万箱、761万箱。

而我国最大烟草企业的规模如玉溪红塔烟草公司也远不能与国际上的大烟草公司相比。以菲莫公司为例,2000年销售卷烟1775万箱,是我国烟草行业当年总产量50%以上,销售收入490.3亿美元,比当年我国烟草行业总计还多。

中国烟草企业没有国际名牌卷烟产品以及不能形成规模经济是中国作为烟草生产大国不能成为烟草经济强国的重要原因。以烟草加工业为例,国际通行的衡量市场集中度的“四厂商指数”(最大的四家企业产量占整个行业总产量的比重)仅为17.5%,而美国的同一指标为97.5%。以品牌而言,中国第一品牌“红塔山”的市场集中度最高年为2%,而世界第一品牌“万宝路”的市场集中度为61%,且前者的年产量还不到后者年产量的10%。

由此可以看出,从目前状况来说,无论是从企业规模还是从品牌规模而言,中国单个的烟草企业是很难同国外烟草大公司相抗衡的。这是与国际烟草行业领先的国家和企业相比。

从我国的工业战线来看,党的十五大提出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组建“四跨”集团公司以来,尤其是1999年贯彻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调整迈出较大步伐,工业生产运行质量有所提高。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取得了初步成效。重点行业组建了一批大企业集团,军工成立了包括核工业、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等十大集团,有色金属工业组建了铝、铜铅锌和稀有金属三大集团,信息产业组建了四大集团,民航2000年8月宣布以国航、东航、南航为核心对总局下属10个航空公司实施重组,组建三大集团。纺织、煤炭、冶金、军工等行业结构调整和重组步伐加快。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始实行债权转股权,资产负债结构得到改善。

烟草产业的结构调整,组织集团公司,进行重组,从“八五”就开始酝酿了,也先后组建了12家地区性烟草集团和两家全国性专业化集团公司。到2000年底,卷烟企业停产11家,关闭5家,申请破产9家,已关、停、并、转了25家卷烟企业,还取消法人资格的卷烟生产点20家。但我国烟草企业组织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已成为制约我国烟草企业发展壮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可以说烟草企业战略性重组至今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严重制约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怎么办?笔者认为,应对加入WTO,必须用市场经济竞争和全球的观点来审视中国烟草产业的现状,研究分析清楚我国烟草产业的特点、现状,以及优势和劣势,科学地确立新的发展战略。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关于“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中国烟草产业也“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建议》指出:“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对于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突出重点,有进有退,努力提高工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建议》要求,“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依法关闭产品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厂矿;淘汰落后设备、技术和工艺,压缩部分行业过剩生产能力。完善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实行破产。”

《建议》要求,“按照专业化分工协作和规模经济原则,加快企业组织结构调整。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品开发能力。”

为此,要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名牌战略、科技兴烟战略、多元经营战略、国际化发展战略。

以名牌产品为龙头,以资产为纽带,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按扶优扶强及“抓大灭小”的原则,下决心把30万箱以下形不成规模的卷烟企业果断地关停并转,下功夫扶持优势企业,把优势企业做大做强。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组建可以在世界烟草市场的大海中搏击竞争的几艘中国烟草“航空母舰”,如此才能提高市场竞争力,以利在无情的市场搏杀中取胜,让中国烟草企业能够尽早跨入世界工业500强行列。

针对卷烟牌号太多,不利于竞争的实际,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按照培育发展世界大名牌的总体思路,下决心提高品牌集中度,并千方百计扶持优势品牌使之成为档次高、科技含量高,受消费者喜爱的产销量大、销售范围广的大名牌,靠名牌去与外国跨国烟草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取胜。

云南烟草经济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程永照在为《中国烟草在线》撰写“中国烟草应对WTO的宏观和微观对策”一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宏观上抓提高卷烟产品的市场集中度,大力扶持优势品牌,着力培育国际名牌,提高烟草产业的竞争力;微观上抓提高企业整体素质,提高市场竞争力。今天的是关于微观对策的部分,程永照先生提出了质量至上、低限价格、优质服务和降低消耗的具体应对措施。

从微观也就是从烟草企业来讲,必须要把着力点和功夫放在提高企业整体素质,提高市场竞争力上,具体说是应该要全力抓产品质量,抓低限价格,抓优质服务,抓降低消耗。

一是质量至

上。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卷烟市场的竞争必将愈来愈激烈,以质取胜将成为共同的竞争法则。因此,要靠质量兴企,品牌立本。所谓质量,就是消费者认可,并愿意掏钱来买你出品的卷烟,市场接受。这就要认真研究市场,以市场为转移,乘需而入。立足市场,消费者需要什么卷烟产品,就研究生产提供什么;实施名牌战略,努力创出优秀品牌,多出精品,同时,靠技术创新,狠抓受消费者和市场接受的产品的质量,努力提高其科技含量,做到同等性能同等类别的产品,我的产品质量最优。以优质赢得消费者,占领市场。

二是低限价格。从商品交换历史来看,质量优价格廉的商品最受消费者的欢迎。因此,企业产品的定价策略至为重要。中外一些成功企业在市场竞争搏杀中,对自己的品牌实行廉价入市,廉价扩市;待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为立于不败之地,在激烈竞争中采取降价保市、降价争市的经验给人很多启迪。为此,要坚持"不赔就是赚"的经营理念。开发市场、培育品牌不惜微利、无利、甚至血本去培养与消费者的亲和力,低限价格,做到同等性能、同等类别、同等质量的产品,我的产品价格最便宜,以此去开拓并占领市场。

三是优质服务。要想使自己的产品占领市场,就要真正奉行"顾客就是上帝"的理念,努力确立起"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观念。要真正认识到,市场经济及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所认可的是:消费者作为市场利益主体之一,是市场繁荣、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消费者享受物美价廉的产品与服务是天经地义的。因此,除质量优,价格廉之外,还要服务周到。要时时刻刻想顾客所想,事事处处满足顾客所需。近几年,在为消费者服务方面商家可谓新招奇招叠出。一些工业制造企业开展的服务上门,终身保修,可谓深得个中三昧。就烟草企业来说,热情接待客商,按合同办事,信守合同,履行合同,送货上门,保证卷烟有效货源的供应;认真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并给予圆满解决,都是应该做到的。因为,在供过于求的市场形势下,企业成功的标志最终要看拥有多大的消费群体。

四是降低消耗。在卷烟市场买方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在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势下,企业要想靠市场获取更多的利润是困难的。因为,高利润的年代毕竟已经过去。那么,要怎么办呢?富从节俭来,败从浪费起。要依靠科学管理,在企业内部真正做到处处节约,精打细算。树立起"节约增效"的观念。要眼睛向内,加强管理,裁减非生产人员,讲求投入产出,加快资金的周转率,节约水、电、气及物资消耗,堵塞跑、冒、滴、漏,发扬节约一厘钱精神来强化成本管理,来挖掘潜能,来增加效益。要确立"减少了开支就是增加了效益"的观念,切实做好降耗增效工作。

有诗云:“上山千条路,共仰一月高”。面对WTO,我们要以成败在此一搏的气魄,不断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努力树立起自己品牌和企业的形象,在与跨国烟草公司无情的搏杀中立于不败之地。

宏观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设施农业宏观管理方针原则

1、概述

我国自1979年至1994年先后从荷兰、日本、美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引进大型连栋温室21.2hm2,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能耗过大,运行费用高,管理不善,仅个别勉强维持生产,绝大部分不得不宣告失败。90年代中,由于我国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设施农业的发展又掀起了新的热潮,以北京中以农场引进以色列大型塑料温室为标志,又开始了新一轮较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的大型连栋温室,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引进的不仅是温室的主体骨架,同时引进了成套设备和栽培技术。据有关资料,1995年至1997年已签订引进合同达80hm2,价值3亿元,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突出地反应了国内对先进的设施栽培成套设备和技术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国外温室厂家亦蜂涌而来,他们采取压低主体结构价格,提高内部设施价格的措施,试图占领市场。

总之,当前我国设施农业的发展,已面临新的形势,在设施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设施规格也在相应提高;在大力发展日光温室生产的同时,也在较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成套设施与栽培技术;设施园艺生产多样化,不仅生产蔬菜,包括大宗菜和特菜,也生产花卉水果,但也暴露出在宏观管理上无序状态的问题。各地在纷纷上马,纷纷引进的同时,也不乏盲目性,缺乏总体规划、规范化和标准化。因此有必要在深入调查研究我国设施农业现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加强管理的意见和措施,以便为主管部门制订规范化的管理办法和宏观管理的政策性文件提供依据,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宏观决策,疏通信息渠道,规范管理职能,提高企业素质实行名牌战略,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设施农业创造条件。

我国温室中95%以上为日光温室,普通加温温室和大型现代化温室,因能源问题,运行效果不经济而难以大面积发展。全自控现代化温室自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开始逐步引进至今。估计将近100hm2。日光温室中约有60%为高效节能型日光温室。塑料大棚中90%为简易的竹木结构塑料大棚,只有在大城市郊区发展装配式镀锌钢管大棚,目前随着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有些地区,特别是南方一些地区,原有单栋大棚也向连栋大棚发展。据全国农技推广总站1996年底统计资料,我国设施栽培面积最大的省份是:山东、河北、河南、辽宁、江苏和新疆。而高效节能日光温室面积最大的省份为:河北、山东、辽宁等省。

现代化大型温室,主要是引进温室,从1985年至今,我国大约引进了近100hm2。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东南沿海省份的大城市郊区。在1979~1994年期间,引进了21.2hm2,分布在北京、上海、哈尔滨、大庆、广州、深圳、乌鲁木齐等地,由于能源消耗大,管理不善,入不敷出,最终不能维持,有的被拆除,有的另作它用,基本上是失败了。如1979年北京的四季青园艺场最早从日本引进的3hm2现代化大型温室,现已改作贸易市场。1995年北京中以农场率先引进以色列温室1.2hm2,开始了新的引进高潮。1996年引进面积最大的为上海,达l5hm2,分别从荷兰、以色列引进,分5处进行试验,取得了一些重要经验;深圳市1997年从法国引进6hm2薄膜温室,现已投入使用。还有很多省城如广州、石家庄、郑州、济南、南京、北京、重庆和银川等都有新引进温室,或正在洽谈引进事宜。这次引进的特点是:引进成套技术设备,除主体骨架外,包括环境调控设备、灌溉设备、全套栽培技术措施(从种子到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甚至授粉技术等),并有引进国派驻专家指导,即不单纯引进硬件,也引进软件。但大多是政府行为,也有部分是企业行为。

2、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

2.1设施农业发展的数量和质量

目前设施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数量增长很快而质量水平较低。以设施栽培86万hm2计,城乡人均占有面积已达7.l7m2,比80年代中期增长了19倍,所以发展方向应由扩大规模转向提高质量。同时产业结构要转型,单一生产蔬菜转变成以生产蔬菜为主,辅以生产花卉、瓜和果。从单一生产大宗菜,转变成生产大宗菜为主,辅以生产经济效益高的特菜,有条件的地区应积极发展名、特、优、新、稀产品,出口创汇。其次是提高现有设施水平。现在设施质量普遍较低,日光温室中绝大多数为80年代中期形成的普通类型,结构较简单,以竹木、水泥杆为骨架,厚厚的土坯墙体降低了土地利用率,可利用面积仅40%~50%;作业空间小,不便于机械操作,只能靠手工作业;保温、采光性能差,每年雨季过后,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维修结构;抗灾能力差,易被大雪压塌、大雨冲垮,如1997年12月一场大雪,江苏、山东不少普通型日光温室因承受不住雪压而倒塌;灌溉技术,仍以大水漫灌,有些地方每667m2日光温室灌水量达500m3/年。并且在多年使用后温室内病虫害严重而不得不依靠经常性打药来维持生产,这与发展绿色农业的趋势很不协调。所以山东省率先提出了设施农业的二次创业,不仅要选育优良品种,而且要改进设施结构及栽培管理技术,在提高产品品质上下功夫。

对于塑料大棚的发展,同样存在结构和栽培技术两方面有待提高的问题。

所有新建的设施,应该具备更高的质量水平,不应再停留在较原始的水平上,应能够生产高品质产品,借鉴引进温室的一些经验,逐步向现代化、自动化方向发展。

2.2能源清费和气候资源的合理利用

我国是一个季风气候显著的国家,冬春季节在蒙古高压的控制和影响之下,我国的三北地区、青藏高原、云南高原晴天多,日照百分率超过50%,光照充足,是发展设施园艺生产的有利条件。但我国地处欧亚大陆东部,季风发达,大陆性强,气温的年变化很大,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冬季气温比同纬度其它国家要低,而且愈向北方,偏低愈甚。例如1月份,东北地区比同纬度其它国家气温偏低14~18℃,黄淮流域偏低10~14℃,长江以南地区偏低8℃,华南沿海也偏低5℃。夏季除沙漠地区以外,我国又是同纬度地区最热的国家7月份平均气温东北和内蒙北部比同纬度平均偏高4℃,华北平原偏高2.5℃,长江中下游偏高1.5~2.0℃。根据计算我国北方各地冬季日平均气温≤5℃负积温要比世界同纬度地区高出1~4倍。这就意味着我国发展设施生产冬季加热所需能耗比欧洲国家要高得多。夏季比同纬度其它国家炎热,必然增加降温所需的能耗,而且夏季又是雨季,空气相对湿度大,湿热同季使藉助于蒸发降温机理的降温效率下降,在封闭条件下进行湿帘降温、喷雾降温,其降温效果必然受到限制。

因此,如何根据我国各地气候特点,发展设施生产必须要进行深入研究,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节能是中国设施园艺生产的重要课题。

2.3引进和国产化

1979~1994年引进的20hm2大型现代化温室,由于高能耗和经营管理跟不上,高投入、低产出,至今几乎全部停止运营。1995年以后又开始了第二次引进大型现代化温室的热潮,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96年上海从荷兰、以色列引进了15hm2微机全控制加温温室,进行蔬菜、花卉栽培。经过一年的运行,有盈利的也有亏损的,但为高能耗、高投入、高产出的现代高科技设施园艺经营提供了经验。

目前现代化温室的引进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投资大。以上海1996年引进的15hm2温室来看,引进费用加配套设施设备费用,平均500~900元/m2,投资太大,每年的折旧费、维修费太高,在短期内难以收回投资,这是影响温室引进的一大因素。

2)运行成本高。从上海5个基地在1996~1997年度运行成本看,平均每1/15hm2(亩)为3.48万元,其中30%~40%是燃料成本。从上海各引进温室使用效果来看,冬季加温使用燃煤最经济,比用电或燃油热风的效果好、成本低。即使燃煤,在上海的荷兰温室中要保证果菜的生长温度,每天每公顷,仍需燃煤3t(每亩0.2t)。在济南,每1/15hm2(亩)每天需燃煤0.4t。在北京,则为每天每1/15hm2(亩)0.8t。有些引进温室(也包括部分国内设计的温室)的通风设计没有针对当地的气候条件,在高温高湿同季的情况下,降温依靠湿帘风机系统,不但降温效果差,能源消耗也相当可观,甚至不比冬季加热能耗费用少。能源消耗费用太高,使投入使用后的经营成本持续偏高,最终可能变成亏本经营,成为温室引进的又一大障碍。

3)功能定位存在一定问题。既然是引进的现代化大型温室,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其产品定位必须有高起点。高投入,必须有高产出,才能充分显示现代化、资金技术密集的优势,达到高效集约栽培目的。上海的东海荷兰温室,种植的彩色甜椒,市场定位于大宾馆和大饭店,价格可达24元/kg,其他产品市场定位也大都在宾馆饭店或超市,因其能保证优良的品质和周年供应,价格优势明显,所以其经营效果,已经突破了以前引进温室不计折旧,勉强保本的经营状况,在合理扣除折旧和经营成本后,仍略有盈余,并且会越来越好。南京市蔬菜所,80年代中期,引进一栋荷兰温室,一直种植番茄等大宗菜,年年收入不抵运行费用,从1995年开始,改成一半种菜,一半种花,当年收入与运行费持平,1996年1/4菜(番茄和樱桃番茄),3/4为切花和盆花,当年收入高于运行费用。所以功能定位不准确是许多引进温室经营不善的一大原因。结合旅游观光,生产优质花卉、蔬菜、瓜果和种苗,如上海的东海农场,江苏镇江21世纪乐园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4)规模小经营单一。目前各引进单位引进的温室面积一般为1~3hm2,绝大多数为1~2hm2,规模都不大,并且往往还种植多种作物,因此无论从面积还是从作物种类都形不成规模,这与国外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如荷兰,一个农户就有二、三公顷以上的温室,只种植一种作物,专业化程度很高,不仅有利于种植水平的提高,而且能保证履行市场合同,它的规模效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我们目前的引进方式不能形成规模效益,这就增加了操作上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技术人才资源的浪费,3hm2种植三种作物所需的技术指导同样能指导15hm2种植同种作物的生产。

5)引进不配套。只引进温室设备而不引进内部管理机制,难以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设施生产。现代化的设备加上现代化的观念及管理方式,才能保证高产出、高效益,达到引进温室的示范目的。

随着引进温室的不断增加,国产化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现代化大型温室的骨架和覆盖材料国产化,已经基本不成问题,但其内部的配套设施、计算机管理系统等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观念,仍需认真学习。对于国产化,业内人士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要求加速国产化进程,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另一种态度则认为,先当学生,虚心学习,先吃透外来的东西,逐步缩小国产与引进之间的差距,不可操之过急。我们认为有关国产化的问题,硬件在短期内容易实现,软件特别是微机管理、生物技术(品种、授粉技术、定量化肥水管理等),我国与先进国家差距较大,是今后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主体结构的国产化过程中已经做了不少简化改进设计,即使如此,也因难以形成规模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而往往高于外商报价;没有温室专用的材料,或者有而精度不够,不能满足设施建设的要求,影响设施生产的效果;内部配套设备的国产化还有一定问题,产品不齐全,不配套,性能达不到要求,有的配套设施根本没有,不能满足现代化管理的需要。所以必须先搞清楚引进温室的质量、性能和种植要求,再加以改进,逐步实现国产化。

2.4建厂生产问题

以上海、江苏为例,仅上海周围,经营温室骨架约有5~6个厂家,有些地方还在盲目建厂,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因此必须要建立质量检测和评估体系,实行名牌战略,有序建设,有序竞争。

2.5关于大型现代化温室的发展问题

近年来,出现发展大型温室的热潮,首先是因为资金有了一些积累,包括一些大企业也投资设施农业将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原有的设施技术不配套,土地利用率低,环境调节能力有限,而北京中以示范农场引进全套设备技术后,感到有了新的希望,各地政府部门、大企业于是将视点转向设施生产。我们认为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可以适度发展:(1)资金实力允许(当地政府有补贴,或有企业参与。);(2)有良好的市场,包括消费者观念,优质、优价;(3)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包括经营管理技术、生产技术和劳动者素质;(4)形成规模,不搞分散建设,尤其是政府投资的项目更应如此。

3、国家管理部门在宏观管理上应采取的方针和管理原则

3.1管理的定位

国家管理部门的管理定位,首先应是宏观管理,起指导作用。要实现宏观管理,必须了解设施农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应对全国的设施农业根据气候条件进行合理的规划;建立各级工作机构,明确专人管理;及时收集和市场信息,指导农民及时调整种植计划,减少盲目性,以稳定农民的收入;制定适合各地区不同气候条件的不同档次的各种设施规格及技术参数,同时规范各生产厂家的生产行为,减少无序竞争所带来的损失,改变现有生产厂家各自制定规格,无统一标准的混乱局面;建立固定的监督检测机构,加强检测,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各级管理机构应同时承担技术咨询的任务;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包括生产资料市场、产品市场、产品采后处理(加工、分级、包装)、运销等。

3.2充分利用气候资源,合理规划设施布局

我国是一个气候类型多样的国家,各地气候对设施生产的利弊各异,应以多样化的设施生产模式,适应各地的气候特点。我们建议按大区划分,根据气候条件,做好各种设施的区划工作,充分利用当地的气候资源,经济合理地提高设施栽培水平。关于设施栽培的区划问题,80年代中期,曾进行过不少探讨,近年来各省市也认识到,充分合理利用气候资源对布局设施栽培、设计种植制度(品种、茬口等)和制定管理规范的重要性,并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比较分散,并基于经验,缺乏全国性统一的区划指标体系和区划体系。有些地方因设施栽培比较效益高,盲目上马,结果因气候条件不适宜而导致失败。规范各区设施类型及其规格、参数,使各种设施合理分布,种植制度和管理规范化,改善以前的盲目性和过于分散状况。

3.3设施标准的制定

各地区应有适用于不同档次的设施类型及标准参数,对农民自制设施提出指导建议,规范农民的自发行为,使建成的设施经济适用。

"六五"、"七五"、"八五"期间,我国在塑料大棚、日光温室的结构优化方面都做了不少研究工作,而且取得了许多成果,但目前只有钢管装配式塑料大棚有国家标准。玻璃温室的结构标准尚未批准公布。至于日光温室标准,温室配套设备的标准至今仍是空白。所以在设施、设备标准化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对设施的生产厂家不仅要制订一系列质量标准,还必须成立专门质量监督和检测机构,经过检测,方能进入市场,为此也需要制定检测规范,包括使用仪器、测试标准和方法等,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劣质产品的侵害。

3.4建立信息管理和技术咨询网络

农民进行设施生产,相对投入较高,农民是自发生产,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所以应建立信息管理机构,及时向农民提供较准确的各种产品供求信息,并做一些科学的预测,指导农民及时调整种植计划,以获取较多的收益。农业部的有关职能部门应予以重视。

技术咨询具有同样重要性,技术的提高是设施农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先进的技术必须由农民掌握后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建议建立技术咨询机构,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可作指导和监督。

3.5抓好科学研究和培训

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不断地创新。从而要求加强本学科领域的科研和培训工作,不仅要提高管理者的水平,也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要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设施生产行之有效的途径,当前主要研究内容应包括:

1)面向21世纪中国设施生产可持续发展战略;

2)低成本、低能耗的设施设备成套技术体系;

3)高效设施栽培管理技术体系(专用品种培育、定量化水肥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

4)设施生产产业化体系(设备设施工程,种子工程,产后处理工程…)及经营管理模式;

5)现代化设施生产的标准体系与质量监控体系;

6)从中央到地方的培训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包括建立科技示范园,服务机构和服务队伍,图书音像制作出版和培训计划等)。

3.6关于小型机械的问题

目前在普通的塑料温室和日光温室中,基本上没有使用机械,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天津、江苏、湖南等地均建立了工厂化育苗设施,但由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影响,推广的范围和规模还是很有限的。在现有的大部分现代化温室内,常规的农机具也很少,尤其是采用了无土栽培种植方式,设备配置主要是灌溉设施、采摘车及采摘工具、喷雾设备(喷雾车及喷雾器)运输车、嫁接机、花卉及蔬菜清理分检设备、包装设备、育苗设备、冷库等。其中不少设备在我国还是个空白。

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要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这给我国设施农业的发展又提供了新的机遇,要本着自主研究同技术引进相结合的原则,提高我国的农业设施的水平。

参考文献:

宏观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县级人大档案;管理;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G27文献标识码: A

一、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1、档案是机关工作查考的依据

档案是过去工作和历史情况的记录,它可以为机关工作提供备查的依据。档案是历史的真凭实证,是第一手的参考材料。首先,它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而非后人编造的,这就客观地记录了历史情况,具有最可靠的凭证。其次,它保留着真切的历史痕迹,如有些是当事人的亲笔手稿;有的留有机关领导人或有关人员的亲笔签署或批示;许多文件盖有制发机关或个人的印信;有些材料是以照片、录音带、录像带的形式存在的,这也是档案具有凭据作用的证明。还有一些文件材料,如合同、契约等制发的目的就是备忘,其凭证作用就更加强烈、更加明显。

2、档案是宣传教育的生动素材

近年来,我国档案事业步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各级档案部门解放思想,改革创新,逐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档案的利用服务上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实施,我国档案工作重新走上了依法管理的轨道,档案事业的宏观管理得到全面加强;各机关、各单位档案室,各级各类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和现代化技术的运用工作扎实推进,档案在为社会各方面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档案工作是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档案是企业各项工作和员工各种活动的直接记录,通过档案可以对企业领导和员工、对企业的各个工作流程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追溯。档案工作也是企业的窗口,是检验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抓手,是企业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重要基础,是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和控制,以及企业与企业领导人接受国家和社会审计、监督和检查的重要基础。企业的档案工作现在已不是仅限于加强对档案自身的管理,而是立足于通过加强档案管理来提升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

二、县级人大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馆室设施设备和管理手段严重滞后

全县不少乡镇和单位至今仍使用被淘汰,不利用防火防虫的破旧木质档案柜,高矮不一、颜色不一,破烂不堪。档案室未配备必需的温湿度调控设备和监控和消防设施。“十防”设施几乎空白。县档案馆档案管理技术手段十分落后,修裱,数字化、翻拍、复制、存储等技术设施设备缺乏。电子档案异地备份以及备份所需的防磁设施缺乏,至使档案部门无法使用新的技术手段管理档案和提供服务,档案的实体安全和信息安全难以保证。

2、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近几年,县政府虽然对档案事业的投入有所增加,但增幅不大,无法适应档案事业发展需要。档案馆日常维护和运转、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档案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经费一直未列入财政预算,致使有些工作无法开展,如特殊载体档案(特藏室及档案数据库、电子查询系统无法建立)。档案工作只能停留在传统的手工操作层面上,各单位在档案事业的投入也很不平衡,大部分乡镇和县直单位投入较少。

3、县级档案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

一方面县档案局作为全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由于编制紧张,知识结构不合理,加之档案处于工作的末端,档案工作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干部长期不流动,使得档案干部的工作视野、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受到影响和制约,存在着安于现状、墨守成规、观念不够解放、创新意识不强问题;另一方面,机关单位档案员大都变动频繁,流动太快,有些档案员业务刚一入门,便被换岗或提拨。档案工作岗位的不稳定性,导致档案员学习业务,钻研业务兴趣不高,工作的依赖思想较重。档案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高,难以担当起推动事业发展的重任。

三、对做好县级档案管理工作的几点措施

1、管理工作责任化。

专门成立档案管理工作小组,指定专人负责档案的收集和管理,明确任务、卡死责任,并规定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需要调动时要办理好档案交接手续,增强管理人员管理档案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2、收集归档程序化。

要求各科室资料员主动将本科室及本人经手的需要存档的资料及时搜集、整理并送交档案管理员存档,从而在机关内部形成了由办公室专人负责、其他科室共同配合的档案管理机制。

3、管理工作规范化。

制定机关档案管理制度,明确档案管理员的职责。档案管理员负责将档案资料进行规范整理、合理分类、准确划分保管期限,并装订造册。

综上所述,只有坚持与时俱进、坚持科学规范的档案管理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开创档案管理工作的新局面。做好档案的开发和利用工作,不但可以实现档案管理工作的自身价值,而且可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充分发挥我国特有的管理优势,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管理道路,一定会把县级档案的管理工作做得更好,实现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使档案工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档案管理论文:浅谈乡镇档案管理的现状与分析》

【2】《档案管理论文:如何做好档案管理工作》

【3】《公共管理论文--如何做好县级档案管理工作》

宏观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绿色营销;现状与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9-0009-02

1 我国绿色营销存在的问题

1.1 尚未形成全社会性的绿色消费需求

由于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还不太高,加之媒体宣传、引导滞后,了解并接受了绿色营销的至今仅是少数消费者,绝大多数消费者还不懂得绿色营销的意义,没有形成全社会性的绿色消费需求。消费者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绿色力量登上环保舞台, 难以对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度的监督。

1.2 绝大多数企业仍未确立绿色营销理念

目前,绝大多数企业的生产经营仍是在一味追求近期和微观效益的理念下进行的,对环境保护和社会长远利益考虑得很少;不少企业绿色需求导所开拓的新的市场机会等缺乏应有认识;有的企业尽管意识到绿色营销可以开辟新的市场,但由于需要花费较大的成本、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而不敢贸然行事;另一些企业由于长期亏损,更顾不上花较高的代价推行绿色营销。

1.3 企业的营销组合策略不相适应

绿色营销对我国企业的营销组合策略提出了挑战,①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开发过硬的绿色产品的紧迫感,现有绿色产品的绿色含量有待提高;②产品的包装很少考虑所用材料的环保性;③企业缺少绿色会计和绿色审计制度,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费用没有科学地计入成本而制定出绿色产品价格;④再其次,在销售渠道的选择上,还未从产品的绿色特征出发来考虑怎样简化分销环节,如何防止绿色产品在分销过程中的二次污染;⑤促销方式陈旧,特别是一些先行生产绿色产品的企业,还没有负担起绿色信息的传播者、宣传者的责任,缺乏引导绿色消费,开辟绿色市场的时代创意。

1.4 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督、调控机制

我国制定的环境资源政策多数仍然是行政性、计划性政策, 经济政策只是作为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度的辅助工具, 尤其严重的是缺乏产业政策和相关技术政策, 无法满足市场经济的要求, 这对引导企业自觉实施绿色营销是极为不利的, 必须进行广泛的修改、补充、调整和完善。

1.5 绿色产品价格过高,绿色需求不足

每个层次的消费者都愿意消费绿色产品,也期望企业实施绿色营销战略,但是这种愿望在企业中得到实现时会使其产品成本上升,引起价格上涨,当价格超出了消费者的心理价位时,产品就不会被消费者接受。受制于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消费者无力承担绿色成本的上涨,因此,绝大多数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便成为“空中楼阁”。

综上所述,我国的绿色营销现状还不容乐观,还未能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国内绿色营销的发展态势整体表现不佳。

2 我国企业实施绿色营销的对策探讨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各种基础相对薄弱的条件下,在绿色消费浪潮中,要想迅速培养发展绿色营销事业,需要企业的努力,也需要政府部门的宏观管理、监督指导以及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还需要消费者绿色消费观念的形成和消费行为的成熟,以及环保组织、媒体的参与监督和其他企业竞争者的良性参与,它们构成了影响企业绿色营销的五大力量(如图1所示),做好这五个方面,有利于推动企业的绿色营销活动,构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

2.1 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

作为实施绿色营销的主体,担负着重要责任,所以必须要做到:

(1)树立绿色营销观念。

绿色营销观念是绿色营销实践的指南。实施绿色营销,首先必须树立牢固的绿色营销观念,寓绿色意识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企业领导不仅自己要重视和关注环保问题,理顺企业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企业局部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关系,树立企业长远发展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观念,还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树立全体员工绿色营销意识,建立质量保证制度和生态监测制度, 使生态责任落实到岗位和个人,在企业中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道德标准,并将其具体落实到企业营销活动的各项工作之中。

(2)增强资金能力和技术能力。

资金和技术是实施绿色营销的两大物质基础,企业在政府给予足够支持的情况下,通过自身努力,加大对绿色的投资力度,并拓宽引资渠道来改变我国目前绿色营销活动中的“资金匮乏”局面,解决绿色营销发展中的资金问题。技术能力方面,我国环境科学研究成果有些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现在的关键是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和新兴产业技术产业化,同时使科研产业化形成有效机制,科研与营销能够相互促进,绿色营销使企业通过新产品获取相比于一般产品的绿色超额利润,绿色超额利润又使企业有了更多的资金投入绿色产品的研发, 从而促进绿色营销的发展。

(3)开发绿色产品,提高企业竞争力。

产品策略是市场营销的首要策略,企业实施绿色营销必须以绿色产品为载体,为社会和消费者提供满足绿色需求的绿色产品。绿色产品设计应着眼于易回收、易修理、节省、耐用、无污染或低污染、不危害消费者身心健康等。绿色生产与制造应着眼于采用清洁技术和工艺实施清洁生产、减少浪费、生产过程中严格控制“三废”排放等。绿色品牌塑造应结合环保标志进行。绿色包装应着眼于采用复用、毒性小、公害少、易分解、低耗材等类型的包装材料。绿色服务提供方面应着眼于服务过程节省资源和减少污染等。

(4)积极运用绿色营销策略。

包括:①制定绿色价格,按照“谁污染,谁治理”以及“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等原则,把绿色行动保护环境费用计入成本,提高企业效益。②进行绿色促销,促销起着诱导需求、创造需求的作用。恰当的促销可树立企业的绿色形象,扩大企业的影响面,促进企业绿色产品的销售。③选择绿色营销渠道,提高绿色产品市场占有率,扩大绿色产品销售量。企业可通过创建绿色产品销售中心,建立绿色产品连锁店,设立一批绿色产品专柜、专营店或直销点,来拓展绿色产品的经营。在选择中间商时,考虑其信誉的同时还应考虑其经济实力与管理状况等综合情况。

2.2 政府扶持

政府在绿色营销管理中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它通过法律、行政、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措施,给企业创造市场环境条件,施加足够的环境压力,从而推动绿色营销的发展。①政府要对一些耗费资源多的,对环境影响大的产品征收资源税和环境税,以刺激资源的节约和环境替代性产品的生产,为实施绿色营销的发展积累资金。②政府要加大绿色投资力度。例如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性资金,可以直接用于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和重大环境污染治理项目,或用于银行贴息间接支持这些重点项目,也可在政策性银行设立专项优惠贷款,用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良好企业的生产,以环境治理税或生态环境补偿税为主体,建立各级政府的环保基金,支持当地企业开展绿色营销。③可以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参与绿色投资,鼓励私人投资、企业自筹资金以及外商投资等,拓宽投资渠道进而改变目前绿色产品投入不足的问题。④对绿色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污染治理及生态保护工程建设、环保投资项目等免征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调节税,对新办的环保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

2.3 消费者要增强环保意识,树立绿色营销观念

实施绿色营销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不仅要研究和推广绿色产品,更需要开发绿色市场,培育具有绿色消费意识的消费者。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环保教育,使每一个公民都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是现代人应尽的基本义务。企业作为实施绿色营销的主体之一,更需要在学习中建立新的经营理念。

2.4 充分发挥媒体与环保组织的作用,开展绿色宣传

加大广告宣传力度,绿色营销广告同其他广告比起来要强调企业产品的“绿色特性”, 宣传企业的绿色形象, 将绿色产品信息传递给广大消费者, 刺激消费需求。

环保组织作为环境爱护的领头人应该在倡导“ 绿色消费”,“ 绿色营销”方面给予充分的支持。制定相关的制度,呼吁企业的行为,并进行适当的监督。

综上所述, 绿色营销的实现有赖于政府、企业、消费者乃至全社会的全面参与和良性互动。首先, 由于环境和生态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涉及民族、国家利益和宏观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所以各级政府应该在绿色营销战略中起到先行官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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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颜弘,王锋.我国企业发展绿色营销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经营管理,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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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汉艺. 企业绿色营销的经济学分析[D]. 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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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林耸,马宗国.关于绿色营销的思考与对策[J].商业时代,2004 ,(3).

宏观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一、我国政企关系的新变化

1.政企关系类型日趋多样化

当前世界各国政府与企业关系大体上有三种:第一种是"警察与司机关系",政府与企业没有隶属关系,政府只需要告诉企业什麽是不该做,企业其余事情政府一律不过问不干涉。这种政企业关系在欧美发达国家比较普遍。第二种是"手足关系",即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依赖,官商一体。日本的政企关系属于该种类型。第三种是"父子关系",企业隶属于政府,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对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拥有决定权。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企关系大致属于这种类型。

我国经过近20年的改革,政企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原来的纯粹的"父子关系",而是在逐步向包括上述三种类型的混合型政企关系过渡:政府与部分国有企业之间、一些乡镇政府与其所辖的乡镇企业之间依然保持着"父子关系";政府与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交通警与司机"的关系;一些地方政府与其所办的企业、部分乡镇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则形成了利害相关、生死与共的"手足关系",政府与企业一体,政府企具有了业化倾向。

2.政府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日趋突出

以前,每当谈起政府与企业关系,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但是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其他所有制企业迅速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支柱。政府与企业关系不再局限于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而政府职能部门与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整体之间的关系日益引起关注。这是因为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具有特殊性:首先是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涵盖所有专业领域;其次是职能部门仅仅在某些特定职能上与企业发生关系;第三是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是随机的,非紧密性的;第四是职能部门视企业为均质的,不论企业性质如何,规模多大,都按同等方式平等对待;第五是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多为由法律调整的法律关系,这种关系很难由行政手段调整。因此,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政企关系中的基本关系,在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到一定阶段后,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将是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全部内涵。

3.企业与所在地政府之间的关系重要性增强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与上级主管政府之间的关系逐步理顺,而越来越多的与所在地政府之间发生关系,如就业、税收、企业社会负担的转移、企业支援地方建设等关系。同时,大型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也面临如何与所在地政府打交道、建立良好关系的问题。这些企业绝大部分的日常经济活动都发生在所在地,要受所在地政府约束与管辖。当地政府对企业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否顺利进行,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支持也会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良性发展。

4.政企双方在职责上越位与缺位行为同时并存

政府的越位行为表现在与国有企业政企不分、干涉企业经营、乱收费等方面。其缺位行为表现在国有资产出资者缺位、公共服务提供者缺位、市场竞争监督者缺位等行为。企业的越位行为表现是一些国有企业私自处置企业资产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强迫企业职工购买企业股份等行为。其缺位行为表现有国有企业没能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功能、企业不能按国家政策规定保障下岗职工权益、不履行保护环境职责产生严重污染以及偷税漏税等行为。

5.政企关系的当事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企业关系不再仅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而是政府与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不只是企业与专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不仅要与主管政府打交道,还要处理好与企业的本部以及各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的关系。政企关系主体日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呈现出的上述变化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对于我国的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来说,这些变化是新生事物,在处理双方关系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会影响良好政企关系的建立,从而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

二、政企关系新变化产生的原因

1.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变化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为适应市场竞争,企业必须成为市场的主体,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成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企业法人,从而与在法律上是行政法人的政府具有平等的主体资格,两者之间不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法律上保证的这一平等关系,对政企关系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为建立新型的政企关系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政府职能进行转变以提高效率,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传统体制是下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具有明显的弊端。其一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与其他职能高度集中在一起,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其二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场机能,用经济计划和行政命令排斥和取代了市场机制;其三是强调用政府的经济职能(当然同时也使用其他职能)同时解决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问题,政府的经济计划和宏观管理直接"侵入"到企业的微观经营管理内部。这种状况直接阻碍了中国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转换政府职能以越来越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迫切要求。因此对政府职能进行了转变,经过其主要表现是:(1)部分专业经济管理机构改组为经济实体或行业协会,不再承担政府职能。(2)暂时保留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亦将生产经营权大幅度下放给企业,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和人员精简;(3)政府管理方式发生了初步转变,如减少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强化宏观调控职能等;(4)积极探索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实行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离的新路。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政企关系的变化消除了一个直接障碍。

2.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引进了外资,也产生了同时产生了几种新新性质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独资企业。这些企业与我国各级政府在一开始就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为我国原来单一的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了探索的渠道。

3.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我国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沿着两条线进行的,一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确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二是所有制改革,构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所有制基础。所有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到1997年迅速发展到占经济总量的1/4,涌现出了一些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非国有制经济的壮大与发展,为政企关系的转变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出现,也是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出现了纷纭复杂的局面,导致了政企关系新变化的出现。

三、合理的企业与政府关系模式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企业对政企关系的转变前景十分关心,并纷纷提出了自己所希望的政企关系模式。综合起来看,合理的企也与政府关系应该具备以下原则:

1.主体平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同样,政府是公共秩序的维护者,是依法行政的行政主体,是能够承担行政行为责任的行政法人。企业法人和行政法人之间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因而从主体资格上看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2.法治原则。行政机关和企业是不同的主体,必然有不同的利益关系,调整这种关系的准则职能是法律。行政机关的活动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必然会影响私人利益,因此,行政活动职能在法定范围内,依照本机关的职责和权限行事,所实行的行政行为必须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并且符合法定程序。当行政权力被任意行使侵害企业权益时,企业有权要其行政机关补救或赔偿。企业也必须依法进行经营活动。

3.权利、义务对等。政府的权利是征收税赋,义务是为纳税人提公共服务;企业的权利是获得政府的公共服务,义务是向政府交纳税赋。

4.平等保护原则。在职能部门面前,不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是企业法人,因此,任何企业依法经营都要受到平的保护,任何企业违反法律都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5.高效原则。办事效率是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业务能力的表现,是政企关系是否协调的重要标志。政府办事效率搞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同时推动企业效率的提高。国际经验表明,高效、廉洁的政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与发展的关键。因此政府的办事效率不仅是政府内部问题而且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6.经济原则。经济原则适用三种情况:

(1)政府机构设置应遵循经济原则。一般来说,要实现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行政机构过小和公务员太少是不够的,但机构庞大人员冗肿也是不行的,因为会导致人浮于事、职责不清的问题,形成政府内部自我服务的恶性膨胀。因此,机构设置应考虑经费问题,尽可能的降低纳税人的负担或把有限的资源更多的应用于科学、教育、卫生等事业上去,造福于民。

(2)政府制定或实行某项法规、条例时,应综合对比该项实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或经济效益以及带来的负效益,当社会效果大于负效应时才能实施,反之则不应该实施。

(3)行政机构及其公务人员在具体实施行政权利过程中,也应坚持经济原则,不给公民、企业及其他组织增加额外负担。

宏观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政府公共政策公共管理

“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究竟怎样管理企业”的问题,既需要政府通过调节市场活动实施间接管理,也要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管理少数公营企业。与计划经济中政府“管理”企业的传统观念不同,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着眼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弥补市场缺陷,而不参与各类企业的经营管理。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部门的经济职能,除了实施宏观调控,还要制定公共政策来调节和完善市场机制,平等地对待市场中的所有各类企业,创造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因而也称公共管理。这是政府通过市场间接引导企业行为的重要职能。

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我们收集了当代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料,其中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美国和英国的自由竞争型市场经济;欧洲(莱茵)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法国的有计划调节市场经济,瑞典的福利国家市场经济;东亚模式: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各有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它们的经验,既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规律性);又有因历史、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个性(差异性)。因此需要对各国政府干预市场活动(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程度和方式进行研究和比较。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市场的主体。通过社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市场交换产品和服务,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经济活动要遵循价值规律,以使交易成本最低,在若干条件下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即“帕累托最优”)。这是一般市场经济概念。由于市场并非万能,存在着不完全竞争和无法消除垄断、外部不经济性而导致损害社会收益、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经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以及对收入均等化无能为力,必须提供若干条件克服这些“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市场运作,并通过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

企业是组织生产、配置资源的基本单位。无论公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是:(1)企业产权边界必须明确界定,否则会因外部性的存在而造成资源浪费和“搭便车”等偷懒行为;(2)企业应有充分的自,包括生产品种和产品组合的决定权、定价权、自由进入和退出的权利,并有权拒绝任何人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外的个别干预;(3)要以经营单位的个人财产或法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完全责任或有限责任。这是市场机制有效运作和政府有效干预的基本前提。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首先是建立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和完善经济活动环境。市场本身不能有效地提供的、具有使用上“非排他性”的以及利益上“非占有性”的公共货物需要由政府提供。其中,有些公共货物(在使用的排他性低时)应当是免费和开放的,有些公共货物(具有使用的排他性时)应当根据交易成本的状况决定是否需要限制消费。政府通过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市场经济活动的物质条件(硬件);通过制定法律和建立行政机构提供市场经济活动的制度条件(软件);政府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金融、信息等服务;政府为公民提供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并采取某些强制储蓄的方法为此提供资金;政府为公民提供一部分教育和医疗保健的费用和条件,并保障其机会均等。

政府职能运行需要投入和消耗一定的资源,政府筹集资金的手段是公共财政,一般有三种方式:税收(主要方式)、发行公债和扩大货币发行。税收涉及到纳税人的积极性,并影响到价格体系;赤字举债可以在短期内刺激经济;扩大货币发行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公共财政对效率、财富分配和宏观经济运行有着显著的影响。

市场是企业经营活动的舞台。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干预是对“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的干预,以及对公共部门的公益事业和少数公营企业的干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有不可混淆的两个层面:

一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宏观调控或曰宏观管理,指对经济总量(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水平、总的物价水平、就业水平)所进行的调节。宏观调控的措施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归档:公共管理论文。从70年代后起,各国进行需求管理和调节的同时,加强了供给管理和调节,侧重于长期发展的经济增长政策、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人力政策和经济国际化的对外经济政策。

二是政府对微观领域的公共政策或曰公共管理,通过行政机构和行政法规对经济活动进行的干预,称为对市场中企业和私人微观行为的规制。英文regulation一词译为管制不如规制确切,因为它由政府出面干预,经过一个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谈判、协调和讨价还价的过程,建立起针对市场供求双方的规则,纠正市场失灵,增进经济效益。具体地说,规制在下述情况下是必要与合理的:①规模经济,某行业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就适合独家生产,因为比多家生产的成本低,但要对其行为加以规制;②防止过度竞争,这时政府要制定最低限价而不是最高限价;③提供全面服务,要求公司以合理的价格向所有的消费者包括一些边远小社区的消费者提供服务,于是出现服务成本差异,需要用“补贴”的办法由公司内部调剂。要保证公司有能力维持内部补贴,就得由政府保护公司在其它地区赚钱,即需要政府为市场守门,对新进入者实行限制;④保护消费者和公司职工,防止他们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被公司欺骗。规制的内容大体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对于市场机制能够基本发挥作用的领域(市场领域),政府实施维护和促进竞争的政策,即反垄断政策(或称产业组织政策),其主要内容是禁止垄断、合谋行为,限制不公正交易,限制企业过度集中等。其二,对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如公共性、外部性、自然垄断性较强的领域,实行经济性规制政策,即对自然垄断和公益事业等进行有关准入、退出、价格方面的直接管理。这两类政策可以覆盖全部产业。此外,在市场机制对某些领域可以形成“有效”资源配置,而从伦理道德上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如),还要实行社会性规制,如防止公害政策等。

二、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是政府部门调节市场的重要职能

市场经济中政府部门针对市场缺陷采取政策措施的职能是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需要掌握好调节的范围、层次、力度和方法。

1.管什么?管市场——调节与企业经营和消费者相关的市场机制

1)限制垄断和促进竞争。制订反垄断法,依靠法制影响市场结构和竞争关系。政府不断地监督企业经营状况,但不涉及企业内部的经营方式。美国限制造成垄断的不公平竞争,而不反对现有的垄断企业,禁止的企业行为是:垄断和固定价格协议、破坏竞争的兼并、价格歧视、搭配销售和倾销,反垄断机构是司法部反垄断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欧洲的限制垄断法不如美国严格,允许经过有关当局或法院裁决的联合定价。日本的反垄断和维护竞争政策由公正交易委员会负责,由于对跨行业垄断集团的限制较松,以致一些集团膨胀、金融渗透、行业默契、业务排外等合谋和垄断行为泛滥。

2)经济规制和社会规制。政府的综合与专业部门协调一致规制市场行为。美国政府的规制机构由国会立法建立庞大的规制体系,分为两大类:经济规制机构规制特定行业的市场进入、价格和服务;社会规制机构规制所有行业的某一方面,例如环境保护、职工劳动保护等。

经济规制又称行业规制,是针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自然垄断行业具有强烈的规模经济效应,并需投入大量“沉淀资本”才能开业,而且大多是公用事业和公共产业。尽管在这些行业采取自然垄断是有效率的产业组织形式,但由政府直接经营这类企业容易产生经营管理官僚化的弊病,各国政府一般采取授权人的办法,甚至授权私人企业予以经营;而政府则加强直接监督和规制。经济规制由精干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目的是保障公众得到良好的服务并支付合理的价格,而不破坏市场经济的效率。当行业性质因技术进步而变化和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时,规制措施要相应改革。

社会规制适用于社会上所有的厂商和消费者,包括保护消费者权益(如收受投诉、有关信息公开、防止假冒伪劣产品、防止误导消费需求等)、保护工业安全和工人劳动安全、保护环境和控制污染。社会规制的目的是界定和维护财产权,对于某些厂商或个人的经济决策可能经过非市场的价格手段直接侵害其他厂商的成本函数或社会的财产利益的情况,政府通过立法司法予以规制。社会规制还要区分外部效应和内部效应,并比较保护措施的成本和效益。例如美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措施,对于外部效应造成的环境污染,国会在70年代初通过了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和联邦水污染控制修正案,并由环境保护局实施。而产品质量和劳动保护是基于内部效应,环境规制还要把外部效应内化,于是制定了许多针对产品质量和劳动安全的规制。如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由食品药物管理局负责实施;消费品安全法,由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负责实施;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规制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和健康局负责。社会规制在日本由通产省、环境厅、厚生省、企划厅国民生活局及地方自治体负责;在韩国由经济企划院协调各部门实施。

3)政府直接管理公用事业和公共产业,承担其资源配置,对市场供应不足或供应不够有效的货物予以补充。政府控制战略性资源和为公众提供服务,在某些产业发挥主导作用和弥补市场缺陷的调节作用。自然垄断性公营企业侧重于控制国防工业和经济命脉(如道路交通、能源电力、航空和金融等基础设施),积极发展公益事业(如邮政通讯、供水供电、市政环卫,以及海关、审计、税务管理等行政和社会服务性部门),优先满足社会目标,较少体现盈利目标。由于其经费不能全部直接从服务对象收取或投资回收很慢,这类企业的直接经济效益偏低,致使政府财政(来自税收)负担很重。近年来,发达国家一方面精简政府机构,减少行政开支;一方面更加慎重地选择公共物品的范围,尽量减少垄断性公营企业的数量,并把一些公营企业公司化或私有化。

4)培育新兴产业和先进技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由政府主导经济结构演进的政策被称为“产业政策”,它是国家在发展的赶超阶段采取的经济政策。政府出面对产业间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并扶植新兴产业,以帮助本国企业进行国际竞争,缩短经济现代化进程。19世纪中叶德国和美国曾对本国产业资本实行保护政策。二次大战归档:公共管理论文推荐度:收藏本文日期:2006-2-246:48:00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字体大小:小大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

后日本的产业政策,除了在一段时期内对进口贸易和外资引进实行全面控制,已不同于幼稚产业保护和萧条产业调整层次上的政策,而相似于欧美的“目标政策”,提出不同时期的“产业结构设想”,对一些特定产业重点扶植,给予减免税、优惠融资支持,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随着赶超过程结束,其有效性到70年代已经减弱。战后美国的国防政策成了实际的产业政策,还对不同产业实行差异税率,在一定时期对铁路、木材行业免税并给予政府补贴,对住房建筑和农业提供优惠贷款。但美国政府从未正式承认它有产业政策,而是从80年代起提出“技术政策”,并被各国采纳为经济快速转型的竞争政策,对研究开发减税,鼓励政府研究机构与企业的技术转移、合作研究、先进技术计划、小企业创新计划和企业对研究开发的投资,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断获得新的国际竞争力。

2.怎么管?构筑法律基础,间接管理为主,完善企业发展环境

1)规范企业产权和企业行为,依法分类管理。在企业法律类别上,依财产来源和垄断或竞争属性把企业分成两大类,规范其产权和行为:①按公法或特殊法案并参照民法一般准则管理,适用于全资公营企事业,包括公益性事业和自然垄断性公营企业,以社会目标为主,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财政补贴或政策性补贴。在法律上,按照公共财产的归属分级所有:即中央政府所有(国有)和各级地方(省和市镇)所有,与中央或地方财政预算体制挂钩,各级政府之间有明确的财产边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所有的资产无权支配和受益。②按民法类的公司法管理:适用于非直接公营的、竞争性领域的一般企业,包括按公司法运作的国有混合股份公司。以盈利目标为主,在市场机制下实行平等竞争,优胜劣汰。西方市场经济实行以私人所有为主的多种所有制,其中包括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工会所有制等。各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法律规范的几种公司体制和内部治理结构,市场法规指导企业的经营行为,政府部门依法加强执法监督。

2)发展基础设施,调整收入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各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负责规划和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并以参股方式促进能源、交通、金融部门的发展。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基本健全了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失业保险救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事故保险等制度,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新加坡的国家工资理事会负责调整工资水平,稳定劳资关系;其特殊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包括了全国就业人员,使职工退休后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还可以用公积金购房、支付医药费和资助子女上学,少数资金可用于投资。

3)对企业的服务、指导、鼓励和扶植。各国政府部门通过经济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表明政府的发展意向和国际经济趋势,为企业经营提供信息服务和行政手续上的方便。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技术培训为企业提供了各种层次的人力资源。“行政指导”是日本政府管理微观经济的一大特点,以通产省对制造业指导“产业合理化”著名,通过与行业团体和产业界经常“沟通、劝说、交涉”,指出调整投资生产结构、提高效率的方法,鼓励在新技术领域建立“官、产、学”相结合的研究开发组合。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日本通产省制定“合理化计划”和“扶植计划”,纳入“扶植对策”的产业有钢铁、合成纤维、合成树脂、石油化工、醋酸纤维、焦油工业等,尤其对重化工、电子、汽车、造船和航空工业的扶植取得了有效进展。韩国60年代中期提出“出口立国”的方针,形成一套“刺激体系”,包括减免税收、优惠贷款、信函贷款和扶持贷款、损耗补贴、对注册出口厂家的最小资金扶持、以及对成就突出者的奖励。在不同时期用刺激措施推动繁荣的有:出口、关键工业、中小规模公司、地方工业发展、技术革新、外国投资、逆循环投资、能源保存和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等。各国普遍实行对中小企业的扶植政策,为它们提供经济信息和咨询培训,鼓励出口和国际化。日本政府制定了《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设立专门机构对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技术人才、发展方向进行指导和扶植,并设立“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等金融机构,提供更优惠的贷款。

4)发挥市场中介机构的作用。德国工商大会是分布在各地的83个工商会的全国最高组织和企业与政府间的桥梁,有215万户工商企业和小经营者为其成员,开展咨询、鉴定、职业培训、促进订货等活动。日本层层相套的行业组织是联系通产省和产业界的基本通道,70年代就有500多个。由著名财界人士组织的经济团体在经济政策制定中发挥较大作用。政府机构中设立审议会(如产业结构审议会)或推动某个行业(如钢铁)合理化的产业重组委员会,通过“官民协调”方式提出对策方案。

3.不管什么?政府部门不管一般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

公共管理是政府部门通过调节市场活动对企业进行间接管理,企业行为受市场机制和公共政策的引导和制约。由于企业产权和企业行为已通过立法和不断完善的市场规则予以规范,政府的行政职能是一视同仁的执法监督和服务。政府部门如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多了,就会发生职能错位而扰乱市场秩序;甚至由于和低效常态、自身利益驱使的“寻租”腐败、以及掌握信息的不充分性而导致“政府失灵”,这在西方各国政府并不乏见。“球场裁判”的政府行为理论,是说政府是市场“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则可以大大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所谓“政府失灵”是:(1)政府部门的过度干预。超出应该规制的范围、层次、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缺陷,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2)政府部门的无效干预。规制的范围、层次、力度不够,或干预方式及预期选择不当而不足以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护市场运作,因此要不断提高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宏观调控和公共管理素质。既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在一定程度上都难以避免,只有存利去弊,将市场机制同政府的适度干预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市场经济有效运转。

三、各国政府在公共管理中不同的干预方式和规制改革

各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内容和公共管理的方式,具有处于市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和各国因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形成的差别;而且某一时期对某一领域的规制是为了以后减少干预或规制。

1.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特点

美国实行“自由企业制度”,从18世纪起就有过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和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战后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凯恩斯的国家干预论还曾盛行,那时受到经济规制的行业有:铁路、公路货运、航空、有线电视、石油、天然气、电讯等。70年代以来,经济规制逐步减少,对健康和安全方面的社会规制日益增加。法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历史传统,战后经历了三个变动的经济发展时期:1945-1974年的强化政府干预时期,1974-1981年的经济自由化时期,1981年至今的交替变动的调整时期,在西方市场经济中是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较多的国家。日本和韩国实行过以儒教为基础的国家干预的“统制经济”。战后日本的政企合作程度高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甚至帮助某些企业斡旋银行贷款。韩国由于市场基础较弱,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较多:通过市场的间接干预,用金融、税收、奖励措施来刺激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方向。在特殊情况下的直接干预,是对某些不响应政府号召或产品质量差的企业采取行政命令或不予贷款。除了为企业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还通过半官方的贸促会支持出口者在国外的贸易活动,如帮助打官司和联络生意等。日本、韩国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相对地多,也就是造成“寻租”的机会较多,尽管对腐败现象惩处严厉,腐败问题仍然比较严重。

2.市场经济中规制改革与行政改革和企业改革的相关性

传统的经济规制在很多情况下可能破坏市场经济的效率。首先,规制所造成的文山会海和旷日持久的法律程序耗费了巨大资源;其次,对价格的干预扭曲了价格信号,使消费者作出错误的购买决策而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第三,规制一方面不许企业取得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却没有提供一种激励使企业提高效率,不如市场机制使企业随时可能得到奖励或受到惩罚。70年代以来欧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发生了以非规制化(即放开规制)为特征的规制改革,在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完全或部分取消对价格和市场进入的经济规制,使企业在制定价格和选择产品上有更多的自(如允许季节差价)。社会规制领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引进市场的激励机制和促进工会与厂商的谈判,把命令型的规制改为灵活的智能型规制。美国规制改革的步伐较快,涉及十几个行业和若干方面,介入市场活动的范围主要是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把公营企业缩减到只剩下军工、航天和科研投资领域,政府干预主要体现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对外经济政策上。各国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加强规制或放开规制,以及逐步缩小经济规制和调整社会规制,反映了各国市场发育的成熟程度和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以及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政府的工作效率和调控市场能力提高的程度。美国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而韩国刚完成工业化过程,又有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其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层次、力度和方式的区别显而易见。

作为公共管理重要内容的政府直接管理公用事业和公共产业(我们将另文叙述)是政府调节市场的一个手段,与经济规制及其改革直接相关。因为市场经济要尽量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在市场机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就要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况且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既要尽量减轻财政负担,又要把有限的公共财政用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和新兴产业领域。所以各国政府机构随着减少行政干预而精简,全资公营企事业的数量随着经济规制改革而减少,规制改革伴随着行政改革和企业改革。9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政府介入市场活动的范围小,公营企业已经很少(在英国占固定资产总额的1%),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干预程度低;法国、瑞典、德国政府介入市场活动的范围较宽,公营企业相对地多(在法国占固定资产总额的17%左右),但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干预程度较低;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府介入市场活动的范围较宽,公营企业却较少(在日本占固定资产总额的7%、在韩国占8.6%),但政府对市场活动干预程度高。各国正从过度干预的“大政府”转向适度干预的“小政府”(每千人行政人员的数量:英国是100人,法国是74人,美国是69人,德国是65人,日本是47人)。随着生产社会化、产权社会化和管理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国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继续向健全市场经济基础和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方向转化。

四、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制定公共政策和实施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在计划经济时期对我们是个生疏的概念。我国作为一个后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随着政企分开,大多数国有企业逐步实行股份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政府职能将在很大程度上转入宏观管理和公共管理,尤其不能使政府在微观领域对市场活动的调节处于错位(即干预企业经营)或缺位(公共政策制定迟缓、公共管理职能模糊)的状态。参考各国经验,需要注意它们与我国在所有制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阶段性上的差别,还要找到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适合国情的操作方法。

1.尽快解决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产权模糊的历史遗留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逐步触及到的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模糊等深层矛盾已经成为深化企业改革的瓶颈。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对国有资产按分级所有的原则合理规划,分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产权、财权和事权。应由国务院综合行使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设立由全国人大任命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集中管理国有资产的存量、投资、补贴和收益,其资产管理与资本运营直接与国家财政预算体系挂钩,依据财政预算能力进行结构调整,合理布局和分类管理。并由政府有关部门协同对国有独资企业进行业务指导和严厉监督,以改变国有资产条块分割而又经营责任不清的状况。明确界定和维护企业的财产权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和政府有效干预的基本前提。

2.抓紧推进符合市场经济的政府部门职能转换和行政体制改革

宏观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科主任;医疗安全;管理;成效

[中图分类号] R197.3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2)02(b)-0142-03

How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afety of medical treatment management of directors of division

LIAO Lizhen SUN Weiping LI Jianwei LIU Feiqi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Xiangtan City, Hu′nan Province, Xiangtan 411100, China

[Abstract] Medical safety and quality is crucial for hospital. Directors of division are not only organizers, managers and bellwethers, but also first responsibility of preventing medical negligence and guaranteeing medical safety. Quality contro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of medical quality, prevention of medical negligence and control of cost are carefully implemented by directors of division. How to improve quality management and strengthen medical safety l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establishing a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respect and care for patients, seting up a good image and brand of departments; in order to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medical negligence, medical risk education is underlined in every meeting; carrying out match of medical quality and safety, then rewarding the good and fining the bad; the managers have to practice what they preach by setting a clear example of carrying out standards;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elf and staff, grasping the key to emergency rescue for critically illed patients and the key to the diagnosis for the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cases; realizing the point-in-time that potential medical safety risks easily happened, and by adopting a preventive approach, achieving no negligence, no complaint, no accident and no compensation.

[Key words] Directors of division; Safety of medical treatment; Management; Effect

医疗安全和医疗质量是医院工作的生命线。医院的临床科室是实现医院功能的最基本单元,医院安全管理的基础在科室,关键是医疗质量。医疗质量的优劣和医疗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医院和科室的生存与发展,科主任不仅是科室医疗、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组织者、管理者与领路人,更重要的是预防医疗事故和确保医疗安全的责任人。

1 科室医疗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1 加强医疗安全管理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

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具有良好信誉的医院或病室与患者及其家属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互动关系[1]。和谐的医患关系不仅有利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我党的执政要求和国家的发展目标[2]。患者的信任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础,而医疗差错、医疗事故则是医患关系的致命杀手,也是不安定的因素之一,直接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医疗安全就是医院的安定,社会的稳定,没有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作保证,也就没有和谐的医患关系,更不能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1.2 加强医疗安全管理有利于科室形象和品牌的塑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临床科室要想生存和发展,首先是要有患者,要有一定的医疗市场。而获得市场份额的最终决定因素是医疗服务质量和患者的满意度。医术是基础,医德是根本,质量是关键。医务人员细致周到、体贴入微的服务,使患者一走进医院或病室就能感觉到被关心和被尊重[3]。患者就会放心,有安全感,医院就能塑造出良好的形象和品牌。试想,一个医疗差错、医疗事故频发的医疗机构,常有人封堵大门,还会有患者去就诊吗?一个经常有患者和陪护吵闹的病室会有患者去做“回头客”吗?因此,医疗安全不仅事关医院和科室形象品牌的塑造,也是其核心竞争力――知识和技能的综合反映。

1.3 加强医疗安全管理

医疗机构加强管理,不出或少出医疗差错和医疗事故,这本身就是效益。近年来,由于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入日渐减少,医院特别是公立医院要承担必要的社会公益性项目,如抢险救灾、疫情防治等。但同时也必须面对市场,以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另外,随着医疗市场的发展和全民法律意识与维权意识的增强,医疗纠纷有明显增多的趋势,且情况复杂,处理难度大[4-5],已成为医院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医疗纠纷的频发,一方面给患者和家属带来了痛苦,同时也给医院造成了损失。打砸医院、谩骂殴打医务人员、干扰医院正常工作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医患关系紧张。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不管采取协商、调解还是诉讼的形式解决,只要医方有过错,出钱赔偿是唯一的选择。据我市某医院近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每年用于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的赔偿费用就达近100万元,有的科室因为一起责任事故使全科人员几个月甚至半年奖金全无,经济效益明显下滑。

2 科主任在加强医疗安全管理中的地位和职责

在医疗安全管理中,政府实施宏观管理,医院领导实施中观管理,临床科主任在整个医疗机构中属于“兵头将尾”的位置,实施最直接的微观管理。微观是宏观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科主任在医疗安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而易见。科主任是科室医疗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医疗技术质控、服务质量管理、医疗安全防范和医疗成本控制等,都必须一一落实。科主任、护士长及科室其他负责人的技术水平、质量意识和质量管理能力代表和决定着整个科室的质量水平和管理水平。科主任必须时刻绷紧质量和安全这根弦,才能有效防范科室医疗纠纷与医疗事故的发生。

3 科室医疗安全管理的途径与方法

科主任要管好科室的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必须对科室的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现状有正确的了解,对存在的问题与安全隐患有明确的认识,并对症下药,认真防范和有效消除医疗安全隐患,确保患者安全。结合我科实践,笔者认为科主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才能有效防范科室医疗纠纷与医疗事故的发生。

3.1 重视安全教育

医务人员安全意识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需要教育、培养的,具体的做法如下:

3.1.1 逢会必讲 即利用每天科室集体交班会、医生单独交班会、护士病房交班会,或传达医院周会、科室质量讲评,轮科医师、研究生和实习生进科见面等机会,逢会必讲质量、安全和服务,以此强化大家的质量意识、风险意识、服务意识和安全意识,使大家认识到细节决定成败,很多医疗纠纷源于小事,一句话,一个操作不当,小事不抓酿成大错,人人都必须重质量、重安全、重服务。

3.1.2 定期检查 定期的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的检查对防范医疗安全事故十分重要,我科经常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业务与医疗安全知识的考试,科主任和护士长经常检查各种交班本、危重患者登记本、患者注射卡等记录是否完善,入院医患谈话告知是否全面,护士记录的入院告知是否有患者签名等,以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

3.1.3 开展质量安全竞赛活动 质量安全竞赛是强化医务人员质量安全意识的手段之一,如科室定期开展医疗质量讲评、护理质量讲评、病案分析、患者意见收集和整理等,并在奖金分配上奖优罚劣。在开展质量竞赛与讲评活动的同时树立典型,号召大家向先进典型看齐,让榜样的力量成为促进科室抓质量、重安全的动力。

3.2 督促制度落实

为了确保诊疗过程规范有效,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医院都制订了一系列的服务和质量标准,即规章制度,制订标准和执行标准是安全管理的基础,没有标准自然谈不上有效的质量管理和安全管理,但光有标准而没有强有力的执行,那标准也只是一种摆设。科主任的重要职责就是要身体力行,带头践行标准和规范,并对其下属实施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确保制度落到实处。我科医疗质量控制小组由科主任、副主任、护士长和其他相关人员组成。科领导实行分工负责制,责任到人。科主任抓全面,副主任配合抓医疗质量、医疗安全。无论节假日和平时,我科每天都安排了一线、二线、三线值班人员,确保上级医师对下级医师的指导。新患者入院5 min之内要求有医师接诊,12 h内有上级医师查房,新患者和C、D型病例必须在医生办公室最醒目处标明;对病危患者,每班必须写交班记录,医护人员必须床头交接班;危重患者入科室,必须立即组织抢救,即使到了下班时间也不能擅自离开岗位;在给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前必须查看血糖结果,避免患者出现低血糖而引发纠纷。

3.3 注重提高素质

万事人为本,只有拥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创造一流的质量,为社会提供一流的服务。为造就一支一流的人才队伍,我科多年来一直坚持对科室医务人员特别是刚出校门不久的年轻医师、护士进行培训。如坚持每周1次下班后的业务学习,每次至少2 h,内容和形式不限,有讲课、讨论疑难病例、分析兄弟医院和兄弟科室医疗事故原因、寻找工作中的漏洞、演讲比赛等。并在奖金分配上有意向学习型人才倾斜,鼓励大家考研、考博,写论文,搞科研,作学问,培养学习型人才,建设学习型科室。事实证明科室组织的培训活动更有针对性,更能促进业务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近年来,我科在本市卫生系统内组织的各类竞赛活动中频频获奖,倍受关注。

3.4 抓住重点

要抓好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工作,重点患者、重要环节的管理至关重要。作为临床科主任,一是要严格把住危重患者抢救关、疑难患者的诊断关及患者出院关。出院前科主任应审查病历,看是否能放心地让患者出院。如果发现疑点,应想法尽快查明并作出对策,以防患于未然,确保患者安全。这一点笔者有深刻体会。2004年,在审查一因糖尿病入院患者即将出院的病历过程中,科主任发现患者血糖控制满意,但几次大便化验有隐血(+),认为这里还在存疑点,需要弄明白。于是建议患者做肠镜,患者认为没有任何不适,拒做检查,经科室反复作工作后才同意做,后肠镜证实为肠癌,随即转外科手术切除,由于发现及时,患者术后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二是把住安全隐患易发的时间点。如周六、周日、非正常上班时间等,我科都安排科室负责人值班,确保危重患者和新患者入院后的有效处理,院内科间会诊时刻有上级医师把关。在非正常上班时间,为防止此时段医护人员少,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恐因人手少而导致抢救不及时,我科坚持安排科主任或科室其他负责人至少加班1 h在病房守候。三是把住易出差错人的关,虽然说医疗差错、医疗事故的发生没有规律可循,但对于轮岗医生、新进科的年轻医师、刚参加工作的护士,我科科主任和护士长坚持做到放手不放眼,工作中注意对他们进行更多的检查与指导,让他们在锻炼中不断成长。四是践行人文关怀,加强护理防范。为防患者滑倒,科室护理组在病室走廊和房间的地板上张贴了醒目的防滑标志,走廊上安置了防滑扶手等,对于老年患者,医护人员除坚持多巡查外还经常教会老年人如何利用床栏、扶手自我进行保护,尽可能预防或减少其在病室中可能出现的跌倒、坠床等意外伤害发生。发现患者情绪变化时,及时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并积极配合家属作好患者的思想工作,以防发生不必要的意外。

4 加强医疗安全管理的实践和成效

10多年来,我科在医院优质服务品牌建设过程中,遵循临床科室发展的一般规律,注重提高全体医务人员的综合素质,狠抓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在严防医疗事故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科室业务量年增长15%以上的情况下,克服了新进医生多、护理队伍年轻化、医务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将可能发生的不安全因素控制在萌芽状态,实现了科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跨越式发展,年收治住院患者2 000余例,病床使用率为125%;入住内分泌科的患者C、D型病例占40%左右,危重患者抢救的成功率达99.5%以上。年门诊量1万余人次,患者的满意率为100%;20年来无一例医疗事故,做到了零纠纷、零投诉、零事故、零赔偿,被患者称之为“安全温馨之家”。目前,我科已发展成为省内知名专科、湘潭市医学重点学科、中南大学内分泌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点、湖南省和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湘潭市质量管理先进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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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我于1987年8月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调任国家计委专职委员,协助常务副主任房维中同志管经济研究工作。因为参加起草党的十三大报告,11月底十三大闭幕后才正式到任。紧接着就参加起草总理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在计委做事不多。直到筹备组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才忙乎起来。

国家计委成立研究机构,是姚依林提出来的。他说:“计委要有一个强的研究机构,要集中一些人才,出一些大的观点和思路,并负责重要文件的起草。”姚依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88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了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合并,组成新的国家计委,姚仍兼任主任。1989年12月,邹家华接任国家计委主任。

国家计委成立研究机构的事,1988年3月政府换届之前,在讨论机构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就开始酝酿了。机构改革涉及许多下属机构的调整和人员的安排,这也是成立研究机构的一个现实考虑。

1988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由桂世镛、我、杨振家、徐振、王积业5人组成筹备组,筹备组建经济研究中心。4月12日召开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讨论组建必须解决的问题,包括中心的名称和性质,中心和所属研究所的关系,中心本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由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转过来的顾问老同志的安置和待遇,以及办公用房问题,等等。当天就向国家计委领导写了一份筹建经济研究中心的报告,很快获得批准。

关于这个研究机构的名称,在讨论中曾设想过“研究中心”、“研究与发展中心”和“经济研究中心”几个选择,最后采用了“经济研究中心”。按照国家计委的要求,经济研究中心不是秘书班子式的工作机构,也不是纯理论研究机构;不同于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院,也不同于其他部委的研究机构。要研究带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同时也研究当前经济生活中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向国家计委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可供选择的方案和可行的对策,同时也承担国家计委部分重要文件起草工作。国家计委设想,把经济研究中心和过去成立而同属国家计委的国家信息中心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作为科学决策的三大支柱。

1988年7月15日,人事部正式批准,在原国家计委计划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原计划研究中心只有不到10个人,开始组建经济研究中心后被习惯地称之为“小中心”,全部并入了经济研究中心。这种“借壳上市”,是机构改革中常用的办法,因为可以不增加机构的数量,容易获得中央编办批准。实际上新组建的经济研究中心和原来的计划研究中心,不论在规模上和职能上,都有很大不同。

经济研究中心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桂世镛兼任主任,我和杨振家、徐振、王积业为副主任。任命书是姚依林9月14日签署的。桂世镛主要做计委的事,屁股不坐在经济研究中心,我作为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我侧重于抓研究工作,还经常出去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和中央指定的其他研究工作,经济研究中心的党务和行政工作主要是杨振家抓的。杨当过计委老资格的副主任宋劭文的秘书,在计委人缘熟悉,办事细致周到。徐振原来是国家经委体制改革司的司长,主要负责合并过来的经委几个研究所的联络和善后事宜。王积业是计委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担任中心副主任后仍兼所长,基本上不管中心的事。1988年底,又增补两位副部级干部董绍华和周之英为副主任,但都不在中心上班。董原来是国家经委干部,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另有工作,周在计委另有工作。当时中心本部共56人,除从“小中心”转过来的几个人外,还从经委转过来一些人,从计委机关调入一些人,也从别的单位调入几个业务骨干。组建时期朝气蓬勃,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有很好的合作共事关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经济研究中心下属七个研究所:国家计委的经济研究所和投资研究所,从国家经委并过来的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研究所和综合运输研究所,以及新成立的国土规划研究所和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所。投资研究所本来叫基本建设研究所,是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国家建委撤销后划归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部,1987年又划归国家计委。基本建设是学习苏联的概念,仔细推敲,内涵并不十分清晰,实践中基本建设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分头管理也常纠缠不清,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在投资资金管理的权限上经常发生矛盾,国家经委撤销后这种情况不复存在。考虑到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都是投资行为,很难截然划分,所以在中心筹建中我建议把基本建设研究所改为投资研究所,大家一致同意,新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此后基本建设这个概念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

国家计委原来有个副部级的派出机构叫地区协作办公室,机构改革中撤销了,改组为国土规划研究所,归口经济研究中心管理,业务工作仍由计委地区司指导。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所是在国家经委原来拟议整合成立的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七个研究所都是司局级的实体,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经济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的关系是松散型的,只管各所的机构设置、所长副所长的任免、重要研究课题的确定和协调,并不干预其日常事务。

原来挂靠国家计委的中国计划学会和中国基本建设研究会(相应地改成了投资研究会,后来又改组整合为中国投资协会),以及挂靠国家经委的中国产业经济联合会也改为挂靠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由中心代管,但不干预这些社团组织的具体事务。

经济研究中心本部设立综合组、科研组、编辑信息组、国际交流组、办公室和顾问联络室,都是正局级单位。设顾问联络室,是因为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原来有69名副部级以上离休干部,其中有24人被聘为计委或经委的顾问,机构改革中取消了部委顾问之设,如何安顿这些老同志,新的计委领导煞费苦心。采取的办法是,原来未聘为顾问的,不再新聘;原来聘为计委或经委顾问的,转为经济研究中心顾问。这些老同志不少是正部级,做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实在是有点委屈,担心他们有意见。经济研究中心设顾问联络室,随时听取这些老同志的意见和要求,向计委领导反映。我们知道小马拉不了大车,也不去打扰这些老同志,主要工作就是力所能及地搞好服务。连顾问聘书也没有发,以避免显示出级别的降低。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老同志都很顾全大局,谁也没有为难我们,时间久了顾问之事自然不了了之。顾问联络室的主任钱炳昭,做过姚依林的秘书,是个非常能干的人。

国家计委原来设想,把经济研究中心和计委下属的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一样定为部属总局级即副部级的机构。理由是,经济研究中心下属七个研究所、三个社团组织,以及中心本部六个内设机构,都是正局级单位,中心定为总局级便于领导,也顺理成章。但在精简机构的大背景下,这个设想很难实现。我到中央编制办公室交涉,和主其事的副主任吴佩纶商谈,没有成功。计委的对应之策是,为了显示经济研究中心的“级别”和“规格”,从成立之日起一直由计委副主任兼任主任。这次到中编办商谈,在编制问题上倒是取得意外进展。中心本部是新建机构,我们本来想申请70人的编制,但根据那个时代各类申请项目“头戴三尺帽,拦腰砍一刀”的惯常做法,我们提出120人的编制。讨价还价的结果,被砍去三分之一,定为78人。因此,在组建过程中,没有发生过编制方面的困难。

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初期没有办公用房,中心本部挤在计委大楼顶部搭建的临时建筑里。七个研究所分散在多处办公,除计委经济所条件稍好外,其余也都拥挤。我们争取国家计委把经济研究中心的办公用房建设列入计划,并且跑了几个地方选址,最后选在距计委比较近的木樨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那里建成了国宏大厦。

创建初期的课题研究

经济研究中心筹备之初,提出“边组建,边开展研究工作”的方针。组建工作大体就绪后,就全力以赴开展研究工作了。组建过程中人员的调配,也是着眼于研究工作的开展,注重网罗人才。从“小中心”转来的周荧和刘日新,从经委合并过来的王大成,从计委业务司调入的罗精奋、邵宁和周富祥,新调入的林兆木、黄范章、杨德明、郭树清和韩文秀,都是优秀的研究人员,涵盖老、中、青不同的年龄段。

各研究所都聚集了一批相关领域的专家。研究工作基本上是“所自为战”,中心只是同各研究所协商,讨论确定重点课题计划。中心所承担重点课题,由中心本部组织完成,个别重大课题研究有时也抽调研究所的人参加。筹建阶段费精力比较多的,是反复和各个研究所讨论“三定”方案,通过对内设机构的设置和调整,确定各所的研究方向。

这个阶段我主持的课题研究,主要是两项:

一是关于物价改革的研究。1985年以后物价普遍上涨趋势已经非常明显,1988年更是愈演愈烈,中央决定加快价格改革步伐,要国家计委提出价格改革方案。筹建经济研究中心的时候,就决定由我负责进行关于物价问题的研究。国家计委从4月下旬到5月下旬,开始由房维中和桂世镛主持,后来由我主持,开了10次座谈会,先后邀请薛暮桥、徐雪寒、勇龙桂、吴敬琏、张卓元、王珏、周小川等几十位经济学家座谈,广泛征求意见。我先前已经对物价问题作过一些研究,3月以后作过几场报告,座谈会后综合专家意见和个人研究心得,写了一份详尽的《汇报提纲》,5月26日在国家计委作专题汇报。在此基础上,经济研究中心又经过多次讨论,6月形成《价格改革基本思路(初稿)》,报国家计委参考。我们的研究报告分析了物价大幅度上涨的原因,认为围绕价格问题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必须下决心及早解决,否则将会造成严重后果。我们提出,价格改革的长远目标,是使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比价趋于合理,而且具有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合理比价关系的机制;所谓合理,就是商品价格能大体反映其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各行业大体能获得平均利润。这个目标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经过若干次的调整和改革,才能逐步达到。价格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初步理顺价格关系,把目前明显不合理的比价关系调整过来;把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为单轨制;整顿中间环节,理顺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关系。这需要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不赞成“先稳后改”,也不赞成不顾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而加快价格改革,而主张采取边稳边改的方针,并且提出在货币信贷、财政税收、收入分配、外贸外汇和固定资产投资诸方面必须采取的措施,以及价格调整的方法和步骤。这份报告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家计委的主流意见,是和激进的“价格闯关”不同的稳健物价改革方略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达。我在研究过程中深切感到,讲一般原则和道理比较容易,难的是对形势的具体分析把握,以及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当时在讨论物价问题的会议记录上即兴写下“画鬼魅易,画犬马难”的话。

一是关于中长期规划的研究。这项研究不像物价改革问题研究那么顺利,主要是因为时局突变。国家计委关于“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先期研究工作起步比较早,经济研究中心是在完成关于价格改革的研究课题之后才着手的。先是组织各研究所就相关问题作专题研究,1989年初由我主持进行综合研究,集中一些人在石景山八角井原国家经委的一个招待所讨论和写作。国家计委副主任丁关根到那里听过一次汇报,姚依林到国家计委听过一次汇报。姚以寡言著称,这次听汇报也没有讲什么话,只是在我说到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很多事情还看得不很清楚的时候,表情严肃地轻轻点了两下头,这大概就是赞同的表示了。我们很快写出报告稿,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就发生了严重的,人就撤回来了。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形势下,关于中长期规划的讨论暂时搁置,转而致力于治理整顿。

政局稳定后课题组没有再集中,由我和林兆木、郭树清、邵宁,以及经济研究中心的其他几位专家,反复讨论修改多次,于1990年6月初形成《“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总体构想(征求意见稿)》,报国家计委参考。这份综合性的长篇研究报告,包括十年经济增长目标、中长期战略方针、宏观态势和总量平衡、结构转换和产业协调,这样四个大的部分,共54个条目,2.5万多字。报告认为,后10年国民经济在199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是可能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提出的战略方针是:抓住时机促进产业升级转换,以交通为重点充实基础产业,扩展第三产业,改造加工工业,提高建筑业水平;优先发展应用科学和技术工艺,加快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保证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妥善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坚持稳定中求成长;妥善处理消费和积累的关系,调整消费结构,抑制消费早熟。在国民收入分配、资金供求、利用外资和国际收支平衡、财政收支、劳动就业等方面,都提出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在经过1989年,社会上普遍存在悲观情绪的情况下,报告提供了乐观的中长期发展的总体构想,是一份有前瞻性的深度研究报告,现在看也还有些新意。这是我第一次主持关于中长期规划的总体研究,对于后来参加起草十三届七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主持起草总理就此在全会上所作的说明,都大有益处。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于1990年11月9日至14日在武汉召开全国计委系统研究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计委(计经委)主管研究工作的副主任和经济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各单位及所属各研究所的负责人,共97人。我作了《经济形势和经济研究工作》的报告,在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计划和市场,这样一些重要方面,对现实存在的两难选择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在当时不少人对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感到困惑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报告被一些地方作为内部文件转发,有几家报刊摘要发表。这是我第一次主持全国性的会议并作主旨报告。

经济研究中心创建初期的重点研究课题,适宜公开发表的,曾经集结为两本书公开出版。一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实与抉择》,包括中心本部和各研究所共15篇研究报告。另一本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是我和林兆木、郭树清主持完成的,中心许多专家都参加了。前面说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总体构想》,作为这本书的附录公开发表。

参与起草中央文件和其他研究工作

我从参加党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前后,经常参加党中央和国务院文件的起草。文件起草就那么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一般是由上面点名,要谁去谁去,大多不是由本人所在单位派遣。我调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到国家计委,参加文件起草和其他一些临时性的研究任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陷越深”,成为经常性的营生。

十三大闭幕不久,即接通知参加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十三大后任总书记,为代总理,下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由作。报告起草组由袁木负责,参加者有桂世镛、我和谢明干,以及另外几个年轻人。我们11月26日讨论写作提纲,30日邀请首都新闻界人士开座谈会。12月1日上午国务院会议和交接工作,履新,当天下午就和起草组谈政府工作报告起草问题,讲了对政府工作的考虑。之后就是走必经的程序,写出初稿,多方征求意见,国务院和中央讨论,如此这般,工作断断续续,直到1988年3月全国人大闭幕。这时国家计委已经决定筹建经济研究中心,我就全力以赴转向筹建工作了。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对物价上涨幅度过大问题高度重视,批准的价格改革方针是继续走“放、调、管”相结合的路子,逐步理顺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但后来没有实行这样的方针。1988年夏天,在严重通货膨胀条件下贸然进行“价格闯关”,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提出5年内职工工资平均增长1倍左右,零售物价涨70%左右。消息,人心惶惶,引发全国性的银行挤提和商品抢购风潮。8月下旬中央改变方针,把经济工作重点转向治理整顿,放缓价格改革步伐。为了适应这种转变,释疑解惑,中央宣传部委托我主持起草《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宣传参考提纲》。这份基调稳健而积极的宣传提纲是我和林兆木写的,找国家体改委的两位同志讨论过。10月7日上午,胡启立主持召开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讨论我们写的这份《提纲》,出席的有芮杏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忍之(部长)、穆青(新华社社长)、袁木(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等人,我作为文件起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除讨论《提纲》外,还海阔天空议论,对思想宣传方面的混乱状况深表忧虑。10月中旬《提纲》作为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文件印发,下旬又作为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研究室文件下发全国,通知中说明,“这个提纲是为广泛深入地进行形势教育编写的,主要供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宣传部门干部学习、使用。”实际效果如何,我交卷后没有过问。

《提纲》交卷不久,我就参加了中央组织的关于苏联东欧局势的研究工作。在19中国政治动荡的时候,苏联东欧表面上似乎是稳定的,但很快就发生了比中国更严重的动荡。苏联和东欧局势的演变,中央十分关注,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精神,1989年12月成立苏联和东欧国家局势研究组。研究组的任务,是分析苏联东欧演变的内外原因、经过情形和未来走向,编辑有关材料,研究对应之策,供中央参考。经和宋平同志批准,研究组由王维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忍之(部长)、袁木(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李淑铮(中联部部长)、田曾佩(外交部副部长)、卢之超(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滕文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八人组成,王维澄牵头。研究组下设办公室,承担具体的专题研究、资料编辑、情况反映和研究报告的撰写工作,由卢之超、滕文生、王梦奎负责。研究组成员都是各部门负责人,不可能专做此事,主要是议论和决策,是比较虚的,日常工作由办公室负责,卢之超主持,他忙不开时由滕文生或我主持。开始要求我全力以赴,因为国家计委工作离不开,经协商两边兼顾。办公室先后从中联部、、中央党校、安全部、总参三部、国防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北京大学等单位,借调30多人参加研究工作,到1992年初结束。我1990年到国务院研究室后,比在国家计委更忙,就很少参加这项工作了。

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参加的中央最后一项活动,是1990年7月10日,出召集的专家座谈会,作关于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发言。我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10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和分配格局的变化,用统计数据说明国家财力过于分散的状况,说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进行大规模建设,需要大量积累资金的国家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八五”时期和整个90年代必须采取的一项重大方针,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应该追求的目标之一。我建议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是:照顾既得利益,注重增量调整;照顾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限制少数人的既得利益;把“正门”开得大些,把“旁门”关得紧些;清理优惠办法,少开新的口子;通过体制改革影响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包括价格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改革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征管。我讲完后,悄声问:王梦奎还在国家计委吗?李说,正要调国务院研究室。因为没有关扩音器,大家都听到了他们的悄声对话,我意外地知道了自己工作变动的确切消息。林兆木告诉我,在他参加的下一次座谈会上,提到国家财力过于分散的问题,说:昨天听了王梦奎的发言,真是心惊肉跳。这次发言,对尔后中央下决心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把财政包干制改为中央和地方分税制,可能有点积极影响。

国 际 交 往

到国家计委之前,我有过两次出访的经历。一次是1980年初,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达沃斯论坛,就是后来的世界经济论坛,当时叫欧洲管理论坛,会后在瑞士、法国和西德参观访问;一次是1986年6月,参加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代表团访问东德。这两次都是走马观花性质的参观,没有深入考察。在计委那几年,在对外交往方面有新的拓展,开始进行较为深入的专题考察,并且主持国际讨论会。

1988年12月3日到15日,我率领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管理考察团,对瑞典和奥地利进行专题考察。这是我第一次率团出访。出发前我们广泛搜集阅读现有资料,请有关专家进行座谈,了解两国的历史、现状和对华关系。我还写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考察提纲,供全团人员讨论补充。考察期间,分别与两国政府的财政部、中央银行、社会事业部、经济研究所、雇主组织和劳工组织,以及奥地利的经济部、瑞典的工业部进行专题座谈,还考察了两国的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体制。每天晚上,全团开会总结一天工作,讨论第二天考察的细节,明确哪些情况需要了解,在什么机构提什么问题。斯德哥尔摩地近北极,冬季日照很短,冰天雪地,这种讨论倒成了度过难熬长夜的好办法。因为准备充分,考察取得预期成果。归来就两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工资物价管理、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国有企业的管理,写了一份总报告和五份专题报告。报告没有什么空话,而是如实说明考察所见所闻,具体介绍两国情况,着眼点都是当时国内最为关注的改善宏观管理和治理通货膨胀问题。瑞典和奥地利是由社会长期执政的经济发达国家,通过这次考察,我对这种类型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策,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

1990年5月14日至19日,我主持召开了中美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改革与政策”讨论会。这是在1989年之后,在中美关系比较紧张和困难的时刻,两国经济学家第一次高层次的会晤。出席的经济学家,中方有桂世镛、刘国光、张培基、黄范章、卢春恒、林兆木、郭树清等10多人;美方有帕金斯、登伯格、拉迪、菲尔德、哈里・哈丁等10人,都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美方学者是抱着重重疑团而来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否在治理整顿中倒退了?治理整顿是否必要和能否成功?我方本着“不卑不亢,多做工作,求同存异,增进了解”的精神,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既坦诚陈述当前的困难,又积极展示发展和改革的前景,增进了美国学者对中国的了解。美国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我们借鉴的意见和建议。开始有些紧张对弈的情绪,会议进程中友好气氛增加。我在闭幕词中,肯定每个美方学者提交论文或者大会发言中一两个有意义的观点,受到美方好评。得悉统计学家菲尔德发言那天正值生日,我以会议主席身份在会上表示祝贺,桂世镛代表国家计委送一件生日小礼品,美方学者深为感动,菲尔德用他很不熟练的中国话说,今年的生日在他的一生中是“空前绝后”的。这是我第一次主持国际讨论会,为日后的国际交往积累了经验。

在国家计委期间,有过两次走马观花式的出访,也都有收获:

一次是1990年2月,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几个同志到韩国参加第二次东方经济研讨会,会后在汉城、釜山等地参观访问,接触了一些经济界、文化界和政界人士,观察到中韩关系发展的巨大潜力。回来我写了一份《韩国印象》的报告,建议同韩国建立更密切的经贸和科学文化合作关系,并争取早日正式建交。

一次是1990年8月20日至30日,参加中联部组织的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和裁军协会积极分子代表团访问苏联,成为苏联解体前夕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的目击者。此前几个月参加中央组织的关于苏联和东欧问题的研究,对于苏联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这次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访问了工厂、农庄、农场、电站、港口和农民家庭,还有列宁格勒州和敖得萨州党委,以及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不同阶层人士举行16次会见和座谈,更了解了不少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的生动真实情况。归来写成《苏联见闻》,登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供中央领导参阅的一份内部刊物的增刊上。这篇考察报告详细记述了所见所闻,说:“苏联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近三五年没有好转的希望。”“从上到下对改革前途感到困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还说:“我们在访问中强烈感到,苏共的力量和作用已经被严重削弱,正在丧失执政党的地位。”“苏联已经从组织最严密的国家变得分崩离析。”“如果抛开社会制度问题,恐怕可以说,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逐渐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俄罗斯大帝国正在瓦解。这是不可挽回的。这对欧洲政治地图和整个世界形势有重要影响,对于我们国家也有重要影响。这是我们90年代面临的新的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判断,不久都不幸而言中了。

调离国家计委

访苏回来,我就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了。本来,中共中央6月16日即发出《关于王梦奎同志任职的通知》,国务院7月21日任命我为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因为原定以经济学家的民间身份访问苏联,访问回国才公开宣布。

这次工作变动又是一次三岔路口:、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都提出要我去。我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过《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宣传参考提纲》,要我去在情理之中。中央文献研究室要我去,听说是那里要选一个副主任,条件是搞经济的,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做过文献编辑整理工作的,同时具备这三条的人很少,恰巧我都符合。国务院研究室是新组建单位,也需要经济专业的人。这一次工作调动,中组部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但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视野更广阔,不脱离专业,又能发挥个人专长,这正符合我的意愿。

我1987年8月到国家计委,1990年8月离开,整三年时间。从1988年4月筹建算起,在经济研究中心是两年五个月。这三年,我对宏观经济有了比较多的研究,也积累了领导一个研究机构的经验,对于以后在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领导工作,都有益处。

顺便说说,后来在1995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和其他几个单位,合并组建为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我出席了7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成立大会。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需要,在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家计委改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年又和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合并,组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相应地先后成为这两个委员会下属的研究机构。宏观经济研究院成立以来取得可观的成绩,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研究机构。宏观经济研究院把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视为其前身。2008年7月15日,我出席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见到许多当年经济研究中心的老人。纪念大会是在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办公地国宏大厦举行的。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国宏大厦,看到那里优越的办公条件,敞亮的会议大厅,回想起经济研究中心创建时期在计委大楼顶层加盖的临时建筑里工作的艰苦岁月,看到国家建设的进步和研究机构的壮大,抚今追昔,感到由衷的高兴。(编辑 杨 琳)

宏观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煤炭;寻租;资源诅咒

一、模型分析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往往低于资源匮乏的地区,即所谓“资源诅咒”的问题。如中东地区虽然掌握着黑色黄金,其经济却十分落后;日本虽缺乏自然资源,但其经济总量却高居世界第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本文认为寻租是一个重要原因。寻租是寻租者通过贿赂等手段来获取大量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寻租对社会正常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引入寻租者的数量(R)和寻租的价格P(R)这两个变量,来分析寻租对经济体的影响。寻租者的数量是指整个社会用于煤炭产业寻租的那些企业的数量,寻租的价格是那些寻租者所付出的平均成本。

模型假定如下:

其一,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煤炭产业的生产规模不变,总投入水平为M。寻租作为一种外在要素影响煤炭企业的生产,其中寻租的价格为P,寻租的数量为R,寻租的价格和寻租者的数量线性相关。

其二,煤炭产业是一个封闭的产业,不存在同其它产业间要素的流动。

其三,煤炭企业的生产主要使用劳动(L)与资本(K)两种生产要素,他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在总投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寻租,会减少或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资本)的使用。

在一定的技术和企业规模下,企业通过寻租所能获得的最大净收益是OB,随着寻租数量的增加,寻租的成本也在不断的增加。寻租者的净收益在不断的减少,当达到B点时,寻租者的收益就变成0,当寻租者的数量继续增加时,寻租的价格不断提高,寻租者将获得负收入。对于理性的投资者而言,曲线BC是一条无效的曲线,而B点就是寻租的最大点。

二、寻租对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影响

当总投入规模不变时,社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寻租,必然导致投入的资本,劳动数量的减少,进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的产出降低。

图2中曲线S表示的是劳动的供给曲线,D1,D2表示的是劳动的需求曲线,当社会把资源用于寻租时,导致对劳动的需求量降低,劳动的需求曲线由D1向左下方移动到D2,形成新的均衡价格W2。而这时劳动所能获得的总收益为W2×L2×L1,而W1×L1-W2×L2的余额就是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

同理,寻租对资本的收益也会产生排斥作用,它会导致资本要么退出煤炭行业,要么参与到煤炭行业的寻租中去,从而造成煤炭行业的资源诅咒。

当寻租影响到劳动、资本对煤炭产业的投入时,它会导致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大幅度降低。

如图3所示,L表示煤炭需求曲线,S1表示在没有寻租的情况下煤炭的供给曲线,L与S1相交于点F,寻租影响煤炭生产时,供给曲线就变为S2。S2与L相交于E点。在生产规模一定时,煤炭企业投入的总资本是一定的,寻租所占资源越多,意味着用于购买的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数量就越少。因此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它与L相交于点F。

当L与S1相交时,所产生的消费者剩余是三角形HCF,当寻租投入生产的时候,消费者剩余是HDE,劳动和资本的总剩余是HCE,所以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的福利损失不仅包含哈伯格三角EGF,还包含了塔洛克四边形DCGE,而塔洛克四边形就是社会福利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间的转换。寻租不仅导致整个社会产出的降低,而且使得消费者福利水平降低。所降低的福利即为ECOF所围成的图形的面积,其中哈伯格三角是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福利的纯损失,而塔洛克四边形的收益由寻租的双方共同获得,所获收益的大小取决于寻租双方的博弈。如果设租方拥有更大的权力,那么它就拥有更多的权益。

通过图3可以看出,随着S2上升幅度的加大,寻租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在不断的增加,在整个社会福利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和资本所获得的收益在不断的减少。而反映在劳动的收入上,就是煤炭企业职工的福利水平很低,反映劳动力价格的工资甚至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资本获得收入即民营企业家的利润大量降低,企业家投资煤炭行业生产的积极性降低。煤炭产业市场竞争秩序被寻租严重地扭曲,政府被“俘获”,整个煤炭产业陷入资源诅咒。由此可以看出,寻租是造成煤炭产业社会福利大量损失,市场竞争秩序混乱,煤炭产业陷入资源诅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结论

要解决煤炭产业寻租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对煤炭资源产权价值的重新估价,新的估价包括各种外部性成本(如员工的培训,安全生产,环境破坏的估价等)和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减少煤炭产业寻租所获得的超额利润。

第二,加强和完善政府管理经济的制度建设,合理界定政府介入煤炭产业的力度和方法,加大对违法官员的惩罚力度,使之所获制度收益高于制度成本。

【参考文献】

[1]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

[2]张宝顺.山西经济年鉴2004.山西经济年鉴编辑部,2004.12.

[3]张崇慧.山西煤炭产业总览.煤炭工业出版社,2003.12.

[4]约翰.克劳奈维根.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12.

[5]卢现祥.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8.

[6]贺卫.寻租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3.

[7]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B].上海三联书店,1997.3.

[8]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北京经济出版社,1992.

财政税收论文新税法变化

【摘要】本文针对新旧税法中纳税主体、税率、税收扣除项目、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把握新税法的新意及亮点,对促进新税法的实施推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税法;变化

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结束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不统一”的历史。接着,2007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出台。《实施条例》共有8章133条,主要细化“新税法”的有关规定。通读“新税法”及“条列”,笔者发现有以下几大变化:

一、纳税主体及税率的变化

以前税法区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内(含3万元)18%税率;在10万元以内(含10万元)27%税率;超过10万元的33%。优惠企业为15%;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优惠税率:15%。

新税法区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新税法的税率相对于旧税法整体税率有所下降,但是对小型微利企业而言,税率是加重了2%。

二、明确了具体各项税前扣除项目及标准

(一)工资变“计税扣除”为“据实扣除”

以前内资企业的工资、薪金按“计税工资”标准扣除。超过“计税工资”的部分,企业要交“企业所得税”,个人要交“个人所得税”,变相地出现重复征税现象。而且,内资企业“计税扣除”而外资企业“据实扣除”这一规定也是历史条件下的特殊需求。

新税法《条列》规定:企业合理的工资、薪金据实扣除。对内资企业而言,切实减轻了“计税扣除”而产生的税收负担。加上“合理”这一限制条件,笔者认为主要是预防一些特殊情况,如在企业任职的股东及有密切关系的人通过多发工资变相分配股利,或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的工资违反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规定变相提高等侵蚀税基的情况。

(二)业务招待费按发生额60%的比例扣除

以前的业务招待费实行销售(营业)收入在1500万元以下(含1500万元)按销售收入的0.5%扣除,超过1500万元的部分,按销售收入的0.3%扣除。根据这一规定,许多企业进行税收策划:将部分个人消费纳入业务招待费之中而进行税收抵扣。

新税法《条例》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0.5%。出现只能扣除“60%”的限制,主要是严格区分个人消费与商业招待费开支。

(三)广告费、宣传费“合二为一”,按销售收入的15%扣除

以前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广告费支出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2%的,可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粮食类白酒广告费不得在税前扣除。自2001年1月1日起,制药、食品(包括保健品、饮料)、日化、家电、通信、软件开发、集成电路、房地产开发、体育文化和家具建材商城等行业的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可在销售(营业)收入8%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广告支出,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从事软件开发、集成电路制造及其他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互联网站,从事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的风险投资企业,自登记成立之日起5个纳税年度内,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广告支出可据实扣除。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服装生产企业广告费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的通知(国税发[2006]107号)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服装生产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符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四十一条规定条件的广告费支出,可在销售(营业)收入8%的比例内据实扣除,”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费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年度结转。自2005年度起,制药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可在销售(营业)收入25%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广告费支出,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费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年度结转。

新税法《条列》的规定相对于旧税法要简单一些,是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扣除合并在一起考虑的。规定企业家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四)捐赠支出的税基及税率发生了变化

以前捐赠支出按旧税法规定:纳税人(金融保险企业除外)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金融、保险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支出在不超过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1.5%的标准以内的可以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予以扣除。

新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扣除。

由此可见,税基由应纳税所得额变为年度利润总额,防止亏损企业大量进行捐赠是有现实意义的。

三、优惠从“区域”向“产业”转移

以前的税收优惠,主要是区域优惠,譬如针对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的优惠。而两税合并后,将实行“产业优惠”政策,主要针对的是高科技、节能、环保等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或者城市有特殊的经济区域,而且占的比重较大,那么税收政策调整对该地区或城市的招商引资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以负面影响为主,特别是影响到该地区以后的外资增长。目前,经济开发区在各地的产出中,占比均在不断提高,是城市的经济增长点。

新税法实行后,将可能对开发区的外资增量产生直接影响。《企业所得税法》中指出,税收优惠政策重点向高科技、环保等企业倾斜。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扩大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企业投资于环保、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以产业优惠为主”的政策,会促使地方在招商工作中更注重产业的选择,更倾向于吸收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业。实现从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向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转移,这样也有助于提高我国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水平。这也是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四、通过关联方交易“避税”行不通

以前企业常常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利润。如甲企业适用较高的33%企业所得税税率,关联企业乙适用20%的所得税率。为了降低甲企业的税收负担,乙企业将甲企业的产品采取低价销售给乙企业的做法,减少了甲企业的利润,增加乙企业的利润。

新税法规定:“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需要进行特别调整。就是对关联交易中的关联方、关联业务的调整方法、独立交易原则、预约定价安排、提供资料义务、核定征收、防范受控外国企业避税、防范资本弱化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税务机关实施特别纳税调整后,除应补缴税款外,还需缴纳按税款所属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另加5%的利息。所以,通过关联方交易“避税”的企业要特别小心了。

五、折旧年限与折旧方法的差异

旧税法规定最低折旧年限:

一是房屋、建筑物,为20年;二是专用设备、交通工具和陈列品,为10年;三是一般设备、图书和其他固定资产为5年。

固定资产折旧采取年限法或工作量法。

新税法规定,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

一是房屋、建筑物,为20年;二是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三是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以及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5年;四是电子设备,为3年。

新税法规定,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固定资产,包括:一是由于科技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二是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本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60%;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为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两者相比,新规定较之旧规定更具有适用性。

六、鼓励创业及发展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新税法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逐年延续抵扣。这一规定对鼓励创业及调整产业结构有现实意义。

七、注重把握“合理”的尺度

新税法实施细则中多次出现“合理”二字,如合理的工资薪金,合理的借款费用,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合理的商业目的,合理的期间费用等等,以前税收策划时通过多开办公用品及劳保用品发票、多开餐票、通过多造人员费用等等实行所得税避税及逃税等办法将受到重大限制。

另外,新税法要求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收入也得纳税,法人母子公司不再合并纳税。补税的同时要加计利息(按照税款所属纳税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与补税期间同期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5个百分点计算)等等新规定不再逐一阐述。

总之,新税法较之旧税法更加合法合规,结合实际,接轨国际。只是新税法内容多,变化多。这也给税务工作者及会计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及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解读新税法:高新企业不在开发区内也可享低税率.中国税务报,2007.03.21.

[2]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详解.《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新意及亮点.中国税务报,2007.12.17.

宏观税负水平研究论文

【摘要】宏观税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低,对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有重要的作用,合理的税负水平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发展态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宏观税负水平的基本内涵及其实现合理税负水平的途径。

【关键词】宏观税负;GDP;税制改革

在2008年3月的两会期间,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时强调:“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经济局势的变化和走势,及时、灵活地采取对策,并且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方向和力度”,他还具体指出:“未来5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科学合理地分析我国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并提出相应对策,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据美国《福布斯》财经杂志的全球2007年“税负痛苦指数(Tax-MiseryIndex)”宣称,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仅次于法国、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位。虽然对于《福布斯》结论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无法保证,但从各国的实践看,保持适度的宏观税负水平,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宏观税负水平的界定及衡量口径

宏观税负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税负水平,简言之,就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它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新价值中国家通过税收收入所集中的程度,同时也反映财政分配政策的取向。比例过高,会影响经济主体及个人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挫伤其积极性;反之,则影响国家再分配的保障能力,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阻碍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

一般来说,一国政府收入的主体是税收。在西方国家,由于在政府收入中预算外收入和非税收入的来源很少,政府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基本上反映了政府对当年国民收入的集中分配程度。而我国由于政府部门实际收入来源的构成复杂,决定了我国宏观税负内在涵义与界定范围具有特殊性。在目前国内的研究中,把宏观税负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口径进行分析,狭义即小口径宏观税负为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广义即大口径宏观税负为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这里的政府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收入,即主要是税收收入,而且包括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大量不纳入财政预算的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费(基金)收入以及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广义宏观税负只能说明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水平或企业的负担水平,不能说明政府实际可支配的财力;而狭义宏观税负虽表明政府能力的强弱,但脱离了政府大量的其他收入,其水平也不能完全说明政府集中程度是否合理。因此,在研究我国宏观税负时,需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

二、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现状分析

(一)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

1998年税制改革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税收规模在不断扩大,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见表1。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6》;2.《关于200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3.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4.税收收入不含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

这样的税负水平是否合理呢?对于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理,一般可通过税收弹性、国际水平的比较来作出判断。

1.税收弹性

本质上说,税收弹性问题就是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协调问题。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其公式为:税收弹性系数=税收收入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当系数等于1,说明税收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宏观税负保持原有水平;系数小于1,说明税收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宏观税负减轻;当系数大于1,说明税收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宏观税负增加。在税收收入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收入绝对比重的情况下,为保证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税收弹性系数通常应保持在大于或等于1的水平上。一般说来,这一指标在0.8-1.2之间属于正常,过高或过低,说明在税制设计、税收征管或其他方面出了问题,需要关注与矫正。事实上,从表2可看出,1998-2006年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税收弹性超过1.2的上限,连续多年的高税收弹性反映出我国整体宏观税负偏高。

2.国际经验

通过与国际水平的比较,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判断提供借鉴,从而发现我国宏观税负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也要注意:第一,宏观税负水平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的,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一般高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第二,税收口径的不同,一些国家采用税收方式为社会保障筹资,而另一些国家则不采用税收方式,因此在比较之前需对税收口径进行调整。以前者为统一的税收口径,部分高收入、中等收入及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见表3。

按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类型的划分,我国属于中下等收入的国家。2007年我国人均GDP约为2460美元,狭义宏观税负为20%,已经高于中下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18.59%的平均水平,因而可以认为,狭义宏观税负已经达到最优税负水平,并由于我国经济持续较快高速发展,税收信息化建设带动税收征收管理水平迅速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还将保持继续上升的势头,按照这样的趋势,在“十一五”时期,税收总量将达到5.55万亿元,狭义宏观税负约24%。考虑到小口径狭义宏观税负的运行现状,有必要将其税负略为降低一点,事实上,正在进行的取消农业税改革、增值税转型试点和不断推出的新税收优惠,都可视为降低狭义宏观税负的一部分。

(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目前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向微观经济主体收取的收入,除依法征收并纳入预算管理的税收之外,还有大量的不规范的收入形式,如:收费、基金等预算外收入,甚至是违法收取的摊派、集资等制度外收入。据保守估计,各种游离于预算之外的非规范性政府收入与预算内的规范性财政收入之比大约为3:2,虽然带有一定的估算成分,但至少说明我国的确存在大量的不规范收入,对财政来说它是难以控制和有效管理的资金,并不包含在税收收入或财政收入中。这些大量存在的“非税收入”构成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负担。用广义宏观税负能全面反映我国政府从微观经济主体取得收入的状况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真实经济负担水平。按照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能够统计到我国当年政府实际取得的税收收入,预算内非税收入,预算外收入合计为26314.87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9.4%,如果再加上约占GDP5%的非规范制度外收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34.43%;2006年财政预算内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为15%,各级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各种制度外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广义口径的宏观税负达到35%的水平,是狭义口径宏观税负的1.5-2倍。此数据远远超过中上等国家21.59%的水平,甚至超过高收入国家28.9%的水平。如此高的税负水平,很难想象微观经济主体能够充满活力,更不用说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了,近年来我国广义大口径宏观税负如表4所示。

从上述税收负担分析和结论可以看出,自1998年以来,我国狭义小口径宏观税负水平持续上升,目前已达到最优税负水平并保持继续上升的趋势;而广义大口径税负过高,从近几年的数据分析,已超过中上等国家21.59%的水平,甚至超过高收入国家28.90%的水平,税负总水平无疑偏高。因此,优化宏观税负水平,合理界定宏观税负率,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三、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及其应对措施

(一)合理宏观税负水平的选择

宏观税负合理水平的选择首先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过高的税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因此,也不利于税收的持续增长。早在1983年,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其顿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21个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关系: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36个百分点;高税收负担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按照西方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从发展中国家税负水平的一般情况看,15%-25%这个区间的宏观税负水平较为适宜。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早期发展阶段,国民经济还不发达,2007年人均GDP刚达到2460美元,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不可能很高。

根据宏观税负水平界定的标准和国际经验,再结合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企业效益状况及宏观税负的现实水平等因素,我国应在大致稳定狭义小口径宏观税负的基础上,适时降低总体税负,将广义宏观税负总水平设定为20%-25%(黄钢平,2006年),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税费比例,设置税费的内部结构。

(二)应对措施

1.整顿政府收入渠道,理顺税费关系

当前解决社会负担过重的方向和目标是积极稳妥地推行财税制度改革,整顿过多过乱的行政性收费,减少非规范性的制度外收入,规范政府收入机制,完善依法治税。

(1)必须取消非规范的制度外收费。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越权设置的不合理的违规收费项目、重复收费项目、擅自扩大收费范围的项目及完全凭借部门行政管理权和执法权强制收取的收费项目都应取消,以减轻企业负担。

(2)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通过扩大现有税种税基或设置新税种的办法,实行“费改税”,这是理顺税费关系的关键。

(3)在取消不合理收费、对一部分收费项目实行“费改税”的基础上,对需要保留的收费项目,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规范;保留的收费项目应严格限定在规费和使用费的范畴内,所有的收费都尽量纳入政府预算统一管理。

2008年我国将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改革预算制度,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财政部谢旭人部长在部署2008年财政工作时表示:“我国还将深化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将所有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建立综合财政预算。”因此,正确的方向应该强化税收,清理收费,坚决清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基金,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的质量。

2.推进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

随着税收制度改革的推进,2008年我国将面临政策性减收的问题。但1998年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我国税收大幅度增收的事实和强劲的增长态势,为宏观税负的降低提供了足够的财力基础。

(1)尽快实现增值税转型和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现行生产型增值税不是国际上规范的增值税,存在重复征税,不利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基础产业,应该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减轻企业负担。2004年和2007年中央政府分别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和中部地区部分城市进行增值税转型试点。目前这项工作达到预期并顺利进行,下一步国家税务总局将研究制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方案,这项措施将使财政收入减收1000-1200亿元;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还包括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首先将现行征收营业税的运输业、建筑业纳入增值税范围,然后扩展到其他行业。

(2)改革和完善所得税制度。首先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从2008年1月1日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降低了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有利于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一大利好。据测算,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与原税法口径相比,将使企业所得税收入大约减少930亿元。其次是进一步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工作,更好地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从2006年1月1日开始,我国沿用了13年之久的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免征额从800元调至1600元,这项工作还将继续;2007年12月23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自2008年3月1日起,我国居民的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由每月1600元调整到2000元。这项改革将使财政收入减少约300亿元。

(3)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推出其他税种的改革。结合税费改革适时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环保税、教育税等;结合完善地方税改革开征一些新的地方税税种,如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

(4)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税收征管,加大征收力度。近几年来,我国税收征管水平在不断提高,税收出现了持续较快增长的可喜局面。应收尽收,各种税收流失的问题得到解决,这也是公平税负的根本要求,今后将继续提高税收征管的水平,确保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的平稳调整。

综上所述,确定合理的宏观税负率,除了整治政府收入渠道,减少制度外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减轻企业不合理的负担外,在税收方面,还应调整税收的内部结构,依法治税,同时,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宏观税负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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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财政年鉴编委会.中国财政年鉴2006[M].北京:中国财政杂志社,2007.1.

[7]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国家税务总局网站,2007.12.25.

[8]彭高旺,李里.我国宏观税负的现状与改革[J].改革与战略,2006.2.

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研究论文(证券金融

摘要本文首先从四个方面对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通过与国外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比较,对我国证券设计理论研究作了一个简要评价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证券设计;契约;融资

证券设计理论(securitydesigntheory)起源于资本结构理论。是近年来金融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前沿之一。根据《新帕尔格雷夫货币与金融大辞典》中FranklinAllen为证券设计理论撰写的条目以及Aflen和Winton(1995)的解释,所谓的证券设计,就是对证券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进行研究,从而设计出最优的金融契约,以克服人之间的各种摩擦。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外学者就开始了对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Allen和Winton于1995年对国外有关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综述;相对地,国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我国学者很少就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现状

尽管国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比较少,但笔者认为可以将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描述性研究

张鹏(2001),汪兴隆(2003),黄励岗、陈溪华(2003),兰春华(2006),田增瑞、司春林(2006),杨介棒(2007)等论述了证券设计理论的起源、定义和研究内容。他们将证券设计理论分为下列四个模型:关系模型、信号传递模型、控制权市场模型和产品市场理论模型。同时,指出了现有证券设计理论的几个研究缺陷:一是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只局限于研究公司融资证券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未对各种证券的内部结构及其具体形式进行探讨;二是忽视了外部环境对证券设计的影响;三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被忽视。此外,兰春华(2006)还对证券设计理论作了一个系统的定义,认为证券设计理论是以金融契约为形式,以融资工具为手段,以公司价值及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以公司控制权及现金流的优化配置为核心。以成本、非对称信息、流动性、不同产品市场等为契机,全面地研究公司证券的最优系统集成。他认为,证券设计的研究内容包括金融契约、融资工具、公司价值,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契机包括成本、非对称信息、流动性以及不同产品市场等。

(二)债务契约研究

江乾坤(2005)运用内生性证券设计理论系统地研究了企业的多层次债务融资问题。他首先分析了正式债务融资工具(包括银行贷款和公司债券)与非正式债务融资工具(商业信用、可转债和国际项目债券)的融资功能。接着,通过数学模型事前设计企业最优的债务融资工具及其偿债保障机制。在此基础上,把我国上市公司分成四类,运用最新的财务数据对各种债务融资工具及其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它们大体上呈正相关,从而得出以下结论:在各种债务融资工具中,长期借款更有利于国有控股企业;短期借款则对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已发行公司债券的企业,其核心竞争力并不强。因此,他建议各类企业应合理调整银行贷款期限结构,净化彼此间的商业信用环境;而政府应该改革现行的公司债券审批体制,更快地推进“国退民进”战略。同时指出,债务融资工具可能并不适合中小企业融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板块的股权融资功能很有必要。

(三)风险投资研究

田增瑞、司春林(2006)运用证券设计理论研究风险投资,将其与创业企业的价值评估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创业企业最恰当的证券选择应该是结合了债权和股权双重特性的复合证券——期权化的衍生证券,即可转换优先股。创业投资家代表投资方持有可转换优先股,管理层和创业者持有普通股。在状态差时,创业投资家偏好债权特性,因为债权特性使他们拥有企业整个资产的索取权,即当企业经营失败进行清算时。创业投资家可优先获得清偿,这有效保护了他们的利益;相反,在状态好时,创业投资家则偏好股权特性,因为股权特性使他们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分享创业企业价值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即:企业盈利越高,投资者的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的比例越少,创业者拥有的股份就越多,也就在绝对额上获得较高的资本收益;相反,企业盈利越低,投资者的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的比例越高,普通股价值下降,创业者获得的收益就越少。故对创业者而言,压力和动力并存可激发创业者的努力,减少成本,使创业企业价值最大化。

赵巧艳(2006)研究了风险投资过程中风险企业的控制权分配问题,得出了可转换债券、可转换优先股等复合性融资契约是实现风险企业控制权分配的理想工具的结论。

(四)融资决策研究

潘敏(2002)运用证券设计理论的分析方法,探讨了企业融资行为选择中自有资本的约束问题,并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情况,对我国股份制企业的股权融资偏好、融资效率低下、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合理分析。

刘萍(2007)以证券设计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融资决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行为、相互影响及最终所达到的均衡状态来研究融资方式的选择过程。她认为,经理人在选择融资方式时,不只是股权——债权比的选择,实质上是控制权相机转移的选择,这使得股权人、债权人、经理人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冲突。为缓解该冲突,就必须设计一定比例的债券和股票证券组合。她通过构建融资决策模型,确定最佳的融资方式。最后得出以下结论:当公司产出低于应付债券面值时,公司将破产,此时债权人执行清算权;而当公司产出高于债券面值时,股权人和债权人按各自计算收益的方式共享产出,这时控制权由经理人和股权人学控。羊群效应影响股东财富波动,但不影响融资方式选择。

马晓军(2004)结合证券设计理论对融资工具创新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在证券设计理论的基础上对股、债两种基本融资工具以及混合证券的契约属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合研究,揭示了两种基本融资工具的约束条件。他认为,在我国目前监督机制薄弱、监督成本较高,同时又存在非效率清算的条件下,发展优先股融资具有效率的优越性。同时,他还研究了期权在融资过程中的契约属性以及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方面的重要作用,论证了现阶段在我国发展可转换证券以及其他期权类融资工具的必要性。二、我国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简要评价

(一)缺点

1.没有形成自己独创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定义、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都只是引进和介绍其理论成果,动态跟踪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进展,并没有形成自己独创的研究成果;2.国内学者未能对次级债务(subordinateddebt)和更加复杂的证券的存在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比如,国外学者通过各种信号传递、激励机制等模型解释了期权机制等在证券中的合理存在,而国内学者尚未对这方面展开研究;3.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实证检验不足。由于我国企业可选择的融资方式较少,即使是上市公司,其可用于研究的融资数据也不全面,因此国内学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实证研究很少。

(二)构建中国特色理论的初步尝试

尽管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较少。但学者们仍然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中国化作了初步尝试。潘敏(2002)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中面临的如何建立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一焦点和核心问题,从融资契约的企业所有权配置机制角度出发,探讨了以股权融资作为初始融资方式,建立在股票契约基础之上的国有股份制企业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问题及其公司治理机制特征等。马晓军(2004)通过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贷款期限结构后发现:我国的债务融资期限较短,债务融资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非效率清算问题,而优先股融资既可以解决债务融资方式下的非效率清算问题,又可以解决股权融资方式下的监督问题,因此,在我国开拓优先股融资具有重要的意义。江乾坤(2005)运用证券设计理论的分析方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探讨了各类上市公司的融资次序问题,得出长期借款有利于国有控股企业,而短期借款更有利于民营企业的结论。

三、我国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展望

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从早期的跟踪引进、描述性研究到后期的规范性研究和少量实证研究,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只能说是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认为,我国证券设计理论的未来研究主要应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中国特色的证券设计理论框架体系的构建

目前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只局限于研究公司融资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丰富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内涵,构建中国特色的证券设计理论框架。1.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国内证券设计理论要逐步开展对混合证券等创新融资契约的研究,探讨各类企业如何通过事前融资契约的设计使事后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效率得到分配,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2.我国的创业投资已逐渐兴起,如何设计证券融资工具解决创业投资中各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委托问题,实现创业企业价值最大化,也是今后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方向。

(二)加强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实证检验

目前,国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纯理论的规范研究,注重模型的设定、推导及相关内涵的界定,因而在实证检验方面显得不足。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以及融资方式的不断创新,各种基本和衍生融资工具日益丰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加强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实证检验。

股东异质性历史分析论文

【摘要】利益冲突无处不在,公司也不例外。股东利益的冲突是公司中最为普遍和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关注重点之一。股东利益冲突的根源之一,在于股东之间存在异质性,即股东具有不同的利益获取方式,这种异质性在股东概念形成之初就存在。本文以股份制公司的起源及演变为研究线索,分析股东异质性的产生。

【关键词】股东异质性;两权分离;利益冲突

一、股份公司的起源与股东的形成

近代股份公司雏形发端于十七世纪的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分别成立于1600年和1602年的英国和荷兰的特许贸易公司是现代公司的起源。据豪斯赫尔(1987)记载,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最初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在1601年2月按合股原则组织了远征队。那时的股东是为每一次航海出资,公司每航行一次就募集一次资本,每次航行结束后就进行结算,资本退还给投资者,获得的利润则按资本的大小在股东之间进行分配。这样每次航海的投资者都有所变化。拥有该公司1000镑以上的股东有500余人,但有决定权的股东数量非常小。

1602年建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永久性公司,它具有近代公司制的一些基本特征:靠募集股本建立,具有法人地位,由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人员来经营。但在公司中,有支配地位的是商人寡头,只有主要股东才有可能成为经理,其他股东对于公司的经营毫无影响,只能享受到公司控制者随心所欲决定的分红①。在近代股份制企业的最初发展阶段,成为股东似乎是对成为合伙人的一种替代选择,目的是为了降低投资的风险。合伙人拥有企业的经营权,必须关注企业的经营过程;股东则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经营过程,成为专门关注投资所得的人。

现代公司从一开始就存在大股东同其他小股东之间的差别。前者有股东大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后者只有看决算书的权力。因此大多数的股东不参与公司的活动,只享有对利益分配的请求权。比如当时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权力集中在股东大会手中,而只有大股东才能参加股东大会。荷兰东印度公司组建时共2153股,56.9%的股份为阿姆斯特丹商会所有,其余43.1%面向全国招募;公司由大股东组成“主要出资者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由“主要出资者会”选出60名董事组成董事会,作为公司决策机构(梅慎实,2001﹚。

二、股东的分化

近代股份公司在美国的流行开始于十九世纪,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1977)在其史诗般的巨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对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现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最早的企业主、投资者和股东等角色的历史演变。

商业贸易发展中,商人们在个人资金不能满足需要时,首先利用的是有一定共同经营利益的资本,公众股东是最后的资本来源,这种情况出现在纺织、铁路与运河经营等早期工业化企业中②。铁路股票的发行带来了近代的投机技巧,造就了第一批在全美国有名的股票投机商,他们是最早的公众股东,并控制了一些铁路公司,但对于公司的长远利益或日常经营状况丝毫不感兴趣,他们控制的公司后来都出现了管理和经营上的问题,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合并。一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前,其他工业界的人士可以从当地商业银行借到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因此这时的“股东”基本还是关心或从事经营的主要投资者、家族经营者。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该世纪末的时期内,能够在董事会上派有代表并成为董事长和财务主管的投资者类型发生了变化。起初,投资人都是商人、农场主和制造商,他们为了改善其特定城市和区域的经济利益而投资。当发展需要更多资本时,董事长和董事会越来越代表能筹集到资本的一般企业家。与经理和投资者不同,他们对自己的企业没有长远利益,并不打算经由服务的提供来取得收入,而是通过附带的经营,如取得铁路沿线的土地和矿产所有权,以及最常见的操纵股票的价格来赢利。

随着股东概念的变化,股东利益的获取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企业本身经营利益的重要性开始逐渐降低,企业利润的使用也开始发生变化。私营铁路公司的股票投资至1859年已超过11亿美元,其中将近7亿美元是铁路公司在前10年中累积下来的;到1870年前后,投资者对于经营红利的关注,使得大规模扩建铁路的方案受到质疑,股东追逐的投资利益已经与企业进一步发展产生的经营利益出现偏离。

从股东的历史起源上我们可以看到,股东一开始就是不同质的,完整意义上的一致的股东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一部分人是出于降低风险以及自身能力的考虑,不愿或难以承担经营责任,因此成为股东而非合伙人或企业主。一部分人则出于扩大经营的目的成为股东。不同的目的以及能力差异,使得股东在公司中有不同的地位,而真正能够起支配作用的只能是有能力的主要股东。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以及资本市场的活跃,公众股东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股东的盈利方式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从最初的关注经营收益扩展到关注股利收益以及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收益。

三、股份公司中股东权利的裂变

(一)法人财产权的独立

现代企业的建立首先是一个原始产权与股票所有权的转换过程。股份公司的原始资本来源于全体股东的出资,全体投资者投入资产的总和形成一种特殊的资产——法人财产。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投资者让渡了原始产权取得股份公司的股东资格,依法享有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权力与义务。同时,原始产权向股票所有权的转换是不可逆的,鲁道夫·希法亭(1994)指出:“这种一经让出的资本,股东便不能再收回。他对这一资本没有要求权,而只是对收益的一个相应部分有要求权。”伴随着原始产权与股票所有权的转换,是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原始财产注入公司转换为股票所有权之后,出现了两种主体对两种财产控制的运行机制,即股票财产和公司法人财产,相应形成了出资者所有权(也即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并存的两种独立权利。

古典企业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在股份公司里得到了现代意义的改造。所有权自身裂变为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并且法人财产权中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权力在股东和公司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股东尤其是普通股股东获得了最终收益权(股息收益权、购股优先权和剩余索取权)以及间接处分权(包括股份转让权、表决权和知情权等),而公司则获取占有权、使用权、暂时收益权和直接处分权等。实际上就是,股东拥有公司即拥有财产的消极所有权,经营管理层行使公司财产控制权。

(二)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控制权

图1-1描述了现代公司制度中财产与权力的分离。财产与权力分离的结果,是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可以任意处置其拥有的公司股票,但无权处置公司的资产。公司作为一个在形式上不依赖其所有者而独立存在的法人,可像一个所有者那样占有支配和使用公司资产,享受资产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与其他法人或自然人发生各种关系。

从本质上讲,股东大会(或股东会)可以行使公司的一切权利,因此在股票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情况下,股票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是否也发生了分离,不是一个必然的命题。各个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股权的性质、结构和集中度不同,其次作为公司决策和监督机构的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能和作用不一样,再次外部审计市场、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金融市场、产品市场等市场的发育程度参差不齐,加之政治、法律、文化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在不同的国家里,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由此对企业效率、治理结构的影响如何,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两权分离与利益冲突主体的演变

BerleandMeans(1932)在他们的创造性的实证研究中提出了被称为“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命题。主要意思是说,由于股份公司中的股权充分分散,企业的控制权已转入管理者的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垄断阶段,一些大垄断公司纷纷通过兼并加强经济实力,伴随着公司规模加大和公司资产增加的是经济权力的集中。“经济权力,即对于实际资产的控制权显然具有向心力反映。与此同时收益所有权则呈现离心力反应”﹝BerleandMeans(1932)﹞。因为股票所有权越来越分散,公开证券市场促使其易于转让,因此投资者购买股票越来越看中其股票自身升值收益,而不是在古典企业中唯一存在的经营收益。虽然从法律上公司股东大会可以行使公司的一切权利,但是在众多的、分散的股东之间,以合同的形式来明确各自的权力、义务和责任,意味着巨大的合同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因此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控制权的分离是必然的。以“两权分离”为起点,上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经理人员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上。

到上个世纪90年代,学者们有了新的发现。最初是Zingale(1994)发现在意大利存在严重的大股东剥夺中小股东的现象。但直到ShleiferandVishny(1997)著名的“公司治理调查”的文章发表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才引起世人的关注。LaPortaetal(1999)分析了27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底规模最大的20家上市公司和中等规模的10家上市公司的股权状况,他们发现,与BerleandMeans(1932)描述的情况大不相同的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公司普遍存在控制性的股东,且家族控制和国家控制是主要的两种形式,而金融机构控股和股权分散的情况则不是很普遍。控股股东通过金字塔式的控股或参加管理,使控股股东的投票权超过了现金流量权,这一事实是对“一股一权”原则的违背,是中小股东的权益被剥夺的结症所在。因此他们断言,公司中心的问题是限制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剥夺,而不是防止职业经理人员建造自己的帝国。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家族控股的公司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重视。Jonesonetal(2000a)考察了东南亚的情况后指出:1997-1998年东南亚最初受到的经济冲击并不大,但由于在中小股东权益缺乏法律保护的企业遭遇了控股股东大量的掏空行为,不大的经济冲击却酿成了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马来西亚等国也曾多年保持GDP的高速增长,但那些被掏空的公司在金融危机来临时毫无抵抗力。此后,研究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文献逐渐开始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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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目标透视论文(会计

[摘要]财务会计目标是会计准则的基石,用来指引整个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在会计准则制定工作中起重要的导航作用。本文在对财务会计目标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会计环境对财务会计目标的影响;进一步明确了在我国目前的会计环境下,财务会计目标应定位于“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

[关键词]财务会计目标;受托责任观;决策有用观;会计环境

财务会计目标是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期望会计达到的目的或境界。作为会计准则的基石,它成为整个财务会计管理系统运行的定向机制,是出发点和归宿。

一、财务会计目标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1、早期萌芽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许多相关论著中已提到会计目标的概念,但还比较抽象,不够明确。如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在193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会计目标为“有助于企业的运行,以达到其既定的目的”;又如佩顿(W,A,Paton)和利特尔顿(A.C.Littleton)在《公司会计准则绪论》(1940)中提到。会计的目标是“提供关于某一企业的财务数据,加以汇集与整理,以满足管理当局、投资人和社会公众的要求”;另外,坎宁(Canning,1929)、吉尔曼(GiLman,1939)等人在他们的论著中也间接涉及到会计目标的概念。

2、开始关注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学者开始将财务会计目标作为其研究的直接对象。如美国的史度伯提出财务会计的目标是“提供对投资人决策有用的信息”(1953);利特尔顿在《会计理论结构》(1951)中,把会计的目标分为中间目标、前提目标和最高目标,会计的最高目标是“以数据为手段来帮助某人了解企业”。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AAA)发表了《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意味着财务会计目标开始成为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3、全面发展阶段

1973年,罗伯特·特鲁布莱德研究小组在《财务报表的目标》中,提出财务报表的基本目标是“提供据以进行经济决策的信息”,并将目标分解为基本目标、信息使用者和用途、所需要的信息、信息的性质、财务报表、特别推荐的报表等12项。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73年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财务会计目标对会计准则制定的重要性,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并取得了新的突破。1978年11月,FASB发表了第一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将财务报告的目标主要确定为以下几个方面,即财务报告应该提供:(1)对现在的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做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及类似决策有用的信息;(2)有助于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信息使用者预计会计未来净现金流入的金额、时间与不确定性的信息;(3)有关企业经济资源、对资源的要求权以及它们变化的信息;(4)企业在报告期内经营业绩的信息;(5)有关管理人员如何履行业主委托的企业资源使用责任的信息。概括地说,FASB提出的目标是向使用者提供有助于经济决策的信息,即“决策有用观”。这一公告的,标志着会计目标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会计目标开始成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起“指引方向”作用的要素,会计目标理论从而得到全面重视与发展。

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在《财务报告原则公告》(1999)中对会计目标的表述为:会计报表的目标就是提供报告主体的财务业绩和财务状况的信息,用于广泛的各类使用者评估主体管理层的受托责任和做出经济决策。即“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同时并重。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公布的《编制财务报表的框架》(1989)中称。财务报表的目标是提供在经济决策中有助于一系列使用者的关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变动的信息。其主要体现了决策有用观。

(二)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财务会计目标的研究起步较晚,基本上从2000年起,才开始了一些针对性较强的研究。

葛家澍和刘峰在《会计理论——关于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研究》(2003)中提出,在当前市场经济发育状况下,盲目模仿美国FASB提出的“决策有用观”来确定我国的财务会计目标未必恰当,财务会计目标取决于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及其需求,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应当以“受托责任观”为主。

曹伟在《会计准则导论》中区别了财务会计目标、财务报告目标和财务报表目标。指出财务会计目标不能定得过高,否则财务会计难以实现;但也不能定得过低,否则难以发挥财务会计的职能。他将“受托责任观”定位为财务报表的目标,“决策有用观”定位为财务会计目标和财务报告目标。

还有些学者从新的视角分析了财务会计的目标:如“契约有效观”(刘用铨,2003)、“产权保护观”(田昆儒,2000)、“权益均衡观”(周守华等,2005)和“如实反映观”(吴建业。2004)等。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对财务会计目标的研究基本是围绕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展开的。

二、对财务会计目标的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评析

(一)受托责任学派

在受托责任学派看来,财务会计目标就是以适当的方式有效反映受托人的受托责任及其履行情况。其理由是:由于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资源的受托者负有对资源的委托者解释、说明其活动及结果的义务。因此,财务会计目标理所当然就是向资源的委托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在该学派下,强调财务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会计信息侧重于过去。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验证性;强调利润表项目的确认与计量,目的在于评价经营者的经营业绩。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井尻雄士、恩里斯特、J.帕罗科和弗兰克等。

(二)决策有用学派

在决策有用学派看来,财务会计目标就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其理由是:在股份公司出现。尤其是上市公司不断增加后,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分离,使资源所有者对受托资源的管理淡化,转而更关注资本市场的平均风险与报酬水平以及所投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风险与报酬。同时,信息不对称引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日益严重,“虚位”的投资者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要求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财务会计目标的决策有用观得以确立。该学派更关注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主张各种计量属性并存择优(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强调资产负债表项目的确认与计量;提供的会计信息在关注过去的同时,更倾向于未来,甚至提出在两者发生矛盾时,取相关性而弃可靠性,其目的在于帮助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R.N.安东尼、R.T.斯普劳斯和E.S.亨德里克森。

(三)两者关系

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看,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且委托关系明确时。委托者关注的是经营者受托经营的效果,因此,反映受托责任是财务会计理所当然的目标。但是,现代公司规模庞大,所有者分散,这种委托关系就变得很模糊。股权的分散化使得每一位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作用都很微弱,少数股权所有者的投资目的更主要表现为获取投资收益,而无意也无能力进行股权控制。此时,所有者就从。委托方”的角色转变成了“投资者”的角色,此时的会计目标就表现为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可见,决策有用观是受托责任观的自然延续,其本质是一致的。因此,决策有用观不是对受托责任观的否定,而是受托责任发展到一个特定历史横切面上的特例。

三、我国财务会计目标的定位

(一)财务会计目标与会计准则的关系

财务会计目标是会计准则的基石,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用来指引整个概念框架和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在会计准则制定工作中起重要的导航作用,居于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中心和枢纽地位。财务会计目标的确定反映了会计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必然联系。并不是主观臆造的。它的提出,反映了会计本质,决定和制约着会计前提、会计概念和会计准则。因此,会计准则成为人们为了保证财务会计目标实现而建立的用来指导和制约会计主体行为的规范。

然而,由于对财务会计目标与会计准则的重要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我国对财务会计目标的研究起步较晚。重视程度亦不够。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缺乏对财务会计目标认真研究的后果日益显现出来。1992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在第二章第十一条中明确规定:“财务会计信息应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显见,它将管理会计目标“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纳入财务会计目标之中,缺乏科学性;把“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单独列出并放在突出位置,却没有突出满足投资者或债权人使用信息的需要等,缺乏合理性。此问题在其后若干项具体准则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1998年颁布的《债务重组》准则,到2001年就进行了较大修订……一系列的事件使得人们深刻认识到了财务会计目标在会计准则制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加深对会计目标与会计准则关系的深入理解。根据会计所处环境合理定位科学的财务会计目标,对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的会计环境

会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产生、发展及其理论与实务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会计环境不同,会计目标也不同。因此,研究会计目标应该从会计环境入手。

“会计是与特定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有什么样的会计准则和会计信息(冯淑萍,2002)。”美国FASB的第一号概念公告在论述财务报告的目标时。对其所处经济环境的界定为:首先,美国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生产资源的私人占有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其主要特点。其次,这种委托与受托关系是通过资本市场建立的,且资本市场发达,股权相对分散。它假定信息使用者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他们更主要的表现为获取投资收益,而非进行股权控制。他们关注的是资本市场的平均风险与报酬水平及所投资企业的可能风险与报酬,投资者常常要利用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做出继续持有或售出手中股票、债券的决策,他们自然要求企业的财务报表应尽可能地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而且。其投资者“相当熟悉商业与经济活动,并愿意且勤勉的去研究财务报告信息(SFACNO.1)。”研究我国的财务会计目标,不能脱离我国的具体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1、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

自从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各种新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壮大,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2003年,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9.0%,比2002年提高2.74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3.01%,比2002年提高6.41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创造的税收占全社会税收的比重为71.76%,比2002年提高3.18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7.06%。比2002年提高5.29个百分点(《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5)。

与此同时,政府机构改革不断完善,政府规模继续缩小。政府对企业生产活动直接干预日益减少,表现为行政审批不断削减、政府定价基本取消、垄断行业市场准入不断放宽,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也进一步减少,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政府管理模式正在从“审批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转变,管理方式更加市场化。

《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运用可比指数测度体系及方法,得出了2002年和2003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分别达到72.8%和73.8%的结论,再次证明了中国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但其主体仍然是公有制,仍然是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国企尽管也进行了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但重大决策仍由政府作出,国家仍然在多方面对企业实行监督、管理和控制。相比美国的发达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机制远未发育成熟,还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政府职能部门对国民经济一定程度上的直接管理还不能取消,企业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向政府有关监管部门(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税务局、证监会等)提供相关的会计信息。因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仍然是企业会计信息主要的需求者。

2、资本市场的规范化程度——资产委托与受托关系的纽带

据证监会统计。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已从2006年初的3.06万亿元上升到2006年底的9万亿元,目前已经达到15万亿元。截至2006年底,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1434家,总市值90599亿元。股票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股权分置改革前的17.7%提高到目前的44%。2006年沪深两市日均成交382亿元,A股筹资2432亿元,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中广网,2007年1月22日)。同时,来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A股单日新增开户数已连续一周在30万左右。3天的开户总量就相当于2005年全年的开户数,职业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空前高涨。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07年1月举行的全国证券期赁监管工作会议上说,15年来,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稳步扩大。与国民经济的关联度明显提高;市场投融资功能显著增强:市场规范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改善。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在2007年4月举行的“资本市场发展与创新”论坛上表示,从量与质两方面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强调:要“积极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199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1993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短短15年的时间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促进经济发展、完善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市场基础制度层面与发达国家已没有质的差别;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地位基本确立。

但还应当看到,目前资本市场发生的积极变化还只是浅层面的,市场深层次的体制性和机制性的问题仍然存在。影响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外部制约因素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法制环境不配套,监管力量还十分薄弱;信息披露不规范以及各种失信行为,造成了市场信号失灵,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降低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与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相比,我国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仍较低,股权分置改革后。一股独大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会计信息的主要需求者仍表现为国家、金融机构及其他管理型投资人,它们显然更关心企业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而比例较低的职业投资者显然还不熟悉商业与经济活动,尚不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仅是对财务报表上的会计信息“一扫而过”,理解有限,甚至不通过会计信息就作出持有或卖出股份的决定,远远谈不上决策。

3、市场经济的法制化程度——资产委托与受托责任关系的保障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从相关法律环境看,美国1933年的《证券法》就明确将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扩大到任何推定的信息使用者,并要求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这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并涵盖了那些潜在使用者的权利不受侵害。

2001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规定暂不受理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三类民事赔偿案件。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为造假者承担民事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通知中的若干限定性条款使得其效力大打折扣。如其第一条将受理的证券欺诈民事案件限定为“虚假陈述民事案件”,这种限定把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排除在外。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就更未涉及;其第二条规定。法院只受理经证监会查处的虚假陈述案件,这一条使得那些尚未被证监会处罚的公司,成为不可被诉讼对象;第四条规定,“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这一规定使受害的投资者必须以自己的名义或委托人直接提讼,增加了投资者民事索赔的难度,很多受害人会因此不得不放弃应有的赔偿;第五条规定统一采用原告就被告的地域管辖原则,更不利于投资者诉讼。2003年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并无重大改进。2005年10月27日新的《证券法》正式颁布,明确上市公司等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规定了民事赔偿优先受偿的原则,体现了对投资者的保护。新《证券法》在民事责任立法方面有所改善,但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仍不足以解决证券市场中的相关重大问题。我国市场经济尚且不完全的一个表现就是立法不健全,法律缺乏可操作性以及执法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96年以来,尚无一件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案件被以民事赔偿方式进行审理结案的,仅仅局限于以刑事案件及行政案件来进行处理。这表明,即便是“现实的”投资者,其权利都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潜在使用者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因此,当前如果过分关注潜在使用者面向未来决策的需求,很容易使财务报告提供者以潜在使用者的未来需要为借口,以报表附注为载体,蓄意提供一些针对性很强的虚假信息。

(三)我国财务会计目标定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会计信息处遥的复杂化及不同阶层理解冲突的增加,必然会导致会计信息风险的提高。准确定位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在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时需首要考虑的重大事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还不具备美国FASB在其概念结构公告第1号中对美国经济环境基本特征的界定。同时,保护投资者的相关法律还不完善。因此,还不能直接将决策有用观作为财务会计目标。当然。财务会计的目标定位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鉴于我国资本市场迅猛发展,相关法律的进一步健全,突出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对上市公司在披露会计信息时更好地考虑使用者的切身需要具有积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会计环境下,财务会计的目标应定位于“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意即两者并重,凸现投资者的地位。并要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我国2006年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规定: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该准则把财务会计目标定位于“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彰显了财务报告目标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确信,基于中国会计环境的财务会计目标应是最适宜的目标。依据最适宜的目标制定出的会计准则,必将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四、小结与思考

会计环境制约会计目标。随着环境的变化,会计目标也会随之变化、发展和完善。在理解会计目标时。要用唯物的、发展的、全面的思维看待它。

会计目标决定会计准则导向,决定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定义、确认和计量等基本概念,并据以制定各项具体准则。换言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必然体现恰当的会计目标。

会计论文控制系统形成与发展

【摘要】杨时展教授和郭道扬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会计学家,杨教授在长期的会计实践和研究中逐渐提出和发展了会计控制系统论,郭道扬教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会计控制理论,从而使会计控制系统论更加完善。该理论对于丰富我国会计理论、活跃会计学术气氛以及指导会计实践颇具意义。

【关键词】杨时展;郭道扬;会计控制系统论;形成;发展

杨时展教授(1913-1997),1913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36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组,获商学士学位,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同年参加高等文官会计审计人员考试,名列第二名,当即被分配到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工作,并开始兼任大学讲师。1945年开始先后任国立英士大学、国立广西大学、中南财经大学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任博士生导师,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终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同时兼任中国会计学会、中国审计学会等学会常务理事,兼任湖北省会计学会、湖北省审计学会等学会副会长等职,还是美国会计学会(AAA)、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国际会计研究生教育协会(IAARE)等组织的成员。杨时展教授致力于受托责任和会计控制等问题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

郭道扬教授(1940-),1964年毕业于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道扬教授在为中国会计史学科创立和建设做出很大贡献的同时,对会计控制理论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杨时展教授和郭道扬教授共同促进了会计控制系统论的形成与发展。

一、杨时展教授关于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会计控制论的提出

1.1980年,杨时展教授发文强调了会计的控制作用,他说:在今天,会计已演变成为一种控制企业经济活动的有力武器了(杨时展,1980)。

2.1982年,杨时展教授发文提出了会计控制论的观点。他论述了传统会计所遇到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会计控制论。文中指出:按照传统的认识,会计的任务在于从财务上反映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可称之为反映论;按照今天的认识,会计工作的任务,在于控制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可称之为控制论。他进一步指出:会计已从一种简单的量具,发展成为一种控制经济事项,使它符合人们意志的仪表。(杨时展,1982,a)

(二)受托责任论的提出

1.1982年,杨时展教授发文提出了受托责任的定义。他说,受托责任就是因受命或受托经营财政或财务收支,对命令或托付人所负的一种以最大善意充分体现其意志的责任。负这种责任的人为责任人;命令或托付这种责任的人为授任人。(杨时展,1982,b)

2.1989年,杨时展教授在《中国会计的现代化问题》一文中更系统地提出了受托责任论的主张,他首先明确给出了受托责任的定义。他说:什么是受托责任?应以最大的忠诚,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最低的资源耗费,最多快好省的结果,完成人民的托付,并向人民报告。……受托责任是由于委托关系的建立而发生的。受托人在完成受托任务之后,向委托人提出报告,经过托付人同意之后,责任方能解除。(杨时展,1989)

根据会计发展的主要内容,杨教授将受托责任划分为三类:财务会计(传统会计)反映的受托责任主要是财务活动的纪律和财务报告的可信性;管理会计反映的受托责任主要是经济行为的效率性和效果性;社会会计所反映的受托责任主要是经济行为的社会影响、自然影响。杨教授进一步将政府的受托责任体制划分为会计管理体制、审计管理体制、预算管理体制和国库管理体制。

杨教授特别强调了受托责任对会计的重要性。他说:“会计归根到底是由于会计这个实体所负的受托责任,为解除这个责任而进行的。会计的职能、任务、作用和目的就在于记录和报告受托责任完成的情况,以便向人民、向一切托付人报账”。“受托责任的存在是会计工作之所以必须进行的一个基本公设,可以说,离开受托责任就无法真正认识现代会计的实质,会计不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就不成其为会计”。杨教授在超过经济含义的层次上认识了受托责任的含义:“受托责任的最高形式是政治责任,在西方国家,负政治责任的意义是民意机关在政治上对政府的不信任,是政府的下台。这也正是近年来我将Accountability这个词逐渐改译成受托责任而不译为会计责任、经济责任的理由。”实际上,杨教授对于受托责任的定义是十分广泛的,既涵盖经济上的受托责任,也涵盖政治上的受托责任,这从上述杨教授给出的定义中可以看出。

(三)会计控制系统论的提出

1991年,杨教授提出了“会计是一个控制系统”的思想。他说:“会计除提供可信的信息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要求,这就是:能动地使这个可信地反映出来的客观真实,符合人们的主观愿望”。也就是说,“今天的会计,

乃是一个利用信息来控制预定目标,以保证预定目标的实现的控制系统。”(杨时展,1991)

(四)将受托责任论与会计控制系统论结合,发展了会计控制系统论

1.1992年,杨时展教授通过研究会计控制系统的内涵、原因及其重要性,发展了会计控制系统论的主张(杨时展,1992,a)。

(1)明确提出会计是一个控制系统。他说:“现代会计的主要作用就在于按照客观规律、自觉地支配或控制对利润、对成本、对一切会计对象有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影响的一切信息,保证利润计划、成本计划……等等,按照人们预定的目标来实现,而不让它们受自发的客观过程的支配、不受人们的合乎规律的有目的的行为的控制而自流。今天,会计对微观经济所起的是一种根据目标、主观能动地进行的、自觉地控制作用”,“现代会计和传统会计的区别,正在于是否有这些自觉的、准对着计划目标而发生的控制作用”。

会计在今天,“从一个简单的计量系统,转变成为一个对计量的结果有控制作用的控制系统。会计仅仅以一个客观真实地计量信息的系统出现的时代已经或即将过去,而一个以控制计量的结果,使它符合人们主观意愿的控制系统出现的时代到来了”。

(2)明确提出会计控制系统的内涵。他说:“会计作为控制系统,则要经过两道控制程序”,“第一道,控制信息的真实性”,“是财务会计性的”;“第二道,控制信息的合意性”,“主要就是管理会计的”。

(3)阐述了“现代会计之所以发展成为一个控制系统”的原因。他说,在商品经济下,“对整个经济社会来说,竞争是自由的。而对每一个企业来说,为了经得住这种愈来愈强烈的竞争的冲击,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却必须知已知彼十分小心地衡量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制定出合乎规律的计划来,按照计划,在严格的自我约束和控制的情况下,参与这一部分”。

他以美国的发展为例说明了会计控制的重要性。他说,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美国企业“开始用预算来控制企业的活动”,“这一控制工作,就十分自然地落入了会计部门。预算控制的思想以后又发展成为成本标准来控制成本的思想,并产生了标准成本会计”。“大体上说,会计的控制作用早在30年代以前已为美国的企业家们所认知,以后逐步发展”,“有些美国企业,甚至已经用‘总控制师’、‘副总控制师’等称谓来代替‘总会计师’、‘会计主任’等称谓”,“1954年后,‘目标管理’成为热门话题,就使会计的控制作用更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使会计工作的重心终于逐步从对外提供信息,走向对内控制信息;从只重对外,演进到内外兼重,甚至内重于外”。他更从美国会计学会1966年发表的《基本会计概念说明书》中找到了会计控制作用不断提高的证据。他说,首先,它“将会计认为是一个向使用人提供信息的过程”,“不再限于向外部使用人提供信息”;其次,它“主张建立统一的会计系统,以满足管理部门对信息的需求”;再次,它“要求会计人员突破传统会计的束缚向成本性态分析、按时间调整的现金流量预测、存货控制等为控制提供信息的领域发展”。并因此使会计学的体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革。1966年以前,凡是以“会计学”、“会计学原理”命名出版的书,主要以研究如何向外部提供可信财务报告为主,1966年以后以同样名称出版的书,就不但研究向外部使用人提供可信的信息,也同时研究向内部使用人提供着眼于控制的信息。或者说,也研究向外部使用人提供经过控制而得出的、能使他满意的信息。1966年以前的会计学,今天看来,只是财务会计学。管理会计被认为是财务会计之外的另一个系统。1966年后,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就合并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系统。

因此杨教授得出结论,“从现代的观点看,会计已从一个简单的经济信息的量具,或简单的计量系统,演进成为一个控制信息,使它按人们预定的目标来发生的经济控制系统。”

2.同年,杨教授通过明确受托责任和会计控制系统的关系,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会计控制系统论,还据此给出了现代会计的定义(杨时展,1992,b)。

(1)他首先就企事业层次给出了受托责任的定义,并据此论述了会计的原本目的。

第一,受托责任的定义。他说:“今天,无论在公私领域,无论在营利事业或非营利事业,负责经营管理的人比任何时候都清楚,自己经营管理的资金,并非自己所有,而是由委托人(比如人民、纳税人、出资人、股份持有人、债券购买人、信托人、捐赠人、贷款人等等)委托自己经营管理的,自己对这些资金本身及其经营管理,就不在话下的负有一个善意管理人应负的责任。这一责任,就叫受托责任”。

“一个人什么时候接受了对方委托的资源及运用、管理此一资源的权力,什么时候他就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这一责任,向委托人交待。这一责任是随同运用上述资源的权力以俱来的,完全不待于另外的规定。奴隶社会如此,封建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尤应如此”。

第二,会计的原本目的。他说:“会计的原本的目的就在于把这一责任的完成情况说清楚。这即是委托人的要求,也是受托人的要求”。会计的所有一切作用,“从纵向看,也都是完成受托责任这一原本目的的过程,从横向看,也都是从这一原本目的派生的,会计的终极目的、原本的目的,始终在于完成和认定受托责任。”

(2)他接着将受托责任和会计控制系统结合起来

杨教授说:“把会计的目的在于认定受托责任完成的情况这个种概念,和会计的本质是个控制系统这个属概念结合起来,再考虑到现代会计依然以货币来计量、现代会计方法的愈趋于标准化和会计在决策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三个方面,我们就可以为现代会计作出如下定义:

现代会计是一个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以决策为手段对一个实体的经济事项按货币计量及公认原则与标准,进行分类、记录、汇总、传达的控制系统。”

杨教授在文中还强调说:会计的作用,不在于单纯地提供信息,而在于主观能动地控制所提供的信息;会计的目的在于以决策为手段,更好地为受托人解除受托责任;会计的对象实质是拥有具体概念的运动和变化的受托责任等等。

二、郭道扬教授通过发展会计控制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会计控制系统论

(一)赋予会计控制丰富的内涵,并提出全面的会计控制观

郭道扬教授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中赋予了会计控制更丰富的内涵,提出全面的会计控制观。(郭道扬,1989)

1.从历史发展角度,郭教授指出会计控制愈益重要。他说:“会计是人类为实现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所进行的一项基本活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受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会计控制的作用范围及其深度、完成会计控制所采用的手段、方法,以及人们对会计控制在管理国家经济与私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都是不相同的”。

(1)古代社会中,人们把会计的基本职能归纳为计量记录,认为它是服务于管理国家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工具。这种会计思想显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还不可能、也根本说不上对会计控制的本质有正确的认识。

(2)在近代社会(17世纪至19世纪末),随着会计地位的自然升格,在对较为复杂的经济活动的管理过程中,人类的会计思想发生了第一次大的转变。1796年英国著名会计学者爱德华·托马斯·琼斯的《琼斯的英式簿记》,掀起了英国乃至欧洲长达半个世纪的会计革命,这时期的会计学者不仅解决了一般簿记及会计理论问题,而且恰如其时地解决了早期机器工业生产中产品成本控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

(3)20世纪,人类步入信息时代,会计控制的地位再次发生自然升格。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罗的预算与成本控制思想以及对定额产生差异的分析方法对其后管理会计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一批会计学者完善了财务会计的控制体系。同时,一门着重分析完善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理论——管理会计学产生了。管理会计学的产生为在会计的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之间架构桥梁提供了机遇与挑战。

20世纪30年代,人力资源会计、行业会计、业绩会计等相继产生以及管理会计的进一步发展,初步形成了控制体系。20世纪中叶,“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三论以及六、七十年代“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超循环理论”新三论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了一个现代经济控制的科学体系:它以全面控制作基本目标,以经营决策控制为核心,以系统工程为重要控制工具,以行为科学为实现经济控制的支柱,以日常控制为基础,并以电子计算机为基本手段。会计控制就是这个总控制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

2.面对新形势,郭教授指出,我们要树立全面的会计控制观。他说,首先,会计的全面控制要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这种会计控制既要通过对会计历史资料的研究,认定历史循环中的合理部分,揭示历史反复中的教训,又要立足于现时的会计控制工作,有效地发挥会计控制的现时作用”,还“要考虑历史的延续性,推断经济世界及会计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其次,要将事前、事中与事后控制结合起来,“现代会计对社会经济活动过程的控制是系统的、全方位的控制,它把传统会计的被动控制转化为主动控制,把单向式控制改变为多向式控制,从而把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与事后控制连接成一个整体,以有效地发挥整体控制的功能”。再次,要将微观、中观与宏观控制结合在一起,“要促使现代会计控制由直线平面式向立体式转化,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化,其关键在于对会计控制范围进行科学的划分。”根据经济控制领域的大小,一般把会计控制的空间划分为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基本方面,以分别决定会计控制的内容、制度、方式和方法,并将三个基本方面结合起来。

3.在全面控制的基础上,郭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微观会计控制体系的设想。他指出,该体系由中心控制层、电算化控制层以及经营循环控制层三层组成。其中,中心控制层是由会计专家集团——总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师等组合而成的指挥部,是促使会计控制在企业里发挥功能作用的原动力,也是会计发挥决策控制功能的核心。这个会计控制的领导中心一方面通过法令、制度、准则以及其他会计行为规范,确定会计控制的基本轨迹;另一方面通过运用银行的控制功能,组织、协调、监督企业内部的资金运动以及控制企业与外部所发生的商品货币交换,以最终达到全面控制资金流、物资流、人才流与信息流的布局及其流向。更为重要的是,中心控制层所进行的决策及参与其他部门的决策规定着经营活动循环层本期运转控制的重点及各个环节在控制中的作用目标。

(二)从全面控制观出发,根据会计的两大基本职能,将会计系统划分为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控制系统

1.在1989年,郭教授谈论了会计的基本职能(郭道扬,1989)。他说,会计的基本职能“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会计的反映职能,它包括会计的计量、记录、分类核算、分类检查与分类编报等内容;二是会计的控制职能,它包括会计预测、决策、计划、设计、分析及会计监督等内容”。“控制是目的,反映是为达到会计的控制目的服务的。从另一方面讲,控制是以反映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作为依据的,而反映是进行会计控制不可以脱离的基础。”

2.1997年在论述会计两大基本职能的时候,郭教授进一步将会计系统划分为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控制系统两大系统。他说,会计的反映职能在客观上体现为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具体划分为两个基本工作阶段,一是信息确认阶段,对信息进行筛选,去伪存真;二是核算工作阶段,包括制证、计量、记录、归类、组合、测试、编表等环节,又具体体现为若干会计方法的具体运用,如设置账簿等。此外,在会计信息系统中还应包括信息储存与信息输出两个环节,以便把确认、核算、信息应用三个阶段结合起来。会计的控制职能通过会计控制系统来显示。现代会计控制系统包括经营循环与决策过程控制两个分支系统:经营循环控制系统包括市场、计划、过程控制、成本、库存、价格、行销、内部审计8个控制部分;而决策过程控制由预测、分析、决策、计划、建制、审核、检查、监督及追踪决策等9个运行环节构成。

在会计系统的两个系统中,会计信息系统不仅通过技术作用为企业的决策者及企业内外部的相关部门提供信息服务,而且还直接为会计部门进行会计控制工作服务;而会计控制系统则充分利用前者所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以及其他相关经济信息,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控制,并最终在经营决策方面体现现代会计的地位与作用。

三、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的意义

总之,杨时展教授和郭道扬教授共同促进了会计控制系统论的形成与发展。根据会计控制系统论的观点,1.现代会计是一种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通过信息,按照公认会计原则与标准,对企事业进行控制的系统。2.会计控制是一种全面控制,就是要将过去、现在与将来结合起来,将事前、事中、事后结合起来,并将微观、中观与宏观结合起来;会计控制可以分为中心控制层、电算化控制层以及经营循环控制层三个层次;会计系统可以分为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控制系统。3.会计的目的是为认定和解除受托责任。4.会计的实质是受托责任。5.会计的对象是受托责任。6.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和控制,其中反映是基础,控制是归宿等等。可以看出,会计控制系统论以其独特的内涵丰富了我国的会计理论与实践。特别地,会计控制系统论从一产生就伴随着与会计管理活动论以及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争论,这些争论活跃了会计理论研究的气氛,并且因其主要借鉴了西方观点,使国人更清楚地了解了意欲取代信息系统论的受托责任说和控制论等学说,这不仅丰富了国人的视野,对于加强会计管理和促进会计发展也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杨时展.《从管理会计学看近三十年西方国家会计科学的演进》[J].会计研究,1980(4).

[2]杨时展.a.《现代会计对传统的挑战》[J].浙江会计,1982(4).

[3]杨时展.b.《国家审计的本质》[J].当代审计,1982(2).

[4]杨时展.《中国会计的现代化问题》[J].财会通讯,1989(1-3).

[5]郭道扬.《会计控制论》[J].财会通讯,1989(7).

[6]《当代中国著名会计学家简介》[J].商业会计,1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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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时展.a.《会计信息系统说二评》[J].财会通讯,1992(5).

[9]杨时展.b.《会计信息系统说三评》[J].财会通讯,1992(6).

[10]郭道扬.《论会计职能》[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7(3).

[11]苏万贵.《国运隆否,系乎“二计”;“二计”既臧,国乃富强》[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5).

[12]刘常青.《中国会计思想发展史》.(该书2006年获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资产减值新旧准则比较论文

摘要本文从《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中资产减值会计的确认、计量、恢复、列示、披露五个方面分析新准则对企业的影响,通过新旧准则的对比,对资产减值实务操作进行探讨,

关键词新会计准则;资产减值;计量

2006年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准则。专门的准则规范体系使资产减值准备会计更趋规范和:具有可操作性。

一、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

(一)确认标准

主要分为永久性标准、可能性标准和经济性标准,我国采用永久性与经济性相结合的标准。永久性标准不承认未来经济利益的波动,在实务中识别减值损失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非常困难,给会计人员和管理当局带来不少麻烦;可能性标准主要采用资产账面价值直接与界限比较,在账面价值高于界限时确认资产减值的发生,并不关注账面价值高于界限发生的可能性;经济性标准引入了可收回金额的概念。

(二)确认时点

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应当进行减值测试。”这体现了灵活性和原则性的统一,企业在年度终了或资产负债表日必须对有关资产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必须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平时各会计期末则可检查或不检查是否发生了资产减值损失,也可计提或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平时会计期末是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由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自主决定。

(三)确认范围

国际准则规定如果存在资产可能减值的迹象,应估计单个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如果不可能估计单个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则由企业确定资产所属的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与国际准则相比较,新准则没有采用产出现金单元的定义,而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采用了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的定义。

(四)确认方法

由于内外因作用,导致资产的可收回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应确认资产减值损失。确认资产减值的方法有备抵法和直接冲销法。我国目前采用备抵法,备抵法更体现披露目的,具有体现谨慎性原则、配比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等优点。但相对繁琐;而直接冲销法优缺点正好与备抵法相反。

二、资产减值的恢复

关于资产减值的恢复,FASB认为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后。资产的账面价值成为新的成本计量基础,企业不应在以后期间调整资产的成本,不允许转回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另一种观点认为最后一次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后,只有在确定资产可收回金额所使用的估计发生改变时,才能转回以前年度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资产的账面价值应增至其可收回金额,由资产减值损失转回而增加的资产账面价值。不应高于资产以前年度没有确认资产减值损失时的账面价值。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须针对准则而定。如果准则制定机构偏好谨慎,更多的重视准则可能产生的现实影响,力图避免因允许转回造成的利润操纵,那么就会采纳禁止转回的观点:如果制定机构更重视准则和相关理论的关联,希望更完美地再现理论的精髓,并不特别重视因允许转回可能造成的利润操纵。那么它就会采纳允许转回的观点。

我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年度终了,企业应计提的减值损失准备如果高于已提损失准备的账面价值,按差额补提损失准备;如果低于已提损失准备的账面价值,按差额冲回已提的损失准备;已确认并转销的资产减值损失,如果以后又收回,应当调整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的考虑,我国对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情形严加限制,强调只有原来导致资产发生减值的因素在当期发生有力变化,使得其可回收金额超过账面价值时,才允许转回以前期间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三、资产减值损失的计量

资产减值会计的计量由于不确定因素多,对外部信息作出正确估计和判断较为复杂。《企业会计制度》和新准则采用了多重标准,针对不同类别和不同性质的资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最能体现其现实价值的计量属性。对于未来短期内将要收回的流动资产,可以按可变现净值计量;对于以使用为目的的短期资产,可以按现行成本进行计量;对于以出售为目的的短期资产,可以按现行市价、公允价值或可变现净值计量;对于将会持续使用的长期资产,可以按可收回金额计量;对于将会出售的长期资产,可以采用销售净价、公允价值或可变现净值计量。

四、资产减值的列示

准则中有关资产减值在利润表上的列示及其与国际准则中资产减值列示的对比,见表1: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和存货跌价损失计入“管理费用”账户,因其均为流动资产损失,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密切相关;长期投资减值损失、短期投资跌价损失以及委托贷款减值损失计入“投资收益”账户,三者均为投资损失;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减值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账户,均为长期资产的减值损失,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相关度较小。若某种无形资产不再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则全部转入当期管理费用;而国际准则列入其他费用净额。

企业的资产减值损失在利润表上分管理费用、营业外支出、投资损失分别扣减利润总额,分别作为管理费用、营业外支出净额、投资净收益三个项目列示。按《企业会计管理制度》的规定,企业单独编制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作为资产负债表的附表。将企业计提的减值本期增加数、本期减少数、资产账面价值及净值单独反映,而以前则是在资产负债表主表上反映,现在资产负债表主表反映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固定资产净额,这是重要性原则的体现。

五、资产减值的披露

IAS36对资产减值结果的披露阐述和规定较为详尽,不但要求披露当期应当计入损益或直接冲减权益的资产减值的金额、在损益表中的项目、当期冲回的减值损失,还对分部报告中应披露的减值信息作出了规定。我国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资产减值相关的下列信息:当期确认的各项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计提的各项减值准备累计金额;提供分部报告信息的,应当披露每个报告分部当期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相对于《企业会计制度》对披露内容过于简单的问题,新准则有了很大的改进。

资产减值的披露方式从对损益分析的影响角度看。主要有不计入损益直接计人权益、计入经常性损益和计入非经常性损益三种观点。不计入损益直接计入权益观点是为了防止利润操纵,没有理论依据,目前支持者甚少。应计入经常性损益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减值,相对于减值损失的数额将通过折旧或摊销在一段时间内分配计入经营活动的成本,既然折旧费或摊销费作为经常性损益,为什么减值损失不可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不减值,相对于减值损失的数额势必将通过折旧或摊销在一段时间内分配入经营活动的成本,由于减值和摊销、折旧发生的原因不尽相同,减值往往是由非正常因素导致的,将其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披露,有助于信息使用者正确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且不是所有的资产都能折旧和摊销。因此,资产减值损失的披露方式采用非经常性损益披露更为适宜。

新准则更多地考虑了我国的实际情况,针对《企业会计制度》所带来的不足,引入了总部资产、资产组、资产组组合等全新的概念,明确了进行减值测试的前提,加强了实务可操作性。提出了按资产组计提减值准备的方法,规定了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方法。这样处理既可适应中国企业的实际状况,又可保持适当的前瞻性。笔者相信,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惯例的接轨。

企业财务治理管理论文(财务管理

2、资本结构的信息传递理论

一般来说,经营者对于企业的经营状况要比外部投资者掌握更多的信息,只有这些信息被传递到市场,市场才会对企业的市场价值做出判断。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不同的资本结构会传递有关企业真实价值的不同信号:内部人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以增强正面信号,避免负面信号。罗斯等人作了相关方面的论述。

3、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

在交易费用和契约不完备的基础上,阿洪和博尔顿提出了一种有关财产控制权的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结构不仅影响企业收入流的分配,而且决定企业控制权的分配。当契约不完备时,谁拥有剩余控制权将对企业效率有重要影响。

(二)国内理论界对财务治理的研究

1、财权的内涵

近年来,我国财务理论界展开了对财权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并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汤谷良教授认为,企业财务主体所拥有的财权,是原始产权派生又独立于原始产权的一种财产权。这种财产权与法人制度的结合,即构成法人主体的财权。伍中信教授认为,财权是一种“财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的结合,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预决策权等权能。李连华教授认为,在公司治理体系下,财权是泛指体现在资金运动和财产上的各种权利,即相当于通常所说的财产权。

笔者认为,财权即对财力进行支配的权利。财权应分为两大类: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这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对应。财务收益权是安排财务控制权的主要依据,而财务控制权则是实现财务收益权的重要保证。财务控制权应分为监督权、决策权和执行权,其中决策权和监督权是主要的权能,而决策权的安排一般居于核心地位。

2、财务治理的内涵

目前,财务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内涵的研究不多,但也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张敦力博士认为,财务治理是界定与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地位和作用,最终实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促使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的公司治理。杨淑娥教授认为,“所谓公司财务治理。是指财权通过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伍中信教授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方面,它以产权中的核心部分——财权为基本纽带,逐步确立了出资者、董事会、经理层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衣龙新博士认为财务治理应包含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行为规范三方面的内容。因此,财务治理的涵义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中心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以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

经过以上辨析,笔者认为,财务治理应包括财务治理结构和财务治理机制两个方面,财务治理结构侧重于制度安排,以形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制衡与约束的框架结构,属于一种管理方式;而财务治理机制则是一系列的治理行为规范,侧重于对治理的有效激励约束等,属于一种管理活动。

3、财务治理的主体与客体

关于财务治理主体的内涵,目前我国财务理论界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汤谷良教授提出了“财务分层理论”。指出企业财务权利主体是出资者、经营者和财务经理三个层次分别享有企业法人财权等权利。张兆国教授认为,只有符合四条标准的利益相关者才能成为财务主体。一是为企业投八了专用性资产,二是分享企业财务收益,三是承担企业风险,四是分享企业财务控制权。按照这四条标准,应该成为财务主体的利益相关者有出资者、债权人、职工和政府。

目前理论界尚未对财务治理的客体进行正式探讨,但是从以上一些学者对财务治理的定义中。可以看出这些学者认为财务治理的客体即财权。

笔者认为财务治理的主体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各利益相关者向企业投入了包括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本。并承担了企业的各种风险。他们理所当然是企业财务治理的主体

摘要笔者通过分析典型案例,阐述了任何企业要实现持续经营,必须强化内部控制的道理。

关键词内部控制;案例;启示

内部控制是指被审计单位为了保证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防止、发现纠正错误与舞弊,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而制定和实施的政策与程序。其实质是单位为了提高经营效率、保证信息质量真实可靠、保护资产安全完整、促进法律法规有效遵循和发展战略得以实现等而由单位管理层及其员工共同实施的一个权责明确、制衡有力、动态改进的管理过程。内部控制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企业要实现持续经营,必须强化内部控制。

笔者最近了解到这样一个案例:2003年初,某机器制造公司审计处对公司2003年报进行审计时发现这样一个反常现象:公司2002年、2003年的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4563万元、5323万元,呈上升趋势;财务反映的废旧物资销售的数量分别是78万元、45万元,呈下降趋势。而在正常情况下,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边角料等废旧物资应该与生产规模同比例增长和下降,为什么财务数据反映的却是不合理的趋势呢?带着疑问,审计处对公司物资处的废旧物资的回收、销售、收款等情况进行了重点审计。经审计,发现物资处处长、综合室主任、仓库主任、废旧回收站长、计划员等人为了小团体的利益,与某个体经营者串通,通过买通门卫、“开阴阳收据”等手法擅自降价将废旧物资销售给没有业务往来、没有签字合同的个体经营者。并要求其将销售货款不交财务而直接交物资处。并截留了全部货款。截至审计时,已经将私自出售、截留的销售收入私分。这起案件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虽然涉及的金额不算很大,但它暴露出来的内部管理问题却是严重的。经审计,物资处废旧物资的回收、分类、过磅、合同、出售、门卫检查等业务流程环节出现了失控或有章不循的情况——内部控制出现了问题。

一、超越内部组织分工原则处置业务

根据公司内部职责权限,废旧物资的出售业务需要计划处(签合同)、财务处(审计价格变动)等部门和主管领导的审批,但是2003年下半年大部分废旧物资的出售违反了组织分工控制原则,虽然在物资处内专门设立了废旧物资回收站,负责废旧物资的回收和销售,但很多废旧物资业务没有经过废旧物资回收站,却由物资处处长指定没有此项业务权限的综合室主任直接处理。

二、违反了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原则

按照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原则,某项经济业务的授权批准职务,应与执行该业务的职务分离,但在废旧物资出售业务处理中,出现了批准人(物资处处长)亲自与客户处理降价、交款等业务。又如,物资计量有过磅员专司其职,却出现了综合室主任参与废旧物资过磅等现象。

三、不遵守业务流程控制

每一项经济业务的完成都需要经过一定的业务流程环节。废旧物资销售业务的环节包括:业务批准一物资过磅一填单(包括磅码单和结算单)-交款-办出门单-门卫验单放行(包括复检或抽验)。但是案件中废旧物资销售却违反了业务流程。

四、不遵守业务单据控制管理原则

《磅码单》和《产品、材料转移结算单》有两种,其中一种没有编号,无法知道使用了多少、什么时间使用和谁领用的。由于单据管理不当,审计核查废旧物资销售业务时,竟出现了有废旧物资销售业务却没有《磅码单》和《产品、材料转移结算单》相对应的现象,无法核对销售业务的真实情况。

五、废旧物资业务管理混乱

废旧物资的回收、登记、过磅、销售等没有做到点点相连、环环相扣,有的无记录、无单据,缺乏连续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回收和出售的数字统计与实际出入较大。由于物资处废旧物资销售业务记录不完整,财务数据与物资处废旧物资销售业务记录无法核对,物资处的废旧物资回收记录与各生产单位无法核对,因为各生产单位也没有记录。

六、规章制度没有起到作用

公司专门制定了《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同时,涉及的相关制度还有《出入生产区管理制度》、《现金有价证券管理办法》、《资产管理总则》等,但在这起舞弊案件中,相应的制度并没有起到作用。这么多的违规废旧物资从过磅、填单、合同、收款、门卫检查等要经过多个业务环节和多个部门却能顺利出门。

企业的一切管理工作都是从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开始的,企业的一切决策都应在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之下运行。但是,有了内部控制制度,必须严格遵守并严格检查执行情况,才能保证制度的有效运行。在这起舞弊案件中,废旧物资业务处理涉及的回收、分类、登记、过磅、合同、出售、收款、门卫检查等流程环节均出现了失控。内部控制之所以失控,不是没有规章制度,而是有章不循、违章不究。另外,内部控制制度如果存在“蚁穴”,一定要及时修补完善,否则容易酿成大错。比如,此起舞弊案件的手段并不高明,其之所以得逞,一个重要原因是票据管理有漏洞。作为销售业务结算用的《产品、材料转移结算单》等重要单据,竟然没有编号,领用也没人管理,完全违背了内部控制制度要求的凭证和记录预先编号保持记录的链条性、完整性原则。在内部控制方面,对人的要求不能只注重业务素质,还要注重道德素养,因为制度再完善,如果没有合格的人来执行或者执行不到位,早晚是要出问题的。如果让其钻空子得逞一次,则将一发不可收拾,带来更大的损失。如,轰动全世界的“巴林银行倒闭案”,仅仅因为一名员工的职业道德操守有问题,进行违规操作,就断送了一个历史悠久、信誉卓著的企业,这个案件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内部控制的松散。也就是缺乏严密的、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

还有太多类似的案例,典型的如我国的“琼民源案”、“银广厦事件”、“巨人集团的倒闭”、“亚细亚的破产”以及美国的“安然事件”、“世通公司造假案”等案例,究其原因。大都是疏于内部控制。实实在在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如果规范管理、违章必究、控制到位,舞弊案件是可以避免或及早发现的。可惜的是有些经营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总是等到舞弊案件发生并造成损失后才寻找补救措施。

管理实践证明,得控则强,失控则弱,无控则乱。这些舞弊案件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定位管理论文

摘要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应服务于企业的目标。笔者从企业的本质出发,指出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可以在反映企业价值创造和增值分享的信息上得到统一并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进行了详细、深刻的阐释。

关键词企业本质;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企业价值创造与分享;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话题。作为一个人造系统。人们在应用内部控制时赋予了其不同的功能,因而形成了不同视角、不同导向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主要包括:审计视角的内部控制、管理视角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视角的内部控制。各种视角的内部控制在目标导向、控制主体和控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目前正处于企业内部控制标准的研究和制订建设阶段,如何确定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的目标定位。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也迫切需要理论研究的支持。

一、不同视角和导向的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源远流长。最早的内部控制出现于公元前3600年—公元前3200年的苏美尔文化时期。早期的内部控制主要是内部牵制,以保护财产安全、完整和账目记录真实、可靠为主要目的。内部控制最初并非产生和应用于企业领域,而主要是为国库、庄园等使用。直到中世纪出现商业组织以后才开始在企业中得到应用。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革和企业组织的发展、变化,人们对内部控制的概念和作用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内部控制的实践应用更是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并导致内部控制理论和实践的分野,形成了不同视角、不同导向的内部控制理论和实践。

梅加(Maijoor,2000)将内部控制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审计学视角的内部控制,主要关心业务循环和交易层面的内部控制,属于微观内部控制;二是组织理论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主要关注对内部单位和部门的控制(如预算控制),将控制作为管理职能的一个领域,实际上研究的就是管理控制,属于中观内部控制;三是经济学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为基础,研究的问题跨越中观、微观两个层面,如交易特点和控制形式、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企业内部的组织形式选择等;二是以委托理论为基础的内部控制研究,主要研究外部投资者与企业内部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宏观层面的内部控制(郑石桥,2006)。

由于至今人们对内部控制的概念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出现上述不同视角的内部控制也就不足为奇。事实上,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内部控制”更多是在会计学、审计学领域中被使用,我们经常引用的内部控制概念也都是来自于会计、审计领域的研究成果;而在管理学中更多使用的是“管理控制”;在经济学中则更多使用的是“企业控制”或“公司治理”。梅加所提到的组织理论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实质就是管理控制研究;经济学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实质上就是公司治理研究。内部控制、管理控制、公司治理都是一种控制活动,只不过它们各自的控制目标、控制主体、控制环境、控制对象和控制方法有所不同而已。对此,审计学、管理学、经济学都从各自的视角对其作出了界定。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每一个企业来说,是否需要同时建立上述三种控制体系呢?如果不必那样,那么应当如何去构建企业的控制体系呢?对于这一问题,单从上述任何一个视角去研究,永远不会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必须跳出企业,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研究企业的活动及其控制。

二、对企业本质的重新认识

不论是哪一视角的内部控制,其性质都是一种制度安排。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必须与其所处的环境相适应,必须以环境分析为立足点。对于企业内部控制来说,其研究设计必须考虑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前者是指企业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环境;后者则是企业自身的特点。与企业会计准则相比,内部控制标准的技术属性相对较低,而社会属性相对较高。因此,企业内部控制标准需要更多地考虑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环境,不能简单趋同,更不能盲目照搬。撇开企业外部环境不谈,每一个企业的内部环境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不可能有一种能够适应所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制定内部控制标准是徒劳的。关键是内部控制标准应当定位于内部控制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框架,而不是某种具体的操作模式。为此,我们需要对形形的企业的本质有一个高度的概括。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但是,这种概括对企业理论研究的助益不大。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则可为我们深化企业理论的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构成企业的各种契约也就是作为缔约主体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集体选择,因此,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集体选择。参与这种集体选择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契约的缔约主体)通过集体选择确定他们的共同利益,对这种共同利益的追求决定了企业的目标。

但是,并非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或成为企业契约的缔约主体,因此,我们可以按是否能够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两大类:1.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这类利益相关者实际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他们是企业的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制定者。并力图通过他们的合作实现这一共同利益和目标。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和目标体现的是企业的商业价值,分享这一商业价值的主体也正是这些内部利益相关者。2.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该类利益相关者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但由于企业的活动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直接影响,即他们承受的是企业经营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体现了企业的社会价值。因此,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既是影响企业商业价值(内部利益相关者价值)实现的环境因素,同时也是分享企业社会价值的利益主体。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通过集体选择产生的外部性与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发生联系。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参与企业集体选择的利益相关者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变化不断变化,并由此导致企业组织形式和企业共同利益的变化,从而使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也处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之中。原来是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可能演变为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而原来是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则可能转化为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

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决定了企业的边界。随着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变化,企业的边界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在不同的企业中,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构成可能极不相同。例如。在传统企业中,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可能只包括有限的几名出资人,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企业实现的净利润,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商、顾客、经营者、员工、债权人、政府等)都是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在这样的企业中,企业经营的目标是最大化出资人的共同利益——净利润。但追求出资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意味着供应商、顾客、经营者、员工、债权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小化。这势必会造成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和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对立和冲突往往会导致企业陷入困境,无法持续经营下去。为了化解这种对立和冲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经营者、雇员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纳入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之列,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共同利益即企业的目标就不再是净利润,而变成了某种新的价值增值指标,如增值额。

由此可见,企业内、外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使得企业的共同利益(或企业的商业价值、内部利益相关者价值)可能表现为多种形式。当决定企业目标的内部利益相关者只是股东这一类利益相关者时,企业的商业价值就是股东价值,其价值增值指标就是净利润;但当决定企业目标的内部利益相关者范围进一步扩大时,企业商业价值的内涵和外延也会随之扩大,而企业社会价值(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的内涵和外延则随之缩小。当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股东,而且还包括债权人、经营者、员工、政府等利益相关者时,即实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时,企业的商业价值就变成了一个广义的利益相关者价值,此时的企业价值增值就变成了由企业从客户取得的收入扣除从供应商取得的投入后的余额,在数额上相当于净利润加上利息、工资、奖金和福利、税收等。因此。股东价值只是利益相关者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利益相关者价值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现实企业的价值追求则处在以股东价值和广义利益相关者价值为两极的中间地带。

三、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有机统一体:企业价值创造和分享系统

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如何定位?不言而喻,它应服务于企业的目标。但是。现有理论通常把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作为两个不同的事物看待。因此,也就会有经济学视角的内部控制和管理学视角的内部控制之分。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完全是泾渭分明的两套系统呢,还是可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这一问题是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如何定位的一个关键问题。

对于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关系,国内外的学者都有过不少的论述。Tricker(1984)认为:管理是运营企业,而治理则是确保这种运营处于正确的轨道之上。KennethN.Davton(1984)指出:公司治理是被董事会用来监督管理层的过程、结构和联系。企业管理则是管理人员确定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行动。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谁也离不开谁。Banaga(1995)等人指出:应该将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并提出了一个描述性模型。田志龙(1999)借鉴Banaga的思路,构造了一个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的整合分析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通过两个系统把公司治理系统和企业管理系统联系在一起,一个是企业外部环境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顾客、供应商、竞争对手、资本市场等因素;另一个就是企业信息网络系统,认为它应是公司治理系统与企业管理系统的共同组成部分和赖以有效运作的基础。吴淑琨、席酉民(2000)认为:从终级目的看。公司治理和管理均是为了实现财富的有效创造,只是各自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公司治理模式主要考察的是构成公司的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责权利的划分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实现相互间的制衡,它是企业财富创造的基础和保障;企业管理则是在既定的治理模式下。管理者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这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和动力。两者间的联结点就是企业的战略管理层次。

笔者认为,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实质上是密不可分的。体现在战略管理层次上更是这样。正如KennethN.Dayton所说,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就象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谁也离不开谁。企业是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的结果,作为契约主体的各利益相关者一方面向企业投入资源;另一方面又参与企业经济利益分配。从企业获取回报。公司治理是利益相关者对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调节和控制,既包括利益相关者在资源提供方面的关系。也包括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分配中的关系。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最优化。最优的标准是最具有公平性和效率性;而企业管理则是一个价值的创造过程,企业管理的目标应当是企业价值(或内部利益相关者价值增值)最大化。企业管理通过合理组织和利用各方利益相关者所投入的资源。实现价值的增值和价值创造的过程。其目标是企业价值增值的最大化。由此可见。没有公司治理。就不会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也就不存在可供企业管理运用的资源,价值创造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企业管理,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资源就不会有效增值,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就无法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合作难以持续,公司治理也将化为泡影。因此,跳出企业来看企业,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实质上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可以概括为“企业价值创造和分享系统”。

四、企业价值创造与分享系统的核心内容

进一步审视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所组成的“企业价值创造和分享系统”,不难发现。虽然不同的企业所追求的企业价值有所不同,企业价值的分享方式也有差异,但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企业价值分享关系的最优化却是所有企业的共同追求,这正是企业价值创造和分享系统的核心所在。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应当紧紧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如何创造更大的企业价值?价值链管理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价值链可以分为外部价值链和内部价值链。从外部价值链来看。价值链上各主体之间并非一方受益而另一方蒙损的零和博弈,通过实施价值链管理,改善价值链上各主体间的关系,实行价值链各主体间联合运作,常常可使各方均得以受益。因此,实施价值链管理的企业有可能通过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协作伙伴关系,先增加整个价值链的增值,然后再通过合理的价值链增值分享实现各主体(包括企业、企业的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的增加。需要指出的是,在价值链增值的创造和分享中,企业的内部利益相关者是以一个整体(其利益由企业来代表)出现的。

企业要在整个价值链的价值创造中作出贡献,并以此为基础分享更大的价值链增值从而实现更大的企业商业价值,就必须对企业内部的价值链进行管理。从企业内部价值链来看,企业的价值链增值或企业价值增值可分解为各流程的增值(流程产出价值一流程投入成本)。进一步分析,流程的运作是以作业为对象的,因此流程增值又可分解为各作业的增值(作业产出价值一作业投入成本)。或者说,在企业内部价值链中,流程中的作业增值汇总成该流程的增值。而各流程增值则可汇总成企业价值增值。

由此可见。企业价值增值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各项流程的增值以及组成流程的各项作业的增值大小。而要提高各项流程和作业的增值能力,就必须实施业务流程管理。业务流程管理是一种重要、有效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它是以流程及流程中的作业为控制对象。通过流程或作业的精简、删除、合并等措施,重整不合理的业务流程,删除不增值的作业,以此来优化企业的业务流程,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增值。

价值链管理与业务流程管理有着天然的联系。两者都是在企业价值增值最大化目标的指引下,以作业为最基本的控制与分析对象,从不同层面对企业增值能力实施改进。企业要实现更大的企业价值增值,必须将价值链管理与业务流程管理有机地联系起来,建立一个基于价值管理的企业经营管理框架。

实现的企业价值增值如何在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享?显然,在企业的商业价值(即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一定的情况下。各个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是相互制约的,因此每一个内部利益相关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必然会与企业的其他内部利益相关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发生矛盾和冲突。为了保证内部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就必须建立一套制度。对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这种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企业价值增值分享制度。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分享的是企业的社会价值。而这种价值分享是在价值链增值分享阶段完成的。实际上是由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签定的交易契约来实现的,交易价格的调整实质上就是企业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在分享价值链增值中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内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商业价值增值的分享,不是由交易契约来实现的,约束企业商业价值分享的契约是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的组织契约。尽管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价值分享的契约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最大限度地保护契约自由,只要这种契约不会侵害签约主体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体现了社会公平。则任何形式的商业价值、社会价值分享契约都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并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应当通过法律加以禁止或给予不合理的限制。

商业价值、社会价值分享契约不仅由于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而且即使在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组合一定的情况下,由他们的集体选择所达成的商业价值分享契约也可以有多种结果。因此。在企业价值增值(或商业价值)的分享方面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织契约。只要这些契约没有侵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正当利益。这些契约都体现了契约自由和社会公平,因而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并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五、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能否调和

不论是公司治理,还是企业管理,都离不开信息的支持。在企业信息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会计信息系统,更是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系统赖以运行的重要基础。但是,长期以来,会计信息系统被分割为侧重于对外报告的财务会计系统和侧重于对内报告的管理会计系统两个部分。前者主要满足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信息需求;而后者主要满足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难道公司治理的信息需求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真是那么不可调和吗?

基于前面对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关系的分析,笔者认为,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可以在企业价值增值创造和分享上得到统一。参与公司治理的各方利益相关者为了对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和控制,不仅需要了解企业价值增值的规模和分享结构的现状,而且还需要了解企业价值增值创造的能力和潜力,从而便于他们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和控制中作出正确的决策。而要了解企业价值增值创造的能力和潜力。就必须获得这些价值增值的来源和形成过程的信息,而这正是企业管理者最为关注的。因此,一个能够同时提供企业价值增值的来源、形成过程和分配去向信息的财务报告系统就能够同时满足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

目前已有的关于财务报告改革的研究,多是从公司治理或企业管理的局部来探讨财务报告的改革,所提出的模式不是缺少对企业价值增值过程的揭示,就是缺少对企业价值增值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状况的揭示,使信息使用者无法得到关于企业价值增值创造和分享的全面信息,因此。也无法改变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分别依赖于两套不同财务报告的格局。这种状况不仅加大了企业信息生产和监控的成本,而且两套不同的信息也阻碍了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渗透和融合,不利于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设计一种既能够全面揭示企业价值增值的形成过程和分配状况,又能够对各类利益相关者分别作为权益主体所享有的权益做专门揭示的财务报告,将有助于实现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的有机结合,而内部控制则应把保障这种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作为一个基本目标,从而为企业价值增值创造和分享系统的有效运行提供支持。

六、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

美国COSO于1992年了《内部控制——整合框架》,1994年又对该框架进行了修订。《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将内部控制定义为“一个受董事会、管理者和其他人员影响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为以下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障:经营效率和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遵守法律法规。”

2004年9月,COSO正式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对内部控制的内涵定义得更宽泛。它认为: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是由企业的董事会、管理者以及其他人员共同实施的。应用于战略制定及企业各个层次的活动,旨在识别可能影响企业的各种潜在事件,并按照企业的风险偏好管理风险,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的保证。在目标定位上,《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在《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提出的三个目标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战略目标,即与企业的远景或使命相关的高层次目标,而且对报告类目标有所扩展,即:不仅包括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还包括所有对内、对外的非财务类报告的准确性、可靠性。笔者认为:虽然《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比《内部控制——整合框架》的目标设置更加全面,且层次更高。但其仍然存在以下缺陷:1.控制主体仍然局限于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层以及其他人员。而没有拓展到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即:仍然是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割裂开来,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完整的企业控制体系。2.对风险的过分关注会影响企业的灵活反应和创新能力。

我国目前正在加紧进行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的建设。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的制订应当体现出中国的特色。并顺应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历史发展趋势。从而更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我国的公司治理与美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具有很大的差异,我国《公司法》要求企业既设立董事会,又设立监事会,而且赋予了监事会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方面较多的职责和权限。如:检查公司财务;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建议;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等。《公司法》还为监事会行使职权提供了法律保障,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等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除重视股东利益的保护外,我国法律也一直十分重视对员工权益的保护。我国《公司法》规定: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因此,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的设计必须统筹考虑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对上市公司来说还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会、管理层、员工等在内部控制中的职权和分工,而不能象美国那样仅考虑董事会和管理层。

我国的企业数量众多,类型也多种多样,企业的目标追求可谓千差万别。要制定一套具有广泛、长期适用性的内部控制标准体系,需要在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既要立足于现实,又要兼顾长远的发展。从现实来看,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可能是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需要突出关注的目标。但是,从长远来看,内部控制的目标更应当把企业战略与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作为重点考虑的目标,把保障企业目标的实现作为其基本的目标。为此,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笔者建议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界定为“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及其人实施的、旨在合理保证实现以下基本目标的一系列控制活动:1.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2.企业价值增值分享的公平性和合理性;3.企业价值创造和增值分享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中小企业经济融资策略论文

【摘要】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小企业自身以及我国金融法律的不完善,使得企业融资成为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为此,有必要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采取相应的融资对策。

【关键词】中小企业;经济特征;融资

一、中小企业的经济特征

按生产类型划分,中小企业可以分为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德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中小企业,意大利的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表现出不同的经济特征。美国的高科技创新型小企业、德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中小企业与意大利的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所表现出的经济特征分别是形成簇群、阶层与集群。这三种经济特征有其相似之处,它们都表现了企业间存在的某种联系,具体形式则表现为一批企业以某种形态聚集在一起。而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显而易见,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生产类型,所表现出这种经济特征一般是根据它们所属生产类型的生产运行需要所决定的。

形成簇群对企业的作用主要在于资源与信息共享,簇群是一种开放性的、高度透明的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中,创新的氛围最为活跃,新的思想之间的交流碰撞可以变得更加容易,经验和教训的传播也变得更加迅速,这使得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簇群中的某个企业,而是整个簇群的资源,共同参与到某一个前沿的创新中去,甚至共同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

形成阶层对企业的作用主要在于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一个标准化的并且有影响力的平台,以便更容易获得一般性的认可。具体来说,阶层是一种极其封闭的,具有严格界定或约定标准,并因此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具有鲜明特征和相当影响力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某种新技术能够遵循共同的使用标准,能够形成规范的传播和复制机制,更加有利于技术的推广、相互兼容以及得到外界的广泛了解和普遍认可。

形成产业集群对企业的作用主要在于构成战略性联盟,用整体的力量去应对外界竞争以及争夺商业机会,产业集群是一个半封闭的群体,按照企业所从事的产业间的相互联系而逐渐成形。在这个群体中,企业间联系主要是以产业内或产业间的分工为纽带,各个企业基本上相互独立并有各自的发展规划,但同时必须具备合格的生产素质以及良好的相互关系保证它们能够被集群内其他企业认可并随时获得合作的机会。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一)中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大多数中小企业是民营企业,民企的相同特点是实际控制权集中,家长式管理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大股东之间的关联度强,多数民企“人治”色彩浓厚。这种家族式、粗放式管理模式,易导致投资的随意性,缺乏有效监控机制。另一方面,受民企自身局限性的影响。民企规模较小,经营效益相对低下,竞争力弱。大多以附加值较低的加工业为主,技术含量较低,经营决策者素质不高,缺乏明确的发展战略,盲目性大,抗风险能力差,从而消化信贷资金的能力较弱。更进一步地讲,中小企业诚信缺失。假冒伪劣商品、经济诈骗行为、逃避银行债务、相互拖欠账款、贿赂政府官员、恶意偷税等等信用缺失给国家、地区和企业的经济跨越式发展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由此引发了银行惜贷。

(二)法律上的原因

资本市场筹资门槛高。《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500万元。而中小企业由于经营规模较小,与上市条件相去甚远,很难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而债券融资标准更严格,更不可及,而且法律上债务责任追究制度不够合理。目前法律制度尚不够完善,如超期放贷,对债务人惩罚力度不大,而对贷款签批人的责任追究却十分严厉,造成银行对民企的贷款更是退避三舍。这种对民企“惜贷”和“喜大厌小”反过来养成了银行的放贷惰性,形成金融市场对民企的“挤出效应”。

(三)金融机构方面的原因

金融创新动力不足、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等因素都严重地阻碍了民企的融资。商业银行“成分论”思想根深蒂固,无法改变过去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偏好,对民企发放贷款条件苛刻;另一方面,责、权、利不对称制约了信贷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银行为进一步防范信贷风险,纷纷加强内部管理。但是,“新增贷款逾期六个月就追究有关责任人”、“新增不良贷款控制率为零”等一系列强化责任、缺乏激励的制度规定,制约了信贷人员的积极性。在具体操作上,许多银行规定谁经办的贷款出了问题,由谁负责清收。但是对多放有效贷款却激励不足,使信贷人员不敢向民企发放贷款。三、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中小企业,大都是由于企业的自身组织结构、信息不对称和金融体系不健全等原因阻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而由于生产类型及其经济特征的差异,他们解决融资问题所需的支持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高科技创新型、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与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在社会中从事不同类型的生产活动,因此也需要不同类型的融资支持。

(一)解决中小企业共同面临的信用诚信问题

当前所面临的“信用危机”关键是没有一种机制作保障,缺乏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目前,我们可以借助人民银行搭建的信贷咨询系统平台,以加快征信系统建设为重点,加强信贷征信管理,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信贷咨询系统的管理,规范系统运行,提高系统的数据质量和利用效率,做好非银行信息采集工作,不断扩充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建立企业及个人的信用记录,充分发挥系统的共享功能,提高对数据的利用率。只要有了这样一种机制,银行才能给中小企业一个更宽松的贷款环境。

(二)拓展融资渠道,规范民间融资

信息不对称是金融市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目前导致中小企业在正规的金融市场上融资难的根源。建立在地源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民间借贷,以其独特的优势很好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首先,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所有者可以利用人缘、地缘关系获得充分信息,限制了逆向选择的发生;其次,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所有者对资金使用者的监督动力大;再次,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所有者可以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降低借款人不还款的道德风险成本。

(三)积极发展风险投资

为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我国政府应鼓励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业务。而发展风险投资业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批有实力、高水准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公司的资金来源除了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外,还应该设法鼓励投资银行、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等参与风险投资,允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会保障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组建风险投资管理公司,鼓励外资成立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并积极鼓励居民从事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

(四)针对各类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应该分别处理

1.高科技创新型的中小企业

高科技创新型的生产是处于最前沿领域的科技创新行为,是对人类生产活动的某一方面未来发展之路的勇敢探索,这种探索,是为了找出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正确的发展方向必然是由整个社会的发展意愿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要想真正代表整个社会的发展意愿,这一生产活动就应该是高度开放的、由全社会积极参与并共同承担失败风险。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中小企业是一种具有社会发展战略意义的社会经济活动,需要政府的引导、扶植和统一规划;同时又是一种大规模的产业化活动,需要银行业、投资基金等大型金融机构的大规模融资支持。他们的融资政府应该重点解决,为他们提供更为优惠的融资政策和渠道,如通过诸如免税、提供担保、出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以及与以银行为主的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提供一般性贷款和特别贷款等方式对阶层内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

2.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

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的生产是一般性的社会生产活动,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进行适度规模的生产。这种类型企业的生产活动,支持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由于规模化具有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的优点,因此这种类型的企业或分散分布或在一定区域集聚,表现出集群的经济特征。在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并不会丧失自身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反而可以获得规模化的好处,享受合作和竞争所带来的种种便利。相关研究显示,此种类型的中小企业作为个体,需要其生存区域内有与之相配套的中小规模金融机构为其提供融资服务;如果自身处于某一个产业集群,则可以通过在集群内部的互助联合,如通过联合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进行相互融资和互助担保行为。而这些联合行为,一般是由集群内部自发形成的商会等民间机构发起的。商会产生于中小企业集群内部,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实际情况十分了解,因此可以有效地判断集群内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并对外形成统一的、比单个中小企业更稳固更强大的信用。此外,政府有针对性的产业支持政策也对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具有一定的扶助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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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基本含义和特点

1.1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本含义。

(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当代高新技术产业化实践表明;一方面,市场机制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的主要动力所在。这是高新技术产业化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国际竞争力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和国家整体形象设计等方面能发挥并且正在发挥出巨大的能动作用和主体作用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要普遍和纵深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除了必须塑造企业行为主体外,还必须有政府相应功能的支撑与服务。这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所以能对当代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变革性作用的必要条件。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所以能长期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国际竞争中始终处于牢固的垄断地位,与这些国家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有效的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中对政府功能的作用尚有不少异议的话,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领域,它们几乎都作为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一个重要职能来实施。这表明,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模式方面,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与传统产业管理职能发生了巨大的分离,正在发生重要的调整。高新技术产业化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都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并且这种作用还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这是发达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不懈地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重要启示。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例,其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已占整个制造业增加值的25%,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1996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发展技术》报告中强调,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技术和知识的增加占生产率增长总要素的80%左右。由高技术产品的开发而形成的带有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业的出口额已占商品出口额的40%。1996年5月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确定,由欧盟部长理事会支持召开的“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产业的竞争力——政府的作用”研讨会,探讨了高新技术产业化新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功能及其政策问题。显然,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竞争力,是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建设的基础和核心所在。

发达国家新经济实践表明,强化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经济功能转型和创新的重要方向。一般而言,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功能的实现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政府本身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的直接参与行为,如把财政资源投入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去。二是政府通过建立一系列优惠政策体系去推动、引导、促进、调整和规范全社会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创新活动的持续、有序化发展。三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高新技术公共基础设施来提高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供给能力,提高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功能的形成和作用也相对复杂。这表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并不像传统产业那样简单明了。

(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本含义。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反映政府政策、法规、规划与计划等促进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扶持和规范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竞争实力。它是指一定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经济功能在高新技术产业管理中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竞争力。

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问题提出的重要背景。

从理论渊源上分析,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是竞争力存在和作用的基础。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竞争优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的主要实施方式,因此,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就成为决定一国社会整体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容。

从政府经济学的观点分析,政府经济功能的发挥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方式,是加快一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速度不可替代的力量。而政府功能的产生和发挥,除了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还必须辅之以产业政策。即从强化政府产业管理竞争力的角度,增强政府经济功能对国民经济作用的效果,尽量减少“政府功能失灵”。

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发展中国家必须把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工业化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不仅使政府经济功能的强化成为必然,而且使政府经济功能的重点有了战略性调整的必要。为此,必须把政府经济功能集中在工业化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上,进而形成一套能促进政府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政府政策体系。

从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的观点分析,一国国际竞争力取决于以下五种不同因素的组合:变革素、变革过程、环境、企业自信心、工业序位结构等。由此形成两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竞争力,一方面是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是环境优化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环境优化竞争力成为制约企业竞争力、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而环境优化竞争力又与政府经济功能作用形成和效果密切相关。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实践分析,要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的效果,必须以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为关键。

从理论上分析,一国或一地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一国或地区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能力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效果之间的乘积。即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能力×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效果。

1.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特点分析。

(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强化和改善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的主要内容。

(2)决定和影响一国或一地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

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因素。这是影响一国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本因素。一方面,只有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国家政府才有对其实施产业管理的必要和可能;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大,使其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提高,从而奠定了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必要性、主动性、积极性。

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能力因素。它主要包括:政府高新技术产业财政投入力度指标、政府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财政投入力度、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政策扶持力度、高新技术产业政府管理机构设置和功能作用、高新技术产业市场行为主体利益矛盾的政府规范力度等。

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效果因素。其衡量指标主要包括:一是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幅度指标;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支柱产业地位的形成和扩散程度指标;三是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指标;四是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化发展指标;五是高新技术产业对国家财政收入贡献率指标;六是高新技术企业就业贡献率指标;七是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标;八是高新技术产业在推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带动作用指标等。

(3)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一定经济体制的影响,但经济体制变量对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的影响只能限制在一定限度内。其主要原因如下:

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已由过去的单纯企业化、个体化和小额化向目前的政府化、社会化和巨额化方向发展,尤其是政府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规模与实力已成为决定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知识经济国际竞争的核心因素。这是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政府投入功能都能得到充实的体现。

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知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技术重大创新和技术、知识在资源配置与利用中的功能成为主要决定力量。由于技术、知识与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相关性极小,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一般与经济体制因素关系并不特别密切。

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及其知识经济发展中,经济体制变量对其影响主要通过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方针、政策、措施、手段等体现出来,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也成为经济体制变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经济体制对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政府行为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何重新认识政府在国家经济职能中的作用,如何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政府功能的“最大化”和“最满意化”。

(4)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提高一国产业素质的重要条件。首先,政府通过相对超前和富有战略性的优惠政策体系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扶持,客观上能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增长速度和规模;其次,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主要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高度考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因此,对推动和加快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高级化调整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再次,政府通过必要的、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财政投入、高新技术企业投入等手段,能促进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进程,进而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最后,政府通过制定一定的产业保护和产业开放政策等手段,可提高产业发展素质。

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目标和主要条件

2.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目标体系:促进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扶持和规范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刺激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改善和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有效供给;建立和健全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的市场结构与市场体系;建立和强化具有自主开发能力和知识产权形式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建立和完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企业家才能供给和研究与开发人才供给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2.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条件。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既是一个多重目标体系,更是一个客观过程。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建设必须具有条件体系的支撑与服务。具体地,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条件有:

(1)国家规划和战略支撑条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和战略成为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需求条件,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充分条件。

(2)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模和实力条件。这主要要求高新技术产业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高新技术产业对财政贡献率提高等条件。

(3)有效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的条件。在市场结构改善、提供市场信息和改善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发挥政府经济功能的主体作用。从发展趋势看,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必须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市场失灵”的可能方面。

(4)需求引导和刺激条件。引导和刺激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和创造相关需求既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的主要支撑条件,又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形成和强化的基础和核心。

(5)高新技术企业有序竞争条件。调和企业行为主体和居民户行为主体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的利害冲突和利益矛盾,提高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法规监管能力和水平,进而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宏观调控能力。

(6)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整体能力条件。强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整体能力建设,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充分条件。

这是从根本上确保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终极手段。

2.3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对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经济功能的一种超越。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既是一个社会日益增长的最终产品和劳务供给能力的持续增长过程的方式,也是经济管理体制、新兴产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不断调整、转换和创新过程。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一种新型生产力的载体,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作用,由于产业增长的国际因素影响,由于政府功能、作用的局限性,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对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功能转换和创新的必然过程。

(1)提高政府产业管理竞争力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创新的主要内容。

(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是对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功能形成和作用模式进行重大的转换和创新。

(3)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必须把刺激和放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作为关键。这既有助于缩短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的起步阶段周期,又能极大地加快重要高新技术产业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化和战略产业化发展进程。为此,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必须强化对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的引导和改善,进而使一定时期的产业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得以顺利调整。即在产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通过某种、某些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的创造和刺激,去调整高新技术产品市场价格,促进厂商调整生产方向,促进生产要素的重组,实现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通过创造有效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去引导社会总需求的变动方向,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的功能,使高新技术产业化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

(4)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指导方针是,既要能消除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市场失灵”障碍,又要能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进而提高社会整体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

(5)建立和健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促进政府产业政策的完善,并强化其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功能。这可通过形成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化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超前调节,提高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国家或一地区能在某一或某些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形成国际竞争优势。这是发展中国家构造国际竞争的后发优势的关键。实践表明,这既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功能转换和创新的关键,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核心。

(6)形成有效的政府高新技术及其产品市场管理的新模式,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可持续发展。这方面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竞争环境的建设;二是市场竞争主体的塑造;三是政府与企业产权关系;四是政府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宏观管理模式;五是对高新技术市场垄断的管制和规范能力等。

(7)要创造全面提高社会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的动力机制。必须强调,长期以来,在政府经济政策目标中,需求政策占据了绝对地位,而供给政策则被大大弱化了。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由于其资源构成和各种资源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的地位和权重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技创新人才资源、创业人才资源和新型企业家人才资源等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决定因素。而这些新型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在发达国家,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相对超前,因此,普遍存在着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不足问题,并且这些新型要素供不应求程度会更明显。因此,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就成为发达国家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的基本思路主要有:一是借助优惠政策条件体系来有效降低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风险;二是通过提高政府高新技术基础设施供给规模来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的多元化机制。这都要求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要以控减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为基点。众所周知,高风险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因此,高风险是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风险控制就成为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重要目标。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风险控制方式主要有:一是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税收减免政策支持;二是政府财政直接投入战略性关键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提高一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安全性;三是政府提供科技创业孵化条件体系,降低科技创业人才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本和风险;四是提供政府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供给能力,加大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型人才资源的供给水平;五是利用国际科技合作来分散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风险。

必须指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风险控制能力与一国政府财政收支能力直接相关,与该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其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与该国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状况相关,也与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关。因此,在新技术产业化的起步阶段,可通过制定和实施一定的优惠政策,来提高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控制能力。这既能增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政策导向功能,也能大大降低企业市场行为主体风险度,有助于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主体多元化机制的形成。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行为的不到位,由于受其国民经济发展阶段所限,其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供给能力上与发达国家的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丝毫不比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供给能力上的差距小。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提供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条件方面的认识不到位,它在这方面的供给职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此,为了缩短与发达国家在新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差距,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供给条件和行为建设的重要性,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创造最佳的发展环境。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起飞阶段或成熟阶段,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控制的手段也要进行全面调整和创新,不能再单纯依赖于优惠政策条件,而要通过建立制度创新的比较优势,来提高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控制效率。

因此,强化政府制度创新供给能力,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础条件。制度创新供给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基本功能。与其它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品种相比,制度创新供给的主要承担者是政府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行为绩效的高低和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高低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其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的制度创新条件。21世纪美国经济优越的竞争优势,与其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有巨大密切相关。一方面,而对新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背景,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美国也在及时调整其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如科技移民政策和降低国防R&D经费支出的政策等。国防R&D经费支出在美国科技投入中所占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就呈现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63%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另一方面,为了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美国政府积极为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创造有利的制度创新条件。如2000年联邦政府放宽对人类胚胎细胞研究的限制。美国是一个宗教保守势力较强的国家,政府经费一直被禁止用于有关人类胚胎细胞的研究。2000年,克林顿在其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中终于取消了这项禁令。由于联邦政府经费在医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占有最大份额,大大推动美国在胚胎细胞方面的研究进程。为了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美国加强了相关法律环境的规范建设。2000年6月30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全球和国内商务之电子签名法》,确认了电子签名在签订合同、使用和存储文件时的法律有效性,规范了电子商务的法律环境。这为电子商务发展创造非常有利条件,如该法案承认了电子商务网站中大量存在的格式合同的有效性。为了规范信息产业的发展,2000年5月,美国和欧盟达成了“信息安全港”的协议,使隐私权问题正式进入美国科技制度创新范围。由于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使厂商获得了强大的消费者私人资料收集能力,直接威胁到消费者个人隐私和利益,因此有必要对厂商进行相应约束。虽然美国企业界一直不愿加强隐私权保护,但美国政府还是力排众议,对隐私权保护提供立法保障。这得到了HP等著名公司的积极支持。

(8)改善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干预水平。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使政府协调行为成为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各国政府加快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预期和责任都非常强烈;另一方面,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不能脱离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家政府必须在新型国际分工中获得有利竞争地位,在技术、信息、管理、新产品和服务等配置竞争中处于主动。这要求政府必须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实施适当干预。这要求国家政府产业政策的设计和操作的开放化要以培植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竞争与合作机制优势为关键,利用国际科技合作来提高有限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此基础上提高科技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能力。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产业全球化竞争能力是与其高新技术产业成长能力密切对应的。因此为了提高一国在产业全球化中的竞争能力,必须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前提。为此,发达国家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干预功能不断强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制定和实施部级中、长期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提高有限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这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制定跨世纪科技发展战略和计划中有突出的表现;二是强化国家财政能力对研究与开发的扶持,引导社会科技投入规模和结构,提高社会科技投入供给水平;三是加大政府对知识和技术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和条件体系;四是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财政政策,创造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化有效需求,带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五是加大政府采购力度,扶持高新技术企业迅速长大;六是拓宽国际科技合作渠道,提高对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能力。

虽然我国各级政府有干预经济的传统,但这种传统模式与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促进行为相差甚远。①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过多侧重于行政功能,与市场经济要求正好相反;②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最突出地表现在组建国有企业,进入国民经济诸多行业。而在新技术产业化中,政府能直接参与的行业是非常有限的,这使得我国政府传统的经济干预功能难以实施;③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往往导致很多的投资失误,导致重复建设。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如果国家干预导致了投资失误,可能会从根本上扩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周期,加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本,进而加大我国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国际差距。这比传统经济下我国政府干预失灵的危险要远大得多;④我国政府传统的干功能没有与相应的制度创新有机结合。发达国家政府干预高新技术产业化,不仅有行政手段,还有与之相辅相成的法律手段。客观上,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起步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化所需要的制度创新条件难以有效供给,此时借助行政手段的干预功能能弥补制度创新不足和滞后的缺陷。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进入到成长阶段后,单凭行政手段所能实现的制度创新功能就十分有限,同时过多的行政手段可能导致新的制度瓶颈。因此,这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承担全部制度创新功能。从我国情况分析,政府在干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的功能还十分有限。实际上,现行公司法、投资法和税法对高新技术创业的限制还很多。

收稿日期:2002-03-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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