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的定义范文

网络传播的定义篇1

内容提要: 作为近几年出现的新型网络传播方式，“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因不符合我国《著作权法》上任何一项专有权的规定而游离于法律规则之外，原因在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不当缩小了国际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的范围，将规范的对象仅限定于“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我国应当在保留现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名称的基础上完全依循国际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的内容，使其能够适用于所有网络传播行为并达到国际条约的要求。

一、引言

当作品上传到网络上后，根据网络用户获取作品的方式，网络传播行为可以分为“交互式”传播和“非交互式”传播。前者是指用户可以随意选择作品的内容、获取作品的时间和地点[1]。后者则为用户不能随意选择获取作品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而只能在传播者预先安排的特定时间获取特定的作品内容。近几年出现并日趋流行的“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即网络内容服务商按照预先的节目表在特定的时间通过信息网络播放节目；另一种是网络同步直播行为，即网络内容服务商将传统广播电视媒体正在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在网络上同时播放。在这两种播放模式中，网络用户都只能在传播者预定的时间在线观看当时播放的节目内容，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由于网络上音、视频作品的容量一般都十分庞大，下载作品常常需要数分钟甚至数小时，传统的下载后观看的作品获取模式受到网络效率和时间的限制。在此背景下，无需下载便可在线观看大容量作品的“非交互式”网络传播模式越来越受到用户欢迎。由于我国《著作权法》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范对象明确限定为“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使得“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定性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在将其认定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判决遭到质疑和批评后，法院又尝试以《著作权法》中的“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这一“兜底条款”作为适用依据。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应对个案的“权宜之计”，这一问题的根本性解决需要理论上的证成和立法上的回应。本文从“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侵权认定的困境出发，分析我国 “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所存在的缺陷，在对这些缺陷进行必要的反思后，尝试提出完善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法律建议，以期为相关立法提供参考。

二、我国《著作权法》上“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的缺陷

（一）“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侵权认定的困境

“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真正引起法律界关注始于2008年的“宁波成功多媒体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被告”）著作权纠纷案”[2]。在该案中，原告享有电视剧《奋斗》在大陆地区的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2007年7月16日原告发现被告所有的“悠视网” 正在播放电视剧《奋斗》的第6集，该网站同时显示《奋斗》第9集将于当日16:54播放、第10集将于当日17:37播放等节目预告信息，原告遂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将被告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后判决，被告定时播放电视剧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3]。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上诉理由为：“定时播放行为并不能使公众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获得《奋斗》电视剧的全部或任意一集，因此原审判决将此认定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畴，与法律规定存在冲突。”对此二审法院认为，即使被告网站的播放方式系定时定集播放，被告未经许可的在线播放行为亦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4]。

该案判决作出后受到了学界的一些质疑和批评。有观点认为，由于本案网络用户不能单方选择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就只能认定被告并未侵犯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因而被告主张其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范畴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法院对本案的侵权认定值得商榷。{1}更有观点直接指出，定时在线播放服务根本不符合我国《著作权法》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该案判决认定被告侵犯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无疑是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曲解。{2}62值得注意的是，被告的同一行为在时隔不久后的另一起案件中则得到了法院截然不同的评价。在安乐影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案中，原告享有电影《霍元甲》在大陆地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2008年2月28日，原告发现被告经营的网站提供电影《霍元甲》在线播放服务，网站上显示的播放时间为07:18、08:58、10:37、12:16、13:56、15:35、17:15、18:54。原告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被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法院这次并未直接认定被告的行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是认定被告向公众提供影片《霍元甲》的定时在线播放服务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对该影片享有的著作权中的“通过有线和无线方式按照事先安排之时间表向公众传播、提供作品的定时在线播放的权利”，依法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5]。

上述两起案件中涉及的“网络定时播放行为”都属于本文开始定义的“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这两起案件的被告为同一主体，并且被诉行为的性质几乎完全相同，但两个法院却作出了不同的定性。被告的行为在第一起案件中被认定为侵犯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在第二起案件中被认定为侵犯了著作权中的“通过有线和无线方式按照事先安排之时间表向公众传播、提供作品的定时在线播放的权利”，即所谓的“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从“信息网络传播权”到“其他权利”的变化，反映了司法实践对“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性质认识上的困惑。虽然审理第二起案件的法院在本案的侵权行为认定中表现出了一定的谨慎和智慧，但仍有学者认为，“本案法院的判决依据显然已经超出了《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2}63。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侵权性质？

不仅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侵权性质充满了矛盾和困惑，学界对于“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认识也存有争议。这些争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视角下争论“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是否构成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有观点认为，“‘定时播放’的所谓‘定时’，并没有改变传播的性质，属于网络传播权条例调整的范围”，{3}3而相反的观点则提出，“如果传播行为并未采用交互性传播手段，则即使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也不构成‘网络传播行为’”。{4}63。二是在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权视角下讨论“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侵权认定问题。有观点认为，“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完全符合《著作权法》第10条关于广播权的规定，即便不把其视为该条所规定的“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的传播，也可视为是该条所规定的“以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的传播，而广播权的规定中并不要求“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 这一要件，因此可以适用广播权的规定[6]。另有观点虽然对将“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直接归人广播权调整范围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但认为在法律适用上，由于该行为与广播权所控制的行为属于相同性质的行为，依照“同等事物、相同对待”的法理原则，对“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应类推适用广播权的规定加以调整。{5}133

对于主张“非交互式”网络传播权行为可以直接适用广播权的观点，笔者认为难以成立。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1项规定：“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著作权法》上的广播权规范的行为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广播行为，即直接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的行为；另一种是间接广播行为，即将已经广播的作品向公众传播或转播。直接广播行为只适用于无线传播方式，间接广播行为适用于有线传播方式、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传播方式。虽然互联网所使用的光纤和电缆传输与有线电视使用的电缆传输并无本质区别，都属于有线传播方式，但根据上述规定，有线传播方式只适用于间接广播行为，而“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属于网络服务商利用互联网这种有线方式对作品的直接播放，因而不符合广播权的规定。另外，即使网络传播行为可以视为“以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的传播形式，但广播权的含义也将其限定于间接广播，仍然不符合广播权的构成要件。

对于认为“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可以类推适用广播权规定的观点，笔者认为也是不妥当的。因为类推的基础在于，被类推规范和系争事实二者的构成要件在与法律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上彼此相类，{6}97而“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与广播行为至少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差别：一是传播媒介不同，前者的传播媒介是互联网，后者的传播媒介主要是无线电台、电视台；二是传播的信息不同，前者传播的是数字化信息，后者传播的是无线电波信息。因此，有学者指出，“在涉及定时网络播放影视行为的定性上，其实网络播放更靠近于网络传播行为，是一种网络传播的形式”。{3}3基于“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与广播行为的上述不同，并且在我国《著作权法》明确将“直接以有线方式广播或传播作品”的行为排除在广播权调整范围之外的情况下，适用类推方法过于勉强。另外，即使“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与广播行为属于同一性质的行为，著作权法定原则要求著作权的各项专有权利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作为成文法系国家，我国法院适用类推方法将广播权作为“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请求权基础缺乏正当性，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司法实践中至今尚未有以广播权作为法律适用依据的案例。

对于认为“定时播放的所谓定时，并没有改变传播的性质，属于网络传播权条例调整的范围”的观点，笔者虽然同意其“定时播放并没有改变传播的性质”的认识，但即使如此，“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也难以构成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从而无法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7]根据该项规定，可以将“信息网络传播权”所规范的行为对象的特征归纳为以下三个要素：一是传播媒介要素，即借助有线或无线信息网络；二是传播对象要素，即传播是针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三是接收方式要素，即接收者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作品，即接收方式的“交互性”。其中第三个要素被学者认为是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区别于《著作权法》上其他专有权的本质性特征。{7}10就“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而言，无论是网络定时播放还是网络同步直播都是通过信息网络向不特定的公众公开传播作品，即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前两个要素，因此如前述学者所言，其“并没有改变传播的性质”；但就接收方式而言，由于网络用户只能按照传播者安排的时间被动获取作品而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显然不符合第三个“交互性要素”。因此在我国现有立法文本语境下，“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范围。

虽然“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不能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所囊括，但该行为侵犯著作权人的利益却是不言而喻的。面对权利保护中法律适用的难题，有的法院援引了“其他权利”这一“兜底条款”作为法律适用依据，如上文所引的“安乐影片有限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案”一案。尽管这一做法暂时保护了权利人的利益，但这只是应对个案的权宜之计，不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因为《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的“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并非是一项明确的专有权。法院援引此项条款作为法律适用依据本身也证明，作为近几年出现的新型网络传播方式，“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难以纳入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任何一项具体的专有权的调整范围，成为该法上的一个漏洞。

（二）我国《著作权法》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缺陷

同样属于通过互联网传播他人作品，“交互式”传播行为与“非交互式”传播行为所利用的传播媒介、造成的侵权后果完全相同[8]，为何前者属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而后者却被排除在外？是立法者有意为之还是“对网络传播行为的多样性认识不足，导致了定义的外延过窄，从而发生了立法上的不周延”？ {5}133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背景和法律渊源中考察。据全国人大常委负责主持2001年《著作权法》修改的官员介绍，“(2001年）修改之后的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直接来自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的表述”。{8}56。我国学者也认为，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来自于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缔结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8条，而且在文字上几乎是逐字译自第8条的后半句”。{4}62。由此看来，似乎其中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的规定，但问题真的如此吗？我们有必要对该《条约》第8条的上下文含义同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含义加以比较。

为解决国际互联网环境下应用数字技术而产生的版权保护新问题，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有12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在1996年12月20日缔结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9}70（以下简称“版权条约”）。该条约一共由25条组成，其中第8条的标题为“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具体内容为：“……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这些作品。”[9]该条所表述的权利被我国学者称为“向公众传播权”。为了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立法上的冲突和差异，《版权条约》并不要求各成员国设立专门的“向公众传播权”，而是赋予各成员国根据其既有法律体系和传统自行选择法律保护模式的权利[10]，只要能够将第8条的内容涵盖。这种做法被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助理总干事、版权及邻接权外交会议秘书Ficsor称为“伞形解决方案”( umbrella solution) 。 {10}493为了执行《版权条约》第8条的“向公众传播权”，各国（地区）根据自己的法律传统和国情选择了不同的保护方式。美国在保留原有的权利划分体系基础上，通过扩大传统的发行权、表演权、展览权等权利的调整范围实现对网络环境下作者权利的保护[11]。由于《版权条约》创设“向公众传播权”是欧盟的提议，{11}因此欧盟在其《信息社会著作权与相关权指令》中顺理成章地增设了“向公众传播权”[12]。澳大利亚则在2001年3月4生效的《数字日程法》中新增了“向公众传播权”，在该权利项下又分为“向公众在线提供作品权”和“电子传输权”[13]。日本在1997年6月10日通过修订其著作权法增加规定了“向公众传播权”（日文为“公众送信权”）。 {12}239。我国台湾地区也于2003年修改“著作权法”增加规定了“公开传输权”，采用了与《版权条约》第8条几乎完全相同的表述[14]。这些国家（地区）执行《版权条约》的方案虽各有不同，但都能规制包括“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在内的所有网络传播行为。

上述《版权条约》第8条规定的内容表明，“向公众传播权”是一项包括所有以有线或无线方式传播作品的专有权，而“使公众中的成员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只是“向公众传播权”的一种类型。换言之，《版权条约》第8条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规范的行为并非仅限于“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而是包括交互式、非交互式和其他任何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如澳大利亚学者所言，“从字面上理解这一条款，向公众传播权包含，但不限于，向公众提供作品供网上需求的权利”。{13}237-241。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于2001年在对《著作权法》修改中增设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新颖的、独立的权利。我国的立法方式既不同于美国的扩大传统专有权模式，也不同于欧盟和台湾的完全遵照《版权条约》第8条内容的模式。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第 1款第12项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通过细微的比较可以发现，该条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与《版权条约》第8条的表述并不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少了“包括”二字，但就是这两个字的差异，使得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版权条约》第8条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含义大相径庭。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版权条约》第8条对“向公众传播权”的定义采用了内含加部分外延的定义方法，“包括”的前面是定义的内含—“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的后面是定义的外延—“（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这些作品”。从“包括”这一用语可以看出，“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只是该定义外延的一部分，申言之，该定义“实际上是先以向公众传播权涵盖作品在网上的传播，然后再以非法律特征的方式描述交互式的数字化网络传播”。{14}6-7而我国的立法则去掉了“包括”这一词，直接截取该定义的内含与部分外延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我国《著作权法》特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学者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这一失误，……是对《版权条约》第8条的一种生吞活剥”。{15}1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版权条约》第8条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包括所有网络传播行为，“交互性”行为仅为其中的一种类型，《版权条约》将其专门列举只是为了强调这一行为，但并不排除其他网络传播行为。而我国的立法却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范对象仅限于“交互性”网络传播行为，并将“交互性”视为区别于其他传播行为的本质特征。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立法者将之（交互性）作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区别于其他权利的一个限定性条件，认为公众可以自由选定时间地点获取作品是信息网络的专属，从而忽视了《版权条约》第8条‘向公众传播权’并不仅仅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一项的事实。”{15}16由此可见，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不当缩小了《版权条约》第8条的“向公众传播权”的调整范围，这一立法上的失误造成了以下后果：第一，我国立法并未充分实施《版权条约》第8条的规定，违反了我国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15]；第二，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上违背了“技术中立”的立法原则，使得行为性质与行为后果完全相同的“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与“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仅仅因为接收者的获取方式不同，就具有了不同的法律定性；第三，立法的不周延不但造成司法实践上的“无法可依”，也使得权利人在维护权利人时显得“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选择诉因并提出恰当的诉讼请求[16]，从而使得我国法律对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大打折扣。通过比较分析，我们的结论是：如果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严格依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8条的规定，则本文前述的问题便不会存在，而正是由于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没有忠实遵守《版权条约》第8条的原意，不当缩小了该条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的调整范围，才造成了“非交互式” 网络传播行为侵权认定的困境。

三、我国《著作权法》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完善

客观而言，将“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排除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范围之外这一立法上的失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并非立法者有意为之，这一点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的背景资料中可以得到印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本意是针对所有“作品的网上传播行为”[17]，但由于当时的网络技术主要表现为“点对点”的 “交互式”传播方式，因此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控制了“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就控制了所有网络传播行为。在我国“非交互式”网络传播方式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型网络传播方式，而且当时我国还未加入《版权条约》，也谈不上违反国际条约的问题。但是在各种新型网络传播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特别是我国已经加入《版权条约》的背景下，重新反思八年前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并进行必要的修正不仅是著作权保护和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更是因应未来传播技术发展的主动应对。

在如何修改法律以解决“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漏洞问题上，有观点认为可以通过修改《著作权法》上广播权的定义，将“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纳入广播权的调整范围。该观点主张，我国的广播权应进一步扩张，将任何有线或无线的广播作品的行为纳入其中，包括传统的广播、网络的广播以及其他任何有线无线方式的传播等。{16}35笔者认为，单纯从规制“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角度而言，此种方案的确可以解决本文所提出的问题，但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此种方案仍然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一，上文已经分析，由于“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与广播行为存在着一些明显上的差异，在行为性质上，其与网络传播行为更近而与广播行为更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涉及定时网络播放影视行为的定性上，其实网络播放更靠近于网络传播行为，是一种网络传播的形式”。{3}3因此，将同为网络传播行为的“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纳入广播权的调整范围不但是“舍近求远”，而且从逻辑美学上讲也稍有欠缺。第二，此种方案虽然能够解决 “公众不能在个人选定的时间获取作品”这种“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规范问题，却不能解决另一种网络传播行为—“公众不能在个人选定的地点获取作品”所引发的争议。后者表现为作品传播者在特定区域内的局域网络上传播作品，而用户只能在设定局域网的固定区域获取作品的网络传播形式，例如网吧经营者在其经营场所内的电脑网络上非法传播影视作品的行为。对于如何认定此种行为的法律性质，近年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和理论界仍然充满争议。在司法实践中，有法院将其定性为侵犯“复制权”的行为[18]，也有法院将其认定为侵犯“放映权”的行为[19]，还有法院认为其属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20]，而学界对于此种行为是否侵犯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有不同认识[21]。总之，这种网络传播行为并不能包括在修改后的广播权的范围内。因此，试图通过修改我国《著作权法》上的广播权，将“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纳入广播权的调整范围的方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缺陷带来的所有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造成本文中所提出的“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无法可依”这一法律漏洞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著作权法》在对“信息网络传播权” 定义时，以偏盖全地将《版权条约》第8条强调的网络传播行为的一部分—“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作为该条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全部内容予以照搬，规定为我国《著作权法》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从而导致了该定义对“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无法涵盖。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应该从问题产生的根源上着手，应该在《著作权法》的修改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重新进行定义，扩大现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范围。具体而言，在内容上，修改后的定义应该完全忠实于《版权条约》第8条“向公众传播权”的原意，在名称上不宜使用“向公众传播权”这一表述，仍然应该沿用《著作权法》现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用语。修改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可以表述如下：“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笔者提出这一法律修改建议是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这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前文已述，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法律传统和立法现实采用了不同的模式以执行《版权条约》第8条规定，除了美国采用扩大原有专有权的调整范围未增加“向公众传播权”外，其他多数国家或地区都通过增加新型传播权的模式充分履行了《版权条约》第8条规定的义务，虽然有些在名称上有所不同，但其内容都与“向公众传播权”保持一致。例如，欧盟在其《信息社会中著作权和相关权指令》第3条第1款增加规定了“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其内容为：“成员国应规定作者享有授权或禁止任何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专有权，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日本也在 1997年6月10日修订了其《著作权法》，增加规定了“向公众传播权”，其内容与上述表述一致。还有意大利、巴西、匈牙利等许多国家也都以《版权条约》第8条为蓝本，增加规定了“向公众传播权”。我国台湾地区也在2003年的“著作权法”修改中增加规定了“公开传输权”，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26条规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专有公开传输之权利。”而根据该“著作权法”第3条第7款的规定，“公开传输，指以有线电、无线电之网路或其他通讯方法，籍声音或影像向公众提供或传达著作内容，包括使公众得于其各自选定之时间或地点，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内容”，其表述也严格依循了《版权条约》第8条的内容。

第二，已有学者指出：“将版权传输统一规定为一种广泛的权利对于适应未来技术发展而言也是合适的，灵活的、技术中立的权利可以包含现在还无法预见的行为。”{13}237-241修改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外延不仅包括原定义下的“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还包括了“不能在个人选定的时间获取作品”的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和“不能在个人选定的地点获取作品”的通过局域网络传播作品的行为，以及随着技术发展可能出现的其他新的信息网络传播形式，具有开放性、适应性以及包容性。这样，修改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不但解决了本文提出的现存问题，而且为因应以后技术发展出现的新问题留下了适用空间，同时由于新的定义完全贯彻了《版权条约》第8条的原意，也达到了国际条约的要求，履行了我国应尽的国际法义务。

第三，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相比，修改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几乎完全保留了原定义的用语和措辞（差别只在于新定义中增加了“包括”二字），这样不但使公众对修改后的内容便于理解和接受，而且保持了《著作权法》上专有权类型划分标准的统一性。我国《著作权法》的其它十五项专有权都是依据作品使用者或者传播者的行为特征进行划分的，因为法律规定专有权的目的在于控制他人非法使用或者传播作品的行为，但现有的“信息网络网络传播权”却从作品接收者角度出发，以接收者获取作品的方式作为划分标准，使得“行为特征完全符合网络传播行为的实质和特征”{3}3的“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被排除在外。而新的定义则矫正了这一缺陷，使得符合网络传播行为实质特征的所有网络传播行为都能纳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范围。

第四，修改后在名称上仍然使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一词，与现有立法保持了一定的衔接。2001年《著作权法》增加“信息网络传播权”以来的八年多时间，我国网络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传播媒介。“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名称也已经成为法官、律师、著作权人、网络经营者乃至网络用户早已熟悉的名词，如果因为内容的调整而改变名称，则会给法律适用和法律遵守造成一定冲击，不利于法律的衔接和稳定。

第五，在此种方案中，扩大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范围包括了无线方式的“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由此似乎引发与广播权调整范围的交叉问题。目前的广播权所调整的广播行为有其特定的技术背景，《罗马公约》第3条将广播定位于“供公众接收的声音或图像和声音的无线电广播”。在1996年与《版权条约》同时达成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广播权与向公众传播权作为表演者的两项并列的权利同时出现在该条约中，根据该《条约》的规定：“向公众传播表演或录音制品系指通过除广播以外的任何媒体向公众播送表演的声音或以录音制品录制的声音或声音表现物。”[22]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主持 2001年《著作权法》修改的官员解释，我国广播权中的“‘公开广播’一般是指通过无线电台、电视台播放”。{8}186。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开播送权” 相当于大陆地区的广播权。关于“公开播送权”与“公开传输权”（与本文提出的修改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含义相同）的关系，台湾学者指出：“公开传输与公开播送不同，前者以网路或其他通讯方法而传达著作内容，后者以广播系统传送讯息之方法而传达著作内容。”{17}161因此，在现有的立法将广播权所调整的范围仍限定于目前传统的广播系统的情况下，不会产生调整范围交叉的问题。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传统广播、电视系统与互联网之间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模糊，即使将来的广播系统采用了网络技术，其仍然在修改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范围之内，广播权的概念完全可以被“信息网络传播权”吸收，也不会产生权利交叉的问题。

四、结语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我国2001年修改《著作权法》时新增的权利类型，该项权利的增设对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当时的《著作权法》修改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网络技术发展初期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和缺乏对国际条约的准确研读，立法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与国际条约出现了一些偏差，将国际条约中可以涵盖所有网络传播行为的“向公众传播权”中的一部分内容（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内容）作为了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全部内容，从而导致近年来兴起的“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因不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而游离于法律规则之外，不但给著作权人的权利保护和法院适用法律造成一定的障碍，也不符合国际条约的要求。因此，我国应当在《著作权法》修改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重新进行定义，使其能够适用于所有网络传播行为，以适应技术发展和权利保护的现实要求。

注释:

[1]对于此种网络传播方式，目前学界有三种表述：“按需式”、“互动式”和“交互式”。由于“交互式”为多数学者普遍使用，故本文也使用“交互式”这一表述。

[2] 此前也曾发生类似的纠纷。腾讯公司在2006年新春推出的“ QQ直播新春直播专题”中，通过网络每天定时向公众播出电影《七剑》。《七剑》著作权人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向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发出律师函，称此举涉嫌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并赔礼道歉。腾讯表示，《七剑》的事件是腾讯QQ直播与北京慈文在合作过程中由于沟通问题所产生的误会。由于该纠纷最终未诉诸法院，因此并未真正引起法律界关注。参见http : // ciw. com. cn/News/Print. asp? ArticlelD = 3722

[3]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8)海民初字第4015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一中民终字第5314号民事判决书。

[5]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8)二中民初字第10396号民事判决书。

[6] 参见刘军华：《论“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行为的权利属性与侵权之法律适用》，《东方法学》2009年第1期，第132页。还有类似的观点认为， “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非常接近于广播权中的“以有线传播或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因此可以归属于广播权的调整范围。参见杨晖、马宁：《IPTV，想说爱您不容易—上海文广被诉IPTV侵权案引发的思考》，《中国版权》2008年第2期，第41页。

[7]我国于2006年7月1日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6条重申了该定义，并将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纳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范围。

[8] 不同的仅仅是传播行为已经完成后的作品接收方式。笔者认为，法律设置专有权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非法传播作品的行为，在断公众以何种方式接收作品时，构成侵权的传播行为已经完成，因此将侵权行为已经成立后的作品接收方式作为权利的构成要素是值得质疑的。对此也有学者认为：“保证公众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自由获得作品，……，显然不属于网上作品版权人应有的权利或权利的组成要件。事实上，2001年《著作权法》其他15项权利并无同类的此等要求。”参见乔生：《信息网络传播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9]该中文译文来自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第1号公报，英文原文为：“……author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shall enjoy theexclusive right of authorizing any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of their works，by wire or wireless means，including the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of their works in such a way that members of the public may access theseworks from a place and at a time inpidually chosen by them．”

[10]成员国的这一自由选择权体现于《版权条约》第14条，该条第1款规定：“缔约各方承诺根据其法律制度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本条约的适用。”

[11]17 USC 106.

[12]Copyright Directive (2001/29/EC) Article 3.

[13]See Andrew Christie＆Eloise Dias，The New Right of Communi-cation in Australia ， The Sydney Law Review，Vol. 27，pp. 237-241(2005)．

[14]参见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26条第1款、第3条第10款。

[15]《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于1996年12月20日通过，2002年3月6日生效，我国于2007年3月9日申请加入该条约，该条约2007年年6月9日起对我国生效。

[16]在上文引用的案例二中，由于担心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起诉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原告选择了“著作权”这一概括性权利作为诉因。

[17]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著作权法》修改的官员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中这样介绍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背景：“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时展的要求。随着计算机技术、数码技术和光纤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十余年来国际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形成，作品的网上传播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由此可见，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为了解决作品的非法网上传播问题，而不是专门针对“交互式”的非法网上传播作品问题。

[18]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8)朝民初字第07065号民事判决书。

[19]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8)东民初字第1503号民事判决书。

[20]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8)二中民终字第10533号民事判决书。

[21] 认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观点，参见王迁：《论在网吧等局域网范围内传播作品的法律性质—兼论“信息网络传播权”与“放映权”及“复制权”的区别》，《中国版权》2009年第2期，第54-56页。认为不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观点，参见张胜珍：《论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之法律特征》，《理论月刊》2007年第3期，第108-110页。

[22]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2条（g）、第6条（i)。我国学者也认为，“归纳起来，WCT和WPPT共规定了三种信息网络传播权：一种是作者的公众传播权，另一种是表演者的与广播权相并列的公众传播权，还有一种是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的公众提供权。”参见李旭：《信息网络传播权考略》，载张平主编：《网络法律评论》（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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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IPO doc. ， Committees of Experts On a Possible Protocol to the Berne Convention: Proposal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its Member States，BCP/CE/VII/1-INR/CE/VI/1， Ma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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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ndrew Christie＆Eloise Dias， The New Right of Communication in Australia， Sydney Law Review， Vol. 2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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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乔生．信息网络传播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6}杨静．网络定时播放视频行为的司法认定探究[J]．电子知识产权，2009，(4).

网络传播的定义篇2

关键词 网络传播；网络新闻；媒介特性；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161-0048-02

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和人们对网络的认识渐趋成熟。人们在享受网络为信息传播领域所带来的自由、便利的同时，也对如何规范网络信息传播提出了疑问和构想。其中，网络新闻作为具有较强权威性的网络信息，因为更强的舆论导向力，所以对其和传播做出专门的法律规制，也是新闻传播学科在破解网络传播法律规制过程中急需解决的一个基础性问题。

就当前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对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的研究多包含在综合性的网络信息政策法规研究当中，少有文章专门就网络传播的媒介特性对网络新闻法律规制情况展开分析。藉此，本文试图从网络新闻的定义及规制的必要性切入，对网络新闻的管理现状做出分析，进而提出一些初步性的对策意见。

1 网络新闻的定义及规制的必要性

1.1 网络新闻的定义

网络新闻的定义是网络新闻法律规制问题研究的基点，只有对网络新闻的内涵给予清晰的界定，才能明确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的范畴。

本文在研究中将网络新闻定义为狭义理解上的“网络新闻”，它不是网上泛泛的信息资讯，而是指由专门的网络媒体登载、的新闻信息，内容涉及时政、经济、文化、娱乐、生活等诸多领域，且往往多采用多样化的报道方式，具有更新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易于检索等特征。

1.2 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就我国目前的网络新闻发展情况来来看，网络新闻的规范性问题也并不乐观，不少网络媒体单纯强调的时效性而放松对新闻真实性的考察，有些新闻网站甚至不惜捏造假新闻来抢夺受众。2007年，李亚鹏北京新浪互联网公司也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新浪网的娱乐频道制作和刊登了李亚鹏与王菲离婚的假消息，并在报道中一度使用“偷吃”“花心”“前科”等诋毁性词语，虽然该案件最终以双方和解收尾，但网络媒体为了追求眼球效应而不顾新闻真实性，自撰噱头，在新闻报道中运用低俗语言等失范行为在该案件中暴露无遗。

同时，加之网络新闻具有的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等特质，失范新闻的社会危害性较传统新闻也就更大。失范的网络新闻不但可能对公民的名誉、隐私权利，公司的财产权利造成极大的侵害，严重者，甚至会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所以对网络新闻的失范问题，必须从法律层面予以遏制，尽可能地减少其发生。

因此，网络新闻的法律法规建设必须重视网络信息公开机制，对公民获悉国内外新闻事件的权利给予法律保障，使网络信息交流平台得以更好地维护，让网络新闻更好地发挥其舆论监督和引导的功能。

2 网络新闻的管理现状

网络新闻区别于传统新闻的最大不同即它所依托的传播媒介不同。在传统媒体里，媒介和内容是同一化经管的，即传媒机构控制传播内容的同时，也可以控制媒介通道的使用。而网络中，媒介的经营与内容的经营却是分开的。通常我们将互联网服务企业分为ISP和ICP，即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和互联网内容服务提供商。电信部门作为接入服务提供商保障、维护网络新闻的传播渠道，网络媒体作为互联网内容服务商充实网络新闻的传播内容。

我国目前虽然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新闻法，但这并不意味网络新闻的传播不受限制。其中，《宪法》对新闻活动给予了方向性指引，对公民从事新闻活动的权利给予了法律保障；多部基本法律、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也包含了许多与新闻传播活动相关的条款[5]。在现行的《刑法》中，与传播活动相关的罪名就达20条，如虚假广告罪，侮辱诽谤罪，传播物品罪等。

除了对网络新闻传播内容所做的禁止性规定，基于网络新闻的多媒体性，广电总局于2004年《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对互联网视听节目的传播内容作了限制。《办法》指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新闻类视听节目，只限于境内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以及经批准的新闻网站制作、播放的节目[ 6 ]。

3 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困境和难点

根据以上有关网络新闻法律规制情况的梳理，可以看出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难点和困境：

第一，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须在遏制不良信息传播的同时，兼顾网络平台的自由，规制的衡平难度大。在针对网络传播的法规建设中，如何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使网络不良的传播内容得到合理的规制，又不会对网络所提供的言论自由平台造成束缚，这成为了网络传播领域的立法者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第二，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协调内容庞杂，涉及部门繁多，监管难度大。如何对网络传播监管部门的权责进行明晰的划分，既不产生监管机构的叠加冗余，也不留下网络传播监管的真空地带，也是当前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难点所在。

第三，网络信息的诉求不一致导致网络传播立法进程缓慢。纵观国内外网络传播领域的立法情况，几乎每一部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都会引起部分受众群体的意见反弹。不同受众群体的信息诉求难以做到同时兼顾，成为了网络传播立法迟缓的重要因素。

第四，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延续性和适用性难以保障。这也就使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无法确定明确的方向，与此同时，还对现有法律规范的适用性和持续性都提出了极大的考验。

4 克服网络传播法律规制困境的相关建议

第一，建立明确的网络传播内容权责体系。网络传播主体对其内容的合法性具有审核义务，一旦网络信息内容对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权利造成侵害，网络传播的主体应付全部责任。与此同时，对网络媒体介入网络内容传播的情况做出限定机制，只有在传播内容会危及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时，网络媒介方可进行介入，对不良信息加以清除，而一般情况下，网络媒介不得干预网络信息的传播。

第二，以“媒介融合”为契机加强监管部门的整合。目前，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正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网络传播的监管部门也可以趁此契机确立明晰的层级关系，进一步明晰各个部门的规制领域。

第三，根据技术进步对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进行动态调整。网络传播领域的法制建设须符合网络媒介的发展特性，不能追求一蹴而就，而应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变革进行必须不断地更新、修订。只有如此，才能让网络传播领域有法可依，有法能依。

网络传播的定义篇3

关键词：网络新闻 伦理规范 网络新闻伦理规范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网络新闻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传统媒体纷纷在互联网上安了家， 越来越多的新闻通过互联网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网络新闻，作为网络时代新闻传播的一个新概念， 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个统一的定义。传统新闻的定义是“新闻是社会新近变动的信息的传播。” 程世寿先生在《新闻社会学概论》中指出新闻的基本要素是：一是新近发生的新信息；二是媒体通过选择予以传播的信息；三是具有传播价值的信息。根据对传统新闻定义的理解， 在考虑以上新闻的三个基本特性的基础上， 网络新闻是将这一信息限定在现代网络媒体之上。因此，我们可以将网络新闻定义为“在互联网上传播的新近发生的、为受众所关注的信息。” 具体而言， 网络新闻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新闻是指互联网上各类网站。狭义而言， 则专指互联网上新闻类的信息， 包括传统媒体所设网站的新闻信息、其他网站设立的新闻中心或新闻版块的新闻信息、国家有关部门设立的专门网站所的新闻信息、个人主页和站点所的新闻信息等等。本文所要讨论的网络新闻主要是就狭义而言的网络新闻。

（二）网络新闻的伦理规范

伦理规范是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从最一般意义上说，伦理规范就是一种标准、一种准则，这种标准或准则，既可以是人们约定俗称的，也可以是人们有意识制定的。 它是人们行为善恶的标准，规范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它是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把社会各个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具有调节、指导和教育功能。网络新闻的伦理规范是为在网络新闻传播实践中直接相关的各个主体，如网络媒体、网络新闻传播者、网络新闻受众等提供行为准则与指导，并对这些主体的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有利于网络新闻的进一步发展。

二、网络新闻的伦理失范现象

网络新闻的伦理失范现象，在传统的新闻传播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由于网络新闻传播自身的开放性、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增加了伦理控制的难度，新闻失范现象在网络新闻领域更为集中和突出。认识并研究网络新闻的失范现象，有利于让网络新闻伦理的复归。归结起来，网络新闻伦理失范现象，主要表现在网络媒体、网络新闻传播者、网络新闻受众这三个方面。

（一）网络媒体的伦理失范

网络媒体是网络新闻信息的源头，排在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首位，网络新闻的伦理失范主要是指网络媒体的伦理失范。网络媒体的伦理失范主要有：

1.舆论导向模糊和偏差增加

任何有序运行的稳定社会都有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在社会的有序运行中，承担着舆论监督的社会责任，社会舆论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外在表现，而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必然要通过正确的舆论来加以彰显，这就说明舆论有着明确的主流导向。

从实际来看，很多网络媒体片面追求轰动效应，热衷于报道揭露式、猎奇式新闻，引导舆论的责任心不强，二是从业人员对新闻法规和政策把握不准，理解上也不深入，造成了自身舆论导向的模糊和偏差。

2.新闻炒作

新闻炒作是新闻报道策划的一种变异，是对形式范畴的把握脱离了报道客体的制约，以与报道内容不相称的形式夸大事物的部分细节。比如报道策划中所选择的报道角度、报道规模、报道结构、报道手法等与报道客体本身的新闻价值不相符，夸大事实的某些因素，掩盖事实的其他因素，企图获得轰动的社会效果。

新闻炒作，既指“炒作”行为，即新闻媒体出于自身利益等各方面原因在扭曲、反常的新闻价值观指导下，通过“异化”的新闻策划，生产出“变质”新闻产品的行为，是新闻报道的“异化”，它也可以单指“炒作”的结果，即新闻媒介通过“炒作”行为生产出的“炒作性新闻”。

3.植入式广告泛滥成灾

植入式广告在网络新闻中泛滥成灾，不含任何广告的网络新闻页面几乎不存在。在绝大多数网络新闻的页面上，其新闻主体的周边乃至新闻正文中间，都或多或少地植入了广告，譬如文字、图片、闪动、浮窗和滚动广告等等。其中，不少闪动广告还夹杂着音频，让受众碎不及防，招致反感。

这样的广告因较强的强制性，容易招致浏览者的厌烦，降低了网络新闻受众对网络媒体的认可度。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于对经济效益的考虑和追逐，网络媒体在网络新闻中植入广告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广告的植入一旦过多过滥，就很容易转移网络新闻受众的注意力，影响了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接受效果和对网络媒体的认同度。

4.传播不良文化信息

不良文化信息主要是指、色情、凶杀、暴力以及其他宣传封建愚昧、腐朽堕落、低级趣味内容的信息。如今，不少网络媒体的浮躁心态举目可见，丧失了新闻报道的边界，不仅在于新闻内容的媚俗、低俗，而且在于刻意追求标题的夸张效果，譬如泛滥的“标题党”现象。其特点主要有：爱用带有性质的词语，喜用暴力性质强的词语，常显病态冷幽默，时常题文不符、误导受众。

（二）网络新闻传播者的伦理失范

网络新闻传播者是网络新闻传播活动的网络新闻主体，其最突出的伦理失范是虚假新闻的大量充斥。在网络新闻传播领域，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经受着严峻的挑战。虚假新闻在网络媒体、网络新闻传播者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其中，网络新闻传播者往往因新闻自律意识缺失，导致虚假新闻现象比较突出。

较之于传统新闻，网络时代虚假新闻的危害性因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大而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和传统新闻固有的体制相比，对网络虚假新闻的处理和制裁，往往因其来源复杂、身份隐匿，还没有针对性很强的甄别手段和处理措施。

（三）网络新闻受众的伦理失范

网络新闻受众既是网络新闻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网络新闻信息以及关联信息传播的主体。因此，尽管网络新闻的伦理失范以网络媒体、网络新闻传播者为主，但在网络新闻受众中也时有表现。归结起来，网络新闻受众最典型的伦理失范，是新闻侵权现象日益频繁。

网络时代，人们的表达空间日益拓展，言论更加宽松自由，登上公共话语平台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和伦理的巨大进步，也会带来不少新问题与困惑。人们不无忧虑地看到，歪曲事实、炒作新闻等现象有着不少的存在，这些表现降低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同样，部分媒体在曲解、偏见以及对经济利益的狭隘追求中，偏离了弘扬社会公义、客观报道和传播新闻事实的正常轨道，把自己应该肩负和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置之脑后。

不可否认，在一个日趋多元的社会里，受众的需求是多元的。但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也恰恰体现在始终坚持正义、公平的价值判断，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在热闹和喧哗中一贯激浊扬清，在利益诱惑下坚持允中守直，是包括网络新闻在内的任何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媒体应尽的本分。

三、网络新闻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

由于网络新闻的伦理规范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而在传播领域的位置也各不相同，因此其各个方面应该遵守的规范也不同。

（一）网络媒体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

由于网络媒体存在着共同的伦理取向，所以一般说来网络媒体要遵守的伦理规范要做到：

1.网络媒体符合社会道德制度要求

网络媒体与其他新闻传播媒介一样，要符合其所处的道德制度要求，特别是符合主流道德理念、社会意识形态的要求。网络媒体的传播理念，归附或从属于社会政治伦理，其表现形式就是切合国家、民族乃至执政党的利益。在具体的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就要始终把握舆论导向，营造和维护积极向上的网络新闻传播秩序。

2.网络媒体要为社会公众的利益服务

网络媒体对自身利益的追逐有其合理性，但这并不能足以构成网络媒体的立身之本。实践证明，始终服务于社会利益的网络媒体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3.网络媒体维护社会正义

维护社会正义，切合人类的进步需求，是公众对网络媒体的社会道德期望，也是网络媒体存在和发展的社会道德基础。当然，维护社会正义，并非意味着对社会个体的正当需要的忽视和践踏。 新闻炒作显然不是人类的进步需求，在具体的实践中就应尽量避免。

4.网络媒体符合自身正当的利益要求

网络媒体毕竟也是经济实体之一，在尽可能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去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正当与合理的，也是网络媒体自身运作和发展的经济需求。

（二）网络新闻传播者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

网络新闻传播者处于网络新闻信息传播中的中间环节，网络新闻信息的传递行为，由网络新闻传播者实施和完成，网络传播者进行传播新闻信息的行为，直接决定了新闻信息的传播结果。网络新闻传播者要遵守的伦理规范主要有：1.维护和弘扬正义；2.维护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秩序，维护所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3.不捏造、不传播虚假新闻，抵制并揭露不实报道；4.维护新闻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5.在线行为坚持与现实生活同样的行为准则；6.不夸大、扭曲和人为地制造新闻。

（三）网络新闻受众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

网络新闻受众是网络新闻信息传播的对象。网络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接收和理解，是一种语言符号或其他符号的理解行为和过程，这样的理解行为通常是主动、积极和有选择的。现有的网络伦理规范，大多涉及网络新闻受众。

网络世界无所不包，美与丑、善与恶、高雅与低俗纷纷呈现。网络新闻伦理秩序的建构，必然要约束网络受众的行为，加强人们对网络新闻信息的选择、接收、甄别的道德教育。

四、结语

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网络新闻也应该有自己的伦理道德。网络新闻的伦理规范贯穿于网络新闻传播的整个过程才能起到伦理道德的调节、指导和教育功能，具体而言，网络媒体应遵守符合社会道德制度要求、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利益，网络新闻传播者应尊重他人的合法权利，不捏造、不传播虚假新闻，抵制并揭露不实报道，网络新闻受众应网络新闻信息的解析动机切合语境，并保持客观和公正。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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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骏飞.网络新闻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网络传播的定义篇4

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的关系

1.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的和谐共振

20__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做客强国论坛和网友面对面交流，表示“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是一个重要的渠道”。由此可见，网络作为一个信息交流、意见形成的“政治空间”，早已引起了政治力量的高度关注。同时政治力量给予了网络传播高度的重视和充分的肯定，这对网络传播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络的“正向”传播力对政治力量也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传统媒体的力量毕竟有限，许多感人的故事与受灾细节不能全部展现。而网络传播恰恰弥补了这种缺憾，让受众更为全面与真实地看到了灾难发生后政府的反应，国家的积极救援。在网络传播中，凸显出全中国人民高度的凝聚力，这对政府实施救援，稳定大灾后全国的社会稳定和迎接奥运会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利用自己的优势恰到好处地影响着对方，有机地相互结合，力图达到和谐共振、取得最佳效果，这种理想状态的获得正是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相互影响的价值所在。

2．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的博弈

⑴大选中的博弈

20__年美国大选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焦点：谁会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过网络传播争取民意被选出的总统？20__年3月5日，网络上出现了一条时长只有1分14秒名为“希拉里1984”的恶搞视频。短短两周时间里，这个视频成为全美关注的焦点。最终希拉里退出了大选，很多人认为这个通过网络传播传遍美国的恶搞视频是她被迫退出大选的原因之一。通过此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传播的巨大力量，此时，它的控制力与操纵力都远远超过了政治力量。

⑵战争中的博弈

科索沃战争第一次把战火烧到了网络领域，北约和南联盟双方在网络传播中上演了相当精彩的“对手戏”。战争一打响，北约就开设网页，对南联盟进行大规模的在线宣传，此时的网络传播已经成为政治力量在战争中的武器。南联盟主要媒体和政府机关也都在互联网上设立自己的网页，反映战争真相，以此打破北约媒体的新闻封锁和舆论围剿。由此可见，政治力量在战争中完全控制了网络传播。

由以上两个事例看出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的相互博弈，二者在控制力和操纵力上过于强大时都会将对方彻底压倒，从而在双方关系上呈现出一种失衡的状态，不利于大众传播的展开。

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博弈的原因

1．从制度层面阐释

⑴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原因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虽然近些年资本主义政府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方法，但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剥削仍然存在并根深蒂固。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网络传媒还是政治力量，所追求的是各自的经济利益，这正是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相互博弈产生弊端的根源所在。

⑵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原因

以我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我国的政治力量便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民与执政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中国的大众传媒,包括国内的网络传媒正是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由此我国的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有利于对网络传播进行宏观管理。但是，几十年来，我国的大众传媒一直充当着党和政府的喉舌，即教育功能相对突出，而监督功能则由于种种原因相对不足，对一些事件采取报喜不报忧的态度，对于事件报道的实效性不强,从而限制了网络传播的自由度，使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产生博弈。

2．从时间变迁上看

随着时间的变迁，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相互的影响是在不断变化的。可以说早期的网络传播是战争的工具，战争结束后网络传播继续充当着政治力量的工具，但是同时网络传播也开始追求自身更大的发展空间。网络传播的不断壮大，使其成为世界全球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也正努力使自己不再被政治力量所控制而成为一支独立的、自由的力量。由此，政治力量的控制欲与网络传播的独立愿望所产生的矛盾也是二者相互博弈的原因。

寻找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相互影响的最佳契合点

1．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的网络传播中，有相当一部分网络媒体和消息者追求的是点击率、经济效益，追求一种个性的张扬甚至是哗众取宠，从而使网络传播中的信息真假难辨，有的虚假信息甚至会对政治力量或国家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网络传媒和网民的自身素质绝对是优化网络传播的关键所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些信息和报道中带有明显倾向性与不实因素,绝不仅仅是由于网络传播的运作失当而产生的，美国的主导政治力量才是其根源。美国政治力量利用其强大的权力将网络视为其向民众喊话的传声筒，这种强势的做法势必会引起当代网络传播参与者的不满，由此本就存在的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也会更加激化。

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网络传播和政治力量所追求的都是经济利益，所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改变，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的不协调关系就无法根本改善，只能通过双方运作方式和态度的改善来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与不协调，力求使双方达到一个较为适当的契合点。

2．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受众在内的网络传播的所有参与者,与国家的政治力量即执政党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不存在网络传播与政治力量之间尖锐的矛盾。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网络传播应当是国家政治力量与人民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而使政治力量能清晰直接地了解大众的需求与想法，也使大众更为直接地参与到民主政治中。

网络传播的定义篇5

关键词：信息现代；网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信息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2-0156-05

马克思主义昭示我们：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以来，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信息时代，网络作为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它已经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宣传手段，也成为加强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杜威(John Dewey)1916年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用一句简单但又发人深思的话评说传播：“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存在，而且我们可以正当地说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在在网络迅猛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和传播离不开网络的支持。

一、网络传播及特点

互联网是目前在全球影响最大的一种开放性的信息资源网，它借助专门的通信界面和规程，使不同类型的计算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局域网等组成庞大的计算机网络体系，存放和传输海量信息，供世界各地的网络用户查询和使用。

信息传播历经语言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过渡到电子传播时代，互联网的出现将电子传播推向了更高层次。互联网是源于美国ARPA网的全球范围的网际网。ARPA网设计初衷是要将信息从传递端顺利地传送到目的端，其本质特征切实推动了信息的自由传播。WEB2.0技术改变了传统网络信息传播中的高度集中控制，推动网络传媒走向了“自媒体”时代。在自媒体时代，各种不同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主流媒体”的声音逐渐变弱，人们不再接受被一个“统一的声音”告知对或错，每一个人都在从独立获得的资讯中，对事物做出判断。

概而言之，自媒体时代的网络传播是基于WEB2.0技术的信息传播，它具有数字化、多媒体、超文本等明显的技术特征，集多种传播形式为一体，作为电子传播方式的一种，是现代信息革命的产物。它在促进传统媒体变革与转型的同时，也改变了广大民众获取信息、接收信息的方法和渠道，其信息传播的模式、途径乃至所传播信息的内容与形式等均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传播模式的复合性

以信息传播受众范围为依据，可以将网络传播模式划分为四种，即自身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网络传播模式是这几种传播模式的复合体，它拓宽了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打破了以往各种信息传播模式之间的界限。网络传播既可以是点对点的信息传播，也可以是点对面、面对点的信息传播，还可以是面对面的信息传播。网络传播作为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体现出其特有的复合性信息传播模式。

(二)传播途径的多样性

网络是现代高科技的杰出代表，是新时代人们用来进行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中介。网络传播的途径有很多，它们为信息传播提供了基础平台。这些途经主要有：(1)网络人际传播途径，包括电子邮件、即时通信、网络电话等；(2)网络组织传播途径，包括网上论坛、聊天室等；(3)网络大众传播途径，包括网站、博客等。同时，一些新兴的网络传播途径正逐步走进人们的视线。

(三)传播内容及形式的丰富性

从信息技术支持的角度看，互联网本身在不断进化：在第一代互联网时期，不同的用户在不同地方获得同样的内容；到了第二代互联网，有共同兴趣的人在一起形成网络社区；现在进入了互联网的第三个阶段，除PC之外，上网本、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智能电视、车载信息设备(IVI)等多样化的个人终端，都已具备了接入网络的能力――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移动终端的出现和普及，使得“永远在线”成为可能。这也使信息的传播从内容到形式几乎都摆脱了原有的限制，网络不仅可以传递大量文字信息，而且可以传递音频信息、视频信号等多媒体信息；网络存储技术的进步和带宽的增加，使海量信息的传播成为可能。网络域名、网站、IP地址数量及其增长速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网络信息容量的大小。

(四)传播速度的即时性

网络作为信息传播媒介，具有信息简单、信息传播迅速的特点。网络信息的排版制作过程相对简单，这无疑加快了信息提供速度，从源头上确保了信息传播的即时性。网络信息可以实时刷新，不受出版周期、播出时段限制，可提供最新动态信息。网络信息一经即可在世界范围内共享，它突破了信息传播地域局限，具有跨地域性传播的特点。

(五)传播操作的交互性

传统的信息传播媒介主要是以“推送”的方式进行信息的传播，信息接收者对信息的反馈力度较弱，信息推送者也很难及时、大量地接收受众的反馈信息。网络传播则大大提高了受众反馈信息的能力，信息传播操作交互性越来越强。在网络传播三部曲――信息、信息浏览、信息检索过程中，搜索引擎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受众从网络中“拾取”符合自己需求信息的能力得到加强，提高了受众主动获取信息的能力，增加了网络信息传播操作的交互性。

二、网络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承担的社会任

网络作为大众传播中的“第四媒体”，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繁荣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不同规模、不同性质、不同种类、不同专业性的网站不断涌现，使得网络在社会生活中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使命，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任。网络舆论主体借助于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在网络上针砭时弊，对社会问题发表评论，以自己强大的舆论来形成民意，推动社会事件向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方面发展，成为促进社会建构的重要力量。网络应切实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倡导者、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倡导者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我国正经受着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这些思潮多元、多样、多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社会思潮，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战，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广大民众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脑、人心；要大力传播和弘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引领社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整合多元的社会意识，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和价值认同。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组织者

网络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社会各个领域，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引导人们通过有效的形式和载体，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公众中的认知，带动人们深入实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做工作、学习、生活的指

南针和参照系，不断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推动者

网络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落实，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引导公众深入学习、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人们的吸引力，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引导力和推进力，不断增强人们自觉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者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先进文化的过程中，网络不仅要用正确的理论，而且要用鲜活的实践说服人、引导人和教育人，通过对实践中生动、鲜活的典型案例，塑造典范，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率和旗手。

三、网络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势

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引导具有方向性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灵魂工程”，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任务。网络作为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新闻舆论阵地和文化传播阵地，其信息传播具有高效灵活、双向互动等优势，这些优势使得它具有比传统媒体优越得多的传播条件，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拓展新的空间，提供新的载体，同时也为执政党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潮流提供新的媒介和手段。

(一)网络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范围更广

网络的功能和特性决定了它的巨大优越性，为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提供了现实条件。首先，网络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存和交往的方式，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拓宽了人们交往的范围。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里，交往不分年龄、性别、种族、国家。网络连接全球用户，覆盖的范围特别广泛。因此，利用好网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这就要求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网络具有信息量大，图文声像并茂的优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利用互联网这一新的平台得以传播，让人们提振精气神，更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来。

(二)网络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速度更快

网络的快速发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迅速传播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网络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速度。互联网速度快，时效性强，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传播给大众，人们可以迅速了解国内外正在发生的大事、要事。其次，网络缩短了人们的距离，冲破了时空限制。网络使人们的沟通能力发生了显著变化，使人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在网络中沟通、传播信息。互联网信息技术形成了网络化的信息高速公路，从而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把距离缩短到了极限。再次，网络更新周期快，能够瞬间把最新消息公布出来，人们得以更好地掌握国内外时事政治的变化。

(三)网络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更趋人性化

通过网络，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人都有权享受信息和知识。网民有同等机会表达心声，网络社区中最底层或最边缘的人，与其他人一样，拥有同等的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这也在事实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首先，在网上人人平等，信息人人共享。无论是谁都可以在网络上选择信息，都具有信息获取的自由。运用网络相互交流的人们之间是平等的。其次，网络环境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不再是一个被动过程，而是一个与网民们积极沟通的过程，人们既可以接受别人的信息，又可以反馈自己的信息。人们还可以在网络上畅所欲言，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改变了以前只能被动接受而无处诉说的局面，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更趋人性化。

(四)网络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具说服力

网络具有虚拟实在性，在虚拟时空中，人们摆脱了时空的限制，自由地表达意见。人们通过没有时空阻隔的网络可以针砭时弊、评议时政方针、弘扬社会正气，使人们深切理解并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说服力。四、网络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对策探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指出：“电脑网络的建立和普及将彻底改变人类生存及生活的模式，控制与掌握网络的人就是未来命运的主宰。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了整个世界。”可见，网络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信息载体具有非常独特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中，要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媒体，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采用最易为网民接受的语言体系、现实事例，以喜闻乐见和通俗易懂的形式，深入持久地开展宣传教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切实“入耳、入脑、入心、入行”，真正为网民所接受和认同。

(一)整合媒体资源，使网络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

在社会文化观念的传播和引导中，除了占领传统媒体阵地之外，应当充分利用备受青睐的网络媒体，整合各类网络媒体资源，创设和形成良好的网络媒体传播氛围，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以感官的刺激、感性的启示和理性的引导。2008年，总书记在《人民日报》创刊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指出：“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网络媒体的自由式和开放式发展，网络媒体各自为政的传播风格和模式，极大地制约了新闻资源、人力资源的共享，限制了媒体对受众需求的合理挖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中，各类网络资源需要整合起来，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既坚守信息传播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又充分发挥各大网站信息传播的特色化优势和个性化风格，将科学的理论体系与灵活多样的传播形式有机结合起来。

(二)夯实引导机制，使网络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杠杆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传播媒体突破了时间与空间、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限制，并以鲜明的多元色彩和超强的互动性，打破了原有的言论生态环境和单向度的话语格局。网络媒体的“亲民”本色、自由性、开放性特征，使其影响力渗透到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中，深刻地改变着公共社会生活。一方面，新兴媒体自由、开放、互动的传播特点重塑着人们捕捉、接收信息的习惯，同时也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特点乃至对世界的看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网络的开放性、无约束性及信息的隐蔽性，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传播中也可能带来信息选择的困惑和道德失范现象的产生。因为新兴网络媒体不仅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而且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在开放的网络媒体中，负面报道和舆论的传播速度会很快，影响也会更大。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网络传播模式中，建立健全完善的教育引导机制，是充分而有效地利用网络媒体功能的重要杠杆，是在实施网络化引导过程中趋利避害的关键因素。

(三)创新引导方式，使网络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备双翼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各类信息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单一感官影响，开始朝着视、听、触等多元感观的全方位影响转变。网络信息传播的多维性发展促使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模式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因此，在向网民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模式中，要特别重视开发和利用网络传媒开辟和开创崭新的教育引导方式。首先，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网络传播模式的思想引导体系、话语引导体系和行为引导体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传播方式大大削弱了传播者个人主观意志对内容的控制权，从而使得信息传播呈现出立体式发展趋势。基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也要从思想引导、话语引导和行动引导三个方面着手，有针对性地构建起立体式传播引导方式，确保网络信息传播和引导具有科学性、有效性和实效性，并能充分体现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感染力和感召力。其次，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网络传播方式的多维性和动态性有机结合。在网络信息传播模式中，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基于实现单纯的“信息灌输”转变为多元的“信息选择”，根据网民求新、求异、求特的心理需求，通过多种个性化的方式将引导内容寓教于乐、寓教于文，发挥隐形教育的作用。诸如在网上创办通俗易懂的电子刊物，举行各类个性化网络文化活动，制作富有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的网络视频，充分利用flash等媒体播放形式，把图文声并茂、多姿多彩、生动活泼的形式与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以吸引网民注意力，并以直观而形象的方式感染网民、影响网民，激发网民的想象力、创造力，使其受到熏陶和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网民的思想。

总之，信息时代网络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尽管网络有一些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会冲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但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将文化教育手段与法制规范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法制促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健康发展，从而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渠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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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的定义篇6

网络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文化这一大范畴，有着文化的共通性，二者密切相关。网络文化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宣传平台，又在一定程度上因为网络文化的多样性和难操控性，妨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反过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宣传，有利于规范网络行为和净化网络环境，促进网络文化更多地传播正能量。

（一）积极影响1.积极融入网络文化，能够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和宣传范围。网络作为网络文化的载体，与纸媒和电视媒介相比，具有更鲜明的优势，既能及时传播信息，又能提供更多的信息检索，为人们提供更大的信息量和更便捷的获取途径。因此，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多的人舍弃纸媒选择利用互联网接受各类信息。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2.1％，呈连年上升趋势。网民数量的不断扩大，也显示出互联网在信息传播上的巨大价值。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网络文化，必然更加适合当代人的信息选择需求，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和宣传范围。2.运用网络文化交互性特点，能够获得信息反馈，及时调整传播内容。网络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具有双向性，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文化获得信息，同时也可以对信息进行评论。因此，文化的传播者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得传播对象的评论信息，从而改进传播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网络文化，就是参与网络文化的交流和信息的反馈，利用这种特点，信息主导者可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进行反思，了解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以调整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实效性。3.通过网络文化，能够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形式。网络文化不仅具有内容的多样性，也具有形式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可以广泛利用文字、影像等形式传播，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打破传统的文件和书面宣传形式，更加灵活多样，使宣传的内容更加鲜活，也更加贴近人们实际。这一变化，也使人们从以往被动接受社会主流价值，到主动选择接受和理解社会主流价值，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说服力。

（二）消极影响1.网络文化的多元性，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易受其他价值观念的冲击。网络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它所传递的信息背后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例如，西方文化通过各类形式走近中国大众的视野，他们利用各种影像、新闻资讯等为我们描绘出西方世界的繁荣景象，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造成冲击，也使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改变。除此之外，一些西方文化的传播甚至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来宣传所谓的“普世价值”，主要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削弱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除了西方文化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造成的冲击，网络文化中也包含了大量的负能量和消极的价值观念，享乐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正在渐渐走进人们的观念，使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仅仅停留在宣传层面，而缺乏落实。因此，多元的网络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普及提出了巨大挑战。2.网络文化环境的复杂性，消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目前的网络文化，信息量大，内容丰富，个性化强，有广泛的受众面，人们在网络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他们各抒己见，观点不一。但在这种广泛的文化交流中，一些人往往缺乏个人自律，忽视道德的约束，制造出不良的舆论氛围。同时，网络公共法规不健全，对恶意造谣和传播不良文化信息者的惩治滞后，也缺乏对不良信息的过滤，这些都是造成网络文化环境复杂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传播，会受到各种负面信息的攻击，也会有各种负面舆论与所倡导的观念相背离，这会使人们对核心价值观产生误解和怀疑，从而消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

二、网络文化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途径

（一）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内容的吸引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不能仅停留在文件宣传、理论灌输的单一内容模式，在复杂的网络文化范围内，单一甚至有些枯燥的文字内容，很难成为网络文化消费群体的自觉选择对象。因此，我们需要增强宣传内容的吸引力，针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内容传播，比如制作公益短片倡导社会公共道德和社会美德,利用动画和其他影像资料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等，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内容，使内容更加真实，更直观地传播正能量，以增强其吸引力。

（二）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宣传形式内容和形式是相辅相成的，好的内容，没有恰当的形式，也不可能拥有好的传播效果。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过程中，我们也需要不断拓宽宣传形式，特别是融入最新的传播形式，比如利用微博、微信和一些社交网络平台，主动贴近最大范围的受众群体，传播价值观的内容，接受大众的批评和意见，从而不断改进和完善。除此之外，开展在线访谈、网络座谈等也是非常好的传播形式，无论是传统的形式，还是最新的技术手段，我们都可以应用网络。以网络为载体，融入网络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广阔的宣传空间和发展空间。

（三）建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专门网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现阶段大力倡导的主流文化，应该建立主题鲜明的网站进行长期的宣传。依附于某些新闻网站进行传播，只能是一时的、单一的，其传播效能也只能是阶段性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建立专门网站，并积极推广，在统一鲜明的主题下，我们还可以开设各种不同类型的版块进行宣传，这样做，既能集中力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能很大程度上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内容，同时推进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一步探索，促进这一宣传任务长期而有效地开展。

（四）法德并举，净化网络文化环境网络文化环境的优劣也是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效能的重要原因。在信息时代，一条不经意的信息、不负责任的言论，就有可能转变正确的舆论导向，影响大众的价值判断，甚至引发社会混乱。因此，我们要加大净化网络文化环境的力度，法德并举，在道德上约束，使网民明确上网公约，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在法律上惩治，对不负责任的网络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不姑息网络造谣者，为公众提供正确的信息和文化导向。近日，中国互联网大会发出坚守“七条底线”的倡导，但如何坚守，还需各方共同努力，打通上下沟通渠道，既疏又导，让正确的信息及时传达，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网络文化是信息时代最为重要的文化传播形式之一，它是新时代的产物，在新时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融入到网络文化的传播浪潮中，把握好网络文化的特点，利用好的宣传手段，弘扬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需要面向当代，面向大众，接受新时期各种文化的挑战，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相信这样的文化环境，也会给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的宣传带来新的发展思路，为提高宣传效能提供良好契机。

网络传播的定义篇7

关键词：网络社区 信息传播 侵权行为 侵权责任

网络社区，即SNS（英文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的缩写），指的是社会化的网络服务。近年来，SNS作为网络社区的典型模式，在信息传播和人际互动等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价值和影响力。通过网络社区，任何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之间都可通过网络产生一定的联系，并且通过这种联系形成群体性的信息交流。人们通过这种社会网络服务，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更容易达到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传播。近几年，中国的网络社区也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校内网、开心网、360圈等网络社区网站大量涌现。网民在利用网络社区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侵权行为，这些侵权行为对网络社区的信息传播的合法性和便利性提出了挑战，必须通过法律加以规制。

网络社区信息传播侵权行为的特点

由于网络社区信息传播具有网络社区信息传播行为者存在特定联系、传播内容十分丰富、网络社区信息传播兼具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效果等特点，给各种侵权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近年来在网络社区上时有发生侵权行为。网络社区中的侵权行为除了具备一般的网络侵权行为的共性特征外，还具有一些新特点：

侵权行为的行为人众多，且具有一定的关联性。随着进入网络社区的网民日益增多，可能发生侵权行为的人数也大量增加，现实中的相关案件也日益增多。同一般网络侵权主体相比较，网络社区信息传播中的侵权主体往往存在着特定的联系，像同学、朋友这样的关系，虽然可能关系比较松散，但相互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

侵权行为的后果比较严重，但行为人对网络内容的传播可控，责任后果可控。网络信息传播具有开放性、快速性、可复制性，因此在网络中的侵权行为很难加以控制，后果比较严重。网络社区信息传播的侵权行为作为网络信息传播侵权的特殊形式之一，侵权行为的后果一般也比较严重，但是由于网络社区的特殊性，信息传播者在进行信息传播时可以对信息传播的范围、信息传播的内容进行主动的控制，因此，对网络信息传播的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行为人可以进行有效的控制。

侵权行为更具隐蔽性，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监管责任提出更高要求。网络社区在网络中属于相对独立的空间，每一用户还可以通过隐私设置控制自己信息传播的范围。因此，同一般的网络信息传播的侵权行为相比较，侵权行为更具隐蔽性。

网络社区信息传播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及其完善

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我国并没有对网络中的侵权责任问题进行专门的立法，对网络社区信息传播中发生的侵权责任问题更是无法规制。一些零星的网络侵权责任规范散见于《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及有关的司法解释中。仅仅从办法、条例等规范性文件及司法解释对网络侵权行为加以规范，就其法律位阶而言，明显过低。2007年《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对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行为、明确相关当事人的责任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是我国首次在民事基本法中对网络环境下侵权责任设定的专门性规范，但在网络社区信息传播侵权责任中如何具体把握，需要进一步梳理。

网络社区信息传播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及其完善。我国现行的《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有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从该法第36条的规定来看，对于网络侵权行为人来说，其侵权行为的发生范围是在网络空间，从侵权责任的构成来看，同现实的侵权行为并无不同，一般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原则。在网络侵权行为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即只有网络服务提供者存在过错的时候才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社区信息传播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同一般的网络侵权的归责原则相同。一般来说，只要在网络社区中存在大众传播的违法行为，就可以推定相对人受到了损害。①当然，由于网络用户在网络社区信息传播中可以主动控制传播的范围，这可以作为认定行为人侵权过错承担的依据之一。

网络用户承担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责任较好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确定有前置条件。法律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要采取措施，或者明知道网络用户侵权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要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行为的认定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客观上能够判断，但毕竟要通过侵权法的理论去综合判断，仅凭所谓的被侵权人的一面之词来认定他人的行为是否侵权行为，显然是不妥的。法律的规定意味着任何网民在任何地点用任何方式通知了网络社区网站对相关信息采取措施，网络社区基于诉讼成本和法律责任的考虑都可能无奈地选择配合。法律不能矫枉过正，网络社区还承担着信息交流、共享的基本职能，此规定大大限制了网络社区承担的信息传播的基本功能，也侵害了公民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乃至言论自由。在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把这一责任转移到网络服务提供商即网络社区的网站身上，是不合理的。

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法律上建立客观标准来进行网络社区网站的过错认定。民法上的注意义务分两种，即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和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前者指普通人的注意义务，后者指有一定知识和从业经验的特定人的注意义务。这种“善良管理人”所承担的义务要求比较高，它不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为标准，而以客观上应不应注意为标准。在善良管理人的认定上，可以结合网站的规模、点击量、营运收入等综合考量。同时，为了防止某些人故意谎称自己被侵权，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删除、屏蔽等措施，给网络服务提供者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和损失，法律上可以考虑让当事人提供一定的证据，同时提供相应的担保。如果将来证明这种被侵权的情形是不存在的，行为人要以担保的财产承担责任。

网络社区信息传播侵权责任的主体。《侵权责任法》第36条将侵权主体规定为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社区信息传播的侵权责任的主体主要也表现为这两类主体。网络一般指广大网民，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概念则比较模糊。网络服务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服务：一是提供网络内容服务，二是提供网络接入服务。提供前者服务的叫互联网内容提供商（即ICP），对网络社区而言就是各个网络社区网站，比如人人网、开心网等网络社区的内容提供商。提供后者服务的叫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即ISP），是指向广大网民提供互联网联线业务、信息业务和增值业务的运营商。对于网络内容提供商（ICP）的侵权，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它们承担着网络社区内容的管理义务，如果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义务，可能要同网络用户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但是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ISP），侵权法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通常情况下，仅仅提供联线服务的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不可能构成《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的侵权。因为要让其承担侵权责任，必须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而单纯提供网络接入的服务商从职能上将很难证明它们在网络社区信息传播的侵权行为中存在过错。“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要指网络内容提供者，而不应当包括单纯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联线服务商。②

侵权主体是否承担连带责任。一是网络用户之间的连带责任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网络社区环境下侵权的个体之间一般存在特定的关联关系，当多个个体实施相同的侵权行为，如通过分享链接实施侵权行为，此时能否让这些人承担连带责任？笔者认为，此时的连带责任要慎重。《侵权责任法》第8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11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来看，数人侵权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要么行为人之间有意思联络，要么行为人的侵权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网络社区个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这种联络更多的是兴趣爱好和经历的关联，不等同于主体之间在实施侵权行为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侵权的意思联络；同时，网络社区的侵权行为的后果，往往是单个网络个体的侵权行为叠加在一起造成的总后果，单纯某个主体的侵权行为很难造成全部后果。因此，笔者主张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第12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来确定行为人的责任。除非证明了各个行为人存在意思联络甚至组织分工实施共同的侵权责任，否则不能让网络用户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二是网络社区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的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同网络用户之间在符合一定条件下需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但是，网络社区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的这种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没有明确规定，在理论上也存在争议。从预防侵权行为的角度考虑，解释为不真正连带以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向网络用户全部追偿，因为后者是终局责任人，这有利于预防侵权行为。③另外，网络社区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行为表现为不作为，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表现为作为的形式，这两种行为的结合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关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连带责任，笔者也认为解释成不真正连带责任更符合侵权法的基本精神。（本文为2010河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2010B630048《网络信息传播监管的社会成本控制和法律责任研究》和河南理工大学2008年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网络环境下的私法问题》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魏永征、张红霞：《大众传播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②张新宝、任鸿雁：《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

③周友军：《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网络信息安全》，2010（3）。

（作者为河南理工大学讲师，法学系副主任）

网络传播的定义篇8

关键词：“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1-0007-0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着引领方向、扶正祛邪之“道”，也作为教化育人、治国理政之“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承载着国家与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精神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成效，与传播方式的创新和选择密切相关。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一个传播性教育。在数字化、信息化和移动化的传播新格局下，以政府宣教、官方传达为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方式已难以吸引受众。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指出：“以加强高校网络等阵地建设为重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了互联网传播的重要性。互联网已经成为受众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获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息资源的主渠道。

“互联网+”的新技术呈现出破界性、双向性、海量性、多媒体与超文本等新特征，从而打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时空限制，建立传受一体的交互模式，发挥高效快捷的搜索功能，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技术支撑，进而实现“用人类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的目的。按照强化互联网思维，促进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示精神，新形式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要顺应“互联网+”的时代要求，以“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维为契机，实施“融媒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战略，提升受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资源的接受度，完成从单向、孤立、平面的宣传报道，转向互动、多元、立体的崭新传播模式。

对于“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一，“互联网+”是指“互联网思维+”，即形成的一种互联网思维：其二“互联网+”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利用互联网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和作用：其三“互联网+”是指“意识形态生态+”，即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生态和网络教育生态。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更好地契合“互联网+”的新特征，真正实现“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互联网上传播流行起来”？既要防止过于强调互联网的强大功能而忽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又要避免因缺少真正的互联网思维而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具体而言，亟需关注三方面的着力点。

一、形成互联网跨界创新思维理念，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效果

“互联网+”应用范式加速了当代世界的变化，造就了一个传播型社会，这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传统互联网的传播观念和传播方法论

“互联网+”将以互联网的规则、精神和价值，重新构建互联网与一切客观事物的关系格局，这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官方新闻媒体发声为主的传统传播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强化了传播效果。

其一，“互联网+”重塑传播观念。互联网思维强调“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的支持下，利用互联网的规则和机会来创新”，“设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信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规律和方法”。由此可以反映一个事实：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人们的行为规律都发生了深刻而明显的变化。如何真正理解、认知由于互联网思维改变所引发的传统传播规律和方式的变革，关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这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们树立一种互联网思维传播观念，主动以互联网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分析国内外用户的需求和特点，敢于打破传统传播链条和传播形式，以创新、跨界的视野为用户提供多样化体验：树立数据思维，从“海量”数据中精确筛选价值信息，整合优质信息资源，创新网络信息采编模式，实现信息资源在数量、时间、空间上的科学合理配置。信息资源处理的准确性和效率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影响力，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互联网意识形态控制力和引导力的关键。

其二“互联网+”创新传播手段，“互联网+”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实现好网络化传播的引擎，也成为全方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创新的关键之举。首先“互联网+”要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导向的正确性。“互联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传播的形式，所传播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立场观点的正确性是基本要件，这也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成败。其次，“互联网+”要找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受众点。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传播，务实是第一原则，要能够以大众口味为信息创新点，以期达到由“众口难调”转变为“众人皆捧”的目的。最后“互联网+”要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品传播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应强化市场意识、融合意识、用户意识，精选选题，融合资源，打磨精品，做到产品有深度、有广度，形成社会各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合力。

其三“互联网+”重构传播格局。“互联网+”的时代气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式传播格局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契机。首先，互联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理念的重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的“我传你受”关系随着“互联网+”的兴起逐渐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开放、平等、共享的去中心化精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理念从政府主流媒体的单一渠道传播转变为多向互动传播，从后期媒体转变为实时传播，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硬性传播转变为迎合受众接受心理的内容多样化传播。其次，互联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全过程的重构。互联网的发展转变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资源生产的全链条，重构了资源的结构和风格，以及受众的习惯和心理。最后，互联网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产业形态。一是传播服务的大数据应用。大数据的应用直接解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类资源精准投放的问题。针对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等各类群体提供个性化的定制产品服务，强化受众黏度。二是传播资源的泛社交化。互联网基于网络新型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网络社群日趋明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圈层化和社交化越发突出，完全改变了传统意识形态简单宣传的传播形态。

二、关注互联网受众主体能动作用，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体价值

“互联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在于强化了开放环境中互联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积极意义，以互联网思维充分遵循“以人为本”的根本精神，发掘受众的主体性，而不是以传统的行政思维主导用户需求，从而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互联网实际生态中以文化人的最大效度，不断增强互联网主体黏度。

（一）以人为本：明确“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r值观”的传播意义

尊重人性是“互联网+”的根本精神，互联网力量之强大源于人的创造性最大限度的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精髓满足主体的精神需要，而互联网是主体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创新方法之所需。所以“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逻辑是基于人的本质需求，规避了传统价值观教育传播手段的单一生硬，彰显了互联网理念促进主体全面发展的网络德育价值。

一是互联网个体传播格局使价值观引领成为人之所需。“互联网+”打破了以机构为单位的传统传播格局，以个体为单位的社会传播格局促进了人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与拓展，价值观引领也随即成为网络主体的迫切所需。当前一些网络“大V”将非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到互联网上“肆无忌惮”的个人“思想发声”扰乱了网络的清新空气，尤其是对作为网络主力军的青年群体极具诱导性和干扰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应担当起网络价值观引领的作用，满足网络主体明辨是非、澄清真相、扶正祛邪的迫切精神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充分利用网络格局变化特点，激活个体敢于发声、勇于辩驳的主体意识，引导个体运用互联网手段主动进行资源配置和功能整合，使每一个网络主体不仅是受众，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资源的分享者和传播者，促进网络主体主动正确“发声”，自觉担当起“网络清道夫”的角色，营造“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精神的浓厚氛围，还给属于互联网的“碧水蓝天”。

二是互联网技术兴起使教育方法的创新成为人之所需。“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维，使互联网从一种传播工具演变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性力量，使个体获取信息的渠道由传统依赖转变为主动建构，进而表现出强烈的实践体验需求，这也是“互联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技术的创新独到之处。以虚拟体验平台为例，移动互联网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体验，实现“理趣”的多样化手段。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虚拟主题公园、主题展览、主题游戏等虚拟空间平台，积极调动网络主体的多种感官能动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内涵转化为身临其境的虚拟体验平台，为网络主体适配各种场景服务，让网络主体在参与互动、游戏娱乐中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同，并感受互联网技术的无限魅力。这种足不出户的虚拟体验支持网络主体日常使用的移动客户端，使网络主体潜移默化地获得更多的价值观体悟，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和传播效果。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呈现出混合式传播方式，依托新技术创新形式，发展线上线下的融合创新。

（二）以文化人：突显“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目的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具有了资源聚合、实践体验、社交分享等“融媒体”传播特点。但是，无论何种传播形态，其出发点和立足点始终要以化人和育人为根本目标，培养人们能够自觉自律地接受、认同和践行主流意识形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互联网传播主阵地，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文化人“知止”作用在互联网中的功能拓展和教育优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思想精髓。“文”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哲思“化”就是要对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邃思想文化内涵来“化”人们的精神世界，使人们在育心、育德、育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最大程度地挖掘潜能并加以实现，使之在观念、心理、行为上达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认同，找寻到自身安身立命的价值根本，从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类灵魂”的教育作用。

所以，互联网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紧紧抓住以文化人的根本精神，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之人文精神的充分彰显。以互联网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理解“以文化人”的深层次内涵有两个维度：一是以圣人之精神和情操作为“文”，以互联网观念更好地完成“文明的教育化”过程，塑造文明化的社会人。二是以人的社会需要为“文”的教育内容，以互联网观念更好地完成“教育的文明化”过程，塑造教育化的社会人。前者重点在于作为主体的人去学习，而后者更多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去参悟，二者合一说明“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是一个外在输送与内在生成的学思统一过程。

人既是“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对象和主体，也是“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目的，实现以文化人是“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价值旨归。从本质上讲，“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核心要义就是解答“互联网+”时代下如何坚守以文化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根本精神的问题。所以，“互联网+”不能使人成为网络的奴隶，而是要让互联网为人所用：人主动运用互联网的过程，就是自觉接受和践行以文化人的过程。简言之‘‘互联网+”不是让人去逞能，而是让人能够更好地完成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文化涵养与文化修行。

三、打造互联网意识形态生态环境，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

“互联网+”重新构成了一个网络生态系统。如果将移动互联网比作一个圆环，网络用户的网络行为则形成了一个闭环。在互联网生态圈中，网络用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黏度将被记录下来，点击次数、搜索内容、使用群体等数据细节将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全貌，从而有利于打造互联网意识形态生态圈，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一）以权威信息平台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命力

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扁平化等特性将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生态系统，网络用户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机会将不断增多，各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自媒体也将层出不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在互联网中绽放出强劲的生命力。然而，互联网积极传播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浑水摸鱼、混淆视听，甚至泛滥成灾，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虽然互联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海量的信息内容和多样化的传播渠道，但传播的生命力仍旧主要取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容的含金量，优质上乘的信息资源才能最大程度地达到传播的预期目的，这就需要打造权威信息平台。

一是汇聚一批学术界专家和党报资深评论员，加强传播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信息技术学等不同专业专家之间的沟通联系，发挥各自专业所长，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设计不同板块，打造一批经得住公众评论检验的精品栏目，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息内容权威真实、鲜活可信。二是充分利用互联网“融媒体”的传播优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字、音频、视频、图片、3D动漫等多种信息资源相互结合，将生硬刻板、抽象乏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多媒体信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形象自然、亲切直观地表现出来，提升网络用户的使用频度和受教育效果。三是依托互联网的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挖掘呈现出网络用户的心理需求和关注焦点，根据不同目标人群来“量身定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息服务。如针对少数民族地域，应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用户的喜好和需求，为其提供有侧重性的主题信息网络宣传资源，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适用性和实用性。四是在发生突发事件形成网络舆论时，要及时有效地组织权威发言人第一时间权威发声，不仅要客观、真实、全面地呈现事态全貌，而且要能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进行事件的分析解读，向公众传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引导网络意识形态舆论走向，消除人们的错误认知，解疑释惑，稳定人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成为一个有公信力、值得信赖的权威网络信息品牌。

（二）以中国文化自信发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强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凝结，不仅是立足于中国的文化资源，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宝贵思想文化。“互联网+”的双向互动性，使网络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用者和生产者。“与世界分享你的知识、经验和见解”将逐渐成为网络主体的新常态，这种社交化生态环境将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输出”的广度和效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将向世界表达中国文化自信的最强音。

一是发出中国声音，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科学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核心内容，其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具有时代价值和中国特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紧密相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向世界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气魄与使命。“互联网+”时代要发出中国声音，传播好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应把握两点原则；其一，需求分析，强化传播精准性。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充分分析世界各国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知程度，掌握世界人民的文化需求和价值诉求，以便在国际交流和传播过程中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使文化传播不流于形式、不落俗套、不成为口号。其二，详细阐释，解答理论困惑。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解释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要将核心思想和价值观念精细化、明确化，做到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使世界人民能够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发出中国最强音，展F中国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