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网络打败网络”

最近一段时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先后对比利时布鲁塞尔、美国奥兰多、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孟加拉国达卡和伊拉克巴格达等地发动了大规模恐怖袭击。这一系列恐怖事件表明，当前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国际恐怖组织的外溢和扩展速度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另一方面，在9.11事件以来的15年里，尽管国际社会在反恐领域投入不菲，但效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据：2001年全球范围内的恐怖袭击为348起，造成的伤亡人数为4655人;2015年，全球范围内的恐怖袭击事件虽然比上一年有所减少，但仍达到了11774起，造成28300人死亡，35300人受伤，另有12100人被绑架或劫持为人质。因此，如何阻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快速扩张，仍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

恐怖主义存在于三个维度

如今，以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每个人的生活，成为现代人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统计，2013年全球互联网用户为27亿，占全球总人口的39%;到2015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32亿，占全球总人口的43.4%，仅2015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就增加了2亿。信息技术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让极端分子如虎添翼，为其利用网络空间突破现实世界中的物理屏障创造了无限可能。

以往国际恐怖组织之间交流和招募成员主要依赖计算机网络，以及需要加密的各类网络账户。对反恐部门来说，以往对于网络恐怖主义的防范主要聚焦于应对恐怖组织可能发起的各类网络攻击。但事实表明，除了发动网络攻击，如今恐怖组织还能够充分利用其他网络功能最大限度地拓展生存空间、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形象，并放大其政治诉求。对“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圣战”势力来说，网络在其恐怖活动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用网络发动信息战。目前，“伊斯兰国”及其追随者已经在全球建立了24个分支机构，经营着30多家媒体中心。这些媒体中心平均每天至少18条信息，包括图片、视频、新闻报道、广播、演讲等内容，这些内容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圣战”论坛、博客、微博、视频共享网站等平台进行，所使用语言大多数为阿拉伯语，其次是英语、俄语、库尔德语、法语和乌尔都语。

第二，利用网络实施心理战。“伊斯兰国”所实施的心理战包括两个层面：对内（控制区）主要通过实施严厉的“沙利亚”教法，压制不同政见者，清除内部颠覆活动，使普通民众保持顺从;对外主要是借助社交媒体，通过网络视频和出版物传播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在道义上削弱对手的正当性，同时打击对方士气。比如，该组织多次在网络上公布针对西方人质的斩首视频，宣布“暗杀名单”等。2015年春，“伊斯兰国”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100多名参与反恐战争的美军士兵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住址、照片和家属等信息，并煽动其在美国的追随者对这些人员发动袭击。这样做的目的即在于震慑对手和民众，使其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恐怖袭击的目标。

第三，通过网络直接发起攻击，实施网络恐怖活动。“伊斯兰国”拥有一支专业黑客团队，能够利用木马程序和恶意软件攻击敌方网络系统。2015年，该组织一度入侵了美国《阿尔伯克基日报》的网站和Twitter账户，并攻击了马里兰WBOC第16电视台频道的网站和Twitter账户。2015年4月9日，该组织对法国国际电视台发动袭击，造成当天11个电视频道的节目信号传输被中断。不过，迄今为止，该组织只能进行比较有限的网络攻击，比如破坏网址、篡改网页、实施阻断服务式攻击等。

第四，利用网络作为生存和发展的依托，比如借助社交媒体招募新人、寻求资助、获取情报，在恐怖组织内部开展协调等。“伊斯兰国”与其各地分支机构之间的联络，包括与效仿者和那些回流本国的“圣战”分子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网络进行。在2015年11月的法国巴黎恐怖袭击案件中，之间就是使用手机软件进行交流。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专家丹尼尔・柯亨指出，当前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实际上存在于三个维度：首先是地理和物理层面;其次是网络层面;最后是思想和意识形态层面。如果说在9.11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的反恐努力主要集中于物理和地理层面的话，那么如今反恐斗争正在转向网络空间和意识形态层面，战争形态也逐渐由常规军事斗争向信息战、网络战和心理战拓展。

颠覆网络战的传统定义

国际恐怖势力在网络空间的拓展，不仅颠覆了人们有关网络战的传统定义，也促使国际社会在此领域积极寻求应对之道。以美国为例，从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就已经把伊拉克当成了“真实世界的计算机网络战实验室”。奥巴马上台执政后，美国政府内部多次就网络恐怖主义问题召开会议，成立了“关于使用互联网的跨部门战略行动小组”和专门的网络反恐力量，并逐渐形成了关于“网络威慑战略”的概念。尽管创建这些网络作战力量的初衷主要是防范来自国家和职业军事机构的网络攻击，但恐怖组织和“独狼”好战分子发动袭击的风险现在已是一个极大的关切。这些从事网络战的武装力量不仅可以直接对“伊斯兰国”和“基地”等组织发动网络攻击，还能渗透到其网络中虚假信息、仿制“网络水印”，对进行离间等。

2010年夏天，奥巴马还授权美国反恐官员在国务院内部设立一个“战略反恐中心”，该中心不仅拥有数十名以阿拉伯语、波斯语或乌尔都语为母语的工作人员，还包括一些来自军方的信息战人员和情报专家等，专门在与“圣战”有关的聊天室、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上活动。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用网络打败网络”，它不只是重复或宣示美国的政策，而是对那些与国际“圣战”有关的网络进行即时监测，同时寻求构建对抗极端主义的叙事，以打破国际“圣战”运动的“回音室效应”。实际上，从小布什执政后期开始，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对主要国际恐怖组织实施“信息对抗”政策，即通过选择性地放大“伊斯兰国”、“基地”等恐怖组织的失误和负面影响，将其塑造成一个无恶不作、丧心病狂、嗜血成性的暴力极端组织，以破坏其在国际社会和追随者中的形象。同时，通过精选并放大温和派穆斯林的声音来抵消这些极端暴力组织的影响力。为此，美国政府不惜花费巨资，通过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等机构设立各种平台，利用公共外交、社交媒体、“超播”等各种形式对恐怖组织和容易被渗透的潜在群体实施有针对性的定向战略传播。

2016年3月，奥巴马颁布13721号行政命令，授权国务卿克里设立“全球参与中心”，由长期负责美军特种作战和低烈度冲突的助理国防部长迈克尔・伦普金担任中心特使和协调员。根据总统指令，该中心的职责在于“协调、整合、统一针对外国听众的政府宣传活动”，以揭穿包括“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在内的暴力极端组织所散布的虚假信息，同时“授权和帮助那些官方和非官方的合作伙伴公开反对这些暴力极端组织”，进而压制国际恐怖组织的影响，减少其潜在的支持者和追随者。这与其说是一场网络战，倒不如说是一场以网络为攻防平台的信息战和宣传战。

大数据反恐的局限

今年6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迈阿密大学教授尼尔・约翰逊和斯蒂芬・乌切提等人的论文，该研究对如何利用大数据开展反恐进行了探讨。他们通过对“伊斯兰国”支持者的在线活动进行长时间的追踪调查，找到了“恐怖主义后援会”性质团体的生存规律。在观察中，约翰逊等人发现这些在线社团存在一些特点：“伊斯兰国”在社交媒体上招募成员时，女性支持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监管系统的存在，每个支持“伊斯兰国”的在线社团都有自己的生存周期;在线社团的产生和衰落与现实社会中的恐怖行为具有一致的关系，比如，他们选取了两次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伊斯兰国”2014年9月18日对叙利亚城市科巴尼的恐怖袭击和巴西2013年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来比较恐怖主义社团的存在方式和那些关注社会运动的社团之间的区别。结果显示，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大量支持“伊斯兰国”的在线社团随之销声匿迹;而在巴西抗议活动发生后，关注者的数量不降反升。约翰逊表示，此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对网络极端主义进行适当的定量分析”，形成关于恐怖活动模式的规律性认识，以更加准确地预测未来的恐怖活动。

事实上，大数据技术早已被用于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利用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的超级计算机系统，美国反恐机构可以在数秒内完成成千上万人需要大量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比如收集、分析、整理来自手机、网站和电子邮箱中的巨量信息，或是对发动恐怖袭击的嫌犯和作案工具等进行分析取证等，寻找其中可能存在联系的蛛丝马迹。通过大数据技术或许可以阻断一些利用网络进行交流、招募和发动袭击，或是对其进行甄别、跟踪乃至实施抓捕和袭击，让人们从大量极为繁杂琐碎的常规工作中解脱出来。这一前景固然值得期待，但就目前而言，大数据反恐还存在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障碍。 2016年7月1日，多国大使及欧盟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悼念恐袭遇难者。

其一，大数据手段无法消除暴力极端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2015年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从长期来看，美国和盟国一起打击造成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和意识形态远比在战场上清除的能力更重要。”如果说地理空间的军事反恐和网络空间的大数据反恐是国际反恐的“硬件”，那么思想领域的反恐就好比是“软件”。虽然大数据技术可以大幅提升“硬件”建设，但无法从根本上取代“软件”领域的建设。

其二，网络和大数据技术的若干特征与缺陷会影响其在国际反恐中的应用。首先，除了使用搜索引擎无法找到的“黑暗网络”外，还大量使用其他公开网络进行活动，要想在这些网络上快速甄别和跟踪的信息并不容易。约翰逊也表示，“变数非常之多，要想设计出一个预测公式是非常困难的”。更重要的是，使用大数据技术有可能会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一些国家以反恐名义收集大数据的做法已经引起了诸多批评。其次，社交媒体网络的匿名特征可以让轻易地改头换面，以继续利用网络开展活动。2014年以来，美国逐步加强了对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监管，促使许多转而使用以俄语为主的VK社交网站。约翰逊等人发现，在对待涉及“伊斯兰国”的信息方面，Facebook和Twitter的反应相对积极强硬，会较迅速地清除有关内容。而支持“伊斯兰国”的团体在VK社交网站上往往能存在更长时间，而且由于该网站的用户主要来源于俄语国家，其中可能包括车臣的。同时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伊斯兰国”曾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在俄语国家进行宣传鼓动。最后，在各国政府反恐机构内部，对于如何使用网络和大数据技术进行反恐存在诸多分歧。通常来说，情报部门希望维持某些网络，以便继续从中获得有用的情报信息，而反恐行动部门则希望直接对其进行关闭。

其三，国际社会在网络反恐领域远未形成共识。在匿名的网络世界中，识别并追踪恐怖袭击的源头并不容易，开展国际协调更是困难重重。国际社会在此领域的政策不仅缺乏连贯性，而且行动迟缓、缺乏足够的共识。由于各国在网络技术发展中的不对称性，在此领域的国际合作还容易危及一些国家的信息安全。不要说其他国家，就连技术最为领先的美国也未必愿意与别国分享有关技术和情报信息。

由此看来，无论是通过传统反恐手段，还是借助方兴未艾的大数据技术，要想取得反恐战争的胜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