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范文

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1

关键词:国内税收竞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主体税种;财产税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026-03

国内税收竞争是指一国国内上下级政府和同级政府之间为促进经济发展,增强本级政府经济实力,采用税收或其他手段,来争夺经济资源的各种政府行为的总称。国内税收竞争可以划分为纵向竞争和横向竞争,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

一、国内税收竞争现状

(一)国内税收竞争下中央对地方的税收侵占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又被称为纵向税收竞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税收侵占主要有以下原因:

1.各级政府间事权与财权不相适应。事权与财权不清是中国财政体制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主要缺陷,由于各级政府的事权不清,各级政府的职能范围边界不明,使得划分各级政府的财力、财权缺乏科学的依据。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量上解中央之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仍沿用过去行政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习惯做法,中央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权,而并未明显增加事权。相反,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大幅度上解中央后,职能、职责范围几乎丝毫未变,而财权大量减少。这样必然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财权不相适应,中央政府用较少的事权侵占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

2.分税制不健全。中国的分税制其实是由包干财政体制转向分税制的过渡体制,是一种不彻底的分税制。从税种数量来看,划给地方的税种数量并不少,但由于税源分散,单个税种的收入有限,收入规模过小,税源缺乏增长机制,有的还日益萎缩,不能随经济发展而增加,不利于地方政府税收体制的建设。从税收权限来看,税收权包括立法权、税收政策制定权、税收征管权和税收分配使用权等。中国现行的税收权限如税收立法权和税收政策制定权仍然集中在中央。这些权限的集中,使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缺少自己的财力保障。

3.转移支付缺乏力度。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不足以起到调节区域财力和平衡经济发展的作用,特别是需要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地区往往都是欠发达地区,而中央政府给予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缺乏力度,甚至难以保证地方政府提供最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财力,有待进一步完善。另外,财政划转方式使更多的财政收入上解到中央,它不但没能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原本就已悬殊的收入差距得到弥补,反而呈现出加大这种差距的趋势。

(二)国内税收竞争下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侵蚀

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也称为横向税收竞争。目前税收制度的不完善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特别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税收竞争程度,造成了不同地方政府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目前中国实行“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流转税占税收总收入的60%左右,所得税占总收入的25%左右。下面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例,分析不完善的税收制度必然造成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侵蚀。

1.增值税。增值税实行属地征收,即在销售地征税,税收收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划分,地方政府拥有共享部分税收收入并为当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然而,增值税是可以进行税负转嫁的,纳税人在销售地纳税,但其税负最终由消费地居民负担。因此,如果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发生在不同区域,就会发生税收由商品消费地向销售地的转移。在中国,中西部属于欠发达地区,多数区域是原材料输出地和商品消费地,是东部发达区域的原材料市场和消费商品市场,欠发达地区输出原材料价格较低而最终接受产成品的价格却偏高,这就使欠发达地区负担了更多的增值税,而增值税收入大部分却由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获得。因此,中国增值税的征收制度使得税收收入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转移,致使贫省愈贫,富省愈富,区域差距扩大。

2.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改变了原来对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税率和不同税收优惠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筹码,限制了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侵蚀。但是新企业所得税法对跨区域集团依然采用汇总纳税方式。即如果总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区域,特别是总机构和二级分支机构及其下属机构不在同一区域,必然发生分公司所在地税收向总公司所在地的税收转移。然而总机构往往选择那些拥有大量战略性资源和高级优秀人才的发达地区,而分支机构会选择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欠发达地区。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空间上的分离,有利于企业同时利用各自资源的比较优势,实现税后利润的最大化。这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税收收入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地区间的税收竞争加剧。

二、地方政府选择主体税种的必要性――地方政府需要自主财源

1994年税制改革的重点是解决中央与地方间财政收入划分的问题以及逐步提高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中的地位。回顾分税制运行的十余年,这次改革确实更有利于加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但对地方税体系的建立缺乏总体安排和战略思考,地方财政逐渐处于严重依赖中央财政的状况,地方财政的地位在不断弱化。

自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保持在60%左右,地方税收收入在本级财政收入中仍然居于主体地位。但地方财政收入中近40%的部分来自于地方预算外收入和中央补助收入,这说明地方政府本级税收收入主体地位的逐步丧失,地方税的财政收入功能正在被弱化,地方财政收入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经济基础,必将为地方政府经济和行政职能的正常发挥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地方税制建设和税源建设的滞后。

1995―2007年全国地方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大体在33.1%～39.2%之间,远远低于国际70%～80%标准水平,这说明地方税收收入规模相对于地方财政支出水平偏低,难以保障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需要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另外,地方税收收入仅占全国税收收入总额的30%左右,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各级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严重制约了地方政府职责的行使,特别是在转移支付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会加重地方政府运行的压力,引发财政风险。因此,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迫切需要自主财源以满足地方财政支出和保证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

三、国内税收竞争下地方主体税种的比较分析与选择

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选择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税基较宽,税源丰富,且具有增长潜力,保证实现财政收入功能;二是税负公平,在收入和地区产业结构方面具有较强的调节性,保证地方经济的竞争活力,促使地方经济良性发展;三是地方征管效率较高,稽征便利,尽量减少税收的行政成本。

1.营业税。从现阶段来看,在地方税收入总规模中占首位的是营业税,约占地方税收收入的50%。营业税从价计征,可操作性强,适合中国目前的税收征管水平;与地方经济联系紧密,有稳定充足的税源,具有良好的经济调节功能;课税范围广,几乎涵盖整个第三产业,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因此,近期来看,营业税仍然是地方主体税种的第一选择。然而,从长远来讲,营业税不适宜成为中国地方主体税种,其主要原因是税制本身的缺陷以及受增值税扩围的影响。如果把现行营业税中的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税目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营业税的征收范围会缩小,相应的税收收入也要减少,不能满足地方主体税种的基本要求。

2.个人所得税。目前地方主体税种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属于直接税,其税收负担基本上都由当地居民承担,符合受益原则,并且其主要采用代扣代缴方式,便于地方政府征收管理。但是从个人所得税固有的特点来看,差别税率和隐瞒收入易引起地区间低税竞争,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流到成本低的地方, 这必然加剧各地经济发展差距,带来税收竞争的负效应。因此,从长期来看,个人所得税也不适宜成为地方主体税种。

3.财产税。大多数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实践表明,财产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是实行分税制国家的通例,财产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在75%左右。财产税自身优势决定了财产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其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动产具有非流动性的特征, 对不动产征税的经济影响范围较小, 财产税的地区税率差异不会改变该生产要素资源的地区配置。第二,财产税是直接税,税负难以转嫁,有利于调节社会分配不公。第三,对不动产征税,中央政府征收成本高,征管难度大,而作为地方主体税种,能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从本地利益出发,有效监控税源,及时足额征收入库。

然而,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财产税税收收入规模有限,无法通过财产税筹集到必要的财政收入以保证地方财政支出,财产税制短期内也无法彻底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改革也严重滞后。这些不利因素决定了财产税目前还不能成为地方主体税种。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财产税以其自身优势必将成为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最佳选择。

四、财产税成为地方

财产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除了财产税的税收制度尚待完善外,还有如下两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1.地方政府税收权限的有限性。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型的单一制国家。近十几年来,中国虽然实行了财政分级体制改革,但从总体上来讲,税权仍然高度集中,尤其是税收立法权。中国现行财产课税中各税种的税收立法权均集中于中央,税收的开征停征权、解释权、调整权以及一部分减免税审批权都集中于国务院和财政部,地方政府仅拥有一部分减免税审批权限,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因地制宜调节税目、税率和制定税收激励机制的自,不利于财产税区域性财政职能和调节职能的充分发挥。

从发达国家分级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来看,财产课税的税权向地方倾斜已经成为主流,一些分税制国家可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财产课税的开征、停征、调节范围、负担水平和收入规模,并且对财产课税收入相应享有较大的财权。比如在美国,财产税法由各州制定,可根据本州财政预算情况和税基确定计税依据、税率幅度及减免税等税收要素,这充分体现出财产税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税,由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与支配,收入划归地方政府用于当地的社区公共服务。

借鉴财产税制成熟国家的经验,中国应该构建一个以中央集权为主、适当赋予地方税权的地方税收体系。赋予地方适当税权有利于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地方事权与财权的统一;有利于规范地方收入构成;有利于完善地方税制体系。具体而言,财产税等地方税可由中央负责制定基本税法,授权省级人大制定实施细则,授权省级人民政府调整税目、税率、税收减免以及征收管理等权限,由各地根据地方经济状况,因地制宜自行决定开征、停征、选择本地区税率及确定适当的起征点或免征额等,以增强税制对地方社会经济的适宜性。

2.财产估价制度的缺位。财产价值的正确评估是财产税的有效征收的关键,因此,准确地评估财产计税价值是确定财产税税基、决定财产税应纳税额的基础。然而,中国对房产等重要财产的价值评估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评估机构的建立、评估方法的确定与选择、评估人员专业素质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不足,这也成为中国财产税制改革的重大瓶颈。为此,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财产评估制度。

(1)建立健全财产法规和财产登记制度。为配合财产税的改革与完善,一方面,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与财产相关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对公民与法人合法收入与财产的界定与保护,继续对财产管理予以规范,并从可操作性的要求出发,进一步对个人和家庭之间的财产转让、继承、受让、捐赠等行为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为财产税制的推行提供法律支持。另一方面,应尽快建立健全财产登记制度,尤其是私有财产登记制度。如建立财产实名制等,因为财产税的税基是纳税人所有的财产,只有实行财产实名制,才能正确界定纳税人的金融资产和其他财产,确保财产税税基的准确,防止纳税人转移税基,同时也为开征新的财产税种建立基本信息库。(2)加快房产评估制度的建立和评估机构的设置。房地产评估制度的建立主要是对财产价格评估方法的确定。形成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财产估价理论和方法体系能够为财产税收计征提供科学的依据。为适应征收财产税的需要,评估周期可以固定为三至五年,一个周期内不用再次评估。重点分析影响财产税的典型因素,如评估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房产的坐落位置(与中心城区的距离)、房屋建造时间、城区的人口规模及构成、住房的可获得性、城市就业情况、基础设施发展、气候等等。可根据调查实际情况,测算出各个因素的分摊系数。按照房屋原值乘以一定的系数总和,推算出房屋评估价格。

房地产评估制度必须是由具有一定权威性和公正性的专门机构进行的。建立一套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专业财产评估机构,包括两个方面,即政府的财产评估机构和社会民间的财产评估机构,前者注重财产的价格即核心问题的管理,后者主要在财产交易过程中发挥作用。另外,还应尽快建立一支富有实践经验、精通财产估价理论的估价师队伍,并注重资格认定和审查,为财产税制的改革和地方主体税种的完善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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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2

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是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把总额分成的财政体制改革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须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收入。这样，以“分税”为名的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税权并设立两套征税机构的财政体制改革，奠定了财政体制新框架，为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创造了条件，也为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增强了经济基础。例如，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央税的比重，由1993年及以前的20％左右提高到了1994年及以后的50％以上。这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此次财政体制改革，对完善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而言，只能说是一种必要的过渡措施。所以，中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仍有许多不足。

1、由于财政体制改革与税收改革在改革步伐上的差异性， 从而导致现行地方税制的不完善与不规范。地方税不是一种税的称谓，而是一组税的统称，有明显的财政意义。似乎可以如此简单地表述：地方税是对充作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源的课征。建立地方税体系是建立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客观需要。然而，在财税改革的实际过程中，财政体制改革是围绕市场经济需要“分”的思路展开的，即“分事、分权、分税、分管”。而税制改革则是为满足市场经济“统”的需要进行的，即市场是统一的，需要“统一税法”；市场是竞争的，需要“公平税负”。而统一与公平原则的实现，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税制”。但所提“合理分权”即满足市场经济“分”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种差异性就使得地方税制中许多税种基本没动，于是就呈现出“新税收、老税种”的面貌。同时，财政体制改革在进行“分”的时候，也没有分彻底，只是按中央、地方两大块来分税收。而地方各级之间则没有考虑。因此，现行税收制度就很难完全满足地方各级财政的需要了。

2、地方税源划分得不尽合理。按照效率、适合、 相当的原则来判定，首先是地方税源没有分级次，不能满足地方各级政府的需要；其次，没有按地域，而是按隶属关系、部门、资源或因政策调整的增加部分来划分税源，前者如企业所得税，后者依次如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银行营业税，这不但有碍于企业改革，也不符合税源的对应性；其三，没有很好地考虑有些税源的广度和潜力，如个人所得税和资源税，它们或是因其所得来源广大，或是因其资源为国家所有，而不可作为地方所得税；其四，没有贯彻同一原则，如增值税与营业税，都是消费税，划分原则应相同，即均应作为共享税税源。

3、地方缺乏必要的地方税立法权。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思想，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理财思想。鉴于此，地方政府有了征税权和独立的征税机关。但问题在于，除了全国性的地方税立法工作以外，地方没有根据本地的特点、资源状况和特别需要，开征一些地方性税种的立法权。可以说，这是乱收费的根源之一。

二、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

国家历史久远，其政权级次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变动，中央政府代表国家，下为地方各级政府，分别处理各自的公共事务。

不论各国地方政府所指为何，但“地方”总是相对于“中央”而言的。而地方又有其组织体系，分为一定的级次。因此，首先要确定地方政权级次，然后才能考虑相应的财政体制。

两千年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二级制和三级制之间徘徊。现在的省、县制，基本上是秦、汉郡、县制的继续。两级政府是中国两千年来的基本格局。解放以后，中国的地方政权制度虽然多变，但省、县两级都作为实级存在并各自有一级财政，应该是可以肯定下来的。

市在中国是近代的产物，可依其政治经济地位分为直辖市、省辖市和县级市。除了县级市以外，目前还实行“市管县”制度。市是一级政府，是实级，应有相应的财政。市以下一般设区，区亦为实级，也应有区财政。区以下的街道办事处是区的派出机构，不宜单设财政。

县以下是乡或镇，为实级政府，可有一级财政。在一些地区如有困难，可不设，亦可在条件具备之后逐步建立。

如上所述，依地方政府的实级，有省、市、县、乡四级，也就是说，地方财政亦有四级。

三、地方财政理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财政应是公共财政，是地方各级政府为满足本地区的一般需要，促进本地区经济、事业的发展，平衡财政分配，所需资金的取得、使用和管理的各种行为的总称。

由于“地方”总是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因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实质上的关系是：统一关系：国家对全国各地方的财政必须保持统一，统筹规划；从属关系：即权力的行使需遵从中央的统一的法规；调剂关系：中央调剂各地区的财政收支，以健全地方财政。

公共商品理论是财政税收的基础理论：财政支出的是公共商品，而税收则是公共商品的价格。公共商品理论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财政改革和税收改革指明了方向：民间部门生产私人商品，政府部门生产或供应公共商品，因此，政企必须分开；财政支出的只能是公共商品，而不是私人商品，因此，中国的财政预算结构需要转换；税收是公共商品的价格，因此，税收应真正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公共商品的意义。在广袤的商品世界中，基本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私人商品与公共商品。用来满足私欲的商品，称之为私人商品；用来满足公欲的商品，称之为公共商品。通过市场机制，研究私人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乃是私经济的核心，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围。而通过政治过程或政府的作用，研究如何利用公共商品来满足公欲的问题，乃是公经济的核心，也就是财政税收所要研究的主要范围。

公共商品（public goods）理论发端于西方。 因为翻译的原因， public goods 一词有多种表达：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货物、 公共财货、公共财、公共商品等。我们之所以采用“公共商品”的说法，是因为公共商品与私人商品相提并论可以更能说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事实上，“公共”意为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物品”多指日常生活中应用的东西，具有使用价值，但不一定具有价值；只有作为商品的物品，才具有价值。“产品”是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商品，只有那些自产自用的产品才不是商品。“货物”是供出售的物品，也就是商品。“财货”意同货物。“财”是钱和物资的总称：钱为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物资”是生产上和生活上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也是商品，所以，财与商品的意义相同。至于“商品”则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性；泛指市场上买卖的物品。所以，我认为把“public goods”统一翻译为“公共商品”较为妥当。而且，这样定义，就可以把公共商品与私人商品联系起来一起研究，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共性与特性。

地方公共商品。公共商品所在的位置亦会对消费者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某人因距离消防队较近而可能收益较多。这类公共商品可用地理条件作为划分的标准，大体上可将其区分为地方性公共商品、区域性公共商品和国家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这种分类，为建立多层次政府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严格区分国家公共商品和地方公共商品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大部分公共商品可以是国家的，也可以是地方性的。因此，这种区分只能是大致的：基本上为全国居民消费的公共商品属国家公共商品，基本上由地方居民受益的为地方公共商品。

国家供应的公共商品，是对全体国民给予等量的利益，例如国防、国家制定的法律、基础科学研究、国道、面向全国的高等教育等；地方政府供应的公共商品，在原则上，只不过是给特定地区的居民以等量利益，如环境保护、自来水供应系统、地方性道路、中小学教育等。所以说，地方公共商品乃是指能满足一定地区人民的公共欲望，而由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又可称之为被差别化了的公共商品。如同地方是相对于中央而言一样，地方公共商品也是相对于国家公共商品而言的，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因而其范围通常包括：文化、教育、公园、娱乐、消防、水利、交通和地方公用设施等。地方公共商品不但具有联合消费的特性，而且还具有私有性、排他性及排挤效果的性质，并与纯公共商品的性质有所不同。就某一地区而言，其一居民如果增加对该地区公共商品的消费，就有可能造成他人的不便，甚至会使其他人无法消费这种公共商品。例如，图书馆的座位有限等。于是，国家公共商品是由中央政府来进行资源配置，而地方公共商品则是由地方政府来进行资源配置，因而是有效率的。

地方公共商品亦有开放性与闭合性之别。开放性地方公共商品，具有外部性，其效益会溢散到该地区之外（外部效益）。因此，该种公共商品的资源配置，需要有上一级政府的专项补助，其资金来源为受益的辖外地区的特别课征。而闭合性地方公共商品，则不具外部性，其效益全为内部的，即全为该地区居民消费或享用，其资金来源为本地区政府，即地方财政。

此外，在一个空间经济里，同一地区的居民，对所在地区的公共商品的偏好，有较高的一致性。常言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例如，有的人喜欢居住在农村，而有的人却喜欢居住在城市。同时，地区内的各个居民对公共商品的获取能力也会有差异，例如，居住在公园、图书馆、游泳池等公共商品附近的居民，消费它们就比远处居民方便一些。

一般说来，在资源配置的功能上，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为佳。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人民对公共商品的偏好不同，而地方政府恰可直接根据本地区的居民的偏好来提供公共商品，人们也可以搬迁的方式从一地到另一地去寻求满足其偏好的公共商品组合，即“用脚投票”，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可见，地方公共商品的存在，也提供了劳动者在地区间移动时，所可能显示的对公共商品偏好的潜在机能，亦即人们以移居方式来显示其对地方公共商品的偏好。根据他们的偏好，各人将选择最有利的公共商品和税收组合的居住地。这种劳动者在地区间移动的信息，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决定供应地方公共商品的水平。

综上所述，地方公共商品之所以存在，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地方之间的差别性和流动性。所谓差别性，是指地方之间的发展水平、消费习俗、消费偏好等存在一定的差别，因而各地的居民的公共商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就需要有相应地方公共商品的生产和供应，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而所谓流动性，是指资源可以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这就是“用脚投票”的基本原因。

四、地方财源筹措

地方财源筹措的原则主要是受益原则。地方的财政收入应是政府的全部收入，其来源为自有收入和外来收入两大类。自有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而非税收入又包括与收益原则无关的罚款、捐赠收入与按受益原则的规费收入、工程受益费收入等。外来收入包括补助收入和地方公债。一般言之，地方财政的主要财源是地方税收。以此与地方公共商品的提供相适应的是地方财政支出。其原因是，由国家供应的国家公共商品，是对国民全体给予等量的利益，而地方政府供应的地方公共商品，原则上，只不过是给予特定地区的居民以利益。正确理解地方税的性质，对地方财政制度而言，是极为重要的。

由于“地方”仅为全国的一部分，因而就有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源划分问题。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原则一般有：（1）效率原则， 即以税收征收效率的高低作为划分标准，以确定税源的归属权限，如财产税类的各种税，就地征管较易确实，故一般划作地方税；（2）适合原则， 即以税基广狭作为划分标准，税基广税源丰且有流动性的税源划归中央，反之，则划归地方，如农业税具有地区性而且固定，故常作地方税；（3）相当原则，以税源的性质和税收负担分配公平作为划分标准， 如个人所得税，其目的在于全国人民的财富平均，因其税源广，税收弹性大，而宜划归中央。

这种划分，一般有四种类型：独立税源、共分税源、中央对地方补助和地方对中央协助。（1）独立税源，中央与地方各有其独立税源， 中央课征国税，以量能课税为原则；地方课征地方税，以受益课税为原则。（2）共分税源，即税收分成制，无论是国税或是地方税， 均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按一定比例划分其收入，国税则中央分成较多，地方税则地方分成较多，有时国税与地方税统一征管，使其税收分成更易实行。税收分成制又有两种主要类型：地方交付税与地方让与税。地方交付税是中央政府依各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而自国税收入中拨付一定比例给地方。地方让与税，是以国税名义征收的特定税收，根据各地的财政状况按不同比例，提拨作为某种特定财源。（3）中央对地方补助， 中央政府为达成某项特定目的或进行某一特定事业，给予地方的一定款额。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包括国库负担金、国库委托金和国库补助金三种。（4）地方对中央协助，即协助金， 在中央政府经费不足或兴办某项事业时有利益外溢时，地方政府有负担部分费用的义务，而由地方向中央提供协助金。

按照上述的划分原则，我们所期望的地方税制是什么样的呢？一般说来，建立一个较好的地方税制应该遵循三个标准：效益标准、公平标准和税收成本标准。

效率标准。利用税收来筹措资金，首先，必须使政府的财政活动具备充分的可能性。其次，课税不要给市场价格带来扭曲，影响民间部门的资源分配。本来，课税就具有非中性。只是要求在选择和设计地方税制时，尽量避免超额负担。这种超额负担，即为税收制度扭曲市场机制而给消费者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

公平标准。也称公正标准。税负的分配，应接近社会所能同意的所得分配模型，使财政支出与税收负担相适应。

税收成本标准。征收费用和纳税费用均应为最低。

五、地方财政改革

地方财政具有地方色彩，且主要是为了满足地方人民的公共需要。而地方政府的功能也只能在资源配置上，即向本地区的人们提供公共商品上，有极大的成效。所以，地方财政的改革应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其基本思路分述如下：

（一）建立地方公共财政。“财政”的英文是 finance 一词， 源于拉丁语 finic，其愿意是指支出的期限，后措公共收入，再后则演进为“公众财政”或“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及至现代，在市场经济中，“财政”或“公共财政”可称之为“政府经济”。也就是说，政府所应生产和提供的只应是公共商品。这里所称的政府，既包括中央政府即国家（具体地是政府，而且，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也包括地方政府。于是就有了中央财政或国家财政，以及地方财政的称谓。

然而，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财政通常亦称国家财政，不但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总称，而且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思想“国家分配论”的体现。在这个武库里，既有“公共财政”，也包括着“私人财政”的内容：其主要手段是计划；其结果是“政企不分”，致使市场机制难以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无论是在财政思想上，还是在财政预算的范围、方法和手段上。

因此，地方财政的首要任务是要由“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过渡和转变，把那些应由竞争性、经营性企业办的事情，随着市场的成熟度，按“四部门经济”的原理，逐步从财政领域清理出去，从而实现政府办政府该办的事，不同级次的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承担相对不同的公共服务职能。

（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有如下几方面：

1、财政的级次。地方政府现有省、市、县、乡四个实级， 财政一般也有四级，那么，作为其财源的地方税如何设立呢？根据中国的历史、市管县的现情、乡财政的不健全，以及考虑到国际上的通行做法，现在中国的税级结构设两级的办法较妥，而不必强求按财政级次去构建。如此，中央和省级均拥有各自的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及其解释权和调整权。当条件具备的时候，省以下也可推行分税制，但不赋予税收立法权，而只有税收执法权和税收司法权。与此相适应，地方税设两级，即省级税和市县税。乡财政包括在县财政之内，故一般可不设乡税。但在农村的“费改税”后，该部分可作为乡税，以充乡财政的固定财源。

2、税收管理体制的模式。 税收管理体制是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管理体制的模式按其税收立法和征收管理权限的划分，可分为三种类型：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宜集权分权结合型，即相对集中型，中央集中掌握主要的税收收入，地方掌握次要的税收收入，各自拥有一定的财权，同时以共享税为主构成各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专享税为辅。

3、税务行政。如何实施税务行政， 主要是如何设立财税机构的问题。财政机构的设立，原则上应是一级政府要有相应的一级财政。而税务机构的设立则不然。就其权责而言，一为税务决策机构，即研究税收体制、选择税种、调整人事、领导稽征机构；二为税务稽征机构，即专职办理各税的课验、计算和征收业务的机构。由于各国政体不同，有统一稽征和分别稽征的区别，因之稽征机构有统一的和分立的两种。统一的稽征机构，不论税收属于中央或是地方均统一征收，并分别解缴入库。其优点是节约征收费用，适于领土不大的国家，但解缴手续繁杂，工作量大。分立的稽征机构，国税、共享税由中央设立的机构征收，共享税中的地方部分，按规定由国税机构解缴地方；地方税由地方政府设立的机构征收。其优点在于合乎税源分配和财政体制的要求，适于领土广大的国度，但征收费用较高。中国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又是多层次的，这就使中国实行分别稽征制成为必然。现在已这么做了，总体来说效果是好的。今后要解决的问题是两套税务机构的协调问题。

但是，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一些税源很小的边远地区和基层税务所，如果仍然按一般原则设置两套税务机构，显得没有必要。为了节省税收成本，可只设一个税务机构，统征各税。

4、改善地方的收入机制。 主要包括规范收入机制和税种的合理划分。

（1）规范收入机制。首先，按公共财政要求， 政府收入即财政收入。为此，预算外收入应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其次，规范地方的收费，把那些必要的行政性收费改革为地方税种，亦纳入预算管理。其三，规费收入只能规定在公共商品提供给个人的范围之内。

（2）税种的合理划分。税源的划分， 要能满足地方各级政府的需要，符合税源的对应性，考虑税源的广度和潜力，并贯彻同一原则。按此，地方税体系的具体设想如下：

①商品税类：增值税、营业税，中央与地方共享。

②所得税类：企业所得税（与中央同税源而分率征收）。

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3

[关键词]住宅课税；税负归宿；税负输出；调节功能；财产税改革

近几年，我国对于开征物业税的研究一直是财产税制改革的热点议题，是否对居民住宅课税和怎样课税尤其是物业税研究的重点内容。综合起来看，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物业税应该具有的收入功能、调节分配差距功能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功能人手，分析未来物业税的定位、税种设置、课征环节、税率设计等内容。这些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对于居民住宅是否应该课税的问题也出现颇多争议。笔者认为，如果从税负归宿的视角去研究居民住宅课税问题，或许不难将各种结论归于一致。

一、对居民住宅课税税负归宿的一般分析

(一)税负归宿——较高收入群体

税收理论上税负归宿是与税负转嫁相关联的概念，传统的税负转嫁理论通常把住宅课税划归于很难实现税负转嫁的不动产直接税。然而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这种属性划分不是绝对的，住宅课税在一定条件下恰恰可以实现相当程度的税负转嫁。这种转嫁是按照辖区政府的管辖范围来进行的，如果辖区内住宅课税的税负能够转嫁到辖区外，就存在住宅课税的税负转嫁和税负归宿问题，当税负归宿成为辖区非居民，此时对住宅课税就实现了税负输出。显然，就纳税人而言，辖区政府对其辖区内住宅课税的税负归宿分为两部分：一是不能实现税负转嫁的课税，其税负归宿是辖区居民纳税人；二是能够实现税负转嫁的课税，其税负归宿是辖区非居民纳税人。因此，就住宅课税的税收负担能力和这两部分税负归宿而言，只有对在辖区内拥有超过一定标准的基本必需居住面积以上的住宅部分课税，才符合税收的能力原则和公平原则，而显然只有较高收入群体才有能力和条件作为住宅课税的税负归宿。较高收入群体与第一部分税负归宿的关系不难理解，而较高收入群体作为第二部分税负归宿则是税负输出的结果。以下着重分析住宅课税税负归宿中的税负输出问题。

(二)税负归宿中税负输出与居民住宅课税的内在联系

1　税负输出的内涵及原因简析。税负输出是指辖区政府通过税负转嫁对非居民征税以降低本地居民税负的行为。显然，税负输出的典型表现特征是辖区的非居民政府承担了较多的税收负担，税负输出存在的表象在于辖区内的居民通过税负转嫁，使辖区非居民成为税负归宿，或者辖区内较高名义税率下的税负也能够转嫁给名义税率较低的其他辖区居民承担。

从表象上看，税负输出产生的原因可能很多，但究其根本，税负输出则不仅仅是政府作为税收制度制定者的游戏，而在于多方利益博弈，主要包括辖区政府税收获利、资源所有的垄断租金、辖区非居民的资产或财富属性偏好、政府间纵向税收分权以及产品供求弹性的市场力量对比等。辖区政府的税收获利动因是指辖区非居民通过资本、劳动和财产向本地流动，享受了由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成本应不论身份由辖区居民或非居民纳税分担。资源所有的垄断租金是指如果辖区政府拥有垄断性资源，基于资源所有者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向辖区非居民对资源的开采收取垄断租金，这种垄断租金如果采取税收形式就是税负输出。辖区非居民对某种资产或财富属地偏好如果更多地倾向该辖区，那么辖区内这种资产或财富的持有需求则倾向于提高，这会造成其价格的上涨，其价格内含的税负则发生转嫁且被辖区非居民承接，并且只要上述偏好持续存在和税负转嫁承受能力足够，这种税负输出就不会停止，也并不妨碍此种资产或财富的需求上扬和税负水平的递增。政府间纵向税收分权则是指如果国家税权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立或授权，使地方政府在税种开设、征管和财政支出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那么极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的税负输出，在课税对象不容易自由流动而作为课税对象所有者的纳税人却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内，则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的税负输出。产品供求弹性的市场力量对比产生税负输出则主要是辖区内生产的产品在辖区内外一定区域范围内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即辖区非居民对于产品的需求无弹性，如果在辖区非居民强偏好性的约束下，就能对其形成很好的税负输出机制。

2　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居民住宅课税具有典型税负输出特征。如上所述，当某辖区政府拥有一定的税权，在辖区内课税对象不容易自由流动而作为课税对象所有者的纳税人却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内，就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的税负输出。即一辖区的非居民纳税人作为劳动要素的供给方，如果处在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内，该辖区政府对辖区非居民在辖区拥有的不动产课税，辖区内的不动产税负则会通过税收资本化转嫁最终让辖区非居民成为税负归宿。这种税负输出需要较苛刻的实现条件：一是辖区政府拥有相应的税权，在税率确定上具有相应的自由裁量权；二是成为税负归宿的辖区非居民同时作为劳动要素的供给者处在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即辖区周边地区；三是课税对象或税基是辖区内不容易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或财产，且相对于辖区外的同类要素或财产具有较好的持有价值。后两个条件可以用要素的流动性和差别性来概括，在分级财政条件下，和中央财政相比，地方政府财政所具有的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地方政府在运行中所必须面对的差别性和流动性问题。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的税种就容易产生税负输出，而以不动产和动产为课税对象的财产税各税种中，住宅课税是比较适合同时设定和满足上述条件的税种，因此，具备产生税负输出的可能条件。

现实经济生活中不难发现，住宅课税在给定条件下的确能产生税负输出。现以某省一级城市住宅课税为例。假定一级城市a具有相对于周边二级城市更优良的工作和居住环境，a城市政府对于辖区内住宅高于基本居住必需额定面积以上的部分课税，其税基弹性为：et=(b／b)／(t／t)=tb／bt。其中，b为住宅房产税基，t为税率。基本规律是，t越高，税基b越小。但如果一级城市拥有一定的税权，而辖区内住宅不具备流动性，则税负输出的上述本质原因都存在，只要城市外非居民的收入能力和偏好约束允许，非居民的财富以住宅为载体形式流向该城市的趋势就不会改变，该一级城市非居民能够承受的t就可以足够高，有税权的辖区政府可以提高边际税率，t就可以表现为累进性，税基弹性就可以维持不变，甚至还可以提高，税负输出便产生了。

二、居民住宅课税税负归宿的特殊分析——税负输出效应

(一)正效应之一：调节辖区居民和非居民的收入公平分配

对于居民个人作为纳税人而言，能够产生税负输出的应税住宅应该是其在辖区内拥有的超过基本标准居住面积以上的住宅部分；否则，如果辖区政府对于辖区非居民纳税人在辖区内拥有任何面积的住宅都课税的话，显然会显著阻碍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向本辖区流动，也就不会产生税负输出。如前所述，住宅课税的税负归宿都应该是高收入群体，因此，假定对辖区居民和非居民在辖区内的住宅以家庭为单位设定统一的标准居住面积，对超过标准居住面积以上部分的住宅课税，则能在辖区居民和非居民的收入转换为住宅不动产持有环节的财产分配中产生公平调节作用，进而调节由住宅不动产产生的财产性收入分配。如果该税收收入能够通过辖区政府的上级政府以转移支付的形式流向上级政府管辖的更广范围的低收入居民，则有助于实现辖区居民和非居民的收入公平分配。显然，这种收入分配的调节效应为住宅不动产物业税的开设提供了较好的理论依据。其前提是：第一，辖区政府及其上一级政府均有一定的税权；第二，所采用税率的累进性；第三，必须在辖区上一级政府管辖范围内统一设定以家庭为单位的基本标准居住面积。

(二)正效应之二：地方政府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

一方面，如果住宅课税能成功地产生税负输出，则意味着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受益外溢性，税收的受益原则要求辖区政府向受益的非居民征税，征税后政府将乐意提高税率以增加本地区的公共支出，改善公共设施，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辖区非居民则能够承受更高的税率，以住宅不动产为课税对象的税负输出则不会抑制辖区非居民的财富以不动产为载体向辖区流动。另一方面，按照税收资本化的理念，在政府支出配置有效率的前提下，任何收入或支出的增加，都有利于改善辖区政府的公共服务环境，提升辖区内不动产的价值。因此，在一定的情况下，较高的住宅课税税率意味着较高的地方公共服务水平，意味着财产价值的增值，而财产价值的增值既符合地方居民的利益，也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因而，追求地方财产价值的最大化就成为辖区政府和辖区居民与非居民共同关注的目标。

(三)正效应之三：公平分担辖区居民和非居民的公共服务成本

经济学一般认为，如果不存在地方公共产品受益外溢，则住宅课税如果按照受益税设计就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而如上所述，能产生税负输出的住宅课税纳税人尽管是辖区非居民，但其显然是辖区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因此，这种住宅课税并不违背税收的受益原则和横向公平原则，并且税率是按适度累进设计的，这也同时符合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

(四)负效应：在允许辖区税权分立和税率累进的条件下可能会引致地区发展的“马太效应”

根据居民住宅课税税负输出的设定条件，承担税负输出的辖区非居民作为劳动要素的供给者一般处在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内，其税负输出的载体之所以是其拥有的辖区内住宅不动产，主要原因在于税负输出辖区具有更好的公共服务环境，劳动要素的流动性背景实际上强化了税负输出辖区通过上述第二和第三个正效应引进资源要素，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作为税负归宿的辖区非居民所属地是税负净输入地，其财政收入和生产要素处于净流出状态。一般来看，在允许辖区税权分立和税率累进的条件下，富裕地区和一级城市的税负输出能力较强，经济社会发展也较快，贫穷地区和二级城市以下地区成为税负输入区，经济社会发展较落后，因此，住宅不动产税负输出容易产生“马太效应”，拉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三、税负归宿视角下我国住宅课税的路径选择

(一)我国具备了住宅课税的条件

1　收入分配和财产拥有的差距拉大使得住宅课税可以成为调节财富分配的有力工具。就各类居民的收入差距而言，我国在1982～2005年这23年间，全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0上升到了2005年的0.47，收入差距扩大57％，并且这种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近年还在继续。而从个人财富结构来看，目前我国富裕人士的财富配置结构中，25％的财富以住宅不动产为载体，住宅不动产成为财富集中的最重要途径。而从现行税制调节收入流量和财富存量的功能来看，无论是个人所得税还是财产税均不利于中低收入者，却非常利于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人为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且工薪所得税的累进程度较高、级距较小。现行财产税在交易环节对于住宅不动产在购入时课征1.5％～3％的契税，在持有环节，仅对用于生产经营或出租的不动产课税，仅对居民拥有车船和外国人拥有城市房地产课征车船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对于居民个人持有的财富存量征税基本缺失。税收是调节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主要工具，而我国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对于收入和财富调节弱化，且居民中高收入者在本地持有多套房产或异地拥有房产现象加剧。以成都市为例，住宅市场沿袭多年的一个现象就是，住宅的主力购买者是成都郊区和四川省内二级城市的群体以及外省人员，2008年成都市区五城区外的住宅购买者占到40％，其中五城区人员59.2％，郊区人员4.4％，本省人员23.8％，外省人员11％，单位购房和境外人员分别为1.4％和0.2％，这其中二次购房者居多。因此，基于上述税负归宿分析，住宅课税可以成为调节财富存量公平分配进而调节财产性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

2　分税制运行为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税权创造了条件。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税权，这也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税负输出创造了条件。在完善分税制过程中，可以为住宅课税的税权划分找到基于税负归宿和税负输出效应的理论依据。

3　地区发展差距加剧恰恰为住宅课税克服其税负输出负效应提供了税收调节地区均衡发展的空间。如前所析，住宅课税是利用税负输出辖区政府的上级政府税权对其税负输出负效应的掣肘来实现调节公平分配和缩小地区间差距的税种，因此，赋予地方政府对于住宅课税的一定税权是发挥其调节功能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政府税权的级别不宜定得过低，在一个适度宽泛的行政辖区内，利用税收和财政支出进行分配公平的调节才能真正发挥财政对于收入分配和缩小地区差距的调节作用。能产生税负输出的住宅课税要求其课税过程中需满足一个较苛刻的条件，即适合在生产要素流动性较强但财富资产流动性较弱且具有差别性的区域进行，这就要求政府税权级别不宜过低；否则就只能强化其负效应，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并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

(二)进行住宅课税探索的具体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住宅课税宜做以下探索：

1　准确定位住宅课税的功能目标——调节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住宅课税的税负归宿机理表明，该税种的开征不能以获得和提高辖区政府财政收入为目的。以获得财政收入为目的住宅课税要求税基宽广，税源丰富，对住宅不动产普遍课税，这将严重抑制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住宅课税开征只能以调节矫正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为目的，同时，兼具调节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功能；相应地，应税住宅和税率设计则都可以高收入群体为纳税人来进行设计，这样，开征住宅课税才不会竭泽而渔。因此，住宅课税不宜作为辖区政府的地方主体税种来进行设计，而宜作为发挥调节功能的税种来设计。对于许多关于物业税(主要以住宅为税基)应该成为地方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研究或结论，从住宅课税税负归宿的角度来讲都是不适宜的。因为类似于美国物业税作为地方主要税种的许多限制约束条件在我国还不具备，由于不具备住宅课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限制条件，硬性的做法就不可能让住宅课税成为良性税种，会对财产税改革带来严重误导，降低税制运行效率。因此，要十分谨慎地对待将以住宅为主要税基的物业税列为地方财政主体税种的说法和做法。

2　住宅课税的课征环节。通过住宅课税税负输出实现的调节功能的分析，要求住宅课税主要针对财产财富在保有环节课以较重税，在取得和转让交易环节尽可能减少税负或轻税。因此，作为居民个人的应税住宅，住宅课税在交易转让环节可将现行契税税率适当下调0.5％～1％，并取消在交易环节的相关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规定，取消的税负转移至保有环节负担。这样可以改变目前对住宅不动产交易环节名义税负过重而对持有环节税负过轻的不合理现象，可在保有环节课征住宅物业税。

3　住宅课税税率的累进性。住宅课税在交易环节的税率适宜采用比例税，而住宅课税的收入和财产公平分配调节功能是利用税负归宿一般机理来实现的，作为能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住宅课税则是通过辖区内外的差别税率实现的，两者都要求税率具有累进性，在兼顾效率要求不抑制财富资产的形成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要求辖区内外实行差别税率，在同一个城市的住宅实行累进的税率。税负输出地区税率的累进程度必须适度高于税负净输入地区税率的累进程度，目的在于既能调节收入和财产在具有税权的政府级别管辖范围内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同时又克服税负输出的“马太效应”，平衡税权政府行政管辖范围内各辖区的经济发展和财政能力。

4　住宅课税的城乡范围。鉴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财产分配差距很大，基于住宅课税的调节功能，住宅课税的范围在相当长时期内只应该限定在城市，县乡镇以下政府管辖的区域则不宜纳入住宅课税的征税范围。

5　住宅课税的税权确定。目前，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除了体现在大区域间的差距，即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外，还体现在省(自治区、自辖市)级政府行政管辖范围内一级城市和二级城市的发展差距上。总体看，一级城市享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地方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具备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居住环境，在一级城市越来越宽松的户籍政策和日益提高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周边二级城市居民把一级城市的住宅作为主要财富集中的载体而持有，一是实现财产价值增值，二是作为方便人员流动或度假休闲更宜居的异地住所。这样二级城市财富以一级城市住宅为载体加速向一级城市流人的结果，就形成省(自治区、自辖市)管辖范围内一级城市和二级城市发展的“马太效应”。因此，住宅课税税权适当在中央、省(自治区、自辖市)和市级政府间分立，则能较好地克服这种省辖各级政府间横向税负输出产生的“马太效应”。

具体来说，住宅课税的开征停征权和住宅课税的基本税率范围确定权在中央政府。住宅课税在省(自治区、自辖市)级政府的税权则包括：第一，课税对象的确定权，即在省(自治区、自辖市)管辖范围内统一规定以家庭为单位的基本标准居住面积。第二，在中央确定的基本税率范围内享有不同城市间的差别税率确定权、交易环节的比例税率和保有环节的累进税率确定权，且须规定一级城市的边际税率和税率累进程度必须适度高于二级城市。第三，住宅课税的收入在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之间分成分享。第四，省级政府的住宅课税收入一部分用于建设省(自治区、自辖市)管辖范围内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支出，这同时也要求建立和完善全省范围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部分专项用于对二级城市及以下县乡政府(重点是县乡政府)进行专项转移支付，用于支持受转移支付地区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公共服务，进而缩小全省(自治区、自辖市)范围内的地区发展差距。住宅课税在市级政府的税权则主要是确定本市范围内的税率和行使税收征管权。

(三)需要与住宅课税配套调整的主要税种和制度

1　现行财产税系的调整改革。由于住宅课税属于财产税的主要税种，鉴于我国现行财产税对于公平分配的调节功能缺失，必须对财产税其他税种、税率和课征环节等，按照“宽税基、低税率、少减免、简税制、便征管”原则进行相应改革，并且使财产税和整个税制结构中的其他税系进行协调，最大限度地发挥税制作为一个整体的调节功能作用。

2　个人所得税的调整。在对财产税改革的同时，为避免税制改革加重纳税人的负担，真正实现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取得环节调节收入差距的公平功能，需要对现行个人所得税进行必要改革：一是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免征额或者税前扣除标准。考虑到长期拉动消费需求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在通胀压力以及税法的连续稳定性，免征额应由目前的2000元大幅提高至7000～8000元。二是调整提高工薪所得的税率累进级距、降低税率累进档次和边际税率。另外，在税收征管条件具备的时候将现行的分类所得税改为综合所得税；即应税所得以个人申报为基础，将其全部所得加总一并计税，真正实现在收入取得环节的公平分配。另外，还须在房地产交易环节，取消现行个人应纳的营业税。

3　建立省管辖范围内统一的社会保障支出制度。在省管辖范围内实现住宅课税的调节功能，则需要建立和完善全省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将住宅课税收入专项用于这两项制度建设支出。

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4

关键词：财产税；房产税改革；受益观点；资本税观点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3007705

一、引 言

2011年，上海和重庆开始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2012―2013年，国务院相关部门多次表示将扩大个人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随着不动产统一登记、全国房产信息联网等制度提上议事日程，学者们对房产税改革各抒己见。

由于房产税改革试点时间较短、数据资料缺乏，所以，目前尚无法用规范的实证研究来验证这些观点。况伟大[1-2]实证研究中的房产税是根据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组织以及个人经营性房产征收的，不是对作为居民自有财产的居住性房产征收的，而对于居民自有财产的居住性房产征收房产税是当前房产税改革的主要方向。所以，他们的实证研究仅有有限的参考价值。郑思齐等[3]则避开了经验数据不足的困境，利用2010年城市居民大样本调查数据，测算了不同征税条件和税率情况下中国24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房产税征税情况，分析了房产税税收收入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以及给城市居民带来的税收负担。这项研究隐含的前提是房产税是可行的，并提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制定政策实现相应目标。刘洪玉等[4]提出了一个规范研究问题，他们指出，由于中国复杂的住房制度演变与住房产权结构，目前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与住房价值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匹配，在这种条件下，推行一步到位式的房产税改革必然在短期内引发严重的税负公平性问题。这项研究提出了房产税改革可能遇到的公平性问题，但并没有否定房产税改革的可行性。

房产税改革不仅关系到宏观经济效果，而且涉及到制度环境因素和机制设计问题，所以，现阶段房产税在我国是否可行仍然未有定论。由于住宅通常是居民价值最大的财产，而且具有不易隐藏、不易移动和易于估价等特征，所以，房产税是最主要的财产税。在西方学术界，关于财产税或房产税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受益观点和资本税观点，解读这两种观点，对于理解我国当前的房产税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财产税的受益观点

受益观点是在研究Tiebout模型的过程中形成的。Samuelson[5]认为，在公共物品消费上，居民有隐藏个人偏好、免费搭车的倾向，因此，分散的价格体系不能确定集体消费的最优水平，有必要尝试其他类型的投票机制或信号传递方式。Tiebout[6]认为，尽管Samuelson的分析对联邦支出适用，但并不适用于地方支出。他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地方政府提供不同的公共物品―税收组合，居民根据公共物品―税收菜单和个人品味来选择不同辖区，这一过程与市场机制下旅游购物相似。Tiebout模型假设居民以“用脚投票”的方式选择辖区和相应的公共物品―税收组合，政府以征收人头税的方式为地方公共物品和服务融资，税收相当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价格。

Tiebout模型继承了Wicksell[7]的一致同意原则。Wicksell[7]指出，如果政府认为建设一个公共项目是必要的，先要对该项目是否值得建设做出判断。福利经济学家通常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Wicksell提出了另一种方法――一致同意原则，其隐含的假设是，社会福利是否有所增进不但要考察社会成员的福利总和是否增加，而且要考察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福利是否都有所改善。具体做法是，政府通过单独的税收为某个特定的公共项目筹资，纳税人根据自己对公共物品数量的效用判断和所需承担的相应税收份额的意愿，通过政治的和集体选择的过程将最佳的公共物品数量和税收份额匹配，最终达成一种每个纳税人都能接受的协议。在Tiebout模型中，居民不是对某个特定项目“用手投票”，而是对某个特定的公共物品―税收组合“用脚投票”，但同质性社区的形成实质上就是一致同意原则的结果。一致同意原则不仅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福利的增益，也关系到相关税收政策的社会成本和执行效率――这是当前探究房产税改革所忽略的。

Oates[8]最先把Tiebout设想的人头税与财产税联系起来，他的经验研究表明，地方公共支出的收益和成本会以资本化的方式体现在住宅价值上，即增加公共支出将提高住宅价值，提高财产税税率将降低住宅价值，以此证明居民在选择辖区时是考虑公共服务―税收组合的，这正是Tiebout模型的前提假设。由于引入了住宅市场，财产税与房产税是等同的。Oates的研究说明两点：第一，居民在选择住宅时考虑公共物品―税收组合；第二，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影响住宅资产价值。Hamilton[9]进一步证明了财产税与人头税是等价的，他在Tiebout模型的基础上扩展了四个假设，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变化如下：第一，将住宅市场明确纳入模型；第二，假设地方政府能够实行有效的分区制。Hamilton的推理如下：第一，分区制确定了一个社区的最低住宅面积或价值，没有一个家庭可以购买到低于最低面积的住宅，从而以较低的税款来分享与其他家庭同等水平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第二，如果一个家庭欲购住宅的面积或价值高于社区的最低规定，那么他们会选择搬迁到一个更富裕的社区，使其欲购住宅水平正好等于该社区分区制的最低要求，于是，财产税有效地转化为人头税；第三，居民根据其对住宅和公共物品的品味产生群分。

财产税作为受益观点的重要前提之一是适宜的分区制能够得到严格遵守。Fischel[10]的研究表明，分区制并不仅限于规定一栋住宅所能占据的最小土地面积，还应当包含对建筑缩进、高度限制、不同建筑标准的规定、背街停车的规章、单个家庭使用的最小面积及限制等法律规定。他认为，这些分区工具已非常灵活，足以保证地方政府实施有效的分区。

受益观点揭示了征收房产税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即如果公共物品和服务不变，增加财产税税率会降低住宅资产价值；如果财产税税率一定，有效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将提高住宅资产价值――财量资本化是激励居民呼吁或退出的基础。受益观点强调了公共物品和服务与税收的对应关系，暗含了一致同意原则，这是财产税实现财政收入组织功能的基础。如果特定辖区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存在规模效益，那么，就会产生财政剩余并以资本化的形式体现在住宅价值中，进而保证居民有意愿缴纳房产税。

三、财产税的资本税观点

与受益观点竞争的是财产税的资本税观点。它是由Mieszkowski[11]利用Harberger的税负归宿一般均衡模型发展起来的。资本税观点不同于传统观点，其建立在单一辖区住宅市场的局部均衡模型基础上，认为资本不承担住宅财产税的税负，该观点假设单一辖区的资本供给是具有完全弹性的，即资本可以配置到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财产税对资本部分的负担以住宅价格增长的形式完全转嫁给住宅消费者承担，由于假设土地供给是完全缺乏弹性的，税收中的土地部分完全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如果土地供给不是固定的（如城市用地可以扩展到毗邻农用土地的市郊），则税负由土地所有者和住宅所有者分担，比例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弹性。而在传统观点中，财产税是对土地和住宅课征的一种货物税。

Mieszkowski[11]认为，这种局部均衡分析忽略了整个经济体系中所有辖区广泛使用财产税而带来的一般均衡效果。资本税观点假设存在两类辖区，高税收辖区和低税收辖区，同时假设全国资本供给是完全缺乏弹性的，因此，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承担了全国财产税的平均税负，Mieszkowski称其为财产税的利润税效应。他认为，利润税效应不会扭曲整个系统的资本配置，因为在全国的任何辖区，资本都要承担平均税负。同时，假设资本是可以在不同辖区间流动的，可完全逃避由地方财产税率与整个系统的平均税率之间差异所带来的税负。在高税收辖区，较高财产税率会使资本流出从而降低了当地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率及其竞争性回报，最终提高住宅和复合商品的价格；而资本流入低税收辖区导致当地工资和土地价格上涨，使住宅和复合商品价格下降。Mieszkowski将这一效果称为财产税的货物税效应，并指出对于整个经济系统而言，货物税效应基本为零。根据Mieszkowski的分析，利润税效应是决定财产税税负归宿的主要因素，货物税效应只起到次要作用。货物税效应扭曲了整个系统的资本配置，资本会从高税收辖区流向低税收辖区，直到所有辖区的税后资本回报率相等为止。

Mieszkowski模型把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税收视为外生变量。为了弥补不足，Zodrow和Mieszkowski[12]对资本税观点进行了重新形式化。Zodrow―Mieszkowski模型增加了受益观点所强调的地方财产税特征，如居民根据支出―税收组合选择辖区、地方公共服务内生的变化及其对个人效用水平的影响、相互独立和竞争的辖区以及分区制的作用等，推导结果表明，加入Tiebout模型的特征之后，资本税观点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仍然可以推导出财产税归宿的利润税效应和货物税效应的明确表达式，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住宅资本可以根据税率差异在不同辖区间自由流动，至少在长期可以转为其他用途；第二，全国的资本存量是固定不变的。受益观点则认为，住宅资本是不可流动的，而居民或家庭具有潜在的流动性――这是两种观点的重要差别之一。在资本税观点中，资本因为较高税率而流出，这一推论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为资本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不变的。由于资本外流具有扭曲作用，对辖区经济不利，所以，地方政府通常会选择较低税率。在受益观点中，不存在资本的再分配效应，税收价格与公共物品和服务是对应的。

受益观点和资本税观点都认为，财量的变化会影响居民住宅资产的价值。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区别财产税的受益观点和资本税观点是比较困难的。Oates [13]指出，目前为止的研究表明，我们不可能完全拒绝受益观点或新观点中的任何一个而接受另一个。资本税观点是一种宏观经济理论，强调财产税作为政策调控工具的作用；受益观点是一种城市经济理论，强调财产税的财政收入组织功能，涉及诸多制度因素。

四、重庆与上海的房产税政策比较

房产税不是一个新税种，1951年实施的《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已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组织以及外籍个人征收房产税。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组织拥有产权的房产征税；对个人出租的房产按出租收入征税，但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则在免税之列。2008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第546号令，废止《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缴纳房产税。而即当前的房产税改革是对城市居民的非经营性房产征税。

2011年，重庆正式启动对部分住宅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第一，对于独栋别墅，不管存量房还是增量房均要征税；第二，对于房价达到当地均价两倍以上的高档公寓也将征税；第三，对于在重庆无户口、无工作、无投资的三无人员在重庆所购房产，购买两套以上住房的从第二套开始征收房产税。房产税率根据房价达到当地均价倍数所划分的等级依次递增。同年，上海也开始实施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改革试点。征收范围包括上海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和非上海居民家庭在当地新购的住房。上海居民家庭人均不超过60平方米的，其新购的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税基暂按应税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70%计算缴纳，适用税率暂定为06%。对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当地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两倍的，税率暂减为04%。

重庆与上海的房产税政策是有差异的。重庆的房产税被称为“豪宅税”，具有再分配性质，针对富人阶层的政策意图非常明显。房产税税率的设定是累进的，主要是为了控制住宅价格。高档住宅以及配套的高品质公共服务对于富人阶层不仅可以满足他们的正常需求，而且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可以满足其炫耀性需求。因此，征收房产税可能不会显著影响富人阶层对高档住宅的需求。上海的房产税被称为“增量税”，针对的是住宅增量而非存量，其主要目的是控制居住面积。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政策都利用了房产税的调控工具职能，也就是资本税观点中的货物税效应和利润税效应。

由于重庆和上海房产税试点时间仅有三年，样本数据不足，加之房产税作用范围有限，所以，目前无法用标准的计量方法判断房产税对当地住宅价格的作用效果。笔者引入北京和成都两个未进行房产税改革的城市的数据，这两个城市在人均GDP、人口规模、地理区域上分别与上海和重庆对应。通过对比发现，未进行房产税改革的北京在2011年住宅价格超过上海，2012年之后逐步拉开与上海的住宅价格差距。而未进行房产税改革的成都住宅价格走势与重庆基本相同。这种差异是不同房产税政策的结果还是由于不同住宅价位对房产税敏感程度的差异，有待于数据充足时进一步检验。但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政策所产生的经济计算是不同的，在上海，所有购房者都需要考虑购房面积与房产税的关系，房产税政策影响整个住宅市场；而在重庆，只有少数高档住宅消费者需要考虑房产税因素。

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改革试点都选择了阻力最小的制度变迁路径。重庆的“豪宅税”符合税收的能力原则，又顺应了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但针对这类豪宅，征收消费税比征收财产税更为合理和有效。上海的“增量税”针对当地居民购置的第二套以上住宅和外地居民新购住宅征税，而且对当地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不超过60平方米的新购住宅暂免征税，这些措施不触及多数人的利益，只针对有能力负担的少数人和外来人口。相对而言，上海以控制人均住宅面积为目标的措施更为合理。这就相当于以整个城市为辖区设定了一个分区规则，即人均居住面积超过60平方米或外来人口需要为额外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付费，这样可以促使居民选择适宜的居住面积或租赁多余的住宅。

五、我国房产税改革的机制设计

房产税改革试点之所以只涉及少数人和少数住宅资产，是因为当前我国的制度环境不能保证地方政府按照受益观点来征收房产税。在无法落实一致同意原则的前提下，征收房产税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衍生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第二，地方政府对房产税持消极态度，特别是对有意吸引投资者和高技术人才的城市，可能会使房产税名存实亡。如果房产税只针对住宅增量或少数高档住宅，而不针对大量的住宅存量，那么，房产税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很难发挥出来。有资料表明，2011年和2012年，重庆根据试点改革规定征收的房产税收入分别为9 000多万元和14亿元。上海没有单独新房产税政策所产生的税收收入，仅根据2011年房产税增长幅度估算，最多为11亿元，如表1所示，从上海房产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比重看，房产税目前还不足以替代土地出让收入而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表12010―2012年上海财政收入与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上海财政相关年度决算报告整理而成。

推进我国城市的房产税改革，短期内，可以在条件成熟的大城市推广上海的房产税改革经验，但从长期看，房产税改革不是单纯的财政制度改革，而是一项重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目的是逐步营造一种适宜的制度环境，消除居民的抵触心理和社会成本，以保证房产税有效执行。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按照受益观点和一致同意原则重构城市治理结构，形成政府与市民的双重激励。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第一，治理结构要能够激励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通常认为，政府肯定愿意扩大税收，但如果土地出让收入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房产税仅占较小的比重，特别是房产税影响了土地出让收入，那么，地方政府可能没有足够激励收取房地产税，而会优先保证土地出让收入的稳定增长；第二，治理结构要能够激励地方政府有效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如果企业所得税或营业税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理性的地方政府会倾向于保护辖区内工商业企业的利益，不能有效为辖区居民供给公共物品和服务，甚至会引入重污染企业，对当地居民产生负的外部性；第三，将辖区居民的满意度作为地方官员考核和任免的关键指标，如果以GDP增长率为核心指标，那么，地方官员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下必然会重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而辖区居民的满意度对他们没有实际价值，因此，无法保证公共物品和服务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供给；第四，居民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呼吁和退出来表达意见，对地方官员形成激励和约束，这也是治理结构应该具有的功能。

从辖区居民的角度，第一，治理结构要能够激励辖区居民有充分的缴纳房产税的意愿，通常认为，居民有不纳税或者少纳税而免费搭车的倾向，但如果公共财政支出增加了生活适宜度，并通过资本化提升了住宅资产的价值，而且房产税税率在一个适宜而公平的范围内，那么，居民应该能够为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支付费用；第二，治理结构要赋予居民政治参与权以对辖区的政治决策施加影响，因为住宅通常是居民的最大财产，财政政策将会影响住宅价值，所以，居民如果不能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地方政治就不会有缴纳房产税的意愿；第三，辖区的规模应该保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同时又保证不对辖区之外产生正的外部性，在特定辖区内，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区位分布应该相对均衡，如果某些居民无法获得相应的公共物品和服务，那么，他们就不会愿意支付税收价格，辖区外的居民要获得该辖区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必须付出较高的交通成本和门票成本，如跨学区接受教育，公共物品和服务对其他辖区的正外部性也将降低本地居民为其融资的激励，这类公共物品和服务通常由更高一级的政府来供给；第四，要本着公平的原则对没有纳税能力的特殊群体减免房产税，即采取所谓的“断路政策”。

为了实现上述机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地方政府的层级应该确立为市下属的区县政府，地域范围过大，公共物品和服务分布的均衡性就会降低；第二，市级政府与区县政府之间要逐步形成不同的财政收入结构，其中，区县政府以房产税为主要收入来源，而市级政府掌握间接税、直接税和土地收益等，土地的规划和审批权限应归市级政府所有；第三，区县政府应推进民主法治进程，健全人大和政协制度，加强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增强辖区居民对地方政府的约束；第四，完善社区的业主委员会制度，鼓励业主参与和社区自治，培育微观的政治参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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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5

关键词：出口退税；应退税额来源；地方财政

1出口退税的概述

出口退税是指在国际贸易业务中，对报关出口的货物在国内负担的间接税予以退还的制度。制度目的在于使得各国出口货物不存在或是尽量减少税收的扭曲作用，鼓励各国出口货物的公平竞争。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曾详细论述了出口退税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认为：一国商人和生产者不以国内市场为满足，谋求更大的国外市场，但国外市场缺乏管辖权等优势，国外市场的开发和占有十分艰难，因此需要本国政府采取出口退税的政策鼓励出口。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深入，出口退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运用，我国也于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对经济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从宏观经济上讲，出口退税能够扩大国外需求，继而出口增长带动本国gdp增长，同时gdp增长引致的财政收入增长又给出口退税提供财力支持。因此出口退税可以看作是一类相机抉择的财税手段，通过对外出口的增减影响本国gdp；从地方经济发展来说，由于各地区经济结构本身的差异和不平衡，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应地出口退税对各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就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其中应退税额来源的划分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明显，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而且涉及到地方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2我国出口应退税额来源划分的发展

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在确定增值税作为共享税的同时，纳税人出口退税的应退税额由中央全额负担。出口退税完全由中央负担，一方面是与其他方面的利益调整相协调的，如与出口退税相对应的进口增值税收入归中央所有，从而保证了政府间利益均衡关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央财政相当于给予地方一部分的资金支持其发展外贸经济。当出口贸易发展水平较低时，出口退税规模较小，中央财政还能有充裕的资金周转，但是当地方对外经济发展进入轨道开始加速时，出口规模猛增，中央财政就会出现财政困难，也必将侵损外贸企业的相关合法权益，导致出口经济出现不正常发展甚至是萎缩。具体数据表现就是2001年至2003年中央财政负担出口退税分别1080亿元、1150亿元和1988.59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比重分别为12.58%、11.07%、16.76%；与此同时，中央财政累计欠退税高达2019亿元。

于是在2004年出口退税制度进行重大调整，对应退税额来源划分调整的关注尤为密切，因为其涉及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财力的二次安排。2004年制度调整后，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按75:25的比例划分给中央与地方。一方面，增值税是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中央地方权责对称，应退税额的比例划分符合这一理论要求；另一方面，中央财政全额负担确实存在困难，极易出现潜在的财政赤字，应退税额的分担减轻了中央财政的负担。但问题是：尽管我国经济发展较快，但地方与地方之间还是存在差异和不平衡。出口退税的这一调整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其有足够的财力等资源来保证应退税额的支付；但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应退税额的负担必然使得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出现类似调整前中央的财政困难。

3当前出口退税额来源划分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我国出口退税经历的两次大变动可以看出，出口退税应退税额来源的划分是中央和地方双方博弈以及外贸形势发展的结果，同时也适当考虑了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影响，尽量避免对市场和政府行为的人为扭曲。但从博弈的过程中反映出，由于我国国情的复杂产生了一些客观上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出口退税政策的良好落实，具体有以下两点：

①各地区出口额存在巨大差异。2008年全国出口总额14285.5亿美元，其中广东、江苏、深圳、上海、浙江的出口额占全国总额比重分别为23.65%、14.17%、10.33%、9.99%、9.19%，这五个地区的出口额占去的比重67.33%之多。而中部十省，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的出口额占比分别为1.46%、0.58%、0.26%、0.82%、0.67%、0.44%、0.65%、0.69%、0.5%、0.09%，十省加总还没超过7%，为6.16%。

这种地区间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是国家地方的产业发展政策所导致的；另一方面也直接取决于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但是从地方财政收入的构成上分析，如果按照现行的退税额划分比例，上述五个发达地区得到相当于中央财政给予自己一笔可观的转移支付收入，而这笔转移支付收入本质上是来源于其他出口较少的地区，这样一种不公平的“马太效应”加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而且行政政策具有较大的放大效应，不合理的导向极易产生更加复杂更加严重的结果，将直接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②出口退税分担易造成地方政府逆向选择。地方政府的逆向选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外贸策略的逆向选择和地方保护的逆向选择。从2005年起，中央与地方对超基数部分各自分担92.5:7.5的出口应退税额。以浙江省丽水为例：2004年丽水市应退税额27842万元，超基数8970万元，全市共负担2242万元；2005年丽水市应退税额40965万元，超基数16332万元，全市共负担1225万元。尽管地方财政负担有所减轻，但是毕竟是地方财政支出，影响了地方财政的绩效，于是地方政府为减轻出口增速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影响，外贸策略渐渐由出口促进转向出口限制。出口产品增值税是贯穿产品生产的所有环节，而每个出口产品生产环节又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完成，这就意味着出口企业所在地不可能收取出口产品所含的所有增值税，很多上游产品的增值税交给了外地政府，按照退税分担机制，出口企业所在地的政府分担出口退税，而收取上游产品生产环节增值税的地方政府却不必分担出口退税，造成新的退税扭曲，使出口企业所在地财政背上一定的包袱。特别是流通公司异地收购的出口业务，也就是异地纳税本地退税，加重财政的负担。因此地方政府的外贸策略倾向于支持本地购买原材料和产品的企业。一些地方政府为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对异地采购原材料或产品的企业，甚至采取种种手段拖欠出口退税款,加剧了地方保护和国内市场分割。

4完善我国出口退税制度

消费、投资、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紧要的作用。尽管目前我国强调宏观经济要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经济抵御外部变化的能力，但是出口仍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指标，所以完善出口退税制度也是优化我国出口政策的必要基础。

4.1坚持出口退税的基本原则

①应退税额中央与地方共同负担。即是谁出口、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至少具有以下积极效应:一是抑制地方为追求局部利益而可能出现的盲目出口现象，可以更好地打击“骗税”行为，并有助于将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控制在一个较合理的区间；二是改变以往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做法，可以增强地方政府的市场竞争意识与税收成本核算意识；三是打破出口经营权的垄断，可以大大降低收购出口的比重，有利于将收购出口制逐步转向出口制与自营出口制。

②一切从实际出发。即是综合权衡财政承担能力与出口产业的发展，可以暂时放弃“应退尽退”的出口退税原则，以“普遍部分退税”与“差别退税”相结合的方式确定相对稳定的出口退税率，鼓励出口的产品实施高退税率、限制出口的产品实行低退税率、甚至不但不退税还征收出口关税，避免出口退税率的频繁调整。

4.2应退税额来源划分的客观化

出口退税政策中应退税额来源划分的不能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次上，更多的需要客观化实际化：根据各个地方的实际财力、事权大小来确定相应的分担比例。具体说来按经济发展水平来划分，我国地域范围存在东中西三部分，东部绝大多数为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效益高、税额充裕、实际税率偏低且趋于下降；中部地区正在飞速发展，有着广泛的政策支持，税额一般，地方政府财力也相对一般；而西部地区尚有很大的空间去发展，实际情况与东西部地区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且三部分相比中西部的中央税收比重较高、地方税比重较低。基于此，对于实际财力相当充裕的省市地区就应采用地方负担较多的分担比例，对于鼓励出口或是地方财力较为贫乏的省市地区就需要中央承担更多的比例，一方面有助于地区间的财税平衡发展，另一方面没有违背国家“走出去”的外贸政策。

4.3适当调整基期核定退税基数

根据2003年实退数额来确定的退税指标显然偏低，因为各省2003年出口退税指标普遍不足，实际数偏低。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地方财政造成的压力是出口退税额支出的增加和企业所得税额的减少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已有的计算公式：

地方承担出口退税额=(计算期应退额-基期核定退税基数)

减少企业所得税额=减少出口退税额*企业所得税率*40%

税收收入净减少额=地方承担出口退税额+减少企业所得税额

因此财政税务部门应当对各省市地区最近几年出口的实际数量进行收集、分析，重新确定一个基期，保证地方财政负担应退税额的合理性和时效性，这也是促进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合理正常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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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6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财税政策；选择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和地区经济差距的存在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经济发展阶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过不平衡发展和不同程度的地区差距问题，而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区经济差距问题表现的更为突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从总体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特别是地域辽阔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低主要可以这样认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滞后是造成我国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当然，造成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有东西部经济发展历史上形成的差距以及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对西部经济发展形成的制约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与我国政府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财税政策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我国实施的财税政策是造成我国的原因之一。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央政府实施了相应的产业政策、投资倾斜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多种措施，旨在通过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以缩小我国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是，实际上，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并未因此而缩小，反而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已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从财税政策角度考察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财税政策，是政府作用于经济的重要手段。这是由于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通常是通过对财政资源这种公共品在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动态配置来实现的，财税政策是政府配置财政资源的制度基础。财税政策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集中分配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一方面，作为政府分配财政资源的依据，实现着政府在各区域公平配置财政资源的功能；另一方面，它为各市场主体提供市场信号，借助市场信号影响区域市场主体的行为，最终引导资源、要素和产品在区域之间重新配置，以缩小由于资源禀赋、历史原因及市场机制自发作用而形成的地区经济差距。由此可见，财税政策对于区域经济的干预不是取代市场，而是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针对市场机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失灵领域进行调节和引导，是运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保持发达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的重要工具。但是，由于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存在问题的限制，降低了其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作用的发挥，其突出体现在分税体制不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不合理等方面，具体包括：

(一)财政政策方面

1.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在1994年我国推行的分税制改革中，中央按“基数法”进行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由于东部地区扩张基数的能力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各省财政收人基数低，这样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自然接受的返还就多，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则取得的返还就少，这种税收返还未能发挥它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应起的作用，致使富的地方愈富，穷的地方更穷，不仅未能解决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过大的问题，而且以体制方式肯定了这种差距，加剧了地区间的差距。

2.财政投资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和国债资金，融资渠道单一，资金规模较小，资金使用的政策性不强，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低。

3.专项拨款和结算补助分配办法不规范，随意性大，分配结果使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反而得到更多的拨款，不但未能解决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问题，反而使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税收政策方面

由于地方税制以及税收优惠政策、资源税、生产型的增值税等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明显缺陷，使统一的税制在不同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税负效应，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不合理的税收政策对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甚至起到了“逆向调节”的作用。

1.地方税制设计不合理。地方税制既是地方政府取得财政资金，支持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调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我国现行地方税制设计不合理，严重制约了其对区域经济发展所具有的调节作用的发挥。其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现行税收制度中作为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是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我们知道，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区域产业结构愈高级化，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愈高。由此可见，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第三产业不发达，税源极为有限，造成地方财政收入不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既没有独立的地方税收立法权，也没有独立的税收减免权，不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这严重制约了地方资源配置效率。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减免权，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税务部门及各地方政府没有权限依据经济发展现状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也就导致税收政策中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和调整。

2.税收政策的调整并没有使中西部获得比东部地区更多的税收优惠，西部地区的税负仍然重于东部地区。综观我国已付诸实施的无论是西部大开发中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中部崛起中的税收优惠政策，它们无一不是从我国东部开发中所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中移植过来的。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之所以在东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由于这些优惠政策东部享有，而中西部不能分享所造成的。但当这些优惠政策从东部移植于中西部时，东部地区并不丧失对这些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权。况且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体现出产业导向，对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并无特别的鼓励措施，对产业结构的引导能力不强。目前，西部地区迫切需要发展的是交通、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而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行业倾斜度却明显不够。因此，寄希望于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来实现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

3.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1994年税制改革后，“生产型”增值税使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产业的税负重于其它产业。我国西部地区依其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形成了以资源开采、重工业等这些资本有机构成高为特色的产业布置格局；加之对“生产型”增值税转型试点改革的优惠措施，时至今日还没有惠及到西部地区，所有这些，都使得西部地区产业税负增加，从而不利于西部优势产业的发展。同时，现行的资源税制度由于税率过低，征税范围有限，加之政府对资源产品所实行的价格管制等。这种粗糙的资源税制度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不利于西部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财政优势

综上所述，新税制实行以后，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中比重大幅度上升，而中西部地区所获得的税收返还在全部税收返还中所占比重下降，表明中西部地区相对较重的财政税收负担不但没有得到减轻反而进一步加重。中西部地方财政困难较大，不能像东部地区财政那样对企业进行较多的税收返还，因而中西部地区企业所承担的实际税收负担相对较重。在各地以税收返还政策吸引外部投资的竞争压力下，中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本已入不敷出，对企业拿不出较大力度的税收返还措施。显然，这样的税收政策强化了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积聚效应，使得沿海地区有了更强的比较优势，加大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三、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

(一)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

1.建立有效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我国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主要是以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情况，其一般也作为中央调控能力的标志；同时这个指标也以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参照。全国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各级政府所取得公共物品占社会物品总额的份额，是国家汲取能力的标志，也是国家行政的物质基础。从理论上讲，由这两个比重组成的曲线图一般来讲不会出现交叉，假如交叉情形出现，就说明财税体制安排出现了问题：即或是中央财政集权过度，或是分权过度；或是国家汲取公共物品能力过强，或是偏弱。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和地区间的财政均衡，进而影响到转移配置制度的实施。一般而言，中央财政只有在财政初次分配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财力用于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才能通过转移支付逐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2.建立以横向均衡为首要目标的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包括纵向平衡和横向平衡，前者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拨款，后者则是为保证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基本均衡而给予的补助。事实证明，落后地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需求量要比发达地区更大，与落后地区相比，发达地区的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从整体利益出发，借助转移支付的方法在地区之间实现预算调剂，增加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以实现横向均衡目标。

(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选择

1.优化地方税制设计，扩大调节范围，增强调节能力。首先，应确定地方税种构成。在我国目前财税体制条件下，应明确建立以营业税和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和行为税为补充的地方税制度，这不仅可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拮据状况；而且有利于遏制地方政府借助不正当手段筹集财政资源。其次，赋予地方政府在地方税种范围内的相机抉择的税收决策权。这既可以弥补我国现存的税收制度缺陷，也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提高税收政策效率。

2.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建立以产业导向为主体的税收优惠体系。税收优惠要从传统的以区域优惠为主转向以产业优惠为主。改变我国目前实践中产生众多负面因素的区域导向税收扶持政策，实行统一、规范、易于操作的产业导向型税收优惠政策。通过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相互配合，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3.优化税制结构，适当降低落后地区税负。一是对中西部地区实行积极有效的税收减免政策，应特别强调以中央税的减免为主，真正体现国家对中西部等落后地区的实际扶持。二是进一步扩大增值税转型的试点范围。使这项具有税收优惠性质的政策及早惠及于西部地区。实现“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和鼓励投资，给该地区创造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和环境；三是要实行吸引投资的税收政策。对投资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待遇。这里着重强调的是这种特殊的税收优惠待遇，只能是投资于中西部的企业所独享的。例如对外来投资者以来源于中西部的税后所得再投资于中西部地区的，实行全额退税的鼓励政策等。四是完善资源税制度。资源税制度改革应遵循适当提高税率、拓宽征税范围的思路。一方面利用资源税税负转嫁功能，提高资源产品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利用资源税的分配功能，改善资源产品生产地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更好地发挥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春灿.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地方税制改革[J].亚太经济，2006，(3).

[2]王曙光，等.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财税特征及其对策[J].中国林业经济，2006，(1).

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7

[关键词]财产税；税收公平；地方财政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税收公平性问题基本可以归结为对税收归宿的讨论，本质上是税收对相对市场价格的影响。自tiebout提出“用脚投票”的公共品提供模式以来，有关财产税税收归宿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基于逻辑基础的差异，关于财产税税收公平的研究文献大体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即“受益论”与“新论”，并分别在实证文献中得到了支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财产税公平性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但大多是上述两种观点的应用。本文综述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财产税公平性研究的理论文献，一方面为国内学者了解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与发展方向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国内学者研究国内物业税的下一步改革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受益论”与财产税税收公平

自庇古以来，人们对公共品的市场有效提供一直持否定态度，tiebout模型改变了这种局面，为公共品的市场提供勾勒出一个理想的“用脚投票”式的市场运作模式。尽管最初的tiebout模型并不能恰当地反映现实，但其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财产税“受益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财产税的“受益论”观点由hamilton、fischel和white率先提出，并由hamilton和fischel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这种观点认为财产税是一种几乎能够鼓励当地居民做出正确财政决策的受益税。房屋业主作为地方政府支出的主要承担者，他们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促使地方政府在市政支出、税收和土地使用方面选择最佳方案，以使他们房屋价值最大化，这种选择的结果使财产税成为房屋业主对其所获服务的支出，从而也使财产税成为一个有效税种。

“受益论”观点在局部均衡框架内分析税收归宿，认为对房屋所征的税是累退的，不利于公平收入分配。其基本逻辑是：由于财产税是基于住宅单元价值的比例税率，而低收入家庭在住房支出上的比重较大，所以与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承担的财产税义务较重。“受益论”成立需要两个核心理论基石：一是分区制，即要求一个地区能够有效地保证财产税税基不受新居民过多的影响；二是资本化，即要求政府支出的收益能够充分体现到住房价值中。大量关于分区制的理论文献都致力于不存在公共土地控制的情况，模型构建的基础是居民对于地方服务和住房需求存在收入和价格弹性，而收入与价格弹性在居民与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差异，这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分类选择提供了可能。显然，这类研究并不能很好地模拟现实。事实上，对土地利用的控制往往是地方政府的最重要职责之一，miller对加州雷克伍德计划的分析、elllckson对euchd诉ambler案件的分析都试图证明社区居民通过地方政府影响土地控制的情况确实存在。而沿着这一思路最成功的理论则是中位选民定理。中位选民定理由howard bow-en首先完善，其后经济学文献对该法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统计检验。tnman调查了长岛58个学区，结果发现中位选民模型能够很好地预测学校支出之间的差别；在miller对洛杉矶县的详尽研究中，发现普通选民，而不是精英才是地域合并的最终决定者；randau holcombe总结了其他类似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很有说服力，并提出可以用中位选民模型作为政府决策的合适基准，就如完全竞争之于私有市场的基准一样。

资本化问题要求房屋购买者比较确切地了解社区之间的财政状况以及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oates首先提出了这一观点并予以统计证明，他研究了美国新泽西州北部城市1960年的数据，认为“如果一个城市提高税率，并用增加的那部分税收收入改善学校系统，那么回归系数表明预算开支增加所带来的收益可以大致抵消高税率对地方财产价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外，reimhard等也研究了其他公共事件对地方房屋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各种地方公共事件的影响都会非常准确地体现在房屋价值上。

二、财产税“新论”与税收公平

与财产税“受益论”相对立的另一种观点是财产税“新论”，这一观点由mieszkowski首先提出，后经george zodrow和mieszkowski进一步完善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mieszkowski通过调整harberger有关税收归宿的一般均衡模型，使其适用于对地方财产税的分析。mieszkowski的模型将整个经济中的行政区域分为两类：高税区域与低税区域，同时假定整个国家的资本供给完全没有弹性，研究表明，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负担了全国财产税的平均税负，mieszkowski把财产税的这一特征称为财产税归宿的利润成分。同时，由于高收入家庭的资产多，他们承担的税赋也多，所以财产税属于累进税制，是有利于公平收入分配的。显然，“新论”的这一结论与传统“受益论”观点截然相反。

另外，在zodrow-mieszki完善的“新论”模型中，资本的竞争性回报也得到了考虑。在税率较高的行政区域中，财产税使资本流出该地区，从而降低了当地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以及对这些要素的竞争性回报，最终提高了房屋价格；同时，由于资本被吸引到税率相对较低的地区，从而使流入地的土地与工资价格上升，并使房屋与商品价格下降，这一结果被称为财产税的消费税效应。然而，就经济总体而言，财产税“新论”认为相对于利润税成分，消费税效应只起到次要作用，因此，对税收归宿起主要作用的是利润税成分。

财产税“新论”同样也依托两个核心假设：一是资本可以因为不同地区间税率的差异而自由流动；二是在全国范围内资本总量保持不变。并且，即使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tiebout类型的特征，这两个基本的假设仍能保证“新论”结论的成立，因此，对“新论”的实证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其两个假设的经验验证方面。

三、税收竞争与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

税收竞争对地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实际上是财产税“新论”在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一种应用，也可以说是对“新论”的一种经验验证。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学者是break和oates，他们认为，由于税收竞争的存在，地方政府不愿对流动资本征税的心态，可能会导致他们将支出控制在没有效率的水平上，即导致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

zodrow和mieszkowski、wilson首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建立了一个存在许多相同 行政区的模型，这些行政区内的土地是固定的，资本则可以自由流动；每个地方政府选择其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以使他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最大化。其结论是：如果人头税可行，则用人头税资助的公共服务是有效的，此时财产税税率为零。如果人头税的使用存在限制，则财产税融资的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选择的公共服务会低于有效水平，原因是地方政府怕资本外流而采取税收竞争策略，从而减少了对资本税的使用。

brueckner对这种简单的税收竞争模型做了进一步延伸，在其中加入了劳动力要素，且允许这一要素根据其对不同公共服务的偏好而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进而在模型中融入了劳动力要素在不同行政区域间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仍然会出现税率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于有效水平的特点。一般来说，wilson证明，即使在比基本模型更复杂的考虑生产结构的模型中，只要征收财产税降低了地方资本存量，那么公共服务提供水平低下的结果就会产生。不过，如果行政区域面积可变时，公共服务数量不足的问题会有所减轻。而当大的行政区域与小的行政区域共存时，大的行政区域比小的行政区域提供的边际服务水平更接近于有效水平。当然，小的行政区域也可能会提供过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因为在小行政区域相对低税率会使小行政区域获得巨大的资本存量。

关于税收竞争导致公共服务低水平提供的传统理论都遵循了一些相当严格的假设，诸如地方公共服务不会出现人口规模经济效应、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完全由选民意愿决定等。而事实上，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人口规模效应存在的必然性，出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地方政府对公共品的提供也可能存在市场势力。因此，关于财产税税收竞争的最新理论也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wilson证明，当地方公共服务具备规模经济效应时，税收竞争模型不一定会产生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结果。luc noi-set将税收输出分析融入到标准的税收竞争模型中，放弃了传统税收竞争模型中一个经济体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假定，并进一步假设这个经济体中某个地区对某个特定产品具有专业化优势，即在这个产业上具有市场势力。结果表明，面对家庭与企业的利益权衡，政府可以通过对可流动的资本征税获得垄断租金，从而通过税收输出或租金收益给本地居民以直接的福利增加，并且，这种福利的增加完全可能超出由于税收竞争引致的资本流出而导致的福利损失。toshihiro ihori与c.c.yang在税收竞争模型中植入了行政区域内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政治竞争模型。他们构建了一个有n个相同地区(n表示竞争强度)、n个居民、资本与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并假定一个地区中位选民拥有的资产数量小于这一地区平均的资产数量。于是政治家为选举获胜而对税收政策的选择可以导致地区间的一个最优竞争强度，而这个竞争强度刚好可以保证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并且如果税收竞争低于最优竞争强度，则加强税收竞争有利于社会净收益的增加。

四、财产税改革、限制措施与税收公平

美国财产税改革的主要原因是纳税人的公平要求，也与财产税的特点密不可分。arthur o'sullivant以时间为轴线，介绍了美国财产税的改革历史。20世纪初，美国实施了最古老的税收限制形式，即对特别类型(级别)的地方政府的财产税率进行限制；大萧条时期，由于公民不愿意为地方政府公共设施建设而承担纳税义务，第一次财产税革命发生了，在1932年和1933年，美国共有16个州通过税收限制，其中大部分的措施都全面地对地方财产税税收设定了一个最高上限；加利福尼亚第13号提案的通过标志着现代财产税税收革命的开始，在1960年代以后，大部分现代财产税限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对财产税收入增长率的限制，此外，把对财产税税率的限制与对评估价值增长率的限制结合使用的措施也开始在一些地方政府使用。进而arthuro'sullivan给出了地方政府进行税收限制的主要原因：一是居民财产税在其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二是为了抵消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增加而引致的减少财产税的要求；三是从财产税过渡到对使用者收费的要求。

对于现代财产税限制的影响。preston和ichniowski调查了1976—1986年间在市政府层次上的财产税限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财产税限制减少了财产税税收收入及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地方政府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增加了，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也同时增加了。figho和sullivant设计了一个用于分析地方政府对税收限制反映的简单模型，模型假定政府使用两种投入：管理投入和服务投入，只生产一种公共产品的情况。假定地方官员有一个支付函数，并在他们的预算限制下使其支付额最大化，如果预算限制是由税法决定的，则支付最大化的投入组合必须满足如下条件：政府官员在管理投入和服务投入间的边际替代率(mrs)必须等于要素价格。显然，如果支付函数与生产函数一样，那么投入组合的选择就是有效的，否则政府的投入组合就缺乏效率，此时，预算消减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它的投入组合与产出水平。然而对这一模型的实证检验存在相互矛盾的结论：figlio提供的证据表明税收限制会导致地方政府削减服务投入而不是管理投入；dye和mcguire则给出了相反的结论。这种实证方面的差异或许可以用地方政府操纵选民的能力加以解释，即如果一单位税收削减带来的公共产品的损失越大，那么公民就越有可能同意通过地方政府的越限试图，从而消除税收限制的冲击；反之则反是。

财产税限制的影响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人们认为政府雇员工资过高可能是导致税收限制的一个主要原因，figlio研究了在实施限制和不实施限制的州中教师的工资，结论是实施税收限制的州中教师工资更低。o'sullivan、shefffint和sexton分析了基于购置价值税收体系的加利福尼亚的财产税改革，结果发现老年人与低收入私房业主是两类受益人群，很明显，这两类人群的迁移率低于平均值。这说明，只要市场价格的增长快于再评估限制，以购置价值为基准的税收体系就会导致水平方向的不公平，即市场活动越频繁的人需要支付越高的财产税。shires以地方政府是否有权从一项来源中吸纳财政收入作为判断地方政府是否对财政收入具有控制权的标志，其具体分析了加利福尼亚州1978年和1995年受地方政府控制的财政收入的变化，结果表明受地方政府控制的财政收入大幅下降。

除一般性财产税限制外，对特定项目或纳税人的税收优惠也是财产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断路政策是指居民实际财产税额超过一定的收入比例时，这些项目允许缴税人得到州退税或获得所得税减免。研究表明，各地能够享受到这一优惠的比例从15％到100％不等，但估计大多数州的参与率在50％以上。另一种常见的特定优惠措施是住宅税收豁免，即州政府强制地方政府豁免住宅财产税，baer估计的各州住宅豁免的参与率通常要高于80％。第三种重要的特定财产税减免项目即是对财产税项目的特定限制，其中最流行的两种限制措施是特定税率限制和财产征税限制。此外，也有一些文献对财产税特定项目 优惠进行了延伸研究。

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8

[关键词]财产税；税收公平；地方财政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税收公平性问题基本可以归结为对税收归宿的讨论，本质上是税收对相对市场价格的影响。自tiebout提出“用脚投票”的公共品提供模式以来，有关财产税税收归宿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基于逻辑基础的差异，关于财产税税收公平的研究文献大体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即“受益论”与“新论”，并分别在实证文献中得到了支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财产税公平性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但大多是上述两种观点的应用。本文综述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财产税公平性研究的理论文献，一方面为国内学者了解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与发展方向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国内学者研究国内物业税的下一步改革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受益论”与财产税税收公平

自庇古以来，人们对公共品的市场有效提供一直持否定态度，tiebout模型改变了这种局面，为公共品的市场提供勾勒出一个理想的“用脚投票”式的市场运作模式。尽管最初的tiebout模型并不能恰当地反映现实，但其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财产税“受益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财产税的“受益论”观点由hamilton、fischel和white率先提出，并由hamilton和fischel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这种观点认为财产税是一种几乎能够鼓励当地居民做出正确财政决策的受益税。房屋业主作为地方政府支出的主要承担者，他们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促使地方政府在市政支出、税收和土地使用方面选择最佳方案，以使他们房屋价值最大化，这种选择的结果使财产税成为房屋业主对其所获服务的支出，从而也使财产税成为一个有效税种。

“受益论”观点在局部均衡框架内分析税收归宿，认为对房屋所征的税是累退的，不利于公平收入分配。其基本逻辑是：由于财产税是基于住宅单元价值的比例税率，而低收入家庭在住房支出上的比重较大，所以与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承担的财产税义务较重。“受益论”成立需要两个核心理论基石：一是分区制，即要求一个地区能够有效地保证财产税税基不受新居民过多的影响；二是资本化，即要求政府支出的收益能够充分体现到住房价值中。大量关于分区制的理论文献都致力于不存在公共土地控制的情况，模型构建的基础是居民对于地方服务和住房需求存在收入和价格弹性，而收入与价格弹性在居民与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差异，这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分类选择提供了可能。显然，这类研究并不能很好地模拟现实。事实上，对土地利用的控制往往是地方政府的最重要职责之一，miller对加州雷克伍德计划的分析、elllckson对euchd诉ambler案件的分析都试图证明社区居民通过地方政府影响土地控制的情况确实存在。而沿着这一思路最成功的理论则是中位选民定理。中位选民定理由howard bow-en首先完善，其后经济学文献对该法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统计检验。tnman调查了长岛58个学区，结果发现中位选民模型能够很好地预测学校支出之间的差别；在miller对洛杉矶县的详尽研究中，发现普通选民，而不是精英才是地域合并的最终决定者；randau holcombe总结了其他类似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很有说服力，并提出可以用中位选民模型作为政府决策的合适基准，就如完全竞争之于私有市场的基准一样。

资本化问题要求房屋购买者比较确切地了解社区之间的财政状况以及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oates首先提出了这一观点并予以统计证明，他研究了美国新泽西州北部城市1960年的数据，认为“如果一个城市提高税率，并用增加的那部分税收收入改善学校系统，那么回归系数表明预算开支增加所带来的收益可以大致抵消高税率对地方财产价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外，reimhard等也研究了其他公共事件对地方房屋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各种地方公共事件的影响都会非常准确地体现在房屋价值上。

二、财产税“新论”与税收公平

与财产税“受益论”相对立的另一种观点是财产税“新论”，这一观点由mieszkowski首先提出，后经george zodrow和mieszkowski进一步完善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mieszkowski通过调整harberger有关税收归宿的一般均衡模型，使其适用于对地方财产税的分析。mieszkowski的模型将整个经济中的行政区域分为两类：高税区域与低税区域，同时假定整个国家的资本供给完全没有弹性，研究表明，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负担了全国财产税的平均税负，mieszkowski把财产税的这一特征称为财产税归宿的利润成分。同时，由于高收入家庭的资产多，他们承担的税赋也多，所以财产税属于累进税制，是有利于公平收入分配的。显然，“新论”的这一结论与传统“受益论”观点截然相反。

另外，在zodrow-mieszki完善的“新论”模型中，资本的竞争性回报也得到了考虑。在税率较高的行政区域中，财产税使资本流出该地区，从而降低了当地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以及对这些要素的竞争性回报，最终提高了房屋价格；同时，由于资本被吸引到税率相对较低的地区，从而使流入地的土地与工资价格上升，并使房屋与商品价格下降，这一结果被称为财产税的消费税效应。然而，就经济总体而言，财产税“新论”认为相对于利润税成分，消费税效应只起到次要作用，因此，对税收归宿起主要作用的是利润税成分。

财产税“新论”同样也依托两个核心假设：一是资本可以因为不同地区间税率的差异而自由流动；二是在全国范围内资本总量保持不变。并且，即使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tiebout类型的特征，这两个基本的假设仍能保证“新论”结论的成立，因此，对“新论”的实证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其两个假设的经验验证方面。

三、税收竞争与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

税收竞争对地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实际上是财产税“新论”在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一种应用，也可以说是对“新论”的一种经验验证。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学者是break和oates，他们认为，由于税收竞争的存在，地方政府不愿对流动资本征税的心态，可能会导致他们将支出控制在没有效率的水平上，即导致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

zodrow和mieszkowski、wilson首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建立了一个存在许多相同 行政区的模型，这些行政区内的土地是固定的，资本则可以自由流动；每个地方政府选择其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以使他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最大化。其结论是：如果人头税可行，则用人头税资助的公共服务是有效的，此时财产税税率为零。如果人头税的使用存在限制，则财产税融资的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选择的公共服务会低于有效水平，原因是地方政府怕资本外流而采取税收竞争策略，从而减少了对资本税的使用。

brueckner对这种简单的税收竞争模型做了进一步延伸，在其中加入了劳动力要素，且允许这一要素根据其对不同公共服务的偏好而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进而在模型中融入了劳动力要素在不同行政区域间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仍然会出现税率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于有效水平的特点。一般来说，wilson证明，即使在比基本模型更复杂的考虑生产结构的模型中，只要征收财产税降低了地方资本存量，那么公共服务提供水平低下的结果就会产生。不过，如果行政区域面积可变时，公共服务数量不足的问题会有所减轻。而当大的行政区域与小的行政区域共存时，大的行政区域比小的行政区域提供的边际服务水平更接近于有效水平。当然，小的行政区域也可能会提供过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因为在小行政区域相对低税率会使小行政区域获得巨大的资本存量。

关于税收竞争导致公共服务低水平提供的传统理论都遵循了一些相当严格的假设，诸如地方公共服务不会出现人口规模经济效应、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完全由选民意愿决定等。而事实上，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人口规模效应存在的必然性，出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地方政府对公共品的提供也可能存在市场势力。因此，关于财产税税收竞争的最新理论也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wilson证明，当地方公共服务具备规模经济效应时，税收竞争模型不一定会产生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结果。luc noi-set将税收输出分析融入到标准的税收竞争模型中，放弃了传统税收竞争模型中一个经济体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假定，并进一步假设这个经济体中某个地区对某个特定产品具有专业化优势，即在这个产业上具有市场势力。结果表明，面对家庭与企业的利益权衡，政府可以通过对可流动的资本征税获得垄断租金，从而通过税收输出或租金收益给本地居民以直接的福利增加，并且，这种福利的增加完全可能超出由于税收竞争引致的资本流出而导致的福利损失。toshihiro ihori与c.c.yang在税收竞争模型中植入了行政区域内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政治竞争模型。他们构建了一个有n个相同地区(n表示竞争强度)、n个居民、资本与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并假定一个地区中位选民拥有的资产数量小于这一地区平均的资产数量。于是政治家为选举获胜而对税收政策的选择可以导致地区间的一个最优竞争强度，而这个竞争强度刚好可以保证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并且如果税收竞争低于最优竞争强度，则加强税收竞争有利于社会净收益的增加。

四、财产税改革、限制措施与税收公平

美国财产税改革的主要原因是纳税人的公平要求，也与财产税的特点密不可分。arthur o'sullivant以时间为轴线，介绍了美国财产税的改革历史。20世纪初，美国实施了最古老的税收限制形式，即对特别类型(级别)的地方政府的财产税率进行限制；大萧条时期，由于公民不愿意为地方政府公共设施建设而承担纳税义务，第一次财产税革命发生了，在1932年和1933年，美国共有16个州通过税收限制，其中大部分的措施都全面地对地方财产税税收设定了一个最高上限；加利福尼亚第13号提案的通过标志着现代财产税税收革命的开始，在1960年代以后，大部分现代财产税限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对财产税收入增长率的限制，此外，把对财产税税率的限制与对评估价值增长率的限制结合使用的措施也开始在一些地方政府使用。进而arthuro'sullivan给出了地方政府进行税收限制的主要原因：一是居民财产税在其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二是为了抵消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增加而引致的减少财产税的要求；三是从财产税过渡到对使用者收费的要求。

对于现代财产税限制的影响。preston和ichniowski调查了1976—1986年间在市政府层次上的财产税限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财产税限制减少了财产税税收收入及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地方政府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增加了，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也同时增加了。figho和sullivant设计了一个用于分析地方政府对税收限制反映的简单模型，模型假定政府使用两种投入：管理投入和服务投入，只生产一种公共产品的情况。假定地方官员有一个支付函数，并在他们的预算限制下使其支付额最大化，如果预算限制是由税法决定的，则支付最大化的投入组合必须满足如下条件：政府官员在管理投入和服务投入间的边际替代率(mrs)必须等于要素价格。显然，如果支付函数与生产函数一样，那么投入组合的选择就是有效的，否则政府的投入组合就缺乏效率，此时，预算消减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它的投入组合与产出水平。然而对这一模型的实证检验存在相互矛盾的结论：figlio提供的证据表明税收限制会导致地方政府削减服务投入而不是管理投入；dye和mcguire则给出了相反的结论。这种实证方面的差异或许可以用地方政府操纵选民的能力加以解释，即如果一单位税收削减带来的公共产品的损失越大，那么公民就越有可能同意通过地方政府的越限试图，从而消除税收限制的冲击；反之则反是。

财产税限制的影响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人们认为政府雇员工资过高可能是导致税收限制的一个主要原因，figlio研究了在实施限制和不实施限制的州中教师的工资，结论是实施税收限制的州中教师工资更低。o'sullivan、shefffint和sexton分析了基于购置价值税收体系的加利福尼亚的财产税改革，结果发现老年人与低收入私房业主是两类受益人群，很明显，这两类人群的迁移率低于平均值。这说明，只要市场价格的增长快于再评估限制，以购置价值为基准的税收体系就会导致水平方向的不公平，即市场活动越频繁的人需要支付越高的财产税。shires以地方政府是否有权从一项来源中吸纳财政收入作为判断地方政府是否对财政收入具有控制权的标志，其具体分析了加利福尼亚州1978年和1995年受地方政府控制的财政收入的变化，结果表明受地方政府控制的财政收入大幅下降。

除一般性财产税限制外，对特定项目或纳税人的税收优惠也是财产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断路政策是指居民实际财产税额超过一定的收入比例时，这些项目允许缴税人得到州退税或获得所得税减免。研究表明，各地能够享受到这一优惠的比例从15％到100％不等，但估计大多数州的参与率在50％以上。另一种常见的特定优惠措施是住宅税收豁免，即州政府强制地方政府豁免住宅财产税，baer估计的各州住宅豁免的参与率通常要高于80％。第三种重要的特定财产税减免项目即是对财产税项目的特定限制，其中最流行的两种限制措施是特定税率限制和财产征税限制。此外，也有一些文献对财产税特定项目 优惠进行了延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