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手段范文

时间:2023-10-27 11:24:41

宏观经济政策手段

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篇1

这些新动向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经济调控的积极参与者。毋庸讳言,在现行体制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利益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这一利益格局决定了地方政府往往是宏观调控的被动执行者,不少时候,地方政府甚至会成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消解者”,即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原因无它,利益驱动使然。然而,今年年初以来,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当多的经济调控政策,这些政策多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指向一致。比如,浙江省就明确提出,电力紧缺已向浙江省的经济结构敲响了警钟,浙江省的经济结构必须改变。这与中央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目标显然是一致的。上海、深圳等地地方政府近来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目标直指这些地方居高不下且不断攀升的房价,与中央提出的严控房价不断大幅度上涨的要求紧密呼应。这些迹象表明,随着宏观调控的不断深化,地方政府大多已经对中央坚决进行宏观调控的决心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不再把去年以来展开的各种宏观调控当作临时之举,去掉了被动应付的态度,而改为主动配合。这些迹象表明,随着宏观调控的不断深化,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宏观调控措施不仅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利,而且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不无好处。在这些认识主导之下,地方政府主动参与了宏观调控。

经济手段逐渐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本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应有之举。然而,对于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来说,经济手段有时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本轮宏观调控刚开始时就是这样,一些经济调控措施出台之后,各地并不重视,依然我行我素。中央迫不得已,只得收紧银根,强制性地关停一批项目。近来,经济类的宏观调控措施已渐渐成为调控的主要措施。从中央出台的政策来看,有电力定价市场化的措施,有提高贷款利率抑制商品房需求过旺的措施;从地方政府出台的措施来看,有通过税收政策来打击商品房投机的措施,有通过经济手段引导投资方向以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措施,所有这些措施,都有着浓郁的经济气息。这一方面说明了行政型调控手段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本轮宏观调控正在朝着更加合理的调控方式回归。

宏观调控的新动向值得关注。与行政型的调控手段比较起来,经济型的调控手段其作用更为持久,也不易反弹。但因为经济型的调控手段会涉及更为广泛的经济利益,其作用的范围会更为宽泛,也就更有可能引起一些利益冲突,有时候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公平。央行房贷新政策出台以后,对于如何区分正常购房者与投机购房者,有人就表现出了格外的关注。对于如何界定经济型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范围,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也就是说,相对于行政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言,经济型的调控手段虽然有其可取的一面,但经济型手段也绝非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手段。对于这一类调控手段所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我们必须有所警惕,有所防备, 此其一。

其二,相对于全局来说,地方政府毕竟有其独有的利益所在。地方政府成为宏观调控主体之后,它们所出台的调控措施有其天然的局限性,不可能都与全局利益要求相吻合。如何协调全局利益与地方政府调控措施的矛盾之处,是地方政府成为调控主体之后,我们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也就是说,在今后的宏观调控中,必须要做到既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又必须更加注意解决这两个方面积极性的矛盾之处。

其三,目前来看,地方政府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宏观调控只是一个初步迹象,还有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并没有采取这些积极主动的措施;另一方面,已采取这些主动措施的地方政府也大多有自己独特的利益考虑,他们主动参与宏观调控的积极性能够持续多久,也是一个需要继续观察的问题。一句话,调动地方政府参与宏观调控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在今后的宏观调控中,这一方面不可掉以轻心。

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篇2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

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

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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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向阳:《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

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篇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2005年中国GDP的增长目标为8%,有着丰富的政策含义。一方面,从经济的惯性考虑,2005年经济增长不可能回落到更低的7%左右,与持续快速经济增长形势并不太协调,与预期相差太大的经济增长目标会变得没有意义,且有人为压低经济增长率之嫌;另一方面,目标也不宜过高,设定为8%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宏观调控的政策仍然趋紧,当局将继续推动从追求增长速度到追求增长质量的转型。

因为要大规模推进多项改革,所以,高层将2005年定位为“改革之年”。

每年岁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外界研判下一年中国经济的“风向标”。2004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使中国很多学者为之欢欣鼓舞。他们认为,中国向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从这次会议中,很多人看到了中国政府的转变。

为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更强调平稳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以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代过去行政色彩相对要强的积极财政政策。

宏观调控转向市场

持续了一年多的宏观调控将如何走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通过对会议公报的仔细阅读、逐条分析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钢明说:“在当前宏观经济大幅度波动因素仍然存在,围绕过去和未来一段时期宏观调控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尚未结束之时,会议公报的论述,给认识和展望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走向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和理论启示。我认为,未来中国的宏观调控方式将转向重视市场手段。”

这一点成为了学界的共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宣布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对于稳定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是大有好处的。同时表明,2005年的宏观经济调控将更多地采用适合于市场经济的总量手段,这也是非常好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也认为,在调控的方式上,中央政府将注重使用经济手段,减少行政干预,运用经济杠杆,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回顾一年多来的宏观调控,袁钢明以2004年4月底为界分为两个阶段: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4月底前,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2004年4月底以后一段时期主要采用行政手段。

袁钢明认为,经济手段调控与行政措施不同,两者对投资及经济运行状态产生了差别很大的影响。2004年初未采取行政措施前,投资增速猛然上涨,采用行政措施后投资增速顿然下降,很多人认为由此可以看到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的失灵及行政措施的有效。但从另一视角看,投资增速突然高涨,既可能是行政措施临近出台所引发的投资逆向选择,也可能是经济调控不到位,未及时上调利率抑制需求所致,如果充分采用经济调控手段而不是行政措施,有可能不会出现投资的大起大落。2004年10月底央行上调利率,终于表现出重视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新动向。

公报在论述此次宏观调控所运用的手段时,没有提及前一段时期很多论述极力主张的行政手段,指出此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深了对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关系的认识,增长了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袁钢明说:“中国政府对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认识深化,远比宏观调控取得的当前成果意义更为重要和深远。”

财政货币走向稳健

在2004年10月底的加息之后,就不断有消息透出,中国的财政政策要转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这样的政策指向:2005年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为了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自1998年起中央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形成了中国经济对财政支出扩张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局部经济过热现象。况且如果继续大量发行建设国债,会使财政风险进一步积聚。应该承认,在过去的经济过热中,对原材料的强烈需求及煤电油运出现的供应紧张,政府投资的大项目难辞其咎;而稳健财政政策正是为了抑制投资需求,防止过热。

实际上,从2002年~2004年,长期国债发行量就呈现依次递减的趋势,分别是1500亿元人民币、1400亿元人民币和1100亿元人民币。这可以视为中央政府为财政政策转向所释放出的明显信号,亦是官方为积极财政政策有步骤淡出悉心铺路的表现。

为防止收油过猛,2005年会继续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解释道,这样做的必要性是:第一,政策需要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国债项目的投资建设有个周期,在建、未完工程尚需后续投入。第二,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有利于集中一些资源,用于增加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公共领域的投入。第三,保持一定的调控能力,有利于主动地应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的形势。

针对当前宏观经济走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范剑平认为,2005年国债发行量在800亿元人民币左右为合理数字。

同时有专家认为,2005年长期建设国债资金的投向将有所调整,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项目建设,扩展至在建重点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以及支持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国债资金很可能承担起一部分税制改革的成本。

改革开放多年,市场化配置资源已是共识,而不宜过多强调政府配置资源。财政政策走向稳健是大势所趋。

全面推进改革

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后,中国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所以在面临全面开放的WTO后过渡期和中国“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改革成为了最响的声音。高层已将2005年定位为“改革之年”,致力于改善中国经济运行环境的各项深层次改革将在2005年全力推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陈东琪认为,双稳健的宏观政策为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2005年改革会获得更多的机遇,改革的机遇会大于改革的挑战。

在2005年,中国将加快实施中央政府直属的国有企业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诸多行业的改革也要加速推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认为,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现在已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除了通过政策按部门、按地区地细化,可以做到“有保有压”之外,同样会给人们一种信号,即结构调整今后将通过经济手段来进行,由利益趋向来引导,并将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实现。随着人们信心的增强,对结构调整的有利影响是可以预料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表示,2004年已经开始的投融资体制改革,2005年将会出台一系列配套的融资措施;此外的改革重点还将包括:集中在资金、土地以及能源的价格改革,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及继续推进农村费税改革等。

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篇4

[关键词] 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多目标决策(multiple objective decision 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

(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 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参考文献:

[1]郭亚军.综合评价理论、方法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吴一丁.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比较与借鉴[J].学术探索,2004,(10).

[3]王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对策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4]陈东琪.经济持续繁荣后的稳定增长[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4).

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篇5

【关键词】宏观调控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

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主要依赖行政和计划手段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取向”的改革模式建立以来,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78到1991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经历了1978到1981年、1982到1986年和1987到1991年三次经济波动,相继采取了1980到1981年的调整、1986年的“软着陆”,以及1989到1990年的“治理整顿”和“双紧”政策。

1992到2008年为第二阶段。期间经历了1993到1996年的通货膨胀,1997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到2002年的通货紧缩,2003到2004年的局部过热,以及2005年至2008年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运行偏热,相继采取了1993到1997年的紧缩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1998到2003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2004到2007年的稳健财政、货币政策,以及2007年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1、1978到1983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1978到1983年,我国处于短缺的经济状态,随着计划控制的放松和价格改革的推进,这一时期所隐藏的隐性通货膨胀压力逐渐释放出来,此时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主要采用行政和计划的方法。

这一时期由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增长迅速,致使经济大起大落。1978年,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37%,GDP增长11.7%,成为1978到1981年经济波动的波峰。而在1981年,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降低20.6%,GDP增长率为5.2%,且零售物价指数(RPI)回落到2.4%,成为这次经济波动的波谷。但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1982到1983年实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的同时,国民经济稳定增长。

在此六年期间,宏观调控大目标都是防止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没有形成,整顿手段都是单一的行政手段。

2、1984到1986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1984到1986年,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并从80年代中期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

1984年中央提出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15.3%的经济增长率,基本建设投资同比增长23.8%。这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较大,市场物价上升,但新成立的央行了《信贷资金管理试行办法》,造成了年底以后的信用膨胀和货币发行失控,这直接导致了1985年的零售物价指数(RPI)和消费物价指数(CPI)分别高达8.8%和9.3%,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二个高峰。198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增大,基本建设投资同比增长42.8%。1985年实行了货币、信贷“双紧”政策,这在抑制总需求的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1986年,固定政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同比仅增长16.7%,GDP增长率也随之降到8.8%,成为这一时期的波谷。

1984到1986年的宏观调控依然处于短缺时代,大量运用行政手段,缺乏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另外,政策调整过于频繁,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致使经济波动较大。

3、1987到1991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1987到1988年的通货膨胀比较严重。198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1986年进一步放缓,同比增长仅为16.5%,但由于生产持续稳定的发展,GDP的增长仍旧高达11.6%,构成新的经济波动的波峰。在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情况下,物价水平重新上涨。1988年的RPI和CPI分别高达18.5%和18.8%,形成了80年代的最高水平和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三个高峰。

1989到1991年,经济呈现下滑趋势。从1988年的10月份起,中国开始实行从严的“治理整顿”,价格增速迅速下降。198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减少11%,RPI同比上涨17.8%,GDP仅增长4.1%。1989年经济增长率仅为4.2%,1990年为3.8%,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慢的增长率。为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货币政策有所松动,从1991年开始,固定政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6%,GDP增长率达到9.2%。

1987到1991年是我国第一次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一方面改变了原来单一的行政性办法,开创了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的历史。另一方面,由于经验比较缺乏,采用了各国一般不轻易使用的财政、货币“双紧”政策组合,导致经济增长急剧减速。

4、1993到1997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勾勒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一年各地的经济发展再次加速,经济增长率达到14.2%,1993到1994年的GDP增长速度分别保持在13.5%和12.6%。到199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8%,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3.2%,而到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就达到21.7%,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与前几次相比,这五年间的宏观调控就稍显成熟。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不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而是注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二是注重不同政策间的相互配合;三是对付经济过热没有实行“双紧”,而是“适度从紧”;四是在贯彻实施方案后,注重了政策使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在受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外部意外冲击影响时,就显得缺乏应变性、灵活性。

5、1998到2003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物价下降等现象,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通货紧缩。一直持续到2002到2003年,才逐步改变了经济减速和物价负增长的局面。

从1997年10月开始,我国物价总水平开始下滑,到1998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出现负增长,为-2.1%;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3%。而在1998年的上半年,中国供不应求的商品为零,供过于求的商品达25.8%,供求平衡的商品占74.2%。到1999年,社会供需总量已经明显不平衡。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国内需求。

这六年期间的宏观调控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针对具体经济形势,灵活调整既定政策;二是注重运用各种手段,形成合力;三是政策间搭配出现矛盾,减弱了合力。另外,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侧重于增发国债与增加支出,在税收方面执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增税政策,对经济具有潜在的长期慢性紧缩影响,与扩大内需的目标相互矛盾。

6、2004到2007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十六大以来的五年,在全球化推动下,国民经济进入周期性上升期,创下近半个世纪以来繁荣时间最长的记录,极大地增加了国民财富。2003年以来,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走出了通货紧缩的困扰,在四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首次达到1%,2004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步入两位数以上的快速增长阶段。

在2004到2007年间,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4到2006年之间适当增加了中央预算基本建设资金,分别增加50亿元、100亿元、100亿元,2007年拟增加250亿元。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中,连续10次调整基准利率,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调至7.47%,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调至4.14%。15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7.5个百分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4.5%。

2004到2007年的宏观调控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深化了财政税收和相关体制改革,注重发挥税收政策调节作用;二是注重财政政策与区域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构建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中的带动作用;三是财政政策主动配合产业政策,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四是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和协同效应;五是密切关注并适度影响资产价格变化;六是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

1、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在逐步尝试运用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调控。但总体来看,过去的调控对短期总量失衡和通货膨胀等问题考虑比较多,属于比较单纯的宏观调控。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这种情形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新的方法理论。

2、加强形势研究分析和预测,完善宏观调控的决策机制

我国宏观调控的显著特点是认真进行跟踪分析研究,进行科学预测,及时把握经济形势走向和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动向,密切跟踪观察并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最新情况,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的局部性问题并及早加以防范,适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控,提高了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准确性和前瞻性。可以说,科学预测形势,及早发现问题,并及时果断处理,实行预防性调控,是近年来宏观调控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

3、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目标排序和政策重心

在宏观调控目标上,我国既注重经济发展,又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社会和谐,既注重内部均衡,又注重对外均衡。这尤其适应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背景。

在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上,注重最终目标与中间目标兼顾,既注重总量调节,又注重结构优化。我国作为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不仅存在总量矛盾,同时也存在结构和体制矛盾,有必要将结构和体制因素作为实现总量目标的中间目标。

在宏观调控的重点上,我国注重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短期措施与中长期措施相搭配,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相结合,标本兼治,提高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4、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调控工具和手段组合,不断改进调控方式

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体制转轨尚未完成,市场发育并不充分,因此,我国在继续协调搭配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的同时,注意了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的相互结合。在充分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常规经济手段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适当运用行政和法律等必要的辅助手段,并注重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深化改革相结合,探索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

在保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的前提下,适时适度进行了渐进式的“微调”、“预调”,提高调控政策的灵活性、应变性,努力做到连续性、稳定性和灵活性、应变性的有机结合。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调控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虽然近年来的宏观调控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基本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但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经济从偏快向过热转变的压力仍然比较大。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不足,需要经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促进宏观调控措施效果的发挥,而且现行财政体制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推动投资的意愿强,不利于宏观调控措施的贯彻执行。

由于地方政府转型不到位,其发展理念、行为方式与中央宏观调控的方针不一致,很多地方政府依然将GDP增长、增加投资等作为工作的重心,造成了投资过度、无需竞争等问题,致使中央宏观调控在地方政府这一环节无法顺利地传导。

此外,现阶段的中国仍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市场化改革任务,我国市场化改革还远未到位,且行政手段的使用对加快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因此,要进一步努力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性措施,尽量降低宏观调控对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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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东琪、宋立:党的十六大以来宏观经济调控的经验和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07(11).

[3] 汪同三:宏观调控:经验与当前应注意的问题[J].人民论坛,2005(1).

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篇6

那末症结在哪里?我以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过26年,宏观调控的概念自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提出至今也近20年,但是我们还未完全认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分别,进而还未有效地区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这两种非常不同的职能。

去年5月,当代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来访中国,正值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对此作了一句话的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此言一针见血。

在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指的是总量,如政府的总支出和总收入、货币的总供给、GDP的增长率、劳动就业率和失业率,以及影响整体市场的价格参数如利率、汇率等等。不仅仅企业属于微观范畴,而且某一行业(比如汽车、房地产)、单个市场(比如钢材、电)都属于微观范畴。这一概念上的区分直接引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职能的分野:宏观调控指的是政府有关财政、货币、汇率等调整总量的政策;而市场监管指的是政府对企业、行业或单个市场的规制。当卢卡斯听到政府旨在对原材料、房地产、银行贷款方向等的限制措施后,由此评论自然不足为奇。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手段是不同的。市场监管,比如对银行的监管、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对电信业的监管、对土地的监管等等,涉及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某个市场这样的微观层面,因此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这三种手段都是适用的。而宏观调控则不同。

不少人认为改善宏观调控就是少用行政手段,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妥。首先,宏观调控是不能用法律手段的。虽然我一直主张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那是在微观层面。事实上,我不知道有哪个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其次,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分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宏观调控政策当然是由政府的行政部门制定和执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行政手段。但是政府应该是对宏观经济总量做调节(价格的或是数量的),而不是对微观经济活动做干预。

目前,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对投资项目的控制。在市场经济中,单个项目投资是微观问题,是企业、银行的事。投资项目审批既不属于宏观调控,也不属于市场监管,它不是政府的事。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管的是投资总量,手段是财政、货币政策。在计划体制中,政府直接管投资项目的审批。既然管了上项目,就也要管下项目;既然让地方政府管了上项目,就也要迫使它下项目。通过控制投资项目来实现宏观调控,造成“自我辩解”的恶性循环。如果宏观调控不再通过对投资项目审批的控制来实现,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走向成熟了。

宏观调控中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能“一刀切”。这话似是而非。首先,宏观调控是政府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对总量当然是“一刀切”的,无论是在数量上(财政收支、货币供给),还是在价格上(利率、汇率),都是如此。其次,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同一商品(比如同等风险的贷款)的价格(比如利率)要一律,因为它反映的是同一稀缺资源在全社会内的机会成本。根据这一“一刀切”的价格,企业和银行自己作出不是“一刀切”的数量决定――上不上项目,贷不贷款。这是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的机制。如果由政府去决定不“一刀切”的数量,虽然立即见效,但是不可能有效率。

宏观与微观不分、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不分来源于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政府对经济无所不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职能必须做相应转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通常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实施,前者通常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者则是其他部门。政府职能转变归根到底是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政府治理不仅仅涉及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涉及到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

区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有利于合理地横向划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它是政府治理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篇7

虽然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强调市场作用、淡化计划作用,即使强调计划也多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但由干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发育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就决定着计划色彩是有所不同的,自然体现浓厚计划特点的行政手段也就有了轻重之别。对大多数市场经济转轨国家而言,总体上采用较多行政手段就成了应有之意,当然我国也不例外。

(一)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不管是在国力上、人民生活水平上,还是在国际地位上和国际影响力上,都有了明显提高,不过身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国情仍然没有多大改变,这就决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基本没变,即使目前正在推行的“科学发展观”,也仅是其中的内容略作调整而已,即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从短期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和从片面发展向全面发展转变。故此政府就可能采取更多行政手段去调动全社会资源到经济发展轨道上去。

(二)市场发育水平的需要

自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确立以来,经过10多年的发展,市场建设已取得了很大成就,商品市场已基本建立,但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仍有待发展,不是有的市场还没建立,就是有的市场机制还有待完善,这样就决定了政府在调节经济方面尽量运用市场手段的同时,不得不以行政手段去替代仍不完善的市场手段,更何况市场经济本身已将其蕴含其中了呢?因此,尽管从绝对上看行政手段可能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日渐减少,但相对看来仍会很大。可以说,这是市场发育水平的客观需要。

(三)历史文化传统的需要

任何市场经济的推行和发展都离不开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只有尽量适应它,才能更有利于其经济的较快平稳发展。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政府干预思想和儒家思想,即使受到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影响有所削弱,其实也是微不足道的。既然经济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而政府中的大量官员又必然受到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这样运用较多行政手段也就成为了历史文化传统传播的必需。

总之,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运用较多的行政手段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宏观调控基本特点,即使有所变化,也不过是形式和内容略作调整而已,基本主轴将不会改变。

二、当前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的作用、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在上述大的前提之下,不同时期的宏观调控因所面对的问题、解决的思路和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的优劣等因素的不同,会使其深深打上时代烙印,包含其中的行政手段亦如此,具体体现在其作用、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方面。面对当前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在此逐一论述。

(一)当前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的作用

1.弥补了其他调节手段的不足。既然地方政府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存在,对其不恰当的行政干预,如果用其他非存政调控手段去调节,可能不会产生多大效果,但若用行政手段调控地方政府行为就不失为一种恰当的选择。诚如马凯所言,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有的是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过多干预的结果。对于企业经营行为,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来规范和引导;对于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活动,助长重复建设的行为,既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又必须运用行政手段来约束和纠正,确保宏观调控有力有效。当然,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时,也应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和经济手段的密切配合。

2.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清理,2004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由一季度的43%回落到了28.6%。一些过热行业的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前7个月,钢铁、铝业、水泥行业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分别回落了576个、39个和40.4个百分点。

3.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取得了重要进展。全国共撤并各类开发区4813个,占开发区总数的70.1%,该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2.49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5%,已退出土地267平方公里,复耕1324平方公里。

(二)当前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的特点

1.指导思想明确。鉴于本次宏观调控采取的是区域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不是以所有制划线,而是坚持一视同仁、依法办事。无论对谁、对何种所有制企业和单位,只要是符合法律法规的,都坚决支持;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则严肃查处。作为其中重要调节方式的行政手段也必然以此为指导。

2.调控任务明确。手段为目标服务;既然中央政府已经确定本次经济过热是由粮食大幅减产和投资需求膨胀引起的局部性过热,那么,它所采用的行政手段就必然以其作为调控目标。

3.调控对象明确。面对地方政府对本次经济过热施加的诸多负面影响,在其他调节手段不能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只有以行政手段对行政手段,才可能予以逐步化解。因此,本次调控对象就明显地落在了地方政府和与之有关联的企业及项目上。周天勇认为,本次宏观调控内容之一就是要压政府主导的盲目投资、保符合政策的社会投资。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高增长”,在“经营城市”旗号下过度举债搞“政绩工程”是这次经济局部“过热”的重要原因。压政府过度投资,推动社会投资,是调整国民经济、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和繁荣消费的关键。

4.调控行动及时。见事快、动手早,见之于未萌、防之于未然,既是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本次宏观调控的重要特点,也是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明显效果的重要原因。自2004年一季度开始到今年人代会的召开,中央根据经济运行中诸多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变化情况,先后以打招呼、开会和下发文件的方式对其做出了回应,逐步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经济指导思想和“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宏观调控原则,强调要把住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两个闸门”,有效控制投资规模,相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控制信贷货币供应总量,严格土地管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政策措施。目前,这些措施正在各地贯彻实施。

(三)当前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存在的问题

在本次宏观调控过程中,行政手段在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1.地方行政主体施政观念及其评价指标陈旧。虽然科学发展观的推出为各级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新的施政理念,但其相关评价指标的缺乏使得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旧的施政理念及其评价指标去运用各种行政手段调控经济,再加上受到客观经济现象的复杂性、政府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各种调节手段的优劣性等,因素的影响,结果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就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一刀切”情形,即使中央政府一再重申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也与事无补。周大勇指出,现实状况却是一些部门和地方,从“一哄而上”到“一哄而下”,不问青红皂白地简单压缩规模。

2.行政手段执行存在很大随意性。由于长期受到传统历史观念的影响,各级地方政府真正把转变政府职能和依法执政观念落到实处还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它们运用行政手段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可能带有很大随意性,不仅包括对政府职能认识上的主观随意性,还包括对行政执行依据上的随意性,毕竟没有更加清晰、明确的尺度可供参照。

3.行政手段传导机制存在部分扭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利益多元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能存在利益不一致,当两者相同时,行政手段的效果就比较显著,否则,就大打折扣。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就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对中央的行政命令有所取舍或阴奉阴违,也就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三、完善目前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的建议

既然行政手段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也是宏观调控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针对本次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存在的问题,有必要采取措施去加以改进和完善。具体建议如下:

1.加强科学发展观及其评价指标的普及和推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地方政府正确施政提供了方向和目标,但其真正落到实处不仅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加强指导思想的彻底转变,而且还需要制定和普及与之配套的政绩评价指标体系,为此才能逐步形成有利于行政手段正确运用的行政执行主体,使其既能顾及到经济增长的数量,又能保证必要的增长质量。

2.继续转变政府职能,促进依法执政。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需要,继续加强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过多的经济事务中逐步退出来,集中精力建立合理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市场能够解决的就尽量让市场解决。同时,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的要求,各级政府要尽可能地依法执政,做其他市场经济主体的表率。这样,政府在运用各种行政手段时就有了合理、合法依据,减少了诸多随意性行政干预。

3.顾及地方政府利益,探索各种合理的补偿机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央各种政策调节补偿机制的否定。对中央而言,它所考虑的政策调节效果多是从全国来说的,很少顾及到各地区利益分配差异,在目前政策调节补偿机制不合理或还没完全建立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就会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形式予以补偿。因此,中央政府为提高行政手段的调控效果,有必要在顾及地方政府利益的基础上,探索各种合理的补偿机制。

总之,在决定运用较多行政手段基本因素没有发生重要改变的情况下,对本次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进行过多批评都是没有太多根据的,只有更加理性地看待与完善,才有利于其调控效果的进一步提高。

摘要:本文在分析决定应用较多行政调控手段基本因素的基础上,从行政手段的作用、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角度对本次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进行了初步探讨,厘清了目前经济学界大多数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诸多错误认识,并提出了初步对策。

关键词:政府;宏观调控;行政手段

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篇8

一、国际宏观调控状况总览

在世界两大阵营之中,宏观调控问题的解决可谓是“殊途同归”。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1]应运而生,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现代化市场经济时期。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历史性胜利,使“国家干预经济”在美国、进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被当作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滞涨”为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之后,取而代之的“混合经济”理论[2]开始独占鳌头,八十年代初,经济法体系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逐渐实现了自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市场规制法”向“宏观调控法”的转变。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出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3]的趋向。反观发展历程,从“政治国”、“经济国”进而到“法治国”,[4]从消极片面的“夜警国家”到全面干预的“国家之手”,从“弥补市场缺陷”的国家干预经济到“塑造国家的未来”[5]的现代宏观调控,法律,尤其是经济法在规制国家行为[6]过程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现代法治国家,宏观调控法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各国经济法的核心内容。[7]从体系架构上讲,各国现行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现代意义上的计划法;第二,政治意义上的经济决策法;第三,各种作为调节手段的法律,可以细分为财税[8]、金融[9]、土地[10]、外汇管理、信贷等方面。wWW.lw881.com在制定法律、构建体系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有所相通,但也各有不同。德国市场经济采取的是社会市场模式,形成了以金融决策及其立法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日本市场经济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模式,形成了以计划法、产业决策法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英国与美国市场经济采取的是消费者导向型模式,形成了以财政与货币决策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

二、美国模式的经济法评析

在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政府都会或多或少地干预市场的运作,[11]差别在于这种干预的力度与方式不同。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政府将传统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方式赋予了明确的法律效力,[12]将财税、金融、外汇等法律化、制度化,进而打破了先期“放羊式”的消极管理模式,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法律法规,二战后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一套日趋完备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宏观调控立法”逐渐成为经济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起主导作用的组成部分。[13]在房地产领域,美国政府同样采取了许多积极的调控措施,集中表现在:

1、美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

美国没有中国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概念,严格的说,应该从美国宪法规定的国会调控权来理解有关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在美国,房地产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依据是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第三项的“贸易条款”。从联邦法律来看,美国宪法有关贸易的条款经过最高法院的逐步解释,使联邦的经济管理决策权已经涉及到越来越多的重要领域,房地产领域就是一个典型。

在房地产财税立法方面,美国非常重视对房地产保有的征税,并以之作为调控房地产业运行的重要手段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征收环节来看,大多数国家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征税,而在房地产经营环节征税相对较少。一方面,极大地鼓励了不动产的流动,刺激了土地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高额的房地产保有税率避免了业主控制或低效率使用房地产,刺激了交易活动,这既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繁荣,又推动了房地产市场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在金融方面,为了保障货币政策的实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倾向于制定一系列与金融决策相适应的金融法规。1913年,美国颁布了《美国联邦储备法》(即中央银行法);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政府开始从金融领域着手大规模地干预房地产市场;1934年,《住宅法》的出台以法律的形式预设了房地产业的发展趋向。

在土地方面,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共同通过环境保护立法的方式部分规定了“土地利用规划”问题;州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调控地方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有关“促进海岸开发”的法规,又如州政府通过颁布建筑、划区、环保等法规加强其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权;州政府还会通过法定的房地产税征收权、房屋征用权强化对土地的管理。

2、美国房地产宏观调控决策

摘要:美国享有宏观调控职权的组织、机构有:白宫办公厅,财政部,商务部,决策发展办公室,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等,在性质上属于联邦政府的职能部门,但是并未排除了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合法性。

美国政府相继建立了预先批准制度,加强了对进入房地产经纪业的限制;同时又采取一系列住房优惠决策,[14]对购房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保护;颁布、实施各种与土地利用相关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法规,加强了政府对土地的控制;通过设立土地使用价值税、土地填空税收优惠、选址地价税等房地产税收决策,限制房地产商的投资、开发行为;通过提供政府补贴住房[15]等优惠决策,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利益;此外,收集、管理房地产的基础数据也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16]。

三、美国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1、建立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体系

经济法视野下宏观调控与法的融合,是现代国家机器职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当社会本身的力量不足以在私法的第一次调整中维持下去,国家担当起第二次调整的重任。[17]无论是作为“国家战后的疗伤器”,还是“经济危机的救急方案”,当其他一切调控手段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发挥作用,法律手段被当作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时,建立宏观调控立法体系成为大势所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市场经济,对宏观调控法有一种天然的渴求,这种渴求落实在对gdp做出巨大贡献的房地产业[18]之上,即要求我们建立并完善一种可操作性强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体系。

2、选择适合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模式

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因各国社会经济模式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宏观调控模式。美国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更侧重于对财税调控和货币调控手段的运用,调控目标上更关注于对购房消费者弱势群体一方利益的保护;德国受社会法治国家理论的影响,更青睐于以金融调控手段和立法手段的运用,调控目标上更关注于经济实效。而即使在同一类型的社会经济模式之下,宏观调控模式也各有特色,例如,日本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同样是计划法主导型,[19]日本同时重视产业决策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体系,而当时的中国过分强调了经济总体的计划性,严重影响了产业经济的良性发展,最终权力的膨胀遏制了法治的进步。

3、找准规律,活学活用房地产宏观调控手段

在不同宏观调控立法模式之下,同一调控手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功能仍是相通的,区别在于运用手段的力度不同。例如,在多元化选择之下,“财政决策”得到了各国的一致认可,“金融决策”次之,然后是其他投资决策、消费决策等,这是由各种决策功能的不同决定的。财政决策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决策利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首选。而在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手段的运用也是灵活、易变的。例如,处于经济赶超时期[20]的国家更加重视计划手段的运用,或者同时擅长运用产业决策的调控方式;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稳定期或者成熟期的国家,调控的重心转向财政决策法,进而与金融决策法综合运用。

4、淡化意识形态,回归经济法价值诉求

首先,不同意识形态之下的法治之治,在理念是共通的。例如,对正义价值的追求,无论是美国“资本权力+国家权力”的干预模式,还是中国“劳动权力+国家权力”的干预模式,再到德国对“资本与劳动”的一视同仁,资本主义在“正义价值”层面耦合了社会主义对“公正价值”的追求。[21]

其次,经济法追求的是社会公平,或者说是实质公平,这并不与效率优先相矛盾。在宏观调控领域,首先强调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由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的配置,如果分配格局导致差距过大,则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通过财政法和金融法来调控,实现实质上的平等。

再次,对“人权保障、以人为本”理念的强化。马克思将人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任何法律关系问题也都可以最终归结为人的问题。经济法所表达利益的全局性与总括性与个体利益的保护并不冲突,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之家是紧密相连、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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