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范文
时间：2023-10-23 17:38:24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1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in the Product 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 Horst & Theodore.H.M.:"American Multinationals and 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 Weiss.M.Y.:"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of
Korean Electronics Companies",in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ed.),The New Wav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sia,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 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 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 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 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零售批发业 现状与对策
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称，2003年，排除卢森堡的特例（卢森堡主要是中转性投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FDI接受国。在《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也有明确指出中国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国首位。另外，在《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还显示，今后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主要是在服务业。通过投资全景预测系统，对跨国公司和投资全景专家以及吸收外资的主要投资促进中心进行了调查。从全球问卷调查来看，调查结果一致认为，未来三年的投资前景，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增长潜力主要也是在服务业。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上海按照“三二一”产业发展规划，在服务领域抓住机遇、先试先行，加快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形成了迅猛发展的势头。从外资已经进入的服务行业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服务领域的市场需求很大，如批发零售业、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等。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这些领域带来新的竞争和新的经营模式，促进了这些行业的迅速发展。上海就建设国际化中心城市的目标而言，服务领域的产业应具备更大的发展余地和发展潜力。上海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2004年为46.9%，近十年来上海的服务领域，除金融保险证券、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外，大多数产业的发展，均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加快服务领域的产业发展速度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而在这当中，零售批发业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上海零售批发业吸引FDI现状分析
上海零售业及外商直接投资零售业的现状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商业零售业对上海GDP的增长贡献巨大。但是，上海商业零售业的发展速度相对其经济发展仍是滞后的。上海零售业对外资开放的力度位居全国前列，“先试先行”的政策，既促成了外商投资零售业网点的诞生和快速成长，也推动了中资零售业网点的加速发展，中、外资销售业网点的增长率近几年来呈交替增长的态势。实际情况表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零售业后，中资零售业的发展并不逊于外资。
1998年零售业对外资开放试点后，外资零售业网点的增长率一路下滑，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而至2001年中资零售业网点增长率反超外商投资的零售业网点增长率达14个百分点。这个现象说明：上海零售业引入外资的潜力还很大，有可能继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其发展。上海商业零售业继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相当的后劲，因此不必担心其对国内中资的零售业造成的竞争压力。
上海批发业及外商直接投资批发业的现状
上海批发业近几年的整体发展速度同样落后于经济总量的发展速度。上海批发业的网点增长率在1998年、1999年、2000年的连续三年中，都远远低于GDP的增长率，仅2001年上海批发业的网点增长率略高于GDP的增长率（见表1）。上海批发业从业人员在1998―2001年的增长率，与上海同期的GDP的增长率差距更大（见表1）。上海外商直接投资批发业网点，在比例上的份额极其有限，1998―2001年间，所占比例在4%-6.2%之间，但比1997年的1.5%已有很大提高。
中资批发企业利用我国加入WTO后的短暂过渡期，在面临今后更加强劲的竞争压力下，加快着自身的发展步子。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批发业仍处于试点阶段，发展的余地依然很大，对于吸收外资介入，采取渐进式的过程自然可以减少冲击，现在正是处于发挥“先试先行”的政策优势、逐步加大力度引导外资进入批发行业的时机。上海批发行业的发展速度与零售业一样，相对于GDP的发展速度来说，依然存有较大的发展余地和潜力。
上海零售批发业加大吸引FDI的对策
上海零售业加大吸引FDI的对策
上海零售业相对于经济总量的发展，存在着继续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因此，上海零售业应在试点已经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按照我国加入WTO的相关协议，加大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介入上海零售业的力度，适当提高外商直接投资零售网点在零售业中的比重，加快上海零售业向国际化商业形态转变的进程，加快上海零售业体制与世界商业体制接轨的进程。为实现“贸易中心”所具备的万商云集、店铺林立、客流接踵的环境氛围打好基础。
具体对策与措施是：在完善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取消前置审批；降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零售业的“门槛”，制订适用于上海的外商直接投资零售业（包括批发业）试点审批的具体操作办法，经市政府认可后施行；原经上海审批的外商直接投资零售企业，在通过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整改后，应鼓励其设立分支机构，准许成为独立法人；明确房地产项目可以附设商场，并给以独立法人的资格；允许国际知名品牌在沪设立零售企业，或开设分店。鼓励现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开设本企业产品的直销零售网点，并可申请独立法人的资格。
上海批发行业吸引FDI的对策
上海为建成“贸易中心”，必须大力发展批发行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批发行业的具体对策，与前面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零售业中提出的对策基本相同。但根据我国加入WTO的相关协议，批发业的全面开放时限与零售业略有不同，按5～6年的过渡期大体上可分为三步到位的过程，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批发业也可分为两步：
制度先行 根据2001年3月4日国务院批准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直接投资一般商品的批发已作为鼓励类项目，上海应取消前置审批、降低门槛批准一批这种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一般商品批发零售的项目和物流配送的项目，加快外资进入批发业，特别是要采取实际有效的鼓励政策。
上海为吸引国外大公司来沪设立采购中心、并积极将我国生产的产品出口配送国际物流网络，为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扩大进出口权后发挥其收购非自产产品出口的主动性，应考虑制定几条在国际上普遍适用的出口退税的办法。现在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只要商品出口就能退税，许多国家对商店购物后出境消费的商品都实行退税。还有一个办法是在实施地方性鼓励出口的奖励优惠政策时，实施范围可否考虑扩大到采购中心。
试点试行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设立经营的范围应包括图书、报纸、杂志、药品、农药和农膜的所有进口和国内产品批发业务的中外合资合营批发项目。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设立经营所有进口和国内产品批发业务，包括化肥、成品油和原油的中外合资合营批发项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是“不迟于2006年12月11日允许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所以要做好上述项目的对外引资与逐步开放工作，不失时机的引入外资开展试点、促进发展，可先试办几家中外合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图书、报纸、杂志、药品、农药和农膜的批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开放外商对这类项目的投资。
总之，上海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商业的试点是成功的。为了建设贸易中心，上海商业批发业零售业再多一点引进FDI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上海才能够更好的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
参考文献：
1.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struments：a compendium,2001，2002
2.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shift towards the service”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3
[关键词]韩国；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海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3-0055-03
作者简介：康成文（1967-），男，黑龙江尚志人，哈尔滨商业大学商业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东北亚经济与贸易。
一、引言
外商（海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指一国或地区的投资者为获取境外企业的控制权（所有权）或参与经营管理而输出资本、设备、技术和管理技能等资产的经济投资行为。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目的除了获取利润之外，还有确保资源、劳动力、市场以及减少贸易摩擦、构筑国际性产销网络等多种目的。对被投资国（外资引进国）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来资金以及先进技术，还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正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国家将其视为促进产业发展、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并不断地优化相关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吸引了许多来自各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事实证明，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演变及现状，明确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及其对我国投资活动的主要特征，并对其今后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建议。
二、韩国对海外及中国的直接投资情况
（一）韩国海外直接投资情况
韩国对海外的直接投资始于1968年的对印尼投资项目，投资以确保原木货源为目的，总投资额为300万美元。此后，作为第四代工业国的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逐步扩大。
1968―1980年，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反映了韩国自然资源的赋存状况及当时对原材料需求迅速扩大的状况，其投资尤显“获取资源”特征，主要集中在林业、水产业和矿业等产业。20世纪70年代中叶，随着综合商社制度的实施，韩对海外贸易业投资剧增。同时，以中东地区石油美元（oil dollar）为目标的建筑业投资也明显增多。以上产业的投资额之和为287亿美元，占这一时期韩国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91%，在投资认可件数中，贸易业FDI以占比567%占据了首位。该时期对海外制造业投资认可金额占比和认可件数占比较低，分别为197%和88%。
1981―1985年，受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机的影响，韩国国内出现“资源安全保障论”，使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重点转移到了以石油开发为主体的矿业领域。矿业FDI占该时期韩国海外直接投资总额334亿美元的538%。该时期制造业、贸易业以及建筑业的FDI走低，其占比分别为152%、106%和47%。
1986年开始，以“三低”（即汇率低、原油价低、利息低）经济现象为背景，韩国的出口额大增、外汇紧缺状况随之得到了缓解，为韩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在1986―1988年短短的3年间，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643亿美元，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和制造业两个领域。
1987年以后，韩国国内的劳务费开始剧增、劳动争议频发，韩币也逐渐升值，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及外商对韩国的直接投资。
1988年以后，韩国对电子、汽车等产业的大规模海外投资逐步由北美转移到了东南亚。对韩国来说，北美、欧盟、东南业及中东地区是其传统的海外直接投资重点地区，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韩国将FDI的重心转移到了中国、澳大利亚等国。
据韩国输出入银行及JETRO（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分析，2011年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额创历史新高，达到了25595亿美元。其中，以石油及天然气等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对北美、大洋洲的投资额比上一年分别增加了564%和859%，投资额最多的国家依次为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在投资领域（业种）中，批发零售业和科技服务业的增加最为明显，增幅分别为516%和448%，制造业同比增长117%，而不动产及租赁业却下降了703%。
（二）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情况
中国与韩国的经济交流始于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在两国邦交未正常化的状态下，两国开始了民间直接贸易，1989年贸易额超过了30亿美元。1990年，经韩国政府批准成立了位于庆尚北道龟尾市的首家中韩合资电子部件会社。
1992年中韩邦交正常化后，两国间的贸易与投资往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大。目前，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已成为中国在亚洲地区的重要外资来源国。
图1显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及对中国直接投资情况。1990―2006年17年间，韩国海外直接投资在增减交加中得到了扩大，而到2007年其投资额剧增，增幅高达163%。此后，虽然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外直接投资额略减（2009年），到2011年底呈高位平稳扩大态势。
在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中，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得到了相对平稳快速的增长，其占韩国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以上（1992―2011年平均占比为227%）。
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经历了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为1995―1996年，年平均投资额为82亿美元，占韩国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均值为232%；第二次高峰期为2006―2008年，其年平均投资额为432亿美元，年平均占比为297%。2008年以来，虽然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在韩国海外直接投资中，中国仍保持着重要投资对象国地位。
1992―2011年，韩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额在中国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额中所占比重为42%。
三、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特征
韩国的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具有起步晚，规模小，增长快，范围广，市场渗透力强等特点（见表1）。作为第四代工业国，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起初以向“劳动密集型”以及“资源加工型”产业投资为主，包括纤维、鞋、皮革和木制品等的生产和加工，在中国的主要投资地区以山东省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和以江苏省为中心的华东地区。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对电器产业的投资力度逐步加大，有力地带动了对其他行业的投资。2000年以后，韩国现代集团在我国投资兴建北京现代汽车公司，至此，韩国对中国投资转为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总体上看，韩国对中国投资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大型项目较少。这一点与日本以及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对中国直接投资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市场战略方面，韩国投资企业一直坚持注重开拓中国市场的“内贩型”市场战略，而这一战略与韩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战略相融合，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了成功。目前，从食品、日用产品等低附加值产品到电器、汽车等高附加值的产品，韩国企业的产品以其较强的市场渗透力，获得了广大中国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
四、结语
进入21世纪以来，来自韩国、日本等先进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我国，截至2011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了1164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给中国带来资金和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模式，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经过30多年追赶式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必然地产生了产业结构升级的紧迫性。目前以“珠三角”经济圈为中心的经济发达地区正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和转移的问题，不少国内外企业以及政府管理部门也正在着手应对这些实际问题，而“西部大开发”、“促进东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国内区域经济开发战略的实施无疑为这些企业的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多年的摸索与实践中也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这自然也加剧了中国境内的企业间竞争。中国经济社会的这种变化无疑给包括韩国企业在内的外企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抉择。
产业结构的升级意味着淘汰和转移，意味着创新，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需要靠竞争来促进和实现。在不断变化的中国经济社会环境中，在中国的韩国企业只有审视其变化，不断创新包括投资地区选择在内的投资战略，并不断地创新和优化经营资源，不断地追求卓越，才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企业及产业竞争中获胜。
[参考文献]
[1]JETRO（日本）世界易投白[M]各年版
[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M]各年版
[3][日]金泳アジア工化と世界本主-第4世代工化[M]洋新社，1988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4
关键词：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双边投资协定；国家行为；非市场能力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7-0092-10
一、导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最新的《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表明，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额652亿美元，投资数量虽然比2011年有所下降，但投资额却增长54%。其中，涉及私营部门的对外并购交易额增长171%，显示出私营部门在中国对外投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不同于传统的对外投资模式，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规律等特殊现象为FDI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FDI制度效应理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垄断优势理论（龙云安，2013）。从制度视角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更加合理地解释当今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特殊现象。张宏、王健（2009）、陈丽丽、林花（2011）等人做出了开创性工作，他们利用投资国区位选择模型，研究投资国制度质量或者两国制度差异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对制度变量进行假设推演时，把制度效应作为理论基础。阎大颖等（2009）从制度质量探讨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宗芳宇等（2012）从双边经贸制度展开研究，但没有系统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国制度效应。为了揭示投资国制度效应，必须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和内部作用机制来研究。FDI的区位选择过程反映了母国与投资国互补或匹配的选择性互动，彼此提供信息，分析投资流向，了解该国海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区位条件的偏好；了解该国海外直接投资对区位条件更加偏好的因素。两方面信息的互动过程就是FDI非市场因素作用机制的过程。所以，普适性经济规律和国别特征内部作用机制，决定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同时也决定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偏好和特性。然而，从制度视角来看，投资国制度环境影响FDI的区位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与特性。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作用机制。把影响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状况作为研究基础，采用回归模型分析，从国家行为和特殊的优势资源出发，研究投资国制度、个人关系网络、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调节作用，并通过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验证调节效应的显著性。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假设与分析
邓宁（Dunning，1977）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约束机制，是一种博弈规则。制度理论就是研究个体对各种规则的反映。中国企业在“赶超”战略基础上，构建海外直接投资的全球化体系，并以此作为企业国际投资战略的依据（Buckley，et al 2008）。本研究从国家行为对投资的影响机制和特殊的优势资源出发，提出非市场因素对海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理论假设并加以分析。
（一）国家行为的作用机制
李飞跃、林毅夫（2011）认为通过国家行为完善和影响市场机制，直接改变经济发展速度，改变经济发展的自然时序，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战略构想，通过“走出去”。加速中国经济国际化步伐。然而，海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前提是企业必须拥有“垄断优势”，而此时中国企业尚不具备这种垄断优势和跨国运营经验。裴长洪、郑文（2011）认为，中国企业完全不具备全球性主导能力以及重构全球生产链条的主动性。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它们并不是利用自己的垄断优势向海外自然扩张。也不是源于内驱动力而展开国际化经营，它们一般都是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采取被动措施。所以，国家行为中的超前战略，促成了海外直接投资加速发展，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始动因，也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规律相悖。同时，叶广宇、黄怡芳（2010）认为，制度环境会直接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能力构建。DiMaggio，et al（1983）则认为，任何企业的存在都必须从所处社会制度来取得合法性，所以，尽管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个性化特征，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组织结构和行为都必须具有同构性和集体理性。这些学者都一致认为，制度环境影响企业行为，通常来讲，同一制度环境下，群体内部企业同质性强。群体之间的企业异质性明显。
国家行为与市场竞争法则交互作用。Granovetter，M.（1985）认为，市场竞争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起到筛选作用，然而，不同的国别制度作为企业运营重要的外部规则，仍然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市场竞争法则决定了企业成长方式、战略框架和资源结构，从根本上限制了企业行为。Tan，D，and Meyer，K.E（2010）认为，发达国家作为FDI的主要来源国，基于完全市场机制，政府一般不干预企业的经济行为。在健全的法律制度下，通过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企业完全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而且把战略重心始终放在积累竞争性资源和提高核心竞争力上。Peng et al（2000）认为，企业通过积累技术、管理知识与品牌等战略资源来获得生存与成长，在自由市场环境中公平竞争。这种制度环境较少受到国家行为的干预，能够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累积和培育自身企业优势，以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为内核，逐渐形成国际化扩张的企业所有权优势。
中国企业成功应用国家行为和市场法则，找到了获取资源的特殊途径。阎大颖等（2009）认为，中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化程度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市场规则的透明度差、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在这种差距下，中国企业逐渐形成了获取资源和能力的特殊途径，也就是中国企业特有的非市场能力，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市场能力的缺陷。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彰显出非市场能力的优势，灵活应对制度的不透明和复杂的商业环境，并运用个人和制度的力量来处理好各种商业关系。叶广宇等（2010）认为，当中国企业在投资国遇到类似的制度环境，他们能够快速复制国内经验，非常自如地运用非市场能力成功应对。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尽管缺乏所有权优势，但在制度环境相近的国家。却有着自身特殊的资源和能力，所以中国目前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向一般属于制度环境与我国相近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以制度环境质量为标准，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聚类群，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它们一般经济水平较低，法律制度不健全；而制度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为发达国家，它们经济水平高，法律制度健全。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在制度选择上缺乏连续性，然而，在聚类群内部，其连续性又表现简单。为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假设：
假设1：投资国的制度环境越差，中国越偏好于对这些国家直接投资。
（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制
中国千年儒商文化和特殊制度环境，形成了非制度性约束机制，在商业运作中，中国企业通过“关系资源”等非正式机制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由于关系资源是以家庭为中心，通过逐渐培养和拓展家庭成员的外部社会关系，构建起独有的个人关系网络。建立在关系网络基础上的商业联系，基于情感互信，逐渐培育企业特有的商业环境。企业通过长期的商业交往和特殊的商业友情，形成类似家庭关系的人脉资源，以此获得高度互信，在此基础上开展商业活动（Granovetter，1985）。中国企业就是在这种非正式制度作用机制下运行和发展（Peng andLuo，2000），这种非正式制度作用机制影响着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在不确定性增加和资产专属性背景下，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和交易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关系来完成（Zhou et al，2008）。
可以看出，依赖个人关系网络来实现商业运作，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商业习惯，因此，它们的海外直接投资也必然会流向自身关系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假设：
假设2：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中国企业拥有丰富的海外关系资源。
除此之外，中国与投资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也会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为了解决企业内生能力的不足，政府通过国家行为，签订多边或双边投资协定，为中国企业提供外部支撑，协助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
显然，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具有明显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应用这种特殊的所有权优势，把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和地区作为海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当然，作为外资企业，在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投资，必然会承担更大的风险（Johanson，J.，and Vahlne，J.2009）。为此，政府会与投资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宗芳宇等（2012）认为：一般来讲，投资国制度越差，就越需要BIT来提供保护；在制度不健全国家，对中国企业投资进行保护，为中国企业构筑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特有的所有权优势，进而将企业优势与政府支撑有机统一起来。因此假设：
假设3：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
三、实证研究
（一）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作用机制，选择了《2011年度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近百个国家2004～2011年718个有效观测值为对象，其中发展中国家有效观测值512个，发达国家有效观测值206个。通过对各种观测值分类研究，在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前，把其中的部分变量确定为解释变量，把其他部分确定为控制变量。
首先，将投资国制度环境、海外关系网络以及双边投资协定等非市场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投资国制度环境主要包括话语权与问责、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法律制度与遏制腐败等分类指标群，本次研究把法律制度作为测度投资国制度质量的指标；把海外华侨数量作为测度海外关系网络的指标；把中国政府同投资国政府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作为投资保护体系指标，意在鼓励、促进和保护两国投资。
其次，选择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由投资国GDP测度市场规模；用人均国民收入测度生产要素成本；以自然资源丰裕程度测度自然资源禀赋度：用投资国高科技产品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测度投资国知识资源储备；用首都至首都的地理距离测度两国间的地理距离；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国别类型，与不同类型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海外直接投资。
（二）回归分析模型
通过研究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确定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分析模型：
OFDIu=α+Varuβ1+Con varuβ2+εu
式中OFDIu表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在第i个国家的年度流量，α为常数项，Varu为自变量，即解释变量，包括第t年在i国的制度质量、华裔人口数量、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向量Con varu为控制变量，包括在第t年i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知识资源储备量和资源禀赋度等变量，同时还包括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和国别类型。εu为扰动项。
（三）分析与结论
1.数据处理和模型回归。
尽管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在数据处理和模型回归的具体过程中，通过对变量固定效应回归检验，结果均通过了F检验。但应用LSDV方法作进一步验证时，结果大多数个体虚拟变量均不显著，样本国家中，仅有17个国家显著。鉴于此，使用混合回归模型分析，“所有个体虚拟变量都为0”这一假设符合逻辑。然而。固定效应模型却无法验证第二个假设，因为自变量“海外华侨人口数量”作为“关系网络”的测度值，以及空间距离上的时间维度变化为零，而且在进行固定效应回归时，STATA却自动删除了这两个变量，因而无法反映关系网络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效应，因此，采用混合回归模型来验证核心自变量“关系网络”。同时，把分析样本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聚类群，分别进行回归，这样可以对上述全样本混合回归的缺陷进行完善。由于制度环境在两个聚类群内部差异并不明显，所以，可以不考虑对子样本进行固定效应回归，而直接选择混合回归方法。
在实证过程中，应用了“OLS+聚类稳健标准差’’估计方法，以确保回归系数和标准差估计不出现偏差，保持一致性，而且确保估计结果更加稳健。通过回归，各变量的VIF值均不超过10，因此，模型中没有出现多种共线性问题。而且，中国向各投资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不大、时间较短，对投资国经济发展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也不足以改变投资国制度，所以回归模型尚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基于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以及具体情况，在样本年份加入投资国通货膨胀率、中国外汇汇率、进出口总额等变量，再进行分析，结果通胀率和外汇汇率并不显著。然而，变量进出口总额较为显著，与投资国GDP高度相关，偏相关系数为0.8447。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但是在模型中加入变量进出口总额后，即使VIF值在10以下，但其他变量以及模型的VIF均值都明显增大，而且核心控制变量GDP在模型中变得不显著，甚至完全相反，所以在研究中不再考虑这一变量。
2.相关性检验与分析。
通过矩阵分析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1），除少数变量外，多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显著。而且，从相关系数矩阵发现，制度变量与预期存在差异，海外关系网络和双边关系与预期基本一致。
应用回归模型分析发展中国家聚类群的子样本（见表2），结果发现，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投资国制度环境的显著性水平小于10%，表明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越差，对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吸引力越大，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然而，在回归分析发达国家子样本时，尽管投资国制度环境的显著性水平也小于10%，但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则也呈负相关，表明即使发达国家制度环境好，但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也正好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应用同归模型分析全样本，结果发现投资国的制度优劣系数与预期一致，这一结果表明与假设1基本相同。而且还意味着，中国企业并没有遵循投资国制度质量的优劣，保证海外直接投资的连续性。不过，通过考察其他变量后，发现发达国家自然资源子样本的显著性十分明显，满足了显著性检验1%的水平。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子样本中，显著性检验值虽然大于零，但并没满足显著性检验要求。这表明，很多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是寻求自然资源，因此，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连续性检验的测度，使投资国制度质量在全样本的回归验证中表现为负相关。其实从客观现实来看，在样本年问，中国国内宏观经济严重依赖外部资源，确实急需构建稳定的外部资源供应体系。然而，中国企业为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可由于缺乏规模效应，投产严重滞后于投资时限，没有能够快速获得国内急需的自然资源。为此，中国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改变海外投资战略，选择了市场供给充分、技术成熟的工业化国家直接投资，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家以及欧洲国家。实际上，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4%，其中西欧市场是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并购的最主要目的国市场，欧洲许多成熟的原材料企业，矿企成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选择，中国国有企业占绝大多数比例，不过私营企业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过，在回归分析中，分别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内部，都明显存在负向线性关系，表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制度质量的优劣，没有连续性负向关系，证明中国企业目前还是较多地偏好于制度质量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这也相悖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然而，对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这一特殊现象，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证明。张建红、海柯·艾伯斯等（2010）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分析后发现，投资国制度环境对外资具有负向影响效应，尤其是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五个指标显著性十分明显；Luo，Y.D.，&Tung，R.L.（2007）也认为，一般来讲，投资国制度质量越差，该国资源就越丰富，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越具有吸引力。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是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因为，他们具有发展中国家缺失的经济实力和先进技术，也就是他们的垄断优势，按此逻辑，海外直接投资就遵循着一种自然、顺向的投资轨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作为中等发达国家。海外直接投资既有顺向流动，即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也有逆向流动，即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从资本流动基本规律来看，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更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与逆向资本流动相比，更具有正向优势势能差。一般来讲，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国家，也就是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可以获得更大的优势势能差。
在回归模型分析中，变量“海外关系网络”检验值为正，而且在发达国家模型与全样本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达到5%。表明中国企业还是倾向于海外关系网络最好的国家投资。从世界范围来看，变量“海外关系网络”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假设2一致。其实，模型检验出变量“海外关系网络”在空间距离上不显著，符合Johanson and Vahlne（2009）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随着交通通信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化运营经验日益丰富、全球化进程对各国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不断推动，缺乏“海外关系网络”所导致的“外部者劣势”（Liability of Outsidership）已经严重阻碍了企业全球化进程，并不是文化距离所形成的“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他的结论同时也证明了“海外关系网络”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意义，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商业文明的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也显示出经济全球化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新特征。
在回归模型分析中，变量“双边投资协定”的检验值为正，与预期一致，而且只在发展中国家聚类群的子样本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尚不能确定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但是，在回归分析中，选择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回归检验，得出变量“双边投资协定”的显著性水平为5%，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与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与假设3一致。
现实来看，选择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发达国家在海外直接投资时，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要求上，都需要法律透明、制度稳定，这完全符合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机制，使中国企业逐渐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非市场能力和非市场战略，因此，与传统的对外投资路径比较，很多中国企业通常并不完全是首先培养所有权优势和垄断优势，而是充分发挥非市场能力，选择中国企业特有的海外直接投资路径，较多地倾向于直接投资到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为此，中国政府应当加大“走出去”战略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正向效应，积极推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
其次，考虑个人关系网络的重要意义，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一般都选择海外华人密集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构建互信关系网络，减少市场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为此，政府必须积极营造稳定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环境，与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互信的国际氛围，建立完善的投资保障体系，帮助中国企业减少对个人关系网络的过分依赖，从而降低风险。
再次，中国与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议，可以积极促进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为此，中国政府应该积极加强政府间协调，建立双边或多边协调框架，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建立制度保证。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5
[关键词]海外直接投资；政府行为；比较
海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企业行为，更关系到一国的产业竞争力，甚至是国家竞争力。因此，总体上看政府在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程中都发挥了促进作用，但由于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本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资源禀赋和经营主体的性质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各国政府促进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做法也就存在差异。本文仅对美、日、中三国政府促进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异同进行分析。
一、政府促进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相似点
从美、日、中三国的实践看，提供法律保护、风险担保、税收优惠、资金资助、信息服务、外交支持和重点支持开发海外资源性行业等，是各国促进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通常做法。
1 法律保护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进行法律保护和支持的国家。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经济合作法案》，确立了对外投资者给予“安全保证”的基本原则。美国还制定了《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法律。
日本类似美国，采取了立法手段保护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日本先后制定了《进出口交易法》、《外汇和外贸管理法》、《贸易保险法》、《贸易保险特别会计法》、《出口信用保险法》等法律。
中国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法的保护属于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层次的有《关于鼓励和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意见》、《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意见》、《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等。
另外，美、日、中三国都积极与投资伙伴国签订双边、多边或区域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为本国企业的海外生存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争取使本国企业在东道国获得优惠待遇或非歧视待遇和投资受保护的权利。
2 风险担保
美国通过建立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的风险提供担保。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最早于1948年创设，当时投资保险的内容只限于外汇风险。之后，美国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对外投资的需要，对境外投资保险的法律不断进行修订。1969年，美国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其宗旨是通过提供一般商业上所得不到的金融服务来帮助美国企业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这些服务包括长期政治风险担保以及追索权和有限项目融资，它们全部是以美国政府的名誉和信用做担保的。除以投资保险为主业外，该公司还提供一些专项风险担保，如租赁担保、石油天然气项目担保、自然资源项目担保等。这些担保项目解除了美国企业的后顾之忧，鼓励了企业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率也高的项目进行直接投资。
日本于1956年模仿美国创设了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于1957年追加了海外直接投资利润保险，于1972年1月创设了旨在开发进口海外矿物资源投资保险制度。主要内容包括：承担海外直接投资保险责任的保险人是日本通产省(现为经济产业省)大臣；主要险种包括收益、经营以及财产使用和所有权被剥夺险、战争险、不可抗力险。另外，日本中小企业因对外投资而从金融机构贷款时，还可向各都道府县的信用保证协会申请使用“海外直接投资关系信用保证制度”，享受担保服务。
中国从1998年开始试办对外投资政治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出口信用险部受国务院委托办理；2001年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并被指定为国内唯一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的非盈利性专业承办机构；2003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推出海外直接投资保险新产品，承保禁止汇兑险、征用或没收险、战争或内乱险等部分对外投资政治风险；2005年商务部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实行了出口信用保险专项优惠措施，支持非公有制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
3 税收优惠
为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实行纳税优惠。二战后，原有的政策虽经多次修改，但仍是政府支持和鼓励美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工具。税收优惠措施主要是所得税优惠和关税优惠。其中所得税优惠包括税收减免、税收抵免、税款亏损结算和亏损退回等。美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收入的所得税率一般要比国内投资收入的税率低18％左右；关税优惠主要是通过实施“附加价值征税制”来实现。
与美国相比，日本除了与美国相似的对海外企业实行税收抵免法和经营性亏损结转等优惠政策外，还有两个特色：实行税收饶让和海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日本对发展中国家为吸引日本企业而对其直接投资所给予的税收减免优惠，视为已纳税款，允许从国内法人税中抵扣，并根据税收条约和缔约对方国的国内法规，通常把针对利息、股息和使用费等投资所得的减免额作为抵免对象，即实行税收饶让。为了刺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趣和动力，日本还创设了海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其核心内容为：就满足一定条件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其一定比例(如特定海外工程经营管理费用的7％，大规模经济合作和合资事业投资的25％)计入准备金，享受免税待遇。若投资受损，则可从准备金得到补偿；若未损失，该部分金额积存5年后，从第6年起，将准备金分成5份，逐年合并到应纳税所得中进行纳税。海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一方面缓和了亏损对企业持续经营的冲击，帮助企业摆脱困境，走出亏损，走向持平或盈余；另一方面可从整体上减轻企业税负，隐性地提升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得的水平。
中国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提供的税收优惠措施包括出口退税、税收减免、税收限额抵免和税收饶让等。政府规定在境外带料加工装配所使用(含实物性投资)的出境设备、原材料和散件，实行出口退税；在流转税方面，国家对企业在国内采购并运往境外作为投资的货物准予退还或免征其增值税和消费税；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采用限额抵免法，对超限额部分可以向后结转5年；在计算所得税时，允许境外业务之间盈亏相抵，但不允许将境内外业务之间的盈亏进行抵补。关于税收饶让方面有两种情况。一是相互实行对等的税收饶让制度。如在与意大利、泰国、马来西亚签订的税收协定中规定，双方各自承担对其居民从对方国家得到的减免税待遇给予视同已征税抵扣的义务。二是单方面的税收饶让。中国与某些发达国家如日本所签订的税收协定，仅仅是对方负有承担的协定义务，而中国政府对投资于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被投资国所获得的减税或免税待遇，没有承担税收饶让的协定。
4 资金资助
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优惠贷款方式向本国海外直接投资经营企业提供资金资助，是美、日、中三国政府的一致做法。
在资金资助方面，美国主要通过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信贷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对外贷款业务中，有两项贷款是专门支持跨国公司向外直接投资的：一项是开发资源贷款，用于开发某个国家的资源，特别是战略物资的资源；另一项是私人对外直接投资贷款，即对跨国公司给予贷款。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要业务之一就是为私人投资者提供融资活动，尤其是鼓励美国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美国还制定和实行了国际贸易信贷计划(ITL)和出口周转资金贷款计划(EWCP)等，对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特别对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其中根据国际贸易信贷计划(ITL)，政府可以为中小企业的固定资产和周转资金提供高达125万美元的信贷担保。
而日本最主要的是靠政策性银行对海外直接投资企业贷款。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就以支持出口、开发海外资源和市场、扶持战略资源进口等国家利益为主要目标。日本政府给政策性银行提供了充足的资本金、准备金和营运资金及稳固的业务融资渠道，还给予了免税优惠(如法律规定免征登记税、执照税、不动产购置税、汽车购置税以及部分特种土地税)。这些政策确保了政策性银行低成本运营，便于他们为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提供优惠利率贷款。按照规定，日本企业只要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准备了10％的日元资金，其余部分就可以申请使用JBIC提供的长期低息贷款。
中国于1994年成立了国家出口信用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该行除了办理出口信贷业务外，还相继开办了对外优惠贷款、境外投资贷款、对外工程承包贷款和项目融资贷款，形成了多品种的政策性信贷体系。该行的信贷规模也在逐年增大，现在已发展为仅次于日本和美国的世界上第三大出口信用机构。除了中国进出口银行外，其他政策性银行也在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经营提供资金支持。例如，中国五矿集团并购诺兰达集团需要60亿美元左右，以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的银团承诺对其提供80％资金。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6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经济效应 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途径，其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国际竞争力等都有重大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步伐逐渐加快，并且经济也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中，但与此同时，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必然选择，它可以扩大国外市场、促进国内的就业水平、改善企业的技术水平等。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大都是参考发达国家的，这些理论也都是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中心，因此，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理论方面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理论更侧重于可行性和投资方式，而轻视投资母国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发展中国家为了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该加强对母国经济效应的研究，从而有利于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和宏观经济的关系。从应用方面来说，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有利于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有积极意义。以下将主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其特点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的扩大，其逐渐成了国际经济交易中的主导力量，如今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趋势，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保持稳定上升的趋势，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发达国家垄断的直接投资市场上，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的名次已经提高到了前几名，投资流量的名次在稳定中保持增长。另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从规模上分析，中国每年的投资流量在全球排名第五，增长速度非常快，并且中国在9年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突破了3000亿大关。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相对中国经济实力来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在世界总额的比重还比较低，规模相对还比较小。从产业上分析，中国大多数的投资集中在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邮政业和采矿业。行业分布广泛，其中，租赁和服务业吸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最多的行业。其他分布较多的行业是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低，对制造业投资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大，因为制造业占总投资的比例是提升竞争力的表现形式。从地区方面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其中在亚洲的投资最多，这是由于中国处于亚洲地区，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处。而拉丁美洲有中国需要的稀缺资源。不过，对于这些国家的投资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技术的局限性使其不能从这些国家获得技术。另外，在非洲以及北美洲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比较快，而有些地区却出现了负增长，有待加强。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走出去”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已经成为企业发挥优势、拓展生存空间的需要。中国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中，这就要求中国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开拓国际市场，鼓励企业走出去。走出去是发展中国跨国公司的基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每个企业也是如此。随着经济技术的高速发展，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分工的深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加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才能发挥中国的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从而获取国际分工的利益。另外，跨国企业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因此，走出去还能扩大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同时，走出去的过程也是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培育过程。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加入国际市场，但这是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础上进行的。另外，中国也更容易与国际市场相融合，在国内市场竞争中也会具有国际市场的特点，这样，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将迫使国内市场寻求生存空间。再者，为了稳定和扩大中国对外贸易，也需要走出去，一些跨国公司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市场的重大意义。除此之外，走出去也可以优化和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能够及时转移低层次产业；走出去也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发展战略。
三、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
（一）对中国技术方面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使技术从投资国转移到东道主国，也就是对外直接投资意味着先进技术的输出，而在传统观念中，引进先进技术则是通过购买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或者引进外资。实践证明，引进外资并不能获得先进技术，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获得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在较短时间内，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取国外新技术发展的信息，以此来提升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另外，我们也要积极向一些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国家学习，比如日本和韩国。在当今社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尤其表现在技术创新上，发展中国家很难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再者，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还可以加快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步伐。为了能够在与别的国家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型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除此之外，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应该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来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比如可以购买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对于国外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实行兼并和收购。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外部动力。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也可以促进企业整体技术的进步。
（二）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也是有一定影响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一起合办的生产性企业，中国一般投资设备、物资和技术，这就扩大了成套设备和物资的出口。第二，与国外合资开办的企业，在制作和加工的过程中，可以促进中国和产品相关的材料和劳动力出口。第三，在中国投资技术的合资产业中，专利、专有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出口有所增长。第四，为了快速准确地了解国际行情，减少盲目性，可以通过海外投资办厂来实现。第五，根据当前的形势，在海外投资办厂有利于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避免了一些国家设置的配额、关税等，从而可以扩大中国的出口贸易。
（三）对投资国就业的影响
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部分工作机会丧失，这包括本来可以在母国生产而后出口的产品的就业机会丧失，还包括在国外的企业把生产好的产品出口到母国，从而导致就业机会损失。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产生更多的国内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包括向国外子公司提供服务创造的就业机会、国外子公司对本土机构人员的需求带来的就业机会等。总的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的就业影响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对就业的影响还是比较积极的。此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可以影响从事制造业的人员和批发、服务业的人数，制造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这两个产业的影响可以促使就业人数的增加。
四、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美国带来了很多利润，给美国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积极效应，但是也使美国的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有些统计数字可能存在偏差，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以下将分析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不完善
虽然中国与很多国家都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条约，但是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立法还处于空白状态，这就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远发展。很多中国的对外投资立法，大多是关于企业在出国前的审批管理，而对企业出国后的相关法规却很少，很多方面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二）缺乏海外投资保险机制
目前，中国处于体制转型阶段，海外保险制度的缺乏，不能保证海外企业投资的安全性，降低海外企业投资的风险，为其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是很有必要的。
（三）企业技术特征的制约
中国海外企业大都规模小，技术落后，劳动密集型技术，自主开发的能力弱，大都是集中研究和开发的模式，这样的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占据一定的优势，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生命周期短、容易被模仿等。如今，在中国，企业技术开发的投入所占比重很低，科技开发所占的比重还不足1%，在国外，这类企业是很难生存的。中国的很多大型企业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技术开发机构，即使有些企业建立了技术开发机构，也不能正常地进行技术开发，这样就很容易出现恶性循环，最终使企业被淘汰。
五、改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途径
（一）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立法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可以使对外直接投资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应尽快制定出一些相关部门的专门法律，及时对海外企业的经营主体、审批程序、产业政策、资金融通、企业内部管理、利润分配等作出法律规定，使中国的海外企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海外投资保证制度
政府应该保护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中获得利益，因此，应该建立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一方面要设立机构，另一方面还要有法律规定。承办海外投资保证业务的机构必须具有经济组织和政府部门的相关功能，这样有利于海外企业投资的运行，可以使遇到的政治问题转化为商业问题得以解决。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具体应包括以下几项：被保险人、保险范围、损失补偿等。另外，中国应该积极加入国际上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还应该争取和东道主国家签订有利于中国重点投资区域的条约。
（三）企业应努力培养自己的竞争优势
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都有自己的优势，各个企业应该善于发现自己的优势。因为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不一样，对投资规模和需求的层次也不一样，所以企业应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制定海外投资策略。再者，企业应该具备自身独有的优势，这样才能使跨国经营活动不受阻碍，如核心资产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内部化优势、组织管理优势等。总之，企业要培养自身跨国经营的优势，以便企业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作者单位为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简介：李玮玺，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职研究生，经济学专业。]
参考文献
[1] 张应武.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互补或替代[J].国际贸易问题，2007（6）.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7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显著成就。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在给国内宏观经济带来利益的同时，亦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将重点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突出问题，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问题；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加速增长的势头。2012年全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746.5亿美元。而当前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突出特点有：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稳步增长，且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截止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可达4247.8亿美元，比上年同比增长33.9%。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的基本思想在于，一国净国际直接投资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其流量与存量在未来还将继续有所增长。
2.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式向多元化趋势发展，跨国并购成为最主要方式。2011年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272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36.4%。可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由早期成立合资公司和新设立海外子公司为主逐渐变为跨国并购，并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3.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仍集中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但非国有企业比例有上升趋势。虽然国企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但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2011年末，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比为62.7%，较10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
4.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来看，我国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及拉美地区。截至2011年底，我国有超过1.35万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企业1.8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4247.8亿美元，遍布177个国家（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总数的72%，其中亚洲和非洲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所占比重最高，可达76.9%。
5.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我国海外投资集中于租赁，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据商务部数据统计分析，2011年，商务服务业和租赁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到全年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70.8%。
二、对外直接投资问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突出问题是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大，存量小。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占到世界对外直接总投资的2%。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规模明显偏小。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结构不合理。我国海外投资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非国有企业等民营企业实力明显不足。因国企在投资经营活动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缺陷，在海外市场竞争中缺乏市场化运作的经验等，其在海外直接投资中竞争力低下且经济效益不高。而民营企业普遍缺乏全球竞争意识，加上政府的扶持鼓励不到位，阻碍其海外扩张的步伐。
2.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区域结构存在不合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密集，而欧洲，大洋洲及北美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少，仅达到18.8%。对外直接投资分布过于集中会造成我国境外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不断加剧，不利于企业长足发展。
3.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行业结构不合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过度偏于初级产业，其投资领域多集中于附加值低，科学技术含量不高的能源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对高附加值以及高科技含量领域的海外投资，致使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益不高。
4.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政府职能缺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缺乏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宏观规划，目前海外直接投资多是自发行为，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集中和投资结构初级化。另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滞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审批制度存在不规范弊端，管理部门审批效率低，且对外直接投资管理过程中存在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海外投资管理监督工作的现象。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抑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长足发展的政策措施
虽然我国境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明显成效，但企业在海外投资扩张道路上面临着重重障碍。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稳较快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中面临的艰巨任务。
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
为优化我国对外投资的行业和地区分布结构，使境内企业真正参与海外投资扩张的竞争中，政府必须加强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扶持力度。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的统一管理，给予其税收支持和资金优惠政策，积极鼓励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扩张，引导海外投资商会等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等。
企业树立全球竞争观念，积极“走出去”
从境内企业自身来看，在政府积极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下，企业应树立全球化竞争意识，加快走出去步伐，最大化利用政府提供的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努力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改变传统的竞争观念，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实现企业长足发展。
结束语
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稳较快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与企业自身发展也密不可分，也与国内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化改革紧密相关。
参考文献:
[1]黄云.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现状及对策.改革与开放.2012(3).
[2]刘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与对策分析.现代管理科学.2012(3).
[3]商务部.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4]张谦,胡剑波.危机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未来展望.国际商务.2011(2).
[5]陈志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战略研究.经济研究.
海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篇8
2016年7月21日，商务部2016年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8.7%，其规模超过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00多亿元（见图1）。对外投资迅猛发展、全面提速，引起了市场和业内人士广泛关注。
2016年1月-6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802.8亿元人民币（折合888.6亿美元），同比增长58.7%。作为对比，2015年该项增速为14.7%，2014年为14.17%。虽然一直以来，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都以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发展，但出现今年上半年这样高的增速，还是自2008年以来首次。
与此同时，2016年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至2.8%，对外投资迅猛上升与国内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之间，是否有关联，是否存在一种“跷跷板”关系，也引起了市场讨论。
面对“民间投资外热内冷”的猜测，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新闻发言人沈丹阳称，“我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至少现在没有数据来支撑这种观点。”
动力何来
上半年对外投资发展如此迅速，业内多位专家称，这并非是由某一种因素主导，而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果。
首先是国内投资渠道有限，国内投资者手里拿到钱却不知道往哪儿投;其次是海外出现了比较好的投资机遇，无论是欧洲市场动荡、美国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加大招商力度，还是人民币贬值，都让投资者把眼光放向全球，寻找合适的投资标的;再次，2016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些大的并购案例，对对外投资增速也有所贡献。
国内方面，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直言，我国传统制造业面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挤压。他解释，近年来，我国多项生产要素成本持续攀升，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融入世界经济，并凭借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优势加快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欧美日等发达市场也在实现再工业化的战略，部分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
这让我国传统制造业腹背受敌，国内投资者亦不敢轻易将资金投向传统制造业。
而服务业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则是我国发展的短板，投入严重不足，民间资本想要进入这些领域则面临着垄断和市场准入的阻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对《财经》记者表示，像医院、养老院、托儿所、停车场、幼儿园、图书馆等公共设施还处于短缺的状态，但是民间资本想要将资金投向这些地方不是那么容易。
国内民间投资增速下降与对外投资增速扩张之间，到底有无直接联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两者之间在某些产业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种跷跷板的关系”。比如像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原来在东莞设厂做服装，可能现在就不会在国内投资，而是跑到境外投资。
沈丹阳在7月19日的商务部例行会上则称，“没有数据来支撑这种观点”。他解释，海外投资增长虽然很快，但是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金额还是有限的，占国内投资规模也仍是非常小的比重。所以这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海外投资增长快也有一些短期因素。
2016年上半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增速很快，但是总规模占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确实较小，分别为3.65%和2.24%，不足以支撑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和对外投资增速迅速上升之间的明确因果联系。
穆迪高级副总裁Marie Diron回复《财经》记者时称，从业务运营层面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可互为补充或可相互替代。但总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之间并无重大且稳定的联系，分析显示各国不同时期的情况错综复杂。
国内投资渠道有限的同时，海外却不乏好的投资去向。Marie Diron直言，中国企业为了实现其收入和利润多元化的意愿，充分利用了境内融资渠道宽松，而境外资产价格较低所带来更多的收购机遇。
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美国”，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逐步放宽市场准入门槛，给有意愿去美国投资的企业以更多的机会。
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贬值2.67%，也使得境外资产对于资产寻求型的投资者更加有吸引力。梅新育对《财经》记者分析称，人民币贬值对工业制造业企业去境外设厂投资是有阻碍作用的，因为会减少中国投资者以东道国货币或美元计价的资本，也会削弱东道国的成本优势;但是对于企业去海外配置资产、投资避险，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秘书长和振伟则认为，去海外配置资产，尤其是持有房地产和物业，以求保值增值，具有投资避险功能，但这是企业比较消极和被动的做法，不会是海外投资的主流。
多位专家均提醒记者，上半年出现了一些大的海外并购案，可能会对2016年上半年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有所促进。比如信达集团以约87.66亿美元收购香港南洋商业银行，于今年5月完成，该笔并购占当月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65.4%;还有海尔集团以55.8亿美元收购通用家电，6月7日完成交割，占当月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36.27%等等。
这类金额巨大的收购对上半年对外投资确实有贡献。但总体看来，2016年上半年完成海外并购107起，涉及交易金额1764.46亿元，占同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30%。这个比例与2015年和2014年的26%相比，只能算是略有上升。与此同时，2016年1月-4月，中国企业在境外的绿地投资总额占同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48.98%，与2015年的50.6%和2014年的59.79%相比略有下降。
由此可见，2016年上半年海外收购确实相比往年有所增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贡献也在加大，但上半年对外投资激增并非是由海外并购主导拉动的。
也有专家认为，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增多是上半年投资加快的原因。但根据商务部合作司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的61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8.6亿美元，同比下降2.7%，占同期总额的7.7%。
和振伟提醒《财经》记者，增速快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数比较小。我国从2002年开始统计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起步晚，所以每年的增速都很快，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值和国际相比并不大（见图2）。
新特征浮现
随着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2016年上半年，对外投资行业分布格局进一步优化，对制造业投资增长迅速，对租赁服务业的投资也大幅增长;国家与地区分布也出现变化，对亚洲、北美洲的投资增速加快，对拉美的投资增速降低;上海、浙江、江苏等省份对外投资高速增长，这三个省份对外投资规模占全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迅速扩大。
对外投资全面提速，甚至超越外商直接投资，是利是弊？其可能导致的担忧是产业空心化和资本外流;可能带来的益处则是中国企业更加融入全球化，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同时获得的利润支持中国GDP的增长，支持中国经常项目平衡及外汇储备平衡。
据商务部披露，上半年，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及采矿业，分别占上半年投资总额的24.6%、19.8%、16.4%和4.7%。流向制造业的投资额达175.9亿美元，同比增长245.6%。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120.4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5.4倍，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68.4%;对文教美工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医药制造业等四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均实现4倍以上高速增长，国际产能合作呈现良好势头。
《财经》记者根据Wind资讯中的数据统计得出，2014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行业和2006年的相比，采矿业占比大幅下降，从48%降至1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大幅攀升，从26%升至34%。此外，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制造业均有所上升，而且行业分布更加多元和均衡（见图3）。
多位专家表示，原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是找矿产资源，但是随着国内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国内经济结构不断调整，而且矿产资源价格下跌，对矿产资源的投资急剧下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之所以大幅上升，和振伟解释说，有一些国家贷款利率非常高，比如俄罗斯，企业想从银行拿到贷款进行生产，利率可能高达20%以上，俄罗斯企业可能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因此对融资租赁业的需求大幅攀升，即不需要出钱购买设备，只需要通过类似按揭的方式，每月付给融资租赁企业钱。而中国企业由于资金雄厚，且国内贷款利率相对较低，去到类似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从事融资租赁业有利可图，因而近些年对外投资中融资业大幅增长。
对外投资中服务业大幅上升则是因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呈几何数地发展，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有需求向外走。
梅新育补充称，以酒店业为例，原来中国企业去国外开酒店，基本上没有国内的客源，面对外国客人没有独有的优势。但随着中国因私出境游客突破1亿人，中国的企业去国外做酒店业，服务中国客户更有先天优势，因此对外投资的酒店业也发展得很迅猛。
通过Wind数据对比，从2005年和2014年对外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可以看出，对外投资的资金流向亚洲的比重迅速增加，从32%上升到69%，流向北美洲的比重也有所增加，而流向拉丁美洲的资金占比则大幅下降（见图4）。这与对外投资行业分布变化密不可分。
商务部透露，2016年上半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对外投资活跃。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对外投资301.2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2.2倍，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9%，占地方对外投资的37.3%。其中，上半年投资流量超过10亿美元的省级行政单位有5个，分别为上海市（145.2亿美元，同比增长162%）、浙江省（55.6亿美元，增长173.8%）、江苏省（38.6亿美元，增长52.5%）、湖南省（11.7亿美元，增长20.7%）和重庆市（10.6亿美元，增长35.8%）。
对比2003年和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省及直辖市可发现，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占比均有所增长，而北京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下降，省份分布更加均衡（见图5）。
和振伟解释称，长江经济带作为战略被提出来，在国内的重要性和发展程度都和以往不一样了，而且无论是上海、江苏还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在全国领先。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当中的重要性和主导地位愈发凸显，因此民营经济活跃的地区对外投资增速较快，便在情理之中。
据悉，2015年前十个月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非国有企业投资占比较高，占总量的72%。另外根据瑞银的研究报告，2015年单笔超1亿美元的并购总额中，民企已占40%。
对外投资发展势头迅猛，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业内普遍对产业空心化和资本外流较为担心。徐洪才直言，如果局部地区因为产业海外转移导致产业空心化和经济的坍塌，对国内经济平稳增长将会有负面影响，对国内就业市场和百姓消费也会有很大影响。
梅新育举例称，温州就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情况。原先很早就发展起来，后来企业要么纷纷跑到外地，要么背弃实业投身房地产、股市等“金钱游戏”之中，现在温州号召全国各地的温商回来投资。“我们不希望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也变成温州。温州只是一个城市，即便空心化，只要整个国家大局稳定，温州就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是如果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出现空心化，这就涉及国家的生存问题了。”梅新育直言。
Marie Diron则称，对外直接投资构成资本外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将消耗外汇储备，可能会支持外汇储备平衡和经常项目平衡。但若对外投资的增长成为资本外逃的一种形式，则表明企业对政府管理中国经济和财政状况的能力的信心不足，因而可能会对中国信用造成负面影响。
更多的观点则认为对外投资加快利大于弊。Marie Diron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未来所获利润可支持GDP增长，因为通过建立新的利润来源，部分利润可汇回国内。其次，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令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收入和利润的多元化，从而增强经济的抗冲击能力。
对外投资加速，尤其是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加速，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向中高端迈进的必然阶段，是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手段。
“我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是乐观的，但还是要适当加以监管，走得太快还是有问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对《财经》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