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理论导论范文

考古学理论导论篇1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学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发展，在我国职业院校中开设的有关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方法以及在这种教学方法下的教学质量，逐渐受到现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关键词：

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教学方法

近几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以及科学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我国考古活动也不断取得突出的成就。在我国现今发展阶段，在高职院校内设立的考古专业课程中，有关考古文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方式方法的研究逐渐受到我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如何才能更好的完善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方式，本文经过研究，特得出以下结论。

一、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现状及成因

1、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现状

在我国现今社会的发展阶段，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新时期发展的潮流和需求，我国各大职业院校开始选择在本校内开办和设立有关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的相关课程内容。但由于我国各大职业院校在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知识的课程教学上，没有足够的教学经验和良好的教学理论做支持，导致我国现今阶段各大职业院校，无论是在有关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的教学方式、教学师资还是办学理念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和不足。

2、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现状的成因

我国的职业院校的办学理念不同于本科院校，在注重理论知识教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于学生相关专业知识在综合实践能力上的培养，是我国职业院校最为显著的办学和教学特点。但现今阶段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在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知识课程的教学过程之中，大部分依然采用中国传统的专业知识教学方式，对于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理论知识上的侧重程度较深，普遍忽视了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实践教学，即对学生考古文物保护技巧的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上重视力度严重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课程知识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1]。除此之外，在我国现今社会的发展阶段，全国范围内的职业院校中负责考古相关专业的授课教师，在考古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方面的专业知识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完善。教师教学经验的不足以及相关专业知识水平低下等方面的内容，是直接导致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中对学生文物保护技术相关知识内容的教学效果不能很好的达到授课教师最初的心理预期的主要前提原因之一。

二、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1、建立文物保护技术培训实验基地，提高学生实践应用能力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学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国全国范围内的各大职业院校为了更好的适应时展的需要，更多的选择在学校内的考古专业课程安排中引入和设立有关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相关专业知识的授课课程。但由于我国的职业院校在有关考古专业的办学经验方面还比较薄弱，在大多数时候，对于学校考古专业的学生，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方面知识的教学过程中会选择参照或者沿用本科院校中相关专业课程内容的教学方式，而本科院校传统的专业知识授课方式更多的注重理论知识的教学特点严重违背了职业院校旨在培养实践能力较强的综合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理念，最终导致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方面专业知识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严重低下。想要更好的解决这一教学弊端现象的出现，我国的职业院校就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培训机制，建立与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课程知识相匹配的实验培训基地等一系列的硬件设施。在有效保证学生对于相关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综合应用实践机会，为最终培养出更加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综合应用型人才提供坚实的客观保障条件。

2、回聘退休考古专业文物保护专家，提高教学质量

在现今社会的发展阶段，由于受到我国国家教育局以及相关部门有关指导政策和工作精神的影响，职业院校的专业在职授课教师与本科院校相关专业的授课教师在相关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水平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职业院校考古专业负责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知识的在职授课教师，普遍存在因考古专业相关知识掌握程度不够深入而最终导致教师的授课质量低下，学生学习效果不能达到社会对于相关考古专业人才在专业知识水平高度上的需求，严重影响了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的教学发展进程。我国的职业院校如果想要更好的改善考古专业在对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知识的教学现状，可以将已经退休的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和资深学者回聘到学校之中。在不影响学生对于相关专业课程知识学习的课程安排的基础之上，适当的举办专家讲座或者专家亲临授课相关方面形式的教学活动。在更好的为学生拓宽有关考古专业在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的知识面广度的同时，通过一系列的讲座和培训安排，更好的提升学校考古专业相关在职授课教师对考古专业知识的掌握水平，最大限度的改善教师专业知识掌握不够全面的教学现状。

3、改善教学方式，灵活教学方法

虽然在我国现今社会的发展阶段，在职业院校考古专业之中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方面的课程，是在参照和效仿本科院校授课过程的基础上设立的，但为社会培养具有更高水平综合应用实践能力的新型就业人才是我国职业院校的办学宗旨。传统本科院校过于注重理论知识教学的教学方式不能更好的适应职业院校在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需求，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受到严重阻碍。我国的职业院校如果想要更好的完善和改革校内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相关知识的专业教学实践效果，就必须及时有效的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改变传统古板理论化的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合理有效的应用更加灵活的教学方法。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最大限度的提升学生对于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积极性，有效的激发学生对于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潜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最终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2]。

三、结论

总而言之，在考古学专业中，有关对于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相关知识的学习，是对学生科学理论知识的掌握能力以及综合实践的应用能力的综合考察。只有我国现今阶段开设考古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有效的摆脱学校传统的专业知识教学方式，更好的掌握灵活、科学的教学方法，才能够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综合应用型考古人才，相关授课教师的教学才能取得预期的理想效果。

作者：姬颖 单位：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魏国锋.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方法探讨[J].巢湖学院学报,2012,05:156-158.

考古学理论导论篇2

[关键词]公共考古学；考古学大众化；考古与传媒

[中图分类号]K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4-0030-04

公共考古学，又称为公众考古学，美国考古学家、遗址保护专家查尔斯·麦克基姆先生在《Public Archaeology》一书首次提出这一概念。2002年，杭州召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其主题是“考古学与公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明确提出建立公众考古学的问题。近几年来，“考古学要走向大众”的呼声越来越高，遗址公园的建设、考古工地的开放、博物馆展示方法的改变、考古科普书籍的出现、媒体上各类考古类节目的出现，公众考古学在国内可谓盛行一时。本文拟对我国近10年来公共考古学的相关研究进行一个粗略的梳理。

一、公共考古学概念的讨论

公共考古学，源于查尔斯·麦克基姆的《Public Archaeology》，国内对于这一概念的没有统一的称谓，或称之为公众考古学，或称之为大众考古学。范佳翎通过对比英美国家考古学家对这一概念的不同解释，认为理解的偏重点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Public Archaeology》出现背景和所面对具体问题方面的差异。①大多数学者根据《Public Archaeology》认为，公共考古学是一个西方的名词和理念，但是高蒙河则认为考古学大众化的理念中国从来就有，并通过分析苏秉琦先生不同时期的公众考古思想的演进而认为苏先生是中国公共考古学的领军人。②公众考古学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概念。郭立新、魏敏认为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以及考古学家社会责任的再思考，这种思考，上升到理论高度，即是所谓的“公众考古学”。③姚伟钧、张国超认为公共考古学的定义是考古学的大众化。④钱耀鹏认为公共考古就是考古学的社会化。⑤陈淳认为公众考古学是指由政府管理的从公众共同利益出发的考古学，即如何由一个形形而且互有竞争的大众群体以他们自己的方法阐释过去。⑥当然对于公众考古这一概念提出是否合理学术界仍有争议，施劲松、王齐认为公众考古学的提法不仅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而且在实际操作时还潜存着一些难以避免的危险。⑦对于公共考古学的学科建设，钱耀鹏认为公众考古学是考古学研究的新领域，严格意义上来讲，公众考古学似乎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分支。⑧梁太鹤认为由于公众考古学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有论述称它将是国内考古学中“呼之欲出”的一个分支。就所需研究的范围和问题说，把它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方向，分支说自有成立的理由。但是否即建立为新的分支学科，却值得细加估量。⑨孙波也认为公众考古学因为缺乏理论而不能称之为一门学科。⑩

二、关于公众考古学的理论研究

公共考古作为一个新的提法，或者一种新的理念，一经提出，便立即在中国考古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其中不少的学者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但其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与学者们的观望态度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公众考古学主要以《中国文物报》和《南方文物》为两大宣传阵营，《中国文物报》主要刊登公共考古学大众性、普及型文章，实时性、思考性较强，《南方文物》则主要刊登学科理论类文章，其中介绍西方公共考古学的文章占有一定比例。郭妍丽通过对考古学科学性和大众性的分析，认为考古科学化与大众化的结合点在文物保护，并且通过四种方法可以实现考古学大众化与科学化的结合。11郑媛则从中国目前经济建设对文物的威胁、公众对考古知识的盲区以及考古工作者的行业尴尬等现状出发，认为公众考古学的建立是公众需要、文化遗产保护需要、考古行业需要。12魏峭巍通过对国外公众考古学的研究，认为国外公众考古学经历了政府参与、公众参与、公众导向等三个不同的阶段，我国应加强公众考古学理论建设，找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公众考古学道路。13李琴、陈淳通过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起源与发展、内涵与概念、理念和方法的简要介绍，认为中国的公共考古学应该在多方的合作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大众为中心”。14郭立新、魏敏对西方公共考古学发展情况进行了简要梳理，提出考古工作中的矛盾与冲突，认为研究要结合中国现状谨慎处理各种关系，考古学家应在公共考古发展的形式下做好考古知识普及工作，搭建好公共考古的现实平台。15

在中国公共考古学发展模式上，姚伟钧、张国超认为我国现阶段公共考古的途径大致有四种：考古现场的参观、摸拟考古、科普考古图书和直播考古。其中参观考古现场是目前我国公众考古最要形式之一。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选用了现场参观、科普书籍、动态讲座、考古专题影视等四种方式进行公众考古学的引导和推广。17上述的几种方法基本涵盖了我国现阶段公共考古学的运行模式。在公众考古学基本理论方面，魏峭巍从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三个不同的视角观察，认为三者之间的分歧必须在共有元素考古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博弈，从而实现纳什均衡，完成遗产保护。18崔玉范从美国公共考古学教育的视角，对美国公共考古的机构和运行模式进行了详实的归纳，认为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由考古学家发起，教育学家们积极参与并合并了社会各个团体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考古学知识和文化资源保护的公众化。19曹兵武认为考古资料具有公共属性，考古资料不仅仅是考古学家的资料，也应该受到其他领域甚至大众的关注。考古学家长期以来只关注考古资料的一个方面，而考古资料和考古知识的分享传播并非文本所能代替，要在新技术和新媒体的支持下不断探索其考古资料的载体和传播的途径，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化遗产发展的需要。20麻赛萍、高蒙河根据考古教育与考古资源的密切程度，将考古教育按照三个不同的场所，考古现场、博物馆和课堂加以划分，剖析在三个场所开展的考古教育内容、手段和效果，为以后的公共考古活动提供参考。21

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源于西方，因此，有大量关于西方公共考古学介绍性文章和译著。《公共考古学》的序言《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协调性》详细论述了公共考古学的定义，并提出了“民智不足”和“多角度”两种模式，在此基础上如何与公众进行沟通与交流。22而《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一文在分析博物馆强大的媒体功能和为考古服务性质的基础上，认为其单一的陈设脱离了公众的需求。自1960年以来，博物馆的功能转向公众，树立公共服务的意识，实现数码通道、幕后参观、外界文物盒等多种方式来提升公众考古资源的保护、鉴赏意识，从而提升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力。23希尔松·兰贝利通过对巴西水下文化遗产的种种复杂问题的讨论，打破水下遗产由于观点差异造成的僵局，而水下考古及民族志研究中心则在水下遗产的管理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4这些译著和文章为我们了解国外的公众考古学研究状况、思考我国公众考古学开展的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借鉴。

三、公众与考古学大众化

公共考古学中的“公共”包含了两种含义：一是公众，即一种国家行为，这种政府行为以公共利益为前提；二是公共，由个人所组成的群体，是一个多样化的集合体。所谓的“公共”就是要处理国家、公众、考古学三者之间的关系。25国内这几年来探讨较多的是大众与考古学的关系。1996年，陈星灿撰文《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从考古学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方面论述考古学与公众存在一定的距离。26陈洪波认为目前国内由于多种限制因素的存在，加之考古学的专业性质，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大众还是很远。27因此，考古学界和社会各阶层的学者也大声疾呼，要求考古学走出象牙塔，建立公众考古学体系。曹兵武认为考古的大众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这不仅是人民文化的需求，也是考古学家有益的学科尝试，并进一步指出考古学家已经意识到应该再添加一个“转换普及”的新程序，在与社会和公众交流的过程中获得反馈，认识和确立自身的定位和社会形象。28公众考古学兴起十年来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但是考古工作者一直都在不懈的努力，从各个角度实现考古的大众化，大部分考古工地的开放和具有科普意义书籍大量的出现。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以通俗话语总结了其毕生研究所得，其自称“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吴汝康的《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被收入“名家讲演录”科普系列书系，向公众介绍人类起源与进化方面的知识。李伯谦、徐天进主编的《考古探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由一批著名考古学家执笔，其中不乏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的真知灼见。高蒙河的《考古好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深入浅出的笔法讲述了真正的考古生活。许宏的《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图文并茂，从多个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早期中国的形成。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的《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采用了“发掘者说”理论，用报告惯例之外的通俗语言和视角，随文配上相关照片图像，对相关内容进行概略讲述，以浅显的语言，辅之以考古学常识。它是考古学报告编写的一次新尝试，这种尝试与编者力图推进公共考古学发展的理念是分不开的，表明考古学者正在以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对考古学的大众化进行有益的尝试。李春华认为博物馆在促进考古学的大众化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博物馆的大众考古要克服陈设简单，与大众缺乏沟通的现状，实现公众考古学的建立和博物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29施劲松、王齐认为公众诉求与考古学的科学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这一差异的源于考古学知识的不确定性，考古工作者可以给公众只是尽可能多的过去历史的“碎片”。这些碎片由公众在考古学者的正确引导下完成“历史拼图”。30范佳翎以最成功的“公众化”实验考古项目——英国Buster古代农场（Buster Ancient Farm）为例，认为“实验考古学”具有很大的考古科普优势，应该在公众参与实验考古的过程中逐渐理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31而且考古影像信息更能客观地记录现场，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容易被公众所接受，保证收集影像的真实性、全面性、科学性对于公共考古学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32在公共考古学实施与推广中，程艳妮从阳陵公众考古的实践出发，认为公众考古活动中的年龄限制、经费缺少、模拟考古教练的缺失等几个方面的因素正在日益束缚着考古大众化的发展。33麻赛萍根据上海市政府“三区联动”的城市战略，积极寻找考古普及化在这一战略下社区化，认为考古社区可以降低消费成本、扩大范围、并且以多种形式，多种途径落实考古学的普及。34上述研究成果具有科普性，也具备常识性，同时也体现实践性，说明学者们正从不同的角度在尝试普及考古知识和推进公共考古学的发展。

四、公共考古与大众传媒

公众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参与，加强与传媒机构的合作，借助新闻媒体、网络媒体等信息平台逐渐成为考古发掘成果的另一个展示渠道。随着媒体越来越多的参与，考古学家越来越重视与公众的交流，公众活动日益深刻地影响考古活动。但是媒体是把双刃剑，可以扩大考古学在公众中的影响，也会由于媒体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而出现非客观的考古报道。关于公共考古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也不乏学人关注。曹兵武认为媒体希望从考古发掘中寻求新闻点、兴趣点甚至经济增长点，但不可否认，客观的结果是普及了大众的考古学知识。如果适当地加以引导与规范，甚至可以对考古学的进步、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35孙波认为随着信息和网络等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考古行业可以通过媒体传播考古知识，但是由于考古学或者文博行业状况，以前的一些做法正在被质疑，文物部门正在从危机事件中的被同情者转化为被问责者。正是这样，在危机关头更需要建立公众考古进行应对。36张士坤、王志华从考古学共享现状及问题出发，剖析了考古学与媒体接触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存在呈现不均衡，呈现模式和语言有悖考古学的严谨，进而提出考古学工作者在与传媒的接触中应该主动些、积极些。这样有利实现考古知识的共享。37郭云菁以考古传播人才培养为切入口，认为公众考古传播应将各类媒体作为主要研究和合作对象，探讨考古与媒体的最佳合作模式。要完善和增进考古学界和媒体界的交流机制，加强两个领域之间信息和人员互动，特别是专业公众考古传媒人才的培养，一是立足于培养一批与媒体交流的公众考古人员；二是着重培养具备基本的考古学知识的媒体从业人员。38

当然，仍有一部分学者对于媒体持保守态度，他们认为媒体的炒作严重违反了考古学的规律，违背了考古学的科学精神……媒体的任意推导、大胆结论甚至是无中生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干扰了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些不是考古学传播，无疑对考古学这门严肃的学问是一种伤害。39陈洪波在谈及公众考古学与传媒的关系时认为，传媒与大众的关注立场是一致的，传媒关注的是考古学以外的东西，而不是考古学本身，传媒和大众的功利心理显然与考古学家的思想观念是难以合拍。40

五、公共考古学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

通过简单回顾近十年来国内公共考古学的研究现状，我们发现公共考古学整体性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目前还尚未有一部关于公共考古学整体性研究的专著。国内大多学者关于公共考古学的认识还依然不够清晰，尽管公共考古学从发展阶段上看已经跨越了宣传与呐喊的阶段，但是对此并不是很热衷，甚至冷眼旁观。至于在公共考古学的理论和模式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在公共考古领域，依然存在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和错误的认识等充斥在公共考古学领域，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势必会影响公共考古学的发展。

一方面，公共考古学概念呈现缩小化趋势。目前，一提起公共考古，人们就会认为是考古知识的普及，而且这种认识还普遍存在文物工作者和管理者的意识里。公共考古学的概念发源于西方，尽管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明了的概念，但是“公众考古学是服务于公众兴趣的职业考古学研究方向，协助立法保护古代遗址与发现、管理博物馆收藏、并向公众展示古代历史、与开发商协商尽可能的减少建设项目对古代遗迹的影响。大部分考古工作还是旨在创建与出版专业的学术知识，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发展出一系列超出其学术规范的专业领域，公众考古就是用来界定这一发展与多样性。博物馆不再是一个文化机构，而是藏品与档案的收藏、解释与展示的专业实践场所。公众考古学还包括了公众对古代遗存的普遍兴趣。公众考古学远远超越了学术的范围。跨域了许多学科。”41这段话不是给公众考古学下定义，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公共考古学涉及的领域远远已经超出了考古学本身。诚然，正如曹兵武所言：“公众考古学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考古学家在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方面的作为。”但是公共考古学并不是考古科普化，考古科普化只是公共考古学大众化过程中一个方面，属于考古知识的宣传，而不能涵盖公共考古学。

另一方面，公共考古学展现方式日益模式化。近些年来，以国家、地区考古学机构为主体的生力军正在以自己特有考古学普及和展示手法推广公共考古学理念的实施。但是事实上现在各个地区使用公共考古学的方法和手段已经近乎模式化，科普读物、工地参观、模拟考古、博物馆教育等中国式的公共考古学运行模式，实际上更多是注意考古知识普及，换言之就是公共考古学内涵缩小化之后的行为反应。

随着公共考古学概念的提出，考古学知识在国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使大众广泛参与到考古学知识的了解和认知当中去。这一举措对于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国民文化意识、增强国家文化的保护力度均有非常明显作用。但是公共考古学是一大值得探索的研究课题，中国公共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探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考古学发展模式。

[注 释]

①范佳翎：《如何理解“Public Archaeology”》，《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16日第7版。

②高蒙河、麻塞萍：《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1期。

③1525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④16姚伟钧、张国超：《中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略论》，《浙江学刊》2011年第1期。

⑤⑧钱耀鹏：《价值实现与公共考古学》，《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⑥陈淳：《考古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⑦30施劲松、王齐：《“历史图景”、“公众考古学”及其他——参观〈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展〉有感》，《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

⑨梁太鹤：《2008年公众考古案例盘点及思考》，《中国文物报》，2009年6月26日第7版。

⑩36孙波：《新传媒时代的“公众考古学”与危机公关》，《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31日第5版。

11郭妍丽：《考古学的科学化与大众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2郑媛：《试论在中国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必要性》，《文物世界》，2010年第4期。

13魏峭巍：《国外公共考古学研究现状综述》，《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14李琴、陈淳：《公众考古学初探》，《江汉考古》，2010年第1期。

17刘国祥：《公共考古的开展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2010年6月25日。

18魏峭巍：《分歧与整合：公共考古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19崔玉范：《美国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目的的一个途径》，《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20曹兵武：《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21麻赛萍、高蒙河：《考古现场·博物馆·课堂：考古教育的三个阶段》，《博物馆研究》，2011年第3期。

22美·尼克·麦瑞曼著，周晖译，方辉校：《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协调性》，《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23美·尼克·梅里曼著，黄洋、高洋译，陈淳校：《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24希尔松·兰贝利：《保卫巴西水下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与公众考古学》，《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2008年第8期。

26陈星灿：《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读书》，1996年第12期。

2740陈洪波：《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关于公众考古学的思考》，《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2日第7版。

2835曹兵武：《考古学与大众》，《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3日。

29李春华：《博物馆与公众考古学》，《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2日第7版。

31范佳翎：《“公众化”实验考古》，《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17日第7版。

32范佳翎：《公众考古中的影像信息采集》，《中国文物报》，2009年4月10日。

33程艳妮：《从文化圣殿到民众乐园——汉阳陵公众考古活动的思考》，《文博》，2012年第12期。

34麻赛萍：《文物知识普及与社区化》，《上海文博》，2009年第1期。

37张士坤、王志华：《略论大众传媒与考古共享的互动关系》，《东南传播》，2009年第5期。

38郭云菁：《公众考古传播的人才培养机制》，《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日第7版。

39熊焰：《解析考古新闻“秀”》，《新闻前哨》，2002年第4期。

考古学理论导论篇3

综合类专业院校的艺术专业也有以独立的艺术学院或艺术系的形式而存在的，也有与人文社科类系、部并存的，但无论如何，其专业数量和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等诸方面，均无法与专业艺术类院校相比，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与专业类院校也不完全相同。但作为综合类院校，我们不能单纯依靠艺术类专业的发展来促进其他专业与学科的发展，同样，我们也要提倡将不同专业、学科的资源合理利用。艺术考古是一个艺术类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作为文化大国、文物大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更多的课程体系都应该有机地结合，促进艺术类专业学生个性化与综合性的发展格局。综合类院校开设艺术考古课程，无论在师资配备还是实践资源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作为艺术类学生必备的综合知识素养，艺术考古可以以讲座形式来开设。

艺术考古介入艺术类专业教学，是专业综合改革实践中课程体系综合改革的有益尝试

艺术考古是介于考古与艺术两大知识领域间的一个新兴学科，是高等艺术院校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与科研过程中形成的综合教研成果，也是综合知识体系教学改革的总结。该课程体系主要由四大方面综合而成，一是艺术考古与专业知识点综合理论基础的讲授，使艺术类学生能基本掌握艺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国内外相关艺术考古及美术发展的前沿动态，掌握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独立从事相关科学问题的分析与实践创作；二是博物馆实习参观与考察；三是艺术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四是实践作品的完善。目前，国内部分高等艺术院校，如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虽已开设了艺术考古相关课程，但艺术考古教学和其他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尚未开展，因此，我们倡导艺术考古本科教学应在艺术类专业院校逐步开设，以充分发挥艺术考古教学的基础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艺术考古学教学体系。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可以促进艺术类专业研究方法、思考方法与实践创作方法的创新。艺术考古不同于艺术创作，它是一门严谨而科学的实践课程，掌握艺术考古科学的正确研究方法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对于艺术考古专业人员来说，他们首先重视的是资料搜集能力的培养，实地调研考察能力的培养，对前人研究成果理性分析与评价能力的培养，文献调查及综述能力的培养；其次是选题、制定研究方案及科研创新、追踪学科发展动向能力的培养；第三是个案、专题研究、综合研究能力及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第四是科研成果展示能力的培养。在艺术类院校本科教育中介入艺术考古教学，开拓中国艺术教育的新视野和新领域，建立科学、完整、崭新的教学思路与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对学科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可以对艺术类学生严谨扎实的专业创作提供良好的科研基础与学养基础。严格意义上来说，艺术考古研究思路和艺术专业创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需要经过收集素材、构思草图、选题定位、创新提炼、作品成型等诸环节，只是艺术考古更侧重于对实物、实证的掌握，以及对历史专业知识体系的系统研究与挖掘论证，而艺术创作更侧重于在观察基础上形成独有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但艺术考古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将促进艺术创作水平的提高。同时，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有助于引导学生对相关知识体系的探究，也可以对艺术类学生的学科素养、感悟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比如对于本土文化的深入研究，地域文化特色的挖掘与品牌保护意识的提高，创意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等。多知识领域的融合，也为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提供了一些新机遇。原有单一的教育模式容易导致学生综合能力的低下，而宽泛、交叉知识体系的建构，特别是对边缘知识体系、零散而小学科知识体系的有效组织，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出不同专业的价值。当前，中国文化正在面临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与冲击，中国的艺术教育如果不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不主动地与其他学科进行合理而有机的结合，就不可能产生更大的艺术成就和科研成就。社会的发展已促使各个学科更广泛而深入地结合，多学科交叉教学已不是一种“时尚”或“潮流”，而是教育发展必备的基本手段之一。以艺术考古学教学为硬件条件，对艺术专业教学展开深入的探索，是适应社会需求、促进教育发展的有益尝试。

结语

艺术考古介入艺术类专业教学的课程体系改革，不是无中生有的武断推论，而是专业综合改革中课程体系综合改革的有益尝试。我们常常思考艺术教育的方向与未来，许多专业之间、课程之间的壁垒依然存在，打破专业与专业之间、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壁垒，达到知识体系的完备，是艺术专业教学发展的必备条件。艺术考古与艺术教学交叉的内容结构就是课程体系改革的实践之一。

考古学理论导论篇4

古音学是一门研究汉语上古音的学问。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当中，上古音到底属于哪一时段的语音，学界还有些分歧，流行的说法认为上古音就是先秦两汉时期的语音，但有个别学者认为这段时间太宽泛，上古音应该仅限于周秦时期，不包括先周时代以至远古时代的语音（刘晓南，2007：135）。本文依据清代学者研究上古音使用的材料――《诗经》等先秦韵文和《说文解字》中的形声字，采用刘晓南先生的说法。古音研究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末，郑玄的“笺”、“注”或刘熙的《释名》里，一再提到“古音某，今音某”的语言现象。古音研究的真正开始是在宋代的吴域和郑痒，但他们受制于《唐韵》分部的影响，又加上对古音研究的指导思想没有脱离“叶音说”的窠臼，因而缺乏科学价值。到了明代的陈第明确提出了“古诗无叶音”的说法，建立了“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改，音有转移①”的正确语音历史观，古音研究的科学时代才算开始，但陈氏考察古音拘泥于只言片字缺乏系统性，因而古音学的研究具有突破性进展的时期是在清代，表现为名家辈出，如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江有诰、章太炎、黄侃等；成果丰硕，据耿振声先生统计可达167种②。为近现代古音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清代的古音研究做一个全面的鸟瞰，以便同行们参考。

二 古音理论研究

清代之前古音研究形成了两种指导思想。一种以朱熹为代表的“叶音”说，主张用今音改古音以求得读古书的和谐，其精神内核是古今音不变；另一种以唐代陆德明、宋代吴域、明代陈第为代表的“音移”观，主张语音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古有古音今有今音。

清初顾炎武继承了“音移”观的指导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语音发展的阶段理论，顾氏认为：《诗经》“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其后“魏晋以下，去古日远，辞赋日繁”“休文作谱，乃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以成不堪之典。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唐时以诗赋取士，其书一以陆发言《切韵》为准”，“至宋景佑之际微有更改，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始并二百六韵为一百七”，“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③。顾氏的这一理论为自己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途径，并且影响了其后的江永、段玉裁等人；

江永在继承了顾炎武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倡导“审音”理论。他主张对上古音的研究，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首先就要对古音研究的材料作科学的区分。在江永之前，许多古音学家不区分材料的不同时代，对材料的真伪也不做科学的考证，把《诗经》、《楚辞》甚至汉魏六朝唐宋的有韵之文统统混杂在一起。对此，江永明确指出，古韵研究的材料应该有一个统一标准，那就是《诗经》的用韵、经传骚子的有韵之文，至于其后的材料只能用来与上古音相互比较，以究明其源流变化，不能作为对上古音分声定韵的依据。同时，江永十分重视对中古音的研究，认为中古音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去认识上古音的韵部。这一点，得到戴震的支持，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戴氏认为上古韵部的材料传世的比较少，仅仅根据这些有限的材料来断然决定上韵部的分和合是不够的，因此，中古音的研究对上古音的探讨就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戴震认为《广韵》是中古音的代表，从分析《广韵》的语音系统入手，区别等呼、洪细及韵类不同可以帮助我们对古音作出更加精细的研究，在此理论的指导下，他精心研究古韵并做出了九类二十五部的细致划分。同时，建立了韵类的“正传”、“旁转”的理论，所谓“正传”包含三种情况，一种是同一韵部的内部转变，第二种是统一大类韵部之间的转变，第三种临近大类韵部之间的转变。“旁转”是指上述三种“正传”之外的情况，这种理论为后来孔广森的阴阳对转理论开了先河。

孔广森，山东曲阜人，是戴震的弟子，他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明确建立了阴阳对转理论。孔广森把古韵分为十八部，其中阴声韵九部，阳声韵九部，分别构成九对阴阳对转关系：歌元、支耕、脂真、鱼阳、侯东、幽冬、宵侵、之蒸、叶谈，他利用阴阳对转的理论来解释《诗经》押韵和谐声中的一些现象。例如：《诗经・邶风・北门》押敦、遗、摧，可是敦字属真部，遗、摧属脂部，这就叫脂真对转。孔氏的这一理论对其后的章太炎、黄侃等人的古音构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古音研究方法

清代的古音研究方法虽然主体仍是前代的系联法，但大有改进，表现在系联对象的扩大，归纳结论更加科学仔细，同时，还开创了“审音法”、“古音构拟”法。

首先，顾炎武提出归纳古韵第一步要“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将平水韵中已经合并的韵分开，恢复《唐韵》的原貌，“所谓一变而至鲁”，第二步“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归纳《诗经》、群经的用韵，而将《唐韵》重新分合，“所谓一变而至道”，从而使得“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④同时采用“诗韵系联”、“谐音系联”、“离析《唐韵》”等多种方法，广求证据，讲求事物条理，愈祥博愈好的朴学风范。顾氏这种研究方法不仅被清代音韵学家所采用，而且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运用。

其次，江永在顾炎武开创的科学方法基础之上，明确倡导“审音法”，这种方法提出从事古音研究首先就要对古音研究运用的材料做出科学的划分，不能把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和后代汉魏六朝唐宋的有韵之文作为考查古音的依据，考察古音的材料依据只能是《诗经》的用韵、经传骚子的有韵之文，其后的材料只能用来作为参考佐证之用。

“古音构拟”法是章黄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章黄之学”是指由清末国学大学章太炎（1869-1936）、黄侃（1886-1935）师生二人所创立的研究我国语言文字的一个学派。它是东西文化碰撞的结果，一方面它继承了清朝“朴学”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近代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构拟原始母语思想。在研究语言文字方面，把研究音韵作为首位。章太炎说：“董理小学，以韵学为侯人。⑤”研究音韵的目的，是为了探索构拟我国古代的语音体系，从而为探求语源服务。在探求语源上，章黄以《说文》和《广韵》作为工具，“以《说文》为主，而求制字时之声音；以《广韵》为主，而考三代迄于六朝之音变”。⑥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拟构上古语音体系中，声母二十一纽，古韵二十三部；黄侃在《音略》中拟构的上古声母是十九纽，古韵二十八部。

四 古音韵母研究

清代古音研究家们依据《诗经》等先秦韵文、《说文》的形声字，采用系连法归纳古韵部。首先，清初经学大师顾炎武作《音学五书》⑦分古韵为十部，如下：

（一）东、冬、钟、江；

（二）支、脂、之、微、齐、佳、皆、灰、；

（三）鱼、虞、模、侯；

（四）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

（五）萧、宵、肴、毫、幽；

（六）歌、戈、麻；

（七）阳、唐；

（八）耕、清、青；

（九）蒸、登；

（十）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

顾氏分类大体沿用了《唐韵》的韵目，但并不受其约束，如入声韵不一定与阳声韵相配，每个韵的字也不硬性配入某部，如“支”半入“支脂”半入“歌戈”等等。他这种做法从其《音学五书》“叙”表达的思想来看，大体有一种复古的倾向性。如：“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对此，江永给予了批评，他说：“音之流变已久，休文亦据今音定谱为今用耳。如欲绳之以古，‘风’必归‘侵’，‘弓’必归‘登’，‘宜’必归‘歌戈’，举世其谁从之？”⑧

其后，江永、戴震、段玉裁等逐步有所修正。江永撰《古韵标准》以正顾氏之讹阙，分古韵为十三部，他把顾氏第四部“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分为两部，“真、谆、臻、文、殷、魂、痕”为一部，口敛而声细，“元、寒、桓、删、山、仙”为另一部，口侈而声大，“先”韵一半从前一般从后，界于二者之间；第五部“萧、宵、肴、毫、幽”中的“萧、宵、肴、毫”为一部，“幽”并“尤、侯”为一部；第十部中的“侵”单独为一部，并收“覃、谈、盐”三韵中的部分用字，“添、咸、衔、严、凡”为另一部，并收“覃、谈、盐”三韵中的另一部分用字。

戴震作为“审音”派的代表人物，十分强调“审音”在古韵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从分析《广韵》的语音系统入手，区别等呼、洪细及韵类的不同借此对古韵做出了更加精细的划分，得出古韵九类二十五部⑨，阴、阳、入三个大类的韵部互相配合，如下表：

（一）1、阿2、乌3、垩

（二）4、膺5、噫6、亿

（三）7、翁8、讴9、屋

（四）10、央11、夭12、约

（五）13、婴14、娃15、厄

（六）16、殷17、衣18、乙

（七）19、安20、霭21、遏

（八）22、音23、邑

（九）24、腌25、叶

其后，孔广森分为十八部，王念孙和江有诰分为二十部，章炳麟分为二十三部，黄侃分为二十八部。均在其前辈分部的基础上或增或删或换韵目，大同小异而已。

五 古音声母研究

清代古音声母研究的成就突出体现在钱大昕、章太炎、黄侃等学者的著作中。首先，钱大昕（1728-1804）在他的《十驾斋养新录》卷五中，得出有关古声母的的两个重要结论：①古无轻唇音，即三十六字母“非、敷、奉、微”四个轻唇音，在上古要分别读为四个重唇音“帮、滂、并、明”。②古无舌上音，即“知、彻、澄”三个舌上声纽，上古分别读为“端、透、定”三个舌尖音。此外，他在《潜研堂文集》卷十五《音韵问答》和《十驾斋养新录》卷五里又说古音“影”、“喻”、“晓”、“匣”四母多相混，而与“见”、“溪”诸母没有明显的区别。其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上卷《古音“娘”、“日”二妞归“泥”说》一文中提出“泥、日”两个声纽上古应读做“泥”，在《新方言》卷十一里又说：“‘精’、‘清’、‘从’、‘心’、‘邪’本是‘照’、‘穿’、‘床’、‘审’、‘禅’之副音”，上古声母无正齿和齿头之分，其弟子黄侃从《广韵》中考定上古有十九个声纽，如下表⑩：

这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直到今天，仍然被许多学者看重。

六 古音声调研究

古音声调研究方面，清代学者也作了许多努力。段玉裁具有开创之功，首先提出上古声调和《广韵》不同，汉初以前的汉语没有去声，只是到魏晋以后，许多原来上声、入声的字才转变为去声，因而，上古声调只有平、上、入三声，这一见解当时许多学者并不赞成，但近现代许多学者如章太炎、王力等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江有诰对上古声调的研究也卓有贡献，一开始他认为古无四声，反复推敲之后，他认为古人确有四声，并作了《唐韵四声正》这部专著，并指出四声与韵部的搭配并不一致，有些韵部四声具备，而有些韵部只具备三声（平、上、去）、或两声（去、入），或一声（平），对入声进行了专门研究，做成了《入声表》，得到段玉裁的高度评价。王念孙关于上古声调的主张大体与江氏相同，既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但黄侃作《诗音上作平证》则认为上古声调只有平、入两个声调，可谓独树一帜，具有很大的创新价值。

七 小结

清代是我国训诂学的鼎盛时期，许多学者用力于以音求义，音韵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对前代作品的注释、补订，还是独立创制，都有很高的质量，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学者研究一般只能从古文献中构拟出一个系统，研究资料、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开拓，得出的结论有待进一步考证，如古代声母、声调问题，尤其古汉语的音值问题，都值得我们今天的学者进一步的去研究。

参考文献：

[1]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2]刘晓南.汉语音韵研究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史存直.汉语音韵学论文集[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清代古音学》见《王力文集》[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5]高本汉著、赵元任等译.中国音韵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6]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7]李方桂.上古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陆志韦.古音说略，收于《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C].北京：中华书局，1985.

考古学理论导论篇5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儒学伦理的思想基拙与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哲学思辫与理性精神的认识基础、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拙以及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的。通过中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正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等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光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浓厚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人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产生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国古代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文献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理性成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对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这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伦理主义对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一样。但关键的一点是，哪种思想、哪种精神对财富活动的影响更重大更持久。中国古代传统哲学虽然蕴含深邃的理性精神，但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相对于古希腊哲学而言比较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往往凭借着直觉体悟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与规律。不难想象，这种凭借着直觉体悟的直接感知与直觉思维是比较轻视理论分析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对财富思想的影响还是以伦理主义较多一点，因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也更多地呈现出伦理特性。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哲学的思辨与理性精神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认识基础

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数学知识的进步密不可分，并且古希腊哲学思想非常重视数学知识。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数学不仅是他们追求真知的内容，还是他们哲学思维的工具。正是因为数学知识的介入，古希腊哲学才有了全新的突破和飞跃，而数学知识的介人又赋予了古希腊哲学的逻辑辨证和理性精神。“柏拉图认为数学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形式。他的影响曾对那样一种广泛传播的见解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种见解认为，知识必须具有数学形式，否则就根本不是知识”。正是因为对数学知识的彻底崇拜，柏拉图的“四线段喻”、“洞穴之喻”都是用几何图形来表述的。可见，数学对古希腊哲学乃至经济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希腊经济思想(财富思想)中存在着较多的思辨成分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可能的。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利息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正义的伦理色彩，但在讨论如何实现他心目中的正义的时候，柏拉图都是用带有数学思维的哲学思想去思考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成熟了古希腊数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推进了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与一切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所以，不难理解，古希腊财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在理性精神基础上进行的理性活动。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思辨与理性精神不仅为西方古代财富的生产、创造提供了认识基础，而且为西方古代财富思想学理性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底蕴。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笔者认为其缘由是，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地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理性的思考，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古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士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们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值。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J懂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1)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著名学者吾淳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

(2)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做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3)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有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从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大地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作如下思考:

（1）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入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2）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人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3)要以创新的思维审视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创新是发展的灵魂，历史研究同样需要创新的思维。因此，要加快改进研究方法与理念，扩大研究领域与深度，以促进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型。

考古学理论导论篇6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纵观传统的文言文讲法，老师先介绍背景，然后逐句、逐段地翻译，接着概括段意，归纳中心思想、写作特色等。老师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在这样的授课模式下学习听讲感觉索然无味，全然没有兴趣。叶圣陶曾说过：“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无论教师讲得多么好，不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让他们自学、探究……是无论如何也学不好的。”因此，语文老师一定要给予学生主动学习的权利，采用有效的手段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兴趣。多鼓励学生，师生间建立民主和谐关系，让学生积极主动地纳入语文课堂教学体系，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那么，如何在古诗文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兴趣呢?在具体教学中，我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探讨激发学生兴趣的良方。

一、积极引导学生自己读、想、讲

教学古诗文应和教现代语体文一样，引导学生自己阅读、自己思考、自己讲解，以使他们真正理解，并激起阅读的兴趣。现在有的教师逐字逐句地串讲，一字不漏，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彻底，实际上由于是灌注式的教学，可说是教师强加给学生的，反而是最不彻底的。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读自思自讲，虽可能有误读和曲解的地方，但一经教师指出，即可得到纠正。再者，也是更为重要的，只有指导学生自读、自思，他们才能以自己之力，了解自己生疏的诗文，以至进入古诗文所反映的历史生活中去。

为此，就有必要提出思考讨论题，让学生回答或讨论。这对古诗文的学习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方法。思考讨论题可以兼及内容和语言两方面，一般的应侧重在内容的一面，可就人物、事件、情景、环境、背景和作者等各个方面，提出思考课题，让学生思索，发表看法。

古诗文学习中，可能争论的问题比学习现代文多，而且可能有极不相同的看法。教师要提倡各抒己见，让学生不受拘束地发表见解。这里，教师不要固执于先入为主的某些传统看法，而要留意当代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新学说，随时吸收科学的新成果，以作出更科学的解说。当然，这种解说要严格限制在课文及其直接相关的范围内。

二、强化学生进行口译和笔译

在既有课文注解又有教师指导的情况下，让学生自己口译和笔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口译必不可少，笔译则看课文的长短和时间的多少或译或不译，或全译或译一部分。口译尤其是笔译中有错误或不完全的地方是自然的，不能期望完善的语译。重要的是，只有学生自己译，他们才能深切地体验到古诗文的特点和妙处，才更利于真正掌握阅读古诗文的能力。

指导语译时，一要提出较具体的要求，比如哪里是重点译部分，哪些词语句必须明确地译出之类。二是只要求译出词语句中直接反映出的意思，不要求深入思想内容。

三、指导学生适时朗读

阅读的经常形态是默读。朗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默读。不过，对古诗文的学习来说，朗读却有其独立价值。我们的古诗文课文大都具有音韵美和节奏感，以及特有的气势和神采，而且篇幅短小，又特别适于朗读，占时不多。尤其是诗词等韵文，不朗读几乎就体会不到它的最妙处。中学生和其他读者喜欢古诗文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声音方面的美感。对于我国朗读这一优良传统，在古诗文教学中，有必要继承和发扬。

四、指导学生写读后感

指导学生写读后感，是深化理解和发展想象力的好方法。教学古诗文更是如此，读后感不要求写成意思完整的感想文，一般以写片断的感想为宜。读后感的内容可包括：由文章内容产生的感想；由语言技巧产生的感想，由作者产生的感想，由历史背景产生的感想，由对现实的意义产生的感想等等。不论哪种感想，都应是读后的自然流露，而不是憋出来的。教师对可取的感想应给以鼓励，对不可取的感想给以指点，求得进一步完善。

考古学理论导论篇7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亚洲动物考古的研究进展

(一)西亚的领先地位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西亚的动物考古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本土的专家，都非常重视现代动物考古学理论的应用，这一地区的动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赶上了国际同行的步伐。从表2的统计不难看出，大多数动物考古学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论的探讨(82%)。其中生存对策研究文章占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较低，如驯化(14．5%)、宗教(12．2%)，埋藏学(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发表(6．0%)。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较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层次的成果占60．2%，基础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题具有多样性特点。因此，与国际同行相比，西亚动物考古研究的主体处于中高等层次。

(二)南亚及东南亚的积极努力从对南亚和东南亚与动物考古相关文章的一般统计来看，高层次研究成果占20%，较高层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层次的成果占50%，基础性成果占27．1%。中等层次研究中生存对策相关研究占较大比例，达到34．3%，研究主题涉及面较广，表现出较强的学术进步势头。总体上看，本区高等及较高层次研究略逊于西亚，研究水平要高于东北亚和北亚，处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层次。

(三)北亚的保守性基础工作基于表2的综合数据可见，北亚动物考古工作的主体多涉及方法论和理论领域，调查与报告约占文章总数的1/3。在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将近35%的文章属于生存对策主题，其中近1/4与驯化有关。也就是说，将近72．6%的工作已经达到中等水准，但是基础研究所占比重较高(达27．4%)，而且缺少高层次研究。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题与其所覆盖的空间地域和所经历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题比较有限，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总体上处于中等研究层次。

(四)东北亚的提升空间从表2中的数据不难看出，东北亚动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处于基础性研究水准，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基本生物学信息(33．6%)以及基本鉴定过程(11．2%)的积累。在东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1/3略强的工作与中等层次的研究密切相关。包括宗教宴飨、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在内的高层次研究成果仅占6．1%，较高层次的综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学、动物驯化、生存对策、环境学和适应行为时空分布在内的中等层次研究成果却占33．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础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综上所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层次还很低，但是研究主题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却是本区动物考古活力和未来快速发展的预兆。总体上看，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亚外的亚洲其他地区，更不必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了，因此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五)亚洲动物考古的整体观察基于数百篇国内外动物考古文献资料进行的有关亚洲动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简单统计分析似乎毫无意义，但事实上通过这种量化分析会使我们易于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处于何等研究层次，进而意识到为了与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笔者无法将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选极少数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参考文献名录，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统计表中所列数据，是建立在权威性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大样本量统计和分析基础上得到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亚洲动物考古工作主要开始于20世纪晚期，但是大多数高水平的研究结果出自21世纪头十年。一般来讲，目前西亚动物考古已经进入全球动物考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南亚和东南亚主体动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经处于第二阶段，也有部分成果属于第三阶段的较高层次;北亚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整体上却还停留在第二阶段，其动物考古理论与实践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参见表1、表2的数据)。学者们对于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北亚有关生存对策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东北亚就这一主题的研究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这是达到更高研究层次的坚实基础。另外，东北亚在生物学和古代环境信息方面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积累，这为深入的动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础性平台。与亚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展的工作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就诸如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等高层次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在亚洲(尤其是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开展的古DNA考古，在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如来自加拿大的杨冬亚等)和亚洲本土学者(如日本的奥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进展，为深入开展更高层次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自然科学基础。

亚洲动物考古的未来之路

根据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开的第11届国际动物考古会议的议题，结合上述有关动物考古研究层次的分析，可以将目前的主要研究议题归纳为下述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也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参考。

(一)较高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与宗教活动相关的葬礼用牲动物研究，国家形成过程中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状况研究，就动物考古对人类社会探究所做贡献的综述性研究，鹿科动物、猪、马、牛、羊(绵羊和山羊)等对经济形态转型(如跨时代畜牧业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动物考古的专业性研究，动物遗存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所涉及的较高层次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外来贸易与生物入侵研究，副产品开发研究(如副产品革命新标志、乳制品制法的发展等)，方法论研究(如形态测量与相似属种比较相关的动物资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学的动物迁徙性研究、与现代人类起源研究相关的各个氧同位素阶段的人类狩猎行为多样性探究等)，古代人地关系研究(通过动物遗存开展的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度研究等)，与遗址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埋藏学新探索，与人类迁徙问题相关的岛屿动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旧大陆古人类的生存对策研究，动物和人类食性与人类行为和食物加工技术相关性的综合分析，动物资源获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观、环境及其变化研究，生存对策研究等等。这些是今后应当加强研究的中等层次动物考古学问题。

(三)基础性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按地域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动物考古，环极地动物考古，新热带区动物考古新进展，旧大陆各时段动物群时空分布总结与研究，中东欧动物考古研究)，按动物类别进行的专题研究(如旧大陆的骆驼、古寄生虫、软体动物考古，猛犸绝灭的环境与人为因素研究，鹿科动物与社会)，数字化动物考古，实验动物考古等成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的基础性研究。其他常规的基础性研究包括畜牧业基础信息、信仰系统食物加工以及食谱和营养性疾病状况、文化交流等。上述相关的基础性研究的加强，将有利于亚洲动物考古水平的稳步提高。四、结语总体上看，亚洲动物考古的发展在时空两个方面都还表现出相当的不平衡;来自不同国家的同行之间通过共享数据库进行的交流还远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动物考古的需要;动物遗存基本鉴定的训练以及国际通用语言的运用也显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动物考古知识的教育与技能的训练还无法满足该领域未来发展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求。这些不利因素都制约着亚洲动物考古的健康发展。鉴于拥有农业起源和动物驯化发祥地的重要地位，亚洲就经济形态转型为主题的动物考古研究应当以综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层次，我们应当结合对来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遗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学和古环境重建信息的积累(其中富有遗址形成过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学研究方面，文化层和自然地层应当同时加以考察，并尽量配合成系列的测年数据，以便于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从生存组合到发掘所获材料经历的变化过程。中亚和北亚是需要我们投入更多努力的区域。在这样广大的地区，亟待就更广泛的议题开展国际合作性动物考古研究。尤其是从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类生存对策转型以及马的驯化这些重大考古学问题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结合与周边地区的大量比较所开展的多学科、多遗址、跨区域、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动物考古研究。鹿科动物遗存广泛出现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很长时间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古生态环境重建，还是狩猎经济的主要狩猎对象，都离不开对这类动物的深入研究。中国的鹿科动物遗存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形态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高层次考古学问题的研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近年来东北亚动物考古多样化议题表现出该领域未来快速发展的动向，但是相比亚洲其他地区，就显得高层次研究比重的明显偏低。因此要想实现亚洲动物考古水平的整体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就应该将已有的传统方法获得的研究成果，作为高层次研究动物遗存时空分布非常雄厚的信息基础。中国东北地区晚更新世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向全新世动物群转型所表现出的环境、人类适应行为等方面的密切关系，涉及古代人类扩散迁移、文化传播、动物群大宗绝灭、广谱适应等考古学难题，因此亟待深入研究。北方长城地带农牧交错带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转型对于社会复杂化及文明进程的研究意义重大，也需要得到高度重视。对于家养动物起源的多种途径综合研究虽然有一定积累，但是远没有达到用于跨区域对比研究所需的质和量双方面的要求。人才培养、国际合作与交流、理论研究的加强以及新方法新技术的不断引进和利用是消除亚洲各地区动物考古发展不平衡现象的有效途径。中国，尤其是中国北方地区，由于存在埋藏条件的优越性，出土的大量动物遗存多能得到较好的保存，这也是今后加强多遗址、跨地区、跨时段研究的有利条件。所以，在亚洲乃至国际同行的共同努力下，会使以中国为主导的东北亚动物考古得到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为世界动物考古的全面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考古学理论导论篇8

这是一部填补空白的断代词汇学，它从东汉一直到近代；它同时也是一定意义上的词汇学通史，因为古代汉语分为两个系统，白话词汇系统起于东汉而止于清末，而《词汇学》所描写的研究范围即是如此。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十一章，下编六章，约略说来，本书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准确而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的面貌

本书命名为汉语词汇学，按笔者的理解，它不同于汉语词汇史在于，词汇史的重点是勾勒出全部或某一具体时期词汇的历史及词汇发展的大致面貌，是否清晰而准确是权衡它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词汇学则侧重于词汇研究方法的总结和探索，构建所标指的历史范畴中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体系。既为一般读者开启问学之门，也为同行的研究提供科学而客观的理论参考。

中古到近代，即从东汉到清末，时间跨度近1800年，要做到对整个中古及近代汉语词汇的全方位把握，的确谈何容易。作者十年一剑，把探索汉语词汇的发展很好地和社会状况结合了起来，从中寻绎提炼出词汇发展变化与社会现实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试以中古为例。中古是汉语词汇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它开启了白话系统的源头，深层次地探讨其间原因，无论是词汇史、词汇学的理论构建还是汉语史的全方位认知都是意义非凡的。基于此，《词汇学》浓墨重彩地为我们勾勒了中古词汇变化的原因。在“汉魏六朝的社会现实与词汇发展”专章下，共分为以下几个小节：影响词汇的外部发展因素（上）：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词汇的外部发展因素（下）：思维交际；中古语言与文化；中古汉语词汇的发展及若干特点。每节下，根据不同情况再分细目。如第一节下分“社会大变动，民族大融和”、“儒释道三教合一，外来文化融入汉语”、“科技医学、文学艺术迅速发展、语言词汇日益丰富”。第二节分“交际功能增加，社会需求增大，促使词汇总量不断增加”、“思维更加缜密，表达更丰富，要求语言的表现力、精密度进一步提高”。篇幅所限，我们仅就第一节的三个细目的内容看作者是如何给我们展示中古汉语社会现实与词汇发展的。

第一细目下，作者告诉我们： “自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这短短的四百年间，更是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裂变时期，其朝代嬗替之快，地方割据之盛，强臣叛乱之多，外族入侵之频，又是其它所难以比拟的。”正是这特殊的历史背景，导致了汉语词汇的巨大嬗变。

第二个细目着重对佛教的传入、译经的盛行作了简明的介绍。告诉我们，因为佛教是平民宗教，信奉者众，加之统治阶级的提倡，给佛学著作的刊行和传播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大量的佛教词汇进入汉语，当然也进入士大夫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因而，在中古的典籍中，源于佛典的词汇大量出现，给汉语词汇增添了新的血液。

如果说，前两细目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立论，那么第三细目则是具体而微，以大量的数据来证明汉语词汇的革新状况。汉魏而下，汉语词汇总量大大增加，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了更为直观，其下又分成“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生活”、“文学艺术”、“中外交流”五个小类，凡举出汉魏而下产生的新词180多个，让我们对词汇“日益丰富”的内涵有了深刻的感性认知。

不难看出，第一节下的这三个细目，已经将中古时期影响汉语词汇的外部因素交代出了一个总的轮廓，这实际上是中古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至关重要的原因。至于本章下的其它几个小节，考论更为细化，表格式的数据、深入透彻的个案辨析、宏观概说与微观缕析有机结合，无一不更有力地支撑了第一节所揭示的缘由。

《词汇学》所描写的中古汉语词汇的总体面貌，我们举例性地作了如上的评说。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面貌，《词汇学》同样也把握住了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促使词汇发展演变的种种动因，从而同样为我们勾勒了一轴清晰而客观的词汇演变的画卷。囿于篇幅，从略不论。

二、科学而客观地诠释了词汇研究的方法

按我们的理解，词汇学理应突出一个“学”字，词汇学者，即词汇研究的方法是也。我们觉得，《词汇学》非常完美地体现了这个精神。首先，对中古近代汉语的分期进行了精辟的论断，让读者明白了这种分期方法的合理性。接着，再从概念的角度论证了中古汉语词汇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名实的问题，即是什么。再下来，则解决为什么，即研究的作用、意义以及通过什么去研究，也就是本书所列的“语料及类型”。在这一章中，《词汇学》按照第一章分期的框架，对中古、近代汉语的语料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无论是高文典册还是蚕丛，无论是中土传世文献还是外来译籍，无论是地面残卷还是考古的新发现，几乎无一遗漏地分别作了介绍。于是，一座立体的、清晰可见且全面而系统的中古近代汉语资料宝库矗立在我们面前。又因为，古代典籍真伪的问题常常影响着研究的背景是否可靠，研究的结论是否客观，所以，《词汇学》专章讨论了语料的选择与鉴别，主要从方法论与实证配合讨论，进而升华到理论的指导。成功的实证如译经的年代鉴别以及《孔雀东南飞》、《列子》等书的辨伪。方法上，《词汇学》主张语音、语法、词汇综合考虑，提出鉴别语料的三个优先原则和六条步骤。学术线索清晰分明，从而给读者以全方位的指导。

为将金针度人，《词汇学》以百余页的篇幅对词义考释的方法展开了详尽的讨论。《词汇学》首先给我们介绍了研究方法。“方法”又分“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两部分，基本原则是从宏观理论的角度论说，强调必须历时与共时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结合。而基本方法则细分为六条：共时描写；历时考察；比较分析；定量统计；归纳推阐；参证方言。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具体到词义考释，《词汇学》分为“汇证、推阐、审例、比较、探源、求验”六种方法。既援引有深湛的理论，又以精彩的考释实例充实之，娓娓道来，令人耳目一新。

《词汇学》上编，还有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研究的对象与内容、作用和意义等专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有关中古近代汉语的知识，完整而科学地阐述了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方法。

三、展示了系统而完备的中古近代汉语研究材料及思路

下编的安排同样煞费匠心，五章中以四章的篇幅进行总结。纵观以“研究简史”命名的前四章，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历史介绍之全面，视野之广阔已令人惊叹其富赡，而爬罗剔决，巨细不遗更让我们服其缜密。再者，《词汇学》不是仅着眼于介绍，而是对相关的研究追溯其源流，正定其是非，评章其得失，补苴其罅漏。其诠衡之客观，评价之公允时时令人解颐。如“草马”、“便面”、“阏氏”、“计偕”，“上下”、“洋”、“渴罩”、“中”、“章估”、“么”等条目的考辨皆精到无比。

第十三章是“近现代期”，分为五节，其时限是从1901年迄今，而在现代期部分，除内地外，另以三个专节分别介绍了“台港”、“日韩”、“欧美”的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引领读者突破固有的局限，将研究的视野投注于更广阔的天地。

第十四、十五章分别是“考释类”和“概论类”，前者将散见的词语考释，相关的古籍整理，学者文集中的考释，贯通各类文体如史书、小说、笔记小说、敦煌变文、唐诗宋词、佛藏、道藏等的考释或词典，中古近代著作的专书词典等都一一作了介绍评价。此外，还介绍了中古近代汉语学术研究的相关动态。可以说，下编本身便是一部系统而完备的中古近代汉语文献资料。然而，相比于单一的文献资料，作者客观公允的评介贯穿了词汇学的精神，对于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学人乃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都不乏取法问径的功能。

最后一章“问题与展望”，是作者对于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理论的一个深度思考和展望。言简意赅，不再赘说。

总之，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作者几十年治学心得的提要勾玄。可以说，对于理论的思考贯穿全书。如上编“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一节，作者勾勒语义学研究历史，从理论角度阐释语义学与词汇学的“同”与“异”。又如“考察词义演变的历时轨迹――历时研究”一节，作者运用“义位分析法”深入剖析“中古、近代汉语词汇与上古、现代汉语”的联系，通过个案上义位“增加、减少、转移或易位”的分析，为历史词汇学的建立提供证据。此外如“影响词汇发展的外部因素（上）”一节的论述与现今前沿理论的“语言接触”神合。在第十五章，还可看到作者对其它语言学理论的关注，诸如语法化、词汇化、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言接触等。全书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水融，次第井然，全无突兀之感。

我们觉得，《词汇学》不仅是非常精彩地梯航后学的集理论与实践为一体的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也是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史、中古近代汉语文献学，同时，它还是一部中古近代汉语疑难词汇的工具书，因为书中涉及到中古近代汉语的3500余条词语，书后附有索引，极便查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