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

宏观经济的问题篇1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建立在经济学、统计学基础上，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完善起来的。近年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提出了更多挑战。面对新的情况，如何从统计学知识体系来渗透经济分析方法，并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问题来探讨其发展趋向，对于提升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科学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关键问题

从概念上来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建立在经济学、统计学知识体系基础上，以统计知识为核心，围绕经济学知识进行研究和分析。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内容也经历了几个不同发展阶段。在以计划经济为主时期，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运用计量经济学知识，利用数理统计和模型分析，来完成对国民经济运行系统的优化和平衡。同时，借助于政府统计系统，从国民经济运行相关数据分析中，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研究，改进下一阶段计划经济重大问题。这一时期的计划经济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提供了基础数据，但是，对于统筹兼顾、优化管理为主体的计划经济管理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从我国统计学发展历程来看，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内容，概况的讲，主要是围绕国民经济主要经济指标来展开，如利用国民经济账户、投入产出、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平衡表等，从各个核心部门、核心指标、核心统计体系中来分析国家、产业的发展状况，减少经济危机的发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借鉴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计划经济管理理论，同时借鉴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理论思想，完善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方法，逐步实现了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四大平衡。在以信息社会、大数据时代为特征的第三阶段，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将实际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特别是经济学与现实问题的关联，大数据环境下数据的可比性，统计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实效性等。

一、宏观经济统计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概念研究

我国国民经济统计主要依托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包括经济循环理论下的宏观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以及各类标准、统计分类等内容。宏观经济统计，从概念上理解为从宏观上来探讨经济运行过程及结果的统计测度理论和方法。从统计范围来看，主要从经济活动中来获取统计数据，包括各类经济活动的信息整理、也包括各类统计部门设计的用于统计实际数量的调查资料。统计学是依据统计学理论，运用统计学方法来对各类经济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如利用抽样调查来进行统计分析，以实现对样本总量的推断；在获取相关统计数据内容时，常用的统计方法有分类法、关联统计法、变化率统计法、总量统计法、结构统计法等。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使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独立性和地位更趋重要。概括来讲，经济统计分析从统计方式、统计数据上来全面认识经济获得，并从有效分析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统计数据的测度方式及搜集方法，与传统的调查方法，如普查、抽样调查、统计报表相类似，在现代经济统计中，增加了软统计内容，如抽样问卷、心理量表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建立在宏观经济统计基础上，利用统计学理论和方法，以实证经济分析来处理统计结果。从概念上来看，广义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包括的经济活动较多，不仅有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内容，还有其他与国民经济管理相关的统计分析。微观来讲，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从经济问题的统计分析研究中，来构建统计分析模型，并从统计分析变量或指标中探析统计数据所反映的结果。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研究

1.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内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包括宏观经济学目标、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和宏观经济统计目标三项内容，对于宏观经济学目标，主要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象，如社会总供给、总需求等建立均衡统计分析，从国民收入分配统计分析中来构建各项统计指标，如产业结构统计分析、经济周期统计分析、知识经济发展与创新统计分析、消费-投资需求分析、通货膨胀统计分析等等。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主要从宏观经济运行体制及组织结构上，围绕国家经济社会重大战略开展统计分析。如创新型国家经济战略、科教兴国战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城镇化区域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宏观经济统计目标主要从国家统计、部门统计、行业统计、区域统计等层次化统计数据基础上来开发，围绕社会创新、政府管理、科学研究等内容展开统计方法创新。

2.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问题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政府统计工作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归结为制度化的统计分析工作，另一方面表现为专题型或问题型统计分析工作。在制度化统计分析工作中，围绕政府统计调查指标体系，从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及结果中来搜集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并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综合表现上来剖析主要问题和成功之处；对于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对执行效果进行对照分析，并从存在问题中来提出应对建议。如国家统计局和各下属统计单位，每年要对上一年度的统计工作进行汇报，以经济分析白皮书形式进行综合。制度化宏观经济分析工作，能够从社会生产、市场供需、收入分配、金融市场化、国际收支等多方面进行呈现，既有动态指标，也有近期、中长期发展趋向分析。宏观经济专题统计分析具有灵活性和变化性，主要是围绕不同时期的经济工作，从经济问题中来展开针对性调查统计分析。其特点表现在：一是对所研究的问题或专题具有较深的研究；二是多采用多重调查方法来实现对专题问题的全面分析，如抽样调查、软实力调查、问卷调查等的综合使用；三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提升统计分析能力，特别是用网络化平台技术来弥补传统调查方法的不足，改善数据质量等。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研究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具有多样性，针对不同问题，有搜集数据、整理数据方法，也有针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还有基于统计描述和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总的来看，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工作，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有助于提升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不同领域所涉及的统计方法具有交叉性。但对于宏观经济分析中动态经济分析、静态经济分析、比较动态经济分析、比较静态经济分析方法所反映的经济学问题，能够从全面质量管理方法中体现目标、过程、方法、绩效、因素等统计描述信息，改善统计分析的应用实效性。主要常用的方法有因素分析法、指数分析法、弹性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应用回归分析法和多元统计分析法等。对于不同经济变量体系的描述，根据经济运行过程及数量特征，从所选定的指标变量上来进行估计，包括推算、核算和估算等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是基于统计分析应用，从构建基本逻辑架构中来分析客观存在的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活动中各经济关系之间存在动态性，需要从经济分析的聚类、因子分析等方法中，运用分层回归、分位回归以及协整分析方法来转换，以促进对各项分析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和反映。同样道理，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中，面对大量微观性数据，如何发挥统计变量测度及过程变量特征分析优势？实践中常用统计系统描述方法，将系统分类及归纳至分位、分层、立体、动态的复杂系统中，从探索各关系变量及因素之间关系上来进行描述性分析。如在人口普查以及经济普查中，对于各类模拟系统方法的运用，主要从各因素的顺序识别和组内方差缩小、组间方差扩大上来实现动态过程的科学推断，提升核心主体的统计分析精度。

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趋向研究

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应用来看，当前社会环境下面对更多挑战，其主要研究方向有以下几点：一是做好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的重要决策导向研究，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从海量数据分析中来挖掘科学的信息资源，来优化和辅助市场化竞争、产业竞争及区域、国际间的竞争需要。哈佛大学加里·金（GaryKing）提出“信息革命背景下，对于海量数据资源的统计分析，将席卷商业界、学术界和政界”。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精细化测量行为研究，从经济领域、商业领域来拓宽延伸，以促进社会发展；二是顺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机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关键期，从协同政府、行业、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角度，以政府公共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来完善社会发展科学管理水平，从中长期发展政策分析中来进行科学谋划和实施。对于统计信息平台中的活动、业务、行政记录、财务信息等资料，要按照统计数据的统一化要求进行科学转换，增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决策科学化能力；三是强化创新型国家建设统计分析工作，围绕国家创新能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发展要求，从国家科技政策制订，到各项经济统计工作的实施，都应扎实推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经济建设中的核心和驱动地位；四是构建高端化的产业结构统计分析模型，围绕我国全面转型过渡期的产业结构现状资料，从构建“三高一低”产业结构高端化统计目标入手，加大对信息化金融产业的创新，延长产业价值链，增强产业辐射及带动作用，优化产业结构向高端化进程转移；五是注重金融统计分析，完善我国金融管理体系，提升金融管理效率。在建设金融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上，发挥统计手段来全面跟踪和优化我国货币政策服务环境，挖掘金融数据，加大金融风险监测和防范；六是注重宏观经济空间统计分析，依托大数据时代数据集中化平台，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创造有利环境，实现大数据的共享、合作和协同发展，真正实现大数据的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1]赵彦云,周芳.试论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统计改革发展新模式[J].教学与研究，2014(01).

[2]侯福忠.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作用[J].现代商业，2013(15).

[3]程鑫,石洪波.大数据时代传统相关分析的局限与拓展[J].统计与决策，2015(05)

宏观经济的问题篇2

应该说，就短期来看，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已基本停止。尽管按照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口径计算2002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仍是-0.8％，但2002年下半年按月度环比，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到了2003年1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已经上升0．4％。这是当前总需求增长的一个自然结果。

在另一方面，从长期趋势的角度思考，2001－2002年价格总水平变动的性质及其影响值得认真分析。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基本上有1％的通货紧缩，而且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包括投资品的价格指数这两年在多数时期也是负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甚至是一3％-－5％。但这似乎并没有阻碍投资进一步地增长。这和一般的逻辑分析是有差异，一般理论认为，价格总水平下降，预示着生产能力的过剩，人们预期的投资收益下降，投资水平就会下降。而当前的情况似乎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关系。这就需要分析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说在1996－1997年，通货紧缩刚刚发生的阶段，当时主要是由总需求的萎缩导致的。因为当时采取了宏观调控政策压缩总需求，特别是银行的坏账高到一定水平之后，货币当局紧缩了银根，采取各种方法控制不良贷款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信贷的萎缩”，出现了“银行惜贷”一类的现象。那时的价格总水平下降，是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但是物价水平下降还有另一原因，即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由提高生产率而引起的价格水平下降，严格意义上应称之为成本下降型的价格总水平下降，而不是货币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我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在技术能力、体制效率的提高方面初见成效，遂使各种产品单位成本逐步下降，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包括价格的竞争，迫使价格随成本下调；这样一种价格水平的下降有其积极、健康的因素，而且不一定会阻碍投资的增长和总需求的增长。这种现象并非仅是我国刚刚发生，历史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出现过价格总水平长期持续下降。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抉择

现在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几年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应该进行调整：在民间投资已经有了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应该做怎样的调整？16％的投资增长率在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有一些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可说是已经高于正常水平。尽管2002年的投资增长还谈不上过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具有恢复的性质。但是现在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下一步投资增长的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投资增长的几个因素还都存在：第一，目前协议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仍高达30％以上，外资的增长今明两年还会保持较高的势头，世界上各大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的意向依然非常强劲。第二，国内受经济形势逐步向好的鼓舞，投资者对未来预期进一步乐观，投资将会进一步增长。如果这种势头在2003年继续保持下去，政府就应开始考虑适当减少政府投资，以抵消非政府投资过快增长的效应，至少今年政府安排的投资总量不应在2002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保持相同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逐步减少政府投资的比重。

2002年虽然淡不上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预期也基本不存在，甚至在上半年还有一些轻微的通货紧缩，但是应该看到一些局部产业已经出现过热的迹象。比如说2002年我国的钢铁生产从上年的1亿5千万吨提高到1亿8千万吨，而冶金工业投资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达到53％，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该产业就很可能在一定阶段出现生产能力的过剩，这显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此外，房地产业，在最近几年大规模提高住房信贷的同时却有更多的房产商感到资金紧缺，这种现象，也值得警惕。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还谈不上经济过热，还谈不上有什么泡沫，也应该对经济进行及时的“微调”，防止一些问题的产生。

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在短期的经济波动过程当中“拾遗补缺”、“多退少补”--当民间投资少的时候，政府就多投一点；当民间投资多的时候，政府就少投一点，以保持总供求之间的平衡，减少经济波动，使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市场、企业、民间的活动而决定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仅在于防止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在总需求不足、增长率下滑的时候，“托住”经济（严格说来不是什么“拉动”经济），使市场的各种因素得以“复苏”；而在总需求过大的时候，则是压缩需求，使经济“冷却”下来。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不要认为政府可以在没有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情况下支撑长期的增长；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看，也不要指望只要政府投资，经济就一定会高增长。

正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只在于拾遗补缺，因而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需求调节政策，即根据总供求关系的特定状况，来确定采取哪一种特定的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是增加政府支出，还是减少支出，增加多少，减少多少，还是依然如故。是否采取一种政策调控，力度大小，决定的标准就是总供求关系的状态，而且作为一种短期需求调节政策，其判别标准就是总需求的大小是大于潜在总供给，还是小于潜在总供给。而不取决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不取决于政府应不应该投资一类的制度因素，政府投资是否有效率一类的微观效率因素。宏观经济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总量平衡、稳定增长的宏观效率。这样上种总量调节政策，当然只能是一种短期政策，即根据当前（今年）的总供求关系，来决定当前（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它不解决体制改革问题，也不解决长期经济发展问题，而只解决短期内的总量平衡和稳定增长问题，并因此而为长期稳定而有效的经济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版权所有

由这些分析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的决策方式，只能是“相机抉择”--根据短期内的特殊总供求关系决定当前所要采取的特殊政策及其力度。不能在某一时期决定了要扩大政策投资，就不顾情况的变化而几十年不变。在经济学理论中从来没有什么“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实践中，更不应有什么长期不变的宏观经济政府。总之，是要到那时去“相机抉择”！而不是事先决定。因此，那种今天要制定个今后几年财政投资“逐年递减”的计划的作法，其实是不符合宏观经济学原理的，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意义上是错误的。

宏观经济的问题篇3

关键词：宏观调控；公平收入分配；金融监管；货币政策范式；资本市场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9-0003-10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了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我们需要对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进一步完善的方略。

一、宏观调控应当有一个科学、统一、稳定的分析框架

现在人人都在谈宏观调控。但是，我们注意到，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部门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概念并不统一。例如，现在大家都在说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过高。若就投资领域自身来看，大家所列举的问题确实存在，而且比较严重。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论及宏观经济平衡，我们必须认识到：投资只是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部分；它是否适当，首先要看总供求是否平衡。这是大道理，相比而言，投资是小道理，而大道理是管小道理的。换言之，关于投资率的高低问题，如果不在宏观总平衡的框架中去分析，可能失之片面。与此相同的还有出口问题。现在大家都说出口太多，顺差太大，进而造成了外汇储备增长过快。这些都是确实的，带来的问题也颇棘手。但是，出口也只是总需求的一个部分，它是否适当，还是应当纳入宏观经济总平衡的大框架中来分析，才能正确判断。所以，我们应当重申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恒等式，即：储蓄=投资+净出口。这个恒等式所表达的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关系。大家知道，对于GDP，可以从供应和需求两个侧面来分析。从供应面上说，GDP中未消费部分就是储蓄。从需求面上说，国民经济的储蓄必须被使用，使用的方向只有两个：一是投资，二是出口。根据这个恒等式，在储蓄率保持高水平的条件下，或者等价地说，在消费率保持低水平的条件下，压低投资和减少出口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定要压，则GDP的增长就要受到损失，或者，国内经济就会感受到通货紧缩的压力。总之，正像一些研究者曾经通俗地描述的那样，从需求角度看，国民经济增长有三个“轮子”：消费、投资、出口。如果GDP即定，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是此长彼消的。所以，在宏观调控中，如果要压投资，就必须考虑消费和出口能否增长并填充投资下降让出的空间；如果要压出口，就必须考虑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能否填充出口下降让出的空间。离开宏观经济总平衡这个大前提，单纯地谈投资和出口，都是片面的。忘记这个恒等式，对形势的判断就会出问题，采取的措施就可能会损害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

这样看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所有问题的根源集中在高储蓄上。近年来，我们曾在学术性杂志和新闻媒体上发表过若干篇文章来分析中国的高储蓄问题[1]。 概括地说，中国的高储蓄取决于一系列重大的长期因素，其中，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参与率不断提高）、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工业化的不断加深、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是最主要的因素。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因素都是长期性的实体因素，都与货币因素关系不大，因而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有效地改变。这意味着，在今后一个不短的时期中，我们的国民经济还将在高储蓄率的环境中运行。在消费需求不能有效提高的条件下，这同时就意味着，相对较高的投资和出口事实上是我国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所以，增加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公共消费，以此降低储蓄率，才是宏观调控的根本任务。

问题是如何增加消费。近年来，为了提高消费率，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收效甚微。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很多人提出要增加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这个想法肯定不错，但短期内显然难以奏效。因为，要增加农村居民消费，首先要提高他们的收入；而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另一条路径是增加城镇居民的消费。这肯定也是对的。问题是，从总体上说，城镇居民对传统消费品的消费已近饱和，要想增加，谈何容易。毋庸讳言，近几年来，我们就是在上面两个方向上转圈圈，但苦无出路。我们可能需要深入消费结构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层面，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最近，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刘树成教授提出了以投资来促进消费增长的思路[2]，非常值得关注。他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显著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住房消费支出过低。而要增加居民住房消费，首先便应增加住房存量。因为，从经济关系上说，住房消费只是住房存量提供的服务。这一点，同折旧与固定资产存量之间的关系颇为类似。认识到这一层关系，进一步便有这样的推论：要增加中国居民的住房消费，首先就需要增加住房投资，由此扩大住房存量。于是，如果我们能够设计适当的体制框架，大力增加为普通百姓买得起的住房的投资，增加住房存量，则我国居民住宅消费支出可望逐渐增加，飚升的房价也会受到较强的抑制。事实上，2000年以来，在CPI统计中，我国居民住房消费占比已经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上面所说的经济联系已经在发生作用。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洞察力的分析。它不仅指出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长期关联关系，而且对社会上对我国CPI未能充分反映住房价格上涨因素的诟病给出了一个专业的解释。深入思考，这里的分析思路还可以进一步扩展。我们还看到，与国外相比，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中另一类显著偏低的因素是各种服务、交通、娱乐、发展类消费比重较低。同样地，要提高居民消费中此类消费的比重，也应首先增加对相关设施的投资。如果这一分析正确，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显然主要是完善投资结构。我们应当支持那些可能增加未来新的消费、支持消费升级的投资，约束那些支持产能业已明显过剩之传统产业的投资。令人欣慰的是，分析近年来我国投资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到：投资结构调整的趋势已经出现。

二、公平收入分配应当成为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

从供给角度来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所有问题，都归因于高储蓄率或与此有关。但是，指出这一事实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细致地研究：在国民经济中，究竟是哪一个部门在储蓄？只有深入分析国民储蓄的部门结构，我们才能制定有的放矢的政策。

最近，我们运用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完成了一项关于中国储蓄结构的研究[3]。由于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滞后两年，这项研究只能覆盖1992―2003年共12年的情况。研究的主要结论有三：

其一，1992―2003年，居民储蓄率从22．6%下降到18．1%。到2003年，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的占比仅为42．1%，这个下降比较显著。而且，虽然还没有可靠的数据来分析2003年以来的情况，但是，各种相关数据可以让我们较有把握地判断：居民储蓄率下降趋势仍在继续。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寻找：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变化；二是居民储蓄倾向的变化。分析显示，我国居民储蓄率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下降。一个基本事实是，改革开放30年，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幅度明显跟不上GDP的增长幅度。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各种改革措施的推行，使得居民必须用自己的储蓄来解决诸如养老、失业、医疗、教育等问题，居民的储蓄倾向事实上是有所提高的。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可以认定，我国居民收入占比下降问题比统计数据显示得更为严重。

其二，企业的储蓄率稳步上升。1992―2003年，企业储蓄率从11．55%上升到15．47%，提高了3．92个百分点。2003年，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36%。国内外有些分析者认为，企业储蓄率提高，反映出中国企业效率近年来有较大的改善。这可能是事实，但并不是全部。我们认为，至少还有三个因素不可忽视：第一，企业的工资成本较低，这与居民收入水平上升较慢的事实相表里。第二，企业的资金成本很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利率水平经历了由高到低的发展过程。用比较市场化的同业拆借利率来衡量，1997年达到历史最高（接近9%），自那以后一路下滑，1999年落到3%以下，此后便一直保持在3%左右。造成中国利率长期低水平的原因很多：在国内，主要归因于储蓄率长期高悬――资金供应充裕，自然使得利率水平很难上行；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各国储蓄率普遍提高并导致流动性膨胀，使得全球利率也处于历史上较低的水平上，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显然也对我国利率水平的走势有较大影响。第三，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提高，造成利润高升。

其三，政府储蓄率急剧上升。1992―2003年，政府储蓄率从6．55%提高到9．39%。2003年，其占总储蓄的比率为21．7%。从研究的时间段看，政府储蓄率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92―2003年。那时，我们面临的是“两个比重下降”的问题，政府储蓄率在波动中略有上升，由1992年的6%微升至2000年的6．4%。第二阶段是2000―2003年，明显的趋势是政府储蓄率急剧上升，而且，政府储蓄率的上升构成国民储蓄率提高的主因。2003年，政府部门的储蓄率比2000年上升了近3个百分点，而同期国民储蓄率却只上升了不到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0―2003年，我国增加的国民储蓄中有近75%来自于政府部门。

2004年以来政府储蓄的变化尚无可靠的数据来判断，但是，相关的数据已经显示：相同的趋势可能延续着。我们都知道，2004年和2005年，财政每年仅超收就达到5 000亿元，2006年超收7 000亿元 ，2007年预计可超收1万亿元。政府储蓄率上升的原因，可以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面分析。从初次分配来看，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生产税（主要是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超速增长，同时也由于地方政府越来越深地直接卷入了投资和生产过程，我国政府得自初次分配的收入提高很快。在再分配环节，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所得税和社保缴款，主要支出是社会保障福利、社会补助和其他。统计分析显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再分配环节取得了正的收入，换言之，作为一个总体，政府的收支并没有发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积极作用。另外，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还存在大量未统计的收入。如果把这一部分加进来，政府储蓄上升的趋势就更为显著了。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上述变化，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极为深广。举例来说，在目前的储蓄格局下，要想控制投资就无法下手。统计显示，2007年4月，我国投资的资金来源的55．6%是“自筹资金”，这显然归因于企业和政府储蓄率上升。在这种格局下，通过金融信贷等货币政策手段来控制投资就不会有明显效果，因为政府和很多企业的投资并不依赖贷款。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今后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公平收入分配是一个大题目，应当采取的措施很多。集中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此，尤为重要的是完善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并严格执行之。事实上，在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已经反映出我国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薪金的意愿。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增加社会福利支出，亦为必须之举。这是因为，在统计分析的时期中，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社会福利支出的占比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下滑之势，构成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收入分配结构恶化和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不快的主要原因。最后，应当通过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改变银行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状况，据以为居民获取存款利息之外的更多的财产收入创造条件。

其次，财政政策应当在提高国内消费率和公平收入分配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主导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提高两个比重”的战略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的背景下，财政部门应加速向公共财政转型。作为这一转型的重要内容，“减税增支”应当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安排财政政策的基础内容之一。就减税而论，降低生产税的税率和降低所得税税率，应属题中应有之意。就增支而言，应当大力增加“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以期同时实现增加居民部门收入和增加政府部门公共消费的目标，为提高国内消费率和公平收入分配做出积极贡献。

但是，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固然为建设和谐社会、公平收入分配和提高国民消费率所必须，但是，在实行这一转变时，我们应当十分认真地考虑如下两个可能是同等重要的问题：第一，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低工资方面。如果确认今后工资水平逐步提高是一个趋势，那么，我们就应清醒地意识到：这样做，同时就意味着中国今后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开始下降。因此，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任务是，我们必须加快重新塑造中国的核心竞争力，要全面转向节约型、技术进步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增长方式上来。笔者认为，目前已经到了严肃地提出并全面落实这个战略转型目标的时候了。第二，当我们提出全面向公共财政转型，财政政策应更加注意公平收入分配和提高全民福利水平的目标时，千万要注意，一是不能体制复归，二是不要走北欧“福利国家”的老路。现在，社会上存在着这样的倾向，认为财政收入每年以接近30%的速度增长，政府可以逐渐把各种支出都包下来――在扶贫、住房、医疗保健、教育、养老等等领域，我们都听到了要求增加财政支出的诉求。在笔者看来，这些诉求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对此进行体制安排时，应当特别小心谨慎。我们主张，利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政府收入高增长的有利条件，解决一些临时性、一次性问题，还历史的旧账，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但是，凡属制度性安排，凡属刚性的支出，均应谨慎从事，从低标准做起。冷静且有远见的决策不能只看眼前，更要考虑到：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格局毕竟不可能长期持续，财政支出上去了就会形成下一年更多支出的“基数”，极易造成“尾大不掉”。中国改革开放前、北欧及其他很多国家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福利增加是容易的，皆大欢喜；而要减少则是困难的，那样就会有人骂政府，就会有人上街游行，酿成社会动乱。总之，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但我们应瞻前顾后，做好长期安排。

三、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金融体系最终确立了分业监管的框架。几年来的实践显示，改革的成效是显著而积极的。我们基本确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专业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整个金融行业加强了以风险和资本为核心的专业监管；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利益的理念受到更大的重视；培养了一支专业化的监管队伍；在此基础上解决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成就。

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这就是监管的不协调。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多头监管，造成监管过度。“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各类监管措施全部落在金融机构的“针”上，致使被监管者疲于奔命。第二是监管真空，有一些该监管的事情没有人管。第三是监管冲突，各个部门监管理念不同，出发点不同，想解决的问题不同，依据的法规不同，常常使得机构和市场无所适从。监管的不协调造成了大量问题。例如，最近国家开始启动QDII，推动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由于缺乏协调，银行、保险、证券等部门各搞一套，形成多头对外格局，留下笑柄。再如，在创新理财产品、发展债券市场、形成收益率曲线、推出金融衍生产品等等问题上，基本上都是各部门各行其是。这样做的结果，或者是破坏了金融体系的统一，制约了市场的发展；或者人为造成监管套利空间，为不良金融行为埋下隐患。鉴于以上种种，加强监管协调，已经成为决定中国金融业未来能否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其实，监管协调的问题，在本届政府一开始就已经被提出，但始终没有下文。我们希望能够尽快获得解决。

关于监管协调，笔者强调三个要点：第一，应当明确，所谓金融监管协调，指的是在合理确定各专业监管当局监管功能和监管职责前提下，统一各专业监管当局的监管原则、制度、标准、程序、技术、方法；促进金融部门之间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形成；处理涉及多家监管当局的综合类金融问题；保证金融稳定，促进金融发展。第二，实行监管协调，需要改造现有的分业监管框架，尽快从目前的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并重、侧重机构监管的格局，过渡到以功能监管为主。第三，在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全面转型的基础上，在目前“一行三会”之上，设置常设性的协调机构。至于这种协调机制是常设性的论坛，还是联席会议或实体性机构，还需要细致认真地讨论。但是，鉴于中国是一个行政权力还很强、很集中的国家，不设立实体性机构，可能缺乏统一的权威性。

我们认为，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中，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可能保持着双层结构：一个层面，是现有的对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专业监管机构，它们对各金融领域实行功能监管；上一个层面，则是旨在处理各种综合金融问题的协调机构。这个协调机构的主要功能包括：第一，统一监管的原则、制度、标准、程序、技术和方法，目标是促进统一的中国金融服务法形成。第二，统一金融活动和金融监管的信息，建立一体化的信息平台。第三，负责对跨部门的机构、市场、产品和服务的监管。第四，负责与金融系统之外的机构和部门（如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的协调。

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两大政策体系，而且，它们的调控都集中于社会经济中的货币资金的流转与运行。由于调控对象的一致性，两大政策体系在资金方面客观上存在着“犬牙交错”、相互影响的关系；它们之间应当协调配合，当属天经地义。

在传统体制下，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财政政策发挥主导作用，货币政策只是财政政策的“侍女”，其功能和作用比出纳所多无几。那时，基本上谈不上两大政策的配合问题。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随着财政放权让利、“拨改贷”等改革措施的推行，一方面，政府收入“两个比重下降”，预算内财政收入最低达到仅及GDP的10%左右，以致于中央财政连年赤字、全国2/3的县级财政入不敷出，一些地方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开不出；另一方面，企业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大量储蓄资金向银行汇集。在一定意义上，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就是为了扭转上述趋势而推出的。毫无疑问，在财政收入连应付“人吃马喂”都捉襟见肘的条件下，两大政策事实上谈不上什么协调配合，如果有，那也主要表现在金融部门为财政赤字提供融资便利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情况有了极大的变化。前已述及，随着国民收入持续高速增长，随着各项财政税收制度逐步完善，随着税收征管的逐步加强，广义上的政府收入在GDP的占比已经达到30%以上水平；“提高两个比重”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另一方面，中国全社会的金融资产规模已达50万亿元左右。在这新形势下，积极探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分工、协调的体制和机制条件，认真研究两大政策体系配合的渠道、模式和方式，已成当务之急。

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理论文献堪称汗牛充栋，各国的实践也丰富多彩。因此，在宏观经济学、财政学和货币经济学的著作中，都有大量成熟、系统的模型来分析两大政策体系配合的机制、体制、方式、分工、合作等问题。本文仅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结合近年来我国的政策实践，就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做一些分析。

其一，关于基础货币调控的协调。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把基础货币的供求概括成为一个方程式。在资产方面，包括外汇（外汇占款）、对政府债权、黄金和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债权等；在负债方面，包括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现金发行、央票、政府存款等。根据这个方程式，央行调控基础货币的操作可以有三种格局：第一，资产负债总量不变，仅在负债方进行调整，即各负债科目此长彼消。第二，资产负债总量不变，仅在资产方进行调整，即上述各类资产此长彼消。第三，资产、负债同时增减。为简便起见，我们只讨论资产负债总量不变的一种情况。先看资产方调整。假定央行增加了对政府的债权，此时，若欲保持资产总量不变，它就必须或减少持有外汇，或减少持有黄金，或减少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反之则相反。再看负债方调整。假定财政存款增加，此时，若欲保持负债总量不变，它就必须或减少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或减少货币供应，或回收流通中央票；反之则相反。显然，如果财政存款的总量很大，变动也十分频繁，它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就绝不可忽视。中国的情况恰恰是这样。以2006年的情况为例，当年，财政的国库存款最多时达1．6285万亿元，最少时仅有0．8557万亿元，两者相差近8 000亿元。根据中国目前央行资产负债的情况，这8 000亿元的变化，相当于法定准备金率4―5个百分点、外汇储备1 000多亿美元的变化。如此之大的冲击，是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我们注意到，在一些实行零准备金率的国家，调整财政存款的布局，事实上就是货币政策手段之一。例如在加拿大，政府就是通过在各类商业银行之间、在商业银行和央行之间移转财政存款来实施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就财政存款的上述变化，我们还可以对财政政策做些分析。大家知道，2006年预算内财政收入为3．9万亿元，而且当年还发行了数千亿元的国债。然而，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却长期处于0．8557万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到1．6285万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40%）之间。面对如此巨大的数额及规模如此之大的变化，我们是有理由提出大量质疑的。

略加思考便知：我们上面的分析框架，完全适于讨论新近推出的1．5万亿元特别国债的发行问题。毫无疑问，这项举措，不仅有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且有关外汇储备管理政策。遗憾的是，对于有着如此巨大冲击的改革举措，我们的两大调控当局却沟通甚少，而且，当市场已经产生诸多猜测并已出现较大动荡时，当局的解释都语焉不详。这种局面，肯定会使我们的市场发展和宏观调控蒙受较大损失。

其二，发展金融市场的协调。财政政策，特别是它的债务政策，一向就有着很强的金融含义。基于此，国债政策兼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债市场构成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体系中的“核心金融市场”；它不仅为市场提供流动性，而且为市场提供交易基准。显然，在国债问题上，两大当局精诚合作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在中国再次看到了两大当局缺乏协调配合的情况。仅就收益率曲线来说，央行在着力培养自己的曲线；财政部则致力于经营自己的曲线；证监会也在尝试在交易所市场上生成一簇曲线；另外还有得到银监会支持的中债公司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等等。固然，形成合理的收益率曲线需要有效的市场竞争，但是，如果这种竞争只是因为相关调控当局各行其是的话，那就与市场经济法则背道而驰了。

其三，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大政策体系的分工配合问题。这个问题大家都很熟悉，复杂的理论我们也不拟深入讨论。我们只想强调，对于开放型大国经济来说，由于客观上本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追求同时实现内外均衡，构成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然而，经济政策理论（例如“丁伯根法则”）和各国实践均告诉我们：由于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项政策目标，要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同样已经成为共识的是：在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优于实现对外均衡，而货币政策则优于实现对内均衡。因此我们看到，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之类的国家，均确定了由货币当局主要负责内部均衡、而由财政当局主要负责外部均衡的分工。顺理成章，由于外汇储备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问题，这些国家大都选择由财政当局来主导外汇管理体制，并负责制定汇率政策。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更令人沮丧。近两年两个当局关于外汇储备管理、汇率管理等等问题时起争论，说明分工协调已经刻不容缓；然而，所有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明确的说法，说明我们在应对全球化的新挑战时，在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方面，都是极度缺乏的。

其四，在兼有社会效益和私人效益的各种项目上的协调配合。我们知道，经济社会中的产品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共品；一类是私人品。单纯的公共品由财政资金支持其生产，而单纯的私人品则由商业性资金支持其生产。这都是很清楚的。复杂的是大量处于中间状态的“准公共品”，从理论上说，在这些混合类产品的生产中，公共资金和商业性资金是配合使用的。我们国家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金融机构，这些都是用来处理准公共品之“生产”和“提供”的。然而，现实中，与百姓相关的准公共产品，无论是规模还是种类，都远远超出这些政策性银行业务的覆盖范围，例如，小企业发展、居民住房、医疗卫生、教育、环境保护等等，都是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产品或服务，都需要综合使用公共资金和商业性资金，因而都需要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保持某种协调配合。其中，关于这些产品的生产如何建立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基础，以及在此前提下，政府（财政）究竟应以何种方式提供支持等问题，都需要给出明确的制度安排。

总之，只要涉及资金筹集、使用及运转，大抵都会有商业性资金和财政性（公共）资金的交错，于是，就应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这是客观存在，不因我们是否认识到而有所改变。差别只是，当我们认识到协调的必要性并主动采取配合措施，宏观调控的效力就会增强；相反，宏观调控的效力就可能递减，搞得不好，还会出现副作用。

五、货币政策范式的调整

从1996年正式编制并公布货币统计口径算起，中国正规的货币政策只有11年历史。然而，由于市场化改革使得大量国民储蓄集中于金融体系中，货币政策从一登上历史舞台就为人们广泛关注；近年来，它更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中国货币政策的历史虽短，但是，无论是从政策体系框架的完善程度、货币政策的操作理念方面来看，还是从从业人员的素质和具体的操作艺术来看，其发展、进步都有目共睹，并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正因为如此，货币政策对于保证近年来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近年来，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频率日渐提高。2007年才到7月底，短短7个月内，法定准备金率就调整了6次，从9%提高到12%。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也调整了3次，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2．52%上升到3．33%。央票的发行，也动辄达千亿元之巨。有人评论说，当今中国的央行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央行，此言不虚。

然而，也应看到，面对极其复杂的中国经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似乎不佳，政策效力有日渐衰退之势。这一点，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货币政策效果不佳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其一，当前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增长中出现的问题，是一系列高度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人口结构的变动、长期的高储蓄、以IT革命为基础的“新经济”的扩展、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世界经济长周期的影响等等“风云际会”，综合决定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当前态势。面对这样一些主要根源于实体经济领域的长期因素，寄望于货币政策这种着眼于短期、且主要在短期内发挥作用的政策体系来产生重大影响，是不切实际的。

其二，货币政策要发挥预期的作用，决定于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程度。在中国，举凡财政政策、计划政策、贸易政策、改革措施等等，都处于不断调整过程之中。不配合、不协调的现象，在所难免。另外，金融监管职能分设之后，银行、证券、保险领域的监管举措，也都具有较强的货币政策含义。因此，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否协调，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货币政策成效。

其三，的确，货币政策是有用的，但同时也要看到，货币政策并不是万能的。金融理论和各国的政策实践都告诉我们，货币政策只能解决它所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把国民经济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压在货币政策头上，实在是勉为其难。

其四，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涉及政府体制问题，同样也是货币政策难以企及的。

当然，货币政策自身也需要改进。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随着金融市场渗透的领域逐步扩大，随着金融创新不断深入，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造成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上所有变化，都使得我们目前以调控货币供应量为主的货币政策范式逐渐失去了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越来越模糊，其“可测性”和“可控性”逐步降低。近年来，虽然央行在控制基础货币供应方面日趋娴熟且成效显著，但货币供应量的计划指标与实际达到的指标之间的差异有增大之势。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深入，金融资产的整体流动性在不断提高，这一方面使得货币供应易变性增强、货币乘数不稳定，另一方面则使得能够发挥货币功能的金融资产不断增多，使得当局在统计货币供应方面心劳日拙。大家知道，前不久北京大学的宋国青教授和高盛公司的梁红女士分别都对我国的货币供应统计口径提出了质疑。宋国青认为经过调整的M2更符合中国的货币供应的实际；梁红则认为中国应当增加M3统计口径。他们的质疑是合理的。他们所依赖的理论和举证的事实异曲同工，都看到了货币供应的系列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深入而不断变化和加长的事实。

其二，货币供应量与GDP以及物价水平走势的“相关性”降低，以致于即便对货币供应量实施了有效控制，亦难以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这种状况，还是由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创新带来的。这些发展和创新，不仅增加了可以发挥货币功能的金融工具的系列，而且使得这些金融工具的流通速度不断提高，从而更加剧了流动性膨胀的局面，致使社会上可贷资金充斥。另外，基于IT技术之上的支付清算制度现代化的影响也不可小视。有研究者认为，2005年人民银行大额实时支付清算系统的启动，大大减少了金融机构对支付清算准备金的需求、减少了企业和居民的闲置资金，其综合效果就是提高了货币的流通速度。要用数量指标来衡量，这大约相当于降低法定准备金率2―3个百分点。

其三，主要商业银行的公司化改造，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大家知道，虽然理论上我们可以概括出很多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但通过银行机构的信贷渠道始终都占据关键地位；在中国这种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这种现象尤其显著。信贷是银行机构的行为。因此，银行体系的改革就不能不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产生影响。总的趋向是，由于利润目标受到强调，商业银行应对央行调控的“对策”比过去更层出不穷了。

聊以的是，以上所列种种，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它们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性。由于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深入，世界各国以调控货币供应量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操作范式均遇到了不确定的冲击，致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货币当局开始摈弃这种货币政策范式。例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世纪90年代初向美国国会作证时就曾明确宣布：鉴于对货币供应量的精确调控日趋困难、且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日趋疏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将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

问题是转向哪里？人们常常不假思索地回答：转向调控利率（和汇率）。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当前世界各国的普遍问题是，经由一个中介目标――无论是“量”还是“价”――来实施货币政策，均陷入了调控不力和政策效力递减的困境，因为，中介变量与最终被调控变量之间的关系，已经因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和金融创新的风起云涌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因此，从一个“量”的中介目标转向另一个“价”的中介目标，并没有最终解决“工具规则”的失灵问题。第二，在中国，由于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向来以利率为中介操作范式转变存在不可逾越的困难。因为，利率手段充分发挥作用，以利率的完全市场化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为前提。而在中国，客观地存在着对存贷款利率的部分管制、汇率形成机制的不完善、金融结构以银行主导、以及市场分割等诸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均严重地制约了利率手段发挥作用的空间。

面对困境，我们或许需要认真考虑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世界各主要国家普遍发生的向“通货膨胀目标制”转变的潮流。从本质上说，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并不只是关注通货膨胀而不关注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反，从实行这一制度之国家的政策实践看，这一制度框架比任何一种现行的政策框架都更广泛、全面、深入地从总体上关注金融的运行和实体经济的运行。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中的目标通货膨胀率本身，就是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协调统一的结果，换言之，货币当局盯住的目标通货膨胀率，是经过改造和重新定义，从而包含了大量其他宏观经济信息的目标变量区间。在实践上，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是一种货币政策范式，同时也是一个操作框架。在这个操作框架中，目标通货膨胀率当然形成约束，但更多地则是给货币当局提供了较大的相机抉择空间。观察美联储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操作，我们便可看出新范式与旧范式的区别。大家都记得，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利率水平曾有过两次方向相反的变动，一次是减息，一次是加息。在减息操作时，联邦基金利率曾连续十余次下调；在加息操作时，联邦基金利率又连续十余次上升。这种操作方式，若根据过去的工具规则来评价，是几乎不可理解且不能允许的。在这里，美联储决定利率政策的惟一根据只是要将通货膨胀率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调控到目标区内。为达到该目标，采取何种手段，该手段实行多大剂量，都退居次要了。总之，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范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确实应当认真思考向通货膨胀目标制转变的问题了。事实上，对传统货币政策范式的失效问题，货币当局早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例如，吴晓灵副行长在几年前就已确认了央行调控货币供应量力度不足的事实，只是苦于一时间找不到替代的手段，而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再如，周小川行长在2006年就曾多次发表过关于中国货币政策多目标的言论。这一切说明：我们的货币当局早已在认真思考模式的转型问题了。

应当清醒地看到，实行货币政策操作范式转变，需要一系列条件：第一，中央银行应当有独立性。这里的独立性，包括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府部门、独立于企业、独立于市场等多重内容。第二，应当全面改造和完善我国目前的各项货币政策工具。其中，尽快改革准备金制度，特别是尽快取消对准备金支付利息的制度，使得准备金真正发挥约束银行贷款的作用，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第三，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为货币政策传导创造前提条件。第四，应当尽快清除在各类市场之间的人为阻隔，理顺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第五，大力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公开性和可信度。毫无疑问，上述各项改革均非一蹴而就。但是，为了使得我国货币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我们必须尽可能加快改革。

六、资本市场发展

在今后中国金融发展中，资本市场必须要有更大的发展，这可能已经没有多少疑问了。但是，要发展资本市场，我们就必须容忍、在一定程度上还须鼓励资金从银行体系向市场流动，即容忍并鼓励“脱媒”现象发生。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这方面，我们千万不能像一些人最近所表现出的那样，看到居民储蓄存款增速下降或绝对额减少，就惊呼“猛虎出笼”，犯下“叶公好龙”的毛病。从内容上说，股票市场应当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应当受到更大的重视，应当促进货币类（汇率）产品市场的开发；在原生金融产品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加快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等等，都是急切需要做的工作。

发展中国资本市场，更有一些理念性、方向性的问题需要强调：

其一，在发展机制上，应当尽快从迄今为止的监管当局驱动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推动的格局中脱离出来，发挥广大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并着实依靠市场机制来求发展。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显然需要进一步放松管制，更彻底地实行金融业的对内开放。

其二，资本市场发展应当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股票市场为企业服务似乎问题不大，但是，我们的债券市场的服务对象却大有问题。中国的债券市场，如果把央票、短期融资券都算在内，其规模在近年来增长很快。但是，这个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表现就是：市场上与企业相关的债券，与居民相关的债券，与实体经济活动相关的债券比重太低。目前我们市场上充斥的都是金融类债券。出现的情况是，A银行发行B银行买，商业银行发行政策性银行买，证券公司发行商业银行买，中央银行发行商业银行买，如此等等，转来转去，资金只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间移转，很少落到实体经济和微观经济主体中去。须知，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金融产品不为实体经济服务，不和实体经济相关联，它就很可能是泡沫，据以形成的价格及其走势就很可能不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在这种格局下，货币当局的很多调控手段，特别是利率的调整，很可能就只产生分配效应，造成这样一些买卖债券的金融机构的收入此长彼消，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甚微。应当说，这也是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效力有所弱化的原因之一。

其三，调整服务对象。迄今为止，我国的资本市场主要是服务于大企业的，中小企业基本上被排除在外；股票市场如此，债券市场更是如此。在今后的发展中，改变这种格局，是一项重要任务。小企业融资难，包括债务性融资困难，更包括股权性融资困难。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应大力鼓励各类投资者的创业活动，应当大力发展私人投资市场，同时，为了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应建立为中小企业筹集和交易股权资本的交易体系。其中，允许最原始的股权交易市场运作，建立以报价驱动为运行机制、以专业化投资中介机构为中心的场外交易体系和产权交易体系，是急需开展的制度创新。

其四，致力于建立统一市场。中国债券市场的总体规模本就很小，但就是这个小规模的市场，还被分割为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和柜台市场，而且三个市场关联很少，这也是造成市场低效率的原因之一。客观地说，市场分割的问题早就被人们所认识。但是，由于中国的市场分割事实上是因监管当局互不协调、争当“老大”造成的，所以，市场统一问题久久得不到解决。现在看来，要想由哪个市场来一统天下并不现实。因为，任何改革都有所谓的“路径依赖”，都有其制度背景并牵涉到既得利益。不承认这个现实，改革难以实际推进。所以，力促各个市场统一互连可能是改革的方向。我们不仅需要让投资者比较自由地进入各类市场，形成投资者的统一，还须允许相同的产品在不同市场中发行和交易，这就有了品种和市场交易的沟通。进一步，再加上托管、清算机制的一体化，我国金融市场统一的目标，就可能容易实现。

其五，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除了继续巩固现有以交易所、银行间市场、柜台交易为中心，以指令驱动为主要机制的市场体系之外，下一步的重点是要发展以报价驱动为基础、以投资银行为中心、以场外交易为主要方式的多层次市场。那种主要以规模来划分市场层次的理念，必须摈弃。

其六，转变调控理念。要使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摈弃调控金融产品价格特别是调控股票价格的想法，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2007年以来，我国股票价格上涨较快。这不仅引发了人们对市场泡沫的担心，而且激发了希望当局调控股票价格的动议。这些说法和想法，都植根于对金融市场运作规律的片面认识。观察世界各国股票市场价格的走势，我们必须承认，大上大下，剧烈波动，是这个市场的常态。如果说中国的股市不规范，不足以作为分析的对象，那么，看看美国的股市走势，情况也基本相同。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股市至少经历了两次剧烈波动，而且，若就波动幅度而言，哪一次似乎都不比我国股市逊色，甚至堪与美国1929―1933年的大萧条相比。这就提出了一个认识股市走势常态的问题。前几年笔者到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研究。进入商学院，入目而来的是贴在墙上的一张其大无比的图。图上画了两条曲线，一条是GDP的增长，另一条是道琼斯指数的走势。观察这张图可以得到三个印象：首先，就大趋势而言，两条曲线拟合的十分完美。这意味着，股市充分反映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两者是共同成长的。其次，就某一时段而言，道指同GDP的走势并不完全一致；时段越短，两者的差异越大，有时甚至背道而驰。这表明，所谓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只能在长期中才能观察到。再次，GDP的增长曲线比较平滑，而道指走势却大上大下，波幅极大。这表明，股市就是以相当夸张的涨涨跌跌来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描述这一事实，旨在说明，那种希望股指像经济增长那样平稳上涨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而人为“调控”股指，则更是违反了市场规律。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监管当局就可以听任市场完全自由地发展呢？不是。当局针对股市所要做的事情主要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加强监管。应切实保证证券发行者的信息透明、公开、及时、全面，以便投资者进行有效选择；严格禁止内幕交易，确保交易公平、公正；保护投资者利益，严厉打击各种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另一类是严格禁止银行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严防货币印刷机同资本市场特别是同股市联系起来。就此，我们不妨还是看一看美国的事例。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了大危机，股市下泻，造成银行倒闭，最终引致经济长期衰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银行利用企业和居民的存款进入股市炒作。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美国又发生了股灾。前已述及，若用股指下跌幅度来衡量，这两次股灾比3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这两次股灾中，美国的银行体系未受影响，经济也比较平稳，社会更无动荡。其原因何在？关键在于，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实行了严格的银行和证券市场分业管理和分业经营的体制；90年代虽然废止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但股市同银行信贷之间的防火墙则依然牢固地树立着。这些结果的差异告诉我们：防止股市暴涨暴跌，恐怕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因为涨涨跌跌正是股市的本性所在；而防止股市的涨跌影响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转，防止股市的动荡向实体经济传染，则是应当做而且可能做到的。因此，监管当局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在股市同银行信贷之间筑就严格的防火墙，由此保证银行市场的稳定，确保实体经济的运行不受影响。

参考文献：

［1］ 李扬，殷剑峰，陈洪波．中国：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研究［J］．财贸经济，2007，（1）．

［2］ 经济观察报，2007-07-26．

［3］ 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基于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7，（6）．

宏观经济的问题篇4

金融热，经济冷

从工业增加值看，中国经济增速从2012年开始有所下降，从过去的14%～15%下滑至10%～11%附近，未来两位数的工业增长亦未必能撑住，反观融资仍然较多——尽管信贷增速基本平稳，但表外融资突飞猛进。可以说，过去两年影子银行担任了中国经济的供血职能（见图1）。 图2反映的是一年企业新增存款占社会净融资的比例指标，2008年之前，该比例在60%附近，即每100元社会净融资，可以形成60元当年的增量。但过去几年，这一指标跌了30个百分点，到2012年只有28.06%。社会净融资规模愈加庞大，但真正形成增量的比例越来越小，钱去了哪儿？维系存量债务的存续可能是答案。

2013年一季度存款整体同比多增2.35万亿元，主要的贡献是企业存款同比多增了1.8万亿元。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多增2.26万亿元，其中人民币信贷同比多增了2900亿元，主要多增的贡献是信贷以外的委托信托企业贷同比多增1.24万亿元。影子银行的融资相当部分要帮助即将要到期的债务存续与滚动。从这个角度来看，需要继续观察二季度的中长期信贷和企业存款的变化。一季度增加的1.68万亿元企业存款，可能有相当部分进入不了实体。

库存周期

经济周期并非自然规律，经济周期是人的活动，它不是原因，是结果。划周期是为了总结、理解过去发生的经济现象，便于未来的分析，总结出的结论有一定的成功性，但不保证未来一定会如此发生。

从图3、图4可以看出，如果经济真正转强，则中国出厂价格的PPI指数和原料库存要出现上升的势头，即从2012年10月开始的回升势头将会越来越强地持续下去，但是这两个指标在2013年3月已经开始全面走稳，3月PPI同比下降1.9%，4月PPI更是下降了2.6%，原料库存上升的势头在3月也出现了变化。

如果总需求真正转强，经济开始转好，则生产企业从生产到流通的各个环节，大部分应该都能看到越来越强劲的上升趋势。但从PMI分项指数来看，无论是需求订单、生产、产成品库存、原料购进价格趋势均向下，原材料库存在2013年3月也开始拐头下行，说明这一次经济的反弹，甚至可以说连被动减库存阶段的特征都不符合，何谈库存周期的第四个阶段主动补库存？这只能说明一点，经济的总需求从品质上讲仍然羸弱，所以经济迟迟走不出去库存的阶段（见图5、图6）。

中国的产能周期和债务周期可能已经进入顶部时间窗口。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杠杆率上升了60个百分点。产能和债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产能是实物经济，债务是金融经济，产能过剩在金融层面的映射实际上就是债务的堆积。背后的逻辑是，由于产能过剩，项目投下去以后难以产生现金流，投资回报极低，收入产生的速度远远滞后于债务，因此表现在金融层面的特征就是债务的堆积，而债务杠杆的上升又反过头来对总需求形成极大的制约（见图7）。

中国经济为什么从2010年中期以来，基本上不断下台阶，且中间没有过一次强劲的反抽呢？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本质和西方经济面临的问题完全一致，即债务问题，是“债务紧缩了需求”，所以羸弱的需求可能使得所谓“合适的”的库存水平不断下移。从历史数据看，似乎中国的库存降到了过去十年的低点，但是整个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因素、很多因素都在发生变化，所以不能用历史数据简单去看当前库存水平的高低，中国经济目前“合适”的库存水平可能已经显著降低了。

流动性宽松的窗口

我们认为流动性宽松可能还能持续，因为中国2012年11月以后的流动性宽松，是一种衰退式的宽松。在中国，流动性的衡量标准往往要看价格，而非看总量。总量大致能说明经济中的融资需求非常旺盛，但并不能说明经济中间资金面宽松。真正反映流动性宽松出的唯一维度就是价格，而价格是由供求两面决定的。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流动性绝对宽松的时点或已过去，2013年一季度社会净融资达到6.6万亿元，后续还能有持续高量的社会净融资吗？随着经济重新走入下行轨道，并且开始加速，未来经济中间的融资需求将比资金供给下滑得更快，直接表现到融资市场就是融资的竞争性下降。综合供求两方面来看，未来流动性可能还在边际改善之中（见图8）。

观察流动性，需从以下三点去体会：

一是要看现在经济中融资需求最旺盛的两个主体——政府和地产。党的十后出台的一系列文件都是针对怎样清理前任留下的巨大债务包袱。2013年银监会的8号文、10号文等等一系列文件都是针对清理旧有债务累计。从未来的政策导向来看，融资需求最旺盛的两个主体：政府和地产，都会受到明显的融资抑制，短线将使得融资市场的竞争性下降，债务供给的压力减轻。

二是要看中央银行的态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就需要抑制地方投资扩张的冲动、治理债务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央银行将积极配合，因为地方政府投资得到了抑制，通胀就不会成为未来中国的主要问题，而是“温吞水”。过去十年，央行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配合较为纠结，一边要保增长、促增长，一边又要宏观调控、抑制通胀，两者是对冲的态势。但如果新领导坚决要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央行将有动力把目前偏宽的资金面保持下去。

三是在债务的清理过程中，维持弹性宽松的货币环境是必要的，因为经济调整要取得柔性的、软着陆的、比较理想的效果，资金面总的方向是宽的。但要特别关注2013下半年以后的流动性风险，在清理债务过程中，包括8号文最近清理债市，都会造成一个结果，即表外债权可能有一部分回到表内。如果银行、机构有资本的压力，无法接纳这么多表外债权回归，就有可能转卖资产回抽资金，一旦规模扩大，就有可能造成收益率的上升、短期资金面的紧张。最近债市在清理代持，这个清理还是造成了利率轻微的上升。

另外，需关注2013下半年可能显著增大的高收益市场化债务工具到期的压力。金融危机之后的平台债务扩张，是以表内信贷投放的，但是过去两年支持平台的主要是市场化高收益债务工具，信托、资管等等，且以一到两年的短期为主，如果到期之后，各项政策衔接有问题，债务人难免会到市场上拆东墙补西墙，短期内利率上升压力增加。因此，要求政策要保持高度的弹性。

总而言之，未来的宏观状态可能还会维持“弱经济+宽资金”的状况。2013年改变目前资金面宽松状态的只有两种场景：一是政府容忍不了经济的下行，融资的门槛再度放松（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463号文执行趋向松弛），随着债务供给再度大幅回升，债市将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但概率较低。二是高收益债务工具到期的流动性风险，而这只是短期扰动。

美国经济的改善

美国旧金山联储行长约翰·威廉斯（John Willams）预计就业市场将在2013年夏季发生重大改善，若按照现在的轨迹持续下去，就业率大概到2014年10月能够达到6.5%，但如果在2013年夏季出现重大改善性突破的话，失业率有可能在2014年初就接近预期目标。而美联储之前已言明，结束资产购买将更早，若2014年年初失业率达到目标，意味着2013年下半年的某个时点就会出现QE资产购买计划的重新调整（见图9、图10）。

如果2013下半年出现这个态势，就业市场出现重大改善，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就是美国长期公债收益率会出现回升势头，当经济的内生动能开始发力的时候，会产生几个表征：一是利息跑得比通胀快，实际利率是上升的；二是收入跑得比利息快，这个时候经济不惧利息的回升，因为经济的内生动力在走强。

“试错”的日元贬值

关于日元贬值的问题。首先要看到，危机后日元兑美元升值了35%，导致日本的贸易条件恶化，2011年日本贸易出现48年以来的首次逆差。对于典型的B-S（巴拉萨-萨缪尔森）经济体而言，理论上只有名义汇率贬过了头，通货膨胀才会来，其逻辑是贸易部门企业盈利复苏会促使增加投资和就业，并有可能提高工资，日元贬值的空间有多大取决于日元高估的程度。因此只有通过试错，才能知道日本金融汇率的底在何处。日元未来进一步拓展贬值空间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见图11、图12）。

如果日元进一步贬值，对于没有弹性的人民币而言，压力会急剧上升。目前中国央行处于“夹缝”中：一方面，若要支持经常账，就应要求人民币弱势应对“日元贬值+美元升值”；另一方面，又要照顾身后庞大的资产泡沫，这就要求人民币相对强势，一旦人民币出现贬值自我形成的趋势，人民币资产会迅速下挫，并进而可能造成全局性金融缩。

现在人民币的强势是“虚弱”的强势，人民币的强势并非市场决定的，人民币的三个价格：离岸价格、在岸价格和远期价格都不是市场价格，最近几个月外汇占款较强，某种程度是央行管理中间价下的套息盘交易所导致的。但2013年3月已出现贸易逆差，如果贸易逆差继出现，套息盘引发的外汇占款可能会明显收缩。

人民币强势会侵蚀经常账、最终补贴并加剧资本外流，刺破资产泡沫，形成全局性收缩压力。当一国的经常账明显收窄时，往往本币和本币资产的贬值压力会急剧上升，现在无非就是在等那个时间点的到来。

从中线角度来讲，中国经济缩的风险远大于胀，因为中国的胀起来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地方政府投资又开始大干快上；二是外部风险不能升级，如果美元确立强势的突破性上涨趋势，整个市场，包括大宗市场都将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如果外部风险升级，东亚大宗市场都将面临跟跌压力，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就难以发生，当前大宗商品的颓势也许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2013年贸易量的弱势。

总而言之，改变国内目前“弱经济+宽资金”状态的只有两个要点：一是要关注2013下半年债务到期以后债务存续的流动性风险、资金链的风险；二是外部风险的升级，即密切关注夏季美国的就业市场会不会出现突破性改善的趋势。这两点是打破目前宏观状态的两个变数。

宏观经济的问题篇5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内涵 

所谓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指以宏观经济理论为依托，以统计分析方法为工具，利用统计资料对宏观经济运行规律进行认识，对国民经济整体及其运行过程进行实证统计分析的一个过程[1]。它是经济学与统计学相互融合形成的一种体系，主要内容包括专题性统计分析与制度化统计分析，专题性统计分析要求对所分析内容有所深刻的定性认识，需要将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运用；制度化统计分析指每年年初对各地区统计局前一年统计分析报告的分析。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常用方法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常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有比较静态分析法、比较动态分析法、动态分析、静态分析、边际分析等等。比较静态分析法是指对两个或以上均衡位置进行比较所形成的一种分析方法；比较动态分析法比较与分析的是两个经济过程；动态分析法将原有均衡过程过渡到新均衡过程，然后在对其进行分析，因而需要考虑时间因素；静态分析法则指在不考虑时间因素和经济变动过程的条件下，即只在经济状态均衡的状态下对经济进行统计分析的一种方法。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中面临的基本问题 

统计分析是国民经济日常工作之一，对国家、地方、企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便成为了国民经济发展与数据分析中一个重要的工具。然而，就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状态与市场形势而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与统计数据及其相关内容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而且由于受市场等诸多因素影响还存在许多问题丞待解决[2]。如统计分析方法落后、统计分析人员专业水平整体有待提高、分析工作没有按照相关原则进行、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等。 

另外，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还面临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如通货紧缩情况未能得到及时改善，需求不足矛盾依旧强烈；外需对国内经济增长带动作用显著减弱，降低了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等。 

三、促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稳健发展的有效对策 

（一）顺应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 

互联网、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应用的日益普遍与成熟，以及人们对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直接催生了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根据当前IT、金融、统计学、电力等各行业发展状态与行业性质来看，不仅行业与学科本身时刻产生大量数据信息，而且行业经营发展所需数据量也极其庞大。面对这种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作为一种发展体系的宏观经济论文统计分析，其应该顺应这一趋势，在借助先进工具对数据进行采集、整理的同时，综合运用多种科学统计分析方法对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全面准确分析，以保证国家政府在对宏观经济深刻了解的前提下，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3]。为加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的适应性，还需要建立与时代、与当前经济发展状态相适应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模型，以使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更加科学，分析过程更加合理、分析结果更加精确与可靠。 

（二）构建相应指标体系 

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为促进经济发展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现有国民经济发展体系已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也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主流趋势。所以，要想改进国民经济发展体系，促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构建相应指标体系来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4]。国家政府人员应针对现有国民经济体系不足之处，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建立配套的、科学的指标体系，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以保证新建指标体系能够顺利高效的实施，切实发挥指导调节作用。 

（三）增强经济宏观调控能力 

由于经济在市场中的发展具有一定流动性，容易产生各种类型风险，所以促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稳健发展，还必须要增强政府的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将我国经济宏观调控与政治外交相结合，与国际宏观调控相接轨，同时在明确宏观调控目标的基础上，充分贯彻与落实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调控策略[5]。为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与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应将宏观调控目标划分为多个子目标，在逐一实现各个宏观调控子目标的基础上，对宏观调控成果进行巩固，最终实现经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 

四、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不断演变，我国政府应积极构建新的经济发展体系，以确保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能够适应当代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与数据分析需要，能够实现对所有经济数据的统筹管理与精确分析。总之，虽然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目前仍存在一些基本问题，但在学者对其研究的不断深入、政府对其宏观调控的不断强化之下，相信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一定会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惠.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探讨[J].财经界（学术版），2015，08：18. 

宏观经济的问题篇6

关键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效率；协整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5－0002－06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资源如何运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身效力，在促进金融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带动整个经济的全面发展，这一问题已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直观而言。宏观金融效率表现为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功能。Greenwood和Jovanoic(1990)认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积极的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的进程刺激金融市场更积极地参与从而促进金融发展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通过收集和分析从许多潜在投资者获得的信息，允许投资项目被更有效地推行，从而促进投资和经济的增长。Jose De Cregorio和Pable Guidotti(1992)对1960－1985年98个国家的分析中发现，私人部门的贷款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但12个拉美国家1950～1985年信贷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Chani(1992)以1965年的数据估计了50个国家的情况，发现初始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之间正相关。Rajan(1996)研究发现，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和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增长快于那些金融体系相对较弱的国家。Arestis等人(2001)使用5个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Hermes和Lensink(2003)的研究表明，金融部门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投资效率等渠道影响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模仿效应，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内部分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金融因素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但研究结果各有差异。周立，王子明(2002)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0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张兵，胡俊伟(2003)应用谱分析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领先与滞后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中国金融发展远滞后于总体经济发展的结论，并认为中国金融发展存在着对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模仿”，正是“模仿”产生了金融发展的时滞。林勇，禄兴能(2010)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存在从经济增长到金融发展的单一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需求跟随”的关系。

目前国内外文献关于金融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相关关系的研究，一些文献也仅限于在极有限的年度数据期区间上分析二者的线性波动关系，但用动态方法和从效率角度研究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的文献却不多见。因此，本文立足贡献度即效率角度考察金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脉冲响应模型并引入三个金融变量来全面考察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影响；采用季度数据来扩大样本容量，从而弥补年度数据的不足。

二、数据及方法

(一)指标及数据

本文所选择的经济指标为国内生产总值，以GDP表示。以MR、CR、R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状况，MR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减现金再除以国内生产总值算得。选择CR(银行信贷与GDP之比)作为金融发展的第二个指标，因为国内信贷主要被用来为国内企业的投资活动进行融资，它代表了单一的最为重要的投资资金来源。R为一年期存款利率。

以上指标采用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为1981－2009年。原始数据来源于各期《中国统计月报》、《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国统计》及统计局。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银行信贷以国家银行提供的贷款表示，1991年以前的季度GDP通过季度工业生产总值折算而成，1992年以后的季度GDP为实际值，所有季度GDP调整为以1990年的不变价表示。所有数据都取自然对数。

(二)方法

在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传统上要求所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即没有随机趋势，否则，将会产生“伪回归”问题。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首先，利用Dickey＆Fuller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运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JJ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得出协整检验的结果以后，进一步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Granger Causality Test)判断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构成短期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基本原理是：如果变量Y2过去和现在的信息有助于改进变量Y1的预测，则说明变量Y1是由变量Y2格兰杰原因引起的(Granger-caused)。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最重要的是滞后时间长度的确定，在实际分析中检验的功效取决于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如果滞后期数随机确定，检验结果会出现错误。在该项研究中，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是按Schwarz评价准则(SC)确定的。在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最后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

三、实证分析

(一)协整检验

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Unite Root Test)，以检验GDP、MR、CR和R的平稳性，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对于变量GDP、MR、CR和R，水平序列的r检验值都大于临界值，一阶差分序列的r检验值则小于相应的临界值，说明这些变量存在一阶单整。

接下来对这几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为了考察GDP、MR、CR和R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采用Johanson和Juselius于1990年提出的方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变量GDP、MR、CR和R在5％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变量GDP、MR、CR和R之间的方程为：

GDP＝7.25873＋1.36588MR＋0.69312CR－

(25.0320)(11.1429)　(17.7316)

0.16687R

(13.5957)

上式为变量GDP、MR、CR和R的长期均衡关系。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在协

整基础上，考察GDP、MR、CR和R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当确定5％的显著性水平时，GDP在滞后1期情况下明显是MR、CR和R的格兰杰原因，同时GDP在滞后2期的情况下还是MR和R的格兰杰原因，而MR、CR和R却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MR的3期和4期滞后值是CR的格兰杰原因。

(二)脉冲响应

接下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描述GDP、MR、CR和R四个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系统对各个变量一个方差新息扰动所产生的反应。

图1显示GDP的一个方差新息对其自身和其他变量MR、CR、R的影响，从图1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GDP对其自身的新息有较强反应，反应度高达0.04，以后逐渐回落。经济增长率GDP的新息对MR和CR有正向影响，说明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金融的发展程度。R对于GDP的新息在第一期几乎没有反应，以后呈负向反应。

从图2可见，MR一次意外上升对各变量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在MR一次性意外上升及其他变量的共同作用下，总的趋势是逐步下降。MR的上升使其他变量产生如下反应：(1)在MR意外上升的冲击下，GDP在第1期并没有反应，以后随时期延长会显著增加。(2)CR上升立即产生相应的变化，但随后会出现下降趋势，但从长期看，CR会恢复到最初的水平。(3)当MR上升时，利率表现出“流动性效应”。即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利率下降，但利率下降以后并没有调整到原来的水平，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利率管制政策，中央银行调整利率是通过行政手段实现的，市场缺乏对利率的引导作用。

从图3可知，CR一次意外上升对各变量的影响有显著差异。CR对其自身的新息反应很明显，立即上升至O.02水平以上，但以后逐渐回落。CR的上升产生如下效应：(1)GDP短期内上升，在第2期达到高点，随后下降，并由正转负，说明贷款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的信贷机制受行政影响很大，信贷的使用缺乏效率，因此，从长期来看，贷款对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起到积极作用。(2)MR在短期对于来自CR的冲击不产生反应。但在第6期以后有逐步下降趋势。(3)贷款的增加伴随银行利率的下降，说明中央银行在信贷扩张的同时，会降低贷款利率。

由图4可知，利率的一次性意外上升以后，在其他变量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回落，说明中央银行根据滞后的经济变量对利率的调整过程。利率上升会产生如下影响：(1)利率变动对货币供应量、贷款的影响显著，利率的上升使得这二个变量下降，在第2期下降到最低点，以后逐步回调并分别在第11期和第8期有微小增加趋势。(2)GDP在短期内出现很轻微的下降，随后逐步上升，但幅度很小，表明利率对GDP的影响很小。同时可以设想利率下降的相反情况，从1996年以来连续降低利率对于经济发展没有显著的效应。

以上分析表明：(1)变量MR、CR和R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随不同的变量而存在差异，说明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单一的金融发展指标难以准确反应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2)经济发展促进了金融发展，无论是MR还是CR指标对于经济发展的反应显著。(3)单个金融变量的脉冲响应说明变量MR、CR和R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MR的作用相对较大，CR在短期内有正效应，而长期即存在负面影响。利率R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微弱，这在1996～1999年连续7次降低利率表现得特别明显。

(三)方差分解

由GDP、MR、CR和R构成四个向量自回归模型，以下分别对GDP、MR、CR和R等变量预测误差方差进行分解，观察各个变量的新息对其它变量各期预测误差方差的贡献。

表4是GDP的方差分解表，通过方差分解可以考察经济发展的方差被各变量所解释的情况。从表4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方差被MR解释的部分超过了被CR和R的解释部分，在第2期，MR可以解释经济发展方差的1.7920％，而CR却只能解释经济发展方差的1.0641％，R的解释能力更小，只有0.1063％。这说明经济货币化是我国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变量，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于信贷的影响。另外，方差分解表还显示信贷变量在第3期以后对经济发展的解释力逐渐减弱，而MR的解释力却显著增加，MR的解释力在第2－10期提高了5倍多。

表5是MR的方差分解表，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变量GDP对MR的方差解释力远远超过贷款CR和利率R的解释力，并且GDP解释力随着期限延长迅速提高，在第1期GDP的解释力为1.2402％，第3期达到9.1851％，在第10期GDP对MR的解释力已上升到37.8002％，说明GDP对MR的影响是显著的。CR和R这两个变量对MR的解释力都较小，但比较而言，利率R对MR的影响大于CR的影响，CR的解释力始终没能超过

从表6来看，GDP、MR和R对CR的解释力都较强，在5期以内MR对CR的解释力大于GDP的解释力，但从第6期开始GDP对CR的解释力超过MR的解释力。货币供应和经济发展两者对CR的解释力超过50％，利率对货款的解释力维持在4％以内。

从表7可以看出，GDP、MR和CR对R的解释力不强，直至第lO期MR和CR的解释力在4％以内，但是，贷款的解释力大于MR的解释力，经济发展的解释力最小。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宏观经济的问题篇7

[关键词]“试错法”改革 宏观经济微观基础 马尔可夫过程假说

〔中图分类号〕F015,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背景是渐进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转型。即使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实践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例如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农业产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关系等），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就目前情况来说，国内争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我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与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现状不无关联。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类为三种方法。（1） 制度经济学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吴敬琏。[3]（2） 微观领域的产业组织分析，主要采用静态博弈方法或厂商行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静态和确定性分析，忽略了动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进行预期；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工资体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动，以及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确定性等。但它们与本文的主旨不同，这暂且不谈。（3） 宏观方面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分析及实证分析。其中，结构经济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外现有理论直接构造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大多数对人民币合意变动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张晓朴、[ 8 ] 林伯强[ 9 ] 等），主要是套用国外均衡汇率模型。但国外均衡汇率理论一般假定分析国家为小型开放经济、产品市场自由竞争和要素国内自由流动，而这三个假定在中国无一成立。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各种计量回归，有时在模型中考虑一些制度变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该做法在加入制度变量时十分主观；另外，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些制度变量会影响宏观经济，但对于这些制度变量如何进入模型，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这两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清楚的。

总体上，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导致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首先对目前的“试错法”改革方式进行规范和科学的理论化和量化，然后阐述特定制度和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最后，据此科学地设计制度转型的推进进程。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是现实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经济实现，而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进行规范的描述，则又是科学地阐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因此，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再把微观研究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建立这样的理论或模型，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这样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也是对经济学的贡献。

二、为什么要分析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义

所谓微观基础，应是指两个方面的含义，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代表性的经济主体（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动机（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则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应该是指：

“在经济中现有制度安排、资源和信息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特定的动机而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约束下的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学领域，加强微观基础研究的呼声愈加高涨。那么，在宏观经济领域，微观基础到底有多重要？

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对主流经济学派主要经济学家的访问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微观基础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所有的宏观现象都是许多微观现象的加总；其次，没有这种研究工具，经济学就不再有许多内容，最终将演变成描述；最后，微观基础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后面的深层次的渊源，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全部宏观经济学都必须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样十分有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并没有从单个单位出发并从此建立起来。

实际上，如果经济的结构稳定（例如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行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加上经验性的研究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预测而言，一些实证模型，尤其是时间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为什么要分析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的启示

尽管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基础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微观基础对于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卢卡斯(Lucas)[14] 在其经典的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行为方式的变动，如果不考虑结构性经济模型深层次参数（deep parameters），则计量经济研究（尤其是凯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分析和预测的系统性失误。

对此，Lucas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驾车向北行使，你就猜测几分钟后我仍在同一条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获得了良好的（尽管不完全）预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预测如果克拉克大街关闭以后我的反应，那就应该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选择的路线有哪些。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决策问题的本质和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下，人的行为可能怎样变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卢卡斯批评”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它虽然深刻，但忽视了对经济主体赖以行为的制度背景的考虑。这可能是因为卢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而不必要过分强调制度背景。但在我国全方位和渐进的改革中，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中。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借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也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行为方式的变动了。可见，如果我们套用国外的模型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然会导致模型的设定错误（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卢卡斯批评”。而套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直接构造中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当前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刘小玄等[15]和Wang Xi[1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然表现出异于完全市场导向厂商的特殊行为。此时，套用国外的厂商模型来分析国有经济行为，方法必然错误。王曦[17] 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不单是国有经济行为与货币需求函数，类似的结论贯穿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传统理论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们是从一定假定条件（制度稳定、市场竞争性等）下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的作用，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搬硬套西方现成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其结论会误导。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联系起来，重塑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推导真正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由于经济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本身又同时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特征，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视角的观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学派。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凯恩斯学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为代表。虽然其观点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各个学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关于经济人行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模型化经济人行为从而引出结论并指导政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公理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包括建立转型时期微观行为的公理化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理论化并指导政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通常与建模的技术相联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学派借鉴，这里暂且不谈。对经济人行为的公理化假说是微观基础分析的思想基础，它通常包含对经济人目标、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方面的先验论断。不同学派的假设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结论。下面提出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说。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

主流宏观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理性人，简称为理性人假说。

在经济学中引入理性人假说出于两种动因。一是所谓的“规范性”动因，即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通常与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研究联系起来。第二种动因涉及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理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属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范畴。经济学家首先对理进行刻画，然后基于理分析实际行为。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时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其它的动机（例如令人满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强理性人假说，长期以来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说运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同时继承了理性人假说。

(注：相对于“新古典学派”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显得有些庞杂，但一般认为，标准的“新凯恩斯学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预期假说。)

就转型经济而言，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用来分析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为方便的理论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显的行为不协调。其次，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主体。在特有制度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经说明，国有企业经理同时具有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目标；又如，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对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员甚至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维持汇率基本不变。此时，个人风险最小化是更合适和直接的假设。

（二）市场非出清的可能

持续的市场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经济主体根据已有信息进行最优反应的结果，造成了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视为是“市场出清”的，是经济主体按照他们所觉察到的价格做出的最优供求反应的结果。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拣起的10美元钞票。

新古典学派是市场持续出清假说最强硬的支持者，并且该假说可能是新古典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着，价格和工资会以极快的速度调节到均衡点，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脱节和非自愿的失业。理性人假说、理性预期、持续的市场出清再加上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其政策含义包括：政策无效性的主张、反通货膨胀的零成本和“卢卡斯批评”等。“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理论出色的演绎，也许加上一点修辞上的优势，(注：这主要得益于理性预期中的“理性”一词，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家。)使得它在20世纪70、80年代极其盛行，“凯恩斯主义”似乎注定要退出舞台。但是新古典主义断言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场持续出清，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试验之后，两国经济深度的衰退似乎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这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说，尤其是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的可信性。在反对阵营中，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主要的力量。

“新凯恩斯学派”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开始着手重塑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虽然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理性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对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设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劳动的非同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关心公平的经济主体行为，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存在名义的或实际的刚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刚性使得价格和工资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于是名义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产量和就业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对经济采取干预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干预是有效的。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可能连续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集中计划的模式来管理经济，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配，财务上实行统支统收；银行系统也采用条块分割的方式来实行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计划的数量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压缩到了最低点，市场非均衡占据了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持续的市场出清。经济转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渐进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因此整体经济中的持续市场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国到目前为止仍实行固定利率制度，货币市场不存在利率机制调整货币供求，更不用说快速的调整。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特定的问题。陈平等 [18} 对现阶段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机制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与“古典二分法”不同，名义冲击很可能对真实经济总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王曦等（2003）[19] 对我国货币市场实际运行态势的分析表明，我国货币市场的冲击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续性；货币市场失衡是普遍现象；宏观总量在向均衡的渐进调节过程中呈振荡性波动，存在超调现象。

（三）经济转型中的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认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因此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大约10年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正式将这个假说吸收到宏观经济研究中；随后，该假说开始被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采纳。理性预期是指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该变量决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预期的强形式，这与马思的假说相符，即认为：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一致，或者说理性预期不存在任何系统误差。如果在时期t要预测t+1时的变量Xt+1，则理性预期意味着：

Xet+1=E[Xt+1|It]

其中，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理性预期也可以表示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为理性预期的误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显示，理性预期不存在系统误差。

就笔者而言，理性预期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说，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这个假定可能过强了，一个相对弱的解释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可以从公开得到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悉专业预测。)

这就是说，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运用他（她）可以获得的公开的信息。其次，可以证明，很多其他的预期形式，例如适用性预期、外推型预期等，实际上都是理性预期的特例，是特殊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的特殊实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人是怎样进行预期的？

四、“试错法”改革的随机过程表述

“试错法”经济转型，其含义是：改革者在推进下一步的改革时，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据就是当前的改革推进程度。在数学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进想象为一个性的随机制度向量的变动，则该制度向量刚好具有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随机向量的下一期变动只与该向量的当前实现有关，与历史无关）。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说――“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为了使这个假说更有适用性，我们分别考虑了两种表述：

强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为制度向量， A为系数矩阵，C为趋势向量，ε为i.i.d.的白噪声，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函数μ(・)表示其他当前状态向量（Z）对改革推进的影响。由于μ(・)利用了额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设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个例子是我国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进行“价格闯关”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这种“试错法”的改革推进特点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而言，就是他们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对式（1）和式（2）取条件期望，有：

预期强形式：E(Xt+1| It)=AXt+C （3）

预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对改革推进的预期只与当前的改革安排有关，与改革的历史无关；式（4）虽然利用了当前改革推进的额外信息，但仍与历史无关。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经济主体在预期时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预期表现出“短视（myopia）”的特征。

五、结语

在“试错法”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系统性错误。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深层次着手，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对“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市场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预期假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展开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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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的问题篇8

关键词：房价下跌；次贷危机；经济衰退；经济刺激计划；经济周期

中图分类号：F293.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5－0045－06

一、美国房价下跌与宏观经济效应

2007年美国房价下跌已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热点问题。 按照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管局（Office of Federal Housing Enterprise Oversight）编制的房价指数，2000～2005年， 美国房价指数年均增长6.3%，2006年美国的房价指数增长率下降到4%，2007年的前3个季度下降到年率的3.2%。 美国房价指数的增长率下降了，这并不等于房价下降。但是， 到2007年第三季度， 美国房价比上季度下降了0.4%， 这是美国自1994年以来首次出现房价单季度下跌的现象。 [1] 至此，美国房价下跌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从图1可以看到，到2007年美国房价指数增长率已趋于零。

2006～2007年， 美国住房销售和投资活动开始走低。2005年与住房有关的房屋动工和新建住宅的销售在达到高峰后开始跌落。2006年住房销售下降了8%，2007年下降了13%。2006年新房销售下降了18%，2007年下降了12%。重要原因是市场上未销售的住房数量增加，人们对房价看跌。到2007年8月，市场上住房的供应数量可维持10个月，而2004年，住房的供应数量只维持4个月。很明显，住房的供给超过了需求。2006年住房投资下降了13%，2007年下降25%。2006年后三季度和2007年第一季度，美国因为住房投资活动的下降导致GDP下降1个百分点。如果美国的住房投资活动仍然保持目前的状态， 将导致2008年前半年美国GDP继续下降。2006年和2007年美国住宅建设的用工人数下降， 与住宅建设有关的原材料生产、家具生产、住宅用具生产和地毯生产的用工人数也都下降了。 [2]29-31

美国房产市场的衰退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经济。房价下跌导致住房建设下降，引发了金融领域的问题，房屋的财富缩减将导致消费下降。投资和消费下降必定导致经济增长下降。 美国房价下跌的宏观经济效应阐述如下：

（一）房价下跌与住房投资

住房投资与房价有着直接关系。 房价下跌直接导致房产商的收益和利润下降。 房产商不愿意开发新建住宅， 直接导致组成GDP的投资下降。 此外，与住房建设相关的产业（如装修、家具）也受到影响。由于住房建设周期长，住房投资对房价很敏感。房产商会因为收入下降、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等因素，判断房价将下跌，从而减少或终止新建工程。这也就是为什么住房投资的下降总发生在房价下跌之前的原因。

正因为住房投资对利率和价格的敏感性， 住房投资一直被视为经济中容易发生波动的部门。 在住房市场繁荣的时候， 住房投资是整个美国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2003~2005年，美国住房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9%。根据英国《经济学人》的估计，美国自2001年以来私人部门的2/5的新增工作岗位与住房部门有关。 [3] 2005年第四季度，美国的住房投资增长突然停止。从2006年第二季度至今，美国住房投资按年率下降了10%， 美国的GDP也相应下降了1%，建筑业的就业率下降了1%。所以，美国的住房投资与GDP增长具有相关性。图2是近几年美国住房投资与GDP增长的变动情况：

（二）房价下跌与金融部门

房价的变动虽然不会导致已经发生的购房贷款金额减少，但是房价下跌对金融体系将造成损害。因为利率上升或房价下跌将导致借款者拖欠偿还贷款。从2004年6月起至2007年1月，美联储先后17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从1%上调至5.25%，基准利率上升使抵押贷款利率随即上升。美国房价下跌，高利率的次级抵押贷款用户因无法承受增长的利息而开始破产，成为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起源。整体而言，美国的贷款违约率在上升， 但违约率并不很高。 [4] 2007年第二季度，美国抵押贷款违约率升至5.12%，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升至14.82%。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发生了次贷危机， 表现为借款者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和抵押贷款坏账高涨， 金融机构濒临破产。 截至2007年8月底，美国已有30余家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停业，上市次级抵押贷款公司股价几乎是直线下跌，据估计这种状况最为严重的结果是，可能导致美国100家次级抵押贷款公司被迫关闭。 [5] 2007年8月，美国金融市场流动性紧缩， 迫使美联储向相关银行注资增加市场流动性。

美国的商业银行面对房价下跌而导致的抵押资产的缩水将缩减新借贷款的数额。 当市场流动性不变，银行缩减贷款就会导致银行的资产下降，进而导致资本下降。 银行再通过减少更多的贷款满足资本金要求， 这样的结果是银行对全社会的项目融资支持下降，企业的投资将会下降。当美国金融行业已经不愿意放贷， 甚至对于资信好的客户都不愿意放贷的时候，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三）房价下跌与个人消费

众多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房价上涨会给个人消费创造积极的财富效应；反之，则相反。财富效应是指由于资产价值的变动导致资产持有人拥有财富量的变动从而刺激或抑制消费需求， 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从生命周期的储蓄视角看，房屋被视为一种资产。美国房价上涨增加了房屋财富的价值，从而增加了个人生命周期中的消费潜力， 因为个人可以最终出售房屋获得增值的收入而扩大消费。 一项研究认为，房屋财富增值1%，美国家庭户的消费增加0.08%，这比股市的财富效应大2倍。 [6] 另一项研究认为， 房屋财富增值1%， 美国家庭的消费将增加0.03%～0.09%。而股市财富增值1%，家庭消费只增加0～0.07%的幅度。 [7]

消费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消费占美国GDP的70%。 美国的消费者是一台持续不停的支出机器，推动着美国经济增长。 [8] 美国的消费一般都能保持年均4%的增长速度，但是2007年美国消费增长只达到2.5%，这一增长率低于过去30年的年均增长率。 [2]27 过去16年里，美国的名义消费支出增长快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而2007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从0.4%上升至0.5%， 这表明美国的个人消费在减少。造成美国消费减少的原因是： 房价下降引起的财富缩水；失业率停止下降；能源价格上升。从2002年至2007年第二季度， 美国家庭户的财富对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上升，这推动了美国消费的增长。由此推断， 美国房价下降将进一步影响2008年美国消费的增长。2008年3月6日，美国抵押贷款银行业者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次贷市场震荡波及整体经济，美国人丧失住房抵押品赎回权的情况在2007年第四季度达到创纪录水平，美国家庭拥有的净资产5年来首次下降。 [9] 所以，美国官方预计，2008年消费增长年均只能达到2.1%。 [2] 29 消费减少又将增加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2008年3月9日美国劳工部发表报告称，美国非农业领域的就业岗位2月减少6.3万个， 这是2003年以来美国就业岗位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缩减和最大的一次月缩减量， 也是私有行业工作岗位出现的第三次缩减。 [10]

总之， 美国房价下降在短期内对投资和消费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除非经济中的其他产业能扭转经济下滑的走势。 房价下降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深度将取决于房价下降的程度。 房价下降决不是引发美国经济衰退的单一原因， 但可能会触发已经趋向缓慢增长的经济进入衰退。 美国房价下降和次贷危机是这次美国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

二、美国经济衰退的含义及认定标准

美国2007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只有0.6%，远低于第三季度的4.9%，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滞后负面影响显现。这也加剧了市场恐慌，美国经济“衰退论”大量涌现。除房价下跌和次贷危机之外，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着诸多挑战：房产部门继续萎缩；生产和支出下降；劳动力市场疲软；金融市场混乱导致银行惜贷；能源价格上升；美国经济面临衰退的可能性高等，但美国经济衰退有着特定的含义和认定标准。

衰退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阶段。1946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和卫斯理认为， 经济周期是总体经济活动波动的一种形态。 [11] 一般认为经济周期是指总体经济活动的扩张和收缩交替反复出现的过程， 但现代关于经济周期的定义是建立在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基础上的， 认为经济周期是指经济增长率上升和下降的交替过程。 根据这一定义， 衰退不一定表现为GDP绝对量的下降。只要GDP的增长率下降，即使其值不是负数，也可以称之为衰退。所以，在西方有增长性的衰退之说。 衰退的开始就是经济周期已达到“峰顶”的转折点，随即经济开始下降，衰退的结束就是经济周期达到了“谷底”的转折点，随即经济开始扩张。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是美国认定经济衰退的权威机构。2008年1月7日该机构发表的备忘录指出，衰退就是整个经济活动持续数月下降，具体表现为：实际GDP、实际收入、就业、各产业的产出、批发和零售的下降。衰退发生在经济活动的“峰顶”之后，结束在“谷底”之后。处于“谷底”和“峰顶”之间，就是扩张。“扩张”是经济的正常阶段，而“衰退”是近几十年出现的短暂阶段。 [12] 1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一般认定GDP持续两个季度下降就是衰退，更准确地说，衰退是经济处于正在下降的进行时， 而不是处于已经缩减的完成时。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确定某个月份为“峰顶”，再确定后来的某个月份为“谷底”，这之间就是衰退，衰退中经济周期处于紧缩阶段。 [12] 2 所以，国内流行的说法――“所谓衰退是指经济出现停滞或负增长的时期， 表现为GDP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是不确切的。当然，在确定衰退月份起点时存在着时滞， 即衰退已经开始与衰退消息的时间差距。2001年3月美国经济进入衰退， 但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到同年11月才予以确定。

2008年3月7日， 布什总统在白宫就美国经济情况发表讲话，承认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显然已经放缓，但他同时说，政府正在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从长远看美国经济前景不错。2008年3月11日， 美国能源部情报局在月度能源预测报告中预测：今年上半年，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略有下降，然后开始回升，2008年总的增长速度为1.3%，是2001年以来增长率最低的一年。该机构还估计，按年率计算，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将收缩0.5%，第二季度将收缩0.7%。这样就意味着美国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收缩， 这就是衰退。 [13] 舆论认为这是政府指出经济衰退的第一份官方预测报告。

三、美国扭转经济衰退的宏观经济政策

美国扭转经济衰退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政府财政由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个方面构成。财政政策具有自动稳定经济的功能，即当经济紧缩下滑时， 通过财政支出或政府税收的传导机制来遏制衰退、繁荣经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逆经济周期行事，即当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总需求不足时，应当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刺激投资、消除衰退与失业。这些经济政策的目的是刺激总需求扩大， 避免总需求低于潜在的总供给。 美国政府这次为避免经济衰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可谓空前频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在财政政策方面， 美国政府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1月18日， 美国总统布什等内阁官员在白宫新闻会上， 要求实施金额为1400亿到150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 以刺激经济增长， 避免经济陷入衰退。 白宫当天散发的介绍布什国情咨文的材料中说，如果这一经济刺激计划得以及时实施，将有助于在今年年底之前创造超过50万个就业机会，同时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大约2/3个百分点。1月2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刺激经济计划。2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附加新的减税方案的刺激经济计划。 该计划不仅包含了众议院版本中个人退税的内容， 还包含了向2000万老人和25万残障退伍军人退税的内容，该计划价值1680亿美元。2月14日，布什签署了该经济刺激方案。根据已签署的法案，美国的个人最多可得到600美元的一次性退税，一对夫妻最多可得到1200美元的退税， 每有一个未成年子女可多得300美元的退税。另外，方案还包括鼓励企业购买新设备的内容，一些企业将获得税收优惠。整个法案分两年实施， 今年先实施退税1520亿美元， 明年再落实160亿美元。

在货币政策方面， 美联储多次行动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1）2007年美联储连续注资。2007年8月9日至8月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共向相关银行注资1472.5亿美元，以增加市场流动性。同时，欧洲和日本央行与美国联手一起向市场注资， 以满足金融机构的融资要求。2007年12月21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再次向金融系统注资200亿美元，以便应对信贷紧缩。（2） 美联储多次降息。 自2007年9月以来至2008年2月，美联储连续5次降息，使利率水平累计下降了2.25个百分点， 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3%。（3）建立贷款拍卖机制，增加流动性。2007年12月，美联储创设贷款拍卖机制，进行一系列债券回购交易，以增加市场流动性，缓解信贷危机。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12日，美联储共5次举行贷款拍卖交易，向商业银行提供了1300亿美元资金。（4）美联储联手西方四大央行挽救股市。2008年3月11日美联储宣布，以短期贷款拍卖方式注入2000亿美元资金； 英国央行继续提供近100亿美元的3个月贷款； 欧洲央行以及瑞士央行和加拿大央行等也都跟进， 分别注资数10亿乃至逾100亿美元。 此举的背景是一段时间内，全球股市连连跳水。（5）2008年3月1日美联储宣布两项措施，一是为金融机构设立新的融资工具，二是将贴现率由3.5％下调至3.25％，以增加流动性。

实施以减税刺激经济的政策是布什政府的一贯做法。2001年6月7日，布什总统签署了“经济增长与减税一致法案”。2003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全线复苏的局面。2007年美国GDP为13.84万亿美元， [14] 这次布什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2%。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官员的说法，占GDP1%的经济刺激将增加1%的总支出，1%的总支出再通过乘数效应带来多倍的总支出。 [15] 美联储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也肯定有助于经济朝积极的方向发展。尽管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只具有短期效应， 不解决长期问题。但我们应明确，美国经济衰退本身就是短期现象， 经济刺激政策只是促进经济更快地纳入增长轨道， 而影响美国经济长期走势的若干因素还是积极的。

四、判断美国经济走势的若干问题

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 现在人们关注的是这次美国经济衰退将持续多久？ 美国是否存在扭转经济衰退的有利因素？

（一）当前美国经济衰退是短期的

2007年10月， 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测，2008年美国实际GDP将增长2.75%，2009年将达到2.725%。 [16] 显然，这一预测显得过早、过于乐观了。2008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新了对美国经济的预测数据，认为2008年美国将增长1.5%。 [17] 2008年美国经济全年增长率数据反映了2007年的滞后影响。2008年3月， 据美国摩根斯坦利的预测，2008年美国实际GDP将增长1.1%，2009年将达到2.2%。 [18] 2008年3月， 美联储发表的货币政策报告中预测，2008年美国实际GDP将增长1.3%～2.0%，2009年将达到2.5%～3.0%。 [19] 这些数据表明，权威机构基本认为美国经济将在2009年重拾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

经济衰退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周期现象。 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由生产率、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所决定的产出，即取决于经济的供应。但短期内，经济增长取决于总支出的变动，即取决于经济的需求。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产出和需求得以均衡。但是，价格作用的渐进性特征， 致使支出暂时大于或小于经济供应面的潜在增长率。 经济衰退就是支出增长小于产出增长的结果。 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可以促进支出的增长，支出增长加快之时，经济可以恢复增长势头。但经济刺激计划也不能过头。美国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蕴含着通货膨胀的风险。战后至今，美国曾经历过10次经济衰退（见表1），衰退时间最长的为16个月，最短的为6个月。这些衰退与战后整个美国增长相比都属于短期现象， 从1947年至2006年美国经济维持了年均3.5%～4.1%的水平。 [20] 这种短期衰退现象实际孕育着美国经济的自我纠正和自我调整。

（二）美国经济增长中的两个亮点

出口的快速增长已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大亮点。 2003~2006年， 美国对外出口年均增长8.3%，相当于GDP增长的两倍。2006年，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出口达1.5万亿美元， 为世界第一。2006~2007年，出口增长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达1/3以上。 [2] 79 2008年3月1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文告声称，2007年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增长了12.6%， 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达40%以上。2008年1月， 美国出口同比增长16%， 环比增长1.6%。1月份美国出口达到1480亿美元。 [21] 出口增长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当前美国出口增长对扭转美国经济衰退起着重要的作用。 导致美国出口增长的原因有：（1）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经济增长提高了对美国货物和服务产品的需求。2003~2006年， 美国对印度和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分别为27%和25%。 各国GDP的增长与美国出口增长已经同步，这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现象。（2）美国国内生产能力的提高。 只有美国生产能力的提高才能满足各国经济增长的需求。 美国生产能力提高的关键原因是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美元贬值。从2002年1月至2007年12月，美元贬值了23%，从而提高了美国出口的竞争力。（4） 美国对外贸易环境的改善。包括运输成本下降、 通讯手段的提高和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削减等在内的贸易环境的改善有利于美国出口。 有必要注意的是： 美国与一系列国家签署的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了美国的出口。 从2000年至2007年12月， 美国与11个国家实施着7个自由贸易协定。1999~2007年， 美国对这11个国家的货物出口增加了75.1%， 而美国对世界其余国家的出口增长66.7%。 [22] 所以，美国传统基金会依据上述自由贸易协定的积极效应， 呼吁美国国会能批准美国与哥伦比亚、 巴拿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并声称这也是一个经济刺激。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直是美国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突出亮点。 劳动生产率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劳动生产率增长有助于遏制通货膨胀，有利于美国企业和工人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美国生活水平的提高。1995~2007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2.6%， 高于1995年前20年年均增长1.4%的水平。2000~2005年， 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3.1%以上，这一水平均高于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 [2] 38 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因有：（1）信息技术革命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直接”和“溢出”效应。所谓“直接”效应，是指信息技术发展及计算机价格下降， 刺激着各产业在软件及信息技术设备上大量投资， 从而促进资本深化， 对劳动生产率提高起着直接作用。“溢出” 效应是指信息技术向其他产业扩散而产生“溢出”的结果。 [23] （2）企业组织创新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为劳动生产率提高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在进行新一轮兼并、重组的同时，在营销战略、组织方式、生产流程、生产方式、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创新，从而进一步拓展了IT革命的效果。 新技术与富有活力的企业制度的结合， 使劳动生产率再创新高。（3）政府经济政策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美国劳动生产率过去一直与经济发展是同步的，即当经济衰退时，劳动生产率是下降的；在经济复苏的早期，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当经济复苏趋于成熟时，劳动生产率增长放慢。但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劳动生产率表现异常。 在2001年经济衰退的三个季度中， 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年率为4.6%。当前美国劳动生产率并没有下降， 这将成为扭转美国经济衰退的重要力量。

此外，影响美国经济整体发展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市场组织形态、科技实力、教育水平和文化特征都没有朝不利方向逆转，所以，美国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会朝有利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Office of Federal Housing Enterprise Oversight． House Price Index，For Immediate Release，November 29，2007． ．

［14］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Table 3.―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Related Measures: Level and Change From Preceding Period，”i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OURTH QUARTER 2007 （ADVANCE），JANUARY 30，2008．

［15］Peter Orszag，“Options for Responding to Short-term Economic Weakness，” Testimony of CBO Director Peter Orsza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inance，January 22，2008．

［16］Douglas Holtz-Eakin，“US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10，2007．．

［19］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Monetary Policy Report to the Congress，”February 27，2008． 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hh/2008/february/fullreport.htm．

［20］John H. Makin，“U.S. Slowdown: Self-Correcting or Self-Reinforcing?”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Economic Outlook，November 2006：1．

［21］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ive，“U.S. Trade Representative Susan C. Schwab statement on this morning’s release of U.S. Trade Data for January 2008，”March 11，2008．ustr.gov/assets/Document_Library/Press_Releases/2008/March/asset_upload_file957_14588.pdf．

［22］James M. Roberts，“Want More Economic Stimulus?―Pass the Pend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WebMemo，Published b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No. 1830，February 27，2008．省略/Research/TradeandForeignAid/upload/wm_183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