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1 19:20:19
【关键词】解释学 语文教学 本体论智慧
语文教学解释学理论的研究,是一个开创性的新课题。它主要以哲学解释学理论为基点,打破过去的概念化阐释模式,建构全新的语文教学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旨在为语文教学提供新思维、新视点、新思路和新方法。这是广大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早已触摸到的一个牵动语文教学生命的课题,它直接关系到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的功效和成败,因为语文课程与教学要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创新观和方法论,就离不开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解释学方法是语文课程教学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第一方法,语文教学解释学是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理论前沿领域中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
深层的醒悟与思维新秩序语文教学本体论的研究,也是一个前沿性的新课题。对于“本体”与“本体论”,有很多阐释和讨论,在这里我们无意于考察形而上的概念性思辨,只是着眼于具体探讨语文教学的本体问题。我们认为,语文教学的本体,即语言本体或日语文本体。毋庸置疑,语文本体的构成与存在原理――包括语文与世界、语文与文化、语文与主体、语文与生命、语文与存在、语文与意义等,是语文教学本体论要探索的基本问题。语文本体论是关于语文自身的学问,它要阐释和描述语文的构成与存在形态,可以说是语文教学的基础和根本。因此,深入研究语文教学本体论原理,建构语文教学本体论视点和思路,可以从根本上变革语文教学的思维与秩序,消除过去我们将语文与世界、语文与文化、语文与主体、语文与生命、语文与存在、语文与意义隔离的鸿沟,把语文作为主体生命的形式来把握,视一个语言形式为一个生命形式。显然,这是一个全新的语文本体观的建构,也是一个从根本上颠覆和重建语文教学思维和秩序的重大变革。有不少专家指出,本体问题或存在问题是和语言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当代语言哲学家认为,利用现代语言分析手段,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本体问题,对古已有之的问题给出崭新的、确切的答案。语言哲学界的这种认识分歧与争论,引发了我们多方面的思考和深层的醒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语言和本体原本就是“紧密交织”而同构于一体的,本体即语言,语言即存在,谈“本体”就不可能不谈“语言”。本体和语言的这种交织同构关系决定了语文教学本体的研究方面:
1.语言的人文视界与本体论阐释,包括语言与人的意义世界的构成、语文本体世界的哲学透视等。这个方面重在探讨语言作为人之表征,是人的生命的呈现,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语言还是民族精神的外化,一个民族从诞生之日起所经历的漫漫历程都深刻在语言中。在语文教学本体论研究中,对语言与世界、语言与主体、语言与生命、语言与存在等所作的具体的探讨和哲学透视,多维化地揭示了语文本体构成的特征及其存在原理。语文教学的主体是人,人与世界不可分离。世界是人的生存居所,而语言是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所以,语文教学一定要充分认识语言与人和世界的同构性。一个语言形式就是一个特定的生命形式,一个语言形式就是一个特定的存在世界。学习语言也就是拥抱生命、投身世界,而非单纯的、枯燥的知识灌输和技术操练。
2.语文的文化性存在特质及其本体的文化阐释探讨,包括语文的文化性构成探究、“文化语文”论与“诗性语文”的分析等。这个方面重在探讨语言的文化性构成与存在的特性与规律,揭示语言的生成和发展与文化所具有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说明文化作为人类物质活动的产物和精神活动的结果从一开始就与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语文教学本体论研究对语言的文化性构成与存在原理的阐释,给语文课程改革与教学实践以多方面的启示。实际上,把握语文的文化性构成与存在特质,对语文进行文化阐释,是语文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诗性语文”、“文化语文”、“真语文”的回归与召唤。我们知道,语文新课程标准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语文作为一种文化的构成,揭示语文课程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功能,强调语文教育不仅是“知识获得的过程”,而且是陶冶人性与情操、丰富学生的情感与精神世界、唤醒心智与灵魂、促进生命成长的文化过程。而在语文教学中要实现这一过程,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就是对语文的文化性构成与存在特质进行具体分析和透视,只有把握语文的文化性构成与存在特质,才有可能深入推进语文课程改革,并获得富有“语文味”的教学成果。
关键词： 《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辞书功能 术语辞典 英文辞书学
贸易术语是什么？要了解掌握术语的用法，相关人员必然要接触一本国际商会权威出版物：《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英文名为INCOTERMS）。这本典籍的确可以使人明白贸易术语的内涵、作用、效力等，却缺乏明确的释义语句。本文借语言学辞书学理论充分挖掘该典籍的辞学工具书用途，使其更能从语言上让读者明白贸易术语的具体定义。
一、《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简史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最大的区别在于贸易手续更加繁琐。为了顺利完成交易，出口商与进口商双方必须经过多轮磋商；在每一轮磋商与每一次交易过程中，使用贸易术语可以大大简化进出口商双方的沟通程序。每一个贸易术语，都是对一笔交易中多个贸易条件的概括，如FOB，即概括了一笔交易中的国际远洋运费，保险费由进口商负责，而内陆转运费，单据制作等责任由出口商负责等多个贸易条件的职责划分及费用和风险的划分。
“贸易术语是国际贸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黎孝先，1994），鉴于此，国际商会（简称ICC）于1936年出版第一版的《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用以规范每一个贸易术语的具体涵义。这一版INCOTERMS仅收录了九个术语。之后，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交通方式的日新月异，INCOTERMS几经改版，目前的最新版本是INCOTERMS2010，共收录11个贸易术语。
对贸易术语的解释，世界上至少存在三套不同的释义通则，INCOTERMS是其中之一，另外两部释义通则分别为美国的《美国对外贸易定义》和国际法协会的《华沙—牛津规则》。也就是说，针对不同国家的贸易对象，到底适用哪一套术语释义通则，还要看具体每个进出口商的所属地区的习惯做法，我国一般推荐选用ICC INCOTERMS。
既然ICC的INCOTERMS并不是具备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力的律法典籍，只是一本释义通则，那么，其外贸术语工具书的职能就非常明显，因此，将此书的职能向“术语词典”延伸，有何不可？
二、从辞书学角度分析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
1.收录词条及释义
INCOTERMS 2010共收录11个贸易术语，之前的版本收录了13个贸易术语，2010版删除4个贸易术语（DAF、DES、DEQ、DDU），又新增了2个术语，DAP和DEQ。也就是用DAP取代了DAF、DES和DDU，用DAT取代了DEQ。
为了解释每个贸易术语，国际商会对每个术语进行A和B各10项释义。如果借用英语辞书分析中大词条和小词条的计算方法，那么，INCOTERMS 2010共有大词条11个，小词条220个。
2.英语释义细析
为了解释每个贸易术语，国际商会在2010版里沿用了为每个术语进行A和B各10项释义的方法。每个术语项下都分成了A和B两大系列释义。A指的是卖方义务（THE SELLER’ OBLIGATIONS），B指的是买方义务（THE BUYER’OBLIGATIONS）。每个系列项下各细分为10个小点（A1-A10，B1-B10）。这些释义以国际贸易程序步骤的顺序排列，方便业务员查阅和操作；每一项释义语言风格简洁，易懂，非常具体，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例如EXW术语项下A1的释义是：The seller must provide the goods and the commercial invoic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contract of sale and any other evidence of conformity that may be required by the contract.Any document referred to in A1-A10 may be an equivalent electronic record or procedure if agreed between the parties or customary.意思是：卖方必须按照销售合同提供货物和商业发票，以及合同可能要求的、用以证明货物符合合同规定的其他任何凭证。所有在A1-A10条款中提及的文件，（均）可采用经当事人协定或约定俗成、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记录或者手续。
这个释义字字珠玑，释义清晰，既竭力解释了术语的涵义，又规范了术语使用。该项狭义上指向贸易双方签订合同和执行合同这一贸易行为。作为双方开展贸易的第一步，只要贸易中买家卖家经谈判确定了适用的贸易术语为EXW，并在合同里注明“双方贸易所用贸易术语遵循ICC INCOTERMS 2010”，那么，双方就会受到这一释义的约束。
贸易术语的使用被称作“国际惯例”，并不是律法，但是，一旦被写进贸易合同，依照各国的相关合同法规，便会对合同各方起到约束作用。但是，正如我在前言里提到的，INCOTERMS 2010具有很明显的辞书功能，因为整本《通则》详细解释了每一个贸易术语，还有图解版说明这些贸易术语的具体使用方法，具备了辞书的“定义”、“描述”和“规范语言使用”三大职能。
2010版在释义上还增加了GUIDE NOTE，即对每个术语的解释增加了一项“使用说明”，使得每一个术语都有一个明确的总结性说明，能够让读者一目了然地知晓“什么是贸易术语”。如CIF的使用说明：This rule is to be used only for sea or inland waterway transport.CIF means that the seller delivers the goods on board the vessel or procures the goods already so delivered. The risk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passes when the goods are on board the vessel. The seller must contract for and pay the costs and freight necessary to bring the goods to the 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这段英语原文的意思是：CIF术语适用于以国际远洋运输或国内内河运输为货物运输方式的贸易。CIF的意思是卖方船上交货，货物的运输风险于货物装运上货船甲板后从卖方转移到买方。卖方必须负责签订装船合同并支付运费……
这段使用说明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也就是说，读者能够很清楚地了解到具体的操作要求。但是，这段话如果作为CIF的定义，则略显不足。我自己刚入行时，自觉迷茫，虽说很清楚具体的操作要求，可是不明白CIF到底是什么。如果，在这段说明前，再添加一个名词定义会更好：“CIF，即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这一术语既是对货物总金额组成的描述，又是对买卖双方在运输和风险责任的划分。货物的总金额包括了成本，保险费和国际远洋运费的总额，货物的运输风险于货物装运上货船甲板后从卖方转移到买方。”实际上，所谓的贸易术语，国际惯例，每一个术语都具备这两层含义，一是指明价格成分，二是明确买卖双方所承担的货物国际运输段的费用和风险。
作为初学者和外贸业务员必备典籍之一，INCOTERMS不仅有其约束行为的职能，而且具备明显的术语释义和使用指南的功能，也就是辞书功能。像词典一样，INCOTERMS可以供读者查阅每一个术语的意思和使用方法。那么，在每一个术语的释义上，再适当添加一个必要的定义（definition）势在必行。
3.辞书功能评析
“宗旨是否明确，收词是否全面，立目是否合理，义项是否分明，释义是否精确，注释是否完备，术语是否标准，参见是否严密，例证是否典型，检索是否便捷”，根据陈楚祥的“词典评价标准十题”（陈楚祥，2001）评价INCOTERMS（2010），这确实是一本很实用也具有很好的规范作用的术语词典。
第一，宗旨明确。该书标题确定了辞书功能：ICC OFFICIAL RUL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E TERMS。中文译名为《贸易术语解释通则》。“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E TERMS”，意为“贸易术语释义”或“对贸易术语的理解”，换言之，就是像词典一样，对贸易术语进行释义。因此，我认为，该典籍宗旨明确，具备辞书功能。“通则”二字则体现出该国际商会对该书所收录术语的解释具有权威性、唯一性和规范性。
第二，收词全面。在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贸易惯例中，《通则》是包括内容最多、适用范围最广和影响最大的一种。从1936年第一版收录了9个术语，到1995年修订版的13个，又到2010年版的11个，《通则》所收录的术语和所做的必要的增减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既收录了国际贸易市场里所用的术语，又进行了必要的衡量取舍，把容易引发纠纷和误解的术语剔除，对术语的使用起到了推进和醇化作用。
至于其立目的合理性、义项的分明度、术语的标准化、释义的精确度和注释的完备性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作为一部供世界各国立法和执法机构参照的典籍，它还具备非常严密的逻辑特征。但是，《通则》页数不多，英文原版统共只有128页，内容里并没有参见，也无应用例证，目录很简单，检索并不便捷。
三、与普通英语辞书的比较
我试图论证《通则》的辞书功能，那么，将之与其他英语辞书比较，《通则》的辞书功能显而易见，而且其术语的定义与规范功能非常强大。但是，作为辞书，相比之下，它的参见、例证和检索功能是不足的。我宁肯相信，这是一个疏忽。
就参见、例证和检索功能三方面来说，相比国际商会的另一套出版物UCP600，《通则》明显不足。同为国际商会出版物，UCP600（《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配有一整套的案例和实务指南，有足够的参见，例证。检索功能非常强大，一般都有两个目录，一个是纲要目录，一个是细则目录，检索非常方便。《通则》却没有这些。
综上所述，ICC INCOTERMS既是通则，又是术语释义，与各国合同法规互补，是入行新手的行话辞典，其辞书功能显而易见，作为术语解释通则，我觉得，其辞书功能远远大过于其行为规范功能。但是，就现有版本来看，该出版物从设计到排版，更多地强调其作为通则的功能，而作为辞书，作为术语辞典，尚存有较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参考文献：
[1]ICC rules for the us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erms，ICC，2010.
[2]陈晶莹.《2000年贸易术语解释通则》释解与应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3]黎孝先.国际贸易实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4]黄建华.双语词典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
[5]李荫华.英语词典初探.商务印书馆，1985.
[6]徐振忠.英文词典实用指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为了解决和避免因采用贸易术语而发生纠纷，为国际贸易中最普遍使用的贸易术语提供一套解释的国际规则，国际商会于1936年首次颁布《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其后又分别于1936年，1953年，1967年，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对其进行修订和补充，以适应国际贸易实践发展的需要。《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因适应性强、使用价值高、便于操作和使用、较好地减少或避免贸易风险等优点而赢得国际贸易、银行、保险、运输法律和实务界的高度评价，已成为界定贸易术语内涵最准确、最具有权威性，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贸易惯例。然而，自上次国际贸易术语修订以来国际贸易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国际贸易实践的需要，国际商会2010年修订了《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下称《通则 2010》）,本文深入分析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修订的背景，修订的主要内容和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一、《Incoterms 2010》修订的背景
（一）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
自上次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修订以来，国际贸易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货物安全性日益重要
近年来，恐怖主义活动猖獗论文格式，形式也日渐多样化，严重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安全，扰乱国际贸易秩序，“911”事件后许多国家纷纷采取对策，先后颁布了反恐怖主义的法令，建立了反恐怖部队，并加强了国际间的合作。国际货物的安全性日益受到关注，许多国家提高了安全意识，加强了安检措施。
2运输方式的变化
海洋运输方式因运输量大，运费便宜等优点多年来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但是单纯的海洋运输很难满足国际货物运输的要求，20世界70年代以来航空运输，发展迅速，而以集装箱为载体的多式联运方式在实践中使用越来越普遍。
3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迅猛发展
近年来，由WTO推动的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各主要大国都将重心转移到退过FTA谈判来推动贸易自由化，一些经济一体化组织发展较快，一体化程度也日益加深。这一趋势使国际贸易中的关税降低，关税同盟对外统一设立海关统一管理贸易，成员国对内部免关税，商品在关税同盟内自由流动。
（二）《通则2000》使用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1使用的贸易术语种类较少
虽然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有13种价格术语供买卖双方选择，但是在我国的贸易实践中，多数采用FOB、CFR和CIF，而较少使用其它价格术语，事实上，采用FCA、CPT和CIP价格术语有利于卖方较早转移风险，尤其是内陆地区得出口企业。而D组价格术语卖方承担的风险和费用较大，价格术语较多，划分也较细，国外贸易时也适用，但相对于其他价格术语而言适用的较少。
2使用与运输方式不匹配的贸易术语
近年来多式联运迅速发展，但是我国内陆地区的很多企业依然是遵循传统采用FOB、CFR或CIF价格术语，自负风险和费用将货物运到港口。当运输中使用集装箱时，也往往如此，事实上，《通则2010》中的FOB、CFR和CFR的价格术语适用于海洋运输，海洋运输一般要求卖方提供“全套已装船清洁提单”作为交货凭证论文格式，而集装箱运输应该使用集装箱提单。船公司是否签发清洁提单主要看货物装船并越过船舷时货物的表面状况是否完好无损，否则，承运人签发提单应根据货物损坏情况加以批注。这样不仅可以解脱承运人的责任，而且可以证明卖方在交货和风险转移之前获取质量数量和包装存在严重问题。由于装箱封箱在港外进行，待实际装船时，集装箱越过船舷的那一刹那无法考察箱内货物的实际状况，由此可见，采用适用海洋运输的FOB、CFR和CIF的价格术语不适用于使用集装箱运输。
3以“船舷为界”的作为风险转移界限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
在现在的港口作业中，装卸货物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由封闭的管道和自动装卸设备装船、卸船，只要把船舷接口接好，自动计量器会准确显示液体货物数量、散装谷物以及其他固体货物也同样有先进高效的装卸设备，这样“越过船舷”来确定风险转移的原则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二、《通则2010》的主要变化
1贸易术语由原来的13中调整为11种
针对原来D的贸易术语较多而使用较少的现象，国际商会新修订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通则2010》) 保留了《通则2000》中EXW 、FCA、FAS、FOB、CFR、CIF、CPT、DDP价格术语。将原来的DAF、DES调整为DAP(Delivered At Place(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卖方需要将货物运到指定的目的地在运输工具上至于买方的处置之下；拓展了 DEQ适用的运输方式并与DDU术语合并形成DAT(Delivered At Terminal (┄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终点站交货（┄指定终点站）卖方需要将货物运到指定的目的地（目的港）将货物从运输工具上卸下交给买方，卖方负责卸货但不负责办理进口清关手续。
2排列顺序发生变化
针对国际贸易实践中从业人员选择与运输方式不匹配的贸易术语的问题，国际商会将贸易术语分两大类即适合于所有运输方式和适合于水上运输方式两大类。在每一类中按照卖方风险责任的由小到大，交货地点的由近及远，买方风险责任的由大到小，收货地点的由远及近的顺序来排列。而且为每一种术语配有详细的指导及示意图帮助从业人员选择最合适的贸易术语。
3 增加了保证货物安全性的义务
针对各国在“911“事件后强化了安全意识，安检程序也更加复杂的实际状况，《通则2010》增加了保证货物安全的义务，且这一义务被同时分配给买卖双方。具体体现在每一种价格术语买卖双方义务的A2/B2以及A10/B10条款中。
4风险和费用划分的界限更加清楚
《通则2010》中指定地点的位置更加清楚，应具体到街道的排号，这样更有利于包括多式联运在内的各种运输方式。也因《通则2010》依然遵循货物交给承运人时风险转移，因此风险转移的界限更加清楚，实践中可操作性更强。同时也更加方面与内陆地区外贸。
5就国内贸易适用《通则2010》给出了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关税税率大大降低，海关手续也大大简化。在某些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关税同盟内成员国对内免除关税，对外统一设置海关征收关税，货物通关后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通。适应这一形势需要，价格术语中买卖双方通关手续只有在需要时才办理，这一变化也使得《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规范国内贸易行为有很广阔的应用前景。当国内贸易约定适用《通则2010》来确定买卖双方的交货条件时，不涉及价格术语中买卖双方义务的A2/B2中的进出口清关手续。仔细分析，可以看出EXW适合于在商品所在地或生产地交货的情况，FCA适用于买方派运输工具到卖方所在地接货的情况，CPT、CIP适用于卖方派运输工具由买方承担运输途中风险的情况论文格式，DAT、DAP适用于卖方自付费用自担风险运送货物到买方指定终点站或指定地点的情况。
此外，《通则2010》还就某些定义给出了详细解释，以帮助相关从业人员更好地理解规则。语言也更加精炼。
三、使用《通则2010》应注意的问题
1与买卖合同的关系
在实际业务中经常以贸易术语的名称来命名贸易合同，一般情况下，贸易术语的性质与买卖合同的性质是一致的，但是应该注意到《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是一项国际惯例，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如果买卖双方希望援引该规则确定买卖双方交货条件，则应该在贸易合同中说明适用于《通则2010》。如果贸易合同说明适用《通则2010》同时又作出了与通则相反的约定则应当以合同为准。 而且，《通则2010》只涉及交货条件而不涉及货物所有权的转移。因此不能以约定适用《通则2010》而代替贸易合同。
2要在合同中约定通则的具体版本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历经七次修订，新修订的《通则2010》于2011年1月1日生效，新版本的生效的同时并没有同时废除旧版本，因此销售合同中应当约定通则的具体版本，以避免纠纷。同时，在《通则2010》生效后，国际贸易从业人员依然是可以使用以前版本中的贸易术语（例如：DDU），但也要注意在合同中约定具体版本。
3FOB中装货费用与CFR、CIF卸货费用的问题
《通则2010》中FOB、CFR和CIF这三种适用于水运的价格术语的主要变化体现在强调货物装到船上，对船上的具体位置没有规定，买卖双方有较大的自主权。FOB术语下装船费用的负担问题依然需要运用国际贸易实践中广泛使用的FOB价格术语的变形来解决。同时，CFR和CIF的卸货费用问题也依然要适用其变形来解决。
参考文献：
[1]何新明，谈新版《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变化[J] 国际贸易问题， 2001（4）
[2]辛玉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更新的动因与成果研究[J] 现代财经，2000（12）
[3]国际商会中国委员会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
论文摘要:论述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在参考其言语行为分类的基础上，时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中的“十八相送”，对梁山伯与祝英台二人的时话进行了分析解释。
一、言语行为理论
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ohn I_anshaw Austin 1911-1960)的言语行为理论是当代西方语言哲学中日常语言学派的一种理论。奥斯汀是英国剑桥大学哲学教授，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应是词和句子，而应该是通过词和句子所完成的行为。语言理论实际上应该是行为理论的一部分。
奥斯汀提出有所述之言(constatives，或称陈述语句)和有所为之言(performatives，或称实施行为语句)。陈述语句的功能是陈述事实.描述过程或状态，它具有或真或假的性质。例如:
(1)(a)The cat is on the mat.
(b)All triangles have three sides.
(c)France is hexagonal.
与此相反，施为语句的功能则是实施某种行为，例如:
(2)(a)I name this ship the Queen Elizabeth.
(b)I bet you six pence it will rain tomorrow.
(c)I advise you to stop smoking.
在这里，“命名”.“打赌”，“劝告”.“道歉”和“宣判”等行为在适当的情境里通过说出这些语句就算完成。上述(2)里的语句无所谓真或假。奥斯汀强调 指出，许多类似例(2)的陈述句在一定的语境里都不是陈述事件或描述状态，而是说话者正在实施的某种行为的组成部分。奥斯汀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言语本身 是一种行为.他称之为言语行为。我们可以把奥斯汀的言语行为概括为一句话:“说话就是做事。”
另一方而.像“许诺”(promise)这类施为动词的现在时态在其主语为第一人称单数时也可以用于陈述句中。在一定条件下，(3) I promise to be there.也可以理解为一个陈述(statement)。
施为语句虽然不像陈述语句有真假之分.但却有适当或者不适当之差别。如果某人不是被指定给一艘船命名的人.同时还没有其他参加命名典礼的人在场.也没有船台、香槟酒等，那么即使他说出:
(4)I christen this ship Liberte.
也不能完成给船命名这一行为。要成功地给一艘船命名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否则，所说出的有关命名的施为语句是无效的。奥斯汀认为施为语句必须满足某些条件才 能成功地实施某种行为。他把这种条件称作“合适条件”(felicityconditions ).凡是不能满足适合条件的施为语句都是不适当的。奥斯汀认为不适当的施为语句有三种类型。
第一。如果说话人不处于完成某种行为的地位。或者说话人想要完成某种行为的对象不适合于那个目的，那么他就不能通过说出一个施为语句来实施他想要完成的行为。奥斯汀把这类不适当的施为语句称作“无效”施为语句。例如在许多文化里.丈夫仅仅对妻子说一声“I divorce you.”并不能达到离婚的目的，因为在这些文化里离婚必须通过一定的规约或法律程序才能实现。但在穆斯林文化里，说三遍这样的话确能构成离婚。
第二.如果说话人不是诚心诚意地说出施为语句.则这种施为语句也是无效的。假如某人说出“lpromise…..I promise. . .，然而他根本不打算实施所许诺的行为，或者他根本没有能力完成所许诺的行为.那么这种许诺便是无效的。奥斯汀把这类不适当的施为语句称作“滥用”施为语 句。
第三.说话人说出施为语句并已产生效果，但仍然可能是不适当的。如某人说出“I welcome you"，但他并没有以礼相待对方。奥斯汀把这类不适当的施为语句称作是“违背承诺”。
奥斯汀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把施为语句概括为一类特殊的语句:说出这类语句就是作某种事情，而不仅仅是陈述某种状态。施为语句能完成相应的行为是因为存在特 定的规约把言语同惯例性的行为联系起来。同陈述语句从真与假角度来判断不一样.施为语句只能根据其是否满足了合适条件来区分适当或不适当。正是在这一区分 依据的基础上，奥斯汀才试图从语言形式上来概括施为语句的特征。他指出只有某些动词可以用在施为语句里.并且只有用在施为语句里的动词可以跟副词 hereby(就此)同现。
(5) (a)I hereby declare you Mayor of London.
(b)I hereby now beat the eggs till fluffy.
(c)I hereby run ten miles on Sundays.
这里dcclar。表明是施为动词，而beat和rUll则不是。将前述句法标准和这里的词汇标准合在一起.可以把施为语句定义为:主语为单数第一人称的主动语态，陈述语气句.其主要动词为一个现在时态的施为动词.并与副词hereby同现。
二、言语行为的分类
奥斯汀将言语行为分为三大类。
一是以言表意的行为(locutionary act)。这是说话人说出某个具有一定涵义(sense)和所指(reference)的语句.例如:(6)The knife is on the table.以言表意行为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说话行为.即说出有意义的语句。
二是以言施事的行为(illocutionary net)，这是说话人在说出语句时所想要表达的意图或想要达到的目的。例如。说话人说出(6)，可能是想告诉听话人刀在什么地方，或者要听话人把刀递给 他，或者是要警告对方要当心刀。这就是言之所为或以言施事。这种以言施事的行为是同以言表意的行为同时完成的。
以言施事行为是三种言语行为里最重要的一种.是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言语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实施一个表意行为要使用言语。在一个特定的情境里.为实施一个表意行为而使用的语句的功能是什么?是建议还是命令?是许诺还是宣告?语言哲学家 常常用“力量"(force)这个术语来讨论某个词或某个表意语句是具有“建议”力量还是具有“命令”力量等等。奥斯汀把在这个意义上实施的言语行为称作 以言施事的行为，即说出一个语句本身就是完成一种言语行为，或者说一种行为是在说出某个语句中完成的。奥斯汀把这种关于语言的不同功能的理论称作“以言施 事的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s)理论。
三是以言取效的行为(perlocutionary act)。这是说话人通过说出语句所取得的效果。例如.说话人说出;
(7)The door is open。听话人听到这个语句后就去把门关上。这就是言后之果或以言成事。说出一个有意义的语句不仅同时是实施某种以言实施行为.而且往往对听话人，说话 人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或行为产生某种效果。奥斯汀把实施的这种行为称作以言取效行为。
以言取效行为与以言施事行为的区别是个重要问题。奥斯汀认为，以言施事力量与以言所取效果(pcrlocutionaryeffect)虽有联系，但却是说话这一复杂行为的独立组成成分。
以言施事力量是指语句具有的如“许诺”、“威胁”、“请求”、“陈述”等功能。以言取效则是指语句对听话人的信念，态度或行为所产生的效果。例如甲用适当 的语调和副语言手段对乙说出(8)这个具有“请求”或“命令”的以言施事的语句:(8) Open the door!他就可能成功地使乙去把门打开。这样一种效果正是甲说出这个语句的意图。在这里应注意的是，不要把预期的效果同以言施事力量即“请求”或“命 令”相混淆。又如:(9)You can't do that。这个语句可能具有“抗议”的以言施事力量，但其以言所取效果则可能是制止了听话人的行为.或者使他醒悟过来.或者使他烦恼。
以言施事行为是直接通过与说出某个语句相联系的规约力量实现的.因而至少在原则上是确定的。相反.以言取效行为则是说出某个语句的情境所特有的‘因而不是通过说出某个特定话语而规约地实现的。以言取效行为即包括预期的效果，也包括非预期的效果。通常是不确定的。
一切言语行为都同时即是表意行为也是施事行为，但不一定是取效行为。
三、《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八相送”的分析
在《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剧本中.有一场“十八相送”，下面将结合言语行为理论对梁祝二人的对话进行分析。
在梁山伯送祝英台回乡的路上。祝英台说“兄攻书伯母在家谁奉养?为何不娶妻房?”属于以言表意，意思是问他不娶妻房的原因。当看到一个打柴的樵夫时.她对梁山伯说“他为兄弟把柴打.梁兄哥，你为妻子下山岗。”属于以言施事，这句话是想告诉梁山伯自己是女红妆。
在池塘边.当他们看到金色鲤鱼时.梁山伯说“金色鲤鱼一双双”，是以言表意，指池塘里的鲤鱼.而祝英台的回答“好似比目鱼相依傍，弟兄分别诚感伤”，是以 言施事，暗示梁山伯他们二人就像比目鱼一样成双。然后她又说“这么说.我们是鱼就好了”，属于以言施事.意思是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分开。在看到鸳鸯时，祝英 台问“英台若是女红妆.梁兄愿不愿配鸳鸯”.属于以言取效.引起了梁山伯的思想变化.他回答说“可惜你英台不是女红妆”，这句话则是以言施事。意为如果你 是女红妆.我愿意娶你。
在凤凰山上，当二人看到遍山没有牡丹花时。祝英台说“牡丹花，你爱他.我家园里牡丹好.要摘牡丹上我家呀”.既是以言表意.又是以言施事，表面是说我家牡 丹好，实际是提醒梁山伯自己是女的。而梁山伯的回答“山重水复路遥远，怎能为花到你家呀”则是以言表意，说不应该为了一朵花去那么远的地方。祝英台又说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惹心烦”，属于以言施事，意思是“在我没有嫁人之前，你还可以来提亲.如果我已经嫁人了.你就只有后悔了”。
但他们看到一对鹅时，梁山伯说“公的就在前面走”.属于以言表意。而祝英台说“母的后边叫哥哥”则是以言施事，同时是以言取效。她的意思是我们二人中我是 女的‘而这句话在听话人梁山伯来看，是很荒唐的.他回答说“未曾看到鹅开口.哪有母鹅叫公鹅?”祝英台又说“你不见母鹅对你微微笑，他笑你梁兄真像呆头 鹅”，这句话是以言取效.梁山伯回答说“既然我是呆头鹅。从此莫叫我哥哥”。
在遇到黄狗时，祝英台说“不咬前面男子汉.偏咬后面女红妆”，属于以言表意.直接告诉了梁山伯自己是女的.但对方却没有反应。当祝英台问梁兄是否有意中人 时.说“英台有妹在闺门，问人与我无差异，问貌叫人两不分‘我与她是同年同月同胞生阿”。这句话既是以言施事.又是以言取效，告诉梁山伯自己是女红妆，希 望她去祝家村提亲。而梁山伯却理解为“原来一味想联婚”，“上前一拜谢媒人”.他的意思是他会去提亲的，属于以言表意。
一、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及其局限
尽管近代认识论哲学围绕科学知识的性质、范围和辩明问题所展开的研究，实质上就是要对世界的真实理解、对世界事物的科学解释给出认识论根据，但是，把科学解释处理为一个专门的问题，并对之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则是随着当代科学哲学的形成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架构中展开的。
逻辑实证主义作为早期语言哲学理论的继成者和当代的基础主义认识论，其科学哲学目标是要在语言哲学和现代逻辑所构筑的思想平台上，为科学知识建立一个客观的基础、制定出探求科学知识的标准方法论，使人们能够牢靠地获得那种超越任何特定主体而又为一切健全的人类主体必须承认的客观性知识。其方法论途径是：仅仅根据涉及直接所予的概念把一切知识领域的概念加以理性重构，“不只限于把某一门经验科学的概念系统化，而是同时还尝试着把全部经验概念纳入某种系统的推导关系中。”[1]把经验科学方法处理为规范的逻辑方法、把经验科学处理为逻辑构造系统、处理为由理想化的形式语言构成的逻辑推理系统、试图从若干记录直接所予的观察语词构造出整个科学系统，这是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根本特征。
这样一种基本的科学哲学框架中，科学解释问题也就自然地成为科学命题之间的逻辑推导问题；科学解释也就成为解释项（explanans）对被解释项（explanandum）的逻辑证明关系、成为以直接所予为基础的逻辑句法学和经验语义学关系；而主体的理解、意向和语用的问题则成为全然无关的东西。“这种解释模型可以和元数学中所理解的那种数学证明概念相比。……证明作为数学之理论模型的功能就在于：它通过揭示每一步之间的逻辑联系展示数学证明的合理性；它为任何被建议的证明提供评价标准；它还为严格而冗长的证明理论、可证明性、可判定性及其他相关的概念提供基础。”[2]质言之，逻辑实证主义架构的科学解释理论是要从语形和语义学层面构造科学解释的普遍逻辑图式。
正是沿着这样的理路，亨普尔（c. hempel）和奥本海默（p. oppenheim）于1948年发表“解释的逻辑研究”一文，建立了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演绎—定律模型（deductive-nomological model，简称d-n模型），并由此开启了当代科学哲学围绕科学解释问题的一切争论和演变。
按照亨普尔的看法，科学解释必须满足如下四个条件。
a.解释必须是一个从解释项达到被解释项的有效的演绎推理。
b.解释项至少包含一个在演绎推理中实际需要的普遍定律。
c.解释项必须是经验上可检验的。
d.构成解释项的那些语句必须是真的。
第一个条件是为了保证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的逻辑相关；第二个条件是为了保证这个演绎推理是一个解释；第三个条件则是为了保证这个解释是科学的解释，这个条件也是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要求；第四个条件是为了保证边界条件和定律的真实性。亨普尔认为，这四个条件的每一个都是科学解释的必要条件；这四个条件合起来则共同构成对特定事实进行科学解释的充分条件。满足了这四个条件的解释就是一个科学解释。
科学解释的d-n模型提出之后在科学哲学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一方面是内格尔（e. nagel）、萨尔蒙（w. c. salmon）等人在接受其基本思想的前提下提出了对之进行修正和完善的评论建议。另一方面则是汉森、库恩等人分别从格式塔心理学和历史解释的层面对之进行了否定性的批评。
内格尔、萨尔蒙等人指出：d-n模型中的定律只包括那些严格地普遍有效的定律，但科学中的许多定律并不是严格普遍性的定律，而是概率性的；而且，许多现象我们实际上无法运用严格的普遍定律做出解释。在社会科学、生物科学以及研究亚原子层次物质现象的自然科学领域，其基本定律都是统计规律，更不可能运用d-n模型进行科学解释。鉴于萨尔蒙等人提出的批评意见和改进建议，亨普尔又于1965年发表《科学解释的若干方面》，补充提出了科学解释的演绎—统计模型（deductive-statistical,d-s模型）和归纳—统计模型（inductive-statistical，即i-s模型）。这三种模型虽然形式不同，但实质则完全一样：都是为了把科学解释处理为一种与主体的理解无关的外在的逻辑关系，处理为本质上由定律所支配的语形学和语义学层面的关系。因为“正是定律把被解释事件与解释项中所引用的特定条件联系了起来；正是定律授予了后者对于被解释现象的解释因素（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是原因）的地位。”[2]
然而，如果说在数学证明中语言的语用维度还可以在证明过程中暂时忽略，那么，在科学解释中语言的语用学维度是决不可能被忽略的。因为解释必然要涉及到人们的信念和理解，正是理解、信念和意向决定着人们如何使用语言以及使用语言去达到什么目的。要求对某事件进行解释的那些人的信念及其理解是科学解释的一个本质性因素。这在传统解释理论的i-s模型中尤其显得突出，因为被作为定律的概率相关性是以主体的置信度为基础的；如果忽视主体的信念和置信度这些因素，i-s模型便不可能做出正确的解释。汉森、库恩等人正是立足于解释学转向和语用转向的这一基本哲学背景，对传统科学解释理论赖以建立的哲学前提展开了批判，从而根本否定了仅仅在句法和语义学层面中求解科学解释问题的可能性。库恩从科学史视角尖锐地指出：覆盖律模型“无论在其最初提出的领域中有多少优点，却完全不适用于历史”，完全不适用于实际的科学历史和具体的科学实践。[3]库恩等人要求从科学史、现实的科学实践和科学的实际应用来求解科学解释难题。
二、科学解释的语用学转向及其疑难
在科学解释理论的发展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范•弗拉森（c. b. van fraassen）于70年代从语用学层面对传统解释理论所展开的批评。这种批评进一步扩张和引申了库恩等人关于科学解释问题的洞见，真正把科学解释导入了一个新的方向、带入了另一个广阔而全新的思想空间之中。
针对科学解释的覆盖律模型，布拉姆伯格（bromberger）和范•弗拉森构造了如下这个著名的“旗杆阴影反例”。
a.光沿直线传播。（定律）
b.2002年6月2日下午3时太阳以45度角照射旗杆所在的市中心广场地面，并且旗杆与地面垂直。（边界条件）
c.旗杆所投射的阴影是50英尺长。（边界条件）
d.有两个角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数学真理）
所以：
e.旗杆是50英尺高。
这个解释满足覆盖律模型的所有四个条件。但它显然不是关于旗杆高度的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它的演绎推理的前提已经引用了旗杆的高度。阴影的高度正是由旗杆的高度引起而不是旗杆高度的原因；建造那座城市并在市中心广场竖立旗杆的人们的心理意向才是旗杆50英尺高的真正原因。[4]
据此，范•弗拉森指出，解释不仅仅是逻辑和意义的问题、不仅仅是句法学和语义学的事情，它更多地是一种语用学（pragmatics）的事务、是人们在语言实践环境中根据心理意向使用语言的问题；仅仅在事实陈述之间寻求独立于人类语境（contexts）的客观逻辑关系，并仅仅以这样的逻辑关系来对事物进行解释不具实际的解释效用。只有把上述的那种覆盖律模型的演绎推理纳入围绕旗杆竖立者的心理意向构造的特定语境之中，比如那座城市的建造者意图以50象征那个城市的辖域、以阴影与旗杆有相等的长度象征黑人与白人的平等地位这样的语境，关于旗杆高度的那种覆盖律模型的解释才能具有意义。因此，除非我们已经考虑了科学解释所包含的语用因素、除非我们理解了做出某个科学解释的人类语境，否则便不可能真正达致成功的科学解释。
概括地讲，科学解释的语用学理论主要包含三个实质性论点。其一，科学解释是满足人们特定愿望的一种科学应用。它不仅是科学理论与解释事实之间的逻辑语形关联和静态语义关联，而是涉及了科学理论、解释事实和在场的语言使用者的三元关系。由于“科学解释的条件主要地是由语境和说话者的兴趣所决定的”，[4]由于人们的愿望隶属于特定的知识网络、并与满足愿望的相关因素处于不同的关联方式，所以，在不考虑语言使用者的语形学和语义学层面上科学解释不具现实性。要言之，科学解释应是语言使用者特定愿望的满足。其二，科学解释的真理性依赖于语用学维度上以言取效行为的真正实现。科学解释是为了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是为了解决困惑和疑难，是通过以言取效的言语行为使用科学理论获取“同化疑难”的效果。由于解释场景中语言使用者的背景状况不同，由于以言取效言语行为的实现途径不同，所以，对事件的正确性解释就不只是一个，而是有多个。什么构成对问题的合理回答、构成对事件的科学解释，本质上是由语用因素实现的。其三，科学解释是把一个“未明事件”融于主体的视域、是作为主体的解释者和求解者的视界融合。而这一过程则是通过意向性地语言交流和构造经验来实现的。因此，科学解释依赖于主体，科学解释实现的过程就是解释者使用语言成功地进行交流和构造经验的过程。
由于不同的解释主体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特定语言域（某人特有的词汇表、表达风格和惯用法等），一个言语行为是否构成对范•弗拉森等人从语用学层面对传统解释理论所进行的批评使科学解释问题彻底摆脱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狭隘逻辑框架，使之从句法和语义学伸展到语用学的广阔思想领域。但是，另一方面，范•弗拉森对传统科学解释理论的批评却有着极端化的倾向。这就是，他在正确地批评了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解释理论的狭隘性的同时，无限地延伸这种批评的力量，最终从语用学的维度模糊了科学解释与其他人类解释活动乃至其他人类语言活动之间的区别。范•弗拉森在“解释的语用学”一文中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在科学中不存在解释”，“解释的确是一种美德；但这种美德与以人为中心的愉悦相比仍然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美德。”[4]科学解释的语用学理论不能相对于人类事物中众多的非科学解释而阐明科学解释的实质，从而在根本上模糊了人们对事件寻求科学解释的努力和价值。这是它的根本缺陷。
三、语境—意向论的科学解释模型
范•弗拉森虽然在他关于科学解释的著作中多次提及语境（context），但他对科学解释问题的解决实质上并不是在语境而是在语用的界面上完成的。作为思想框架和哲学方法论，语境与语用有着根本的不同。语用实际上并不是特定的问题可以在其中展开研究的建设性理论构架，它主要地是一种语言分析方法。而语境及其分析方法则不同，它虽然囊括了语形、语义和语用的诸多因素，但语境分析本然地与特定的问题域相联系。因为它不仅是语境的分析而且是在语境中进行的分析，语境论本然地要求对问题的分析、论证、判断和解答联系特定的语境即特定的问题域来进行。[5]再则，语用仅仅指人类对语言的使用这个最一般的特征，所以，语用分析往往在语言的使用这个一般层面上模糊乃至取消所考察问题在次语言基底上的独特性。与语用论不同，语境尽管是开放的，但它无论如何都必然地是一个有着次语言边界的理论空间或问题域。要言之，相对于语用来说，语境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本然地内蕴了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在某个次语言思想基底上进行。例如科学解释问题。从语用的层面来看，科学解释也就是人如何使用语言满足愿望的问题，这样，科学解释相对于其他人类语言活动的特异性便在“语用”中暗淡消退了下去。所以范•弗拉森从语用学得出的最后结论是：科学解释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美德”、只是“以人为中心的愉悦”问题。[4]另一方面，从语境论视域来看，科学解释问题虽然也是语言问题，但它还要求这问题要落实在“科学”和“解释”等这样的语境层面上来解决。所以在语境论中科学解释不会流变为一般人类语言行为问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语用及其分析虽然可以无限度地伸展，但它又仅仅是一种直线式或平面式的延伸，而不是立体的扩张。与此不同，语境虽然给出了思想的基底和边界（当然这个基底和边界是开放的），但它又是一个立体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中，语形、语义和语用以及其他诸多相关因素（如心理意向性等等）都能够被有机地统一进来。所以，语境是给出了稳定思想基底、涵盖了多元方法论工具、包含了诸多相关因素的立体架构。
从我们这里讨论的科学解释问题来看，在语境这个基本框架中还必须突出和强调心理意向因素的地位。因为，不仅解释（explaining）活动本身与心理意向性密切相关，而且与解释活动直接相关的理解（understanding）、意义（meaning）等概念本质上都以心理意向性为前提，都是由心理意向性赋予的；正是心理意向性构成包括解释活动在内的任何特定语言行为的根由。其次，在诸多语境因素中，其他一切因素都是外在的、显像的、确定的东西，比如作为语境要素的文本、诸物理因素等等，只有意向性因素是一种内在的、能动的和驾驭性的因素；其他一切因素居于怎样的地位、具有何种意义、发挥何种作用都处于心理意向性因素的能动支配之下。再者，作为语境构成要素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指称和意义的背景关联等等都是由主体意向性地引入的；正是主体的心理意向性使诸语境因素具有了即时的、在场的和生动的意义，并从而为语境以及语境中的解释和理解展开了空间。最后，语境的运作过程实际上是诸语境要素不断调配、整合并不断把新的意义和指称要素引入进来的过程，而语境要素的整合、新语境要素的引入以及新意义的生成等等，归根结蒂都要通过心理意向网络构建新的意向性对象来完成。因此，虽然心理意向性也是语境要素，但它与其他语境要素有着实质性的不同，它在语境中居于驾驭性和能动创造性的地位。在科学解释中心理意向性的这种独特语境地位尤其显得重要。因为科学解释正是通过语言行为把特定的心理意向性内化到求释者的意向网络中而得以实现。
基于对语境和心理意向性作为科学解释架构的上述把握，我们给出如下的语境—意向论的科学解释模型。
首先，科学解释是在包括了求释者、解释者、一个why问题、科学背景和其他语境因素构成的语境中完成的。在这一语境中why问题处于中心地位，一切语境要素的整合、新语境要素的引入等均围绕why问题的展开而进行。
其次，科学解释的目标是求释者实现对why问题的理解，科学解释过程将随着求释者达到对why问题的满意理解而完成。所以，理解是科学解释过程的关键环节也是最后环节。把握科学解释的关键就是要揭示理解的实现过程。从心智的意向性理论来看，所谓理解（make sense）就是构建新的意向对象、“制造”新的意义并使之融合于意向网络、进入主体的视界。当然，这个实现意义的过程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在心理意向网络与诸多语境要素相互融合、整合的过程中实现的。
第三，科学解释本质上是以特定的言语行为来实现特定的语言目的，所以，科学解释主要地是一种以言取效行为。科学解释这种以言取效行为主要地依托于特定的科学文化背景来完成。
第四，因为科学解释这种以言取效的言语行为是围绕why问题展开的，所以，科学解释不是也不可能是脱离理解的句法和语义程序，而必定是在语境中完成特定的语言行为、取得特定的语言效果。例如，对于“为什么天空是蓝的？”（而不是“绿的”）和“为什么天空是蓝的？”（而“星体”却是白的）这两个需要解释的问题，从句法学和逻辑语义学上来看，二者并无区别；但是从言语行为的界面来看，二者要求的显然是不同的科学解释。所以，科学解释这种语言行为更加直接地呈现出心理意向对语言意义的“颐指气使”特征。
最后，科学解释过程是主体在特定语境中通过心理意向来建立新的语境性关联的过程。从语言行为的心理模式来看，why问题本质上就是要寻求两个或多个语境要素之间的理解性关联。这种关联的建立是通过把其他相关因素不断地引入到语境中来实现的。有时只需引入一个要素就可建立问题要素的可理解性关联，有时则需要引入多个要素才能完成这种关联。新要素不断地语境化，并且在语境化过程中不断地生成新的意义，新要素和新意义又不断地进入求释者意向网络之中，使其意向网络发生整合、调配和建立新的意向性关系并最终实现建立问题要素关联的意向状态，实现对求解事件的理解。这就是科学解释的本质所在。
首先是求释者对“t”与“l”之间的关联发生疑问，他想对“t”与“l”之间的关联求得一种理解，而在他已有的意向网络中“t”与“l”之间不能建立起令他满意的关联。解释者援引相关的科学背景因素k1和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s1通过自己的意向网络使之进入解释语境，解释者运用自己的意向网络对k1、s1进行整合后把它们作用于t—l问题，试图对t—l问题给出解释；解释者所做的解释通过语言表达形成意义并传达于求释者的意向网络。因为k1、s1是经过解释者意向网络整合的，所以在它们通过语言表达作用于t—l问题时又有其特定的形式k1’和s1’。最后，进入求释者的意向网络的那些意义因素被求释者意向性地吸纳并与其他意向网络因素相互作用，经过意向整合和心理操作后，求释者最终形成表征t—l问题的特定意向状态；这种意向状态有被满足和不被满足两种情形；如果这个意向状态所指向的事态是其生活世界的实在事态并与其他意向网络内容融贯一致，那么求释者就会满意于这个解释，解释过程完成；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求释者不满意于这种解释，求释者将提出新的why问题；这个新的why问题被再语境化之后便进入三阶解释语境，三阶解释语境将再次通过类似于二阶语境的那种运动方式生成新的意义和新的解释；这样的意义和解释运作方式可能会进行多次，直到消除疑惑，达致皮尔士所说的那种心智的确信状态。
四、结语
语境—意向论的这种科学解释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语义—逻辑型解释模式，也不同于以范•弗拉森为代表的语用—文化型解释模式。它把语义和逻辑因素吸收进来作为科学解释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又不把科学解释局限于语义和逻辑的刚性界域。它把语用和以言取效作为科学解释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但又以科学解释语境对之无限流动性倾向加以制约。它虽然以科学作为其解释得以实现的重要背景，但并不因此排斥社会文化作为解释语境因素的重要性。它虽然强调科学逻辑推导和科学语义相关的重要性，但又认为这种关联性是在特定语境中才得以具体实现的。要言之，其根本特点在于，它以语境这个稳定的基底和框架克服了语用论解释的无限制流动性，同时又以心理意向克服了传统逻辑型解释模式那种外在主义的强硬刚性，从而使科学解释得以在主体的语言实践世界中现实地展开和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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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raassen b.the pragmatics of explanation[a].balashov y,and rosenberg a.philosophy of science[c].routledge,2002.66,64,69,69-70.
关键词：《论语》；仁；注疏；《论语》学
中图分类号：B2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24-03
《论语》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长期受到学界关注。自西汉以来，历代学者不断地对它进行注释与阐发。本文拟对此进行梳理与研究。
一、《论语》原著及其注释文本
《论语》有古文、今文两种：《古文论语》是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宅时从墙壁中发现的，何晏《论语集解序》载：“《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今文论语》分《齐论语》和《鲁论语》。《汉书・艺文志》载：“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本学习《鲁论》，后又讲习《齐论》。晚年他将两个本子融为一体，以《鲁论》二十篇为准，删去《齐论语》中的《问王》、《知道》二篇，编定《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有底本，校之以《古文论语》，为《论语》作注。这是不同版本《论语》的又一次融合，使《论语》定稿并最终完成。从晋到唐，它一直是人们修习《论语》的主要文本。《论语》文本的确定，为《论语》学提供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嗣后历代各种注释、研究《论语》的著作不可胜计。择要而言有以下几种：魏晋何晏等撰《论语集解》、南北朝皇侃作《论语义疏》、宋朱熹作《论语集注》、清刘宝楠作《论语正义》、近人程树德作《论语集释》、杨树达作《论语疏证》，这些注本为我们研究《论语》提供了大量材料。
二、《论语》注疏对《论语》的再创作
阐述和理解是两个场域，分别对应的是现实和文本。《论语》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中长期立于“经典”的地位，该书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辑录孔子及其学生语录而成的整理、记录，并不是孔子直接创作的作品，但在《论语》著作权上，孔子却长期被尊为作者。但不容忽视的是，孔子在《论语》、《孔子家语》等经典大部分是对孔子所处时代的、孔子已尊崇的“经典”――“五经”的理解和进一步的解读，因此孔子实际上是一个对《诗》、《书》、《礼》、《易》、《乐》、《春秋》进行进一步解释和阐发的人，从这一角度上说，孔子也是一个“解经人”。同时，《论语》的历代注书作者，是论语的读者和论语进一步的解经人，他们赋予了《论语》新的文本内涵，使《论语》能够不断得到丰富。历代《论语》注释一般分为两种：一种从解释语言文字为出发点，重在以训诂学的方法对字词、字意进行解读；另一种则专注于疏通文意，阐发思想。《论语》由于成文于先秦时期，使用的为先秦语言，文字为籀文，与后人使用的语言文字有很大差异，因此必须借助训诂对原始文本进行阅读和理解。如先秦到两汉仅仅200余年，语言文字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而后世的解读者们只能当时的语言文字对《论语》进行解读阐释，才能够逐渐缩小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阅读理解层面的鸿沟。此外，一些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名物、制度的考据也会出现在历代《论语》解读者的注释中，这同样属于文字训诂一类，都是为了帮助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论语》的时空原貌。
注释其实是一种文本再创作的过程，是将作者没有想到的深意帮读者读出来，那么注疏者创造出来的意义也就成为这个文本意义中的一部分，这样整个创作过程才会完结。“注”是原文的完结，又为“疏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所以《论语》注疏的存在使《论语》始终处于没有终结状态。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论语》中有大量历史特定的内容，会把进一步解释的场域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虽然《论语》的历代解读者们有着基于论语“再创作”的权力和自由，但是他们不能够随意“创作”，这一点是历代解读者们都不能随便跨越的。因此，在《论语》注释中，可以发现历代解读者虽然有在注疏中加入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但其全部阐释仍不能跨越《论语》原始范畴，也难以悖逆先秦的历史。如《尧曰篇第二十》：“周有大l，善人是富。m有周H，不如仁人。百姓有^，在予一人。”对上一句解释如下：《Z集解》：“周，周家也，ln也。言周家受天大n富於善人也，有y臣十人是也。”《Zx》：“此以下述武王事l予也。武王克商，大l於四海，周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序云：l所以a予善人本於此。”《Z集]纂{》：“周l大封於R也l予也言所以a予善人也。”《Z直解》：“大l是大施恩，周H是至H.@是武王受命之事武王初克商而有天下他瘴村厥紫壬⒇l粟以cF恤困而大施恩捎谒姆剑又于其中那善的人特加l不但a助其不足，尤使之So而有N也。”历代解读者都回避不了的历史事实就是“周家受天大n富於善人也，有y臣十人是也”。可见，在解读者解读《论语》时，《论语》中的特定历史内容对读者的理解形成了框定。再如《论语・为政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历代注家对该句的理解各有不同。其中，对“无邪”主要有这样两种认识：魏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包咸注曰：“思o邪，w於正也。”刑m疏曰：“思o邪者，此之一言，o篇文也。诗之为w，功德，止僻防邪，大抵皆w於正，故此一句可以之也。”在这里，邪与正相对。无邪表示思想正直而不邪恶，它是一种是非善恶的标准，强调的是道德上的正直。宋朱熹《论语集注》引宋程颐注曰：“思o邪者，诚也。”在这里，邪与诚相对。无邪表示性情的真实和情感的直接表露，它是一种真伪的标准。汉儒和宋儒对“思无邪”的不同理解，受两代儒者不同的《诗经》学主流学术思想影响。而不同的《诗经》学观点，源自于汉宋两代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差异。汉朝的学者主张依《序》说《诗》，往往将《诗经》里的作品理解成政治美刺诗，对诗歌进行道德与政治的解释。宋人则突破汉儒的诗经学体系，主张寻求诗的本义。朱熹认为，《诗经》中“辞荡而情肆者多矣”，他不否认《诗经》中存在所谓的“淫诗”，如《诗・召南・野有死》：“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兮，无使匆卜汀！币虼酥祆洳蝗衔邪代表思想邪恶。朱熹强调的是诗的作者表达情志的真实，即所谓“美恶怨刺虽有不同，而其言之发皆出于恻怛之公心，而非有他也，故‘思无邪’一语可以蔽之”（宋张颉豆锼嚷塾锝狻罚。朱熹认为诗歌是人类感情的直接表露，只要是真实的、不伪饰的诗，就是“诚”，就是“无邪”。
注疏是一种实践性的阐释而非纯理论的阐释，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者，尤其是《论语》的研究者们，通常是是述而不作，注而不作的，这一点与西方纯理论的诠释不有较大的差别。我国的注疏者往往也是思想家，他们往往站在自己所处的历史节点上去溯源，将原文设立为一个美好的初始，并用自己的时代观点进行阐释，这是历史性和实践性的结合。
三、《论语》注本与《论语》学
《论语》学是研究《论语》的专门学问。唐明贵先生在《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一文中对《论语》学的内容进行了相对具体的论述，其内容包括对《论语》名称的由来及含义的研究，对《论语》的编纂者、结集年代、文本变迁、篇章结构、海内外注本、海外传播、社会地位及影响的研究以及《论语》名物考释、文字训诂、篇章真伪、学派风气和《论语》学发展阶段的研究等。
《论语》学是在经学基础上的延伸，后者是我国古代的一门特殊学问，它指的是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和阐释。对《论语》的研究，则是中国经学体系内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它从汉代开始就居于儒家著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康有为在《论语注序》中说：“盖千年来，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皆以《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以代六经。”何晏《论语集解序》载：“《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今文论语》又分为《齐论语》、《鲁论语》。据《汉书・艺文志》载：“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本学习《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晚年他将两个本子融为一体，以《鲁论》二十篇为准，删去《齐论语》中的《问王》、《知道》二篇，编定《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有底本，校之以《古文论语》，为《论语》作注。这是不同版本《论语》的又一次融合，使《论语》得以整理并最终完成。从晋到唐，它是人们对《论语》进行研究的主要文本。
由于受传统文化环境和社会形态等的影响，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对《论语》的研究并未“著”书立说，而是“注”书立说，这一特点使中国古代《论语》学研究并未形成一个有意识的学术研究体系，学科架构仅仅局限于对于《论语》的注释和对注释的再度解读，并未有专门的研究学者为“《论语》学”这一理论体系著书立说，《论语》学研究还停留在微观的、具体的研究层面。自西汉以来，历代学者不断地对它进行注释与研究，举其大端有：魏晋时期，何晏与郑冲等人撰《论语集解》，汇集了汉代以来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等诸家解说，又加己说，成为《论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宋刑m为之作疏，列入《十三经注疏》之中；南北朝时期，皇侃作《论语义疏》；宋朱熹作《论语集注》，列于《四书章句集注》之中；清刘宝楠作《论语正义》，旁征博引，见地高明；近人程树德作《论语集释》；杨树达作《论语疏证》。《论语》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先秦出现的《论语》、后世所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而论语注本是古代学者思想家阐释原文的重要依托，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框架。建国之后，由于现代汉语的推行，注疏形式解读《论语》不再流行，大量出版书籍只有“注”没有“疏”，且注文内容以解释单纯的词义句意为主，思想性较弱。
汗牛充栋的注本为我们研究《论语》和后世的《论语》学史整理提供了丰富、繁杂甚至存在大量重复的一手资料。但正如前文提到的，历代不同学者和《论语》的解读者对《论语》的文本定位和阐释各有不同，大量注释也增加了《论语》学研究的困难，需要理清历史脉络，理性看待论语注本。
四、《论语》学的发展
《论语》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它首先具有纵向的史学特征。西汉时期的《齐说》、《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对《论语》的大义进行说解；东汉郑玄作《论语注》，麻达作《论语注》，解释《论语》中的字句，进行名物训诂；魏晋时期，《论语》研究著作数量大幅增加，前代的成果累积到这个时候，也形成了较大的规模。与汉代的说、注不同，魏晋时期的《论语》注本多为“集解”；南北朝时期，《论语》的注释体例以“义疏”为主，如皇侃《论语义疏》、褚仲都《论语义疏》、刘炫《论语述义》等。到了唐代，统治者试图用官方话语掌控学术界，利用思想统一和学术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五经正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同时，统治者还将通向仕途的科举与儒家经典联系起来，使读书人带着出仕的目的读书。因此对《论语》的研究被削弱，较大的成果不多。从宋代开始，《论语》学开始复兴，关于《论语》的论著大量增加，其中北宋邢m的《论语注疏》和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最为人所称道。而且，宋代的《论语》学尤其强调对义理的阐释，理学兴起。到了清代，由于朴学的兴起，考证、辑佚成为《论语》研究的重点。
历代的《论语》研究都具有其较为突出的特点。从纵向上看，《论语》学脉络清晰，具有一条较为明晰的历史发展线索。从横向上看，《论语》注本是注疏作者从其所在的某一个历史时间点出发的，个人的阐释带有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和社会性，是一种横向的理论阐释和思想发散。对《论语》注释进行研究，必然要将作者所处的时代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知识背景考虑在内。例如《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有两解，一说，夷狄还有贤明的君主，不像中原诸国僭越篡位，没有君主可言；另一说，文化落后的夷狄即使有君主，还不如华夏没有君主。这两种理解是截然相反的。孔子看重的东西是礼，礼是人们在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中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如果依照第一种观点，君臣是礼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如果没有君臣之礼，其他的礼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孔子认为在这方面中原还不如夷狄；如果依照第二种观点，则君臣只是礼的一部分，社会可以无君，但不可以无礼，所以孔子撇开无君这件事，认为夷狄无论如何比不上华夏。钱穆先生认为，晋室南渡之后，北方兴五胡之乱，学者门第鼎盛，蔑视王室，可谓无君，因此当时人多持第二种观点。宋代承续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积弊，如果不倡导尊王攘夷的大义，则难以维持自身统治的合理性，因此学者多主张第一种观点。
如前所说，解经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论语》及其注本共同构成了一个解经系统。后世的思想不断附着在《论语》上，使它日益丰富。我们对历代《论语》论“仁”注疏进行专题研究，把握了注本《论语》学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散，既在历史脉络中找寻注家的位置，又关注注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个人特殊经历。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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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作为五经之一还是四书之一(当然也是十三经之一)，《论语》这部反映孔子思想的最早结集，毫无疑问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最为重要的经典。古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如果不单纯从政治艺术的角度来理解，其实是指:《论语》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充分涉及“治天下”所必须面对的宇宙、社会、人生等各个方面。也正因此，中国历代最优秀的知识人几乎无不为《论语》所吸引。但是，从二十世纪初的“打倒孔家店”到六十年代的“批林批孔”，再到八十年代的“河殇”，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几乎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人也一度成为对自己的传统和经典最为陌生的民族。
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反传统之后，中国人终于又开始意识到自己民族经典的重要性了。有趣的是，曾经让中国人如此熟悉的自家经典，当经历百年的解构之后重新进入广大百姓的意识世界时，却俨然成为一个完全的新生事物，以至于以现代的口语稍加解释，经由媒体宣传推广，不但普通大众，就连大学生这类一般知识阶层的群体，也同样感到“受用”无穷。一方面，这说明经典毕竟是经典;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中国人看来的确是“抛却自家无尽藏”(王阳明诗)太久，以至于完全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论语》几千年来曾经为历代知识人反复研读、解说，不仅广大儒家知识人耳熟能详甚至可以信“口”拈来，其中的道理也长期为一般老百姓“日用而不知”。
据东汉赵岐(一八——二一)《孟子题辞》，公元前一三六年，汉文帝即设《论语》博士。其后，两汉之间，仿效《论语》体例而作的著作有扬雄(前五三——十八)的《法言》，批评包括《论语》在内儒家经典的有王充(约二七——九七)的《论衡》。在此两端之外，出现更多的则是对《论语》的注解和诠释。譬如，公元前五三年张禹(?——前五)校订《论语》。公元前后包咸(前六——六五)即开始对《论语》加以注解，有《论语包氏章句》，提出自己对《论语》这部经典的“一家之言”。其后大儒马融(七九——一六六)有《论语马氏训说》，郑玄(一二七——二)有《论语郑氏注》。三国时期陈群有《论语陈氏义说》，王肃(?——二二六)作《论语王氏义说》，均各出己意。而何宴(一九——二四九)与孙邕、曹羲、荀四人合作，搜罗以往各家《论语》注，有《论语集解》，成为最早的一部汇集诸说的经典诠释之作，以往散佚的诸家《论语》注解，多赖此得以保存。
东汉末年，国家已乱。三国两晋南北朝，更是中国历史上动荡不安的时期。然而，即便在此期间，对《论语》的解释仍未止息。何宴、王肃之后，天才少年王弼(二二六——二四九)又有《论语释疑》之作。一般人唯知王弼注《老子》、《周易》，殊不知其人尚有注解《论语》的大作。王弼之后，还有缪播的《论语旨序》、李充(三二三年前后)的《论语李氏集注》、孙绰(三一四——三七一)的《论语孙氏集解》、范宁(三三九——四一)的《论语范氏注》、顾欢(四二——四八三)的《论语顾氏注》。而南朝梁人皇侃(四八八——五四五)的《论语集解义疏》，则仿效何宴的《集解》，汇集以往和时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十几家的《论语》注解，成为《论语》研究史上第一部极尽详备的注疏。以往一些佚失著作的部分内容，即在该书中得以保存。如王弼的《论语释疑》虽已亡佚，但其中五十多条却在《论语集解义疏》中保留了下来。
隋唐时期，虽佛教兴盛，《论语》的注解工作并未中断。陆德明(五五——六三)的《经典释文》和孔颖达(五七四——六四八)的《五经正义》自然包涵《论语》，而此前有刘炫(约五四六——六一三)的《论语注疏解经》，其后有韩愈(七六八——八二四)、李翱(七七二——八四 一)师徒二人各自的《论语笔解》。即便在五代宋初时期，仍有邢(九三二——一一)的《论语注疏解经》。
北宋以降，儒学进入复兴时期，关于《论语》的注解和诠释之作大量出现。南宋朱熹(一一三——一二)先作《论语精义》，后作《论语集注》，使《论语》成为其后元明清三朝作为儒家经典核心的“四书”之首。朱熹之前，《论语》的注解与诠释已经有程颐(一三三——一一七)的《程氏论语解》、苏轼(一三七——一一一)的《苏轼论语解》、苏辙(一三九——一一一二)的《论语拾遗》、吕大临(一四四——一九一)的《吕氏论语解》、范祖禹(一四一——一九八)的《范氏论语解》、谢显道的《谢显道论语解》、陈祥道(一六七年前后)的《论语全解》、游酢(一五三——一一二三)的《论语杂解》、杨时(一五三——一一三五)的《杨氏论语解》、胡寅(一九八——一一五六)的《论语详说》、张(一一三三——一一八)的《癸巳论语解》。朱熹之后，由于“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儒家传统新的核心经典，尤其是元代以后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本，《论语》更是成为每一个稍有成就的儒家学者注解和诠释的首选。尤其在宋学的传统中，诠释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而建立“一家之言”者，几乎俯拾皆是。稍检《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对于朱熹之后《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的诠释之富，即可令人叹为观止。在晚明时期，对于《论语》等儒家经典的诠释甚至超出了儒家知识人的范围，一些高僧大德也有关于《论语》的研究。譬如，晚明高僧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便有《论语点睛》的诠释之作。
不但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有着悠久的诠释《论语》的传统，在日本和韩国，对《论语》的研读也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譬如，日本自室町时代后期，即有“四书”的注解本，至江户时期则广泛为人们所阅读。尤其林罗山(一五八三——一六五七)首次以朱熹《四书集注》中的《论语集注》取代以往日本流行的古注，更是引发了日本《论语》诠释史上的重大变化。而林罗山本人还有《论语谚解》一书。到了十七世纪，伊藤仁斋(一六二七——一七五)更有《论语古义》之作。该书为伊藤仁斋毕生心血所在，其意义恰如《四书集注》之于朱熹。紧随伊藤仁斋之后，十八世纪日本又有荻生徂徕(一六六六——一七二八)的《论语徵》，该书实针对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而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对《论语》的注解和诠释由古至今，甚至“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其丰富。如今要想直面《论语》本身而“发人所未发”，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除非坐井观天，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韩国，以往对《论语》的诠释，绝不只是文字训诂的注解而已。即以中国的《论语》诠释传统而论，汉学固多注重文字训诂，宋学则显然以微言大义为重，从上面提到的诸多“某某氏论语解”，即可略窥一斑。历史上那些对于《论语》微言大义的种种发挥，说是历朝历代儒家知识人自己阅读《论语》的“心得”，可谓当之无愧。因此，只有透过《论语》的诠释史，或者说，只有在对以往主要的《论语》诠释有了相当的了解之后，才有可能真正“自出手眼”，有所谓“独得之妙解”。 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虽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迄今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气象，但回顾二十世纪，不能不说其基本的命运和走势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尤其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主要成绩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一九六五年杨联升先生荣登哈佛燕京讲座，余英时先生赋诗为贺，杨先生答诗云:“古月寒梅系梦思，谁期海外发新枝。随缘且上须弥座，转忆当年听法时。”其中“谁期海外发新枝”一句，正是当时中国文化境遇的绝好说明。从目前的成果来看，透过《论语》的诠释史来切近《论语》，仍然是海外着了先鞭。譬如，一九九四年，日本学者松川健二组织十七位学有专长的学者，对《论语》在东亚诠释与传播的历史进行研究，出版了《论语の思想史》(松川健二主编，东京汲古书院版一九九四)。该书不仅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由汉魏以迄明清二十余位儒家知识人注解和诠释《论语》的著作，还介绍了日本和韩国历史上四位有代表性的学者研究《论语》的成就。再有，澳大利亚学者梅约翰(John Makeham)教授二三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述”者与“作”者:〈论语〉的注释研究》(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Chinese Commentator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以诠释类型学的方式分别考察了何宴的《论语集解》、黄侃的《论语义疏》、朱熹的《论语集注》以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这四部可以说中国《论语》诠释史上最为重要的著作。该书将诠释学的理论与扎实的《论语》诠释史文献紧密结合，一举夺得美国亚洲学会二五年度的列文森研究著作奖。可惜的是，相较之下，即便就《论语》在中国的诠释史而言，现代中国学人也还没有类似的成果。
孔子在《论语》中有“温故而知新”之说，这不仅是孔子所提倡的基本的学习态度，更是经典诠释传统中的方法论原则。即便以往重义理、轻考据，甚至“六经注我”的“宋学”大师，在阐发《论语》中的思想内容时，也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作“前不见古人”想，而都要在了解前人成说的基础上才敢“推陈出新”，力求从“积学”中透出“精思”。至于那些被视为“汉学”人物的儒家知识人，更是注重对文义和前辈时贤诸说的辨证，即使自己不无精思，也往往寓思于学，不露痕迹，力求将原始儒学义理建立在广博详实的考证基础之上。方以智(一六一一——一六七一)所谓“藏理学于经学”，正是这种严谨、缜密态度的反映。
【关键词】释意理论；英语教学；启示
释意理论是法国著名的口译专家塞莱司柯维奇（D。Seleskovitch，1921-2001）在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是塞莱司柯维奇和勒代雷（M.Lederer）等翻译理论家在对口译实践的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长期的笔译实践和教学总结提炼出来的翻译理论。释意理论对翻译的程序模式提出独到的见解。本文从分析释意理论关于翻译的实质、程序模式、评价标准以及教学原则的理论出发，论述释意理论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
一、释意理论的主要观点
1、翻译的实质是对篇章的阐释
释意理论派认为，在交际中，人们感兴趣的是对方试图表达的思想和传递的信息，获取思想和信息是人们互相交流、了解、进行文化技术合作的根本目的。译者翻译就像画家绘画一样，从要表达的现实中提炼与现实一致的意义和信息，而不是追求两种语言机械的对译。翻译的目的是“在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的文章之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的建立是以两篇文章的种类、对象、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想氛围基础以及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的。因此，对于翻译的界定，释意理论强调，翻译不是简单的符号转换，或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寻求对应的字词，翻译是理解原文意义并用符合译入语语言习惯的方式表达原语简单的内容与信息。翻译的对象是篇章，不是只言片语。翻译的实质是译者在语言外知识的参与下对篇章的阐释。
2、翻译的程序模式是理解、脱离原语语言外壳和重新表达
释意派理论认为，如果翻译是理论行为，翻译的对象一定是交际意义，那么，理解的内容也必然是交际意义。翻译不能超越交际意义或思想这一环，直接进行语言符号的转换或代码转换，翻译必须经过理解、脱离语言外壳和表达三个步骤。译者要达到正确理解，必须首先具备语言知识、主题知识、学科知识和熟悉交际环境。
释意派理论指出：理解篇章的语言成分相当于理解语言知识，语言知识以语言形式存在储在大脑中。人的语言知识通常分为主动知识和被动知识。流畅表达属于主动知识（能力），如人们对英语字母的掌握；能够充分理解但不能流利表达属于被动知识，如人们对外语的掌握程度。人们对外语的理解有时可能达到母语的理解程度，但人们的理解力总是高于表达能力，即被动知识永远高于主动知识。翻译的程序模式中的理解必须包括对语言知识的理解（即理解语言的字面意义）和对言外之意的准确把握两个方面。言外之意不属于翻译范畴，但对理解好翻译十分重要。释意派理论指出，译者必须拥有与作者或讲话者相应的知识，才能达到理解其意图所需的水平，才能正确翻译作者或讲话者的话语。读者要正确理解篇章，还必须具备理解上下文和交际环境的能力，具备“由记忆、经验、重要事件及激情组成”的认知知识（许钧，1998；199）。此外，释意派理论认为，主题知识与百科知识对理解原文的篇章也十分重要。不同体裁的作品需要译者具有不同的主题知识，主题不同、交际者不同、场合不同，都会使相同的词汇或语言形成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无论哪类翻译，都必须将语言知识同语言外知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正确理解原文的意义。
在理解和表达之间增加脱离语言外壳这一程序是释意理论对言语科学进行研究并得到实践检验的成果，同时也是释意理论对言语科学的重大贡献。释意派理论指出，在翻译的程序中，语言符号转换成交际意义，交际意义再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符号。这反映在译者身上就是理解、记忆和转换过程，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有一个“脱离语言形式即思想形成的过程”。对于交际意义或思想在脱离语言形式之后的载体问题，塞莱司柯维奇指出，“必须跳出语言，不拘泥于那种不超越语言涵义的深层结构概念，而应当采取用旨在建立一个说明如何使用言语时进行意义分节的图标的口译模式”（许钧，201-202）。许钧认为，在翻译实践中脱离语言的外壳的意义和思想可用数学符号、画面、形象、数字等提示符号做载体，帮助译员回忆长时记忆中储存的交际意义。当然，翻译中的载体和内容会因人而异。为此，在翻译训练中学生应学会“分离语言与要表达的意义”，重视其他交际因素。
3、翻译的评价标准要注重篇章意义，强调交际意义对等。
一般的理论认为翻译有三个不同的层次：词义层次、话语层次和篇章（或文本――著作）层次。释意理论认为，前两种层次的翻译只能称为语言对译，只是语言中字词句意义的简单相加；只有篇章（或文本――著作）层次的翻译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因为篇章翻译将语言的共性、语言的个性、简单特指的事实、环境、思想和情感有机地融合起来。
释意理论指出，语言和话语在和认知知识结合起来之前只是“宏观符号，没有实际的交际意义”。语言对译是建立不同语言之间字词的对应，虽然保留原语的语言结构，但无法传递出原语的内涵。显然，对原文的理解程度取决于相关认知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不借助于认知知识所进行的翻译只能停留在语言对译水平，成为代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