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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00）
摘要：语言被称为文学的物质外壳，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往往就是通过它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因此，要解读一部文学作品，分析该作品的语言特点是十分必要的。尽管从后世纯文学的角度看，《论语》并非一部文学作品，但从先秦大文学观念的视角来看，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一部文学作品。本文从口语、修辞手法、句末语气词的使用等方面来分析《论语》的语言特点。
关键词 ：《论语》；语言特点；灵活多变；文学性
中图分类号：I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8—0125—02
收稿日期：2014—03—12
作者简介：罗皓月（1987— ），女，四川南充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论语》一书以记言为主，叙事为辅，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部分言行，较为集中地表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1］《论语》一书的语言极具特色，它是以当时中原地区的口语为基础，吸收前代和同时代的书面语杂糅而成的具有鲜明特点的语言，［2］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修辞手法——灵活多变
（一）对比的运用。对比手法的运用在《论语》中较为普遍，其中，有关于古今人事的对比，文章中涉及最多的是“小人”与“君子”的对比。如：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2］
“君子”的品格表现是“坦荡荡”，而与之对比的“小人”的品格表现则是“长戚戚”。对于“利”与“义”的价值观追求，“君子”是“喻于义”，“小人”是“喻于利”。在“同”与“和”的阐述中，君子的追求的是“和而不同”，即本质的和谐和表面的多元，而“小人”追求的是表面的“同”而非本质上的“和”。文章经由对比的手法将“君子”与“小人”的价值追求、品格表现等方面存在的分歧简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将“君子”与“小人”这两个概念阐释得清清楚楚，便于读者理解。
（二）比喻手法的运用。《论语》二十篇中，比喻涉及到了五十多处，有暗喻、借喻、明喻和隐喻，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如：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我不与也。”（《述而》）“割鸡焉用牛刀？”（《阳货》）“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2］
对于办事不知变通谋划的人的行为，孔子将其比喻为“暴虎冯河，我不与也”，处理小的事情比喻为“割鸡”，遇见“不善”的心情比喻为“探汤”等等。通过运用比喻手法，将抽象深奥的人生与哲学道理阐释得具体而生动，同时也显得更加委婉含蓄。
（三）反复的运用。如：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2］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季氏》）“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2］
“沽之哉！沽之哉！”的反复感叹，表现出孔子渴望被重用而能从政的急切心情，但从侧面又反映出孔子才能得不到施展，还在等待有眼力的“明君”出现的无可奈何。“戒之在色”、“戒之在斗”、“戒之在得”，这“三戒”也阐述了君子在欲望与品性方面有严格的克制与修为。反复陈说“不知命”、“不知礼”、“不知言”的目的还是在于表明作为一个合格的“君子”应该具备的能力与品格。反复手法的运用加强了文章的抒情效果，表现出了言说者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活动。
二、口头语言——可俗可雅
众所周知，口头语言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以沟通交流为第一要务，对深奥、晦涩、抽象的词语和语句具有排斥性，而以通俗易懂为主要特点。《论语》一书以记言对话为主，书中大量地保存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口语对话，生活气息浓郁，读来宛如老师与弟子面对面的对话聊天，真情实景的感觉特别强烈。
（一）从“俗”的方面
《论语》中有一段关于孔子接待盲人的记载：“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孔子引导盲人走路时说“阶也”，这是台阶，言外之意：“你要小心。”“席也”，这是席子，言外之意是说“现在你在室内了”。“某在斯”，意思是告诉盲人，我在你身边。这几句引导的话全是生活中的口语，无任何修饰，对于一个盲人来说显得实用，同时，也符合情理。
当孔子教育弟子时，他也是用生活化的语言来赞美颜回的贤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教育弟子子路时说的是：“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先进》）而当面对弟子宰予的昼寝行为时，孔子就严肃地批评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公冶长》）这种批评的话语也是充满了生活化的愤怒情绪的。
孔子使用这种无任何修饰成分、近乎纯口语的语言来引导盲人、教育弟子，显得自然而生动，从这里，读者看到的是一位极富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却又严肃的君子、老师形象。
（二）从雅的方面
《论语》中，孔子与弟子的某些对话转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格言警句，古朴而又典雅，后世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交流谈话与学习工作都会常常引用。例如：“当仁不让”、“有教无类”、“杀身成仁”。（《卫灵公》）“三思而行”、“不耻下问”。（《公冶长》）“和而不同”、“名正言顺”。（《子路》）“声色内荏”、“道听途说”。（《阳货》）这些成语既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又不失古朴典雅，最终，雅俗兼得，相映成趣。
三、句末语气词运用——贴切自然
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附录统计，在《论语》一书中，语气词“矣”总共出现了155次，“也”字总共出现了469次，“哉”字总共出现了56次，“焉”字总共出现了88次，“乎”字总共出现了148次。［1］在《论语》一书中，句末语气词的运用有着烘托气氛、描摹神态、壮大文势、深化文意等诸多作用，对于当时对话情境的再现更是起到了绘声绘色的效果。［3］
如：“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子罕》）“矣”和“夫”两个句末语气词连在一起，将孔子感慨时运不济、理想无法实现的极度失望与悲哀之情传神地表现了出来。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在极短的两句话里却高密度地使用了两个“矣”，一个“也”，孔子对周公的推崇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微子》）接连两个语气词“兮”，生动地表现出了孔子的惋惜之情；连用的两个语气词“而”又将孔子面对当时社会政治状况的无可奈何之情刻画得惟妙惟肖。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2］
上面两则材料分别都使用了两次句末语气词“乎”字，使得文章不光在韵律上有一种押韵的感觉，同时，还将排比、反问手法也杂糅其间，使得文章的音乐感和情感能量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4］
综上，《论语》一书在语言方面是具有很多特点的，我们对其进行研究和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阐发《论语》一书所包含的丰富而宝贵的思想，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将更好地促进现当代语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
参考文献］
［1］南怀瑾.论语别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2］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尹建章.《论语》文学性初探［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3）.
［4］朱玲.《论语》的文学成就［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6（3）.
少年时开始读论语，开始的时候情趣也比较高，喜欢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摇头晃脑，先把脑袋使劲的拗过去，再像模像样的拗过来，虽然读了若许年，毕竟年少理解力是跟不上的。由于肚子里有那么几句孔夫子的教诲，闲暇的时候自己便反刍、琢磨。我把那几句耳熟能详的金科玉律推敲了又推敲，琢磨了又琢磨，发现了些问题。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发现了问题，就对《论语》起了兴趣，琢磨《论语》便成了一大爱好。为了更好的体验古圣先贤的智慧，每每有闲暇的时间我便拿起笔，在本子上工工整整的抄写那些名言警句，前前后后竟也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当然，单纯的抄写是不费事的，也花费不了那么多时间，况且对像我这样一个没有那么多闲暇的人来说空余时间尤为难得，我是一边抄写一边琢磨一边体会，另外，我在抄写的时候是怀着一个无比崇敬的心的。生怕自己的不用心把字体写的太丑以至于玷污了圣贤。那样，我会悔恨不已的。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我有了自己的心的体会，而且这是一种前人重来没有提及的体会。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善为人者，不善人之师”，当然，现在关于这句话的理解是有不同的版本的，在这里不做讨论，我姑且战战兢兢的把它翻译为“做得好的人，行为高尚的人，应该作为那些做得不好的人，行为不高尚的人的老师”，希望大家能够见谅，不要过分的苛责我的粗鄙和见识短浅。
《论语》说到底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关于孔子的言行记录，来至于孔子的言传身教，换句话说，《论语》来至于社会生活，来至于俗世。《论语》是俗世的论语，是大众化的《论语》，要在生活中体会，在生活中感悟孔子的智慧。
现在，我们都是把《论语》拿到课堂上，把《论语》摆在大学者、大专家的案头，这是不科学的，《论语》它离不开生活，离不开俗世。我想，假如《论语》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或者是“阳春白雪”，那么它也不会流传至今，毕竟“阳春白雪”虽好，还是“下里巴人”更有生命力。
不能不说，我是十分的尊敬孔老夫子的。假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里面的“女子”确确实实是指广大妇女的话，我绝不会认为孔子是圣人；假如“贤贤易色”翻译为“尊重有贤德的人，而看轻貌美女子”的话，我甚至会第一个站出来骂老夫子是欺世盗名之徒。
然而，问题可能出现在我们自己身上，离经叛道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背叛祖宗、曲解经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自己的原因，我是不愿说也不敢说的，我只能把问题归罪于外。姑且认为罪魁祸首是达尔文吧，反正他是个外国人，更是个死了的人。我怕活着的人，可不怕死去的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中国那么有市场，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请问，这么赤裸裸的、冰凉的话语，要把道德置于何地。有人说我幼稚，说我单纯，达尔文的粉丝们理所当然的认为，人要遵从“自然法则”的，没有什么不道德的，是你自己是个“弱者”，活该受到凌辱，活该受到欺凌。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假如一个社会忘记了道德，到处都是达尔文的拥护者，就不得不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然而，路上摔倒的老太太不会再有人去扶了，行乞的人也只能可怜怜巴巴的瑟缩在垃圾堆里刨食，人与人木然以视，个人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犯法的人越来越少了，表面上看来社会越来越和谐了，其实不然，人与人隔着的不仅仅是肚皮，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看着对方，都怕暗算，都怕受伤。道德为基准的社会，知耻而有所不为，人与人相亲相爱，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责任让这个社会更和谐，那么这个社会岂不是到处都是真善美。
时常听人们说，《论语》是腐朽的封建文化的代表，自然不仅仅是《论语》，还有《道德经》，《易经》等等，这些代表着人类最高智慧的书被贴上了封条打入冷宫转移出人们的视线，仿佛做了冒天下之大不韪错事的后宫嫔妃。
《易经》当然也不是迷信，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把人归为了“三才”，人当与天地比肩！这个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从来没有哪一本书比它的作用更大。之所以古人那么重视礼义廉耻就是这个原因。人，顶天立地，为万物之灵，所以我们总要自觉地拉开与动物的区别，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便是禽兽的进化法则，中华名族最痛恨的就是禽兽…。
可现在不行了，我们视乎在亦步亦趋的朝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靠近。
据说左撇子的人都聪明，我有个表弟就是个左撇子。有一次他拿了个二胡玩，刚一上手，就拿反了，因为他习惯左手拉弓子。大家笑话一番，他不好意思了，就换了持法，却显得更加笨拙。我说你不妨用你自己的方法试一下，他又恢复左手持弓，果然推拉自如；无独有偶，我看十二女子乐坊的演奏，就发现有个美女笛子手把笛子放在左侧吹奏的。后来才知道其中的缘故，原来舞台上有两个笛子手，为了追求对称的舞台效果，其中一个就来了个“反吹竹笛”。如果这位乐手不是左撇子，练就这番技艺确实值得称道。
表弟的“反拉二胡”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法，美女的“反吹笛子”是为了适应乐队的舞美效果，这些突破常规的做法都有着很好的理由。常规方法好，还是反常规方法好呢？这问题问得没趣了，所谓的好和坏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适合与不适合最为重要，适合的就是好的。本来二胡就不好学，要让我表弟不顾自身的特殊条件而必须采取适合别人的方法，学起来，凭白增加许多难度，有什么好处呢？
当年有个企业叫“三株”，用小报纸式的广告页把自己的三株口服液卖得很火。我有位做高档白酒的朋友，把这方法拿来了，廉价的宣传小报散发的满世界都是，知名度倒是上去了，可价钱却上不去，品牌形象大打折扣。为什么小报纸对三株口服液是“好”的，对我朋友的白酒就是“不好”的呢？原因就是适合和不适合的问题。
橘在淮南为橘，到了淮北则为枳，口味坏得不可入口。为什么？好的东西，换个地方就变得不好了。美国很著名的咨询公司在中国国内吃不开，弄坏了好几个案例，并不是人家的方法“不好”，其中就有不适合中国企业的缘故。中国的企业先是推崇西方的管理模式，后来又喜欢日本的管理模式，因为日本的文化可能更接近我们，所以更容易找到相似的地方。然而中国和美国、和日本都是大不相同的，且不说市场环境、文化背景、企业特征，单就“人”这一项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常说企业“以人为本”，其实中外企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组成企业的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从资本或技术的所有者来区分，只要是在中国本土，由中国人构成的企业都属于我们所要讨论的范畴。中国人和外国人到底有什么不同？根本上当然是文化背景的不同，并且由此而产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等的巨大区别。面对不同的人群，却打算用相同的管理方法，那难度简直是自找了，因为那些是未必适合中国人的特点的。
成功有着成功的背景，这个背景往往存在极大的差异。当你不具备人家当时的条件的时候，同样的方法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事实上，只有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的对策才可能有效。表弟要学二胡了，为什么偏要他采用通常的方式，而放弃适合自己的方式呢？
二、为什么是《论语》
中国人的特点是什么？这可是个大课题。不过有个小例子可使我们窥其一斑：即便是山村一个字不认识的老太太，在行为方式上也在遵循中国自己的道德标准。比如她会说：“我要做了这样的事情，死后让人家怎么说我？”这是什么思想？这叫“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她还可能说：“这孩子是个孝子，靠得住！”这个判断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是“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这些话都是《论语》中的章句。为什么不认识字、没学过《论语》的人也是《论语》的思维方式呢？因为《论语》所推崇的观念其实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说是生而有之不为过了。
《论语》对中国人的文化特征的形成起到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但《论语》还不仅仅如此简单。我们知道，《论语》是中国哲学的颠峰之作，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誉，其中的管理哲学和方法才是其精髓。并且这种管理哲学是基于对人的研究和影响的，也就是说，《论语》所显示的管理哲学正是适合《论语》所塑造的人群的。一个深受《论语》思想影响的民族，必然适应《论语》所推行的管理哲学。
然而，历来《论语》中的管理学都是被用来治天下了，并没有被企业界所广泛研究和利用。或许这和中国古代企业不够发达有直接的关系，而在中国企业高速发展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还要一味从国外寻求管理方法，而放弃可能是最适合自己的管理哲学呢？诚然，《论语》中的管理学确实是反映了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意和努力，似乎没有提到在企业中的应用。然而哲学之所以是哲学，就在于其对于普遍事物的广泛适应性和启发性。就像《论语》还可以被运用到其他更多方面一样，研究《论语》在企业管理方面的运用，是一条寻找中国企业管理方法的理想门径。
更重要的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思维确实存在极大的差别。也举一例，比如说，尽管现在外出谋生、异地工作已经成为很普遍的事情，但是“背井离乡”听起来依然比较悲惨凄凉，尤其春节、中秋这些该团圆的时候团圆不了，那“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还是难以排解。在这些方面中国人似乎不如西方人那么豁达想得开，其实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点，地理依赖和宗法意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心理状态。于是家长制、独裁集权制的管理模式就有了形成的土壤并且被世代接受，这种管理模式的特点是以人治为核心，强调集体主义，讲究绝对服从，遵守伦理道德，注重教化作用。
当代中国企业是在相对民主的环境下成长的，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但无论如何，从本质上讲，企业都必然是专制的组织。这种专制不是人为的，也未必是中国企业所独有，而是由资本的性质所决定。谁拥有这个企业的资本，谁就有难以比拟和替代的发言权。在资本合作的企业里，发言权的大小决定于资本的大小。所以，企业说到底是资本专制的组织，这一点，并不存在私营、国营或股份制企业的区别，也和中国外国、东方西方没有关系。企业的这一属性和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相结合，就使得中国企业必然谋求更加贴近这些特点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方式，并且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管理模式具有天然的文化性排斥。所以对待西方、日本还有韩国等的企业管理模式的态度，必然是以包容的心态来吸收改造，而被中国企业管理模式所同化。
然而，由于历史文化因素，中国在传统上企业发展并没有形成社会的主流，而是作为一个孱弱的分支在惨淡经营，更没有形成成熟的企业管理专门理论。这当然和中国的哲学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中国哲学起源于生命哲学，将宇宙的生命、人的生命作为完整的、根本性的研究，从而在哲学体系上具有难以分割的整体性。像我们熟知的《老子》，历来被看作中国哲学的原始，但我们很难说清楚这部书到底是在研究哪个门类，并且之后的哲学研究也都具有这样的“含糊”特点。这也使得我们可以从这些哲学典籍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任何领域的理论根据。我们要读的《论语》，其实已经脱离了《老子》这样的“纯哲学”的范畴，而成为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大略地说，《论语》是一部政治管理哲学著作。不过，《论语》的政治管理核心理念是以德治为内涵的人治思想，并且对于在位者、从政者和立志从政者都从个人修为上提出具体的要求，所以从表面上看，《论语》更多的内容像是为人处世的道理和规范。而正是这些治国的道理、从政的原则和为人的规范为现代企业管理带来极大参考价值，这正是本书要讨论的话题。
三、《论语》说些什么
（一）大旨谈人
《论语》末章《尧曰》，明确提出治国的方法、途径和心态。方法基本是采用带有法家思想的制度来约束人，途径则是纯粹仁儒思想的爱护人，而所谓“宽、信、敏、公”则是对执政者心态上的要求。三个方面无不是关乎一个“人”字；至于从政的原则，即所谓“尊五美，屏四恶”，也都是就人的好的品质和坏的行为而言；最后一章讲个人修为的目标时，很明确地说是“知命”、“知礼”和“知言”，更是直接是解决得人的事了。而最后一句“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更加直接地回归到“知人”的本源上来。
为何“知人”是本源问题？我们可以回到《论语》开篇的《学而》第一章来。“学而时习之”，是讲自身所学能够运用于社会的发展，是最高形式的利用；“有朋自远方来”，是自身所学能够得到世人的认可并使其受到教化影响；最不理想的是“人不知”，世人不理解，那么也可退而修为自身。很明显是“利世、利人和利己”的三个层次，也确实如朱子之所言的“入道之门”，看《论语》全文，其实无外乎一个“人”字。个人修为是人的问题，有所功用则为了影响世人，而济世又何尝不的为了人呢？并且，所有这一切的实现，都是建立在个人修为的基础上，以一个修为高尚的人或者这样的群体来影响整个社会。
这其实已经揭示出孔子所倡导的管理原则，即以高尚品德的人群来带领和影响普通的人群，以实现全人类的素养提升，从而达到整个社会以最和谐的方式来发展。现代企业管理里有个寓言，说“企”字乃是无“人”则“止”的寓意，同样高度重视人的主体作用，这和孔子的思想的吻合确实让人感到惊喜。
套用曹雪芹《红楼梦》为“大旨谈情”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论语》为“大旨谈人”。
（二）管理的逻辑
《论语》中的管理逻辑有四个重要特征。
一是对“人”的强调，所谓“大旨谈人”，则处处离不开人的因素。实际上企业里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人来具体操作，企业里的所有问题，说到根本上还是人的问题。观孔子一生，关注的是人的修为、影响的是人的思想、督促的是人的行为。孔子的教学不是起始于晚年，而几乎是毕其一生的。他的教学思路是用自己的思想结合当时的政治实际培养一批政治管理人才，并且他从来不传授从政的具体技能，而是注重个人修为，把个人修为作为从政的基础；
第二个特征是管理者的表率作用，首先并且主要是修养上的表率，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他认为一个品质高尚的管理者本身就具有典范和威慑作用，而品质低下，即便有再大的能力也是无益的。比如强调下属忠诚的同时，他更要求上级的“宽容、诚信和公正”。要求下属勤勉工作，首先自己要做到“敏于事”；
第三个特点，讲究管理的细节，注重基层管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主张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的和睦和秩序，讲究“孝悌”，认为“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并且，社会的和谐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层组织的和睦和秩序构成的。由此引申，一个企业里，只有各个基层部门的工作做好，企业才可以稳定发展。实际上，企业的发展是由各个部门的工作成绩共同促成的；
第四个特征是部门明确、各司其职，管理的程序和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正名”，其实就是各个部门明确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的事情，协作而互不干预。领导者要“不出位”，只做好管理工作，而不去干预部门的具体工作；而各个职能部门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同样不对其他部门的工作横加干涉。
这四个特征，构成了《论语》管理思想的核心，即“以人为本”。
（三）法治还是人治
《论语》推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是“德政”，所谓“德”，必然是指人之“德”，是个人修为的极高标准。这符合《论语》的管理逻辑，管理者本身必须是个“德者”，然后用个人的“德行”来感召和引导下属乃至组织全体人员。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表率，还包括明确的、主动的、制度化的“德育”，强调每个人的个人修为。在管理方法上，更多采取的是富有人情化的举措。比如纠正错误，不单纯是批评教育，而是“举直错诸枉”，把好的榜样树立起来，任用德行高尚的人，以取得更多人的信任，并形成良好的团队风气和巨大的威慑力。与其表面化地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以“人治”为途径、以“德政”为标准的“德治”。
那么，《论语》倡导的“德治”是不是和法治想冲突呢？历来攻击孔子思想的人都把孔子说成只知道“人治”而完全排斥“法治”的人，其实这是个很低级的错误。要知道，孔子所推崇的“礼”，其实质就是一套他认为符合社会发展的制度，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礼制”。这个“礼”有外在的礼仪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对社会秩序、管理秩序的尊重和遵守。并且，在孔子短暂的从政实践中可以看出来，孔子是个法治的大力推行者。“毁三都”是为了维护管理体制的军事行为，具有明显的法治特征；“诛杀少正卯”尽管非议很多，但实际上也是法治思想的体现，哪怕在法理上真的是错误的，也不影响我们对孔子重视法治的理解。孔子明确地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这个“约”尽管包括很多的内容，但无论如何理解都包含着对制度的尊重和敬畏，并且直接说明尊重法治、主动接受制度的约束对人的行为的指导意义。
比较全面地说，《论语》所倡导的管理模式是以“德政”为目标、以人治为表象、以法治为内涵的“德治”模式。
（四）如何执行制度
《论语》对于“礼”的推崇无以复加，以至于有人把尊崇礼制看作古板教条甚至迂腐守旧而对儒家学说多有诟病。的确，在《论语》中，“礼”占据重要地位。“礼”既是国家管理的整套制度或说法律，也是个人修养和行为的标准和规范。在孔子看来，国家和社会的种种乱相其根本原因就是“礼崩乐坏”，个人的种种不良行为和过失多是因为“违礼”。所以他开出的社会管理和个人修为的药方就是“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一切负面的欲望，把身心归附到规范制度上。从制度精神上看，不仅不应该批判，而仍然具有强大说服力。自古至今，多少千古之恨和丑恶现象无不是因为贪欲和违背制度而导致。
“礼”如此神圣和重要，那么《论语》是不是就机械的、无条件地遵循“礼”呢？正好相反，《论语》对于制度规范的态度之灵活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有子明了地说：“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制度的执行的关键和诀窍是在于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折中调和。他说，“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就是说不研究事情的具体情况都按制度一刀切，那就有办不成的时候了；反过来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一味地调和，不遵守制度，也一样行不通。而正确的做法是不偏不倚、实事求是，遵守制度而有所灵活。这个灵活不是人情世故，而是针对不同事情的特出情况所做出的权变之举。这番议论，明确而深刻地说明了制度的执行原则。实际上也就是带有人治色彩的法治，或者说法治推行过程中的人文关照。
对制度的灵活不是不尊重制度，而是真正理解制度内涵的开明态度。《论语》重视制度的外在形式，甚至有时候还有过分的强调，这和那个混乱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尽管如此，《论语》注重的更是制度的内涵，重视的是法治的精神。孔子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意思是，如果不能够推行制度的精神，那要制度的形式又有什么价值呢？很多企业的制度文本好几抽屉，但未必就是企业管理实现了制度化，而很可能仅仅是形式而已。
（五）战略是企业的根本问题
所谓战略，可以理解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正确轨迹，包括目标、方针和途径。所谓正确，其实就是符合了企业和社会双重发展的规律。说白一点，就是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战略的选择就是这么简单。关于这个规律，孔子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常见的比如说“道”，这和老子的说法一致。孔子形象地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说谁能够不从门里出去呢，可现在社会的发展怎么不遵循“道”呢！战略的重要就好像房间的门一样，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孔子认为君子的三畏之首是“畏天命”。在对待企业战略的问题上，很多企业实际上不够重视，有的把战略当作摆设，有的干脆朝令夕改，缺乏稳定性。更有的企业一开始就不重视战略问题，不知道企业到底走向何方、到底如何走下去。“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也”，这样的企业老板是不合格的。
那么战略的意义何在呢？孔子所说的“天命”，也带有“规律”的意思，说“五十而知天命”，人到了五十岁就知道了自己真正的社会使命了。这当然是反观的说法，如果从未然的角度看，企业的“天命”就是企业的战略目标选择。“知天命”的结果，可以到七十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企业达到自行运转并且不出错误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战略选择正确，并且一切按战略要求来做，企业就可以按着良好的轨迹自行发展，实现“无为而治”了。这是企业家多么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有子说“本立而道生”，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企业战略对企业管理和发展的作用。这里“本”就是作为企业发展之本的“企业战略”，而“道”则是企业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当战略确定的时候，企业发展和发展过程中的方法就可以确定了。也就是说，企业经营管理过程的一切方法都由战略来决定。有什么样的战略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方法总是为战略目标服务的。而如果战略缺失，企业将无所适从；战略错误，方法就不会有正确的了。
有子顺便说“君子务本”，说管理者的工作内容只是把战略等大问题处理好，并且专心于此。老板亲自抓，也可以看出《论语》对于战略的重视。
（六）人际关系的核心是相互的尊重
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这“爱人”其实是《论语》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具体一点就是“忠恕”。“忠恕”是什么？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达到什么目的，就先让别人玫铰恪u饩拖衿笠狄胗捅匦肷岬萌迷惫ず途套谎＞鼙冉瞎辽僭诳凸凵鲜歉硕苑嚼娴摹s氪讼喽杂φ氖恰凹核挥鹗谌恕保约翰幌不兜模灰鹑耍蛔约航邮懿涣说模灰考佑谌恕1热缰贫ㄆ笠倒娣叮绻习寰醯米约憾甲霾坏剑趺纯赡芤笤惫ぷ龅侥兀空庵帧坝杉杭叭恕钡乃嘉绞降氖抵示褪嵌远苑降淖鹬亍u庖坏悖诖砥笠倒叵捣矫娣浅1匾褪涤谩?
处理好上下级的关系一直是企业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事情。《论语》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和“礼”不是单方面的要求，这种尊重是相互的，甚至是互为条件的。也就是说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孔子明确反对“以德抱怨”，而主张“以直抱怨，以德报德”，也是这个道理。孔子甚至更加直接地说：“惠则足以使人。”对待下级、员工不能够无条件地使用，而要先惠而后使。这个观念在当代企业里尤其值得老板们思考。
在处理平级之间的关系上，也要把尊重常存于心。企业里各个岗位尽管是合作协同的关系，但也必然存在竞争。如果你替代别的部门做了他的工作，人家不一定感谢你，反而会觉得难堪，因为这样倒显得自己无能，连本职工作也做不来似的。所以做到“不出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有着处世的世故，但更多的却是尊重对方的表现。适当的帮助、提携而不去替代、争功，正是体现了同事、同级部门之间和谐的关系。对待朋友的错误要劝戒，但是“朋友数，斯疏矣”，也不要喋喋不休，反而把关系疏远了，这也是往往被忽视的因为绝对“真诚”而带来的副作用，可谓中肯。
当然，《论语》中关于社会关系的论述和意义绝非这么肤浅。《论语》强调的“孝悌”，是家庭关系，这种关系的放大就成了家庭以外的社会人际关系，故而，其意义实际上是维持社会和谐的关键所在。而无论“孝悌”、“忠”和“爱人”，其核心都是发自内心真诚的尊重。
（七）礼仪的礼发乎内心
《论语》中说的“礼”，是“制度品节”，即制度规范的总合，并体现于国家政治生活中。而这些“礼”也包罗了所有礼仪规范，遵循这些规范，个人则成为谦谦君子，国家则成为礼仪之邦，都是事关形象的大事情。现代企业也是很注重礼仪的，不仅有公司内部的礼仪，还有企业接待礼仪，更常见的是服务行业的对外礼仪规范。而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如果缺乏内心的虔敬之情，则会显得生硬而教条，反而给人礼仪不周的感觉了。所以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他质问，礼仪仅仅是华丽的外表吗？限于形式是不够的，要注重礼的精神。
那么礼仪的精神是什么呢？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首先是“仁”，如果缺乏仁，外在的礼节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其他方面如待人庄重的“恭”、对人真诚的“敬”、对待事物谦恭的“让”等，无不体现一个“情”字。这种情就是因尊重而引发的出于内心的关心、照顾，所以礼仪的实质最终要体现为“方便别人”，如果让人感到别扭，反而失礼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乡党》的记载中看到孔子本人在言行举止方面对礼仪、礼节的重视和把握。比如，在接待来宾完成任务后，要“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向老板汇报说“客人走远了”，这既是礼仪的要求，也是工作的程序，更是对上级的尊重。所以，在孔子看来，礼仪不仅是“玉帛”之类美丽的外在形式，也不仅体现内心的敬意，更具有实际的功用。缺乏真诚的礼仪是摆样子，形式不规范就不能体现的敬意，而缺乏实际功用的礼仪实际上就流于迂腐。礼仪，在《论语》中应该是内心、形式和功用三者结合的整体。
读《论语》，我们要知道礼仪是“德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被称为“礼治”；用《论语》，就应该明确礼仪的实质，并且将其作为企业形象建设的重要内容。
（八）文质彬彬
“文质彬彬”，是说外在和实质的完美统一，是个人修养和事物状态的理想标准。“文”是外在美，“质”是内在美，两者和谐匹配才是最高境界。如果“质胜文”，则缺乏约束，再有教养的人也显得粗野；如果“文胜质”，则华而不实。企业其实总是面临这样的问题，企业形象塑造、产品开发和推广等，都存在内在和外表两个方面的权衡。企业应该注重或善于宣传推广，但如果企业实质或产品品质不能够和外在形象相一致，那必然是欺骗，最终受害的是企业自己；如果抱着“好酒不怕巷子深”的思想，不注重外在展示，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恐怕还赶不上“劣酒”的销量。
孔子说“义以为质”，所谓的“义”即“宜”，是合乎社会规范、发展规律的一切合理的标准。如此，企业合法经营，尊重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制定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的战略目标，采用符合社会道义的企业行为，都属于符合“义”的“质”；产品符合质量要求、安全标准、具有适合市场的功能，则也是对“质”的严格要求。在这方面，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儒家传统思想有内敛的特点，凡事不张扬，体现朴实无华的作风，但并不排斥合理的展示和表现。有人问子贡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为文？”意识是说，你把质量做实在些，那些华丽的包装有什么用呢？子贡说：“文尤质也，质尤文也。”说如果内在品质是那么重要的话，那么外在形象也一样关键。这对于现代企业经营尤其产品开发来说，真有醍醐灌顶之妙。
诚然，单以产品为例，质量上乘而款式陈旧、包装粗糙的产品无疑的产品开发者的失败；同样，过度包装如“天价月饼”之类的现象也多有欺骗虚妄之嫌。而最完美的状态是品质和外在完美统一的“文质彬彬”。
（九）责任问题
《论语》主张的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精神至今也是难能可贵的。出了事情，孔子要求先从自己找原因，“君子反求诸己”，反躬自问，而不是推卸责任。颜回就以“不迁怒”而受到孔子表扬，所谓“不迁怒”就是不去把责任加给鹑耍员鹑嗽鸨覆灰眩炎约喊谕迅上担徊唤鲇掠诔械t鹑危幢闳肥得挥凶约旱脑鹑危惨凹幌投谧允∫病保踊垢怠拔崛杖∥嵘怼保选白允 钡弊龊鸵蝗杖鸵谎闹匾耍辉诙源鹑说脑鹑紊希肮院穸鹩谌恕保细衤杉海硪源恕?
勇于承担责任，敢于承认错误，是纠正错误减少损失的前提。对待错误，孔子很大度地说：“过而不改，是为过矣。”错了就改，就算不上错了。还说“过而勿惮改”，都是在鼓励人们不要怕犯错，不要不敢承认失误。“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明确地说改正错误是一件大好事。并且“更也，人皆仰之”，承认和改正错误不仅不会让人看不起，而是更加令人敬重的事。
自责的精神固然重要，但更其重要的是发现错误的能力。孔子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关键字是那个“能”字，“能见其过”未尝不是一种能力和态度，并且是超乎寻常的能力和肯于“自讼”的态度。即便一个人有能力和水平辨别是非，但如果眼光总看别人的短处，事事认为是别人的责任，也一样发现不了自己的错误。《论语》时时在提醒人们对于“学”的重视和追求，惟其学，惟其修为，才能够提升素养和学问，才能够和敢于发现错误而最终改正。
（十）企业和社会的关系
“学而时习之”的“习”是练习、实习、实践的意思，这句话体现了孔子对于学的功用和目标的看法，那就是把学问用于社会实践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孔子终其一生就是在做“志于道”这件事，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个人能力的实现，是一种由个人到社会，由家庭到国家，由政治到道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体现了个人和国家、社会道德规范的和谐统一。
孔子要求“君子义以为上”，就是个人的作为必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企业也是这样，有人说企业是个追求企业利益的组织，其实企业利益的实现并不是违背社会道义的，恰恰是对社会利益的贡献。反而是那些违背社会道义的企业行为受到谴责，直至被公众所抛弃。这一点上，正好说明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性。
孔子一方面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制约性，要求个人顺应社会需要，遵守社会规范，以社会为本位；另一方面又强调社会对于个人的依赖性以及个人对于社会的能动性，倡导人们积极入世，倡导仁人志士弘道于世，以天下为己任，承担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责任。企业从来进步是孤立存在的，作为社会一员固然有对社会的责任。这个责任也不是单方面的，可以说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的时候已经在尽这会责任，或者说，企业是通过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落实来实现企业长久利益的。这是一种相互依存而有相互制约和影响的作用。
为什么说是相互的制约和影响，而不是社会对企业的单方面作用呢？因为企业通过自身的行为倡导的文化确实能够影响社会思潮和观念，好的企业不是没有灵魂的组织，也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有思想、有导向的一个生动的社会成员。企业通过影响员工、影响消费者来影响整个社会，这一点往往被人所忽视。而孔子一开始就相信个人对社会的影响，“仁以为己任”，实际上，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确实甚至改变了这个世界。企业之于社会也有这样的能力和义务。
四、关于这本书和另外一本书
以上所列十点，只是我个人一些零散的体会，不能够看作对《论语》思想的综述，因为我深知《论语》之博大非此区区几言所能够表述，说是挂一漏万，确非自谦。《论语》的思想需要详细阅读并且读懂《论语》才能够有完整的体会。《论语的管理智慧》（即《论语马说》）这部书，是探讨《论语》思想的一种尝试。
所以，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研究《论语》的书。或许有的读者愿意把她当成《论语》解说来读，那也未尝不可，因为在这本书里，也确实对《论语》本身做了很详细的解说。但是，我还是喜欢读者把这部书直接看作管理书籍，毕竟我们探讨的是《论语》中所体现的管理学思想在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的运用问题。
严格地说，《论语》是本口语化很浓的书，文字表述应该很通俗浅易。但毕竟时代久远，加之对于成书时代背景的疏远和《论语》所记载言论起由的缺漏，读起来确实难免有晦涩之感。历代批注、释译《论语》的著作很多，但多侧重字句疏通，让读者还是难以把握其真谛。故而我和大多普通读者一样都有“看似明白其实还很糊涂”的困惑，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也多有朋友提及此事，希望能够就此机会写一本能够确实读懂《论语》的书。其实，我写《论语马说》的过程也是重温经典、深刻学习的过程，有此念头，便更加注意字面背后的意义，所以本书成稿付梓的时候，另一本专门研究《论语》本身的书业已成竹在胸，《论语的管理智慧》（即《论语马说》）上市之时，《论语新裁》即可脱稿。
《论语新裁》之“新”不在于释义之新，而在于对《论语》一书的重新理解。历代学者多论《论语》只是散录先贤言论，在编排上并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集章为篇，只是“大致归类”，每篇并无明确的中心思想，每章相互间也不存在前后文的联系。而在撰写《论语的管理智慧》（即《论语马说》）的时候，由于提炼文意的需要，对篇章之间的脉络多有留意，依稀发现不仅每个章句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甚至各篇还可以看作独立的论文，条理之清晰令人惊叹。我想，以前我读《论语》之所以不能够完全懂得原意，多是因为心存其断裂，从而难以完整把握，致使读来如散沙而无头绪，不过领略一些断章之意罢了。私下认为，如果能够理顺其中脉络，必使《论语》成为完整的系统论述之书，而非零散的语录了，这样无论对于记忆还是理解都将大有裨益。
至此方才想起先贤们曾有的《论语》一书乃有意编排一说并非妄谈。朱熹推崇《论语》首篇《学而》的第一章，称其“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至今才有了真切理解而断然相信了。不但如此，我看《论语》全书之大要尽在末篇《尧曰》三章，可谓“治国之道、从政之本、修为之旨”。然而历来大儒均视其为“逸篇”，至多论其为全书的总结，不以纲领称也。而我认为读《论语》应从末篇始，始得《论语》之精妙。而前后参考互见，则得《论语》大旨。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直到那一天，我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
十三岁的冬天，夹杂着少年的懵懂与任性，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放学回到家，门紧锁着，我用那冻得通红的手，从口袋里艰难地掏出钥匙。进了屋，我便像昔日一样写作业。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母亲还没来。终于，我忍耐不住，跑到了邻居李二婶家。“二婶，二婶，俺妈呢？她咋还没回来呀？”刚进她家门，我就扯着嗓子喊道。“一下了班，你妈就走啦，俺不知道哇！”二婶端着汤从里屋走出来对我说，“你还没吃饭吧？过来跟俺吃吧？”“噢，不了，二婶。”说完我扭头跑了。
一进家门，我就一股脑儿趴到床上，母亲干什么去了，那么长时间也不回来，人家李二婶家都吃上晚饭了，她不知道我很饿吗？一连串的埋怨鼓满了我的脑子，化作泪水，涌出眼眶，我抓着被子，任凭泪水打在被褥上……
“吱扭――吱扭――”一阵熟悉的声音传入了我的耳朵。我立马跳下床，迫不及待的向门外张望。是的，是她，母亲骑着姥姥年轻时的大轮自行车，顶着乱窜的雪花回来了。她手里还提着什么东西，佝偻的身影显得如此瘦弱。我明白了，我一切都明白了。母亲下了车子，满怀欣喜的向我走来，还特意举了举为我买的不大的蛋糕。那一刻，我发现母亲的手已变成了紫色，银发在雪花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沧桑。过了一会，她用那龟裂的手从怀里掏出一本书，我的眼睛一亮，竟然是我梦寐以求的《论语》，母亲看着我咧嘴笑了，而我却又一次流下了泪水。我从未向母亲要过什么，她是怎么知道我喜欢《论语》的？我想问她，又咽了回去，我想母亲的爱是不容质问的。
我小心翼翼的翻开还带着母亲体温的《论语》，一行字映入了我的眼帘：“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是四年级时语文老师让背的一句话，一直不明白其中的含意。望着母亲慈祥的眼神，我顿时有了觉悟;看着那落有雪花的蛋糕，我感到了无比的惭愧。母亲总能第一个记起我的生日，而我却从未问过母亲的生日。“百善孝为先”，我尽到一个子女的责任了吗？我轻轻合上书，任凭泪花撒在书面上。我依偎在母亲怀里，含糊地喊道：“妈――”母亲用那长满老茧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妮儿，妈就喜欢你读书。”
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借同学的《论语》回家读，母亲一直在旁边默默注视着我，后来我还发现，母亲身后的那块墙上，多了两个用铅笔写的歪歪斜斜的字：论语。
屋外风雪漫天吹，屋里母女紧相偎。少女为使母亲笑，《论语》声声情荡回。
“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段话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可以倒背如流，而话中的情形正在当下的中国夜以继日地轮番上演。
财富失范
从毒奶粉、毒大米、毒鸭蛋、毒牛奶、毒韭菜、毒面粉到强拆、强占、矿难，一百年前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发生的种种“怪现状”都在中国得以“诈尸”。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说到的“资本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20世纪初，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出版的著作《丛林》（《The Jungle》）讲述了他在达哈姆家族的联合畜产品加工厂里一个星期的见闻：从欧洲退货回来的火腿，长了白色霉菌，切碎后填入香肠；在车间被毒面包毒死的老鼠和生肉被一起铲进绞肉机；工人在用于配置调料的水槽里搓洗油污的双手；工人们在生肉上走来走去，甚至直接在上面吐痰，而有的工人是结核病人。所幸的是这一细节让当时的美国总统得知，并下决心从法律与制度上解决各类安全问题，使得资本积累在法律的轨道上进行，并形成相对稳固的财富伦理。
在工业化初期的中国，伴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一个民族该拥有怎样的经济行为模式、如何创造、积累与使用财富等涉及财富的创造、使用和管理中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这也就是所谓的财富伦理。但如果我们从创造、积累、使用等诸多方面考察中国人的财富伦理状况，我们会发现，中国近来的财富失范现象十分惊人，而这也进一步引发了诸多问题，比如社会“仇富”现象日益严重。而这种失范就和一二百年前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一样，源自于法律制度与财富伦理的不健全。当今中国缺乏一种出自文化上的伦理规范，社会的对财富伦理的认识度还远远不够。
若说这种失范源于工业革命之后，各国过度追求经济利益，使得贪欲超越了道德约束，并不全面。
事实上，自古以来，世界各地的文化传统中对商人乃至商业普遍存在道德歧视，亚里士多德说“所有的商业都是罪恶”。中国的儒家思想也讲“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孟子・滕文公上》）。要取“义”，就不能得“利”，“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相比与“义”，“利”则不会更不能被重视。商人被认定为“不仁、不义”。这不仅是消费者对于商人的印象，也一直影响着商人对自己从事的这种职业本身的看法，很长时间商人自己也默认了这种看法，虽然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也曾出现过对于财富的理性规划的思想，但终属昙花一现，而且影响不大，而“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已经成为常态性的社会共识。
《论语》+算盘
19世纪中叶，有一日本人在商界打拼多年后，对商人们拥有财富的方式抱有疑问，对这种世间的“商人肯定是奸诈不仁的，也不能不奸诈不仁”这种看法抱有疑问，对这种“义”和“利”的对立抱有疑问。因为对利义关系的重新思考而被后世赞誉、拥有无数头衔，他就是涩泽荣一。
1862年，22岁的涩泽荣一到了江户（即现在的东京），成为幕府的官员。1867作为日本使团成员，随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之弟齐昭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国外的生活让他见识了发达国家的近代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制度，两年生活的所见所闻奠定了以后他的活动基础。有趣的是，他回国后德川庆喜已经交出了权利，幕府时代已经结束，涩泽荣一也随着末代将军去了静冈，在此创设了日本最早的股份公司“商法会所”，投身于实业界。
此后，他的事迹功勋卓著，一生中与他有关的经济事业达500多项，社会事业600多项。但若说给世人留下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无疑是他的精神财富。涩泽荣一试图将“道德伦理”与“经济”构建起桥梁，并试图缩短两者的距离，被后人称为“商务圣经”的《与算盘》中，涩泽荣一深刻反思着《论语》（代表伦理道义）与“算盘”（代表经济利益）统一的可能性。
在涩泽荣一投身实业的那个年代，也就是19世纪后半叶，时值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处于原始积累阶段，自然而然，“义与利”“富与仁”不相容的旧观念大行其道，日本商业道德极为低下，不讲信用，弄虚作假，压榨剥削，而日本政府对于提高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心急如焚，也如欧洲各国一样，支持鼓励甚至吹捧这种原始积累方式，政界与军界飞扬跋扈，人们贪图虚荣，看到这一切的涩泽荣一深为痛心。他一边从事工商业活动，一边思考着如何能把道德与经商结合起来，于是，发现了一个合适的载体――《论语》。
在众多著名的日本武士里，涩泽荣一最推崇德川家康。涩泽荣一曾对比过德川家康训言《神君遗训》，发现其中诸多语句皆来源于论语，如“人的一生犹如负重担而远行”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等。涩泽荣一对于家康这种处世之道深以为然，进而提出了著名的“士魂商才”。以为武士之魂与经商之才皆以《论语》为根，《论语》作为孔孟之学的根本，通彻为人之道，为君子之道，而除了自身修养本身，经商的才华也应该以《论语》为基础培养，如果“士魂”离开了商才，不务实尽力而为，经济上则会导致自灭；如果商才离开了道德，没有“士魂”，就是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了，那是小聪明，并非真正的“商才”。这种“士魂商才”的理念，也可以看作他的财富伦理的基础与本质。
当然，涩泽荣一并非提倡空讲仁义道德，贪图虚荣也不会促使真理得到发展，财富伦理终究是围绕财富来展开的。正如《与算盘》开篇所说，“要使一件事物进步，必须具有巨大的欲望，以充分地谋利，否则的话，决难有所进展。”在他看来，商业不进步便不能富国富民，作为从商之人如何能不重视利益，但这必须是符合道德道义的。自己一生信奉之，以其修身养性，挣钱有何卑贱，卑视金钱，国家如何自立自强。
子贡利用了财富才使儒学成为当时的显学，让儒家思想流芳百世；恩格斯利用了财富，资助了马克思，资助了无产阶级的各种活动，才让我们有了今天的生活。而现今原本社会地位较低的商人也变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虽然众多例子告诉我们原始积累是肮脏罪恶的，但取之有道，用之有道，财富就会变为有利于社会之物。合理地创造财富，合理地积累财富，合理的使用财富，财富就是“义”的，而缺少了财富，“义”也无法很好的体现。就像涩泽荣一一样，巨大的物质财富让他有了更巨大的精神财富，他参加的社会活动数目超过了他参与的工商业活动，利用他的财富与社会影响，把《论语》与算盘结合统一的财富伦理传遍了日本，年轻气盛、满脸锐气的他在去世之前已然变成了在山野小道上面露微笑守护路人的“地藏菩萨”。
在经济行为严重失范的当下，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积极地倡导合理的经济行为，尽快建立完善的财富伦理体系，并促使其在法律制度的改变完善上有着积极体现。经济是人类发展的基石，而发展让经济行为更具可持续性的财富伦理是一种责任。
《论语》作为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传世之作，之所以能流传数千年，定有其可取之处。儒家思想在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受到重创;“五四”运动时一批深受西学影响的激进青年欲“打倒孔家店”，否定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化主流――儒学;时，孔孟之道更被怒斥为“腐儒”、“孔老二”，儒家思想遭受空前的厄运。但《论语》仍流传至今，足以见得《论语》对于人们根深蒂固的影响及在中华文化的主流地位。
在这个全球化的趋势下，文化大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但千百年来受到孔孟之道熏陶的人们是否能够在接纳西方文化的同时，仍坚持本身的道德价值观？显然没有，也因此现今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出现了许多从前的人所无法想象的道德败坏的现象。盗窃、抢劫、谋杀、等罪案频繁的发生，致使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当然这些社会问题以前肯定都发生，但是绝对没有现在来得严重。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人格塑造的指标，从前的人们深受孔子思想影响，自然社会一片繁荣安定，但在以后，人们对儒家思想已非常疏远，要重振儒学，使之再次成为人们的思想规范并非易事。道德观念崩塌，加上全球化的冲击，使得原来道德文化气息浓厚的东方社会结构随之产生变化。
1988年，七个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面对世界性的环境危机、恐怖主义、诚信危机等等，共同发表了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老夫子的智慧。孔子曾治理过鲁国，仅三个月的时间就让鲁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可见人心若能受到教化，社会结构的确是可以改变的。
《论语》中的道理，涉及的范围很广泛，有为人处世、学习、政治等方面，但主要离不开“仁”这个字。孔子主张“以仁为本，以礼为用”，仁是内在的态度，而礼是外在的规范。孔子还认为，仁爱是最完美的，最善良的精神，是决定一切的根本。仁爱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标准，只要努力的提高自己的内在修养，就会达到仁爱的最高境界，那是一种道德上完美的境界。孔子也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仁通过礼加以规范，礼的实践靠人的道德自觉来完成，孔子所主张的“礼”，相信是源于周礼。周礼虽是西周贵族用以巩固自身地位的手段，但在维持社会和谐上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它规范着社会上不同的人之间的关系。礼作为伦理规范对每个社会成员都提出了道德要求，并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必须遵守这些道德准则，只有如此，才能使人格完满、家庭和谐、社会安定。
在《礼运・大同篇》里，孔子描述了自己理想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世界，然而现今社会与孔子理想的世界完全背道而驰。中国革命家孙中山曾道：“真正的民主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那是一个人人都能安居乐业的世界。大同世界并不是不可实现的，且看孔子短时执政成功治理鲁国便可知。总而言之，《论语》作为人们道德的规范，身为中华子弟的我们不仅需要学习，还要尽可能将其传播至全世界，如果人人都能贯彻《论语》里的道理，那么创造一个美丽的未来指日可待。
那一个游走于天下的孤魂，他的治国思想未被采用，然后致力于弟子三千，创立私学。孔曰：“巧言令色，鲜矣仁。”王肃应之曰：“巧言无实，令色无质。”《论语》使多少人领悟了“仁德”二字。
那一个“仁”字啊！紧紧地握住了华夏的手，时时为其号脉，在无意之中，触动并融入了华夏的灵魂，唤起了多少人的仁爱之心，刻在了中华灵魂的礼节上。
《论语》维护着动乱中的血脉，时间将《论语》打磨得通透耀眼：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学而常思，思不忘学;温故而知新……
“立志于仁矣，则可无恶也”，坏事由内心产生，这就告诉我们人生应立志追求，手握单程票的我们追求高洁居世，成为追逐月亮的星星，无限的接近月亮的光辉，照亮了人们清澈的内心，则可无恶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谦虚之心;“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大度之心;“与朋交须信，与人谋须忠”，这是处世之心――感到《论语》之香迎面扑来，轻轻捧起慢慢读出其蕴味。
当孔子将仁德埋在了一炷香之下，而默默祈祷了千年之久，终于《论语》变成了一泓清泉绕在人的心间，将泉水的仁德、处世之道、治国之计与善心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
醉心于孔夫子的论化人心，其满心抱负与君统思想碰撞时无法迸发出美丽的火花，《论语》所以成为一份使命，承担起了人们几经沉醉的内心。
《论语》以星汉之辉，静谧地洒入了太多人的心中，使仁德对人们的感染久久不肯离去;你以“独善其身，德政化民”从而获得了“半个华夏，分三分给儒学，一分给《论语》”的美称。
文章应如《论语》，高处摘月不经寒，刺痛了人们沉浮不已的心灵，让人心的灰尘迎着《论语》随风即散，恣意挥洒于世间之中，“仁、爱、尊、德”总是携带中华，拥之以刻刻内涵、悠悠深远而三省吾身之感，也许《论语》正是：
仁自融心三千年，
德当游走满天下。
处处乃见涵韵在，
时读轻嗅《论语》香。
现在通行的《论语》一共20篇，内容涵盖伦理、教育、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西汉一代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如《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等不同本子。东汉末年郑玄对这些本子做了统一订正。现存旧注有魏何晏注、宋邢邴疏《论语注疏》、宋朱熹《论语集注》及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今有杨伯峻《论语译注》以及李泽厚《论语今读》。
几千年来，在中华文明的传承过程中，《论语》都扮演着一个不同寻常的角色。占人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则是看重其政治功能。宋朝大学者程颐曾经说：“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又曰：“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从中可见《论语》于人潜移默化的功能。
“仁”在《论语》一书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有一百零五次之多。可以说“仁”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但是关于“仁”，我们在《论语》中却找不出一个固定的定义。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又是伦理道德准则。“仁”有很多层面，贯穿于忠、礼、恕、勇、信、恭、孝、宽、敏、让、惠等多种品德。“仁”的本质在于爱人，是一种最高层次的博爱，比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所谓仁者须有爱人之品质，又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弟：孝，旧社会所认为的子女对待父母的正确态度；弟，读音和意义与(‘悌’相同，即弟弟对待兄长的正确态度。孝、弟是孔子和儒家特别提倡的两个基本道德规范。旧注说：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长曰弟。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啊! )仁者还要讲“礼”，为人要善良忠厚，待人要宽厚有礼。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再如：“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就是仁人了。’子张说：‘请问哪五种。’孔子说：‘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就会提高工作效率，慈惠就能够使唤人。’)当然，“仁”的含义非常宽泛，但由上述引证可见豹之一斑。
除了思想价值，《论语》的文学价值也是一直为人所称道的。
《论语》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鲜活的形象以及鲜明的性格。我们知道，孔子的形象是被后代神化了的。孔子是被后代儒生以及统治者抬进神殿的。其实孔子并不是一个一脸严肃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学家，而是一个有着幽默性格和风趣谈吐的人。比如“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原壤叉开双腿坐着等待孔子。孔子骂他说：‘年幼的时候，你不讲孝悌，长大了又没有什么可说的成就，老而不死，真是害人虫。’说着，用手杖敲他的小腿。)原壤是鲁国人，孔子的旧友。他母亲死了，他还大声歌唱，孔子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孔子是一个注重形象的人，看到原壤委琐的样子，就不惜以最为刻薄的语言攻击了他，而且竟然还动起手来，令人可发一小笑。
又如：“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子所否者，无厌之!天厌之！’”(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如果我做什么不正当的事，让上天谴责我吧！让上天谴责我吧！”)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当时实际上左右着卫国政权，有的行为。孔子去见南子。对这件事，子路有些怀疑。孔子只好对天发誓来为自我辩解。偌大一个至圣先师竟然如同一个小孩子似的发起誓来，从中也能看出孔子那一颗未泯的赤子之心。
又如：“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孺悲想见孔子，孔子以有病为由推辞不见。传话的人刚出门，孔子便取来瑟边弹边唱，有意让孺悲听到。)孔子不想见孺悲，先是告诉有病不能见，但是紧接着又用瑟暗示孺悲，我是故意不想见你的。
孔子一生为了施行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奔波辗转，周游六国，虽然屡屡以碰壁而告终，但他始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风尘仆仆，饱经风霜。他这种坚忍不拔的性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命运多舛的人。也幸好有贤徒相伴，弦歌雅乐相答，浪迹天涯的路途中免去了不少寂寞。
孔子的思想、学识以及人格吸引了众多优秀的人才，争相投师于他的门下。相传孔子的“粉丝”有三千之多，贤者七十有二。其中又有数人最为著名：“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善于辞令的有：宰我、子贡。擅长政事的有：冉有、季路。通晓文献知识的有：子游、子夏。)众多弟子，颜渊首屈一指。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认为颜渊是他的所有学生中最为完美的一个，是一个沉静、虔诚、为了理想甘愿牺牲的完美形象。孔子对颜渊赞不绝口，当颜渊死后，孔子伤心不已：“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9’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季康子问孔子：“你的学生中谁是好学的?”孔子回答说：“有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很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了。”)“颜渊死，子曰：‘噫！天丧子！天丧予！’”(颜渊死了，孔子说：“唉！是老天爷真要我的命呀！是老天爷真要我的命呀！”)“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白：‘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颜渊死了，孔子哭得极其悲痛。跟随孔子的人说：“您悲痛过度了！”孔子说：“是太悲伤过度了吗?我不为这个人悲伤过度，又为谁呢?”)。
孔子的诸多弟子，性格各有不同，所谓“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子路鲁莽。)即是。他们的性格在行动中都能有所体现：“闵子侍侧，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闵子骞侍立在孔子身旁，一派和悦而温顺的样子；子路是一副刚强的样子；冉有、子贡是温和快乐的样子。孔子高兴了。但孔子又说：“像仲由这样，只怕不得好死吧！”)孔子一直批评子路好勇，认为他不得好死，最后事实也证明了孔子的推测。
二、语言极富哲理性，语句格言化、成语化。《论语》当中的很多语句，在后世都成为格言或者成语，广为传诵，发人深省。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又如“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谈到季氏，说：“他用六十四人在自己的庭院中奏乐舞蹈，这样的事他都忍心去做，还有什么事情不可狠心做出来呢?”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又如：“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还有：“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子贡问怎样实行仁德。孔子说：“做工的人想把活儿做好，必须首先使他的工具锋利。住在这个国家，就要事奉大夫中的那些贤者，与士人中的仁者交朋友。”)
三、语言精炼孚实，含蓄隽永，概括力强，且长于用各种语气词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凝重洗练、含蕴丰富，风格明快。《论语》的语言属于当时的口语，充满了生活气息，非常活泼，非常新鲜。如：“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的车旁走过，他唱道：“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运怎么这么衰弱呢?过去的已经无可挽回，未来的还来得及改正。算了吧，算了吧。今天的执政者危乎其危！”孔子下车，想同他谈谈，他却赶快避开，孔子没能和他交谈。)又如：“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子说：“从来遇事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对他也不知怎么办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