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9 11: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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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解释的规则是指对刑法条文用语进行解释所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和指导思想。只有在对刑法规定进行解释的过程中遵循一定的指导思想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结论。刑法解释的规则所关注的正是应当如何解释刑法规定，或者说什么样的解释结论才是合理的解释结论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刑法理论学界有主观解释论、客观解释论、折中说等各种观点。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存在缺陷。刑法解释规则应当是一种有次序的检验规则。
一、刑法解释的必要性与意义
对刑法规定是刑法解释的对象，刑法解释是指刑法规定含义的说明；刑法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豍刑法解释是对刑法规定含义的说明。刑法解释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刑法内容是由文字表达的。刑法条文以普通用语为基础，这就决定了刑法需要解释。尽管刑法条文的核心意义是明确的，但任何用语总会向其含义的边缘扩张，使得用语的外延变得模糊。因此，在适用刑法时，就需要通过解释来界定刑法用语的扩张边际。同时，有些用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这也需要通过刑法解释来明确刑法用语应当选择何种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用语会被赋予新的含义，而刑法条文具有稳定性，这就需要通过解释说明刑法是否接受新的含义。
其次，刑法作为法律规范应力求简短。通过对各种犯罪行为进行抽象和归纳，我国刑法分则条文规定了各种犯罪类型，可以说，犯罪类型是犯罪行为的类型化。但是，抽象的刑法规定难以全面规定各种犯罪的具体表现形式，但现实的案件都是具体的，表现形式的多样，于是抽象的刑法规定与具体的刑事个案之间便存在着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解释刑法的规定，将抽象的刑法规定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刑事案件。
再次，因为认识的局限性以及立法水平的限制等原因，刑法难以避免地存在缺陷。有的是立法原意的缺陷，有的是文字表述的缺陷，在刑法适用中要规避这些缺陷，就必须对刑法进行解释。通过解释，可以消除法律文件的文体缺点，消除对法律方法和技术手段使用不当或错误的情况。
最后，刑法在适应惩治犯罪、保护法益需要的同时，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方面，要使刑法成为具有实效的法律，以便过去制定的刑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的要求，就需要依据现实的社会要求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并非是出自于立法“原意”，而是在社会生活中被发现的，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需要不断地对刑法条文作出解释。
刑法解释的必要性说明了刑法解释具有重要的意义。刑法解释是连接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纽带和桥梁，是整个刑事司法程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它有助于人们准确把握刑法规定的含义与精神；有利于克服刑法条文自身的缺陷；有利于刑法的统一实施；有利于刑法的完善，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最终实现刑法的目的。
二、关于刑法解释的规则的各种观点及其理论基础
目前刑法理论学界的各种观点中，关于刑法解释的规则的问题研究基本上都当成“刑法解释的目标”来理解。这些观点都将刑法解释的规则当成“刑法解释的目标”，即刑法活动最终形成的结论。那么刑法解释活动最终应当形成什么样的解释结论，或者说什么样的解释结论才是正当与合理的结论呢？刑法理论学界主要由以下几种观点：
（一）主观解释论
主观解释论，又被称为主观说、立法者意思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刑法解释的目标应当是揭示法律原意，力求阐明立法时立法者的意思。主观解释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
1.传统解释学被视为主观解释论的哲学基础。传统解释学的核心在于“原意”的概念，“原意”是立于法律解释之外，并能通过正确的理解可以重现。根据传统解释学，“原意”既是解释和理解法律的客观标准，同时也是判定所解释与理解的法律是否符合立法目的的标尺。
2.三权分立学说被视为主观解释论的政治学基础。根据三权分立学说，只有立法机关有权制定法律，而司法机关的职责就是根据立法者的原意执行法律；否则，即为越权。因此，作为适用法律前提的法律解释就必须以探求立法者的立法原意为目的。
3.重视法律的安全价值和保障机能被视为主观解释论的法理学基础。主张主观解释论的学者认为，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必须具有稳定性，只有具有稳定性的法律才能防止司法的恣意妄为，以给人们提供安全感。只有将立法原意作为解释和适用法律的唯一标准，才能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从而实现法律的安全价值。如果放弃立法原意这一标准，就会使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具有恣意性，人们难以根据恣意性的法律来安排自己的行为，法律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从而导致人们在法律面前感到恐惧不安，法律就难以实现其安全价值。
在主观解释论内部存在两种理论，即立法目的说和立法目的限制说。
1.立法目的说。该说认为，法律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是人类意志的产物。因此了解法律所要实现的目的是解释法律的前提。法律解释的依据是，法律被通过时立法者所具有的立法目的。而且，当出现了法律条文的字面意思难以完全反映立法目的，甚至违反了立法目的时，应当根据立法目的对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进行修正。
2.立法目的限制说。该说认为，虽然应当根据立法目的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但是，法律解释的结论不能超出法律条文用语所可能具有的含义，即法律解释的结论不能超出法律条文语义的“射程”。对法律进行解释时，应当根据法律用语的字面含义对法律解释的结论进行限制。在法律条文用语的含义是唯一和明确的情况下，就不应当通过法律解释谋求其含义的改变。
（二）客观解释论
客观解释论，又被称为法律客观意思说、客观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刑法解释的目的是揭示适用时刑法之外的意思，而不是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条文时所赋予刑法条文的意思。客观解释论是在批判主观解释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哲学基础和法理学基础与主观解释论迥然不同。
1.哲学解释学被视为客观解释论的哲学基础。哲学解释学否认独立于解释者理解之外的作品“原意”。哲学解释学认为，作品的真实含义只能出现在解释者与作品的对话之中，因此，作品的意义并不是恒定的，而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
2.重视法律的公正价值与保护机能被视为是客观解释论的法理学基础。主张客观解释论的学者认为，法律的价值具有位阶，法律的公正价值优于安全价值。法律解释的目的和依据就是实现法律的公正价值，如果解释某项法律所得出的结论足以保证该项法律能够得到公正的适用，那么即使该解释损害了法律的安定性，超越了立法原意（假定有原意的话），该解释也应当被视为是正当的。在客观解释论者看来，法律既不是机械的文字、更不是僵硬的规则，它富有活力和生命力。因此，为了使稳定的法律保持活力，充分实现法律的保护机能，就必须在解释法律含义时紧密联系解释时的社会实际，而不能局限于制定法律时立法者所赋予法律的“原意”。
（三）折中说
折中说是调和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一种法律解释学说，又称综合解释论。其理论基础具有中和的色彩。
1.从哲学基础来讲，折中说既赞成传统解释学关于“原意”的理论，肯定了立法原意的存在，同时又同意哲学解释学关于解释对象的意义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命题，认为立法原意也是可以超越的。
2.就法理学基础而言，折中说既关心法的安全价值，也重视法的公正价值；既强调法律的保障机能，也关注法律的保护机能。
当然，从理论上讲，折中说也不是绝对不偏不倚，也存在以主观说为基础兼顾客观说还是以客观说为基础而兼顾主观说的问题。故折中说可以分成以主观说为基础的折中说和以客观说为基础的折中说。
（四）合理意义说
合理意义说认为刑法解释的目标应当是存在于刑法条文的合理意义。这里的合理意义是指统一于客观性、单一性和功能性这三方面特征的刑法规范的意义。具体地讲：
1.合理意义是符合社会现实需要的意义。
2.合理意义是符合刑法条文现在的客观意义的意义。
3.合理意义是符合现实社会伦理要求的意义。
纵观这种观点，在其指导思想上采用的是社会现实需要说。在对法条字面含义的理解上采用的现实意义说。
笔者认为，法律由立法者以一定的立法目的制定的，刑法规范中必定有立法原意的存在，但是立法者在立法时不可能考虑到其无法预见到的以后的问题，故不可能把以后的问题规定进去，也即是说立法原意不一定适合以后的情况。因此，主观解释论和客观解释论都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缺陷。折中说实际上是对主观解释论和客观解释论的调和，合理意义说实际是对客观解释论的改造，它们都很难超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
三、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的缺陷
（一）主观解释论的缺陷
刑法具有稳定性，在当时是公正的刑法规范、适应社会发展的立法原意，在将来可能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探求立法原意，势必导致个案不公，阻碍社会的发展。在这些情况下，笔者认为应采取客观解释论，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解释，维护法律的公正价值和保护机能。
（二）客观解释论的缺陷
客观解释论认为，刑法解释应揭示的是适用时刑法之外的意思，而不是立法者制定刑法时主观上所赋予条文的意思。客观解释论完全否认立法原意的存在，一味的按照客观情况进行解释，可能导致解释者所得出的解释结论与立法者的立法原意不一致，从而在根本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笔者认为，在立法原意已经很明确并且适应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必须严格遵守立法原意。
一、《逻辑哲学论》中的哲学转向
1.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
古希腊哲学以本体论问题为核心,致力于探究世界的本原。“一切形而上学(包括它的反对者实证主义)都说着柏拉图的语言。”[1]61《逻辑哲学论》的命题1和2也论述着世界的构成,反映了世界的逻辑构造的逻辑原子主义思想。但传统的世界观认为世界就是物的集合,物和原子均可分,且按照自然科学的观点可以无限分下去,维特根斯坦却将组成世界的元素限定在了“对象”上,相应的事态就是逻辑原子,且认为“对象”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在事态中对象就像链条的环节那样互相勾连(2•03)”。命题1和2映射的本体论思想和古希腊时期自然哲学家们讨论的本体论已有很大差异,超越了古希腊时期对世界、对自然朴素的态度,超越了古希腊时期对本体论问题的两种解释方式———以某种具体的物质作本原来解释世界和以数作本原来解释世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就包含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等三种知识,前两者属于本体论的研究范围,而逻辑学则属于认识论范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别从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分化,加之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近代西方哲学排斥对形而上学的研究,这就导致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心理学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较多被采用,分析和归纳成为近代认识论的关键词。《逻辑哲学论》的命题3和命题4提出的图像论恰好反映了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这两个命题提出了关于思想和命题的图像论,阐述了关于事实、逻辑图像和思想的关系。思想被看做是事实的镜子,因为事实的逻辑结构就反映在思想中。维特根斯坦指出事实存在于逻辑空间中,而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每个事物都像是在一个可能事态的空间里。我可以设想这个空间是空的,但是我不能设想没有这空间的事物(2•013)。”其中的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怎样?逻辑上的可能世界如何才能达到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如何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必定有一种连结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共同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思想,而思想又是在逻辑空间中的活动,所以现实世界中的图像是由逻辑形式为我们所认识的。我们都是根据逻辑在思想,“我们不能思想非逻辑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必须非逻辑地思想(3•03)”。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阐释了思想以逻辑为工具对事实的把握,它用图像来联系事实领域和命题领域。“图像就成了区分真正的命题与似是而非的命题的标准,它为命题与非命题划定了界限。”[2]438
2.从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
西方哲学经历了古代强调对客体世界本原进行探究的本体论时代、近代强调对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追寻的认识论时代,以及当下强调对作为认识工具和思想表达形式的语言进行探究的语言学时代。“当今各种哲学研究,都涉及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语言。”《逻辑哲学论》命题5和6强调了语言和命题是思想表达的手段。维特根斯坦将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的问题,“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4•0031)”。此论述实际隐含了西方哲学由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物理学由宏观领域转向微观领域,导致物理学传统范式“解题能力”的弱化。认识论困境部分导致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我们理解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只能是语言,我们在谈论思想时其实是在谈论语言,所以语言必须符合逻辑。“在语言中不能表现任何‘违反逻辑’的东西,就像在几何学中不能用坐标来表现违反空间规律的图形,或者给出一个并不存在的点的坐标一样(3•032)”,否则就会出现歧义和理解混乱。在罗素的导言中就明确提出:“传统的哲学和传统的解决是怎样由于符号系统原则的无知和对语言的误用而产生出来的。”[3]3维特根斯坦把传统哲学的错误看做是错误地使用语言的结果,因此《逻辑哲学论》就是要通过解释日常语言的逻辑缺陷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根源。所以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理清语言自身的逻辑与日常应用。只要语言符合逻辑就可以通过它找到知识的确定性。“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5•6)。”要在哲学研究方法上进行逻辑主义的思维,必须将传统研究方法从“主观”转向“客观”,即从主观的思维逻辑转向客观的语言逻辑。
二、实践解释学的方法论意蕴
国内学者俞吾金强调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论穿透力,认为马克思在解释学领域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革命的“主旨是确立实践在人的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的核心作用”[4]5。实践解释学不同于解释学哲学、哲学解释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解释学等范畴,实践解释学以实践取向的唯物主义为背景,建立了世界和人的“意义性”关联和“解释学关联”。它是实践的、历史的、批判的、总体性的解释学方法,“使语言、文本、结构、观念通过实践向生活、历史、人、现实开放,形成语言与生活之间的解释学循环、文本与历史之间的解释学循环、结构与人之间的解释学循环以及观念与现实之间的解释学循环”[5]47-50。哲学是一项澄清思想的实践,而语言又是表达思想的手段,可以说,哲学是一项澄清语言并使其有意义的实践。既然如此,理解和解释在此过程中就不可或缺。而要避免误解,解释学在澄清思想上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法国解释学家保罗•利科尔给解释学下的定义,“解释学是关于与文字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其主导思想是作为文本的话语的实现问题”。施莱尔马赫也认为,“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6]41-45。在他看来,“误解是普遍的,而解释是避免误解的艺术,理解需要解释规则系统的帮助,排除误解,达到正确的理解”[7]113。实践解释学把对象和现实看做是主体实践的结果,对象和现实的“属人意义”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来得到理解。由于语言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所以这种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使得语言批判具有了实践解释学意味———我们可以对“可说的”进行基于实践的解释,对“不可说的”进行基于实践的理解。解释和理解的区分导源于J.德罗伊森的《历史概论》(1858)和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1883),它在抵制自然科学方法的背景下提出,凸显了人文科学的独特视域,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解释学具有启发意义,且对我们分析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实践解释学视域中的《逻辑哲学论》
维特根斯坦一直认为世界以两种形式存在,即“可以说的”与“不可以说的”。所谓“可以说的”就是能够用逻辑语言言说的东西,而“不可说的”就是无法用逻辑语言表达的东西。《逻辑哲学论》的前六个命题特别是命题5和命题6主要分析了“可说的东西”,而作为一个没有子命题的独立命题,命题7则意犹未尽却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对“不可说的东西”的态度,与前述其他命题中体现出的对“可以说的”事物的态度———用逻辑语言说清楚———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我国学者俞吾金和李金辉的观点,我们认为哲学不应该回避“不可说的”,而应从实践解释学视角回应或处理“不可说的”问题。
1.“可说的”———基于实践的解释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使命不是提出命题,而是要澄清命题,即从逻辑上解释清楚思想。但语言并非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而且即便是符合逻辑的语言也并非能完成语言的使命———能够应用于日常表述,如科学世界的语言就无法应用于生活世界。传统哲学弊病的根源在于它总是试图去创造一些不可说的、无法用逻辑语言解释的命题。这样的形而上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命题。与形而上的命题相对,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一旦有不想说的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称谓(6•53)。”因此,“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理解,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哲学著作从本质上来看是由一定解释构成的,哲学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哲学的澄清(4•1112)”。我们认为,哲学澄清的本质即基于实践的解释。解释(Explain)由表示“外面”和“以前”的前缀Ex-和表示“简单易懂”的词根plain组成,它意味着“从外面对世界进行简单易懂的研究”。此种意义上的“解释”正好对应着科学与哲学分野后的科学知识,亦即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这种解释性的澄清也应该以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为基础。问题在于,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与实践紧密相连。实践解释学中的实践概念是需要解释的、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并随着这种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概念。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说”明确指出,语言和词语都是工具,其意义取决于其用法。“语言的用法十分繁多,每个个别的语言表达(陈述、问题、命令等)都嵌在比较广阔的语言和超语言行为的环境之中,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2]440这一思想与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有一定重合之处。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有多重含义,我国学者李金辉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文本梳理,认为“实践”经历了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哲学上的和总体性的概念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实践的演变过程。[8]34很明显,包括语法、语义和语用等在内的语言是实践本身或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认为对“可说的东西”进行批判,就是对作为实践的语言进行解释。
2.“不可说的”———基于实践的理解
维特根斯坦认为,“真命题的总体就是全新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总体)(4•11)”,而“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之一(4•111)”。所以,哲学所提的命题就不是真命题,但哲学又并非无用,它“为自然科学划定可以在其中争论的范围(4•113)”。哲学应当为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从而也为不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4•113),而且,“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4•112)”。由此可见,哲学命题虽然不是自然科学命题中的真命题,但仍然有实践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轻率地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将哲学命题划归为“不可说的”而对其保持沉默,而应该对其进行实践解释学分析,即基于实践的理解。伽达默尔将解释学当做一种方法和注释文本的技术,海德格尔则将解释学当做“哲学”,注重对存在本身———定在的本体论诠释。将解释学由“方法、技艺”看做是“哲学”,导致了认识论的基础与本体论的基础的对立。然而在阐明某些概念这一哲学任务中,认识和本体并不是对立的,而应是统一的。正如利科尔所说:“解释学不是对人文科学的思考,而是对人文科学据此建立的本体论基础的说明。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关键的一句话是:因此,被看作是解释学的内部包含着在引申意义上被称为是解释学的东西的根基:人文科学方法论。”[6]54按照狄尔泰的观点,“我们把从通过感官接收的符号中识别出某种内在内容的过程称为理解”。而理解(Interpreta-tion)英语前缀Inter即有“内在”和“相互”之意。在解释学的意义上,所谓“理解”就是人的一种通过反身性达到内在性的把握的过程。“理解”意义上的展现,不是那种人不在场的自在过程,而是人的现实活动开启并参与生成的过程。[9]1-3此种“理解”方法是人文科学方法论,可以作为哲学命题分析的基础。作为人文科学方法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将“不可说的东西”说清楚,这依赖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的行动和实践。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4)”、“关于哲学问题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4•003)”。要揭示被掩盖意义的问题,就需要主客体双向度理解。而这种特殊实践就是解释主体和解释客体间的双向互动行为,而不是单向度的注释。历史解释学认为,生存实践属于人类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因此,实践不是苍白的行动,而是包含着历史、传统和文化等背景要素。施莱尔马赫所要避免的“误解的理解”就是单向度的无背景参与的理解。
如果哲学的解释活动是单向度的,那么它也就只能如维特根斯坦的命题7“对凡是不可以说的就必须保持沉默”了。因为单向度的理解“就只能是对我们熟悉的、已知的和我们一样充满‘精神’的生命世界的理解,对于我们不熟悉、未知的世界理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认识。这种认识只能通过实践的超越性来进行。实践的超越性克服了主体和对象之间的解释学间距”[7]115。对这些我们不熟悉、未知的世界只能进行外在解释,而不是内在理解。因此,实践是处在一定文化背景、一定解释学前见之下的活动。要突破单向度理解的视域限制,跨越利科尔所称的“解释学间距”,就要搭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桥梁,使主体客体化和使客体主体化。
四、结语
[论文摘要]戴维森认为，一个意义理论的证据就在于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条件，而一个说话者持一个语句为真结果证明是他用该语句表达的意义和他的信念的函数。为了解决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赖性这个问题，戴维森引入了“宽容原则”。他通常在以下三种意义上使用这种原则：(1)假定说话者与解释者对于他们共同环境的本质具有相同的认识；(2)假定说话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真信念；(3)假定说话者是理性的。宽容原则是彻底的解释获得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由于戴维森并没有论证全能的解释者关于其环境的认识的确是真的，并且对引起信念的对象的本质没有给予保证，因此仅仅依靠宽容原则，尚不可能确保得到一个关于客观世界的客观真理。
戴维森被公认为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提出的一系列富有独创性和挑战性的观点在英美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中关于意义的阐述成为当代很多分析哲学家工作的出发点。根据戴维森的观点，关于一种语言的一个恰当的意义理论应当是这样的：假如一个人得以知道这种理论，他就将会理解这种语言。众所周知，在戴维森看来，这样的意义理论应当采用塔斯基式的真理理论的形式，因此他围绕这个话题进行的大部分著述都是在阐述这种理论的恰当性条件。粗略地说，他认为意义理论的证据就在于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条件。然而，一个说话者持一个语句为真结果证明是他用该语句表达的意义和他的信念的函数。为了对话语进行解释，我们需要某种关于信念的知识；而为了认识信念，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对话语进行解释。这意味着没有关于意义的先在知识就不可能推断信念，没有关于信念的知识就不可能推断意义。为了解决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赖性问题，戴维森引入了“宽容原则”。“宽容原则”最初主要是一个方法论的原则，对解释活动进行约束。后来，戴维森将对意义和信念的指派与合理性问题结合起来，进而指出“宽容原则”可以产生反怀疑论的认识论结果。然而，由于戴维森并没有对“宽容原则”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因此，“宽容原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彻底的解释是什么关系，它是否具有回击怀疑论的批驳力，关于这些问题还存在着争议。本文拟从这几个方面对“宽容原则”进行探讨，以期对其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宽容原则”的含义
“宽容原则”是彻底的解释获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正如戴维森所言，“宽容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个具有一种可行的理论的条件。”然而，到底何为“宽容原则”呢?戴维森并没有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和明确的阐述。戴维森对“宽容原则”的认识散见于他的多篇论文中，他通常在几种不同的含义上使用这个原则。在他的著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至少三种不同意义上的宽容原则。在他的早期论文中，戴维森通常把宽容原则看作是这样的一种假定：说话者与解释者对于他们共同环境的本质具有相同的认识。例如，在《彻底的解释》一文中，戴维森就曾经指出：“我们想要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它满足对真理理论形式上的限制条件，并获得人们最大程度上的一致同意，这也就是说，就我们所告知的而论，使库特(以及其他人)所说的话尽可能经常地是正确的。”在《思想与谈话》一文中，戴维森也指出：“因此，最终必须考虑的支持一种解释方法的方而就是它使解释者与说话者一般来说是一致的：根据这种方法，当说话者持一个语句为真并且根据解释者的观点这些条件成立的时候，说话者在特定的条件下就持这个语句为真。”在《论认识图式这种观念》一文中，戴维森同样认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全部知识就是一个说话者持语句为真，并且我们不可能假定他的语言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那么我们不知道或者不假定关于说话者的信念的许多方面，我们就甚至不可能迈出解释的第一步。因为只有能够对话语进行解释才可能获得关于信念的知识，因此，开始的唯一可能性就是要假定信念的一致。”
上述引文表明，“宽容原则”预设了解释者与说话者在信念上的“一致”。在这种意义上，解释者应用“宽容原则”的一个结果就是他发现说话者与自己对于他们共同的环境大体上具有相同的认识，至少在这种意义上足如此，即指派给说话者的信念将被解释者所分享，解释者与说话者的信念内容就是解释者和说话者共同的环境中的事件或者条件。除了假定说话者与解释者具有大体上一致的信念之外，戴维森还赋予了“宽容原则”另外一种含义，即假定说话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真信念。在《信念与意义的基础》一文中，戴维森指出，“我建议我们把一种语言的说话者持语句为真这个事实看作是证明该语句在那些情况下是真的自明的证据。”
在《思想与谈话》一文中，他又指出：“解释之所以可能，其原因在于我们能够先排除大量错误的可能性。一个使人们对大量错误的语句表示赞同的解释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通常的情况必定是，当一个说话者持一个语句为真的时候，该语句就是真的。”在《关于真理与知识的融贯论》一文中，戴维森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当一个解释者发现说话者的这样一个语句，说话者在他认识的条件下对该语句有规律地表示赞同的时候，他把这些条件看作是说话者语句的真值条件。”
戴维森赋了；“宽容原则”的第三种含义是假定说话者是理性的。在下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找到“宽容原则”在这种意义上被使用的佐证：“以一种使一致最大化的方式进行解释，这种方法论的建议不应当被视为依赖的是关于人类智力的宽容的假定，这种假定可能被证明是假的。如果我们无法寻找到一种方式把一个生物的话语和其他行为解释为揭示了一组根据我们的标准大体上是一致和真的信念，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那个生物是理性的，是具有信念的，或者表达了任何东西”。在《思想与谈话》一文中，戴维森又指出：“这里融贯在以下两种意义上含有理性的观念，即：不仅需要解释的行动根据所指派的欲望和信念必须是合理的，而且所指派的欲望和信念还必须相互匹配。虽然这个关于理性的方法论假定并没有使向主体指派非理性的思想和行动成为不可能的，但是它的确对这样的指派施加了某种压力。”
鉴于存在上述这些关于“宽容原则”的不同阐述，人们无论把哪一种阐述作为基础，都会对以它为基础而获得的理论产生重要的后果，从而得出关于“宽容原则”可靠性的不同结论。下面我们就对“宽容原则”与彻底的解释的关系做一分析。
二、“宽容原则”与彻底的解释
在戴维森看来，所谓彻底的解释，就是根据对说话者的态度和话语意义的知识没有任何预设的证据对他的话语进行解释。“彻底的解释应当依赖于这么一种证据，这种证据既不采取关于意义的知识的形式，也不采取关于信念的详细知识的形式”。因此，彻底的解释者能够用来对说话者的话语进行解释的资源极其有限。不过，他可以扮演田野语言学家的角色，对说话者的行为及其环境进行观察。通过对一个说话者的环境的观察，解释者可以发现在特定的条件下说话者对一些语句恒常地表示赞同。这样，彻底的解释者可以进入一个说话者的语言的第一个通道就是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态度。这种初始证据在彻底的解释中之所以可以被利用，其原因在于知道说话者对哪些语句持真(这也就是说，哪些语句他们相信是真的)既没有预设关于他们信念的详细内容的知识，也没有预设关于他们持真的语句意义的知识。正如戴维森所言，“关于行为的或者倾向的事实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给予描述，这种方式并不假定解释，但是一个解释理论可以以这些事实为依据。这种行为的或者倾向的事实将会必定成为意义和信念的向量”。
然而，一个说话者持语句为真是由下面两个因素决定的：说话者关于世界的一般信念和他认为语句具有的意义。在戴维森看来，如果一个人相信，认为s意味着p，那么假定若p为真，s意味着p，并且s因此也为真，则他就可以有理由推断s为真。如果我知道在时间t一个说话者s持一个语句s为真，并且如果我知道s相对于说话者S在时间t的含义，或者知道说话者持语句s为真所依据的信念(假定他知道s的意义，并且根据这个信念和他的其他信念获得这样的信念，即s在时间t是真的)，那么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个对子中的另一个因素。正如戴维森一再强调的那样，这表明，信念和意义是如何纠缠在一起说明话语的。这也就是说，一个说话者之所以在某个场景中持语句为真，一方面是因为他说出那个语句的含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信念。在解释中，如果我们必须依靠的一切就是诚实的言语这个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在不知道意义的情况F推断出信念，并且我们也不可能在不知道信念的情况下推断出意义。因此，彻底的解释者所面临的问题就如同理性选择论者所面对的问题一样。“概略地说，我的论点是我们应当把意义和信念看作是一个单一理论的相互关联的构件，正如我们已经把主观价值和概率看作是决策理论的相互关联的构件一样。”在行动的理性选择中，如果我们把行动的选择看作是表现了行动中的偏好的话，那么一个人的理性选择就取决于他对自己认为可以获得的选择的偏好。一个人对一种选择的偏好反过来又取决于以下两种因素：一个人可以采取的行动将要导致的结果的相对合意性和一个人所认为的可能产生每一种结果的机会。例如，一个人面对这样的选择，是否要接受针对一场比赛的胜者的打赌。在这种情况下，在接受打赌与不接受打赌之间进行理性的选择，就取决于这个人对赌赢或者赌输这种结果指派的相对合意性，取决于他对产生每一种结果的概率所进行的评估，取决于不接受打赌的相对合意性。在决策论中，要对一个主体的实际选择进行解释的话，我们就必须努力地寻找到一种方式对相对合意性和主观概率这两个未知变量中的一个变量进行约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最初是由弗兰克·兰姆赛(FrankRamsey)提出来的。假定偏好是由相对合意性和主观概率产生的结果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寻找的是一个主体的行动偏好中的某些模式，它们足以确定两个独立的决定因素中的一个。与此类似，在彻底的解释中，解释者必须从持真的语句中确定对语句指派意义和对信念指派内容。如同决策理论一样，我们可能希望持真语句中的某种模式将会有助于揭示语句的意义。正如戴维森所指出的那样：“为了厘清事物，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方法，它将一个因素看作是稳定的，而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这种方法就是引入“宽容原则”，把信念看作是确定的，从而解决意义的问题。
在彻底的解释中，根据对说话者的环境的观察，解释者所获得的说话者的持真态度，它指向的是一个说话者在回应其环境中的事件或者条件时时而持真、时而持假的那些语句。引起说话者对这类语句持真态度的因果链开始于他个人环境中的某一事件或者条件，这导致他形成了一个信念；具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反过来又导致他持自己语言中的那个在当时表达了这种信念的语句为真。这就意味着根据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态度与其环境中的条件之间的关联，通过假定那些由环境中的条件激发的关于这些条件的信念(场景语句表达了其内容的那些信念)是真的，我们就可以获得对说话者的语句的解释。因此，“宽容原则”假定，大体上说，说话者关于其环境的信念是真的，这种假定是为了保证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态度与激发信念的环境中的条件相关联，从而通过确定信念的内容而获得表达了该信念的语句的意义。在彻底的解释这种语境中，假定说话者关于环境的信念为真这种意义上的宽容原则，从方法论上解决了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赖性问题，通过假定说话者的信念为真，彻底的解释者可以保证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态度就是该语句为真的自明的证据，从而解决了意义的问题。然而，在对说话者指派真信念的时候，彻底的解释者首先要发现，在说话者的环境中，什么显著的特征构成了他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持一个语句为真的理由，这实质上依赖的是解释者如何看待说话者对环境的认识，即彻底的解释者向说话者指派的是他自己对那种环境条件的信念。因此，为了把说话者在什么条件下持语句为真的事实用作一个真理理论的证据，我们必须假定他们相信我们认为他们应当相信的东西。这也就是说，在彻底的解释这种语境中，要迈开解释的第一步，彻底的解释者唯一能做的就是依据他自己关于真理的某些标准的认识，向说话者的语句指派真值条件，并且把这个真值条件当作说话者在持语句为真时实际上获得的真值条件。正如戴维森在《形而上学的真理方法》一文中所言，“如果我正确地向你指派了信念的话，那么你就一定具有与我自己的信念模式相同的信念模式。因此，毫不奇怪，只有当我的解释使你与我大体上一致的时候，我才能够对你进行正确的解释。”这就意味着，在彻底的解释中，为了获得初始的证据，使解释有可能进行下去，彻底的解释者必须假定被解释者与他具有相同的信念，即“宽容原则”所假定的解释者与被解释者在信念上的一致。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理解，而为了获得理解，解释者和被解释者必须在信念上保持恰当的一致。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宽容原则”是彻底的解释的一个前提条件。由于假定说话者的信念是真的，“宽容原则”将彻底的解释者在解释一开始所面对的两个未知变量——信念和意义——减少为一个，从而通过尽可能地认为信念是恒常不变的而从解决意义问题人手来解决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赖性问题。由于假定了解释者与说话者具有相同的信念，彻底的解释者通过将自己由于环境条件引起的信念指派给说话者得以迈开解释的第一步，“宽容原则”保障了彻底的解释能够进行的初始证据。
三、“宽容原则”与怀疑论
戴维森对“宽容原则”的应用并没有满足于为彻底的解释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他还宣称“宽容原则”会产生反怀疑论的认识论结果。那么“宽容原则”是否具有戴维森所期待的那种对怀疑论的驳斥力呢?
尽管怀疑论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是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即它们都宣称，尽管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任何信念都是融贯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就是真的并因此会成为知识，因为我们通过感觉证据或者经验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并不可靠。正如笛卡尔的怀疑论所断言的那样，尽管我们具有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但是我们可能产生了幻觉或者是缸中之脑错误地认为有一个独立存在的外部世界，它激发了我们各种各样的信念。这意味着存在下面这种可能性，即存在与实际的世界根本不同的世界，如缸中世界，笛卡尔的魔鬼世界等，而在其中我们的经验证据保持不变。这也就是说，怀疑论者的直接矛头指向的是我们通过感觉证据和经验获得的事实是否就是关于外部世界的事实。戴维森在《关于真理和知识的融贯论》一文中也对怀疑论给予了这样的描述：它是一种怀疑我们具有任何“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的观点。它承认所有“我(关于世界)的信念是统一的”。它质疑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融贯的信念是真的。
如果戴维森的“宽容原则”要对怀疑论的这种主张进行反驳的话，那么它就必须能够证明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信念的确是真的。
正如上面的描述所表明的那样，在彻底的解释这种语境中，“宽容原则”假定了说话者的信念是真的，如同戴维森在《信念与意义的基础》一文中所言，“我们把说话者持语句为真这个事实看作是该语句为真的自明的证据。”然而，说话者信念的真是建立在与解释者具有相同信念的基础之上的，这也就是说被解释者信念的真是依据解释者的标准来判断的。“认为一个主体的思想和言语含有很大程度的真理和相容性，这种看法是解释者对一个人的言语和态度做出的正确解释所产生的一个人为的结论。而这种真理和相容性所依据的是解释者的标准。”这也就意味着，以“宽容原则”为前提的真和一致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解释者与被解释者的信念是基于对主体问世界的认识而达成一致的，他们的真理标准是彼此约定的，因而，这种一致只能在主体间奏效，这种真也只是一种人为的设定。更何况解释者的信念也很可能是错误的。正因为如此，怀疑论者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不可能是根据他们共同的错误信念而彼此理解的呢?”因此，只有被解释者的信念与解释者的信念之间的一致并不能保证这些信念的真。“宽容原则”尚不能对怀疑论者提出的上面那种质疑做出回应。事实上，戴维森本人也承认会出现怀疑论者提出质疑的那种情况，“能够出现这种情况，并且毫无疑问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了回应怀疑论者的质疑，戴维森提出了两个新的论点作为对“宽容原则”的修正和补充，第一个论点诉诸的是全能的解释者这种观点；第二个论点利用了某些关于信念的认识本质和认识方式的思想。
所谓全能的解释者是指，他相信所有的真理并且只相信真理。假定现在这个全能的解释者要通过使自己与说话者之间的一致最大化而对说话者进行解释。根据这个假定，由于解释者是全能的、无所不知的，与他达成一致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信真的。这意味着被解释者关于其环境的认识不可能彻底地错误。如果所想象的这个解释者的“无所不知”意味着他关于世界的认识完全不可能出错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认为他与一般的解释者有所不同。然而，这种意义上的“无所不知”并没有出现在戴维森的思想中。戴维森所依据的只不过是这样的事实，即“全能的”解释者关于世界的信念全都是真的。戴维森并没有指出实际上存在这样的一个解释者，他只不过认为如果存在这样的解释者的话，那么他所解释的那些人也都具有关于世界的真的认识。不过，不提及“无所不知”，同样的思想也是我们对自己或者对任何人都会有的思想。如果一个人关于世界的认识是真的话，假定信念的指派就是真值的指派，那么他所解释的任何人也都将会具有关于世界的真的信念。因此，倘若全能解释者的信念没有被论证在事实上就是真的话，那么引入这样一个解释者的思想实验也就没有增加对怀疑论的反驳力度。
作为对“宽容原则”的补充，戴维森应对怀疑论的第二个策略主要依靠的是他关于信念本质的认识，这使他坚持他所谓的说话者的环境与其话语和信念的不可分离。他认为，信念是通过将信念与激发它们的世界中的事实相匹配而认识的。因此，大体卜说，信念在本质上是真的。他明确指出：“我认为，妨碍对感觉持完全的怀疑态度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最清楚明白的和在方法论上最基本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一个信念的对象看作是引起那个信念的原因。并且，作为解释者，我们必须如实地看待这些对象。”
相信一个解释者认为引起一个话语并因此产生了它的意义的原因一定就是事实上引起那个话语的原因，要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说明这种情况，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意味着，至少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解释者和被解释者认为是引起一个话语的原因并不是引起该话语的实际的原因。如果我们必须把一个信念的对象看作是引起那个信念的原因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笛卡尔的魔鬼世界里或者缸中世界里的居民的话语解释为大脑中的计算机环境，无论它被推断具有什么经验。
因此，戴维森关于信念内容的本质的认识只不过确保r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的一致和相互理解，因为它要求，在每一个认知者在其中遭遇同样感觉证据的可能世界里，解释者和被解释者都应当被指派相同的信念。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里，一个认知者在其中根据某种证据被指派了一种信念，那么同样的信念就应当被指派给那个世界里其他任何也熟悉同样证据的认知者。但它并没有要求被指派的信念是真的。它并没有提到相关原因的本质。例如，我相信昨天有一个撞车事故，这个信念可能就是该事故引起的，或者是通过一个恰当的计算机模拟而引起的。“宽容原则”没有排除我是一个缸中之脑这种可能性。它只不过保证了当对引起信念的对象的本质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的信念是真的。
四、结语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彻底的解释中，戴维森之所以要引入“宽容原则”，是因为在彻底的解释这种语境中，解释者面临这样两个相互依赖的未知变量——信念与意义，它们引起了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态度。只有假定其中的一个变量是确定的，彻底的解释者才能够从说话者的持真态度中获得另一个变量。戴维森诉诸的是通过引入“宽容原则”，假定说话者关于其环境的信念大体上说是真的。这一假定使彻底的解释者能够根据说话者环境中引起他持语句为真的条件对持真语句所表达的信念指派内容，从而对表达了这种信念的语句指派意义。当然，对说话者指派信念内容所依据的是解释者的标准。因为如果解释者不试图使自己与被解释者之间的一致最大化的话，那么解释就不可能发生。因此，“宽容原则”是彻底的解释的一个方法论原则，它是彻底的解释获得成功的理论前提。
关键词：解释学转向，方法论，本体论，法律解释，法律诠释
中图分类号：D90；C04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6.06.011
Abstract： The turnaround of hermeneutics led to a divergence between the position on methodology and the position on ontology in the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he universal methodology of humanities turned into the humans way of life， since then the terms of “expla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ppeared， which led to different legal connotation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legal explanation”. Distinguishing the two terms has academic significance in legal conceptualism，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moral philosophy.
Keywords： interpretive turn， methodology， ontology， legal interpretation， legal construction
法律解释的概念正如解释本身的研究一样都依赖于研究者多元的解释观念，在法学研究中，法律解释一直是一个意义丰富但又不太确定的概念。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说：“解释可以是对交流的译解，可以是理解、翻译、扩充、补充、变形，甚至转换。”[1]由于解释概念的不确定性，各种法学流派都采用解释学的进路摆脱自身的理论困境，并通过提出各自的解释概念来批驳各自的论敌，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解释学转向（interpretive turn）加剧了解释学界内部的概念分歧，理解和解释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遍方法论上升到人的存在方式的本体论高度，导致在解释学界出现了方法论立场与本体论立场的对立。哲学解释学发展的学术谱系直接影响了法律解释学，法律解释由实现法律真理的工具和手段，转变为法律意义的创生方式。自此，“法律解释”与“法律诠释”分别代表着方法论与本体论两种哲学立场，成为旨趣迥异的概念术语。本文力图以哲学上的解释学转向为知识背景对这两个术语进行辨析，并说明其区分意义。
一何为“解释”：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概念检讨
我们欲定义“法律解释”的概念，首先必须清楚什么是“解释”。就笔者阅读的资料来看，以哲学解释学为知识背景对“解释”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1）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曾经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解释的概念进行过探讨，他认为存在着五种解释的概念。一是僭越的解释主义概念：将世界作为文本，关于描述、说明、理解的一切活动均视为解释；二是沟通主义模式：解释某事物就是探寻其作者的意图，从而将对意向状态的描述与解释等量齐观；三是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模式：所谓有意义的现象是这种特殊现象――客观正确的解释等着我们去发现；四是惯习主义或社会学模式：由于解释共同体发展出了解释的概念和实践，所以只要有了解释共同体，就有了解释；五是中道的解释模式：所谓解释，就是当人们有某种很好的理由把某种现象视为一个根据句法具有完整性的文本时，所从事的一种活动，而所谓有效的解释就是那种可以给人们提供新的、意向依赖性的采信或行动理由的解释[2]30。在摩尔看来，法律解释适用于中道的解释模式，即法律解释是根据法律文本为法律判决提供行动理由。“法律解释显然是解释性的，法官们将制定法视为可以在句法上加以个别化的文本，并把对它们的解释作为他们采信或行动的理由，而他们就是这样服务于一种价值的。”[2]34
（2）德沃金（Ronald M.Dworkin）认为解释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科学性解释，是对事物因果关系的说明；二是对话性解释，根据说话者的动机、目的以及所关心的事情对其声音和标志进行解释，从而判断其真实意图；三是创造性解释，关注的是解释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事物，是解释者目的与解释对象相互作用下的建构性活动。法律解释是法官在特定的传统中所进行的整体性、创造性和建构性的解释活动[3]。
（3）弗朗西斯・利波尔（Francis Lieber）从解释学的角度对解释的概念进行探究，他认为：“解释就是对用来表达思想的任何符号的真实含义的发现和描述。”[4]64在英语中，解释（interpretation）和诠释（construction）具有不同的定义，弗朗西斯・利波尔将诠释定义为：“根据从文本中了解到的或给定的部分，提取文本的直接陈述背后所隐藏的有关主题的结论――这一结论虽然直接表现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但它存在于文本的精神之中。”[4]56简言之，解释是对文本含义的发现，而诠释则是对文本精神的把握。以上学者关于解释概念的探讨大致是立足于解释学的智识资源进行的。在解释学上，“说明”“解释”与“诠释”是存在区分的①。这种区分尽管是分析性的，但是对于理解法律解释现象具有重大的意义。所谓“说明”，即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对事物因果关系客观规律的描述，可以借助科学手段将事物规律进行复现和还原；所谓“解释”，是在认识论的认知框架下对文本含义或者作者意图的发现和还原，是在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下对文本含义或者作者意图的发现；而所谓“诠释”则是在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对文本意义的呈现，“在观察事物与体会内在的心灵感应的基础上创发意义，然后用语言表述出来的过程”[5]，是以历史为视域，以文本为中心，以解释者为主体，在解释者与文本的视域融合中的意义创生。
二 “法律解释”与“法律诠释”之术语界分：以解释学转向为背景
受解释学转向的影响，英美的法理学家均认识到法律解释的对话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特征，国内不同的理论家基于不同的理论需要，对法律解释某个方面的特征进行了突出和强调，这些关于解释以及法律解释的定义中，都具有鲜明的解释学意识。其中，以哲学解释学为知识背景对法律解释的定义有以下几种。
（1）谢晖从本体论解释学的角度对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进行了区分，从而诠释了法律解释的含义。他指出，法律解释是对法律的具体化、明晰化，因此，法律解释是在规范层次上贯彻立法者的法律。法律解释的主体以官方为主，它以本国的现行法律为对象。法律解释的方法具有明显的职业或者专业特征。法律解释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运用或者健全现行法律，其最终目的是维护现行的法律秩序，其具有正式的效力[6]。谢晖强调了法律解释的独断性特征，将其视为“根据法律进行解释”的法律思维形式，这突出了法律职业群体对法律的服从和忠诚及其对法律进行解释所产生的正式效力。谢晖关于法律解释的定义是与其关于“解释法律”的定义相对应的。解释法律则为“关于法律的解释”，这突出了法律解释的探究性特征，探究型解释并非为了定纷止争，而是体现了法律解释者的精神享验。
（2）张志铭认为，法律解释是对法律文本的意思的理解和说明。在该定义中，“意思”即通常所说的“含义”“意义”，包括内涵和外延，或者说“指称”；“理解”是指解释者对法律文本意思的内心把握；“说明”指对理解结果的外在展示。简单地说，法律解释就是解释者将自己对法律文本意思的理解通过某种方式展示出来[7]。张志铭突出了法律解释的对象是法律文本，坚持了法律解释研究的方法论立场，致力于法律解释操作技术的研究，将法律解释的操作技术与具体的制度背景结合起来，避免了对法律解释纯粹思辨的研究，而使法律解释具有经验上的操作价值。
（3）苏力认为，司法中所说的法律解释并不限于甚至主要不是对法律文本的解释。尽管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解释存在于任何人类活动之中，因此必然存在于任何案件审理之中，但是司法上所说的法律解释往往仅出现在疑难案件中，这时法官或者学者往往将这整个适用法律的过程或法律推理过程概括为“法律解释”，其中包括类比推理、“空隙立法”、裁剪事实、重新界定概念术语乃至“造法”。法律文本的解释是狭义上的法律解释[8]。苏力的法律解释概念彰显了哲学解释学关于解释普遍性的原理，将法律解释贯穿于法律适用的整个过程中，将法律方法论上所主张的漏洞补充等方法也纳入了法律解释的范畴，从而没有区分法律解释与法律续造。
（4）郑戈认为，“有两种最基本的‘法律解释模式’：一种可以成为‘法律开示模式’，即把法律视为既存的、不容违背的‘客观’规则，解释者只能尽力去发现其真实含义，并将之揭示出来，适用于具体个案；另一种是‘法律诠释’模式，法律条文只提供了一种供解释者在其中进行解释活动的结构，法律的含义最终取决于解释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互动以及解释者之间的交流和共识” [9]。
（5）强世功认为，一般说来，我们是在两种意义上适用法律解释这一概念的，其一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确定法律条款之含义（connotation）的技艺，其二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使法律文本获得意义（meaning）的方式。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建立在自足的、权威的规范性文本与机械性法官的关系模式上；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是以哲学解释学和语言哲学为基础的，它强调文本的意义只有在与诠释者的“前见”实现“视界融合”中才展现出来，语言的意义只有在使用中才能把握。这种理论否定了规范性文本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对作为方法的法律解释理论及其背后的传统法律理论提出了挑战，实现了法学理论中的“诠释学转向” [10]223。
郑戈和强世功关于法律解释模式的区分最符合解释学范式转换的理论脉络。郑戈所主张的法律开示模式即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而法律诠释模式则是本体论解释学立场下的法律解释概念，郑戈将法律解释正确性的标准由传统认识论的客观性替换为作为共识的主体间性。强世功进而指出，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属于法律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而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是法律现实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法律思维模式，“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所支持的法律现实主义就持这样的理论路径，它主张法官的法律解释是一项完全自由的社会行动”[10]240。尽管强世功对本体论意义上法律解释的理论背景的理解是准确的，但是将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完全作为现实主义的法律解释，则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方式，忽视了本体论法律解释学中建构主义的理论趋向，因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尽管承认法官在法律解释过程中的主观性，然而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并非如同现实主义法学那样完全背离文本，“在诠释学看来，解释者的前见并非是完全主观的，而是语言共同体所共享的语言文化传统”[11]。因此，法律诠释学尽管承认法律解释的主观性，但没有像法律现实主义一样将法律解释的过程纯粹视为依靠法官直觉或意志进行裁判的行为，而是将其视为通过立足于特定的诠释学境况中、依托于特定的传统所进行的创造性诠释行为。强世功进而在法律社会学的意义上指出，中国司法场域中的法官处于知识结构和权力结构双重结构化的张力中，处在追求真理和追逐权力的矛盾中，使法律解释表现为权力角逐似的策略性机会选择。在中国式的审判结构中，由于法官并不具备真正的独立，法官对法律解释实际上受到法律知识和权力因素的双重影响，从而使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的区分没有意义。强世功在审判的制度背景下对法律解释的探讨，将权力等非法律因素对法官解释法律的影响进行考量，事实上坚持了法律解释的本体论立场，可以说，他对法律解释的这种研究是以批判法学作为知识背景的，是关于法律解释的政治学。
受解释学转向的影响，法学中“法律解释”与“法律诠释”成为意义大相径庭的一对术语。法律解释是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图式下，利用文义、逻辑、体系、历史等解释方法对法律文本含义或者立法者意图的发现；而法律诠释则是法官在具体的裁判过程中，根据法律文本对法律意义和法律精神的把握，从而构建针对个案的裁判规范，是解释者意图、文本意图和立法者意图视域融合的解释过程。西方学者往往将法律解释和法律诠释设定于不同的场合，认为法律解释发生于法律文本含义清晰的简单案件场合中，而法律诠释发生于法律文本存在意义模糊、法律漏洞的疑难案件中，功能在于衡平、意义追加或者漏洞填补。这些学者所采取的立场其实仍然是传统方法论解释学的立场。在本体论解释学的立场上，主客二分的法律解释其实是不存在的，法官任何适用法律的行为必然是诠释行为，在具体的个案中，法官根据个案情形总存在着对法律意义的追加。
三法律解释与法律诠释之区分意义
法律解释和法律诠释的区分作为两种不同的解释立场，并不仅仅体现在作为方法论的法律适用理论上，同时也体现了法律解释研究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立场上的分歧，并且其区分也必须与具体的传统和法治的发展阶段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因而这种区分对于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法律概念论上的意义。法律解释和法律诠释由于采取了不同的解释学立场，在解释的对象上，即在确定法律文本的范围上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法律解释立足于传统认识论主客二分的认知图式，作为对法律文本含义或作者意图的解码，将制定法律规范作为其对象，认为法律解释者无论如何都可从法律的内部体系中发现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不需要求助于法官的主观判断或者法律之外的道德、政策、理念等，从而将法律作为公理化的封闭自足体系。在这种立场下，大陆法系将具有自足性的法典作为法律解释的对象，“普通法自彼时就开始被视为一有拘束力的先例体系，被视为一种准法典或和谐一致和逻辑统一的书面规则。法官拟宣告之法律已经书写或确定在制定法和有拘束力的先例中了”[12]。法律诠释学立足于本体论解释学的高度审视和考察一切法律现象，法律规范之外或者之上的价值等因素也列入法官考量的范围，从而法律文本成为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成为与人的社会生活密切关联的价值体系与目的体系。哲学解释学关系本体论对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进行改造，在这一哲学理念和哲学背景下，考夫曼（Arthur Kaufmann）通过在法学中引入关系本体论认为：“规范科学――伦理学、规范理论、法学――的对象决非实体，而是关系（verhaltnisse）、关联（relationen）。”[13]在关系本体论的基础上界定法律的性质，法律体系无法成为封闭的体系，拉伦茨（Karl Larenz）提出了类型、须具体化的原则以及规定功能的概念所构成的内部体系代替了概念法学以概念思维为基础建构的、封闭的法律外部体系[14]317。在德沃金所塑造的法律体系中，原则和政策作为隐性的法律也被纳入。“法律不能由任何原则或规则体系阐述得淋漓尽致，每种这样的体系都有自己控制的具体行为领域。任何官员与权力也不可支配我们的生活。法律的帝国并非由疆界、权力或程序界定，而是由态度界定。”[15]可见，解释学转向松动了法律文本与法官机械性的关系，法律解释者采取“解释”抑或“诠释”的姿态，则直接影响了法律文本的范围。惠廷顿（Keith E. Whittington）则认为，宪法诠释与宪法文本的关系更为脆弱和疏松，“在宪法文本之外但贯穿其中并作为其基础的，则是宪法的诠释，它通过对宪法文本与外界政策理念和政治原则环境的调和，进一步扩展了宪法文本的适用范围”[16]。从而，在解释学转向后，美国宪法解释中的争论再也不是是否解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确定宪法文本（the constitution）的范围问题。
其次，政治哲学上的意义。法律解释与法律诠释的区分体现出政治哲学上的不同立场。法律解释以法律文本的原初含义或者法律文本中所蕴藏的作者原初意图为解释旨向，这体现了法律解释者对立法者的尊重，实际上是立法优位的要求，体现了立宪主义民主理论在政治哲学上的主张。解释学转向以来，法官对法律的“诠释”行为得到了广泛的承认，解释者在司法过程中对立法意图的追求遭到了普遍的质疑，而解释者的能动性与历史性得到广泛的认同与尊重。自由主义者希望借助法官释法的能动性实现对人民基本权利和社会公共福利的保护，从而实现现代法治对社会急剧转型的应对。然而，能动主义的司法又遭到保守主义者反民主的质疑。因此，法律解释与法律诠释的立场区分，体现出司法积极主义者和司法消极主义者在政治哲学上的立场分歧。自此，如何调和司法积极主义和司法消极主义的理论对立，缓解西方政治文明中民主与法治的内在张力成为政治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议题。这需要在承认法官释法能动性的前提下，为现代法官寻找适当的释法策略以应对政治哲学上的难题，为其所采取的法律诠释策略提供政治哲学上的正当理由。在美国的宪法解释中，这表现为在原旨主义与非原旨主义、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等诸多非此即彼的本质主义理论中寻找第三条道路。这样，程序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诸多理论以承认法官释法的能动性为前提，法律诠释的过程未必是对立法者意图的追寻，正当程序、人民的基本权利、社会政策等就可能成为法官在诠释法律文本过程予以考量的因素，因此，在政治哲学上，法律诠释的立场得到诸多理论的支持。只不过由于不同学者的理论旨趣有所不同，他们对法律（宪法）文本范围的界定有所差别，他们分别从不同的政治哲学理论出发为法官的司法能动性进行辩护。这些理论作为现代社会的自由理论与传统立宪主义的民主理论分道扬镳，在主张法官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将法官对法律“文本”的服从性地创造作为法律解释的目标，只不过不同理论关于法律文本的范围和定义有所不同而已，并力图通过司法程序、人民的基本权利、社会福利等因素控制法官释法的恣意。
关键词综合性词典《辞海》语文词目收词释义
一、 引言
《辞海》是一部大型综合性词典，集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主要功能于一体。所谓综合性词典，徐庆凯，秦振庭（2014）在其著作《辞海论》中这样定义： “兼收比较常见的普通词语和所有门类的百科词语，以及许多词语中兼有的语文义和百科义，逐一提供基本信息的词典。”
语文词目（笔者赞同徐庆凯，秦振庭在《辞海论》中关于以“语文词目”代替习称的“语词词目”的建议，因作为与百科词语的对称用“语词”来指普通词语不妥）约占《辞海》整部词典的三分之一弱，《辞海》第六版语文部分的修订，主要举措之一是突破历版《辞海》只收古代汉语的成规惯例，增收了5000余条常用的现代汉语条目。如果按义项计，则增收了约2万个义项（《辞海》第六版前言）。笔者拟对其中主要涉及现代汉语义的语文词目和义项略做考察，以探索大型综合性词典语文词目的收释标准。
二、 《辞海》现代汉语词目和义项收立标准
《辞海》第六版编纂手册规定，现代汉语词的选收以“词义比较复杂，需要查考的为限”，明显有别于《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等一般语文词典的收词立目范围。这与《辞海》的性质、规模、定位相符。作为有特定读者定位的大型综合性词典，《辞海》语文词目在收录上厚古薄今、取难去易的主旨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辞海》初版《编辑大纲》即规定： “不烦解释者”，“概所不录”，即凡是《辞海》的目标读者――具有中等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一望而知其含义的词语，显然没有必要收进来解释。收录这样的词目，既浪费了《辞海》的篇幅，又降低了《辞海》的水平”。同理，“过于浅显，《辞海》的读者无需查阅的义项也不应收”。
然而笔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第六版有很大一部分现代汉语词目和现代汉语义项并不符合“《辞海》读者需要查考”这一条件。鉴于《辞海》语文词目浩繁，难以做穷尽性分析，笔者只选取其中五个字母部（A、E、K、N、R）的多字条目按编纂体例要求进行判别。以下这些词语或部分义项似需仔细分析后再确定是否该收录。
《辞海论》认为“第六版为了弥补过去收现代汉语中的普通词语过少的缺陷，增补了五千多个这类词目，其中颇多见词明义者，例如‘纪念’、‘热爱’、‘解决’、‘集体’、‘剪彩’、‘粗制滥造’等等。《辞海》的读者需要检索这样的词目吗？答案是不言而喻”。又认为“凡是对他们来说没有需要的义项，当然不必收入，这样做无损于《辞海》的完备性。例如‘思想’条未收《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念头；想法’义项是对的，因为这个义项不是《辞海》的读者需要查的”。可是在论述词目不能只有百科义项，没有语文义项时，《辞海论》举了“力度”一词： “《辞海》仅收两个百科义项： ①指音乐表演时音量的强弱程度。②指音乐进行时各音响成分相互关系中所呈现的紧张度。缺少两个语文义项： ‘力量的强度’和‘功力的深度’。”窃以为，若以设立的标准来衡量，“力量的强度”这一义项似也不是《辞海》的读者需要查检的，但若从多方面综合考虑则又是可收录的（详见下文）。由此也可见这一收录宽严标准在实际操作层面不易把握。
不单“力度”一条无语文义项，《辞海》第六版语文和百科义综合词目释文中无语文义项的情况还见于其他词条。例如“轨道”条只有天文学义项，无语文义项“遵循法度”“用轨条铺成以供车辆行驶的路线。引申为行动应遵循的规则、程序或范围”，前几版则收2个语文义项；“想象”仅收心理学义项；“距离”只有数学义项，“结构”只有哲学和文艺理论义项，“阶段”只有采矿义，而第五版有语文义项；“计划”只有经济学义项，“计量”只有工程总类义项，“狐狸精”仅收宗教义项，“比较”只收哲学义项，“推举”仅收体育义项，等等。
综上可知，笼统的“需要查考”这一收录原则实有待推敲，因倘严格按此标准执行，那么词典中很多字、词、义项对母语为汉语的读者而言均无需查考，他们从小借助一定的语境已完全自然习得，更何况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呢。正如黄建华（2001）在《词典论》中所言，“人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大部分语词是凭直觉或受暗示学会的，无需‘释义’”，“可是传统词典对于最简单的词、最基本的词义都得非释不可，这是违反自然的。凭经验知道，越是一看便懂的词，越难释义。词典编者硬要去释，那就只有‘自寻烦恼’了”。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当对《辞海》语文词目，尤其是现代汉语词目的收录标准再做细化和斟酌。
1. 纯粹的新词新义似可不收或从严收录，只收那些已经沉淀下来、为社会大众习用而进入标准语的词或义项，以区别于专门的新词词典。试看一例：
斑竹①亦称“湘妃竹”、“湘竹”。一种有斑块的竹子。《群芳谱・竹谱一》： “斑竹，即吴地称湘妃竹者。其斑如泪痕。”②见“桂竹”（1369页）。③谐音。网络上用以称呼“版主”。（《辞海》第六版）
斑竹①亦称“湘妃竹”、“湘竹”。一种有斑块的竹子。《群芳谱・竹谱一》： “斑竹，即吴地称湘妃竹者。其斑如泪痕。”②即“桂竹”。（《辞海》第五版）
《辞海》第六版“斑竹”较前一版新增了一个现代汉语新义“谐音。网络上用以称呼‘版主’”，此义《现汉》第6版和《新华词典》第4版均未收录，可说是《辞海》第六版独创。然当笔者想再进一步了解查阅时却发现《辞海》未收“版主”，而《现汉》第6版则收录“版主”，释为“指对网站的主页或某个栏目进行管理和维护的人”。笔者认为，对新词新义的甄选和收录还是应当审慎，应只收已为社会语用文化心理所认同、已沉淀下来的词语。例如《辞海》第六版“牛”条增补了一个新的语文义项“指气势强、有办法”，该新义从产生至今已渐趋稳定并为大众接受和广泛使用，相关用例不胜枚举，“很牛”“真牛”“牛人”的字样时常见诸各类媒体。再如“走”条，“走”为古今通用的常用字，第五版收立11个义项，第六版新增“通过；经由”和“婉指人死”2个近现代仍在使用的常用义项。“走”字头下还新增了“走红、走火、走廊、走漏、走俏、走投无路、走运”等复词，这些现代汉语常用词语中以“走红”“走俏”为代表的“走”族词反映出“走”在近十多年中新兴的“呈现某种趋势或状态”这一新兴语素义，虽然含此义项的“走”族词远不止这些，但是《辞海》的取舍是合宜的，编修者当一以贯之。然而，将“版主”称为“斑竹”，仅是小部分语言使用者一种一时的、戏谑性的语言行为。“斑竹”引申出这一意义没有充分的理据，不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当然也不会进入标准语。《辞海》第六版予以增收是不够妥当的。
2. 现代汉语中固有的纯粹语文义词语要从难易程度上加以考察、甄别后确定是否收录。见词明义、词义只是简单语素义叠加（即字面意思）的不建议收录，以区别于一般的通用语文词典。比如上述“爱巢”“年轻”“爱憎”“热爱”等条，如“爱憎”意为“喜爱和憎恨”，意义即语素义的组合，《现汉》《新华词典》均未收录，《辞海》却收了；“年轻”若收，那“年老”似乎也需收，依此收录篇幅会大幅膨胀。再如，第五版“粗”字头下有经济学词目“粗放经营”“粗放型经济增长”，语文部分却未收“粗放”，第六版增收了此词。虽该词词义也较浅显简明，但将之收录可完善词典宏观结构的系统性和平衡性，还是值得认可的。所以在实践层面对具体的词或义项还需细致、综合考量，最终收录与否当提出令人信服的理据。
3. 语文义和百科义综合词的语文义项建议大多予以收录，因这类词的词义丰富，某些词的百科义又是借用基本语文义或从中引申而来的，且一般语文词典、百科词典或专科词典囿于自身属性对各义项皆不会收全，《辞海》全方位的收释自然独树一帜，也正彰显自身综合性词典的优势。如“安定（有语文义、中国古代史义、历史地理义）”“安康（有语文义和中国地理义）”的语文义就宜收录。即使某些语文和百科义综合词的语文义见词明义，比如“力度”的“力量的强度”和“功力的深度”两个语文义，笔者建议仍应予以保留。
4. 值得探讨的是古汉语义和现代汉语义综合词。比如“阿姨”条，第五版并未收录“称呼跟母亲年岁差不多的无亲属关系的妇女”“对保育员或保姆的称呼”这两个现代汉语义项，第六版新立。若论见词明义标准、读者定位考量，此二义似不宜收立。《辞海》第六版收录显然是基于自身综合性词典的属性，更多地从语义发展衍生等角度出发，历史地处理字词所表示的意义，彰显词义的孳乳。笔者以为，这些既有古汉语义项，又有现代汉语义项的词语还应以尽量收全其义项为宜，一则词义层次复杂、涉及古今，全部收释可梳理源流或昭示演变轨迹，使词义丰厚完备；二则现代常用义若一概舍弃，无以区别于一般的古汉语词典。故而，“见词明义”“需要查考”这一标准在具体编纂过程中并不容易判定，不能简单地做一刀切处理。
三、 《辞海》语文词目释义的有效性
汪耀楠、祝注先（1982）在《大型语文词典释义的特点和要求》一文中论述： “词典的释义方式是受词典的规模、性质和预先确定的目的制约的。大型语文词典在考虑和选择释义方式的时候，必须对所确定的读者对象的知识领域和基本需要乃至特殊需要和本词典的知识结构作综合、平衡的考虑，以便通过恰当的方式向读者提供尽可能丰富、完全的知识信息。……严格说来，语词式的释义只能给人一个表示概念的语言外壳，它的内涵是隐藏着的。只有以定义或说明来解释，才算是进入了义项的本质。”《辞海》语文部分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大中型语文词典，如何提供精准而又权威的释义是其堪为“典范”的基石。第六版编纂体例的语文部分有关释义方式规定如下： “一般选用以下各种方式，必要时可各种方式综合使用。1） 用词或词组来释义。2） 用描写说明的方式。3） 下定义的方式。”也就是国内一般辞书学著作归结的词语式（或称对释式）、说明式（描述式）、定义式。释义是辞书的灵魂，无论一部辞书在释义时采用何种方式，目的只有一个――解疑释惑。
章宜华（2002）在《语义学与词典释义》中总结词典释义的基本原则时提到“闭环性”（所有用在释文中的语词都必须在该词典中有明确的释义）、“旁证性”（释义只能由被释词以外的词来实现，被释义词不能用在释文中，因为任何类别的词都无法自己为自己释义）和“解释性”（积极型词典应尽量避免单纯的同义对释，因为同义对释一是不能很好地解释被释义词，二是极容易造成循环释义）。笔者在查检《辞海》过程中发现有些语文词目的释义虽不完全符合上述释义基本原则，但是也有一定理据，可惜未能一以贯之。试看以下几种情况：
1. 预设已知型释义。例如（以下例证，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辞海》第六版，义项仅出需要的，其余略，下文同）：
病①重病；病加重。亦泛指疾病。②患病。③瑕疵；弊害。④害；损害。⑤困乏；疲惫。⑥患苦；担忧。⑦不满；责备。⑧恨。⑨隐情。
泪①眼泪。引申以指形似眼泪的东西。②流泪。
剪①剪刀；形状像剪刀的器具。②用剪刀铰断。
厨①厨房。②指厨师。
爵②爵位。
男②男性；男人。与“女”相对。
女①女人。与“男”相对。
“病”条分立9个义项，对于“病”的基本语文义“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的状态”却毫无涉及，完全建立在预设读者已了解该词内涵的基础上来解释。“泪”“剪”“厨”“爵”“男”“女”条同理，《辞海》未收“眼泪”“剪刀”“厨房”“厨师”“爵位”“男性”“男人”“女人”，当是虑及其不在读者需要查检范围内之故，所以这些义项虚设。
预设已知型释义尤常见于名物词、称谓词，释义方式多取词语对释式，在《辞海》语文词目释义中屡见不鲜，引人寻思： 这当是《辞海》编者鉴于其特殊的读者定位而有意为之。若武断地一味以一般辞书释义原则来强求《辞海》，显然不合其收释初衷。笔者想指出的是，这种《辞海》独特的“立而不释”的释义方式在其语文词目释义中并未贯彻统一，是为不足。以下列举几组同类词目进行探讨：
A. 钉①钉子。（未收“钉子”）
镊①镊子，拔除毛发或夹取细小东西的用具。
钩①钩取、钩连或悬挂器物的用具。
B. 颈脖子。（未收“脖子”）
脖脖子；颈项。
膀①膀子，胳膊上部靠肩的部分。
肚①人及动物的腹部。
C. 桌①桌子。（未收“桌子”）
椅椅子，有靠背的坐具。
沙发英语sofa的音译。一种内有弹性衬垫的靠背椅。有单人坐的，亦有双人或多人坐的。
D. 被①被子。（未收“被子”）
毯铺垫覆盖用的棉毛织物。
E. 上①位置在高处。
中①中间；当中。
下①位置在低处。
F. 哥②弟妹对兄之称。
哥哥①弟妹对兄的称呼。
弟①称同胞而后生之男子。对“兄”而言。古代亦称妹为“弟”。②泛指亲戚或亲族间辈分相同而年纪较小的男子。（未收“弟弟”）
姐姐姐。（未收“姐姐”）
妹①妹妹。（未收“妹妹”）
儿②儿子。（未收“儿子”）
孙①儿子的儿子。（未收“孙子”）
爷③祖父或称辈分相当于祖父者。（未收“祖父”“爷爷”）
奶奶①祖母。亦称跟祖母辈分相同或年纪相近的妇女。（未收“祖母”）
妈①母亲。
母①母亲。②泛指女性的长辈。如： 伯母；姑母；姨母。
母亲①长篇小说。……②苏联故事片。……
爸对父亲的称呼。通作“爸爸”。（未收“爸爸”）
父①父亲。如： 父子；父母。《诗・小雅・蓼莪》：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②男性长辈的通称。如： 祖父；伯父。
父亲①爸爸。②剧本。……
显然以上这些日常生活中人所共用或常用的词（多为称谓、名物词等）是不烦解释的，按照收立规定理应舍弃，比如“母亲”，因为《辞海》的读者不会对其普通语文义产生任何疑问，无查检性，就可只收录其外国文学和电影两个义项。然而，若依此标准处理，《辞海》就基本变成一部百科词典，词语含义的相对完备性荡然无存，有悖于其综合性词典的属性。因为除却大部分含义晦涩或生僻的古代汉语词目，收录的现代汉语词目或多或少存在不烦解释或见词明义的情况。这就会产生一个基本问题： 读者定位较高的综合性词典对这些现代汉语中使用频度高但含义显豁的普通词语或义项该不该收？如收了又应如何解释？以“钉子”“桌子”“姐姐”等词为例，《现汉》《汉语大词典》等语文词典均将之收录并详解是毫不为奇的。相较之下，《辞海》为保持词语含义的相对完备性和所收词语的系统性而予以收录，可以理解，对这些语文词目的虚释处理也可以理解，但是释义的标准和方法不统一，则是一个缺陷，如不释“钉子”，却释“镊子”“钩（子）”；不释“脖子”，却释“膀子”“肚（子）”；不释“桌子”，却释“沙发”“椅子”；不释“被子”，却释“毯（子）”；不释“弟弟”“姐姐”“妹妹”，却释“哥哥”；“上”“下”“孙”取描写说明式释义，而“中”“儿”取词语式对释，等等。
同类词目一旦选取一种特定的释义模式，就必须保持统一。如“父”“母”这组单字词目，在义项①上，“父”配词语例和书证例，“母”却只释义无配例；义项②的释义用语不统一，一用“泛指……”，一用“……的通称”。在复词条“父亲”“母亲”的基本义项设置上更是出现偏差： “父亲”条收录基本语文义和百科义，而“母亲”条只收两个百科义，无基本语文义“妈妈”。笔者以为，对于常用词的收释模式，“父亲”条的义项设置（基本语文义和百科义）和释义方式（虚释）是适合《辞海》自身属性的、较折中妥帖的处理方式，同类词目当可借鉴。
2. 循环互训或递训。互训是指两个同义词或近义词互相训释，递训是指三个以上的词辗转相训，即多词互训。循环互训或递训较易发生在一组近义词之间。避免互训是词典释义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编修者应当尽力规避。但《辞海》第六版对语文词目的释义在这方面尚有欠缺，例如：
吩咐叮嘱；嘱咐。
叮嘱反复地嘱咐。
嘱咐亦作“嘱付”。叮嘱；吩咐。
同类情况还见于“搁、放、置”“风光、风景”“捕、捉、拿”“棍、棒”“擦、拭、抹、揩”“供奉、供养”“侧耳、倾听”“刺、扎”“安顿、安置”“崇高、高尚”等词的释义。
中外学者对同义对释都有论述，如赵振铎（2001）认为： “语言里面绝对同义的词非常之少，单纯地使用语词式往往很难准确地把意义表达清楚。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使用语词式的时候总要加上一些补充说明的词语，或者规定它们的范围，或者说明它们的用法。撰写释文，重要的是对表述作认真推敲。”布龙菲尔德（1997）指出，语言中“没有真正的同义词”，要求“给意义规定明确的定义”“这就是词典的主要用途”。李尔钢（2006）更进一步认为： “具有现代特点的辞典释义与一般成熟辞典释义的区别，在于现代辞典进一步要求辞典的释义不仅仅使读者浮浅地经验性地感知词汇的大致意义，而且通过揭示词汇的内涵，使读者理性地深入地认识词汇的意义各要素及其组成；不仅仅区别词汇逻辑意义的核心概念，而且要求区别词汇的非逻辑意义，以及词汇的用法特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够再仅仅只使用对于读者已有经验性词汇知识有严重依赖性并有可能掩盖词与词非逻辑意义差别的同义词对释互训。”可见，词典释义应当遵循最小释义法，即对最为浅近或最为基本的词采取或描写或说明或下定义的释义方式，选取一个最基本的词对其所指进行阐释，其余词语在此基础上再采取对释就不会产生问题。这一标准须贯彻词典编纂始终。
3. 无旁证型释义。这是在释义中用到被释义词，致使释义有效性为零。此为辞书释义大忌，编纂者当竭力杜绝。《辞海》语文条目中偶见此类情况，例如：
结①用线绳等物打结或编织。亦指结成之物。
铲②用铲铲物。
以上两条似可改为： “在绳、线等上打疙瘩。亦指用这种方式制成的物品”和“用铲（“铲”的名词义义项①“一种铁制的用具”中已说明）为工具移动他物（常为散状物）”。
4. 无解释型释义。这是以双音节同义复词释单音节词，多出现于形容词、动词、副词等词的释义中。例如：
粗（二）①粗大。（未收“粗大”）
分①分开；分出。（未收“分开”“分出”）
进②进入。与“出”相对。（未收“进入”）
尽（jǐn）①尽量。（未收“尽量”）
以上诸条均取词语对释的释义方式，释而未释（如读者本就不懂“粗”的含义，便无法理解“粗大”）。显然改以描写或说明式释义较好，如“粗： 条形物的横剖面较大”“分： 使人或物不聚在一起”“进： 从外面到里面”“尽： 尽量，力求在一定范围内达到最大限度”。
5. 以难释易。以今释古、以易释难、以通用释冷僻一直是训诂学，现在又是词典学中解释词语意义的一项基本原则。辞书的职责就是为读者解疑释惑，释义语言力求浅显易懂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辞海》部分语文词目的释义用语似乎比被释词古僻、难解。例如：
笨②愚蠢。
猜②揣摩测度；猜测。
菜②肴馔的总称。
把戏②诡计；花招。
匆急遽。
抖④谓人发迹而阔绰。
凫②泅。
便（pián） ②口才辩给。（《辞海》“辩给”条释义： 口才敏捷。）
敖敖①长大貌。（有歧义）②众口谗毁貌。（《辞海》未收“谗毁”，《汉语大词典》释为“进谗毁谤”。）
《辞海》语文词目释义保留了一定的古代训诂色彩，如形容词释义标记“……貌”、名物词释义标记“……名”等，这种简洁的释义用语对读者理解无碍，也有利于节制篇幅，但是释义的核心部分若一味因袭前人，止于释名而非释物，释义有效性会降低，难以满足现代读者的查询需要。
四、 结语
现代辞书编纂，尤其是大型综合性词典编修，应充分享用当今语言学、词典学和科技进步的成果，百科条目如是，语文条目亦如是。应飨读者以全面的、科学的、完备的定义和有效释义，使之能走进词目的内涵，不能以定位和篇幅等限制为由损害辞书的系统性、平衡性、完备性和基本释义原则。在网络对辞书编纂事业冲击巨大的当下，作为辞书工作者，我们的艰巨任务是充分保证词典的科学性、权威性、典范性，使其区别于网络上那些未经检验的对词语或事物的解释。
参考文献
1.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2. 黄建华.词典论.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3. 李尔钢.词义与辞典释义.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4. 汪耀楠，祝注先.大型语文词典释义的特点和要求.辞书研究，1982（3）.
5. 徐庆凯，秦振庭.辞海论.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6. 章宜华.语义学与词典释义.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关键词 二语习得 学习词典 论元结构构式 意义驱动的多维释义
商务印书馆2015年出版的《二语习得与学习词典研究》是章宜华教授的又一力作。作者多年来密切关注词典学和语言学的国际发展动态，瞄准前沿理论，立足开拓创新，探索如何把最新的相关理论成果应用于词典学，以实现学习词典理论框架和释义模式的创新。近年来，他分别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外语界》和《辞书研究》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围绕该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该专著，值得学界关注。
一、 主要内容概述
该书从词典用户的认知视角探讨二语习得与学习词典的关系，以语言学、语言哲学和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为基础，以综合（或通化）研究的方法（integrated approach）来识解语言单位的意义。作者就词典使用、词典释义和查阅需求做了大量调查，涉及全国10多个省市30余所学校的近5000个样本，并考察了中国ESL/EFL学习者中介语的特点，分析其偏误形成的原因，探究其二语习得的认知特点及其对词典的国别化需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一代学习词典的理想设计特征，包括新的释义原则、方法和模式。全书共九章，除结语外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第一部分（第1―2章）为“学习词典概述与主流学习词典的结构特征”，阐述了学习词典的源流、性质、功能和分类等，分析了牛津、朗文等主流学习词典的编纂原则和结构特征，包括其总体结构、框架结构、微观结构、索引结构、参见结构及参见方法等。还总结了这些词典的特色，并指出它们在内容上有趋同性的缺陷，在创新上存在种种瓶颈。
第二部分（第3―4章）为“学习词典用户的需求分析及其二语习得的认知特点”，阐述了对国内ESL/EFL学习者词典使用情况的调查，涉及用户选择词典的影响因素、使用词典的方式特点、词典释义与信息理解使用、词典语言与用户查阅技巧、用户需求与学习词典的不足等方面，归纳了用户对学习词典的实际需求和改进意见。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二语习得理论入手，对二语语言能力及其习得机制进行了研究，阐明了二语与一语习得各自的特点和差异；从学习者中介语偏误特点入手，分析了二语学习者的语言认知规律，以及输入、吸收、摄入、输出的习得过程；从分析二语习得中的语言输入与认知语感及其相互关系入手，阐明了二语学习者相关语言输入的缺失及其对词典知识的国别化需求。
第三部分（第5―6章）为“语言学、二语习得新理论与学习词典研究”，作者先介绍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语用学、系统功能语法对学习词典产生的影响，然后重点分析了如何从认知语言学的新视角审视语言系统和意义观，包括原型语义学、框架语义学、认知语法、事件语义学等对词典释义的启发。在此基础上，作者从构式和语块的认知特点入手，探讨二语习得与学习词典释义的认知机制，以及学习词典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涉及构式与语言输入的关系、构式论元结构、释义结构、词汇―构式互动与意义潜势表述的关系等。
第四部分（第7―8章）为“新一代学习词典的理想设计特征及其释义原则和方法”，这是全书的落脚点和重心。作者以词典用户视角特征、语块与构式特征、收词与释义的国别特征为基础，结合国内词典用户需求，阐明了学习词典的主要结构特征，包括宏观结构、微观结构、中观结构、索引结构和附加功能结构等几个方面。然后论述了学习词典的释义原则与释义方法，涉及词典释义的认知语言学原则、认知经济性原则、范畴化原则、构式原则以及建构原则，重点阐述了意义驱动的多维释义模式。
二、 主要观点与创新之处
该书在对传统词典编纂理论与实践进行反思和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词典释义新理念，包括词汇―语义关系网络、词典中观结构、范畴化释义、用户认知视角的需求分析、词典收词和释义的国别特征、意义驱动的多维释义、基于事件结构的语义角色分析、基于论元结构的语义表征、基于论元结构构式的词典释义模式等。这些新理念主要体现在词典学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的创新。
当今的主流学习词典理论形成于20世纪中后期，受当时的主流语言学（主要是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在词典微观结构的组织和释义方式上难免有局限性。该书的研究尝试突破这些局限，在词典学理论和释义方法上的创新简述如下。
第一，作者认为语言系统应做整体或通化研究而不能割裂开来，学习词典应在整体框架中呈现语词的意义和用法。语言是一个组织有序、相互关联、以符号规则为形式的语义表征系统，词汇是音、形、义和使用方法为一体的象征单位，不能将形态、语义、句法和语用截然分开，词汇单位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交叉和联系。传统的词典释义按语言学的分支学科，把语词的语言属性作为独立的单位来描写，割裂了词汇各个层面的系统关系，不利于用户的识解和应用。故作者主张学习词典应把语言的象征单位（被释义词）放在一个能综合反映语词意义潜势、功能和用法情景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识解和凸显。（章宜华 2015： 167）
第二，作者认为二语习得的基本单位是构式，而不仅仅是孤立的词汇，因而提出了词典收词与释义都应该以构式为基础的观点。受传统语言学“语法中心论”的影响，学习词典往往以语法为核心组织词典信息，把词汇看作是填充语法空位的单位，忽视了母语者语言能力构成的主要单位――大量的预制语块和习惯用法，也就是构式。该书在分析二语习得的有关研究后认为，学习词典应强化构式的收录和解释，改变“语法+词汇”的传统观念，要以“词汇+语块/构式”作为释义的主要内容。根据“程式语―低域模式―构式”的二语习得路径，词典应该强化习语、习惯表达法、固定搭配的收录和解释，在信息组织形式上凸显关键信息，通过注意力诱导等措施强化词典查阅的认知过程，实现强化输入。（章宜华2015： 167―176）这样比传统方法更系统、更全面地解释和凸显相关语言信息，更能克服词汇习得中母语负迁移的问题，创造更多的正迁移机会。作者还特别强调词典释义的基础是语言的应用（performance）和用法（usage），意义表征结构源于语言的使用或事件结构，词典释义不是自上而下对孤立词语的解释，而是自下而上对语词构式的意义表征的描写，从而建立基于论元结构构式的多维释义模式，以系统地表征意义潜势。（章宜华2015： 249―260）
第三，作者主张词典收词与释义应具有国别特征，不能只是一种模式。传统语言学十分强调语言规则和普遍语法，学习词典释义大多只注意语言共性，往往忽视了语义形成与识解在不同语境和各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该书认为，各种学习者的母语相对于目的语来说，在语法系统、概念系统、隐喻系统和语义韵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异，在二语习得中受母语语言系统思维和负迁移的影响也不同。（章宜华2015： 219―221）此外，各种语言中的习惯表达和构式多少都有些特异性和规约性，不受规则和普遍语法的约束。学习者基于母语对目的语的识解和使用往往具有很强的国别迁移特征，如果词典仅关注语言的普遍规则，就无法有效解决学习者的中介语偏误问题，因此新一代二语学习词典的收词、释义和注释都要考虑学习者需求的国别特点。（章宜华2015： 219―221）
第四，作者强调词典要建立系统、科学的释义原则。传统学习词典往往缺乏系统的释义原则，对属于同一功能类别、物种类别、概念范畴或词族的语词，释义结构和方法等都缺少统一规范，不利于用户的理解和使用。该书以认知经济性原则为切入点，提出了范畴化释义的原则和原型释义的原则，因为范畴化是依据事物或事件之间的整体相似性或相关性对新事物进行的分类，属于同一范畴的语词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可以用统一的释义方法和模式进行释义，在揭示其共性的基础上凸显其差异，这样就可以实现对范畴成员经济而系统的识解。（章宜华2015： 238―243）识解同一范畴语词的最佳手段是找出一组原型特征，它们一起构成所有成员共享的典型范畴特征或原型语义结构。（章宜华2015： 241―242）
第五，作者创立了意义驱动的多维释义模式。传统学习词典中，释义往往与语言的形态、句法和语用割裂开来，大多只关注语词的概念意义。该书吸收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念，认为语言交际和语言学习都是意义驱动的，语言是为传递意义信息服务的。因此，被释义词由表征内容和表征形式组成，意义是表征内容，而语言的形态、句法和语用规则是意义的表征形式，二者不可分离。（章宜华2015： 267―268）词典应该以意义为轴线，构建意义驱动的多维释义模式，利用构式把语音、形态、句法与语义融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框架来表征句法―语义、语用―语义界面，即以语料实例话语事件为基础，从众多事件中抽象、归纳出语词在各类语境中的原型交际模式及其事件结构，然后提取事件参与者，并从具体参与者中归纳论元角色，最后根据事件结构，呈现被释义词的语义结构、搭配结构、语义角色的分布结构以及反映语义角色的汉语译义。（章宜华2015： 267―268）
三、 学术和实践价值
该书的学术和实践价值分别体现在双语词典的理论框架和词典编纂实践上。
首先，该书立足于二语习得、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以及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研究的前沿成果，具有深厚的语言学理论基础，因而能为学习词典建立高屋建瓴般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在第5章中，作者从认知语言学前沿成果出发，分析了它们对学习词典的启示，从原型语义学、框架语义学、认知语法、事件语义学等多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归纳了认知语言学与词典学的关系，这在学界属于第一次，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运用二语习得和构式语法理论，提出基于构式的意义驱动多维释义理论，对完善学习词典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黄建华教授所作序言中提到，“过去我也曾读过一些关于‘学习词典研究’的著作，但像章著这样涉及面之广，依据文献之多，讨论事项之全，挖掘问题之深，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其次，该书十分详尽地阐述了基于认知观的学习词典释义方法，并给出了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等各种词类的多维释义模式，这对英汉学习词典的编纂实践具有直接而重要的意义。丰富的例证说明和操作性很强的编纂指导贯穿了全书。在该书中，词条和句子的例证占了不少篇幅，第5章共含词条例8个，第6章共含句子例31个，第7章共含词条例19个，第8章共含词条例27个。这些翔实的例证不仅丰富了表述内容，增强了可操作性，也在真正意义上拓宽了读者的接受视野。这些例证并非凭空想象，而是精心设计而成的。例证之间前后呼应，联系紧密。如第8章中，例8―例11中deliver词条的英文构式释义，巧妙地凸显了该词目三个不同义项的释文差异，简单明了，让读者快速领会到这种新型释义的特点和优势。在随后的例8―例17中，则提供了deliver的完整词条样例，让读者在之前的基础上获得更为全面的印象，也为词典编纂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优秀范例。
四、 结 语
总而言之，《二语习得与学习词典研究》不失为一部词典学经典之作。该书不仅走在理论前沿、创新性强，而且结构清晰、例证丰富，极富可读性和可操作性。它立足于事实调查，又勇于理论创新。它高度归纳，但绝非空泛说理，是一部词典编纂的实用指南。不过，如果第三章的用户问卷调查能提供更详尽的统计信息，就会使该书锦上添花。但总的来说，该书对学习词典的释义方法和体例结构都具有重大指导作用，是作者多年词典编纂经验的总结与理论研究的升华，在我国双语词典学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章宜华.二语习得与学习词典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
关键词：科学、客观性、诠释性、科学主义、反科学思潮
一、特雷西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特雷西（d.tracy,1939— ）乃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神学博士，曾于1977年至1978年任美国天主教神学协会主席，素来热中于神学活动并有大量著述，他在这些著述中大量地引述加达默尔等人的论述与思想，以此发展其独特的诠释神学。其思想中最具特色者为涵盖性与整体性，且其神学思想往往越过其学科，试图与其他学科对话，以达到共同探讨人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他是以诠释学为方法论原则来达到其“真理的呈明”的，其中对实证主义科学观与方法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从而蒙上了十分浓厚的反科学色彩。关于这一点，在《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中有着充分的体现。[1]
他批判说：“科学主义佯装其研究和询问的方法、以致否认其自身具有的诠释学性质，并试图以伪装来掩盖其自身的历史性，以便宣称自己拥有无历史性的确定性。所有的科学主义模式，至今在文化中仍保留着强大的甚至是渗透到各方面的力量和影响，尽管它赖以支撑自己的观念体系已遭到思想上的破产。我们不妨想一想对艺术、宗教、伦理学和历史行动中的真理性提出的要求已被多么极端地私人化；古代的理性现已在多大程度上被现代科学予以狭隘化；多元倾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坍塌为一种极度压抑的容忍；某些在用的技术被极权化（例如行为主义）以致快速地攻击一切批判性的反思；最后，过去一度的公共空间现在变得多么高度技术与工艺化。”（[2]，p.53）特雷西在此似乎反对的只是科学主义。然而，他实际上指责了自然科学以一种非历史性、非诠释学（或说非解释学）的姿态出现，并且批判科学的方法论对其他学科领域的渗透。在他眼中，正是科学技术及其方法论的扩张使得多元化丧失，使得其他学科日益狭隘化。因此，所应批判的就不仅仅是实证主义的“科学是纯粹客观的”观念了，而应进一步批判把科学理论视为非历史性、非诠释学意义的倾向。说到底，在特雷西看来，把科学理论视为一种具有客观性的认识本身就是错误的，从而，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科学观必须予以彻底否定与批判。
特雷西认为，实证主义者昔日之梦是发现一个纯粹数据和事实的领域，这一领域被称为“科学”，它的任务是求真，是为我们提供“真理”。而其它领域——艺术、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常识则仅仅为我们提供解释，解释自然不等于现实，不等于真理。然而如今实证主义这种不受任何解释约束的科学领域的梦想已经崩溃。导致这一崩溃的原因首先是实证主义的描述在科学自身的领域中已经越来越不切合实际。后现代科学的出现已经揭示了科学同样是一种诠释活动。其次是思想的语言转向。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转向不断中断了在对话和讨论问题上的许多传统意见，而且它首先中断了对知识和现实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式的解释。
二、科学具有诠释学性质
狄尔泰（dilthey）曾试图通过创立一种理论，以说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之间存在一条鲜明的分界，因此而引起了持续不断的论争。在这一过程中，韦伯（m．weber）曾探求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方法，帕森斯（t．parsons）为稳定社会寻求相应的稳定化理论，雅各布森（r．jakobsan）则创立了其诗学理论……。所有这一切，特雷西认为无非都是要说明：“那些在极大程度上以其在自然科学中假定具有的性质和假定取得的成功为典范的方法、释解和理论，必须在每一学科中得到发展。”（[2]，p.55）然而，就在自然科学的这些方法论主宰了所有学科的时候，一种悖谬出现了——自然科学开始进入后实证主义阶段，例证有已为人们所熟知的量子理论、还有在夸克（quarks）中出现的种种神奇的现象。当今已达成共识的还有：所有科学实验都必然有阐释，所有实验数据都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获取的。除此之外，还有众多不很为人熟悉的例证，如想象、隐喻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得以确认，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所有科学范式的历史背景和框架（库恩），以及对所有科学论辩的论题性和历史性（图尔明）的强调和主张等。“在所有这些重大发展中，科学已经不再能够如先前那样去要求一种非历史的确定性和非诠释学的洞见了。科学已经变得既是历史的又是诠释学的了。”（[2]，p.55）特雷西指出，非客观性的价值因素，乃至神秘主义等因素曾一度被认为是人文学科所特有，既为自然科学家所不齿且令许多人文学者引以为耻，然而，现在这种因素却在自然科学中冒了出来。尽管如此，科学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其成就的获取，他进一步指出：“天文学、环境科学、新物理学与此前的科学相比，并不更少严格性、方法性、理论性和说明性——一句话，它们并不比先前的科学更少科学性。先前的科学想要摆脱价值、摆脱历史的要求和主张现已崩溃。科学的诠释学性质已经得到强有力的肯定。如今，就是在科学中，我们也必须通过诠释来获得理解。”（[2]，p.56）“如果我们认为科学是一种非阐释活动，我们就接近了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占有式的个人主义结成的非神圣同盟，而这个非神圣同盟已在公众领域中制造出了如此之多的混乱。”([2]，p.80)
因此，诠释与理解不应该成为敌人，它们完全可以结成谨慎的同盟。之所以是“谨慎的”，是因为诠释与理解两者之间是不可互相代替的，一旦有相互取代的企图，这种同盟就会崩解，特雷西指出，理论一旦成为某种最后的真理并被机械地运用于一切诠释活动，同盟之间的“友好谅解”便宣告结束。而方法一旦硬结为方法论倾向，诠释一旦取代了去寻求理解的努力，甚至两者之间的谈判也会宣告停止。这样就会重新回到人反对人的战争中去。“方法、理论和释解可以帮助我们与文本进行对话，但不能取代这种对话。如果我们自觉地意识到它们的性质，我们便能很好地运用它们。诠释与理解、方法与真理、理论与常识、概念与象征，所有这一切，在我们今天的对话这一复杂话语形式中都可以成为朋友与伙伴。”（[2]，p.76）
特雷西认为，后现代的立场和观点强化了以下的洞察：“所有的经验、所有的理解都具有诠释学性质。”（[2]，p.127）正是后现代科学的出现，揭示了科学同样是一种诠释活动，同样具有诠释学性质。这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科学家在所有理论的形成和在所有实验活动中发挥作用；甚至对数学和逻辑学这些高度抽象的语言来说，某种语言学阐述也必不可少；所谓“事实”，其实并非未经解释就已实际地存在，而只不过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可能性；所有的数据和资料其实都是在某种理论框架中搜集，所有的探索和研究其实都基于研究者的兴趣。他指出，通过以上考察就会发现，“作为最后一个与阐释活动相抗衡的思想堡垒，实证主义其实是无法抵挡阐释活动的。撇开其在整个文化中具有的至今仍未被否认的影响力，实证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解释在思想上已经破产。正像图尔明坚持认为的那样，实证主义试图否认牛顿、爱因斯坦、普朗克和海森堡从来否认的事实，这就是：甚至科学本身，事实上也是一种解释。维特根斯坦曾对牛顿力学作过犀利的评论：‘除了允许自己被描述并且事实上确实受到了描述，它关于世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对这一评论，牛顿可能只会感到惊讶，而实证主义者则会感到震惊。”（[2]，p.78）
“与把科学理解成一种阐释活动相反，实证主义者把科学理解成一项摆脱了种种复杂解释活动的事业。然而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却承认：这种实证主义的主张是对科学的又一种解释，而且是一种不断遭到实践和科学研究史驳斥的解释。我们用科学来解释世界，我们并非直接从外部发现了摆在那里的世界。所谓现实，其实既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也不是直接被发现的，而是经由相对充分、相对真实的解释构建起来的。”（[2]，p.78-79）
总之，与所有的学科知识一样，科学具有诠释学性质是毫无疑问的。
三、诠释通过语言而达成
特雷西指出，理解应该包涵所有的解释，诠释离不开理解，而“所有的理解都完全是语言的。我们感觉到语言是一种代码，而且是代码中的代码，这种代码甚至在我们最具个人色彩地使用语言时也仍然存在。……没有纯粹的思想观念，任何思想观念都不可能摆脱语言之网。”（[2]，p.70-71）许多理论都试图解释和说明语言、知识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目前，我们不妨暂且把这种努力简单地称为“语言学转向”。这一种转向已经成为对语言、知识和现实中极端的多元性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具有中断性质的探索。
特雷西进一步指出，在科学中，语言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对数据和事实、真理与现实的理解。现实既非外在也非内在的，而是由文本（无论是书还是世界）和正在追问的解释者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建构起来的。这种相互作用被称为求问或追问，它能够通过有关的证据作出有理由的断言。而这种科学探究中的相互作用则进一步引出另一种思考，即思考语言和理解之间更为基本的相互作用。“我们并非首先经验或理解了某种现实，然后再寻找语词来为那一理解命名。我们通过自己可以使用的种种语言（包括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科学语言）去理解现实。并且就在这些语言之中达到理解。”（[2]，p.79）“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能很好地使用语言，我们就能获得相对充足的知识，作出较为满意的解释，就能把握实在的可能，形成明智的话语。语言学转向在其几经演变的过程中已经成就了种种终极性雄辩，这些雄辩可以赋予我们以活力。事实上，譬语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既可以使论题讨论和对话阐释具有活力，又可以改变和转换论题讨论与对话阐释。”（[2]，p.100）
特雷西批评了实证主义者这样的基本信念和倾向：即相信在所有的理解和认识之中，语言具有第二位的甚至是派生的特性，相信语言落后于发现和认知，从而把语言仅仅视为供我们使用的工具。他还批评实证主义者把科学结果作为事实而不是作为解释来用语言加以阐述和传达。他认为，把语言看成工具，以为它相对于真实事物，是第二性甚至是外在的，并把真实的事物视为纯粹是处于前语言状态的，以为它要么是人们内心的深透感触，是灵感和洞见，要么是对十分清楚而显而易见的科学事实的明确把握。如此将语言予以工具性的解释，不仅未能注意到语言、知识、现实之间更微妙的关系，而且未能把握到所有通过语言进行的理解活动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他指出，我们经由语言去理解，并且就在语言中理解。我们并未发明一种属于自己的私人语言，然后再寻找一种方式把它翻译给他人。“我们发现我们是在经由一些特殊的和公共的语言去理解并且就在这些语言中理解。没有一种历史语言是严格必须的，但同样也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是私人的。我就在我能够使用的语言中，并且经由这些语言去思考我最好和最坏的想法，去理解我最大的快乐和痛苦，去做出我最深思熟虑和最草率马虎的判断，去做出我最负责任和最不负责任的决定。这些语言是社会的和历史的，是与欢乐和痛苦、与深思和辩论、与耻辱和荣誉、与责任和内疚有关的特定语言。”([2]，p.80)
“语言并非我可以随意拾起或放下的工具，它始终存在并且已经在那里，它包围着我并且侵入到我所有的经验、理解、判断、决定和行动中来。我从属于我的语言，而不是我的语言从属于我。通过语言，我发现自己参与到这一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社会中来。”（[2]，p.81）试图藉实证主义的认可来逃避这一现实，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从未摆脱语言，而是被套牢在这种思想上软弱乏力、文化上却很有气势的语言之中，即被套牢在实证的科学主义之中。正是语言学转向使我们摆脱了这种窘境。
四、特雷西彻底否定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原因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现代反科学思潮一再引起了科学领域内外的震动,这种思潮的具体体现是多方面的，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例如，在一般的社会大众层面有以霍根为典型代表，他抛出了所谓的“科学终结”论，声称传统的科学观已经落寞，科学理论发展的结果已经走向了客观性的反面，变成了“反讽的科学”；法兰克福学派指责科学技术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成了人压迫自然、人压迫人的工具；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和一些后现代科学思潮学者则刻意证明：没有纯粹中性的观察，理论先于观察，观察渗透理论（图尔明至波普尔）；或说自然科学实际上是由社会心理决定的，科学的发展是科学共同体“范式”的约定或更变使然（库恩）；科学并没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论，因而甚至可以说，它与其他领域的知识，与巫术、迷信等并无不同，都只是一种文化传统而已，它所获得的沙文主义的独尊地位，完全是与国家权力相互结合、相互利用的结果，必须通过将之从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而与其他文化传统平权（费耶阿本德）。现象学（胡塞尔）、存在主义（海德格尔）、解释学（加达默尔）等哲学流派也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抛开其情绪化的方面，仅从学理层面上看，反科学思潮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是：他们都猛烈抨击了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科学观，并企图从根本上反对甚至否定科学，这也就是这一思潮的实质与企图。
本文开头曾指出，特雷西的思想中最具特色者为涵盖性与整体性，且其思想往往越过其学科而不囿于神学，目的是要达到与其他学科对话，共同应对人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些挑战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由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科学观而导致的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并由此产生了种种人性乃至人类生存危机。实证主义者以客观性、可证实性等标准来衡量、规范人类的一切知识，因而把不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文知识宣布为无意义的，并企图予以排除。人文学者则对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及其带来的危害力加挞伐。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代表人物之间互相攻击已达数百年之久，c.p.斯诺在20世纪50年代所指认的“两种文化的鸿沟”现象当下仍日趋严重。为数众多的学者为解决这一难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特雷西可以说就是其中之一。如何才能达到两种文化融合，具体的途径又何在？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显然，特雷西的策略是从改变传统的科学观念入手，就是要打破人们把科学视为无历史性的、纯粹客观的知识的观念，这也就是要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在这一点上，特雷西与其他所有从学理上反科学的学派代表人物并无不同，至于达到这一目标的更具体的方法，他是顺着加达默尔解释学的路子往下走，并用于或说扩展至神学领域。明显地，在他眼中，只要把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揭示出来，因而就证明了它与人文学科知识一样，都不是什么客观的知识，而是具有历史性，与人的非理性因素密切相关。两种文化因此就有了共通性，存在于两者之间的鸿沟进而可以填平。因此，特雷西与其他所有反科学思潮及其各学派代表人物的企图实际上是一致的。
从特雷西宗教神学中对科学诠释性理解进而否定科学的客观性，我们无疑又可窥见反科学思潮之一斑。
五、对纯粹诠释学科学观的批判
由于揭示了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已变得越来越不情愿以早期自然科学的机械论模式作为自己仿效的范式。它们不再把它们明显具有的诠释学性质视为自己的缺陷。诠释学的重新发现，引发了对借喻作新的再思考。这些借喻涉及所有的话语：既涉及科学史，又涉及社会科学；而且，正像修辞学的重新出现所展示的那样，首先涉及到人文学科。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人文主义者的新诱惑不可能是科学主义。”（[2]，p.56）特雷西声言，如今人们已不再相信纯粹的自我呈现，不再要求确定性，不再要求明白的、毋庸置疑的知识。那么，真理是什么？特雷西完全赞同尼采的观点：“是一大批流动的隐喻、换喻和拟化———简言之，那些被提高、被置换、被予以诗意和修辞化装点，在长期使用后似乎变得坚实、权威和对一个民族具有约束力的所有那些人类关系。真理是一些幻觉；对这些幻觉，人们已经忘记了它们是幻觉；它们是一些陈旧破损，已经不再具有感性力量的譬喻……”（[2]，p.126）一言以蔽之，所有的知识与真理都不再具有什么客观性，而只不过是一种理解与诠释。
现代科学取得了空前的发展，物理、化学等异常发达。这些学科总是被认为是与人无关的、纯粹客观的。因此，其主要采取的方法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即还原、分析、客观主义的方法，也就是把对象分割成原子、分子等微观粒子加以实验、加工、研究和分析。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预言并诘问道：“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和化学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3]显然，恩格斯批评了把人脑思维过程仅仅归结为纯粹的物质的、机械的物理过程，也就批评了实证主义的纯粹客观主义的科学观，批评了忽视思维过程的生理和心理过程，从而肯定了科学中的人的主体性因素，这在量子论等现代科学中确实已得到确证，特雷西认定的科学中具有诠释学性质在这一意义上无疑是对的。
科学的表述与说明离不开语言，特雷西在这一点上也是对的。
然而，问题是我们能否因此就认为科学的这种诠释性质是纯粹的？亦即我们可否极端地认为科学是纯粹主观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首先，作为以求实求真为主要目标的科学，其客观性不仅不可否认，而且必须肯定其占主导地位，科学永远是一个不断消除主观因素，获得客观真理性认识的理性事业，而非以非理性为主，更不会是反理性的过程。科学认识结果带有主观性至今已不难为人们所理解。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否定其客观性。就量子物理学来说，它也并没有否定认识结果的客观性，而只是认为在量子物理学中的客观性是包括主体因素在内的而非纯粹自在的客观性。正如海森堡所说：“量子论并不包含真正的主观特征，它不引进物理学家的精神作为原子事件的一部分。” [4]微观世界的人化只是在量子物理学的实验中发生，而非在人的意识中发生，因而这种人化实质上仍然是一个客观过程。量子论所揭示的微观世界，虽不是牛顿式的必然真理，而是或然真理，但是，坚持客观性原则，尽可能达到客观性认识仍是其不懈的追求。微观世界的客观性是不可否定的，那种由于对微观粒子的观测难免人为的干扰就以为微粒客体成了主观的东西是错误的。
其次，科学的表述与解释虽然离不开语言，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科学等同于实质上是一种工具的语言符号。正如a•劳里所指出的，宇宙的秘密并非通过首先考虑语言来发现，而是通过实验、观察或发展一项能增长我们计算或感知能力的新技术来发现。事实上，没有哪一位科学家坚持表述科学的语言可以指导、支配物质发展的进程的观点。从实在论传统约定的意义上看，科学事实超越主观性，而具有一种特殊的真理地位，并不为解释所左右，如果硬要说语言在科学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的话，那必定是虚妄的，因为科学事实是离开语言而独立存在的。[7] 从此可知，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等并非语言等所能消解。
矫枉过正必须防止和反对，否则就只能是过犹不及。如此，特雷西等人的反对和批判科学主义，达到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话与融合的初衷也就会落空。
[参考文献]
[1] “诠释学”与 “解释学”通用，都是从“hermeneutics”翻译而来。按照成中英和汤一介两位先生的意见，译成“诠释学”为最好。但由于目前学界仍有不少学者在用“解释学”，所以，汤一介先生认为沿用这一用法也未尝不可。见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2] 特雷西著，冯川译：《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5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1页。
[4] 海森堡：《物理学与哲学》，科学出版社，1974年，第22页。
[5] 黄瑞雄：《评后现代科学思潮对科学客观性的消解》，《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6] 黄瑞雄：《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10月。
关键词：释义论；口译；口译技巧
1.释义论
释义论产生于法国巴黎的释义学派。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达尼卜 塞莱斯科维奇经过长期口译实践创建了这一理论。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解码，而是剥开语言外壳，寻求意义的对等”（达，2）。释义论，借鉴了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系统的口译理论，并逐渐发展为口译领域的主要理论。
释义学派认为翻译即释义，是“译者通过语言符号和认知补充对原文意思所作的一种解释，译者追求的不是语言单位的对等，而是原文意思和效果的对等”（勒，25）。释义论侧重翻译过程，将其分为三步理解：第一步，听力理解原文，即听清源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第二步，脱离语言外壳，即自觉忘记源语言的语言符号，获取原文的主要意义，这一步也是跟以往翻译理论不同的一步。翻译不能局限在字面对等上，而是要寻求意思等值；第三步，信息重组，即用另一种语言符号表达出源语言的新的意义。既要明白内容和大意，还要做到通顺明了，即“信”和“达”。（刘，1994：34）
2.口译
口译（又称传译）是一种翻译活动，顾名思义，是指译员以口语的方式，将译入语转换为译出语的方式。换言之，口译要求口译员通过口头表达，将所感知和理解的原语信息准确而又快速地转化成目标语，进而完整传递信息的交流行为。“形变”而“意存”，“形转”而“意达”是口译的基本要求。“口译不仅需要良好的语言基础，还要有语言解意能力、反应记忆能力、信息组合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文化背景知识”（刘，2004：18）。
口译员进行口译的过程，实际上是把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这就要求口译员在进行口译工作前收集大量与主题相关的信息，这是口译工作的前提和必要准备。在口译过程中，口译员首先要进行即时听辨，先组合小单位语码，再进一步理解组合后的语句和语段；其次，要将听到的语言储存到感知记忆仓中，同时从长时记忆仓中提取相关的语言信息进行比较、理解和交流，即解析来源语信息；最后将理解的信息赋予目标语形式及时输出。简而言之，口译的基本过程即输入，解译和输出，具体为信息的接收、解码、记录、编码和表达。
3.释义论指导下的口译技巧
释意论不是把翻译看作一个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单向解码过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理解思想与重新表达思想的动态过程。意义对等是释义论对翻译准确性的评判标准，这就要求口译做到：
（1） 外延对等，即译文要传递原文有关语言外事实的信息。
如：“211工程”不能直接译为“211 project”，没有相关的外延信息，听者会不知所云，译为 “the project of 100 key universities in 21st century”，就有效的传达了原语隐含的信息。再如，“三农”应为 “ issues concerning country， agriculture and farmers”，而非“three kinds of agriculture”。（梅，29）
（2） 语用对等，即译文要适合听众的知识水平，以便理解，尤其是在重大的外交场合。
如中文经常说的“我们将尽力……”，直接译 “we will do our best” 就给人一种肯定能够完成的错觉，没有将模棱两可的暗含态度表示出来。根据不同场合译为“we will try our hardest”或者“we will do...as far as possible”更能传达说话人的态度和语气。
（3） 风格对等，即译文要忠于原文风格，社会习惯等，有些场合可以用不用太正式的口语，但重大场合应该用正式用语。
如：“我们学校占地5000亩”不能直译为 “The coverage of our university is 5000mu”，因为美国人仅能理解公顷或平方公里。（林，48）
（4）情绪对等，即要准确传达说话人的情绪状态，严肃的场合要体现庄重正式的情绪，而幽默的讲话也要讲这一情绪体现出来。
如：应校长先生的邀请，有机会与诸位再次相聚，感到很高兴。在正式场合应译为：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being with you here today at the invitation of Mr. President. 在非正式场合，彼此比较熟悉时，可译为：Hi， everyone， it’s so good to join all of you today and thanks for the president’s invitation.
4.结语
释义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对口译工作和翻译教学都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口译是即时性的翻译活动，释义论正是结合口译的特点，指导译员在短时间内做到忠实流利的表达源语。作为一名合格的口译人员，要认真研究释义论的思想精髓，熟练运用释义论指导下的口译技巧，灵活进行文化转移，不断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口译水平，才能更好的为国际交流服务。
参考文献
达尼卡 塞莱丝科维奇. 口笔译概论[M].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勒代雷. 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梅德明. 口译技能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