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证券范文
时间：2023-11-01 01:52:28
民生证券篇1
整体规划统一实施
证券行业属于IT应用较早的行业之一，随着网上交易的迅速发展，服务系统逐渐成为提升客户体验的重要一环。
服务系统一般针对证券经纪业务客户服务，比如对客服的投资咨询，包含交易、理财、投行客服等全方位服务。由于涉及部门多，系统庞大，很多证券公司都是分为几个项目分批实施。而民生证券最近上线的综合服务平台采取了整体规划，同时推进，前台、和后台统一实施。
“该项目集成度和复杂度高，涵盖内容广，并且将现在最时髦的互联网金融和基础服务全涵盖其中。通过项目的过程管理锻炼了自己的开发测试队伍并完善了运行环境，为今后的进一步拓展打好了基础。” 民生证券技术总监颜阳说。
颜阳表示，综合服务平台项目虽然是一个项目，但涉及多个不同系统，很多公司在做服务平台的时候每一个子系统都是一个完整项目。民生证券将综合服务平台作为一个大型项目来推进，必须严格管理才能保证项目的成功。
此外，由于综合服务平台的需求一直在不停迭代，不断有新的需求涌现出来，项目管理显得尤其重要。因此，民生证券在项目管理时尝试采取了PRINCE2（受控环境下的项目管理资格认证）方法。与目前流行的PMP（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资格认证）不同，PRINCE2一般用于甲方公司内的项目管理，不只是单纯管理外包的服务商团队，还要管理内部IT团队和业务人员。
作为项目管理领域目前两个广为流行的知识体系，PMP方法是一种建议及最佳实践集锦，而PRINCE2是一种方法，有明确的程序，步骤及模板，描述了如何以一种逻辑性的、有组织的方法，按照明确的步骤对项目进行管理。它不是一种工具也不是一种技巧，而是结构化的项目管理流程。在PRINCE2中，开始项目之前，强调更多的是项目管理，第一步都要确定项目的质量需求，验收标准并明确项目组中成员的责任。
同时，由于服务商人员是动态变化的，除了本地的实施团队，还有在外部的编码团队。因此，民生证券按照PRINCE2方法将综合服务平台项目管理文档按照阶段划分，通过平台授权自动同步完成，将项目中的所有文档管理起来。
在项目组织架构设计上，综合管理平台采取了两条线，一条是按照职能划分的垂直线，由项目经理进行管理，还有一条质量控制线作为补充。
由于综合服务平台和公司管理相关度较高，在项目上线过程中，线下和线上使用感觉会有差异，业务部门也需要一个熟悉和习惯的过程。因此需要和业务部门一起推进，并不断进行调整。比如在前台，客户使用第三方支付购买产品，客户付款后在系统内进行查询时需要确定很多流程，如到账后后台如何确认，是由财务人员还是服务人员确定核准，整个过程是手工操作还是自动实现等，这些都需要仔细考虑。
民生证券采用了沙盘模拟，和业务部门一道，建立流程总视图。每走一步有哪些动作，哪些动作需要系统来实现，哪些要靠手工或者流程实现，将业务流程从初始点到最后端点重新梳理了一遍。
综合服务平台建成后，有一个从建设到运营的转移过程，内部员工对平台使用的熟悉程度直接影响到系统的使用和推广，项目管理的全生命周期的完结还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
向云中迈进
对于云计算，目前很多大型集团企业更偏向于进行私有云建设，而中小企业现阶段更倾向于公有云，可以节省更多人力资源用在和业务对接上，从而获得更大利益。
一直重视云计算技术的颜阳对公有云的前景非常看好。颜阳认为目前的云计算环境正在逐步改善，除主流运营商在提供服务外，还有很多第三方服务商也在涉足云计算领域，竞争促进环境的正向发展。虽然有些用户在公有云推进过程中会有反复，存在技术磨合，但私有云也正在趋向于开源化，且随着外部公有云的逐渐成熟，当安全因素和运维质量逐步提高，运维质量提高，用户还会逐步将应用向公有云进行迁移。
颜阳透露说民生证券已经有一个项目将关键业务放到公有云环境之上，目前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该项目准备申报2013年度相关奖项。
下一站大数据
颜阳表示在建设综合服务平台时预留了完整意义上的大数据接口，未来条件成熟后可以通过服务平台对接前端展示系统，建立微信服务系统、呼叫中心、email系统等，并通过移动客户端为客户提供渠道层的服务。
未来，证券行业也开始着手研发趋势交易系统，实时抓取互联网中的财经数据，找出每篇博客、微博、新闻中关于每支股票的观点和情绪，汇总数据计算出此时的看涨看跌比例。
与趋势交易系统相近的是股市舆情分析。股市情绪分析系统是基于金融行为学理论和客观的机器学习算法，对股市涨跌数据、社会化媒体言论数据进行采集和挖掘。该系统计算出来的结果能够帮助投资者洞察股市的情绪，从而进行市场预测。
颜阳表示，舆情分析系统如果只是形成报告，供基金公司或者投资者参考，则是面向卖方市场。真正面向买方市场的是能够建立面向买方市场的趋势交易系统，可以直接产生订单。这两种系统的分析方法不同，面向买方市场要降低维度，在将多种可能性罗列出来后，排除掉与买方无关的维度，直接给出结论。
这种情况的难点在于建立知识库，如果按照传统手法进行关键词匹配，需要系统拥有自学习技能。基础的元数据是一个个单词，按照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当单词积累到一定程度要有类似于神经网络的语义关联能力，建立语义空间，要求机器自己有思维思考能力。
民生证券篇2
内容提要: 完善证券诉讼立法有助于推动证券管理机制的良性改革,体现对私权应有的尊重,保障投资人的正当权益。证券法对证券诉讼的规范,是证券诉讼特殊性的自然要求。由证券法对证券诉讼的规范,将有利于证券诉讼规则的有效实施,促进证券制度的完善。证券法应当采用分散立法体例对证券诉讼的诉因、诉讼主体资格及取得、证券诉讼时效、相关证券诉讼的方式等事项进行规范。
具有浓重行政管理色彩的现行证券法与证券市场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和问题逐渐凸显,越来越不能适应服务实体经济实践的需要。修改证券法的呼声日渐高涨,[1]在 2013 年的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年会上,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已经具备启动修订证券法的条件和时机。”。(注:参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法修法时机日渐成熟,完善发行制度等或成重点 》2013 年 04 月 23 日,http:/ /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3 - 04 /23 / c_124616704.htm,访问于 2013 年 4 月 26 日。)据悉,证监会系统已成立修法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初步形成了包括十个方面的修改思路,(注:证监会初步形成的修改完善证券法的思路建议包括十个方面:(1)完善证券品种范围规定;(2)完善多层次市场制度;(3)完善证券公开发行制度;(4)完善证券私募发行制度;(5)完善债券市场制度;(6)完善并购重组制度;(7)完善退市制度;(8)完善证券无纸化制度;(9)完善民事赔偿制度;(10)完善监管执法制度。参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法修改思路建议初步形成 已成立修法小组》2013 年 04月 23 日,http:/ /bbs.hexun.com/stock/post_5_5636935_1_d.html,访问于 2013 年 4 月 26 日。)其中包括“完善民事赔偿制度”,这无疑要求证券诉讼制度的建设必须匹配跟进。其实,我们认为,证券诉讼制度的建设,不仅对于完善证券实务中的民事赔偿制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对构建符合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证券市场管理机制都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主张,在证券法修改中纠正“重行轻民”指导思想,充分重视对证券诉讼的规范。证券诉讼制度是证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券诉讼制度的完善是证券制度完善的重要标志。然而,证券诉讼本质上属于民事诉讼,那么,证券法为什么要对证券诉讼进行规范,应当对哪些内容进行规范,如何介入,坚持何种标准,就成为证券立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证券法对证券诉讼的规范,是完善证券管理制度的需要
现行证券法奉行“大行政主义”理念,这一理念不仅全面体现在证券的发行和交易、相关主体体系的构建和管理等各个方面,还集中表现在对证券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方面。与其他法律一样,我国《证券法》第 11 章专章规定了法律责任,对证券违法行为虽然也规定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大类责任形式,但是,在该章的48 个条文中,除第 231 条的刑事责任的承担和第232 条民事赔偿优先的规定外,其他 46 个条文均为行政责任方面的规定。(注:我国《证券法》第 190 条、第 191 条、第 210 条和第 214 条虽对民事责任也有所涉及,但主要是关于行政责任的规定。)与众多的行政责任规范相对应的是几乎涵盖所有证券活动的行政管理或行政监管以及行政执法权和准司法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整部证券法中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仅有 10 条,(注:我国《证券法》涉及民事赔偿责任的条文有:第 69 条、第 76 条、第77 条、第79 条,第171 条、第173 条、第190 条、第191 条、第210 条和第 214 条。)关于民事证券诉讼除了第 47条有关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外,几乎难寻踪迹。2001 年 9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关闭了民事证券诉讼的通道;虽然,2003 年 2 月 1 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打开了证券诉讼之门,但是该规定不仅对能进门诉讼的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种类进行了限制,而且还对能进行证券诉讼的案件设置了以“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为依据的前提条件,极大地限制了证券诉讼作用的发挥。现行证券制度过于关注行政责任,行政责任优先,使民事责任被弱化、虚置,证券诉讼制度应有的投资者保护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市场的力量不能充分释放,市场自我矫正的功能受到极大压制。其后果一方面是行政管制过多,影响到市场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是欺诈违法行为在我国证券市场的轮番上演和投资者的任人宰割。究其原因,乃证券管理理念的错位,证券诉讼制度的缺失。故此,在证券法中对证券诉讼予以规范,树立公私协同的管理理念,强化私人执行的投资者保护理念,就成为完善我国证券管理制度的客观需要。
(一)加强证券法对证券诉讼的规范,有助于推动证券管理机制的良性改革
与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行政监管这种“公共执行”机制相对应,通过证券诉讼实现损害赔偿的机制在国外被形象地称为“私人执行”。证券诉讼这种私人执行机制能够赋予市场参与者更多的救济机会,减少公共执行不足所导致的法律禁止的行为得不到惩罚、损失得不到补偿的问题。为支撑规范证券公开发行和获准在有组织市场交易的监管框架,英国法律运用了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并行不悖的混合策略。这种把监管机构干预以确定证券发行规制与投资者对这些规制的私人执行相结合的策略,有利于保护投资者,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
在我国“重行政、轻司法”的国家治理的传统背景影响下,我国证券法具有明显“重行轻民”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目前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证券管理制度的发展。证券市场作为市场的一部分,应当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对于证券市场中的欺诈行为,应首先通过市场自身来予以校正,只有在市场自身难以校正时,才可引入政府这一外部之手进行干预。市场经济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和行政监管,但行政监管应当仅限于市场失灵的地方,并非越多越好,因为行政监管自身也存在诸如监管成本高昂、政策考虑过多、容易诱发权力寻租等监管弊端。基于经济人假设理论,在证券法中赋予投资者直接提起证券诉讼的权利,则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因为在证券违法行为中,投资者是证券违法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投资者最具追究违法者民事赔偿责任的内在动力。数额巨大的赔偿责任不仅可以对违法者进行有效制裁,而且对潜在违法行为产生巨大震慑,进而可以有效防范证券违法行为的发生。这样,证券诉讼这种私人执行方式就内化为市场矫正、防范违法行为的内生力量。
证券法本质上属于私法,在证券法中对证券民事责任及其责任追究制度进行全面规定,具有防止公权过度干预的功能。相较于行政监管,投资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注,具有更充足的内在动力去发现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并追究其民事法律责任。这样既可有效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提高其违法成本进而产生有效震慑,也可在某种程度上对监管机构产生监督和约束,使其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行政监管,提高监管效率。此外,具有公开性的证券诉讼发动,意味着把股市弊案推到阳光之下,不会存在证券监管中可能有的暗箱操作和公权力与私利交换的问题。[2]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发生因证券发行中的虚假陈述而追究核准机构(证监会)的民事责任的案例,但若发行中的虚假陈述证券监督管理机关未发现而投资者先发现并提起诉讼,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必然遭受社会舆论的质疑乃至信任危机。这种外在的压力必然会对行政监管产生巨大的督促作用。
即使是在证券监管机构相对有力的美国,其最高法院在 40 年前就曾指出,证券领域的私人执法活动是美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监管工作的必要补充。[3]事实证明,以索赔为目的的私人诉讼,可以为立法者所用,从而发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维护证券市场秩序的社会功能。[4]如果私人执行的理念得以充分贯彻并以此构建证券诉讼制度的话,证券诉讼制度还可大大减少具有更强干预性的事前行政监管的使用。强力国家介入背景下的公共执行,特别是事前的行政监管制度往往掺杂着诸多不必要的管制,管制制约证券创新,而创新则是证券市场之命脉所在。证券诉讼这种私人执行机制的建立可以有效减少事前行政管制的过多介入,这样就与“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现代证券市场管理理念相契合,进而有助于推动我国证券管理机制的良性改革。
(二)加强证券法对证券诉讼的规范,有助于体现对私权应有的尊重,保障投资人的正当权益
投资者是证券市场存续和发展的基础,投资者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是一个国家资本市场能否稳定和保持繁荣的重要基础。[5]
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首先侵犯的是投资者的民事财产权利,这种财产权利属于私权的范畴。私权的诸多权能的行使属于权利人意思自治的范畴,投资者权利受侵害后,是否要求侵权人赔偿,是否提起诉讼追求其民事责任,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公权力对此不应越俎代庖。在证券法中规定投资者直接提起证券诉讼的权利,是对私权的尊重和重视。法谚有语:无救济则无权利。若投资者的私权受害后难以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其享有的私权最终只能沦落为漂亮的摆设而已。此外,我国现行证券诉讼制度以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刑事裁判文书为起诉前提的做法,难以体现对投资者的公平保护。根据我国《证券法》第232 条的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此即民事赔偿优先原则,该原则设置的目的在于对私权主体的公平保护,以防“国家与民争利”。在实践中,许多证券违法案件在执行了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后,已无剩余财产可执行民事处罚,未能体现所谓的“公权行使不能侵犯私权”的法理精神。[6]故此,在证券法中规定投资者直接诉讼权,可以体现公平,防止“国家与民争利”。
就投资者保护而言,在证券法中规定证券诉讼还具有如下功能:一是,证券实体法的赋权功能。在证券法中明确规定受害的投资者有权对侵权人提起诉讼,赋予其直接诉讼权,这样既与民商法确认和保护私权的现代法治理念吻合,也可以充分调动投资者维权的动力,进而对违法行为产生有效制裁和震慑。正如有学者所言,法以主观法的方式赋予公民受到保护的可诉法律地位。法律赋予个人权利并使他们知道,在法律制度的范围内他们享有什么权利。被有效地赋予和保障的权利使公民之间的行为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预见,这样,法创造安定性。[7]在证券法中规定证券诉讼所产生的权利宣示作用,使得对投资者的保护不仅仅局限于诉讼这种事后救济模式,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事前约束、震慑的功效。二是,明晰证券诉讼的权利依据。诉讼程序是实体权利有效实现的可靠保障,在证券法中规定证券诉讼制度,赋予投资者起诉权,可以为实体权利的维护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投资者无需通过复杂的理论推演就可直接提起诉讼,大大降低了维权成本,与保护投资者的证券法功能相吻合。
二、证券诉讼应由证券法规范的法理分析
民生证券篇3
我国实行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其实并不是一项创新的民事诉讼制度内容。我国《民事诉讼法（2012）》第52、53、54条规定的内容，主要涉及民事诉讼的共同诉讼制度，分为必要和普通的共同诉讼，进而将共同诉讼中的代表人诉讼分为当事人人数确定与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我国民诉法所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有其适用意义，能最大程度满足不同情形下不同种类当事人诉讼活动的要求。即使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人数众多，又有大中小投资者之分类，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仍能够满足所有投资者维权的诉讼活动要求。推行我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其具体表现有如下内容。
1.近十年的证券民事纠纷司法审判实践，已为推出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充分的司法例证。我国法院受理证券民事纠纷已有十年，从2002年大庆联谊虚假陈述案等证券纠纷诉讼实践至今，已经为我国证券纠纷诉讼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为我国实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许多实例。在实践中，充分显示了我国证券专业性和技术性极强的诉讼特点，要求必须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配合与支持。大庆联谊、银广厦等案件也表明推出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大庆联谊案件中要求数百人的团用单独诉讼的方式，使得诉讼费高达60多万元，强制要求原告将人数削减合并到381人，并要求他们以15至20人为一个共同诉讼。这两个案件及后来的东方电子案，奠定了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实践基础，尤其是东方电子案的诉讼形式，较为接近代表人诉讼的集团诉讼形式，其审理的形式和结果也更加有利于投资者，使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实施更具有可行性。
2.我国证券市场运行科学性和有力的监管机制，已为推出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科学的技术性保障。我国推出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实行类似美国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最为担忧的是当事人一方或对方人数的确定与否以及所提供的相关佐证材料等证据证明力问题。事实上，我国证券市场运行及其监管的体制，包括证券交易登记结算系统及其技术资料要求，都早已建立且比较完整和完备。从我国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所掌控的交易和结算信息资料，完全可以查询在指定的期限内某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变更情况，从而可以掌控证券投资者对该上市公司投资交易及其盈亏情况。只要经法定程序和相关部门核定该上市公司行为是否对投资者造成侵权，就可以凭借所掌控的上述信息资料，认定诸位投资者由此受损状况。这为法院依法定程序裁定证券侵权人责任大小，提供了极其充分和科学的有理有据的信息佐证资料，这不仅有利于实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而且还可以大胆尝试规定证券民事诉讼豁免证券投资者权益受损的举证责任，只要投资者能提供其证券股东账号和交易股票名称及其委托查询交易账单，受理案件的法院即可据此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和提取相关交易信息资料。不仅如此，法院有必要时还可以查询与此同类的所有证券投资者交易信息资料，完全可以据此掌握侵权人行为导致所有投资者受损情况，也由此进一步明确该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种类。这充分表明我国证券市场交易和运行监管机制，已为我国证券纠纷实施代表人诉讼制度，以及为我国法院大规模受理证券民事纠纷案件，拓宽司法保护证券市场途径等，奠定了最为根本的证券专业科学的技术资料保障。
3.证券投资者权益的公益性和诉讼的同质性，已为推出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诉讼理论的法理保障。我国证券市场中，投资者的权益不仅来自于各投资者各自投资的收益所得，更重要的“权益”还是所有投资者所共同赖以公平选择决策的证券市场法制环境，该“权益”正是证券纠纷诉讼所有投资者的群体利益，是证券投资者的社会公共利益。由于上市公司及其高管违法违规的行为，其侵权对象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投资者，而是证券市场中所有证券投资者（含直接或间接投资者）。因此，其所损害的利益表面上似乎是损害投资者个体投资利益，实际上暗含着投资者的共同“权益”，这为我国证券纠纷推行代表人诉讼制度“造就”了根本的前提条件。事实上，更多的投资者都仅仅关注自己投资损失，此前我国法院受理证券民事纠纷仅限于单独诉讼或人数确定的共同诉讼方式。如此规定，法院受诉审理工作表面上似乎减轻了，投资者则因其突出的权益个性而使其诉讼地位更加“弱势”，不利于化解证券民事纠纷投资者举证困境。证券投资者权益诉讼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其诉讼的性质、类型及其适用程序、损害情形及其归因、侵权者抗辩情形等方面，具有极其一致的诉求及主张，而且在受诉法院管辖依据及其适用程序、举证责任及其内容、裁判统一性及其执行要求等方面，要求受诉法院都要有统一性和协调性，不能各法院有各自矛盾性裁判。证券民事纠纷中，投资者权益的公益性和诉讼的同质性，不仅充分显现出代表人诉讼适用证券纠纷诉讼的必要性，而且表明这些属性也为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展示了证券诉讼特征及其诉求的法理保障，这正是证券纠纷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可行性，也是证券纠纷诉讼的最根本特征之一。
4.国外诸多国家证券纠纷审理形式，也为推出我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选择和许可不同的证券纠纷诉讼模式，涉及不同的证券诉讼价值，从而产生不同的诉讼成本与效益。由于证券诉讼的特征，许多国家都分别采取大同小异的不同证券诉讼模式，如美国典型性的证券集团诉讼，德国证券示范诉讼，英国、加拿大和韩国的证券集体诉讼，台湾地区的证券团体诉讼及其改革方向等，④这足以表明证券纠纷诉讼解决机制的发展方向是选择证券诉讼集团化、集合式诉讼模式，集团诉讼将是各国证券民事纠纷司法审判制度的根本内容。在我国，无论是选择美国证券集团诉讼模式，还是德国的证券示范诉讼或是其他国家的证券集体诉讼模式，我国证券民事纠纷必须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55条规定，大胆将代表人诉讼制度适用于我国证券民事纠纷诉讼活动中。这两条规定的内容，与我国证券市场实际要求的精神基本一致，已为我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适用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具有明显的可行性。最高院的《规定》，明确只能采取单独诉讼或共同诉讼的方式，实践上表明如此《规定》不仅不符合证券市场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要求，而且与《民事诉讼法》第54、55条所规定的内容是矛盾的。国外多年的证券诉讼实践，确实也为完善我国证券纠纷诉讼机制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尤其是美国式集团诉讼确实是处理社会大规模证券纠纷的一种极为特殊的机制，它的许多做法对我国解决证券纠纷适用代表人诉讼机制中的当事人适格、代表人选定权限、节约诉讼成本、防止滥诉、具体程序等方面，产生积极的促进和改善作用，也为我国证券民事纠纷实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的有价值的前例。
二、我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适当性
我国实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不仅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55条已经有了专门的相关规定，使之具有相应法律依据，而且近年的证券纠纷审判实践，也为我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推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而，从我国证券诉讼实践及国外证券纠纷诉讼机制等情况看来，我国实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也并不是断然的，更重要的还是根据我国证券市场违规违法、证券投资者权益受损、证券司法审判资源等方面情形，来决定和规制适用怎样的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我国实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内容有个适当性问题，适度适用该项制度，是证券市场法制化的科学性表现。我国实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要有适当性，其主要表现如下几方面内容。
1.适当划定和厘清证券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确保科学实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民事案件管辖权规定，证券民事纠纷案件与一般的民事纠纷案件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在于证券民事纠纷案件的案源、案件性质和类型、证券市场交易所在地、证券交易委托地等许多方面情形，均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具有证券民事纠纷的特殊性。如我国目前证券市场只有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并不需要直接到这两个交易所，而是通过其分设全国各地的会员（证券公司）进行委托交易，但证券交易地其实仍是上海、深圳，该项交易行为的连接点（最密切联系地）是上海、深圳，因此，因证券交易而发生纠纷应该归属于上海、深圳交易所所在地法院管辖，这与一般民事案件管辖权确定的考量因素有很大差异，由此可以将证券民事纠纷管辖划为特殊管辖之类。在案件性质上，证券民事纠纷案件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民事纠纷案件，其争议的主体双方当事人，上市公司及其高管往往是被告，广大的证券投资者更多情形下都是受害者，是原告，在证券诉讼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不仅如此，证券民事纠纷诉讼对其所管辖的法院还提出更高的要求，审理证券纠纷的法官要有更多的证券法知识，对证券民事纠纷特殊性有深刻认识，这再次说明划分和确定证券纠纷管辖的法院，不能沿袭传统的民事诉讼管辖标准。建议选择或判定证券民事纠纷案件管辖，以证券交易行为所在地或证券交易所所在地法院为管辖标准，这既能充分体现证券交易行为的特殊性，又能确保将证券纠纷管辖法院集中限于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以便集中证券司法人才于所管辖的法院。基于此，可以考虑在上海、深圳的法院设立证券民事纠纷审判法庭，此前上海已经尝试开设金融审判法庭⑤，这正是证券民事纠纷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适当性的最佳表现，无需在全国各地法院均开设证券法庭，其目的是更好集中审判资源，提高证券司法效率，保障独立公正，维护证券市场法制秩序。
2.充分运用证券登记账户的法律效应，保障科学运用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我国证券市场与一般市场有很大不同，根本不同在于证券市场每一交易行为都有极其完整的交易记录登记材料，并由全国唯一的机构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统一办理，这为我国证券民事纠纷推行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关键性技术保障。我国如引入类似国外的集体诉讼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则只要是符合条件的证券投资者，不管是否提出诉讼，法院作出的示范性判决书都对其有效。在其诉讼时效内，只要投资者依法，提供其证券投资凭证，并适当说明其投资状况，法院完全可依职权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证其投资状况，裁定是否适用该示范性判决书。证券纠纷受理法院只要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即可查证获悉投资者投资盈亏状况，并从投资时间段求知投资行为与上市公司及其高管是否有关联性，可以最大化降低投资者证券诉讼成本。
3.豁免证券投资者证券民事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助推并落实我国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任何诉讼，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极为关注诉讼证据的来源及其举证责任承担的问题。证券纠纷诉讼中，由于证券投资者弱势地位，其诉讼成本及其举证责任等应该削弱或豁免，并将诉讼成本分摊给被告，将证券纠纷举证责任也转移给被告，其最根本的目的是增加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的社会责任，增强其在证券市场中的责任感。一般民事诉讼案件的举证责任，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特殊情形下，举证责任倒置。证券民事纠纷诉讼就是特殊的民事诉讼案件，当证券投资者主张其投资权益因上市公司及其高管行为而受损时，该举证责任就需倒置，由被告负责。因为在证券侵权过程中，被告掌握了侵权行为过程的所有细节和技术资料，原告不可能在未经被告同意的情况下，取得这些细节和技术资料。原告只需陈述其受损具体情形及结果状态、损失计价、归责情形等，无需原告举证上述内容。⑥如券商举证不能，恰好说明券商管理上存在重大违规行为，损害投资者权益之责难卸。证券纠纷诉讼主张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可以催化被告实施侵权行为前，预知其行为的违法性、危害性和法律责任性。其实，法院依职权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查证取证，所获取证据不仅容易便捷，而且真实客观准确，双方当事人均认服。证券民事纠纷诉讼，主张原告举证责任倒置，更重要的目的是让被告深感其责任重大。据此，建议修订民诉法，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规定适用于证券民事纠纷诉讼，确保适度扩大适用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
4.简化证券诉讼程序及降低诉讼成本，便利适用证券民事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我国的证券民事纠纷诉讼，与实体法的巨大进展相比，程序法的进步显得极为缓慢，并成为“跛脚”制度。⑦我国证券诉讼应设法简化或缩减程序，无需通知和确认所有相关的投资者列为原告，甚至可以规定由律师发起，征集投资者参与共同发讼，并适当适用代表人诉讼，律师费待投资者在成功拿到赔偿之后再从中收取。尤其是证券侵权纠纷诉讼涉及证券投资者人数众多、索赔数额巨大、审理程序复杂、诉讼费用奇高，仅凭投资者个人的力量难以完成，规定律师介入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是我国证券诉讼制度的基本内容要求，也是完善证券市场司法保障的重要措施之一。如此所为，可以降低投资者诉讼成本，减少许多诉讼障碍，足以构成对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等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震慑作用，最大限度保护证券投资者权益。那些认为由此会因律师主动介入，引发证券纠纷滥诉现象发生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我国证券市场损害投资者权益现象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即使催发证券民事纠纷诉讼增多，这对于维护证券投资者权益的紧迫性而言，理应不足为惧。总之，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发展的思路是明确的，不仅要通过制定和修订《证券法》、《公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范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法律制度，而且还要更为重视建立和完善我国证券纠纷诉讼制度，通过修订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内容，专门列明有关证券纠纷诉讼管辖规定，明确规定证券民事纠纷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相关内容。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废除《规定》，重新出台有关证券民事纠纷诉讼的司法解释，提议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所在地基层、中级人民法院，设置证券法庭，并指定管辖及其统一受理我国证券纠纷案件。在审理证券纠纷诉讼时，根据证券纠纷性质和诉求类型不同，适当实行代表人诉讼制度，满足人数众多的证券投资者这一方当事人的诉权要求，这也是我国司法制度适应证券市场法制建设的需要。
民生证券篇4
一、证券内幕交易及其民事责任
证券内幕交易,是指内幕人员利用知悉的、尚未公布的重大信息,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内幕信息或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行为。内幕交易的构成要素,包括实施内幕交易的行为主体、内幕信息和内幕交易行为。在三者相互关系中,其核心因素是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而不在于是否是内幕人员,非内幕人员也能成为内幕交易的主体。我国《证券法》及《刑法》中规定的法定义务———不得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同时还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民事赔偿。
二、美、澳、台湾地区及我国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发展状况
(一)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对内幕交易进行规制的国家,《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美国现代内幕交易的立法奠定了基石。此后,国会又制定出的《1984年内幕交易制裁法》和《1988年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执行法》都明确规定,掌握非公开信息的个人进行证券交易或通过透露非公开信息帮助他人进行证券交易,必须赔偿同时参加反向交易的对方损失,并在具体民事赔偿范围和赔偿额计算上做了相应的规定。美国法律通过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尤其是民事赔偿,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通过2001年的金融服务改革法案修改了《公司法》,将违反内幕交易规定的行为置于民事处罚之下。澳大利亚《公司法》第1043L条对违反内幕交易规定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情况,规定了四种特殊的民事赔偿责任,其中第5款的规定是内幕人有可能承担双重赔偿责任。
(三)我国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是以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模型制定的,其《证券交易法》中明确规定,从事内幕交易的人员,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规定损害赔偿额以内幕信息公开前内幕人买入或卖出该股票之价格,与信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价计算。同时还规定,如内幕交易情节重大,法院将以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的请求,将责任额提高到三倍。很明显,台湾地区证券法对内幕交易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规定极为清楚,为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四)我国证券民事责任的发展与机制缺位
就立法而言,证券违法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已与其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并列,构成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制裁体系。但证券民事诉讼在我国获得合法性,却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1998年12月中国首例股民状告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赔偿案以“原告所述其股票纠纷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处理范围”为由,裁定驳回原告。随后,又有若干起损害的民事诉讼被法院驳回起诉。最为甚者,2001年9月,最高法院下发了《关于涉及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使证券民事诉讼成为彻底的不可能。所幸不久,2002年1月最高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后简称2002年高院通知)了,法院可以受理投资者提出的要求虚假陈述的证券违法行为人赔偿的民事案件。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证券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等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害,受害人仍然不能通过诉讼途径获得赔偿。
笔者认为,证券民事诉讼的功能之所以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内幕交易的民事诉讼至今仍处于缺位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点:1.立法者对证券民事责任的功能存在认识上的片面。从《证券法》的条款中也不难看出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责任占绝对主导,只相信唯有“严刑峻法”才能遏制违法犯罪,而所谓民事责任只不过是一种经济补偿,无需作为法律责任对待,因而造成证券民事责任缺位,法律地位无足轻重。2.立法者对当前证券市场存在的与法治市场要求不相符合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的后果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不了解,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由于证券欺诈行为长期得不到法律支持,有的认为自己经常处于受骗与无助的境地,而将要远离股市。3.当前法官素质总体看来尚不足以应付技术化、专业化程度极高的证券赔偿诉讼。当某种证券不法行为发生后,有时的确难以将正常的投资风险与投资者受到不法侵害所造成的损失区分清楚。然而这些客观上的困难不应该继续成为日益走向市场经济的现实中国回避证券民事损失责任的理由和藉口。
三、建立我国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机制的必要性
(一)充分认识内幕交易的危害性是建立完善机制的前提
证券市场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大规模融资,而要做到这一点,市场和上市公司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但内幕交易违法活动却从根本上破坏了以市场信用为基础的游戏规则,损害的不仅是少数直接受害人,而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使得广大投资者产生人人自危、处处是陷阱之感。特别是遭受损失而又得不到应有赔偿的广大中小投资者,最终可能“用脚投资”退出市场。那些正在证券市场门前观望徘徊的投资者,也会“望而却步”。证券市场将丧失支撑,成为无源之水。现代证券市场因其脆弱性、敏感性和在市场经济中的某种导向作用而容易对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破坏力,甚至会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而成为引发经济危机的导火线。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和现代化程度很高的美国,都有过引发世界范围股市暴跌的实例。我国前些年,一批如琼民源(已摘牌)、亿安科技(000008)、银广夏(000557)、郑百文(600898)、杭萧钢构(600477)等上市公司恶劣的市场侵权行为相继曝光,导致整个市场的震动,极大地动摇了证券市场存在和发展的根基,连着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都惊叹“中国的证券市场,连规范的都不如”。证券市场因其价格指数的敏感性具有国民经济状况晴雨表功能,内幕交易的频繁发生,扭曲了正常的价格反映机制,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准确性,最终会危害宏观经济秩序。因此,充分认识内幕交易的危害性是建立民事责任机制的必要前提。
(二)建立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机制刻不容缓
当前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各项规则制度不够健全,因此通过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动员广大投资者参与监控,利用民事赔偿方式来惩治违法行为,保障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挥;通过对受害人的赔偿补救,有效地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增强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任是关乎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与发展的大局;推行民事赔偿责任。允许受害人对上市公司有关人员内幕交易行为提起损害赔偿,给不法行为人施加沉重经济负担,剥夺行为人非法获得利益,不仅可以遏制内幕交易行为再次发生,并对其他行为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有效打击、遏制证券市场的各种违规行为;通过强化民事责任的作用,有利于减少政府的职能,充分发挥司法者最终解决纠纷的作用。诚然,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制度不是万能的,但可以成为市场投资者免受损害的最后保障。投资者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有足够的动力密切注视上市公司的一举一动以及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行为,并在发现后,主动提出保护其权益的诉求,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的公平与公正。总之,当前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机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四、建立我国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机制的探索
(一)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诉讼程序的探索
基于近些年来证券市场内幕交易事件频频发生,但又无法可治,无法可依,有的法律工作者曾建议,证券内幕交易民事侵权纠纷案件可否比照2002年《关于受理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高院通知》)中的虚假陈述案件的规定处理。笔者认为《高院通知》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受理和操作上本身尚且存在一些受到质疑和困惑并急需完善之处,何况内幕交易行为较之虚假陈述行为更具有许多差异。因此,必须探索真正适合我国证券内幕交易特点的民事诉讼问题,如案件管辖问题、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问题、诉讼形式问题以及诉讼的前置问题等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以有助于证券诉讼立法的完善,并进而有助于人民法院及时、公正地处理证券民事侵权纠纷,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的良性运转。
1.证券民事诉讼案件的管辖问题。我国的普通法院设有四个级别,即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而且我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任何级别的人民法院均有一审管辖权,因此有必要确定证券民事诉讼案件由哪一级法院审理。笔者认为,2002年《高院通知》中确定民事诉讼案件由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而并非由基层法院管辖,也不是一般城市的中级法院管辖,是考虑到证券市场内幕交易引发的侵权民事赔偿案件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难度,是较好地考虑了我国的国情和当前最大的实际。但其中“地域管辖采用原告就被告原则”可能欠妥,它限制了原告选择法院的权利,并有可能滋生地方保护主义。因此笔者建议,当原告对上述规定提出异议,可允许由该证券当初挂牌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上海或深圳)的中级人民法院作为民事赔偿诉讼案件的一审专属管辖法院是有利于案件审理的。因为,证券交易所掌握了全部的披露信息数据和交易数据,而其他地方则没有这些终端数据材料,这些数据材料既是对内幕交易受害人(原告)认定的依据,又是判案的依据之一。同时,这种带有专属性管辖法院,也可避免同一类性质案件,由于受理法院不同,在某些方面的认识出现处理结果的大相径庭,并同时也避免了司法实践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使原告和被告都处于同一司法地位。
民生证券篇5
关键词：证券纠纷；证券纠纷解决机制；证券纠纷类型；考量因素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111-02
证券纠纷是指在证券的发行、交易、登记、结算等环节中证券活动主体间发生的纠纷，广义上包括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纠纷。从证券法的规定来看，对于证券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主要体现为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该行为构成犯罪时的刑事责任，而极少有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1]，但对投资者而言，有效地制止证券违法行为并使其获得经济赔偿更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是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稳定投资者投资信心的重要举措。因此，本文将以证券民事纠纷为研究对象，认为有必要深入探讨证券纠纷侵权者的民事法律责任，在综合考量有关因素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具体而言，应着眼于证券的自身特点以及证券纠纷的特征与类型，以此作为构建证券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考量因素。
一、证券独特属性――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重要基点
“一般而言，证券是指为证明或设定权利所成的书面凭证，它表明持有人有权取得该证券所拥有的权利和权益。”[2]我国证券法列举了股票、公司债券、政府债券、投资基金、证券衍生品等五类债券。本质上，证券所体现的是一种具有财产属性的民事权利，证券的形式是这种民事权利的载体，证券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较为健全和发达的社会信用体系，因此，证券与社会信用密不可分，这也决定了证券与传统的民事权利具有显著的差异。
（一）静态层面，证券不仅反映了权利证券化，而且它与财产本身结合在一起，具有鲜明的财产性
传统交易的财产具有有体性和现时性，交易和流通直接针对的是财产本身，但证券活动中，交易的实体即财产并不要求在交易时即出现，证券的交易本身即构成了财产的权利归属转移，对证券的持有即意味着对财产拥有权利，权利人行使权利时必须持有证券，相应地，丧失了对证券凭证的持有则丧失了权利。这种变化，反映了财产流通趋向简易化、形式化，依赖于财产凭证实现的财产权利转移，也意味着交易的专业性进一步增强，法律对权利义务的程式化规定，突破了传统民事行为的一般模式，增加了交易的专业化要求和风险。
（二）动态层面，证券的根本意义在于流通而非静态持有
因证券的广泛流通活跃了证券市场，既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交易的新型“市场”，又因该类交易方式的便捷性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对投资者而言，证券在证券市场上的自由买卖，即通过转让的方式可有效地降低投资风险，从而达到实现收益的目的。证券持有人自由买卖证券的行为，其实质在于行使其财产权利，从而获得期许的收益。以股票为例，股票持有人可通过低买高卖，既客观上进行着投资行为，又可获取资本利得，同时对股票还享有股息分红等，尽可能达到财产增值。这种方式意味着股票不能被当作收藏品对待，而是通过频繁的流通活跃于证券市场。
（三）法律层面，证券行为具有严格的法律要求
一方面，市场行为往往是收益与风险并存，这就意味着不仅需要通过法律来规范证券交易行为，使得证券交易的社会信用机制获得法律上的保障；另一方面，证券投资者属于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证券交易并非建立在传统的“熟人”间的信赖基础上，而是社会上不特定的人之间的行为，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不仅关系到证券能否作为现代交易的一种新形式而持续存在，也关系到金融秩序能否稳健运行，因此，法律对证券做了严格的格式要求，对证券行为也做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无论是证券的形式还是证券的发行、交易等，法律均做出了有别于一般民事行为的规定，某种意义上，证券法律中的技术性规范往往多于一般民商事法律，这也足以表明，证券法律除了价值性规范外，往往具有更高、更严格的技术性要求。基于此，证券的风险性与技术性，反映了证券纠纷有别于传统民商事纠纷的新型特征。
二、证券纠纷特征――纠纷与纠纷解决机制的适应性要求
由于证券的流通涉及很多环节，且具有更强的技术性要求，这就决定着证券纠纷具有高度复杂性、更强的专业性和影响广泛性等特征。
（一）高度复杂性
以转让方式与票面记载内容为标准，证券可分为记名证券和无记名证券，前者以背书等方式转让，而后者则采取交付等方式，一旦发生纠纷，既涉及证券纠纷，也会涉及证券基础法律纠纷，而单以证券纠纷而言，则可能面临着对已从事证券行为的其他人的追溯，使得证券纠纷关涉的主体、范围等更为广泛，纠纷更为复杂。就主体而言，证券纠纷可能发生在发行、交易、登记、清算等任何环节，涉及的主体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以及广大投资者等，尤其是证券投资者属于不特定的多数人，涉及主体的复杂性增加了证券纠纷的解决难度。
（二）更强专业性
尽管很多人对证券并不陌生，但包括投资者在内，人们对证券的具体操作流程并不熟悉，而证券流通过程中往往涉及很多技术问题，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特征，如果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很难准确地把握证券的运行过程，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也很难有力地保护自己。不仅如此，即便将纠纷诉诸法院，法官仅仅具备审理一般民商事纠纷所需的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也很难应对，还需要深入地了解证券的有关规则以及金融知识和经验。因此，证券纠纷中所存在的知识壁垒，对证券知识的专业化以及从事相应工作的经验积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是普通民众乃至一些法官的知识和日常经验无法应对的。
（三）影响广泛性
“解决证券纠纷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一环，是关系证券市场培育和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3]如前所述，一旦发生证券纠纷，则会涉及众多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如果纠纷解决不当，极易演化为。此外，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证券纠纷的发生也会引起投资者对其投资行为的慎重考虑，甚至会出现撤回投资，这将引起证券市场波动，对整个金融资本的运行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危及国民经济秩序。因此，妥当化解证券纠纷，有利于稳定投资者的信心，巩固社会信用，充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保障资本市场秩序的稳健运行。
三、证券纠纷类型――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具体参照
由于证券类型多样，证券流通环节较多，与证券流通有关的主体具有多元性，以不同标准，证券纠纷可分为不同类型。比如，按照流通的不同环节，可分为证券发行、上市、交易纠纷等；按法律性质，可分为证券合同、侵权、缔约过失纠纷等。实践中，证券交易环节的纠纷较多，而这类纠纷主要发生在投资者与证券经营机构（即证券公司）或者证券经营机构之间，尤其以投资者与证券公司间的纠纷最为常见。根据我国《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交易实行会员制，只有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才能成为证券交易的会员，因此，投资者只有通过证券公司的才能进行证券买卖，投资者与证券公司必须签订证券交易委托合同，实践中又被称为证券经纪合同。根据交易的具体事项，证券交易合同纠纷大体上包括证券交易委托纠纷、证券托管纠纷、交易结算资金纠纷等。
（一）证券交易委托纠纷
证券交易委托纠纷主要因证券公司违反《证券法》规定的义务，未能按照委托书的要求和相应交易规则证券的买卖，或者未如实记录交易过程、未将成交报告单交给委托人以及篡改交易对账单等，核心在于违背了委托人的真实意思，未按照委托人的指令进行证券交易行为，由此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证券托管纠纷
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签订托管协议，将其持有的证券委托证券公司保管，并依法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公司接受投资者的受托管证券后，交给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即银行存管。证券公司在接受委托管理证券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违背投资者真实意思为其获取不当利益或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由此产生的纠纷即证券托管纠纷。该类纠纷主体主要包括投资者、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尽管一般情况下证券公司是直接责任者，但在举证方面，究竟是证券公司还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过错，将会比证券交易委托纠纷更为复杂。
（三）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纠纷
投资者在与证券公司签订委托合同委托其买卖证券时，应向证券公司存入用于买卖证券的资金，即证券交易结算资金，通常称为客户保证金。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纠纷主要包括以下情形：一是证券公司私自挪用投资者资金或者未将自有资金与客户保证金分户管理，即构成证券欺诈，属于证券侵权行为；二是证券公司未能尽到妥善保管客户保证金的义务，造成他人擅自使用或提取资金，这类纠纷既可能属于证券公司与他人的串通引起，也可能因证券公司未尽到审核义务，不仅侵害了投资者的财产权，而且也构成违约；三是证券公司违反《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违规办理资金结算，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形成违约纠纷。
四、结语
基于证券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上述考量因素，单一的机制并不能完全满足解决证券纠纷的需要。“多元化纠纷解决理论是对传统的、单一的诉讼机制的功能、价值、建构视角乃至程序供给等的理念变革”[4]，契合了证券纠纷的自身特点，可为证券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一定指导。事实上，“建立调解、仲裁、诉讼相互衔接的多元化证券纠纷解决机制在总体上会降低解决纠纷的费用，提高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5]，不失为证券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一种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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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篇6
[关键词]证券分析师、第三人、民事责任
证券分析师在我国又称为股评师、股票分析师，他们是向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的专业人士。他们通过向公众投资者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在引导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提高证券市场的透明度，规范证券市场运作、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ST中科、银广厦、蓝田股份等造假股股价疯涨的背后，确有一些证券分析师在其中推波助澜。为此，中国证监会根据《证券法》、《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制定了《关于规范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加强对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证券分析师的监管。
证券分析师因其违法违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是否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呢？《证券法》和《暂行办法》均未对证券分析师的民事责任作出规定。作为补救，《通知》在第7条中规定，“投资者或客户因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人员的执业活动违法或者犯罪而遭受损失的，可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损害赔偿。”那么，该如何具体界定证券分析师的民事责任呢？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些探讨。
一、界定证券分析师民事责任的价值
何为证券分析师呢？笔者将其定义为：证券分析师是依法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和执业资格，就证券市场、证券品种走势及投资证券的可行性，以口头、书面、网络或其他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分析、预测或建议等信息咨询服务的专家。其专家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执业工作的独立性。这是证券分析师执行业务的首要要求。它要求证券分析师在执业时要保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独立姿态，并在工作上、地位上及利害关系上独立于当事人。其二，具有证券从业人员资格。即证券分析师应具备与其职业要求相符合的知识、技能，并得到相应主管部门的认可。其三，证券分析师给服务对象所提供的服务是非定型性的。即证券分析师服务的对象一般为非特定化的大众投资者。其四，行业自律性。各国证券投资咨询人员一般都存在其行业自律机构，指导证券投资咨询人员的执业行为，并对违规者作出制裁。
证券分析师是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职业。在证券市场发达的美国，证券分析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证券市场正经历着重要的进化过程。其中最重要的进步是专业证券分析师的出现。由于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存档的数据通过计算机网络能够及时、低成本地为分析师所得，使得分析师成为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机制。”[1]（P13）理论上认为，如果有用的市场信息以不带任何偏见的方式全部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反映，那么可以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证券市场是信息市场，只有信息充分，证券的正常价值才能被发现，投资者才可以据此做出理性的投资。虽然有关事实的信息一般投资者也能获得并加以使用，但证券分析师具有一般投资者无可比拟的专业优势和规模优势。正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1998年11月所评价的那样：“证券分析师使投资者了解信息，他们消化吸收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并且积极追踪企业新的信息，形成报告，他们在信息的传输中扮演了导管的角色。”[2]（P9）所以说，证券分析师提供的分析意见和预测对一般投资者而言，是一种重要的信息。在实践中，投资者对证券分析师存在着较强的依赖性。美国高等法院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更进一步说明了证券分析师对证券市场的意义，“证券分析师对整个市场的价值是勿庸置疑的，他们收集分析信息的活动显著提高了市场的定价效率，从而增进了所有投资者的利益。”[3]（P9）故证券分析师对于市场和投资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我们也看到，证券市场不是教堂，证券分析师也不是圣贤，而是“经济人”，具有逐利性。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和证券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在证券市场从事中介服务的商主体。作为其执业人员的证券分析师自然是一类重要的商主体。所以证券分析师基于利益驱使的欺诈行为也屡见不鲜。在美国，随着一系列丑闻的曝光和股市泡沫的破灭，华尔街证券分析师的信用不断遭到人们的置疑和司法部门的调查。目前全美涉及华尔街投资银行、证券公司欺骗的案已达到300多件，涉及50多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而排在最前面的25个案子全部是状告分析师的，估计赔偿金额会超过10亿美元，将成为华尔街有史以来为说谎话付出的最大代价。[4]（P134）华尔街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也不例外。
由此可见，对于规范证券分析师的行为，仅仅依靠道德守则和行业自律有时候并不是有效的，而科以民事责任可能是一种可靠的阻吓欺诈的手段，同时也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实现社会正义的手段。
通过对实施欺诈行为的证券分析师科以民事赔偿责任，一方面可以产生威慑作用，促使他们更加谨慎和勤勉尽职，为投资者提供真实有用的信息，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分析师行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投资者的损失得到补偿，有助于化解矛盾，实现市场的公平，增加投资者信心，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二、证券分析师民事责任的性质
证券分析师向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双方是平等的主体。根据责任自负的原则，任何人对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害要承担责任。如果证券分析师在执业过程中因自己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那么，证券分析师承担的民事责任为何性质？是违约责任、侵权责任还是独立责任？证券分析师从事证券分析业务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与投资者签订证券信息咨询服务合同而发生的合同关系；一种是证券分析师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证券信息服务而形成的法律关系。此种法律关系是基于公众投资者对证券分析师的信赖而产生的一种特殊信赖关系。本文论述的是证券分析师对不特定的公众投资者即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关于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导致第三人受损的民事责任的性质，当前主要有契约责任说、侵权责任说和独立责任说三种。契约责任说认为：证券分析师向股票市场投资者传播股评信息是为了吸引股民大众而提供的一种服务。在这种服务中，存在着两方主体，一方是证券分析师，另一方是股民。当股民以一定方式接受证券分析师的股评时，证券分析师与股民之间即形成服务合同关系，证券分析师是服务提供方，股民是服务接受方。[5]侵权责任说认为，证券分析师与投资者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证券分析师提供不实信息违反的是一种法定义务而不是当事人约定的义务。我国首例证券分析师民事赔偿案件采用的就是侵权责任。独立责任说认为，“证券交易有其独立的目的，其所决定的民事责任当属一种独立类型，不必强行纳入民法的责任类型中。”[6]（P329）
笔者认为，证券分析师的民事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理由如下：
首先，对于独立责任说，大多数学者认为，其虽然免去了责任性质的纠缠，但其也不得不依客观事实的性质，类推适用民法上的侵权或合同责任的有关规定，其实仍然没能避免要将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归于传统法律制度之下。[7]此笔者表示赞同。
其次，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根本区别在于责任基础不同。违约责任的基础是违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义务，侵权责任的基础是加害人违反法律直接规定的法定义务；且前者在责任之构成与法律规定之间，存在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的合意过程，后者在责任之构成与法律规定之间，不存在当事人的合意过程。[8]（P201）证券分析师向不特定的证券投资者提供证券分析预测信息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并不是一种要约行为，他们与不特定的证券投资者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证券分析师所违背的义务也就不是一种合同义务，而是法律规定的一种特殊义务。而且我国合同法的理论与实践都没有采纳德国的“事实契约关系理论”，故认定为违约责任未免牵强。
第三，采取侵权责任说更有利于保护受害投资者的利益。侵权责任摆脱了合同责任对合同关系人相对性的限制，扩大了受保护的第三人的范围，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更显周全。在证券市场发达的美国，一般都是认定为侵权责任。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关于信息提供者对没有当事人关系的第三人承担责任的第522条第1款规定：“某人在其业务、职业或受雇佣中，或其他有经济利益的交往中，为指引他人的商业交易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如若他在应用或传送该信息时未能行使合理的注意或能力，对他人因正当的依赖其信息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负有责任。”[9]（P209）
第四，证券分析师进行欺诈性预测的行为可以定性为广义的虚假陈述行为。而虚假陈述在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是界定为侵权责任的。虚假陈述的广义解释是指，证券市场的参与人违反证券法律义务性和禁止性的规定，在证券发行和交易过程中，作出背离事实真相的陈述或记载；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10]（P67）本定义中所称的“证券法律义务性和禁止性的规定”具体是指《证券法》第72条：“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新闻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和有关人员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严重影响证券交易。禁止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1条：“禁止单位或个人对股票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者含有重大遗漏的任何虚假陈述或者诱导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其中证券交易服务机构主要就是指各类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以及证券资信评估机构。证券分析师即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从业人员。虽然证券分析师不承担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不是狭义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但是由于法律规定他们对市场负有不得虚假陈述或信息误导并给投资者造成损失，根据民法对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定以及行为人的过错，则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11]（P117）
三、第三人的界定
第三人是指与证券分析师没有合同关系的、使用证券分析师提供的预测性信息的投资者。证券分析师欺诈性的虚假陈述可能会给为数众多的投资者造成损失，但是否因某次证券交易受损的所有投资者都可以向证券分析师主张赔偿呢？显然这个范围过大。如果这样，可能会引发大量无理诉讼或滥诉，使证券分析师动则得咎；迫于无奈，证券分析师将三缄其口，无所作为，投资咨询行业将趋于萎缩，所以必须合理界定第三人的范围。
我们认为，有权主张赔偿的第三人一般要符合如下条件：
1、第三人必须是证券分析师可以合理预见的使用其提供的信息的投资者。所谓合理预见，指证券分析师依其职业常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哪些人将受到其预测分析的影响。这要依具体情况，视证券分析师信息的时间、场合、对象以及采用的方式等来确定。例如，证券分析师在针对一定数量投资者的咨询会上预测信息，仅视该部分投资者为可以合理预见的第三人；如果证券分析师通过全国性的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媒来预测信息的，则应视不特定的公众投资者为可以合理预见的第三人，此时证券分析师对投资风险应该作出充分的警示说明，而不能以“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之类的语言笼统说明。
2、第三人必须是合理信赖证券分析师重大虚假陈述的投资者。换言之，第三人依据证券分析师的预测作出投资决策时，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有重大的欺诈，即第三人必须出于善意。投资者明知或者有理由知道证券分析师的预测含有重大欺诈仍作出投资决策的，由于其投资是在没有受到欺诈的情况下作出的，不得主张赔偿。当然，如果有的投资者根本没有获得和使用证券分析师的预测信息，也不得成为此处的第三人。
3、第三人必须是证券的实际购买者或出售者，即投资者信赖证券分析师的欺诈性预测进行了买卖证券的行为。
4、第三人必须是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被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前买入该证券；在虚假陈述被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卖出该证券或者继续持有该证券而受有损失的投资者，即必须是诱多虚假陈述的受损者。之所以不把诱空虚假陈述的受损者纳入第三人的范围，是因为在实践中这种情况很少见，而且较之于诱多虚假陈述更难于认定。
5、第三人应该指没有专业投资技能的一般投资者，而不包括机构投资者，如基金。因为机构投资者一般都拥有专业研究机构或专业研究人员以及职业经营管理人员，对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有能力作出审慎的判断，没有理由被欺诈，故不宜纳入第三人的范围。
四、证券分析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我们认为，在认定证券分析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时，应考虑到证券分析师所从事的职业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他们在进行证券分析时，要受上市公司事前和事后的影响，而且一旦信息公开，信息在证券市场上持续作用的时间较长，也就是证券分析师有可能对他人的虚假陈述行为承担一种期限不确定的担保责任。再加上证券市场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存在风险，投资者受益或受损是经常的事情，如果法律强制证券分析师对第三人承担责任，而不考虑其行为时有无主观上的过错，这种无过错责任对于证券分析师而言未免过于苛刻，对证券分析师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不主张证券分析师对第三人的责任采用无过错责任。
正因为如此，我国首例证券分析师民事赔偿案件，法院采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采用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又不利于保护受害者，原因在于证券分析师作为专业人员，与证券投资者相比，在信息获得中处于优势地位，一般的公众投资者只能被动的了解、接纳公开信息。对于证券分析师是否有过错难以充分举证。
笔者认为，考虑到诉讼中的举证问题，在确定证券分析师承担过错责任的前提下，基于保护受害人的目的，对证券分析师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过错原则即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过错推定，是指若原告能证明其所受损害是由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应推定被告有过错并应付民事责任。[12]（P570）即如果投资者能证明其所受的损失是由于信赖证券分析师的分析、预测或建议而作出投资决策造成的，而证券分析师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应推定证券分析师有过错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要以因果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和前提。由于证券市场的复杂性，证券欺诈侵权行为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历来是一个难题，而证券分析师的民事责任问题更是在理论及实务中少有论及。故笔者拟借鉴“欺诈市场”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具体分析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侵权行为中的因果关系。
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中，包含了两个有关的因果关系问题：一是投资者的投资决定是否因为信赖虚假陈述而作出，即是否存在交易的因果关系；二是投资者的损失是否因为虚假陈述而导致，即损害的因果关系。[13]（105）
关于交易的因果关系，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证明：一是分析师的虚假陈述是重大的；二是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对其陈述产生了合理的信赖并据此作出投资决定。证券分析师只是依据客观事实作出预测，不可能与市场行情没有出入，所以只有其预测中含有重大的欺诈成分时，才能成立虚假陈述。而且此虚假陈述要足以使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合理信赖其是重大的，并作出错误的投资决定。至于“重大”的具体标准，还需要从技术层面给予认定的一般标准；具体案件还需法官具体分析，进行自由裁量。关于损害的因果关系，即投资者依据分析师的虚假陈述实际买卖了某种证券，并因此而受有损失。这是客观事实的认定，比较容易。认定证券分析师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的难点正在于如何确定证券分析师的行为与投资者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所在就看投资者是否对分析师的言论产生了足以影响其投资决策的“信赖”。“信赖”作为投资者的主观心理状态，如何把握，难度较大。根据“欺诈市场”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证券分析师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对整个证券市场和所有投资者的欺诈；依投资者根据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进行投资的事实，即推定投资者对分析师的虚假陈述产生了合理的信赖，而无须由投资者积极举证证明其产生了实际的信赖。
归纳一下，我们认为具有下列情形的，应当认定证券分析师的虚假陈述与投资者的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证券分析师作出了重大的虚假陈述；（2）投资人投资购买了与虚假陈述直接相关联的证券；（3）投资者是在虚假陈述作出后被揭露前进行证券买卖的；（4）投资者在虚假陈述被揭露或更正之日起，因卖出证券或继续持有证券而产生亏损。
在实践中，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大多数是与他人合谋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操纵市场，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这些情况下，证券分析师的虚假陈述并非投资者受损的唯一原因，证券分析师与其他责任主体如何分担责任、证券分析师到底承担多大的责任，尚须法官依案件具体事实进行自由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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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篇7
一、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关键是投资安全----------------------第三页
二、证券欺诈行为对投资安全构成重要威胁-----------------第三页
三、证券欺诈成因分析------------------------------------第六页
四、建全证券欺诈法律责任制度现实意义--------------------第七页
五、完善证券欺诈民事赔偿制度----------------------------第八页
六、建立证券欺诈行政补偿机制----------------------------第十一页
七、结束语----------------------------------------------第十二页
参考文献------------------------------------------------第十三页
论文摘要
证券市场的核心是投资者保护问题，投资者保护的核心目的是维持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信心；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信心丧失源于市场上持续不断爆发的证券欺诈现象及现行法律制度对这种现象的无力，从而产生对投资安全的怀疑，甚至出现“远离股市、远离”极端观点，本文将从健全证券欺诈法律责任制度的角度来谈论投资者保护问题。
本文认为投资者保护的关键是投资安全，而证券欺诈行为直接威胁投资安全；缺乏相关因素制约，滥用资源优势是证券欺诈的成因，建全证券法律责任制度成为预防和减少的证券欺诈对策之所在；由于制度、观念等原因，对证券欺诈行为的重（刑事及行政）制裁，轻（行政及民事）补偿，在实践中证明并不能有效扼制证券欺诈行为；本文最终认为投资者保护应该在完善现有证券欺诈民事赔偿制度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证券欺诈行政补偿机制，形成多层次的保护体系，从则全方位地保护投资者权益。
关键词：证券欺诈、投资者保护、民事赔偿、行政补偿
所谓证券欺诈是指在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发生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欺诈客户等行为。证券欺诈行为违背诚实信用，扭曲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削弱了证券市场信心和吸引力，干扰了市场秩序并加大了市场价格波动，破坏证券市场运行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最终侵害了投资者合法权益。因而为各国立法所禁止。综观世界各国的证券法律，无不综合运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方式对证券欺诈予以惩治防范。
一、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关键是投资安全
证券市场的实质是通过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引导资源的投向，其有效运转，依赖于相当复杂的法律制度支持，特别是维持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信心为目标的投资者保护制度。需要说明的是：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自负的市场,保护投资者,并不是对投资者投资回报的任何承诺和保证，因为证券的价值由诸多因素决定，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只是在于使一般投资者能依赖自己的判断，在公开、公平和公正的环境下交易，法律不可能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做出任何保证。
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关键是投资安全。信息的真实披露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的是投资安全的保障，而证券欺诈行为对则对投资者的投资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
二、证券欺诈行为对投资安全构成重要威胁
（一）内幕交易又称知情证券交易，是指掌握证券交易内部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其他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消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行为，目的是获取利益或减少损失。
由于公正的证券市场应该具备使投资者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得市场信息资料以及证券价格应该迅速、准确地反映市场信息，并通过市场使证券价值得到正确的评价等两要素，而内幕交易行为可能利用一般投资者所不知道的信息而获取实际利益，所以，它是一种不公平的证券交易，是对证券市场三公原则的直接践踏。行为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获取不正当利益，破坏了金融市场信息共享的公平性，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内幕交易行为直接破坏的是市场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损坏了普通投资者的利益，阻碍了证券市场功能的发挥，必然破坏正常的证券市场秩序。内幕交易行为的欺骗性一方面会导致市场投资者的心态变异，投机成分增加，缺少投资理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失望，影响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发挥。
（二）操纵市场行为也就是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它是指行为人采取不正当的方法和手段支配、控制证券交易，故意抬高、打压、稳定证券的交易价格，并使之处于交易活跃状态，以诱使他人购买或出售该证券，从而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转嫁风险的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造市”或“做庄”行为。
依据经济学的理论可知，商品的公平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的平衡，证券的公平价格也取决于供求关系，但这种公平价格的形成应当以市场健全正常的运转为基础，一旦供求关系受到人为的干预，那么价格机制必然受到扭曲，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公正性。证券市场的科学性就在于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力，禁止各种垄断、操纵行为，使单一或集团投资者难以在较大幅度内随意操纵价格。这就必须依靠法律机制限制与扼阻各种操纵市场的行为，保证市场价格反映信息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因此，各国、各地区的立法、司法都严厉禁止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惟其如此，方能有效的发挥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保护投资人尤其是中小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他人的随意侵害。
（三）虚假陈述就是指具有信息公开义务的单位或个人，违反证券市场中的信息披露制度，在有关文件中对重要事实作虚假的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行为，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是发生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欺诈行为。
信息披露制度已经成为了当代证券市场的支柱。该制度旨在使投资者能够平等的了解证券发行人的内情，做出正确的投资判断。而要达到此目的必然要求公开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因此将虚假陈述被列为证券欺诈行为。证券法以强行形式要求发起人、发行人、承销人以相关人员承担信息公开的真实保证义务，社会公众则取真实信息的权利即真情获知权或称知情权。而虚假陈述行为恰恰剥夺了公众的这种知情权，从而给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们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虚假陈述已构成了侵权。
通常投资者在进行证券交易时，无法直接观察到所交易证券的投资价值所在。这就形成了证券的发行人以及帮助发行人发行证券的专业服务人员向投资者如实公开与证券有关信息的客观要求，于是就产生了追求利益而采用谎报、虚构、遗漏、隐瞒、虚假允诺等形式误导投资者，从中渔利。
（四）欺诈客户行为仅指证券经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背客户真实意思表示，从事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欺诈客户行为多发生于证券公司与其客户之间，因此多为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之竞合，直接威胁投资者用于投资交易的资金和证券安全。另外近几年中国的部分证券公司大量挪用客户保证金的问题积累了相当多的风险，违规委托理财和证券市场的持续低迷，最终导致了一些证券公司出现了支付危机。在这些券商开户的投资者的资金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在中国建立更为符合实际的受害投资者补偿程序和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加强对投资者的资金和股票安全的保护，从而维护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就变得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三、证券欺诈成因分析
通过对证券欺诈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有的证券欺诈都是优势犯罪，即滥用资源优势是各类证券欺诈的共同特征。
所谓的优势犯罪是指社会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滥用拥有的资源优势而危害社会并牟取私利的犯罪。这里的资源是指权力和财富的社会资源。例如在内幕交易中，如果不是股票上市公司的工作人员或其他发行中的工作人员，就不能比其他投资者提前获悉有关内幕信息，更不可能利用知悉的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者把内幕信息泄露给非内幕人员。内幕交易是一种典型的权力性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实施的犯罪。操纵市场是一种典型的在财富性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实施的犯罪。此外欺诈客户和虚假陈述都可以归结为权力性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实施的犯罪。
正是有关人员在社会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些资源在利用时又没有得到相应的制约或制衡，使资源利用变成滥用，从而出现证券欺诈。在证券市场中缺乏法律、制度、道德等内在外在的制约因素，使拥有一定权力或较多财富的人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按着一定程序规则去行使权力和运用财富，是形成证券欺诈的原因，同时也是预防和减少证券欺诈对策之所在：即建全证券欺诈法律责任制度。
四、建全证券欺诈法律责任制度现实意义
证券欺诈与证券市场相伴而生，有证券市场就会有证券欺诈，但中国证券市场上违规主体，违规行为之多的现象，仍令人叹为观止。琼民源、郑百文、猴王虚假报告、红光实业、大庆联谊欺诈上市和虚报利润、东方电子虚假陈述、银光夏虚增利润等虚假陈述案；中科创业、亿安科技操作市场案；延中实业内幕交易案以及众多的券商欺诈客户案都严重打击投资者对市场信心，侵害了投资者利益。
在证券欺诈发展同时，立法管制证券欺诈行为也随之产生。1993年《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1997年新《刑法》和2005年新《证券法》均对欺诈行为施以严刑峻法，相关行政的责任条款达30多个条文，17处规定了刑事处罚。这些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在打击和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剥夺其进一步实施违法犯罪的条件，恢复正常的交易秩序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证券欺诈民事责任制度也是建立完整的证券法律责任制度的需要。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三种方式，各有分工，各有侧重，构成完整的体系。民事责任在消除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使侵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已经失衡的利益关系得以恢复原状，使受害人的利益得到救济，由此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体现补偿与制裁的双重功能。
在我国证券法律的民事责任相对于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是很薄弱的地方。因为证券法的主导思想不是利用民事方法而是利用行政及刑事方法来解决问题，在执法实践方面，一般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赔偿。在已经查处的案件中，对当事人的违法所得全部由国家罚没，但无一例民事赔偿，忽略了对受害人利益的民事保护。在对证券欺诈行为的制裁中，民事责任对受害人的救济作用是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不可替代的，缺少民事责任的法律责任制度无法实现对受害方补救，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公平与正义。目前这种法律责任上规定的严重失衡在实践上证明是不可能有效发挥其作用的。
证券欺诈民事责任制度是对投资者的保护。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主要主体，如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投资者就会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证券市场也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因此，通过对投资者的民事救济实现对已经失衡的利益关系之整合，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实践中已经发生的证券欺诈案，都是以无辜的投资者利益受损为代价的。建立我国的证券欺诈民事责任法律制度确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根据我国当前的国情，证券欺诈民事责任还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初步发育阶段，市场需要效率和发展，一些市场规律还需在探索中认识，证券法制和社会法制意识还需提高，各种关系还需理顺，各类主体的积极性都需保护。在此条件下，对证券欺诈行为不可过多采用严刑重罚，但亦不可放纵。因此，在对证券欺诈行为追查相应的刑事、行政责任的同时，追究其民事责任，或者单独追究民事责任，可以起到惩罚与教育、预防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当前完善证券欺诈法律责任制度的重点是完善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建立证券欺诈民事赔偿制度。五、完善证券欺诈民事赔偿制度
（一）我国证券欺诈民事赔偿的艰辛历程
1、1998年至2001年的尝试阶段。
1998年的上海“宏光案”，特别是2000年郑百文和猴王公司的造假行为曝光后，社会各界纷纷要求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其后，相当多公司的欺诈行为被揭露。但由于证券民事赔偿缺乏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明确规定，法院也采取消极的回避态度，并最终发展为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9月21日的《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法院暂时不要受理证券欺诈民事赔偿案件。
2、2001年至2002年探索阶段。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全国各地法院开始有条件受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这一阶段证券民事诉讼的特点是：各界的大力推动。2000年“银广厦”事件之后，学术界和证券监管机关都对于证券市场建立证券民事诉讼制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并积极推动这一制度的建立；法院的谨慎介入。在这一阶段，法院改变了先前不予受理的消极回避态度，而进行谨慎的、有限的介入。体现在：A、仅受理虚假陈述类证券欺诈民事案件，对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其他证券欺诈案件仍不予受理。B、为法院受理案件设置须经行政机关作出生效行政处罚决定的前置程序。C、在诉讼形式上，只允许采用单独诉讼和共同诉讼的形式，排除了代表人诉讼在证券欺诈诉讼中的应用。
3、2003年来的实践操作阶段。
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审理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目前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案件大多数都是采取单独诉讼的方式，并以和解或者调解的方式结案。第一件法院终审判决的虚假陈述共同诉讼案是大庆联谊共同诉讼案。根据本案的终审判决，原告获得的赔偿是其诉讼请求的一半多一点，对于被告公司的处罚相对较轻，更没有惩罚性赔偿。此外，案件历时数年，判决至今还没有得到执行。因此，该诉讼案件对于其他问题公司可能难以起到威慑和警示作用。
2004年开始，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消沉，证券民事赔偿也出现了一个沉寂期，这种沉寂是与证券市场投资行为、投资信心的低落相互呼应的。具体反映到证券民事赔偿本身，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制度没有与时俱进地进一步完善；违法违规案件数量不降反升；久拖不决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大量增加；的投资者获得赔偿的款项减少；新闻媒体也减少了对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关注度。
4、2005年底以来证券民事赔偿重新进入活跃期
2005年底开始，随着新修订的《证券法》和《公司法》正式实施，中国证券民事赔偿活动重新进入一个活跃期。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证券民事赔偿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建设走向完善。随着新《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出台并实施，中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基本架构已经完成，这包括：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操纵市场民事赔偿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各类股东权益诉讼制度等。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应当把这些基本制度落到实处。二是科龙案、银广夏案、东方电子案，并列为中国证券市场造假史和维权史上的三大案，06年可能获得实质性的进展。三是银广夏民事赔偿案与股权分置改革联动，对其他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解决具有借鉴作用。四是一批长期搁置的案件开始得到解决，许多新案件将被立案。其中，时间拖延日久的东方电子案、郑百文案、ST九洲案、生态农业案、济南轻骑案、长运股份案和托普股份案有可能在2006年内通过法院得到解决，而一批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的案件将有可能被投资者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二）亟待完善证券欺诈民事赔偿制度
与即将到来的中国证券民事赔偿活跃期相适应，中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必须加以全面完善，从长远看，这应当包括如下方面。
重新修订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司法解释，使之更具操作性。取消将中国证监会处罚决定文件，作为审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时的重要文件而不是唯一的前置条件文件；将虚假陈述揭露日定义科学确定使之与证券市场价格和数量的骤然变化相联系；诉讼管辖地应以第一被告所在地或原告依法选择为准而不是诉讼管辖地必须在上市公司所在地。
制定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司法解释和操纵市场民事赔偿司法解释。新《证券法》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民事赔偿的责任范围、计算标准、主体范围、损失认定范围和赔偿界限。实际上，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同虚假陈述有联系，互为因果，互为形式和内容。
修订《民事诉讼法》，引进集团诉讼制度，并有效落实现行的共同诉讼制度。中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践证明，目前民事诉讼法所适用的共同诉讼制度，无论人数确定可以合并审理的共同诉讼制度，还是人数不确定需要公告和诉讼代表人的共同诉讼制度，都不适应现行证券民事赔偿实务的需要，也不能加大违法违规者的违法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引进集团诉讼制度，最大限度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建立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基金。这个基金主要是针对因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引起投资者权益受损后发生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赔付款项，它和证券公司破产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风险基金、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共同构成证券市场保护基金系列。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基金的来源可以包括：网上申购股票冻结资金期间的利息；中国证监会发行新股审核费；中国证监会等行政机关、法院因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作出处罚或判决时的罚款和罚金；上市公司交纳的信用保证金；自愿捐赠等。
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证券市场中，不管如何向中小投资者实施政策倾斜，如累计投票制，都不可能改变其弱势地位，如果这样，倒不如重新认定中小投资者的地位，将其定位为金融消费者的身份，他们的投资只不过是购买不断变动中的合约（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年报、中报、季报和临时公告等）。
在实体法上进一步完善民事赔偿制度。需要在制定《侵权行为法》时，以及在将来的《民法典》制定中，全面明确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基本特征和要件，并且应当通过制定《投资者权益保护法》等，以加强社会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力度。
六、建立证券欺诈行政补偿机制
（一）证券欺诈民事赔偿诉讼的不足
相对于打击证券欺诈行为而言，补偿受害投资者对于市场信心的维护能够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证券民事赔偿诉讼被认为是受证券欺诈侵害的投资者得到赔偿的主要渠道。但是，证券民事诉讼因为涉及到广泛的投资者、人数众多、因果关系证明困难等各种障碍，在实践中开展的情况并不顺利。
对于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案件，民事赔偿诉讼存在一些先天不足：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受害者很难发现损害他们权益的违法行为人，通常只能等待证券监管机构调查追究违法者之后，才能据此提出民事诉讼，而这时这些违法行为人的资产已经所剩无几，投资者索偿无门。从证券民事诉讼的实践来看，在诉讼程序上仍然困难重重，诉讼成本较大，且难以获得预期结果。因此，应全面认识证券民事诉讼治理证券欺诈的功能，避免对证券民事诉讼的过分依赖。
（二）建立针对证券欺诈的行政补偿机制
由于证券民事诉讼对证券欺诈受害者的补偿功能十分有限，有必要考虑在中国建立补偿受害投资者的替代制度。
与证券民事诉讼以赔偿为核心概念不同，行政补偿的核心概念是使违法行为人不能从违法行为中获利，采取的是要求违法行为人吐出非法获利的措施。相对于高成本的证券民事诉讼，行政补偿显得更有效率，投资者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在先进证券市场国家的实践中，往往证券民事诉讼和行政补偿程序结合在一起，共同起到保护投资者的作用。
证券监管机构不仅需要保护投资者免受违法行为的侵害，也要保护那些已经受到不法行为侵害的投资者的利益，以维护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
建立行政补偿机制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它既是实现保护投资者权益的目标所必须，也有利于推动中国证监会打击证券欺诈的工作，还节约了投资者的诉讼成本，体现了效率原则。
在中国目前证券民事诉讼程序存在种种障碍的情况下，建立由中国证监会主导的针对证券欺诈的行政补偿机制，有一定的可行性。该制度具体包括以下内容：在证券欺诈案件中，中国证监会负有追查和处罚这些违法行为人的职责；在查处证券欺诈职责中增添分配职能，将使得证监会对欺诈行为的打击与一般投资者更加密切相关，从而会有更多的投资者关心和督促中国证监会履行其查处证券欺诈的职责。在确认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之后，中国证监会在给予的处罚中，用追缴代替没收违法所得。对于追缴的违法所得和罚款，法律应明确规定，都应当首先用于偿付受害投资者。中国证监会制定分配方案，将违法所得和罚款都分配给在证券欺诈中受到损害的投资者。返还方案的执行等事项可以委托给金融机构、证券业自律组织或者独立的基金会，由中国证监会监督方案的执行过程。受害投资者可以选择加入证监会的分配方案，也可以自己提出民事赔偿诉讼。
七、结束语
证券市场的核心问题是投资者保护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证券市场而言，不仅要通过完善证券信息披露和反欺诈条款，解决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和投资安全问题，也要保护那些已经受到不法行为侵害的投资者的利益，予以适当的补偿和保护，以维护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促进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通过完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和建立证券欺诈行政补偿机制，加上原有的刑事处罚和行政制裁，从而健全证券欺诈法律责任制度，形成一个有效的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无疑就成为立法者和市场监管者工作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3.《2006年证券民事赔偿重新活跃》宋一欣中国证券报2006年04月27日
4.《证券法律制度研究》杨志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5.《股票被谁操纵？——中国证券市场欺诈行为研究》谷纯悦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08月02日
民生证券篇8
证券市场的核心是投资者保护问题，投资者保护的核心目的是维持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信心；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信心丧失源于市场上持续不断爆发的证券欺诈现象及现行法律制度对这种现象的无力，从而产生对投资安全的怀疑，甚至出现“远离股市、远离”极端观点，本文将从健全证券欺诈法律责任制度的角度来谈论投资者保护问题。
本文认为投资者保护的关键是投资安全，而证券欺诈行为直接威胁投资安全；缺乏相关因素制约，滥用资源优势是证券欺诈的成因，建全证券法律责任制度成为预防和减少的证券欺诈对策之所在；由于制度、观念等原因，对证券欺诈行为的重（刑事及行政）制裁，轻（行政及民事）补偿，在实践中证明并不能有效扼制证券欺诈行为；本文最终认为投资者保护应该在完善现有证券欺诈民事赔偿制度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证券欺诈行政补偿机制，形成多层次的保护体系，从则全方位地保护投资者权益。
关键词：证券欺诈、投资者保护、民事赔偿、行政补偿
所谓证券欺诈是指在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发生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欺诈客户等行为。证券欺诈行为违背诚实信用，扭曲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削弱了证券市场信心和吸引力，干扰了市场秩序并加大了市场价格波动，破坏证券市场运行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最终侵害了投资者合法权益。因而为各国立法所禁止。综观世界各国的证券法律，无不综合运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方式对证券欺诈予以惩治防范。
一、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关键是投资安全
证券市场的实质是通过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引导资源的投向，其有效运转，依赖于相当复杂的法律制度支持，特别是维持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信心为目标的投资者保护制度。需要说明的是：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自负的市场,保护投资者,并不是对投资者投资回报的任何承诺和保证，因为证券的价值由诸多因素决定，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只是在于使一般投资者能依赖自己的判断，在公开、公平和公正的环境下交易，法律不可能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做出任何保证。
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关键是投资安全。信息的真实披露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的是投资安全的保障，而证券欺诈行为对则对投资者的投资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
二、证券欺诈行为对投资安全构成重要威胁
（一）内幕交易又称知情证券交易，是指掌握证券交易内部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其他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消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行为，目的是获取利益或减少损失。
由于公正的证券市场应该具备使投资者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得市场信息资料以及证券价格应该迅速、准确地反映市场信息，并通过市场使证券价值得到正确的评价等两要素，而内幕交易行为可能利用一般投资者所不知道的信息而获取实际利益，所以，它是一种不公平的证券交易，是对证券市场三公原则的直接践踏。行为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获取不正当利益，破坏了金融市场信息共享的公平性，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内幕交易行为直接破坏的是市场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损坏了普通投资者的利益，阻碍了证券市场功能的发挥，必然破坏正常的证券市场秩序。内幕交易行为的欺骗性一方面会导致市场投资者的心态变异，投机成分增加，缺少投资理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失望，影响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发挥。
（二）操纵市场行为也就是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它是指行为人采取不正当的方法和手段支配、控制证券交易，故意抬高、打压、稳定证券的交易价格，并使之处于交易活跃状态，以诱使他人购买或出售该证券，从而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转嫁风险的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造市”或“做庄”行为。
依据经济学的理论可知，商品的公平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的平衡，证券的公平价格也取决于供求关系，但这种公平价格的形成应当以市场健全正常的运转为基础，一旦供求关系受到人为的干预，那么价格机制必然受到扭曲，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公正性。证券市场的科学性就在于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力，禁止各种垄断、操纵行为，使单一或集团投资者难以在较大幅度内随意操纵价格。这就必须依靠法律机制限制与扼阻各种操纵市场的行为，保证市场价格反映信息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因此，各国、各地区的立法、司法都严厉禁止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惟其如此，方能有效的发挥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保护投资人尤其是中小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他人的随意侵害。
（三）虚假陈述就是指具有信息公开义务的单位或个人，违反证券市场中的信息披露制度，在有关文件中对重要事实作虚假的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行为，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是发生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欺诈行为。
信息披露制度已经成为了当代证券市场的支柱。该制度旨在使投资者能够平等的了解证券发行人的内情，做出正确的投资判断。而要达到此目的必然要求公开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因此将虚假陈述被列为证券欺诈行为。证券法以强行形式要求发起人、发行人、承销人以相关人员承担信息公开的真实保证义务，社会公众则取真实信息的权利即真情获知权或称知情权。而虚假陈述行为恰恰剥夺了公众的这种知情权，从而给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们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虚假陈述已构成了侵权。
通常投资者在进行证券交易时，无法直接观察到所交易证券的投资价值所在。这就形成了证券的发行人以及帮助发行人发行证券的专业服务人员向投资者如实公开与证券有关信息的客观要求，于是就产生了追求利益而采用谎报、虚构、遗漏、隐瞒、虚假允诺等形式误导投资者，从中渔利。
（四）欺诈客户行为仅指证券经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背客户真实意思表示，从事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欺诈客户行为多发生于证券公司与其客户之间，因此多为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之竞合，直接威胁投资者用于投资交易的资金和证券安全。另外近几年中国的部分证券公司大量挪用客户保证金的问题积累了相当多的风险，违规委托理财和证券市场的持续低迷，最终导致了一些证券公司出现了支付危机。在这些券商开户的投资者的资金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在中国建立更为符合实际的受害投资者补偿程序和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加强对投资者的资金和股票安全的保护，从而维护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就变得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三、证券欺诈成因分析
通过对证券欺诈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有的证券欺诈都是优势犯罪，即滥用资源优势是各类证券欺诈的共同特征。
所谓的优势犯罪是指社会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滥用拥有的资源优势而危害社会并牟取私利的犯罪。这里的资源是指权力和财富的社会资源。例如在内幕交易中，如果不是股票上市公司的工作人员或其他发行中的工作人员，就不能比其他投资者提前获悉有关内幕信息，更不可能利用知悉的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者把内幕信息泄露给非内幕人员。内幕交易是一种典型的权力性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实施的犯罪。操纵市场是一种典型的在财富性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实施的犯罪。此外欺诈客户和虚假陈述都可以归结为权力性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实施的犯罪。
正是有关人员在社会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些资源在利用时又没有得到相应的制约或制衡，使资源利用变成滥用，从而出现证券欺诈。在证券市场中缺乏法律、制度、道德等内在外在的制约因素，使拥有一定权力或较多财富的人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按着一定程序规则去行使权力和运用财富，是形成证券欺诈的原因，同时也是预防和减少证券欺诈对策之所在：即建全证券欺诈法律责任制度。
四、建全证券欺诈法律责任制度现实意义
证券欺诈与证券市场相伴而生，有证券市场就会有证券欺诈，但中国证券市场上违规主体，违规行为之多的现象，仍令人叹为观止。琼民源、郑百文、猴王虚假报告、红光实业、大庆联谊欺诈上市和虚报利润、东方电子虚假陈述、银光夏虚增利润等虚假陈述案；中科创业、亿安科技操作市场案；延中实业内幕交易案以及众多的券商欺诈客户案都严重打击投资者对市场信心，侵害了投资者利益。
在证券欺诈发展同时，立法管制证券欺诈行为也随之产生。1993年《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1997年新《刑法》和2005年新《证券法》均对欺诈行为施以严刑峻法，相关行政的责任条款达30多个条文，17处规定了刑事处罚。这些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在打击和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剥夺其进一步实施违法犯罪的条件，恢复正常的交易秩序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证券欺诈民事责任制度也是建立完整的证券法律责任制度的需要。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三种方式，各有分工，各有侧重，构成完整的体系。民事责任在消除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使侵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已经失衡的利益关系得以恢复原状，使受害人的利益得到救济，由此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体现补偿与制裁的双重功能。
在我国证券法律的民事责任相对于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是很薄弱的地方。因为证券法的主导思想不是利用民事方法而是利用行政及刑事方法来解决问题，在执法实践方面，一般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赔偿。在已经查处的案件中，对当事人的违法所得全部由国家罚没，但无一例民事赔偿，忽略了对受害人利益的民事保护。在对证券欺诈行为的制裁中，民事责任对受害人的救济作用是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不可替代的，缺少民事责任的法律责任制度无法实现对受害方补救，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公平与正义。目前这种法律责任上规定的严重失衡在实践上证明是不可能有效发挥其作用的。
证券欺诈民事责任制度是对投资者的保护。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主要主体，如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投资者就会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证券市场也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因此，通过对投资者的民事救济实现对已经失衡的利益关系之整合，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实践中已经发生的证券欺诈案，都是以无辜的投资者利益受损为代价的。建立我国的证券欺诈民事责任法律制度确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根据我国当前的国情，证券欺诈民事责任还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初步发育阶段，市场需要效率和发展，一些市场规律还需在探索中认识，证券法制和社会法制意识还需提高，各种关系还需理顺，各类主体的积极性都需保护。在此条件下，对证券欺诈行为不可过多采用严刑重罚，但亦不可放纵。因此，在对证券欺诈行为追查相应的刑事、行政责任的同时，追究其民事责任，或者单独追究民事责任，可以起到惩罚与教育、预防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当前完善证券欺诈法律责任制度的重点是完善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建立证券欺诈民事赔偿制度。五、完善证券欺诈民事赔偿制度
（一）我国证券欺诈民事赔偿的艰辛历程
1、1998年至2001年的尝试阶段。
1998年的上海“宏光案”，特别是2000年郑百文和猴王公司的造假行为曝光后，社会各界纷纷要求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其后，相当多公司的欺诈行为被揭露。但由于证券民事赔偿缺乏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明确规定，法院也采取消极的回避态度，并最终发展为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9月21日的《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法院暂时不要受理证券欺诈民事赔偿案件。
2、2001年至2002年探索阶段。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全国各地法院开始有条件受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这一阶段证券民事诉讼的特点是：各界的大力推动。2000年“银广厦”事件之后，学术界和证券监管机关都对于证券市场建立证券民事诉讼制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并积极推动这一制度的建立；法院的谨慎介入。在这一阶段，法院改变了先前不予受理的消极回避态度，而进行谨慎的、有限的介入。体现在：A、仅受理虚假陈述类证券欺诈民事案件，对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其他证券欺诈案件仍不予受理。B、为法院受理案件设置须经行政机关作出生效行政处罚决定的前置程序。C、在诉讼形式上，只允许采用单独诉讼和共同诉讼的形式，排除了代表人诉讼在证券欺诈诉讼中的应用。
3、2003年来的实践操作阶段。
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审理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目前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案件大多数都是采取单独诉讼的方式，并以和解或者调解的方式结案。第一件法院终审判决的虚假陈述共同诉讼案是大庆联谊共同诉讼案。根据本案的终审判决，原告获得的赔偿是其诉讼请求的一半多一点，对于被告公司的处罚相对较轻，更没有惩罚性赔偿。此外，案件历时数年，判决至今还没有得到执行。因此，该诉讼案件对于其他问题公司可能难以起到威慑和警示作用。
2004年开始，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消沉，证券民事赔偿也出现了一个沉寂期，这种沉寂是与证券市场投资行为、投资信心的低落相互呼应的。具体反映到证券民事赔偿本身，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制度没有与时俱进地进一步完善；违法违规案件数量不降反升；久拖不决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大量增加；的投资者获得赔偿的款项减少；新闻媒体也减少了对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关注度。
4、2005年底以来证券民事赔偿重新进入活跃期
2005年底开始，随着新修订的《证券法》和《公司法》正式实施，中国证券民事赔偿活动重新进入一个活跃期。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证券民事赔偿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建设走向完善。随着新《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出台并实施，中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基本架构已经完成，这包括：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操纵市场民事赔偿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各类股东权益诉讼制度等。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应当把这些基本制度落到实处。二是科龙案、银广夏案、东方电子案，并列为中国证券市场造假史和维权史上的三大案，06年可能获得实质性的进展。三是银广夏民事赔偿案与股权分置改革联动，对其他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解决具有借鉴作用。四是一批长期搁置的案件开始得到解决，许多新案件将被立案。其中，时间拖延日久的东方电子案、郑百文案、ST九洲案、生态农业案、济南轻骑案、长运股份案和托普股份案有可能在2006年内通过法院得到解决，而一批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的案件将有可能被投资者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二）亟待完善证券欺诈民事赔偿制度
与即将到来的中国证券民事赔偿活跃期相适应，中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必须加以全面完善，从长远看，这应当包括如下方面。
重新修订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司法解释，使之更具操作性。取消将中国证监会处罚决定文件，作为审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时的重要文件而不是唯一的前置条件文件；将虚假陈述揭露日定义科学确定使之与证券市场价格和数量的骤然变化相联系；诉讼管辖地应以第一被告所在地或原告依法选择为准而不是诉讼管辖地必须在上市公司所在地。
制定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司法解释和操纵市场民事赔偿司法解释。新《证券法》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民事赔偿的责任范围、计算标准、主体范围、损失认定范围和赔偿界限。实际上，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同虚假陈述有联系，互为因果，互为形式和内容。
修订《民事诉讼法》，引进集团诉讼制度，并有效落实现行的共同诉讼制度。中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实践证明，目前民事诉讼法所适用的共同诉讼制度，无论人数确定可以合并审理的共同诉讼制度，还是人数不确定需要公告和诉讼代表人的共同诉讼制度，都不适应现行证券民事赔偿实务的需要，也不能加大违法违规者的违法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引进集团诉讼制度，最大限度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建立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基金。这个基金主要是针对因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引起投资者权益受损后发生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赔付款项，它和证券公司破产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风险基金、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共同构成证券市场保护基金系列。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基金的来源可以包括：网上申购股票冻结资金期间的利息；中国证监会发行新股审核费；中国证监会等行政机关、法院因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作出处罚或判决时的罚款和罚金；上市公司交纳的信用保证金；自愿捐赠等。
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证券市场中，不管如何向中小投资者实施政策倾斜，如累计投票制，都不可能改变其弱势地位，如果这样，倒不如重新认定中小投资者的地位，将其定位为金融消费者的身份，他们的投资只不过是购买不断变动中的合约（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年报、中报、季报和临时公告等）。
在实体法上进一步完善民事赔偿制度。需要在制定《侵权行为法》时，以及在将来的《民法典》制定中，全面明确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基本特征和要件，并且应当通过制定《投资者权益保护法》等，以加强社会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力度。
六、建立证券欺诈行政补偿机制
（一）证券欺诈民事赔偿诉讼的不足
相对于打击证券欺诈行为而言，补偿受害投资者对于市场信心的维护能够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证券民事赔偿诉讼被认为是受证券欺诈侵害的投资者得到赔偿的主要渠道。但是，证券民事诉讼因为涉及到广泛的投资者、人数众多、因果关系证明困难等各种障碍，在实践中开展的情况并不顺利。
对于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案件，民事赔偿诉讼存在一些先天不足：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受害者很难发现损害他们权益的违法行为人，通常只能等待证券监管机构调查追究违法者之后，才能据此提出民事诉讼，而这时这些违法行为人的资产已经所剩无几，投资者索偿无门。从证券民事诉讼的实践来看，在诉讼程序上仍然困难重重，诉讼成本较大，且难以获得预期结果。因此，应全面认识证券民事诉讼治理证券欺诈的功能，避免对证券民事诉讼的过分依赖。
（二）建立针对证券欺诈的行政补偿机制
由于证券民事诉讼对证券欺诈受害者的补偿功能十分有限，有必要考虑在中国建立补偿受害投资者的替代制度。
与证券民事诉讼以赔偿为核心概念不同，行政补偿的核心概念是使违法行为人不能从违法行为中获利，采取的是要求违法行为人吐出非法获利的措施。相对于高成本的证券民事诉讼，行政补偿显得更有效率，投资者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在先进证券市场国家的实践中，往往证券民事诉讼和行政补偿程序结合在一起，共同起到保护投资者的作用。
证券监管机构不仅需要保护投资者免受违法行为的侵害，也要保护那些已经受到不法行为侵害的投资者的利益，以维护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
建立行政补偿机制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它既是实现保护投资者权益的目标所必须，也有利于推动中国证监会打击证券欺诈的工作，还节约了投资者的诉讼成本，体现了效率原则。
在中国目前证券民事诉讼程序存在种种障碍的情况下，建立由中国证监会主导的针对证券欺诈的行政补偿机制，有一定的可行性。该制度具体包括以下内容：在证券欺诈案件中，中国证监会负有追查和处罚这些违法行为人的职责；在查处证券欺诈职责中增添分配职能，将使得证监会对欺诈行为的打击与一般投资者更加密切相关，从而会有更多的投资者关心和督促中国证监会履行其查处证券欺诈的职责。在确认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之后，中国证监会在给予的处罚中，用追缴代替没收违法所得。对于追缴的违法所得和罚款，法律应明确规定，都应当首先用于偿付受害投资者。中国证监会制定分配方案，将违法所得和罚款都分配给在证券欺诈中受到损害的投资者。返还方案的执行等事项可以委托给金融机构、证券业自律组织或者独立的基金会，由中国证监会监督方案的执行过程。受害投资者可以选择加入证监会的分配方案，也可以自己提出民事赔偿诉讼。
七、结束语
证券市场的核心问题是投资者保护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证券市场而言，不仅要通过完善证券信息披露和反欺诈条款，解决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和投资安全问题，也要保护那些已经受到不法行为侵害的投资者的利益，予以适当的补偿和保护，以维护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促进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通过完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和建立证券欺诈行政补偿机制，加上原有的刑事处罚和行政制裁，从而健全证券欺诈法律责任制度，形成一个有效的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无疑就成为立法者和市场监管者工作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3.《2006年证券民事赔偿重新活跃》宋一欣中国证券报2006年04月27日
4.《证券法律制度研究》杨志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5.《股票被谁操纵？——中国证券市场欺诈行为研究》谷纯悦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08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