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商贩”与“商贩民生”

[摘要]商贩问题既是一个“生计”问题，更是一个“民生”问题。“小生计”被放大为“大民生”．是一个从个体生计的自我实现到国家将其纳入民生建设体系的过程。民生与经济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确立“民生商贩”与“商贩民生”二元逻辑的理论前提。“民生商贩”是指小商贩对社会民生产生的积极影响；“商贩民生”则强调了小商贩的生计本身也是一个民生问题。小商贩作为一个不会消失的社会符号，既是大战略，更是大民生。商贩问题的根本在于，全社会尤其是政府必须建立对小商贩的包容和发展意识。

[关键词]“民生商贩”，“商贩民生”，二元逻辑，商贩问题，小商贩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6-0064-05

[作者简介]崔占峰（1977-），男，山西清徐人，烟台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

一、“小商贩”：从小生计到大民生

小商贩，自古有之，散四方而谋衣食。至今日言及小商贩，流动中谋衣食的基质依然未变。古代坊市分离制度萌芽于西周，发展于魏晋，兴盛于中唐，崩析于宋初，形成了一部城市管理制度的演变史，同时也是一部商贩的流动史。坊市分离制度下的小商贩流动于“城”之间，却固定在“市”之内。流动的时间维度和空间半径均有固定。坊市分离制度打破之后，“市”内的时空限制被取消，小商贩不仅可以行走在各“城”之间，而且在“市”内也可自由流动，真正成为流动商贩。流动商贩以小买卖为营生，散四方谋衣食的足迹展开了一部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穿梭于市井之中，叫卖于乡野集市之内，于夹缝间隙之中求得生存的发展史。这部历史对小商贩而言是一部“生计史”，对国家而言就是一部具体的“民生史”。

从“小生计”放大为“大民生”，是一个从生计的自我实现和个体关注到国家将其纳入民生建设体系的过程。这一转变既是对民生内涵的承袭，又是对民生外延的拓展，更彰显出当代政府问计于民、民生为民的发展思路。小商贩在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发展成一个特殊群体，各种社会现象包围着小商贩，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用怎样的逻辑分析这个被滞留在城市化中途的特殊群体。

一是2006年以来，城管与小商贩之间的冲突开始显性化，以“两个饭碗”的公开对抗形式得以表现。小商贩作为一个“问题”开始进入政府和学者的视线中。二是2009年针对小商贩问题，政府、学界甚至普通民众展开了一场“小商贩合法化”的争论，但争论未果。三是2011年针对坊间“菜贱伤农与菜贵伤民”的说法，央视《对手》节目邀请经济学家和农业专家开展了一场农超对接能否解决卖难买贵矛盾的激烈辩论，但辩论未果。农业经济学家称农民卖菜还会难，市民买菜还会贵。农超对接取代小商小贩只会增加交易成本，分散决策使交易成本恰恰最低。四是2009年以来几种农副产品价格轮番上涨，从“逗（豆）你玩、算（蒜）你狠、将（姜）你军”到2011年出现“向前冲（葱）”，最近媒体讲，“算（蒜）你狠”又来了。不仅菜农被卷入其中，菜贩以及市民悉数被裹挟其中。价格的间断性、轮番式和跳跃性波动引申出了三个群体的民生问题。菜农卖菜难、菜价低产生的是农民的生计问题，小商贩经过批发零售、讨价还价甚至奸猾专营也是为生计问题，市民因此遭遇买菜贵还是一个生活问题。无论是处在生产源头上的农民的生计，还是处在层层流通环节中的小商贩的生计，抑或是处在消费终端普通市民的生活问题，都是民生的基本问题。而笔者之所以强调小商贩成为独立于农民和市民之外的一类特殊群体，是因为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活跃并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小商贩，作为从农民中分化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社会心理以及职业属性等方面已经与农民差别很大。他们在地理空间上经历了从农村、城郊到城市的迁徙和位移，在城市多元化的商业体系中已经扮演着一支常规部队的角色，其生活半径与生产空间与农村的距离已经愈来愈远。如果说在我国推进工业化的快车道上，农业的排挤、城市化的吸引甚至作为现代化负外部性表现之一的土地圈占等形成的离农合力会使农民发生分化的话，这种分化的方向从理论上看也应该是指向城市的。实践证明，小商贩和农民工确实作为从农村中分化出来的两支力量，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和新的群体。中央在2004年的一号文件中已经对农民工规定了明确的阶层归属，即农民工是现代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小商贩作为一个自雇群体，80％以上由农民分化而来，尽管与农民工阶层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如身份依然是农民，职业却已是非农业等，但其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雇佣劳动，后者是自雇劳动。小商贩生活在城市，经营在城市，消费在城市，但却在保障、医疗以及其他城市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市民存在根本性差别，形成了一个城市化夹角。

如果说，农民工在我国大规模城市化运动中充当的是“造城者”角色，那么，笔者更倾向于将小商贩在城市泡沫化发酵过程中的作用归纳为“繁荣了‘市”’。尽管如此，小商贩却越来越处在社会冲突的包围中，尤其是日益陷入城管与商贩形成的博弈困境中。从小商贩的社会地位认同看，历史上无数次社会阶层解构和再结构运动似乎都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梯序和地位，而是保持了顽强的抗逆性，小商贩向上流动的社会空间依然狭促。有学者曾用滞留在现代化途中形容中国的农民，笔者更愿意用滞留在城市化中途形容我国的小商贩。本文不想着墨去过度点缀小商贩的诸多好处，也不想纠缠于城管与小商贩猫捉老鼠的游戏规则，而是想通过“民生商贩”与“商贩民生”这样一个二元逻辑对中国今日的小商贩给出一个客观且辩证的分析。小商贩不仅是一种现象，还是一个客观范畴，希望本文能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小商贩这一群体，并就小商贩这个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本质相关进行进一步探索。

二、“民生商贩”与“商贩民生”的逻辑前提：对“民生”内涵的拓展性解释

“民生商贩”考察的是小商贩对社会民生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简言之，就是小商贩维系着众民生。民生话题是十六大以来延续不衰的问题，既形成了一个“问题”，也是一个迫切待解的“命题”。究其原因，一是民生问题切中了经济活动的本质，二是民生由于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在现阶段的确变成了“问题”，三是九亿农民的民生构成了当前最根本和最大的民生命题。这其中就包含着未彻底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农民工和具有农民身份的小商贩。

民生具有多种含义，春秋末年的史书《左传》中即有“民生”二字出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也提到民生二字。民生既可以理解为百姓，也可以理解为百姓生计，还可以理解为民众在社会层面上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状态。笔者想在阐释“民生商贩”之前，就文中反复提及的民生概念做一个拓展性解释。

首先，从“经济”与“民生”的内在联系看，民生其实就是经济。“经济”是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的生产活动，生产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是为了解决民众的食、衣、住、行、娱等基本民生需要。古人将经济理解为“经邦济世”或“经国济民”，今日看来是对经济最深邃的概括。因此，可以说民生其实就是经济。但从历史上看，这个出发点却不会总是得到自觉的遵从。不仅如此，民生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和进一步改善还与具体的经济制度、政策环境、企业和个人努力以及政府的协调、控制能力密切相关。正因为有如此多的外部变量，从而容易在理论上割裂“经济”和“民生”之间固有的内在联系，在实践中造成“民生”与“经济”分道扬镳，从而产生先“经济”后“民生”的发展思路，并引申出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可以先“市场”后“政府”的二维逻辑体系。按照“经济先行”和“市场优先”的逻辑，小商贩、农民工以及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都只是在经济发展后才要靠政府解决的问题。这就形成了“政府在后”的逻辑上的合理性，从而使“民生”与“经济”越走越远。在经济还未被认为发展得足够好之前，诸如小商贩的民生问题就得主动让路于经济发展这一“国计”。

其次，由思维惯性与民生问题的关系看，当出现“应该如此”而“没有这般”的逻辑问题时，“没有这般”的问题往往就会被放大。所以，当政府应该而没有把民生作为出发点，企业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忽视和丧失了对民生的关注以及缺乏民生社会的道德和法制监督时，那么民生就出“问题”了。这样一来，本是广泛和普遍存在于一切社会和一切时代的民生问题就在特定阶段被强调了。民生问题于是演变为只有当社会矛盾关乎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而由个人福利信息整合形成的福利制度使绝大多数人感到福利失望时，才开始被称为民生问题，政府才开始着手解决民生“问题”。这恰恰是民生滞后于经济的又一印证。

最后，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民生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其总的趋势是民生问题不断地被解决，从而民生基础不断改善，新的民生问题又出现，于是人们开始不断地寻求更有效的解决方式，民生效率就在这种动态循环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提高。当人们意识到某种方式难于解决新的民生问题时，民生经济的发展形式就面临重新被选择的问题，而某种被认为是更有效的方式一旦被选择，整个社会就面临着一个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复杂过程。

这种对民生含义的拓展性解释所要表达的实践意义在于：经济发展须与民生发展同步，国计即是民生，民生即是经济。把民生和经济从背离发展的轨道上拉回来，既是一个并轨的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逻辑上把民生与经济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联系解释清楚，就为我们展开“民生商贩”与“商贩民生”的分析确立了一个逻辑前提。

三、“民生商贩”：小商贩维系着众民生

将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到启动民需的轨道上，这在经济理论界已经取得共识。无论是国内的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都应该重点放在民生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上，唯此，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百姓对经济繁荣成果的共享才能同步。如果这个逻辑基本成立，那么本文考察的小商贩，既是民生群体中的一员，也是实现民需的一员。从生产到生活消费，或从生产到投资消费，中间必须有一个流通环节才能使二者之间的贸易关系得以建立。正如庞春先生对中间商的贡献指出的那样，“当交易服务这种特殊产品由专业中间商提供时，我们说，这些专业中间商就像经济交换的‘枢纽’……经济就呈现出一个由专业中间商协调的交易网络。”显然，小商贩是这种专业中间商中的一种类型，构成了众多专业中间商协调而成的交易网络上的无数结点。但他们不同于“佣金中间商”，也不完全等同于“分销中间商”，而是一群个体数量庞大、经营规模却“过小”的“流动中间商”。不仅如此，有些小商贩集生产和流通于一体，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中间商。但是，这类小商贩却全部要靠零售交易才能实现产品的增值并从中获利，更为重要的是，这类特殊的中间商所交易的对象几乎构成了一般民众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全部需要。正因为如此，小商贩对社会民生需要的满足所起的也是一个“枢纽”作用。

从我国现实情形看，各地集聚着大量小商贩。据调查，广州仅中心城区就有各类流动摊点1．5万多个，占路面积近3万平方米；在上海无证摊贩数量可能在5万以上；在重庆、郑州、武汉等人口集中城市，流动商贩都大量存在且异常活跃。这说明，商贩经济不仅是一种简单和古老的商品经济形态，而且只要商品经济产生和存在的经济条件没有消除，只要经济发展依然存在一些非均衡的经济因素，这种原始的商贩经济就必然缺乏消失的经济基础，就必然会持续地作为商品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并在商品经济的现展中取得缓慢的和新的发展形式，那么商贩的经济行为就必然从正反两方面对周围的群体和整个社会经济持续地产生影响。既然如此，政府就应该充分利用和放大小商贩对社会的正外部性。这种正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商贩对社会民生的重要影响，笔者称之为“民生商贩”。一方面，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业本身对依附于土地的劳动力产生的释放力在日益加强。户籍制度的松动与劳动力流动的解禁为劳动力转移开了正门。另一方面，农村内部权利和资本精英以及来自外部的资本控制和权利结盟都在利用城市化的名义圈占农村土地。在大量农村土地被“合法”或“合理”地转移过程中，进城经商就成为农户完全没有对抗土地权利被掠夺能力下的首要选择，因此，在各类城市集聚并能形成如此数量的商贩群体除了承袭历史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实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路径所提供的外部客观环境，必然将其席卷其中。大量商贩集中并形成一定规模的现代小商贩群体造成的重要结果，是使城市民生需要的主体类型走向多元化。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自我谋生目的实现的同时，也为他人谋生提供了需求满足的基础。农民工、城市小商贩在城市的加入，使城市的人群构成、阶层构成与需求结构都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这些加入城市人口的新成员，其民生需要是由其收入水平决定的，其获得消费品的交易渠道多数不是大商场，也不是专卖店，甚至不是大超市，恰恰就是在由小商贩协调形成的交易网络中实现的。不仅如此，城市中普通市民在衣、食、住、行、娱等方面的需求也大多要靠小商贩这个服务交易的中间商得以实现。由此看，流动的小商贩在自我民生实现的过程中，同时也承担了服务社会民生的责任。从这点上讲，小商贩不仅是大民生，更是大战略。

其次，由世界范围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小商贩都是一个数量庞大而且非常活跃的群体。据印度当局统计，印度全国约有1千万小贩，光是在拥有千万人口的超级城市新德里，就有多达35万的街头小贩。在贫富分化严重的印度，贫困是将大量农村人口推向各大城市成为街头小贩的重要力量，从而成为城市贫民窟的一支重要来源。温铁军先生将之称为贫困的空间转移。但从市场角度看，印度学者并不认为他们是乞讨者，而是市场活跃的服务者。②来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刘易斯·芒福德研究中心主任雷·布鲁利的研究发现，欧美国家的商贩全部集中于具有市场性质的街市上。小商贩不仅是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使顾客的需求得到拓展和延伸。因此，商贩的缺失会严重削弱经济的整体水平，甚至有人提出小商贩是企业家成长的实验室。在美国，政府通过小商贩的市场准入制度限制其对城市的负外部性，在法国，政府试图在管理与服务的双重平衡中发挥小商贩在城市中的正面影响。韩国区域化的商贩管理秩序以及泰国的小商贩迁徙计划都体现了政府在小商贩的民生权利与公共利益平衡点上所做的努力。只有基于小商贩对社会民生的正确认识，管理部门才能对这一特殊群体正视并制定包容、有序和合理的制度规则。这既是“民生商贩”逻辑的实践指导意义，更是世界小商贩管理经验给我们的重要提示。

四、“商贩民生”：小商贩自身也是大民生

“商贩民生”逻辑的出发点在于，小商贩的生计本身也是一个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是一个亘占不变的命题，唯一在变的是民生的对象范围、内容以及民生需要的位置问题。中国儒家的《四书》从保民、富民和养民三方面系统而详细地阐述了古代的民生思想与民生价值，提示政府要通过保护子民的财产、为人民提供积累财富的环境和为人民提供老有所养的条件等方面发展社会经济。这为现代政府建民生、保民生和富民生提供了有益的史鉴。在不同历史阶段，政府既要解决社会普遍存在的民生问题，满足社会一般性的民生需要，更要统筹解决一般民生与特殊民生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时期尤其要处理好几类特殊群体的民生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最主要的，一是农民，二是农民工，三是小商贩，四是边缘弱势群体，五是普通市民，这之间除了主次区别，还有一个先后的位序关系需要考虑。

从古至今，小商贩的产生并不必然形成“市”，但有“市”的地方即便是最原始的“市”，也必定有“贩”在其中。由古史炎帝神农氏“日中为市”，战国时“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均可推及商贩产生的历史。之后从秦汉至隋唐，新的经济因素不仅使商贩活动能区分出官商和私商，还由行商中分化出坐贾以及集商人、地主和高利贷于一身的商人。这表明，大贾和中小商人的分化日趋明显，平民逐渐成为行商和小商的主体。宋代商贩进一步从职能分化中产生了交易服务的牙人和牙行，晚清时期，除了地区性商贩集合而成的商帮出现，商人中还分化形成特权化商人或官商，进一步强化了与土地和高利贷的结合。民间商业资本则投向生产领域，或商人充当包买主组织小生产者家内生产；或充当雇主雇工生产或直接投资开设独立的手工工场。凡此种种，商贩中分化出了新兴的工商业者。但这与今日提及的“商贩”已然相差甚远。那些只能在行走中谋衣食的小本生意人由于破产农民的持续不断补充而最终沉淀下来，经过历史的层层洗礼成为直至今日依然数量壮观、散四方而求衣食的流动商贩。此处“商贩民生”的主体即这类游动商贩的民生问题。

在商贩分化进程中最终沉淀下来的小商贩是现代商贩的主要类型，如从其流动程度的强弱和流动空间的分布形态进一步区分，可以发现，现代小商贩基本采取了三种形式：农村小商贩、城市小商贩和城郊结合部的小商贩。从其流动性看，农村小商贩的流动无论从其半径、速度、强弱看都逊于其他两类。流动性的强弱、流动半径的大小与其收益大小之间基本呈正相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农村小商贩向城市或城郊结合部无限靠拢的行动。这种流动的半径愈大，流动的行为动力越强，农村小商贩向城市小商贩的分化进程就越快，就越容易脱离农业劳动和远离农民身份，因而就越容易在城市形成商贩的集中营和游击战。这种转移在现行户籍制度下造成了商贩职业身份和户籍身份的二元性分离。南于流动商贩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是否需要取得个体执照还未形成一致的政策性建议或法律文件，商贩遂成为现代市场体系中一支非正规的流通部队，不仅身份游离于农村之外，就业亦游离于正规体系之外，遂不自觉地处在各种矛盾的包围中。不仅其本人的民生需要须在这种流动的就业形式中得到解决，而且其民生需要的实现程度也受制于矛盾的激烈与尖锐程度。

商贩的空间位移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发生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土地流转由市场牵动转为政策性推动，是对农村劳动力由兼业商贩转变为专职进城商贩的第四次松绑。伴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空心化趋势不断加剧，商贩经营的空间路线也逐渐由农村转向城镇。农业的衰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内生殖民主义以及外来资本的侵入和控制、权利与资本的结盟对土地的蚕食由内到外均推动了这一空间位移的发展过程。这反映了商贩民生实现的空间路线，而这种空间路线的迁延完全是在市场的力量下完成的。但依赖于市场和流动中实现的民生需要只能解决其基本民生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总有一部分民生需要是无法依靠民众个人和市场完全得以解决的。小商贩更不例外，他们分化于农村，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都比较低，无法支撑起更高的民生需求。他们通常“集中于市”，而且“结群而居”，形成“商贩群”，生存于城市化的边缘和市场的缝隙中，对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更广意义上的民生望尘莫及。这类民生已经超越基本民需中的“人手”或“人口”问题，而是整个“人体”的协调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政府不行，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行，需要在政府与市场结合的二维平面内寻求出路。

五、小商贩的未来：不会消失的社会符号

小商小贩从无到有，经历过无数次历史的洗礼与时代的风化，至今依然活跃，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现代化需要城市化，也需要工业化，但工业化绝不是消灭农民，同理，城市化也绝不是消灭小商贩。世界已经完成现代化和经历后工业化的国家，恰恰其小商贩经济是异常活跃的。不仅如此，日本作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国家，由于过度倚重工业化和城市化反而出现了“经济大国化”和“农业小国化”的矛盾，以至“丰富而充足的食物”背后隐藏了严重的食物安全危机。如果只看到小商贩于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影响，采取抑制措施终使其走向萎缩，既不符合历史趋势，也不适应现实所需。作为一个社会符号，小商贩不会走向终结。

首先，商贩源于城市化，主要分化于农民。随着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社会流动机制以及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会使农业劳动者阶层急剧缩小，农民工阶层迅速扩大和农民的经济社会角色日益多元化。从中不难判断，从事商贩交易活动的群体将会继续呈现增长趋势。

其次，商贩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有历史因素还存在现实的经济基础，在中国，商贩民生不仅是社会民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社会民生的实现发挥着重要作用。

再次，商贩的演化与分化有其客观的历史基础。作为始于西周的“商人”不断演化和最终沉淀下来的一种形式，商人习气与性格上的劣根性不可能完全消除。但现代商贩在经营理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发展的形式。尽管商贩的流动在空间上已经穿越城乡二元的藩篱，但是资源配置与制度设计依然没有形成城乡一致的公平机制。在此制度下，商贩的民生问题就只能继续享受农民待遇。商贩在空间形式上的穿越并未带来制度、机制以及社会认同方面的并行穿越。

最后，小商贩，既是大战略，更是大民生。对于现代商贩，必须改变对其“治”的管理信条，而应该加强服务，从科学和合理的城市规划中为现代商贩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稳定的空间，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民生。商贩问题的根本在于，全社会尤其是政府必须建立对小商贩的包容和发展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