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范文

农业保险篇1

关键词：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农业；自然灾害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关系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提高。我国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迁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农业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有加剧的趋势。而我国农业自然灾害保障较为落后，要么是政府财政救济，要么是农户自己承担，这就使得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建设对保险的需求更为迫切。然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一、我国农业风险与农业保险的现状

(一)农业风险损失的范围和损失程度呈现扩大的趋势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逐年上升。据统计，我国每年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20世纪50～60年代平均每年损失390亿元，70年代平均每年损失520亿元，80年代上升至620亿元，1998年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3007亿元，2005年，各类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2042亿元，2006年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2303亿元，2007年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2363亿元。《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指出，近15年来，我国平均每年因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近2000亿元。我国自然灾害所造成直接损失占GDP的比重平均超过3％，而美国这一比例约为0.6％，日本约为0.8％。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保险的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和受灾面积的比例分别超过20％和50％，农业风险损失额范围和程度呈现扩大的趋势。

(二)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1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不足。20世纪80年代我国保险业务全面恢复，从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陆续开办了一些农业保险业务。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各地分公司开始试办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198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现改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成立后，在兵团范围内经营农业保险业务。

目前，国内保险市场上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两家综合性保险公司以及三家专业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吉林安华和黑龙江阳光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相对于巨大的农业保险市场，我国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明显不足，不能适应农村保险市场的需求，造成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因此，迫切需要增加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发挥农业保险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的作用。

2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保险险种不断萎缩。从1982年到1993年，农业保险业务呈上升趋势，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国家财政兜底的计划经济体制，保险公司对经营农业保险的盈亏考虑的较少，这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在95％左右。但是，随着1994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向市场化体制转轨，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以后，过高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逐渐萎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得不收缩风险大、亏损多的农业保险业务，而其他公司则退出了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农业保险从20世纪90年代的高潮跌入了低谷。

自1993年以后，我国农业保险的规模和保费收入逐年下降，占财产保险总保费的比例也逐渐下降。1992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3.39％，1997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1.10％，2002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0.64％，2003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0，58％，2004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0.36％，2005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0.55％，2006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0.51％。资料显示，1992年是形势最好的一年，从1993年到2004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的比例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2005年有所回升。在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由于经营风险高、管理难度大、政府支持不充分，农业保险险种也由以前的60多种下降到现在的30多种。目前，我国开展的农业保险主要有农村家庭财产综合险、农机具使用第三者责任险、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等险种。农业保险的持续萎缩与国家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农业政策背道而驰。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已不能满足农村和广大农民对保险的需求。

二、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因素

(一)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善

1农业保险缺乏立法支持。农业保险通常是政策性保险，要使农业保险发挥应有的作用，离不开法律的支持。世界上多数国家对农业保险都给予立法支持，如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美国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加拿大的《农作物保险法》等，这些法规在促进本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国农业保险落后的原因之一就是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农业保险法，使得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没有明确规定，只是提到“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46条也仅指出“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由于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能和作用，致使我国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很大。

2农业保险缺乏政府的政策支持。从国际上看，凡是农业保险做得较好的国家，大都强调利用政府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手段，配合市场机制、价格机制共同支持农业保险的运作，如实行免税政策、对保费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政府出面制定和实施农业保险计划等。而我国的农业保险却长期处于自主经营状态，政府对农业保险除了免征营业税外，国家尚无配套政策对农业保险业务予以扶持。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使农业保险的发展缺乏坚实的后盾。

(二)有效需求不足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不少农民有投保愿望，但从总体上来看，对农业保险实际上还是缺乏有效需求。一方面，农作物保险的价格(费率)很高，有的险种费率高达10％左右，但期望收益(理赔金额)却不高，并且这种期望收益是不确定的。而我国农民收入普遍偏低，支付能力有限，尤其是那些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农民，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对更恶劣，风险更大，更需要农业保险保障，但是，对收入不高的农民来说，购买农业保险的经济负担是很沉重的。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农民收入比较高的上海、广东等农村地区，虽然农民支付能力较强，但是由于农业保险本身的预期收益不高及不确定，也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另一方面，我国农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很少具有现代风险管理理念，对面临的风险存在侥幸心理，甚至还有人将保险费和乱收费、乱摊派相联系，认为买保险会加重经济负担。

(三)有效供给不足

高风险和高赔付率是我国农业保险业务持续萎缩的主要原因。农业是弱势产业，既包括自然灾害带来的自然风险，也包括市场信息不对称、供求不平衡带来的经济风险，还包括由于个体或团体有意或无意的错误行为带来的社会风险。风险发生的频率高、范围广、损失惨重，致使农业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另外，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非盈利性同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目标相背离。2004年我国专业性保险公司成立以前，经营农业保险的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两家综合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基本是按商业化的模式运营，尚未享受政府补贴，经营亏损由经营主体自行消化，致使商业保险公司无力、也不愿意经营风险很大的农业保险。

(四)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严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农民已经认识到购买农业保险的必要性，但是由于农民文化素质较低，诚信意识不高。同时由于保险双方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在承担风险和理赔过程中常常被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所困扰。由于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较大，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中逆向选择较为严重。受农业生产经营的自身属性、小农业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也比较严重，且难以有效控制或控制成本较高。相关资料显示，近年来在我国的一些地区，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30％以上。因此，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业务非常谨慎，不轻易接受投保，也不轻易开发新险种。

(五)农业再保险机制不够完善

农业风险大都是巨灾风险，我国的农业保险缺乏适当的应对巨灾风险的措施，因此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保险经营主体自身，难于分散风险，影响经营主体的经营效果。而国外农业保险经营普遍有风险转嫁机制，特别是避免特大自然灾害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例如美国和日本的政府都对本国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而我国由于再保险市场不发达，一方面，供给主体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技术与服务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三、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的对策

(一)加快农业保险立法的步伐，为发展农业保险提供法律依据

农业保险离不开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律，实践证明凡是农业保险比较成功的国家均制定了单独的农业保险法。我国1995年颁布实施的《保险法》是一部商业保险法，而农业保险带有明显的公益性，它是国家农业和农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部分属于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的经营目标大相径庭，用现有的《保险法》规范农业保险会存在许多问题。因此，立法部门应尽快制定和颁布《农业保险法》，用法规的形式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属性、政府的责任、权利和支持方式、经营主体享受的优惠政策、业务的经营范围、保险金额的确定、保费的厘定、资金运营、财政补贴办法、农业再保险等内容。

(二)建立财政支持制度

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因此必须依靠国家的财政支持加以推动。实践证明，凡是农业保险做得好的国家，政府都对农业保险给予了强大的支持。

1对投保的农民提供保费补贴。对于投保的农民给予保费补贴，提高农民投保的积极性。美国保费补贴比例因险种不同而有所差异；日本保费补贴因费率不同而有所不同，费率越高，补贴越高。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等国家，政府对农民保费补贴比例都在50％～80％。我国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农业具体情况和政府的财力情况提供不同程度的保费补贴。从险种上看，首先，给予种、养两业保险以保费补贴，种、养两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可适当高一些；其次，考虑在更大范围内、更大规模上对涉农的险种给予保费补贴。补贴比例可以根据当地政府的财力情况而确定。

2给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业保险提供税收优惠是国际普遍做法。目前，许多国家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收，而我国现行税制规定对种植业、养殖业险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种、养两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农业保险的外延不断扩大。可以考虑免征种、养两业保险的所得税，对种、养两业以外的其他涉农保险可以降低营业税、印花税，免征经营农业险保险公司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用以积累壮大经营农业险的保险公司的保险基金，用作农业巨灾风险补偿的积累，从而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偿付能力。

(三)构建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体系

我国地域辽阔，根据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区域性不平衡的现实及农业风险差异大的特点，发展农业保险必须因地制宜，努力构建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

1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如现在已运行的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的是“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经营模式。经营农业保险基础较好的地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

2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一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条件尚不成熟，可以根据地方的财力情况，建立地方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旨在实现政府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而实施的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性险种。这种模式运行成本较高，政府补贴农民保费的同时，还要对保险机构进行补贴，因此，在经济发达、地方财政实力强的地区可以考虑推行。

3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如现已运行的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保费农户承担65％，黑龙江农垦局和农场分别代表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承担35％。不同地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这种经营模式。

4大力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社，构建农业保险制度的基层组织。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社的投保人同时也是保险人，共同的利益关系有助于形成相互监督机制，从而有效地解决农业保险经营中存在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同时，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社能够适应农业保险需求的高度分散性，能够有效地降低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因此，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可以考虑建立农村互助合作型保险组织。

具体采取哪种形式应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异；即使是同一地区也可以采取多层次的经营模式。

(四)构建农业再保险体系

由于保险人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农业保险经营难度大、赔付率高等特点，农业保险承担风险责任的能力和赔付能力有限。因此，必须通过再保险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分摊损失。而我国，农业保险缺乏适当的再保险安排，影响了经营主体的经营效果。国外农业保险普遍有再保险支持，如美国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向开展农作物保险业务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日本则由都、道、府、县的共济组合会和中央政府为市、町、村的农业共济组合提供两级再保险。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由政府出面建立再保险公司，对农业提供再保险支持。

(五)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

农业保险篇2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农业保险需求陕西

农业保险作为商品性农业经营的一种重要风险分散机制，对提高农业抵御风险能力，稳定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经营主体地位以及提升农产品竞争力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陕西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地区泾阳县、洛川县分别是陕西奶牛养殖大县和苹果生产大县。农民生产布局高度集中，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奶牛养殖和苹果生产收入构成其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调查发现，泾阳县的鲜奶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3％，洛川县的苹果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94.8％。高度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导致农民收入水平对奶牛养殖、苹果生产的严重依赖，同时，也造成了生产风险的高度集中。一旦发生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农民不仅无力承担损失，而且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为了保护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的稳定与增长，客观上要求建立农业经营风险分散，损失分摊的新机制——农业保险。2000年到2007年，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406元增加到2645元，总体水平翻了一番，大多数农民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储蓄，已经对农业保险具有了一定的购买能力。然而，在本次试点中,有45.2％的被调查农民却不了解或不知道农业保险；48.5％的农民实际未购买农业保险，农民的保险意识较弱。

由此可见，由于非正式保险制度诸多因素的制约，农民无法产生对农业保险产品的欲望，引起潜在需求与有效需求之间链条的断裂，造成了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

农业保险运行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分析

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相对于正式制度，其约束空间更为广阔。因此，特定社会中有关农业保险的风险态度、非正式保险安排、“经济人”群体、信用建设等诸多非正式保险制度，就成为制约农业保险市场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一）“传统小农意识”决定了农业保险需求

一个社会占有主流的理念和信仰决定对自然灾害及风险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决定了是否有必要通过保险这一风险转移制度来加以应付。在广大农村，农民长期处于分散封闭的小生产状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普遍存在“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理念。这种保守封闭的思想造就了农民风险意识和创新精神淡薄，时常对新事物具有一定的排斥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主动性。加之农民文化技术素质普遍较低，多年以来养成“靠天吃饭，听天由命”的生产习惯，往往比较注重眼前既得利益，对未来各种事故变化缺乏全面周详的考虑，对农业生产面临的各种风险时常持有一种侥幸心理，认为掏钱买保险是额外支出，所以产生对于农业保险能免则免的心理。

（二）非正式保险安排限定正式农业保险制度发展的空间

在特定环境中，因非正式制度约束发展而来的“非正式保险安排”，如谋生方式的多样化，储藏，家庭或家族内部的再分配，基于伦理道德的援助等，往往是对正式保险制度的削弱或替代。我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家族、村庄、国家为生成结构的人论文化体系，其在农村体现的尤为显著。这种文化品格决定农民对风险的规避和对农业生产安全保障的追求，主要是在家庭、家族这样的扩展型家庭结构中解决。

与正式农业保险制度相比，非正式农业保险制度不但具有上述的广泛性，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节约开支。由于保险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农业保险行为主体在相互博弈过程中对农业保险制度安排存在着大量逆选择和道德风险。但在家庭内或家庭间寻求风险转移或保障的非正式保险制度安排中，参与者无法进行选择，因而根本不存在逆选择和道德风险。

（三）政府灾害补助导致的依赖心理制约农业保险需求

根植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依赖心理，也是制约农业保险发展的非制度约束。一般来说，政府都会依据受灾情况给予农民相应的补助。然而，由于农民是“经济人”，其得到政府补助越高，愿意投入到农业保险上的资金就会越少，这种依靠政府帮助转嫁风险的依赖心理严重影响了农民投保的积极性。农民投保积极性＝政府农业保险补贴／政府救灾补贴×100％，从此公式可以看出：当政府救灾补贴增加，而农业保险补贴数目不变，农民投保的积极性就会降低；当政府救灾补贴减少，而农业保险补贴数目不变或增加时，农民投保的积极性就会提高。因此，农业保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灾害补助行为。

（四）农业保险市场信用制度体系建设滞后

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信用经济特征，要求参与农业保险的各行为主体都要具备恪守信誉的意识和自觉。而在实际调查中，一半的农民都明确表示对农业保险不信任，对保险理赔环节担忧，也就是对农业保险的保障能否落实的担心。这主要是过去农民缺乏对保险基本的了解，而保险公司在经营中又存在不诚信行为，造成农民对于保险作用的质疑。19.9％农民未投保原因是因为对于理赔的担忧；在对农业保险有潜在需求的农民调查中，约60％的人“明年是否会考虑农业保险”决定于“今年的理赔状况”；约75％的已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民“明年是否继续购买农业保险”也取决于“今年理赔状况”。这说明，要促成农业保险长足发展，社会诚信意识建设和信用意识培养还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构成农业保险运行的非制度环境还存在种种局限。为了更好地推行农业保险制度，除了要加快农业保险有关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创新外，还需要加大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建设和培育。

农业保险非正式制度优化对策

（一）增强政府农业保险政策的透明度

在调查未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中，58.6％的农民因为“不了解”此次推行的农业保险，有些农民甚至主观认为这和其它商业保险没有差异，只是为“收取保费”。因此，政府应积极利用现代传媒，通过各种途径让农民透彻了解农业保险，在广大农民中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观念，形成理性、健康的保险消费意识。

（二）优化正式农业保险制度环境

农业保险的险种、保障范围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水平，政府需要协同有关保险公司，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生产设计农业保险产品和险种，并依据不同风险水平厘定费率和保障程度，以满足各类农民的不同需求，切实保证农业生产的持续性和农民收入的稳定性。同时，如果政府能够把救灾补助直接给予农业保险进行积累和支持，不仅可以在灾年减轻农民损失，而且又可以减轻政府灾害补助压力，达到双赢效果，从而使农民充分认识到正式农业保险制度较之传统非正式保险制度所具有的种种优势，引导其参加农业保险分散转移风险的价值观念。

（三）深入推广诚信意识教育

根据调查，农民最为关注的是保险公司的信誉，其次才是保险公司推出的产品和服务内容介绍。所以，要改变农民长期对保险的不信任观念，就要通过政府部门、保险行业自律组织的协作，建立对保险公司诚信经营行为的有效监管、监督、引导和考评，实行保险公司信用评价制度。而另一方面，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也需要积极推广诚信教育，避免在投保过程中产生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使守信者真正得到利益的保障，失信者受到应有的惩处，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信用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周惠萍，陈友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可行性分析[J].经济问题，2007（11）

农业保险篇3

为了更好地了解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的真实情况，笔者于2014年5月对新疆石河子134团和玛纳斯县的棉农进行了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均为从事棉花种植的农户，调查涉及了134团4连、5连、8连、14连等四个连队及玛纳斯县乐土驿镇、包家店镇、六户地镇、兰州湾镇等四个镇。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4份，总有效率为92%。

（一）被调查农户的基本情况由被调查农户来看，新疆棉农的个体特征基本类似。被调查户主80%以上为男性，对家庭情况有比较详细的了解，这也有助于调查获得较为准确的数据；两地75%以上被调查农户的年龄都集中在31-50岁，棉农以中青年为主；从受教育程度来看，70%以上被调查农户为初中以下水平，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较少，农户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

（二）被调查农户棉花种植基本情况被调查农户家庭棉花种植规模相对较为分散，各种植规模占比基本相同，种植规模在30亩以下的占22.83%，30-50亩的占21.74%，50-70亩的占21.20%，70亩以上30.43%；家庭收入3万元以下的占18.48%，3-5万元的占38.58%，近43%的农户家庭收入在5万元以上，棉农家庭收入相对较高；从棉花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来看，57%的被调查农户的家庭90%以上的收入来源于棉花种植，农户多为棉花种植的纯农户，农户兼业化程度较低。

（三）被调查农户对于棉花保险的认知情况从调查中发现，被调查农户对于新疆棉花保险政策的了解不深入，对于棉花保险政策了解的仅占7.65%，54.95%的农户虽然听说过棉花保险，但是对棉花保险具体的政策缺乏充分的了解。尽管新疆农业保险推行30多年，大多数农户对农业保险政策的功能、作用认识不清，有近20%的人完全不清楚，这种状况对于棉花保险业务的开展和棉农分散风险极为不利。

二、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及变量选取以往对于保险购买意愿的研究多采用二元选择模型，由于新疆兵团与地方农村在农业保险制度上差异的存在，以是否购买农业保险作为二元选择模型的因变量无法正确地反映棉农的真实购买意愿。因此，本文考察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运用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对新疆棉农是否愿意购买农业保险影响的因素。以棉农是否愿意购买保险作为因变量，将愿意购买定义为y=1，将不愿意购买定义为y=0。根据理论模型假设，影响新疆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解释变量可能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保险认知及保险供给制度特征。具体包括：年龄（X1）、受教育程度（X2）、棉花种植面积（X3）、家庭收入（X4）、棉花收入比重（X5）、灾害损失比重（X6）、保险供给制度（X7）等变量。

（二）回归结果分析运用SPSS21.0软件，对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得到回归方程为。在上式中，由回归系数判断，对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产生正向影响的因素有：家庭收入（X4）、棉花收入比重（X5）、灾害损失比重（X6）；负向的影响因素有：年龄（X1）、受教育程度（X2）、棉花种植面积（X3）、保险供给制度（X7）。其中，X3、X4在1%的水平下显著，X2、X7在5%的水平下显著，X1在10%的水平下显著。对棉农购买意愿的影响最大的是保险供给制度（X7），系数为-2.097，其次是棉花收入比重（X5）、家庭收入（X4）。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棉花种植面积（X3）对棉农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产生负向影响，与预期结果相反。这表明，规模越大的农户遭受自然灾害的损失越严重，随着新疆棉花种植面积的增大，棉农进行农业生产的经验可能相对比较丰富，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和经济实力也越强，即使遭受一定的灾害对其整体经济实力影响不会太大。因此，种植规模越大的棉农越不愿支付更多的成本用于购买农业保险，当然，X3的系数仅为-0.045，进一步说明，种植规模的大小并不是购买农业保险与否的较大影响因素。家庭收入(X4)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支付能力的高低。由于农业保险的价格（保险费率）相对较高，是一般财产保险费率的十几倍，较低收入水平的农户缺乏支付农业保险费用的意愿，但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增加，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将越强。但X4的系数仅为0.62，这表明，家庭收入对农户购买意愿的影响相对有限。一般而言，棉农对风险及保险的认知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即受教育程度对棉农指保险的意愿为正向影响。然而调查结果恰恰相反，受教育程度（X2）越低的棉农，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反而会更强烈。这可能是随着农户受教育的提高，对政府相关政策的认知提高，尽管国家对新疆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不断加大，但近年来较低的贴付比例和不断增加的棉花收入相比，会使受教育较高的棉农选择放弃购买农业保险。相反，受教育较低的农户更倾向于接受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政策，更容易选择购买棉花保险，与预期方向相反。只是X2的系数仅为-0.569，影响作用相对较小，由此显示，受教育程度并不能完全决定购买意愿的大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保险供给制度（X7）对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是负向的，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新疆兵团与地方农村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和不同的经营制度下，兵团主要的植棉团场实行统一的棉花保险，玛纳斯县棉农则是自主选择、决定是否购买棉花保险，因而，面对强制性的农业保险，兵团棉农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尤其是近年来，兵团棉农的经营规模相对扩大，投入较高的保费与有限的保险赔偿相比，兵团棉农更不愿购买农业保险。因此，一定的保险供给制度对于农户参与农业保险意愿的强烈与否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随着棉农年龄（X1）的增大，所积累的棉花生产经验和掌握的田间管理技能越丰富，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相对越强，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可能相对减弱；相反，年轻的棉农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风险意识也更强，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可能会更强烈，这与一般性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但X1系数仅为-0.052，所能产生的影响作用较小。尽管棉花收入比重（X5）并不显著，但较大的回归系数1.679也间接表明，棉花收入占家庭收入较高比重的棉农有较强的保费支付能力，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可能相对较强，这与预期方向是相同的。

三、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研究结果表明，从回归方程回归系数判断，棉农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棉花种植规模以及棉花收入比重并不是影响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主要原因，家庭收入才是影响作用较大的因素；而不同的保险供给制度对于一个地区的农户是否购买农业保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新疆棉花保险支农服务的对策建议1.制定差别化的农业保险发展策略。应根据兵地两种不同的经营制度制定差别化的农业保险政策，适当加强兵团棉农购买农业保险的决策权，增加地方农村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和农业保险业务种类；逐渐扩大承保责任，探索在不同的灾害地区采取差异化的棉花保险发展措施，使得农业保险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夯实棉花保险的群众基础，有力促进新疆棉花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棉农的稳定增收，最终实现新疆农业保险健康可持续发展。2.提高现有农业保障水平，合理设置棉花保险费率。政策性保险公司应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实施地方性特色险种，设置更多可选择的保险条款，降低农户的风险，激发当地农户投保的积极性。依据各地农业生产面临的风险状况及农村经济水平有区分地确定保障水平和保险费率，逐步提高赔付水平，更大程度地为农户生产提供更合理的保障。3.落实政策性棉花农业保险，稳步加大棉花种植财政补贴的力度，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化解农业生产风险，为棉农解除种植的后顾之忧，促进农业产业升级，进一步巩固棉花在新疆的战略地位，促进棉农稳定增收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4.充分发挥农业保险防灾减灾的功能，降低农户损失。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及外部性是政府提供补贴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政府、保险公司与农户建立风险预防措施，防范重大风险，真正起到政策性农业保险防灾减灾的功能。理清政府、农户、保险公司在农业保险中的责任义务。按照“政府补贴、农户自愿、规范运作”的农险运作原则，以合同形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规定保费补贴比例和赔款补贴政策，将农险业务的经营管理纳入到地方政府制度范畴。5.加快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体系，培养农业保险专业人才，高度重视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人员队伍素质，提供优质、高效的专业化服务，逐步形成农业保险业人才发展的良性循环；提高农业保险服务的满意度，让农户切实从农业保险政策中得到实惠，让农户满意。6.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宣传教育。加大宣传力度和农业保险知识的普及力度，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向农户深入浅出地讲解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内容、赔付具体标准及其在分散农业风险中的重要作用，使得农户对农业保险有更加实质性的了解，增强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了解和认识程度，培育农民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使其认识到保险是稳定生活、恢复生产、保障经济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进而自觉地参与保险，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参保率和覆盖面，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稳步向前发展。

农业保险篇4

关键词：农业保险；政府；财政支持

一、当前我国农业保险仍然面临的问题

（一）农业保险参保率低，投保比例逐年下降

首先，由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使得风险损失率较高，按照这种损失率厘定的保险费率，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大多数农户来说是难以承受或是不愿意承受的。其次，如果农业的预期收益相对于从事乡镇企业或外出打工的收入来说很小的话，农户也很少有投保的意愿。第三，按照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增加农产品的供给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引起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因此，从长期来看，农户的生产者剩余会减少，这也影响了农户的参保率。

（二）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单一，供给程度较低，商业保险业务呈萎缩趋势

2003 年以前，我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2003 年以来，我国先后成立了安信、安华等几家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在江苏、四川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农业保险的试点。但这些农业保险普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始终是阻碍商业保险公司服务的“瓶颈”因素之一；二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以及地区差异性使得商业保险公司面临极大的技术和管理难题，农险业务经营困难重重，进而限制了其他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险业务的开展。

（三） 政府行为存在缺位现象，农业保险财政支持力度不足

虽然我国逐年加大了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农业保险发展也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现有的财政支持力度仍然难以满足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要求。我国农业保险各试点模式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仅包括：保费补贴、保险责任分摊和财政兜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中的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仅对种养两业的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即使有部分试点地区扩大了税收优惠范围，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地方税收，政策性农业保险依然承担着一定的税负。因此，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亟待完善。

（四）农业保险法规建设滞后

我国于1995 年颁布、2002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2002年12月28日,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46条规定“ 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首次确立了国家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目标。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中逐渐增加了对农业保险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但相对于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求，我国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的建设还是欠缺和滞后的。地方性法规对此也是一片空白，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仍处于法律盲区。

二、加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我国农业保险的现实选择

（一）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模式

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还较薄弱，而且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验也相对缺乏，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在自然条件、资源、经济实力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农业保险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我国应根据各地各产业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分产业、分地区先行试点、逐步推行。在农业保险业务尚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的现实情况下，应在财力较为充足、对农业保险需求迫切、条件较为适合的更多地区开展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合当地农业发展情况的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模式。

（二）加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增加财政支持项目，提高财政支持标准

政府财政必须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增加财政支持项目，并重点对以下项目给予支持： 1.保费补贴。从农业保险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西方国家政府财政均对农业保险的投保人提供了50%～60%比例的保费补贴。由于我国现阶段政策性农业保险以保障农户的再生产能力为主，宜选择保成本的方式对参保农户进行保障，这也是政府负担最小的保障方式。2.业务费用补贴。按照调动保险公司积极性和充分发挥其自身能动性的原则，可在10%～20%对农业保险提供业务费用补贴。 3.再保险支持。这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其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再保险机制使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分散、维持全国农业生产稳定；二是补贴各省份农业保险亏损。4.建立风险基金。风险基金要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专款专用，用于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当年收不抵支情况下受灾投保农户理赔支出，避免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倒闭造成投保农户的损失。

（四）加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减轻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负担

针对当前我国仅对农业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并且仅界定在种养两业、范围偏窄的情况，为了更好地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自我积累的能力，应加大对农业保险业务税收优惠力度。各种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均免征种养两业的保险所得税；对营业税和印花税的免征范围扩大到农村家财险、人身险和健康险等其他涉农保险业务；适当下放有关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减免权限，对税收减免后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可给予一定的补偿；对专业农业保险公司，可在一定期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允许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对农村营销员减免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五）加快建立健全农业保险立法和政府支持政策

我国应加快《农业保险法》的立法进程，完善与农业保险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要强调实行法定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对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农产品实行法定保险，其他农产品实行自愿保险；要及时研究出台政府的财政信贷支持政策，如将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结合起来；对有农业生产借贷的农业保险标的依法强制投保，减少政府投入风险；明确政府财政补贴政策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投入职责等。

参考文献：

[1]潘勇辉.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国际比较及中国的选择. 农业经济问题.2008（7）.

[2]王敏俊.我国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分析与路径选择：一个新构想.农业经济问题.2007（7）.

农业保险篇5

大力发展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2013年以来，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要加大对“家庭农场”的金融支持，逐步完善农业风险的保险保障机制。目前，家庭农场的风险管理需求较大，但现有的农业保险产品难以满足其实际损失补偿要求。本文以珠三角为例，在深入分析家庭农场风险保障需求的基础上，剖析当前农业保险在政策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更好地满足家庭农场风险管理需求，完善我国农业保险补偿模式，推动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

关键词：

家庭农场；风险管理；农业保险；补偿模式

广东省自然灾害种类多样且频发，如暴雨、台风等灾害性天气，并且农业抗灾能力严重不足、农业保险补偿模式存在的缺陷影响着广东省现代农业经济发展。以下以珠三角家庭农场为例，通过分析农业保险补偿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应的解决策略，希望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以优化广东农业保险补偿模式。

一、珠三角地区家庭农场发展现状及其风险管理需求分析

（一）珠三角地区家庭农场发展现状分析

近年来，珠三角地区的家庭农场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有三：第一，珠三角地区抓住市场机遇，初步形成了一批以水稻、商品猪、鱼养殖、鲜花种植和休闲观光等为特色的家庭农场，合理调整和优化农产品区域种植和养殖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第二，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装备水平明显提高，正努力向现代化发展；第三，政府加大惠农政策力度，实施各项补贴政策，不断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二）珠三角地区家庭农场的风险管理需求分析

在家庭农场的专业化生产方式下，农民的收成增多，但因其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使农业风险由分散转变为集聚。珠三角地区的家庭农场常见的风险类型有以下几种。

1.自然灾害风险。

珠三角地区位于台风登陆的重要通道上，台风暴雨较频繁，易造成农作物的大面积受灾或损毁农场设备。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省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年均达120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3%-5%。珠三角农业因为气候土壤条件好，其农业收成较好。但在缺乏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下的灾害降临会使农民蒙受较大损失。

2.经营风险。

农民面临的经营风险大致如下：一是信息不对称风险。农民对市场信息缺乏，无法及时获得最新的市场信息。2010年，生姜、白菜等价格提升，珠三角地区的农民争相种植，市场供过于求，农产品滞销，加之北方的生姜、白菜市场与南方市场竞争，导致价格走低，当年收入比预计减少约40%。农民对市场信息滞后与不全导致其面临较大风险。二是资金风险。家庭农场除了有负责种植养殖生产的农民以外，还需有一定管理和决策能力的生产经营者和相应的配套设施。若家庭农场只参与生产，其净利润较低甚至亏本。当家庭农场形成产业链时，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并用现代化农业理念和技术更好地经营家庭农场。农民需要有较大的投入，回报周期较长，甚至无法收回资金。

二、珠三角地区家庭农场的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分析

相对于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珠三角地区农业保险发展却相对滞后，仍存在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农民保险意识程度和参保积极性不同等问题。据统计：1993年广东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1.45亿元。然而从1994年起，广东省财政部门停止了代办模式，农业保险由保险公司独家经营。2003年尽管广东省保监部门为推广农业险付出努力，但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有887万元。2007年，珠三角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逐渐推进，确定了广州、佛山等9市为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市。2011年，广东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9亿元，但同年的财产险保费收入为370.97亿元，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比较低。但近年来广东农业保险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其种类、补贴收入不断提高。在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比率高达80%的条件下农民只需交几元保费，就能享受逾300元的保障。但广东省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于其农村经济发展，其中的巨灾风险更是考验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

三、珠三角地区当前农业保险补偿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保险金额难以确定，赔付程序复杂繁琐

农业保险需要在保险生效之前确定保险金额。由于农产品是成长作物，预测农业的保险金额及其未来价值的保险价值要考虑的变量很多。一方面，要考虑农业保险气象灾害的预警情报的成熟程度，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理赔队伍是否具备估计大面积灾害损失，以及界定参保人是否未达免赔临界值而随意骗保行为的能力。

（二）保险制度面临规模化问题，风险系数高

当前的农业保险面临着规模化能否扩大的问题，农业经营生产规模大，投入资本多，一旦受灾，损失很大。而保险是以符合大数法则为基础的，只有在尽可能多的投保主体下，保费才越低，保险的风险才越小。此外，农民倾向于对经常遭受农业灾害损失的田地投保，导致农保公司遭受赔付损失。在自愿保险的前提下，农业保险市场会出现低参保率与高保费之间的恶性循环。同时，当前的农业保险公司大部分为地方性，当大范围的巨灾发生时，农保公司会因保费过高而遭亏损，农保公司将承担更高风险。

（三）再保险制度未建立，实施再保险存在困难

由于农业保险再保险的效益极差，职业再保险人逐渐退出了农作物保险的再保险市场，再保险制度至今还未完善。在珠三角，投资粮食作物的收入甚微，大多数保险公司不愿对农业保险进行再投资。同时，国家的财政补贴对农业保险再投资的认识不足，也对部分农保的再投资业务经费扶持力度不够。此外，政府自身也未就化解农业保险高赔付对农保经营的影响，采用分保的措施以分散大范围的风险。因而，对于农保公司方面，也就对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制度建设持谨慎态度。

四、完善珠三角地区家庭农场农业保险保障机制的政策建议

（一）制定更优保险金额确定方法，以精简赔付程序

根据作物的年平均损失率，以及道德风险损失情况设计新保费方法。在制定符合大数法则的新保费方法前，查阅作物过去近十年的损失资料，促使相关管理部门对参保作物所处的关键期和基于气象灾害的敏感度制定气象灾害预警，及时预测未来天气对作物的影响。此外，也可把标准产量的一定比例作为保险金额确定的方法，减少道德风险带来的损失，以此达到简化赔付程序的目的。

（二）集中农业补贴，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扶持大型农业保险公司建设

集中农业补贴，把大部分农业补贴集中在珠三角主产农作物上，提高大宗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这一方面看，由于补贴与农作物面积和产量挂钩，农场主可成为农业补贴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同时，财政扶持组织架构和经营能力不适宜的农保大公司，建立投保面覆盖全省甚至全国的保险公司，在强大的资金背景下，触及农村地区的其他相关保险业务，以分散巨灾带来的损失。

（三）建立有效的再保险制度和补偿机制，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政府应采取逐级向下提供再保险的方法，以化解农业保险高赔付对于农业保险的影响。各县区农保公司的再保险业务逐级向上打包，由上级政府统一规定的大保险公司经营，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再穿一层保护衣。此外，对于大型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进行再保险，应加大政府的直接财政补贴和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第三轮再保险，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以建立农业保险大灾风险的分散机制。

作者：许嘉芸 陈素霞 李佳云 郑燕如 单位：广东金融学院保险系保险实务专业2013级

参考文献：

［1］杨琦.农业保险与农业产业发展的互动机制及其对策研究———以云南为例［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288.

［2］巴曙松.对我国农业保险风险管理创新问题的几点看法［J］.保险研究，2013（2）.

［3］罗帅民，郭永利，王朝华.世界农业保险［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43.

［4］白均昕.规范理赔流程，让农业保险业务更透明［J］.中国城乡金融报，2015（4）.

［5］冯登艳，张安忠，马卫平.新农村建设中的农业保险问题［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6］吴利红.浙江省农业保险的气象服务技术研究［M］.北京:气象出版社，2012.

［7］杨琦.农业产业化中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农业保险篇6

摘要：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风险保障的重要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能不能搞起来、能不能搞好的关键。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需要政府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包括财政、税收、法律等方面的扶持。但如何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顺利实施，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实课题。

关键词：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财税支持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风险保障的重要性。而农业保险的“三高”(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亏损率)特征决定了没有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就难以实现可持续经营。2007年以来在全国6个省区试点推行、现全国有近九成省份开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种财政补贴型保险。其实质是政府通过在保费方面的补贴支出，并通过大面积的普及推广，将可能出现的农业生产风险部分转移到保险经营主体和未受灾农户，从而既达到保障农业生产的目的，又适当减轻政府巨额救灾支出压力。在这种保险模式下，能否调动农户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互助保险公司、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等)的积极性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能不能搞起来、能不能搞好的关键。各地试点表明，保证并尽量提高政府的保费补贴支出对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但如何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以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顺利实施仍是值得探究的一个现实课题。

一、影响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的障碍分析

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财政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减轻了农民付费的成本，提高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缓解了以往农业保险“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的尴尬局面，但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一些客观障碍仍存在，影响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1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使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综合赔付率居高不下。农业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产业，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不仅发生频率大，而且损失集中、覆盖面广，其赔付率要远远高于一般的财产保险。以许多国家的经验，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综合赔付率(即赔偿与收入保费之比)一般都很高。以美国为例，1982～2004年只有6年赔付率低于1。在有的发展中国家，其赔付率经常达到2以上，甚至更多，均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能够完全覆盖灾害赔偿和管理费用。另外农业风险由于其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使大面积范围内的保险对象同时发生灾害事故，遭受巨灾损失，导致保险公司难以承担起赔付额以致亏损严重。

2农业保险经营高成本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农业保险业务不仅风险高，而且经营工作开展难：一是定损理赔难。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后难以准确估计其损失；被保险人四处分散，标的分布四面八方，一旦受损，现场勘查定损、赔付兑现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对时间的要求紧迫，加之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更是增加了理赔工作的难度。二是保费厘定难。由于农业生产的危险主要是自然灾害，发生极不规则，各地在受灾频率、程度及灾害种类上各不相同，而且自然灾害往往具有伴发性，还可能引起其他灾害的发生，加之农村中有关灾害情况的统计资料不全，加大了对危险发生频率测定的难度，使得保险经营主体对种养业等具体项目的损失进行费率厘定需要有专业的评估。这些困难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成本。目前国内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在20％～30％之间，农险业务的经营成本更高，但部分试点地区政府认可的经营成本都在15％以下，有的甚至低至8％。而且由于农险业务的社会公益性，大部分地区的政府都不允许承办者有利润，这样很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不利于农险工作的持续良性开展。

3农业保险中委托方与受托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态度由过去的大力发展变为谨慎从事。由于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农业保险的委托关系中，农业生产单位作为委托方处于信息优势方，作为方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往往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导致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受农业自身属性、小农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特别是法律法规制度的缺乏，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据统计，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20％。加上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很大，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也很严重，使得农业保险经营者赔付率居高不下。

二、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的政策探讨

农业保险经营管理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由政策扶持。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保费补贴水平较低，在税收上除了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免征收营业税外，并没有推出新的优惠政策，而且对保险企业经营管理费用没有进行适当的补贴，从而使政府引导保险经营者积极主动开展农业保险的引导作用大打折扣。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需要政府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1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所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农业保险业务高成本、高风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难以获得一定收益水平，所以许多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所承担的税负给予一定的优惠，以吸引各方资本参与到农业保险的经营领域。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的是美国，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向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他方面的负担。日本政府财政为农业保险提供了力度很大的税收优惠，《法人税法》中将农业共济组合、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纳入公益法人的范围，只对由收益事业所产生的所得进行课税，对其他所得不课税。在日本《农业灾害补偿法》中除规定农业保险的所得税率为22％，营业税率为5％～6.5％之外，免除征收其他一切赋税。

适当的优惠税收政策也是我国大力倡导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措施。根据现行税法，除免征种养两业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以营业税为计征依据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也因营业税免征而免征，同时对农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外，并无其他财税优惠政策。针对这种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的情况，为了更好地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积极性，应扩大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一是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以外的其他农业险产品也免征营业税，特别是将营业税的免征范围扩大到农村家财险、人身险和健康险等其他涉农保险业务。二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可在一定期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增大保险费的返还比例，提高其对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三是允许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甚至可规定对经营政策性种养两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可以将其全部盈余作为农业保险特殊风险准备金提留出来，用作其农业巨灾风险补偿的积累，以增强其抵御农业保险风险的能力。

2提供经营业务费用补贴。国外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的补贴主要用于补贴经营管理费用。如美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个公司提供相当于其农业保险费31％的补贴；日本在这方面的补贴也高达50％～60％。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并考虑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政府应为各种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其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特别提出要“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到操作中，应遵循分级负担、区别对待的原则，即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承担；对商业保险公司则根据其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按保费收入的10％～20％左右向其提供经营费用补贴。对于比较偏远、农户保险意识薄弱、农业保险业务开展比较困难的地区，政府财政适当加大补贴，鼓励保险公司积极拓展农村保险市场，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3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农业保险巨灾风险比较多，大面积干早、洪水、台风等风险事故往往会给直接保险人带来超过责任准备金数十倍的损失，从而导致经营机构破产。为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财务稳定，提高其经营农险的积极性，需要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可考虑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可来源于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中央和省级政府还应通过适当机制筹措资金建立巨灾风险基金，例如从保户缴纳的保费中列支部分资金共同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用于弥补保险公司巨灾之年的亏损，借以平衡农业保险的经营。根据实践经验数据，一般以保费收入的10％计提巨灾风险基金比较合适。就全国而言，如果巨灾风险基金只提供60％的财政支持，在70％参保情况下，则每年需要财政预算安排5～6亿元。

4创新农业保险支持机制——以险养险。在提高保险公司积极性方面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那就是大多数地区在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险时都会提出“以险养险”这一措施，并把它当作解决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问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以险养险”是一种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司中部分商业保险险种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并通过这些险种的收益来弥补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的方法。从上海等地的实践经验看，把以政府资源配置为主的保险与农险捆绑式结合，是弥补农险亏损的重要途径。为保证这一做法的顺利实施，在推行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通过多少商业性财产和人身保险项目养得起农险。第二，保险公司的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保险业务的盈亏如何核定。第三，在“以险养险”中如何维护商业保险市场的平衡性和公平性。只有上述三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险养险”才能真正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强力助推器”。

三、政策支持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要与政府的财政能力相适应。农业保险过高的赔付率与过高的管理成本，需要政府的财税政策支持。但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和补贴力度的情况下，农业保险并没有按照政府的意愿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相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使政府陷入沉重的财政负担。如美国，1980～1999年政府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总成本是150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政府给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就达22.4亿美元，其中保费补贴13.53亿美元。以此为教训，在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对农民的保费补贴和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费用补贴水平及税收减免优惠的力度一定要考虑国家的财力，既要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又不能给财政带来太大压力。

2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费用补贴要注重效率，建立责任机制。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财政补贴对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政府与保险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在不能完全获知保险经营者提供农业保险的努力水平时，可能使农业保险经营者存在“机会主义”行为，造成政府与保险经营者之间的“道德风险”现象，使得政府通过增加对保险经营者的财政补贴以激励其努力向社会提供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无法达到。因此，在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财政支持中，财政补贴的效率性值得关注，要研究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补贴数额应该在什么样的规模，才能使其积极参与农业保险，又不致产生“机会主义”行为。针对这一难题，有学者提出政府在确定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财政补贴数额时，要适当参考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天气因素、同行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平均业绩、保险公司的非农业保险的经营业绩等其他可观测因素，用这些因素与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绩共同考评保险经营主体经营农业保险的努力程度，并由此决定政府对其的财政补贴数额。这样，政府可以在更为确定的财政支出预算约束下，以最优的财政补贴规模激励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业务。同时，保险公司也可在政府的财政补贴下，最大程度地提高农业保险经营水平。也有学者认为要尽量通过再保险、保费补贴等方法来分担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提高保险公司的收入，慎用直接补贴方式，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要给予财政资金支持，但不宜采取大兜底的方式，保险公司必须承担自己的经营责任。

农业保险篇7

[论文摘要]农业保险是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风险保障机制。为了应对农业的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机制来支持农业发展。我国新农村建设同样需要借助于农业保险机制来分散和转移农业生产风险，为农业生产活动中的损失提供经济补偿。

农业是人类生存之本，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时，农业也是一种弱质产业，农业生产既要面对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又要面对市场风险。为了应对农业的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各国都在逐步建立农村灾害保障体系支持农业的发展，其中，农业保险是一种重要的风险转移工具。目前，我国农业保险还处在低水平发展阶段，亟须通过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本文通过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经验，分析农业保险发展的制度基础。

一、非市场盈利性是发展农业保险的基本方向

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由国家伸出有形之手，对农业活动给予相应的信贷、保险等方面的政策扶持，乃是一种通行的做法。由于农业生产的风险很高，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土壤、环境等自然禀赋往往是影响和制约农业生产的第一要素，这就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高成本、高风险、高赔付”的特性，往往会使保险经营者陷于“不保不赔，少保少赔，多保多赔”的境地。对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保险公司而言，绝少愿意承保这样的高风险业务。农业保险最早产生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些商业性保险公司曾尝试开办农业保险，但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开始实施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保险并取得了成功。目前，全球约有40多个国家实行了农业保险制度，这些国家大多将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转而以国家为主导建立相应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或者采取对商业保险公司给予资助、补贴等方式鼓励其发展农业保险业务，从而使农业保险具有了很强的政策性。

从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过去农业保险完全是由商业财产保险公司来经营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业保险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由于农业保险业务风险大、赔付率高，亏损较为严重，而且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不断下降，从1993年开始，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险险种和农业保险机构、从业人员，均在不断萎缩。因此，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如何构建合理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已经成为发展农业保险的重要环节。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非常重视农业保险发展，支持保险公司恢复农业保险业务，批准设立了上海安信、吉林安华和黑龙江阳光等专业性农业公司，力求改变现有的农业保险经营格局。但从现有的农业保险的整体运行机制来看，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制度还远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机制，商业保险公司尚缺乏充足的动力来发展农业保险。如何按照非市场盈利性的要求来设计有关制度，将直接影响到农业保险的健康顺利发展，影响到广大农民享受风险保障的水平。

二、财政支持是发展农业保险的基础条件

按照WTO规则，成员国可以采取相应的农业收入扶持政策(即“绿箱政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标的保险进行保费补贴。为了兴利除弊，已经建立农业保险的国家大多通过财政手段对农业保险给予必要的支持，从而为农业保险发展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一是实行低费率高补贴的财政政策。各国在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同时，为了提高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使农民能够买得起保险，政府往往对农民支付高额的保费补贴，从而调动农民运用农业保险机制分散风险的积极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另一类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提供相关的业务费用补贴。为了使财政补贴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有的国家还建立了专门的基金。

二是实行相应的税收优惠。为了提高农业保险经营者的积极性，很多国家采取了税收优惠的措施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如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对农作物保险免征一切税赋，并且通过其他法律鼓励各州政府适当提供农作物保险专项补贴，经营农业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除缴纳1％—4％的营业税外，免征其他各种税收。

在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体系发展还没有建立起来。《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根据不同险种的性质，按照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涉及国计民生的政策性保险业务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鼓励人民群众和企业积极参加保险。但是，由于我国税法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目前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扶持还停留在文件层面上。在今后的税制改革中，我国应当对农业保险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探索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户投保给予补贴的方式、品种和比例，提高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此外，对于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国家还需要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或者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

三、专门立法是发展农业保险的法制保障

鉴于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各国普遍将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单独经营、单独核算。同时，农业保险体现着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国家一般都要承担相应的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等社会责任，国家一般也要求农业保险的经营不得以营利为目标。在很多国家，法律甚至将农业保险规定为强制性保险，要求农户必须购买。

从各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来看，农业保险的发展都是以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基础的。通过国家实施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可以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奠定法制基础。例如，美国1938年制定《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该法随着美国农业及农业保险政策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修改和完善，其内容既包含保险标的、组织机构、再保险等规定，也包含联邦政府的救济计划等。1994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案》，对农作物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从而使美国的农业保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外，美国联邦政府还规定不参加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将得不到政府其他计划的福利，使得农作物保险成为一种变相的强制保险。

农业保险篇8

明确农业保险中政府行为的定位。发展农业保险，首先要明确农业保险中政府行为的定位。农业保险具有很明显的政策性，政府为了稳定国民经济基础，促进农业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做好农业保险。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定位为“政府引导、商业化运作”，尽量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政府在实际执行中还必须减少对农业保险经营行为的直接干预，政府行为的侧重点应该是政策的供给。具体可以下从几方面入手。首先，增加农业保险有效需求。尽管农民有规避风险的需要，但由于受到支付能力、预期的低收益以及保险的高费率高等原因的影响，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实际需求并不高。农业保险没有足够的参与率，那么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提高农业保险的参与率，扩大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成为政府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扩大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可以通过保费补贴的方式进行，其实这样也就算是降低了农民购买保险的成本。第二，增加农业保险供给。要想行为主体增加农业保险的供应，其实只需要降低其运营成本，提高收益率，这还是很容易做到的。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管理费，提供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措施支持相关金融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扩大农业保险市场供给。第三，保持农业保险公司的稳健运营。由于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农业保险基金的积累十分困难，有时简单一个“巨灾”，就会耗尽公司辛苦积攒下来的保险基金。所以，凡是推行农业保险的国家，基本都有各自的巨灾损失补偿制度。同样，设立官方的农业再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或是建立保险准备金或再保险基金。再或者政府直接通过财政支出来弥补在发生突发性特大灾难时的资金缺口，以保证农业保险公司的稳健运营。

1优化财政补贴政策。

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农业保险政策向保险公司提供保费补贴，这种方式可以刺激农业保险供给，增加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在促进农业保险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根据上面提到的问题，财政补贴的优化必须着力从补贴方式和补贴额度等方面加以改善，方能达到最好的效果。确定适当的补贴额度。确定基础农业的补贴额度。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家自立、社会安定的基础。基础农业的发展直接关系着人们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安定，以及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优化补贴方式。第一，减少补贴层级。根据国情，将目前的三级或四级补贴制度改为中央和省两级补贴制度，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提供政策性农险补贴，进一步提高农险补贴的统筹性，从而减少补贴伸缩性，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第二，改进补贴拨付划转机制。改变目前分层划拨补贴的方式，由省级财政统一将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补贴直接划拨省级保险公司，防止各级财政延迟支付补贴，减少补贴划拨过程中的耗损，保证农险补贴及时到位，有利于农险赔款的及时发放。

2给予农业保险经营者税收优惠。

农业保险是准公共产品。税收具有资源配置功能，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应该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扩大农业保险税收减免范围。具体包括:一是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以外的其他涉农保险产品（如农房保险、农机具保险等涉农险种）也免征营业税;二是免征保险公司经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的所得税，减征其他涉农保险产品的所得税;三是对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应根据具体情况，如保险业的发达程度、财政收入状况、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是否提供再保险等，可在一定期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以利于保险人降低经营成本，进而降低农业保险的价格，提高农户的参保积极性;四是为增加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允许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从其他险种的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总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同时规定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将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的全部盈余作为农业保险特殊风险准备金提留出来，用于提高农业保险抵御风险的能力。

3完善农业保险风险转移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地震、台风、洪水等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因为农业风险具有高度关联性，所以农业风险损失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易分散，易形成农业巨灾损失。因此，要避免巨大的灾害损失就需要建立起完善的风险转移制度。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参考国际通行做法，可以得到以下两条路径。第一，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此基金的建设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多种方式筹集基金。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每年按一定比例通过财政补贴和财政拨款方式支持基金，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构要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纳入基金，同时鼓励社会各界积极进行捐助，多渠道筹集资金。二是必须严格限定基金使用。应明确规定基金主要用于农业巨灾保险赔付，也可辅地作农业保单质押贷款之用。三是对基金进行专业化监管。应明确规定由专门政府机构或其他经授权的部门实行专业监管，确保农业巨灾风险基金保值增值，专款专用。第二，完善农业保险再保险。再保险是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人扩大承保能力的有效方式，良好的再保险安排可以扩大农业保险原保险人的承保能力，也能较好地分散农业保险的风险。完善我国的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扶持中国再保险公司。国家可通过政策支持由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承担国家农业再保险职能，通过给与经营费用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让中国再保险集团经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业务，成为各家经营农业保险机构的再保险人。二是利用国际再保险资源。中国保险业目前正处于上升时期，发展潜力巨大，中国保险业对国际再保险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国内经营农业保险的主体应将农业风险的分保作为与国际保险人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合作扩大农业保险的承保和经营管理能力，使农业风险向世界范围分散。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形成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的再保险机制。通过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和适当的再保险安排，完善我国农业保险的风险转移制度，促迸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结论

农业保险有助于稳定农业生产并能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农业保险整体上具有政策性和正外部性，它属于准公共产品，所以说农业保险的发展离不幵政府的支持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