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量范文

货币供给量篇1

关键词：国债；货币效应；运行阶段

中图分类号：F81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27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58-03

政府实现经济稳定与增长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来调节总需求，达到稳经济、促进增长的目的。下面从发行、流通、偿还三个阶段分析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一、国债发行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国债是一国中央政府的债务。在国债的发行阶段，政府发行了国债券，得到了货币资金，表现为国债收入。这里，借方是单一的、唯一的即政府。国债的债权人是国债承购者，它们得到了国债券，付出了自己的货币资金，表现为国债承购款。除非政府发行国债时带有限制性条件，否则，承购国债的主体将非常广泛，包括社会上各类企业、个人，故贷方是多方面的。为了分析方便，将与国债有关的经济主体分为三部分：（1）中央银行；（2）商业银行；（3）其他主体均归类为非银行部门。

（一）中央银行承购国债

中央银行承购国债，对货币供给一般起扩张效应。在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生效之前，弥补财政赤字的办法主要有发行国债和向中央银行透支。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换个角度来说就是中央银行购买国债。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在中央银行的账户上反映就是，中央银行负债（财政存款）和资产（政府债券）的等额增加，如果到此为止，应该说社会上还并未出现增加的货币。然而政府购买国债的目的是使用这笔资金，不可能把借到的货币窖藏起来，当政府运用这笔资金时，在商业银行的账户上，就会出现负债（社会存款）和资产（准备金）的同时增加，因为准备金的增加，银行就可以增加发放贷款，这样整个社会的货币量就会增大。

（二）商业银行承购国债

商业银行之所以要承购国债，是保持流动性的需要，当商业银行现金较多时，可能购买国债获取一定的利益收益，当需要现金时，再把国债卖掉换回流动性。商业银行购买国债有两种方式，一是收回已向社会发放的贷款，二是动用超额准备金。若选择减少贷款的办法，那么，收回贷款是货币供给量的直接缩减；当政府将借款运用后，社会上银行存款增加，又将增加货币供给量，综合收缩和扩张效应，用减少贷款的办法购买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是中性的。如果选择动用超额准备金的办法，则动用准备金时并未减少货币供给量，而政府债券的运用却又扩张货币，所以综合的效果是扩大了货币供给量。实际上，商业银行运用准备金是其贷款能力的释放，如果没有购买国债，这笔贷款能力迟早要形成货币供给的。如果商业银行承购国债时既未能相应减少其对社会的贷款，也没有超额准备金可供使用，则需依靠中央银行的再贷款解决。这种情况下，也会扩大社会货币供给量。如果国债发行的政策是向商业银行强制摊派，很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

（三）非银行部门承购国债

这类国债承购者的范围很广，在我国，可以包括企事业单位、个人等。非银行部门承购国债时，在商业银行账户上体现为银行负债（银行存款）的减少，从而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减少。当政府取得国债收入并运用时，这些货币又回到了社会，在商业银行的账户上体现为银行负债（银行存款）的增加，货币供给量增加了。结合以上两个过程，一般来说，非商业银行部门购买国债，不会改变货币供给量。

二、国债流通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国债有流通和非流通之分，我国的可流通国债有记账式国债和无记名国债等，可在交易所场内市场交易，也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等场外市场进行交易。对于不可流通国债，如凭证式国债等，也可以提前在柜台贴现，但要支付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如果到期兑换，则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国债流通同样会对货币供给量产生影响，下面分别加以分析（图1）。

（一）国债在非银行部门之间的转让

如图1，如果非银行部门A将一笔国债卖给了非银行部门B，也就是非银行部门A将这笔国债代表的购买力转移到了非银行部门B，对整个社会来说，购买力没有变化。在商业银行的账户上，非银行部门A的社会存款减少，非银行部门B的社会存款等量增加，对整个社会来说，货币供给量没有任何变化。

（二）国债在商业银行之间的转让

考虑国债在同一类部门之间转让的另一种情况，假如它们都是商业银行。如果商业银行A的国债转让给商业银行B，那么，第一种情况是商业银行B的购债资金来自回收贷款。从商业银行B来看，此时有一个货币供给量的收缩效应，因为，在B的账户上其资产（贷款）和负债（社会存款）同时减少。从商业银行A来看，由于其卖出了国债，获得了资金，其账户上资产栏债券减少，准备金增加，其运用增加的准备金向社会发放贷款，社会上货币供给量又增加了，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量没有什么变化。第二种情况，商业银行B用超额准备金或向中央银行再贷款来购买商业银行A的国债，商业银行B在购买国债时没有货币收缩效应，但商业银行A通过出售国债，获得资金，再进行放贷，则扩大了社会货币供给量。商业银行B用超额准备金向商业银行A购买国债，实质是商业银行A把商业银行B的超额准备金运用了出去，从而扩大了货币供给量。

（三）国债在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部门之间的转让

以国债的转让方向为标准，可分为两种情况：（1）非银行部门购买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非银行部门从商业银行获得国债，支出货币，表现为其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减少，同时，商业银行资产方的政府债券等额减少，准备金增加，当把超额准备金转化为贷款时，存款数量又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所以，商业银行向非银行部门转让国债的结果，是在减少其政府债券的同时，准备金相应增加或者是贷款增加，故实际是其资产项目的调换。（2）商业银行购买非银行部门持有的国债。第一，商业银行若选择减少贷款的办法，那么，收回贷款是货币供给量的直接缩减；非银行部门得到货币后，商业银行的社会存款增加，表现为扩张货币，因此，综合考虑缩减和扩张的效应，这种购买方式不会扩大货币供给量。第二，商业银行如果选择动用超额准备金的办法，则动用准备金时并未减少货币供给量，而政府债券的运用却又扩张货币，所以综合的效果是扩大了货币供给量。

（四）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

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部门之间交易国债，也称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1）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如果向商业银行购买，在中央银行账户上，其资产（政府债券）和负债（商业银行存款）等额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在增加意味着其准备金增加，如果商业银行用增加的准备金发放贷款，则商业银行账户中社会存款同时增加，货币供给量增加了。如果中央银行向非银行部门购买国债，在中央银行账户上，其资产（政府债券）增加，负债（商业银行存款）也相应增加，这笔业务在商业银行账户上表现为，商业银行的资产（准备金）和负债（社会存款）相应增加，而社会存款增加则直接表现为货币供给量的增加。（2）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卖出国债，其过程与（1）恰好相反，因此，对货币供给量有收缩作用。

三、国债偿还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国债的偿还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财政收入（税收）偿债，还有一种是借新债还旧债。选择不同的偿还方式，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也不同。

（一）以税收偿还国债

政府在征税过程中，纳税人的货币单方向流向政府，减少了纳税人在商业银行部门的存款，商业银行账户中社会存款减少。同时，政府将收取的货币存入中央银行，政府的财政存款增加。这样，纳税人资金作为税款流向政府的影响，实际是社会存款货币变为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故有一种收缩的效应。政府有了税款后，分别向三类国债持有者偿付。（1）偿还非银行部门所持有的国债，非银行部门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就会增加，当然政府在中央银行的财政存款将减少。这一社会存款的扩张过程正好与上面征税的收缩过程相反，所以，总体来说这种偿债方式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是中性的。（2）偿还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国债，在中央银行账户上，中央银行的负债方的财政存款减少，而商业银行存款增加。在商业银行账户上，商业银行的资产准备金相应增加，政府债券相应减少。如果商业银行将增加的准备金运用出去，则货币供给量就会增加，因为纳税人纳税时对货币供给量有缩减效应，综合纳税和银行发放贷款两个过程，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是中性的。（3）偿还中央银行持有的国债。结果将表现为中央银行账户财政存款和政府债券的等量减少，没有扩大货币供给量。如果考虑到前期政府征税对货币供给的收缩效应，这种还款方式对货币供给量有收缩影响。

（二）举借新债偿还旧债

政府发行债券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前面已经分析，不过在这里应该先不考虑前面曾述的政府支用发行国债收入的扩张效应，然后，政府将新债的收入向旧债的持有者偿还。实际上，如果政府向同一类主体举借新债和偿还旧债，如向非银行部门借债偿还非银行部门以前持有的国债，或者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偿还商业银行之前持有的国债，亦或向中央银行借入新债偿还中央银行所持有的旧债，就等于这些经济主体内部的国债自己调换一下，也相当于从一个主体整体看国债持有者的旧债券的期限又延长了，所以，对社会货币供给量没有影响。现在要考察的情况是：（1）政府从非银行部门取得发债收入，偿还商业银行或中央银行持有的旧债。非银行部门认购国债，表现为商业银行账户上社会存款的减少，货币供给量减少。如果该笔举债收入偿还了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债券，则商业银行得到政府偿债款后，准备金又增加，一旦增加的准备金转变为社会贷款，货币供给量又增加了。所以，政府向非银行部门举借新债偿还商业银行部门所持有的旧债对货币供给量呈现中性影响。如果政府用借债收入偿还中央银行的持有的旧债，则无向社会投放贷款而扩张货币的过程，所以总体上是减少了货币供给量。（2）政府向商业银行举借新债，偿还非银行部门持有或中央银行持有的旧债。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直接表现为或者其贷款减少、收缩货币，或者其超额准备金减少。如果政府用举借国债所取得的收入偿还非银行部门持有的旧债，非银行部门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将增加。总体上看，政府从商业银行购买国债偿还非银行部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是中性或者是潜在的投放能力现实释放。如果政府偿还中央银行持有的旧债，则只有商业银行认购新债时的收缩货币效应或超额准备金减少效应。（3）政府向中央银行举借国债，偿还非银行部门或商业银行持有的旧债。在中央银行账户上，其资产方与负债方各加记等量金额，但社会货币供给量还未受影响。如果此时政府偿还非银行部门持有的国债，非银行部门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就将增加，货币供给量扩大。如果此时政府偿还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则商业银行的政府债券减少，准备金增加。增加的准备金又会转变为社会贷款的增加，从而扩张货币供给量。

参考文献：

[1] 龚仰树.国内国债——经济分析与政策选择[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货币供给量篇2

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为抵御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纷纷实行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开始显现，应对通货膨胀成为各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货币供给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运行中价格总水平大幅度持续上升的货币现象，并指出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其扩张率将全部转化为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说货币供给增加是通货膨胀波动的主要根源。那么，我国的情况如何呢？货币供给量是否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本文通过实证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价格变动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弗里德曼利用美国 1867-1960 年间货币供给（M2）与通货膨胀 （GDP 缩减因子）的数据分析，发现高的货币供给导致高的货币膨胀，但两者没有短期相关性。朱慧明、张钰（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层次货币供给量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 我国的通货膨胀仍然是一种货币现象。姚远（2007）的实证研究发现，货币供应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长期内货币非中性。张成思（2009）实证研究了货币供应量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影响，发现在短期内流动性指标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着显著影响。马宇（2013）认为通货膨胀率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从而影响货币供给量。赵留彦、王一鸣（2005）认为中国货币需求增长速度高于收入增长速度从而引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使得实际与理论相背离。McCandless和Weber考察了110个国家，得出通货膨胀率和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具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 其相关系数在0.92-0.96之间，并从长期来看，货币供给量增加将最终导致相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率上升。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货币供给量过快增长是通货膨胀爆发的根源。因此，本文将针对我国近年来的具体情况，在加入企业家信心指数、进口价格指数等控制变量之后，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货币供给量M1和M2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二、模型与数据

通货膨胀的成因可以分为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在现阶段我国的通货膨胀中这两种原因都现实地存在，即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又有成本上涨方面的原因。从需求方面来看，人们对消费品的大量购买和囤积主要是在通胀出现以后，而企业家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则决定了企业家投资的多少。如果信心强，就会增加投资，从而增加对投资品的购买，拉动需求上升，因此，企业家信心是决定需求的重要因素。从成本方面来看，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而这些商品多数也是我国需要进口的，这直接推动了我国生产成本上升，带来了成本推进的通胀。因此，企业家信心和进口原材料价格都是影响通货膨胀率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设定如下模型：

CPI代表通货膨胀率； XINXIN代表信心指数； M代表货币供给量； JINKOU代表进口原材料价格； β1β2β3代表回归系数； α代表常数项； εt代表扰动项。变量含义如表1所示。

数据方面，我们采用中国2001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通货膨胀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率表示，信心指数用企业家信心指数变化率表示，货币供给量分别用狭义货币供给量M1和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增长率来表示。进口原材料价格指数通过选择我国进口数量较大的几大类原材料商品价格编制成指数，并计算出指数增长率。数据统计描述如表2所示。

表1 变量含义

表2 变量统计描述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由于企业家信心发生变化以后，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做出增加投资或者减少投资的决策，因此，采用企业家信心指数滞后一期的数据作为控制变量。进口原材料价格需要通过生产商品之后才能推动成本上升，从原材料进口到生产，再到将产品销售出去，存在较长时滞，因此，我们采用进口原材料价格滞后2期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对于货币供给量的指标分别采用M1和M2。货币供给量发生变化以后，需要一个时滞才能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分别对M1的滞后1期、2期、3期和4期的数据进行回归，对M2的滞后1期、2期、3期、4期和5期的数据进行回归，考察货币供给量的在滞后多少期会带动物价上涨。回归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表3 M1与CPI关系的回归结果

***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下显著。

表3是对M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1到模型4中，滞后1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当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都在1%显著产生影响，且符号为正，说明上一期消费者价格将对下一期消费者价格产生显著影响。即上一期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幅度越大，本期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越大。滞后2期的进口原材料价格指数对当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在1%水平下产生显著影响，且符号为正，说明进口原材料价格指数的增长将在两期之后反应到消费者物价指数中。滞后1期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对本期的消费者价格在1%水平下产生显著影响，符号为正，说明上一期的企业家信心指数越高，投资热情越高，在下一期将带动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

滞后1期和2期的M1都在1%水平下显著地对CPI产生影响，而且符号为正，说明狭义货币供给量大幅增加之后的第1期和第2期，物价水平将被显著地推升，即M1的变化在1到2季度之内就反应在消费者价格水平上。滞后3期的M1在10%水平下对消费者物价水平产生影响，滞后4期的M1对消费者价格水平影响不显著，说明从M1变动之后的第3期开始，其对物价的影响越来越弱。

表4 M2与CPI关系的回归结果

表4是M2与消费者价格指数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5到模型9中，与模型1到模型4的回归结果一致，即滞后1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当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在1%显著产生影响，滞后2期的进口原材料价格指数对当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在1%水平下产生显著影响，滞后1期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对本期的消费者价格在1%水平下产生显著影响。

滞后1期、2期和3期的M2都在1%水平下显著地对CPI产生影响，而且符号为正。说明广义货币供给量大幅增加之后的第1期到第3期，物价水平将被显著地推升，即M2的变化在1到3季度之内就反应在消费者价格水平上。滞后4期的M1在5%水平下对消费者物价水平产生影响，滞后5期的M1对消费者价格水平影响不显著，说明从M2变动之后的第4期开始，其对物价的影响越来越弱。

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货币供给量对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影响在短期内是显著的，其中狭义货币供给量在2期内对物价产生显著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在4期之内对物价水平产生显著影响。货币供给量M2比M1的影响持续时间要长。因此，要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率，就应该控制货币供给量M1和M2的增长速度。

四、结论及启示

通过对M1和M2对消费者价格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M1和M2在滞后1期和2期都会对价格带来显著影响，但是M2的影响能够持续到滞后4期，而M1只能持续到滞后2期，因此，M2对价格的影响更持久。这样的结论可以带来一定的启示：控制通货膨胀必须同时对M1和M2进行控制，但是需要注意M2对通胀率的影响更持久。

企业家信心指数对通货膨胀存在着显著影响，即企业家对经济前景的信心越高，越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带动物价上涨。进口原材料价格是推动我国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进口原材料价格对消费者价格的影响存在着时滞，大约半年时间。因此，在治理通胀的过程中，应该正确引导舆论，从而改变企业家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在制定反通胀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国际价格波动对我国物价的影响。

货币供给量篇3

【关键词】货币供应量；经济增长；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

一、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和样本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取我国1990年―2015年的相关年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采用GDP的当期变量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用GDP表示。货币供给量指标用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当期存量表示。为了使数据线性化，并消除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对所有序列数据进行对数化。因此变量变为流通中现金（LM0）、狭义货币供应量（LM1）、广义货币供应量（LM2）和 LGDP，对数后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二）单位根检验

本文先利用ADF检验对GDP和货币供给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可以发现LM0和LM2序列平稳，LM1和LGDP序列不平稳，然后对LM1和LGDP各自进行一阶差分后，可以发现?LM1和?LGDP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

（三）协整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时间序列LM1和LGDP是一阶单整，则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具体结果详见表1 。

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LGDP与LM1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这就说明在该样本期间内，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狭义货币供应量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四）Granger 因果检验

LM1与 LGDP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LM0和LM2序列平稳，所以可以先建立VAR模型，然后分析被检验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说明不同统计口径下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分别对LM0、LM1、LM2和 LGDP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在此分别取滞后期为1和滞后期为2，对 LM0、LM1、LM2和 LGDP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显著性水平0.05下，LM0、LM1、LM2全部都是LGDP的 Granger原因，这说明流动的现金和定期存款都会影响经济增长。

（五）脉冲响应函数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解释了LM0、LM1、LM2 与LGDP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但是却不能提供动态信息，无法知道当其中的一个变量变化时，另一个变量的变化特征。因此，要运用脉冲响应函数进一步分析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动态关系。以下曲线图是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

可知，GDP受自身一个冲击后，从第一期开始上升到第二期达到最高值，然后冲击作用开始下降，直到第九期开始在一个低值趋于平稳。

由图 2 可知，当 GDP 的随机扰动项受到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时，它在前两期内对 M0的正向作用不断增大，在第二期达到最大。随后第二期到第六期平稳下滑，在第七期以后GDP对M0的影响几乎保持稳定的正向作用。所以说短期内，M0的变化会引起经济的增长，但长期来看，作用不显著，因此，货币政策只能作为一个短期的政策。

由图3可知，当GDP的随机扰动项受到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时，对M1的正向作用在第三期达到最低，在随后的几期里，这种正向作用逐渐趋于平稳。总体来说，它对M1的影响作用不大，表现为正向作用，由经济增长对M0和M1的影响可以看出我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短期经济增长的波动并不会增加货币的流动性，这与实际经济现象相符，即货币政策短期内会引起经济波动，长期内逐渐趋于稳定。

由图4可知，当GDP的随机扰动项受到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时，它在前四期内对M2 的正向作用逐渐增大，在第四期之后对M2的正向作用逐步减小，在第十期以后，正向作用趋于稳定。这说明短期内，M2的变动会引起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变化，最终趋于正向稳定态势，所以长期来看，M2的增加会带来经济的微弱增长。因此货币政策会造成短期的经济波动，长期的效果不大，微弱变化。

二、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1）LM1与 LGDP 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LM0和LM2序列平稳；在显著性水平0.05下，LM0、LM1、LM2全部都是LGDP的 Granger 原因，这说明流动的现金和定期存款都会影响经济增长。（2）LM2对LGDP的影响作用强于LM0和LM1。广义货币供给量LM2能够较好地反映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政府应关注LM2的变化，但是也不能忽略LM0和LM1的变化，只有全面综合衡量三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才能适时适度的运用货币政策。（3）由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可知，经济增长短期内会带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但长期影响不大。（4）研究M0、M1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能够反映居民消费的变化。由M0和GDP脉冲响应函数可知，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M0的增长。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公众不稳定的心理预期会导致消费水平降低，储蓄较高，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要尽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另外，要逐步提高公众的消费水平就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健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总之，政府应该加强货币政策与各种政策的协调配合使用。（5）从脉冲响应函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M0、M1 还是M2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短期的，在长期内基本趋于稳定。

鉴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通过货币供给量的调整刺激经济增长不是非常有效的政策，所以不建议单单通过货币供应量的改变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根据广义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可以验证我国一定宏观环境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可以通过一定范围内提高我国广义货币的流通率，降低存款，盘活货币、促进消费的措施提高经济增长。

（三）货币供给量应该根据经济增长调整。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虽然没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是经济增长明显对货币供应量有一定的要求，是货币供给量的因果反应。

（四）M0、M1、M2值的增加均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GDP的增长，但M0、M1对GDP后期的影响使得GDP的值是向下波动的，说明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后，M0、M1值的继续增加，给社会带来的是人民币的贬值和物价的持续上涨，社会实际的需求量没有增加，而是出现购买力的持续下降，市场的供求未达到新的均衡点。

参考文献：

[1] 李建浔.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及政策思考[J].经济师，2004（5）：82-83

[2] 张谊浩，周庭佐.货币供应量对稳态经济增长的作用[J].中国经济问题，2011（4）：37-46

[3] 欧阳志刚，史焕平.后金融危机的货币供给过剩及其效应[J].经济研究，2011（7）

[4] 陈清源，李凌.我国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J].经济观察，2009（10）

[5] 何志雄.我国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财经观察，2014（3）

[6] 程启智，高阳.我国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2014（12）

货币供给量篇4

关键词：电子货币；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1994年9月，我国央行首次根据流动性的不同定义并公布了我国M0，M1和M2三个层次的货币供给指标，并于1996年将货币供给量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这标志着我国开始引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随后信贷规模控制遭到放弃，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地位更是无可争议。随着计算机网络、通讯等现代化技术的发展，金融业的支付和结算方式产生了重大变化，贷记卡、借记卡、储蓄卡、网络货币等各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应运而生，网络金融已成为现代金融业务发展的新趋势。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给传统的货币金融理论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货币统计和货币层次的划分方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电子金融环境的要求，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货币供给量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标准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这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产生了影响，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 我国电子货币发展趋势分析

电子货币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理论界对其定义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而目前国际上比较认可，同时又比较有权威性的定义是这样的：电子货币是指以电子化机具和各类交易卡为媒介、以电子数据流形式存储于计算机系统并以电子信息形式传递的货币。按照定义范围的不同，电子货币可以分为银行卡、储值卡和网络货币，我国电子货币主要是以银行卡的形式存在。中国银行珠海分行于1985年才发行了我国第一张银行信用卡，起步较晚，但我国银行卡业务随后的发展非常迅速。

我国银行卡发卡量在2000末年只有2.8亿张，随后每年便呈加速上涨的趋势。2012年末我国银行卡发卡量达到了35.34亿张，比2000年增加了12.6倍。其中，借记卡的发卡量为32.03亿张，信用卡的发卡量为3.31亿张，借记卡数量大约为信用卡的十倍。以全国13亿人口来计算，我国人均持有银行卡的数量接近3张。银行卡交易额（包括银行卡存现、取现，消费和转账）反映了银行卡被用作交易媒介的程度，其与GDP的比值可用来衡量银行卡的使用程度。如图2所示，我国银行卡交易额/GDP在2000年之前基本维持在0.1左右，银行卡的使用程度还不是很高且发展比较缓慢。2000年以后，我国银行卡交易额/GDP的值便呈现出加速上涨的趋势，2012年其值达到了6.66，银行卡交易额达到了350万亿元，这说明近十年来我国银行卡的使用范围和领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高速扩张。

二、 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量可测性的影响

货币供给量的可测性是指中央银行能够对货币供给量的中介目标进行比较精确的统计。各国中央银行一般根据资产的流动性，即各种不同货币资产转化为通货或者现实购买力的能力来对货币层次进行划分，从而可以对不同口径的货币供给量进行检测、分析和调控。例如在我国，M0是指流通中的通货；M1是狭义货币供给量，包括M0和企业的活期存款；M2是广义货币供给量，包括M1和准货币（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等等）。

在传统金融环境下，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的定义都是比较明确的。而在电子货币条件下，电子货币具有高流动性的特点，客户可以通过电子指令快速实现不同货币资产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例如，按照传统的货币层次划分标准，存放在银行卡里的活期存款应归为M1，但是持卡人一旦把银行卡上的活期存款变现（这种变现可以通过ATM轻而易举实现），这种行为将会导致银行的活期存款减少，并相应地使流通中的现金M0等量增加。同理，持卡人也很容易通过ATM将手里的现金存放到银行卡上，使现金转化为活期存款。这类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是经常发生的，这就使得货币形式频繁地在活期存款和现金之间进行转换，从而模糊了M0和M1之间的界限，并缩小了不同金融资产之间的流动性差异，同时也会造成货币形式的高度不稳定，这就意味着传统划分货币层次时要求的不同货币资产之前应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前提条件受到了挑战，并由此使得电子货币条件下对货币资产进行划分的难度加大。

电子货币高流动性和低交易成本的特点使不同层次的货币形式方便快捷地进行相互转化，这也使得不同形式货币之间的替代性增强。电子货币使得流动性相对较低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等）转化为现金的便利性大大增强，从而提高了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一般来说，流动性较低的金融资产具有较高的收益率，因此，金融资产持有者在权衡收益率和流动性的情况下，他们会倾向持有收益率更高的金融资产，这样他们在获得更高收益的同时，并未损失太多流动性。这种行为使金融资产有从较低货币层次向较高货币层次转化的趋势。电子货币的这种替代效益模糊了金融资产之间的界限，使传统划分货币层次时要求的各种金融资产之间的界限应非常明显的前提条件受到了挑战，加大了对金融资产进行划分的难度。由此可见，电子货币通过对金融资产流动性和金融资产替代性的影响而降低了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的可测性。

三、 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量可控性的影响

货币供给量的可控性是指中央银行可以较有把握地将货币供给量控制在确定的或预期的范围内。根据货币供给理论，货币供给量是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共同决定的。基础货币是指中央银行能直接控制并可作为商业银行信用创造基础的那部分货币，它由存款准备金（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和流通中的现金构成。货币乘数是指在基础货币的基础上货币供给量通过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创造功能产生派生存款的信用扩张倍数。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使基础货币难以控制，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和不稳定性增强，从而降低了货币供给量的可控性。

一般来说，中央银行应该能够直接控制基础货币，从而在对货币乘数准确预测的基础上对货币供给量进行控制。电子货币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使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数量的可控性减弱，它还使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需求和结构的控制力减弱。首先，电子货币对现金的广泛替代使中央银行的铸币税收入减少和资产负债规模缩减，这直接降低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能力；其次，电子货币的高流动性和交易成本低的特点使得金融资产有从较低货币层次向较高货币层次转化的趋势，这表现为公众降低了对银行存款的要求，而越来越倾向于有更多投资机会和更高收益的资产组合。同时，没有准备金要求的电子货币取代了一些有准备金要求的存款，这都会导致中央银行可控制的准备金的数量减少。另外，电子货币高流动性的特点使客户可以通过电子指令快速实现不同货币资产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准备金比例不同要求的活期存款账户、定期存款账户和其他账户之间进行快速频繁的转化，弱化甚至规避了中央银行对存款准备金的控制；最后，由于有些电子货币同样具有信用创造功能，这使得现金和存款准备金不再是唯一的基础货币，同时电子货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中央银行投放现金的途径和数量不断变化，现金需求量变得极其不稳定并且不容易测度，这都降低了基础货币的可控性。如图3所示，2002年以来我国基础货币季度余额的增速忽快忽慢，很不平稳。

货币乘数由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超额存款准备金与活期存款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等因素共同决定。除了法定准备金率由中央银行的政策决定之外，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降低了我国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与活期存款比率、现金漏损率，提高了我国的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电子货币通过影响这些因素而改变了货币乘数，并增强了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和不稳定性。电子货币条件下货币乘数变得不再那么容易预测，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央银行的控制，从而降低了货币供给量这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

我国中央银行自1994年开始货币统计与货币层次的划分，1996年正式将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是货币供给量的目标值与实际值一直存在较大偏差。以2009年、2011年为例，我国中央银行制定的M2的增长率目标值分别为17%、17%、16%，但实际值分别为27.7%、19.7%和13.6%。这么大幅度的偏差，说明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比较低。

四、 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量相关性的影响

货币供给量的相关性是指中央银行选定的货币供给量这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变量有着紧密的关联性。电子货币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运行规律，电子货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使得货币供给量变动较为松散和不稳定，这都使货币供给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之间的相关性遭到破坏。

首先，电子货币条件下货币发行不再由中央银行一家垄断，电子货币可以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专门的发行公司等非金融机构发行，这使得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日趋分散和多样化。电子货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使货币供给量的流向趋于分散，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逐渐减弱，这无疑增加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货币供给量来实现特定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难度。其次，电子货币增强了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和不稳定性，中央银行即使能控制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的不稳定也使得货币供给量很难得以控制在既定的范围内，这影响了与货币供给量相关连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最后，电子货币使货币需求的目标变量及函数中的各个决定变量发生了改变，电子货币对微观主体货币需求动机和货币流通速度也产生了影响。这都使货币需求的稳定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货币供给量达到中介目标的要求也不一定能实现稳定币值等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此时货币供给量无法满足作为中介指标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产生关联，无法成为有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五、 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启示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电子货币发展势头迅猛，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给传统的货币供给量的定义与统计带来强烈冲击，从而弱化了货币供给量这一中介目标的可测性；此外，电子货币供给主体变得多样化和分散化，货币乘数变得极其不稳定，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运行规律也发行了改变，这弱化了我国货币供给量这一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和相关性，这都降低了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应对举措。

首先，加强对电子货币的统计与监测。第一，中央银行应完善对电子货币的统计机制，提高电子货币的可测性；第二，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建立严格的电子货币发行条件制度，对达不到法定发行标准的主体不得享有电子货币发行权，以此来提高电子货币的发行质量；第三，中央银行应加强对电子货币发行主体的监管，防止电子货币滥发而导致的中央银行铸币税收入和资产负债规模缩减。这样一来，电子货币对我国货币供给量这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便可以通过计量模型加以模拟和测度，这有利于提高货币供给量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从而提高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其次，建立一套货币供给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利率等多指标相协调的中介目标体系。电子货币弱化了我国货币供给量这一货币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导致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已大大减弱。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于2011年首次公布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指标，社会融资规模全面反映了我国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和货币供给量相比，其与主要经济指标具有更强的关联性，我国宏观政策调控正逐步尝试将其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这是一种探索和创新，符合我国融资结构的变化和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化方向。此外，通胀率、货币市场利率等也可以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重要参考。只要商业银行在金融业中仍居于主导地位，货币供给量就仍可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之一。

最后，中央银行要加强与银行监管等部门的合作。电子货币增强了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和不稳定性，降低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能力。中央银行通过改变法定准备金率等措施来控制信贷传导的能力大大减弱。而目前在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在控制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和货币创造方面具有更强的控制力，更能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传导过程。因此，中央银行应该加强与银行监管等部门的合作，这更加有利于减少政策间的抵消和摩擦，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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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njamin Friedman. The Future of Monetary Policy： the Central Bank as an Army with only a Signal Corp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1999，（2）：36-42.

3. 赵家敏.论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国家金融研究，2000，（11）：19-24.

4. 谢平，尹龙.网络经济下的金融理论与金融治理.经济研究，2001，（4）：24-31.

5. 杨路明，陈鸿燕.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货币改革的影响及对策.财经问题研究，2002，（8）：30-32.

6. 胡海鸥，贾德奎.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挑战.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4）：26-30.

7. 韩留卿.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研究.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5）：30-34.

8. 周光友，张炳达.电子货币的替代效应和交易性货币供给：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当代财经，2009，（3）：50-54.

作者简介：王亮，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张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江苏警官学院侦查系副教授。

货币供给量篇5

关键词：货币供给；多元线性模型；金融市场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103-02

一、对M2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1997年版的《统计手册》规定，各国在编制货币供应量时，主要考虑的应当是本国经济、金融特点。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共有三个层次：第一，流通中的现金M0，即现金；第二，狭义货币供应量M1，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其所反映的是现实的购买力；第三，广义货币供应量M2，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他存款，另外，M2不仅反映了现实购买力，也反映了潜在购买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M2/GDP在改革期间不断增加。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这一比值仅0.245，到2011年增长为1.800。33年来，M2/GDP增加了7.34倍。相比于国外，印度的M2/GDP在1988年为0.402，日本为1.046，美国为0.651；到1999年印度为0.480，日本为1.237，美国为0.601。相比之下，我国的M2/GDP过高且增长速度惊人。

理论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因素有所不同。笔者从较为细化的方面分析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货币的流通速度。从国民收入货币化的角度来讲，分为货币化国民收入与非货币化国民收入。货币化国民收入的经济体吸收货币的能力较强，因此一定的货币供给量下，货币流通速度较慢。相反，在货币化程度较差的经济体下，同等货币供给量下吸收货币的能力较弱，也就是货币流通速度较快。我国之所以货币供给长期高于GDP 与物价增幅之和而没有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原因就是货币化程度较高 [1]。

第二，中央银行的货币回笼政策。当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大于所需要的货币量时，政府会通过货币回笼将剩余的货币流回到中央银行，从而使货币供给与需求相适应，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通过货币回笼的变化，可以探知当期的货币供给量是否符合市场所需要的货币量。

第三，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货币不再只流向商品市场，也向股票市场流动。而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讲，货币供应量会通过一定机制传导到股票市场，如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准备金控制货币供给量，从而影响到整个金融机构。当货币供给量增加时，人们持有的货币就会增加，相对于股票来说，持有股票的收益会更大，从而将货币市场的货币挤入股票市场，促使股价上升。另外，货币供给量增加后导致利率下降，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增加，通过乘数效应，股票价格又会上升。股价上升产生的保值意识会使流通中的货币量相应减少[2]。

第四，银行储蓄。银行储蓄总额可有效地解释广义货币中的准货币供给量。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相对于GDP的持续超高速度增长主要是由准货币的高速增长造成的，上述计算得出准货币与GDP比率的增长速度为M1/GDP增速的2.4倍。准货币的高速增长又可基本由城乡储蓄的高速增长来解释。由此看来，在居民储蓄行为不变的前提下，丰富吸引居民储蓄的金融商品结构，将减小准货币过度增长的压力。

第五，国债的发行。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政府长时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经济实力增加明显，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但难免出现财政赤字，所以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很有必要了。而国债的发行对货币供给有巨大的影响，虽然商业银行使用超额准备金购买国债会降低基础货币数量，但M1和M2并不会因此减少，反而国债的收入会扩张M1和M2的数量。

第六，经济增长和财政收支。经济增长率类似上述货币化程度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由于经济各部门的快速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会更大，必定会使货币供给量增加。而当前，财政收支均以货币形式进行，因此财政规模的扩大或缩小也会对货币的需求与攻击产生影响。

第七，外汇储备。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人民币汇率很低，加上开放的劳务市场和商品市场，使出口成为国民收入的重要部门，由此在国际贸易中长期保持顺差，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不仅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对货币供给有一定的影响。这是因为央行买进外汇，将外汇账目记录在商业银行的账户中，这使商业银行拥有更多超额准备金，这相当于对市场增加了更多基础货币[3]。

二、实证分析

本文就上述提到的货币流通速度、货币回笼、证券市场发展程度、储蓄率、国债发展程度、经济增速、财政收支、外汇储备以及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外汇占款余额等可能对货币供给量M2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直接参加回归模型计算的数据是以上各个宏观变量取对数值之后的数据。这样做的目的有两点：首先，诸变量取对数的回归结果，表明了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每变化1个百分点所引起的被解释变量变化的百分比。这种解释形式和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其次，由于进入模型中的各个宏观变量其数据很可能存在异方差 本文对变量取对数，可以压缩测量变量的尺度。

其中x1代表货币流通速度，x2代表货币回笼，x3代表银行各机构贷款数额，x4代表A股成交额，x5代表储蓄率，x6代表国债余额/GDP，x7代表经济增长率，x8代表财政存款余额，x9代表外汇占款余额，x10代表外汇储备余额。进行首次回归，结果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R2很高，F统计量也很显著，但几乎所有的变量的t检验都不显著，说明多重共线性可能很严重，DW值接近3，可能有自相关性。经过逐步回归法，排除了变量x3、x6、x7、x9，最终得到模型2：ln*M2=β0+β1Y1+β2Y2+β3Y4+β4Y5+β5Y8+β6Y10+ε2。

再次进行回归，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出R2很高，F统计值也较显著，剩下的六个变量的t统计值也都很显著，说明基本消除了多重共线性，DW值接近2，消除了自相关性，再利用white检验，发现数据中不存在明显的异方差性，如图1。

得出模型：lnM2=5.68-0.35lnx1+0.35lnx2+0.02lnx4+0.58lnx5+

0.35lnx8+0.15lnx10+μ

最终回归结果显示：R2=0.99，F-statistics=4097.99，DW=1.96。

由回归结果可知，当货币回笼量上升1个百分点时，货币供给量将上升0.35个百分点，而财政存款余额与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程度几乎相同，货币流通速度影响程度与货币回笼量和财政存款余额相同，但方向相反。储蓄率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非常大，储蓄率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货币供给量上升0.58个百分点，而A股交易额和外汇储备余额与其他因素在数值上相比，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略小。

三、政策和结论

由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影响货币供给量M2的因素主要有货币流通速度、货币回笼数量、A股成交额、总储蓄率、财政存款余额和外汇储备余额这六个方面。

由实证分析的结果可知，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很大。由于中国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力度逐渐下降，货币化的进程也逐渐放缓，货币的流通速度也随之上升，货币需求减小，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能一如既往地以经济增速的同比例速度增加货币供给，从而避免引发通货膨胀。储蓄总额可有效地解释广义货币中的准货币供给量，如模型中所提供的数据显示，储蓄总额的变化对货币供给量有着明显的正向关系。在居民储蓄行为不变的前提下，在货币供给大于或与需求从而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丰富吸引居民储蓄的金融商品结构是抑制准货币增长速度的比较有效的途径。财政存款余额对货币供给量也有着明显的正向作用。除了公开市场业务能够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外，财政存款的不同分布也能够在一定程度将二者结合起来，所以，综合运用诸如此类的内在联系，对于有效地使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而控制货币供给这一艰巨的任务，不仅仅是中央银行的职责，财政部也有管理货币供给的工具。另外，调控货币政策不能仅依靠中央银行，财政部也须利用管理货币供给的工具配合央行[4]。尽管模型的数据显示相比较于其他因素，外汇储备总额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较弱，但并不排除在计量过程中数据的误差导致对其实际作用的削弱。所以说，发行国债这一财政政策并非与货币政策没有关系，而是有正向相关性的。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实施。而国债对货币供给量有巨大影响，所以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把它纳入考虑的范畴。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能孤立地从原先的货币政策的角度看问题，而要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拥有国际视角，估计各方面影响，运用各种措施，使货币政策达到目标，更好地调节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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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肖新成，谷新辉.货币供给影响股票市场的协整分析[J].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4）

[3] 张嵩，巫清登.外汇储备和国债对货币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J].东方企业文化・商业文化，2010，（2）.

[4] 李文.财政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J].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96，（11）.

货币供给量篇6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和外生货币供给；均衡和非均衡；流量和存量

在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关于货币供给,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无论是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在他们的理论中,或者没有明确的货币供给理论,或者是对货币供给做了简单化的处理,即货币供给或者是内生的或者是外生。正因为如此,引起了关于货币问题旷日持久而又毫无结果的争论。从最根本上来讲,造成货币供给分析几乎被所有的学派或忽视或简单化的原因就是在货币市场所有的学派都坚持货币均衡的思想。在货币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基本思想都经历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反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观点,但是货币市场就是均衡思想。

一、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货币被当成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其本身除了能够影响绝对价格水平等名义变量之外,对经济中的真实变量没有丝毫作用。货币数量说是他们关于货币的核心理论,简单的“费雪交易方程”或“现金余额方程”就能够满足建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的需要。尽管我们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中寻找不到关于货币供给理论的明确表述,但是如果认为古典和新古典学派只有货币的需求而完全没有货币的供给的理论也是一种误解。古典和新古典学派存在一个隐含的货币供给理论,这个理论是以它们的利率理论为支撑的。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利率理论的核心是“实物利率”,这种理论认为,决定利率的因素不是货币而是经济中的真实资本的供求状况。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理论是古典和新古典利率理论的集大成者。维克塞尔把利率区分为“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如果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就会引起任对货币贷款的需求增加;反之,如果货币贷款的利率高于“自然利率”,人们就不会提出任何贷款申请。这种对货币的供给是以经济系统对货币的需求为基础的,即货币供给是由经济系统内在决定,这就是货币内生供给思想。

二、凯恩斯学派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中,他也开创了货币研究的新时代。首先,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的利率由真实经济因素决定而与货币供求无关的思想,提出了“货币利率”理论。其次,凯恩斯抛弃了“两分法”。但是,在对于货币的具体问题研究方面,凯恩斯走得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

对于货币供给,凯恩斯在否定了新古典利率理论之后,维克塞尔积累过程就不会自动发生,因此,新古典的货币供给就不能成立,但是,凯恩斯对货币的供给过程却做了简单的处理,即假定货币供给是经济系统之外的因素,即主要是由货币当局或者中央银行决定的,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但其本身却不受经济的影响。这种无弹性的货币供给曲线确实给凯恩斯的分析带来了许多方便。显然,凯恩斯抛弃了新古典关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思想,尽管凯恩斯本人事前、事后(即《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写作的前后)都明显表现出对货币外生思想的反对。而且,凯恩斯的外生货币供给只涉及货币供给的存量问题,而没有涉及流量问题。这一点,凯恩斯也和以流量供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古典理论存在差异。

对于货币的需求,凯恩斯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流动偏好理论,并具体将货币的需求划分为交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影响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持有量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而投资动机的货币需求量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利率。预防需求和交易需求,尤其是交易需求是“费雪方程”和“剑桥方程”的主要内容,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的货币需求不是否定而是修正。因此,人们通常把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看成是现金余额说的延伸和发展,即在现金余额说的基础上加上了投资因素造成的货币需求。因此,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实际上是关于货币的流量和存量两个方面。

凯恩斯的货币供给也是由利率决定,不过,凯恩斯的利率不是“自然利率”,而是由货币供求决定的“货币利率”。利率与货币的需求之间存在反方向的关系,因此,在利率——货币供求量的空间中,货币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而货币供给则是一条垂直线。因此,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总能够与垂直的供给曲线相交,就是说,货币的需求总等于货币的供给。可见,尽管凯恩斯否定新古典货币理论的部分内容,但是货币市场均衡的思想还是被凯恩斯保留了下来,不同只是,凯恩斯是用“萨伊定律”取代了新古典的“萨伊逆定理”。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到凯恩斯批严厉批评的均衡思想,却在货币市场被凯恩斯不假思索地捡了起来。而且,凯恩斯的货币市场的均衡不包含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被供给创造出来的需求和供给本身总是相等的,没有任何调整的必要。既然货币市场总是均衡的且货币的供给又是由货币等价外生决定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研究货币的供给呢?

三、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遭到了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批判。关于交易性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鲍莫尔修正了传统的凯恩斯理论,认为交易性货币需求也和利率有关,其关系即为著名的平方根公式;关于预防性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惠伦则修正了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并认为预防性货币需求也与率有关,其关系即为著名的立方根公式;关于投资需求,则被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发展为“资产选择理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视为一种资产形式,对货币的需求取决于风险和受益的比较。

关于货币供给,后凯恩斯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凯恩斯把货币供给外生化遭到了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的反对。在这一点上,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坚持回到新古典理论上去。早期的内生论者从货币乘数入手(外生论的核心假设就是和货币乘数是稳定的),对外生论提出批判。后期的内生论者则是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提出货币供给主要是经济自身对货币的需求而形成的。因此,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又把货币供给作为流量来分析。

早期的内生性论思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批评中,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开始复兴。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的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思想一直在英国享有重要

地位;1959年的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了货币供给主要由银行贷款决定,提出了内生性供给的思想;罗宾逊、卡尔多、凯恩和早期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明斯基提出并发展了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适应主义的主要观点认为,面对企业的信贷需求,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事。当商业银行因扩大贷款而出现储备不足时,可以向中央银行寻求准备,中央银行必须适应性的满足它们的需要,否则将引发金融危机,严重时会危及宏观经济的安全。因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没有控制力,相反中央银行只能适应商业银行寻求准备。因为在适应主义的内生性货币供给方程中货币供给具有完全的利率弹性,所以莫尔将货币供给曲线表示为一条水平于货币供给横轴的直线,所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又被称为水平主义。

结构主义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认为,中央银行并不是完全被动的适应商业银行对储备金的需求的,而是可以拒绝商业银行寻求准备。但结构主义者同时认为,虽然中央银行拒绝了适应银行,但是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负债管理扩大了商业银行储备的来源的范围。比如,商业银行可以同业拆借、金融创新等手段来解决自身的准备不足问题,流动性偏好观点的学者同意适应主义和结构主义关于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同时认为,商业银行在经营中,必须对其未来的流动性做出预测,特别是对家庭部门的流动性偏好做出预测,由此银行的流动性偏好和家庭部的流动性偏好密切的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家庭部门的流动性偏好增加而倾向于持有银行最具流动性的负债(即存款增加),则计划消费会随之减少,而储备需求会增加,单个银行将面临储备枯竭的情况(Wray,1992)。总之流动性偏好的观点在承认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核心即在贷款创造存款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从存款到贷款过程的因果关系。

总之,无论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内部存在怎样的差别,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货币供给是由经济运行对信贷需求而创造的,货币供给的过程就是信贷发放的过程。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随信贷的发放而增加,随信贷的回笼而减少。

虽然,内生论的许多思想极富启发性,但是,和凯恩斯一样,货币供给仍然没有成为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的研究主要对象,究其原因,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只是抛弃了凯恩斯的形式而继承了凯恩斯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货币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凯恩斯认为货币市场是供给决定需求,而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则认为,货币市场是需求决定供给。因此,在货币市场的状况上,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又和新古典理论决裂转而接受了凯恩斯的理论,即认为货币市场总是均衡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凯恩斯是以“萨伊定律”为依据,而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是以“萨伊逆定律”为依据的。

至于货币的需求,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主要是以资产选择理论来解释对货币的需求的,这实际上也是凯恩斯投资性货币需求的扩展而已,并无本质差别。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图克．通货原理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斯蒂芬·罗西斯．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货币供给量篇7

关键词：物价上涨；增长衰退；货币政策有效性；实证检验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3－0045－05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RMB appreci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declining pressure have become the focuses of monetary policy recently. Actually, Liquidity surplus in macroeconomics is the result of unbalanced monetary supply phenomenon.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onetary supply, price and output is investigated empirical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iquidity surplus, the present dilemma of monetary policy is indicated and proposals are mad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improve liquidity surplus.

Key Words: Price Rise; Growth Decline; Monetary Policy Validity; Empirical Test

一、引言

货币政策效应，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争论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货币M2衡量的货币增长速度一直存在着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率之和的经济现象，不管其原因如何及是否合理，这一现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①。我国从1996年开始放弃信贷规模控制，转而关注货币供应量M1和M2，但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与实践中对这一目标的可控性、可测性以及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近年来，金融创新特别是关于证券交易保证金、外币存款等资金是否计入货币供给统计口径以及计入何种货币层次的争论模糊了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标准②，同时，关于货币供给与物价和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中国之谜”以及“货币中性”命题的争论进一步弱化了货币供给中介目标的经验基础。从理论上来看，以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来源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在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稳定的假设条件之下，货币供给的变动必然会通过产出和价格的变动来反映，因而基于货币供应量基础的货币政策操作必然是有效的。进一步，内生的货币供给意味着货币供给被动地取决于客观经济活动，货币当局并不能直接有效地控制其变动，从而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不易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货币供给是外生的，则说明货币当局能够直接对货币供给进行控制，并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而有效地影响经济进程。但超额货币的存在似乎割裂了货币供给与物价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预示着货币供给对产出作用淡化，这与基于货币供应量基础的货币政策体系有效性的两个基石――货币供给与物价和产出之间明确的相关关系相悖。按照货币数量理论关于有效的货币政策体系的阐释，货币供给调控物价与产出的前提基础在于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或者说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和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能够保证货币供给以确定的机制影响价格与产出，外生性的货币供给为货币当局主动性的货币控制提供条件――但这些前提假设不断地受到来自理论和经验事实两个方面的冲击。如Estrella和Mishkin(1997)指出，囿于各种因素(经济的、政治的)的冲击，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我们很难保证货币需求函数或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仅仅依靠货币的增长率似乎无法对通货膨胀水平给予充分的解释。Friedman和Kutter(1992)、Baba、Hendry和Starr(1992)以及Thoma(1994)的研究也对上述观点提供支持，并指出货币供给、产出与价格之间的均衡关系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存在，之后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再稳定。在货币供给与经济之间存在一些长期且稳定的相关关系的大多数国家中，长期通货膨胀与货币增长之间的相关程度非常高，接近于1；而真实产出增长与货币增长之间则不存在长期的清楚的相关性(Komendi和Meguire(1984)、Boschen和Mills(1995)以及McCandless和Weber(1995))。但我国经济运行的事实却似乎与之不符。

二、货币政策调控的基石受到挑战

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来看，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无疑是当前我国货币供应量目标与宏观经济相关性较差的主要原因(夏斌、廖强，2001)，Bennett和Dixon(2001)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认为，中国经济结构中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为主要特征，大部分国有企业以银行融资为主，这使得货币政策不得不更多地通过银行贷款来直接影响总需求与总供给，因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货币供给具有更强的内生性，无法准确地确定货币供给对价格和产出的影响。赵留彦、王一鸣(2005)认为我国货币需求的增长速度要大于收入增长所引发的流通速度的下降，因而，货币供给的变动不可能完全体现在价格和产出的变动上。

一般来讲，按照交易方程，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之间应大致存在着同向的变动趋势，这已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运行的理论基础。因此，如果经济中出现了大规模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必然会伴随着剧烈的通货膨胀现象。图1给出了我国改革以来货币供给与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从存量上来看(图1左)，改革以来我国广义货币M2存在着一个类似指数函数的增长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增长的趋势较为明显；但居民消费物价水平并没有表现出与货币供给大致相同的变动趋势；相反，在90年代中期之后，二者之间却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存量增长态势。这一期间，我国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出口不畅，经济增长放缓，货币当局为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因而，货币存量的剧增自是必然；但物价似乎并未因为货币的大量发行而改变其趋势，这意味着在货币供给和物价之间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必然存在着某些问题，使货币供给的调节效应弱化。

但从我国改革以来货币供给与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来看(见图1)，我国广义货币M2与物价水平的变动并不具有同向趋势。从图1(左)各时间序列的存量趋势上来看，货币M2似乎存在着一个类似指数函数的增长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增长的趋势较为明显，但居民消费物价水平却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存量增长态势(图1(右))。这一期间，我国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出口不畅，经济增长放缓，货币当局为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因而，货币存量的剧增自是必然；但物价似乎并未因为货币的大量发行而改变其趋势，这意味着在货币供给和物价之间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必然存在着某些问题，使货币供给的调节效应弱化。进一步，从我国货币供给与消费物价水平1998年1月至2007年2月的月度数据的X-Y线图来看，不论是广义货币（图2左）还是准货币（图2右）与消费物价水平之间相关关系在2004年7月份左右均发生了某种转变，之前明显的正向变动趋势自此之后开始为负向变动所替代，这种负向变动趋势直至2005年中期之后才有所扭转（表1），但与其他国家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几乎为1的相关性相比，我国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差异较大。

同时，伴随着2000年以来美国硅谷经济的衰落，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开始不断蔓延，在输入性的流动性过剩冲击之下，中国持续多年的货币超额供给现象开始日益严峻。至2006年12月末①，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达34.56万亿元,同比增长16.94%；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2.60万亿元,同比增长17.48%；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4.80万亿元，同比增长15.94%。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3.54万亿元，同比增长16.82%。全年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4.93万亿元，其中，居民户存款增加2.09万亿元。中国的货币存量是美国的60.6%，Gdp却仅仅是美国的20.2%，与美国经济规模相比，中国的货币存量3倍于美国货币供给，如此异常的货币流动性似乎意味着我国的货币供给机制存在着某些特性（王健，2007），它使得中国的货币供给存在异常增长现象。

图3给出了我国货币供给与消费物价水平2003年-2007年2月的月度数据的X-Y线图，从图中来看，不论是准货币（图3左）还是广义货币（图3中）和狭义货币（图3右）与消费物价水平之间相关关系在2004年7月份左右均发生了某种转变，之前明显的正向变动趋势自此之后开始为负向变动所替代，这种负向变动趋势直至2005年中期之后才有所扭转。此外，从图3来看，除狭义货币与cpi之间的变动趋势略有改变之外，广义货币和准货币与cpi之间的变动趋势均衡完全一致，由此我们大致推测在广义货币与消费物价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准货币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变动对二者之间趋势的变迁至关重要。

从货币的流动性来看(图4)，自1993年以来，我国货币供给中货币的流动性M1/M2一直在不断下降(图4左)，特别是2004-2006年之间，这一比例下降的更为明显(图4中)，这意味着在我国的货币供给结构中，相对于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存在着更为快速的增长，而这种快速增长的背后显然与准货币(M2-M1)的变动密切相关。但自2006年4月以来，货币供给的流动性M1/M2下降的趋势开始扭转(图4右)，流动性比率开始显著提高，2006年12月高达36.46%；这说明这一时期在货币的供给结构中狭义货币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准货币，经济运行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多地与货币M1的高速增长有关。

货币流动性结构变动的背后隐含着的其实是微观经济主体持币行为的变迁，对微观经济主体而言，狭义货币M1与交易性的货币需求密切相关，而准货币则与谨慎性的、财富储藏行为相连；货币流动性的下降趋势反映了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预期，它对居民的消费、储蓄和投资都将产生重要影响。而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及其效应实施至关重要，它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给）得以影响最终目标（物价和经济增长）的核心环节。

三、货币政策调控的困境

一般来说，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之间存在着同向的变动趋势是货币当局运用货币工具调控经济运行的理论基础，但对我国货币供给与消费物价水平之间相关关系的分析似乎显示，货币政策对外部冲击所造成的物价波动的调控可能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近一段时期以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应对通货紧缩而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所累积的大量流动性过剩开始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

从宏观经济中货币供给的角度来看，改革以来，以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率之差表示的超额货币问题早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黄达，2003；王健，2007）。出于对大量流动性过剩所可能引发的潜在通货膨胀等经济冲击的担忧，货币当局不断加息、频繁运用利率工具(表2、3)，但不论是从消费物价水平还是从资产价格来看，效果均不明显。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之下，央行既要对冲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又要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大量基础货币因被动冲销外汇储备而投放，推动了超额货币的进一步增长。

目前，为对冲经济运行中的过多流动性，央行一直在利用价格工具进行调整(表2、3)。自2004年10月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先后6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自2003年以来也已上调10次，几近1998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但经济中超额货币依然充斥，过剩的货币流动性并未因而削弱。

一般来说，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密切相关，巨额的超额货币可能源于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也可能与货币乘数的剧烈变动有关，央行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价格调控工具的实施即在于通过货币乘数的倍数效应达到调控货币流动性的目标。但既有的数据显示，尽管自2003年以来，央行一再提升准备金利率，我国的货币乘数不但没有逐步减小，反而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王健，2007）②，本应冲销流动性的政策工具反而进一步扩大了货币供给的规模。面对货币政策调控的这种困境，是货币政策价格工具本身存在问题还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缺陷，详细的分析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另一方面，交易方程式关于物价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货币需求函数本身是一个稳定的函数，否则，它将改变货币与物价之间的传导过程，否定二者之间的变动方向；因而，不论是从超额货币方面所判断的经济“偏热论”还是从物价方面所得出的“偏冷论”（李健，2007），目前货币政策调控所面对的一系列困境都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的审视。

四、结论与建议

要有效实现货币政策对物价、失业和产出的调控，货币当局不但要对货币供给实施有效控制，同时，货币与物价和产出之间也必须存在稳定的统计关系，这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得以有效调控经济运行的两个基本条件。但关于我国货币供给与物价和产出之间相关性的检验显示，由于大量流动性剩余的存在，我国货币供给与物价之间并不存在上述稳定的关系：大规模的流动性过剩与以居民消费价格表示的物价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并不稳定。同时，关于货币供给(M2)与产出之间协积系统的检验也证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较强。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在调控经济内外均衡的问题上面临一些困境，关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制度之间“三元悖论”的约束仍然存在。从内部经济来看，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偏好的存在，促使消费倾向降低，投资消费之间的结构失衡，流动性剩余堆积；抑制投资过热和刺激消费、稳定物价的经济目标使货币政策在紧缩和扩张之间面临着两难选择；从外部均衡来看，“双顺差”促使外汇储备大量结余，外汇占款推动超额货币大规模发行，对冲流动性过剩需要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却会推动人民币汇率的进一步升值，加速资本流入，推动超额货币的进一步增长。

从长期来看，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超额货币供给、扭转经济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自然是要从根本上断绝超额货币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这意味着我们要规制金融市场的发展格局，调控消费、储蓄以及投资的结构。借鉴东亚国家和地区货币政策操作的经验和教训，在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都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如果不进行相应的汇率制度和贸易方式的改革，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虽然在对冲流动性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但却可能削弱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导致储蓄率的提高、不良贷款的增加和整个宏观经济的低迷(魏杰、王韧，2007)，因此，从长远着眼，要根本改变过多的流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须对当前的汇率制度进行改革。另一方面，要削弱流动性过剩形成的另一个根源，也必须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消除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存在的外部环境。加快资本市场发展，改变我国金融产品的期限结构，供应更多的长期金融工具，例如股票、资产证券化产品、企业债券等。在金融市场的总体，过多的流动性需要引向两个“水池”来化解，一个是人民币资产市场，另一个是外汇市场。目前大量的资金都集中在人民币资产市场，导致了价格上涨；但另一个水池进水却很少，那就是外汇市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来换取资产价格的相对稳定；如果人民币汇率相对僵化，则必然导致资产价格大幅上升。由于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不可能在短期内逆转，因此必须弱化或切断外汇储备增长与基础货币增加之间的纽带关系，缓解流动性进一步泛滥的程度。从欧美国家的经验和日本的教训来看，一个发达的直接融资市场对于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资本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更多地求助于自有资金和股票市场，有利于投资需求的扩大和不良债权的转化。另一方面，发达的资本市场还可以分流银行储蓄，降低银行储蓄存款的数量，减小经济体潜在流动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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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给量篇8

【关键词】内生性 货币供给 基础货币 货币乘数

一、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理论概述

（一）货币供给相关理论

货币供给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向经济中投入或收回货币的行为。货币供给量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为确保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而维持的货币存量，它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一定时点的负债总额。

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是共同决定货币供给量的三大因素。现代经济金融条件下，货币供给机制由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和中央银行发放基础货币、对货币供给进行宏观调控这两个层次构成。基础货币是商业银行存于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再加上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通币的总和，它在性质上直接表现为中央银行的负债。中央银行通过信用活动来投放基础货币，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则由中央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变动引起，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进行：再贴现和再贷款，购买政府债券及对财政贷款，购买黄金、外汇。商业银行是二级银行制度下货币供给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也是货币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载体，通常情况下，商业银行是通过提供活期存款服务、发放贷款等方式来创造货币的。货币乘数是货币供给量相对于基础货币的倍数，即，其中为货币供给总量，是指基础货币，就是货币乘数。货币乘数由活期存款法定准备金比率、定期存款法定准备金比率、定期存款比率、超额准备金比和通货比率共同决定。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无常是不争的事实，它完全取决于支付制度与交易习惯，中央银行无法进行控制，因而不存在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

（二）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书中首次将货币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框架，认为货币是外生性的，并把这一观点作为经济分析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弗里德曼和米什金等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可控性很强，同时对决定货币乘数的因素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因此他们提出，货币供给是可以被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

然而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和金融理论的创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并不是毋庸置疑的。格利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书中第一次提出内生货币的概念，从债权角度以私人部门的标准来区分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托宾认为，货币供给主要取决于公众的货币需求，货币需求又由公众的资产偏好决定。因此，货币供给是由包括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活动共同决定的。随着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别不再明显，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的差异日渐淡化，货币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内部变动，难以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从而表现出内生性。以戴维森和温特劳布等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做出了新的解释和发展，他们以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作为主要命题之一，在货币经济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目前，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依旧比较强大，中央银行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货币调控责任。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逐渐提高，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在不断增强，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不断减弱。

二、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分析

（一）再贴现及再贷款的内生性

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是中央银行进行基础货币投放的最主要的渠道，主要途径是再贴现和再贷款。再贴现和再贷款通过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负债，而商业银行负债的增加使基础货币等额增加。相反，如果中央银行减少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或者再贷款，那么基础货币也就会相应缩减。

当商业银行要求央行增加再贴现和再贷款时，中央银行为了维持经济运行的稳定，只能按照商业银行的要求增加再贴现和再贷款，由此形成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倒逼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货币供给开始表现出内生性的特征。其次，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还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社会信用机制还在不断健全，票据贴现市场还没有发育成熟，导致我国再贷款和再贴现业务的发展非常缓慢，使得基础货币没能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这使再贴现及再贷款呈现出内生性的特征。

（二）购买政府债券及对财政贷款的内生性

中央银行无论是直接购买政府债券，还是对财政进行贷款，或者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使持有的政府债券增加，都扩大了对财政的资产项目，使财政金库里的存款增加。当支用财政金库里的存款时，财政金库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因此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也就相应增加。这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对财政的资产业务，使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得到增加，从而使基础货币也相应增加。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是在我国，这一政策工具的宏观调控作用并不能被有效的发挥出来，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1年以下的短期政府债券的数量非常少，适合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不多，严重制约了中央银行对这一政策工具的有效利用。第二，由于央行自身所持有的债券也十分有限，使得基础货币难以像金融理论指出的那样通过逆回购业务来收回，导致基础货币的调控作用受到限制。最后，国债被国有银行视为优质资产，虽然这些国有银行持有大量国债，但出于盈利性目的的考虑，他们不愿将这些国债出售给中央银行，这就使得公开市场交易受到限制，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三）购买黄金、外汇的内生性

通过收购黄金和外汇，中央银行可以增加外汇储备，形成自身的资产。如果中央银行向居民或企业直接收购黄金和外汇，则一方面会使通货投放增加，另一方面会增加居民或企业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从而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如果中央银行直接向商业银行收购黄金和外汇，则会直接使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存款增加。不管是中央银行向居民或企业直接收购黄金和外汇，还是中央银行直接向商业银行收购黄金和外汇，都会引起基础货币的增加；相反，如果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和外汇，则会引起基础货币的减少。

外汇占款是通过下面的传导机制来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当外汇占款减少时，中央银行会相应地减少基础货币的投放，从而使货币供应量减少。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外资不断流入我国的金融市场，使得汇率的影响逐渐加大。为了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满足金融市场对货币的需求，中央银行不得不购入大量的外汇，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必须发放更多的基础货币使得基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得到强化。综上所述，中国基础货币的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中央银行可以控制基础货币，但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进程的不断推进，互联网金融使电子货币、金融衍生产品和虚拟资产等新型金融资产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中央银行将逐渐难以控制货币供应量。

三、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分析

货币乘数是中央银行决定货币供给的三大因素之一。

狭义货币供给的货币乘数可以表示为活期存款与现金的和除以商业银行准备金与现金的和。通过进一步分解，狭义货币供给的货币乘数还可以表示为，其中，和分别表示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表示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的比率。广义货币供给，其中T为定期存款。由此可知，通货比率、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比率、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定期存款比率等变量共同决定货币乘数。其中，公众行为决定通货比率和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的比率，商业银行决定超额准备金比率，而中央银行只决定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这说明，狭义的货币乘数和广义的货币乘数都不能由中央银行完全决定，货币乘数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特征。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的狭义货币乘数和广义货币乘数都是不停波动的。在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是针对商业银行的各种存款的，并非单就活期存款而言。影响现金比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利率水平、财富水平、收入和信用状况、支票和信用卡的使用程度以及地下经济状况等。我国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比率的波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整体趋势较为平稳，受利率变动的影响较弱，它的波动主要是由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而超额准备金率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对于资金的风险收益及成本的权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货币乘数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中央银行无法直接控制，也就是说，我国的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的特征。

四、货币流通速度的内生性分析

货币流通速度是指单位货币用来购买经济中最终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平均次数。美国经济学家艾尔文-费雪提出著名的现金交易方程式，对货币流通速度做出了说明。现金交易方程式的含义是：流通中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等于价格水平和总产出水平的乘积。费雪认为，在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很小，因此可以看作是外生性的。在古典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庇古根据马歇尔的观点，提出了现金余额数量说和剑桥方程式，分析了人们对货币需求的动机，认为现金余额的变化是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主要因素。剑桥方程式指出：货币量等于货币量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最终产品和劳务价格水平和实际国民收入三者的乘积。此外，凯恩斯提出流动偏好理论，将公众持有货币的动机划分为交易性货币需求、投机性货币需求和预防性货币需求三种，认为货币流通速度随着利率的变动而波动。

近年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它与经济增长率有着密切的联系，表现出明显的顺周期性，虽然年度变化很大，但有逐年稳定的趋势。

五、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政策启示

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我国金融资产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使虚拟资产和电子货币在金融市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放的经济环境也使货币的自由兑换成为可能。所有的这一切，都强化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使传统的货币调控政策面临挑战。通过前文的分析，对此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实施与我国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宜的货币政策手段，提供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协调的货币供给。相比于直接货币政策，间接货币政策是以市场为基础运行的，更能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效率提高，更适合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要求。间接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利率、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另外，央行在调控货币供给时，应使货币供给的增长保持与经济增长速度的相互协调，除了要在数量上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更要在结构上满足经济良性发展的要求。

第二，培育良性的货币供给内生机制。目前，中国缺乏维持金融秩序和货币供给的有效机制，因此，金融市场的稳定必须借助于中央银行的外部调控。但是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货币供给的内在稳定机制对金融体系的完整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所以，积极建设良性的货币供给内生机制意义重大。

第三，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本外币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创新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货币的外延日益扩大，各种虚拟资产和电子货币相继出现，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应积极利用利率的中介作用，当务之急就是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建立利率的市场形成机制。此外，要大力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放宽目标汇率波动幅度，充分发挥本外币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

最后，实行多元化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强化使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达到既定的经济目标，政府不得不实行多元化的宏观经济政策。面对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仅仅依靠减少或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无济于事的，名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有效需求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应采取多元化的经济政策，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收入政策等结合起来，同时采取适宜的产业政策以及结构性调整等长期性的政策，促使经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