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基金收益论文范文

货币基金收益论文篇1

正如货币基金和其基金经理长期不被基金公司及整个公募同业者待见一样，舆论和持有人对货币基金也有诸多的偏见和误区，而这本身就是货币基金革命的一部分。

误区一：

发货币基金是为了冲规模

乍看上去，不管在资本市场历史悠久的美国，还是只有短短二十年的中国，规模对于资产管理行业的诱惑，绝不亚于LV对女人的诱惑。资产规模的大小其实质是用硬邦邦的数字告诉外界，一个公司的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有多大。因此，追求规模是资产管理行业的天性。

其次，2008～2010年的三年间，寻找帮忙资金申购流动性好的货币基金，以达到年初董事会对管理层下达的规模考核，的确是很多基金公司最真实的动机和惯用的伎俩（目前也不排除还有公司或多或少抱有这种短视、肤浅的动机）。

然而，货币基金在整个金融体系的地位以及对公募基金竞争格局的影响绝不是一朵浪花般渺小易逝，它很可能是海啸。

正如上期我们说到的，看待货币基金要把它置于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正是其在收益和流动性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储蓄搬家”的最大去处；其所体现的基础客户储备功能，也对公募基金行业起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同时，也是当前公募与券商、信托、保险等机构竞争中最有实力的产品。

除此之外，不论是低利率环境还是高通胀环境下，投资者都对保值增值产品具有迫切的需求，而放眼理财市场，兼具流动性、稳定收益性、便捷性于一体的产品，货币基金是无二选择，这是刚性需求。

误区二：

货币基金具有长期配置价值

常常有投资者把货币基金和债券型和股票型基金混为一谈，如果说它们是公募行业三胞胎的话，那么货币基金是变异了的品种。

货币基金最核心的定位是现金管理工具，请注意“现金”二字，它第一位的要求是流动性，其次才是收益性，因此其长期配置功能是三者中最差的。

但其最大的魅力就是，你可以用0费用把账户里用于日常开销的活期存款申购货币基金，等到需要支付时，可以用货币基金直接支付，或即时取现，而且在手机上都能方便实现。而投资者获得的是超过2%以上的年化收益率（去年货币基金最低的年化收益率为2.3%，最高为4.65%），远高于0.35%的活期存款利率。

在很多国家，货币市场基金成为许多机构和个人在股票市场低迷时的蓄水池和避风港，被称为“准储蓄”。比如在美国，私人持有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计入M2，法人持有的被纳入M3进行监控。

误区三：

货币基金收益越高越好

货币基金没有好坏之分，高收益是以牺牲流动性换来的，因此久期长的产品收益率也一般会高于久期短的。

比如，以Wind资讯统计的业绩回报排名看，2012年货币基金第一名长信利息收益B的全年回报率为4.65%，其基金契约约定的投资组合平均久期不超过180天（证监会所允许的货币基金最高久期），而倒数第五名的上投摩根货币A收益率为2.71%，其平均久期为120天。

这两只产品孰好孰坏？表面上看，自然是高收益的好，但一旦发生大规模赎回，基金经理就要抛售资产，此时流动性差（即久期长）的产品就会面临高得多的抛售未到期资产的风险，从而使净值大跌。

因而，对于想获取更高收益的投资者而言，前者是好产品；但对于强调流动性和安全性的投资者而言，后者就是好产品了。笔者了解到，上投摩根货币的主要持有者是机构客户，他们更强调低风险。2012年半年报，前者机构客户占比78.7%，后者机构客户占比99.5%。

误区四：

货币基金风险高于银行理财产品

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一点。因为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投向、比例以及备受质疑的“资金池”运作模式，均没有明确的公开信息，监管层也没有非常完善的监控机制。值得警示的是，银行理财产品到期后无法返还本金和利息的案例已经出现。

相比之下，公募基金的监管和信息披露是当前所有财富管理机构中最完备透明的，而货币基金又比公募基金的整体监管要求更为严格，对投资的范畴、久期、净值偏离度均有严格规定，其所取得的业绩回报与风险匹配情况，在月报和季报大都能体现出来。

但这不意味着货币基金就没有风险。美国货币基金监管比中国更严，但2008年照样爆发了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危机。

货币基金收益论文篇2

关键词：物价变动会计 资本保全 一般物价水平会计模式 现行成本会计模式

一、引言

会计信息长期以来是建立在货币计量假设和历史成本基础之上。在物价稳定情况下运用历史成本计量提供的会计信息，能真实地能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但在物价剧烈变动的情况下，即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货币本身的价值亦发生剧烈变动，这时如果仍按照历史成本基础提供会计信息，那么会计报表所列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以及收入与费用就难以表现其真实的价值。这样会计信息就失去了可靠性，据以作出的判断或决策将会给决策者带来重大损失。物价变动会计产生的外因是物价剧烈变动，而内因就是资本保全的要求。所谓资本保全就是要保证初始投入资本的完整无损。只有在保证初始投入资本的完整无损的前提下，才能正确的计量企业的净收益。。在物价稳定或变动不大的情况下，采用历史成本会计模式，可以真实的反映收益并保持资本的完整无缺。因为历史成本会计的基本前提是货币计价及币值不变假设。但在物价持续剧烈变动的时期，币值稳定的前提已不复存在，如仍按历史成本会计模式计量收益，那么在物价持续上涨期间，企业就会虚增收益。按虚增的收益进行分配，就会侵蚀企业的资本，使企业处于自我清算之中；相反在物价持续下跌期间，企业则会资本保全过头，形成秘密积累。显然，资本保全理论的关键所在是如何理解并计量“资本”已经得到完整无损地保全。根据对“资本”的不同理解，可将资本保全理论区分为财务资本保全理论和实物资本保全理论。财务资本保全理论是建立在财务资本概念的基础之上的。财务资本概念认为资本是所有者投入企业的货币或购买力。所以资本与净资产或业主产权是一致的。因此，在财务资本保全理论下，企业需要保持的资本就是企业原有净资产或业主产权。这样，对于一定的会计期间来说，期末净资产超过期初净资产的部分，在扣除了所有者当期资本净投入后的余额，就是企业当期的收益。也就是说，收益是当期财务资本的增量。实物资本保全理论是建立在实物资本概念的基础之上的。实物资本概念认为资本是企业实物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或取得该能力所需的资源或资金，因而，这种资本概念与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相一致。因此，在实物资本保全理论下，企业要保全的资本就是企业原有的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或取得该能力所需的资源或资金。对于一定的会计期间来说，期末实物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或取得该能力所需的资源或资金超过期初的部分，在扣除了所有者当期资本净投入后的剩余部分，才能作为当期收益。也就是说，收益是当期实物资本的增量。可见，无论是财务资本保全理论还是实物资本保持理论，其收益的都是以资本保全为前提的。财务资本保全下的收益与实物资本保全下的收益都被认为是真实收益。只是这两种收益金额的确定基于不同的计量单位和计量属性。计量单位主要是解决名义货币单位或不变币值（等值货币）单位的选择问题。会计的计量单位是货币，由于物价发生变动，货币本身的购买力或价值也会发生变化，将不考虑购买力变化的货币单位称为名义货币，而将具有相同购买力的货币单位称为等值货币（不变货币）。计量属性主要是解决同一计量对象的不同货币的表现问题。可用于计量的属性有历史成本、重置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入量现值五种。根据会计计量理论，会计计量模式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计量单位与计量属性，而持续剧烈的物价变动势必对会计计量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改变会计计量单位和计量属性的方法，来达到反映或消除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影响的目的。不同的物价变动会计模式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或不同方面对企业的资本进行保全。因此，资本保全理论是物价变动会计的理论基础。

二、资本保全理论对物价变动会计的影响分析

货币基金收益论文篇3

关键词：汇率风险 会计准则 概念框架

一、文献综述

（一）概念

汇率风险概念始于Rita M Rodriguez的“汇率变动的潜在影响（收益或损失）”。Michael Adler和Bernard Dumas从敏感性角度定义为“资产负债或营业收入的真实国内货币值对汇率非预期变化的敏感性”。Crouhy（2001）从汇率和利率关系角度定义为“因汇率和国际间利率变动不一致导致的各种敞口”。我国刘舒年首先定义汇率风险为“资产与负债因汇率波动而引起价值上涨或下降的风险”，包括“经营活动中的交易风险，经营活动结果中的会计风险，预期经营收益中的经济风险”。王茂昌、邵文力、施锐利将此扩展为“以外币计价的资产与负债因汇率波动而引起价值上涨或下降所造成损益的可能性”。

（二）原因

吴念鲁最早提出汇率风险源自“因各国货币不同且货币间汇率波动导致的支付结算风险”，表现为交易风险、经济风险、储备风险、会计风险；我国的主要汇率风险源自对外贸易、国家外汇储备、对外债务、会计折算。唐建宇指出汇率风险来自“国际货币汇价多态化巨幅波动、国内汇率预测和风险意识不足、国际收支宏观管理不善造成的对外经贸活动的损失”。王仲兵认为汇率风险来自我国外币之间的、外币与人民币之间的外汇交易。安增军、杨继国基于亚洲金融危机有关研究指出汇率风险源于汇率制度安排；浮动汇率制下汇率的波动是汇率风险的显现与释放过程；固定汇率制下汇率风险在短期内隐蔽，随着风险的不断积累，在长期内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集中爆发。

（三）会计

Brian Kettell提出汇率风险的会计内涵是“产生于货币币值波动的现金流动变化性”，计量内容是“在未来某时点按现付或预定汇率不同的汇率兑换货币的风险”；汇率风险的会计计量问题在于会计处理反映汇率变化对企业的现期影响，而非远期影响。他把现金流动分为契约型和非契约型，契约型现金流动的汇率风险在于债权债务及款项收付中资金流动与汇率波动方向，非契约型现金流动的汇率风险在于出口收入和进口成本与汇率波动的关系。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和费雪效应，利率与汇率、价格与汇率的长期一致性使上述现金流动在长期内不受汇率风险的影响，但如何运用会计处理反映短期汇率风险存在困难。我国黄良瑜指出提前确认未实现汇兑损益对汇率风险反映存在问题：未实现汇兑损益的提前确认导致所得税提前缴纳、利润提前分配、经营资金短缺和波动，忽视汇率风险中的交易风险；汇率逆转导致企业经营成果虚假反映，与谨慎性原则矛盾，忽视汇率风险中的折算风险。姜佳秀子（2012）提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包括利润最大化理论、利害相关者理论、三重底线理论）与会计谨慎性原则对汇率风险实施会计管理，方法包括修正当期确认法、全面收益表补充列示法等。

二、汇率风险会计准则概念框架现状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以下简称“19号准则”）中外币交易会计处理逻辑是区分货币性项目与非货币性项目。货币性项目是会计主体“持有的货币和将以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收取的资产或者偿付的负债”，主要是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应付款项、各种借款、债务证券等；非货币性项目是“货币性项目以外的项目”，可以是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长期股权投资等。针对货币性项目，资产负债表日与初始确认或后续计量时点汇率的差异计入汇兑损益。针对非货币性项目，历史成本计量的项目不计量汇率变动；以存货汇率减值方向的变动，同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和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根据汇兑差额调整自身金额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37号准则”）中汇率风险的认定是以区分金融与非金融因素为基础的，定义“汇率风险”为“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外汇汇率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19号准则未提及汇率风险，因此把37号准则运用于19号准则时，非金融工具会被认为不存在汇率风险。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定义金融工具为“形成一个企业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部分货币性项目不满足该金融工具定义，虽以资产负债表日汇率计量，但不能认定为存在汇率风险。现有概念框架导致会计准则在以下方面难以协调。

（一）风险反映

现有会计准则的显著缺陷是无法有效反映长期项目的风险。以历史汇率计量的长期外币非货币性项目时间跨度较长，历史汇率无法有效反映其风险水平；资产负债表日汇率至少反映截止会计期末的部分公允价值信息，而历史汇率几乎不包含公允价值信息。以资产负债表日汇率计量的长期外币货币性项目仅能反映已发生的汇率风险，长期汇率风险对货币性项目预期现金流量的折现金额没有在会计计量中体现；当汇率极端异常变化时，该处理也错误反映短期汇率风险。长期汇率风险反映缺失影响未来某时点会计主体的实际现金流动金额，无法反映长期货币性项目的经济实质；以外币长期借款为例，长期借款会计计量关键点即对实际归还款项这一经济实质的反映，按资产负债表日汇率折算的会计处理忽略了资产负债表日至未来还款日的汇率风险，无法反映实际归还款项。

（二）变动计量

货币性项目的未实现汇兑差额已提前确认为汇兑损益，如汇率大幅逆转，已确认为汇兑损益的未实现汇兑差额无法实现，既导致汇兑损益不真实可靠，又不符合谨慎性原则。同时，19号准则以货币性作为汇率变动损益化标准的逻辑存在诸多特例：构成对境外净投资的货币性项目与可供出售外币非货币性项目的汇兑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由于外币折算目标及处理原则的缺乏，汇兑差额的损益化和权益化处理有所矛盾，未按统一的逻辑进行规范。

（三）折算主体

19号准则定义外币折算主体为采用不同于会计报告主体记账本位币的境内外“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分支机构”。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境外经营方式不断丰富。在产品进出口、国际技术转让、国际租赁、国际工程承包、国际劳务合作、国际基金投资等经济活动中，折算主体的形式已不再局限于19号准则的定义，譬如，境外代购人、出口产品售后服务团队、境外技术转让的工程师团队、湿租的机组、境外承包工程的施工队、劳务输出的医护团队、国际基金投资的经纪商。原有的折算主体定义没有涵盖所有面临汇率风险的经营主体。

（四）汇率选择

19号准则可选择的汇率包括即期汇率和“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确定的、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没有明确可以使用方法的具体内容。实践中汇率选择多样：按汇率制定机构，可分为外汇管理局汇率（折算率、中间价）、商业银行汇率（汇买/卖价、钞买/卖价、折算价）、集团公司汇率（集团公司的集团内使用汇率）、银行间外汇市场汇率（询价、竞价）；按汇率选取时间，可分为期初汇率、期末汇率、当期平均汇率。虽然平均汇率被广泛运用，但准则未明确汇率的平均方法。汇率选择的关键因素是如何使被选择汇率体现汇率风险。

三、改进建议

本文概念框架改进的逻辑是流动性标准与谨慎性原则：以流动性标准区分长短期汇率风险，以谨慎性原则判断风险损益结果。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流动性标准、谨慎性原则及全面收益观的改进建议，见下表。

（一）流动性标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早提出了流动性的概念。财务流动性指资产和负债的形态持续一年以下，是企业资产经正常程序无重大损失地转换为现金并以之履行有关契约的过程和能力。流动性标准基于会计分期假设，1年以内为流动性项目，1年以上为非流动性项目。汇率风险按期限存在长短之分，流动性项目面临短期汇率风险，非流动性项目面临更多的长期风险。本文尝试运用流动性标准替代现有的货币性标准，即流动性项目变动在汇兑损益中作损益化处理，非流动性项目在其他综合收益中作权益化处理。

（二）谨慎性原则

谨慎性原则要求不高估资产和收入、不低估负债和成本，因此汇兑损失宜损益化、汇兑收益需再考量。流动性项目的收益需再考量汇率的短期变动可能，尤其是短期内汇率逆转的可能性；基于可能性的判断对未实现汇兑收益进行损益确认。非流动性项目的收益需再考量汇率的长期波动趋势，预测并判断收益的可实现性，评估可实现金额；基于可能性与金额的估计对未实现汇兑收益进行权益确认。

（三）全面收益观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1980年在第3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最早提出了全面收益观的概念。全面收益观下外币折算需全面披露已实现和未实现的损益与权益金额，说明汇兑损益与其他综合收益中汇兑差额的实现方式与金额。全面收益观要求按实现原则确认收入，慎重确认仅可能但尚未实现的汇兑损益。高流动性的外币项目因期限较短，汇兑损益可实现性较高，宜损益化；反之，低流动性项目可先权益化反映其变动，不宜立即损益化。

参考文献：

[1]盛菊华，陈伟忠，梁昌红.不同经济特征国家或地区的汇率风险研究[J].浙江金融，2007，（11）.

货币基金收益论文篇4

关键词: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核心货币 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083-02

一、货币星云学说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论基础

货币星云学说是世界货币体系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学说的创立者蒙代尔教授受天文学上日心说形成过程的启发：认为货币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演化过程，首先各种货币产生于经济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随着各地区经济交往的深化和广化，以及各种货币之间的竞争，在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就会形成货币中心，该地区的货币就成为核心货币，其它货币则变成货币，像各行星围绕在太阳周围一样，货币也围绕在核心货币周围。这个理论得到了历史的验证，有记载以来，人类社会大约生成了1.7万余种货币，而现在只剩下几百种，且少数货币具有霸权地位。美元就是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元又是当前的国际结算货币，所以很多国家要想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就必须储备美元，美元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的功能。历史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通过国际合约的形式将美元确定为世界货币的核心。虽然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欧元的出现，动摇了美元的核心地位，形成了当今世界的货币体系，很多国家选择了多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施行浮动汇率制度。但如果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尤其是东亚国家，美元仍是核心货币，为了规避世界贸易中的风险和增加出口，仍然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和货币锚。因此有学者就将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①可见货币星云学说揭示了世界货币体系发展的逻辑，在发展的任何时期国际货币总有核心和之分。同时这也是本文将其作为理论基础的原因。

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作为核心货币的数据验证

从两个方面可验证美元的核心地位，首先美国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这是形成核心货币的基础。根据McKinsey(2008)的研究，美国GDP占世界总GDP比重为21%；美国资本市场金融资产价值为56万亿美元，接近全球金融资产总值的30%。②其次，美元在世界经济中起到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的重要功能。目前世界4/5以上的外汇交易、60%以的国际贸易用美元结算，虽然欧元占世界外汇储备的比重从1999年成立时的17.9%增加到2008年的26.5%，同时美元的比重从2002年开始就逐步下降，但相对于欧元的26.5%、英镑的4.1%和日元的3.3%来讲，2008年美元仍占有64%的比重。③综上所述，美元有着其它货币不能取代的地位，美元绝对是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

三、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人民币作为货币的数据验证

根据上文分析，当前的货币国家有着以下特点：出口是这些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为了降低在国际贸易中的风险和刺激出口，这些国家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并且大幅度低估本币价值。由于长期稳定的汇率和贸易顺差，这些国家也形成了较高的外汇储备。

中国具有和大多数货币国家相同的特点，首先，对美国大量的贸易顺差。2000―2010年的10年中，除2001年、2009年和2010年受外部影响导致贸易顺差减少以外，10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43.5%，2008年贸易顺差为436107百万美元。其次，与美元长期稳定的汇率。虽然人民币处于升值趋势中，但是从2000―2010年的升值幅度不大，从2000年的1美元对8.28元人民币到2010年的6.67元人民币。最后，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从2000―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0.8%，2010年达到28473亿美元。以上的数据可以证明中国是货币国家。

四、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国面临的问题

1.丧失铸币收益。所谓铸币收益是铸币行业除去铸造成本后的正常所得。④铸币收益自古就有，在古代人们将黄金送到铸币处，铸币匠将黄金扣除一部分留给自己，形成铸币收益。虽然铸造成的金币含金量下降，但是不影响黄金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如果把这套规则应用到纸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当前，则可发现铸币行业具有超额垄断收益。铸币匠不再需要别人送来黄金，就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创造纸币，每一张纸币直接形成铸币收益。现实中的铸造匠就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同时收益归国家所有。在世界贸易中，美元是结算货币，美国作为核心货币国家会享受铸币收益，货币国家中国对美国形成的巨额贸易顺差也为其获得铸币收益创造条件，但是这种关系并不公平，中国在为是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同时没有分享到相应的铸币收益。

2.通货膨胀风险。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可以向中国输出通货膨胀，原因在于人民币要保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其运行机制如下：假设世界上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假如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通过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导致市场利率降低，市场利率下降进一步造成美元资产的回报率下降，人民币资产回报率相对上升，投资者就会增加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在外汇市场上抛美元、要人民币，导致人民币面临着升值压力，为了保持汇率稳定，中国政府会在外汇市场上抛人民币、收美元，其结果就是人民币的供给增加，中国出现了通胀压力，美国通过刺激政策向中国输出了通货膨胀。宏观经济调控有四大目标：控制失业、稳定通货膨胀、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促进经济增长，显然美国给中国带来的通货膨胀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会在这个货币体系中受到损害。

值得注意的是：与布雷东森林体系不同，当前中国维持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是自愿行为，而这种自愿行为会面临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的更大风险，因为在布雷顿森理体系下，美国还会顾忌自己的承诺，维持1盎司黄金对35美元。但是当美国对世界没有这种承诺时，可以更加自由的实行自己的货币政策，导致大多数像中国这样的货币国家只能被动接受美国输出的通货膨胀。

3.外汇储备风险。上文提到货币国家会储备大量核心货币，当前中国就有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而中国管理外汇储备的最常见方法是将外汇储备投资美国资产，但这会存在很大风险。

本文从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角度探讨这个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导致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高科技和金融产业成为美国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流动性来支持，而美国则利用美元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长期国际收支逆差，美元外流；一方面又通过其发达的资本市场吸引顺差国家将美元投资于美国，形成资本项目顺差，像中国这样的货币国家，无论是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还是出于对美元储备风险管理的需要，都会不断地将储备的美元回流到美国，这样国家就成为了美国的“准银行”。然而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脱离，导致这之间存在很大风险。2007年从美国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例证，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美国的资产价格就会受到影响，本文不同意阴谋论的说法，因为中国的美元资产与美国整体的资产相比很小，资产价格的波动对美国本身的影响最严重，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的风险来源于美国经济不平衡的发展模式。而中国之所以陷入两难困境就是因为现行的储备体系。

五、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

本文认为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人民币国际化，努力建成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为核心的多元化储备体系。而当前学术界提出的建立超货币和亚元制度都不应成为努力的方向。

1.超货币理想和现实的不可能性。斯蒂格利茨和周小川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专家学者提出了创建超货币的思想。斯蒂格利茨认为：货币国家为获得必要的国际储备必须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如果核心货币国家不希望出现等量的经常项目逆差，世界经济的总需求就会减少。因此，现行储备货币制度对世界经济存在紧缩作用。创设全球货币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方法之一是大量增加SDR的发放，每年增发2000亿美元的SDR，就无需美国维持经常项目逆差，也能够满足全球经济对国际储备积累的需求。⑤周小川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会造成核心货币国家与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相互冲突，只有建立超货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认为建立超货币只能是一种理想，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原因在于这种制度无法协调当前国家间的利益：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不会支持SDR常年的增发，由于发达国家具有充分的国际清偿力，他们不必要持有特别提款权。反而增发会导致国际通货膨胀从而损害他们的利益。其次，面临来自美国的阻力。增发SDR会削弱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一票否决权和美元的核心地位，美国不会任其损害自己的利益。⑥最后，超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有市场，即人们愿意在国际贸易中使用超货币进行交易，而转换交易货币对买卖双方而言都存在着转换成本。

2.亚元制度的建立和现实的不可能性。国内有学者提出以东盟和中国为基础建立亚元制度。这种想法显然是受到欧元区建立的启发，但是东盟和中国不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首先，建立最优货币区要求货币区内各国市场、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只有这样新的货币才能很快地被成员接受，体现出增加货币有用性带来的好处，减少经济的不稳定性，但是东盟和中国的一体化程度还很低。其次，建立最优货币区需要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协调，一定程度上限制各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东亚各国对这种问题十分敏感，这给建立亚元制度造成了政治阻碍。综上所述，成功建立亚元制度的可能性很小。

3.逐步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优选择。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要建立一个世界性和区域性统一的货币都具有不可能性，所以只能从提高人民币的地位出发，推行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人民币转变成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并列的国际储备货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战略选择，需要逐步展开，包括建立完善的人民币资本市场体系，信用体系，开放资本账户等等。要实现以上的目标则需要来自政府、企业和民众等各方面的长期努力和协调配合。本文在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革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最优选择的观点下，忽略了对这些长远问题的探讨，把视角转向一个相对短期的问题，即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下面从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基础、人民币贸易结算给进出口双方企业带来的好处、推进人民币结算有利于中国解决外汇储备的问题以及有利于削弱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四个方面论述。（1）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基础。有资料显示：目前，在东南亚国家大约有1000万人民币，日本大约有1000万人民币，北美也有几百亿的人民币。这个资料说明，中国政府在发行人民币的时候，有一部分人民币流通到了国外，并且被外国人储藏了起来，不论这种储藏的动因是由于人民币预期升值造成的，还是由于外国人认为人民币就是硬通货，结论都是一致的：人民币在海外的数量越多，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工具就越具有可能性。（2）人民币贸易结算给进出口双方企业带来的好处。首先有利于我国的进口企业和外国的出口企业，对于我国的进口企业而言，人民币的贸易结算有利于优化汇率风险管理、节约向银行结汇时的汇兑成本，同时对于采用外币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锁定汇率风险的企业，以人民币结算可以节省外币衍生品交易费用。对于外国的出口企业，以人民币结算虽然丧失了节省汇兑成本方面的优势，但是在人民币预期升值的背景下，持有人民币相当于投资于人民币，这会给持有人民币的企业带来收益。其次，有利于我国的出口企业和外国的进口企业，对于我国的出口企业来说，可以有效的防范在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这样在国际贸易中就会有利于企业创造稳定的收益，促进我国企业的出口。对于外国的进口企业来说，由于这些进口企业所在国货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国际货币。这些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相对完善，有多种金融工具可供企业选择，因此这些进口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完成汇率风险管理或外汇套期保值。同时外国企业还可以获得更多和中国出口企业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出口价格上获得折扣。总之，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是有利于进出口双方企业。（3）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有利于中国解决外汇储备问题。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有利于中国解决外汇储备问题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不需在银行结汇，外汇储备不必增加；另一方面，原先以美元结算的非美国经济单位的出口现在使用人民币结算可以明显降低美元在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中的比例。（4）有利于削弱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人民币结算范围的扩大意味着美元和其他国际货币结算范围的相对缩小，必然要触及美元的霸权地位。从这个方面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会受到来自美国的阻碍，所以更需要中国逐步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不对称的体系，中国作为货币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核心货币国家的损害，中国要想消除这种损害，必须在国际经济中提高自己货币的地位，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而当前的第一步改革应是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当前中国具有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条件，而且人民币贸易结算不但有利于进出口双方企业还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外汇储备问题和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个有利于世界的选择，建立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多元化的储备体系，对繁荣亚洲和世界经济都有着积极地作用。综上所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革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最优选择。

注释：

①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文献综述[J].金融发展评论，2010（3）

②朱小梅.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0（4）

③袁志刚，邵挺.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力量来自何处[J].世界经济研究,2010（5）

④曹和平.20世纪世界货币体系的三大缺陷―兼论21世纪世界货币体系和亚元建立设想[J].北京大学学报，2003（7）

⑤施建淮.现实的选择：力推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J].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2009（5）

⑥黄范章.G20集团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J].金融研究，2010（2）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00）

货币基金收益论文篇5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体系；最优货币区；货币替代；亚元

作者简介：苏治，男，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从事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研究；李进，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从事金融市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跨期条件下资产定价主流偏差时变机理”，项目编号：7110115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全球经济分析模型”，项目编号：10YJC790220；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

中图分类号：F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068-08

引 言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改变，可以用“两个75%，一个80%，一个90%”来概括，即美元和欧元占全球外汇交易总量的75%，占全球债券发行总量的75%，占特备提款权的80%，占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总量的90%（美元64%，欧元26%），可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欧元特别是美元仍然处于霸权地位。危机后，美国、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不仅带来全球流动性泛滥、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发展中国家出现输入型通胀以及外汇储备价值减少等问题，更导致全球经济与金融秩序混乱。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使全球货币结构与全球经济结构出现脱节并且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在拯救经济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问题。因此，改革现有的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步推进“去美元化”进程，摆脱美元陷阱，既有利于遏制美元的霸权地位，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也符合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东亚货币合作，不少学者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如“人民币国际化”、在亚洲组建“亚元”充当亚洲“平行货币”等。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早期主要侧重于对“人民币国际化”成本与收益的研究，2008年以后转为对“人民币国际化”策略的研究，周元元（2008）通过对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收益-成本分析，阐述了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策略。[1]李稻葵和刘霖林（2008）认为，可以采取一种双轨制的步骤，充分发挥境内、境外两个市场的作用，包括在境内实行有步骤、渐进式的资本账户下可兑换，逐步改善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同时在境外充分运用香港的优势，尽快扩大人民币证券市场规模，从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2]而对于亚元则侧重于对亚元可行性以及如何构建的研究。其中，忠和董新辉（2010）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一个由易到难的动态过程；渐进性地盯住共同货币篮制度缺乏长期可持续性，只是一种“次优”选择，东亚货币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单一“亚元区”。[3]Eichengreen（2006）提出亚洲地区应该以平行货币理论为基础进行货币合作，创建一种亚洲货币单位（ACU），该货币单位的价值是亚洲国家货币币值的加权平均值，并允许该ACU与各个国家的货币一起在本国市场中进行流通。[4]这些构想都有助于打破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本位制的局面，并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在实际操作中则难易不同。本文基于对货币替代和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梳理归纳，从现实可操作性、改革成本与利益普惠性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较之“亚元”更具备可行性，同时基于货币替论的视角，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一、货币替代：“人民币国际化”的本质

参考现实中出现的拉美国家美元化及其他美元替代现象，学术界围绕货币的不同职能论述了开放经济下的货币需求理论，进而阐明了货币替代的形成机制1，概括来看，大致分为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Miles，1978）[5]、货币需求边际效用理论（Bordo & Choudhri，1982）[6]、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Cuddington，1983[7]、Thomas，1985[8]）、货币的预防性需求理论（Poloz，1986）[9]四种模型。Miles等（1978）通过建立货币持有余额和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两个模型，分别对货币替代现象的成因和程度进行了解释和测度。[5]在货币持有余额模型中，Miles将利率作为货币持有的唯一机会成本，在资本完全流动的假设下，认为当一国一次性增加货币供给时，会引起该国利率下降，并导致该国资本流向外国，从而发生该国货币对外国货币的替代行为。进一步地，Miles等建立了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来检验加元与美元之间的货币替代程度。该模型假定货币持有者追求货币生产服务最大化，建立以两国货币供给、利率水平、汇率与价格水平为约束的资产约束方程和货币生产服务函数，通过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加元与美元之间存在替代性（达5.43，在99%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更为深入地，部分学者对生产函数进行了细化，例如Saurman（1986）探讨了“Shipping-the-bad-money-in”效应，提出本币的贬值率会导致实际利率的上升，从而引发货币替代现象。[10]Zou（1993）的研究则证明当本外币无法配合提供流动时，美国和拉美国家政府合作的结果是降低通胀率的同时引发拉美国家的“美元化”现象。[11]Sturzenegger（1994）采用前苏联与阿根廷的数据表明，在一国经济处于高通胀时期引入新的货币，从长期看，该经济主体将更多地使用这种新的货币[12]，Freitas（2004）也认为短期高通胀会引发长期货币替代现象。[13]以Bordo和Choudhri（1982）为代表的货币需求边际效用理论认为，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没有考虑预期汇率变化、实际收入等变量对机会成本的影响。[6]该理论从货币需求角度出发，通过对货币需求（用M1、M2来表示）与远期汇率建立双对数模型，得出了与Miles等的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模型完全相反的结论。进一步地， Bordo 和Choudhri在假设不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无套利、货币持有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情况下，建立关于货币和商品的效用函数以及包含来自金融的实际收入和来自其他资源的实际收入的预算约束方程，从而建立了货币需求的边际效用理论。他们指出，货币CES生产服务函数没有考虑实际收入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并且忽略了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可替代性，因此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针对两种模型不同的看法，Thomas运用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进行了总结和解释，即第三种主流模型。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由King， Putnam 和 Wilford 于1978年首次提出，Cuddington（1983）[7]，Thomas[8]（1985）[8]对其进行了发展而形成较有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从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出发，将不生息的货币余额看作是个人所持有的一种资产形式，出于保值和规避风险的目的，人们根据不同资产的收益率均值和方差调整所持有的本外币资产比例，进而导致资本流动的出现。当这种本外币资产持有比例的调整体现为货币余额的调整时，就表现为货币替代的发生。[8]Thomas认为，这一模型可以解释上述两种模型的分歧：当资本流动更多地表现为非货币资产的调整时，实证检验得出的货币替代程度会很小；反之亦然。Poloz（1982）则认为，之前的理论学说都没有考虑到获得货币资产所需支付的流动易成本以及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而人们持有货币的原因是基于交易成本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在这两者的约束下，经济行为人出于个人资产真实收益的最大化从而改变其持有的本外币余额，进而导致了货币替代现象的发生。[9]概括来看，货币替代的四种主流理论模型均侧重于对货币替代的产生原因进行研究，认为通胀、货币供给、预期利率变动、汇率波动、实际收入等因素均可对货币替代产生推动作用，通胀率高的国家以及汇率波动较大的国家都易产生货币替代现象。另外，Miles等（1978）认为政治因素和历史因素也是引起货币替代的原因。[5]Fielding和Shortland（2005）通过建立埃及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货币替代进程中政治因素的作用，认为政治暴力冲突也是引起货币替代的因素之一。[14]同时Dowd和Greenaway（1993）还从网络外部性的角度对货币替代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认为网络外部性是导致人们改变本外币需求的主要动因，从而导致了货币替代。[15]进一步地，Stix（2011）通过建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货币替代进程中历史因素和网络外部性的作用。[16]

基于以上四种理论学说，学术界进一步讨论了货币替代的影响。一般来说，对发生货币替代的国家，影响主要体现在实际汇率、通胀税或铸币税及福利水平三方面：（1）当外币替代本币执行价值储藏功能时，本国居民为了更多地获得外币资产必须通过经常账户的盈余来实现，而经常账户的盈余需要通过本币的贬值来获得。因此，货币替代现象会伴随有实际汇率的波动。（2）货币替代程度越高，政府就越难通过发行货币进而引发高通胀来为其赤字融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本币的货币需求对通胀的敏感度是很高的。因此，政府所能获得的通胀税与没有货币替代时相比更小一些。（3）政府通胀税的减少会带来居民福利的增加，然而Ozbilgin（2012）通过建立福利成本函数发现，只有当一国通胀率高于44%时，本国居民才能从货币替代中获利。[17]货币替生时，居民会更多地选择外币存款减少本币储蓄，本国银行由于储蓄减少不得不减少贷款收回投资，进而导致本国投资减少、国民收入下降、福利水平下降。对替代货币发行国而言，Effiom和Samuel（2010）认为货币替代会带来该国货币铸币税的增加，同时也会削弱该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18]Miles等[5]（1978）和Thomas（1985）[8]认为，由于货币替代的存在，当一国进行货币扩张导致持有该国货币的机会成本下降时，两国居民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引起该国货币流向外国，进而削弱了该国货币政策的效果。

二、最优货币区（OCA）理论：亚元的理论基石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由于各国货币与美元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制，汇率政策很难在调节国际收支中发挥作用，周期性的国际收支危机经常爆发。西欧地区试图建设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的实践进一步使Mundell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构想并探讨了怎样的地区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Mundell（1961）认为如果生产要素能够在货币同盟区内自由流动，即使工资与价格呈刚性，当遇到非对称冲击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也可以通过劳动力与资本的流动来抵消，即所谓的“生产要素流动性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国家可以组成一个“最优货币区”，在货币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而与最优货币区外的国家保持浮动汇率制以保证区内国家的内外均衡。[19]Mckinnon（1963）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开放度”标准，认为若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高，即可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例非常高，那么可贸易商品价格的变化带来的汇率的改变将意味着国内物价水平的大波动，而对国内生产的实际影响却很小，所以贸易往来频繁的区域可以组成最优货币区。[20]Ingram（1973）提出了“金融市场一体化”标准，他发现金融市场一体化有助于减少汇率调整的需求。因为只要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利率发生小幅波动，就会引起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促进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从而可以减少汇率调整的需要，进而减少汇率的波动。[21]Kenen（1969）提出“生产多样化”标准，认为生产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越能抵御外部冲击对经济总产出水平的影响，因为产品多样化意味着可以分散商品受外界市场冲击的风险。具备这样条件的国家之间适合于实行固定汇率制，组成共同货币区，一方面可以稳定国内经济，另一方面可与其他成员国一起追求货币统一后带来的货币效率。此外，Kenen还提出“财政政策统一”标准，他认为在货币联盟里一定要建立超国家的财政体系，这样才能在联盟内部发生非对称冲击时，将资金财政转移到受到冲击的国家，而不用调整汇率政策来缓解失衡。然而，这个标准意味着参加联盟的各国要有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统一，从而同意这样的财政安排，欧元区的危机也进一步证明了共同货币区内财政政策统一并加强财政监管的必要性。[22]Fleming（1971）提出了“通胀偏好相似性”标准，他认为各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通过影响汇率、利率来影响短期资本流动，从而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组成最优货币区的国家必须具有通胀偏好相似性。此外，若加入货币联盟国家之间对通胀偏好不一致，将会影响超国家中央银行政策的制定，从而对中央银行政策的可信度产生怀疑。[23]

20世纪70年代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推动了OCA理论的发展，“合理预期”假定的提出使得人们对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进而意识到组成共同货币区后，失去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从长期来看是很小的，这使得对于OCA理论的研究转移到成本收益的分析上来。Krugman（1990）以欧盟和芬兰为例，分析了芬兰加入欧盟的成本-收益曲线，得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24]GG-LL模型可以判断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加入货币区的选择的。但是Krugman的GG曲线和LL曲线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抽象概念，部分成本与收益的不可量化性使得一国不可能描绘出加入货币联盟的GG曲线和LL曲线的准确位置，也就不可能准确判断其加入货币联盟的临界点。Dowd与Greenaway（2003）联合提出了“网络外形与转换成本”理论。他们从货币转换成本的角度阐述了实行单一货币的成本与收益。他们认为，货币为它的使用者提供了一个“网络外形”，一个具体货币的价值取决于“网络”内有多少用户在使用该货币，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使用这种货币的人均利益就会上升。至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国家的货币存在，他们认为，主要是受历史环境及不确定性（用户数量及其潜在好处大小不确定）的影响，特别是向新货币过渡的“转换成本”（如政府发行新货币的成本），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在新货币使用上存在一种“惰性”。因此，由自主发行货币到加入货币联盟是一次货币制度的重大变迁，变迁动力来自成本与收益的对比，以及对政治因素的考虑。[15]

Mundell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时，外部冲击主要表现为单一产品需求变化的冲击，而现代经济的区域化、多样化又使外部冲击呈现新特征，出现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冲击的差别。如果区域内国家面临的冲击是对称性的，则区域内国家就更不需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也就更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相反，如果是非对称性的，则前述对组成货币区的标准和成本收益的研究便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并不具备现实意义。Poloz（1990）等学者通过考察实际汇率变动、股票价格变动、劳动力流动性、财政转移支付等指标判断经济冲击的对称性。[25]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SVAR方法，将经济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26]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在SVAR方法的基础上提出VAR方法，他们的研究发现奥地利、德国、丹麦、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的冲击有一个正向的关系，而且这些国家之间冲击的相关性比南部欧洲城市要高，但仍低于把美国分为8个经济地区之间冲击的相关性。[27]针对货币一体化对加入货币区的经济体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事前”不满足OCA的货币区能否在“事后”满足，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专业化观点与OCA内生性观点。OCA内生性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收入相关性与贸易一体化是正相关的。因为货币一体化降低了由汇率变化产生的交易费用，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而同盟国之间会结成长期的经贸关系，进而会促进某种程度的政治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反过来会推动双边贸易、经济与金融一体化、国家之间商业周期的同步性。与OCA内生性相对应的克鲁格曼专业化观点，认为随着单一货币的实现会促进贸易的发展与规模经济的产生，国家会集中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会变得单一化从而易于受到非对称性冲击，进而促使联盟国家间收入的相关性降低。

OCA理论为货币合作提供了一种思路，不仅可以用于分析不同国家之间的货币合作行为，也可以用于分析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情况。组成最优货币区后，各经济体之间通过维持固定汇率制，对外实行浮动汇率制，不仅可以促进货币区内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发展，还可以利用汇率政策抵抗货币区外的经济体带来的冲击。同时平行货币作为一种向OCA过渡的手段，可以尽量减小对各经济体的冲击。然而这一理论研究的拓展中还存在着一些待完善的地方，在实践中，组成共同货币区对各国财政政策、通胀偏好的要求较高，需要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高度协调性，这一点在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这次危机中欧元区的表现便是一个例证，构建“亚元”区也须以此为鉴。

三、人民币还是亚元：可操作性、改革成本与利益普惠性

货币替论与最优货币区理论都可以作为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基础：在货币替论中，一体化货币是区域内某一国家的货币；在最优货币区理论中，一体化货币是包含各经济体货币的权重货币。人民币充当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其本质是人民币在东亚地区内实现对其他货币的替代，而亚元则是建立在OCA理论的基础上，旨在促进东亚地区货币、金融与经济的一体化，两者对于打破现在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均有战略意义。

然而在实践中，两者在可操作性、改革成本与利益普惠性上的差别，决定了采用人民币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更具有现实意义。第一，区域货币合作的推进需要各个经济体的合作，不仅要求各国通胀偏好的一致性，更是对财政政策的一致性提出要求，需要各国经济、政治上的高度协调性。由于各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这种协调在实践中很难做到，极有可能出现一国债务由其他国家一起负担的现象（例如欧元区的希腊与德国）。此外，在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的过程中会存在各国之间的博弈，这不仅耗费巨大的博弈成本，而且由于博弈各方收益矩阵的难以量化性，使得博弈的结果很难预测和把握，对于博弈进入类似于囚徒困境这样的非合作博弈结果很难避免。与之相反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行为不需要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统一，对于各国经济政治的协调程度要求不高，因此更具有可操作性，并且中国可以顺应市场选择，通过做好“homework”进行人为推动。例如2012年6月开启的人民币日元直接兑换被认为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正在推进的允许境外企业在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也可以为人民币在外投资创造机会，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

第二，鉴于目前亚元的构想还没有付诸实施，因此与采用亚元相比，采用人民币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不仅可以获得同样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货币一体化带来的贸易成本减少等优势，而且可以减少时间成本。此外，人民币区域化避免了多国博弈，消除了博弈成本，并且由于不需要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进而不需要设立区域央行及其他组织，因此消除了机构设立成本及运行成本。概括来看，与使用亚元相比，采用人民币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可以降低时间成本，消除博弈成本与机构设立成本及运行成本，进而减少改革成本。

第三，由于亚元的构建和维护需要多国共同努力维持其政治和经济上的高度协调性，人民币的维护则只需要中国一国维持其政治的稳定性，经济金融的开放性、稳定性及发展性，因此与亚元相比人民币更具有稳定性，更有助于实现东亚共赢。中国在东亚地区占有重要的贸易地位，2011年东亚地区向美国出口的贸易总额中，中国占比高达50.77%，进口总额中占比为34.51%。2010年东亚地区向欧盟出口的贸易总额中，中国占比达33.47%，进口总额中占比为49.34%。若采用亚元作为结算货币，东亚地区的贸易企业整体会受到很大影响，而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可以保证东亚向美国出口的贸易总额中的一半以及向欧盟出口的贸易总额中的1/3不受影响或少受影响，从而降低货币一体化过程对东亚经济带来的震荡，实现东亚共赢。此外，与采用亚元相比，选择人民币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也可以为中国带来更多收益。这种额外的收益主要体现为铸币税收入的增加，一方面来源于基础货币量增加带来的货币铸币税，另一方面来源于对其他国家央行负债的抵偿使用。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可以缓解中国外汇储备过多问题，进而减少中国外汇资产的价值流失。因此，与亚元相比，采用人民币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更具稳定性，可以减少东亚地区改革成本、降低货币一体化对东亚经济的震荡并且为中国带来更多收益，具有利益普惠性，有助于东亚地区实现共赢。

四、东亚地区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路径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在空间上必然表现为一个从人民币区域化到国际化的过程。在释放渠道上，一方面由于我国是制造品出口大国并且目前出口占GDP的比重仍然很大，不可能通过人民币的迅速升值来降低出口，因此短期内依靠经常账户逆差来输出人民币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从2011年四个季度的数据来看，我国进口一直保持稳步增长。加之我国蕴藏的巨大消费潜力与欧盟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出口遇冷情况，长期来看，通过经常账户逆差输出人民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然而，与此同时必须创造更多可供投资的人民币资产以建立合理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另一方面，我国资本账户并未完全开放，大量国内投资通过非正常渠道流向国外，且国内仍有大量储蓄没有得到相应的投资机会，因此顺应资本流向，尽早开放资本账户，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可兑换，进而通过资本账户渠道来释放人民币才是一条可行路径。

从货币替代的理论来看，人民币在国际化过程中必须保持汇率的稳定或逐渐升值以及较低的通胀水平以保证人民币的货币价值。刘爱文（2005）在《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一文中也分析到由于人民币信誉的存在以及亚洲经济稳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反馈作用，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长期收益要大于其成本。[28]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使得人民币汇率变得更加难以控制，根据汇率决定理论中的货币分析法和货币数量理论，人民币的稳步升值和维持低通胀水平可以通过我国国民收入的稳步上升来实现，这就要求我国必须推进经济转型，更多地依靠消费和投资而非出口拉动经济，使得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GDP不会硬着陆。此外，在Miles等的货币余额模型中虽然提及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带来一国货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替代，然而这种分析是建立在两国资本完全流动的基础上的，并不适用于我国现在的情况。况且，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带来本国货币对他国货币的替代也是因为本国货币会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本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带来的只能是本国通胀率的迅速上升和本国货币的迅速贬值。另外， Dowd与Greenaway（2003）提出的“网络外形与转换成本”理论认为，由于历史因素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人们在新货币使用上存在惰性，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对目前国际货币的使用惯性进行考量也是必要的。[15]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美元仍处于霸权地位，并且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将国内的危机矛盾向国外进行转嫁，使得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外汇储备流失以及输入型通胀等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迫在眉睫，本文从货币替代与OCA理论出发，经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与政策建议：

1. 货币替代与“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均可作为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一部分，本质区别在于在货币合作中选择的是一国的货币还是由各货币组成的权重货币。两者都可以为区域内国家带来交易成本减少的好处，但在促进区域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最优货币区的组成需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协调合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保持一致，而货币替代则是一国可以操作和推动的，且对于各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没有一致性要求。

2. 将人民币作为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选择，不需要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而且对各国协调合作的能力要求较低，因此更具可操作性。同时采用人民币而非亚元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货币更具稳定性，可以降低改革成本、减少对东亚整体出口的影响，实现东亚地区的共赢，实现货币区域合作的普惠性目标。因此与亚元相比，“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更具有现实意义。

3. 对于人民币区域化而言，在人民币释放渠道方面，短期内建议通过开放资本账户，尽早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可兑换来输出人民币，长期来看可以通过经常账户逆差和资本账户两种渠道来释放人民币，但需要尽早建立合理的人民币回流机制。

4. 在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为了输出人民币的同时保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需要保证国内的低通胀水平，同时尽早实现GDP增长方式的转型，更多地依靠投资和消费来拉动GDP，以保证人民币的货币价值。此外，根据“网络外形与转换成本”理论，由于历史因素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人们在新货币使用上存在惰性，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对目前国际货币的使用惯性进行考量也是必要的。

参 考 文 献

[1] 周元元. 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区域化研究[J].金融研究，2008，（5）.

[2] 李稻葵，刘霖林. 人民币国际化：计量研究及政策分析[J].金融研究，2008，（11）.

[3] 忠，董新辉. 基于Cournot模型的东亚货币合作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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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基金收益论文篇6

关键词：货币时间价值；机会成本；现金流量；风险收益

一、货币时间价值（Time Value of Money）的概念

货币时间价值是指货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增值，也称为资金时间价值。专家给出的定义：货币的时间价值就是指当前所持有的一定量货币比未来获得的等量货币具有更高的价值。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现在的一单位货币与未来的一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要节省现在的一单位货币不消费而改在未来消费，则在未来消费时必须有大于一单位的货币可供消费，作为弥补延迟消费的贴水。

二、货币的时间价值的形式

相对数：没有风险和没有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绝对数：即时间价值额是资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带来的真实增值额，即一定数额的资金与时间价值率的乘积。

三、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原因

（一）货币时间价值是资源稀缺性的体现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消耗社会资源，现有的社会资源构成现存社会财富，利用这些社会资源创造出来的将来物质和文化产品构成了将来的社会财富，由于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特征，又能带来更多社会产品，所以现在物品的效用要高于未来物品的效用。在货币经济条件下，货币是商品的价值体现，现在的货币用于支配现在的商品，将来的货币用于支配将来的商品，所以现在货币的价值自然高于未来货币的价值。市场利息率是对平均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源稀缺性的反映，也是衡量货币时间价值的标准。

（二）货币时间价值是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货币的固有特征

在目前的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和商业银行体系派生存款共同构成，由于信用货币有增加的趋势，所以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现有货币也总是在价值上高于未来货币。市场利息率是可贷资金状况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反映，反映了货币价值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降低的程度。

（三）货币时间价值是人们认知心理的反映

由于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人们总是对现存事物的感知能力较强，而对未来事物的认识较模糊，结果使人们存在一种普遍的心理就是比较重视现在而忽视未来，现在的货币能够支配现在商品满足人们现实需要，而将来货币只能支配将来商品满足人们将来不确定需要，所以现在单位货币价值要高于未来单位货币的价值，为使人们放弃现在货币及其价值，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利息率便是这一代价。

四、货币时间价值在企业中的运用

（一）在筹资中的运用

1.利用权益资本筹资

首先是关于吸收直接投资，由于这种方式不仅可以筹集到资金还可以直接获取投资者的先进技术，所以有利于尽快形成生产能力，这样就可以为企业增加一定的时间价值。但是这种方式的资本成本较高，因为其报酬是根据出资的数额和实现利润的多寡来计算的。其次对于发行股票来说，它没有固定的到期日，是无须偿还永久性的资本，也不需定期支付股利。发行股票可以促进公司长期持续稳定的经营，但不管是普通股还是优先股其筹资成本都很高限制也多，增加了财务负担。最后，关于留存收益。虽然企业可以利用加大留存收益来进行筹资，而且用这种方式还可以减少对股东所支付的股利，但这样会影响到企业今后的外部融资，不利于企长远的发展。

2.利用债务资本筹资

首先，关于长期借款，和其他方式来进行比较长期借款的成本比较低，其利息可以在所得税前列支。而且比起股票、债券来说它的等集速度要快很多，可以较早地使用这些资金来获得收益。它还能根据公司情况提前偿还本息，这样能为企业节省一部分资金，但其不足之处就是筹资的数额有限。其次，对于债券来说有固定的到期日，并须定期支付利息，发行公司必须承担按期付息偿本的义务。但债券的利息也允许在所得税前支付，发行公司可享受扣减所得税的优惠，公司实际负担的债券成本一般要低于股票利息，而且无论发行公司的盈利多少，持券者一般只收取固定的利息，这样增加的收益大于支付的债息额就会增加股东的财富和公司的价值。不论通过何种筹资渠道来进行等资活动，都要为资金所有者因暂时失去其使用价值而付出代价，因而企业不仅要承担相应的资金成本，还要支付一定的利息，这说明不管选择哪种筹资方式都要支付出相应的货币时间价值。由于各种筹资渠道的资金成本是不同的，所以企业为了以较少的资金成本取得所需要的资金，就必须比较不同资金来源的资金成本，并合理进行配置，选出对企业有利的一种或几种筹资方式。当企业要选择通过贷款进行筹资时，由于借款具有到期偿还本息的特点，即受货币时间规律的影响，所以企业必须根据所等资金的用途，使用时间的长短、数额的多少、偿还的条件以及企业财务状况，盈利稳定性等情况来确定借款的数额、用途和期限。这说明在企业确定了适合自己的筹资方式后，仍要根据这些筹资方式的特点和偿还方式认真分析，来最大限度地为企业节省资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以从多种渠道、用多种方式筹集资金。筹资过程就是对不同筹资方式和筹资来源形成的筹资组合进行分析选择，从中选出资金成本最低的最优筹资方案。

（二）在投资中的运用

货币时间价值更多运用于企业的投资决策中。特别是中长期投资决策中，货币时间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中应考虑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机会成本观念

机会成本是指投资决策中，从多种方案中选取最优方案而放弃次优方案所丧失的收益。机会成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成本”，它不是一种支出或费用，而是失去的收益。这种收益不是实际发生的而是潜在的。机会成本总是针对具体方案的，离开被放弃的方案就无从计量。在财务上，虽然没有实际的现金流发生，但对资源的占用本身也将引起现金流的变化。机会成本与投资选择的多样性和资源的有限性相联系，当存在多种投资机会，而可供使用的资源又是有限的时候，机会成本就一定存在。当考虑机会成本时，往往会使某些看上去有利可图的投资实际上无利可图甚至是亏本的投资。

2.现金流量观念

现金流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投资项目实际收到或付出的现金数。任何一个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量都包含三个因素。投资过程的有效期，即现金流量的时间域；发生在各个时刻的现金流量，即每一时刻的现金收入或支出以及平衡不同时点现金流量的资本成本。这三个要素不论缺哪一个都不能成为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量。投资现金净流量与会计净收益（税后利润）是不相等的，其原因在于前者是按收付实现制计算的，后者是按权责发生制计算的。

3.风险收益均衡观念

一般而言，风险是指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风险是指实现现金流收益对期预期现金流收益的背离。二者的差异即反映了风险。企业风险主要有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两类。其中，财务风险是由于企业筹集资金而给企业预期收益带来的不确定性，尤指企业负债筹资所面临的风险（到期不能还本付息）。此风险源于企业资本利润率与借入资本利息率差额的不确定性和企业资本结构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是由于生产经营的原因给企业预期收益带来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生产和投资活动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来自于客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如社会经济是否稳定、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化、通货膨胀程度等都会造成企业销活动的不确定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等。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收益以及与之相关的风险而展开。收益越高，风险就可能越大；反而言之，风险越大，潜在的收益就越高。因此，在企业投资管理活动中，要尽可能回避各种风险，降低资金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

五、货币时间价值在新会计准则中的应用

（一）货币时间价值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准则中的应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对分期付款购买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做了如下规定：购买固定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通常在3年以上）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租赁性质的，固定资产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实际支付的价款与购买价款的现值之间的差额，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应予以资本化的之外，应当在信用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摊销金额均应当在信用期内计入当期损益（财务费用）。此外，新会计则还在预计净残值定义别强调了现值，即确定预计净残值时其金额应为其折现值。对预计净残值的重新定义充分考虑到了货币的时间价值，与国际准则保持了一致。新会计准则还规定，对于特殊行业的特定固定资产，在确定其初始成本时，还应考虑弃置费用。弃置费用的金额与其现值通常较大，需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即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预计负债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利息费用应当在发生时计入财务费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中对于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同固定资产准则相关规定相同，均体现了货币时间价值理论。

（二）货币时间价值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中的应用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在商业实质的判断上引入了货币时间价值理论。《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规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换人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大的。此处货币时间价值理论恰当的引入，使企业能够非常客观的判断自身所从事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在判断上遵循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三）货币时间价值在资产减值准则中的应用

通过解读《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发现，货币时间价值理论在该准则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方面。《资产减值准则》规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回收金额。可收回金额应当按照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应当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应当考虑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使用寿命和折现率等因素。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应当考虑是主要因素包括：应当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不应包括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或现金流出以及与所得税收付有关的现金流量：对通货膨胀因素的考虑应当和折现率相一致；涉及内部转移价格的需求作调整。由以上准则相关规定不难得出结论，资产减值准则是新会计准则中运用货币时间价值理论最多的一项准则。

（四）货币时间价值在或有事项准则中的应用

或有事项准则对货币时间价值理论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或有负债初始计量”方面。《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规定：预计负债应按照履行相关现实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企业在确定最佳估计数时，应当综合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不确定性和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应当通过对相关未来现金流出进行折现后确定最佳估计数。准则明确指出了“货币时间是价值”，可见货币时间价值理论在准则中的重要性。

（五）货币时间价值在收入准则中的应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定：企业应当按照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但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具有融资性质，应当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在合同或协议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计入当期损益。准则运用货币时间价值理论将商品（劳务）收入与利息收入区别开来。

（六）货币时间价值在租赁准则中的应用

货币基金收益论文篇7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 人民币 国际化 利弊 实证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日渐暴露出不足和问题，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日益强烈。本文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国际金融危机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为人民币国际化寻求理论和实证支持。

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

（一）理论分析

1.获得铸币税的收入和计价结算等金融性收益。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可获得铸币税收入。铸币税收入在国内是通过立法强制执行的，利润归国家所有，是央行发行货币的利益。国际铸币税的来源与分配因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同而有异。二是计价及结算等金融性收益。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为国外的央行持有成为境外储备资产，且主要以存款形式和国债形式存在。这意味着一方面，作为货币发行国必须向境外央行支付存款利息和国债利息，这部分成本减少了发行国的国际铸币税收入；另一方面，也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银行体系和政府提供了巨额资金来源。

2.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助于带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后，更多的外资银行与外资金融机构会不断进入我国金融领域，这对我国银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和应对这种激烈的竞争，我国金融体制必须在资金、业务范围、服务和风险管理等多方面进行改革，以便适应市场的要求及加快我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3.减少汇率风险有利于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能减少汇率风险，有利于中国对外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提高我国国际金融竞争力。人民币国际化后，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被广泛接受，我国企业、投资者和居民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可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其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所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和货币交易成本也随之降低，而这种双重收益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

4.有利于缓解高额外汇储备压力而降低外汇储备规模。人民币国际化后，由于贸易结算都使用本国货币，不需要过多的外汇储备，而且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是本国制定，更减少了需要应对贸易赤字、货币投机所需要的外汇储备。

5.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后，我国就掌握了一种国际货币的发行和调节权，将使那些使用人民币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我国经济的一定依赖性，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政策变化也将对那些国家产生影响，从而促使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二）实证分析

当前文献对人民币国际化收益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为了能具体量化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收益，本文将货币国际化的收益粗略地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可以量化的经济收益，包括国际铸币税收入和计价及结算等金融性收益；二是不能量化的经济收益以及其他收益。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着重考察一国货币国际化所能带来的可量化的经济收益。

本文认为2011-2020年人民币将实现区域化，2021-2030年人民币将实现国际化。因此，分两个部分计算国际铸币税收入。

1.2011-2020年人民币区域化的国际铸币税收入。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把已经使用人民币的21个国家和地区大体分为三类：

第一类经济体是我国的香港和澳门地区。鉴于香港特区从内地的进口中相当部分为转口贸易，因此暂且估计其贸易额中仅需5％的人民币作为储备保证。

第二类经济体是指在边境贸易中广泛使用人民币或者人民币已经在全境或局部通用的经济体。由于此类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对我国的依附较大，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也相对较大，可用相当于双边贸易额的20％来估计此类经济体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

第三类经济体是指已经接受人民币存款或在将来10年有希望接受人民币的经济体。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的需求来自于边境贸易、旅游、投资等多方面，对我国的依存度相对较小，因此可以用相当于双边贸易额的10％来估计此类经济体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

第二步，估算两类国家和地区从我国进口的年均递增率，这个数据可以用前五年进口的平均递增率替代。

第三步，根据前两个步骤得出的数据，计算出未来某年两类国家和地区所需持有的美元储备总额，并折算成人民币储备需求。在此基础上，计算出这些境外储备资产的净收益。即得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计量的收益。

本文进一步预测一下人民币区域国际化可产生的经济利益。

假设：人民币于2010年在上述两类地区正式担当起区域国际货币的职能，成为其官方储备货币之一；2008年以后上述各地区从我国进口的增长率等于其2004-2008年的平均增长率；人民币存贷款年利率取2004-2008的平均年利率，存款年利率为3.15%，贷款年利率为6.68%；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在7元人民币/美元的水平。

2001年以来，我国对三类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逐年递增，2004-2008年间，我国对三类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8.67%、39.01%和33.8%。至2008年底我国可获得的铸币税收入约为471亿美元，按照汇率折的增长率各自等于其2004-2008年进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则2010年这三类国家的人民币储备额将达到5995亿元。若2010年实现人民币在亚洲的区域化，则十年间（2011-2020年）我国可获得的人民币国际铸币税收入大致为12.5万亿元人民币。

2.运用境外人民币储备资产投资的金融性净收益（2011-2020年）。我国运用境外人民币储备资产进行投资的净收益等于这部分资金的投资收益和成本之差。成本（C）主要由需要对外支付的存款利息（C1）和国债利息（C2）构成，投资收益（R）主要来源于贷款利息收入。理论上，要计算运用境外储备进行投资的净收益，必须了解每一笔存款和国债的期限和利率。在实际操作中，本文为了计算的方便，用年利率来代替不同期限、不同品种利率的加权值。假设存款年利率为r1，国债年利率为r2，贷款年利率为r3，则成本等于存款利息和国债利息之和，即：

C=C1+C2=r1×D+r2×T （4）

其中，D为存款，T为国债，由于无法对未来人民币作为境外储备资产以存款形式和国债形式存在的比重做出具体的估计（即无法对D、T的数值做出具体的估计），进一步假设人民币的国债年利率等于存款年利率，即r1=r2，则式（4）可改写为：

C=C1+C2=r1×D+r1×T=r1×（D+T）=r1×M （5）

由此，式（2）可进一步写成：

FN=R-C=r3×M-r1×M=（r3-r1）×M （6）

即运用境外人民币储备资产投资的金融性净收益等于境外人民币储备资产（M）乘以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差（r3-r1）。由以上推算可知，至2020年，我国十年间可获得的国际铸币税收入大约为125414亿元，运用这些境外人民币储备资产投资所获得的金融性净收益约为16002亿元。根据公式，人民币亚洲区域化在十年间带给我国的可计量的经济收益约为14万亿元人民币，如此巨大的经济收益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化）进程中是不可忽视的。

3.2021-2030年人民币国际化后的国际铸币税收入。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不断增强，现假定在2030年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在推算2030年我国获得国际铸币税前，要说明以下几个假设：

假设1：人民币于2030年在世界各地区充当国际货币。

假设2：按国际金融公认的理论和通行的做法，一国官方必须储存占年进口额20%-30%的外汇储备以便应付支付需要。本文假设世界各地区按从中国进口额的20%保留人民币储备。

假设3：2008年以后世界各地区从我国进口的年平均发展速度为2004-2008年的年平均发展速度。

假设4：人民币贷款年利率和存款年利率取2004-2008年的平均数据，分别为6.68%和3.15%。

假设5：2030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1。

由此可以大致推算出人民币国际化后，在世界范围内征收的国际铸币税。通过计算，到2030年我国将向全世界征收的国际铸币税大约为347.3千亿元人民币。截至2008年，美元国际货币本位币的地位使美国获得的铸币税收入超过18.4万亿美元，此数字是美国2007年GDP总额的1.31倍，而我国为其贡献了1/10。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了人民币应该实现国际化，这就从国际铸币税角度提醒我国需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使人民币也能参与国际铸币税的分配。

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

（一）汇率风险成本

人民币汇率风险。一国货币国际化后，其国内金融市场必定是自由开放的，由于货币壁垒的消失，游资流出与流入畅通无阻，这会对本国货币供给造成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又会对汇率乃至整个国内经济造成影响，投机冲击成本也就在所难免。

（二）利率自由化成本

利率自由化后，国内大多数企业丧失了长期以来国家实行的低利率政策的收益，在浮动利率情况下，一旦利率上升，国内企业和经营者成本上升，最终影响国民经济整体利益和增长。利率自由浮动在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国际资本移动规模、速度扩大和提高，从而扩大交易成本，增加风险因素。

（三）调控成本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意味着其流通范围空前扩大，世界市场上的人民币存量巨增，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大打折扣，稳定汇率将不得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利率手段，从而使本国经济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环境。

（四）信心成本

信心成本主要表现为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增强持有信心的“升值成本”和维持持有信心的“承诺成本”。一国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一般地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货币对外升值。对于货币发行国来说，持续地、大幅度地处于升值状态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首先是使对外贸易收支潜伏着失衡的可能，同时，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和取得国际货币地位后要维持国外货币待有者对本国货币的信心，货币发行国必然要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调整政策使其服从于可兑换性的要求。

（五）政策偏离成本

货币国际化使得国内和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溢出效应使得一国国内的货币政策没有或者只有很小一部分作用于国内经济变量，货币政策达不到预定的最终目标；而国外的回馈效应又使得国外政策会波及到国内。两种效应同时起作用致使货币政策偏离预期目标甚至失效。

结论

综上所述，人民币国际化既有收益，也有成本，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要大于成本。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强劲增长和我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迅速提高的大势所趋。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以其带来较小的经济成本为前提，不断地进行成本与收益比较，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的有利条件，逐步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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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基金收益论文篇8

针对近期舆论认为类“余额宝”的互联网货币基金给银行业带来的冲击问题，原《基金法》起草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国际投资管理协会名誉会长王连洲昨日在杭州调研支付宝时称，货币市场基金不会动摇银行的存款基础，资金并没有实质流出银行体系。

王连洲指出，居民将银行活期存款转移到货币市场基金，货币基金投资于银行协议存款，从整体上看，资金并未太多流出银行体系，只不过不同市场的利率价格差被打破。

他还表示，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也不足以推高整个市场利率上行。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月末，中国货币市场基金总规模为9532亿元，而居民储蓄存款为47.9万亿元，全部人民币存款为103.4万亿元，相比之下货币市场基金要小得多。

王连洲认为，从长期来看，货币市场基金和银行存款是良性竞争。美国的经验表明，当货币市场基金与银行的存款利率差较大的时候，会吸引资金从银行存款转到货币市场基金，而当利差收窄时，资金又会从货币市场基金回流到银行存款。

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2年，美国货币市场基金规模与活期存款之比，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从接近100%下降到30%左右。王连洲说，货币市场基金并没有成为冲垮银行存款的洪水猛兽，反而成为促使银行改善服务的催化剂。

他认为，从另一角度看，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本身就是市场化竞争的产物，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和费率也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费率高、服务差，资金自然就会流向其他货币市场基金，或者回流到银行，反之亦然。

他认为，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体现了以科技手段推动普惠金融的理念，对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强居民的理财观念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余额宝并没有改变货币市场基金的金融本质，从中长期来看，并不会动摇银行的存款基础，反而能够促使金融体系提高效率、改善服务。

对于外界评论类“余额宝”互联网金融货币基金所可能带来的监管真空问题，昨日也在支付宝调研的中国社科院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称，互联网金融发展还需一个利益机制协调，其中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行业协会的协调，另一个就是监管部门的利益协调。他认为，当前政策制定者或许还看得不够清晰，因此才介入得不深，目前尚属于一种友好型的监管。

“在此过程中，政策制定者需要把握一个度，在进行观察的同时，也适度缩小观察期。”杨涛表示，此外，推动和互联网有关的新消费支付文化理念提升也很重要，整个公众也需对此事有理性的思考和认知。